奎因的自然主义研究论文

摘要：20世纪自然主义的演变历程是与科学实在论的复兴和发展密切相关的。在一过程中，奎因以语言的自然主义为基底，确立了他的自然主义的认识论趋向，并由此将自然主义的方法论渗透和扩张到一切哲学的谈论中去，通过对指称相对性的分析，促进了语言的自然主义与实在论的表征论之间的可相通性；消解了传统实在论，宣判了传统认识论的“死亡”，同时也引发了各种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论争。所以，分析和把握奎因的自然主义与科学实在论之间的关联，是研究科学实在论走向的一个重要方面。

关键词：自然主义科学实在论指称的相对性

W．奎因是20世纪西方少数几位博大精深的哲学家之一。特别是他关于语言的自然主义行为论、科学语义学、意向心理学、量词模态逻辑、科学哲学、伦理学及数学等方面深邃的观点和精辟的论述，均成为当代哲学发展所不可忽视的资源。因此，他被人们称之为“规范而又系统的哲学家”。［（1）］尽管他丰富而又复杂的理论并非总是清晰的，但他所有的论点之间都具有着微妙的内在联结，都在自然主义的总体趋向中获得了统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从科学哲学的视角看，奎因哲学的本质就在于，以语言的自然主义为基底，以弱化的实在论为桥梁，以重建自然主义的经验论为目标，最终实现其自然主义的认识论纲领。本文将从奎因的自然主义与科学实在论的关联上，去阐释奎因哲学的本质。

一、自然主义的出发点与实在论的复兴

维特根斯坦的批判哲学与奎因的自然主义的认识论是当代自然主义的两个主要形式。由于他们都把弗雷格的逻辑实在论作为分析的目标，使得他们把当代自然主义的论证集中于反对非自然主义的意义理论。人们认为，“20世纪哲学的语言转向，是部分自然主义者用语言学的论证去击败非自然主义的形而上学的一种新颖企图。”［（2）］一方面这种企图要在哲学、科学、历史和文化特征各个方面摈弃僵化的传统自然主义，强调当代自然主义生长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另一方面要在语言的自然主义的基础上，去发展自然主义的认识论，构建当代自然主义存在的灵活性和可接受性。

20世纪自然主义的演变历程表明，自然主义需要借助于一种语言学或语言理论的形式得以生存，而一种特定的语言学或语言理论又籍自然主义为其逻辑的出发点。这种结合既形成了自然主义生长和存在的基础，又是自然主义作为一种哲学倾向继续发展的根由。更进一步讲，自然主义也只有借助于一种语言形式（无论是自然语言、逻辑语言、数学语言或一门具体科学语言），才能渗透到一切科学领域中。而自然主义的哲学内涵，正是通过语言的形式，经由元理论的语义分析，再落入对象理论而不断层层深入，从而辐射于所有人类的知识之中。所以，奎因以自然主义的语言观出发去看待和褒贬各种哲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有其时代的某种必然性。

奎因在自然主义的语言观的基底上，重新审视了经验主义在过去两个世纪中的发展，提出了五个“转向”或“里程牌”的看法：第一，从思想向语词的转换；第二，语义焦点由术语向句子的转换；第三，语义焦点由句子向句子系统的转换；第四，对“分析—综合”二元论的放弃；第五，当代自然主义的再现，即对第一哲学先于自然科学的目的的放弃。［（3）］在这里，奎因一方面将他的自然主义理论看作是人类理智进步的峰巅；另一方面又承认自然主义哲学家是在已继承的世界理论中开始他的推论，并试图在这些理论系统之内去促进、澄清和理解这一系统。因而，尽管在奎因的哲学中存在着诸多复杂的因素，但“没有一个能比自然主义在奎因思想中起更大的作用。一句话，如果没有自然主义，奎因的哲学便一无所就。”（［1］，P·23）

那么，什么是奎因自然主义产生的直接根源呢？在奎因看来，有两个否定性的源泉：其一，是对根据现象甚或语境定义来一般地确定理论术语的绝望，因为术语的意义是不能超越文本的整体论观念而把握的；其二，是“死不悔改”（unregenerate）的实在论的存在，因为除了科学内在流动的不确定性之外，自然科学家“从未感受到任何疑惑。”所以，整体论和实在论是奎因坚持自然主义的原则基础。整体认识论在于反驳传统认识论（第一哲学）、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实在论则在于建构他的自然主义的科学主义。因此，可以说整体论和实在论为他的自然主义的认识论开拓了道路。

对于什么是自然主义，奎因曾以不同的视角给过极其多样的论述。但从最鲜明、最综合的意义上讲，他做了这样的说明：“我的立场是自然主义的，因为我并非把哲学看作是科学的某种先验预设或基础，而是当做科学的继续。我认为科学与哲学是在同一条船上，……我们只能当它在海上漂流时重建。不存在外在的优越，不存在第一哲学。”［（4）］不言而喻，在奎因的自然主义的概念中，包含着极其丰富的内涵及其与实在论的内在关联。这就在于：

1．给出了自然主义的认识论趋向。在奎因看来，历史地讲，自然主义并不是偶然的产物，它是自休谟以来整个西方经验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必然结果。当代自然主义不是别的，它是经验论的认识论的一个变种；而现实地讲，它是批判逻辑经验主义的直接产物，是对极端逻辑理性的修正和矫枉，是对经验论的自然化重建。这种自然化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彻底地抛弃“第一哲学”的圣殿，通过对经验主义“两上教条”的批判，揭示“分析—综合”的区分在认识论上是无意义的。这种自然化的重要趋向，就是要在坚持理论实体的实在性的基础上，把科学看作是被发明的，而不是被发现的；把科学认识的主体看作是真理的创造者，而不是真理的挖掘者；而且，在真理的殿堂上，“没有比科学所提供或探索的真理更高的真理。”［（5）］恰是在这一点上，他建立了与科学实在论的同盟。

2．表明了自然主义语义分析的原则。心理学和语义学上的自然主义就是行为主义，而行为主义的语义分析恰是奎因自然主义的必要组成部分。由于自然主义要把哲学看作是训练自身的自然科学，并且允许自由地使用科学的发现。因而，只有在这种科学的哲学之内，实在才能获得确认和描述。这也就从本质上限定了对理论实体进行行为主义语义分析的领域以及语义分析的基底层面。在这一点上，奎因事实上坚持了这样几个原则：第一，尽管属性类别的个体化依赖于属性的个体化而不是属性集本身，但是，“没有同一性就没有实体。”（［3］，P·102）作为谓词和集合的实在论者，他承认了语义分析的实在的整体性。第二，在行为主义的层面上，把心理分析与语义分析看作是一致的和统一的；采取本体论的还原方式，“探求一种与直觉一致的客观标准”，并认为这是适当的、具有特色的哲学探索。（［3］，P·175）第三，自然主义的语义分析隐含着从外在世界到神经末梢，从神经兴奋到语句，从句子到句子的所有过程和环节。因此，观察语句并不仅仅是关于经验的，而是关于感官接受刺激的直接条件要求的自然化。

3．隐含了自然主义的方法论途径。奎因既然把科学真理看作是对实体的探索，同时也就把科学看作是可错的和可修正的。然而，这种可错性或可修正性，并不需要向超科学的法庭负责，也不需要任何超“观察”或“假设—演绎”方法之外的确证。可见，奎因的自然主义始终隐含了可谬论的方法论途径，自然主义与可谬论是兼容并存的。这是要在自然主义的立场上，撕掉永恒不变的哲学教条的神圣面纱，打碎预设真理的僵化框架，消除对循环论证的担忧，从而承认科学真理的实在性和可进步性。正是在这样一种方法论的意义上，奎因宣称“可谬论是一个口号，而不是相对主义。”（［5］，P·523）奎因的这一原则在科学哲学摆脱实证主义的统治、扫清科学实在论复兴障碍的过程中，对科学实在论有着某种无可怀疑的“解放”作用。

4．做出了自然主义的本体论承诺。在奎因看来，感觉经验是具体的和相对的，它不能作为一个自主的领域首尾一贯。因此，人们只能在本体论意义上假定物理对象的存在，才能从整体上获得进行系统处理的材料。这种本体论承诺的重要性在于：其一，本体论的承诺是为了更系统、更方便地处理个别的、孤立的感觉材料，使得那些在不同时空和条件下获得的信息，有一个整合的基底。其二，本体论承诺的标准是一致的和唯一的，而不是双重的。不能把本体论的承诺与经验的处置、本体论的承诺与理论的假设割裂开来，所以，“没有同一性就没有实体”的口号，是奎因判定本体论承诺合理性的一个基本标准。其三，本体论的承诺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倘若一个理论在本体论上承诺了其基本陈述语句中变元范围所包含的各种实体，那么它所承担的实体范围必定取决于表述该理论的方式。在这里，变元的置换与实体对象的确定、感觉材料的处理、经验陈述的交流等等密切相关。所以，变元的可置换性与变元值域的确定性的统一，正是自然主义本体论承诺的要义，也就是奎因“存在就是作为变相的值”这一论述的本质。其四，本体论的承诺高于经验，但又存在于经验的效用之中，成为经验有效性的一个结构要素。这恰是奎因把本体论的承诺作为一种手段来使用的出发点、目的和归宿；也是他的理论在某种程度上优于传统经验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的特征。他就是要通过本体论承诺这一手段的展开，去保证经验分析的可能性，去实现经验意义的存在性。也正是基于这一点，奎因最终显露了他的自然主义所包含的本体论承诺的哲学动机，使人们看出了奎因的自然主义倾向“将本体论突出出来，然后又抹杀了它的重要性”的本质。［（6）］

无论如何，在20世纪西方哲学的发展中，奎因的自然主义既为科学实在论的复兴扫除了逻辑经验主义的障碍，并成为它的同盟军；同时，又是某些“弱”实在论形式（如内在实在论）的先行者，并成为它们的先导。所以，奎因的自然主义与科学实在论的发展，既存在着相互的冲突和矛盾，又存在着特定形式的相互联结和渗透。这种内在的关联，具有着自然而又必然的历史性，决不是任何简单的断言或立场的划分所能说明的。

二、语言的自然主义与实在论的表征论

如何看待语言的本质意义及其在人类知识结构中的地位，是奎因哲学得以确立的基点。他正是立足于语言的自然主义立场，才能将自己的自然主义的趋向渗透和扩张到一切哲学的谈论中去，从而形成他自己的特色。从这一目的出发，奎因试图通过解释或分析形式语言术语中的复杂语句和句法的途径，解决“语言的困惑”，特别是指称的不确定性问题，从而最终把指称的认识论特征看作是自然科学的一部分，而不是内省沉思的先验产物。

在奎因看来，存在着“designation”和“denotation”两种指称，但每一种都不可误作意义”。因为：（1）指称不是意义，意义大于指称；（2）同一指称不可能具有不同意义；（3）同一意义可以有多种指称。意义是表征的意义，但表征的概念决不能预设意义的概念；应当从语言存在或使用的自然性上，而不是预设性上，去承认意义存在的具体性。所以，意义是相同语句的集合的产物，它与所有语句的语义等价性是一致的；而语句的等价关系又是认识上的等价，即在认识上是同义的。“定义一个词的认识意义，即确定它的认识同义性的集合”。（［3］，P·52）这样奎因就从“认识的自然性→认识的同义性→认识的意义→句子的意义→表征的意义→意义”的逻辑上，自然主义地导出了意义的“意义”。当由这种自然主义的逻辑展开去看待语言的意义时，指称的（或本体论的）相对性至少表现于如下三个层次：

第一，超越用别一理论来解释或重解某一特定理论，而直接去言说该理论的对象是什么，这是无意义的。换句话说，绝对地指明一个理论的对象是什么是无意义的。譬如，倘若我们提出和回答：“什么是F？”：“F是G”。什么是“gavagai？”：“gavagai是兔子”。那么，这个回答只给出了相对的意义，即与对G的“不可批判地”接受相关的意义。

第二，在把Fs的谈论翻译成关于Gs的谈论中，或者在把关于对象理论的谈论翻译成关于背景理论的谈论中，是对相互竞争的翻译手册的选择。在奎因的激进的翻译语境中，在相互竞争的分析假设的集合中，必须做出选择。而这种选择，仅仅与分析假设的某些集合相关。

第三，当我们在可代换的和指称的（或客观的）量化之间作出区分时，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一方面，在一个具有无限名称并且该理论术语具有处理符号和证明方式的理论中，表明该理论的量化是指称的（或客观的）而不是代换式的，这是可能的。比如，在一个特定的开句中，任何时间一个名称均可由一个变项来置换，该语句为真；但同时，又可证明这一开句的全称量化是错的，就可表明该理论的论域包含了某些无名称的对象（客体）。另一方面，在这样一个理论中，不存在开句也是可能的。因为在任何时候，在一个开句中置换一个名称的任一结果及某些全称量化均可被证明。在这种情况下，既可将这一理论论域构造成无名称对象的，又可仍然保持该理论的论域包含着无名称对象。但是，这就出现了无名对象与有名对象的“不可分割性”，而“在这个理论的符号中，可以表示的所有无名对象的特性都可与有名对象所共享”。（［1］，P·133）比如，包含所有实数的理论就是如此。这就会得出一个相对性的结论：在代换和指称量化之间作出绝对的区分是不可能的。

在指称的相对性问题上，奎因的自然主义的认识趋向，就体现在指称的相对性原则预设了一个不可批判的、已接受的背景语言。在这个背景语言中，指称是“语词－世界”的关联。如果没有这一自然的背景语言，就无法解释指称的不可说明性和本体论的相对性，认识论（甚至语言本身）就会是不可能的了。指称的相对性正是奎因的自然主义在语言分析中的一种具体的、细致的推广，是其自然主义认识论趋向的拓展。也正是通过对指称的“不确定性”的确定，奎因洞察了句子的“语义第一性”（semanticprimacy），并声称他“扩张了关于客体的原则，因为把所有的客体都看作是理论实体。”（［3］，P·20）

然而，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的是，尽管奎因的语言的自然主义通过指称相对性的分析给出了集中的体现，但它却与以下几个方面具有着整体的一致性，这是决不能忽视的。

首先，语言的行为分析和指称的意向分析是奎因自然主义的基础。奎因对指称不确定性的怀疑，是对从弗雷格、罗素再到塔斯基的抽象“语词－事物”传统观念的背离，也是对日常语言哲学使用理论的超越。他只是承认，语言作为一个自然的整体是一种经验的现象；同时，也应作为在特定社会中人类语言行为的一种特征来加以理解。所以，语言哲学有两个部分，即语言的逻辑分析和语言的行为心理分析。从这种统一的视角看，指称既可是一个“表征术语”，又可是一个“意向术语”；而且，即使指称是作为一个“意向术语”，它也是一个“语义谓词”。奎因对语言的逻辑分析，是奠定在对语言的行为心理分析之上的，前者依赖于在后者基础上所给出的意义和指称原则。这样一来，语言的指称及其意义的研究，就必然随着语言和心理学的发展而发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语言的行为分析和指称的意向分析成为建构自然主义的基础。”［（7）］

不言而喻，当奎因指出“从感觉刺激到客观指称的发展，将被看作是伴随着从简单的场合语句到刺激事件的直接条件而开始的”时，他已在感觉经验的范围内给定了语言行为分析的界限，给定了意向心理分析的范围，以及给定了实在论意义的边界。（［3］，P·3）在这里，具有特定心理意向的语言行为，即特定语词的表达，已成为意义的最初显示物。奎因的这种自然主义的行为分析和心理意向分析的基础论点，不仅深刻地影响了克里普克和普特南的因果实在论的确立，而且具有着某种殊路同归的意义。正象普特南说的那样：“奎因建立了我的这一论证：整个句子的真值条件不足以决定指称。”［（8）］“没有任何一种确定句子真值的观点能够确定指称，即使它在任一可能世界中都阐明了句子的真值。”（［8］，P·41）因为，真值条件与指称之间的关联尽管是确定的、必要的，但不是充分的；还需具有语境的、相对的、行为的和心理意向的因素特征。克里普克和普特南正是在奎因自然主义的基础上，修正并推进了科学实在论的意义理论的发展。

其次，“意义的后验性”观念是奎因自然主义与实在论相通的融合点。一般地讲，构造科学实在论论证的一个重要概念就是“映射性”，所以，由科学实在论者们所给出的方法论思考，被看作是“映射判断”。而映射判断的成功将由某种特定的假设来证明，即它所依赖的背景理论在最大限度上对于不可观察（或可观察）实体来说是真的。这样一来，就必然地导出“映射判断”是“经验科学的事情”，至少“认识论的某些部分是经验科学的继续，”而这恰是奎因在其著名的“自然种类”一文中所要揭示的自然主义的本质内容。［（9）］奎因说明了映射理论与科学术语的定义理论之间的重要关联，这就在于“一个科学术语的正确定义是一个后验的理论问题，而不是语言约定或规定的问题。在科学的意义上讲，相当多的种类（物理量值、关联等等）都是参照于（有时是不可观察的）世界的因果结构而给出定义的。”（［9］，P·15）特别是我们可以把不再需要不可还原的相似和种类概念，看作是一个科学分支成熟的非常特殊的标志。这就在自然主义的倾向上，把科学术语的发明、使用及其可还原的指称关联之间的映射性，做了一种特殊的经验实在论的说明。可见，科学实在论通过映射性的原则所隐含的自然主义的特征，构建了与奎因自然主义相通的桥梁；反之，奎因的意义后验性的主张所包含的经验实在论的立场，又强化了分析的因果性和整体性，显示了实在论的自然主义倾向。这从一个侧面体现了自然主义的实在论与实在论的自然主义之间的一致性和可融合性。

再次，语用的经验性是奎因自然主义的一个强特征。奎因自然主义的一个本质要求，就是要在经验的意义上使用指称概念去消除语义的柏拉图主义和语义的唯名论之间的区别，反对将语义学与语用学分离开来。在语义学领域中，一方面倾向于汲取数学和分析形态的洞察与方法，另一方面又关注在心理学、语言学、人工智能和神经学中的相关发展；既扩张研究的广阔视角，又将理性的“冒险”与非理性的“实用”结合起来，形成一种张力并在这种张力中存在，这正是奎因自然主义语用观的本质。在这一点上，语言的使用是一个自然的语用问题，而不是任何先验的分析问题。所以，奎因曾指出：“当我把对一个句子的理解定义为对它的真理条件的认识时，我并非提供了一个决定性的定义，我的‘认识’一词正像‘理解’一词本身一样是一个贫乏的依赖点。”［（10）］在这里，奎因没有一般地否认对真理条件性的认识，而是把这种认识看作是一个自然的、后验的语用过程；只是从先验的非语用的分析上讲，它必然是“贫乏的”。事实上，自然主义的语用观构成了奎因的本体论和认识论的“执法官”，除了可还原的物理实体和抽象的集合之外，它排除了伴随日常语言和科学生长的任何假的和多余的客体。所以，奎因的自然主义的语用观不在于仅仅给出一种有理由的语言实践，而在于由经验的自然性走向理性的消解和批判。

最后，奎因的“弱”物理主义与他的自然主义是等价的。在奎因看来，与语义学相关的物理事实表明了它们自身所具有的语言倾向；反过来说，具有任何语言倾向的语言行为都是一种确定的物理事实，这是奎因的特殊的“弱”物理主义的形式。只要语言是一种自然的社会艺术，人们就只能在公众承认的环境中，唯一地根据其他人明显的行为事实作为物理证据去获得它，因而行为事实起到了语义事实的功用。所以，与语义解释或语言翻译相关的事实是行为事实，超越行为（物理）事实的任何意义或指称的还原都是不确定的。奎因的物理主义就在于，它并不把行为事实仅仅看作是先验的或认识论的问题，甚至不是单纯的证据问题，而是一个“本体的、实在的问题”。因为，当我们指出两个翻译手册是相等的时，即意味着不存在哪个手册是正确的事实问题，而只是在于“它们在物理意义上是等价的。”（［1］，P·112）在这一点上，自然主义与物理主义的等价性，推进了奎因的语言的自然主义与实在论的表征论之间的某种可相通性。

三、重建自然主义的经验论与消解传统实在论

重建自然主义的经验论并由此去消解传统对应实在论的基底，从而实现自然主义认识论的纲领，是奎因自然主义的目标和归宿。这一目标和归宿已内在地蕴含于奎因自然主义的出发点及其自然主义的语言观之中，并是它们逻辑空间的延展和体现。

1．从自然主义经验论的前提看，奎因对传统认识论的批判，主要地集中于笛卡尔的理性实在论和洛克的经验实在论的消解之上。而且，他对存在先验真理的理性主义的批判与对存在分析真理的经验主义的批判是一致的。在他看来，一方面，那些具有先验特权的真理及其标准，从自明的原则到自明的步骤，都是一种纯粹的逻辑循环，必须予以消解。另一方面，传统经验主义主张感觉经验展现了特定后验的、综合的、归纳的真理和标准，并由此试图演绎出所有自然的真理，则是一种“激进的”经验论。事实上，在这样一种感觉经验的基础上，自然的真理既不能被演绎，又不能被理性地构造，不存在经验论者所想象的分析真理。所以，奎因是要在哲学存在于自然科学本身中的科学主义的立场上，去建构一种新的自然主义的经验论。这正如前文提到的，只有在语言的自然主义的基础上，哲学才能成为科学的一部分或它的延伸，奎因的自然主义的经验论才能实现。这就是为什么奎因的自然主义的经验论，要以自然主义的语言观为基础的根本原因。

2．从认识论与本体论的关系来看，奎因认为本体论涉及的是“真理”问题，而认识论涉及的是“方法和证据”问题，由于证据是“感觉的证据”，因而认识论就是经验论。所以，经验论不是关于真理的理论，而是关于证据的理论；经验论的目的不在于告诉我们“存在着什么”，而仅仅在于表明存在着“存在着什么”的证据。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奎因提出了“经验论是关于本体论的认识论”的见解。（［1］，P·45）本体论与认识论的这种关联，是一种相互制约性的关系。这种相互制约性就在于，认识论（经验论）是作为经验心理学的一部分包含于本体论（自然科学）之中；同时，正是认识论（经验论）提供了对本体论（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和证据（包括经验心理学本身）的说明。

奎因的这种认识论包含于本体论中的观点，有三个基本理由：（1）认识论假定了外在世界的存在；（2）认识论的两个基本原则（A．科学的证据是感觉的证据；B．语词意义的所有填充必须完全依赖于证据）是本体论的蕴含；（3）认识论与世界、感觉报告的接触点是物理实体，即属于物理本体论的客体。而所有这些方面又都必须在本体论性中获得它们的方法论的证明。所以，“认识论在自然科学中，自然科学在认识论中”的名言，正是奎因自然主义经验论的高度“缩写”。（［1］，P·48）在这里，我们必须注意的是：第一，奎因的自然主义经验论所要排斥的是对应实在论的抽象性和简单性，而不是一般的实在论的本体论；恰恰相反，正是实在论的本体论构成了经验论的前提；第二，自然主义经验论的功能在于为与其相关的本体论提供证明，而不是否证；第三，自然主义经验论的目的是要给出“科学是对实在论的测量”这一结论，并从这一视角去调和工具论与实在论的矛盾，以消解传统的对立；第四，归根到底，奎因的自然主义是经验论的认识论与实在论的本体论的统一，因为正是“自然化的认识论要求了经验论的客观化。”（［1］，P·54）

3．从经验论的范围看，奎因的自然主义的经验论并不是毫无边界地任意的，它事实上存在着本体论性的约束。这种约束的必要性在于，尽管观察陈述联结了语言与世界，但作为经验体现的观察报告不具有独立于理论的纯经验的性质。在这一点上，它与逻辑经验主义的不同是，观察语句在语言的行为主义特征的基础上，显示了意义的整体性，因为真理和意义从属于整个理论及这些语句。奎因不同于卡尔纳普，他不是一个反形而上学家。但是，他从三个本体论的原则出发给出了自然主义经验论的总体限制：（1）不允许接纳不可说明的实体，除非它们能够用日常科学术语被解释；（2）保留“奥卡姆的剃刀”，不引入不需要的实体；（3）通过保持对所使用的名词、代词和量词意义的可还原性，确定在理论化中所表征的实体。（［7］，PP·132—133）正是在这样一种本体论的限制中，奎因才能从行为主义的视角根据证据去构建理论的心理学分析。他明确地指出：“任何实在论的证据理论运用于语句时，必须是与刺激反应心理学不可分割的。”［（11）］这种整体论的要求表明，对于任何一个观察语句来说，“刺激意义”（stimulusmeaning）提供了使它从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的基础，即自然化的行为主义意义上的“客观实在”基础。任何以方法论原则为翻译所提供的“分析假设”，其难题正在于缺乏这种实在基础。因此，那些方法论的原则也就不能决定真正的“事实”。这样一来，语义内容进而命题态度的内容的不确定性的存在，就是一种真正的本体论的不确定性。奎因的自然主义的途径，就是要在对于语句的心理分析过程中，在具有本体论性的“刺激意义”与具有不确定性的语义内容之间的关联中，找到一条与客观实在联结的认识论途径。可见，奎因不是要在外在的意义上去探索理性分析的一致性，也不是要在内在的意义上去探索心理分析的客观性，而是选择了行为主义的途径，从而使认识论的自然化成为一种内在的经验论的本质。也就是说，奎因要在自然主义的框架内，使科学语言、科学心理、科学认识及科学本体都在行为经验的基础上获得内在化的统一。

4．从方法论的意义上看，奎因内在化的自然主义经验论是一种“启发式”的经验论。这种启发式的意义就在于：第一，否定了每一个有意义的陈述都等值于某种以指称直接经验的名词为基础的逻辑构造，把那些分析哲学家们从自我设置的形式限制中解放出来，而转向心理的、社会行为的和自然实在的分析。特别是通过对经验论的重建，为科学价值观念的起源和本质提供了一种后实证主义的自然主义的说明。第二，经验的决定是不充分的，不同的经验在再评价问题上存在着极大的“选择自由”。因为，“科学是一个力场，它的边界条件就是经验。在场的周围同经验的冲突引起内部的再调整，要给我们的某些陈述重新分配真值”。［（12）］所以，没有任何陈述是免受修正的，即任何陈述都是可谬的，区别仅仅在于不同的陈述具有不同程度和范围的经验意义。第三，不能脱离开特定的科学理论去谈论本体论，这是自然主义经验论的整体性要求。所以，在自然主义的尺度上，奎因“只讲物理条件而不讲经验标准”。（［3］，P·23）这也就是说，语义的思考不是要从本体论性上去断言实在，而是在于分析的方法和说明的证据；语义的思考不属于本体论，而是属于本体论的方法论，因而属于认识论。这是对于传统意义观的消解，是对指称问题进行自然主义思考的必然结果。所以，一个好的科学理论就是要处于两种对立的力的张力之中，即一个是朝向（经验）证据的力，一个是朝向（整体）系统的力。第四，在自然主义的经验论之中所蕴含着的本体论的承诺，不是关于事实的问题，而是关于为科学选择一种方便的语言形式，一种方便的概念体系或结构的问题。这二者之间不具有双重的标准，它们统一的标准只在于经验的适用性或实用性，本体论的承诺最终是为了使“经验的规律更简化和更易于处理。”（［12］，P·33）在这里，本体论的承诺和扩张展现为一种自然主义经验论的手段而不是目的。然而，我们必须看到的是，奎因自然主义经验论的启发性既具有着对科学实在论复兴的解放的意义，又具有着对传统对应实在论的消解作用，它构成了后现代科学实在论生长的催化剂。

四、结束语

奎因的自然主义作为一种科学的哲学的一元论，尽管在摧毁逻辑经验主义的经济、从而促进哲学转向的过程中有着它不可磨灭的历史地位，但是它作为宣判传统认识论已经“死亡”了的自然主义认识论纲领所具有的缺陷，却遭到了来自各个方面的批评。这些批评主要地表现在：首先，奎因在行为主义的基础上，从方法论的视角否认了对于指称和概念体系的语义学研究的意义是过份地绝对化了。因为在一个给定的理论的座标系统中去研究这些问题，完全是可行的。事实上奎因自己也并未真正地抛弃语义分析的方法，只不过改变了意义分析的基点而已。其次，奎因关于科学的对象理论决定了本体论约定的见解太简单化了。在奎因看来，接受一个理论就是承认它所定量化的客观对象的存在。然而，在对象理论中什么被定量化，这不仅仅依赖于它们所解释的现象，而且依赖运用于解释中的科学概念的本质，甚至这些条件还反过来依赖于某种哲学的背景理论。科学家在对论题本质的选择中，他们的哲学背景将“污染”本体论的确定。所以，纯粹自然化的自然的本体论是不存在的，这一点削弱了自然主义本体论的基础。再次，奎因的自然主义不可能清晰地在自然实体和理论实体的概念之间以及一般的科学方法论和实践的科学方法论之间作出合理的区分。因为，当把哲学理论的主张转化为特定科学理论所限制的“元理论”时，便在自然和理论、一般和具体、原则和阐释、证明和评价之间造成评判标准的模糊化，并会在一个自我封闭的怪圈中进行逻辑循环，从而却失去它们应有的可靠性。这正象凯茨对自然主义缺陷所做的总结那样：“当哲学思考导致了把自然主义的概念强加于一个特定领域的理论时，自然主义的谬误就出现了。因为产生了这样一个结果，即包含了那些概念的最好理论与该域中最好的科学理论发生了冲突。”（［2］，P·254）但是，无论奎因的自然主义存在着多少难题，这都不减弱它的自然主义认识论与科学实在论之间的关联及对它的影响。总而言之，奎因的自然主义的认识论自身需要证实，但不幸或幸运的恰是在他的哲学中不存在这种证实的余地。这正是奎因哲学自然主义的微妙之处，又是它的悲剧性的特征所在。

参考文献

（1）RogerF.Gilbson,Jr.,EnlightenedEmpiricism——AnExaminationofW.V.Quine''''sTheoryofKnowledge,UniversityofSouthFloridaPress,1988,P17.

（2）JerroldJ.Katz,TheMetaphysicsofMeaning,ABradfordBook,TheMITPress,Cambridge,1990,P235.

（3）W.V.Quine,TheoriesandThings,HarvardUniversityPress,Cambridge,Massachusetts,1981,P67.

（4）W.V.Quine,OontologicalRelativityandOtherEssays,NewYork,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69,P126—127.

（5）W.V.奎因：《实用主义在经验主义中的地位》，见陈启伟主编《现代西方哲学论著选读》，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523页。

（6）艾耶尔：《二十世纪哲学》，李步楼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287页。

（7）R.J.Nelson,NamingandReference——ThelinkofwordtoObject,London,Routledge,1992,P123.

（8）H.普特南：《理性、真理与历史》，辽宁教育出版社，李幼燕译，1988年版，第44页。

（9）W.V.Quine,NaturalKinds,inPhilosophyofScience,Ed.byR.Boyd,P.GasperandJ.Tront,TheMITPress,1991,P15.

（10）W.V.Quine,MindandVerbalDisposition,inMindandLanguage,Ed.byS.Guffenplan,Oxford,1975,P88.

（11）A.ShimonyandD.Nails,NaturalisticEpistemology,D.ReidelPublishingCompany,Boston,1987,P260.

（12）涂纪亮编：《当代美国哲学论著选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