银行信托合同十篇

银行信托合同篇1

一、合同双方

借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贷方：中银信托投资公司

二、贷款种类

本合同项下贷款为流动资金贷款，不得挪作它用。

三、贷款币种及金额

币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金额：（小写）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大写）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四、贷款用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五、贷款期限：自________年________月________日至________年________月________日，共计________天。

六、利率与计息

1．利率：（a）按年利率________％计算；

（b）按贷方划款日伦敦银行同业拆放同期利率加_______（libor＋_______）计算。

2．计息：按贷款实际发生额半年结算一次，上半年六月二十日，下半年十二月二十日，如借方未于计息日付应付利息，上述贷款利率按实际用款天数（360日／年）计息。

3．起息：按实际汇出日起计息。

4．如中国银行总行制定的计息办法发生变化时，本合同将按新的办法执行。

七、还款

1．借方应严格按还款计划或本合同规定还款；

2．借款方提前还款时，应在预计偿还日前十五天书面通知贷方并获得贷方的认可。对不经贷方认可而提前归还的贷款部分，贷方将向借方收取一次性_______％的承担费；

3．借方因故无法按期还款时，应于规定还款日前一个月向贷方提出延期付款的申请。并准备办理有关展期的手续。经贷方批准同意展期的部分，不予罚息。

八、保证

1．借方保证向贷方提交的所有资料必须是合法、真实、有效的文件。

2．借方保证本合同项下的贷款专款专用，不挪作它用。

3．借方保证按时向贷方提交使用贷款的有关资料，接受贷方的监督和检查。

4．借方由于变更、改制、承包或经主管部门批准关、停、并、转时，保证最迟于一个月以前通知贷方，并立即清偿所有债务。经贷方同意，借方可将债务转移给接收单位或新设单位，但接收债务单位必须与贷方重新签订贷款合同，合同签订以前，贷方随时有向借方追偿债务的权利。

5．贷方保证按照合同的条款及用款计划及时向借方提供贷款。

九、违约责任

1．无论何方，亦无论因何种原因、何种方式拒绝执行或拖延执行本合同规定的所有条款之任何一项，均视为违约行为，应按下述条款或通过法律程序予以解决。

2．如贷方不按合同规定，挤占挪用本合同项下的贷款时，贷方将按人民银行有关规定在原有贷款利率基础上加收_____％的罚息；

3．如贷方未按本合同或用款计划规定按时拨付款项，借方有权要求贷方按实际违约金额及延误天数，按罚收逾期贷款的同等利率向借方支付违约金。

4．如借方未按本合同或还款计划规定按期还款时，贷方将给予借方_________天的宽限期，如在宽限期内借方仍不能清偿全部款项，则贷方将对借方加收未偿还部分每日_______％的罚息。

5．如借方在贷方加收罚息及多次通知、警告后仍不能偿还贷方贷款时，贷方有权通过法律手段向借方追偿所有未还资金。

十、担保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十一、合同生效

本合同自双方有权签字人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

十二、仲裁

本合同执行期间，如发生争议，借、贷双方首先应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交由中国有关部门仲裁。此仲裁是终局的。由此发生的一切费用由败诉方负担。

十三、本合同正本一式二份，借、贷双方各执一份；副本若干，份数不限。

借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有权签字人：__________________

签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开户银行：____________________

银行帐号：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贷方：中银信托投资公司

有权签字人：__________________

签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户银行：中国银行总行营业部

银行信托合同篇2

0 引言

根据《银行与信托公司业务合作指引》的规定，银信理财合作，是指银行将理财计划项下的资金交付信托，由信托公司担任受托人并按照信托文件的约定进行管理、运用和处分的行为。该规定认可了银行将理财资金用于设立信托。但是有关商业银行理财产品的法律性质，一直都是理论界争议的焦点，银信合作中理财产品项下的投资者、银行、信托公司三方的法律关系究竟是何，尤其是在投资产生亏损的情形下，三方法律关系的界定不同将导致不同的责任承担后果，本文从一起银信合作领域的纠纷案件入手，结合信托关系的设立，从而分析银行理财产品的法律性质。

1 案情简介

陈耀认购光大银行杭州分行（以下简称“光大银行”）的理财产品成立同赢八号资产管理计划，光大银行再以同赢八号项下的理财资金委托国投信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投信托”）设立的单一信托。在理财产品发生亏损的情形下，陈耀要求赎回理财产品，但是不属于陈耀与光大银行签署的投资计划书中约定可以及时赎回的日期，待实际赎回时，理财产品已经发生了较大亏损，陈耀起诉要求光大银行承担损失未果，故起诉要求其披露与信托公司签署的信托合同（以下简称“本案”），一审败诉后二审上诉。

二审法院认为，陈耀与光大银行签订的产品协议书在双方之间设立了委托理财合同关系，约定由陈耀向光大银行购买同赢八号理财产品。该理财产品的投向为委托信托公司设立信托计划，而该信托计划系光大银行针对该理财产品所募集的全部资金统一设立的，而并非为每个投资者所投的资金单独设立的。本案系陈耀因购买光大银行的理财产品而引发的委托理财合同。而非陈耀直接购买信托产品而与信托公司发生的信托合同纠纷，故陈耀要求光大银行单独为其与国投信托签订全套信托文件亦缺乏依据，综上，陈耀的上述请求未能得到支持[1]。

本案中有两层法律关系，一是陈耀理财产品投资者与光大银行之间的法律关系，二是光大银行以理财产品的资金设立信托的法律关系，这两者法律关系的界定，存在一定的关联性。理财产品的法律关系性质不同，将影响信托关系的成立与否，也将导致案件最终的结果发生变化，因此，本文依据不同理财产品性质界定的理论，分析银信合作领域中对上述法律关系认定中存在的问题。

2 将理财产品中投资者与银行的法律关系界定为委托关系

关于何为商业银行理财产品，并没有明确的法律层面的规定，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称“银监会”）于2005年的《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管理暂行办法》中，将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按照管理运作方式不同，分为理财顾问服务和综合理财服务。根据该规定，商业银行提供综合理财服务，就在客户与商业银行之间构成委托的关系，银行根据客户的委托和授权，由银行进行投资和资产管理，而通常所称的商业银行理财产品，也指的是综合理财服务，因此，有观点认为，投资者认购商业银行理财产品与银行构成委托的关系。

如双方成立委托关系，那么依据《合同法》第四百零一条的规定，虽不存在单独以陈耀名义签署的信托合同，但是陈耀作为同赢八号投资者之一，与其他投资者一道委托光大银行进行信托投资，是有权要求光大银行提供其作为同赢八号整体的人签署的信托合同。况且，披露信托合同，并不存在损害同赢八号其他委托人的情形，也不需要征求同赢八号其他委托人的事项。

但陈耀败诉的关键是其认为银行作为人同赢八号项下多个投资人成立信托，其与信托公司之间成立的是一个集合资金信托计划，银行应当其与信托公司签署多份信托合同，殊不知，信托行业内，对于银行以理财资金设立信托的，信托公司通常与银行签署单一资金信托合同。委托关系下，银行系作为理财产品投资者人的身份还是作为资金所有人的身份来设立信托，所设立的信托为单一资金信托还是集合资金信托，关系到理财产品投资者与信托公司之间是否存在信托关系，故以下区分情形进行分析。

2.1 银行作为理财产品投资者的人，代为交付信托资金并设立信托

在此情形下，银行为名义上的委托人，理财产品投资者为实际的委托人。但理财产品投资者如要与信托公司产生信托关系，还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疑问。

首先，设立信托，信托财产应当是委托人合法所有的财产。商业银行虽然不是以自有资金进行投资，但该资金也可以理解为投资者委托银行向信托公司交付的信托资金，因此，如理财产品项下投资者的资金系合法所有的资金，则不存在该方面的法律障碍。

其次，采取信托合同形式设立信托的，需要委托人与受托人就信托合同的签署达成合意。如银行事先并未披露其以理财资金设立信托的，受托人认为仅需要依据银行的意愿管理信托，但实际上最终将需要听从理财产品背后众多委托人的指令，受益人也由银行一人变更为众多的受益人，受托人是否在该等情况下同意担任受托人的意思表示没有体现，如受托人同意继续担任受托人，自无问题，但如受托人不同意的，则委托人及受托人就签署信托合同这一合意实际上没有达成，信托不成立。

如银行事先披露系其以理财资金设立信托的，受托人仍然同意设立信托的，法律并未禁止委托人委托他人代为签署信托合同并设立信托，因此银行可以作为众多委托人共同的人签署信托合同。虽然实践中，银行与信托公司的合同中通常并未明确表明银行作为理财产品投资者的人。

再次，如果商业银行披露了其作为理财产品投资者的人签署信托合同，那么受益人同时是理财产品项下的投资者，则商业银行可以作为众多受益人共同的人，自不存在法律障碍。如果没有披露的，则受益人不是不确定，而是发生了重大的变更，也会因为上文所述设立信托的合意没有达成，而导致信托不成立。

这样理解，如商业银行明确向信托公司披露其作为理财产品投资者的人签署信托合同的，则其作为人设立信托是合法有效的，陈耀与信托公司之间成立信托关系。同时，由于理财产品投资者人数在两人以上且交付的信托财产为资金，因此符合《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中有关集合资金信托的定义。但是，《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项下对于委托人的资格及最低资金来源通常进行了限制，而一般的理财产品投资门槛为人民币5万元，远低于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的委托人资格门槛，大多数理财产品投资者并不符合上述规定。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为2009年银监会出台，《银行与信托公司业务合作指引》为2008年银监会出台，如银行作为理财产品投资者的人设立信托的，按照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银行只能以符合《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的合格投资者的资金交付的理财资金才可以最终设立信托，并且人数上也应当有限制，但是有关银信理财合作领域的监管规定，如《关于进一步规范银信合作有关事项的通知》（银监发[2009]111号）第六条只规定特殊领域投资的，理财资金投资者才需要符合《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的要求，但未限制人数，在其他银信理财合作领域也没有限制性的规定。

实践中，在银信理财合作领域信托公司不会适用《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的规定，银行与信托公司之间通常签署单一资金信托合同，该规定中有关于委托人及受益人权利、受益人大会、受托人职责、信息披露等诸多有利于委托人、受益人条款在信托公司与银行之间的单一资金信托合同中通常不会体现，信托合同中诸多设计也是从银行及信托公司的角度出发，并未考虑到众多理财产品项下投资者的情况，所保护的是银行自身而非理财产品投资者的权益。

2.2 银行与理财投资者之间构成委托关系，但银行以自己所有的资金设立信托

在此情形下，货币作为特殊的种类物，交付即发生所有权的转移，因此投资者将资金交付给银行，该资金所有权即归属于银行，银行系以自己名义、自己的资金并以其自身为受益人设立单一资金信托，至于银行最终资金来自于通过发行理财产品获得还是运营而来的自有资金，银行设立信托的意愿是来自于理财产品项下投资者的约束，还是出于银行自身，银行获得收益后分配给自己还是分配给理财产品项下的投资者，均不影响信托的设立，信托关系仅存在于信托公司与银行之间，而投资者只在与银行之间的理财产品项下对银行存在委托关系下对银行的债权，与信托公司之间不存在信托关系。

这种解释似乎更符合实践，在银信合作领域，尤其在发生信托产品兑付危机时，如果委托人是银行且以理财资金认购的，信托公司通常不会理会理财产品背后的投资者，而理财产品的投资者也通常不会直接去追究信托公司的责任，本案中，陈耀也是因为追究光大银行责任无果后才通过要求披露信托合同的关系去追究相关方的责任。

3 将理财产品中投资者与银行的法律关系界定为信托关系

上述将理财产品界定为委托的关系，进而区分情况界定投资者、银行与信托公司之间的关系，虽然也是一种解释方法，而现实是，投资者与银行之间的关系不完全符合委托的关系，而以此来解释投资者与银行之间的关系，也不利于投资者权利的保护，理由如下：

第一，越来越多的理财产品走向平民化，小额化及便捷化，对大多数的投资者而言，银行与一般的理财产品投资者不会就理财资金如何进行投资运作进行一一的协商，而是限定投资范围、投资比例，投资者并不会关注银行具体如何投资，很多事项银行也不会征求投资者的同意，投资者大多数关注是否足额收到到期分配本金和收益，这与信托关系中受益人享有受益权的目的是一致的，投资者对理财产品的态度与委托关系项下委托人对于人处理事务的控制权不一致。

第二，委托关系中，法律没有明确规定人勤勉尽职、忠实义务、谨慎义务等等，因为传统的委托关系中，委托的事项通常简单、单一，通常是事务性的，被人没有过多的自由裁量权，而商业银行理财产品中银行通常处于主动投资的角色，所处理事项的复杂程度、所具有的自由裁量权已经超越了传统的人职责，这也与传统的人角色不符。

第三，委托关系中，被人的财产并没有与人的自有财产、人管理的其他财产严格区分并享有独立性，因而就会出现在银行破产的情形下等极端情形下无法保证委托理财产品不受银行其他债权人的追索，也无法保证银行不挪用某一理财产品项下的财产用来偿还其他理财产品，加大了理财资金的投资风险。

因此，越来越多的学者主张将理财产品中银行与投资者的法律关系界定为信托关系，理财产品的法律关系也更加符合信托关系的特征。

但目前将理财产品法律关系认定为信托关系，仍存在一定的法律障碍。1995年《商业银行法》第四十三条明确规定，商业银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得从事信托投资和证券经营业务。2001年颁布的《信托法》并非一部信托业法，关于法人作为受托人的资格也并无明确规定，并未限制商业银行作为营业信托的受托人，但是也并未明确予以认可，而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在2001年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公布执行后有关问题的通知》的规定，营业性信托的受托人主体限定为信托投资公司和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目前我国金融机构采取分业监管，这或许是银监会在《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管理暂行办法》中采用委托关系来定义投资者与银行之间关系的原因之一。

然而，随着泛资产管理时代的到来，不仅仅是银行发行的理财产品，证券公司及其子公司、基金公司及其子公司、保险公司及其设立的资产管理公司、期货公司、私募基金管理人等众多的资产管理机构均可设立各种形式的资产管理计划或者私募契约型基金，由于上述国务院办公厅的相关规定，上述关系均无法合法的纳入信托的法律关系中，只能界定为委托关系，但委托关系显然已经无法很好的解释这些资产管理行为的设立、管理、分配等等行为，虽然这些领域相关的监管规定均规定委托财产与固有财产、与其他管理的财产相互隔离，不是破产财产，但毕竟法律层级过低，可能无法得到法院的认可。本案作为业内较为简单的银信理财业务尚且有如此纠纷，而交叉同业投资产品更使得用委托关系来解释变得更为复杂，复杂的金融交易结构，动辄三层以上的法律关系，如简单套用委托关系，既加大了交易成本和法律关系的不确定性，又增大了投资者的投资风险。

4 根据理财产品种类不同区分投资者与银行的法律关系

有观点认为，投资者与银行的法律关系应当根据理财产品性质来进行区分：

一是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合同关系，这一类法律关系主要存在于理财顾问服务；

二是借款合同关系，这一类合同关系包括保证收益和保本浮动收益两类；

三是信托投资关系，这一类关系主要为非保本浮动收益类理财[2]。

也有观点认为，在固定收益理财产品中，商业银行与投资者之间是债权、债务关系，在非保本浮动收益理财产品中，银行与投资者之间是一种信托关系，在保本浮动收益理财产品中，银行与投资者之间是一种有担保的信托关系[3]。还有观点将理财产品区分为资产管理类理财产品、衍生产品交易类理财产品，前者是信托关系，后者是交易关系[4]。

笔者认为，对于单纯与相应产品或者指数挂钩的理财产品，实质上是一种场外的衍生品交易，与本文所讨论的理财产品非同一种类。

将固定收益类产品或者保本保收益等有保底条款的理财产品界定为一般的借款关系或债权债务关系，则在银信理财合作领域，投资者仅与银行发生法律关系，与信托公司不产生直接的法律关系，银行与信托公司之间产生信托关系。

固定收益类产品与浮动收益类产品的区别在于收益方式不同。在目前实践中，如果适用委托关系来解释投资者与银行之间的关系，则存在超过固定收益部分归属约定不清的问题，事实上这部分收益由银行获得，发生亏损时，也并非所有投资者均无法接受。固定收益类理财产品的投资风险一般较小，收益比存款要高，投资者自愿让渡超额收益部分来换取固定收益，贸然将固定收益类产品界定为借款关系或一般债权债务关系，实际上不符合投资者与银行的本意，可能会降低银行发行该类产品的积极性，最终会减少投资者投资可选择品种。信托关系中同样可以按照固定收益方式分配收益，目前信托公司发行的有预期收益率的信托产品实际上就是固定收益类产品，超过固定收益部分将作为信托报酬分配给受托人，因此，收益分配方式并不会影响基础法律关系。

保底条款是否有效，一直是有争议的。笔者认为，商业社会双方意思自治，只要不涉及到非法集资等刑事领域，则在委托框架下或者是在信托的框架下，保底条款也均可以是有效的，不见得借款关系就比委托关系或者信托关系附加有效的保底条款对投资者更为有利，承认保底条款是否有效其实与人或者受托人的利益更为密切，从根本上而言是一个政策考量的问题。我国规定证券投资基金公司、信托公司不得保底，是从投资发展、金融稳定性的角度出发，但是日本的信托业法规定，“由信托业（受托人）保证本金不受损失并保证最低收益率。倘若此项保证落空，即使受托人已善尽其职，也得负责补偿本金损失或补足最低收益”，可见信托公司也是可以保底的[5]，信托关系并不必然无法包容保底条款，没有必要因为保底条款的存在而将委托关系或信托关系界定为借款或者一般债权债务关系。

另外，这种认定相比于前两者而言，投资者不仅无法主张信托关系下信托财产的独立性、受托人的过错等等，也无法主张委托关系项下人的过错，对该类理财产品投资者的保护更加弱化。

银行信托合同篇3

信托类贷款理财业务中银行面临的主要风险

综观我国境内商业银行开展信托类贷款理财业务的实践，银行可能面临的主要风险有如下几类：

理财产品涉及的资金信托结构蕴含的合规性风险

从各银行与信托公司合作的实践来看，信托贷款类理财产品的核心环节是设计集合资金信托计划。该信托计划应该适用中国银监会2006年12月28日通过且自2007年3月1日起施行的《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但事实上，二者存在着明显的不协调甚至直接抵触之处，这主要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委托人”是否合格。无论从理财产品资金的来源还是资金未来投资风险的承受来看，银行并不因为筹集了理财资金而成为这些资金的所有人，银行并不承受这些资金的投资风险，实际上集合资金信托合同有关当事人设计中，有关文件也往往明确定位银行为集合资金的代表；另外，《办法》第二条也明确规定了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的委托人应该是两个以上的委托人，即“将两个以上（含两个）委托人交付的资金进行集中管理、运用或处分的资金信托业务活动，适用本办法”，这意味着银行不可能作为唯一的委托人。基于此，真正的委托人应该是理财产品的投资人，这些投资人作为真实的集合资金信托的“委托人”应该符合《办法》有关规定，尤其是该办法第五条强调了委托人应该是“合格投资者”，所谓合格投资者是指符合第六条所规定的以下条件之一，能够识别、判断和承担信托计划相应风险的人：（1）投资一个信托计划的最低金额不少于100万元人民币的自然人、法人或者依法成立的其他组织；（2）个人或家庭金融资产总计在其认购时超过100万元人民币，且能提供相关财产证明的自然人；（3）个人收入在最近三年内每年收入超过20万元人民币或者夫妻双方合计收入在最近三年内每年收入超过30万元人民币，且能提供相关收入证明的自然人。从银行发售理财产品环节来看，银行对投资人并未严格关注前述条件，尤其是未在有关理财产品销售宣传文件或产品说明书中做出明确的规定。这为银行与信托公司合作设立集合资金信托的合规性留下了违规风险问题。

集合资金信托可能存在违反单个信托计划自然人人数和信托期限的限制。根据《办法》第五条规定，信托公司设立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应该符合“单个信托计划的自然人人数不得超过50人”且“信托期限不少于一年”的规定。但是从银行在信托贷款类理财产品的发售实践来看，很少有银行考虑前述规定，理财产品的自然人人数往往都大大超出50人的限制，而且理财产品的投资期限也未必均在一年以上，例如某银行产品“特别理财计划信贷资产转让人民币9个月”，就是以9个月为期限。

集合信托资金的用途是否合规。从信托类贷款理财产品设计的初衷来看，理财资金最终投向贷款项目是合乎情理的，但是这一投资去向与《办法》的规定不协调。因为该《办法》第二十七条第二款明确规定信托公司管理信托计划“向他人提供贷款不得超过其管理的所有信托计划实收余额的30％”，这意味着理财资金设立的资金信托项下资金投向贷款不得超过其筹集资金总额的30％。可是，信托类贷款理财产品针对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的最终投向绝大多数都是百分之百用于提供贷款，这意味着信托贷款类理财产品天然就蕴含了抵触监管规章的缺陷。从严格的合规意义来看，笔者认为这里是隐藏了明显的违规问题，而且如果银监会为了严格贯彻国家宏观调控政策而检查信托贷款类理财产品，则银行仍然可能承受违规风险及相应处罚。

集合资金信托涉及的受益人大会运作的合规问题。根据《办法》第四十二条规定，出现以下事项而信托计划文件未有事先约定的，应当召开受益人大会审议决定：（1）提前终止信托合同或者延长信托期限；（2）改变信托财产运用方式；（3）更换受托人；（4）提高受托人的报酬标准；（5）信托计划文件约定需要召开受益人大会的其他事项。从信托类贷款理财产品的架构安排看，虽然银行与信托公司的信托合同往往也有受益人大会机制，即受益人“有权根据有关规定召集、参加受益人大会”，但是通常没有具体约定哪些事项由受益人大会决定；另外，银行作为受益人代表（银行与信托公司的信托合同往往把银行直接设计为受益人，即此类信托是自益信托）在银行与理财产品投资人之间的相关合同中，也很少涉及受益人权利的安排问题，更没有具体约定受益人大会的委托事宜，这意味着银行作为受益人代表是无法自主决定应由受益人大会决议的事项，尤其是其中终止信托合同或者延长信托期限事宜。如果一旦真实的受益人因其实际承受了信托财产风险，而无法实现或者获得其应享有的受益人权利，则可能抗辩银行违规，特别是在理财产品受益不足甚至严重亏损的时候，更可能发生此类抗辩。

基础资产中贷款项目存在违法违规问题引发的风险

理财产品筹集的资金设立信托后，最终投向是由信托机构发放特定的贷款或者用资金购买已经发放的某银行贷款，因此贷款本息的如期偿还必然依赖于贷款自身的合法合规性。如果贷款本身因其合法合规方面存在瑕疵，不仅可能导致本息收回的困难，而且可能引发贷款担保的安全。从理财产品资金最终投向的分布情况来看，比较容易发生问题的既可能是贷款项目本身存在合法合规性基础的房地产开发类贷款，也可能是某些特定项目在环保或国家审批手续方面存在种种瑕疵。信托贷款一旦发生贷款项目违法违规问题，必然挑战贷款合同的合法有效性，并进一步危及担保合同的合法有效性。如果担保是物权类担保，则更可能因为主合同的合法有效性瑕疵导致物权担保的无效性，因为最近的《物权法》第一百七十二条第一款明确规定：“设立担保物权，应当依照本法和其他法律的规定订立担保合同。担保合同是主债权债务合同的从合同。主债权债务合同无效，担保合同无效，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这意味着，一旦贷款项目及贷款合同被认定违法违规而无效之后，将引发出配套的担保物权合同的无效，因此投资者权益的最终担保机制也将面临挑战。

一些银行对此类风险尚未给予足够重视，这主要源于目前银行能接受的信托贷款往往有诸如四大银行或开发银行作为担保人的贷款，或者是有着较为充足的抵押或质押（如股权质押）担保等机制；另外，因此类贷款已经由原发放贷款的银行作了审查或者贷款项目本身由信托公司作了审核，因此作为委托人及受益人代表的银行往往不关注此类贷款及其针对项目的合法合规性问题。实际上，对于此类风险，几乎所有的银行均未在理财产品中给予提示，因此银行将无法将此类风险转移给投资者。

保本类理财产品蕴含的投资本金（收益）的担保风险

保本或保本保收益型理财产品，银行承受了信托贷款的担保风险；对于无保本或保收益安排的情形，如果发生贷款无法偿还且担保无法实现时，银行仍然可能承受投资者抗辩的风险。由于信托贷款类理财产品多数都附有保本的安排，这种保本实际上已经把银行从一般理财产品的发售人角色变成了信托贷款的保证人，这意味着银行承受了贷款的保证风险。一些银行在做出这种安排时，容易疏忽对其背后的风险做出充分评估，这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银行从发售理财产品业务中获取的收益极为有限而没有反映出收益与风险的对价（银行来自理财产品的收益通常来自销售手续费和托管费，有些理财产品还有业绩报酬，其中销售手续费率通常约0.3%，年托管费率为0.02%，业绩报酬或管理费则为超出预期最高收益的剩余收益），也有银行甚至不收取任何管理费，而提供保本安排；二是银行在提供保证时过于信赖信托贷款项下第三人的保证或物的担保，尤其是当信托贷款的担保是由一般企业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时；三是银行对于提供保本安排的理财产品业务仍然按照一般中间业务来进行风险管理，而没有按照保证类风险来进行管理。正由于银行没有充分地认识这些理财产品有关保本的风险，可能使得银行无法在其资产风险中真实、充足地反映此类风险，也将妨碍银行有效地预防和规避这些风险的发生。

在信托贷款类理财产品操作实践中，虽然银行未给予保本或保本保收益安排，但是有的银行为了吸引投资者而安排了银行备用贷款的机制，即一旦借款人无法还款且担保亦无法实现，则银行可通过向借款人发放贷款的途径来解决资金信托项下受益人的权益保障问题。但是往往设置了银行发放备用贷款的附加条件，这种附加条件因其主观性、原则性通常很强，银行可能在信托贷款风险难以承受时拒绝发放备用贷款，从而导致投资者自己承受投资本金损失。投资者则可能抗辩银行对所谓备用贷款拒绝发放风险揭示不充分，甚至抗辩银行以所谓的备用贷款来误导投资者对有关风险的预测和评估。

信托贷款保管服务中的违约风险

银行作为信托贷款的保管服务人，可能面临当事人质疑和追偿的风险。在某银行设计的信托贷款型理财产品中，由某信托公司以其名义向某公司发放信托贷款，并委托该银行某支行作为信托贷款保管服务人。该银行支行所充任的“信托贷款保管服务人”角色，其基本职责是履行贷款人的部分职责，不限于贷款催收，包括贷款后监督贷款用途，跟踪借款人、担保人的经营情况等等。这意味着银行实际承受了贷款人管理贷款的基本职责。如果信托贷款出现了不能按时还本付息，担保人又不能履行其担保责任时，银行作为贷款保管服务人履行职责的情况可能面临信托公司和投资者的质疑，尤其是当银行保管的贷款曾经是自己发放的贷款，更因银行与该贷款有关当事人之间存在历史的利益关系，银行很可能被理财产品投资人所质疑。一旦银行履职中存在瑕疵，银行势必成为理财产品收益追偿的连带责任人。

理财产品提前终止有关安排可能面临的风险

从银行发售的信托贷款类理财产品的实际来看，理财产品有关文件往往明确约定发生一定事由，银行可以提前终止理财产品。常见的终止事由包括：（1）理财产品所关联的资金信托提前终止，这是概括地把资金信托提前终止作为银行理财产品提前终止的事由，且没有进一步说明资金信托终止的事由。例如某银行的理财产品文件约定：“在理财期间，如果本理财产品所投资的单一资金信托提前终止，与之相对应，本理财产品将提前终止”。（2）受托人无法履行职责或银行与受托人协商终止信托计划，该事由强调了“信托计划”而不是“资金信托”本身的终止，当然两者有着非常重要的联系，资金信托终止必然导致信托计划终止，但是两者也有区别，因为信托计划终止未必导致资金信托终止。值得注意的是，这里强调信托计划终止的同时，也进一步说明了信托计划终止的事由，包括了受托人、银行与受托人结合起来两方面的因素。例如某银行理财产品规定：因法律法规、政策等原因导致受托人无法履行信托职责，或银行与受托人协商提前终止信托计划时，该理财计划相应提前终止。

由于提前终止可能给理财产品投资者带来投资风险，因此提前终止事由的约定不明或不合理，可能引发投资者抗辩银行。从前面列举的银行常用的提前终止事由来看，存在以下不确定性并可能引发银行风险的问题：其一，简单而概括地授权银行在“资金信托提前终止”的情况下可以提前终止理财产品，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提前终止因素无法穷尽的问题，防止列举未穷尽可能导致的风险，但是其含糊性和不确定性也易于导致理财产品投资者的抗辩。因为投资者可能据此抗辩银行没有充分揭示提前终止有关风险，提前终止事由含糊，投资者无法据此做出合理预见。另外，在发生特定提前终止事由时，投资者还可能质疑这种未明确的约定是否合理，倘若银行在特定事由中渗入了过错则更可能称为投资者抗辩的根据。其二，具体列举提前终止事由的不周全也可能引发投资者的投诉。例如有的银行为明确“资金信托”提前终止事由，而约定“理财期内，受托人（A信托公司）有权根据信托合同的约定提前终止本资金信托”。如果信托合同对资金信托终止的事由本身约定不周全，则势必导致投资者抗辩资金信托提前终止不合理并要求银行承受提前终止的投资损失。

投资收益与银行收费面临投资者质疑的风险

投资收益和银行收费是投资人最为关心的问题，目前银行理财产品有关文件的设计存在的此类问题较为突出。理财产品投资收益分配与银行手续费确定机制方面存在可能给银行带来风险的问题，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差别化机制的不合理性容易引发投资人的抗辩。一些银行在产品设计方面为大资金客户留下更高的预期回报的安排，而投资额度较小的客户则预期收益率相对较低。这种安排是否意味着银行可以按不同规模资金的客户确定不同的收益率？笔者认为，仅仅通过预期收益率的差别化安排，不足以确定银行在实际收益率的差别化安排的合理性与合约性。这可能引发投资者的抗辩。这是因为：首先，预期收益率只是对未来收益的一种展望，仅仅通过最高收益率的差别化无法确定最终实际收益率的差异。其次，当银行把资金筹集起来之后的运营中无法区分大资金和小资金的投资作用大小，实际上资金是混同管理混同收益，银行没有合理的机制或充分的根据来说明大小资金收益上的不同；如果没有事先准确的约定差异机制，可能引发投资者的抗辩。鉴于此，如果小额投资者抗辩银行，则法院可能否决持此种安排的合理性，并导致银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当然，如果银行在产品说明书或者相关法律文件中明确约定小额资金的实际收益率应相对大额资金的收益率低一个确定的幅度，则该约定可能得到法院的认可。

收益定位的不协调问题。有些银行在有关收益的说明文件中，一方面强调产品是“固定收益”，另一方面又约定一个“最高预期收益率”。这种安排显然不协调，并可能引发投资人的质疑。例如B银行“××人民币理财2007年第××期”一方面肯定了该产品属于“固定收益”，另一方面在收益率说明文件中规定：预期最高到期兑付年收益率为3.81%。如果将理财产品定位为固定收益类产品，则该产品的收益应该有一个确定的收益率，而不应存在“预期最高到期兑付收益率”问题。这种文件约定的内在矛盾，可能导致投资者投诉，尤其是当实际收益率无法达到预期最高收益率，或者收益率极低或为零时。

在限制最高收益率时，剩余收益归银行的问题。有的银行为了获取较高的投资管理报酬，在理财产品有关文件中明确限定了投资人从该产品获取的投资收益率。这意味着最终核算收益时，如果理财计划获得收益在按约定的最高收益率计算分配给投资人后，仍有超额收益剩余则归于银行。实践中，有的银行并未在有关产品文件中明确此类剩余收益作为银行发行和管理理财产品的业绩报酬，而是含糊其辞不提及剩余收益的处理，此种做法容易引发投资者的抗辩。如因缺乏明确归于银行的约定，则投资收益仍然应该归于实际投资人，而不能擅自留存于银行或者信托公司。另外，还有的银行则将剩余收益直接归于银行的“手续费”。一方面存在手续费定价机制的合理性问题，另一方面一旦剩余收益较高时则可能存在手续费过高的问题，这些都可能引发投资人的质疑和投诉。况且近年来银行的各种收费合理与否一直为社会各界关注，这种缺乏合理计价基础的手续费定价的投诉风险不容忽视。

银行收费名目不合理可能引发风险。从各家银行发行的理财产品来看，不同银行在收费事宜上存在较大的差异。从目前银行的实践来看，在信托贷款有关的理财产品业务中，银行收取的费用主要包括：理财资产托管费（有的银行理财产品不收取管理费）、银行固定承销费（有的银行称为“销售手续费”）、浮动业绩报酬、资金托管费、渠道费。

对于浮动业绩报酬，各行的规定不一，是容易引起投资者争议的一个问题。例如，C银行发行的“××人民币资金信托1年”有关产品文件规定：如投资者持有本理财产品到期或赎回该理财产品，银行和受托人（信托公司）将根据以下原则收取业绩报酬：（1）如果信托年化收益率低于7%（含），银行和受托人不收取业绩报酬；（2）如果信托年化收益率高于7%，银行和受托人对高出7%（不含）的部分合计收取10%的业绩报酬。”还有的银行不明确手续费的具体收取，而是以一定的收益率为界限来确立手续费的收取机制。例如，某银行理财产品把从信托计划所收到的资金高于理财本金和按8%/年计算的收益之和，银行将先向投资者支付理财本金和按8%/年计算的收益，剩余部分才作为手续费收入；否则，银行不收取任何手续费，按照从信托计划实际收到的资金向投资者分配。这种机制一方面存在银行不收取任何手续费以获取竞争优势――冲击银行业理财产品的竞争秩序的嫌疑，另一方面超出8％收益率计算收益以上部分作为手续费收入也有收费合理性方面的缺陷。这些理财产品都是同类的信托贷款类理财产品，但是银行的有关收费或报酬却差异悬殊。这种差异有可能称为投资者抗辩银行收费不合理的理由。

理财资金投向银行所发放贷款的利益冲突潜伏的风险

在信托类贷款理财产品的实践中，一些银行经与信托公司合作，把理财资金最终投向于银行自身发放的贷款，这其中潜伏了“利益冲突”问题。因为银行一方面是理财资金设立信托的委托人和受益人代表，另一方面银行又将这些资金投向自己发放的贷款，银行的角色有利益上的冲突，尤其是一旦银行发放的贷款发生了质量问题，则可能引发投资者损失并导致其投诉。

C银行发行的理财产品“××人民币资金信托1年”，该产品说明书明确指出：本理财产品投资对象为该银行某分行信贷资产单一资金信托产品，即由委托人（银行）委托某信托公司以受托人名义向该银行某分行购买一笔信贷资产，信贷资产的借款人为D有限公司。尽管产品说明书也强调了产品的信用风险“指本产品到期时，本理财产品所投资的单一资金信托实际获得的分配资金不足，该信托产品按照相等期限和相应预期年收益率计算所应获得的本金和收益金额，投资人将自行承担由此而导致的投资本金和收益延迟收回乃至损失的风险。C银行不承担任何还本付息的责任。后续贷款安排仅在届时满足C银行各项贷款条件的前提下才会发生，并不构成C银行的一项承诺或义务。”这里虽然有着明确的风险提示，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理财产品投资的基础资产毕竟是C银行自己发放的贷款，而且产品说明书还就该基础资产蕴含的风险作了“主观”的评价――“风险较低――至本产品说明书出具之时，借款人在C银行具有良好的企业信用记录，且在理财计划到期日，C银行为借款人提供后续贷款安排。”这种评价无论是否准确，完全依赖于贷款是否发生不能偿还本息，如果贷款发生了不能偿还本息的问题，则投资者势必会质疑该银行可能存在隐瞒风险信息的过错，这里的利益冲突来源于民事法律中的“双向”问题。另外所谓的“C银行为借款人提供后续贷款安排”，则容易引起投资者误解C银行的后续贷款可以解决到期日本息偿还问题，从而促成投资者乐观于疏忽贷款风险，因为这里的用语并没有“或然”、“附条件”性，而是非常确定的表述。可是，该产品书后文则明确指出“后续贷款安排仅在届时满足C银行各项贷款条件的前提下才会发生，并不构成C银行的一项承诺或义务。”

这意味着所谓后续贷款安排没有任何实质性的保障意义，可能因C银行的主观判断而化为乌有。

一旦因为银行自己发放的贷款最终发生不能偿还本息情形，而银行拒绝后续贷款安排，则投资者会投诉银行。当法院受理此类纠纷时，法院完全可能因为银行的“利益冲突”行为问题，撤销有关交易，或者要求银行承担相关交易的全部风险和责任。

风险揭示的充分性瑕疵可能引发的风险

银监会对于发售给个人的理财产品在风险揭示方面提出了较为严格的要求，一些银行在操作信托贷款类理财产品揭示风险时，存在疏忽对有关风险的充分揭示。有的银行在相关产品说明书中的风险提示内容较为简单，例如某银行发行的一款信托贷款类理财产品的风险提示仅提及以下几种风险：（1）市场风险：本理财产品的收益和风险主要受制于借款人和担保人的履约风险，例如贷款的借款人破产或未按时还本付息并且担保人破产或未按时承担担保责任等，并受信托公司履约风险的影响。（2）利率风险：客户收益可能低于以定期存款或其他方式运用资金而产生的收益。（3）流动性风险：本产品不允许客户提前终止，也不允许客户质押。（4）其他风险：包括不可抗力等。这里的提示不足主要表现在：一是没有就是否保证本金问题做出明确揭示；二是该产品赋予银行提前终止权而未给客户提前终止权，风险提示未对银行提前终止及其给客户带来风险问题做出提示；三是未就理财计划到期或提前终止时本金与收益可能因为借款人或担保人、担保物的原因导致无法及时支付本金或收益问题做出提示，实际上，此类风险在贷款本金和利息需要担保人或担保物来偿付时，发生延期支付的可能性非常大，如果银行对此不做出明确提示，可能引发投资者的投诉，并有可能导致银行垫付的风险。

从各家银行发行的信托贷款类理财产品有关文件对风险揭示的规定来看，主要存在以下问题：一是对主要风险类别没有做出较为全面的提示，列举的风险类别过于简单，一些极为重要的基本风险类型未能得到提示；二是对风险的概括方面存在不足，有的未能准确地表述某些类型风险的内涵和外延，有的把市场风险与信用风险混同，有的列举的风险存在明显的重叠，也有的在界定某类风险时把明显不属于该类的其他风险纳入；三是在个别风险的揭示上不能充分，或者故意含糊其辞，存在误导或隐瞒的问题；四是把部分本应由银行或信托公司承受的风险作为投资者风险来揭示，并强行将此类风险转移给投资者，这种不公平的揭示与风险安排机制可能为法院或仲裁机构不认可等。

银行防范信托贷款类理财产品风险的建议

针对信托贷款类理财产品的上述风险，银行应从以下几方面来防控：

银行应会同信托公司努力推进资金信托有关监管规章的修改。信托贷款类理财产品的基本结构合规风险的彻底解决有赖于监管机构适当调整相关监管规章。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是信托贷款类理财产品中的核心结构，《办法》现行的规定不利于银行与信托公司合作发展信托贷款类理财产品，仅仅依靠现行结构的改造也很难满足此类业务发展需要。为此，建议银行、信托公司应积极推进监管机构适当调整，为银行作为人筹集资金设立资金信托给予适当空间，同时要为此类资金信托投资贷款给予严格的限制。

银行应认真审核信托资金所投向的贷款及其担保的合法合规问题。银行在这里的审核应该从独立审核贷款的角度进行尽职调查，银行的信贷审查不应该进入这一理财产品流程中，不能仅仅由银行的产品设计部门或销售部门负责此类审核，也不能过度依赖原银行或担保机制。对于有合法合规瑕疵的贷款、担保均不宜接受。

银行应主动限制将信托资金用于购买自己发放的贷款。如果选择投资购买自己的贷款，除非银行承诺回购，贷款一旦发生问题，利益冲突因素势必成为理财产品投资人抗辩的事由。而且这种结构安排，尽管银行做出充分披露和风险提示，但是仍然不能解决银行利益冲突的风险。为此，笔者认为，银行不能发行理财产品通过信托安排后投资自己发放的贷款。

银行应客观、充分地披露相关信息，尤其是可能存在的风险。在理财产品发售中对信托资金的最终投资方向及投资贷款的重大变化等因素应该客观、充分地披露相关信息，尤其是其中可能存在的风险因素。防止在相关文件表述中使用诱导性的语言隐瞒风险或者使投资者误解风险。

银行应全面列举提前终止的事由以及有关损失承受问题。为了有效地解决提前终止事由的约定问题，银行不宜简单对待该问题，需要通过理财产品说明书和资金信托有关协议做出适当约定，要在详细列举的基础上辅之以原则性概括约定。同时，银行还应注意在资金信托合同中就信托终止的可能情形做出妥善约定，防止投资者在提前终止理财产品时抗辩银行作为委托人和受益人代表未能尽职的风险。

对于理财产品的保本或保本保收益安排应该立足对基础贷款资产及其担保的质量评估。从理财产品业务的性质及风险分配来看，笔者倾向于银行不对此类产品进行保本或保本保收益，这样银行更容易清晰地定位理财产品的成本、收益与风险的关系，以避免把理财产品转化为信贷产品。

银行应该在理财产品及信托有关法律文件中明确地约定各种费用和收益分配机制。这些费用和分配机制应该得到投资人的认可，不应该发生试图让银行接受收益而相应风险却由投资者承受分配方式方法。对于所谓的业绩报酬或者管理费也应该有可以合理的估算机制，并且其占比的合理性与银行付出的劳动相应。

合理定位银行在信托贷款有关保管服务角色。银行作为信托资金投资后相关资产的保管人应该与有关信托贷款的服务角色适当加以区分。信托公司作为信托贷款的发放人，从法律关系角度来看，它应当承受有关贷款的催收和管理。笔者认为银行在保管人角色上可以承担贷款账户的管理，但是对于信托贷款的催收及借款人、担保人、担保物有关信息的跟踪和监督应由信托公司来承担。这样有助于适当控制银行理财产品的相关风险的拓展。

银行信托合同篇4

关键词：信托受益权；金融监管；博弈；宏观调控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4-2265（2013）04-0032-05

一、引言

在监管政策对信贷资产转让、同业代付相继收紧之后，信托受益权转让业务逐渐成为商业银行资产业务的新热点。银信、银证、银保之间的资产管理合作越来越深入，跨机构、跨市场、跨境交易更加频繁，资金在市场间的横向流动大大提高了金融风险的识别和防范难度。有效整合被分割的数据和信息、压缩监管套利空间、加快资产证券化进程、建立完善以整个金融体系稳定为目标的宏观审慎管理，应成为应对商业银行资管业务不断变换的必由之路。

二、信托受益权转让的相关研究

信托受益权转让是指信托受益人将其所享有的信托受益权通过协议或其他形式转让给受让人持有。信托受益权转让后，转让人不再享有受益权，受让人享有该受益权并成为新的信托受益人。《信托法》第48条规定，受益人的信托受益权可以依法转让和继承。信托受益权转让业务在我国经济领域的实践早已存在，如2003年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就曾在国内以信托受益权转让模式进行不良资产处置，但其快速发展却是因为2010—2012年银行资金的大量介入。银行投资信托受益权是商业银行资产业务、中间业务的创新，其产生和发展均可以在约束诱导、规避管制以及制度改革等金融创新理论中得到解释。正如凯恩（E.J.Kane，1984）在其规避管制创新理论中所言，创新和监管的动态博弈过程决定了两者永远无法达到静态均衡状态。

目前国内对信托受益权转让的研究方向比较单一，主要集中在信托受益权转让与资产证券化的关系领域。如王劭斐、王彤（2003）认为，信托受益权转让是一种带有过渡性质的金融工具， 既具有一定创新，又与资产证券化有密切联系，并认为2003年华融公司以信托受益权转让处置不良资产，虽然没有特定目的载体（SPV）存在和发行资产支持证券，但无论是从交易的结构，还是采用的信用增级技术来看，该模式与资产证券化是极为接近的。其他关于信托受益权与资产证券化关系的研究多围绕《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中的“受益证券”展开。郑小平、徐文全（2006）通过对《信托法》、《证券法》和《办法》的分析，认为《办法》以“受益证券”代替信托收益权凭证的提法表明信托受益凭证似乎属于证券的一种，但因《办法》未明确有价证券的内涵和《证券法》对“受益证券”不适用，以及《办法》法律层级较低，导致信托受益权凭证的有价证券性质未得到法律的明确认可。

上述有关信托受益权转让的研究多停留于法律层面，研究对象侧重以银行信贷资产为受托资产的信托受益权流通。本文拟结合特定案例，深入剖析当前信托受益权转让业务在商业银行投资领域的运用，以及银行资金投资信托受益权对我国金融监管和宏观调控的影响，以期对规范当前信托受益权转让业务有所借鉴。

三、信托受益权转让：某商业银行地矿集团融资案例

（一）业务流程

某地矿集团为当地城市商业银行（简称A银行）的授信客户，2012年12月向该行申请28亿元人民币贷款用于投资和开采煤矿资源。该企业为省国资委下属的全资子公司，资信、经营及财务状况良好，还款能力和担保能力较强，属于A银行的高端客户，A银行决定满足其资金需求。但A银行对该笔信贷投放存在种种顾虑，一是A银行贷款总量不足300亿元，28亿元的信贷投放将会触及银监会关于最大单一客户贷款比例不超过10%的监管红线；二是贷款资产的风险权重高，直接发放贷款将大幅降低资本充足率。A银行要稳固客户资源和追求资金收益，就必须绕过上述制约。A银行采用的方法就是以信托受益权为平台，由信托公司、券商和其他银行（简称B银行）在出资方和融资方之间搭建融资通道。该交易主要涉及A银行、B银行、券商、信托公司和地矿集团五个主体，在提前对交易具体内容、利润分配、风险承担、各方权利和义务等协商一致的情况下，五方进行下列交易：

1. 签约券商资产管理。B银行作为委托人与券商签订《定向资产管理合同》，要求券商成立定向资产管理计划C，约定对该计划投资28亿元，并要求券商根据B银行的投资指令进行投资。

2. 成立信托计划。券商作为定向资产管理计划C的管理人，按照B银行的指令与信托公司签订《××国投·地矿集团股权收益权投资单一资金信托合同》，委托给信托公司28亿元资金。信托合同生效后，信托公司与地质勘查局签订《地矿集团股权收益权转让及回购合同》，以全额信托资金受让其持有的地矿集团100%股权的收益权，期限两年，合同存续期内，信托公司凭其受让的股权收益权参与地矿集团的利润分配。该信托为自益信托，券商代表其管理的定向资产管理计划C获得信托受益权。

3. 成立理财产品。B银行根据A银行委托，发行单一机构非保本浮动收益型理财产品，并从A银行募集资金28亿元。理财产品成立后，B银行将理财资金投资于定向资产管理计划C。由于资产管理计划C的投资标的是自益信托产品，因此B银行的理财产品实际投资的是信托受益权。至此，28亿元的A银行资金经过层层流转后进入地矿集团的公司账户，融资过程结束。

从具体交易过程看，该业务中的所有合同包括定向资产管理计划C的投资指令均在同一天签订和下达，A银行、B银行、券商和信托公司之间的资金划转也在同一天进行，B银行、券商和信托公司均未动用其自有资金，具体交易环节如图1所示。

（二）各交易主体的角色

尽管上述交易链条中涉及主体多，交易环节复杂，但交易实质仍是地矿集团以股权质押方式获得A银行信贷资金。交易链条的拉长和交易结构的安排掩盖了真实交易目的，导致各交易主体的实际角色错位。

1. A银行：形式上投资，实际上贷款。A银行是交易的起始环节和实际出资方，通过与B银行、券商和信托公司合作曲线满足地矿集团的融资需求，实现一举三得：一是巩固与地矿集团的合作关系，二是腾挪出信贷额度用于给其他企业放贷，三是将该笔资产业务的风险系数由发放贷款的100%下调至对金融机构债权的20%，避免对资本充足率的影响。因客户和项目由A银行自行选择，B银行在与A银行签订的《理财产品协议》中明确指出，B银行不对理财产品的本金和收益做任何保证，A银行应充分调查和了解地矿集团的还款能力以及经营现状，并要求A银行对信托项目出具风险自担回执函，因此A银行最终承担了地矿集团的融资风险。从收益看，A银行表面获得的是预期收益率为6.15%的投资理财产品的收益，但这种收益方式仅仅是法律形式上的安排，其真正获得的是地矿集团使用A银行资金产生的股权质押贷款利息收入。

2. B银行：形式上理财，实际上过桥。B银行成立理财产品、募集理财资金、选择投资标的均是在A银行的授意和委托下进行，B银行发行的理财产品形式上是投资券商的定向资产管理计划C，实际真正投资的是信托受益权。虽然券商、B银行和A银行未在信托公司进行受益权转让登记，但通过B银行的理财产品对接信托受益权，A银行实际成为信托计划的真正受益人。B银行作为交易链条中的过桥方，其收益主要来源于0.12%的理财产品销售手续费。

3. 券商：形式上资产管理，实际上过桥。券商代表旗下的定向资产管理计划C委托信托公司成立信托计划，其收益表面上来源于信托公司的资金运用，实际上来源于通过信托受益权的隐形转让从B银行获得的转让价款。该转让价款包括两部分，一是信托计划的本金，即定向资产管理计划C委托给信托公司的资金28亿元；二是高出信托计划本金的溢价款，即券商在此次交易中按照0.08%收取的平台管理费。因定向资产管理计划C的投资标的由B银行指定，因此券商的风险很小，其收取的平台管理费实则为过桥费。

4. 信托公司：形式上信托，实际上过桥。信托公司是上述一系列交易中至关重要的环节，信托计划的设立将A银行、B银行、券商和地矿集团联系起来，A银行借助信托公司之手控制地矿集团的股权作为抵押。因信托公司是按照券商的委托设立信托计划，同样不需要承担信托资金运用过程中的任何风险，仅收取0.15%的信托费用作为过桥费。

5. 地矿集团：形式上使用信托资金，实际上使用银行资金。地矿集团最终获得的资金以信托资金的形式出现，但透过环环相扣的交易环节，可以追溯其真正的资金来源是银行。经过层层过桥后，地矿集团的资金成本为6.15%+0.12%+0.08%+0.15%=6.5%，基本相当于A银行两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上浮6%。

各方角色、风险承担、收益的情况具体如表1所示。

表1：各交易主体角色、收益和风险分析

[交易主体＼&角色＼&收益＼&风险＼&形式＼&实际＼&形式＼&费率＼&A银行＼&投资＼&贷款＼&理财收益＼&6.15%＼&承担＼&B银行＼&理财＼&过桥＼&销售手续费＼&0.12%＼&不承担＼&券商＼&资产管理＼&过桥＼&平台管理费＼&0.08%＼&不承担＼&信托公司＼&信托＼&过桥＼&信托费用＼&0.15%＼&不承担＼&地矿集团＼&信托资金使用者＼&银行资金使用者＼&-＼&-＼&-＼&]

（三）在中央银行金融统计体系中的反映情况

上述各交易主体中，纳入人民银行全科目金融统计指标体系的金融机构只有银行和信托公司。其中，A银行购买理财产品在全科目统计指标“投资”项下反映；B银行发行理财产品在全科目统计指标“金融机构投资”和“金融机构委托投资基金”项下反映；信托公司受让股权受益权在信托资产项下的权益类指标“股票和其他股权”反映。从统计指标的填报可以看出，地矿集团28亿元的资金融通既未计入商业银行各项贷款，也未作为信托公司信托贷款计入社会融资规模口径。

四、信托受益权转让的主要模式

信托受益权转让主要分为买入返售模式和银行理财计划投资模式，其中银行理财计划投资模式操作更为灵活，上述案例就是银行理财计划投资信托受益权模式的演变。在现实操作中，信托公司除了以权益投资的方式为融资企业提供资金外，最常见的资产运用方式是信托贷款。两种投资模式分别如图2、3、4所示。

（一）买入返售模式

买入返售模式的操作流程是过桥企业与信托公司签订《资金信托合同》，委托信托公司向融资企业发放信托贷款，过桥企业获得信托受益权。同时过桥企业与银行A、银行B签订《三方合作协议》，约定将信托受益权转让给银行A，银行B以买入返售方式买入银行A的信托受益权，银行A承诺在信托受益权到期前无条件回购。

（二）银行理财计划投资模式

1. 银行理财计划对接过桥企业模式：操作流程是过桥企业与信托公司签订《资金信托合同》，委托信托公司向融资企业发放信托贷款，过桥企业获得信托受益权。然后过桥企业将信托受益权转让给银行A。银行A与银行B签订《资产管理协议》，银行B购买银行A发行的基于信托受益权的保本理财产品。在该模式下，银行B是信托贷款的实际出资方，银行A则相当于过桥方。

2. 银行理财计划对接融资企业模式：操作流程是融资企业将自有财产权（如正在出租的商业物业）委托给信托公司，设立受益人是自身的财产权信托计划，银行成立理财产品，向个人或机构投资者募集资金用于购买融资企业的信托受益权。

五、信托受益权转让业务对金融监管及宏观调控的影响

经过对上述案例和其他交易模式的分析表明，信托受益权转让业务作为跨市场、交叉性金融产品，打破了信贷市场、资本市场甚至债券市场和保险市场的界限，在为交易各方带来经济效益、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实现协同效应的同时，也给监管和宏观经济调控带来了不利影响。

（一）信托受益权转让是商业银行绕避银信合作新规的监管套利

传统银信合作是银行将理财资金直接投资于信托公司的信托计划，信托公司将资金以信托贷款的形式发放给融资企业，或用于购买商业银行的表内信贷资产和票据资产。为避免商业银行借助银信合作业务将信贷资产移出表内，隐藏贷款规模，自2009年开始，银监会下发了一系列规范银信合作业务的通知（银监发[2009]111号、银监发[2010]72号和银监发[2011]7号），银信合作业务逐渐被叫停。但融资需求旺盛的实体经济以及商业银行考核体制促使各商业银行不断创新产品，以规避监管，银信合作新规中的漏洞为银行借助信托受益权转让业务进行监管套利提供了机会。首先，新规中将“银信理财合作业务”界定为“商业银行将客户理财资金委托给信托公司，由信托公司担任受托人并按照信托文件的约定进行管理、运用和处分的行为”，即信托计划委托人仅限定为商业银行，以第三方非银行机构为主体发起设立信托计划的操作模式（如案例中的券商资管）则不在新规监管范围之内；其次，新规要求将理财资金通过信托计划发放信托贷款、受让信贷资产和票据资产三类表外资产转入表内，而银行受让信托受益权并不在上述要求转表的资产范围之内。在传统银信合作产品中引入更多的过桥方和改变理财计划投资标的设计形成了银行对银信合作新规的监管套利。

（二）信托受益权转让加大宏观调控难度

一是银行理财产品投资信托受益权实际是采用资金池—资产池的模式在传统信贷业务之外制造出一个异化的信贷部，并通过证券公司、企业、信托公司甚至包括保险公司、金融租赁公司等机构形成的资金通道，以非信贷方式向各类实体经济提供资金融通。这个过程为表内贷款移至表外、以风险系数较低的资产运用方式计量贷款等提供了操作空间，导致监管标准降低和监管指标优化。二是交易链条的延长使部分过桥方与融资企业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客观上存在发起方利用自身信息资源优势损害过桥方利益的行为。信托受益权转让业务中存在的不公平和信息不对称易导致风险在不同机构和市场的交叉传染。三是资金流向难以控制。如果不注重对信托受益权交易规模和资金流向的控制，会导致银行资金变相流入房地产、政府融资平台等信贷政策限制的领域，影响宏观调控。

（三）信托受益权转让业务影响社会融资规模的总量和结构

当前社会融资规模统计包括本外币贷款、委托贷款、信托贷款、债券、股票融资等10项指标。信托资金的运用方式不同，会对社会融资规模的总量和结构有重要影响。若以信托贷款的方式融通资金，虽不影响社会融资规模的总量，但会改变社会融资规模的结构，使得原本以银行贷款反映的资金以信托贷款的方式出现；银行以自营资金直接购买或以理财资金间接投资信托受益权，或在表外反映，或在表内的“投资”、“买入返售资产”等指标反映，均不计入本外币贷款，若信托公司也未反映在信托贷款中（如案例所示，其反映在“股票和其他股权”中），则会造成社会融资规模的总量虚减。2011年以来，信托资产特别是信托贷款的快速增长，与银行资金介入信托受益权交易密不可分。信托贷款在社会融资规模中的占比不断上升，数据显示，2012年全国信托贷款增加1.28万亿元，增量是2011年的6倍之多，信托贷款在社会融资规模中的占比为8.1%，比2011年提高6.5个百分点。

六、政策建议

（一）以“实质重于形式”为原则严格界定信托受益权转让业务

一方面，信托受益权公开交易市场尚未建立，主要采取非公开协议转让的方式进行流通，交易不透明；另一方面，银行资金借助券商、保险公司资产管理计划或其他通道间接投资的操作使信托受益权转让具有一定的隐蔽性。建议人民银行协调各监管部门在对市场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对信托受益权转让业务进行严谨定义。

（二）扩大中央银行信息收集授权，以“统分结合”为原则健全信托受益权转让业务的统计监测

鉴于中央银行在宏观审慎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建议进一步强化其在金融统计中的地位和作用，授予其从银行、证券、保险、基金等各类金融机构直接采集信息的权利，以人民银行理财与信托监测信息系统和金融统计标准化为依托，形成对包括信托受益权在内的创新性金融产品的全口径统计和监测。各监管部门则按照监管目标采集特定信息，并通过与人民银行统计信息的共享获得补充参考。

（三）建立和完善金融风险传递监测机制，以“宏微观综合监管”为原则严控信托受益权转让业务风险

当前银行监管部门应顺应业务发展创新监管方法，如将信托受益权纳入银行投资品分类明细下，根据资金性质（自营资金还是理财资金）、信托受益权的基础资产种类（贷款还是其他）分别赋予不同的风险加权系数，通过限定信托受益权投资规模与风险加权资产规模的比值上限，或投资信托受益权的理财资金规模与理财资金总规模的比重等方法，将信托受益权转让业务的风险保持在可控范围之内。

（四）以“适时、稳步”为原则推进资产证券化进程

银行理财资金偏好投资以债券和信贷资产为主的固定收益资产，金融市场交易品种匮乏，在一定程度上迫使商业银行牵头其他主体设计基础投资品，以满足自身投资需要。通过加快资产证券化进程，改善当前金融市场交易品种单一的状况，满足商业银行多样化的投资需求是改变当前银行资金大量集聚于信托领域的根本途径。

参考文献：

[1]E.J.Kane，1984.Microecomic and Macroeconomic Origins of Financial Origination [J].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t. Louis

银行信托合同篇5

1996年12月17日,A银行湖北分行(以下简称“A银行”)信用卡部与广水B信用社(以下简称“B信用社”)签订了一份《融通资金协议书》,约定由A银行信用卡部借给B信用社1000万元,时间从1996年12月17日至1997年6月17日,月利率为14.1‰,逾期按每日0.5‰计算罚息。协议签订后,A银行信用卡部依约将1000万元汇至B信用社指定账户。在收到款项的当日,B信用社将其中的600万元借贷给了武汉市康乐物业发展公司(以下简称“康乐公司”),由于没有签订借款合同,故康乐公司给B信用社写了一张借款借据,上面载明借款期限为半年,月利率为17.4‰。该贷款由武汉市某桥梁经济发展公司(以下简称“桥梁公司”)提供担保。与此同时,A银行的信用卡部向B信用社出具了一份《承诺书》。主要内容是:“B信用社向A银行信用卡部拆借资金1000万元,其中,B信用社向康乐公司贷款600万元,期限半年。如果康乐公司遇到资金运作困难,不能按期归还B信用社此笔贷款,则B信用社向A银行信用卡部拆借资金600万元也按期顺延,A银行信用卡部不得向B信用社催收此笔600万元借款,待康乐公司归还B信用社贷款后,B信用社再归还A银行信用卡部600万元。”

1997年6月17日,A银行的资金计划部又与B信用社签订了一份《金融同业拆借合同》,但A银行的资金计划部没有据此合同向B信用社付款。同日,A银行的资金计划部向B信用社出具了《承诺书》,具体内容为:“B信用社向A银行信用卡部拆借资金1000万元,受A银行信用卡部委托,B信用社向康乐公司贷款1000万元,如果康乐公司不能按期归还贷款,B信用社向A银行信用卡部拆借的1000万元资金也按期顺延。A银行信用卡部保证不得向B信用社催收借款,待康乐公司归还B信用社贷款后,B信用社再归还A银行信用卡部1000万元。此承诺书同融资拆借合同同等有效。”但A银行资金计划部没有据此合同向B信用社付款。1997年6月23日,B信用社又向康乐公司贷款400万元,桥梁公司为康乐公司的两次贷款共计1000万元提供了担保。

1997年至2001年期间,B信用社先后分7次共计偿还A银行借款本金75万元,利息142万元。2001年4月27日,B信用社与康乐公司就康乐公司欠贷事宜达成《关于康乐公司欠贷有关事宜商定笔录》,约定:“康乐公司应于2001年5月15日前还息20万元。若A银行同意B信用社1000万元融资延期,则康乐公司必须保证按期偿还利息。三个月内,康乐公司必须提供资产保全。”由于B信用社没有按照《融通资金协议书》的要求及时偿还款项,A银行遂于2002年1月11日向武汉市洪山区人民法院提讼,请求判令B信用社偿还拆借资金925万元,并支付利息及罚息819万元及负担本案诉讼费用。

争议的法律焦点

《融通资金协议书》和《金融同业拆借合同》是否真实有效

本案一审法院认为,A银行信用卡部与B信用社签订的《融通资金协议书》中约定的融资期限违反了《商业银行法》第四十六条关于融资期限最长不能超过四个月的规定,从而认定该合同无效。同时,二审法院也认为,A银行和B信用社之间的拆借期限无论是第一份合同,还是第二份合同均超过了四个月,前后长达一年半的时间,违反了上述禁止性规定,应当认定合同无效。

但是,湖北省人民检察院在向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交的民事抗诉书认为,二审判决以拆借期限超过四个月违反了《商业银行法》关于同业拆借的规定为由而认定《融通资金协议书》和《金融同业拆借合同》无效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明显不当。在再审过程中,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没有对《融通资金协议书》和《金融同业拆借合同》的效力问题进行确认,而是认为,因本案中有A银行出具的两份《承诺书》存在,B信用社与A银行之间签订的《融通资金协议书》、《金融同业拆借合同》的性质和效力应如何确认,对本案的实体处理没有影响。

笔者认为,对于部分无效合同,我国《民法通则》第六十条和《合同法》第五十六条规定,合同部分无效,不影响其他部分效力的,其他部分仍然有效。本案一审和二审法院均认为《融通资金协议书》和《金融同业拆借合同》的拆借期限条款违反了《商业银行法》的强制性规范而无效。但就具体案情而言,对于上述两个合同是否属于同业拆借合同尚需要研究,即便属于同业拆借合同,那么同业拆借期限条款违法,也不会导致整个合同的目的无法实现,从而致使整个合同失去存在意义。

《承诺书》的性质和效力

由于B信用社在一审时提交的是《承诺书》复印件,因此被一审法院认定不能作为有效证据使用,故在一审时未对《承诺书》的效力进行认定。

二审时,B信用社提交了1996年12月A银行信用卡部出具的《承诺书》原件,但二审法院认定《承诺书》仅明确A银行与B信用社是同业拆借关系,B信用社与康乐公司之间是借款合同关系,并没有委托的明确意思表示,A银行信用卡部的承诺以及A银行资金计划部的承诺均是附条件的民事行为。由于《融通资金协议书》与《金融同业拆借合同》被认定无效,因此与拆借合同有关的《承诺书》也应归于无效。考虑到A银行信用卡部身为金融机构部门,应当明知同业拆借的法律规定,且A银行的信用卡部和资金计划部均承诺,在借款人康乐公司不能偿还B信用社贷款的情况下,B信用社应偿还A银行的拆借资金期限顺延,客观上对B信用社贷出此笔款项起到了一定作用。所以,A银行对合同无效的造成也应承担相应责任。

但提起抗诉的湖北省人民检察院却认为,从《承诺书》载明的内容来看,该《承诺书》担保的是康乐公司偿还B信用社贷款的1000万元债务。也就是说,主合同是B信用社贷款给康乐公司,担保合同是A银行以1000万元为康乐公司借款作担保。康乐公司不还贷款,B信用社就无须还给A银行。依《担保法》及担保法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主合同及担保合同均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A银行应依其承诺,在康乐公司向B信用社还清贷款的条件成就前,不能向B信用社主张权利。

对此,再审的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应将A银行和B信用社签订的《融通资金协议书》、《金融同业拆借合同》和A银行出具的两份《承诺书》联系起来看。两份《承诺书》是相互联系的,1997年6月17日的《承诺书》是1996年12月的《承诺书》的延续。从内容来看,两份《承诺书》所指向的只有一个1000万元。没有《承诺书》就没有《融通资金协议书》、《金融同业拆借合同》,或者说,没有《融通资金协议书》、《金融同业拆借合同》也就没有《承诺书》。但《承诺书》是独立于《融通资金协议书》、《金融同业拆借合同》之外的A银行的单方意思表示,具有独立的内容和独立的效力,《融通资金协议书》、《金融同业拆借合同》的效力应如何确认对《承诺书》的效力的认定没有影响。《承诺书》应认定为有效民事法律行为,《承诺书》的存在为B信用社履行债务附加了条件。在附加条件未成就时,A银行不能向B信用社主张权利。

笔者认为,从本案中两份《承诺函》的内容来看,其和我国《物权法》以及《担保法》所规定的保证、抵押、质押和留置等担保方式存在明显区别,其仅承诺在康乐公司未能按时还款时,A银行不得向B信用社催收贷款,待康乐公司归还B信用社贷款后,B信用社再归还A银行。由于我国对物权采取法定主义,故笔者认为本案中的两份《承诺函》不应被认定为一种担保方式。考虑到此承诺函由A银行单方作出,我们可以将它作为A银行给B信用社放款时单方设定的条件,在条件没有成就时,B信用社不负偿还义务。

委托贷款抑或同业拆借

在诉讼中,原告主张双方之间的关系是同业拆借关系,而B信用社则主张是委托贷款关系。可见,本案的重点问题就是确认原被告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对此,一审法院认为是同业拆借关系,而二审法院通过概念辨析,认为同业拆借表现出的是金融机构之间的关系,委托贷款表现出的是委托人(非金融机构)、受托人(金融机构)和借款人(非金融机构)之间的关系,且受托人只收取手续费,不承担贷款风险。从案中当事人各方提供的证据分析,A银行与B信用社应为同业拆借法律关系,而非委托贷款法律关系。并且列举了五条理由:一是从双方签订的《融通资金协议书》和《金融同业拆借合同》字面可以理解。二是两份《承诺书》明确A银行和B信用社是同业拆借关系,B信用社与康乐公司之间是借款合同关系。三是B信用社并未举出充分的证据证明A银行和B信用社是委托贷款关系。四是委托贷款中受托人只收取手续费,不需要与借款人办理担保手续,而B信用社贷款给康乐公司时却办理了担保手续。五是还款情况间接证明不是委托贷款。

然而湖北省人民检察院却认为,这个委托关系从表像上看是同业拆借关系,但实质上是委托贷款关系。两份承诺书可以证实这一点,其内容符合委托贷款的受托人不承担贷款收不回来责任的特征。同时,从目的来看,A银行明确该资金的用途是给康乐公司,目的在于为康乐公司开发项目进行融资贷款,而同业拆借的目的在于解决头寸不足及临时性资金不足的问题,故也不符合同业拆借关系的特征。对此,再审法院也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而是认为,A银行和B信用社之间签订的《融通资金协议书》、《金融同业拆借合同》的性质和效力如何确认对本案实体部分的处理没有影响,转而从两份《承诺书》的性质和效力应如何认定的角度出发寻求案件的突破口。

笔者认为,按照《商业银行法》(1995年)第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同业拆借的期限最长不得超过四个月,以及1997年6月17日《承诺书》中B信用社受A银行委托向康乐公司贷款1000万元的内容来看,将原被告双方的关系认定为同业拆借关系较为牵强。同时,根据《贷款通则》第七条的规定和两份《承诺函》的内容来看,只要康乐公司未能按期归还贷款,B信用社向A银行信用卡部拆借的1000万元资金也应按期顺延,且A银行不得催收,直到康乐公司归还B信用社贷款。而事实上,A银行1996年12月17日与B信用社签订的《融通资金协议书》在期满后的当天,也即1997年6月17日,A银行又与B信用社签订了一份《金融同业拆借合同》。两份《承诺书》的日期也与上述日期一一印证。这表明B信用社在整个过程中实质上并未承担相应的贷款风险。即便B信用社在1997年至2001年期间先后分7次向A银行共偿还A银行借款本金和利息217万元,并且B信用社与康乐公司达成《关于康乐公司欠贷有关事宜商定笔录》,但这并非是认定A银行和B信用社之间存在同业拆借关系的充要条件,相反,认定A银行和B信用社之间为委托贷款关系则更为妥当。另外,虽然《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委托贷款业务管理问题的批复》规定信用合作社不能办理委托存、贷款业务,但该批复是部门规范性文件,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四条的规定而不能作为认定合同效力的依据,亦即,合同效力不受上述批复的影响。

启示

本案的案情十分复杂,涉及的双方当事人均为金融机构,最后以B信用社胜诉而告终,而A银行败诉后却面临康乐公司不能偿还债务的巨大风险。为了有效防范法律风险,商业银行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商业银行业务部门开展委托贷款业务时在相关文本中应审慎使用有关的专业词语,防范指示不清的风险。本案例中就是因为使用“同业拆借”和“委托”等词语造成模糊而产生究竟是同业拆借关系还是委托贷款关系的纠纷。因此,商业银行在开展委托贷款业务时,应认识到委托人向受托人发出周全详尽指示的重要性。在委托合同中如果对此没有具体详细的约定,委托人将面临因受托人没有约定义务而致使贷款无人管理或者回收困难的风险。对此,商业银行可以通过签订条款详尽的委托合同来避免指示不清,在合同中详细明确地约定贷款的条件、对象、用途、授权的范围,贷款审查的义务、专款专用的保证,情况通知的义务和按期催收的义务等相关内容,同时完善相关的担保措施。

严格使用承诺函。随着社会经济活动的迅速发展,我国商业银行在开展日常经营活动时大量接触或使用承诺函。但对于承诺函的性质问题上,我国法院目前存在认识上的分歧,对于承诺函是否构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保证合同看法不一致。由于多数情况下承诺函的用语和措辞比较模糊,不会明确地表示愿意承担保证责任或代为偿还欠款的意思,因此为了更好保护自身利益,商业银行在日常经营活动中一定要认真审核接收的承诺函,对承诺函的用语和措辞进行详细分析。同时,商业银行在出具承诺函时,也应注意我国《合同法》及其司法解释关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对重要内容的说明义务及其举证责任,防范相关风险。

委托银行应注意防范受托人资格不符所带来的相关风险。由于委托贷款业务是一项专业性、技术性都很强的金融业务,法律法规严格限制受托人的资格,所以委托人在申请委托之前一定要确认受托人具有符合金融监管部门认可的能从事该项业务的资格。在本案中,作为受托人的B信用社就存在受托人资质问题。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委托贷款业务管理问题的批复》第一条和第二条的规定,根据《城市信用合作社管理规定》和《农村信用合作社管理暂行规定》的有关规定,以及金融业分业经营的要求,信用合作社不能办理委托存、贷款业务,因此,也就不能作为委托贷款业务中的委托人或受托人。由于信用合作社不能办理委托存、贷款业务,因此,其违规办理的委托存、贷款业务就不应纳入资产负债比例管理的指标予以考核。虽然该批复属于部门规范性文件,但是信用社在具体开展上述业务时,仍然应该加以遵守,防范监管风险。

银行信托合同篇6

关键词：银信合作；监管；政策；效果；挑战

中图分类号：F83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428(2011)07－0055－07

一、银信合作监管政策的变化历程

自2005年商业银行开始开展个人理财业务后，银信合作也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最初的银信理财合作以商业银行利用理财资金购买信托公司发行的信托产品等方式展开。随着我国政府信贷政策的变化，银信理财合作的内容也发生了演变，其业务的重要部分逐渐“变味”成银行通过信托计划购买自身信贷资产或发放信托贷款，以规避存贷比限制以及信贷规模控制：而信托公司则专注于提供信托通道并收取通道费用，对银信合作产品投资标的等内容主要“听从”银行的安排。在银信合作产品等推动下，信托业所管理的资产规模增速加快，并且在2010年达到了顶峰。据有关方面统计，银信合作业务的规模在2009年9月末尚不足6千亿元，但到了2010年7月银信合作理财产品规模就突破了2万亿元，而银行在2010年2季度的信贷投放总额也不过2万亿元左右。据中国信托业协会统计，2010年1季度，资金信托规模为22101.5亿元，其中贷款占61.82％：到2011年1季度，资金信托规模为31247.83亿元，其中贷款占51.21％。2010年至今银信合作产品的规模一直维持在数万亿元的状态，且其中约有一半以上是贷款类信托产品，主要包括信托贷款、受让信贷或票据资产、附加回购或回购选择权的投资等业务。

2008年银监会正式颁布《银行和信托公司业务合作指引》(以下简称“《指引》”)开始专门对银信合作业务进行规范。总体来说。监管层对银信合作是持鼓励态度的。2009年银监会又制定了《进一步规范银信合作有关事项的通知》(以下简称《2009年合作通知》)，规定了银信合作理财产品不得投资于理财产品发行银行自身的信贷资产或票据资产。

2010年，出于宏观调控等整体需要，银信合作监管政策继续升级。有评论甚至认为2010年标志着银信合作从辉煌走向式微的一年。银监会在7月5日突然电话通知各信托公司暂停银信合作业务。在银信合作产品被叫停一个月后，银监会又颁布了《关于规范银信合作理财合作业务有关事项的通知》(以下简称《2010年合作通知》)，再次强调信托公司应独立自主管理，同时要求银行将此前发生的银信合作的信贷资产在2010和2011年两年内全部转入表内，并按照150％的拨备覆盖率计提拨备；此外，大型银行还应按照11.5％、中小银行按照10％的资本充足率计提资本；对信托公司则要求其融资类业务余额占银信理财合作业务余额的比例不得高于30％。

银监会除了直接针对银信合作业务制定监管政策外，也对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信贷资产转让业务进行了规范。在2009年12月银监会了《关于规范信贷资产转让及信贷资产类理财业务有关事项的通知》(以下简称《2009年信贷通知》)，规定商业银行在进行信贷资产转让时，转出方不得安排任何显性或隐性的回购条件：禁止资产转让双方通过即期买断加远期回购协议等方式规避监管。一年后，银监会又了《关于进一步规范银行业金融机构信贷资产转让业务的通知》(以下简称《2010年信贷通知》)，对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信贷资产转让业务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2010年信贷通知》明确提出银行业金融机构开展信贷资产转让应该遵守的三原则，即真实性原则、整体性原则和洁净转让原则；禁止银行业金融机构在进行信贷资产转让时安排任何显性或隐性的回购条款；禁止转让双方采取即期买断加远期回购等方式规避监管；禁止转出方在转让信贷资产时进行拆分性贷款转让；并且，信贷资产转让时还必须获得有关当事人，如借款人、担保人的同意，并办理有关变更手续。《2010年信贷通知》重申了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严格遵守信贷资产转让和银信理财合作业务的各项规定，不得使用理财资金直接购买信贷资产。

2011年1月银监会又颁布《关于进一步规范银信理财合作业务的通知》(以下简称《2011年合作通知》)，细化了对《2010年合作通知》的落实要求。《2011年合作通知》要求商业银行在2011年按照每季度不低于25％的降幅制定具体转表计划；对商业银行未转入表内的银信合作信托贷款。各信托公司应当按照10.5％的比例计提风险资本；对信托公司2010年度的分红条件也做了规定，指出如果信托赔偿准备金低于银信合作不良信托贷款余额的150％或者低于银信合作信托贷款余额的2.5％，2010年度不得分红。《2011年合作通知》又进一步提高了对银信合作业务的监管要求，明确了银信合作业务的风险归属，引导银信合作业务去信贷化，并借此鼓励信托公司转变经营方式，加强自主管理。

为达到监管的目的，银监会在2010年4月颁布了《关于修订的通知》，明确要求信托公司“加强主动管理能力，实现内涵式增长”，并通过评级的方式进行分类监管；7月颁布了《信托公司净资本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净资本管理办法》)将信托公司的净资本、风险资本计算标准与银信合作产品挂钩。2011年1月，银监会又再次了《关于印发信托公司净资本计算标准有关事项的通知》，要求对于同时包含融资类和投资类业务的信托产品，信托公司在计算风险资本时应按照融资类和投资，类业务风险系数分别计算风险资本：融资类业务包括但不限于信托贷款、受让信贷或票据资产、附加回购或回购选择权、股票质押融资和准资产证券化等业务；除TOT和股票受益权投资信托业务外，其他受益权投资信托业务原则上应按照融资类业务计算风险资本；银信合作业务以及受益权发生转让导致受益人超过两人(含两人)的信托业务，按照集合资金信托业务计算风险资本；银行理财资金成为受益人的信托业务视为银信合作业务，按照集合资金信托业务计算风险资本。各信托公司应根据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和银监会监管政策导向积极调整业务规模和业务结构，确保在2011年12月31日前达到净资本各项指标要求。

除了中国银监会外，人民银行对银信合作业务也开始有所行动，因为据有关研究发现：银信合作信贷资产类理财产品的发行与人民银行的调控力度成正比。人民银行近期已经开始对信托公司新增贷款进行制约，要求后者把新增贷款额的150％存入人民银行的特种存款账户。出台这样的政策，可以最大限度阻止信

托公司盲目放贷。而根据《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银监会已明确要求信托公司管理信托计划时，向他人提供贷款不得超过其管理的所有信托计划实收余额的30％。人民银行在此基础上还要求信托公司用自有资金发放贷款的余额原则上不能新增；如果新增，则要按新增额的150％向人民银行的特种存款账户缴纳存款。2010年开始人民银行还加大了对银行表外资产和信托公司的监控力度。人民银行2010年开始实施《理财、资金信托专项统计制度(试行)》，意在密切监测银行理财资金和信托资金的动态，防范“影子银行体系”膨胀，导致社会融资规模管控失效。从2010年开始，人民银行要求信托公司按统计制度报送数据，每只理财、资金信托产品须按规范进行编码，录入人民银行系统。统计内容包括基本信息、募集信息、终止信息及资产池资产负债信息。从统计的角度来看，似乎人民银行已经意识到：不统计银行的表外资产和信托产品的规模，就不可能全面了解到社会的融资总量。

二、对2010年至今银信合作监管政策的观察与评论

(一)从规范银信合作业务的推手出发，多渠道控制银信合作规模

银信理财业务合作发挥了商业银行的客户资源优势，同时弥补了信托公司客户资源少，资金募集能力不足的缺陷，而信托公司因在实业领域和资本市场的投资能力也填补了商业银行无法直接投资于这些领域的制度缺陷。因此，银信合作成为银行和信托公司互享资源、互补缺陷的一项重要业务，并受到监管层的鼓励。但随着银信合作业务的快速发展，银信合作业务开始成为银行规避信贷监管的一个重要手段。因此引发了监管层快速收缩银信合作业务的规模。

银信合作监管政策变化的宏观背景是自2010年来，我国的宏观经济出现过热现象，国家开始希望经济适当降温。自2007年底加息后，2010年10月人民银行在时隔34个月再次加息，201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释放出货币政策收缩的信号。2010年1月26日银监会召开2010年第一次经济金融形势通报会，预判全球经济复苏面临诸多不确定性、金融体系依然脆弱，要求积极防范不当银信合作。4月20日，银监会召开2010年第二次经济金融形势分析通报会，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清醒认识宏观经济面临严峻挑战。从2010年上半年的两次经济金融形势的通报会内容来看，为配合宏观调控，银监会对银行信贷监管的力度是逐步加强的，并且第一次通报会就为2010全年定下防范不当银信合作业务的基调。银行通过与信托公司合作进行贷款转让、移出报表等行为是银行突破信贷额度目标的重要手段，银信合作业务甚至被确定为一种中国式“影子银行”，“而这也正是监管层所极为担心的。

在这种担心下，为达到预定的监管目的，监管层从银行和信托公司两个方面对银信合作业务进行了规范。2009年、2010年、2011年连续三年对银信合作业务颁布专门的监管通知。2009年和2010年又针对银行信贷资产转让问题出台了专门的监管通知。这些通知一般都规定了诸多“禁止性”要求，但2009年的规定显然对银信合作业务的监管力度不够，以至于银监会不得在2010年直接通过电话暂时停止银信业务。随后出台的《2010年合作通知》要求银行直接将银信合作资产转入表内。这直接抑制了银行发起银信合作业务的源动力，可以迅速降低银信合作的规模。而此前的监管政策只是从表面禁止银信合作的业务形式，并没有真正抓住银信合作产生的根源，因而效果不明显。2010年出台的分类监管标准和《净资本管理办法》则从信托公司资本充足的角度来遏制其购买银行信贷资产的冲动，可以认为是一种比较有效的，可以对银信合作规模起到中长期控制作用的措施。

监管政策多管齐下的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8月开始，投资于信贷资产的银信合作的数量大幅缩减，信托贷款也自2010年第三季度开始明显回落。银信合作规模从2010年7月2.08万亿元下降到2010年末1.66万亿元。2010年全年信贷类理财产品发行量仅为1669款，较2009年发行量下降了一半；银信合作理财产品的市场占比从50％跌至10％以下。2011年1季度银信合作规模每月规模约在5、6千亿元左右，其中投资于信贷资产仅占很少比例，信托贷款占社会融资规模的0.2％，同比降低4.5个百分点。人民银行对银信合作产品数据收集工作的开始也使得银信合作业务进入了我国货币政策制定者的视野，有利于其及时了解社会融资规模和评估货币政策的效用。

(二)部分监管政策执行不到位，监管政策的质量有待提高

2010年监管层对银信合作业务频出监管政策的主要目的一是怕银行利用信贷类银信合作产品冲击整体信贷规模；二是担心银行虽然将信贷资产转出表外，但是事实上该类产品的贷后管理工作仍由银行负责，资产负债表对银行的实际资产负债情况反映不实。

如果这种担心属实，那么同时也说明了2008年以来的银信合作监管政策存在比较严重的执行不到位情况。早在2008年《指引》就要求：如果信托公司投资于银行的信贷资产、票据资产等资产，其应该采取买断的方式。且银行不得以任何形式回购。银行如果以卖断的方式出售信贷或票据资产，其应将所出售的情况告知相关权利人。通过这样的安排，可以说是完成了合同法上的权利义务转移。但从2009年至2010年不断升级的银信合作监管政策中可以推断出：实际上不少银信合作中的银行信贷资产未真正实现“真实销售”。

如果银行、信托公司对“真实销售”采取“阳奉阴违”的做法，违反《指引》的规定，那么最合适的办法无非是根据规则进行处罚。《指引》最后一款也严肃地表明“中国银监会依法对银行、信托公司开展业务合作中违法违规行为进行处罚。”但从这两年公开的监管信息来看，无论是银行还是信托公司都未因此而受到相关处罚，相反只有监管政策一直不间断地在强调真实转移的内容。这除了让人有“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担忧外，更有对现有监管政策执行力的恐慌。

另外，既然《指引》早就对银信合作投资银行信贷资产做出了“买断”和“卖断”的规定，那么《2010年合作通知》中要求银行对银信合作中“卖断”的信贷资产转回表内就显得不符合逻辑：监管要求银信合作产品“买断”信贷资产，那么如何还能要求银行将这些已经卖掉的信贷资产再转回表内?也许“转回”是监管层对银信合作“未买断”事实的无奈之举。比如。对于买断式的银信合作业务，银行和信托公司开始采取口头协议的方式由银行到期进行回购；而对于银信合作产品不得投资于理财产品发行银行自身的信贷资产或票据资产的规定，银行则采取互相持有特定理财产品、或者“银银信”模式的办法来规避。只要能够达到监管目的，监管政策间的协调性似乎不是监管层首要考虑的问题。但长此以往，监管政策的权威性和效力性终将受到影响。面对银行和信托业普遍存在的“上有

政策、下有对策”的习性。监管层强化其政策执行力才是体现监管效力的关键。监管政策更多地应注重其质量和执行力，自相矛盾却又数量众多的监管政策除了让市场更为迷惑外，是无法起到很好的规范作用的。缺乏执行力的监管政策不仅自身会流于形式。而且也会使得合规的企业逐渐被不合规的企业所排挤，“劣币驱逐良币”的隐忧难以消除。

(三)监管政策的合理性与公平性依然有待完善

《2010年合作通知》要求信托公司开展银信理财合作业务，信托产品期限均不得低于一年。如此规定的目的似乎是为了降低银信合作产品的流动性，从而抑制银信产品的数量。《2010年合作通知》同时规定，商业银行和信托公司开展融资类银信合作业务，信托产品均不得设计为开放式。换言之，银信合作产品的投资人将不可以在产品存续期内申购或赎回，而必须持有产品到期(一年以上)。但据相关报道，中短期的信托产品却是信托产品中最受欢迎的产品。如此监管政策将大大抑制信托产品的市场认可度。反观银行自身发行的非银信合作产品却不受到任何期限的影响。2010年银行发行的期限在6个月以下的短期理财产品，市场占比达到了76.02％；其中，3个月期以下的短期产品发行数量更是大幅增加，在全年理财产品发行总数中占比接近60％，6个月至1年期的中期理财产品的市场占比为18.47％，1年期以上的长期理财产品仅占1.56％。银行短期理财产品的期限从3个月到十几天，甚至九天、七天，可谓应有尽有。2011年银行理财产品短期化的趋势不仅没有消减，且有进一步加强的趋势。银行和信托两类理财机构的短期产品受到银监会的不同规范是否意味着监管层“厚银行薄信托”?还是反映出信托类理财产品应以中长期为主的监管“潜意识”?这个无从得知，但无论出于何种原因，禁止银信合作产品短期化的监管要求需要有一个更为合理的解释，否则信托市场的创新动力以及对于监管政策的公平性和合理性预期都将大打折扣。

《2010年合作通知》还要求银行将此前发生的银信合作的信托资产在2010和2011年两年内全部转入表内，并按照150％的拨备覆盖率计提拨备，也显得过于激进而不具有可操作性。理由是即使这些转入银行表内的银信合作资产全部发生违约，按照银行的五级分类贷款的拨备标准，其最高拨备覆盖率是100％，而不应是150％，更何况银信合作中的贷款一般都为银行的优质资产，违约率实际是比较低的。而对于银行间通过“票据交易双方买断与回购不对称行为”实现信贷资产在银行的表内“隐身”转移问题，监管层似乎并没有出台更为有效的监管政策来遏制。如此看来，目前监管政策还未完全囊括银行规避信贷的全部手段，而仅是针对比较“抢眼”的银信合作业务下手，力图通过规范银信合作业务达到限制银行的放贷冲动。

三、未来银信合作的监管难题

(一)银信合作监管政策的蝴蝶效应

蝴蝶效应是指由于银信合作监管政策的变化而对其他行业产生的影响。2010年银信合作监管政策变化最大，因而这种蝴蝶效应在2010年也最为明显。

1、高端理财市场的发展。

在2010年限制了银信合作产品投向银行信贷资产后，2010年私人银行市场却加快了发展步伐。主要原因是监管政策没有对高资产净值客户的投资做出任何限制。在银信合作受到限制之时，商业银行开始大力发展私人银行客户。有统计数据显示，在2010年银行发行的理财产品中，针对高端客户发售及专门面向私人银行客户的理财产品达到了2784款，占发行总数的28.05％，产品款数和市场份额均较上一年度爆发式增长。而在高端理财市场上，私募投资则已经成为现代财富管理的重要内容。

2、银行信贷资产转让市场的发展。

在依靠信托业务将信贷资产从表内转至表外这道门被收紧后，银行间信贷资产转让成为银行腾挪信贷的重要渠道。2010年9月25日，全国银行间市场贷款转让交易在上海启动。证监会等监管层表示，希望通过建立信贷资产交易平台来对银行间的信贷规模或者结构进行调整，并解决一些中小银行的流动性紧缺难题。信贷资产转让类似于同业拆借，其实质就是金融机构的再融资行为。一般都是大银行向中小银行以及信托、财务公司转让。当转让方需要收回资金或进行收益更高的贷款，却又存在资本约束或信贷额度限制时，一般会选择将贷款转让出去，从而使其贷款额度变得更为宽松，而中小银行可以通过转入资产，获得相对较高的收益，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信贷资产转让颇受欢迎。但该市场如何发展，还有待具体交易规则的出台。其发展会不会如“银信合作”一般，一波三折?还有待观察。

银信合作监管政策所造成的蝴蝶效应还可能会波及我国债券市场、利率市场等，其中不少影响是正面的，如何很好预测、评估到这种政策影响将是未来监管层所面临的新挑战。

(二)跨业金融产品的监管真空

由于银行和信托公司都归银监会直接监管，因此对于银信合作业务的监管可以由银监会单独决定，但对于涉及多个监管机关的基信合作、证信合作、保信合作未来应如何监管?届时“紧急叫停”或者“联合通知”之类的监管措施是否能有效实施?如果上述这些监管问题无法得到很好的解决，那么未来跨行业金融产品的发展将会成为一种隐忧。

(三)银行和信托理财产品中的投资者保护

根据《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3条规定，银行业监督管理的目标是促进银行业的合法、稳健运行，维护公众对银行业的信心；银行业监督管理应当保护银行业公平竞争，提高银行业竞争能力。在上述目标中，维护公众信心可以看做是最接近保护投资者利益的内容。面对近几年银行和信托理财的大规模发展。如何保护这些产品投资者的利益应成为完善《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的一个重点。否则，由于缺乏立法支持，相关监管政策将无法很好地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本文前述各项银信合作的监管措施都未直接提到保护投资者的利益的目的，比较多的表述是出于规范银信合作业务的目的。但对于投资者而言，银信合作产品的收益率却明显高于非银信合作产品。这种“重行业发展、轻投资者利益”的监管政策在事实上也是无法从根本上起到推动行业发展作用的。

(四)银信合作的发展方向与监管期望

《2010年合作通知》从源头上遏制了银信合作业务的膨胀，也提出了监管层对未来银信合作的期望方向。《2010年合作通知》明确要求信托公司在开展银信理财合作业务过程中，不得开展通道类业务。但该《通知》未明确“通道”的具体含义，业界一般认为监管层所指的通道业务是指信托公司不主动管理的信托产品，比如投资于信贷资产的银信合作业务。但通道同时也是资产证券化等大量使用到信托结构的商业特征之一。在资产证券化过程中。比如设立的特殊目的公司(SPV)就是作为受托人被动地管理受托资产。而信托的资产分割管理功能(无论是主动或者被动管理)正是其在现代商业社会中的兴盛的原因之一。

断然关闭“通道”类业务显得缺乏理论依据。另外，根据外国学者的研究，信托的目的基本是无限量的，可以与律师的想象力媲美。简单的“暂停”或“禁止”是否可以挡得住信托业务的发展也未得知。也有学者甚至直接认为：由于银信合作产品的增长速度并没有高到令人警惕的程度，其也不会严重影响我国的宏观调控力度。言下之意是：2010年开始的银信合作监管“严政”意义不大。

《2010年合作通知》还鼓励商业银行和信托公司探索业务合作科学模式和领域，并指出信托公司的理财要积极落实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引导资金投向有效益的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生物医药、信息网络、高端制造产业等新兴产业，为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和产业结构调整做出积极贡献。但这种高调而又无具体引导措施的监管要求对信托业以及银信合作的发展并无太大的实际指导意义。如果没有盈利预期，如果存在不合理的风险，信托公司是不会开发此类理财产品的。事实也是如此。从近期银信合作的新动态中可以发现，银信合作的主要动力还是在于盈利性。比如艺术品市场的高盈利性就催生了银信合作朝着该类产品的方向发展，而不是投向《2010年合作通知》所希望的新兴产业。银信合作的市场化发展也说明了其合作方向与监管政策的期望经常无法做到一致。监管层制定的行业发展方向不见得就能符合市场的发展规律。

也有信托业内人士认为未来信托业应朝着“三位一体”的价值体系方向发展。所谓“三位一体”的价值体系是指信托的政治价值、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政治价值就是遵循社会主义逻辑。解决在政治生活、经济发展、社会生活中政府、民众近期和中长期关注和需要解决的问题，促进社会和谐与均衡的可持续发展。经济价值就是在整个社会经济系统发展过程中，发挥信托作用以解决发展的效率问题，关注中国经济的热点、难点，关注中国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难题，促进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社会价值一方面是信托政治价值角色的补充和延伸，一方面是通过信托载体，实现资本民主和金融普惠，达成社会和谐。实务界对信托业的发展有如此高的认识十分难得，也不排除个别盈利能力强的信托公司会朝着实现上述价值的方向发展，但对信托业整体来说，这些价值追求可能显得过于理想化和理论化，缺乏盈利性的发展是不可持续的发展。信托业的发展注定是走商业化的道路，并且是以自身的利益最大化作为其经济价值的源动力，其政治价值和社会价值都只能是其经济价值的辅助而已。银信合作的方向估计还得由银行和信托公司在业务合作中慢慢摸索，监管政策应给予这些业务更多的实质性鼓励和自由的发展空间。而不应仅仅流于口号式的宣传。

银行信托合同篇7

银信合作“”

银信合作业务在上半年呈现出的“”势头,已经严重威胁到了今年全年的信贷规模控制目标。公开资料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银行业新增信贷约4.58万亿元,发行银信合作产品逾2.6万亿元,其中,涉及信托贷款类理财产品约1万亿元。信贷规模表面可控,实质已经大大超发,风险不容小觑。

而截至2009年9月末,国内银信合作规模尚不足6000亿元。两相比较,今年上半年,银信合作的“”势头亦可见一斑,

作为今年上半年银信合作“”的一个显著侧影,个别信托公司收取的银信合作业务佣金率甚至低于3‰的行业下限标准,以量补价的动机十分强烈。以截至今年4月末银信合作业务余额和新增规模的“双冠王”中融信托为例,今年前4个月,其银信合作业务新增逾500亿元。这家2009年11月才成立风险管理部门的信托公司,在上半年银信合作“”的整体氛围下,其价格战策略对其助益良多。

银信合作产品大致可分为:

信贷资产转让类理财产品,即银行将信贷资产出售给信托公司后,再以理财产品形式出售给投资者,甚至辅以在固定期限内回购的承诺。

信托贷款类理财产品,即银行向投资者募集理财资金后通过信托公司将贷款发放给指定的企业,其风险集中在融资企业的信用风险。

“银政信”类理财产品,即银行向投资者募集理财资金后通过信托公司将贷款发放给指定的地方政府,其风险集中在地方政府的偿债风险。

除此之外,信托投资组合类理财产品也可视作银信合作产品的一部分,通常由信托贷款类理财产品和债券、货币市场类理财产品构成组合投资模式,其风险虽高于债券、货币市场类,但往往低于信托贷款类。

追堵信贷腾挪管道

根据上述银信合作产品的大致分类,信贷资产转让类和信托贷款类理财产品最易成为银行经信托公司平台腾挪表外资产的工具。表面上看,银信合作对银行、投资者、信托公司以及融资方似乎都能有所帮助,实现多方“共赢”的格局。

以前述信贷资产转让类理财产品为例,商业银行将信贷资产出售给信托公司,再以理财产品形式出售给投资者,辅以在固定期限内回购的承诺,并接受信托公司委托继续管理信贷资产。经过这一连串运作之后,银行既能达到将一部分信贷资产移出资产负债表的目的,又能获得可观的中间业务收入,还能降低超额放贷对资本金造成的压力,且随时可通过回购协议将贷款转回资产负债表。

然而,其中蕴含的实质性风险并未有所分散,反而变本加厉:因缺乏必要的风险管控,银行将低收益信贷资产转让给投资者时难免要夹带“次品”,一旦相关理财产品在实际运行中出现问题,银行的兜底责任避无可避,系统性风险也将接踵而至;因缺乏必要的风险管控,银行“资产表外化”后,资本充足率和拨备覆盖率都将被高估,监管难度和经营风险都将随之升级。

面对这种“信贷资产出表,风险未出表”的依“托”创新之举,监管当局早在去年末就出台了严厉的整肃条文。

2009年12月14日和23日,银监会分别下发了银监111号文《进一步规范银信合作有关事项的通知》和113号文《关于规范信贷资产转让及信贷资产类理财业务有关事项的通知》。111号文规定,银信合作理财产品不得投资于理财产品发行银行自身的信贷资产或票据资产。113号文则规定,商业银行在进行信贷资产转让时,转出方自身不得安排任何显性或隐性的回购条件;禁止资产转让双方采取签订回购协议、即期买断加远期回购协议等方式规避监管。

受此影响,今年上半年,信贷资产转让类理财产品的发行数目骤然减少。遗憾的是,决策层“按下葫芦却浮起了瓢”:

由于银行较信托公司的强势地位依然未变,已被叫停的买断回购式银信合作方式干脆改为口头协议方式,监管“黑洞”又现。针对银信合作理财产品不得投资于理财产品发行银行自身的信贷资产或票据资产,银行沿用了互持次级债补充资本金的“潜规则”,转而互相发行特定的理财产品。信托贷款类理财产品取代信贷资产转让类理财产品,成为今年上半年银信合作业务中最亮的一颗“新星”。一些业内人士坦言,与信贷资产转让类理财产品相比,信托贷款类理财产品虽然会损失掉银行的一部分利息收入,但同样不占信贷额度,也能留住部分大客户,称得上是次优选择。

银监会曾于6月1日紧急召集截至4月末银信合作规模最大的10家信托公司和前4月银信合作新增规模最大的10家信托公司,共12家机构开会,要求立即主动压缩银信合作规模,并就业务合规性展开自查,但银行转而寻找其他信托公司合作,纷纷抢搭政策“末班车”,该月银信合作规模不减反增。多番追堵信贷腾挪管道均未果,决策层耐心终于耗尽,不得不挥出“一刀切”的狠手,全面暂停银信合作业务。

堵不如疏着眼何处

全面暂停银信合作业务,必将抬高货币市场的真实利率,暂停时间如果过长,当前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势也将向从紧的货币政策“积极靠拢”。考虑到全球经济二次探底的不确定因素,银信合作业务的停滞对中国经济弊大于利。有鉴于此,在风险管控的前提下,银信合作堵不如疏:

首先,决策层不妨顺水推舟,将银信合作产品部分或全部纳入银行存贷比考核体系。一旦银信合作产品进入银行自身的资产负债表,银行资本金就将被占用,宝贵的资本充足率也将被消耗,同时,银行还得计提相应的坏账拨备。这样银行腾挪信贷资产的管道或将名存实亡。

其次,决策层应出台新的规定,重新定位目前信托公司作为银行简台工具的角色。信托公司可管理的信托资产规模应与净资本直接挂钩,对信贷资产转让类和信托贷款类银信合作业务占用的净资本从高计算。

银行信托合同篇8

【关键词】信托业；货币政策；银信合作

1.信托业现状

随着我国CPI指数日益攀升，央行连续出台了从紧的货币政策。仅2007年，央行就连续6次调升了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的基准利率。金融机构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由最初的2.53%提高到了4.14%，而其他各档次存贷款基准利率也随之相应上调。同时，目前存款类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率15.5%，且央行明确表示还将不断提高金融机构的存贷款准备金率。在此宏观背景之下，对信托业产生了两大问题。一方面，资金变得愈加稀缺，增加了募集资金的难度；而另一方面，筹集资金的成本也随之增高。无论是民间资金还是官方资金，都随着银行利率的递增而不断提高。这些原因最终将会导致综合资金成本整体上升，迫使信托公司不断调整信托产品结构，提高收益水平，因而推动了信托资金的成本也水涨船高。

1.1 证券市场进入震荡调整期

股权投资收入和证券投资收入在2007年特定的市场环境下，犹如“火山式”喷发，呈现出爆发式增长，据用益信托工作室提供的数据，48家信托公司07年合计实现收入229亿，其中股权投资达79亿，证券投资收入实现66亿，各占总收入的34.5%和28.8%，成为信托公司第一大和第二大收入来源。这两种收入的大幅增长与2007年火爆的股市行情密不可分。但自2008年以来，股市进行大幅调整，最近股市行情与去年相比真是一落千丈，有急奔熊市的趋势。这就直接导致市场上新股发行规模、集合信托产品数量及募集资金规模以及市场总体收益率大幅度下降。根据公开资料统计显示，今年2月份共有16家信托公司发行了23只集合资金信托产品，较上月减少26只，减幅明显；3月份，证券投资类产品只发行了38款，较上月减少了12款；4月证券投资类信托产品的发行数量大幅锐减了61.54%，从上个月26款的发行数量降到了本月的10款。这就迫使信托公司必须要尽快调整产品结构、推出多元化产品、回归本源业务、确定核心盈利模式才能做长久的赢家。

1.2 金融行业间的竞争压力增大

信托业自身竞争也比较激烈，它面临国内外市场的双重压力。从国际角度看，自2006年12月11日我国履行加入WTO时签订的《金融与贸易服务协议》承诺开始，银行业对外资全面开放，使大量外资涉入中国的金融领域。外资金融机构在中国虽然实行分业经营，但是其母行大部分是混业经营的全能银行，在整体上具有混业经营的优势。外资金融机构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在产品的设计、研发方面以及全球网络资源具有无法比拟的优势，其利用这些优势可以推出全方位多元化、个性化较强的高端理财产品，在一定程度上抢占了信托公司原有的理财市场份额。

从国内角度看，国内的商业银行、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特别是商业银行与信托公司相比，商业银行具有网点覆盖面广、资本水准高、声誉良好、拥有多元化的顾客群以及产品开发能力等方面具有优势，同时也推出了大量的式样繁多的金融理财产品。如招商银行刚推出的“金葵花”、交通银行的“得利宝·浓青5号”，都对信托公司开展理财业务造成更大的竞争压力。

2.信托业的发展趋势

综观上述种种不利因素，信托公司应该如何应对？信托业的出路到底在哪里？

2.1 信托公司将专注本源、彰显特色、树立品牌

对信托公司而言，市场的竞争不仅来自信托业内部，更激烈的竞争来自于商业银行、证券公司、基金公司以及拥有混业优势的金融控股公司。信托业要想和商业银行一样获得规模化发展，就必须在回归本业的基础上突出信托公司的优势和强项，并在相关的业务领域做出特色、树立品牌、形成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专注于本源业务，有利减少将固定资金投资于高风险贷款、房地产、股票等领域，从而可以降低投资风险，随之增强信托公司风险管控能力。同时，信托公司也便有精力提升为顾客理财的专业能力，给信托公司带来长期、稳定的收益。

与其他金融机构相比，信托公司具有两大特点：其一，投资范围广。信托业的投资范围可以与人类的想象力相媲美，几乎囊括了吸收除储蓄外的其他金融、投行业务。它是唯一能够跨越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和产业市场的金融机构。信托公司的投资范围非常广，包括货币市场、股票市场、债券市场、信贷业务、股权投资（非上市）、实业领域投资等。而其他金融机构，如银行、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仅能在部分领域内开展业务。其二，资产隔离。与其他金融机构相比，信托公司具有财产隔离的独特制度优势，尤其是对财产管理来讲，信托是目前唯一实现资产隔离的有效途径，只有信托公司才可以用“信托合同”的形式是受托管理资产，提供信托财产独立性所体现的“隔离”功能。这种功能对员工福利信托计划、企业年金、养老金等，具有重要的作用。信托公司可以凭借这两大优势和特色，设计和研发出技术含量高、个性化强，不易被其他金融机构所模仿的专属性理财产品，体现信托的高度化专业特征。各个信托公司也应根据自身基础和具体情况，如所拥有的资源条件、市场条件、技术条件，专注于某一产品或某一领域，改变目前“广而不专”、“博而不精”的局面，提高各个信托公司整体业务驾驭能力、风险识别控制能力以及投资决策能力。同时，结合我国目前信托公司的整体状况，经过五次清理整顿，我国已涌现出一批注册资金十亿几至二十几亿的中型信托投资公司甚至数十亿的部级信托投资公司，如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这些公司资本金雄厚，已在发展综合业务，因此，可以率先引导这些公司专注于“受人之托，代人理财”的业务，注重自己的特色，领导我国信托业向着合理、健康的方向发展。同时这些公司在某个领域的经过多年的经营，已建立了良好的信誉，形成自己的专业特长和比较优势，能够为客户提供“量身定做”式的个性化服务，所以引导这些公司树立品牌，逐步实现品牌效应，突出自身的优势。总之，面对国际金融市场的波动和国内金融混业的大趋势，信托公司需要加快自身在金融行业中的定位，专注本源，做足服务，彰显特色，树立品牌，以实现更大的发展。

2.2 深化银信合作趋势增强

我国目前实行的是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体制，这是根据我国目前金融业发展的实际情况而采取的发展模式。但是信托业在我国的发展还未形成规模，不能构成金融业的四大支柱之一。并且在我国，把原本属于信托业务的基金业务划归为证券业务，使得信托业的经营非常困难，往往不能回归本业，与银行、保险在一些初级产品上进行激烈的竞争，其结果是国家为了保持体制内增长的需要，往往限制信托业与银行特别是国有银行的竞争，使得信托业的发展受限。这里所谓信托业可以兼营银行业，包含两层意思：

在以信托业务为主的前提下，允许信托业兼营部分银行业务，即中长期信用业务（如三年期以上的存款业务）。允许其从事中长期银行信用业务，不仅与其作为中长期金融机构的地位吻合，而且又能增加其收益，稳定其经营。例如可允许其开展住房（合同）储蓄存款或房地产信托存款，解决房地产融资难的问题，可以分散住房贷款中风险全有银行来承担，从而完善我国住房金融体制。

限制银行兼营信托业务。银行在我国已形成较稳定的业务来源，信誉也较高，经营在目前不成大问题。而目前信托公司除了资金信托业务外，还没有也没有能力开拓潜在的广阔信托市场，其业务创新能力受制度、政策等因素的影响，真正形成还需要一段时间，若允许有竞争优势的银行经营这块信托业务，势必造成信托业务的过度竞争，挤占信托机构本来就有限的业务空间。试想，信托机构失去利润来源，连生存都受到影响，又何来动力去开发那些潜在的个人信托业务和信托创新呢？信托机构不能生存，则中国信托业便只能取决于银行、券商等金融机构部分的信托业务的发展现状，在时间和实力上都无法与国际发达的信托市场相比，在未来的国际化竞争中必然被挤压于无形之中。因此，虽然银行具有开展部分信托业务的一定优势，但只是提供了未来在业务上“联合经营”的可能性。而我国一开始由银行经营的信托业务大都出现违规现象，所以目前不易让商业银行经营信托业务。

2.3 银信面临的现状

其一，金融市场的开放格局及混业趋势，使信托公司和银行面临的竞争压力与日俱增，迫于激烈的竞争形势和自身生存发展的需要，境内金融机构寻求合作，力求做大做强、提升自身实力，同时，谋求各自借助外力实现公司超常规发展。因此，未来信托公司与银行的合作关系将会日益密切。其二，目前银行信贷普遍吃紧的情况下，面对广大投资者募集资金，通过银信合作的渠道发放贷款，可以缓解银行信贷供需失衡的问题，也可以为投资者提供更多的投资选择，是一种双赢的合作模式。其三，当前我国商业银行存在过分依赖存贷款业务的问题，使银行风险过于集中于信贷资产。改变这种情况，其要大力发展中间业务，为了实现这个目标，需要信托公司的参与。同时银行借助信托公司的平台，为其高端客户提供私人理财业务，通过广泛的投资渠道更好的服务于客户。其四，信托公司也寻求银行的支持。新办法将信托公司的客户限制在高端私募的范围内，使得信托公司很多原有客户流失，而开拓新客户在短期内又很难见效，因此寻求与银行合作成为信托公司最为现实的选择。

在分业监管条件的混业经营，银信合作不仅实现了商业银行与信托公司双赢，而且可以促进多种金融创新，其合作类型也可不断翻新，规模也能持续增长。今后银信合作将会更加重视跨市场的操作，利用多种金融机构、运用多种金融工具在不同市场间的产品创新；与此同时，将会以产品创新促进业务转型，以模式创新促进品牌建设，逐步实现服务功能化、功能产品化、模式品牌化的发展，为金融行业由分业经营转向混业经营起到了很好的过渡作用。

总之，面对国内外政治、经济、社会现状，对信托公司来说既是机遇，又是挑战。若能充分发挥本行业的优势和特色，成功确定信托公司核心盈利发展模式。同时，银监会能制定一系列完善的法律法规，规定与引导信托公司回归其本源业务，使之做大做强，走上国际化的发展道路。

参考文献

银行信托合同篇9

危险的“表外”信贷

“今年以来，银行通过银信合作转移新增信贷的趋势愈演愈烈，已经影响到了央行的货币政策调控效果。”中诚信托公司的人士告诉《凤凰周刊》记者，这次银监会的态度非常坚决，并吸取了历史上若干次信贷调控的教训――管住银行的同时还必须管住信托。

长期以来，银行为规避监管部门的调控政策，通常通过绕道信托公司发放贷款。特别自银监部门收紧银行贷款配合房地产调控后，银行便通过发行理财计划募集资金绕道信托投入房地产项目。 银监会此次态度坚决：在管住银行的同时还必须管住信托。

此外，一些“四证不全”或者“自有资金投入比例不足”的项目，尽管不符合银行的放贷条件，也通过信托公司获得了贷款。

“银信合作业务受到整肃，缘于它正在冲撞监管层的容忍红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夏斌日前在沃德财富博览会上表示。

假设下半年国内信托不发新的增量产品，近2万亿元的信托资金，加上今年确定的7.5万亿元贷款增量，就已经超过了9万亿元。监管部门的担忧是，作为“表外业务”的银信合作规模如果不加以控制，那么年初制定的7.5万亿元新增信贷的控制目标将泡汤。

银信合作本身并非洪水猛兽，但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控制住了银行对地方融资平台和房地产行业的贷款，但绕道银信合作的信托贷款可以几乎不受限制。

在银信合作超过2万亿元的规模中，究竟有多少是信贷类的，目前尚无明确说法。但银监会7月2日电话通知，要求各家信托公司分别上报银信合作业务中信贷类和非信贷类的产品的规模，组合产品需要列明投资于信贷类和非信贷类的比例。

银监会担心信贷调控政策遭遇“对冲”。监管层年初就设定了7.5万亿的信贷投放目标，表面上，信贷投放和年初设定的目标基本吻合，但若对“表外”信贷不加控制，真正的信贷投放有失控之忧。

还令监管层不安的是，银行“资产表外化”的潜在风险。银行绕道信托往往放宽了对项目风险的审查标准，而且这类业务属“表外”，监管部门往往难以及时发现。银信合作的“调表”功能，在一些业务中使信托公司成了配合商业银行“做假账”的角色。

银监会相关人士表示，虽然贷款已转出资产负债表，银行依然承担贷后管理、到期收回等实质上的法律责任和风险，增加了对于信贷调控的难度，并逃避相应的准备金计提。 2010年6月3日，上海，2010中国信托业峰会开幕，来自中国银监会以及国内信托业界权威专家对中国信托业现状与未来经营进行了探讨。原全国人大财经委《信托法》起草工作组组长王连洲在峰会上发言。

此外，信托贷款还可以规避央行的利率政策。国家规定银行向企业发放贷款的利率不得低于基准利率的90%，但信托贷款没有这方面的限制。因此，有些银行为了争夺央企和上市公司这些黄金客户，把信托贷款的利率降到基准利率的70%或80%以吸引优质客户。这不仅会导致利率“价格战”，而且会造成流动性泛滥，影响信贷政策的调控效果。

鉴于银信合作具有上述这些弊端，理财类的银信合作一直是银监会的心头大患。监管层已意识到，危机时期的经济刺激计划，虽能帮助恢复经济，但往往代价惨重。

连续金牌令

《信托公司净资本管理办法》的出台，给信托公司套上了净资本的硬约束，从此信托的业务规模将受制于机构规模。中诚信托的人士表示，“上半年2万亿元‘表外’贷款的疯长，使得监管部门屡下重手整顿银信合作。先是窗口指导叫停银信合作，而后出台第72号文件，限制融资类业务的比重，现在是资本规模闲置。”

事实上，对于银行借道信托投资，监管部门早就着手准备整肃。

银信合作自2009年迎来爆发期，该年下半年，监管部门加大了治理力度，连续下发了包括《关于进一步规范银信合作有关事项的通知》和《关于规范信贷资产转让及信贷资产类理财业务有关事项的通知》在内的被称为七道金牌监管政策。但这种投鼠忌器的监管方式没能遏制银信合作的冲动。

进入2010年，监管之手加劲。3月初，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在2010年非银行金融机构监管工作会议上，再次强调要重点关注银信业务，重点整肃银行“表外”贷款，将银信合作的信贷规模纳入信贷规模总体额度监管范围之内。

该讲话被市场各方认为是监管层对于该类业务监管的又一明确态度，意味着对银信合作的严管将会持续处于高压态势。

6月初，银监会曾召集12家银信合作业务规模较大的信托公司谈话，要求“规模不能增加”。而此前的5月27日，8家信托公司已被监管部门重点约谈。7月5日，银监会“即日起全面暂停银信合作业务”意味着决策层再次明确信贷投放“纪律”，银行通过信托公司腾挪信贷的通道被暂时堵上。

“严厉的监管措施效果明显，目前各信托公司都开始停止了新的银信合作业务。”中诚信托的人士表示，包括中诚在内的规模较大的信托公司都在考虑暂停银信合作后如何应对。

监管者眼中的“坏孩子”

银信合作问题的根本在于信托公司难定位。

信托公司的定位一直是中国金融业最具争议的话题。中国信托业每三到五年信托公司就要迷失一次方向，先后历经1982年、1985年、1988年、1993年、1998年的五次大规模的治理整顿。

直至2007年，银监会出台了新的“一法两规”，即《信托法》、《信托公司管理办法》、《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信托公司按“一法两规”换牌并开展新的业务，业内称之为“第六次整顿”。但“一法两规”仍然没有解决信托公司的主营业务和盈利模式问题，此后信托公司自己的业务探索也是磕磕碰碰，银监会对它们的业务还是一如既往地围追堵截。“信托公司不知道自己究竟该干些什么。”业内一位人士说。

其实，在银信合作之前，信托公司为拓展业务空间，曾经探索过“证信合作”和“政信合作”，但结果都和“银信合作”一样，由于银监会加强“规范”而未修成正果。

走投无路的信托公司左顾右盼，发现能做的业务就剩下房地产信托了。

“房地产信托还将是信托公司一块非常重要的业务领域，但并不能独撑信托理财大局。”上述中诚信托人士表示，房地产信托产品也遭到监管部门的调控，从2006年以来，银监会在房地产信托业务上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规范”。

银监会近期要求信托公司对这方面业务做“压力测试”，信托公司现在担心房地产信贷业务也“随时有可能被叫停”，房地产信托这块最后“阵地”，也有可能不保。不过还可侥幸的是，“压力测试”尚未建立科学的体系。

监管层也曾想引导信托公司走出银信合作的业务模式。银监会2008年6月印发了《信托公司私人股权投资信托业务操作指引》，根据这份操作指引，信托公司将可以通过发行信托计划募集资金投资于未上市企业股权、上市公司限售流通股或者银监会批准的其他股权类信托产品中。

然而，目前证监会并不认可信托公司作为上市公司发起人股东，这意味着私募股权投资信托业务都面临着在公司上市前退出的问题，退出障碍让这类业务前景暗淡。

银监会随后出台72号文件鼓励“信托公司的理财要积极落实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引导资金投向有效益的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生物医药、信息网络、高端制造产业等新兴产业，为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和产业结构调整做出积极贡献”。

但当前的信托公司普遍缺乏核心竞争力，对新能源、新材料等实业领域更是陌生，而且资金规模也相当有限，所谓的新领域和“科学模式”还相当遥远。对于当前连生存都是个问题的信托公司来说，指望为“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和产业结构调整做出积极贡献”，远得不切实际。

“信托公司想干的，监管部门不让干;监管部门想让信托公司干的，信托公司却干不了。”中诚信托的人士表示，金融监管与金融创新之间的关系没有协调好，导致信托公司的定位始终是个难题。

尽管信托与银行、公募基金、保险并列为金融业四大支柱。但长期以来，监管部门有信托公司是“坏孩子”的惯性思维。监管层甚至认为，信托公司就是金融系统的“盲肠”，没有它，金融系统照样能正常运行，但“盲肠”一旦出问题就疼痛难忍，因此，监管部门宁愿不发展它，甚至把它“割掉”，也不愿意看到信托公司带来金融风险。

在此背景下，信托公司的业务创新总会遭受种种限制。不过，在目前经济结构调整中，扩大内需，尤其是国内居民的消费正在从低端走向高端，促使信托公司产品设计逐步向奢侈品行业（如黄金投资、高端白酒、红酒及艺术品等）等更广的领域扩展。

信托业业内人士指出，后银信合作时代，银信理财将更重视产品的投资性。虽然银信合作理财产品将逐渐退出市场，但银行仍可作为代销渠道，将信托公司的多种项目向合适的客户进行推介。

诱人的牌照

目前，银监会已要求信托公司今后把业务重点转向“主动型管理”业务，信托公司在尽职调查、产品设计、项目决策和后期管理等方面要发挥决定性作用，转型为主动管理机构。

然而，信托公司的“主动”实在有限。上述中诚信托的人士认为，表面上看，信托公司是金融百货公司，什么都能做，但实际上由于没有核心竞争能力，结果是什么也做不好，因为每一个细分领域都有其他金融机构的强烈竞争。

信托公司在信贷方面很难和银行竞争，证券方面很难和券商和基金竞争，实业领域也更很难与投资公司竞争。与国外信托作为现代金融的三大支柱之一不同，国内的信托公司的业务正在“边缘化”，最后不得不依靠银行、证券或地方政府，搞些“合作”业务，本质上就是充当别人业务的“通道”，赚点微薄的平台费，信托公司带给人们“不务正业”的形象。

银信理财业务合作业务，项目均来源于银行，资金亦来源于银行，资金的利率、项目的风险控制措施也完全由银行确定，信托公司完全按照银行的意志行事。所谓的“业务”，无非是签订几个合同。

这类业务关键是“走量”，如果规模大了，即使费率低，信托公司的收入也是相当可观，因此，只要和银行搞好关系了，就能解决温饱问题，信托公司心甘情愿地当起了银行的“寄生虫”。在银信合作中，信托公司仅仅是一个银行规避监管政策的“工具”，为了赚点信托费用不得不看银行脸色行事。

由于平台业务风险小，不需要什么核心竞争能力，业务模式雷同，导致了信托公司之间的恶性竞争，为争夺这类业务，信托公司不惜“攻关”，通过“返点”来拉业务，容易滋生腐败。

信托公司长期依附于银行的低端业务，表面上信托公司受托管理的资产规模非常庞大，但其后面的委托人却是银行，不是真正的客户，这样不利于信托公司开拓具有“含金量”的业务，影响了信托公司的健康成长。

影响信托公司“主动管理”的另一个因素是信托公司的资金来源的性质。目前信托公司的资金来源期限比较短，一般为一至两年，很少超过三年。在投资回报方面，大多数购买信托产品的投资者是寻求固定收益的。在当前金融环境下，如果信托公司到期不能兑付“预计收益率”，则会面临投资者“闹事”甚至信托牌照被摘的风险。这迫使信托公司将资金投资于贷款、股权回购等融资类信托业务之中，而这些业务与银行信贷业务比较类似，信托公司既没有自己的优势，“主动管理”的空间也非常有限。

银行信托合同篇10

关键词：银信合作 理财产品 法律关系

中国的银行业开展个人理财业务能够找到的最早的依据是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的《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管理暂行办法》（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令2005年第2号）。自此之后，我国商业银行开始名正言顺地介入了理财业务市场，开辟了存贷款业务之外的又一条盈利新通道。

银监会在《暂行办法》中定义了两种理财业务：理财顾问服务和综合理财业务。其中理财顾问业务简单地讲就是咨询业务，即为客户提供咨询业务，这在之后商业银行的理财业务逐渐被边缘化。因为在中国国情之下，很少有储户会为银行客户经理的咨询付费。储户接触最多的商业银行理财实质上是第二类，即综合理财业务，也就是购买银行销售的理财产品，因为对储户（理财产品购买者）来讲，这是投资，而不是成本，而此种投资的收益率是远高于储蓄的。

但是，所有的经济行为都必须基于一定的法律基础，比如物权法、合同法、信托法。但银行的理财产品业务的开展是银监会的命令，即基于部门规章，其是否有更高位阶的法律依据，是否违反法律的相关规定，需要进一步厘清。本文试图从商业银行理财业务的历史沿革和法律关系来进行梳理。

一、商业银行理财业务的历史沿革

我国现行的金融经营体制和格局最初的来源与1993年国务院颁布的《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该决定确立了我国四大金融业态―银行、证券、保险、信托“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最高原则，在此之后颁布的《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证券法》、《信托法》、《保险法》及后来《银行业监督管理法》都是体现并巩固了这一最高原则。

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信托公司和保险公司作为金融四大支柱业态都具有自己的业务范围，被各领域的法律严格限制在“一亩三分地”。如《商业银行法》第四章第三条就规定“商业银行向非自用不动产投资或向非银行业金融机构和企业投资”，但该法为部门的变通操作预留了一个空间，该法在该条中以“但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收尾。该条将银行的业务限制在存贷款业务和中间业务三类业务之中。

但以银行为代表的金融企业天生有其逐利而逃避监管进行制度套利的倾向，特别是在其很容易就能获得收益的情形之下。因此，银行业如何挖掘其庞大客户群―“储户”的价值，成了银行从业人员的一个重要课题。

银行的存贷款业务的来源需要实实在在资本的支持，特别是在存款准备金制度、资本管理制度的框架内，银行的突破较为困难，因此将目光转向中间业务成了一个重要的选择。

基于民法中的委托-关系被挖掘了出来，银行作为独立法人满足委托关系的主体资格要求，储户（包括自然人和法人）同样可行。

因此，一种新的业务被银行开发出来：商业银行接受储户的委托募集资金，银行再作为单一委托人以该资金设立信托计划（SPV），以信托计划的名义进入债权市场、股票市场、期货市场、外汇市场甚至是黄金市场，因为信托是唯一一个可以横跨资本市场、货币市场和实业领域的制度设计。

银信合作结构如下图：

图一：银信合作模式图

其后，更多的逃避监管的模式被开发了出来，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的银监会作为银行的“父母官”以部门规章将银行理财业务作为银行的常规业务固定了下来，并作为了银行理财业务实质上的法律依据。

二、银行合作模式的法律关系分析

在银信合作的模式中包括了几个重要的主体：投资者、银行、信托公司和投资顾问，在这四者之间又包含了两类关系：委托-关系和信托关系。

（1） 委托-关系：

委托-关系是民法中的一个重要关系，其法律基础来自于《民法通则》第四章第二节，其明确规定为“人在权限内，以被人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在银信合作的模式中包含了多个委托-关系，集中最主要的包括两个，一个是投资者与银行之间的委托关系，另外一个是投资顾问与银行、信托公司三方的委托关系。

在银信合作的结构中，商业银行作为人接受投资者代为理财，基于理财合同，投资者将资金交付给银行用于特定用途，即形成了投资者与银行之间的委托关系。

由于商业银行和信托机构作为专业的金融机构，其不一定具有较高的资金运用的能力，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和产业市场投资均有其自身的规律，为了实现理财资金的回报，需要聘请专业的投资机构，即投资顾问。《信托法》规定信托公司以其自身的名义为了受益人的利益从事受托行为，在银信合作的模式中，银行既是信托计划的单一委托人，也是单一的受益人。因此，投资顾问与信托公司、商业银行便天然地联系在了一起。在该关系中，信托公司作为委托人，投资顾问作为人，商业银行作为第三人的委托关系便由此形成。

（2）信托关系

信托关系的法律依据是《信托法》，由于信托法第三章的规定为信托制度的优越性奠定了法律基础。其优越性体现为《信托法》的第十四条至十八条的具体规定，从而使信托计划天然地成为了SPV（特殊目的实体），具有风险隔离的效果。

信托法律规定了信托关系中的三个主体和一个客体，主体包括委托人、受托人和受益人，客体为信托财产。在银信合作的框架内，作为委托人的是商业银行，受托人是信托公司，受益人自然也是商业银行，而信托财产则是来源于投资主体的理财资金。

参考文献：

[1]冯浩然.银信合作理财业务监管政策浅析[J].？财经界（学术版）.2012（05）

[2]融资类银信合作理财业务探析[J].财政监督.201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