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主义流派范文10篇

自然主义流派范文篇1

【关键词】自然主义/认识论

【正文】

自然主义（naturalism）是一个意义模糊的概念，它贯穿于欧洲哲学发展的全过程。纵观西方哲学史，我们可以把自然主义的发展分为四个时期：古希腊萌芽时期；十七——十九世纪的自然主义；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在美国兴起的自然主义以及当代西方（特别是美国）科学哲学中的自然主义。本文拟就当代的自然主义进行考查。

一、科学派的自然主义

在后现代哲学文化的大背景中，在心理主义的复归和计算科学与认知科学的迅速发展的前提下，特别是在科学实在论和反实在论的悬而未决的争论之后，自然主义的科学哲学思潮出现了。这一思潮的首倡者是奎因（W.V.O.Quine）。

1.奎因的自然化认识论

在科学哲学中最早明确倡导自然主义的哲学家当推奎因。奎因提出自然化认识论的动机是对传统认识论的不满。我们知道，所谓传统的认识论主要是指经验论的认识论和唯理论的认识论。在奎因看来，传统的经验论有两个教条：一是所谓的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的区分问题；按照奎因的观点，如果全部科学（包括数字、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是一个紧密联系的整体，它们只是沿着边缘与经验相接触，那么分析——综合命题便没有了明显的界限，因此，认识论问题便是自然科学的一部分了。这是奎因自然化认识论的起点。二是所谓的还原论教条。奎因认为，休谟欲将关于世界的知识还原为感觉印象是不成功的，因为关于存在的全称陈述以及关于将来事件的陈述是不能用感觉印象来确定的。因此后来人们转向用语境定义（contextualdefinition）和集合论来使知识还原。如罗素的《我们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卡尔纳普的《世界的逻辑构造》等都企图将普遍科学语言翻译成逻辑的语言，然而这些努力都失败了，因为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告诉我们，即使有自洽的公理，也不能涵盖整个逻辑系统。因此，传统的经验论走入了误区。

对传统的唯理论的挑战则更为严重。唯理论者追求一种内在完备的理性的逻辑建构，以作为知识的基础，然而这一基础动摇了。因为，人们已认识到，用以建构的那种元逻辑和元标准根本找不到，前提性知识无法建构。另外，上面所提到的哥德尔定理更清楚地表明了这种逻辑建构的内在缺陷。所以不可能为科学知识建构一个可靠的逻辑基础。[1]

由以上分析可知，奎因的自然主义的一个来源是整体论（holism）；另一个来源是非再生的实在论（unregeneraterealism），这种实在论所表现的是“除了科学内部可以商量的、不确定的事物之外，毫无惶惑之感的自然科学家的坚定状态”[2]。这种非再生的实在论的目的是建立科学主义（scientism），而整体论提出的目的则是放弃第一哲学，即传统的认识论。这两者的结合使奎因认为应该放弃合理重构，从而诉诸于心理学，把认识论看作是对认识的实际进行过程的记录，因此认识论者成了科学地探究人类知识获取的经验心理学家，“认识论的地位仅仅降低为心理学（因此，是自然科学）的一部分”。（［1］，p.74）

可见，奎因的自然化认识论认为，传统的认识论虽然受到挑战，但在新的澄清的意义上认识论还存在，不过此时它已经是自然科学（特别是心理学）的一部分了。它和传统认识论的一个明显区别便是我们可以自由地运用经验心理学。这实质上就是把科学认识论降级到自然科学内部，从而取消了认识论的独立性地位，代之以心理学等自然科学，因此我们称以他为代表的一派观点为科学派的自然主义。奎因的观点可参见陈波的文章（《自然辩证法通讯》），1995.4.）。在八十年代科学实在论和反实在论争论不休之时，奎因的自然化认识论思想引发了不同的自然主义流派，引起了广泛的讨论。

2.R.N.吉尔的工具化认识论

吉尔提出工具化认识论的原因有三个。一是传统的方法论基础主义失败了。例如，莱欣巴赫不是在逻辑中而是在实际行为规则中寻找方法论基础，哈金（Hacking）论证说，这些规则序列是随机的，从而也就不知道其是否合理。而卡尔纳普则在方法论上采取归纳逻辑的计划，他的观点也受到严厉的批判。继卡尔纳普等人之后，拉卡托斯和劳丹提出了元方法论。吉尔认为元方法论不能为反对相对主义提供有力的辩护，因为劳丹的策略实际上是直觉主义的元方法论，它是以判断关于科学合理性的前直觉知识的合理性为起点的，因此本质上讲这是一种解明策略而不是辩护，合理性问题因而被抹杀了。可见，元方法论也困难重重。波普尔将其方法论建立在否定后件推理的简单规则之上，而拉卡托斯（I.Lakatos）已经证明，若遵循波普尔的规则，会将一切理论证伪。如果假定应排斥被证伪的理论，那么一切理论都应被排斥，显然这是不可能的。综上吉尔认为，想从事寻找基础的工作是不可行的，应该放弃方法论基础主义而选择自然主义。“对任何科学来讲，都不存在哲学的基础，也不存在探讨科学的理论深度的哲学方法，存在的仅是科学方法本身”。[3]

第二个原因是虽然库恩、汉森、奎因和坎贝尔（Campbell.D.T）等人使心理学、经济学以及计算科学成为自然化认识论的基础，但是在吉尔看来，这些学科尚不足以完成这项任务。第三个原因是从六十年代起，认知科学开始出现并且对哲学的内容和方法，以及语言哲学、心理哲学和认识论产生了影响，进而也开始影响到科学哲学。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许多科学哲学家开始把认知科学作为对科学（作为一种认知活动）所做的哲学研究的一种手段。吉尔正是其中的一位。为把这种研究手段推向深入，1988年以后，他又把认知科学分为三束：①人工智能，②认知心理学，③认知神经科学。其中每一束都为科学哲学的中心研究课题提供了模型。这样，吉尔自认为已经完成了把科学哲学建立在认知科学基础之上的任务。这也正是他的工具化认识论（即自然化科学哲学）的核心所在。即“理论是通过一种包括个体判断和社会关联两者的自然过程而被接受（或放弃）的，并不涉及什么理论选择的合理性原则”。（［3］，p.7）自然主义的科学哲学不需要定义合理性，因为“理论选择的方式是‘自下而上的’，它从真正的行为者在其实际科学生活所面临的种种选择开始”，[4]“对我来说，存在的唯一一种合理性便是为达到已知目的而去运用经验确认策略的工具”。[5]可见，吉尔把合理性看作是工具性的，因而也就无需对其进行定义。因而我们称他的观点为工具的认识论。

伊弗朗（N.J.Efron）和费池（M.Fisch）从合理性的角度出发批评吉尔。他们认为，吉尔的解释是不充分的，因为它忽视了合理性问题。吉尔在判断模型的相对优势时过分强调其自然的模型技巧，过分强调自然的直观推理（uaturalheuristics），而对刻画科学活动的模型、发现错误以及模型化的系统尝试等的反省却不够重视。因此，“科学和其它人文学科的这一方面——即创造性的、思辨性的、反应性，简言之即说明的合理性方面——在吉尔的研究中完全被忽视了。”这样看来，吉尔对科学的说明像其它自然主义者的观点一样，确切地讲排除了关于科学的很重要的且最需要解释的方面。他们认为，正是由于吉尔放弃了合理性，才使他的理论的解释性价值受到了严重的限制。由于合理性对科学的探究来说是基本的，因此“吉尔的众多洞察和深刻的分析的结合并没有象他所说的那样能真正地解释科学”。[6]我们可以把他们的观点总结如下：一方面，科学不单单是纯形式的模型建构过程，它还有非逻辑的因素，后者恰被吉尔忽视了；另一方面，吉尔应该为自己的自然主义的合理性进行辩护，然而他却放弃合理性，从而也就无法为自己辩护。

总之，吉尔的工具的认识论本质上与奎因的观点一样都诉诸科学以解决认识论问题。他们或者把认识论看作心理学的一个部分，或用认知科学研究认识论。二者都使认识论问题“实证”化了，因而在某种意义上取消了认识论问题。不过，与奎因相比，吉尔更加注重工具的合理性，从而上承分析哲学的方法论余绪，而更靠拢美国新实用主义的哲学精神。他以工具为出发点，试图使自然主义有解决描述和解释两方面的认识论问题的能力。但是吉尔忽视了科学认识的文化学方面，这一点伊弗朗是对的。也正是由于这一原因，从库恩、汉森以来，对科学认识的社会研究（即科学的社会认识论）才开始受到人们的重视，而科学的非逻辑方面也得到了相当深入的研究。从这一点上说，吉尔在自然主义诸流派代表人物中，受传统分析哲学的影响似乎较深，而同人文主义和价值论最为疏远。

3.撒加德、丘奇兰德、西蒙等人的计算化认识论

如果说奎因、吉尔等人的自然化科学哲学的观点仍然有相当浓厚的抽象理论特色的话，那么，撒加德的思想则试图实际地把认识论实证化。在《计算的科学哲学》一书前言中他具体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本书用一种解题和归纳的计算机程序来解释计算的观念同关于科学理论的发现、评价以及应用等的关联”。[7]可见，撒加德试图在计算机的框架内解释科学中的一系列问题，其观点如下：

a.理论是在计算机系统中的复杂资料结构；它们存在于由规则、概念以及解题所构成的高度组织的集合之中；

b.解释和解题是由规则、概念以及解答等作为中介的计算机程序；

c.理论的发现和评价是在解释和解题的语境（context）中引出的子程序；

d.理论概念是有意义的，因为它产生于发现程序，并且与其它概念有关联；

e.在科学探索过程中，理论活动和实验活动都是基本的，二者不可偏颇；

f.科学应如何研究，关于科学如何运行的描述性研究可以作出根本性的贡献。（p.189）

撒加德认为这个科学理论性质的计算性说明是较全面的。他对PI系统充满信心，认为它能解决认识论的许多问题（如规范和描述之间的关系）。但是后来他发现PI系统至少有两点不足。一是，现时的模型不能解释问题如何出现，因为PI要求的是给出问题；另一个不足涉及到PI中观察信息的来源，因为许多科学问题产生于观察和实验，而PI对新观察和实验的来源没有发言权。（［7］，pp.175—176，）由于PI系统有局限性，所以撒加德近来又发展了他的观点。他从注重科学自身转向也注重科学的社会性，并给出一种新的模型，“该模型从布散式人工智能（distributedartificialintellegence.DAI）的观点出发来看待科学共同体”。[8]亦即对科学的、心理的以及社会因素给出一种综合的看法，实际上这是一种科学的社会模型。因为此前有一种方法论个体主义学说认为，所有解释社会现象和个体现象的尝试肯定只涉及有关个体的事实，据此可知，社会解释能够而且最终会被还原为心理学解释。不管这种学说是否成立，撒加德认为，把科学看作布散式计算的系统并非是以该学说为先决条件的。我们可以把他给出的理由简单地总结如下：①有的事实具有无法简化的社会性；②心理学解释和社会学解释相互依赖；③对个体计算心理学的解释也可能用具有社会特点的术语来表述；④社会现象太复杂难以处理。所以他说：“把科学共同体看作是布散的计算系统的观点并不是把社会问题还原为心理学问题，而是要共同推进对社会和心智的理解”。（［8］，p.10）可见，撒加德并不否认认知个体活动的作用，他的目标是把对个体认知活动的理解和对科学共同体的分析结合起来，从而认识为什么科学的心理学说明和社会学说明可以结合为一体，以达到他所说的“从一种综合的观点出发来看待科学史、科学哲学、科学心理学和科学社会学”的目的。

总之，撒加德认为，哲学与科学是连续的。两者的区别仅在于哲学处理的问题相对于科学来说是较一般的、思辨的和规范的。涉及到推理的哲学分支与心理学和人工智能是连续的。他试图把科学共同体看作是布散式人工智能，以求用计算机网络来解决有关问题，从而把科学的心理学方面和社会方面结合为一个整体。

特万泥对撒加德等人的计算机模型提出五点质疑。可以概括表述如下：

①模型能处理高阶的直觉推理吗？

②模型能处理不确定的交互作用吗（chancyinteractions）？

③模型能处理视觉的形象化描述吗（VisualImaginery）？由于计算论者没有注意到视觉认知的动力学，因此，甚至连这一问题的范围都没认识到。

④模型能处理一个广义的知识基础吗？特万泥认为这里有一个问题，即在一个知识基础中的那些条目实际上并不真正是原始资料，例如还有一些无认知的评价（如“结果不令人满意”）等等。“就我们所知，没有任何计算论者能在数据库（database）中做到使这样的信息（指元认知评价之类的信息——笔者）具体化。”

⑤模型能怀疑数据吗？科学家们一般都怀疑数据。然而，几乎所有的计算机模型都忽视了这一问题，它们把数据看作是一开始就固定不变的，给出的模型很难把握现实世界中的科学家所面临问题的范围。由于存在上述疑问，特万泥认为，“看来，有必要在一个更大的语境中来考虑计算机模型的作用，这个语境是我们关于科学思想的、发展着的理论语境。”[9]

特万泥的诘难是有一定道理的。科学理论的发现和科学理论的性质等问题有其非程序性的方面，诸如直觉的、社会的种种因素以及数据真伪性等问题都是不能用计算机来处理的。撒加德等计算论者们把计算机理论泛化，以至使之成为解决所有认识论问题的万能钥匙，这里的片面性是显然的。他实质上用计算机理论取代认识论问题，这同奎因等人本质上是一致的。

以上我们谈了奎因、吉尔、撒加德等人的自然主义观点。总体来说，他们都注重把科学认知的哲学反思与科学本身的实证研究结合起来进行考察。应当说，吸收现代实证科学对认知的若干性质所做的具体研究是值得重视的，现代认识论如果不吸纳这些成果，不可能有新的突破，自然化的认识论注意到这一点，这使他们的工作有很大的启发意义。但是，他们却使认识论的独立性地位问题受到了挑战，甚至把认识论消解为实证科学。而且，在自然主义的界定意义上，作为描述性事业的科学与作为规范性事业的认识论似乎是不可调和的。因此描述和规范的关系对他们来说是无法解决的。许多学者也正是基于这两者才对他们进行批判。但是，规范性和描述性难道真的不可调和吗？自然化认识论不能有规范的维度吗？为了突破这一二难的困境，劳丹才将价值论引入科学认识论之中，从而形成了他的规范自然主义。

二、劳丹的规范自然主义

劳丹提出其规范自然主义的直接动因便是奎因等人放弃了认识论的规范地位。在他看来这是自我毁灭。他主张自然化认识论可以以某种方式保持规范性，从而认识论虽然是自然化的，但却并不因此而丧失独立性以至于被彻底消解。

1987年，劳丹明确提出了规范自然主义理论。其原因有两个：一是劳丹认为科学方法论面临许多困境。在传统的科学哲学中，方法论占据重要地位，但是由于波普尔、特别是库恩的工作，这种情况一去不返。波普尔把方法论看作约定，因此，没有了合理性选择；库恩则认为方法论标准太模糊，没有固定不变的方法，方法不能决定竞争理论的选择。拉卡托斯甚至断言我们根本提不出什么有根据的建议以使科学家接受或放弃哪个理论。费耶阿本德的纲领是“怎么都行”，主张方法论无政府主义。至于罗蒂则认为一切都应“罗蒂化”。由此可见，在历史社会学派那里，方法论发展到如此地步，以至于其规范力量已被完全剥夺了。

二是劳丹以前的自然主义方法论观点并不令人满意。如奎因认为，方法只不过是对自然科学所用方法的描述，因而没有规范的力量。这样，奎因等人便面临一个严重的困难：自然主义应该为自身的合理性进行辩护，但是“合理性是一个非自然的概念，”[10]这样自然主义要用非自然主义为自身辩护，这是一个悖论。为避免悖论，因此劳丹认为：“方法论的非规范化并不是由其自然化来表征的。恰恰相反，人们可以表明一个完全‘科学的’和彻底‘描述的’方法论将具有一个规范的结果”。[11]可见，劳丹希望在以前的自然化认识论和科学哲学中的相对主义之间找到一条“中间道路”——规范自然主义。具体观点及评论参见孟建伟和方在庆的文章（《自然辩证法研究》。1992.8；《自然辩证法通讯》，1992.2）。此处不再赘述。

三、“文化派”的自然主义

1.瓦托夫斯基的历史化认识论

奎因和劳丹等人的自然主义的共同特点是对社会文化的疏离。M.W.瓦托夫斯基（Wartofsky）则注意到认识的文化性，他倡导认识论的历史化以替代上述认识论。他认为，历史的认识论开始于如下前提：知识的获得是人类活动的基本方式，它不能脱离其它形式的人类实践，因此也不独立于这些其它形式实践的历史性（即其历史变化和发展）。[12]由这一前提可以引伸出三点论断：（1）人类认知实践的适当的研究域并不是抽象的“人类心灵”，而是具体的、有多种特色的历史的人类实践域——是社会的、技术的、艺术的以及科学的。（2）认知的进展要通过表征（representation），因为它通过把人工制品作为象征来表现。认知方式历史地随社会实践，因之也随表征的改变而改变。（3）对所有人类知识而言，不存在固定的、基本的形式或结构，人的心灵随着各种各样的历史实践的不同而改变，即心灵是一个变化发展的、历史地自我超越的人工制造物。

瓦托夫斯基认为，卡尔纳普的记录语句为经验的科学哲学提供归纳基础，但它并不就是感觉资料。后来卡尔纳普放弃了这些而支持他所谓的生活经验，但即使这样也还是不够的，因为在逻辑重构过程中，所使用的资料并不简单地是经验，而是描述经验的语句在操作。但是这些语句——记录语句——必须依据某种语言，而卡尔纳普认为这种语言的选取是出于方便和实践上的约定。因此瓦托夫斯基说，卡尔纳普的这一宽容原则（principleoftolerence）实质上并没有为任何语句提供内在的或必要的归纳基础性说明，因此它是一个实用主义或工具主义的社会文化约定。

至于波普尔对理论证伪的说明，瓦托夫斯基认为也有赖于社会心理学。因为证伪的经验检验的构成也是社会文化的约定。奎因和哈贝马斯都诉诸于语言共同体的共识，对他们来说，真理是基于语言的内在规范。可见，认识论的社会化在当代哲学特别是科学哲学中的进展一开始本是建立在经验主义基础之上的。从主体间的可检验性到社会选择、语言约定，都明显地表现了从经验基础的相对化向合理性选择论题的过渡。由此可见，认识的根据已从传统认识论的内在的或心智的语境转移到一个语言共同体的行为的外在的社会语境。

由以上论述，瓦托夫斯基提出应以历史化的认识论来替代传统理解的认识论。亦即把认知活动看作是历史地变动的，这种变动的涵义是指：认知、知觉的方式随整个人类实践（包括社会的、技术的、科学、经济、艺术的实践）的改变而改变。他把认知活动规定为不仅仅是思想上的，还包括通过实践形式表现出来的感情活动或主体能力的域；也包括在道德、艺术、科学技术语境中所涉及的判断方式。又因为人类认知活动不是独立发生的，它不能脱离各种实践形式，包括狩猎、生产、社会交往、战争、政治等；所以，实践是认识活动的具体方式。

2.富勒的社会认识论

富勒（S·Fuller）提倡社会的认识论。他认为，“一个对知识的自然化的研究本身就应该运用心理学和社会科学的方法和发现”，[13]而作为一门交叉学问的社会的认识论即可满足这一要求。它本着建构一种规范的科学哲学的目的而把“知识社会学”作为经验来源。它从三个方面来研究：（1）作为一种元理论；（2）作为一种经验的研究纲领；以及（3）作为知识策略。

首先，作为元理论，社会认识论的基本功能在于做出一种设计，以重新解释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在研究时到底在做什么。社会认识论者建构元理论的主要动机在于使知识“自然化”，并且确信知识是在它所涉及的世界之中的。而知识的自然化应该包括的不是认识论的消失，而是使一种界限——认识论和关于知识的社会科学研究的界限——消失。近来，后现代主义者罗蒂为了追求经验的历史的研究而放弃规范的研究，这表明当代对知识所做的规范的哲学解释渐渐脱离了社会科学的解释。社会化的认识论者认为这正是对哲学在科学中的作用的一个错误理解的产物。

其次，社会的认识论也是一种经验研究纲领和一种知识策略的工具。在经验方面它是双重的：一是根据预设的科学编年史工作来分析关于知识增长的哲学陈述；二是在认识上把比较突出的历史事件分解为各个“运作部分”，这样才能决定一个认识规范的存在与否对事件的出现所产生的不同影响。在策略方面，社会的认识论目的是发展一种修辞（rhetoric），以便把它的元理论和经验研究转变为一种增加科学共识性的方法。

3.唐斯的社会自然化认识论

唐斯（S.M.Downs）在富勒等人的基础上进一步具体地阐述了社会自然化的认识论。他认为，以前的自然化科学哲学不太关心科学实践的社会本质，所注重的只是用认知科学的成果来解释科学，因而这种研究是有缺陷的。一个缺陷是采用了认知个体主义（cognitiveindividua-lism），另外，科学实践的社会性不可化简。

唐斯认为，R.吉尔、西蒙以及撒加德等人把认知科学的方法用于研究科学理论的变革、评价、本质以及科学发现等问题，用认知科学的经验成果来充实和约束哲学理论，这是不恰当的。因为他们采取了认知个体主义立场，即完全根据个体的心理过程来解释认知现象，认为对科学家个人的心理机制的说明能充分地说明科学中哪些因素具有认知特点。他们认为在对成功的科学进行说明时要以认知因素为依据，而对失败的科学的说明则要应用非认知因素。这一观点在劳丹的不合理性命题中得到了明确表述：所有合理的科学实践都可以根据认知因素来解释，除此之外的部分则由社会学家或心理学家来解释。可见，心理因素和社会因素对成功科学的解释是不相干的，社会因素的积极作用从而被抹煞了。唐斯对认知个体主义进行了批判。他从科学家为什么组成共同体来开展研究这一问题入手进行分析，认为之所以必须组成研究群体，原因首先在于，检验或评价假说所需要的不仅仅是心理能力，还要有技术分工和合作。劳动分工是按照技术在科学共同体成员中的分布进行的。其次，单凭个人力量来评价假说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个人能力毕竟有限。所以“科学家们应协力工作以克服个人的经验限制，从而可以对认知劳动进行分工。如果忽视这一事实，认知科学家也就忽视了科学知识生产所具有十分重要的社会本质。[14]

根据以上的批评，唐斯认为应该在认识论中加入一个社会的维度。他认为科学的社会本质有三个侧面：一是理论是公有的财富，它可以跨越时间在共同体中流传；二是社会相互作用直接导致认知成果；三是应从更大的社会背景上看问题，这对于我们了解某项活动是不是对科学的一种贡献十分必要。这三个侧面有助于明确科学事业的地位，澄清科学共同体与一般社会事业的关系。所有科学实践至少包含以上三个社会层次。唐斯的总结论是：（1）认知科学如果不放弃认知个体主义，它就不能对科学作出适当的描述性说明，（2）具有某一规范范围的自然主义科学哲学必然会有一种描述基础，这种基础要考虑科学实践与众不同的社会本质，（3）科学知识的生产本质上是一种社会活动。（［14］，p.66）

瓦托夫斯基正确地看到了认识的获得是一个历史的、本身是实践的、而且不脱离其它实践的过程。他注意到宽容原则的实用性和约定性，从而提出认知活动是历史地变动的这一观点，并把它作为历史化认识论的整个出发点。这种见解虽然不错，但却并不全面。首先，认知活动是变化的，但变化是一切事物的特点。另外，认识有一定的稳定性，在一定时期内相对不变，单纯谈论认识的历史变化显然有失偏颇，不可理解。应该把自然的因素和历史的因素结合起来才对。富勒主张把社会科学的方法应用于自然化的认知研究。他的观点得益于知识社会学、科学社会学以及历史社会学派的主张。自库恩发表《科学革命的结构》以来，对知识的社会历史研究渐渐盛行起来，而这已成为社会历史学派的特征。富勒、唐斯等人进而把自然化的科学哲学纳入到整个社会文化背景之中去思考，认为哲学与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是连续的，应该把自然和社会科学方法运用于哲学研究及认识论研究。这种观点有一定的道理，但也不全面。首先，虽然应用科学的方法于认识论的研究本身无可厚非，但是认识论的研究方法是否一定是科学的方法？认识论是否具有自己独特的问题和方法？他们这样做的结果能否使认识论保持独立性？这些都是成问题的。第二，从奎因开始倡导哲学和自然科学的连续性，接下来又把计算机科学和其他认知科学成果运用于认识论研究，后来又在自然化科学哲学中加入社会的维度，这里似乎有一个修改传统哲学所界定的认识论研究域的问题。本来意义上的自然主义所主张的方法论主要是把自然科学方法移植到认识论之中，现在又加入了社会科学的方法。于是整个科学方法（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就是认识论研究所采用的方法。这样一来，认识论的特殊地位何在？它还属于哲学了吗？第三，唐斯批判认知个体主义，注重认识的社会性，认为这样才能对科学作出适当的描述性说明。这种观点当然不无道理，然而尽管科学是社会大系统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子系统，离不开社会实践，但科学本身毕竟有其发展的内在规律。科学认知的本体论基础是自然界本身，它是独立于社会的，是价值中立的，在这一点上，科学认知活动的不同层次的主体（科学家个体和科学共同体）具有等价性。因此，对科学认识的说明是不能完全社会化的。在这方面，外史论纲领（如爱丁堡学派的硬纲领）已经宣告失败。

总而言之，自然主义的本质特征在于承认认识论和科学之间存在连续性，否认这种连续性便是非自然主义。在这一点上，我们所论述的三种自然主义流派符合这一界定。因为它们都认为认识论研究和科学密不可分。自然主义者之间的区别在于在科学和认识论的连续性上采取怎样的形式，能够走多远。奎因等人把认识论同心理学、计算科学、神经科学等自然科学联系起来，并认为是后者的一部分。显然这否认了认知的规范特性，使诸如辩护、推理以及证据等规范概念失去地位，而代之以一些自然科学的概念。这实质上就是取消了认识论，走向了一个极端。劳丹等人正因为看到这一点才把规范性，价值论纳入自然主义科学哲学之中，认为描述性和规范性可以调和。而文化自然主义者更有甚之，他们注重认识的历史性、社会性、文化性，主张认识论和社会科学是连续的，然而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带有人为的、主体色彩的事物，是“想要”的事物，它需要解释学的诠释，有赖于对价值的认识和理解。因此可以说，文化自然主义比劳丹更注重认识的规范性，并有走向否认科学认识所具有的描述性，单纯强调规范性、价值性的危险，更有走向彻底相对主义的嫌疑。可以说，文化自然主义与其他自然主义的上述异同点使它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我们已经看到，自然主义科学哲学追求的是把认识论和科学联系起来，在科学的基础上进行哲学研究。应该说，这种重视科学的思想对当代哲学如何走出困境，如何摆脱基础主义的阴影等具有很大启发意义。它本身也是为摆脱基础主义、本质主义和辩护主义而出现的，在客观上为西方科学哲学的重构提供了一条思路，但这条思路行不通。对当代自然主义来说，认识论或者成为科学的一部分，或者与价值论等结合，不管所采取的方式如何，认识论的独立地位已不复存在，哲学已经降低层次、消溶在科学之中，哲学和科学的界线从此化为乌有。这实质上是认识论的取消主义。如所周知，恩格斯曾经说过：“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由此出发，关于认识的本质、发展、评价、解释等一系列问题，都带有极大的普遍性。这些问题的性质和解决途径都属于世界观的范畴，它超越于任何一门具体科学之上。归根结底，认识论取消论不过是重蹈历史上经验主义的覆辙。而正如恩格斯所警告的，蔑视辩证法，蔑视哲学的理论思维是“不能不受惩罚的”。恩格斯甚至直截了当地说：“在这里，唯一的问题是思维得正确或不正确，而轻视理论显然是自然主义地、因而是不正确地思维的最确实的道路。”[15]自然主义作为吸收当代科学成果构建合理的哲学体系的一种尝试值得重视，但循着这条路走下去，所得到的只能是一朵不结果实的花。

【参考文献】

[1]参见W.V.Quine:EpistemologyNaturalized.inOntologicalRelativityandOtherEssays(1969),NewYork,ColumbiaUniversityPress.

[2]奎因：经验论的五个里程碑，张金言译，哲学译丛，1992,p.54（译文略有改动）.

[3]RonaldN.Giere:ExplainingScience:ACognitiveApproach,The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84,XVI.

[4]R.N.吉尔：自然化的科学哲学，哲学译丛，程炼译，1989,1.p43.

[5]R.N.Glere:WhattheCognitiveStudyofScienceIsNot?inCognitiveModelsofScience.VolXV.UniverstyofMinnesotaPress,1992,p42.

[6]NoahJ.EfronandMenachemFisch:ScienceNaturalized,ScienceDenatured.HistoryandPhilosophyoftheLifeScience,1991,No.2,p.187—222.

[7]P.Thargard:ComputationalPhilosophyofScience.CambridgeMass.MITPress.1988,XI,p.2—3.

[8]P.撒加德：心智社会——作为布散计算的科学，哲学译丛，1994.3.p.1

[9]RyanD.Tweney:inComputationalModelsofScientificDiscoveryandTheoryFormation—SanMaterCalif,MorganKaufmann,Pub,Inc,1990,p.481.

[10]R.N.Giere:PhilosophyofScienceNaturalized.PhilosophyofScience,52(1985),p331.

[11]L.Laudan:ProgressorRationality.AmericanPhilosophicalQuarterly.Vol.121,p.19—23.

[12]Marx·W·Wartofsky:EpistemolgyHistoricized,inAbnerShimonyandDebraNails(eds).NaturalisticEpistemlolgy.1987.D.ReidelPublshingCompany,p.358.

[13]SteveFuller:EpistemologyRadicallyNaturalized,inCognitiveModelsofScience—MinnesotaStudiesforthePhilosophyofScience.Vol.XV.1992,p.427.

自然主义流派范文篇2

印象主义(impressionl9n)在19世纪60一70年代以创新的姿态登上法国画坛，其锋芒是反对陈陈相因的古典画派和沉缅在中世纪骑士文学而陷入矫揉造作的浪漫主义。印象主义吸收了柯罗、巴比松画派以及库尔贝写实主义的营养，在19世纪现代科学技术(尤其是光学理论和实践)的启发下，注重在绘画中对外光的研究和表现。

印象主义是一个松散的艺术社团。这个社团没有明确的纲领。艺术家集合在一起，仅仅因为画风比较一致，便于共同举办展览。参与展出的艺术家，有的仅在一段时间内迷恋于印象主义画风，后来则另有追求；有的在绘画风格上曾多次变化反复。

19世纪西方美术的中心在法国，主宰法国画坛的仍是有势力的官方学院派。19世纪下半叶法国画界有一部分青年画家反对官方学院派艺术的墨守陈规，由于自己的创新作品不能在官方沙龙展出而强烈反对官方的审查制度，他们要求艺术上的革新和创作自由，经常聚集在巴黎的盖尔波瓦咖啡馆自由交换对艺术的见解，共同寻求艺术创新道路。

由于他们把“光”和“色彩”看成是画家追求的主要目的，就不可避免地将画家对客观事物的认识停留在感觉阶段，停止在“瞬间”的印象上，这就导致创作中竭力描绘事物的瞬间印象，表现感觉的现象，从而否定事物的本质和内容。在他们看来世界万物在阳光下一律是平等的。雷诺阿曾说过：“自然之中，决无贫贱之分。在阳光底下，破败的茅屋可以看成与宫殿一样，高贵的皇帝和穷困的乞丐是平等的。”这种艺术观念导致他们在创作中全力以赴地描绘“光”。只重艺术的形式，忽视乃至否定艺术的内容。如支持印象主义的左拉所说：“绘画所给予人们的是感觉，而不是思想。”所以我们在印象派的画中所看到的是充满阳光的色块组合，充满空气感。总的说来印象派创作只重感觉，忽视思想本质，以瞬间现象取代之；以习作代替创作；以素材代替题材；以偶然代替必然；以次要代替主要的。既然是凭感觉，那必然是主观的，所以印象派所描绘的是主观化了的客观事物。这标志着与传统艺术观念、艺术表现方法和艺术效果的决裂。所以说印象派是西方绘画史上一个划时代的艺术流派。

不可否认印象派画家在阳光探索和色彩分析上有重要发现，在对光与色的表现上丰富了绘画的表现技巧，他们倡导走出画室，面对自然物进行写生，以迅速的手法把握瞬间的印象，使画面出现不寻常的新鲜生动的感觉，揭示了大自然的丰富灿烂景象，这是对艺术创造的一大贡献。他们的艺术是属于现实主义范畴的，他们的艺术是追求民主、自由、平等思想在艺术中的反映。他们的艺术创造是具有革新和进步意义的。

印象派产生是西方绘画发展的必然结果。绘画自16世纪威尼斯画派起就关注光和色彩的描绘，尤其是提香，尔后经鲁本斯、委拉斯开兹、伦勃朗、哈尔斯和维米尔，在他们的作品中都闪耀着迷人的色彩，尤其是善于描绘阳光的维米尔，他曾描绘过充满阳光的房间，可谓印象派的先驱者；英国风景画大师透纳和康斯太勃尔画中充满阳光和空气，使法国的德拉克洛瓦获至宝，他在自己的画中就已竭力表现过，人们称他是“打开印象主义天窗”的画家；巴比松画派的画家已经将自己的画架移到室外大自然中去对景写生，为印象主义画家开了先河；库尔贝的画中已经充满了阳光，有人称他是“印象派之父”，在所有这些大师们的探索成就之上，必然产生印象主义画派。

自然主义流派范文篇3

一、“自然”一词的古典含义

英国学者雷蒙•威廉斯在《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一书中认为，古法文nature和拉丁文natura可以视为现代英语词汇nature一词的词源，这两个词都源自拉丁文nasci，其含义均是“出生的”［2］。“自然”在希腊文中对应的词汇是“phusis”，含义也是产生、生长，这均是从词源上说的。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时期也是西方思想史上对“自然”概念作出明确规定和阐释的第一人，他对“自然”概念的分析和规定主要集中在其《形而上学》和《物理学》两部著作中。在《形而上学》第五卷第四章中，他先分别列举了“自然”一词的六种含义。第一，生长物的生成；第二，生长物最初由之长出的那个内在的东西，强调“自然”的内在性含义；第三，自然物自身内最初的运动来源；第四，自然物由以存在和生成的那个最初的东西，即质料；第五，自然物内在的“形式”。针对这一点，亚里士多德说：“因此，那些由于自然而存在或生成的事物，尽管它从其生成或存在的东西已经存在着，但倘若还不具有形式和形状，我们就不说它有了自然。”［3］第六，“自然”是实体，这是从自然的形式实体的意义扩展到一切实体的意义上。亚里士多德进而总结说：“从以上所说，自然首要的和根本的意义是，在作为自身的自身之内具有运动本原的事物的实体，质料由于能够接受这种东西而被称为自然，生成和生长由于其运动源出于它而被称为自然。它是自然存在物运动的本原，或潜在地或现实地内在于事物之中。”［3］所以，从亚里士多德的本体论思想，尤其是其关于事物构成的四因说理论的角度来考察，“自然”的根本的和准确的含义是内在于每一个自然物之中的“形式”。因为质料只有在获得形式之后才成为某一确定自然物，而此一自然物也才能获得运动的来源。亚里士多德的这一观点与之前的自然哲学家不同，后者用自然界中某种形式的物质质料来解释一切自然事物的本原，只说明了事物“从所出”的质料本源，没有说明事物“其所是”的本性。这一做法导致的结果就是在事物外部寻找事物运动的原因，而亚里士多德赋予事物以“形式”，并将其作为事物生成变化的根本原因，既使事物获得本性，解决了事物的“其所是”，也从事物内部解释了事物的生成变化和运动，表明了自然界的每一事物都是活性的、有机的，并且是具有独立本性的。

在《物理学》第二卷第一章中，亚里士多德也集中分析了“自然”一词的含义。他说：“在存在着的事物中，有些是由于自然而存在，有些则是由于其他原因而存在。……因为所有由于自然而存在的事物，都明显地在自身之中有一个运动和静止的本原———有些是在地点方面的，有些是增加或减少方面的，有些则是性质变化方面的。相反，床榻、罩袍以及诸如此类的其他东西，在它们各自的名称所规定的范围内，并且就它们是工艺制品而言，都没有这样的内在冲动。”亚里士多德在对所有存在物作了以上两种区分后，提出了自己关于“自然”的定义：“所谓自然，就是一种由于自身而不是由于偶性地存在于事物之中的运动和静止的最初本原和原因。”［3］我们可以看到，在《物理学》中，亚里士多德是通过区分两类存在物即自然存在物和人工制品而得出“自然”的含义的，即“自然”是事物自身之内使其运动和静止的本原。这一结论和他在《形而上学》中得出的结论是一致的。他接着又说：“自然就是目的和所为的东西。”［4］这一视“自然”为目的观点也是他本人思想的归结。所以，结合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给“自然”下的定义，“自然”一词的含义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可以得出两点结论：第一，自然是“形式”，而“形式”就是事物的本性，所以，“自然”是事物的形式，是事物的本性。第二，亚里士多德将“目的”纳入“自然”一词的含义中，表明自然物是自足、独立的，是目的而不是手段。亚里士多德还从“自然”的角度论述了人的天性和城邦的起源。《形而上学》开篇就说明：“求知是人类的天性。我们乐于使用我们的感觉就是一个说明：即使并无实用，人们总爱好感觉，而在诸感觉中，尤重视觉。”［4］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的“自然”，即人之为人的本性就是“求知”。这句话说明，首先，亚里士多德将求知即追求对事物的理解、追求生活中的至善美德作为人的天性，这一做法比将理性作为人的天性更加指向一种心灵的原始力量和倾向；其次，这句话也表明亚里士多德认识论的经验主义倾向。可以说，经验主义就是自然主义者的认识论方法。在关于城邦的起源上，他说：“城邦显然是自然的产物。”

城邦的产生具有必然性，具有自然意义上的根源，即产生于人类对最优良、幸福、美好生活的追求。人们出于自然本性以及延续后嗣的自然需要最先结合成为家庭。当多个家庭为了实现比生活必需品更多的需要比如生命安全、生活富裕等等而联系起来时，便产生了村落。当数个相互临近的村落为了进一步满足生活需要并为了更美好的至善生活而结合为一个更大的共同体，大到足以自足或接近自足时，城邦就产生了。所以，城邦是自然的产物，源于人的自然物质需要和求知的精神天性。总之，亚里士多德的自然主义政治学理论弱化了柏拉图政治学的神秘主义色彩，削弱了政治学所具有的神学色彩，主张社会、国家和政治活动的自然主义起源，这之中尤其注重人的物质需要和求知的精神天性在社会政治的起源和演变过程中的主导作用。在汉语中，“自然”一词是先秦时期的老子发明并首先使用的。在《道德经》中，老子多次提及“自然”一词，如：“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第二十五章）“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第十七章）［6］。同时，老子首次赋予“自然”一词以特定内涵。他在《道德经》第三章说：“……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关于这一句话，王弼注道：“守其真也。”关于王弼的注解，楼宇烈也写道：“‘真’，即‘朴’。”［6］王弼注解中出现的“真”字是关于人之本性而言的。老子又说：“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王弼注：“各返其所始也。”（第十六章）［6］就是说，人之为人存在一种质朴本性，统治者真正的统治是无为而治，以维护这一质朴本性；而在日常之中，人也要进行持续修炼以持守住这一质朴本性。这是“自然”的“人之自然”的含义。在第五章，老子又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王弼注道：“天地任自然，无为无造，万物自相治理。故不仁也。仁者必造立施化，有恩有为。造立施化，则物失其真。有恩有为，则物不具存。”［6］这句话里出现的“真”字意指一种自然物的本性。就是说，“道”化育万物、滋养万物，但对万物却无一丝偏爱之心，似乎漠然无情。如果硬要说有什么感情，那么可以这样说，正是这种“无爱”成就了“道”对万物的“大爱”，即“道”以自己的无为而顺从万物本性的方式成就了万物，成就了万物存在之“真”。这是“自然”的“物之自然”的含义。从这里出现的两个“真”字出发，可以说，在老子这里，“自然”具有两层基本的含义：一是物之自然，即一切事物根源于道的原初本性。二是人之自然，即人的质朴本性。人的质朴本性是通过人的有为过程来实现的，是通过具备了自我意识的人，在主动反思自身行为和自然界运行的基础上，自觉遵从自然规律，进而顺应物之自然和人之自然，以求达到物我一体、天人合一的和谐圆融境界的方式实现的。这里的“人”经历了从跃出自然又回归自然，从自在的自然到自为的自然的过程，最终成为老子说的“绝圣弃智”、“绝学无忧”的“返璞归真”的人。在人与物的关系上，“物之自然”与“人之自然”联通的方式是人的自觉意识。因为任何物之“自己”，物的所谓原初本性即物之自然都只有在人的意识的照亮下才显示出其存在意义来。这一点在西方哲学中，尤其是在从笛卡尔到康德建构“人之主体”的过程中阐释得已经很明白了。“物之自然”所具有的价值也只有在人的反思的前提下才显示出来。然而老子的意思并不是要人在对物的反思中脱离物并与之对立而将人视为在价值上高于物的理性主体，进而在对物的占有和征服中满足人不断膨胀的欲望，也不是要人在没有自觉意识和主体意识的无知无觉的状态中和自然保持一种纯粹的一体状态，而是要人在自觉的意志努力下，将自身的主体意识视为对物之自然的遵从和持守，从而实现人之自然，最终达到物之自然和人之自然的合一，实现“道”的最高理想。同样，政治活动也应遵循人和外物的原初的质朴本性，尊重社会和国家的自然演变，尽量减少外在的人为干预，尤其反对违背社会自身规律的激进变革。老子说：“治大国若烹小鲜。”（第六十章）王弼注道：“不扰也。躁则多害，静则全真。”

这里又出现一个“真”，意思是要统治者自觉维护社会的存在、演变之“真”。实际上，老子自然哲学的深层现实关怀就在于反思国家政治领域中统治者膨胀的占有欲望导致的主观妄为对人性之“自然”的扭曲、割裂，所以才提出一个无为政治的“小国寡民”式的政治理想，以此来实现其哲学中深沉的人文关怀。老子在论述“自然”的同时倡导人的“主体性”。然而这一“主体性”不是西方那种与自然界割裂的、进攻性和欲望型的主体性，而是在自我意识和理性地反思自身行为和自然运行的基础上，以事实性的“自然”为价值理想，要人进行内心修炼，作出意志上的努力以“回归”而不是“跃出”自然的整体存在和秩序的另一种主体性。也就是说，这一主体性恰恰是要人通过反思来意识到自己对于本性之“自然”、自然界、自然秩序的守护者身份。老庄的这一对人的“主体性”的主张来源于对周朝末年价值失序、群雄混战、生灵涂炭的社会历史现实的深刻反省，其目的在于防止人的原初质朴本性被愈来愈强大的国家、权力、制度、军国体制等等人为制度所野蛮规训、戕害，避免人在有限生命中盲目争夺外物而遗忘人的本真之性的迷妄，防止人“役于物”；同时又防止人的主体意识恶性膨胀，结果陷入人与自己的原初自然本性相分裂，与他人相分裂，与自然界相分裂，而走入人类中心主义的物质纷争的迷途上，即防止人“役物”。无论“役于物”还是“役物”都是违背“自然”的。老子说的“大制不割”、“圣人方而不割”，都是要人顺应自然，避免诸种分裂，主动归附自然秩序之中。综上所述，“自然”概念在古典时代的含义可以归结如下：第一，在对外物和人的存在上，主张“自然”就是一切事物（包括作为纯粹生物体的人）在自身之内的就具有的运动本原（这一本原作为了事物的本性、自性和目的）。所以，“自然”是自然物的形式、内在本性而不是具体自然物式的实体；主张从事物自身说明事物自身，反对任何以超验、先验唯心的方式解释万物的存在；侧重从人心灵中天然的原始情感、倾向或结构的角度解释人的本性。第二，对于人和物（包括社会制度）的关系，主张“自然”的事物都是完整的独立的自足的“实体”，强调事物和某一特定的社会、政治制度形式在非人为性的自身演变过程中实现自身目的，反对来自人为的违背社会本性的激进干扰、破坏；人不应将事物视为实现自己欲望的手段，而应该尊重其本性和存在，并使自己主动遵从并维护整体自然的秩序，进而在人和“自然”的事物之间达到和谐的平衡。第三，在价值论上，“自然”或“天道”是“损有余而补不足”，因而是完美的，而相比较之下“人道”却是“损不足以奉有余”因而是有缺陷的，所以主张“以天道明人道”，要人以“自然”的自然界的完美性作为价值追求理想，以此弥补人为世界的不足。“自然”的价值高于人为的价值。所以这就必然引出第四点，即方法上是从事实推出价值。

二、“自然主义”的概念史及其含义

作为一种哲学传统的“自然主义”在历史上并不连贯，内涵上也并不是很明确。所以当代有西方学者指出：“‘自然’的观念，或者‘自然的’客体或关系，或者‘自然主义的’研究模式，已经在很多不同时间和地点，因为不同的目的被很广泛地应用了，这些使用的广泛程度超过人类思想史上其他任何一个概念。”［7］尽管如此，我们仍然试图从现有的各种对自然主义哲学的研究成果中归结出“自然主义”这一概念一般的哲学含义。

首先从出自各种权威辞典的定义上看。《剑桥哲学辞典》认为：“自然主义有两个观点：（1）所有东西都是由自然实体构成，自然实体需要在科学内进行研究，自然实体的属性决定了包括人在内的事物的所有属性；（2）在某种意义上，关于确证和解释的可接受的方法与科学中的确证和说明方法具有连续性。第一个观点是形而上学或者本体论的，第二个观点是方法论或者认识论的。”［8］《新大英百科全书》的定义为：“自然主义在哲学上，断定宇宙中的所有存在物和事件（无论其内在特征如何）都是自然的。通过这种方式，自然主义理论将科学方法与哲学联系起来。因此，关于宇宙的所有知识必须通过科学探索获得。”［9］《中国大百科全书》的定义是：“在哲学上，自然主义有两层含义：广义的自然主义一般指那些主张用自然原因或自然原理来解释一切现象的哲学思潮，如中国汉代王充用禀气的厚薄解释人的智愚，宋代张载用禀气不同解释人性，欧洲哲学史中用人的自然属性解释人的道德现象，都属此例；狭义的自然主义，指20世纪30年代形成于美国的一个哲学流派。”［10］其次，从学界比较公认的自然主义的发展史看。自然主义的源头可以追朔到古希腊时期的自然哲学家的身上，当时的自然哲学力图以自然界某一具体物质形态作为本原来解释世界万物的本质和生成，而反对之前从神话中寻求解释的做法，反对神秘主义和超验主义的解释。经过漫长的中世纪神学笼罩之后，在近代，自然主义哲学几乎是和自然科学一同出现的，“自然主义”自此成为一个确定的哲学概念。也就是说，17世纪之后，古希腊时期那些研究事物本质的自然哲学家逐渐转变为近代意义上的科学家，他们运用经验观察、分析和归纳演绎方法，借助科学仪器力图对物质世界进行更精确和严密的解释。这一时期的自然科学家就被称为自然主义者。最终在19世纪末，这样一种着重于方法论的自然主义已经被完全内化于自然科学之中，自然主义作为自然科学的一个必要的部分随着科学家的理解和实践与科学一起逐渐发展起来了。自然主义作为一个有影响的哲学流派正式出现在历史舞台上是在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这一时期的自然主义反对任何超验的或先验唯心的认知世界的方式，而主张唯物的解释方式；强调自然科学方法的应用，进而将其应用到一切哲学问题上，而当代自然主义哲学是在对弗雷格开创的分析哲学传统进行批判的基础上出现的。从对自然主义发展史简要的描述中可以看到，近代之后，自然主义与自然科学相互交织在一起，相辅相成而又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不过，近代之后的自然科学式的“自然主义”在根本理念上仍与其古典原意一致，都承认世界以及人自身的客观实在性，主张经验的研究方法；在以事物自身说明事物自身，反对超验和先验的解释上两者是根本一致的。

自然主义流派范文篇4

近代日本文学史上，尤其是进入明治20年代，尾崎红叶、幸田露伴等人创作了《两个比丘尼色忏悔》、《风流佛》等一系列作品。这些作品赋予了写实主义之后的新的文学理念，后来被称为“拟古典主义”。该文学创作思潮的产生是以当时反对“极端欧美化”的“国粹主义”为背景，希望通过该文学思潮可以彰显本国的历史与文化的优点，维护本民族固有的精神特征。他们大多采用古典式文体，题材也大多属于过去的时代。作为文学流派或团体，他们以“砚友社”为代表。其中尾崎红叶与幸田露伴在文坛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尾崎红叶从坪内逍遥的文学理论中汲取了写实主义精神，继承了日本文学的表现方法，吸取了西方短篇小说的写作技巧。幸田露伴作为“砚友社”的特邀作家，“他的作品风格完全贯穿着东方的强烈意志、渊博的儒学知识和佛学思想浑然合为一体的特殊的理想主义。”自然主义文学的建立始于岛崎藤村的《破戒》和田山花袋的《棉被》。《破戒》是一部长篇小说，描写的是一个特殊部落出身的年轻的小学教员濑川丑松遵守父亲的遗言把自己的出身隐瞒起来。由于出身于同一部落的前辈猪子莲太郎堂堂正正地公开了自己的身份，并在反抗时代偏见中死去，丑松内心受到了极大的震动。最后，他终于公开了自己的身份。小说通过主人公丑松这个人物性格的发展过程，用写实手法描写了觉悟的下层阶级的代表同压迫他的封建社会之间的冲突，并通过孤独的先驱者同半封建的日本近现代伦理之间的矛盾、斗争，从更广阔的社会范围来反映尊重人权的要求，因而可以说是一部优秀的自然主义文学作品。田山花袋是继岛崎藤村之后的又一自然主义文学旗手，他于1907年发表了《棉被》，完全是按照自然主义文学理论写成的，当然也由此演绎成为日本“私小说”（心境小说）的开端。作为近代日本文学开端的明治文学的特点之一在于对旧的文学的批判。这种批判的特点首先是基本上否定了旧的文学表现形式，如对江户末期的以“歌舞伎”为代表的舞台文学等的疏远；其次是对过去封建性的政治认识、道德观念、文化修养的讽刺，更多地歌颂和宣扬自由、民主、人权等文化理念。明治文学的另一个特点是对旧的文学意识、文学理念的主观留恋和客观残留。这一特点表现在文学上就是很多作品仍然以“戏作文学”出现，仍然带有“劝善惩恶”的旧的文学观和教化意识。当然，这一特点与处于“文明开化”时期的日本社会有着直接关系，并更多地表现为一种顺应和自然剥离，并在明治后期有更为明显的表现。

二近代日本文学的发展———大正文学

大正前期，自然主义文学在评论方面已出现衰微，而在创作实践方面仍有岛崎藤村、田山花袋、正宗白鸟等作家的佳作问世。明治末期出现的唯美主义倾向是试图摆脱自然主义的一个突破口，涌现出不少作家。但进入1916年，除了永井荷风、谷崎润一郎作为唯美主义的代表之外，大多数都昙花一现地消失了。恰好在此时，由自我主义、生命主义发展为人道主义的白桦派作家牢牢地占据了文坛，成为势力最大的文学派别。1916年之后，以武者小路实笃、志贺直哉、有岛武郎等一批出身于贵族和资产阶级的人物出现，他们在贵族院较早地接触了西欧近现代文学，深受欧美一些著名作家与画家如托尔斯泰、歌德、罗丹等人的影响，力图吸收欧洲文学的精华，为人类求得新的力量。他们肯定积极的人生，尊重自由的个性，主张通过个人或者个性来发挥人类意志的作用。他们重视伦理，认为个性的自由伸张和自我完全发展就是善、就是美，比单纯的美更美，所以要在深信生命的创造力的理想主义基础上发现伦理道德之美，因此他们的文学又被称作人道主义文学或新理想主义文学。其代表作有武者小路实笃的《一个青年的梦》，志贺直哉的《在城崎》等。大正后期是日本近现代史上最动荡的时期。这一时期文学的主要特征之一是无产阶级文学的出现。早在明治时期，作为无产阶级文学先声的社会主义文学就已初露端倪，主要作家有木下尚江等。进入大正时代，又有大杉荣等为代表的劳动文学的出现。但是真正意义上的无产阶级文学的兴起，是以1921年《播种人》的创刊为标志。其代表作家有平林初之辅、金子洋文等。1923年关东大地震之后，《播种人》的发行遭到了禁止，第二年他们又创立了《文艺战线》，并在一年之后成立了无产阶级文学联盟。由此，无产阶级文学以不可挡之势席卷了日本文坛。叶山嘉树、黑岛传治等作家有许多作品问世，而评论家青野季吉在理论与思想上起了先导作用。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兴起，遭到日本军国主义的疯狂镇压。作家们并没有因此放下战斗的笔，文学联盟分裂后，继而成立了全国无产阶级艺术联盟，并创立了杂志《红旗》。以评论家藏原惟人、宫本显治为先导，涌现出小林多喜二、宫本百合子等一批无产阶级作家。但这一文学运动及其影响随着政治的变更，即大正时代的结束而最终成为历史。大正时期的文学特征在于首先继承了明治以来的文学发育、文学成长、文学成果，这一点在小说创作上得到了明显的体现。芥川龙之介的出现就是对明治后期夏目漱石文学的一种继承与发展，当然，他的自杀也使明治时期的文学理想、文学斗争上走向了一个具有时代意义的终结。而且，由于这一时期政治的变革，也导致了文学上出现了剧烈的变革乃至革命。以小林多喜二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文学的出现和消失，成为了诠释这一时代的一个较好的注解。

三近现代日本文学的过渡———昭和文学

1945年后，一个引人注目的流派———战后派登上了舞台。其成员大多数是战后初期开始从事文学创作的中、青年作家。其代表有野间宏、中村真一郎、平野谦等。他们作品中的强烈的愤慨和发自肺腑的真情实感有一定的感染力，因而获得社会的好评，对日本文化的复兴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也引起了思想界的震动。野间宏的《阴暗的图画》、中村真一郎的《在死亡的阴影下》等是战后文学的代表作。其他重要作品还有椎名麟三的中篇小说《深夜的酒宴》，大冈升平的中篇小说《俘虏记》等。他们在创作上努力摆脱日本文学中以个人身边琐事为题材的“私小说”传统的束缚，强调文艺要在观念中探索世界和人类存在的意义，反对描写人物行为的表面现象。他们喜欢用抽象的语言，要求突破现实主义，确立新的表现形式，这些都来源于近现代西方的文学观念。进入50年代，日本推理小说开始流行，其中社会派推理小说尤其令人瞩目。其代表作家有松本清张、水上勉、黑岩重吾等。社会派推理小说是日本推理小说发展的新阶段，它常把侦探案的基本情节放在较广阔的社会背景中展开，或揭露美军占领日本时期社会的黑暗，或反映日本资本主义的罪恶，具有比较明显的批判日美相互利用与勾结的倾向，因而为广大读者所喜爱。主要作品有松本清张的《日本的黑雾》，水上勉的《花的墓碑》等。60年代初期，日本文坛出现了一些具有现代主义文学表现意识的作家，被称之为“内向派”。在这一时期，一部分新作家对社会现实深感不满，但又没有勇气去变革社会现实，企图通过超脱和逃避的方式把自己引入“非现实的世界”，使思想意识内向化，由此产生内向派文学。其主要作家有古井由吉、阿部昭、小川国夫、森万纪子等。内向派文学在内容上，着力探索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我之间在日常生活中的不协调关系和矛盾冲突，并从这一点出发，用存在主义来阐释人在社会中生存的意义，但又对社会漠不关心，回避现实生活中的矛盾，把生活看作是不可理解的，使个人与自我脱离人群，脱离现实世界而无意义地存在。70年代的重要流派是“透明族文学”。1976年，青年作家村上龙发表了小说《近乎无限透明的蓝色》，轰动一时，从而形成一股文学思潮。他们在作品中把现实描绘成疯狂、混乱、漆黑一团，把人描写成只是本能冲动的动物；把感觉和感性放在首位，运用感觉的语言，详细描绘由性、麻醉刺激神经等形成的感觉世界。他们的作品往往缺乏紧凑连贯的故事情节和严谨的结构，现实与梦幻交织，内容荒诞离奇。其主要作家作品有池田满寿夫的《献给爱琴海》、中上健次的《岬》，以及村上春树的《挪威的森林》、《海边的卡夫卡》等。林少华对村上春树评价道：“村上春树的文学特点是不动声色地拆除着现实与非现实或此岸世界与彼岸世界之间的藩篱，像一只猎鹰一样在潜意识王国的上空盘旋着寻找更深更暗的视野底层，力图从庸常的世俗生活中分离出灵魂的结构和人性的光辉。”进入80年代，日本社会派推理小说出现了二分天下的态势：一个是胜目梓的作品如《昏暗的死刑台》，故事性强、写法硬朗，但由于过分渲染暴力与色情，因而在格调上不是很高，在文坛上的影响也并不是很大；另一个是赤川次郎开创的青春幽默推理小说。他的作品可谓家喻户晓，其代表作品有《幽灵列车》、《消失的男人日记》等。赤川次郎的创作首先是面向年轻人，其作品大多构思新颖、文笔俏皮、符合现代人的阅读心理，而且节奏感强、文风简洁明快。除此以外，有影响力的作品可举西村京太郎的《伊豆七岛杀人事件》、椎名诚的《蚊子》等。而森村诚一以其角川书店出版的三部作品《人性的证明》、《野性的证明》、《青春的证明》也为人们所称道。昭和时期的主要文学特征是在时间上跨越了一个重大的历史分界，即1945年日本战败。如果以此为分界线分前后两个时期，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到文学与政治的关联与关照。在前期，尽管文学形式有一定的发展和演变，但更多是受政治的强烈干预和社会的客观影响。这种影响严重地戕害了作家对现实的自我理性判断，因而出现了背离文学自身发展的畸形状态。进入战后，日本迎来的民主、自由给文学以最大的影响与活力。概括来说，战后文学首先承担了对军国主义政治进行批判的历史使命，之后的现代主义、透明族文学创作等也反映出文坛走向了自我回归。而进入经济高度增长之后，社会小说、推理小说之所以成为这一时代的主旋律，亦因反映了社会本身趋于复杂和多变的特性与走向。

四现代日本文学的展开———平成文学

自然主义流派范文篇5

中国现代文学从倡导和诞生之日起，便与西方文学的各种思潮构成了紧密而稳定的参照关系，这是新文化和新文学界面向西方思潮敞开门户的必然结果；惟其是在思潮意义上发现了西方的各种“主义”与新文学之间相互参照的可能，“倾向性”便自然而然地被带入对各种主义的评价之中，于是人们既从积极意义上理解西方浪漫主义、写实主义、新浪漫主义等等之于新文学的正面参照关系，也从消极方面评估西方古典主义、自然主义等等之于新文学建设的逆向参照关系。

在逆向参照的对象中，自然主义还一度受到过正面的肯定，陈独秀、沈雁冰在新文学运动之初都曾赞赏甚至倡导过自然主义，而古典主义则在新文学倡导初期备受规避、批判和遗弃，只有到了通常被视为“新文学的反动”的学衡派文人那里，古典主义才得到了某种学理的肯定，后来在梁实秋的批评理论中得到了积极的阐发和利用。然而即便如此，古典主义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过程中的形迹仍不宜夸大。近些年来，也有研究者将古典主义视为与新文学创作密切相关的一种创作方法，然后从中艰难地寻找其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艺术合法性与文化生存的价值。

也有学者根据古典主义的某些刻板的条规，试图将古典主义与以样板戏为代表的特定年代的文学原则之间建立过某种联系，例如认为样板戏意味着“古典主义的复活”，样板戏是“革命古典主义的经典”等等。这种种努力都有相当的学术内涵和理论灼见，但似乎难以形成相应的说服力：即便是从古典主义的理论条规确实能够寻找到与样板戏或其他中国文学现象之间的全面对应，也仍然难以避免人们在面对这些文学现象之时对于其与古典主义联系的将信将疑。为什么古典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之间在理论框架上的哪怕完全的对应现象，最终无法打消人们对其间同一关系的怀疑？

原因盖在于，将古典主义理解为一种工具性的方法论，本身就体现为一种认知上的迷误；当古典主义作为新文学的逆向参照物时，它被无可置疑地理解为一种文学思潮和文学流派，或者说一种创作倾向，然而古典主义在现代中国文化语境下并不真正体现一种价值形态，不适合当作价值理性去张扬抑或去批判，因而所有关于古典主义的价值批判都流于偏激，难以中肯剀綮，切中要害；古典主义其实更多地体现着一种理念的内涵，适合运用于文学与文化观念的申述与表达，而且仅仅就是申述与表达而已，形不成倡导的力量。这便是梁实秋对古典主义最为切合实际的理解，也是他的古典主义论既精当中肯同时又未曾产生实质性影响的缘由。

工具理性的克服古典主义在新文学建设初期备受质疑与排斥，盖因为其名称既与新文化和新文学所忌恨和反对的旧文学诸多瓜葛，其内涵又被理解为对旧文学的眷恋、认同与倡导。那是一个以新与旧划分价值倾向并判断其对与错的时代，人们普遍习惯于这种两极化的认知，于是古典主义不可避免地成为新文学界的攻击和唾弃的对象。最先对古典主义发起猛烈攻击的是文学革命的倡导者陈独秀，他不仅在战斗檄文式的《文学革命论》中借批判古典的文学否定古典主义，此前，在《现代欧洲文艺史谭》中，他已经从文学的进化观出发。

自然主义流派范文篇6

关键词：实证主义；批判实在；比较分析

经济理论的产生和发展与科学哲学的进步间存在密切关系，不同流派的科学哲学，对经济学研究中对象的选择、方法的使用，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实证主义科学哲学，在其不断发展完善中，经由经济学家推动，逐渐在经济学研究中占据支配地位。但是，从科学哲学和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取得的新进展来看，实证主义仍然主导着经济学研究的进展，而实证主义遭到批判和挑战，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了。这种源自不同科学哲学流派的实证主义批判，并未对主流经济学研究造成影响，一是因为经济学忽视科学哲学研究中的新进展，也是因为在经济学领域的（主流经济学）帝国主义倾向造成的。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兴起、世纪之交影响领域迅速扩展的批判实在论，对实证主义进行了较全面的评价和批判。对批判实在和实证主义进行比较研究，借鉴科学哲学领域的新进展，是创新经济学理论和研究方法的重要途径。

一、实证主义的基本类型及其发展简史

一般认为，有三种彼此分离，但又存在有机联系的实证主义哲学流派。第一种是19世纪孔德和马赫的实证主义；第二种是20世纪20－30年代维也纳学派的逻辑实证主义；第三种是在20世纪中期成为英美科学哲学领域占主导地位的逻辑经验主义。在这三种流派中，逻辑实证主义的观点最为系统，最具凝聚力。因此，人们更多的时候谈论的实证主义指的是逻辑实证主义（Davis　＆Hands，1998：347）。“实证哲学”一词由孔德所创，随后演变为实证主义。孔德将人类知识的进展分为神学、形而上学与实证主义三个阶段，他的目标是建立以自然科学方法为基础的社会科学，他认可的自然科学方法是观察，认为所有科学都能通过方法论达致统一。这种实证主义由穆勒、斯宾塞、涂尔干等进一步发展。他们“认为实证主义的知识，是科学地规划社会和引导社会的基础……所用的方法一般是归纳主义的方法”（贝尔特，2002：233）。逻辑实证主义是对维也纳学派哲学纲领的恰当描述，因为该学派的成员极力整合“逻辑主义和实证主义”。逻辑实证主义的目标和方法，在主要由Hahn、Neurath和Carnap（1929）撰写的小册子《科学的世界观：维也纳学派》中表现的最为充分，这个宣言指出，逻辑实证主义的“主要目的是造就各专门学科和人们能够获得的全部知识的统一。他们所采用的方法是逻辑分析，运用这一方法的目的是：（a）在其消极方面，从自然科学、数学以及广而言之从人类知识中清除形而上学的陈述，（b）在其积极方面，澄清科学的概念和方法，表明一切人类知识是从经验与料中构造起来的”（D．J．奥康诺，2005：935）。一般认为，数学和逻辑命题是分析性的，它们在所有可能的世界中都是真的，从而代表了一种先验的，而不是后验的或经验的知识。而科学是关于事实和经验的，它的命题是综合的，并且只有在某种经验条件下才是真的。逻辑实证主义认为，除经验科学的综合性事实性真理和逻辑与数学的纯粹形式分析的真理之外，包括唯心主义哲学、神学和伦理学，都是形而上学，都是无意义的。实证主义的第三种类型，通常被称作逻辑经验主义。主导近几十年来的社会科学研究的，正是这种逻辑经验主义。它的主要特征如下：（1）逻辑主义：科学理论必须符合演绎逻辑；（2）经验证实：陈述必须可由经验证实或证伪，或是定义在分析上为真；（3）理论与观察分立，观察可以在理论上是中立客观的；（4）休谟式的因果律理论：从被观察的事件之间发现不变的关系”（Smith，1996：14－15）。在第三种类型的实证主义中，影响较大的是Braithwaite、Hempel和Nagel等的逻辑经验主义，这种逻辑经验主义是对维也纳学派哲学项目的延续和发展。考德威尔认为逻辑经验主义是某种更为成熟的逻辑实证主义，他认为逻辑经验主义是逻辑实证主义与实用主义的结合（Caldwell，1994：19－35）。在对先前类型的实证主义做出的发展上，逻辑经验主义带来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对理论和证据之间关系的理解上，从强调归纳方法转向强调假说—演绎方法；二是重新把解释视为科学活动的合理目标。在对科学理论和经验证据之间的关系的理解上，假说—演绎方法，不同于先前维也纳学派的归纳方法。这种方法认为，科学理论和经验证据之间的关系本质上是演绎式的。检验一个科学理论的第一步，是从理论和它的初始条件中推论出某种经验预测；第二步是根据可观察到的证据检验这些预测，如果经验预测被证明是真实的，理论就得到了确证，如果经验预测被证明是错误的，那么理论就得到了反驳。推动由归纳向假说—演绎转变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最主要的一条，是为了避开在归纳方法中存在的休谟难题。无论人们对假说—演绎方法有什么样的评价，有一点是明确的，它与逻辑经验主义的第二个重大贡献：科学解释的演绎法则模式密切相关。假定—演绎模式这个正式术语，首先出现在Hempel和Oppenheim的论文中。他们认为，所有真实的科学解释，都有一个共同的逻辑结构，所有科学解释都至少包括一个一般规律，再加上对有关初始或边界条件的阐述，规律和阐述组成了前提，从这个前提出发就可以推论出待做的解释，即关于所要解释的事件的阐述，在这个推论过程中，不需要借助任何其它帮助，只需要推理逻辑。这里所说的规律是指“在所有情况下，只要事件A发生，事件B就发生”这种命题。Hempel和Oppenheim进一步指出，解释和预言都采用了同样的逻辑推理法则，两者的唯一区别在于，解释发生在事件发生之后，而预言发生在事件发生之前。对于解释来说，是从需要解释的事件出发，找到至少一条普遍规律和一套初始条件，这些条件在逻辑上包含了对所要解释的事件的说明。由于这个原因，Hempel和Oppenheim的批评者把他们的模式称为“解释的覆盖率模式”。而对于预言来说，是从一条一般规律和一套初始条件出发，推论出关于一个未知事件的说明，解释在某种意义上只是“倒过来的预言”。这种认为在解释的本质和预言的本质之间存在完美的、逻辑对称的看法又被称为“对称论题”，它构成了科学解释的假定—演绎或覆盖率模式的核心。在解释中用到的一般规律，并不是通过对个别例子进行归纳和一般化而得到的，一般规律仅仅是一种假定，如果愿意可以进行猜想，通过把一般规律运用于对特定事件的预言对规律进行检验，但是一般规律本身不能被简化为对事件的观察结果。尽管存在不同类型的实证主义，但实证主义却遵循着某些相同观念。比德辨析了实证主义的主要特征：（1）科学知识，包括逻辑与数学，是知识唯一有效的形式；（2）形而上学的申辩、规范的陈述、论点、价值判断和意见不是有效的知识；（3）建立在常识经验基础之上的经验数据，是除逻辑与数学外的有效知识的唯一来源；（4）有效知识只能通过自然科学的方法获得，尤其是物理学、应用逻辑与数学；（5）归纳、原则和科学理论（除逻辑与数学之外）只能通过推理的方法从经验数据中得到；（6）归纳、原则和科学理论（除逻辑与数学理论外）只能通过经验数据得到证实；（7）归纳、原则和科学理论应当以数理逻辑的形式加以形式化和表达；（8）规范的观点、价值判断、信仰与意见不应当进入经验数据搜集、理论的形式化或证明的范围内；（9）获得有效科学知识的方法对于所有经验领域都是相同的（Beed，1991：459－494）。

二、实证主义对经济学研究的影响

经济思想史学家和经济学方法论学家认为，在经济学领域，把实证主义引入经济学中的三位重要经济学家是Hutchison、Friedman和Samuelson，尽管他们中，没有哪一位实际上以精确或系统的方式使用实证主义的哲学语言或文献。但是，他们都“深受实证主义观念的影响”（汉兹，2009：52）。Hutchison的工作是试图将逻辑实证主义的某些核心理念引入经济学，他反复强调，“经济学家的言行举止，应当转变，要像负责任的经验科学家那样”（Hausman，1989：118）。Hutchison强烈主张，经济学像自然科学一样，是一门科学，经济学应当超越政治和意识形态争论，经济学命题应当从客观经验事实中系统地提炼出来（Hutchison，1996：10）。Friedman在其著名的《实证经济学方法论》中指出，对于实证经济学的目的而言，理论假设的真实性无关紧要，在比较不同的经济理论时，唯一重要的一点是，进行经验预测时哪一个理论最为成功。Friedman说，“理论被看作是由大量的假设组成的，对于它要‘解释’的对象，要根据它的预测力来判断。只有实际的证据才能表明理论是对是错，或者更恰当地说，暂时‘接受’它为有效，或‘抛弃’它……唯一重要的对假设的有效性的检验，是将它的预测与经验相对照”（Milton，1953：8－9）。Samuelson的实证主义经济学方法论，通常被称为操作主义或描述主义。“与一种实证主义科学哲学在知识方面相匹配的发展，……便是Samuelson的操作主义”（Boylan　＆O’Gorman，2006：15）。这种实证主义的核心思想在于，“科学理论仅仅描述经验证据，而不能超越证据去解释任何现象更深的、内在的或隐藏的原因”（汉兹，2009：68）。Samuelson认为：“对于我的观点，即科学由经验规则的描述构成，尚未被成功地推翻；对我的一贯主张，即科学中所谓的解释总是可以被看作不同层次上的描述，也是如此———通常一个高层次的描述是由于它成功地适合范围广泛的经验规则”（Samuelson，1947：3）。三位重要经济学家主张的不同类型的实证主义变种，很大程度上塑造了20世纪主流经济学的研究特征：第一，经济学研究中的实证主义者坚持演绎主义。19世纪的实证主义，主要依赖归纳法优越论的逻辑，在20世纪的发展进程中，实证主义逐渐放弃了对归纳主义的效忠，转而赞同演绎主义。根据演绎主义的观点，科学活动是从理论中演绎地推断出经验假设，然后根据经验检验这些假设而进行的。因此，观察、感觉再次成为健全的科学实践的基础。实证主义者对“观察语言”和“理论语言”进行了严格的区分，并假定观察陈述是没有理论预设的。观察陈述是属于经验世界的，因此它们十分可靠。第二，经济学研究中的实证主义者坚持自然主义，也就是说，他们坚信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方法的统一性。自然主义通常伴有一种观念，这种观念认为，一般说来社会领域内的知识比自然科学知识欠发达。因此，经济学要想成为成熟的学科，它就必须采用在自然科学领域中得到成功运用的方法。第三，经济学研究中的实证主义者坚持实事与价值的严格区分，坚持实证经济学与规范经济学的严格区分。他们基本上接受了休谟的观点，即不能从实然中推出应然，反之亦然。在社会科学领域，坚持这种实证和规范严格两分的学者数目众多，他们认为，尽管在人们选择研究课题时，价值判断不可避免地会起作用，但是在完成研究本身的过程中，它们就不再起任何作用。第四，经济学研究中的实证主义者坚持形式主义。经济学研究中的公理化、模型化和形式主义倾向与实证主义对经济学产生的影响密切相关（Boumans　＆Davis，2010：9－30）。实证主义影响经济学的直接表现，就是要求经济学研究在尽可能的情况下，最大程度地应用计量方法和数量表达。实证主义提供了现代主流经济学智力活动的脚手架。20世纪一些重要的经济学方法论观点，从Hutchison到Friedman，再到Samuelson的操作主义与Popper的证伪主义，都是受实证主义的激励产生的，无论这种激励是正向的还是反向的。当然，经济学领域还存在其他哲学理念，比如奥地利学派的本质主义，美国制度学派的实用主义，但是这些流派只是经济学学科中的少数派。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哲学潜台词，一直都是实证主义的科学和知识理念。

三、批判实在与逻辑实证主义的比较

今天人们称之为“批判实在”运动的发展的原因之一，源自对实证主义方法的批判，实证主义方法“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支配许多社会科学的分支”（Danermark　＆Ekstrm　etc，2002：4）。同其它各种“思潮”或“主义”一样，“批判实在”是一个有着广泛含义的称谓（Collier，1994，Ⅺ）。通常意义上所说的批判实在，是为理解哲学家Bhaskar对社会科学做出的哲学贡献，而对他加以分析和应用的两个术语“超验实在和批判自然主义的融合”（Harvey，2002：164）。Bhaskar开展自己的研究工作时，正是实证主义、经验主义或明确或隐含地全面渗透在哲学思想中的时期。因此，他的分析是从对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所坚持的前提开始的。在Bhaskar看来，经验实在论者（实证论者）的谬误表现在两个方面：（1）把存在化约为知识的认识论谬误（epistemic　fallacy），即把存在或者当成只是知识（由知识所建构），或者认为可用（有关客体的）知识来分析。Bhaskar称这种谬误为“实在的去实在化”（derealization　of　reality）；（2）把知识化约为存在的本体论谬误（ontic　fallacy），即认为知识或者只是绝对存在物（being　simpliciter），或者可以通过客体的存在来分析。Bhaskar称这种谬误为“科学的去社会化”（desocialization　of　science）（Bhaskar，2009：23，253）。实证论者的认识论谬误，认为寻求事件之间的恒常联系，是在将研究客体存在与本质的本体论，简化为产生知识的认识论的谬误。这种谬误产生了两个问题：第一，造成传统科学哲学和本体论之间的紧张。传统科学哲学认为，科学研究的目的在于找到事物之间的恒定联系，Bhaskar认为科学研究的目的在于寻找研究客体背后所隐藏的因果机制和力量；第二，科学试验需要控制其它变量，人为制造出封闭系统，从而找出单一因果机制所产生的力量，事物间的恒常联系，只在试验或假设条件下存在。为解决上述问题，Bhaskar提出了超验实在论。主张任何事物都有三个领域构成：经验、实际与实在（empirical　actual　and　real　domains），经验与实际是经验实在主义研究的客体，实在是超验实在主义者的思考对象。前两个领域的研究得到的事物之间的恒定联系具有可经验的性质，是科学探索的结果，实在领域，包含产生事件的机制、力量、趋势等，一般具有不可经验的特性，是科学研究者探索的真正目标。Bhaskar的相关著作引发了广泛的兴趣，他的思想被一些重要的社会科学家吸收并运用，其中Lawson对批判实在在经济学领域的发展和应用做出了重要贡献。时至今日，批判实在已成为一种包含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不同学科领域的“运动”（Palermo，2007：541）。尽管Lawson等人应用批判实在的核心观点，对主流经济学做出了激烈的批判，但是主流经济学家始终不为所动。当前经济学领域的现实状况是，在实证主义哲学在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的影响日趋下降的同时，它仍在当代主流经济学中牢牢占据支配地位。这种情况，使得经济思想史学家麦克洛斯基感叹，“经济学方法论被局限在一种基于严格意义上的实证主义规范式方法论框架内，但这种实证主义既是不必要的，又同诸如经济学这类学科的主体没有多大关系”（Boylan　＆O’Gorman，2006：36）。随着科学哲学研究新进展对经济学方法论研究的推动，人们对实证主义经济学研究的质疑日益增加。比如，接受诠释学传统的学者认为，尽管实证主义能够应用于自然科学，但它并不适用于社会科学。温奇在《社会科学的理念》中表达了上述观点，他把社会世界看成是充满意义的，认为人不同于自然的对象，他们能够把意义赋予周围的世界，并且依照意义而采取行动。因此，要用不同的方式对待自然和社会领域的规则。再比如，批判理论的支持者也提出了对实证主义的批判，这种批判指出：即使研究者追求的是“客观性”，但价值与兴趣，必然既会影响课题的选择，也会影响研究过程本身。此外，纯客观研究本身也许是不可取的，这是因为，从积极的视角看，社会研究的目的并不是简单地描述或说明社会实在；而从消极的视角看，价值无涉事实上往往是为某种特殊的社会价值服务的。对实证主义经济学的批评，学界提出的意见很多，笔者主要分析批判实在对实证主义的批判：

（一）与实证主义的自然主义相对照的批判自然主义

与实证主义者坚持自然主义不同，批判实在坚持批判自然主义。批判自然主义追求一种“自然主义的可能性”，一方面它批判实证主义所曲解的科学观，另一方面它批判人文主义传统下的反科学倾向，再通过挖掘自然世界与社会世界共通的特质，尝试发展出一种统一的科学观。Bhaskar将批判实在论者对社会科学持有的立场称为“批判自然主义”。他指出，“在批判自然主义看来，社会科学可以在与自然科学一样的意义上是科学的，但同时鉴于其对象的特殊性与差异性，这是一种具有严格条件的科学”（Bhaskar，1986：135）。也就是说，尽管两种科学体系在一些具体的分析方法上有所不同，但二者的基本原理是相同的，“社会科学的对象仍然可以‘科学’地加以研究”（Bhaskar，2013：22－23）。批判实在论认为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存在一些根本差异，其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世界的活动依赖性与观念依赖性：（1）社会世界（与自然界不同）并不独立于人类活动之外而存在；（2）社会世界（与自然界不同）并不独立于行为者（对于自己活动）的观念认知之外而存在（Carter，2000：67）。

（二）实证主义的经验实在论与批判实在的超验实在论

每一种科学哲学背后，都隐藏着一种特定类型的本体论，批判实在把实证主义中隐含的本体论称为“经验实在论”。Bhaskar指出，实证主义所秉持的经验实在论是典型的化约论：将本体论的问题化约为认识论的问题（Bhaskar，1978：16）。这种化约是一种认识论谬误，也就是说，“将现实理解、界定为以经验为基础的观念”（Danermark　＆Ekstrm　etc，2002：205）。更具体地说，实证主义坚持的是一种扁平本体论，社会世界与自然世界完全被等同于人类有关它们的经验知识。然而，这种扁平本体论存在严重的缺陷，因为“如果‘一切存在的事物’都是开放的，如果现实是透明的，那么就不需要科学了，所有的科学都只不过是资料的搜集罢了”（Danermark　＆Ekstrm　etc，2002：20）。与经验实在论相对照，批判实在提出了超验实在论，认为，“世界不仅是由事件和我们对于它们的经验或印象构成的，而且是由结构和机制、力量和趋势等构成的，后者虽然也许无法被直接观察到，但它们构成了我们经验中的实在事件的基础，统治着或者创造出现实中的事件（Lawson，2004：262）。批判实在的这种本体论也被称为“深层本体论”或“分层实在”中，这种本体论认为，存在三种不同的实在或层面：经验的（经验和印象）、现实的（事件以及事件的状态）、深层的（结构、机制、力量和趋势）。批判实在论者认为，这些不同的领域不必然是同时发生的，事实上，它们相互之间经常不是同时发生的。比如，在批判实在论者看来，现实的和深层的层面的共时化意味着：基本机制在现象的层面上以直接的方式显现出来。如果科学规律只是像实证主义者认为的那样，是事件之间的恒常联系，那么现实的层面和深层的层面就是共时的。于是，规律就会在现象层面上清楚地表现出来。但是，批判实在论者认为不同层面的共时性是十分罕见的。根据上述超验实在的本体论思想，批判实在认为，科学不是像实证主义所规定的那样，局限于或依赖于找到事件之间的恒常联系。实际上，它首先应当关注的并不是事件，而是注重去辨明和解释那些左右着或促发了经验现象的结构和机制、力量与趋势。（三）休谟式因果关系概念和批判实在的机制研究批判实在经济学研究的代表人物Lawson指出，“历史地看，对科学概念的寻求和对问题的解释，事实上产生于某种版本的实证主义，它根植于休谟对因果关系的分析中，或者说至少来源于休谟的讨论……实证主义这一称谓，首先是关于知识、知识的性质和局限的理论。特别地，它表明人类知识是以感觉经验或以印象的形式表现出来的”（Lawson，2004：261）。实证主义者通常赞同休谟式的因果关系概念。在这种因果关系概念中，事件之间的规则性联结对因果性质而言，既是必要的也是充分的。也就是说，如果人们恒常地发现事件X由Y相随，那么就可以认为X是Y的原因。比如，在对经济增长与民主政体之间关系的理解上，许多经济学家会认为，经济增长与民主政治之间存在直接的正向关系，并且可以找到大量的数据支持这种观点。但是，这种分析受到了越来越多的理论质疑与经验挑战。因为，抛开休谟的因果关系概念，从社会机制（暗含了因果关系）的视角看来，经济增长和民主政体之间呈正向关系的涵盖律，并不能真正解释经济增长影响政治制度的机制。已有的研究，至少提出了四种重要的社会机制：（1）经济增长通过灌输自由主义政治文化促进民主政治；（2）经济增长通过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的形成促进民主政治；（3）经济增长通过培养公民社会或中间组织促进民主政治；（4）经济增长通过改变国家—社会关系促进民主政治（王绍光，2008：82－83）。以休谟式因果律（事件／事态的恒常联结）为基础，完全是经验层面的操作，无法深入到批判实在强调的深层层面（结构、机制与趋势）。也就是说，涵盖律模式，只是描述了类似律则的关系，但实际上并没有挖掘出造成事件发生的生成机制，也就是说，没有做出任何因果解释（Sayer，1992：171－172）。批判实在论者批评休谟式因果关系概念的重点在于，要说明某种现象就必须说明它是如何发生的，而规则性联结无法做到这一点。此外，在开放系统中，许多抵消机制可能也在发挥作用，因此，事件之间的规则性联结的因果关系概念，既是不必要的，也是不充分的。在批判实在看来，要在经验层面上说明现象的原因，只有诉诸深层的生成机制或因果力量，才能得以完成。（四）区别于归纳和演绎的溯因推理或外展推理归纳推理和演绎推理在当前的经济学研究中占据着主导地位，批判实在提倡溯因推理或外展推理。用塞耶的话说，溯因推理或外展推理就是通过“假定有（或辨识出）有能力产生某些事件的机制，藉以解释事件”的推论方式（Sayer，1992：107）。只关注实证主义或休谟式的关于事件联系的归纳和概括，最多不过是引发了关于归纳法与演绎法相对优劣的争论。对于批判实在而言，基本的推理方式，既不是归纳法也不是演绎法，而是一种可叫做溯因推理（Retroduction）或外展推理（Abduction）的推理方式。这种推理方式可以通过一个例子理解，比如，如果演绎是从“所有乌鸦都是黑色的”这个一般判断，推进到人们看到的下一只乌鸦是黑色的这种特殊结论，而归纳是从无数的黑乌鸦这样特殊的观察，推进到“所有乌鸦都是黑色的”这个一般判断。那么，溯因推理或外展推理，则是从对无数黑乌鸦的观察，推进到关于内在于乌鸦，并使之成为黑色的一个机制的理论。从范式上看，这种推理是从“表面现象”到某些“更深层的”有因果联系的事物的一种运动。批判实在之所以坚持这种推理方式，其根本原因在于它所坚持的深层本体论和社会系统的开放性质。在开放系统中，不同的结构之间会相互影响并产生新的机制，同时会有许多外在的偶然条件，使得同样的因果机制造成不同的结果，比如激烈竞争的自由市场，可能会使厂商运作的更有效率且乐于不断进行创新，但也可能导致厂商倒闭。另外，不同的因果机制可能产生相同的结果。所以批判实在论认为，在开放系统中，科学家的目的不是建立一个一般化的法则，而是要了解研究客体的结构、因果机制，以及这些因果机制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被启动或被改变，进而造成事件的当前状态。根据上述分析，可以大致对实证主义与批判实在进行较全面的对比（见表1）。

四、结语

在经济学研究中，实证主义对经济学的渗透已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根据批判实在的分析，实证主义研究取向对经济学研究造成的不良影响是十分巨大的。比如，形式主义演绎模型的构建，使得经济学研究远离了现实经济问题；为了构筑实证模型，人为地建立的封闭系统，把找到事件之间的恒常联结作为研究的重点，从而忽视了大量潜在地发挥作用的机制和力量，使得对经济问题的研究流于肤浅等等。通过对批判实在和实证主义的比较分析，我们认为，经济学研究，应当充分吸收科学哲学领域对实证主义提出的各种批判，全面反思实证主义对经济学研究造成的积极和消极影响，进一步推动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创新：第一，坚持对研究对象的本质进行考察，并找到与研究对象的本质相契合的分析方法。这可以通过一个例子来理解，用一个大棒可以很好地打掉坐垫上的灰尘，但是却不能用它来清除玻璃上的灰尘。实证主义在推动经济学的发展和进步上，发挥过巨大的作用，但是把它推广到所有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经济学帝国主义”倾向，则会产生很大的弊端。因此，应提倡不同方法之间的沟通和跨学科的研究，而不是顽固地坚持实证主义的演绎—法则式模型构筑方法。比如在分析个体和社会结构的关系时，不能只把原子般的代表性个体作为分析的出发点，而应当在个体和结构的辩证关系中考察经济关系的形成、发展和变化。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为例，实证主义者指责阶级分析缺乏微观基础，因为它缺乏对个人动机、信念和行动的分析，而只是把个体的行动诉诸阶级利益。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阶级分析方法的误读，这种误读忽视了马克思对阶级形成的历史过程的分析，在马克思那里，个体明显受到历史地形成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影响，但是个体仍然具有改变（更多的是通过革命推翻）资本主义的能力，而这种能力当然是个体行动能力和集体力量汇聚的综合结果。第二，应当关注对造成某种现象的各种机制以及它们之间相互关系的分析，关注事物发展变化的趋势，而不是像实证主义那样，只关注事件之间的规则联系，并把这种规则联系视为是规律般的东西。比如，以计量经济学为例，尽管计量经济学研究文献数目巨大，但是计量经济学家通常对他们的研究成果的政策含义保持沉默。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很简单，因为在经济学领域内不可能观测到明显不变的实证规则。计量经济学尽管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还没有导致人们像自然科学一样在经济学里找到精确而普遍的规律。在本质上，计量经济学事实上还受困于这样的事实：新的发现往往导致人们曾经承认的变量之间的规则性联系不复存在。第三，要把规律作为一种趋势，通过对各种机制的综合分析，判断事物的发展变化。比如在马克思的利润率下降趋势分析中，应综合考察导致利润下降的因素或机制与起反作用的趋势或机制间的辩证关系，而不是因为发现利润率在某个阶段上升，就否定利润率下降趋势的理论。同样，也不能像置盐定理那样，认为作为个体的资本家的利润最大化选择，必然决定了利润率不可能下降，因为个体理性可能造成集体非理性的结果；同样，仅抓住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因素，不考虑地理———历史因素造成的影响，主张利润率一直呈现下降的趋势也不可取，这正是一些马克思主义者招致批判的根本原因之一。

作者:常庆欣 单位: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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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主义流派范文篇7

1、思想流派

(1)英国当代政治理论家戴维·米勒认为西方曾出现过三种主要的自由传统

第一种，共和主义的自由传统，认为自由人是一群自由政治共同体的公民，而自有政治共同体是自主的共同体，主张通过某种政治方式实现自由;

第二种，自由派的自由传统，认为自由是不受其他人制约或干预的状态，它不主张以政治方式实现自由，反而认为政治终结的地方才可能有自由;

第三种，唯心主义的自由传统，自由从个人生存的社会制度转移到了决定个人行为的内在力量上，即认为一个人只有在有自己的理性信仰时才是自由的。

(2)我国著名学者李强认为自由主义在西方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政治自由主义时期，早期的自由主义主要是争取个人的政治权利，反对无约束的绝对的自由，主张建立宪政政府，代表人物如洛克;

第二个阶段是经济自由主义时期，这一时期的自由主义大约从苏格兰启蒙运动时起，主要强调个人主义与自由企业制度，坚持个人应该有生产与消费、缔结契约关系的权利，反对国家干预经济活动。代表人物如亚当·斯密;

第三个阶段是社会自由主义时期，从19世纪中后期开始，开始关注日益突出的社会问题，在20世纪相当长的时期内，社会自由主义都是西方发达国家自由主义政治派别的主要诉求，代表人物如罗尔斯;

2.村密尔“自由主义”的归类

密尔的自由主义当然也属于西方自由主义发展链条上的一个环节，如果根据上述的划分，密尔的自由主义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属于自由派的自由传统，因为密尔在《论自由》中说:“唯一实称其名的自由，乃是按照我们自己的道路追求我们自己的好处的自由。只要我们不试图剥夺他人的自由，不试图阻碍他们取得这种自由的努力”。即同自由派的自由主义的观点，不受他人制约或干预的状态。

同时，其自由主义思想处在经济自由主义时期向社会自由主义时期过渡的阶段，同样，密尔在《论自由》开篇就提到他要讨论的自由是:“这篇论文的主题不是所谓意志自由，不是这个与那被误称为哲学必然性的教义不幸相反的东西。这里所讨论的乃是公民自由或社会自由，也就是要探讨社会所能合法施加于个人的权力的性质和限度。”该自由又并不完全等同于社会主义自由时期的自由，所以认为密尔的自由主义处在一个过渡性的时期，起着连通经济自由主义与社会自由主义的桥梁作用。

二、密尔自由主义思想的来源

英国19世纪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实证主义、社会主义等各种社会思潮盛行，密尔在各种思潮中受到许多思想家的新观念、新方法的影响，他有选择与吸收性的把早期功利主义学说与许多新思想的重大营养成分结合在一起，为他的自由主义思想提供了理论依据，思想来源主要有:

1、边沁的“功利主义”是密尔自由主义思想的基石

密尔因为父亲的缘故从小就有机会与边沁接触，这使他有机会置身于更大更自由的空间，除了父亲一直教导他运用边沁的“最大幸福原则”来观察事物外，边沁的《立法论》也真正把密尔带人了功利主义，因密尔读完《立法论》后曾说:“我的思想完全变了。像边沁那样理解的，像边沁在三卷《立法论》中哪种方式运用是‘功利原则’，确实成为我把分散零碎的知识和信仰融合在一起的基本原理，是我对事物的概念统一起来”。边沁的功利主义思想对年轻密尔的确实产生了影响，密尔在其早期信仰与传播功利主义思想。

2、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

圣西门的从工作到分工合作的社会计划，傅立叶的保存私有财产原则，欧文的合作社计划，他们看到资本主义的弊端和无产阶级的悲惨状况，对资本主义制度加以批判，这些都启发着密尔，加之密尔在东印度公司35年的职业生涯，他日益同情劳工阶层，这使其功利主义发生了转变，加人了公益或社会利益的内涵，也为其向自由主义思想的过渡提供了理论依据。

3、法国思想家孔德的实证主义思想

密尔欣赏孔德，他曾说:“他的名字已为一般人所知，他的理论的一般性质也已广泛传播;他在敌友的心目中已是当代思想界的伟人之一”。对孔德最后一部著作《实证政治学体系》，他说，“尽管孔德的著作除了对人文主义的信仰外不承认任何宗教，可是它仍使人难以难以抗拒地相信:全社会一致承认的道德信仰可以用一种难以想象的力量和潜力，来影响每个人的行为和生活。这本著作可以说是对社会学家与政治学家的一个重大的警告:如果人们一旦在思维中忽视自由与个性的价值，将发生何等可怕的情景”。这对密尔中后期自由主义思想中其对自由与个性的重视起了很好的指引作用。

三、密尔的自由主义思想

(一)对早期自由主义的批判

1、对哲学自然主义的批判

密尔之前的哲学自然主义表现为自然为人类立法以及道德以自然为本性为基础的自然主义，代表人物如英国的洛克。边沁把这种自然主义推向了一个极端，形成了具有宿命主义倾向的自然主义，他极力宣扬自然赋予了人类趋利避苦的欲望，一切乐悲因自然而起。密尔注意到了这种宿命主义倾向，极力的改变这种宿命论，他的自然主义是相对的，这种想法在其早期的信念中已有所反映:“我懂得，我们的意志通过影响我们某些环境，就能增进今后使用意志的习惯和能力”、“遵循自然与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并没有必然联系，把遵循自然这个概念引入伦理学的讨论中并不恰当”。

2、对快乐主义的批评

密尔于1923年开始从事于东印度公司，在随后一两年中因为过渡的疲劳、缺乏情感的滋润，精神状态处于麻痹状态，陷入了精神危机状态，这使他逐渐认识到了原有功利主义的缺陷，他开始重新思考边沁的功利主义，思考快乐的标准与目的。密尔认为人类并非也不应向边沁所描述的那样自私，“我想只有那些不为自己谋快乐而把心力用在别的目的上的人才是快乐的，为他人谋幸福的人，为人类谋进步的人，甚至从事艺术或学问，但不把它当做谋生手段，而把它们当做理想目的的人才是快乐的”。快乐与幸福不是为自己的一切而为的就是快乐，还应该关注他人与公众的快乐，追求精神快乐才是真正的快乐与幸福。

3、对多数派绝对统治的怀疑

密尔明确的在其自传中批判边沁所倡导的多数人统治的政治制度，认为这种多数人统治制度极有可能导致专制主义，它应该是相对的，因时因地因民俗风情而有所不同，人类在进步的不同阶段不但而且必定有不同的制度。密尔很担心多数人统治的制度会压制弱小的少数，那么社会平等和代表公众舆论的政府将不可避免的出现，这将会把统一的言论与行为的枷锁加在人们头上，这就是为什么密尔在《论自由))中那么推崇个性与个人自由，那样希望保护所谓的天才和“异端”。

(二)基本内涵

1、自由与个性

密尔的自由主义是建立在对自由的捍卫与个性的发展之上的。正如《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所指出的，“在《论自由》中，他捍卫了一个非常简单的原则—除了自卫，社会不能强制不情愿的个人，家长式统治绝对是不合法的，道德立法是绝对不正当的。”他的捍卫绝不是如他的一些思想前辈建立在自然权利的原则之上，他的出发点是立足于对人性的清醒的分析之中。在密尔看来，人人都具有自利的本性，但是这并不是把个人以及社会推向毁灭的必然理由，每个人都希望过快乐幸福的生活以至于追求某种崇高的德性生活，因此，没有人愿意天生就贡献出自己的自由而泯灭自己的个性，都希望最大限度的享受个人自由。

密尔将个人自由分为三个领域:一是思想意识的内在领域自由，包括良心自由、思想情感自由，言论自由等;二是追求个体情趣和志趣的自由;三是与任何人相互交往的自由。密尔认为，任何一个社会，此三方面的自由都是必不可少的、绝对的，都应当受到尊重，否则，就不是完全的自由。没有个性的人在思想方面是别人的奴隶，在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上任人摆布，在扩大自己社会活动上处处碰壁。“必须不使自己成为他人的妨碍”。

2、自由与平等

密尔对个性自由的尊重与重视，实际上也体现着他平等的思想，平等的获得自由权利的思想。前面已提到，密尔在论述自己功利主义的幸福观时就认为人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也都有获得幸福的权利，自由的平等观已初见端倪。同样的，谈论个性时，“给每个人本性任何公平的发展机会，最主要的事是容许不同的人过不同的生活”。也就是说发展个性不是局部特权。培养人的个性绝不是某一个群材孟或某一地区的专利，只要是人，他就享有发展自己个性的自由，也就可以平等的发展自己的个性，如果一个社会只允许少数部分的人培育和发挥个性，那么极可能出现一个“集体的平庸”或者说少数人的意见左右公众的意见。

因为在密尔生活的时代，每个自然人并没有获得公正的、自由的发展机会，比如黑人、妇女这些特殊群体，密尔对这些不平等现象非常憎恶，所以提出了许多自己的见解。对于黑人，主张给黑人平等的权利，反对民族歧视，先后写了《黑人问题》、《美国的争执》等著作为黑人的权利作深刻的辩护;在《论妇女的屈从地位》一书中，论述了为什么男女应该平等，为什么妇女应该拥有平等权利，密尔都做了精辟的阐述。

3、自由与进步

密尔对个性自由、自由获得平等权利等问题的关注与剖析，实质上源于他对“进步”的思考。要衡量自由是否推动了进步，还是要诉诸密尔的功利原则。

密尔曾说:“进步一词所暗示的是前进的意思，而它在这里的意思却差不多同样是防止倒退”，“当进步被说成是人类社会的一种需要时，可以认为它意味着改进”。密尔认为进步具有智力活动、进取和勇气等特征，所有的这些特性，对保存我们已有的幸福来说，和增进我们的幸福同样重要的，进步可以较大程度的增强我们的幸福，这是符合其功利原则的。进步也是依靠自由的，因为“一有自由，有多少个人就有可能有多少独立的进步中心。”

自然主义流派范文篇8

纵观国内文学研究领域，有关岛崎藤村的研究基本上都围绕国外研究范畴以及对中日近代文学进行比较的角度来开展的。其研究的方向大致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翻译和介绍岛崎藤村及其作品。这个方面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出现了，比如1920年徐祖正对岛崎藤村《新生》的翻译；20世纪八十年代内再次出现翻译热潮。第二类则是运用各种理论解读岛崎藤村的创作思想和单部作品的比较，或将之与某位中国现代作家加以比较研究，例如邱岭的《巴金的〈家〉与岛崎藤村的〈家〉》，肖霞的《论岛崎藤村早期浪漫主义思想》、刘晓芳的《岛崎藤村与郁达夫的文学创作之比较》等。遗憾的是，作为深受日本浪漫主义和自然主义风格影响的创造社作家群像在这些已有成果基本都没有涉及和体现。

二、文化之桥———创造社作家群体对岛崎作品的翻译和引进

1872年2月17日，岛崎藤村出生在长野县的一个名门望族。1891年，毕业于明治学院，开始作为老师在明治女子学院教授英文。明治26年受到北村透谷等人的影响，与其创立了杂志《文学界》。明治30年独自创作了诗集《若菜集》，从此蜚声日本文坛。明治39年发表小说代表作《破戒》，并一举确立了他在日本自然主义文学上的代表地位。诚如鼎堂先生在《桌子的跳舞》中说：“中国的新文艺深受了日本的洗礼。”。［1］结合当下学界对岛崎的研究成果来看，第一个将岛崎藤村的小说作品翻译成中文并引入中国的也是一名留日作家———创造社早期成员徐祖正。徐祖正早年与郁达夫、郭沫若等人留学日本，并参加了创造社，在日本留学期间，他对于岛崎藤村极为推崇，回国后在北大任教，分别于1928年和1932年翻译了岛崎藤村的小说《新生》（北新书局）和《春》（原稿存人民文学出版社，未出版），第一次以完整的小说形式，将岛崎的小说作品引入中国。陶晶孙在《给日本的遗书》一书中，详细介绍了徐祖正翻译《新生》的过程，说“想到藤村时，自然会想到他”，并指出“这位徐祖正氏便是将藤村介绍到中国的人”［2］。然而由于历史和国内政治环境的影响，直到1954年和1958年岛崎藤村最具批判现实主义色彩的小说《破戒》才由人民出版社翻译出版，并成为目前中国大陆最早的中文译本。在1955年国内又出现了两个翻译的版本，分别是上海文艺和平明出版社翻译的版本。应该说，徐祖正先生对于岛崎作品的翻译和引进，对于日本自然主义文学在中国的发展，具有跨时代的意义。而从创造社另一位创始人张资平的早期作品中，我们也很容易就会找到岛崎藤村及其作品的影子。例如他在留日时期创作的《木马》、《银踯躅》、《一班冗员的生活》；回国后创作的《一群鹅》、《寒风之夜》、《明珠与黑炭》等等，无论是创作思路还是描写方法上，都照搬、模仿岛崎的小说作品，有些可以说就是岛崎藤村小说的中文版，很多研究者都将张的《梅岭之春》与岛崎的《新生》相提并论。在《梅岭之春》中，女主人公方保瑛向往梅岭外的世界，不满足做一名普普通通的村野农妇，在教会学堂读书的时候与远房表叔吉叔之间萌生了一段不伦的“叔侄恋”，并在吉叔被学校解职后完成了两人的“灵与肉”结合。然而，在强大、落后的宗法势力眼中，这种有悖伦常的“自然之爱”是万万不能饶恕的，最终两人都带着巨大的身心创伤回归了封建家法既定的社会关系框架。从小说表现的悲剧中，读者可以看到，童养媳和叔侄的名分本身，便在保瑛与吉叔之间构成巨大的障碍，这种理想的从萌芽的开始便已经决定了痛苦、悲剧的必然结局。在当时以封建礼法作为社会、伦常第一要义的中国社会里，自然的情感、与欲望的需求是没有任何的价值可言的。可以说，从对个体的自然生命与社会的群体道德的冲突构成上，这篇作品显然具有模仿岛崎小说《新生》的痕迹。

三、岛崎藤村与前期创造社作家的“新浪漫主义”特色

在创造社未成立之时，对于以何种文学思想立社，郭沫若在回答友人陶炽的这个问题时，指出要用“新罗曼主义”［3］。前期创造社侧重于反对封建思想，主张个性张扬和自我表现，以文学创作应该忠实于作家自身的“内心的要求”为其文艺思想的核心，表现出浓郁的浪漫主义和唯美主义倾向。而对于郭所言的“新罗曼主义”，及新浪漫主义则需要在这里进行深入诠释。

（一）新浪漫主义的历史源流及在五四时期的定位

日本的浪漫主义文学发展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早期（明治二十年代）：这个时期，以《文学界》杂志为主要阵地，主要通过刊载文学评论（主要以北村透谷为代表）、诗歌（主要以岛崎藤村和田山花袋为代表）、小说（主要以樋口一叶为代表）等文学体裁作为主要体现；中晚期（明治三十年代）：以《明星》杂志为核心，主要代表为蒲原有明、山川登美子、石川啄木等人；晚期（明治四十年代）：主要肇事型事件为《晶》这份杂志的创刊，以永井荷风、谷崎润一郎为代表。而日本的新浪漫主义文学之风主要流行于晚期，以上田敏和高山槽牛作为理论代表，强调艺术至上，同时采用感官主义、本能主义和象征主义等众多西方文学思潮。在对日本新浪漫主义的理解上，郁达夫等创造社作家观点比较统一，认为新浪漫主义主要包括唯美派和象征主义，郁达夫曾说：“我们更想以唯真唯美的精神来创作文学和介绍文学。现代中国的腐败的政治实际，与无聊的政党偏见，是我们所不能言亦不屑言的。”［4］而成仿吾对于唯美文学的提出则更具有具代表性：“我觉得除去一切功利的打算，专求文学（Perfeetion）与美（Beauty），有值得我们终身从事的价值之可能性。“”我们求文学的全！我们要实现文学的美！”［5］可以看出，在创造社的早期，作家们对唯美主义具有高度的意识认同的，并不惜被扣上“颓废”“、享乐”等标签。而在五四时期的中国文坛对新浪漫主义的认识的共识是将其等同于早期现代主义文学中的唯美主义和象征主义。另外此时也有人认为新浪漫主义就是后期的浪漫主义，有人则认为新浪漫主义与自然主义关系密切，当然，像岛崎藤村和田山花袋等日本自然主义作家本身也是早期浪漫主义的主要成员，与新浪漫主义的本身具有密切的关系。总的说来，在五四时期新浪漫主义是被作为一种比自然主义或浪漫主义更先进的文学思潮来认知的。

（二）创造社作家们的“新浪漫主义特色”

五四前后，一大批抱着富国强兵梦想的中国留学生，选择前往日本求学，在他们中有很多人由于良好的文学素养和共同的文学创作兴趣，仿效日本《文学界》杂志，走到了一起创办刊物并结成了许多各有侧重的文学追求的中国现代文学团体，这其中创造社是执牛耳者。1921年7月，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张资平、田汉、郑伯奇等人在日本东京成立了创造社，前期创造社侧重于反对封建思想，主张个性张扬和自我表现，以文学创作应该忠实于作家自身的“内心的要求”为其文艺思想的核心，表现出浓郁的浪漫主义和唯美主义倾向。在创造社的形成时期，是日本的大正年代，日本的知识分子和学界将个人的创造价值作为一种形而上的普遍追求价值，对伸张自我、解放人性和个性张扬极大地重视。郭沫若、郁达夫、张资平等人的创作活动也难以避免地裹挟在这种价值浪潮中，受到了日本私小说影响的驱使，基于“表白内心忧伤和痛苦”的浪漫主义进行创作［6］，追求“为艺术而艺术”的创作主张，诞生了一系列早期的新浪漫主义作品，代表性的如郭沫若的《残春》、《行路难》；郁达夫的《怀乡病者》、《南迁》；张资平的《银踯躅》、《她怅望着祖国的天野》等。这些作品有相似的共性，以自传叙述为表达方式，以弱国学子漂泊他国求学的经历和生活为内容，期间阐发出归国后的惶惑和迷茫，作品中充满了独特的“苦闷、感伤”基调，展示了平面描写、破理显实、露骨描写、感伤情绪的日本“私小说”风格。甚至在中国新文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新诗集《女神》，也是他们学习岛崎藤村等日本“新浪漫派”作家的创新之作。正是郭沫若在日期间接受了岛崎藤村诗歌的浪漫主义风格，且融合了“口语诗”这一当时流行的文学体裁，创作了《女神》等浪漫主义风格的现代诗。应该说，岛崎藤村对近代创造社浪漫主义文学的形成特别是郁达夫创作风格的形成，具有一定直接或间接的作用。

四、“自我”的呐喊———岛崎藤村对初期创造社作家集体性格形成的影响

纵观日本近代文坛，岛崎藤村的影响是重要而深刻的，尤其是他对日本自然主义文学以及“私小说”的形成发展，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和作用，作为影响日本自然主义确立及其性格形成的三位重要作家，岛崎藤村的小说作品不仅影响了日本更通过中日两国文化、文学的交流，对于五四前后中国文坛也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影响。藤村的小说切实发展和构成了日本文学传统的“哀美”精神，与创造社这些中国最初的浪漫主义倡导者用友情将苦闷和热情奉献于中国国民的精神如出一辙。

（一）岛崎的抗争意识影响了创造社作家对祖国的扶救之心。

藤村不是社会改革家，他虽然没有接受社会主义思想也没有亲身组织社会活动，但是他却以小说将人生本身作为一个大战场，声称自己“是人生战场上的一名随军记者”。在1906年日俄战争期间，他以极深刻的语言撰写了小说《破戒》，小说以广阔的封建社会为背景，深刻地揭露了日本封建等级制度和各种宗法势力对生活在社会底层人的束缚，揭露日本社会中部落民受歧视这一悲惨现实，具有鲜明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抗争意识。作为《破戒》创作十余年后留学的创造社作家们，相对于岛崎藤村，他们对于日本，虽然只是匆匆的几个异国过客，但是他们在留学之初，对在日本所看、所听、所学、所感，都充满了艳羡和仰慕之情。在他们心中，如日中天、积极向上的日本，与积贫积弱、风雨飘摇的故国真是不可同日而语。他们充满了羡慕并有志于借鉴和学习来帮助祖国发展，希望中国某一天能够像日本一样成为强大的现代化国家。这在他们的作品中时有体现，例如，郭沫若在创作《漂流三部曲》、《行路难》等自叙性小说时就强调要“由个人的苦闷可以反映出社会的苦闷来可以反映出全人类的苦闷来，”初期创造社作家们将他们的时代称之为“呐喊的时代”，他们的告白不仅是呻吟，更是诅咒与喊叫，通过自我抒发社会不平，体现了深刻的爱国忧民之哀痛，将各自不同的文学艺术融入了五四新文学天空之中，为近代中国的社会与文学的革命吹奏着一支斗志昂扬的新曲。

（二）岛崎的自然主义风格对创造社作家创作思路的影响。

岛崎的主张主要强调“写实”和“伤感”，即在“盖然的一般性”上反映“他人”、反映“社会”的现实主义。应该说，创造社作家对于日本文学的摄取是多方面的。张资平就曾经明确提到过自己在熊本五高学习时对岛崎藤村等日本自然主义作家的推崇与痴迷：“我因为要努力于上英文课时的翻译，便更留心读报章上的日文小说，以便模仿其词句。我在《朝日新闻》上，发现了一篇杰作，那便是岛崎藤村的《新生》。我逐日把这篇小说剪下来，反复细读，因是，对于日本小说更感兴趣了……。”［8］张资平在接受岛崎自然主义文学技巧与手法的同时，也在文学观念上与岛崎有了深度的回应。他通常是以自己身边的人和事作为小说的创造的源泉，有时甚至将创作者和小说人物合二为一，把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人和事作为描写和创作的对象，使得小说人物的命运和作者自身的经历往往似曾相似，以至相互吻合和重叠，表现出鲜明的岛崎“自叙”特点和自我的经验性。而郭沫若则在批评左拉式的自然主义的同时，同样认为“求真”是必需的，但是不能只忠于自然，而不忠于自我、表现自我，而这一观点与岛崎强调的“自我内心世界”观点非常近似。在郭早期的小说《行路难》、《漂流三部曲》、《三诗人之死》中，他的创作思路完全按照“单纯的事实记录”，显然是受到了岛崎等日本自然主义作家“写实”的影响。另外，另一位创造社作家郑伯奇在其小说《最初之课》中，描写留日学生在京都求学，饱受种族歧视之苦而不示弱，努力抗争的故事。在张资平早期的小说中也不乏岛崎作品的感伤色彩。例如，《木马》描述了日本底层劳动者悲惨生活；《小兄妹》则描写留学法国的博士归国后竟陷于生活的困顿境地，令人感伤。正如郁达夫所说：“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应该说，创造社作者在这一初期的文学主张，与日本自然主义文学岛崎藤村等作家的文学观念相吻合。［9］另外，尽管创造社的各个骨干成员写作风格迥异，表达方式多样，但还是多多少少地显现出一些与岛崎小说在爱恋描写方面的模仿和相鉴，热衷于抒写乱伦等病态的性刺激，例如，郁达夫在小说《过去》中，描写了主人公对女性双脚的“恋足癖”，郭沫若的小说《喀尔美萝姑娘》，也从肉体的角度表现了一种自我的性陶醉和迷恋。可以看出，初期的创造社作家对病态爱恋的描写与岛崎藤村颇为相似。

（三）岛崎与初期创造社作家作品的“私小说”化。

私小说是产生于日本近代的一种独特的文学样式。私小说这一特殊的体裁样式是日本现代作家进行自然探寻并最终实现的独特文学方式，也是现代日本作家民族特性的标志。［10］随着一大批优秀的中国作家留学日本，他们在秉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也在思想、文化和创作理念上与日本文学传统碰撞出璀璨的文学火花，他们之中的郭沫若、郁达夫、张资平等创造社作家们在各自的文学创作上或多或少地都受到了以岛崎作品为代表的“私小说”的影响，而这些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促成创造社作家追求“真实”与“自我”。“五四”时期的新文学革命在创作上将“真实”作为文学的生命，钱理群在《试论五四时期“人的觉醒”》一文中写道“：翻阅五四时期的报纸期刊，给人最强烈的印象是五四时期‘人’所特具的个体自由意识与人类（世界、宇宙）意识。”［11］从黄遵宪提出“我手写我口”到胡适主张的“须言之有物”和陈独秀反对“雕琢的”“、迂晦的”旧文学主张，特别是这一时期的创造社作家们，他们学成日本，深受日本自然主义文学和“私小说”影响，虽然在具体文风上也受到浪漫主义、唯美主义影响，但在小说的基核的认同方面都认为小说贵在“真实”，郁达夫在《小说论》中说：“小说所要求的，是隐在一宗事实背后的真理”“，小说的生命，是在小说中事实上的逼真”，［12］而成仿吾则认为“真的艺术家只是低头于美，他们的信条是美即真即善”［13］，这些主张与岛崎的文艺思想相当接近，都体现了一种对于“真”与“自我”的追求。二是影响了创造社作家对“灵与肉”的描写。创造社作家多是追求文学领域的“柏拉图式”爱恋，除了郁达夫的《沉沦》和张资平的《梅岭之春》作为例外，可以归类于“肉体压迫”的“私小说”范畴，这些创造社作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留学日本时，正值岛崎藤村、田山花袋等作家的“私小说”流行文坛，而在当时的日本社会里，“性”也通过“私小说”的盛行而合法化，他们在接受日本文学文化浸染的同时，深受《破戒》、《春》等小说描写的影响，将“性解放”和人性独立、个人解放等启蒙思想融合起来，并以小说的形式通过对“性”的渴望但却隐晦地折射出对旧秩序和旧道德的不满。三是使得创造社作家在文艺思想上转向“告白”与“发现自我”。在中日两国的近现代文学史上，关于“自我”的言说层出不穷，而当现实与“自我”遭遇之时，又往往会演变出各种激进的思潮流派，在那些封建、沉闷的年代里，只有“真实”地表达个人欲望，主动“自我”地呼唤和反抗，文学才会表现出它最具生命感和破坏性的力量，而“告白”正是作家表现“自我”最恰当的温床，例如郭沫若的《阳春别》、《行路难》；郁达夫的《沉沦》、《还乡记》；以及成仿吾和陶晶孙的一些早期作品都极富“私小说”风格。在文学史上，岛崎小说《新生》应该说是“私小说”告白小说的开篇之作，在创造社里，郁达夫、张资平、郭沫若、叶灵凤、陶晶孙这些小说家，他们对于旧有体制和时代的“呐喊”“、告白”与岛崎的自然主义文学是一脉相承的，在当时的“五四”文坛上喊出了一种奇异的不和谐之音，强化了国人业已觉醒的“文学意识”。

自然主义流派范文篇9

一、摄影对绘画的模仿

模仿是艺术创作的方式之一，“由于原始人思维能力的限制，其在努力寻求力量征服异己和满足自身愿望的过程中，自然而方便地选择了模仿其自身存在与生活在客观时空里的存在物的行为和状态”。摄影术的诞生对绘画形成了很大的冲击，曾有人惊呼“绘画”从此死亡了，但事实是这样吗？经过一百七十多年的发展，摄影和绘画“分而合，合而分”，在相互的借鉴中，尤其是摄影形成了自身独特的语汇。摄影术诞生早期的摄影家也是画家，摄影是他们作画的辅助方式。从19世纪50年代起，出现了诸多的摄影艺术流派，如画意摄影，其流派有高艺术摄影、自然主义摄影、印象派摄影，未来主义摄影，后来又出现了体现摄影本体语言的直接摄影和纯摄影，人们在不断探索摄影的艺术表现，例如英国画家兼摄影家奥斯卡?古斯塔夫?雷兰德模仿拉斐尔的名画《雅典学院》拍摄的《两种人生》。该作品展出时引起轰动并且被英国维多利亚女王购买。雷纳德的成功让世人第一次看到摄影不是简单的光影魔术，同样也是艺术创作的形式之一。

二、摄影的瞬间特性

法国摄影大师布勒松曾说:“摄影，照我的想法———就是绘画的速写，凭直觉完成，不容修改。若非改不可，那只好等下一张再改了。生命是随时在变的，有时景象一消失，你就无能为力了。”笔者有这样一幅摄影作品，表现的是农忙时节农妇收割麦子的场景：扬起的麦粒，被定格在瞬间，画面的凝固让人仿佛感到了土地的深沉。在拍摄时，并没有这样的感觉，只是本能地拍摄记录，但当照片冲洗放大后，笔者无意中却发现这张照片与19世纪法国画家米勒的名画《拾穗者》中的情节十分相似。绘画是对现实某一特定瞬间的精心描绘，摄影更何尝不是这样呢，只不过，后者来的更加客观罢了。抛开数字摄影的后期创意不谈，传统摄影的独特在于它瞬间的不可修改性，它不像绘画作品或者其它艺术形式一样可以在反复的修改，一直达到自己想要的效果；所有的精彩和失败在一瞬间决定了，那么如何把这种瞬间的短浅变为艺术的永恒，这是摄影艺术的特性之一，也是摄影创作中的难题。在数字摄影大行其道的时代，越来越多的摄影人忘记了摄影的这种本质特性，而极少数真正的摄影人在坚持，品味，他们的作品少了一份视觉的浮华，但却凝聚着深深的文化情结，是文化的因素让摄影走得更远，也让瞬间的记录成为永恒。

三、摄影中的“移情”效应

“人在观察外界事物时，设身处在事物的境地，把原来没有生命的东西看成有生命的东西，仿佛它也有感觉、思想、情感和意志、活动，同时，人自己也受到这种错觉的影响，多少和事物发生同情和共鸣”。在创作中，也会遇到类似的现象。明明是现代社会下存在的城墙和泥瓦工人，我却经常将他们看作蓄发长袍的古代人，明明是一项艰苦的拍摄任务，有时又觉得这是在玩耍。某段时间无法进行下去的拍摄，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其它知识积淀后，却豁然开朗，这是为什么？移情扩大了拍摄中的视角———镜头取景器给你的视角是非常有限的，而真正的视角存在于你的内心。同时，我们都有这样的体会，在放松状态下拍摄的东西要比在精神绷紧的情况下更有艺术表现力，也更吻合当时的心态。这样的例子启示笔者：在创作中，一定要保持放松的精神状态，或者说，在拍摄中，不要有太多的功利心。这一点，非常重要，它可以直接决定你的作品是否可以深入下去。在2010年的平遥国际摄影大展上，来自湖南的摄影家欧阳星凯凭借《洪江》组照荣获大奖，荣誉的背后肯定是巨大的付出。洪江并不是作者的故乡，无数次的往返，脑力和财力的巨大付出，关键是作者以一颗平常的心态去拍摄，去记录一些行将消失的地域文化，他的作品走的很远，获奖是实至名归。

自然主义流派范文篇10

各种不同的艺术用来塑造艺术形象的方式和使用的材料各不相同。绘画、雕塑、建筑，采用的是线条、色彩、泥土、砖瓦；音乐、舞蹈，用的是音响、节奏、旋律、人体动作……文学塑造形象的材料是语言，所以，文学是“用语言来表达和造型的艺术”，或者称为“语言艺术”。

用语言来塑造形象的有小说、诗歌、剧本、散文等等。作家把自己对生活的观察、体验、认识、理解，用语言表达出来，构成文学形象；读者通过作品的语言，经过一番理解、感受和再创造，在自己头脑中形成了文学形象。因此，语言成了作家与读者心灵沟通的桥梁。

文学借助语言来塑造形象，具有其他艺术无法相比的优势。因为一幅画可以画出一个人的相貌和神态，却很难画出这个人头脑里思维活动的复杂过程；但是一篇小说就不同了，它不仅可以描写出人物的肖像、衣饰、表情等外表的东西，而且还可以表现出人物的思想、感情和细致的心理活动。语言可以状物抒情、叙事议论，可以描绘事物发展的过程。它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可以自由灵活地表现过去与未来、现实与虚幻的各种各样的情境。所以，用语言塑造形象的艺术——文学，是艺术门类中最富有表现力的一种艺术。

文如其人的风格

相传，宋代著名的女词人李清照的丈夫赵明诚，曾把李清照的词句混在自己的作品内，让朋友品评，朋友说就是“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这两句最好。原来这两句正是李清照的句子。

这位朋友为什么特别赏识这两句呢？这是因为李清照的词，有她自己的风格——鲜明的个性和独特的气质，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等佳句，赵明诚是无论如何也写不出来的。

风格，实际上就是作家、艺术家在创作中所表现出来的艺术特色和创作个性。作家、艺术家由于所处的环境、生活经历、立场观点、文化素养的不同，就形成互不相同的思想气质和性格特点，并在创作过程中自然流露出来。在处理题材、表达主题、选择体裁、组织篇章、描绘形象和语言运用等方面，都各有自己的风格。

俗话说：“文如其人。”风格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作家、艺术家的主观因素决定的。但是由于生活本身的丰富多彩，作家、艺术家所处的时代不同，民族相异，文学、艺术作品的风格也就有多种多样了。

从创作方法来说，风格有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之分。而从民族特点来看，有中国、外国之别。从作家个性特点来看，有的沉郁顿挫，有的热情奔放，有的尖锐泼辣，有的飘逸潇洒等等。文学、艺术也因风格的多样性而显得绚丽多姿。

作家的艺术追求——意境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唐朝诗人王维的诗《山居秋暝》充满了“诗情画意”。诗中写的是景，但寄托着诗人对安静纯朴的山村生活的热爱。可以说写景中含情，抒情中藏景，真正做到了情与景交融，诗与画结合。这种把生活图景与思想感情互相融合所形成的艺术境界，就是“意境”。

凡是优秀的文学作品，都追求意境。比如元代作家马致远的散曲《天净沙·秋思》：“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作者描绘的是秋日傍晚的景象，勾画了一幅凄凉萧瑟的图画，渲染了一种悲凉的气氛，从而抒发了作者漂泊天涯、孤独无依的愁思。像这样的作品，不仅画面传神，而且语言简练、概括，感情非常真切，意境十分新颖，因此，历来受到人们的称道。

文艺作品的意境创造是可以多种多样的。因为生活本身丰富多彩、千姿百态，作家的思想又是无限丰富的。所以，有的可以像李白那样创造出“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的豪迈壮阔的意象；有的可像李煜那样抒写“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的愁苦凄凉的思绪；有的可和岳飞一样表现“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的壮怀激烈的豪情；也有的可以像柳宗元那样写出“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的超尘绝俗、傲岸不屈的志趣。但是，无论哪一种意境，只要做到诗与画结合，情与景交融，都可以说是作品成功的标志，也是作家、艺术家终生追求的目标。

作品成功的标志——典型

俄国大作家果戈里有一次听到一个故事：有个小官吏非常爱好打鸟，省吃俭用，还利用休息时间找额外工作，好不容易积蓄了一笔钱，买了一枝猎枪。不幸得很，他在第一次打猎时就把猎枪丢了。这个小官吏费尽气力也没有找到这枝猎枪。回到家就发起高烧来了。同事们知道这件事后，凑钱给他买了一枝新猎枪，他的病才慢慢地好起来。但是从这以后，当他一想到丢枪的事，脸色就会发白，仿佛像个死人一样。

果戈里对这个故事很感兴趣，但是他又感到小官吏丢猎枪而急得生病的事，只是一种个别现象，还不能表现生活中普遍存在的东西。后来他就把这个故事进行加工、概括、提炼，写成世界文学史上的名著《外套》。他把小官吏改成了一个地位卑微、成年累月坐在老地方抄写文书的九品文官。同事们瞧不起这个九品文官，嘲弄他、挖苦他。他为了度过严寒，节缩开支，积攒了一些钱，做了一件外套，只高高兴兴地穿了一天，就被强盗抢走了。他要求将军帮他设法找回外套，却挨了一顿训斥。他跌跌撞撞回到家里，不久便一命呜呼了。九品文官死后，为了报复，竟在黑夜中剥了许多人的外套，特别是将军的外套。经过作家的创造，主人公形象既有鲜明突出的个性特征，又能反映沙皇专制制度的黑暗冷酷，以及小公务员悲惨的命运，这种有代表性、又有很大社会意义的艺术形象，就是典型形象，或简称典型。

典型是一部作品成功的标志。文学形象的典型，是个性与共性的完美融合。首先，这个艺术形象应该是血肉丰满、个性鲜明，是活生生的人物形象。如莎士比亚笔下的丹麦王子哈姆莱特，鲁迅笔下的阿Q，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能碰到，但又不一定是哪一个人。所以，典型人物形象又称为“熟悉的陌生人”。

其次，典型人物形象，还必须具有巨大的概括力量，使读者通过这一形象，认识到更多的人。比如，看了阿Q,人们可以领悟到“精神胜利法”的本质，知道人们的弱点。所以，有时人们就把那种有着虚幻的自我满足的人称作“阿Q”。同样，看了哈姆莱特的形象，我们可以认识到18世纪欧洲人文主义者的共同弱点，还可以把那种办事瞻前顾后，犹豫不决的人称作“哈姆莱特”。

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

这文学史上两大创作方法。

凡是读过杜甫的名篇“三吏”、“三别”的人，都会感到他的诗真实地反映了唐代的社会生活景象。比如读他的《石壕吏》，我们仿佛目睹了安史之乱时官吏深夜捉人，老翁偷偷地翻墙逃走，老妇悄悄开门觑看以及吏呼妇啼等一幅幅具体、逼真的悲惨场景；而读李白的诗歌，我们则钦佩他那种奇特的想象和大胆的夸张。例如《梦游天姥吟留别》，诗人一会儿把你引入仙境，一会儿又把你带回人间，时而又借用神话传说，来抒发自己的理想。同样，我们读小说《红楼梦》，读曹雪芹笔下的林黛玉、贾宝玉，无论他们是吵闹哭笑，还是吟诗作画，都觉得实有其人，一点不假；而读小说《西游记》又不同了，吴承恩笔下的孙悟空，手拿千钧棒，一个筋斗十万八千里。他一会儿腾云驾雾大闹天宫；一会儿摇身一变去降妖伏魔。谁都知道，这是作者的想象。

但是不论杜甫还是李白，也不论是曹雪芹还是吴承恩，他们在作品中都表现了自己对当时社会的不满和对美好理想的追求。只不过在表现这些内容时，采用不同的创作方法罢了。杜甫与曹雪芹常用的是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李白与吴承恩常用的是浪漫主义创作方法。

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特点，是要求作家按照生活本来的样子来写作，强调艺术形象的真实性。它要求从细节、情节、环境到人物外貌与内心的描写，都要符合生活的逻辑。作家思想感情和倾向性应该通过具体生动的形象和画面自然流露出来，而不是作家自己直接说出来。而浪漫主义创作就不同了，它的特点是作家按照理想中的生活来写作，强调理想性。它要求作家充分表现对理想社会的热烈追求，而不必拘泥于对现实生活的客观描绘。它常常采用幻想的形式、虚幻而离奇的情节，并运用大胆的夸张手法。这类作品总是以想象丰富、情节离奇、感情充沛、语言华丽而见长。

文学史上有许多用现实主义方法写出杰作的作家，如中国的杜甫、曹雪芹，英国的狄更斯，法国的巴尔扎克，俄国的列夫·托尔斯泰等人。也有许多用浪漫主义方法写出杰作的作家，如中国的屈原、李白、吴承恩，英国的拜伦，德国的席勒，俄国的普希金等人。

现实主义创作办法与浪漫主义创作方法并不是对立的，有时会被同一个作家所采用。像鲁迅写的《呐喊》、《彷徨》，基本上运用的是现实主义方法，写《故事新编》时就较多地运用浪漫主义方法。

人文主义思潮和文学

“人类是一件多么了不得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理性！多么伟大的力量！多么优美的仪表！多么文雅的举动！在行动上多么像一个天使！在智慧上多么像一个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英国作家莎士比亚在他的著名悲剧《哈姆莱特》中，通过主人公哈姆莱特的口，对“人”作了这样的赞颂。

这种对“人”的肯定，对“人”的价值、地位的重视，在14世纪至16世纪的英国以及整个欧洲，正代表了人文主义思潮。人文主义，又称人道主义。这种思潮主张以“人道”反对“神道”，以“人权”反对“君权”，提倡尊重人、关怀人、以人为本位的世界观。人文主义思潮是新兴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统治，批判宗教、神权的思想武器，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其中有着人文主义文学的一份功劳。人文主义文学通过艺术形象提倡人性，宣扬个性解放，反对蒙昧主义。英国的莎士比亚，意大利的薄迦丘，西班牙的塞万提斯都是杰出的人文主义作家。

薄迦丘的代表作品《十日谈》，揭露了僧侣贵族的腐朽和堕落，赞美了平民的聪明和勇敢，向封建教会的禁欲主义提出挑战。塞万提斯的代表作品《堂·吉诃德》，写了堂·吉诃德企图恢复过时的骑士制度的许多可笑举动，讽刺了西班牙封建社会的不合理现实。人文主义思潮结束了欧洲中世纪长达一千多年的黑暗思想统治，开创了世界历史的新纪元，人文主义文学也掀开了世界文学史新的一页，从此人代替了神，人成为文艺作品的歌颂对象。

崇尚理性的古典主义

17世纪法国著名作家高乃依写了一部戏剧《熙德》。描写一对情侣唐·罗德里克和施曼娜，因为两人的父亲不和，由情人变成仇敌。这时摩尔人大举入侵，罗德里克为了保卫国家，奔赴战场，英勇杀敌。立功后，国王亲自出面调解矛盾，罗德里克和施曼娜终于结成夫妻。这部戏剧既说明了王权的至高无上，也反映了理性高于一切，强调国家利益放在个人恩怨之上等等，指出了政治和道德观念的标准，因此成为古典主义文学的奠基之作。

古典主义文学创作的特点是推崇古代，把古希腊、罗马作家和他们的作品作为典范，并根据古代作家的创作理论和表现方式，对文艺形式作了严格的规定。要求作品只能有一个故事情节，并且这个故事情节必须在一个地点、一天时间内完成。这就是所谓的“三一律”。

古典主义文学在人物塑造上，往往只重共性而轻视个性，或者只求突出人物性格中的某一个特点，而忽视对人物作生动、具体、全面的描写。因此这些人物缺少感情，不是血肉丰满的典型，而只是一些美德或恶行的化身。他们要么是忠诚、勇敢、慷慨、智慧的代名词，要么就是邪恶、怯懦、吝啬、虚伪的形象化。

古典主义文学具有情节简单、结构紧凑的优点，但由于它把一些本来合理的东西变成清规戒律，就束缚了自己。同时，又把作品作为抽象理性的代言人，失去文学最重要的因素——感情，限制了文学的发展。到了19世纪，古典主义就被浪漫主义文学取而代之了。

强调客观纪录的自然主义

法国作家爱弥尔·左拉主张创作应该客观地纪录生活中的事实，他不赞成作家对生活现象作政治的、道德的和美学的评价。他自己写小说时，就醉心于对那些琐细的、表面的、偶然的生活现象和细节，作纯客观的描写。比如他的小说《饕餮的巴黎》，用大量的篇幅来描写巴黎菜市场的景物，有的地方竟一连写了近三十种鱼虾，并不厌其烦地描绘它们的颜色、花纹、形状等等；有的地方对萝卜、白菜、豆荚、茄子等二十多种蔬菜，作了详细的介绍。由于对被描写的对象不作概括和评价，读者看不出作者到底要表现什么样的意图。左拉的这种创作主张和创作方法，就是人们常说的自然主义。

自然主义是西方的一种文学创作方法，它产生于19世纪60年代的法国，以后相继蔓延到欧美其他国家。左拉是自然主义的主要代表。自然主义作家不是从人的社会性入手，而是从生物学、遗传学、病理学的角度来研究人、描写人。他们认为人只有动物本能，只能消极地被环境和遗传因素所决定，因此在有些作家的笔下，不管是写什么人，都是庸俗、低级和丑恶的，甚至充满着兽性。比如在左拉的《小酒店》中，作者连篇累牍地描写工人酗酒，认为这是遗传带来的结果，但没有能揭示出酗酒的社会原因。这种描写，当然无法塑造生动的人物形象。自然主义与现实主义虽然都主张反映现实，但二者有很大的区别。现实主义强调对生活要进行概括、提炼，并用典型化的手法来反映生活的本质，而自然主义则强调客观纪录，也就不能很好地反映生活的本质。

名目繁多的西方现代派

奥地利作家卡夫卡写了一部小说《变形记》。故事是：某公司的推销员格里高尔·萨姆沙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大甲虫。萨姆沙失去了工作能力，不仅无法供养父母、还清债务，而且成了全家的一个累赘，因而受到全家人的冷遇和折磨，最后在孤独与痛苦中悄悄死去。于是，全家人如释重负，“感谢上帝”。

人在一夜之间变成了甲虫，这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能的，显然是属于一种荒诞的虚构。但是卡夫卡对格里高尔·萨姆沙变成甲虫后所产生的恐惧感、灾难感和孤独感，却描写得非常具体、真切。后来，人们往往就把带有这类思想倾向和艺术特点的作品，称作西方现代派文学。

西方现代派是从19世纪末开始流行的一种复杂的文艺现象。所谓现代派文学，是相对于西方古典文学而言，它并不是一个单一的流派，而是包括各种名目的创作派别。其中有用象征的方法暗示作品的主题、情节，宣扬神秘主义、悲观情调的“象征主义”；有专门表现作者内心孤独、绝望、潜意识的“表现主义”；有表现梦呓、混乱和荒谬形象的“达达主义”；有表现世界荒谬、人生痛苦的“存在主义文学”；有宣扬存在就是荒诞，人与人之间关系只是一种隔膜的“荒诞派戏剧”；还有用玩世不恭的态度来嘲笑黑暗可怕的现实社会的“黑色幽默”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