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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主义范文10篇

时间：2023-03-17 20:43:20

自然主义

自然主义范文篇1

一、“自然”一词的古典含义

英国学者雷蒙•威廉斯在《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一书中认为，古法文nature和拉丁文natura可以视为现代英语词汇nature一词的词源，这两个词都源自拉丁文nasci，其含义均是“出生的”［2］。“自然”在希腊文中对应的词汇是“phusis”，含义也是产生、生长，这均是从词源上说的。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时期也是西方思想史上对“自然”概念作出明确规定和阐释的第一人，他对“自然”概念的分析和规定主要集中在其《形而上学》和《物理学》两部著作中。在《形而上学》第五卷第四章中，他先分别列举了“自然”一词的六种含义。第一，生长物的生成；第二，生长物最初由之长出的那个内在的东西，强调“自然”的内在性含义；第三，自然物自身内最初的运动来源；第四，自然物由以存在和生成的那个最初的东西，即质料；第五，自然物内在的“形式”。针对这一点，亚里士多德说：“因此，那些由于自然而存在或生成的事物，尽管它从其生成或存在的东西已经存在着，但倘若还不具有形式和形状，我们就不说它有了自然。”［3］第六，“自然”是实体，这是从自然的形式实体的意义扩展到一切实体的意义上。亚里士多德进而总结说：“从以上所说，自然首要的和根本的意义是，在作为自身的自身之内具有运动本原的事物的实体，质料由于能够接受这种东西而被称为自然，生成和生长由于其运动源出于它而被称为自然。它是自然存在物运动的本原，或潜在地或现实地内在于事物之中。”［3］所以，从亚里士多德的本体论思想，尤其是其关于事物构成的四因说理论的角度来考察，“自然”的根本的和准确的含义是内在于每一个自然物之中的“形式”。因为质料只有在获得形式之后才成为某一确定自然物，而此一自然物也才能获得运动的来源。亚里士多德的这一观点与之前的自然哲学家不同，后者用自然界中某种形式的物质质料来解释一切自然事物的本原，只说明了事物“从所出”的质料本源，没有说明事物“其所是”的本性。这一做法导致的结果就是在事物外部寻找事物运动的原因，而亚里士多德赋予事物以“形式”，并将其作为事物生成变化的根本原因，既使事物获得本性，解决了事物的“其所是”，也从事物内部解释了事物的生成变化和运动，表明了自然界的每一事物都是活性的、有机的，并且是具有独立本性的。

在《物理学》第二卷第一章中，亚里士多德也集中分析了“自然”一词的含义。他说：“在存在着的事物中，有些是由于自然而存在，有些则是由于其他原因而存在。……因为所有由于自然而存在的事物，都明显地在自身之中有一个运动和静止的本原———有些是在地点方面的，有些是增加或减少方面的，有些则是性质变化方面的。相反，床榻、罩袍以及诸如此类的其他东西，在它们各自的名称所规定的范围内，并且就它们是工艺制品而言，都没有这样的内在冲动。”亚里士多德在对所有存在物作了以上两种区分后，提出了自己关于“自然”的定义：“所谓自然，就是一种由于自身而不是由于偶性地存在于事物之中的运动和静止的最初本原和原因。”［3］我们可以看到，在《物理学》中，亚里士多德是通过区分两类存在物即自然存在物和人工制品而得出“自然”的含义的，即“自然”是事物自身之内使其运动和静止的本原。这一结论和他在《形而上学》中得出的结论是一致的。他接着又说：“自然就是目的和所为的东西。”［4］这一视“自然”为目的观点也是他本人思想的归结。所以，结合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给“自然”下的定义，“自然”一词的含义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可以得出两点结论：第一，自然是“形式”，而“形式”就是事物的本性，所以，“自然”是事物的形式，是事物的本性。第二，亚里士多德将“目的”纳入“自然”一词的含义中，表明自然物是自足、独立的，是目的而不是手段。亚里士多德还从“自然”的角度论述了人的天性和城邦的起源。《形而上学》开篇就说明：“求知是人类的天性。我们乐于使用我们的感觉就是一个说明：即使并无实用，人们总爱好感觉，而在诸感觉中，尤重视觉。”［4］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的“自然”，即人之为人的本性就是“求知”。这句话说明，首先，亚里士多德将求知即追求对事物的理解、追求生活中的至善美德作为人的天性，这一做法比将理性作为人的天性更加指向一种心灵的原始力量和倾向；其次，这句话也表明亚里士多德认识论的经验主义倾向。可以说，经验主义就是自然主义者的认识论方法。在关于城邦的起源上，他说：“城邦显然是自然的产物。”

城邦的产生具有必然性，具有自然意义上的根源，即产生于人类对最优良、幸福、美好生活的追求。人们出于自然本性以及延续后嗣的自然需要最先结合成为家庭。当多个家庭为了实现比生活必需品更多的需要比如生命安全、生活富裕等等而联系起来时，便产生了村落。当数个相互临近的村落为了进一步满足生活需要并为了更美好的至善生活而结合为一个更大的共同体，大到足以自足或接近自足时，城邦就产生了。所以，城邦是自然的产物，源于人的自然物质需要和求知的精神天性。总之，亚里士多德的自然主义政治学理论弱化了柏拉图政治学的神秘主义色彩，削弱了政治学所具有的神学色彩，主张社会、国家和政治活动的自然主义起源，这之中尤其注重人的物质需要和求知的精神天性在社会政治的起源和演变过程中的主导作用。在汉语中，“自然”一词是先秦时期的老子发明并首先使用的。在《道德经》中，老子多次提及“自然”一词，如：“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第二十五章）“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第十七章）［6］。同时，老子首次赋予“自然”一词以特定内涵。他在《道德经》第三章说：“……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关于这一句话，王弼注道：“守其真也。”关于王弼的注解，楼宇烈也写道：“‘真’，即‘朴’。”［6］王弼注解中出现的“真”字是关于人之本性而言的。老子又说：“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王弼注：“各返其所始也。”（第十六章）［6］就是说，人之为人存在一种质朴本性，统治者真正的统治是无为而治，以维护这一质朴本性；而在日常之中，人也要进行持续修炼以持守住这一质朴本性。这是“自然”的“人之自然”的含义。在第五章，老子又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王弼注道：“天地任自然，无为无造，万物自相治理。故不仁也。仁者必造立施化，有恩有为。造立施化，则物失其真。有恩有为，则物不具存。”［6］这句话里出现的“真”字意指一种自然物的本性。就是说，“道”化育万物、滋养万物，但对万物却无一丝偏爱之心，似乎漠然无情。如果硬要说有什么感情，那么可以这样说，正是这种“无爱”成就了“道”对万物的“大爱”，即“道”以自己的无为而顺从万物本性的方式成就了万物，成就了万物存在之“真”。这是“自然”的“物之自然”的含义。从这里出现的两个“真”字出发，可以说，在老子这里，“自然”具有两层基本的含义：一是物之自然，即一切事物根源于道的原初本性。二是人之自然，即人的质朴本性。人的质朴本性是通过人的有为过程来实现的，是通过具备了自我意识的人，在主动反思自身行为和自然界运行的基础上，自觉遵从自然规律，进而顺应物之自然和人之自然，以求达到物我一体、天人合一的和谐圆融境界的方式实现的。这里的“人”经历了从跃出自然又回归自然，从自在的自然到自为的自然的过程，最终成为老子说的“绝圣弃智”、“绝学无忧”的“返璞归真”的人。在人与物的关系上，“物之自然”与“人之自然”联通的方式是人的自觉意识。因为任何物之“自己”，物的所谓原初本性即物之自然都只有在人的意识的照亮下才显示出其存在意义来。这一点在西方哲学中，尤其是在从笛卡尔到康德建构“人之主体”的过程中阐释得已经很明白了。“物之自然”所具有的价值也只有在人的反思的前提下才显示出来。然而老子的意思并不是要人在对物的反思中脱离物并与之对立而将人视为在价值上高于物的理性主体，进而在对物的占有和征服中满足人不断膨胀的欲望，也不是要人在没有自觉意识和主体意识的无知无觉的状态中和自然保持一种纯粹的一体状态，而是要人在自觉的意志努力下，将自身的主体意识视为对物之自然的遵从和持守，从而实现人之自然，最终达到物之自然和人之自然的合一，实现“道”的最高理想。同样，政治活动也应遵循人和外物的原初的质朴本性，尊重社会和国家的自然演变，尽量减少外在的人为干预，尤其反对违背社会自身规律的激进变革。老子说：“治大国若烹小鲜。”（第六十章）王弼注道：“不扰也。躁则多害，静则全真。”

这里又出现一个“真”，意思是要统治者自觉维护社会的存在、演变之“真”。实际上，老子自然哲学的深层现实关怀就在于反思国家政治领域中统治者膨胀的占有欲望导致的主观妄为对人性之“自然”的扭曲、割裂，所以才提出一个无为政治的“小国寡民”式的政治理想，以此来实现其哲学中深沉的人文关怀。老子在论述“自然”的同时倡导人的“主体性”。然而这一“主体性”不是西方那种与自然界割裂的、进攻性和欲望型的主体性，而是在自我意识和理性地反思自身行为和自然运行的基础上，以事实性的“自然”为价值理想，要人进行内心修炼，作出意志上的努力以“回归”而不是“跃出”自然的整体存在和秩序的另一种主体性。也就是说，这一主体性恰恰是要人通过反思来意识到自己对于本性之“自然”、自然界、自然秩序的守护者身份。老庄的这一对人的“主体性”的主张来源于对周朝末年价值失序、群雄混战、生灵涂炭的社会历史现实的深刻反省，其目的在于防止人的原初质朴本性被愈来愈强大的国家、权力、制度、军国体制等等人为制度所野蛮规训、戕害，避免人在有限生命中盲目争夺外物而遗忘人的本真之性的迷妄，防止人“役于物”；同时又防止人的主体意识恶性膨胀，结果陷入人与自己的原初自然本性相分裂，与他人相分裂，与自然界相分裂，而走入人类中心主义的物质纷争的迷途上，即防止人“役物”。无论“役于物”还是“役物”都是违背“自然”的。老子说的“大制不割”、“圣人方而不割”，都是要人顺应自然，避免诸种分裂，主动归附自然秩序之中。综上所述，“自然”概念在古典时代的含义可以归结如下：第一，在对外物和人的存在上，主张“自然”就是一切事物（包括作为纯粹生物体的人）在自身之内的就具有的运动本原（这一本原作为了事物的本性、自性和目的）。所以，“自然”是自然物的形式、内在本性而不是具体自然物式的实体；主张从事物自身说明事物自身，反对任何以超验、先验唯心的方式解释万物的存在；侧重从人心灵中天然的原始情感、倾向或结构的角度解释人的本性。第二，对于人和物（包括社会制度）的关系，主张“自然”的事物都是完整的独立的自足的“实体”，强调事物和某一特定的社会、政治制度形式在非人为性的自身演变过程中实现自身目的，反对来自人为的违背社会本性的激进干扰、破坏；人不应将事物视为实现自己欲望的手段，而应该尊重其本性和存在，并使自己主动遵从并维护整体自然的秩序，进而在人和“自然”的事物之间达到和谐的平衡。第三，在价值论上，“自然”或“天道”是“损有余而补不足”，因而是完美的，而相比较之下“人道”却是“损不足以奉有余”因而是有缺陷的，所以主张“以天道明人道”，要人以“自然”的自然界的完美性作为价值追求理想，以此弥补人为世界的不足。“自然”的价值高于人为的价值。所以这就必然引出第四点，即方法上是从事实推出价值。

二、“自然主义”的概念史及其含义

作为一种哲学传统的“自然主义”在历史上并不连贯，内涵上也并不是很明确。所以当代有西方学者指出：“‘自然’的观念，或者‘自然的’客体或关系，或者‘自然主义的’研究模式，已经在很多不同时间和地点，因为不同的目的被很广泛地应用了，这些使用的广泛程度超过人类思想史上其他任何一个概念。”［7］尽管如此，我们仍然试图从现有的各种对自然主义哲学的研究成果中归结出“自然主义”这一概念一般的哲学含义。

首先从出自各种权威辞典的定义上看。《剑桥哲学辞典》认为：“自然主义有两个观点：（1）所有东西都是由自然实体构成，自然实体需要在科学内进行研究，自然实体的属性决定了包括人在内的事物的所有属性；（2）在某种意义上，关于确证和解释的可接受的方法与科学中的确证和说明方法具有连续性。第一个观点是形而上学或者本体论的，第二个观点是方法论或者认识论的。”［8］《新大英百科全书》的定义为：“自然主义在哲学上，断定宇宙中的所有存在物和事件（无论其内在特征如何）都是自然的。通过这种方式，自然主义理论将科学方法与哲学联系起来。因此，关于宇宙的所有知识必须通过科学探索获得。”［9］《中国大百科全书》的定义是：“在哲学上，自然主义有两层含义：广义的自然主义一般指那些主张用自然原因或自然原理来解释一切现象的哲学思潮，如中国汉代王充用禀气的厚薄解释人的智愚，宋代张载用禀气不同解释人性，欧洲哲学史中用人的自然属性解释人的道德现象，都属此例；狭义的自然主义，指20世纪30年代形成于美国的一个哲学流派。”［10］其次，从学界比较公认的自然主义的发展史看。自然主义的源头可以追朔到古希腊时期的自然哲学家的身上，当时的自然哲学力图以自然界某一具体物质形态作为本原来解释世界万物的本质和生成，而反对之前从神话中寻求解释的做法，反对神秘主义和超验主义的解释。经过漫长的中世纪神学笼罩之后，在近代，自然主义哲学几乎是和自然科学一同出现的，“自然主义”自此成为一个确定的哲学概念。也就是说，17世纪之后，古希腊时期那些研究事物本质的自然哲学家逐渐转变为近代意义上的科学家，他们运用经验观察、分析和归纳演绎方法，借助科学仪器力图对物质世界进行更精确和严密的解释。这一时期的自然科学家就被称为自然主义者。最终在19世纪末，这样一种着重于方法论的自然主义已经被完全内化于自然科学之中，自然主义作为自然科学的一个必要的部分随着科学家的理解和实践与科学一起逐渐发展起来了。自然主义作为一个有影响的哲学流派正式出现在历史舞台上是在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这一时期的自然主义反对任何超验的或先验唯心的认知世界的方式，而主张唯物的解释方式；强调自然科学方法的应用，进而将其应用到一切哲学问题上，而当代自然主义哲学是在对弗雷格开创的分析哲学传统进行批判的基础上出现的。从对自然主义发展史简要的描述中可以看到，近代之后，自然主义与自然科学相互交织在一起，相辅相成而又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不过，近代之后的自然科学式的“自然主义”在根本理念上仍与其古典原意一致，都承认世界以及人自身的客观实在性，主张经验的研究方法；在以事物自身说明事物自身，反对超验和先验的解释上两者是根本一致的。

自然主义范文篇2

关键词：自然主义科学实在论指称的相对性

W．奎因是20世纪西方少数几位博大精深的哲学家之一。特别是他关于语言的自然主义行为论、科学语义学、意向心理学、量词模态逻辑、科学哲学、伦理学及数学等方面深邃的观点和精辟的论述，均成为当代哲学发展所不可忽视的资源。因此，他被人们称之为“规范而又系统的哲学家”。［（1）］尽管他丰富而又复杂的理论并非总是清晰的，但他所有的论点之间都具有着微妙的内在联结，都在自然主义的总体趋向中获得了统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从科学哲学的视角看，奎因哲学的本质就在于，以语言的自然主义为基底，以弱化的实在论为桥梁，以重建自然主义的经验论为目标，最终实现其自然主义的认识论纲领。本文将从奎因的自然主义与科学实在论的关联上，去阐释奎因哲学的本质。

一、自然主义的出发点与实在论的复兴

维特根斯坦的批判哲学与奎因的自然主义的认识论是当代自然主义的两个主要形式。由于他们都把弗雷格的逻辑实在论作为分析的目标，使得他们把当代自然主义的论证集中于反对非自然主义的意义理论。人们认为，“20世纪哲学的语言转向，是部分自然主义者用语言学的论证去击败非自然主义的形而上学的一种新颖企图。”［（2）］一方面这种企图要在哲学、科学、历史和文化特征各个方面摈弃僵化的传统自然主义，强调当代自然主义生长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另一方面要在语言的自然主义的基础上，去发展自然主义的认识论，构建当代自然主义存在的灵活性和可接受性。

20世纪自然主义的演变历程表明，自然主义需要借助于一种语言学或语言理论的形式得以生存，而一种特定的语言学或语言理论又籍自然主义为其逻辑的出发点。这种结合既形成了自然主义生长和存在的基础，又是自然主义作为一种哲学倾向继续发展的根由。更进一步讲，自然主义也只有借助于一种语言形式（无论是自然语言、逻辑语言、数学语言或一门具体科学语言），才能渗透到一切科学领域中。而自然主义的哲学内涵，正是通过语言的形式，经由元理论的语义分析，再落入对象理论而不断层层深入，从而辐射于所有人类的知识之中。所以，奎因以自然主义的语言观出发去看待和褒贬各种哲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有其时代的某种必然性。

奎因在自然主义的语言观的基底上，重新审视了经验主义在过去两个世纪中的发展，提出了五个“转向”或“里程牌”的看法：第一，从思想向语词的转换；第二，语义焦点由术语向句子的转换；第三，语义焦点由句子向句子系统的转换；第四，对“分析—综合”二元论的放弃；第五，当代自然主义的再现，即对第一哲学先于自然科学的目的的放弃。［（3）］在这里，奎因一方面将他的自然主义理论看作是人类理智进步的峰巅；另一方面又承认自然主义哲学家是在已继承的世界理论中开始他的推论，并试图在这些理论系统之内去促进、澄清和理解这一系统。因而，尽管在奎因的哲学中存在着诸多复杂的因素，但“没有一个能比自然主义在奎因思想中起更大的作用。一句话，如果没有自然主义，奎因的哲学便一无所就。”（［1］，P·23）

那么，什么是奎因自然主义产生的直接根源呢？在奎因看来，有两个否定性的源泉：其一，是对根据现象甚或语境定义来一般地确定理论术语的绝望，因为术语的意义是不能超越文本的整体论观念而把握的；其二，是“死不悔改”（unregenerate）的实在论的存在，因为除了科学内在流动的不确定性之外，自然科学家“从未感受到任何疑惑。”所以，整体论和实在论是奎因坚持自然主义的原则基础。整体认识论在于反驳传统认识论（第一哲学）、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实在论则在于建构他的自然主义的科学主义。因此，可以说整体论和实在论为他的自然主义的认识论开拓了道路。

对于什么是自然主义，奎因曾以不同的视角给过极其多样的论述。但从最鲜明、最综合的意义上讲，他做了这样的说明：“我的立场是自然主义的，因为我并非把哲学看作是科学的某种先验预设或基础，而是当做科学的继续。我认为科学与哲学是在同一条船上，……我们只能当它在海上漂流时重建。不存在外在的优越，不存在第一哲学。”［（4）］不言而喻，在奎因的自然主义的概念中，包含着极其丰富的内涵及其与实在论的内在关联。这就在于：

1．给出了自然主义的认识论趋向。在奎因看来，历史地讲，自然主义并不是偶然的产物，它是自休谟以来整个西方经验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必然结果。当代自然主义不是别的，它是经验论的认识论的一个变种；而现实地讲，它是批判逻辑经验主义的直接产物，是对极端逻辑理性的修正和矫枉，是对经验论的自然化重建。这种自然化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彻底地抛弃“第一哲学”的圣殿，通过对经验主义“两上教条”的批判，揭示“分析—综合”的区分在认识论上是无意义的。这种自然化的重要趋向，就是要在坚持理论实体的实在性的基础上，把科学看作是被发明的，而不是被发现的；把科学认识的主体看作是真理的创造者，而不是真理的挖掘者；而且，在真理的殿堂上，“没有比科学所提供或探索的真理更高的真理。”［（5）］恰是在这一点上，他建立了与科学实在论的同盟。

2．表明了自然主义语义分析的原则。心理学和语义学上的自然主义就是行为主义，而行为主义的语义分析恰是奎因自然主义的必要组成部分。由于自然主义要把哲学看作是训练自身的自然科学，并且允许自由地使用科学的发现。因而，只有在这种科学的哲学之内，实在才能获得确认和描述。这也就从本质上限定了对理论实体进行行为主义语义分析的领域以及语义分析的基底层面。在这一点上，奎因事实上坚持了这样几个原则：第一，尽管属性类别的个体化依赖于属性的个体化而不是属性集本身，但是，“没有同一性就没有实体。”（［3］，P·102）作为谓词和集合的实在论者，他承认了语义分析的实在的整体性。第二，在行为主义的层面上，把心理分析与语义分析看作是一致的和统一的；采取本体论的还原方式，“探求一种与直觉一致的客观标准”，并认为这是适当的、具有特色的哲学探索。（［3］，P·175）第三，自然主义的语义分析隐含着从外在世界到神经末梢，从神经兴奋到语句，从句子到句子的所有过程和环节。因此，观察语句并不仅仅是关于经验的，而是关于感官接受刺激的直接条件要求的自然化。

3．隐含了自然主义的方法论途径。奎因既然把科学真理看作是对实体的探索，同时也就把科学看作是可错的和可修正的。然而，这种可错性或可修正性，并不需要向超科学的法庭负责，也不需要任何超“观察”或“假设—演绎”方法之外的确证。可见，奎因的自然主义始终隐含了可谬论的方法论途径，自然主义与可谬论是兼容并存的。这是要在自然主义的立场上，撕掉永恒不变的哲学教条的神圣面纱，打碎预设真理的僵化框架，消除对循环论证的担忧，从而承认科学真理的实在性和可进步性。正是在这样一种方法论的意义上，奎因宣称“可谬论是一个口号，而不是相对主义。”（［5］，P·523）奎因的这一原则在科学哲学摆脱实证主义的统治、扫清科学实在论复兴障碍的过程中，对科学实在论有着某种无可怀疑的“解放”作用。

4．做出了自然主义的本体论承诺。在奎因看来，感觉经验是具体的和相对的，它不能作为一个自主的领域首尾一贯。因此，人们只能在本体论意义上假定物理对象的存在，才能从整体上获得进行系统处理的材料。这种本体论承诺的重要性在于：其一，本体论的承诺是为了更系统、更方便地处理个别的、孤立的感觉材料，使得那些在不同时空和条件下获得的信息，有一个整合的基底。其二，本体论承诺的标准是一致的和唯一的，而不是双重的。不能把本体论的承诺与经验的处置、本体论的承诺与理论的假设割裂开来，所以，“没有同一性就没有实体”的口号，是奎因判定本体论承诺合理性的一个基本标准。其三，本体论的承诺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倘若一个理论在本体论上承诺了其基本陈述语句中变元范围所包含的各种实体，那么它所承担的实体范围必定取决于表述该理论的方式。在这里，变元的置换与实体对象的确定、感觉材料的处理、经验陈述的交流等等密切相关。所以，变元的可置换性与变元值域的确定性的统一，正是自然主义本体论承诺的要义，也就是奎因“存在就是作为变相的值”这一论述的本质。其四，本体论的承诺高于经验，但又存在于经验的效用之中，成为经验有效性的一个结构要素。这恰是奎因把本体论的承诺作为一种手段来使用的出发点、目的和归宿；也是他的理论在某种程度上优于传统经验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的特征。他就是要通过本体论承诺这一手段的展开，去保证经验分析的可能性，去实现经验意义的存在性。也正是基于这一点，奎因最终显露了他的自然主义所包含的本体论承诺的哲学动机，使人们看出了奎因的自然主义倾向“将本体论突出出来，然后又抹杀了它的重要性”的本质。［（6）］

无论如何，在20世纪西方哲学的发展中，奎因的自然主义既为科学实在论的复兴扫除了逻辑经验主义的障碍，并成为它的同盟军；同时，又是某些“弱”实在论形式（如内在实在论）的先行者，并成为它们的先导。所以，奎因的自然主义与科学实在论的发展，既存在着相互的冲突和矛盾，又存在着特定形式的相互联结和渗透。这种内在的关联，具有着自然而又必然的历史性，决不是任何简单的断言或立场的划分所能说明的。

二、语言的自然主义与实在论的表征论

如何看待语言的本质意义及其在人类知识结构中的地位，是奎因哲学得以确立的基点。他正是立足于语言的自然主义立场，才能将自己的自然主义的趋向渗透和扩张到一切哲学的谈论中去，从而形成他自己的特色。从这一目的出发，奎因试图通过解释或分析形式语言术语中的复杂语句和句法的途径，解决“语言的困惑”，特别是指称的不确定性问题，从而最终把指称的认识论特征看作是自然科学的一部分，而不是内省沉思的先验产物。

在奎因看来，存在着“designation”和“denotation”两种指称，但每一种都不可误作意义”。因为：（1）指称不是意义，意义大于指称；（2）同一指称不可能具有不同意义；（3）同一意义可以有多种指称。意义是表征的意义，但表征的概念决不能预设意义的概念；应当从语言存在或使用的自然性上，而不是预设性上，去承认意义存在的具体性。所以，意义是相同语句的集合的产物，它与所有语句的语义等价性是一致的；而语句的等价关系又是认识上的等价，即在认识上是同义的。“定义一个词的认识意义，即确定它的认识同义性的集合”。（［3］，P·52）这样奎因就从“认识的自然性→认识的同义性→认识的意义→句子的意义→表征的意义→意义”的逻辑上，自然主义地导出了意义的“意义”。当由这种自然主义的逻辑展开去看待语言的意义时，指称的（或本体论的）相对性至少表现于如下三个层次：

第一，超越用别一理论来解释或重解某一特定理论，而直接去言说该理论的对象是什么，这是无意义的。换句话说，绝对地指明一个理论的对象是什么是无意义的。譬如，倘若我们提出和回答：“什么是F？”：“F是G”。什么是“gavagai？”：“gavagai是兔子”。那么，这个回答只给出了相对的意义，即与对G的“不可批判地”接受相关的意义。

第二，在把Fs的谈论翻译成关于Gs的谈论中，或者在把关于对象理论的谈论翻译成关于背景理论的谈论中，是对相互竞争的翻译手册的选择。在奎因的激进的翻译语境中，在相互竞争的分析假设的集合中，必须做出选择。而这种选择，仅仅与分析假设的某些集合相关。

第三，当我们在可代换的和指称的（或客观的）量化之间作出区分时，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一方面，在一个具有无限名称并且该理论术语具有处理符号和证明方式的理论中，表明该理论的量化是指称的（或客观的）而不是代换式的，这是可能的。比如，在一个特定的开句中，任何时间一个名称均可由一个变项来置换，该语句为真；但同时，又可证明这一开句的全称量化是错的，就可表明该理论的论域包含了某些无名称的对象（客体）。另一方面，在这样一个理论中，不存在开句也是可能的。因为在任何时候，在一个开句中置换一个名称的任一结果及某些全称量化均可被证明。在这种情况下，既可将这一理论论域构造成无名称对象的，又可仍然保持该理论的论域包含着无名称对象。但是，这就出现了无名对象与有名对象的“不可分割性”，而“在这个理论的符号中，可以表示的所有无名对象的特性都可与有名对象所共享”。（［1］，P·133）比如，包含所有实数的理论就是如此。这就会得出一个相对性的结论：在代换和指称量化之间作出绝对的区分是不可能的。

在指称的相对性问题上，奎因的自然主义的认识趋向，就体现在指称的相对性原则预设了一个不可批判的、已接受的背景语言。在这个背景语言中，指称是“语词－世界”的关联。如果没有这一自然的背景语言，就无法解释指称的不可说明性和本体论的相对性，认识论（甚至语言本身）就会是不可能的了。指称的相对性正是奎因的自然主义在语言分析中的一种具体的、细致的推广，是其自然主义认识论趋向的拓展。也正是通过对指称的“不确定性”的确定，奎因洞察了句子的“语义第一性”（semanticprimacy），并声称他“扩张了关于客体的原则，因为把所有的客体都看作是理论实体。”（［3］，P·20）

然而，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的是，尽管奎因的语言的自然主义通过指称相对性的分析给出了集中的体现，但它却与以下几个方面具有着整体的一致性，这是决不能忽视的。

首先，语言的行为分析和指称的意向分析是奎因自然主义的基础。奎因对指称不确定性的怀疑，是对从弗雷格、罗素再到塔斯基的抽象“语词－事物”传统观念的背离，也是对日常语言哲学使用理论的超越。他只是承认，语言作为一个自然的整体是一种经验的现象；同时，也应作为在特定社会中人类语言行为的一种特征来加以理解。所以，语言哲学有两个部分，即语言的逻辑分析和语言的行为心理分析。从这种统一的视角看，指称既可是一个“表征术语”，又可是一个“意向术语”；而且，即使指称是作为一个“意向术语”，它也是一个“语义谓词”。奎因对语言的逻辑分析，是奠定在对语言的行为心理分析之上的，前者依赖于在后者基础上所给出的意义和指称原则。这样一来，语言的指称及其意义的研究，就必然随着语言和心理学的发展而发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语言的行为分析和指称的意向分析成为建构自然主义的基础。”［（7）］

不言而喻，当奎因指出“从感觉刺激到客观指称的发展，将被看作是伴随着从简单的场合语句到刺激事件的直接条件而开始的”时，他已在感觉经验的范围内给定了语言行为分析的界限，给定了意向心理分析的范围，以及给定了实在论意义的边界。（［3］，P·3）在这里，具有特定心理意向的语言行为，即特定语词的表达，已成为意义的最初显示物。奎因的这种自然主义的行为分析和心理意向分析的基础论点，不仅深刻地影响了克里普克和普特南的因果实在论的确立，而且具有着某种殊路同归的意义。正象普特南说的那样：“奎因建立了我的这一论证：整个句子的真值条件不足以决定指称。”［（8）］“没有任何一种确定句子真值的观点能够确定指称，即使它在任一可能世界中都阐明了句子的真值。”（［8］，P·41）因为，真值条件与指称之间的关联尽管是确定的、必要的，但不是充分的；还需具有语境的、相对的、行为的和心理意向的因素特征。克里普克和普特南正是在奎因自然主义的基础上，修正并推进了科学实在论的意义理论的发展。

其次，“意义的后验性”观念是奎因自然主义与实在论相通的融合点。一般地讲，构造科学实在论论证的一个重要概念就是“映射性”，所以，由科学实在论者们所给出的方法论思考，被看作是“映射判断”。而映射判断的成功将由某种特定的假设来证明，即它所依赖的背景理论在最大限度上对于不可观察（或可观察）实体来说是真的。这样一来，就必然地导出“映射判断”是“经验科学的事情”，至少“认识论的某些部分是经验科学的继续，”而这恰是奎因在其著名的“自然种类”一文中所要揭示的自然主义的本质内容。［（9）］奎因说明了映射理论与科学术语的定义理论之间的重要关联，这就在于“一个科学术语的正确定义是一个后验的理论问题，而不是语言约定或规定的问题。在科学的意义上讲，相当多的种类（物理量值、关联等等）都是参照于（有时是不可观察的）世界的因果结构而给出定义的。”（［9］，P·15）特别是我们可以把不再需要不可还原的相似和种类概念，看作是一个科学分支成熟的非常特殊的标志。这就在自然主义的倾向上，把科学术语的发明、使用及其可还原的指称关联之间的映射性，做了一种特殊的经验实在论的说明。可见，科学实在论通过映射性的原则所隐含的自然主义的特征，构建了与奎因自然主义相通的桥梁；反之，奎因的意义后验性的主张所包含的经验实在论的立场，又强化了分析的因果性和整体性，显示了实在论的自然主义倾向。这从一个侧面体现了自然主义的实在论与实在论的自然主义之间的一致性和可融合性。

再次，语用的经验性是奎因自然主义的一个强特征。奎因自然主义的一个本质要求，就是要在经验的意义上使用指称概念去消除语义的柏拉图主义和语义的唯名论之间的区别，反对将语义学与语用学分离开来。在语义学领域中，一方面倾向于汲取数学和分析形态的洞察与方法，另一方面又关注在心理学、语言学、人工智能和神经学中的相关发展；既扩张研究的广阔视角，又将理性的“冒险”与非理性的“实用”结合起来，形成一种张力并在这种张力中存在，这正是奎因自然主义语用观的本质。在这一点上，语言的使用是一个自然的语用问题，而不是任何先验的分析问题。所以，奎因曾指出：“当我把对一个句子的理解定义为对它的真理条件的认识时，我并非提供了一个决定性的定义，我的‘认识’一词正像‘理解’一词本身一样是一个贫乏的依赖点。”［（10）］在这里，奎因没有一般地否认对真理条件性的认识，而是把这种认识看作是一个自然的、后验的语用过程；只是从先验的非语用的分析上讲，它必然是“贫乏的”。事实上，自然主义的语用观构成了奎因的本体论和认识论的“执法官”，除了可还原的物理实体和抽象的集合之外，它排除了伴随日常语言和科学生长的任何假的和多余的客体。所以，奎因的自然主义的语用观不在于仅仅给出一种有理由的语言实践，而在于由经验的自然性走向理性的消解和批判。

最后，奎因的“弱”物理主义与他的自然主义是等价的。在奎因看来，与语义学相关的物理事实表明了它们自身所具有的语言倾向；反过来说，具有任何语言倾向的语言行为都是一种确定的物理事实，这是奎因的特殊的“弱”物理主义的形式。只要语言是一种自然的社会艺术，人们就只能在公众承认的环境中，唯一地根据其他人明显的行为事实作为物理证据去获得它，因而行为事实起到了语义事实的功用。所以，与语义解释或语言翻译相关的事实是行为事实，超越行为（物理）事实的任何意义或指称的还原都是不确定的。奎因的物理主义就在于，它并不把行为事实仅仅看作是先验的或认识论的问题，甚至不是单纯的证据问题，而是一个“本体的、实在的问题”。因为，当我们指出两个翻译手册是相等的时，即意味着不存在哪个手册是正确的事实问题，而只是在于“它们在物理意义上是等价的。”（［1］，P·112）在这一点上，自然主义与物理主义的等价性，推进了奎因的语言的自然主义与实在论的表征论之间的某种可相通性。

三、重建自然主义的经验论与消解传统实在论

重建自然主义的经验论并由此去消解传统对应实在论的基底，从而实现自然主义认识论的纲领，是奎因自然主义的目标和归宿。这一目标和归宿已内在地蕴含于奎因自然主义的出发点及其自然主义的语言观之中，并是它们逻辑空间的延展和体现。

1．从自然主义经验论的前提看，奎因对传统认识论的批判，主要地集中于笛卡尔的理性实在论和洛克的经验实在论的消解之上。而且，他对存在先验真理的理性主义的批判与对存在分析真理的经验主义的批判是一致的。在他看来，一方面，那些具有先验特权的真理及其标准，从自明的原则到自明的步骤，都是一种纯粹的逻辑循环，必须予以消解。另一方面，传统经验主义主张感觉经验展现了特定后验的、综合的、归纳的真理和标准，并由此试图演绎出所有自然的真理，则是一种“激进的”经验论。事实上，在这样一种感觉经验的基础上，自然的真理既不能被演绎，又不能被理性地构造，不存在经验论者所想象的分析真理。所以，奎因是要在哲学存在于自然科学本身中的科学主义的立场上，去建构一种新的自然主义的经验论。这正如前文提到的，只有在语言的自然主义的基础上，哲学才能成为科学的一部分或它的延伸，奎因的自然主义的经验论才能实现。这就是为什么奎因的自然主义的经验论，要以自然主义的语言观为基础的根本原因。

2．从认识论与本体论的关系来看，奎因认为本体论涉及的是“真理”问题，而认识论涉及的是“方法和证据”问题，由于证据是“感觉的证据”，因而认识论就是经验论。所以，经验论不是关于真理的理论，而是关于证据的理论；经验论的目的不在于告诉我们“存在着什么”，而仅仅在于表明存在着“存在着什么”的证据。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奎因提出了“经验论是关于本体论的认识论”的见解。（［1］，P·45）本体论与认识论的这种关联，是一种相互制约性的关系。这种相互制约性就在于，认识论（经验论）是作为经验心理学的一部分包含于本体论（自然科学）之中；同时，正是认识论（经验论）提供了对本体论（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和证据（包括经验心理学本身）的说明。

奎因的这种认识论包含于本体论中的观点，有三个基本理由：（1）认识论假定了外在世界的存在；（2）认识论的两个基本原则（A．科学的证据是感觉的证据；B．语词意义的所有填充必须完全依赖于证据）是本体论的蕴含；（3）认识论与世界、感觉报告的接触点是物理实体，即属于物理本体论的客体。而所有这些方面又都必须在本体论性中获得它们的方法论的证明。所以，“认识论在自然科学中，自然科学在认识论中”的名言，正是奎因自然主义经验论的高度“缩写”。（［1］，P·48）在这里，我们必须注意的是：第一，奎因的自然主义经验论所要排斥的是对应实在论的抽象性和简单性，而不是一般的实在论的本体论；恰恰相反，正是实在论的本体论构成了经验论的前提；第二，自然主义经验论的功能在于为与其相关的本体论提供证明，而不是否证；第三，自然主义经验论的目的是要给出“科学是对实在论的测量”这一结论，并从这一视角去调和工具论与实在论的矛盾，以消解传统的对立；第四，归根到底，奎因的自然主义是经验论的认识论与实在论的本体论的统一，因为正是“自然化的认识论要求了经验论的客观化。”（［1］，P·54）

3．从经验论的范围看，奎因的自然主义的经验论并不是毫无边界地任意的，它事实上存在着本体论性的约束。这种约束的必要性在于，尽管观察陈述联结了语言与世界，但作为经验体现的观察报告不具有独立于理论的纯经验的性质。在这一点上，它与逻辑经验主义的不同是，观察语句在语言的行为主义特征的基础上，显示了意义的整体性，因为真理和意义从属于整个理论及这些语句。奎因不同于卡尔纳普，他不是一个反形而上学家。但是，他从三个本体论的原则出发给出了自然主义经验论的总体限制：（1）不允许接纳不可说明的实体，除非它们能够用日常科学术语被解释；（2）保留“奥卡姆的剃刀”，不引入不需要的实体；（3）通过保持对所使用的名词、代词和量词意义的可还原性，确定在理论化中所表征的实体。（［7］，PP·132—133）正是在这样一种本体论的限制中，奎因才能从行为主义的视角根据证据去构建理论的心理学分析。他明确地指出：“任何实在论的证据理论运用于语句时，必须是与刺激反应心理学不可分割的。”［（11）］这种整体论的要求表明，对于任何一个观察语句来说，“刺激意义”（stimulusmeaning）提供了使它从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的基础，即自然化的行为主义意义上的“客观实在”基础。任何以方法论原则为翻译所提供的“分析假设”，其难题正在于缺乏这种实在基础。因此，那些方法论的原则也就不能决定真正的“事实”。这样一来，语义内容进而命题态度的内容的不确定性的存在，就是一种真正的本体论的不确定性。奎因的自然主义的途径，就是要在对于语句的心理分析过程中，在具有本体论性的“刺激意义”与具有不确定性的语义内容之间的关联中，找到一条与客观实在联结的认识论途径。可见，奎因不是要在外在的意义上去探索理性分析的一致性，也不是要在内在的意义上去探索心理分析的客观性，而是选择了行为主义的途径，从而使认识论的自然化成为一种内在的经验论的本质。也就是说，奎因要在自然主义的框架内，使科学语言、科学心理、科学认识及科学本体都在行为经验的基础上获得内在化的统一。

4．从方法论的意义上看，奎因内在化的自然主义经验论是一种“启发式”的经验论。这种启发式的意义就在于：第一，否定了每一个有意义的陈述都等值于某种以指称直接经验的名词为基础的逻辑构造，把那些分析哲学家们从自我设置的形式限制中解放出来，而转向心理的、社会行为的和自然实在的分析。特别是通过对经验论的重建，为科学价值观念的起源和本质提供了一种后实证主义的自然主义的说明。第二，经验的决定是不充分的，不同的经验在再评价问题上存在着极大的“选择自由”。因为，“科学是一个力场，它的边界条件就是经验。在场的周围同经验的冲突引起内部的再调整，要给我们的某些陈述重新分配真值”。［（12）］所以，没有任何陈述是免受修正的，即任何陈述都是可谬的，区别仅仅在于不同的陈述具有不同程度和范围的经验意义。第三，不能脱离开特定的科学理论去谈论本体论，这是自然主义经验论的整体性要求。所以，在自然主义的尺度上，奎因“只讲物理条件而不讲经验标准”。（［3］，P·23）这也就是说，语义的思考不是要从本体论性上去断言实在，而是在于分析的方法和说明的证据；语义的思考不属于本体论，而是属于本体论的方法论，因而属于认识论。这是对于传统意义观的消解，是对指称问题进行自然主义思考的必然结果。所以，一个好的科学理论就是要处于两种对立的力的张力之中，即一个是朝向（经验）证据的力，一个是朝向（整体）系统的力。第四，在自然主义的经验论之中所蕴含着的本体论的承诺，不是关于事实的问题，而是关于为科学选择一种方便的语言形式，一种方便的概念体系或结构的问题。这二者之间不具有双重的标准，它们统一的标准只在于经验的适用性或实用性，本体论的承诺最终是为了使“经验的规律更简化和更易于处理。”（［12］，P·33）在这里，本体论的承诺和扩张展现为一种自然主义经验论的手段而不是目的。然而，我们必须看到的是，奎因自然主义经验论的启发性既具有着对科学实在论复兴的解放的意义，又具有着对传统对应实在论的消解作用，它构成了后现代科学实在论生长的催化剂。

四、结束语

奎因的自然主义作为一种科学的哲学的一元论，尽管在摧毁逻辑经验主义的经济、从而促进哲学转向的过程中有着它不可磨灭的历史地位，但是它作为宣判传统认识论已经“死亡”了的自然主义认识论纲领所具有的缺陷，却遭到了来自各个方面的批评。这些批评主要地表现在：首先，奎因在行为主义的基础上，从方法论的视角否认了对于指称和概念体系的语义学研究的意义是过份地绝对化了。因为在一个给定的理论的座标系统中去研究这些问题，完全是可行的。事实上奎因自己也并未真正地抛弃语义分析的方法，只不过改变了意义分析的基点而已。其次，奎因关于科学的对象理论决定了本体论约定的见解太简单化了。在奎因看来，接受一个理论就是承认它所定量化的客观对象的存在。然而，在对象理论中什么被定量化，这不仅仅依赖于它们所解释的现象，而且依赖运用于解释中的科学概念的本质，甚至这些条件还反过来依赖于某种哲学的背景理论。科学家在对论题本质的选择中，他们的哲学背景将“污染”本体论的确定。所以，纯粹自然化的自然的本体论是不存在的，这一点削弱了自然主义本体论的基础。再次，奎因的自然主义不可能清晰地在自然实体和理论实体的概念之间以及一般的科学方法论和实践的科学方法论之间作出合理的区分。因为，当把哲学理论的主张转化为特定科学理论所限制的“元理论”时，便在自然和理论、一般和具体、原则和阐释、证明和评价之间造成评判标准的模糊化，并会在一个自我封闭的怪圈中进行逻辑循环，从而却失去它们应有的可靠性。这正象凯茨对自然主义缺陷所做的总结那样：“当哲学思考导致了把自然主义的概念强加于一个特定领域的理论时，自然主义的谬误就出现了。因为产生了这样一个结果，即包含了那些概念的最好理论与该域中最好的科学理论发生了冲突。”（［2］，P·254）但是，无论奎因的自然主义存在着多少难题，这都不减弱它的自然主义认识论与科学实在论之间的关联及对它的影响。总而言之，奎因的自然主义的认识论自身需要证实，但不幸或幸运的恰是在他的哲学中不存在这种证实的余地。这正是奎因哲学自然主义的微妙之处，又是它的悲剧性的特征所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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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W.V.Quine,MindandVerbalDisposition,inMindandLanguage,Ed.byS.Guffenplan,Oxford,1975,P88.

自然主义范文篇3

总部位于德国斯图加特的贝尼奇-贝尼奇及合伙人建筑师事务所(Behnisch，Behnisch＆Partnership)是德国最著名的建筑师事务所之一，其前身是由德国著名建筑师昆特·贝尼奇(GUnteroBehnisch)于1952年在斯图加特创立的贝尼奇及合伙人事务所(Behnisch&Partner)。

昆特·贝尼奇1922年出生于德国德累斯顿，1947至1951年，在斯图加特技术学院学习建筑学，其后在此执业并定居。1967年在达姆城技术学院担任设计和建筑结构的教授，20世纪60年代，他已成为德国现代建筑发展的领导者之一。

作为一位独立建筑师，由于其职业生涯早期处于战后德国社会重建的特殊历史时期，因而，他除了用建筑的语言来表达对社会的看法和期望之外，也十分关注工业化的建造方法，认为建筑设计也要符合国家工业技术的发展水平。贝尼奇的建筑思想主要由两部分组成：其一是“自然主义”：强调使用天然、地域化的材料、简单的结构体系和传统的施工工艺，追求与周围环境和谐相处：其二是“理性主义”注重建筑的整体性、逻辑清晰的必要性、简洁性和有效合理性等，认为建造应符合工业化和现代建筑的程序标准，且更加精密。而运用预制构配件的工业化设计方法，虽然符合当时大规模社会建设的需要，却也使其早期的作品形象显得有些呆板。贝尼奇认识到这些弊端，其设计思想也在随时展而逐渐变化。以1967年的慕尼黑奥林匹克公园设计竞赛作品为标志，他开始转而以创造明亮色彩的建筑空间为设计趋向，并以人性主义的思想出发、以理性主义与自然主义为理论依据，突破原来的工业化设计方法，意图塑造形式与体量自由组合的建筑空间与造型。在生态建筑的研究与实践领域，贝尼奇及合伙人事务所同时兼顾高技术与低技术两个应用方向，不仅利用传统的建筑材料与施工工艺，还结合创新的工业方法，创造出符合时代要求的新颖的建筑形象。

随着事务所的不断发展壮大，1997年，在斯蒂芬·贝尼奇领导下，事务所更名为贝尼奇-贝尼奇及合伙人事务所，创始人昆特·贝尼奇强调自然主义、理性主义，以及注重人性与技术的可持续发展的设计理念，在新一代事务所得到很好地继承和发展。

对贝尼奇-贝尼奇及合伙人事务所而言，“每一个项目，都是经过一系列复杂的遴选程序而产生，并且注重遵循社会和经济发展要求。我们的工作并没有特定的程式，在每一个新的项目背景下，都尽最大努力去顺应其所处地点的独特要求。通过分析项目所处位置的各种环境因素，结合适宜的技术来合理利用自然资源。这样做的结果往往是我们的设计在建成后成为所处地域的新地标。”在理性主义和自然主义的双重理念影响下，事务所的每一个作品，都充分尊重其所处环境的特性。结合当地气候特点，以及建筑功能、历史文脉和形态设计等要求，合理组织和协调各种环境要素与建筑元素，强调人性化，运用多样的“被动式能源利用系统”的适宜技术，使建筑本身具有较强的地域适应性和可持续性，创造出将工作环境、生活环境和自然环境交汇的理想空间。

2北德意志银行办公楼设计解读

2.1理性主义的设计

北德意志银行办公楼位于德国北部城市汉诺威的市中心，在1996年的设计竞赛中由贝尼奇-贝尼奇及合伙人建筑师事务所中标，并于2002年建成。建筑面积75000m2，造价达1亿8千万美元。

这座建筑综合体位于汉诺威的市区商业中心和一个住宅街区之间，西临willy-brandt林荫大道，隔路相望为建于1913年的汉诺威市政厅，和一个大面积的休闲体育公园；北邻一条城市主干道，南接一片建于19世纪的传统坡屋顶形式的住宅区。周边几条道路都承担着繁重的城市交通。

由于体量很大，而且所处位置非常重要，所以，这座建筑试图扮演一个处于不同城市区域之间的过渡媒介的角色，来协调统一周边不同性质的城市区域：商业区，居住区，休闲运动区等等。与这个角色相对应，同时也为了遵循城市规划的要求，其四至七层高的环形裙房部分与相邻建筑的尺度(多为6层高的传统坡屋顶建筑)保持协调，与周边的城市街道形成了良好的对话。

从建筑体外部看，采用双层表皮设计的沿街的环形裙房形体简洁、清晰明快，采用中性的玻璃作为其外层表皮的主要材料，在汉诺威湿润的气候和周围优美环境的掩映下，以一种开放的姿态，优雅而温和地回应着周边不同历史时期、不同风格的建筑，与它们和谐的比肩而立。立面上，通透的玻璃材质真实地表达着内部的空间特征，以及双层表皮间构配件的理性、精确的关系和完美的工艺及施工过程。那些体现着德国先进工艺水平的细部和节点，使构件之间的空间关系更加细腻，也使得建筑清晰的结构得到精确的表达。

从裙房东北角的入口进入建筑体内部，呈现在眼前的是由环形裙房围合而成的一个别致的内院，这里没有来自周边街道的噪音干扰，仿佛是一座城市绿洲。位于内院中央的清澈的水池，连通建筑南北部分的精致的桥，水池上空飞架东西部分的柱形通廊，环形裙房立面上精致的遮阳隔栅，不规则的退台式的阶梯式裙房，以及大面积的屋顶花园，使得建筑体内部空间显得生机勃勃。同时也使城市街道空间延伸至建筑内部，形成良好的城市景观并使建筑融入城市生活，为城市提供了一个新的具有吸引力的公共场所。

在内院的东北角，是一座包含了休闲设施、会议室、餐厅以及办公室的17层高的塔楼。与裙房不同的是，塔楼的形式既没有刻意协调周边建筑，也没有遵循战后方格网式的城市规划形式，而是为了呼应旧城中心区域的传统城市格局。塔楼与环绕它的院落空间被按照严谨的几何关系组织在一起，其变化丰富的各层平面，满足了多样性办公空间的使用要求并提供了比传统办公建筑更为丰富的开放式交通空间，以及更开放的视野和充沛的阳光。各层办公组团的体块以不同的角度从主楼向外伸出，同时各楼层之间相互错位出挑，看似随意，实则凝聚着建筑师严谨的计算和推敲，遵循着理性的设计过程，打破了传统高层建筑的常规处理手法。其几何雕塑般的形态带给人新鲜而优美的视觉冲击，而且当安静地徜徉在它的内部时，又给人一种音乐般跌宕的节奏感。这样一个仿佛自由生长的新颖建筑形象与临近的市政厅塔楼遥相呼应，共同构筑着汉诺威优美的城市天际线。

这座处在汉诺威大片绿色包围中的通透的建筑，面对着复杂的城市区域，以一种理性、谦逊的姿态，对汉诺威传统的城市肌理做出积极回应。其新颖的形体、精致的建筑构件、轻盈的玻璃幕墙等一系列设计体现着建筑各部分间理性的逻辑关系，从点滴的细节中透出德国建筑的理性之美，实现着现代建筑与历史环境的良好对话。它植根于城市环境之中，为城市肌理注入了新的活力，同时也成为了汉诺威市的一个新地标。2.

2自然主义的生态策略

北德意志银行办公楼采用了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策略，多样而高效的被动式能源利用系统使建筑达到对太阳能、自然风、地热能等自然资源的最佳利用，建筑内部无需使用空调。同时，对自然光的良好利用，也极大降低了对人造光源的依赖。

外部的百叶遮阳系统和玻璃幕墙减轻了阳光直射并使建筑外立面更加丰富。其运作是通过计算机辅助遮阳研究计算而定，即减轻阳光入射、避免室内温度过高，又避免因为室内过暗而使用人工光源。在百叶系统中，最上面的板条与下面紧邻的板条垂直放置，通过反射太阳光线，使其入射到室内天花板上并反射到室内的深处。沿走廊两侧都是玻璃隔墙，进一步提高了对自然光的利用水平。

裙房部分的立面采用双重表皮结构，外层为大面积的玻璃幕墙，两层表皮之间形成空腔、构成空气流通的管道，给内部的办公室提供流动的新鲜空气，在办公室外侧形成高效的温度缓冲区，不但大大降低了热量散失的速度，还提高了外部百叶遮阳系统的效率，同时能够阻挡来自周边街道的噪音以及汽车废气，保护内部空气不受污染。这种双层结构能根据不同的气候条件进行相应的调节。

建筑内的所有房间都可以开启窗户以形成自然通风。汉诺威气候湿润凉爽，全年只有不到个月的时间气温超过22℃。所以在夏季所有房间都可以通过自然通风来达到室内降温的目的。走廊两侧的隔墙上开启的通风孔连接室内和走廊，通过结合墙壁设置的一系列排气管道，将室内空气从屋顶排出，形成了一套完善的自然通风系统。

大面积的屋顶花园弱化了建筑几何形体的硬朗形象，有助于优化小环境，并收集雨水作为建筑内部的清洁用水。此外还为工作人员提供了宜人的交往空间，使他们在工作之余能够眺望优美的城市景观。

自然主义范文篇4

【关键词】自然主义/认识论

【正文】

自然主义（naturalism）是一个意义模糊的概念，它贯穿于欧洲哲学发展的全过程。纵观西方哲学史，我们可以把自然主义的发展分为四个时期：古希腊萌芽时期；十七——十九世纪的自然主义；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在美国兴起的自然主义以及当代西方（特别是美国）科学哲学中的自然主义。本文拟就当代的自然主义进行考查。

一、科学派的自然主义

在后现代哲学文化的大背景中，在心理主义的复归和计算科学与认知科学的迅速发展的前提下，特别是在科学实在论和反实在论的悬而未决的争论之后，自然主义的科学哲学思潮出现了。这一思潮的首倡者是奎因（W.V.O.Quine）。

1.奎因的自然化认识论

在科学哲学中最早明确倡导自然主义的哲学家当推奎因。奎因提出自然化认识论的动机是对传统认识论的不满。我们知道，所谓传统的认识论主要是指经验论的认识论和唯理论的认识论。在奎因看来，传统的经验论有两个教条：一是所谓的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的区分问题；按照奎因的观点，如果全部科学（包括数字、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是一个紧密联系的整体，它们只是沿着边缘与经验相接触，那么分析——综合命题便没有了明显的界限，因此，认识论问题便是自然科学的一部分了。这是奎因自然化认识论的起点。二是所谓的还原论教条。奎因认为，休谟欲将关于世界的知识还原为感觉印象是不成功的，因为关于存在的全称陈述以及关于将来事件的陈述是不能用感觉印象来确定的。因此后来人们转向用语境定义（contextualdefinition）和集合论来使知识还原。如罗素的《我们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卡尔纳普的《世界的逻辑构造》等都企图将普遍科学语言翻译成逻辑的语言，然而这些努力都失败了，因为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告诉我们，即使有自洽的公理，也不能涵盖整个逻辑系统。因此，传统的经验论走入了误区。

对传统的唯理论的挑战则更为严重。唯理论者追求一种内在完备的理性的逻辑建构，以作为知识的基础，然而这一基础动摇了。因为，人们已认识到，用以建构的那种元逻辑和元标准根本找不到，前提性知识无法建构。另外，上面所提到的哥德尔定理更清楚地表明了这种逻辑建构的内在缺陷。所以不可能为科学知识建构一个可靠的逻辑基础。[1]

由以上分析可知，奎因的自然主义的一个来源是整体论（holism）；另一个来源是非再生的实在论（unregeneraterealism），这种实在论所表现的是“除了科学内部可以商量的、不确定的事物之外，毫无惶惑之感的自然科学家的坚定状态”[2]。这种非再生的实在论的目的是建立科学主义（scientism），而整体论提出的目的则是放弃第一哲学，即传统的认识论。这两者的结合使奎因认为应该放弃合理重构，从而诉诸于心理学，把认识论看作是对认识的实际进行过程的记录，因此认识论者成了科学地探究人类知识获取的经验心理学家，“认识论的地位仅仅降低为心理学（因此，是自然科学）的一部分”。（［1］，p.74）

可见，奎因的自然化认识论认为，传统的认识论虽然受到挑战，但在新的澄清的意义上认识论还存在，不过此时它已经是自然科学（特别是心理学）的一部分了。它和传统认识论的一个明显区别便是我们可以自由地运用经验心理学。这实质上就是把科学认识论降级到自然科学内部，从而取消了认识论的独立性地位，代之以心理学等自然科学，因此我们称以他为代表的一派观点为科学派的自然主义。奎因的观点可参见陈波的文章（《自然辩证法通讯》），1995.4.）。在八十年代科学实在论和反实在论争论不休之时，奎因的自然化认识论思想引发了不同的自然主义流派，引起了广泛的讨论。

2.R.N.吉尔的工具化认识论

吉尔提出工具化认识论的原因有三个。一是传统的方法论基础主义失败了。例如，莱欣巴赫不是在逻辑中而是在实际行为规则中寻找方法论基础，哈金（Hacking）论证说，这些规则序列是随机的，从而也就不知道其是否合理。而卡尔纳普则在方法论上采取归纳逻辑的计划，他的观点也受到严厉的批判。继卡尔纳普等人之后，拉卡托斯和劳丹提出了元方法论。吉尔认为元方法论不能为反对相对主义提供有力的辩护，因为劳丹的策略实际上是直觉主义的元方法论，它是以判断关于科学合理性的前直觉知识的合理性为起点的，因此本质上讲这是一种解明策略而不是辩护，合理性问题因而被抹杀了。可见，元方法论也困难重重。波普尔将其方法论建立在否定后件推理的简单规则之上，而拉卡托斯（I.Lakatos）已经证明，若遵循波普尔的规则，会将一切理论证伪。如果假定应排斥被证伪的理论，那么一切理论都应被排斥，显然这是不可能的。综上吉尔认为，想从事寻找基础的工作是不可行的，应该放弃方法论基础主义而选择自然主义。“对任何科学来讲，都不存在哲学的基础，也不存在探讨科学的理论深度的哲学方法，存在的仅是科学方法本身”。[3]

第二个原因是虽然库恩、汉森、奎因和坎贝尔（Campbell.D.T）等人使心理学、经济学以及计算科学成为自然化认识论的基础，但是在吉尔看来，这些学科尚不足以完成这项任务。第三个原因是从六十年代起，认知科学开始出现并且对哲学的内容和方法，以及语言哲学、心理哲学和认识论产生了影响，进而也开始影响到科学哲学。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许多科学哲学家开始把认知科学作为对科学（作为一种认知活动）所做的哲学研究的一种手段。吉尔正是其中的一位。为把这种研究手段推向深入，1988年以后，他又把认知科学分为三束：①人工智能，②认知心理学，③认知神经科学。其中每一束都为科学哲学的中心研究课题提供了模型。这样，吉尔自认为已经完成了把科学哲学建立在认知科学基础之上的任务。这也正是他的工具化认识论（即自然化科学哲学）的核心所在。即“理论是通过一种包括个体判断和社会关联两者的自然过程而被接受（或放弃）的，并不涉及什么理论选择的合理性原则”。（［3］，p.7）自然主义的科学哲学不需要定义合理性，因为“理论选择的方式是‘自下而上的’，它从真正的行为者在其实际科学生活所面临的种种选择开始”，[4]“对我来说，存在的唯一一种合理性便是为达到已知目的而去运用经验确认策略的工具”。[5]可见，吉尔把合理性看作是工具性的，因而也就无需对其进行定义。因而我们称他的观点为工具的认识论。

伊弗朗（N.J.Efron）和费池（M.Fisch）从合理性的角度出发批评吉尔。他们认为，吉尔的解释是不充分的，因为它忽视了合理性问题。吉尔在判断模型的相对优势时过分强调其自然的模型技巧，过分强调自然的直观推理（uaturalheuristics），而对刻画科学活动的模型、发现错误以及模型化的系统尝试等的反省却不够重视。因此，“科学和其它人文学科的这一方面——即创造性的、思辨性的、反应性，简言之即说明的合理性方面——在吉尔的研究中完全被忽视了。”这样看来，吉尔对科学的说明像其它自然主义者的观点一样，确切地讲排除了关于科学的很重要的且最需要解释的方面。他们认为，正是由于吉尔放弃了合理性，才使他的理论的解释性价值受到了严重的限制。由于合理性对科学的探究来说是基本的，因此“吉尔的众多洞察和深刻的分析的结合并没有象他所说的那样能真正地解释科学”。[6]我们可以把他们的观点总结如下：一方面，科学不单单是纯形式的模型建构过程，它还有非逻辑的因素，后者恰被吉尔忽视了；另一方面，吉尔应该为自己的自然主义的合理性进行辩护，然而他却放弃合理性，从而也就无法为自己辩护。

总之，吉尔的工具的认识论本质上与奎因的观点一样都诉诸科学以解决认识论问题。他们或者把认识论看作心理学的一个部分，或用认知科学研究认识论。二者都使认识论问题“实证”化了，因而在某种意义上取消了认识论问题。不过，与奎因相比，吉尔更加注重工具的合理性，从而上承分析哲学的方法论余绪，而更靠拢美国新实用主义的哲学精神。他以工具为出发点，试图使自然主义有解决描述和解释两方面的认识论问题的能力。但是吉尔忽视了科学认识的文化学方面，这一点伊弗朗是对的。也正是由于这一原因，从库恩、汉森以来，对科学认识的社会研究（即科学的社会认识论）才开始受到人们的重视，而科学的非逻辑方面也得到了相当深入的研究。从这一点上说，吉尔在自然主义诸流派代表人物中，受传统分析哲学的影响似乎较深，而同人文主义和价值论最为疏远。

3.撒加德、丘奇兰德、西蒙等人的计算化认识论

如果说奎因、吉尔等人的自然化科学哲学的观点仍然有相当浓厚的抽象理论特色的话，那么，撒加德的思想则试图实际地把认识论实证化。在《计算的科学哲学》一书前言中他具体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本书用一种解题和归纳的计算机程序来解释计算的观念同关于科学理论的发现、评价以及应用等的关联”。[7]可见，撒加德试图在计算机的框架内解释科学中的一系列问题，其观点如下：

a.理论是在计算机系统中的复杂资料结构；它们存在于由规则、概念以及解题所构成的高度组织的集合之中；

b.解释和解题是由规则、概念以及解答等作为中介的计算机程序；

c.理论的发现和评价是在解释和解题的语境（context）中引出的子程序；

d.理论概念是有意义的，因为它产生于发现程序，并且与其它概念有关联；

e.在科学探索过程中，理论活动和实验活动都是基本的，二者不可偏颇；

f.科学应如何研究，关于科学如何运行的描述性研究可以作出根本性的贡献。（p.189）

撒加德认为这个科学理论性质的计算性说明是较全面的。他对PI系统充满信心，认为它能解决认识论的许多问题（如规范和描述之间的关系）。但是后来他发现PI系统至少有两点不足。一是，现时的模型不能解释问题如何出现，因为PI要求的是给出问题；另一个不足涉及到PI中观察信息的来源，因为许多科学问题产生于观察和实验，而PI对新观察和实验的来源没有发言权。（［7］，pp.175—176，）由于PI系统有局限性，所以撒加德近来又发展了他的观点。他从注重科学自身转向也注重科学的社会性，并给出一种新的模型，“该模型从布散式人工智能（distributedartificialintellegence.DAI）的观点出发来看待科学共同体”。[8]亦即对科学的、心理的以及社会因素给出一种综合的看法，实际上这是一种科学的社会模型。因为此前有一种方法论个体主义学说认为，所有解释社会现象和个体现象的尝试肯定只涉及有关个体的事实，据此可知，社会解释能够而且最终会被还原为心理学解释。不管这种学说是否成立，撒加德认为，把科学看作布散式计算的系统并非是以该学说为先决条件的。我们可以把他给出的理由简单地总结如下：①有的事实具有无法简化的社会性；②心理学解释和社会学解释相互依赖；③对个体计算心理学的解释也可能用具有社会特点的术语来表述；④社会现象太复杂难以处理。所以他说：“把科学共同体看作是布散的计算系统的观点并不是把社会问题还原为心理学问题，而是要共同推进对社会和心智的理解”。（［8］，p.10）可见，撒加德并不否认认知个体活动的作用，他的目标是把对个体认知活动的理解和对科学共同体的分析结合起来，从而认识为什么科学的心理学说明和社会学说明可以结合为一体，以达到他所说的“从一种综合的观点出发来看待科学史、科学哲学、科学心理学和科学社会学”的目的。

总之，撒加德认为，哲学与科学是连续的。两者的区别仅在于哲学处理的问题相对于科学来说是较一般的、思辨的和规范的。涉及到推理的哲学分支与心理学和人工智能是连续的。他试图把科学共同体看作是布散式人工智能，以求用计算机网络来解决有关问题，从而把科学的心理学方面和社会方面结合为一个整体。

特万泥对撒加德等人的计算机模型提出五点质疑。可以概括表述如下：

①模型能处理高阶的直觉推理吗？

②模型能处理不确定的交互作用吗（chancyinteractions）？

③模型能处理视觉的形象化描述吗（VisualImaginery）？由于计算论者没有注意到视觉认知的动力学，因此，甚至连这一问题的范围都没认识到。

④模型能处理一个广义的知识基础吗？特万泥认为这里有一个问题，即在一个知识基础中的那些条目实际上并不真正是原始资料，例如还有一些无认知的评价（如“结果不令人满意”）等等。“就我们所知，没有任何计算论者能在数据库（database）中做到使这样的信息（指元认知评价之类的信息——笔者）具体化。”

⑤模型能怀疑数据吗？科学家们一般都怀疑数据。然而，几乎所有的计算机模型都忽视了这一问题，它们把数据看作是一开始就固定不变的，给出的模型很难把握现实世界中的科学家所面临问题的范围。由于存在上述疑问，特万泥认为，“看来，有必要在一个更大的语境中来考虑计算机模型的作用，这个语境是我们关于科学思想的、发展着的理论语境。”[9]

特万泥的诘难是有一定道理的。科学理论的发现和科学理论的性质等问题有其非程序性的方面，诸如直觉的、社会的种种因素以及数据真伪性等问题都是不能用计算机来处理的。撒加德等计算论者们把计算机理论泛化，以至使之成为解决所有认识论问题的万能钥匙，这里的片面性是显然的。他实质上用计算机理论取代认识论问题，这同奎因等人本质上是一致的。

以上我们谈了奎因、吉尔、撒加德等人的自然主义观点。总体来说，他们都注重把科学认知的哲学反思与科学本身的实证研究结合起来进行考察。应当说，吸收现代实证科学对认知的若干性质所做的具体研究是值得重视的，现代认识论如果不吸纳这些成果，不可能有新的突破，自然化的认识论注意到这一点，这使他们的工作有很大的启发意义。但是，他们却使认识论的独立性地位问题受到了挑战，甚至把认识论消解为实证科学。而且，在自然主义的界定意义上，作为描述性事业的科学与作为规范性事业的认识论似乎是不可调和的。因此描述和规范的关系对他们来说是无法解决的。许多学者也正是基于这两者才对他们进行批判。但是，规范性和描述性难道真的不可调和吗？自然化认识论不能有规范的维度吗？为了突破这一二难的困境，劳丹才将价值论引入科学认识论之中，从而形成了他的规范自然主义。

二、劳丹的规范自然主义

劳丹提出其规范自然主义的直接动因便是奎因等人放弃了认识论的规范地位。在他看来这是自我毁灭。他主张自然化认识论可以以某种方式保持规范性，从而认识论虽然是自然化的，但却并不因此而丧失独立性以至于被彻底消解。

1987年，劳丹明确提出了规范自然主义理论。其原因有两个：一是劳丹认为科学方法论面临许多困境。在传统的科学哲学中，方法论占据重要地位，但是由于波普尔、特别是库恩的工作，这种情况一去不返。波普尔把方法论看作约定，因此，没有了合理性选择；库恩则认为方法论标准太模糊，没有固定不变的方法，方法不能决定竞争理论的选择。拉卡托斯甚至断言我们根本提不出什么有根据的建议以使科学家接受或放弃哪个理论。费耶阿本德的纲领是“怎么都行”，主张方法论无政府主义。至于罗蒂则认为一切都应“罗蒂化”。由此可见，在历史社会学派那里，方法论发展到如此地步，以至于其规范力量已被完全剥夺了。

二是劳丹以前的自然主义方法论观点并不令人满意。如奎因认为，方法只不过是对自然科学所用方法的描述，因而没有规范的力量。这样，奎因等人便面临一个严重的困难：自然主义应该为自身的合理性进行辩护，但是“合理性是一个非自然的概念，”[10]这样自然主义要用非自然主义为自身辩护，这是一个悖论。为避免悖论，因此劳丹认为：“方法论的非规范化并不是由其自然化来表征的。恰恰相反，人们可以表明一个完全‘科学的’和彻底‘描述的’方法论将具有一个规范的结果”。[11]可见，劳丹希望在以前的自然化认识论和科学哲学中的相对主义之间找到一条“中间道路”——规范自然主义。具体观点及评论参见孟建伟和方在庆的文章（《自然辩证法研究》。1992.8；《自然辩证法通讯》，1992.2）。此处不再赘述。

三、“文化派”的自然主义

1.瓦托夫斯基的历史化认识论

奎因和劳丹等人的自然主义的共同特点是对社会文化的疏离。M.W.瓦托夫斯基（Wartofsky）则注意到认识的文化性，他倡导认识论的历史化以替代上述认识论。他认为，历史的认识论开始于如下前提：知识的获得是人类活动的基本方式，它不能脱离其它形式的人类实践，因此也不独立于这些其它形式实践的历史性（即其历史变化和发展）。[12]由这一前提可以引伸出三点论断：（1）人类认知实践的适当的研究域并不是抽象的“人类心灵”，而是具体的、有多种特色的历史的人类实践域——是社会的、技术的、艺术的以及科学的。（2）认知的进展要通过表征（representation），因为它通过把人工制品作为象征来表现。认知方式历史地随社会实践，因之也随表征的改变而改变。（3）对所有人类知识而言，不存在固定的、基本的形式或结构，人的心灵随着各种各样的历史实践的不同而改变，即心灵是一个变化发展的、历史地自我超越的人工制造物。

瓦托夫斯基认为，卡尔纳普的记录语句为经验的科学哲学提供归纳基础，但它并不就是感觉资料。后来卡尔纳普放弃了这些而支持他所谓的生活经验，但即使这样也还是不够的，因为在逻辑重构过程中，所使用的资料并不简单地是经验，而是描述经验的语句在操作。但是这些语句——记录语句——必须依据某种语言，而卡尔纳普认为这种语言的选取是出于方便和实践上的约定。因此瓦托夫斯基说，卡尔纳普的这一宽容原则（principleoftolerence）实质上并没有为任何语句提供内在的或必要的归纳基础性说明，因此它是一个实用主义或工具主义的社会文化约定。

至于波普尔对理论证伪的说明，瓦托夫斯基认为也有赖于社会心理学。因为证伪的经验检验的构成也是社会文化的约定。奎因和哈贝马斯都诉诸于语言共同体的共识，对他们来说，真理是基于语言的内在规范。可见，认识论的社会化在当代哲学特别是科学哲学中的进展一开始本是建立在经验主义基础之上的。从主体间的可检验性到社会选择、语言约定，都明显地表现了从经验基础的相对化向合理性选择论题的过渡。由此可见，认识的根据已从传统认识论的内在的或心智的语境转移到一个语言共同体的行为的外在的社会语境。

由以上论述，瓦托夫斯基提出应以历史化的认识论来替代传统理解的认识论。亦即把认知活动看作是历史地变动的，这种变动的涵义是指：认知、知觉的方式随整个人类实践（包括社会的、技术的、科学、经济、艺术的实践）的改变而改变。他把认知活动规定为不仅仅是思想上的，还包括通过实践形式表现出来的感情活动或主体能力的域；也包括在道德、艺术、科学技术语境中所涉及的判断方式。又因为人类认知活动不是独立发生的，它不能脱离各种实践形式，包括狩猎、生产、社会交往、战争、政治等；所以，实践是认识活动的具体方式。

2.富勒的社会认识论

富勒（S·Fuller）提倡社会的认识论。他认为，“一个对知识的自然化的研究本身就应该运用心理学和社会科学的方法和发现”，[13]而作为一门交叉学问的社会的认识论即可满足这一要求。它本着建构一种规范的科学哲学的目的而把“知识社会学”作为经验来源。它从三个方面来研究：（1）作为一种元理论；（2）作为一种经验的研究纲领；以及（3）作为知识策略。

首先，作为元理论，社会认识论的基本功能在于做出一种设计，以重新解释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在研究时到底在做什么。社会认识论者建构元理论的主要动机在于使知识“自然化”，并且确信知识是在它所涉及的世界之中的。而知识的自然化应该包括的不是认识论的消失，而是使一种界限——认识论和关于知识的社会科学研究的界限——消失。近来，后现代主义者罗蒂为了追求经验的历史的研究而放弃规范的研究，这表明当代对知识所做的规范的哲学解释渐渐脱离了社会科学的解释。社会化的认识论者认为这正是对哲学在科学中的作用的一个错误理解的产物。

其次，社会的认识论也是一种经验研究纲领和一种知识策略的工具。在经验方面它是双重的：一是根据预设的科学编年史工作来分析关于知识增长的哲学陈述；二是在认识上把比较突出的历史事件分解为各个“运作部分”，这样才能决定一个认识规范的存在与否对事件的出现所产生的不同影响。在策略方面，社会的认识论目的是发展一种修辞（rhetoric），以便把它的元理论和经验研究转变为一种增加科学共识性的方法。

3.唐斯的社会自然化认识论

唐斯（S.M.Downs）在富勒等人的基础上进一步具体地阐述了社会自然化的认识论。他认为，以前的自然化科学哲学不太关心科学实践的社会本质，所注重的只是用认知科学的成果来解释科学，因而这种研究是有缺陷的。一个缺陷是采用了认知个体主义（cognitiveindividua-lism），另外，科学实践的社会性不可化简。

唐斯认为，R.吉尔、西蒙以及撒加德等人把认知科学的方法用于研究科学理论的变革、评价、本质以及科学发现等问题，用认知科学的经验成果来充实和约束哲学理论，这是不恰当的。因为他们采取了认知个体主义立场，即完全根据个体的心理过程来解释认知现象，认为对科学家个人的心理机制的说明能充分地说明科学中哪些因素具有认知特点。他们认为在对成功的科学进行说明时要以认知因素为依据，而对失败的科学的说明则要应用非认知因素。这一观点在劳丹的不合理性命题中得到了明确表述：所有合理的科学实践都可以根据认知因素来解释，除此之外的部分则由社会学家或心理学家来解释。可见，心理因素和社会因素对成功科学的解释是不相干的，社会因素的积极作用从而被抹煞了。唐斯对认知个体主义进行了批判。他从科学家为什么组成共同体来开展研究这一问题入手进行分析，认为之所以必须组成研究群体，原因首先在于，检验或评价假说所需要的不仅仅是心理能力，还要有技术分工和合作。劳动分工是按照技术在科学共同体成员中的分布进行的。其次，单凭个人力量来评价假说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个人能力毕竟有限。所以“科学家们应协力工作以克服个人的经验限制，从而可以对认知劳动进行分工。如果忽视这一事实，认知科学家也就忽视了科学知识生产所具有十分重要的社会本质。[14]

根据以上的批评，唐斯认为应该在认识论中加入一个社会的维度。他认为科学的社会本质有三个侧面：一是理论是公有的财富，它可以跨越时间在共同体中流传；二是社会相互作用直接导致认知成果；三是应从更大的社会背景上看问题，这对于我们了解某项活动是不是对科学的一种贡献十分必要。这三个侧面有助于明确科学事业的地位，澄清科学共同体与一般社会事业的关系。所有科学实践至少包含以上三个社会层次。唐斯的总结论是：（1）认知科学如果不放弃认知个体主义，它就不能对科学作出适当的描述性说明，（2）具有某一规范范围的自然主义科学哲学必然会有一种描述基础，这种基础要考虑科学实践与众不同的社会本质，（3）科学知识的生产本质上是一种社会活动。（［14］，p.66）

瓦托夫斯基正确地看到了认识的获得是一个历史的、本身是实践的、而且不脱离其它实践的过程。他注意到宽容原则的实用性和约定性，从而提出认知活动是历史地变动的这一观点，并把它作为历史化认识论的整个出发点。这种见解虽然不错，但却并不全面。首先，认知活动是变化的，但变化是一切事物的特点。另外，认识有一定的稳定性，在一定时期内相对不变，单纯谈论认识的历史变化显然有失偏颇，不可理解。应该把自然的因素和历史的因素结合起来才对。富勒主张把社会科学的方法应用于自然化的认知研究。他的观点得益于知识社会学、科学社会学以及历史社会学派的主张。自库恩发表《科学革命的结构》以来，对知识的社会历史研究渐渐盛行起来，而这已成为社会历史学派的特征。富勒、唐斯等人进而把自然化的科学哲学纳入到整个社会文化背景之中去思考，认为哲学与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是连续的，应该把自然和社会科学方法运用于哲学研究及认识论研究。这种观点有一定的道理，但也不全面。首先，虽然应用科学的方法于认识论的研究本身无可厚非，但是认识论的研究方法是否一定是科学的方法？认识论是否具有自己独特的问题和方法？他们这样做的结果能否使认识论保持独立性？这些都是成问题的。第二，从奎因开始倡导哲学和自然科学的连续性，接下来又把计算机科学和其他认知科学成果运用于认识论研究，后来又在自然化科学哲学中加入社会的维度，这里似乎有一个修改传统哲学所界定的认识论研究域的问题。本来意义上的自然主义所主张的方法论主要是把自然科学方法移植到认识论之中，现在又加入了社会科学的方法。于是整个科学方法（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就是认识论研究所采用的方法。这样一来，认识论的特殊地位何在？它还属于哲学了吗？第三，唐斯批判认知个体主义，注重认识的社会性，认为这样才能对科学作出适当的描述性说明。这种观点当然不无道理，然而尽管科学是社会大系统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子系统，离不开社会实践，但科学本身毕竟有其发展的内在规律。科学认知的本体论基础是自然界本身，它是独立于社会的，是价值中立的，在这一点上，科学认知活动的不同层次的主体（科学家个体和科学共同体）具有等价性。因此，对科学认识的说明是不能完全社会化的。在这方面，外史论纲领（如爱丁堡学派的硬纲领）已经宣告失败。

总而言之，自然主义的本质特征在于承认认识论和科学之间存在连续性，否认这种连续性便是非自然主义。在这一点上，我们所论述的三种自然主义流派符合这一界定。因为它们都认为认识论研究和科学密不可分。自然主义者之间的区别在于在科学和认识论的连续性上采取怎样的形式，能够走多远。奎因等人把认识论同心理学、计算科学、神经科学等自然科学联系起来，并认为是后者的一部分。显然这否认了认知的规范特性，使诸如辩护、推理以及证据等规范概念失去地位，而代之以一些自然科学的概念。这实质上就是取消了认识论，走向了一个极端。劳丹等人正因为看到这一点才把规范性，价值论纳入自然主义科学哲学之中，认为描述性和规范性可以调和。而文化自然主义者更有甚之，他们注重认识的历史性、社会性、文化性，主张认识论和社会科学是连续的，然而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带有人为的、主体色彩的事物，是“想要”的事物，它需要解释学的诠释，有赖于对价值的认识和理解。因此可以说，文化自然主义比劳丹更注重认识的规范性，并有走向否认科学认识所具有的描述性，单纯强调规范性、价值性的危险，更有走向彻底相对主义的嫌疑。可以说，文化自然主义与其他自然主义的上述异同点使它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我们已经看到，自然主义科学哲学追求的是把认识论和科学联系起来，在科学的基础上进行哲学研究。应该说，这种重视科学的思想对当代哲学如何走出困境，如何摆脱基础主义的阴影等具有很大启发意义。它本身也是为摆脱基础主义、本质主义和辩护主义而出现的，在客观上为西方科学哲学的重构提供了一条思路，但这条思路行不通。对当代自然主义来说，认识论或者成为科学的一部分，或者与价值论等结合，不管所采取的方式如何，认识论的独立地位已不复存在，哲学已经降低层次、消溶在科学之中，哲学和科学的界线从此化为乌有。这实质上是认识论的取消主义。如所周知，恩格斯曾经说过：“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由此出发，关于认识的本质、发展、评价、解释等一系列问题，都带有极大的普遍性。这些问题的性质和解决途径都属于世界观的范畴，它超越于任何一门具体科学之上。归根结底，认识论取消论不过是重蹈历史上经验主义的覆辙。而正如恩格斯所警告的，蔑视辩证法，蔑视哲学的理论思维是“不能不受惩罚的”。恩格斯甚至直截了当地说：“在这里，唯一的问题是思维得正确或不正确，而轻视理论显然是自然主义地、因而是不正确地思维的最确实的道路。”[15]自然主义作为吸收当代科学成果构建合理的哲学体系的一种尝试值得重视，但循着这条路走下去，所得到的只能是一朵不结果实的花。

【参考文献】

[1]参见W.V.Quine:EpistemologyNaturalized.inOntologicalRelativityandOtherEssays(1969),NewYork,ColumbiaUniversityPress.

[2]奎因：经验论的五个里程碑，张金言译，哲学译丛，1992,p.54（译文略有改动）.

[3]RonaldN.Giere:ExplainingScience:ACognitiveApproach,The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84,XVI.

[4]R.N.吉尔：自然化的科学哲学，哲学译丛，程炼译，1989,1.p43.

[5]R.N.Glere:WhattheCognitiveStudyofScienceIsNot?inCognitiveModelsofScience.VolXV.UniverstyofMinnesotaPress,1992,p42.

[6]NoahJ.EfronandMenachemFisch:ScienceNaturalized,ScienceDenatured.HistoryandPhilosophyoftheLifeScience,1991,No.2,p.187—222.

[7]P.Thargard:ComputationalPhilosophyofScience.CambridgeMass.MITPress.1988,XI,p.2—3.

[8]P.撒加德：心智社会——作为布散计算的科学，哲学译丛，1994.3.p.1

[9]RyanD.Tweney:inComputationalModelsofScientificDiscoveryandTheoryFormation—SanMaterCalif,MorganKaufmann,Pub,Inc,1990,p.481.

[10]R.N.Giere:PhilosophyofScienceNaturalized.PhilosophyofScience,52(1985),p331.

[11]L.Laudan:ProgressorRationality.AmericanPhilosophicalQuarterly.Vol.121,p.19—23.

[12]Marx·W·Wartofsky:EpistemolgyHistoricized,inAbnerShimonyandDebraNails(eds).NaturalisticEpistemlolgy.1987.D.ReidelPublshingCompany,p.358.

[13]SteveFuller:EpistemologyRadicallyNaturalized,inCognitiveModelsofScience—MinnesotaStudiesforthePhilosophyofScience.Vol.XV.1992,p.427.

自然主义范文篇5

1.1每个儿童是具有独特内在生命力的个体

蒙台梭利认为，每个儿童出生就有着与众不同的“精神胚胎”，具有与生俱来的、积极的、活动的、发展的生命力，有无穷无尽的力量。儿童有成长着的身体，发展着的心灵，通过天生具有“有吸收力的心理”，凭借自己内在的精神力量与智慧，靠自己的努力将自己建造成人。“一个个体的内在个性与自我，是自然而然发展的，非我们所能左右，我们仅能助一个人实现他自己，为他除去生长过程中影响自我实现的障碍”。因此，让每一个儿童蓬勃地绽放生命的活力，是教育者和家长的首要责任。他们应该充分了解儿童，为儿童的成长提供充分的物质和精神环境，培养儿童独立、完整和健全的人格。

1.2儿童是人，是潜能有待发掘的人

在蒙台梭利的著作中，孩子生命的潜能与精神胚胎几乎是同义语。蒙台梭利所说的儿童精神胚胎的成长，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儿童心理的发展。因为，人的存在意义，更重要的是作为人的精神（心理）的存在。孩子生命的成长，作为人的成长，更重要是其精神的成长。儿童是人，是具有生命力的、区别于其他类的独特的人，因此要充分保护孩子的生命，尊重孩子精神的成长。在《发现儿童》这本著作中，蒙台梭利明确指出，孩子是作为一个独立个体的存在，是一个潜能有待发掘的孩子。“既然婴儿是人，我们就应该把他当做人来对待”。孩子有独特的性情，我们要真正了解孩子，关注孩子的个别需要。而不是把他们“像蝴蝶标本一样定在桌椅上”，因此“必须尽可能支持孩子活动的意愿，培养孩子独立的个性。”才能帮助儿童成为真正的“人”。因为人区别于他类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在于其精神性。因此“促进儿童潜能的发展，使儿童成为能够独立思考、独立判断和独立工作，并能适应现代科学技术和工业发展的时代潮流，保持社会文明和科学进步，促进人类和平的强有力新一代”。是蒙台梭利学前教育的最高目的。

2促进儿童发展的环境观

蒙台梭利的环境观与其儿童观密切相关，每一个体的行为都是其环境经验的产物，童年的岁月对成年之后的生活有着深远的影响。因此，教育要创设一个与孩子精神生命基本需要相匹配的环境，让他们享有更多文化和精神的自由，不让孩子精神和想象的成长受到压迫，“那就要建立一个不再压制孩子的学习环境。这个环境应当要配合孩子的性情，让孩子在其中自由发展。任何一项教育制度的推行，绝对必须先从建立一个能够保护孩子的环境做起。这个环境要能保护孩子不受成人世界那些危害孩子学习和发展的重重阻碍所威胁；这个环境要像暴风雨中的避风港、沙漠中的绿洲，成为他们的心灵寄托之所在；这个环境要时时刻刻确保孩子能够健康正常地发展”。在罗马的圣洛伦佐区，蒙台梭利不仅创建了“儿童之家”，而且将罪恶、危险的圣洛伦佐区变成教育、文化和娱乐的中心。整个社区的氛围环境因孩子发生了变化。这为儿童的发展创建一个安全、优美、良好的社会环境。因为从精神层面来说，保证幼儿心理健康的发展，社会规范的安定性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在蒙台梭利学校，是一个让孩子尽情成长的地方。孩子被压抑的心灵可以在这儿获得释放，表达真正的自我”、“有利于儿童身心健康发展的、丰富多彩的，富有吸引力的环境”“有助于发展儿童的内在能力”“他不仅会在这里十分愉悦地进行简单的练习，而且还会在内在精神上充满活力”，在安全、有秩序、优美的环境中，孩子才有主动探索和发现的欲望。而且，这样的环境创设应该是刺激孩子自发活动的环境。从狼孩的案例中，蒙台梭利博士充分认识到环境对儿童从一个“自然人”成长为能够独立生存、有独立人格“社会人”的重要意义。在有利于儿童发展的环境中，他们获得对世界和社会的经验，在安全的、自由的环境中，儿童不断地认识世界、积累经验，学会与人交往，学会生存，使自己成为天地间独立的人。

3自然教育

在其儿童观的影响下，蒙台梭利主张儿童的一切教育都必须遵循自然教育的原则。在蒙台梭利看来，所谓的自然教育，不仅是让孩子尽可能多地接触自然，更需要遵循儿童身心自然发展的规律，而不是压抑儿童的天性。因为儿童从3岁到6岁所取得的成就不是靠说教，而是取决于指导其精神建构的天性。它们是人类行为的最初起源，只有在自由和秩序的合适环境中才能得到发展。

（1）人是自然之子，自从地球有人类以来，人类就从与之密切相关的自然界中不断地获得生存和成长的智慧与力量。因此，蒙台梭利主张让儿童多接触大自然，让儿童的成长沐浴在大自然阳光雨露的天地之间以获得大自然赋予人类自身的灵气。因此，她主张，“让孩子健壮成长的最好方法是让他们沐浴在大自然之中。”同时，为了达到其教育目的，蒙台梭利还主张让儿童参加农业劳动，在这个过程中，不仅可以培养儿童的观察力，责任心，还可以培养他们对世界万物的思考，这有助于儿童独立思考能力的培养。蒙台梭利认为培养孩子对大自然的情感，可以使孩子沿着人类发展的自然道路前进。因此她主张教师应引导儿童观察生命现象。一方面，让孩子体验大自然的神奇美妙，愉悦身心，因为儿童运动能力发展受到阻碍时，其心理发展也会受到阻碍；另一方面在孩子照管动植物过程中，培养引导孩子学习耐心和信心的品格；引导孩子们通过自我发现、自我探索，并亲历与体验生命的神奇与美丽；同时无形中引导他们进行自我教育。

（2）在引导孩子发展方面，教师必须给予孩子的帮助是使他们能够达到自己的目的，满足自己的愿望。蒙台梭利认为，教儿童学会独立生存比对孩子所有的事情包办代替更困难，更需要付出艰巨的耐心与意志和毅力。因为包办代替就是在儿童自我生命发展的过程中设置愈来愈难的障碍。可是，现实生活中有多少父母却不知不觉犯这样的错误呢！

（3）蒙台梭利的自然教育思想，还体现在其对待纪律与自由的关系方面。在蒙台梭利看来，纪律和自由不是对立的，它是一件事物不可分割的两部分。建立在自由活动基础上的纪律意味着自由。由此可以看出，蒙台梭利所谓的纪律，根本目的在于促进幼儿主动的发展。因为儿童心理的发展就像身体的发展一样遵循着相同的大自然的创造规律，给儿童的最最重要的关怀应该是精神生活的关怀，而精神生活的关怀不是压抑与指令。所以“真正的纪律不是靠命令、靠说教，而是取决于每个孩子精神生活所产生的一种奇迹”。纪律的形成主要是通过工作（蒙台梭利这里所说工作，是符合儿童身心发展的自发活动和自由活动，因为在儿童自发活动和自由活动时，需要遵从某些生活准则的时候，他能够节制自己的行为。）当代科学的教育理念已经充分证明了：工作（活动）和儿童智力、精神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两者是互相促进的，工作（活动）使儿童身体健康，精神愉快，而健康的身体，愉快的精神又促进儿童各方面心理的发展，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如此循环，促进儿童不断地成长为人，促进儿童成为社会人独立精神境界的升华。当然，有人认为，蒙台梭利的纪律教育完全排斥了说理教育，只要仔细阅读、反复体味蒙台梭利的著作的观点，我们可以体会到蒙台梭利博士的良苦用心以及对教育的真正理解：不论具有独立精神存在的人类群体还是个体，都是在教育的引导下经过亲身的、甚至是艰苦的努力不断地成长的。因此，笔者认为蒙台梭利所说的纪律是要排斥旧时代无休止说教、命令、强制所加的纪律。这不仅在蒙台梭利所处的时代还是当今时代，无疑具有重要的积极影响。

4启示

（1）树立正确的儿童观，尊重孩子，给予孩子充分的自我探索、主动发展的机会。教育必须依据孩子的天性来发展自己，作为教师，应当树立正确科学的儿童观：儿童生来是独立的人，具有人的尊严、价值和权利。我们必须尽可能理解孩子的世界，尊重孩子，给予孩子自我探索、主动发展的机会，让他们通过自身的活动去亲自经历、亲身体验关于丰富世界的经验，建构他们自己对世界的认识和理解。让幼儿园成为孩子充分展现生命活力的地方。

（2）让孩子多接触大自然，增加户外活动时间。如今的电子信息时代，让孩子孩子远离了自然，人与自然相处的机会越来越少，长久对孩子积极人格的发展造成了不良的影响。只有亲身经历大自然的神奇美妙，才能真正体验生命的神奇，获得真正的关于生命的力量。因此，幼儿园孩子进行户外活动，多陪孩子去郊游，感受大自然的神奇美妙与灵动。

（3）环境创设方面。改变幼儿园环境创设只是单纯为了装饰的观念，从更深层次上理解环境对幼儿发展的重要意义。在环境创设时，不仅要创设有秩序的、美观的、大量的能够引起孩子主动探索的物质环境，使幼儿在主动探索中建构自己对世界的认识和理解。同时，更要为孩子的发展创造自由轻松的精神环境，让孩子在自由轻松的氛围中学会独立成长。

自然主义范文篇6

一、信息哲学:自然化运动进程中的一个“副产品”

20世纪英美哲学界占主导地位的思想倾向是自然主义。自然主义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但它在当代的复苏和盛行，则首先得益于自然科学在解释世界时所获得的巨大成功。相对于前科学时代的一切自然哲学和形而上学体系，自然科学的概念、方法和规律对世界的解释更能令人信服。以物理学为主要代表的自然科学的昌盛，使自然主义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所以，到了20世纪的最后几十年，几乎没有哲学家乐意说自己是一个非自然主义者。［1］121分析哲学是自然主义盛行的另一个动力。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就表达了鲜明的自然主义倾向:能说的东西就是能用自然科学命题所说的东西。此后的分析哲学家无不受此倾向影响。从维特根斯坦、石里克到奎因再到普特南和福多，分析哲学的演进同时体现出自然主义的发展脉络。自然主义者认为，哲学研究和科学研究在目的和方法上是一致的，差别只在于两者关注的对象不同。自然科学关注具体问题，而哲学则关注一般性问题。世界是统一的实在，因而可以构建统一的理论来加以说明，这就是自然主义的总则。自然主义的研究纲领和操作方法称为自然化(naturalizing)，就是要运用分析、还原等方法，通过自然科学的概念、术语、原则，对传统哲学所关注的意义、价值、认识、真理等一般性问题做出自然主义的说明。通过自然化就可以使要说明的对象具有科学上的合理性、合法性，进而证明它在自然界中具有存在地位。自然化的方案众多，自然科学领域内的一切学科都可以充当解释项。所以整个自然科学就既是一种本体论标准，又是一个“终极解释装置”。质言之，科学是存在的尺度。不能被科学验证的东西是值得怀疑的，其或者没有研究的价值，或者在认识地位上次于科学。自然主义所引发的争论在根本上可以归结为两点。第一点体现在方法论上，表现出的问题是:有没有诸如第一哲学之类的东西?第二点体现在本体论上，表现出的问题是:世界能否被自然化?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代表着自然主义的方法论和本体论承诺。自然主义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因为既然自然科学和哲学的研究方法具有一致性，那么当然就不可能存在先在于或者独立于感觉经验和经验科学的第一哲学。第二个问题是自然主义关注的焦点和难点，其中最大的难题就是心理现象，特别是意向性问题。“任何想要把人类和心理现象当做自然序列的一部分的人都必须用自然主义的术语来解释意向关系(intentionalrelations)。”①所以，当代自然主义者从事的工作基本上都是围绕着对心理现象，尤其是意向性的自然化展开的。

对意向性的自然化就是用自然科学术语来说明意向性。为了达成这一目标，自然主义哲学家们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尝试。自然科学领域中几乎所有的学科都被自然主义者当做工具，纳入到自然化的解决方案当中。其中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自然主义哲学家往往会使用他所依据的自然科学的学科名称或者概念来命名他所建立的自然化理论。比如，阿姆斯特朗(D．Armstrong)、刘易斯(D．Lewis)等人以物理学为基础对意向性进行的“同一论”说明，米利肯(R．Millikan)、博格丹(R．Bogdan)和塞尔(J．Searle)等人分别依托生物科学作出的“新目的论”说明和“生物学自然主义”说明，哈曼(G．Har-man)、沃菲尔德(T．Warfield)、布洛克(N．Block)等人借用计算机科学中十分流行的“功能作用”概念进行的“功能作用语义学”说明，德雷斯基(F．Dretske)以通信理论为基础作出的“信息语义学”说明，福多(J．Fodor)以计算机模块理论进行的“模块论”说明等。自然主义者在运用各种科学技术理论对意向性进行自然化时，体现出很强的宽容性和开放性。因此，即便在表面上看来他们建立的理论毫无共同之处，但实际上从事的却是相同的工作。所以也有人称哲学正在经历一场“自然化转向”。［2］452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自然化运动中增添了“信息”元素。德雷斯基、福多等哲学家在探索意向性自然化的新路径时，发现信息科学技术存在着巨大的解释潜力，因而将信息及其相关概念引进到自然化的解决方案当中。德雷斯基在1981年出版的《知识与信息流》(KnowledgeandtheFlowofInfor-mation)时至今日，仍然是以信息为基础进行自然化操作的代表作，其主要目的就在于完全利用信息概念对知识、信念、意向性等作出自然主义的说明。正如德雷斯基自己所言，他的“整个工程可以被视为自然主义的一次实践”［3］。而在福多看来，有信息封装的计算系统就是模块，利用模块理论对意向性进行的自然化就是“为表征构筑自然主义条件”［4］31。正是通过这些具有自然主义倾向的哲学家的努力，原本只是单纯作为科学概念的信息在哲学中有了一席之地。所以从渊源和背景来看，如果说以计算机为代表的信息科学技术和通信理论的发展为信息哲学的诞生准备了技术前提的话，那么分析哲学和自然主义，尤其是自然化运动则可以被视为信息哲学的思想背景。如果需要在哲学史中为信息哲学进行定位的话，我们认为其逻辑顺序是这样的:自然主义传统→科学主义传统和分析哲学→自然化运动→信息哲学。自然主义传统在近代科学的刺激下复苏，进而通过科学主义表现出来，在分析哲学的推动下形成了声势浩大的自然化运动，而信息哲学则只是自然化运动所采用的众多方案中的一种。所以，从起源来看，信息哲学完全是在分析哲学和自然主义传统主导下的自然化运动的一个“副产品”。

二、信息哲学与自然化运动内在关联的逻辑起点之发生学演进

“信息”作为信息哲学的核心和基础概念，是信息哲学的逻辑起点。对信息概念进行历时性考察，探究其如何从单纯的科学概念演化为一个具有“哲学身份”的概念，能够在逻辑上再现信息哲学的发生过程，在发生学上揭示信息哲学与自然主义和自然化运动的内在关联。按照信息概念内涵的演化，这一过程可大致区分为以下三个阶段:(1)“科学概念”阶段。20世纪中叶，《信息论》和《控制论》问世，信息概念成为“科学概念”。1948年信息论之父申农(Shannon)发表了划时代的论文《通讯的数学理论》，第一次将信息纳入科学研究的视野。通过这篇论文，信息正式成为一个被广为接受的科学概念。但是，作为科学概念的信息只关心信息量，而不关心信息内容。因此，申农所创立的信息论实际上是一种信息的数学理论。在此背景下，申农把信息定义为不确定性的降低或者可能性的减少。在同年出版的《控制论》中，美国数学家、控制论的主要奠基人维纳(Wiener)对信息作出了这样的描述:“信息就是信息，不是物质也不是能量。不承认这一点的唯物论在今天就不能存在下去。”［5］155申农和维纳都看到了信息概念的复杂性和多义性，但受制于其自然科学研究的目的和背景，他们对信息的认识主要停留在科学层面。维纳对世界的“物质、信息、能量”三元论说明过于简单和草率，在哲学界并没有引起广泛关注。但是，他们对信息的科学说明却为哲学家的工作奠定了基础。(2)“科学概念”向“哲学概念”的过渡阶段。早在1953年，受到物理主义影响的卡尔纳普(R．Car-nap)为了对符号的意义进行自然化，便在《语义信息》一文中大胆预测，申农的信息论“会在不久的将来发挥重大影响”［6］147－157。在该文中，他还率先提出，对语义信息(semanticinformation)和实用信息(pragmaticinformation)进行区分是一项重要工作。［6］147－157从信息的定量分析入手解决信息语义问题，至此开始成为哲学家切入信息哲学研究的一条基本路径。麦凯(D．Mackay)于1969年提出“定性信息的定量理论”，认为信息与其接收者知识的增加有关。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信息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和发展，引起了自然主义哲学家的广泛关注。信息概念开始出现在各种自然化理论当中，由此迎来了信息概念的第二次质变。对信息进行哲学界定一时间成为哲学界的时尚，哲学家互相抱怨对方误解和误用了真正的信息概念。西尔(Sayre)批评“阿姆斯特朗和丹尼特滥用了‘信息’一词”［7］53。哈姆斯(Harms)也认为查莫斯(Charlmers)“不应该把信息理论看作是可能存在的状态，以及这些状态如何相关和构造”［8］475。在这一时期，美国哲学家德雷斯基所做的工作最具有开创性和代表性。在他看来，进行意向性的自然化，主要就是要说明“纯物理系统如何可能处在知识和信念(内容)的状态之中”［3］。为此，他从申农的通信理论出发，用信息来说明知识和信念。他认为，申农所建立的信息论目的虽然在于对信息的量进行度量，但其中也隐含着说明信息内容的功能。这种功能是作为自然科学成果的通信理论本身所具有的，所以利用这种功能所进行的信息论说明就是纯粹的自然化的说明。为了满足自然化的需要，信息概念在本体论、认识论和因果论层面都得到了较为系统的说明。正是自然主义者从事的这些工作，才使信息完成了从科学概念向哲学概念的过渡。［1］121(3)“哲学概念”的认可阶段。以信息论为基础的自然化，使信息概念在哲学中的地位获得日益广泛的认可。丹内特甚至断言:“信息概念有助于最终将心、物和意义统一在某个单一的理论中。”［9］对信息与知识、表征、真理、意向性等之间关系的探讨，带动了对信息的本质、地位和存在方式等信息哲学元问题的研究。1998年，《元哲学》出版的《数字凤凰———计算机如何改变哲学》对信息哲学的发展作出了肯定。［10］1随后，英国哲学家弗洛里迪(L．Floridi)又发表了《什么是信息哲学》等文章，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信息哲学研究的范式、目标和纲领。进入新世纪之后，以信息哲学为研究课题的著作不断涌现，标志了信息哲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哲学分支得到哲学界的认可。从对信息概念内涵演化之三个阶段的分析可以看出，以信息概念为逻辑起点的信息哲学与自然主义和自然化运动具有深刻的内在关联性。对信息哲学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哲学分支的“认可”，并未表明信息哲学从此成为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并未表明其已独立于自然化运动。因为其一，信息概念被纳入到自然化方案当中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尽管其强大的解释功效逐渐显现，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哲学家投身到此项研究当中，但结果只是造就了一个以信息概念为共同基础的强势自然化派别的出现。其二，自信息概念被引入哲学领域以来，围绕信息的哲学研究在方法、旨趣、纲领等方面从未发生过根本性变化，即使弗洛里迪抛出“信息哲学”的提法，其实际意义并没有表面上看起来的那么重大，从信息的定量分析入手解决信息的语义问题，仍然是信息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或者说信息哲学的基本研究方法没有超出自然主义的视域。事实上，信息哲学试图建立统一信息理论的核心目标，就崭露着无法掩饰的自然化烙印。

三、哲学的“信息转向”现实地蕴涵于自然化运动

自然主义范文篇7

论文摘要:通过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文本解析，以自然主义、人道主义、共产主义三向纬度为基础探究马克思主义的生态伦理思想，以人与自然的本质的统一和人的发展与自然界的复活的统一—“两个统一”展现马克思主义生态伦理的人文关怀，最终用马克思主义生态伦理观指导当代社会构建环境友好型社会。

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本中并没有“生态哲学”或“生态伦理”的概念表述，但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一系列经典著作中，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论述并不鲜见，其中蕴藏着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称《手稿》)，是马克思早年研究经济学、哲学时形成的重要理论成果。《手稿》由于包含以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为核心理念的环境伦理思想，因而在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发展史上占有重要位置。解读《手稿》中的环境伦理思想，对于深化环境伦理学的研究，保护现代人类和改善生态环境，构建适合人类生存发展的生态型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一、以三向纬度为基础探究马克思主义的生态伦理思想

马克思哲学的生态伦理观是在自然主义、人道主义、共产主义三个维度上阐发的。自然主义的生态道德情感是指对大自然的尊重、关心和热爱之情。人道主义的生态道德观是指人道地善待大自然，实现物质劳动和精神创造的统一，科学认识和艺术欣赏的统一。共产主义的生态道德信念是指共产主义的实现对生态道德的生成和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自然主义的生态道德情感

马克思哲学从自然主义维度论述了在生命存续的意义上人对自然界必然的依赖，以及自然界对人的最终的决定作用。这表现在自然界为人类提供衣食住行所需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对于社会历史的发展和人的精神上的发展而言，自然主义等同于唯物主义。马克思认为“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条件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定的具体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的关系。”他指出，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所以人依赖自然界，“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不断交往的人的身体”，没有自然界人就不是自然存在物，就不能成其为人。从自在角度而言，自然界对人的意义并没有显示出来，人与自然的关系还不能称为伦理关系，所以马克思认为原始宗教对自然界的自然崇拜是动物式的不自觉的狭隘的意识，难以称之为生态伦理。自然主义层面人对自然的依存关系只有在人的自由自觉的层面上才促成生态道德态度的产生。生态道德是人类在生态危机的背景下对人对自然的生命依赖关系所做的自觉的反思。

(二)人道主义的生态道德原则

生态道德情感或可以称为人对自然的“人的感觉”，上升到理性的高度就是人道主义的生态道德原则和规范。

1.平等原则

平等原则即“对自然界的人道占有”。人以实践的方式作用于自然，自然界对人来说就是“感性地存在着的人”，人对自然也应取平等尊重的态度。所谓人道地对待自然是指以人的方式，作为完整的人，符合人的本质地对待自然界，即立足于人的本质的丰富性尊重自然界本质的丰富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表现在物质劳动与精神创造的统一，其次是科学认识和艺术欣赏的统一。

2.爱护原则

这里包含着从单一的人类需要的功利主义尺度向关照自然本身的利益的非功利主义尺度的转变，人的需要和享受失去了自己的利己主义性质，从而自然界失去了纯粹的有用性。人在利用大自然的时候坚持保护人自然本身的完整性和生机活力，促进自然生态的繁荣和发展，为了自然生态系统健康和持续而善待大自然。

(三)共产主义的生态道德信念

马克思不但从生存论上显示出人与自然的本真关系，人对自然的应然的道德态度，而且跃进到社会历史的深度。马克思以人的生存为评价尺度分析了压迫制度使人不成其为人，不得自由生存，从而造成人对自然的敌对态度，而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将通过人的解放来实现大自然的解放。

马克思指出人虽然是直接的自然存在物，但人同时也是人的自然存在物，而且更重要的是人是社会的自然的存在物。人与自然的社会结合方式—所有制决定着人对自然界的态度。要使人的生态道德情感和生态道德原则内化为持久的坚定的生态道德信念，必须有符合人性设计的社会制度作为保障。只有人真正地作为自由的人而生存，才能形成普遍的生态道德意识。所以应当把人对世界的真正关系归还给人，为生态道德的生成和发展提供制度上的支援。马克思揭示了与社会形态发展三个阶段相对应的人的自由自觉的生成过程，表明了社会制度对生态道德的育化作用和共产主义的生态道德信念。三个阶段分别如下:第一阶段是以人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缺乏独立自由，个性极不发展的形态。第二阶段是以物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具有较多独立性，较丰富关系和较多样才能的形态。第三阶段是以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个性为特征的充分发展的形态，即共产主义社会。

二、“两个统一”体现马克思主义生态伦理的人文关怀

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伦理主张可以概括为:人与自然的本质的统一和人的发展与自然界的复活的统一，是人类发展理想状态的基本特征。

(一)体现出人与自然的整体性存在

1、以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的交融为基础上的人与自然界的本质的统一

马克思将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理想社会，称为自然主义社会，并等同于人道主义社会。他实际上将理想社会看作万物一体、物我同类的社会。人与自然内在地融为一体，关爱自然也就是关爱人类，尊重人类也就是尊重自然，自然主义就是人道主义，人道主义就是自然主义，这是两者都得到尊重的社会。同时，马克思将人与自然的本质统一，归结为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实现。这样一来，人与自然的关系就被纳人到伦理学的学术视野，从而拓展了传统伦理学的研究领域。

马克思主张，人的生存发展应当始终以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为取向。在人发展的每个阶段，都应当自觉地确认人与自然和谐一体的理念，培育自然主义的伦理品格。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并不天然地相互排斥，那种将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对立起来的观念，是将自然看作人的异己物、对立物。马克思指出，人是类存在物，人既属自身的类，又属他物的类;既是社会存在物，又是自然存在物。

2.人与自然界的本质的统一，要求人努力养成自然主义的伦理品质

首先，要完整地认识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以及作为生态系统的整个自然界。在《手稿》中，马克思将包括人在内的自然万物看作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有机整体。他说:“一个存在物如果在自身之外没有自己的自然界，就不是自然存在物，就不能参加自然界的生活。”人作为自然存在物，必须依赖其他白然存在物，否则就无法生存和发展。人是生态整体的一分子，理所当然地要按照生态法则来作为。人是智慧生命体，能以非自然进化的方式来支配和消解其他物种，破坏及毁灭自然系统的稳定性和整体性，这就需要自觉地规范和约束人自己的行为。在如何规范和约束自己行为，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人必须确立关爱所有生命、珍惜自然资源的责任和义务。

其次，人应当确认敬仰自然、与万物和谐相处的伦理道德情感。《手稿》中，马克思论及消灭整个土地私有制时，提出要用合理的方式“恢复人与土地的温情脉脉的关系”。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类从早期发展阶段对自然的依赖及敬仰变成工业文明时代的践踏奴役，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伤害自然的同时也损害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因此人应该养成崇尚自然、敬畏生命的道德情操，具有善待自然万物的伦理情感。

(二)彰显自然史与人类历史的协调发展

人与自然界的本质的统一，人的发展与自然界复活的统一，核心在于人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同以此为基础的自然界实现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以自然界的复活和新生为价值取向，以人对自然的尊重、仁爱为基本规范，以人与自然的平等为根本原则。从人与自然关系的发展史看，人与自然由原始的和谐走向后来的分离以至分裂和冲突，是由人的不合理的作为造成的。实现人向自然的复归和自然向人的回复，有赖于人的行为的合理取向，需要确立自然主义的伦理精神。

自然界的人道主义的实现，以人的自然主义的实现为前提和基础。自然万物与人一样具有独立存在的尊严，因此需要以自然主义来取代利己主义，依照自然的规律规范人的行为目标，依照生态法则来利用自然。马克思将自然界的这种为人的品格，称作自然界的人道主义。马克思认为，人的自然主义的确立和贯彻，也就是自然界的人道主义的实现。在对待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马克思既非人类中心主义者，亦非自然中心主义者。他主张人与自然平等协同发展，人的自然界的本质与自然界的人的本质相统一，认为人的自然主义的实现，将使人的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得以真正解决。人的自然主义的实现，将使自身获得关于自由的全新认识。人在自然界中的自由，只能是基于对自然本性的科学把握而展开对自然界的合理利用。

由于人的存在，历史成为一个由两部分组成的整体，并且这两个要素之间互相作用，“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自然史与人类史因为彼此而存在，并因为对方的变化而做出相应的变化，它们的发展在动态变化中保持相对一致的步调，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相统一彰显出自然史与人类历史的协调发展。

三、马克思主义生态伦理观的意义

马克思主义的生态伦理观，主张人与自然的内在统一与协调发展，为我们提供了解决自然生态问题的基本思路，指明了最终实现“人类与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的途径和方向—对社会生产关系实行根本的变革。这些思想和方法，使人们的认识与实践能超越现存在的技术决定论，突破了应对生态危机问题的单纯认知主义态度，立足于被这些理论忽略的生产方式立场上，去思考和解决人类面临的环境危机。

(一)理论意义

1.马克思主义生态伦理观是在自然主义、人道主义、共产主义三个维度上阐发的。自然主义的生态道德情感是指对大自然的尊重、关心和热爱之情。人道主义的生态道德观是指人道地善待大自然，实现物质劳动和精神创造的统一。保护大自然本身的完整性和生机活力，促进自然生态的繁荣和发展。共产主义的生态道德信念是指共产主义的实现对生态道德的生成和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只有实现人的解放和人的复归才能实现大自然的解放。

2.马克思主义生态伦理思想中始终渗透的人文关怀色彩使人们意识到要从根本上建构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既涉及到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又深入到人与自身、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这就要求当代生态哲学应该在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指导下实现从主要关注人与自然关系向关注人与人关系的转变。

3.马克思主义生态伦理思想中始终渗透的人文关怀色彩使人们意识到要从根本上建构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既涉及到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又深入到人与自身、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这就要求当代生态哲学应该在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指导下实现从主要关注人与自然关系向关注人与人关系的转变。

(二)现实意义

1.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与科学发展观。树立科学的发展观，是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的一项重要内容。树立科学发展观，是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党的十六大精神的要求，关系党和国家工作的大局，关系中国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长远发展。而“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一项重要内涵和根本要求。中国发展的重大阻碍之一在于生态环境严重恶化对社会的困扰。虽然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有力地促进了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事业的发展，但是困扰我国的生态问题仍不容忽视。研究马克思自然观思想，对我们认识和克服生态环境危机，谋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深刻理解和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无疑具有极为重要的启示。

自然主义范文篇8

一．

李约瑟曾经说过：“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所以会共同接受共产主义的思想，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因为新儒学家和辩证唯物主义在思想上是密切连系的。换句话说，新儒学家这一思想体系代表着中国哲学思想发展的最高峰，它本身是唯物主义的，但不是机械的唯物主义。实际上，它是对自然的一种有机的认识，一种综合层次的理论，一种有机的自然主义。”[]说朱熹理学是唯物主义，必须首先对朱熹理学中的“理”以及理气关系作出唯物主义的说明。朱熹的“理”有“所以然之故”与“所当然之则”两层含义。李约瑟讨论朱熹的理较多地是就其在自然界中的意义而言，为此，他把“理”解释为“宇宙的组织原理”[]。他反对把朱熹的“理”说成是主观精神性的东西，也反对把朱熹的“理”等同于亚里士多德的“形式”。他说：“躯体的形式是灵魂，但中国哲学的伟大传统并没有给灵魂留下席位。……理的特殊重要性恰恰在于，它本质上就不象灵魂，也没有生气。再者，亚里士多德的形式确实赋予事实以实体性，……但气却不是由理产生的，理不过是在逻辑上有着优先性而已。气不以任何方式依赖于理。形式是事物的‘本质’和‘原质’，但理本身却既不是实质的，也不是‘气’或‘质’的任何形式。……理在任何严格的意义上都不是形而上的（即不像柏拉图的‘理念’和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那样），而不如说是在自然界之内以各种层次标志着的看不见的组织场或组织力。纯粹的形式和纯粹的现实乃是上帝，但在理和气的世界中，根本就没有任何主宰。”[]这样，李约瑟实际上把朱熹的“理”看作是客观世界的秩序、模式和规律，而否认其中包含任何精神性的东西。

就朱熹的理气关系而言，李约瑟在把理界定为“宇宙的组织原理”的同时，把气解释为“物质——能量”。在理气先后问题上，朱熹曾说过：理气“本无先后之可言。然必欲推其所从来，则须说先有是理。然理又非别为一物，即存乎是气之中；无是气，则是理亦无挂搭处。”[]又说：“理未尝离乎气。然理形而上者，气形而下者，自形而上下言，岂无先后？”[]“以本体言之，则有是理然后有是气。”[]这里既有理气不可分离、不分先后的观点，也有理先气后的说法。对此，李约瑟说，这是“把宇宙生成论的问题和形而上问题轻易地混淆在一起；‘先’和‘后’也可以解释为‘实在’与‘现象’”[]。按照李约瑟的解释，朱熹讲理气本无先后，是从宇宙生成论而言的；而讲理先气后，是从形上学而言的。就朱熹讲理气本无先后而言，说朱熹理学包含唯物主义因素，这应当不成问题。但是，朱熹又讲理先气后，李约瑟以为，这里的理“不过是在逻辑上有着优先性而已”。这是吸取了冯友兰先生的逻辑在先论。这样，朱熹理学中既讲理气本无先后又讲理先气后而出现的自相矛盾，被李约瑟看作是“把宇宙生成论”的问题和形而上问题“轻易地混淆在一起”所致。但李约瑟还是认为，在朱熹理学中，理气本无先后比起理先气后更为重要。

为此，李约瑟认为，朱熹在理气先后问题上实际上是“认为物质——能量和组织在宇宙中是同时的和同等重要的，二者‘本无先后’，虽然后者略为‘优先’这种信念的残余极难舍弃”[]。李约瑟还认为，朱熹之所以难以舍弃理略为“优先”的信念，“理由乃是无意识地具有社会性的，因为在理学家所能设想的一切社会形式中，进行计划、组织、安排、调整的管理人，其社会地位要优先于从事‘气’——因而是‘气’的代表——的农民和工匠”[]。

由此可见，李约瑟把朱熹理先气后的观点归于形而上问题，而把其理气不可分离、不分先后的观点当作宇宙生成论问题而突出出来，作为朱熹科学思想的基础。正是基于这一点，李约瑟明确认定朱熹的科学思想属唯物主义。

关于朱熹理学的有机自然主义，李约瑟认为，朱熹所谓理气不可分离，即“天下未有无理之气，亦未有无气之理”[]，不仅表明朱熹的理与气不能等同于亚里士多德的形式与质料，而且反映出现代有机主义的基本观点，即物质——能量与组织的相互结合、不可分离。他说：“朱熹以其中世纪的方式肯定理和气的普遍的互相渗透，反映了近代科学的立足点。”[]对于朱熹所说：“无极而太极，非太极之外复有无极”[]，以及太极派生万物又寓于万物之中的“理一分殊”，李约瑟说：“当我们进一步考察这一精心表达的自然体系时，我们不能不承认宋代哲学家所研究的概念和近代科学上所用的某些概念并无不同。”[]此外，李约瑟还从现代有机主义的观点出发，对朱熹关于宇宙结构及演化、生命起源及人类产生等思想进行了分析，并给予高度评价，进而把朱熹理学解释为“对有机主义哲学的一种尝试，而且决不是不成功的一次尝试”[]。

李约瑟称朱熹是“中国历史上最高的综合思想家”[]。朱熹不仅把整个自然界综合成一个有机体，而且在更高层次上，把社会伦理道德与自然界融为一体。李约瑟说：朱熹“通过哲学的洞察和想象的惊人努力，而把人的最高伦理价值放在以非人类的自然界为背景。或者（不如说）放在自然界整体的宏大结构（或象朱熹本人所称的万物之理）之内的恰当位置上。根据这一观点，宇宙的本性从某种意义上说，乃是道德的，并不是因为在空间与时间之外的某处还存在着一个指导一切的道德人格神，而是因为宇宙就具有导致产生道德价值和道德行为的特性，当达到了那种组织层次时，精神价值和精神行为有可能自行显示出来。”[]李约瑟认为，朱熹把社会伦理道德与自然界综合为更高层次的有机体，这一思想非常接近于辩证唯物主义和怀特海的有机主义哲学的世界观。

二．

李约瑟崇尚以现代哲学家怀特海为代表的有机主义哲学。他在分析有机主义思想的发展历史时，从现代有机主义者追溯到马克思、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黑格尔、莱布尼茨，并且进一步追溯到中国古代的庄子、周敦颐和朱熹。这样，李约瑟就把朱熹的有机自然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直至现代有机主义哲学联系在一起。他说：“虽然理学家对黑格尔的辩证法一无所知，却十分密切地接近于辩证唯物主义或进化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以及与之性质十分相同的怀特海的有机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并明确地称朱熹理学为“现代有机自然主义的先导”[]。

在李约瑟看来，中国的有机自然主义在战国时期的道家中已见端倪。他先是研究过庄子、《管子》的有机自然主义。后来，他又进一步把逐渐形成的相互联系的思维方式看作是朱熹理学有机自然主义的思想背景，并明确认为，朱熹理学是中国古代有机自然主义的系统化。他说：“中国的这种有机自然主义最初以‘通体相关的思维’体系为基础，公元前3世纪已经由道家作出了光辉的论述，又在12世纪的理学思想家那里得以系统化。”[]

李约瑟在追溯现代有机主义发展的历史时，给予朱熹理学的有机自然主义以很高的评价。他认为，朱熹是在缺乏科学实验和观察的背景下，不曾经历过相当于伽利略和牛顿的阶段，主要是靠洞见而达到一种类似于怀特海有机主义的哲学；而且他认为，标志有机主义在西方第一次出现的莱布尼茨单子论与中国理学家们的有机自然主义有着密切的关系。

李约瑟的《科学思想史》中有“朱熹、莱布尼茨与有机主义哲学”一节；他用历史资料论证莱布尼茨的思想与中国理学的有机自然主义的密切联系。其中转引莱布尼茨的两段言论：“理被称为天的自然规律，因为正是由于理的运作，万物才按照它们各自的地位受着重量和度量的支配。这个天的规律就叫做天道。”“当近代中国的诠释家们把上天的统治归之于自然的原因时，当他们不同意那些总是在寻求超自然（或者不如说超形体）的奇迹和意外救星般的神灵的无知群氓时，我们应该称赞他们。”[]李约瑟认为，“这段话里暗示着近代科学的发现和理学的有机自然主义相吻合更有甚于与欧洲唯灵主义相吻合”[]。李约瑟通过对具体史实材料的分析，说：“从这些材料里面，我们可以看出，即使他（指莱布尼茨———笔者注）本人的哲学体系并非来源于新儒学家，至少他从新儒学家的有机主义中得到不少宝贵的资料和论证。”[]

在李约瑟看来，朱熹理学作为一种有机主义的哲学，它很可能通过莱布尼茨传入西方，而成为西方有机主义形成的重要材料；这也表明马克思、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和怀特海的有机主义与朱熹理学有着密切的关系。为此，李约瑟说：“现代中国人如此热情地接受辩证唯物主义，有很多西方人觉得是不可思议的。他们想不明白，为什么这样一个古老的东方民族竟会如此毫不犹豫、满怀信心地接受一种初看起来完全是欧洲的思想体系。但是，在我想象中，中国的学者们自己却可能会这样说的，‘真是妙极了！这不就象我们自己的永恒哲学和现代科学的结合吗？它终于回到我们身边来了。’……中国的知识分子之所以更愿意接受辩证唯物主义，是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哲学思想正是他们自己所产生的。”[]

三．

李约瑟把朱熹理学说成是有机的自然主义，是现代有机自然主义的先导，并非仅仅是为了作一种哲学派别的界定，而且还是为了表明朱熹理学与自然科学的一致性，表明朱熹理学对于现代科学的意义。

朱熹深入研究过自然科学，且很有成就。胡道静先生称“朱熹是历史上一位有相当成就的自然科学家”[]。李约瑟对朱熹在自然科学方面的工作和成就也是肯定的。他说：“朱熹是一位深入观察各种自然现象的人。”[]并对朱熹在解释雪花何以呈六角形时将雪花与太阴玄精石的比较予以高度评价，称之“预示了后来播云技术的发展”[]。李约瑟还认为，“朱熹是第一个辨认出化石的人”[]，比西方早出400多年。

至于朱熹理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如前所述，李约瑟称朱熹理学“反映了近代科学的立足点”，“和近代科学上所用的某些概念并无不同”，并且还明确地指出：“理学的世界观和自然科学的观点极其一致，这一点是不可能有疑问的。……宋学本质上是科学性的。”[]

不仅如此，由于朱熹理学将自然界与社会伦理道德综合成更高层次的宇宙有机体，探讨自然之理的科学活动与体认道德之理的道德活动已成为一致，作为为学成人起点的格物致知也包括格自然之物在内，包括科学研究在内，因此，朱熹理学实际上已经把科学融入了自身于一体。

李约瑟将朱熹理学界定为有机自然主义，强调其与自然科学的一致性，更多的还是为了说明朱熹理学以及由此发展而来的现代有机主义对于现代科学发展的意义。李约瑟说：“早期‘近代’自然科学根据一个机械的宇宙的假设取得胜利是可能的———也许这对他们还是不可缺少的；但是知识的增长要求采纳一种其自然主义性质并不亚于原子唯物主义而却更为有机的哲学的时代即将来临。这就是达尔文、弗雷泽、巴斯德、弗洛伊德、施佩曼、普朗克和爱因斯坦的时代。当它到来时，人们发现一长串的哲学思想家已经为之准备好了道路———从怀特海上溯到恩格斯和黑格尔，又从黑格尔到莱布尼茨———那时候的灵感也许就完全不是欧洲的了。也许，最现代化的‘欧洲的’自然科学理论基础应该归功于庄周、周敦颐和朱熹等人的，要比世人至今所认识到的更多。”[]

诚然，现代科学进入了新的综合时代。当中国人热衷于西方科学传统时，西方人却从中国科学传统中发掘出能够适应现代科学发展需要的思想。当代著名科学家普里高津说：“我们已经走向一个新的综合，一个新的归纳，它将强调实验及定量表述的西方传统和以‘自发的自组织世界’这一观点为中心的中国传统结合起来。”[]李约瑟对朱熹科学思想的评析，揭示出其中所包含的，对于今天科学发展仍具有重要意义的有机自然主义，这为我们重新审视朱熹理学及其与自然科学的关系打开了一个新的视角。

注释：

[]李约瑟：《四海之内》，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61页。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北京：科学出版社、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511页。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第506～507页。

[]（宋）黎靖德：《朱子语类》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

[]《朱子语类》卷一。

[]（宋）朱熹：《孟子或问》卷三。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第513页。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第514页。

[]《朱子语类》卷一。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第510页。

[]（宋）朱熹：《太极图说解》。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第498页。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第525页。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第489页。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第485页。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第485～486页。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第2页。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第538页。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第535页。

[]李约瑟：《四海之内》，第67页。

[]李约瑟：《四海之内》，第63～67页。

[]胡道静：《朱子对沈括科学学说的钻研与发展》，载《朱熹与中国文化》，上海：学林出版社1989年版。

[]李约瑟：《雪花晶体的最早观察》，载《李约瑟文集》，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年版。

[]李约瑟：《雪花晶体的最早观察》，载《李约瑟文集》。

[]李约瑟：《中国对科学和技术的贡献》，载《李约瑟文集》。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第526～527页。

自然主义范文篇9

1.本态

在形态设计上，无印良品的自然并不是天然而成，而是道法自然的再创造。而自然主义反对矫揉造作的维多利亚风格，也反对当代工业化带来的过分简洁风格；既反对繁复曲线，也反对简单直线，在形式上强调植物藤蔓、动物骨骼等自然缓和的造型，强调摆脱传统设计思想的束缚，充分地运用自然曲线，走向自然，走向未来。无印良品的形态设计以“本态”为主，即设计中淡化一切装饰的意味，没有柔美精致的装饰线条，一切设计语言都趋向于事物本质，以最合适的形态展现产品本质，于简洁朴素之中包含着低调优雅，传递着东方智慧的含蓄节制、师法自然、无形无为。正如无印良品的创意总监原研哉所说：“我的设计概念是删除多余的东西，不需要多余的东西让设计变得烦琐。”

2.本色

在色彩定位上，自然主义设计多为纯正天然的色彩，如矿物质的颜色、天空与大海的颜色。无印良品设计色彩体系中也大量运用了自然界的色彩元素，充分利用材质本身的天然颜色、不经漂染的程序，制作出本色系列的“自然色系”。通过自然物母题的色彩提取，自然主义设计手法将质朴无华又富有变化的色彩涂抹到设计领域之画布上，产生绚烂多彩而又自然柔和的效果。无印良品还充分利用了马蒂斯“单纯性可作用于人的感情”这一理念，米色、白色、蓝色、褐色、灰色和黑色等单色大量应用，佐竹昭广在《古代日语的色名性格》所言，日本的色彩名称最早起源仅白、青、赤、黑四色。可见，大量的单色应用一方面与大和民族爱好清洁的习惯有关；另一方面，也是其色彩的自然观与传统审美观念的具体反映。

3.本质

在材料选择上，无印良品明确规定多种材料不得使用，如PVC、特氟龙等，这主要是为了环境保护和消费者健康。日本设计传统中历来有重视“素材”的传统，而自然主义设计中也更愿意应用自然材料如木材、石材、植物等，因为这种质地较粗，并有明显纹路、纯正肌理的自然物让人在人工环境中感知自然，体味人与自然的融合与共处。同时，在材料的加工上，也应充分根据材料的特性来进行，在艺术和设计中力求忠于材料的本身属性，呈现朴素的材质特征。在现今这个豪华、精致材质盛行的时代，无印良品设计以其特有的低调、素朴的材料质感表现出了自然主义真实且不加修饰、雕琢的自然之美。

4.本衣

在包装设计上，无印良品的很多日用品多采用统一、简单的打包方式出售，透明或半透明的塑料包装将商品的内容直接显现出来，包装的形可谓简约到极致。从包装结构来看，淡化日本传统包装设计中纤巧、别具匠心的折叠意识，减少包装结构的复杂性，使商品尽可能以直观的形式展现出来。甚至于在其产品的外包装上去掉了商标，去掉了不必要的装饰，去除了一切不必要的加工和颜色，简单纯粹到只剩下产品本身与其功能。不同于一般的国际品牌设计，除了店面招牌和包装纸袋上的必要标识之外，在很多商品上顾客是很难找到“MUJI”品牌标记的。

5.本意

在品牌推广上，MUJI有一个系列的广告创意为“whathappensnaturally”，其所指的便是与自然的融合，自然主义精髓在其中的渗透。它不追随所谓的流行，而是去还原事物的本质，无印良品的宣传活动基本上也是秉承了这一理念：以地平线的形式创造了一个巨大空间，但是在空间之中空无一物，没有巨大的标志，没有口号，没有商品；但这其中又似乎蕴含了所有。这幅画面虽然单纯，却能深刻地表现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也是无印良品自然主义设计观的最好体现。

二、“无印良品”与日本禅宗“自然主义”思想

自然主义范文篇10

李约瑟曾经说过：“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所以会共同接受********的思想，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因为新儒学家和辩证唯物主义在思想上是密切连系的。换句话说，新儒学家这一思想体系代表着中国哲学思想发展的最高峰，它本身是唯物主义的，但不是机械的唯物主义。实际上，它是对自然的一种有机的认识，一种综合层次的理论，一种有机的自然主义。”[]说朱熹理学是唯物主义，必须首先对朱熹理学中的“理”以及理气关系作出唯物主义的说明。朱熹的“理”有“所以然之故”与“所当然之则”两层含义。李约瑟讨论朱熹的理较多地是就其在自然界中的意义而言，为此，他把“理”解释为“宇宙的组织原理”[]。他反对把朱熹的“理”说成是主观精神性的东西，也反对把朱熹的“理”等同于亚里士多德的“形式”。他说：“躯体的形式是灵魂，但中国哲学的伟大传统并没有给灵魂留下席位。……理的特殊重要性恰恰在于，它本质上就不象灵魂，也没有生气。再者，亚里士多德的形式确实赋予事实以实体性，……但气却不是由理产生的，理不过是在逻辑上有着优先性而已。气不以任何方式依赖于理。形式是事物的‘本质’和‘原质’，但理本身却既不是实质的，也不是‘气’或‘质’的任何形式。……理在任何严格的意义上都不是形而上的（即不像柏拉图的‘理念’和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那样），而不如说是在自然界之内以各种层次标志着的看不见的组织场或组织力。纯粹的形式和纯粹的现实乃是上帝，但在理和气的世界中，根本就没有任何主宰。”[]这样，李约瑟实际上把朱熹的“理”看作是客观世界的秩序、模式和规律，而否认其中包含任何精神性的东西。

二．

三．

朱熹深入研究过自然科学，且很有成就。胡道静先生称“朱熹是历史上一位有相当成就的自然科学家”[]。李约瑟对朱熹在自然科学方面的工作和成就也是肯定的。

他说：“朱熹是一位深入观察各种自然现象的人。”[]并对朱熹在解释雪花何以呈六角形时将雪花与太阴玄精石的比较予以高度评价，称之“预示了后来播云技术的发展”[]。李约瑟还认为，“朱熹是第一个辨认出化石的人”[]，比西方早出400多年。

注释：

[]李约瑟：《四海之内》，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61页。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北京：科学出版社、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511页。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第506～507页。

[]（宋）黎靖德：《朱子语类》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

[]《朱子语类》卷一。

[]（宋）朱熹：《孟子或问》卷三。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第5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