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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辩证法论文十篇

时间：2023-03-27 17:42:03

自然辩证法论文

自然辩证法论文篇1

“人们蔑视辩证法事实上是不能不受惩罚的。人们可以对一切理论思维随便怎么样轻视，可是没有理论思维，人们就是两件自然界的事实也不能联系起来，或者对二者之间所存在的联系都不能了解。”这里从反面进一步论证了辩证法在指导具体科学发展中的重要性。其中的根本点在于如果忽略了辩证法的指导，就不可能得到正确的认识结果，这便是忽略辩证法要受到的必然惩罚。针对在自然科学研究中片面注重实证，忽视哲学指导和理论思维的倾向，恩格斯明确指出了哲学的重要性。其实，忽略哲学指导也是受某种哲学指导的结果，只不过这种哲学是形而上学的时髦哲学，而不是客观认识事物本身的辩证哲学。总体看来，本部分主要有《导言》、《〈反杜林论〉旧序、论辩证法》、《神灵世界中的自然科学》三篇论文和有关札记，主要在论述自然科学的发展基础上，提出自然辩证法，并指明它在全部自然科学研究中的指导地位，是全书论证的逻辑起点。“辩证法的规律就是从自然界以及人类社会的历史中概括出来的。辩证法的规律不是别的，正是历史发展的这两个方面和思维本身的最一般的规律。它们可以简化为下面三个规律：量转化为质和质转化为量的规律；对立的相互渗透的规律；否定的否定的规律。”辩证法是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共同的规律，这个普遍规律存在于事物本身，可以被发现、概括乃至运用，但不能被推出、强加甚或否定，而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是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历史观的统一，也是唯物论和辩证法的统一。辩证法最基本的三个规律是质量互变规律、对立统一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其中对立统一规律坚持用矛盾分析法看待事物，揭示了事物变化发展的动力和源泉；质量互变规律把度作为事物量变与质变的分界线，揭示了事物变化发展的形式和状态；否定之否定规律从既部分吸收又合理超越的“扬弃”观念出发，揭示了事物变化发展的方向和道路。辩证法的这三个规律，已经被黑格尔进行过详细阐述，但却是在唯心主义的前提下，窒息了辩证法本身的生机和活力。马克思主义坚持唯物论和辩证法的统一，坚持一分为二地看待黑格尔哲学，吸收它的合理内核，又剥离它的错误形式，从黑格尔哲学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本身就是辩证法规律的一次生动运用。

“所谓客观的辩证法是支配整个自然界的，而所谓主观的辩证法，即辨证的思维，不过是在自然界中到处盛行的对立中的运动的反映而已，这种对立，通过它们不断的斗争和最后的互相转化或转化到更高形式，来决定自然界的生活。”客观辩证法是自然界中存在的辩证法，不仅包括三个基本规律，也包括同一与差异，必然与偶然，原因与结果等基本范畴。在唯物主义的观念中，存在决定意识，作为主观意识的客观基础，自然辩证法与人类社会和思维的辩证法必然是同一个辩证法，因此主观辩证法必然和客观辩证法具有高度的一致性。自然界事物所具有的矛盾对立、彼此联系和发展变化的特点，在主观辩证法中同样存在，并且以更加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恩格斯说：“思维规律和自然规律，只要它们是被正确地认识了，必然是相互一致的。”“在思维的历史中，一个概念或概念关系（肯定和否定，原因和结果，本体和偶然）的发展和它在个别辩证论者头脑中的发展的关系，正如某一有机体在古生物学中的发展同它在胚胎学中（或者不如说在历史中和在个别胚胎中）的发展的关系一样。”认识自然的辩证法，即思维的辩证法的发展同样需要经过漫长的发展演变过程，一如自然界本身的辩证发展那样。虽然个体人的辩证思维发展不过是个短暂的过程，但正如经过漫长的生物进化才形成胚胎一样，要理解作为演化结果的个别胚胎，就需要对照整个胚胎进化史，同样，要理解具体个人的辩证思维，就需要理解主观辩证法发展的漫长历史。因而，辩证思维规律的发展经历了长期探索的历史，主观思维的发展有坚实的客观基础，主观辩证法必然符合客观辩证法。总体看来，本部分包括《辩证法》这篇论文和《偶然性和必然性》、《关于判断的分类》等札记，重点论证了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和几对重要范畴，提出了主观辩证法和客观辩证法必然一致的根本原则，是全书论证的展开。

二、自然辩证法的体现：运动与各门自然科学的辩证性质

“运动，就它一般的意义来说，就它被理解为存在的方式、物质的固有属性来说，包括宇宙中发生的一切变化和过程，从单纯的位置变动起直到思维。”在自然辩证法中，运动是处于基础位置的核心概念。运动，不仅是简单的位移，而是一切事物和对象的固有属性，是一切变化和过程的共同原因。从这个意义上看来，自然、社会乃至思维必然都具有运动的特性。唯其如此，事物才会有发展变化，并遵循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等规律。“如果自然科学企图寻找统一的作为物质的物质,企图把质的差异归结为同一的最小粒子的结合上的纯粹量的差异,那么这样做就等于不要求看到樱桃、梨、苹果而要求看到作为水果的水果;不要求看到猫、狗、羊等等,而要求看到作为哺乳动物的哺乳动物,作为气体的气体、作为金属的金属、作为石头的石头、作为化合物的化合物、作为运动的运动。”在具体和抽象的关系中，抽象高于具体，但又来源于具体，并非存在超越具体的抽象，而是抽象恰恰存在于具体中。相对于概念的抽象性和事物的具体性，“思维具体”比具体事物有着更为丰富的具体性，它结合了抽象思考，超越了具体事物，因而具有更多的内涵。如果不能辩证把握抽象和具体的关系，将导致徒劳地去寻求某种抽象的实体存在，从而把一切变化视为量上的排列组合变动，否认质的变化，这是违背辩证法理论指导的一个结果。

“我们的主观的思维和客观的世界服从于同样的规律，并且因而两者在自己的结果中最后不能互相矛盾，而必须彼此一致，这个事实绝对地统治着我们的整个理论思维。它是我们整个理论思维的不自觉的和无条件的前提……辩证法被看作关于一切运动的最普遍的规律的科学。这就是说，辩证法的规律对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运动，和对思维的运动，都一定是一样好地适用的。”主观辩证法和客观辩证法高度一致，成为整个理论思维的根本前提，否认二者的一致性，要么走向唯心主义，要么走向庸俗唯物主义，只有辩证唯物主义才把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结合在一起，是分析各种事物对象的根本指导方法。这种指导作用已经在自然科学的实践和发展中得到验证，在社会领域和思维领域，辩证法的规律也一样适用和好用。因此，自然的辩证法必然向社会的辩证法转化，它们连同思维的辩证法，都是一个辩证法。总体看来，本部分包括《运动的基本形式》、《运动量度──功》、《热》、《电》等论文和有关札记，分析了运动这个核心范畴，并在各门自然科学发展实践中检验了辩证法，是全书论证的思想升华和具体体现。

三、自然辩证法的转化：从自然的辩证法到社会的辩证法

“政治经济学家说：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其实，劳动加上自然界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为劳动提供物料，劳动把物料转变为财富。但是劳动还远不止是如此。它是一切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而且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至我们在某种意义上必须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劳动是人类最重要的实践活动，是人主观能动性的体现，自然界的各种物料是人的劳动对象，劳动成果作为人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结果，因而，劳动成果可以说是人类一部打开的心理学。但劳动还具有更多的意义，人之所以成为人，更因为在劳动实践中，人类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主观世界，实现了从猿到人的根本质变。“首先是劳动，然后是语言和劳动一起——它们是两个最主要的推动力，在它们的影响下，猿脑逐渐过渡到人脑……一句话，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简单地用自己的存在在自然界中引起改变；而人则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这便是人同其他动物的最后的本质的区别，而造成这一区别的也是劳动。”劳动使人从动物中独立出来，和其他一切动物形成根本区别，在这个过程中，劳动推动了语言的发展，促使猿脑逐渐进化为人脑，成为人类演化历史中的重要动力。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动物仅仅利用自然界，而人类却能够有目的有计划地改造自然界为自己服务。“我们连同肉、血和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并存在于其中的……但是经过长期的常常是痛苦的经验，经过对历史材料的比较和研究，我们在这一领域中，也渐渐学会了寻清楚我们的生产活动的间接的、比较远的社会方面的影响，并且因之我们就有可能也去支配和调节这种影响。但是要实行这种调节，仅仅认识是不够的。这还需要对我们迄今存在过的生产方式以及和这种生产方式在一起的我们今天的整个社会制度的完全的变革。”人类通过劳动和一般动物区分开来，但人类存在于自然之中，具有自然属性，因而要遵循自然规律，这不仅由于违背自然规律将受到惩罚，更由于辩证法的根本规律来源于自然本身，违背自然规律等于违背辩证法。来源于自然界的辩证法同样适用于社会领域，因而自然辩证法必然转化为社会辩证法。但仅仅认识到这些是远远不够的，在社会领域运用辩证法就需要对社会进行改造和变革，这是自然辩证法规律的必然要求。

自然辩证法论文篇2

【摘要】本文主要运用自然辩证法的观点,一方面通过航运业对海洋环境的影响,提出加强对船舶的管理,减少船舶对海洋环境的污染,从而维持海洋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另一方面对科学技术与航运业的关系,对航海技术的现状及发展趋势进行了分析;最后,面对能源问题,对船舶轮机节能技术及能量的回收利用给出了论述。

【关键词】自然辩证法海洋环境船舶污染航海技术

自然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研究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它几乎覆盖了所有的学科,对于航运技术领域也是如此,它的生态自然观是我们认识到保护海洋环境、防止海洋污染的重要性,同时也让我们认识到提高能源的利用率,以使得航运业乃至全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它的科学技术以及方法论为航运技术的发展起到重大的指导作用。下面将从三个方面分别介绍。

1航运对海洋环境的破坏与对策

地球是一个相互依存的整体,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全球性的生态危机,表现出了人类所遇到的危机的共同性、安全的共同性和未来的共同性,这就要求不同国家超越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差异来采取联合的共同行动,制止和打击那些给自然界带来严重污染的国家、企业和个人。作为一个特殊的行业—航运业。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内,其由于船舶的各种货物(化学危险品、油类等)、机器处所产生的含油垃圾和污水、废气(SOX、NOX等),以及船舶生产所产生的塑料等垃圾,给海洋环境造成了很大的污染。因此,这就要求世界各国对船舶的防污染状况进行监督和控制,下面就对船舶对海洋的污染和船舶为防止污染所采取的措施,及国际上所采取的相关对策。

“海洋存亡,匹夫有责”。据统计:全球3/4的大城市和40%的人口集中在离海岸60公里以内的地区,因此海洋的兴衰关乎到人类的存亡。但是海洋的污染不仅来源于陆地上人类的各种活动;近年来随着航运业的发展,来自于船舶的污染也呈现出扩大的趋势,特别是由船舶造成的操作性、事故性甚至是人为的故意行为(随意排放污油、洗舱水、压载水、乱丢各种垃圾等)所造成的海洋环境污染事故也日益增多,严重地破坏了海洋的生态环境。

船舶作为一个流动的工厂,为船舶提供动力的柴油机消耗燃料的同时,也产生大量的油渣和污水,同样,为船舶服务的其它机械也同样会产生一定量的污油和污水,特别是一些大型的油轮和化学危险品船,它们的压舱及洗舱水也含有大量的有害成分,如果未经处理就直接排放入海,就会对海洋生物环境造成极大的伤害。由于货运的需要及船舶生产、船员生活而造成的大量的垫舱物料,像木头和其它一些金属物品,塑料垃圾、它们又是一些不可分解的物质,显然,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人们没有意识到对海洋的伤害,于是大量的污油、污水及所有的垃圾直接倾倒入海,把海洋当作无限的垃圾场,对海洋生态环境造成极大的破坏。就是到了今天,由于直接处于航运第一线的各国船员素质参差不齐,也同样忽视对海洋环境的保护,置相关的国际法则于不顾,仍将上述各种有害物质直接排放到海洋中。

为了减少船舶对海洋环境的污染,近些年船舶防污染技术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目前,按照造船规范,基本上所有的船舶都装有防污染设备,污水舱、污水预处理舱柜、油水分离器等设备,通过对排出的污油进行分离,使合乎要求的污水排出舷外(当然国际防污规则对排放区域、排放种类还有严格的规定),而含油率高的放回到污水舱,所分离出来的油则通过焚烧炉烧掉。杜绝含油污水排放出海。另外,由燃油分油机所分离出来的各种油渣也是通过焚烧炉进行焚烧处理。为了消除船员生活垃圾对海洋的产生的危害,大型的船舶都装有生活污水处理装置,能过厌氧型和需氧型细茵的培养,对船员及旅客所产生的粪便等进行分解。再按相关的要求排放,为了方便船舶,世界上许多的国家和地区还有专门的回收组织,如中国的上海和德国的汉堡。而这种服务都是免费的。另外,为了消除船舶对大气的污染,<<73/78防污公约>>附则VI对船舶排放的废气也做出了相应的规定,如氮氧化物(NOX);硫氧化物(SOX);为此,大型船舶柴油机排气系统都装有废气滤清系统,同时,对船用燃油的质量也提出了要求。如含硫量不超过3%等。当然和陆地上一样,氟利昂在船上也开始禁止使用。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全球性的航运贸易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营运航行的船舶数量与日俱增,使今天的海洋承受着来自船舶污染的巨大压力,而人们对海洋环境污染问题的认识也越来越清醒,国际组织及各国政府越来越感到对海洋环境的治理和保护已迫在眉捷。为了有效地控制船舶对海洋环境的污染,以保证海洋具有较强的自身净化能力,国际海事组织制定了<>防污公约及附则,为世界各国对船舶的检查控制提供了国际准则。此外,在世界上还有一些区域性的组织和国家,制定出非常严历的法律对污染海洋环境的行为者和船公司给予重罚,如<<巴黎备忘录>>国家、<<东京备忘录>>国家、美国、澳大利亚等等。在防污染与治理方面,欧洲及美国等西方国家己走在了世界的前面,在这一点上,由于工作的便利。我感触颇深,几次到美国和欧洲等国家的经历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们的PSC检查官对船舶防污染设备的检查,船员技能的检查都非常严格,而且密西西比河和基尔运河优美的环境也不能不让人叹服。但是一些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尽管人们也承认对环境的破坏给人类所带来的灾难,但是实际上却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总觉得离自己还很远,我曾经去过的埃及的苏伊土运河口和印度的加尔各答港等地区,当船在河道里航行时,看到海面上那一层层、一片片的污油,心情非常沉重,在我国也同样存在着海洋环境保护问题,我国1999年12月25日全国人大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以及中国海事局<<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止船舶污染海域管理条例>>为我国海洋环境保护提供了法律依据。

2科学技术与航运业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推动社会前进的革命力量。从蒸汽机到内燃机应用到船舶上,使世界航运业得到空前的发展。随着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使得航海技术得到日新月异的发展,目前船舶正向大型化、专业化、高速化和自动化方向发展。世界航运巨头如中远、中海、马士基等航运公司,纷纷建造一些大型超大型的船舶,如50万吨级的超大型油轮(中远大连有36万吨级的)、36万吨级的散装矿石船、10000标箱集装箱船(中海己在韩国订造了两艘)、14万吨级的豪华游轮以及作为居住和休闲为一体的“海上移动城市型”船舶的面世和开发;同时船舶的专业化程度也越来越明显:如液化气船、滚装船、客滚船、集装箱船、冷藏船等的相继面世和使用。随着商品的技术含量的不断提高,对运输的要求也在不断地提高,技术含量高的运输方式和专业化船舶将有较好的市场前景,传统的杂货船舶将越来越少。另外,随着海洋的开发和利用,海洋的各种工程船、新能源运输船(如液化气、液态氢等高热量环保型的运输船)、水上水下的观光游览船也不断出现;随着人们对船舶的高速化追求和向往,气垫船、水翼船和喷气船将越来越受到重视,同时大排水量的船舶正面临高速化的迫切需要。为了提高较大型船舶的快速性,人们将另外开发体积小而输出功率大的船舶推进新技术。目前我国已开发出超导磁流体的船舶推进系统,也许在不久将来能取代传统的螺旋桨推进系统,成为各种船舶的动力来源;船舶自动化:船舶自动化己从20世纪60年代前半期的最初设置机舱控制室的初期自动化时代,到20世纪70年代无人机舱的实现,目前又发展到船舶智能化和综合化时代。特别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电子技术和通信技术的迅猛发展,以及劳动力成本的进一步提高,人们提出了驾通合一、机电合一、驾机合一的许多设想,并被国际海事组织所采纳,有的已经实现,有的将要实现。目前人们正着力研制开发“高信赖度智能化船舶”。其构成系统有:综合航行管理系统(海上自动航行系统与港内自动航行系统)、最佳航线计划系统、自动靠离泊系统、气象海况状态监视系统、装卸系统及船体状态监视/姿势控制系统等。上述许多系统正在模拟实验或实船实验之中,不久的将来也许会在实船开始应用。

3能源利用与轮机技术

自然辩证法论文篇3

辩证逻辑这一概念在中国社会的出现，与马克思主义思想传播有关。唯物辩证法的传人促成辩证逻辑学科的构建。在唯物辩证法传人初期，辩证逻辑是辩证法的代名词，1930年代，它以哲学观念面目出现，是批判形而上学的工具，当时一批学者把形式逻辑等同于形而上学，这就是1930年代的形式逻辑与唯物辩证法的论战。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文革”以后，中国逻辑界有些学者开始思考辩证逻辑的学科问题，马佩先生是其中的积极参预者。马佩先生自1950年至1960年参与逻辑讨论提出辩证逻辑思想(用“辩证法”这个词)开始，至今仍笔耕不辍，近几年出版了《辩证思维研究》、《辩证逻辑》等著作，一直是辩证逻辑学科的捍卫者和构建者。马先生努力地构建辩证逻辑理论体系，形成其富有特色的辩证逻辑观。

一、唯物辩证法的传入与我国“辩证逻辑”概念的产生

发生于20世纪30年代我国学术界关于形式逻辑的论争是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的一次文化冲突现象。它是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形式逻辑基本态度的表现，同时也是对唯物辩证法的一种新诠释，从此，在中国文化里出现了辩证逻辑。

(一)“辩证逻辑”概念产生的社会背景

其一是文化救国的产物。正如其他爱国学者选择西方文化一样，选取苏联式的马克思主义文化也是服务于中国社会的需要。这种需要使文化发展以救国救民、挽救民族危机为目的，中国现代时期出现的东方文化派、西方文化派和苏联式马克思主义学派，都是为着社会需要而产生的。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也正是如此，许多人从苏联的胜利看到了中国的道路，便去积极地学习苏联，学习苏联的成功革命经验，学习苏联的文化模式。“中国自1927年社会科学风起云涌，辩证唯物论的思想大有一日千里之势。”艾思奇认为自1927年以后，“唯物辩证法风靡了全国，其力量之大，为二十二年的哲学思潮中所未有。”这种中国现代时期文化选择的功利性倾向影响了人们对西方各种学术思潮的全面把握和系统认识，由于受不同西方文化思潮的影响，当时出现学习西方文化的不同内容的现象，有人选择马克思主义，有人选择实用主义，等等。“西方文化的浪潮汹涌袭来之后，中国人都在痛苦中处于分裂。‘西化’乎?‘俄化乎’?‘本位’乎?中国人在西方文化的挑战下，尚未表现出有力的创造性应战。”也就是说当时人们无法对西方文化各种思潮所体现的共同特征、基本精神进行把握，以与中国文化相互交流、碰撞。所以，当时选择苏联道路也是出于当时社会的需要。

其二是受苏联哲学界的影响。苏联哲学界批判形式逻辑，用辩证逻辑取代形式逻辑观念，在此影响下，出现我国1930年代对形式逻辑的批判。

对于形式逻辑的批评最早是从黑格尔开始的。黑格尔在《小逻辑》一书里，用大量篇幅评议形式逻辑，他认为同一律“便被表述为‘一切东西和它自身同一’；或‘甲是甲’。否定的说法：‘甲不能同时为甲与非甲’。这种命题并非真正的思维规律，而只是抽象理智的规律。这个命题自身就陷入矛盾，因为一个命题总须得说出主词与谓词间的区别，这个命题就没有作到它的形式所要求于它的”。“排中律是进行规定的知性所提出的原则，意在排除矛盾，殊不知这种办法反使其隐人矛盾”。黑格尔是从思维规律角度来批评形式逻辑基本规律的，例如，就对“同一律”的批评而言，他也承认同一律是“抽象理智的规律”，即思维形式的规律。他认为“甲是甲”这种表述形式不恰当，认为这一命题没有说出“主词”与“谓词”的区别。他还认为：“现今三段论法的各种形式，除了在逻辑教科书外已不易遇见，而且对于这种推论形式的知识已被认作空疏的学院智慧，对于实践的生活以及科学的研究都没有更多用处。”在这里，黑格尔仍是从具体实践中看待三段论的作用的，他认为形式逻辑对“实践生活”及“科学的研究”用处不大。

列宁吸收了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从唯物论角度阐释其唯物辩证法思想。他就黑格尔对形式逻辑的理解给出自己的解释。列宁说：“认为思维形式是‘外在形式’，只是附着于内容而非内容本身的形式……这也是不对的(第17页)……”“黑格尔则要求这样的逻辑：其中形式是富有内容的形式，是活生生的实在的内容的形式，是和内容不可分离地联系着的形式。”即“逻辑不是关于思维的外在形式的学说……即对世界的认识的历史的总计、总和、结论。”列宁认为：黑格尔对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片面性的批评是指这些规律的表达公式而言的，并认为黑格尔的这种批评正确。“由于形式逻辑的这些形式的空洞，它们理应受到‘蔑视’(第19页)和‘嘲笑’(第20页)。同一律，a—a，——空洞，‘不堪忍受’(第19页)。”“黑格尔引举排中律的这个命题：‘某物或者是a或者是非a，第三者是没有的’(第66页)，并且‘加以分析’。如果这是指：‘一切都是对立的’，一切都有自己的肯定规定和否定的规定，那倒很好。但是，如果对这个命题的理解还是同通常一样，即在所有谓语中，要么是该物，要么是它的非存在，那就是‘废话’!!”列宁实际上是阐释唯物辩证法思想，阐释人们在认识自然、改造自然中如何辩证地看待事物，只有这样，才能把握事物发展的规律，这无疑是正确的。如果从这个角度看，形式逻辑基本规律就不具有这种性质，它只是思维形式的规律。所以，他说：“逻辑形式是僵死的形式——因为它们没有被看成‘有机的统一’。”“在旧逻辑中，没有过渡，没有发展，(概念的和思维的)，没有各部分之间的‘内在的必然的联系’(第43页)，也没有某些部分向另一些部分的‘过渡’。”因此，人们在认识事物时，“不仅应当对‘外在形式’，而且应当对‘内容’进行‘思维的考察’”。

由此看来，列宁对形式逻辑并非是否定的，他承认形式逻辑还是有其价值的，他说：“逻辑像语法的地

方就在于：语法对于初学的人说来是一回事，对于通晓语言(或几种语言)和语言精神实质的人说来是另一回事。‘逻辑对于刚开始接触逻辑和各门科学的人说来是一回事，而对于研究了各门科学又回过来研究逻辑的人说来则是另一回事。’”列宁承认了形式逻辑的工具性质，因而，列宁对“逻辑”的认识，分为两种，一种是形式逻辑，即研究推理形式及其规律的科学；另一层意思是指唯物辩证法理论。他认为形式逻辑规律不是认识具体事物的规律，仅仅是抽象思维形式的规律，这是他对形式逻辑的理解。他认为“旧的形式逻辑——正像用碎片拼成图画的儿戏(遭到了轻视)”。这是批评形式逻辑中诸如“a是a”这种不完善的形式。他也承认逻辑学的价值，例如像语法那样对人们认识有用。

但是，20年代至40年代，苏联哲学界错误地理解列宁对逻辑学的看法，而对形式逻辑加以批判。如，1940年苏联出版的《简明哲学辞典》中有如下的话：“形式逻辑的规律和辩证逻辑的规律是对立的……形式逻辑无内容、贫乏、拙象，因为它所定的规律与范畴都不符合客观的实际。”这也是30年代苏联哲学界对哲学中形而上学、形式主义和机械主义的清算的结果。

(二)19世纪30年代中国文化学人的“辩证逻辑”思想

我国当时有关辩证逻辑的思想出现在一批论文、著作和教材里。主要观点是：视形式逻辑为形而上学、视逻辑学为认识论、视唯物辩证法为辩证逻辑、辩证逻辑扬弃形式逻辑。

视形式逻辑为形而上学。如范寿康认为：“形式论理学把一切事物看作是不动，不变，而且是各自分离，各自孤立的。”

王特夫认为：“形式论理学底概念既然一方面是固定永久的死的东西没有发展，它方面又是仅属于事物之特性之量的单纯总和，缺乏内在的内容之中的自然不包着任何矛盾。”形式逻辑把运动与静止割裂开来，“结果是什么也不能认识”。

艾思奇认为：“所谓形而上学，就是从形式论理学产生的，它的特征，就是把世界上的一切事物，或社会上的一切现象，或思想中的一切概念等都看作固定的、各自独立毫不相关的东西。”“形式论理学错误的根源，也就在于只抓住了真理的一面，在于它的片面性，并把片面的真理夸大，而忘却了还有其他方面。”

所以，“形式逻辑的统治到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之完成已告崩溃……谁要想挽回形式逻辑的命运，谁就去像中古焚死布鲁罗的手段来摧残现在的一切科学。”

视逻辑学为认识论。王特夫认为，论理学在这里不仅仅是一种方法学，同时也构成为认识学的本质。

李达对形式论理学总的批判为：“形式论理学是主观主义的”、“形式论理学完全缺乏发展的观点”、“形式论理学完全缺乏联系的观点”、“形式论理学的原理，与社会实践相隔离”。因此形式论理学不是科学的方法，普列哈诺夫调停两种论理学是错误的，分离理论与实践而调停论理学也是错误的，所以，形式论理学“既不能成为科学的思维方法，也不能与辩证论理学分庭抗礼，更不能成为辩证论理学的副次的或从属的部分。它只有在它经过辩证法的改造以后，才能成为辩证论理学的契机”。

潘梓年认为：“唯物辩证法是本体论，是逻辑，同时也就是认识论。”

视唯物辩证法为辩证逻辑。王特夫认为，辩证论理学的发展起源于亚里士多德，中世纪没有发展，到了文艺复兴，又得到发展，康德、菲西特、黑格尔对此有伟大的贡献。黑格尔“用是一否、否一是底辩证论理学公式，来对抗和否定那是一是、否一否底形式论理学的公式”。只有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辩证法建立在物质世界的基础本文由http://收集整理上，“构成了物质论的辩证法”，这才是正确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也只有这样的思维方法才是真正的思维方法”。辩证逻辑不同于形式逻辑，“就在于它是反映了自然世界之矛盾和发展底内容，反映那变动不息的世界，因而在它底思维律上，是一种运动底矛盾过程底思维矛盾律，也是一种实践的论理方法。”

潘梓年1938年写出了《逻辑与逻辑学》，体现了他的辩证逻辑观念。这本书包括绪论、方法论(逻辑学)、技术论三部分，在绪论里讨论了“思维与思维方法、逻辑与逻辑的发展”。他把方法论称为逻辑学，包括“辩证法的基本规律、辩证诸方法(本质与现象、根据与条件、必然性与偶然性、法则与因果性、形式与内容、可能性与现实性)、思维历程(概念、判断、推理、归纳与演绎、分析与综合)”，把形式逻辑的归纳和演绎等内容作为技术纳入辩证逻辑体系中。他认为辩证逻辑是真正认识世界的逻辑，演绎逻辑与归纳逻辑仅仅是形式的，只是演绎逻辑关注语言文字的形式，归纳逻辑关注的是思维活动本身的形式。

艾思奇认为辩证逻辑是高级的逻辑，也叫辩证法。“研究认识的运动法则的学问，就叫做‘论理学’。”这种论理学也叫“动的逻辑”。“我们由论理法则的研究，不但知道思想是这样运动，同时还知道世界上的一切物质也是这样运动。因此我们的论理学同时又可以算做我们的世界观。”他认为矛盾的统一律、质量互变律、否定之否定律是“动的逻辑”的法则。“辩证法是要把这些东西看作永远会运动变化，没有一刻静止，时时刻刻互相关联，互相渗透的东西。”

辩证逻辑扬弃形式逻辑。艾思奇认为形式论理学的用处是，“如果要把一件事物单独分离开来看，或者要把它当作静止的状态来看，或者在很小的日常家事的范围里来观察事物的时候，我们就不能不用形式论理学了。”因为形式论理学是在社会不进步时候产生的，是封建社会的产物，是低级的思想，所以就要扬弃。“形式论理学的思想，虽然不能说不是思想，然而只算低级的思想；我们现在既已有了高级的动的逻辑，就用不着形式论理学。形式论理学到现在是被动的逻辑扬弃了，否定了。”

二、马佩先生对1930年代辩证逻辑思想的超越

辩证逻辑的观念的形成与用唯物辩证法对形式逻辑的批判一样，是国人接受的西方的一种思潮对另一种思潮的冲突。从文化传播讲，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西方文化的产物，可以说是中国现代西学东渐一个重大思潮，它所产生的重大影响直接成为新中国建设的指导思想。辩证逻辑观念的影响之一，是当今出现了以研究辩证逻辑为学术追求的一批学者，代表人物有马佩、赵总宽、章沛、且大有、李廉、桂起权、罗翊重、何华灿、彭漪涟等等。为了使这一门学科成立，他们对其合理性进行辩护和建构，形成直到今天中国逻辑学界还争论不休的问题。马佩先生的努力主要表现于两点，其一，承认传统逻辑的合法性，把普通逻辑和辩证逻辑都作为逻辑学研究对象。其二，努力使辩证逻辑从唯物辩证法中独立出来，探讨辩证逻辑的思维、思维形式和思维形式的基本规律，换一种说法是按照“逻辑学就是关于思维形式及其规律的科学”这种逻辑学的定义去探求辩证逻辑的思维形式及其规律。

(一)普通逻辑与辩证逻辑是传统逻辑与现代逻辑的关系

马佩先生认为，逻辑学就是关于思维形式及其规律的科学，或者说，它是研究判定思维形式正确性的

方法的科学。逻辑学可以分为辩证逻辑和非辩证逻辑两大类。辩证逻辑是关于辩证思维的科学，是辩证思维的逻辑总结，即是研究辩证思维形式及其规律的科学；非辩证逻辑(或叫普通逻辑)是关于普通思维的科学，是普通思维的逻辑总结，是研究普通思维形式及其规律的科学。他把普通逻辑分为普通逻辑的古典形式和现代形式，并认为普通逻辑不是真正的现代逻辑，就整个人类的发展看，只有对人类思维发展高级阶段辩证思维的逻辑总结——辩证逻辑，才是真正的现代逻辑。我国的逻辑学研究应以辩证逻辑为重点，把逻辑科学推进到一个新阶段——辩证逻辑阶段。

他认为：“普通思维和辩证思维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差别，前者是人类思维发展的初级阶段，后者是人类思维发展的高级阶段，前者反映事物相对稳定阶段事物的质的规定性，后者反映事物的矛盾、矛盾的发展和转化，由于辩证思维的本质在于反映事物的矛盾、矛盾的发展和转化，因而辩证思维形式也就具有能够体现出事物的矛盾、矛盾的发展和转化的结构。”

马先生反对玉路先生的取代论观点。他在《也谈我国的逻辑教学——与王路先生商榷》一文里认为，不应以数理逻辑内容完全取代大学文科逻辑教材中的传统逻辑内容。文章包括四个方面：第一，真正的现代逻辑是辩证逻辑而不是数理逻辑，因为人类思维分为形象思维、普通思维、辩证思维三个阶段，后两个阶段有两种逻辑科学：普通逻辑和辩证逻辑，普通思维形式有普通概念、普通命题、普通推理、普通假说和普通论证，普通逻辑包括以亚里士多德和培根的逻辑学说为代表的普通逻辑的古典形式和以古典数理逻辑为代表的数理逻辑的现代形式；辩证逻辑思维形式包括辩证概念、辩证命题、辩证推理、辩证假说、辩证科学理论。辩证逻辑也包括非形式化辩证逻辑和形式化辩证逻辑(数理辩证逻辑)两种形态(马佩先生的辩证逻辑观主要指前者)。辩证逻辑与形式逻辑的关系类似于高等数学与初等数学的关系。第二，逻辑学要现代化，不能抛弃传统逻辑，传统逻辑已有两千年的历史，对人类逻辑思维的培养发挥过、_并且还正在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是不应该对它采取简单的抛弃态度的。第三，传统逻辑是数理逻辑无法取代的，因为传统逻辑中除了必然性推理的理论以外，还有许多内容是数理逻辑无法包容的，所以不能取代。第四，传统逻辑主要是用自然语言对思维形式及其规律进行论述的，数理逻辑则是用数学演算和人工语言对思维形式及其规律进行论述的；对于一般的学生和一般的干部最需要的是传统逻辑知识而不是数理逻辑知识；在讨论人生、伦理、政治、实践、心理、审美等问题的学科领域中，数理逻辑无法取代传统逻辑。在论述中，马先生根据自己的逻辑观，对王路的一系列观点进行了系统的反驳。此外，他提出在逻辑界应该允许每个人有自己的研究领域，不能要求人人都研究数理逻辑。

(二)辩证逻辑不是辩证法

马先生辩证逻辑学科构建的基础是，辩证逻辑不是辩证法，辩证思维形式不是思维形式辩证法。他说：“必须克服把辩证逻辑与辩证法相混淆的错误倾向，沿着辩证逻辑逻辑化的道路前进。”所谓辩证逻辑逻辑化，是按照逻辑学研究思维形式及其规律的方法来构建辩证逻辑的思维形式、辩证逻辑基本规律、辩证逻辑方法，这些理论成果集中体现在他的著作《辩证思维研究》一书中。此书内容包括人类思维发展的三个阶段、辩证逻辑的对象及其与其他科学的关系、辩证思维的基本规律和辩证思维形式四个部分。马先生明确提出了辩证逻辑要逻辑化的口号，主张“辩证逻辑只应研究辩证思维形式而不要研究思维辩证法或思维形式辩证法……把思维辩证法或思维形式辩证法作为辩证逻辑的对象，势必把辩证逻辑与哲学相混淆，或者甚至把辩证逻辑归结为哲学。”

关于什么是辩证思维形式，马先生理解为，“正是在辩证思维中抽象掉形形色色的辩证思维具体内容后所剩下的那个东西(也就是所谓的辩证思维形式结构)。”例如，在其著作《辩证逻辑》里，关于辩证命题的理论，他认为：“辩证命题就其形式结构来看，首先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辩证命题完全承袭了普通命题的命题形式，它只是在普通命题形式中注入新的辩证的内容；另一类辩证命题在形式结构上有异于普通命题形式。”他认为，有些辩证思维不具有特有的辩证思维形式及其结构，决不能排除其他的辩证思维具有特有的辩证思维形式结构，而事实上这些辩证思维形式结构也确实存在着，而它们也正是辩证逻辑应该研究的对象。

自然辩证法论文篇4

关键词：医学硕士生自然辩证法教学与改革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2）09-105-02

根据自然辩证法教学的改革和经验，要使医学硕士研究生成为在科学技术研究和社会各领域中最富创造力的科研群体，充分发挥自然辩证法课程在培养研究生综合素质中的作用，必须在教学内容改革的同时,坚持教学方法的创新。在课堂教学中需要掌握系统扎实的科学知识的同时，结合课堂教学，通过多种教学途径使医学硕士研究生具有宽阔的学术视野、活跃的辩证思维能力、勇于创新的精神，严谨求实的科研作风和科研能力。自然辩证法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在培养和提高医学硕士研究生的科研和创新能力方面，有着特殊的优势。更有利于在教学中联系学生专业、联系科技发展、联系社会现实，进一步增强教学的针对性、有效性、吸引力和感染力。

一、努力将课堂教学与现代医学科技的发展实践相结合

作为医学硕士研究生特有的创新能力需要系统扎实的知识储备，同时也需要通过各种学习途径不断拓展学术视野，增强其创新意识。自然辩证法的授课对象是硕士研究生，与本科生相比，在工作阅历和思想认识方面，更为成熟，有强烈的知识求知欲，对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与前景更为关注与重视。在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的教学过程中，根据自然辩证法课程的自身特点，着眼于把握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科技观和科学技术方法论的前提下，结合教学对象的具体实际，及时向学生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有关学说、理论的新进展,及时概括科学技术发展的新成就，介绍相关学科领域的新观点和新方法。在准确介绍学科发展中成熟、稳定的内容的同时，评介在学术界产生影响的学术观点。在教学实践中，笔者所在的宁夏医科大学努力将课堂教学与现代医学科技的发展与医学研究生的学科专业有机结合，在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上不断改革创新，在潜移默化中加强研究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提高研究生的综合素质，取得了明显的教学效果。

在教学中，鼓励研究生在学习和掌握自然辩证法基本原理的同时，关注科技发展的现实，积极探索科学前沿的哲学问题。然而，由于我校研究生招生规模在逐年扩大，分为基础型、科研型两大类，自然辩证法课程内容广博，教学时数偏少，于是根据教学大纲和教材内容，开辟自然辩证法第二课堂，开展了一系列主题活动，并形成了自己的教学特色。具体做法是：将研究生中按照基础型、科研型和各专业情况后组织起来，根据课程教学内容，有计划地联系社会现实、联系科技发展、联系专业实际，以现代医学学术讲座、专题科研讨论、参观访问等方式，开展了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活动，将有限的课堂教学以一种新的形式延伸至课外，并做到以点带面，推动全体研究生理论学习的积极性，进一步增强自然辩证法教学的针对性、实效性和吸引力、感染力。

二、大力开展“教学实践”活动，为自然辩证法教学改革增加新内容

自然辩证法与科学技术结合得相当紧密，它特别注重广泛吸收自然科学的新成就、新思想，同时借鉴古今中外的思想理论中的有益成分，具有大跨度的交叉性、融合性、综合性。以往的政治理论课教学存在一种倾向，偏重于知识的传授，单纯的继承、单一的思路，造成了教学中的照本宣科，偏离现实生活实际。致使部分学生认为，自然辩证法课程与以往的政治理论课同样是一门公共课，往往是枯燥乏味，死记硬背的形式。同学们普遍要求，作为研究生政治理论课要改变以往的模式，要求在授课过程中突出理论联系实际，与现实生活接轨，减少教条灌输，活跃课堂气氛，开阔学生视野。在自然辩证法教学中，注意把握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技术的基本原理、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的前提下，力求与时俱进。讲授有关科学史和科学方法论等方面的内容时，在引用科学家史料、传记和取得成果的同时，与国际国内相关情况相结合，注意贴近学生所能感悟的现实事迹。如结合有关教学内容，及时介绍本校获得国家自然科技奖项目“西北地区包虫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以及学校各系部教师在科研方面的成绩和科研心得体会，多年的科学和教学实践取得的显著成果，而这些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包含着某种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教师和研究人员对现代科学的规律和方法有许多切身体会，他们严谨、求实、开拓、进取的治学精神为研究生树立了榜样，他们的科学思想、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是进行自然辩证法最贴近现实、最鲜活的案例分析素材。

自然辩证法论文篇5

关键词：马克思；恩格斯；唯物辩证法；复杂性思想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3）04-0096-005

21世纪前后兴起的复杂性研究被西方有些学者称为“21世纪的科学”，它旗帜鲜明地扛起了超越还原论的大旗，改变了人们的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因此被认为是一场新的科学革命。具有唯物辩证法素养的学者很快发现，复杂性科学思想与一百多年前马克思、恩格斯（以下简称马恩）提出的唯物辩证法思想几乎是一致的。马恩早就对机械论、还原论、形而上学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事物的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的思想，强调内因为主导、外因为制约的作用模式，并将这些思想广泛应用于自然、社会、历史、经济、思维等各个领域。因此，马恩的唯物辩证法思想其实就是哲学形式的复杂性研究。但是，目前国外学者没有将马恩看作是复杂性思想的先驱，国内学者也基本上忽略了马恩的复杂性思想，目前还没有学者对马恩的复杂性思想进行系统的研究。

一、马恩是复杂性思想的理论先驱

复杂性科学主要以非线性特性为核心，坚持系统的整体性、自主性、关联性、涌现性和多样性相统一的有机自然观，强调事物的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复杂性科学试图打破自牛顿以来一直统治科学世界的机械自然观，并通过超越还原论来进行方法论革命，形成一场自上而下的思维变革运动，掀起一场科学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彻底变革，因此西方学者把复杂性科学说成是一场科学革命。复杂性科学的兴起标志着人类认识世界的视角从追求简单性到正视复杂性的根本转变，是科学自身向辩证思维的复归。

学界普遍认为，复杂性科学研究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其标志是美国圣菲研究所的成立。关于复杂性研究的历史，有些人追溯到信息论的创始人之一魏沃尔，他于1948年在美国《科学家》杂志上发表了《科学与复杂性》一文，对复杂性进行了初步的分类；也有人追溯得更早，认为是20世纪30年代一般系统论的创始人贝塔朗菲，他在创立一般系统论的时候也提出了如今复杂性研究的许多原则，例如批判还原论，并提出了整体性、非加和性等。从科学的角度来看，这些追溯无疑是有道理的，但如果从复杂性思想来看，复杂性思想并非20世纪80年代中期一下子蹦出来的，也不是魏沃尔、贝塔朗菲突然提出来的，其源流要早得多。于是有人追溯到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因为他提出了整体不一定等于部分之和的思想，并比较系统地论述了整体论、目的论。后来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黑格尔对整体论、目的论又进行了更系统的论述，于是有人又把复杂性思想的始端追溯到康德、黑格尔。从思想源流来看，这些看法有一定道理，但无论是亚里士多德还是康德、黑格尔，其整体论和目的论思想都还比较零星，没有形成系统化的复杂性思想，更没有将这些思想系统运用到具体领域。

西方科学自文艺复兴以来，一直以追求简单性为目标，研究手段主要以分析、还原为主，并且以机器为理想模型，因此形成了以牛顿力学为代表的机械自然观。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唯物辩证法时，西方科学的部分学科进入整理材料阶段，有些学科显露出其中的复杂联系和进化发展，比如能量守恒定律、细胞学说和进化论。马克思、恩格斯敏锐地抓住了其中蕴含的深刻哲学涵义，创立了以普遍联系、永恒发展为主题的唯物辩证法。唯物辩证法创立之后，虽然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其科学性和正确性，但因为西方科学总体上没有改变还原论和机械论特性，仍然停留在现在所谓的“简单性科学”时代，因此，唯物辩证法缺乏更加丰富的科学证据来印证和证明。科学范式从简单性转向复杂性，对唯物辩证法来说是一次大好机会。

从复杂性的观点来看，唯物辩证法是哲学意义上的复杂性研究，而复杂性研究是科学意义上的辩证法，两者具有异曲同工之妙。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唯物辩证法时，抓住了他们能够掌握的全部科学材料，从哲学层面上高瞻远瞩地研究了世界万物的复杂关系，创立具有复杂性思维特征的唯物辩证法。唯物辩证法通过普遍联系、辩证发展的哲学主张，通过三大规律和几对范畴构成了完整的复杂性哲学体系。我们可以说，唯物辩证法是早期的复杂性哲学，或者说它为复杂性科学的发展奠定了哲学基础，而马恩是复杂性思想真正的奠基人。复杂性科学的兴起为我们从一个新的角度解读、挖掘马恩的复杂性思想提供了契机，我们也有必要再回过头去，深度挖掘马恩的复杂性思想。

二、马恩复杂性思想研究还刚起步

复杂性科学的兴起是20世纪末的事情，但它是系统科学的延续与发展。在“老三论”和“新三论”阶段，已有不少学者探索了马克思主义的系统思想。魏宏森、曾国屏在其《系统论》[1]中初步整理了马恩的系统思想，乌杰主编的《马列主义的系统思想》[2]比较全面地搜集整理了马恩的系统思想文献。这些工作为研究马恩复杂性思想提供了重要线索和基础。

系统科学发展到复杂性科学阶段之后，国内外学者又开始了新的研究。国外学者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法国学者埃德加·莫兰，他在四卷本的复杂性方法系列著作中多处肯定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对复杂性研究的贡献和影响。[3]

在国内，复杂性科学刚刚兴起时，钱学森、于景元等学者就认识到马恩具有丰富的复杂性思想，并要求我们用马恩的思想来指导当前的复杂性研究。随后，金吾伦、苗东升、颜泽贤、吴彤等复杂性哲学研究者先后发表文章，直接或间接地论述了复杂性科学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复归。林德宏、赵光武、巩献田、王志康、洪晓楠等学者则更直接地论述了复杂性与辩证法的关系，论述了唯物辩证法中具有丰富的复杂性思想并提出用复杂性科学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辩证法。

南京大学林德宏先生是国内最早直接论述复杂性与辩证法关系的学者之一，他在《辩证法：复杂性的哲学》中认为，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根本区别在于是否承认世界的复杂性，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基本观点是普遍联系、永恒发展，这与复杂性科学的理念是一致的，因此，辩证法是关于复杂性的哲学。[4]在《哲学也应当探索复杂性》一文中，他认为，不仅科学要探索复杂性，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应当探索复杂性，应进一步反映世界的复杂性，这是它继续丰富和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5]

北京大学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赵光武、巩献田两位老先生一直关注复杂性科学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影响。赵光武先生在《复杂性研究对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意义》中认为，复杂性科学从更大范围、更深层次、更复杂的关系揭示了世界的辩证联系与物质统一性，进一步论证了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因此对辩证唯物主义的发展有巨大的推动作用；而辩证唯物主义对复杂性探索、复杂性科学有方法论的指导功能。[6]巩献田先生在《复杂性科学与马克思主义》中也认为辩证唯物主义是复杂性科学研究的根本指导思想和方法论基础，而复杂性科学必将进一步丰富、深化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7]

王志康在《复杂性科学理论对辩证唯物主义十个方面的丰富和发展》一文中认为，由于复杂性科学的兴起，辩证唯物主义从这新科学理论中得到确证，本身也获得了丰富和发展。他详细列举了复杂性科学理论对辩证唯物主义丰富和发展的十个方面。[8]洪晓楠在《复杂性科学与当代唯物辩证法》中认为，复杂性科学的研究成果不仅深化了对唯物辩证法范畴和原理的理解，而且为丰富和发展唯物辩证法的规律提供了科学的基础。[9]

复杂性研究正式提出已经有了20多年的历史，国内外学界也普遍承认马恩对复杂性研究的贡献，但到目前为止国内外学者对马恩复杂性思想的研究还是空白，没有全面挖掘和系统研究。随着复杂性科学的发展和马恩思想研究的深入，对马恩的复杂性思想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是一种必然。

三、马恩复杂性思想研究的五个维度

马恩复杂性思想的文献资源十分丰富，可以从诸多维度进行深入研究。我们可以从以下5个维度展开，来全面论证马恩复杂性思想的地位和理论渊源，挖掘马恩唯物辩证法的复杂性意义以及马恩对复杂性思想的具体应用等。

1.复杂性思想奠基人：马恩复杂性思想的历史地位

西方科学家和哲学家一般都认为，复杂性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或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系统论的创始人贝塔朗菲。但事实上，马克思在《1844年哲学经济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资本论》等，恩格斯在《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文献中就对还原论、机械自然观等进行了全面的批判，并提倡有机自然观和辩证系统观，提出了普遍联系、永恒发展的思想。从复杂性视野来看，这些都是从哲学高度对复杂性研究的全面论述，因此马克思恩格斯是复杂性研究的真正奠基人。本维度重点论述马恩在复杂性研究中的历史地位。

2.复杂性转向：马恩复杂性思想的理论渊源

马恩的时代是资本主义大发展的时代，从简单的工场手工业走向复杂的工厂大企业，各门科学从简单的资料收集逐步走向复杂的综合整理，特别是康德的星云假说、达尔文的进化论等迫使科学从研究存在走向研究演化，黑格尔的辩证法从哲学上打破了机械思维模式。马恩正是从社会、科学和哲学的复杂性转向中超越当时的科学家和哲学家，率先提出了复杂性思想。本维度重点分析马恩复杂性思想的社会背景、科学前提和理论来源。

3.唯物辩证法：马恩复杂性思想的集中体现

马恩具有丰富的复杂性思想，其中《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就得到了全面的体现。马恩的复杂性思想集中体现在唯物辩证法上，唯物辩证法具有鲜明的复杂性特征，复杂性是唯物辩证法的前提和基础。唯物辩证法的主张与当今复杂性研究的主张高度一致，它们都反对形而上学的分析思维，提倡有机的整体思维，主张事物的普遍联系、永恒发展。唯物辩证法是从哲学层面论述复杂性研究所要表达的思想，而复杂性研究是从科学层面表述唯物辩证法所要表达的思想。也就是说，复杂性研究是科学形式的当代辩证法，而唯物辩证法是哲学形式的复杂性研究。唯物辩证法就是一种复杂性哲学，而以往的哲学都属于简单性哲学，所以唯物辩证法一直比其他哲学更超前、更科学。例如，马恩最早对形而上学、机械论、还原论进行全面批判，最早提出普遍联系、永恒发展的思想，最早从构成论走向生成论，最早通过三大规律、五对范畴全面刻画自然、社会和思维的复杂性。本维度着重从整体性、关联性、自组织性、多样性、涌现性、演化性等复杂性视角，从生成、适应、演化、突变、层次等复杂性范式分析唯物辩证法的复杂性特征，从中挖掘、研究马恩复杂性思想的丰富内容。

4.实践与应用：马恩复杂性思想的基本特征

强调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点之一。马恩不仅对复杂性思想的发展做出了直接的贡献，更重要的是他们运用复杂性思维和方法构筑了雄伟的理论大厦。例如，马克思的《资本论》就是复杂性思想在社会经济领域的典型应用，而恩格斯则在《自然辩证法》中将复杂性思想运用于自然科学，在《终结》、《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将复杂性思想用于社会历史分析，而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也充分反映了其复杂性思想。因此，马恩不但从哲学上表述了当今的复杂性思想，更重要的是将其运用、实践于各个领域。本维度重点挖掘马恩复杂性思想的广泛应用案例及其特点。

5.纲领与指南：马恩复杂性思想的当代价值

西方科学与哲学虽然在马恩的时代已经有了一些复杂性思想萌芽，但直到20世纪80年代科学才开始转向复杂性研究，而哲学上至今仍然深陷形而上学的泥潭。马恩先知先觉，天才地在一百多年前就完整、成熟地从哲学上表达了西方科学现今才当作新领域、新方向的复杂性思想，因此马恩的复杂性思想具有重要的当代价值，它既是复杂性研究的重要理论来源和基础，又对复杂性研究具有重要指导作用，是复杂性科学的研究纲领和行动指南，同时还是我国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和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基础。本维度重点论述马恩复杂性思想对当前复杂性科学研究的价值和影响。

四、马恩复杂性思想对复杂性研究的重要贡献

从上面的论述中，我们已知道马恩复杂性思想研究就是从最新的复杂性研究的视角系统研读马恩的经典文献，全面论证马恩在复杂性研究中的先驱地位，全面论述马恩复杂性思想的来源、发展历程、基本内容、特点以及在各领域的广泛应用等，这既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和思想研究的重要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在复杂性科学时代的新发展，也是复杂性科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恩对复杂性研究的重要贡献，因此，该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复杂性科学的兴起，不但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没有过时，反而为马克思主义找到了最新的科学证据，并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先进性和超前性。马恩复杂性思想的挖掘，既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在新科学面前的正确性，又为当前复杂性研究提供了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此外，马恩的复杂性思想也是当前科学发展观、生态文明的理论基础，因此，该研究也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1.马恩复杂性思想是复杂性思想谱系的重要环节

复杂性科学兴起于21世纪前后，但复杂性思想却有着漫长的历史。古希腊的先哲们就形成了追求简单性和理解复杂性两条径路，特别是亚里士多德对生物、生态和复杂性进行了诸多的思考。文艺复兴时期，虽然西方科学主要是追求简单性，但也偶尔有思想家对简单性进行批判，提出世界是复杂的，因此不能只追求简单性。从古希腊到现在，许许多多的思想家都思考过复杂性问题，并由此形成了复杂性思想的谱系。但马恩作为伟大的思想家，能够敏锐地抓住当时仅露痕迹的科学世界的复杂性，并用唯物、实践、辩证的思维形成了与西方主流思想有重要区别的唯物辩证法。他们的思想远远超越了时代，一百多年来西方学界都难以理解其思想，直到现在复杂性科学兴起后，人们才真正发现，马恩的思想体现了复杂性特征。马恩的复杂性思想具有系统、深刻、科学等特点，并得到了广泛应用，因此是复杂性思想谱系的重要一环。

2.马恩复杂性思想是复杂性理论基础的重要构成

复杂性研究包括哲学研究、科学研究和技术研究等层次。如今复杂性科学正开展得如火如荼，特别是复杂性科学的应用正在各个领域中展开。但是复杂性科学的基础理论目前还没有重大突破，复杂性的哲学基础研究还没有全面展开。一门科学如果没有坚实的哲学基础，它就很难生长，更难走向远方。马恩的复杂性思想正好为复杂性理论提供了比较坚实的哲学基础。复杂性科学其实是科学化的唯物辩证法，是唯物辩证法在科学中的具体实现。通过复杂性科学与唯物辩证法比较研究，能够更加充分证明唯物辩证法的科学性、超前性和普适性，因此，作为复杂性思维和复杂性哲学的唯物辩证法为复杂性科学的发展提供了思想渊源和哲学基础。

3.马恩复杂性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科学化、时代化

恩格斯早就说过：“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的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 [10]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机械自然观下的传统学科走向了穷途末路，有些具有自发辩证思维的科学家、哲学家们对还原论、机械自然观越来越不满，于是有了诺贝尔奖得主带头的“老帅倒戈”，并提出了走向复杂性科学的口号。科学家们由信仰形而上学走向了批判形而上学，从反感辩证法走向了亲近辩证法。但是，从复杂性的观点看，现在的唯物辩证法理论又显得有些猜想性和粗糙性，留下了种种不足，复杂性研究为辩证唯物主义的新发展提供了新的发展契机。复杂性科学在以最新科学成果确证唯物辩证法的科学性的同时，进一步丰富、深化和发展了唯物辩证法规律和范畴，从而推动了唯物辩证法向更高阶段的发展，因此，马恩复杂性思想研究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科学化、时代化的重要课题。

五、结语

复杂性科学是最新的科学理论前沿，代表着21世纪的科学发展方向和思维方式，是科学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革命。复杂性科学是一个全新的视角，但目前没有学者从复杂性研究的视角对马恩文献进行系统的挖掘和研究。把马恩作为当代复杂性研究的奠基人，并将唯物辩证法作为哲学层面的一种复杂性哲学，是复杂性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从马恩文献中系统地挖掘、研究的马恩复杂性思想既补充了复杂性理论，是复杂性研究的重要组成，又推动了马恩思想研究的新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化和时代化。

参考文献：

[1]魏宏森，曾国屏.系统论—系统科学哲学[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5.

[2]乌杰主编.马列主义的系统思想（第2版）[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3]埃德加·莫兰.复杂思想：自觉的科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4]林德宏.辩证法：复杂性的哲学[J].江苏社会科学，1997（5）：93-96.

[5]林德宏.哲学也应该探索复杂性[J].南通大学学报（社科版），2000（1）：41-44.

[6]赵光武.复杂性研究对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意义[J].马克思主义研究， 2007（2）：37-40.

[7]巩献田.复杂性科学与马克思主义[J].党政干部学刊，2011（1）：14-18.

[8]王志康.复杂性科学理论对辩证唯物主义十个方面的丰富和发展[J] .河北学刊，2004（6）：24-30.

自然辩证法论文篇6

摘要：本文主要阐释了辩证法的内涵，进而论述黑格尔的辩证法及其实质，同时将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对比，用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思想中来分析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辩证唯物主义的产生及其科学性。

关键词：辩证法科学性辩证唯物主义科学性

辩证法是一个哲学范围的词汇，也许单纯地看待这个词比较难以理解，但是若将其融入到现实生活中进行解释，那对它的概念把握就简单明了了。事实上，无论是在生产斗争、阶级斗争或是科学实验等实践活动中，人们都把辩证法作为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来理解和运用。比如，我们日常生活中常讲的：要善于发现新事物、研究新问题，要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事物的不同方面，失败是成功之母等等。在这些朴素的语言中，就凝结着辩证法的思想。那么，辩证法又是怎样的？

辩证法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是随着人类的认识活动而俱来的，也随着人类的认识活动的发展而发展。对客观事物持发展变化的观念，这本身已然是具有一种辩证法的倾向，带有一定的科学性，无论在古代欧洲抑或是中国，这种带有辩证法萌芽的思想都是存在的。现在的辩证法正是经历了古代希腊的朴素辩证法、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这三个历史阶段发展而成的，而我们则在肯定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的基础上坚持着这一真理。由此可见，唯物辩证法是在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激烈斗争中逐步形成的。它在发展的过程中，既有一以贯之的连续性，又存在着质的飞跃性。

恩格斯曾深刻地指出：“人们远在知道什么是辩证法以前，就已经辩证地思考了，正像人们远在散文这一名词出现以前，就已经在用散文讲话一样。”这就说明，辩证法对客观事物只是一种规律的反映，此处强调的是反映二字，而事物本身所具有的本质的必然的客观的联系是先前就存在着的，辩证法只是我们在认识、实践过程中对事物规律的一种捕捉，以方便后续活动的进行。当然，辩证法虽然存在，但也是有其自身的不同之处的，不同程度的辩证法认识事物的水平也是不一致的。在这里，我们始终坚持唯物辩证法的科学性，唯物辩证法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范畴，而这种哲学的理论来源就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

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的科学性的过程中，我们如何去验证这种科学性，当然不能简单地以人们之间的口头传递作为解释方式，最科学、最合理的方式就是将其重置于辩证法的发展长河中，用历史的演进趋势来说明唯物辩证法产生和发展的必然性，在比较的过程中明确突出它与黑格尔的辩证法的不同之处及其先进思想。

德国著名哲学家黑格尔对于辩证法曾经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直到现在我们依然肯定他为辩证法所付出的努力，但是不得不承认，他的辩证法也并非完美无缺的，仍然存在一些不合理的方面，总体来说，我们将其辩证法称为唯心主义的辩证法。黑格尔哲学中确实包含着辩证法这个“合理内核”，但是他把一个超脱物质、先于人的经验的所谓“绝对精神”看做世界的本源，认为世界都是这个天马行空的“绝对精神”的发展、体现。

列宁指出，黑格尔提出了两个基本的要求，即联系的必然性和差别的内在的发生。联系的必然性即事物的统一性，任何事物都是相互联系而存在的。辩证法所说的联系包含着事物间的相互依存和相互制约。无论是从生活实践中加以解释，还是从理论角度进行分析，我们都可以看到每一个事物都不是孤立地存在、发展的，它总会主动或被动地与其他事物发生关系，相互影响，这种联系是不可避免的，无法消失的。从事物发展的程度上，我们也可以得到一致的答案。人类发展史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过程，地球上最初是没有生命的，从最先的无生命物质发展到有生命物质，进而又细化发展了许多其他不同类型的生命，最后就连人类自身由猿进化为人的过程都是联系的体现。正是因为类人猿与人类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而这种联系就造就了人类产生的条件，只要能够有效并正确地利用这些条件，人类的出现就是必然的。尽管黑格尔也大讲联系的必然性，但他讲的是“绝对精神”内部的“联系”，而不是客观事物的联系。辩证唯物主义则认为事物的这种联系，是客观事物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内在联系，承认这种联系的客观性。差别的内在的发生是指对立面的斗争性是事物发展的动力，其中，差别即指矛盾双方。正是因为存在着相互对立的矛盾双方，因为它们内部的斗争进而促进事物的发展。黑格尔的哲学实现了自己提出的两个基本要求，他的哲学的一个理论出发点是承认世界的统一性。在认识到概念的普遍性并深刻论证现象与本质的辩证关系后，他指出概念是本质。但是，这种统一对他而言还不甚完美，因为它要受人脑和具体事物的制约，因此黑格尔追求的是一种“绝对的”不受任何条件限制的统一性。这种统一性即“绝对精神”，这是黑格尔哲学体系的基石，是他用以说明包括自然、社会、人类意识的发展变化的一个重要概念。也正是这种差别，使其与辩证唯物主义分道扬镳。

自然辩证法论文篇7

理解自然辩证法，需要摆脱主体、客体的思维定势，彻底告别把世界二元化的做法。然而，我国这几年来关于主体、客体问题的讨论是比较热烈的，其实，提出这个问题的本身就是一种向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倒退，它对于马克思主义以及当代哲学的发展不具有任何积极意义。本文不想对主体、客体问题的讨论发表意见，仅想探讨一下，卢卡奇为什么因为自然辩证法而对恩格斯提出批评。

卢卡奇指责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阐述了自然辩证法的思想，认为，在恩格斯那里，由于主张“片面的和僵化的因果关系必定为相互作用所取代”而“对最根本的相互作用，即历史过程中的主体与客体之间的辩证关系连提都没有提到，更不要说把它置于与它相称的方法论的中心地位了。然而没有这一因素，辩证方法就不再是革命的方法，不管如何想(终归是妄想)保持‘流动的’概念。”(《历史与阶级意识》第50页,以下引文均出此书)

卢卡奇不愿考虑自然界的原生状态及其本性，他要求把辩证法严格限制在历史领域。卢卡奇认为，马克思是在历史本身中发现了辩证法的，“辩证法不是被带到历史中去的，或是依靠历史来解释的……辩证法是来自历史本身，是在历史的这个特定的发展阶段的必然的表现形式，并被人们所认识。”(第264页)“辩证方法不管讨论什么主题，始终是围绕着同一个问题转，即认识历史过程的总体。”(第85页)而总体的基础是人，“本身作为历史辩证法的客观基础，作为历史辩证法的基础的同一的主体-客体，是以决定性的方式参与辩证规律的。”(第279页)这样一来，在卢卡奇的眼中，辩证法的唯一形式就是历史的辩证法。

否认自然辩证法，或者说从辩证法学说中剔除自然是有着逻辑的合理性的。因为，在社会历史领域中，辩证法很容易就找到了自己的人学基础，可以从人的总体性，从人这个主体-客体的统一体出发来阐发辩证的总体观。而一旦涉足自然就会使辩证的总体观要么陷入不可理解的神秘主义，要么退回到旧的自然哲学的独断主义。而且对于辩证法的理论体系来说，自然辩证法的提出，总有推广辩证法的存在范围和为辩证法的理论提供自然方面的证据之嫌。所以，卢卡奇为了总体的可理解性不得不牺牲“自然”。

其实，这是一种狭隘的历史观。人类社会历史的发生、发展，人的一切现实活动都是与自然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离开自然，单纯从社会历史内部寻找理解历史的根据是很难建立起科学的历史观的。在研究历史时，恰恰不能放弃自然，而是应把对自然的思考作为全部理论建构的起点。

卢卡奇攻击自然辩证法，是由于传统思维方式影响的结果。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激烈地抨击了资产阶级的“科学的”思维方式，但他并未真正摆脱这种思维方式，所以，他觉得自然界中的辩证法是不可思议的。传统科学的思维方式主要体现在分析、分解的方法上，这种思维方式对一切都首先加以“分”，然后才开始真正的研究。对于传统的思维方式来说，在哲学的层面上，首先应该加以区分的是自然与社会；其次，在社会中看到人与社会、我与他、整体与个体等等，重新对这些方面作以概括，得到主体与客体这对范畴，这个时候再去看自然界，自然界就被纳入到了客体的范畴中来了，因而也就成了社会范畴。

实际上，传统的思维方式把世界二元化了，由于这种二元化，社会历史中的人就独立于自然界之外来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因而，将自然界视作纯粹必然性（或纯粹偶然性）支配的领域，是完全被动的。在社会历史领域，则发现了完全不同的情景，看到社会历史领域中处处都显现着人的活动，洋溢着人的能动性，人在这个范围内，改造和重塑着属人的“自然”，把这个“自然”看作社会存在的一部分。

根据传统的思维方式，社会历史领域是属人的领域，是辩证法唯一能够发生和存在的领域。因为，辩证法可以简化为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共存互长等等规定，而自然界是不存在这些规定的，或者说，在自然界中，由于没有人、没有自觉的主体，因而不存在自觉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共存互长等等。只有在社会历史领域中，在主体和客体之间才具有这些规定。因此，所谓辩证法就被最终归结为主体－客体的辩证法，辩证法的一切具体规定和具体存在方式都成了主体－客体辩证法的分殊，他的外部边界就是社会历史，超出这个领域，辩证法就被视作是神秘主义的因素。所以，卢卡奇要攻击自然辩证法。

自然辩证法论文篇8

1.1发掘“辩证”一词的含意

按《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辩证”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作动词，意为“辨析考证”：如反复辩证。也作“辨证”。第二层意思是：作形容词，表示“合乎辩证法的”：如辩证关系、辩证的统一。在理解这两层意思时，我们应注意如下几点：

首先，“辩证”作“辨析考证”理解时，“辩证”同“辩证”。从哲学角度分析，“辩证”所指的“辨析考证”，是人们对自然界、人类社会与人的精神三大领域的人或事物自身进行直接地或通过相关文献资料进行间接地反复辨别、分析和研究以探求事实的过程，是主观见之于客观、客观又见之于主观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螺旋式上升的认识过程。可见，“辩证”一词背后隐含的是在可知论基础上的唯物主义认识论。

其次，“辩证”是直接与辩证法相联系的。“辩证法”是希腊语“dialego”的汉语译文，原意为谈话、论战的技艺。后指与形而上学相对立的、专门研究世界普遍联系和发展变化规律的哲学学说。辩证法在发展演变过程中先后出现了古代朴素辩证法、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唯心辩证法和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三种基本历史形式。其中，只有唯物辩证法是客观物质世界的发展规律和认识发展规律的正确反映。

1.2透视辩证管理观

当前学术界对管理的研究大多是沿着美英等国的管理思路进行的，而对辩证管理方面的研究很少。总体来说，关于辩证管理现有的论述主要可概括为三类观点：

第一类观点是从管理实践中挑出几个诸如“疏”与“堵”、“宽”与“严”、“刚”与“柔”等具有辩证关系的词并加以简略分析，于是便称之为辩证管理。如果这能够称为辩证管理的话，那么中国古代《管子·正世》篇中所言“不慕古，不留今，与时变，与俗化”反映出的“变革”与“稳定”之间的关系也可称为辩证管理。实际上，管理过程中偶然闪现出的辩证管理思想火花并不等于辩证管理。

第二类观点是从中国传统中医学“辨证论治”或“辨证施治”理论延伸出辩证管理，并认为“医人医国”，“其道一也”。按传统中医学观点，“证”通“症”，“辩证”的意思就是根据中医学理论，运用四诊、八纲等方法，辨别各种不同的症候，以做出正确的诊断。“施治”或“论治”，即根据辨证的结果，针对病情，确定治疗原则，选择恰当的治疗方法。可见，辨证施治在诊断和治疗上体现了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特点，也在一定程度上再现了上文所分析出的“辩证”的两层含义。但值得注意的是，辨证论治本身并不是辩证法和认识论，更不是辩证管理的思想源头与方法论基础。

第三类观点是从马克思辩证唯物论和管理二重性原理出发，认为辩证唯物论是辩证管理学的方法论基础，管理二重性原理是辩证管理学的思想渊源，并且辩证管理学是以管理过程中的一般性（自然技术关系）和特殊性（社会关系）及其对立统一关系为研究对象的综合性管理学。仔细推敲后，很容易发现这种观点有两点不足需要指证。

首先，该观点所提出的“辩证唯物论是辩证管理学的方法论基础”的论断具有一定片面性。因为唯物主义是研究世界物质本性的，而辩证法是研究世界的联系、运动、变化、发展的一般规律的，这两部分结合起来才会形成科学、完整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按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结合方式可以形成侧重点不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其中，一个是辩证唯物主义，另一个是唯物主义辩证法。前者在承认世界普遍联系、运动和变化、发展条件下研究世界的客观物质本性，后者在坚持世界客观物质本性基础上研究客观物质世界的普遍联系和运动、变化、发展的规律。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管理所应该研究的是如何通过认识、把握和利用管理主体、客体及管理中介的普遍联系、运动、变化与发展的规律以实现既定目标，而不是在普遍联系、运动、变化和发展中研究管理主体、客体与管理中介的本性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与其说辩证唯物论是辩证管理学的方法论基础，还不如说唯物辩证法是辩证管理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重要基石。这是其一。其二是，该理论虽然以辩证唯物论为方法论基础，但没有意识到唯物主义认识论和唯物主义历史观也是构成辩证管理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基础的另外两块重要基石。因为管理作为一种人类特有的社会现象，具有相当的复杂性。所以，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在唯物主义认识论指导下透过现象把握本质，必须在唯物主义历史观指导下用唯物辩证法三大规律及相关范畴对管理二重性，即管理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进行辩证分析和研究，从而才有可能使管理走出令管理学界千夫所指的管理理论的“丛林”、摆脱管理中的困惑。

其次，该观点仅仅是对创建辩证管理学的一种理论构想，并未涉及如何建立辩证管理学、如何把辩证管理理论应用于具体的管理实践等内容，所以，其对具体管理实践的指导性和实用性较差。

商业银行欲在激烈的竞争中生存发展，首先要改变原有观念，并树立商业银行辩证管理观，即在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与唯物史观基础上，以唯物主义认识论和唯物主义辩证法作为方法论基础，认识、把握和利用管理与生产力相联系的自然技术属性方面的规律、与生产关系相联系的社会属性方面的规律，以及管理与上述两大规律之间的辩证规律，从管理二重性的辩证关系角度研究提高管理效率的管理方法，以保证管理目标的顺利实现。

2商业银行传统管理因缺乏辩证管理的优势而陷入双重困境

客观地说，无论是对一般企业进行管理，还是对商业银行进行管理，都具有对生产力进行管理和对生产关系进行管理的二重性。若在管理过程中能够坚持辩证管理观，即在兼顾对自然技术属性进行管理的同时，兼顾对社会关系属性进行管理，并处理好二者的辩证关系，则这种管理才是科学的。否则，管理在理论或实践方面很容易陷入这样或那样的困境。

2.1商业银行管理思想的三次革命没有使银行真正摆脱理论方面的困境

随着商业银行的不断发展变化，在不同时期的银行家对安全性、流动性和营利性的认识和取舍也不断发生变化，从而引起商业银行的管理思想与管理理论也随之发生变革和更新。在此过程中，商业银行管理虽然经历了以商业贷款理论、资产转换理论和预期收入理论等为代表的资产管理理论、20世纪60-70年代出现并占统治地位的负债管理理论和20世纪70年代中期出现并延续至今的资产负债综合管理（以下简称为资产负债管理）理论三次管理思想的革命，但是这三种理论都是从管理的自然技术属性角度分析银行管理的，也都不约而同地忽视了从管理的社会属性角度对银行管理的研究，所以是具有片面性的。不仅如此，这种银行管理思想与管理理论上的片面性，导致资金池法、线性规划法和财务规划模型等以资产或负债为内容的具体管理方法也会加强和延伸这种片面性。其实，这只是商业银行管理理论的困境之一。

商业银行管理理论的另一个困境就是，现行的诸多商业银行（经营）管理方面的教科书不只是单方面从管理的自然技术属性来研究银行管理，而且还把银行经营运作中技术性联系很强的业务人为分割开来并机械地加以研究。比如，商业银行（经营）管理教科书中常见的情形就是，把资产管理、负债管理和流动性管理分别分成不同章节讲述；还有就是把商业银行贷款管理和企业信贷风险管理也分别分成不同章节进行研究，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对某个论题像“解剖麻雀”般地“分而析之”本无可厚非。但是，如果仅仅是把“解剖麻雀”形而上学地加以运用，并且对“解剖麻雀”观点背后的“个别到一般，特殊到普遍”的哲学要义全然不知的话，那么就有可厚非了。实际上，除了上述资产、负债和流动性管理之间以及贷款管理与企业信贷风险管理之间密切相关以外，商业银行管理中还有其它很多管理项目之间的关系都是密不可分的。我们需要用普遍联系和变化、发展的观点对这些项目进行辩证研究，机械的“解剖麻雀”观是要不得的。

2.2商业银行管理实践方面的困境

从管理二重性角度来看，如果说现在的一般企业管理由于在自然技术属性与社会属性方面偏倚重于一方、缺乏把两者有机联系在一起的科学管理理论指导而被称为“瘸腿管理”的话，那么目前的商业银行管理就可以被称为“单腿管理”。因为当前商业银行不仅缺乏像一般企业管理中人际关系学说和行为科学那样专门研究人与人际关系的管理理论，而且也没有反映管理二重性辩证关系的科学理论的指导，在此情况下，经济中出现以巴林银行为代表的银行倒闭事件以及人们发出“不断下降的竞争力和沉重的监管负担，正在将商业银行推向死亡”的感慨，都是不足为奇的。这恰恰是银行管理实践方面困境的写照。

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管理相比，尽管它们正在奉行的资产负债管理有“单腿性”，但是，我国的资产负债管理依然不可与之同日而语。正如我国有些学者所言：“我国银行的内部管理基本上还处于资产管理和负债管理阶段，没有真正进入全面资产负债管理阶段。”具体说来，我国商业银行管理实践中的困境主要体现为目前尚无法有效得到解决的一些矛盾。比如，实行能够体现管理二重性辩证关系的科学管理与缺乏这种科学管理理论指导之间的矛盾，实行全面资产负债管理与某些银行职员因素质差而读不懂资产负债表之间的矛盾，实行全面资产负债管理与商业银行资产管理部门和负债管理部门内部各自为政的矛盾，实行全面资产负债管理对员工群策群力和团队精神的要求与银行职工在现有奖惩机制下工作积极性不足的矛盾等等。

3商业银行实行辩证管理的基本思路和原则

商业银行要逐步摆脱管理实践中的困境，应该把辩证管理观落实到具体的管理中工作，通过具体的银行业务及相关管理践行辩证管理观。在此过程中应遵循如下思路和原则：

3.1商业银行应该从其自身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把握自己的生存规律及将来的发展趋向

构成人类社会的各种要素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构成的人类社会基本要素。第二类是由氏族部落、民族、家庭、企业、国家与政党等组成的人群共同体或社会组织。第三类是包括需要、利益、社会分工和社会交往等在内的运筹性因素。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商业银行应该用普遍联系和变化、发展的辩证眼光，在人类社会基本要素构架下，在商业银行与其他人群共同体和社会组织共同发展的历史长河中，考察商业银行与其他社会组织与人群共同体如何通过选择、调动、处置、分工、匹配等手段来发挥运筹性因素的作用，从而由商业银行发展的历史轨迹中概括、总结并发现规律，以便为自身的发展提供规律性指导。

3.2建立商业银行辩证管理的双中心制

客观经济活动过程的辩证二重性决定了商业银行管理的辩证二重性和辩证管理的双中心制。如图1所示，银行管理自然技术关系和人与人际间的社会关系决定了银行必须同时以人和工作为辩证管理的中心，处理好以工作为管理中心和以人为管理中心的辩证关系，才能确定科学的领导方式和领导行为，才能做好管理工作。

3.3商业银行应在不同环境下确定自己的行为准则和行为模型

无论在确定性还是不确定性条件下，商业银行应该能够处理好营利性、流动性和安全性三者之间辩证关系，处理好银行偏好与银行效用的辩证关系，在此基础上确定银行理性选择行为、行为准则和行为模型。这决定了商业银行生存和发展的现状和前景。

3.4在综合权衡各个管理主体不同管理特征的基础上合理确定商业银行的最佳管理策略

商业银行负债经营和经营对象的特殊性决定了商业银行管理的特殊性。在一定程度上，银行的经营对象是银行重要的管理客体，同时也可能是不同特征的另外其它管理主体的管理客体。例如，商业银行给生产性企业发放的贷款，既是商业银行的管理客体，又是作为借款人的生产性企业的管理客体，同时还成为银行监管、证券监管等部门的管理客体。如图2所示，银行对贷款的贷前、贷中和贷后管理的二重性与银行信贷客户使用信贷资金进行生产的管理二重性融合在一起，增加了银行管理的复杂性。这也正是我们研究和倡导商业银行进行辩证管理的主要原因之一。

（1）按银行业务关联度或重要性不同，把银行业务分为不同的业务群，研究同一业务群内部和不同业务群之间的辩证关系，在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前提下，把重要的业务群管理与银行内部组织结构管理结合起来，对重点业务群的管理交由相关部门进行专项管理。比如，可以把商业银行市场营销与金融创新业务合并成为一个业务群，并建立金融产品创新推广部专门负责这一业务群对老产品的改良和新产品的创造、原有市场的巩固和新市场的开拓等业务的辩证管理。

（2）处理好以工作对象的银行业务绩效管理与以人为对象的人力资源管理之间的辩证管理关系，在此基础上建立良好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与积极性。

参考文献

［1］杨文士编著.管理学原理（第二版）［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2］张金鳌.二十一世纪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管理［M］.中国金融出版社，2002.

［3］陈功伟.试论辩证管理［J］.广东青年干部学院学报，2005，（3）.

［4］沈云岗.关于创建辩证管理学理论的构想［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2，（8）.

［5］周维耀等主编.管理哲学［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

自然辩证法论文篇9

受20世纪30年代和50年代两次关于逻辑问题的争论的影响，许多人认为辩证法和形式逻辑之间的关系是对立或者不平等的，辩证法是联系、运动和发展的世界观的表现或基本内容，而形式逻辑则是形而上学世界观的附属。或者认为形式逻辑是一种低级逻辑，而辩证法（辩证逻辑）则是对形式逻辑的超越，是一种高级逻辑。姑且不考虑理论上的争议，这些结论至少与许多历史事实存在冲突：一、柏拉图的理念论明显是一种形而上学世界观，但在他的理论中辩证法是基本成分；二、古希腊哲学早期就就已经出现了辩证法，其典型代表就是苏格拉底，而形式逻辑是在亚里士多德手中予以创建的，从发展的眼光看，应当是低级的先出现，高级的后成型，如果辩证法是高级逻辑、形式逻辑是低级逻辑，为什么二者出现的次序是颠倒的？三、形式逻辑创建于古希腊后期，在其创建之前，古希腊时期的辩证法与世界其他地区和文化相比，其繁荣程度是首屈一指的。这是否意味着辩证法与形式逻辑之间存在着某种内在的相辅相成关系，而不是一种简单的对立关系？针对这些疑问，本文就结合历史对辩证法与形式逻辑之间的关系进行一些历史和理论的梳理。 1世界观问题世界观在哲学中指人们对世界的总体看法和根本观点。在哲学史上，除了极少数哲学家外（其典型代表是芝诺学派，坚持“飞矢不动”），大部分哲学家都承认我们所居留的、为我们的感官所感知的这个世界是运动、变化的世界，他们的各种世界观都是以此为基础的。无论是辩证的世界观还是形而上学的世界观皆不例外。只不过辩证的世界观认为我们所在的这个世界就是实在的、唯一的世界，这个世界的运动变化是真实的运动变化，而形而上学世界观则认为我们的这个世界不是唯一、实在的世界，在这个世界背后还存在一个世界（形而上世界或者理念世界），它才是真实的存在。我们这个世界只不过是那个形而上世界的投影或者现象而已。这个形而上世界是永恒静止不变的，而我们的现象世界的各种变化是暂时的，易于消逝的。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辩证法和形式逻辑与特定的世界观没有特别的联系。对于辩证法来说，如果坚持的是辩证的世界观，人们当然要从联系、发展的眼光来看待这个世界，看待所遇到的各种问题和现象。如果坚持的是形而上学世界观，在理论上，由于我们这个世界是形而上世界（本质世界）的现象的外在表现，那么这个现象世界中的各种事物之间就会因为共同的本质世界而彼此联系起来。也就是说，在客观上，我们这个世界仍然呈现出与辩证法世界观相似的特征，这个现象世界仍然是运动、变化和发展的世界，只不过这种运动、变化和发展的根源不是出自自身，而是来自于另一个世界———形而上世界。因此，它决定了持形而上学世界观的人们必须从辩证法的角度来看待我们所在的这个世界。当然，这种看待与辩证法世界观有一点区别：就是多了一个终极假定或者第一推动力假定。但这个假定仅仅是逻辑推理上的初始假定，并不影响辩证法的展开和运用。就像经典物理学一样，牛顿坚持上帝存在的必要性，而拉普拉斯则根本没有为上帝留下位置，但这并不能影响经典物理学自身的展开与发展。因此，无论是何种世界观，辩证法都是认识世界的基础。在哲学史上，我们也可[]以发现不同世界观的哲学家皆使用辩证法的现象。如前所述，柏拉图的世界观明显是一种形而上学世界观，他坚持认为，我们这个世界是“理念世界”的模仿“，理念世界”是真实的、永恒的和静止的。而我们这个现象世界是变易的、易逝的和虚幻的。但这并不影响柏拉图在其理论中大量使用辩证法来论证自己的观点，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而且柏拉图的辩证法堪称古代辩证法的代表。同样马克思坚持辩证的世界观，而其对辩证法的运用也是熟稔之极。可见，辩证法对于世界观是中性的，对于任何世界观都能适用。至于形式逻辑与世界观之间的关系则更加明晰。认识的目的就是要认识世界上各个事物之间的客观性、本质性联系，而不是主观性、表面性联系。这些事物之间的联系既存在普遍性，又存在特殊性。其中，那些普遍性、客观性本质联系，在人的认识上就体现为两个特征：1、在内容上，反映事物联系的各命题之间的推理具有高度的必然性，从一些命题必然能够推出另外一些命题，即存在着必然性推理规则。这是事物之间联系客观性的表现。2、在形式上，这些推理规则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它与特定的质料没有关系，这与联系的普遍性相关。二者的综合体现在人类的认识成果上就是形式逻辑：1、形式逻辑就是对于必然性推理的研究。用亚里士多德的话来说，就是“一个推理是一个论证，其中有些设定为前提，另外的判断则必然由它们发生。”[1]2、形式逻辑的表达是高度抽象化的。并不涉及具体的质料内容。因此，所有哲学派别中，除非其世界观认为世界是一团混沌，没有任何秩序和规律，其他任何世界观，无论是辩证法世界观，还是形而上学世界观，都需要认清世界万物之间普遍性的联系，这当然需要形式逻辑的支持。换言之，只要存在认识，只要认识的目的是认识客观事物的规律，认识过程中就存在推理，作为抽象推理规则的形式逻辑就必不可少。这也可以从现实中得到佐证。例如作为形式逻辑中最基础的部分，三段论推理：所有M都是P；所有S都是M；所以，所有S都是P，只要命题是正确的，那么命题就毫无疑问是正确的，并不因为人们持有不同的世界观就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可以否定三段论推理的客观存在。因此，形式逻辑相对于世界观来说也是一种中性的存在。 2二者之间的关系 2.1发达的辩证法是形式逻辑产生的前提和基础从世界古代史来看，形式逻辑产生于古希腊，同时古希腊时期的辩证法与世界其他地区和文化相比，其繁荣程度是首屈一指的。古希腊时代的基本政治单位是城邦，尽管城邦有多种政体类型，但其共同的特征是鼓励城邦公民对城邦事务的积极参与。因此在城邦中，特别是民主制的城邦（其中以雅典为代表）,各种各样的、公开的对话、辩论到处可见。内容从法律、信仰、伦理，甚至生活小节无所不包。论辩的发达带来了辩证法、修辞术和诡辩论等一系列针对论辩的技术和观念的成熟。逐步形成了辩证法、修辞术和诡辩术彼此竞争的格局。其中，著名的辩证法大师苏格拉底认为，辩证法就是通过对立意见的争论而发现真理的艺术。因此，苏格拉底十分强调概念的清晰，反对利用概念的模糊性来偷梁换柱。而苏格拉底所意味的“清晰”，不是一种感性的、具体的清晰，而是一种理性的、抽象的清晰，是一种从概念到概念的定义解释。柏拉图除了根据传统含义，把辩证法看作是通过揭露对方论断中的矛盾并加以克服的方法外，还把辩证法看作是认识“理念”过程中由个别到一般、又由一般到个别的方法。无论是苏格拉底还是柏拉图，都特别强调定义的概念化，也就是说，定义是一个从概念到概念并且远离现实具体材料的过程，而概念到概念之间由于没有具体材料的支持，因此概念与概念之间的纯粹逻辑关联就显得举足轻重。这意味着，按照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对概念清晰化、一般化的思路发展下去，辩证法将逐步演变出代表抽象、必然推理的形式逻辑来。所以，在历史上，作为形式逻辑创建者的亚里士多德，恰恰是苏格拉底、柏拉图这些辩证法大师一系的传承。这种情况并非历史的偶然，而是有着内在的原因。从认识论角度分析，辩证法一词源于古希腊，它的基本涵义大致有以下几种:(1)对话、交淡、讨论、争论;(2)推理;(3)使用语言或某种方言。而且在古希腊这三种涵义中又以第一种涵义，即“对话、交谈、讨论、争论”最为常用和根本。人们在对话讨论时，为了支持己方的观点，当然需要提供一定的材料作为证明。在这些证明涉及两个方面：一是材料的真实性问题；二是材料与观点之间的联系问题。其中第二点，所提供的材料与观点之间是否存在必然的联系最为根本。就像法庭辩论一样，无论材料多么丰富，材料多么真实，如果不能证明材料与案件有本质性、必然性的联系，这些材料对案件就无任何价值。因此，我们可以肯定，随着论辩的深入，论辩的焦点就会逐步从对材料的审查转向对材料与观点之间联系推理的必然性的审查上。这意味着随着辩证法的发展，哲学上必然会产生专门针对抽象的必然性推理规则的研究，形式逻辑的创建就会成为可能。古希腊城邦政治为辩证法的繁荣提供了丰厚的土壤，这样充分的量的积累自然催生了形式逻辑的创建。因此，充分发展的辩证法是形式逻辑产生的前提和基础。#p#分页标题#e# 2.2形式逻辑是辩证法发展和合理化的关键辩证法虽然是形式逻辑产生的前提和基础，但这并不意味着辩证法相对于形式逻辑就高人一等，因为辩证法自身有难以克服的困难，需要形式逻辑的支持。“辩证法”一词源于古希腊文δυαλεχειχη（τεχγη），意为谈话、论战的艺术，由δυαλεγσμχι（我谈话、我发议论）演化而来，原意是指在辩论中揭露对方议论中的矛盾并克服这些矛盾的方法。人类的辩论当然是以常识为基础的，但是各种常识之间彼此冲突，辩证法正是试图从这些冲突中发现真理。所以，在后来辩证法的发展历程中，苏格拉底把辩证法看作是通过对立意见的争议而发现真理的艺术。亚里士多德除了把辩证法看作是“研究实体的属性”、“揭露对象自身中的矛盾”等方法外，还把辩证法作为形成概念、下定义和检查定义是否正确的方法。辩证法是以揭露对象自身中的矛盾为基本操作手段的。但现实中的人是有限性的存在，其认知能力有天然的不可靠性，同时人们用来反思常识的证据仍然来自于常识，而任何常识本身都是有谬误存在的，而且这些谬误受人的认知能力所限，并不一定表现出来。这就是说，辩证法的具体实施过程是一个有缺陷的认识主体用有缺陷的证据来证明有缺陷的结论的过程。这种情况就像中国古人说的那样：“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在这种情况下，辩证法所揭露的矛盾可能不是事物自身的矛盾，而是“伪矛盾”，也可能虽然是事物自身的矛盾，但不是根本矛盾，仅仅是次要矛盾。这样辩证法对概念、定义的反思就有可能出现偏差甚至是谬误，从而陷入认识的死循环之中。出现这样的结果，不仅不会推进认识的发展，获得真理性认识，反而会阻碍认识的推进，成为获得真理性认识的障碍。这些现象在人类认知历史上屡见不鲜。例如中国思想家对王朝兴衰反思的结论一般是“圣王之治”，主要精力就投入在如何培养“圣王”上，对君主制却没有任何怀疑。结果，历代对国家兴亡的反思总结不仅距离历史的真相越来越远，而且在客观上阻碍了后人对历史的正确认识。同样的问题在西方也持久存在：在近代以前，西方普遍认为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宗教特别是基督教支持是不可能的。为了维护基督教信仰的纯洁性，国家大搞宗教压迫，镇压异端，甚至经常发动宗教战争，认为根本不考虑自由的可能性。换言之，无论辩证法多么神妙，在现实中，纯粹的辩证法并不能保证自身的正确性，不能保证其不颠倒黑白，导致谬误。亚里士多德指出：“辩证家与诡辩派穿着与哲学家相同的服装；对于诡辩术，智慧只是貌似而已，辩证家则将一切事物囊括于他们的辩证法中。”“哲学在切求真知时，辩证法专务批评；至于诡辩术尽管貌似哲学，终非哲学。”[2]因此，需要为辩证法保驾护航，确保辩证法的合理运用。辩证法的不可靠性既来自于客观，又来自于主观。客观方面是因为世界上各个事物之间存在客观性、本质性联系。这些联系既具有普遍性又具有特殊性。普遍性与特殊性联系混杂在一起，不易分辨，没有恰当的方法，使用辩证法贸然分析事物的联系，就可能将普遍性联系当作特殊性联系或者相反，最终的结果极有可能不是发现矛盾解决矛盾，而是混淆矛盾，加剧矛盾。主观方面是由于人的思维有多种形式，理性思维与非理性思维同时共存，在缺乏确定的程序保证下，无法对非理性思维采取有效的约束，这样在主观上就很难保证辩证法混乱运用的发生。因此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客观上需要将普遍性联系抽象出来，能够将普遍性联系和特殊性联系予以区别，提高联系的透明度，降低联系问题的复杂度。主观上确立清晰的必然性推理规则，将各种非必然的推理规则排除，从而为思维的合理可靠运行提供程序性保障。形式逻辑是一种抽象的推理规则，客观来说，它是一种抽象的规则，是事物之间抽象的普遍性联系，从主观来说它代表的是思维的一种形式，这种形式的推理是基于理性思维。它不同于非理性思维，相对于非理性思维来说，更加的规范，可靠性更高。因此，辩证法要想合理运用，形式逻辑是其中的关键，没有形式逻辑的支持，辩证法就无法保证自身的正确性。形式逻辑对于辩证法来说决不是什么低级逻辑，而是辩证法实现真理性认识中关键的一环。 2.3一些历史现象的解释综上所述，辩证法与形式逻辑相比并不高人一等，二者之间是相辅相成，互为一体的。特别是形式逻辑更是对辩证法起着保驾护航，甚至是升级改造的作用。这一点也可以解释辩证法与形式逻辑的历史发展的一些现象。以形式逻辑的产生为分界线，辩证法发展水平呈现明显的差异。在形式逻辑产生之前，辩证法仍然显得比较朴素，自身与诡辩论纠缠不休，没有绝对的优势。在古希腊时代，辩证法最早是作为一种对话或者辩论的技术而出现。而当时希腊时代的辩论非常普遍，相关辩论技术非常发达，除了辩证法之外，还有一种被辩证法称为诡辩术的论辩方法。诡辩术在外观与方法上和初期的辩证法十分相似，但二者之间的界限不明显，没有确切的区别。究竟什么是辩证法，什么诡辩术，在学理上和程序上没有一定之规。因此在现实中有些人自我认为是辩证法，但被他人称之为诡辩术。例如苏格拉底本人是精通辩证法的大师，但在对《云》这部戏剧中，却被当作一个诡辩派大师，在后来雅典城邦对其的指控中，却认为其以诡辩术迷惑青年。而有些诡辩论，明明感觉到其论辩在胡搅蛮缠，但却对其无可奈何，不能给予有力的反驳，其中较为典型的是一些诡辩逻辑。黑格尔后来指出，在古代哲学史上，辩证法常常被混同于诡辩术。[3]这种现象的广泛存在说明辩证法自身发展并不完善。不完善的原因，是因为辩证法与诡辩术之间的关键性区别在哲学中尚未澄清。实质上，从哲学角度来看，诡辩术与辩证法根本的区别在于二者是否能够合乎逻辑，不违反基本的同一律、矛盾律和排中律。正是这一区别，使得辩证法的论证甚至具体结论虽然前后有变化但仍然不至于丧失根本立场、主旨，整个论证有脉络可循，有依据可查。而诡辩术则完全丧失立场、主旨，为了论辩而论辩，整个论证前后冲突，任意颠倒是非。正是由于当时的哲学并没有形成明晰的形式逻辑，因此无论是辩证法还是诡辩论在论证上给人的感觉都是覆雨翻云，颠倒是非，让人无所适从，从而真假难辨。后来，亚里士多德在总结前人辩证法成就的基础上，创建了形式逻辑。而形式逻辑形成之后，诡辩论就完全式微，在后世几乎无存身之地。相反，辩证法的发展却日新月异，不断有新的变化和发展。而且这些变化和发展都与形式逻辑密切相关。中世纪的经院辩证法的繁荣与形式逻辑的关系自不用说，即使是后来黑格尔的辩证法也黑格尔的思想是基于传统逻辑的。[4]虽然黑格尔对形式逻辑大加批判。这些历史现象反过来也证明了形式逻辑与辩证法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p#分页标题#e#

自然辩证法论文篇10

五四运动之后的20多年，科学哲学在中国曾有过一段相对繁荣的发展时期。当时，仅在上海一地就出版了几十种科学哲学译著和著作。其后将近30多年，由于种种原因，科学哲学不仅在大陆没有得到长足的发展，而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甚至销声匿迹了。文革结束后的1976年，正当波普尔和库恩名满天下之时，在大陆哲学界，并没有几个人真正了解他们的学说，甚或相当多的人还不知道他们的名字。大陆学界远离国际哲学潮流之远，由此可见一斑。

1976年“四人帮”垮台后，国家经过两年的恢复，学术界经过两年的准备，科学哲学也在大陆悄然而生。1978年是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年份。是年3月18日，盛况空前的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举行；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评论员文章，对林彪、“四人帮”鼓吹的个人崇拜、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进行了批判；12月8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总结了历史经验，制定了一些比较开明、比较务实的政策。这些政治背景，不仅为学术研究创造了比较自由、比较宽松的气氛，提高了知识的价值和学术研究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矫正了一些错误的和糊涂的认识（以往纯学术、纯理论研究往往有“理论脱离实际”之嫌），而且这种背景本身对学术工作者也是一种极大的激励。

在自然辩证法（“自然辩证法”这个名称在大陆是历史地形成的：它既是一项为现实经济建设和科技发展服务的综合性社会研究事业，亦指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的交叉学科群，其中主要有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史、科学技术社会学等）界，1978年也是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年头。其典型事件有以下几例：（一）1977年12月，全国自然辩证法规划会议在北京举行，其任务是制定自然辩证法学科发展规划，筹建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筹办学术刊物《自然辩证法通讯》。1978年1月6日，《一九七八年——一九八五年自然辩证法规划纲要（草案）》正式成文下发,它强调要加强自然科学方法论、各门自然科学哲学问题和外国科学哲学的研究。（二）是年7月，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筹委会在北京举办“全国自然辩证法夏季讲习会”，来自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的科技工作者、哲学和自然辩证法工作者共1500余人参加了会议，听取3位科学家和学者的专题报告。这次讲习会产生了巨大的轰动效应，其影响经年不衰。（三）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又称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中国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自然辩证法教研室同年招收了文革后的第一届自然辩证法研究生（前者招生14人，专业定名为“科学哲学和科学思想史”；后二者分别招收7人和10人）。（四）1978年1月，《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通信》创刊，这份四开四版半月刊的学术新闻性报纸是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的会刊，其目的在于促进自然辩证法的学习、研究和普及（它于1990年底停刊）；10月，《自然辩证法通讯》出版试刊。

就这样，经过一年多的思想准备、组织准备和学术准备，科学哲学自1978年开始逐渐在大陆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现按以下几个方面分而述之。

专业刊物

专业刊物是一个学科发展不可或缺的支柱，也是其学术水平的鲜明标志。与科学哲学相关的刊物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自然辩证法通讯》（以下简称《通讯》）。1977年10月，李昌、于光远、钱三强联名向方毅（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和邓小平（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呈交了“关于筹备出版《自然辩证法通讯》的请示报告”。该报告经“华[国锋]主席和党中央批准”后，中国科学院于1978年2月2日正式发文，成立中国科学院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积极筹备出版《自然辩证法通讯》。于光远兼任杂志主编，李宝恒担任副主编，查汝强兼任副主编。《通讯》1979年1月创刊时为季刊，从1980年起改为双月刊，截止1991年底将出版13卷6期。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起初是中国科学院直属的司局级单位，1985年与中国科学院政策研究室合并，成立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杂志遂由该所下属的科学哲学研究室负责编辑、出版工作。自1991年起，《通讯》被移交给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主办。尽管隶属关系几经变动，但是“中国科学院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的名号一直保留使用。《通讯》为16开80页的出版物，向国内外公开发行，国内订户将近7000份，海外订户约为100份。

在《自然辩证法通讯》1981年的封面上，开始加有醒目的副标题：“关于自然科学的哲学、历史和科学学的综合性、理论性杂志“。从1982年起，将副标题中的“科学学”改为“社会学”，并一直沿用至今。这个副标题，既对自然辩证法的学科范围做了界定，也点明了《通讯》的学术内容和特色。从1981年起，该刊形成了“科学哲学”、“科学学与科技政策”（从1983年起改为“科学社会学与科技政策”）、“科学技术史”、“人物评传”四个主要的固定栏目。此外，还有“科学家论坛”（1986年撤消）、“问题讨论”、“科学前沿”、“教学与研究”、“书刊评介”、“读者•作者•编者”、“学术动态”等栏目。该刊既注重老学者的精湛之文，尤其注意发表中青年学者的真知灼见和斗胆之音。在近几年所发表的科学哲学文章中，出自中青年学者之手的已占70~80%。

二、《自然辩证法研究》（以下简称《研究》）。该刊是由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编辑、出版的，创刊于1985年。创刊时为季刊，自1986年起改为双月刊，1991年又改为月刊，每期16开80页。从1988年起，该刊封面加上了副标题：“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研究》现在已成为发表科学哲学研究成果的重要园地之一。现任主编是丘亮辉，副主编是贾云祥。

三、《自然科学哲学问题》（1979年、1983~1985年在刊名上加有“丛刊”二字）。该季刊创刊于1979年4月，每期16开96页，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自然辩证法研究室主办，主编邱仁宗。该刊是自然科学哲学问题译刊，主要译介国外科学哲学、科学方法论以及各门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方面的研究成果、研究动态和研究资料。该刊于1989年底被迫停刊，共出版43期。

四、《科学与哲学》（研究资料）。该刊是中国科学院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编辑、出版的小32开译刊，创刊于1979年，停刊于1986年底，共出版48辑。该刊译载了不少科学哲学和科学方法论译文。

除了上述四个主要专业刊物外，《中国社会科学》（北京）、《哲学研究》（北京）、《大自然探索》（成都）、《自然信息》（长沙）、《科学技术与辩证法》（太原），以及各省、市、自治区社会科学院的机关学术刊物——诸如《社会科学战线》（长春）、《求索》（长沙）等，有关大专院校的学报也刊登科学哲学方面的研究论文，《世界科学》等刊物也刊载科学哲学译文。

翻译研究

在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大陆学术界对科学哲学的研究基本上还处在翻译和评介阶段。当时，《自然科学哲学问题》和《科学与哲学》。译载了波普尔、库恩、拉卡托斯、费耶阿本德、劳丹、图尔敏、普特南、汉森、夏佩尔等西方科学哲学家的论著，以及国外的有关评论文章。同时，一批科学哲学译著也相继问世，诸如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李宝恒、纪树立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0年出版）、库恩的《必要的张力》（纪树立、范岱年、罗慧生等译，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约翰•洛西的《科学哲学历史导论》（邱仁宗等译，武汉：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2年出版）、m. w. 瓦托夫斯基的《科学思想的概念基础》（范岱年等译，北京：求实出版社1982年出版）、a. f. 查尔默斯的《科学究竟是什么？》（查汝强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出版）、《科学哲学的兴起》伯尼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2版》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商务印书馆在1978年前后出版了三卷本的《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由许良英、李宝恒、赵中立、范岱年编译，1977年出版；第二卷由范岱年、许良英、赵中立编译，1977年出版；第三卷由许良英、赵中立、张宣三编译，1979年出版），该文集是一项巨大而严谨的学术工程，搜集资料详尽，翻译质量上乘，在学术刊物上引用率很高。

在此基础上，大陆学者对爱因斯坦的科学思想和哲学思想，对波普尔的批判理性论、证伪主义和划界问题、科学发现的逻辑、进化认识论，对库恩的范式、科学共同体、科学发展模式、科学革命的实质进行了探讨和研究，对拉卡托斯的研究纲领进行了有深度的分析和评论。这些新颖的学说像清新的空气一样，不仅使学术界深受启迪，而且像证伪主义和范式变革这样的概念的新奇性和革命性，也使有文化的公众闻之倍感振奋。

1980年代中后期，当代西方著名科学哲学家的代表作陆续在大陆出版，如波普尔的《猜想与反驳》、《客观知识》，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证明与反驳》，费耶阿本德的《反对方法》、《自由社会中的科学》，劳丹的《科学与价值》、《进步及其问题》，夏佩尔的《理由与求知》等，上海译文出版社在这方面功绩卓著。此外，还出版或发表了苏联一些科学哲学译著或译文，如凯德洛夫的《列宁与科学革命》（李醒民、何永晋译，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87年出版）等。

在翻译和评介的同时，大陆科学哲学研究者开始对科学哲学本身的对象、内容、涵义等也进行了探讨。武汉大学江天骥教授认为，科学哲学的研究对象是科学理论、科学语言和科学活动，它包括三方面的研究内容：各门科学的逻辑结构和经验内容的分析，科学理论和客观世界的关系的分析，科学理论和科学家的关系的分析。吉林大学舒伟光教授指出，广义的科学哲学是指以科学为对象，研究科学有关方面的一个分支；狭义的科学哲学是指现代西方哲学的某种流派。中山大学张华夏教授强调，科学哲学的基本内容有七个方面：科学的性质和科学与非科学的分界，科学和科学认识过程的形式和要素，科学认识的程序，科学理论的结构和科学解释的逻辑，科学的检验逻辑和发现逻辑，科学理论的发展和变革即对科学进步和科学革命结构的研究，社会因素对科学发展的影响。

在1980年代中期，随着西方科学哲学思潮和流派的传入和引进，随着研究资料的积累和新一代研究生与中青年学者的崛起，大陆科学哲学工作者在消化和吸收外来成果的同时，也陆续拿出了自己的研究成果。例如，陈维杭：“西方科学哲学的来龙去脉”（《通讯》1984年第6期），江天骥：“科学方法论的中心问题”（《通讯》1985年第1期），邱仁宗：“科学理论评价的双标尺系统和整合观：（《通讯》1985年第4期），江天骥：“归纳和辩护问题”（《通讯》1986年第5期），周昌忠：“试论科学知识系统的逻辑结构”（《通讯》1987年1期），曹秋华：“意义与科学进步”（《通讯》1987年第1期），兰征：“不可通约性和科学合理性”（《研究》1987年第5期），陆建体：“科学说明的新争论”（《通讯》1988年第2期），洪谦：“关于逻辑经验论的几个问题”（《通讯》1989年第1期），金观涛：“奇异悖论——证伪主义可以证伪吗？”（《通讯》1989年第2期），鞠实儿：“论归纳逻辑的局部辩护和适用范围”（《通讯》1989年第5期），郭贵春：“测量实在论在科学哲学中的地位”（《研究》1990年第5期），李醒民：“科学革命的语言根源”（《通讯》1991年第4期）等。这方面出版的著作主要有《激动人心的年代——世纪之交物理学革命的历史考察和哲学探讨》（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江天骥：《当代西方科学哲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邱仁宗：《科学方法和科学动力学》（北京：知识出版社1984年），林定夷：《科学进步与科学目标》（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等。不用说，在自我创新的过程中，研究者也一直追踪着国际科学哲学思潮的发展和各流派的学说，对邦格（m. bunge）、玛丽•赫斯（mary hesse）、尼尼鲁托（ilkka niiniluoto）、费希尔（r. a. fisher）、庞迪（g. l. pandit）、科恩（j. cohen）、埃利斯（b. d. ellis）、蒯因（quine）、范弗拉森（b. c. van faassen）、史尼德（j> d. sneed）、塞拉斯（w. sellars）等人的学说和理论也作了介绍和评论。

大陆的科学哲学研究，并没有局限于狭义的科学哲学，它具有以下几个特色：

一、对各门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的研究一直持续地进行着，每年都有为数不少的研究成果发表。尤其对物理学哲学和数学哲学的研究比较深入，比如对互补原理和物理学理论结构的研究就颇有新意。

二、对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耗散结构、突变理论、混沌、生态学等综合学科的哲学研究也逐步深化，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果。

三、对作为科学家的哲学家或哲人科学家的思想研究始终是研究重点之一，10余年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自然辩证法通讯》和《自然辩证法研究》每年都刊有这方面的研究论文，前者还有“人物评传”栏目，全面评介有关科学家的科学贡献、科学思想、哲学思想乃至精神风貌。尤其是对马赫的哲学特征、精神气质和方法论的研究，对彭加勒的经验约定论思想的研究，对爱因斯坦唯理论思想、经验约定论思想以及他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两极张力特征的研究都具有独创性。在爱因斯坦诞辰100周年（1979年）、逝世30周年和狭义相对论创立80周年（1985年），还分别举行了爱因斯坦研究学术讨论会。

四、在对科学史的哲学分析和科学思想史的研究也有不同凡响的成果。例如关洪：“牛顿、歌德和黑格尔——关于颜色理论的争论”（《通讯》1984年第4期），吴忠：“西方历史上的科学与宗教”（《通讯》1986年第6期），李醒民：“世纪之交物理学革命中的两个学派”（《通讯》1981年第6期）和“论批判学派”（《社会科学战线》1991年第1期），等等。

五、对一些传统的哲学问题，如时空、物质、实在、感觉、知觉、记忆等，也从科学和科学哲学的角度进行了新的深入的研究，展示了别具一格的视野。

从事科学哲学的专业研究人员，主要集中在中央和各省、市、自治区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各高等院校的哲学系（所）和社会科学系。他们所处的机构大都命名为自然辩证法研究室（教研室），也有少数叫科学哲学研究室（教研室）的。这是一支为数不少的专业队伍。

学术交流

科学哲学研究的稳步进展，是与广泛而频繁的国内外学术交流分不开的。在大陆，从1980年起，先后举行了五次全国性的科学哲学学术讨论会。它们是：

第一次全国科学哲学讨论会。1980年11月20日至26日在北京举行，与会代表30余人。会议就波普尔的科学观、认识论、方法论、基本哲学立场和“三个世界”理论进行了讨论。（参见周寄中的报道，《通讯》1981年第1期）

第二次全国科学哲学讨论会。1981年12月21日至26日在北京举行，与会代表50余人。会议就库恩的范式、科学共同体、科学发展模式、认识论和方法论进行了讨论，并涉及对西方科学哲学总的看法和应有的态度。（参见李醒民、黄亚萍的报道，《通讯》1982年第2期）

第三次全国科学哲学讨论会。1983年9月4日至9日在北京举行，与会代表80余人。会议的中心议题是科学哲学的对象、内容、方法、历史、现状和发展趋势。此外，还讨论了科学发现的逻辑，有关著名科学家的哲学思想。（参见李醒民、黄亚萍的报道，《通讯》1983年第6期）

第四次全国科学哲学讨论会。1985年12月5日至9日在北京举行，与会代表70余人。会议的中心议题是科学理论的评价。（参见李醒民的报道，《通讯》1986年第1期）

第五次全国科学哲学讨论会。1987年5月16日至19日在成都举行，与会代表100余人。会议的中心议题是科学说明（科学解释）、科学理论的结构、科学发现、科学进步、科学与非科学的分界以及各门科学的基础和方法论。（参见李真真的报道，《通讯》1987年第4期）

在第五次会议上，已拟订于1989年在无锡召开第六次全国科学哲学讨论会，届时将讨论价值在科学中的作用、科学中的实在论和反实在论、科学的合理性问题。拟议中的会议因故未能按时召开。所幸的是，在事隔数年之后，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国际学术交流部拟于明春在北京召开一次国际性的科学哲学讨论会，着重讨论实在论和反实在论的问题，届时国外一些著名的科学哲学家将应邀参加。

除了以上的专门会议外，在此期间还召开了与科学哲学有关的其他会议。例如，1980年11月20日至26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自然科学方法论学术讨论会，1981年10月29日至1月4日在北京召开的自然辩证法首届年会，1982年4月19日至23日在北京召开的纪念达尔文逝世100周年学术讨论会，1984年4月22日至26日在洛阳召开的全国现代物理学中的哲学问题座谈会，1984年7月10日至18日在北京召开的科学发现的模式学术讨论会，1984年8月25日至30日在哈尔滨召开的全国首届苏联自然科学哲学学术讨论会，1986年8月19日至24日在安徽屯溪召开的全国中青年哲学工作者最新成果交流会，1987年8月31日至9月2日在北京召开的牛顿《原理》出版300周年纪念大会，1987年9月10日至14日在黑龙江省密山县召开的全国第二届苏联自然科学哲学学术讨论会，1988年11月11日至14日在徐州召开的马赫学术思想讨论会，1990年5月19日至21日在北京召开的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理论发展中青年研讨会，等等。

在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主任刘述先教授、何秀煌教授及其同人的努力下，港、澳、台和大陆学者有机会两次幸会，探讨交流了有关科学哲学的研究情况和成果。1988年10月24日至28日，“分析哲学与科学哲学研讨会”在香港中文大学举行。向会议提交的论文涉及到逻辑经验论、波普尔、库恩、戴维森（d. davidson）、范弗拉森、古德曼（goodman）的学说，也分析了马赫、彭加勒、爱因斯坦的科学哲学思想，还讨论了科学说明、科学翻译、不可通约、观察的确定性等科学哲学问题。 1991年3月7日至12日，“分析哲学与语言哲学研讨会”在香港中文大学举行。这次会议，也有部分论文与科学哲学有关，例如“意义与信念”、“库恩论科学哲学的客观性”、“科学革命的语言根源”等。

在国际交流方面也比较活跃.大陆学者数次参加了设在南斯拉夫杜布罗夫尼克（dubrovnik）市的国际大学校际研究生研究中心举办的科学哲学讲座，参加了1987年度（在苏联莫斯科）和1991年度（在瑞典乌普萨拉）举行的第八届和第九届国际逻辑学、方法论和科学哲学大会。国外一些著名的科学哲学家，如新西兰凯图大学孔宪中（1981年）、美国艺术与科学研究院院士亨普尔（1981年）、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厄尔曼和华莱士（1982年）、牛津大学女王学院乔纳森•科恩、（1983年和1987年）、哈佛大学西拉里•普特南（1984年）、东京大学伊东俊太郎（1984）年、美国波士顿大学罗伯特•科恩（1985年）、美国密苏里州立大学乔治•格尔（1986年）、美国内华达大学尼克尔斯（1986年）等人先后访华。中国科学哲学家江天骥、查汝强、邱仁宗、范岱年、纪树立、张华夏等人也应国外同行之邀，多次外出参加学术会议，与国外学者探讨共同感兴趣的问题。

人才培养

自1978年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中国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自然辩证法教研室招收研究生后，次年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辽宁大学、四川大学哲学系等单位也开始招收自然辩证法专业研究生。1981年，这两届研究生36人同时毕业，其中大多数研究生选定科学哲学或与科学哲学相关的论题作为毕业论文的题目。例如，《探索科学本质的模式》（周寄中），《维纳和他的哲学思想》（朱熹豪）、《狄拉克和量子物理学的发展》（曹南燕），《彭加勒与物理学危机》（李醒民），《布里奇曼的操作分析思想》（杜云波），《假设与现代科学观》（刘大椿），《科学理论与科学进步》（马献庭），《自然学科与形象思维》（李建珊），《论思想实验》（高文武），《自然科学中的美学方法》（刘仲林），《对称性方法的哲学探讨》（朱亚宗），《论波普尔科学哲学中的反心理主义》（谢遐令），《论科学创造中的直觉》（周义澄），《科学认识系统的信息过程》（官鸣），《量子力学方法论问题》（王振武），《试论经验与理论在科学认识中的地位与作用》（梁国春）等。此后，招收自然辩证法专业的院校和研究机构愈来愈多。1990年10月，国家教育委员会把“自然辩证法”学科正式更名为“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值得一提的是，武汉大学江天骥教授的现代外国哲学专业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其中多数是从事科学哲学研究的，而且他们的学术水平都比较高。这从他们的毕业论文可略见一斑：《归纳逻辑与合理信念的测度》（朱志方），《图尔敏科学哲学思想述评》（王小光），《蒯因的自然化认识论》（曹秋华），《夏佩尔科学合理性理论述评》（李晓蓉），《亨普尔和理论名词问题》（陆建体），《科学发现：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黄亚林），《论不可通约性和科学合理性》（兰征）等。现在，大陆的科学技术哲学硕士授予单位8个，博士授予单位4个，博士生指导教师有于光远、龚育之、黄顺基、陈昌曙、邱仁宗、孙小礼。

1981年，教育部发出“关于开设自然辩证法方面课程的意见”，建议把自然辩证法课列为理工科研究生的必修课（文科研究生是否开设，由各校自定），课程内容各校可根据自己的条件和专业特点，自行确定。按照这个意见的精神，各校相继开设了自然辩证法课程，其中一些院校穿插有科学哲学的内容。为了交流教学经验，教育部社科司和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1982年7月 21日至29日在山东烟台、1987年7月30日至8月6日在安徽九华山两次召开全国自然辩证法教学研讨会。

尤其引人注意的是，为了促使大陆的中青年哲学工作者系统而深入地了解英美和欧洲大陆哲学各学科领域的基本理论、研究状况和发展方向，促进中英学术交流和两国哲学家的相互了解，中英双方经过协商，先后在北京举办了两期“中英暑期哲学学院”。第一期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和清华大学于1988年合作承办，主题是“分析的哲学和哲学的分析”，招收加强班学员40 名，普通班学员50名。第二期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于1991年合作承办，主题是“科学哲学”，招收加强班学员50 名。第二期的教师和课程为牛津大学博士、教务长凯•威尔克斯：“脑和行为科学”，牛津大学罗•哈雷教授：“科学实在论：传统观点和最近的发展”，曼彻斯特大学哲学系基•李女士：“哲学和社会科学的形成”，利兹大学杰•拉维兹博士：“对科学中确定性的追求”，夏威夷大学冯•泰尔斯副教授：“逻辑和数学哲学”。本期学习时间从7月29日到8月16日，授课共90学时。在规划和举办过程中，邱仁宗教授效力良多。

总而言之，自1978年改革开放10多年来，科学哲学在大陆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一时期是科学哲学在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虽说科学哲学曾在1987年和1989年遭到某些人的非议，出现过一些挫折，但是并没有带来致命性的伤害，而且困难处境不长时间就过去了。可以预期，只要大胆而广泛地消化和吸收国外的研究成果，细致而深入地发掘中国文化的遗产，中国的科学哲学家一定能够创造出富有自己特色的东西，科学哲学在中国就会面临一个比较光明的未来。不用说，这是需要一个自由、宽松、平和的外在环境作保证的。

参考文献

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编. 1983. 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历史与现状. 北京：知识出版社. 43~47.

同上. 229~240.

例如：纪树立. 1980. 现代科学哲学的兴起.. 1981. 科学探索的逻辑. 1982. 论库恩的范式概念. 自然辩证法通讯. 2(6) . 3(2). 4(3). 邱仁宗. 1982. 拉卡托斯的研究纲领方法论. 自然辩证法通讯. 4(5).

江天骥等. 1983. 科学哲学笔谈——第三次全国科学哲学讨论会部分发言和论文摘要. 自然辩证法通讯. 5(6).

详见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自1982年出版的各年度的《中国哲学年鉴》中的“自然辩证法”、“哲学新书目”和“哲学论文索引专栏”。

戈革. 1987. 尼耳斯•玻尔和他的互补原理. 自然辩证法通讯. 9(5).

洪定国. 1988. 物理学理论的结构和拓展. 北京：科学出版社.

董光璧. 1986. 马赫哲学述评. 自然辩证法通讯. 8(1).

李醒民. 1990. 恩斯特•马赫：启蒙哲学家和自由思想家. 大自然探索. (2).

李醒民1988. 略论马赫的思维经济原理. 自然辩证法研究. 3(3).

李醒民. 1988. 论彭加勒的经验约定论. 中国社会科学.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