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人范文10篇

自然人范文篇1

关键词:单位犯罪;自然人;单位;刑事责任

《刑法修正案九》新增了诸多的单位犯罪的规定，但是自然人主体仍是最重要的行为主体，对于单位犯非单位可构成之罪中自然人承担刑事责任仍是悬而未决的疑难。

一、立法解释的肯定与模糊

2014年4月24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根据司法实践中遇到的情况，规定了法律未规定追究单位的刑事责任的，如何适用刑法有关规定的问题，解释如下:“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等单位实施刑法规定的危害社会的行为，刑法分则和其他法律未规定追究单位的刑事责任的，对组织、策划、实施该危害社会行为的人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单位犯非单位犯罪，在单位不构成犯罪的情况下，相关自然人能否承担刑事责任的话题是一直困扰学术届与实务界的老问题。学界对此问题存在肯定论①与否定论②两说，这种分歧主要源自《刑法》第30条规定存在反向解读的可能，即法律没有规定为单位犯罪的，自然人是否要负刑事责任并未做具体的规定。解释很明确的指出，法律未规定追究单位刑事责任的，对自然人是可以追究刑事责任的。但此次解释对责任的由来与分配上并未加以说明。

二、责任由来问题的产生及解决

当然破除单位犯非单位犯罪刑事责任由来的问题固然可以通过立法的完善来解决。我国单位犯罪的罪名整体而言呈现的不断扩张也是完善趋势的体现。解决单位犯非单位犯罪责任由来的理论很多，有人格化社会系统责任论整体责任论、双层机制论、双重性论、连带责任论、复合主体论、新复合主体论、单位成员从属性与独立性论、自然人非犯罪主体论、一体化论。以主体的数目为划分标准，可以分为单主体论与多主体论。

(一)单主体论下的归责理由

理论前提若是“单个主体论”，即“单位犯罪只是单位一个犯罪主体，作为单位成员的自然人只是作为某种构成要素而非独立主体，处罚单位成员的自然人只是对单位的犯罪行为的综合性的全面处罚，单位成员的自然人只是刑事责任的主体而非犯罪主体去分担单位犯罪的刑事责任。”③根据此理论则应当认为行为是由单位实施，但是根据刑法不能将行为所导致的责任归咎于单位，而可以将刑事责任直接归咎于组织、策划、实施该危害社会行为的人。归责原因在于自然人代单位受罚，归责方式按照单位犯罪的责任分配，不对单位定罪量刑仅仅是因为刑法上没有规定。关于单位成员的自然人不具有犯罪主体资格却如何能作为处罚主体?其刑事责任根据从何而来?复合主体论认为，“单位犯罪的主体是以单位组织为形式，自然人为内容复合组成的特别主体。单位和单位成员是两个具有内在联系的主体，在单位犯罪构成中复合为一个主体，又可以在量刑时分为两个部分，即对单位和单位成员分别使用刑罚。”④单位成员从属性与独立性理论。“该论者分析了单位成员在单位中具有的从属性与独立性的性质，并由此产生了单位成员承担刑事责任的主观恶性和道义的应受非难性的伦理基础。上述观点，从不同方面阐释了单位成员承担刑事责任的根据。”⑤但均认为单位成员在人格上的独立性是相对的，不具有法律主体地位。单位成员从属性与独立性理论中，人格的独立性与从属性是对立的，如何能够在一个主体上同时体现?

(二)两个主体论下的归责理由

理论前提若是“两个主体论”，即“单位犯罪存在两个犯罪主体，从整体上看单位起着主导作用，作为单位组成要素的自然人，处于从属地位，但是如果深入其内部结构，则自然人主体起着主要的决定作用，而单位又从属于他。”“单位是一个由自然人组成的社会系统，单位的存在与活动，甚至是犯罪行为都是通过自然人的行为来实现的。”⑥则此条解释应当解释为行为在本质上是由自然人所实施，危害行为也是由单位中的个人具体组织、策划、实施，但是根据刑法可以以自然人犯罪将其归咎刑事责任的，可以对实施危害社会行为的人追究刑事责任。归责原因在于自然人的行为本身就能评价为犯罪，归责方式按照共同犯罪的责任分配，不对单位定罪量刑一方面是因为刑法没有明文规定，另一方面是因为依靠自然人犯罪就能较好的分配责任。“双重犯罪机制论”便是“两个主体论”的代表观点，其认为“单位犯罪存在着一个特别的‘双层犯罪机制’，第一层次是单位犯罪，犯罪主体是单位，这是单位犯罪的表层结构，我们不妨将单位称为‘表层犯罪者’;第二层次是单位的决定者和执行者所构成的共同犯罪，犯罪主体是决定者和执行者个人，这是单位的深层结构。⑦由于双重结构的存在，便为单位虽然不构成犯罪，但自然人可以构成犯罪提供了理论上的合理性。应运而生的便是“双重刑事责任论”即“在单位犯罪的同时，必然伴随着作为单位有关人员的自然人犯罪，也就是单位犯罪中存在两类犯罪主体，自然要对两类犯罪主体进行处罚，这完全符合刑事责任的基本理论。而单位有关执行人员在执行职务行为时，意志和行为的双重性决定了单位犯罪时有两类犯罪主体。”⑧对于此种观点，有学者的评价较为中肯“双层犯罪机制论”“把单位犯罪作为两个层次的犯罪来理解，不仅使单位犯罪复杂化，而且给人以两个犯罪之嫌。事实上单位犯罪是一个犯罪，两重评价，而不是双层犯罪。”⑨当然，这个理论可能同时蕴含着单位犯罪应当存在单位犯罪构成与自然人犯罪构成两套对应的定罪规则体系。运用此种理论解释单位犯非单位犯罪看似并不存在问题，即单位不满足单位犯罪的构成要件，自然人依然可以构成自然人的构成要件。但是其忽略了另外一个重要的问题，也是单位犯罪的本质问题，即单位犯单位犯罪，自然人共同犯罪与单位犯罪的认定标准与归责路径是存在本质上的区别的，前者是先以每一个个体为基础的整体判断再对各个个体进行归责，而后者是先解决单位整体的定罪再对特定个体进行归责。而且双层犯罪机制将定罪与责任分配相混淆，本应是内部的责任分配问题置于外部的评价之上。

(三)现行立法体制下的选择

立法对单位犯罪的确认，单位犯罪双罚制的处罚原则，立法对单位主体的不断扩充丰富的趋势，不仅意味着我国的单位犯罪立法顺应了国际潮流也彰显出我们对单位犯罪认识的不断深入，这些立法成果都是我们理论研究的前提。“单主体论”区分了行为主体与责任主体，但未保持两者的统一，从而引发了对其刑事责任由来合理性的质疑;“两主体论”为了保证行为主体与责任主体的一致性，将单位犯罪主体人为分为单位与自然人，从而造成了两套犯罪构成理论上的不统一。就单位犯非单位犯罪而言，自然人负刑事责任是有其依据的。论证如下:首先，即使单位实施了刑法规定的危害社会的行为，但刑法没有规定主体可以是单位，便意味着单位行为所引发的刑事责任不能由单位负担。但这并无意味着刑事责任的彻底消除，即使单位因为主体不符合而不需要承担刑事责任，但是其与内部的自然人犯罪行为与单位犯罪行为具有同一性，而可以构成刑法所明文规定的自然人犯罪，这便是单位犯非单位犯罪刑事责任的总来源。其次，单位犯罪的主体应当是单位而并非是自然人，既然刑法对单位犯罪的表述却始终为“单位犯此款罪”，我们就应当承认单位独立的主体地位。单位与自然人并列的地位也应当予以承认，单位的意志来源于单位章程(自然人过去意志的文字体现)与单位决定(自然人现在的意志)，这便使得其意志在某种程度上与多变的自然人不同，存在相对稳定的独立人格;单位的行为借助于自然人的行为予以表达，其行为的意义在一定程度上应当归结于单位。因为相对于自然人作用的渺小，单位是群体的力量，其独立的财产也能给人更多的保障，能获得更大的信任。这也是单位在大部分情况下实施财产诈骗类犯罪都能得手的原因。在此前提之下，单位实施单位犯罪行为，构成单位犯罪，相关自然人行为与单位行为有同一性，其体现在单位行为的定义上。而后，单位行为应当被认定为单位为其单位利益而由内部自然人具体实行的行为。这与单位行为的传统定义“单位行为是指单位内部决策人员或直接责任人员以单位名义实施的行为。”⑩是相背离的。因为通说隐含了单位并无自由意志，全凭决策人员或直接责任人员的意志与行为行事。还学者利用罪责自负理论对此定义进行支持，认为“在刑法语境下，单位内部的自然人行为不能像其在民法语境下一样，完全转变为法人行为。原因在于刑法是以规范自然人行为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对犯罪行为形成了严格的人身专属性，行为专属于实施该行为之自然人，所引起的所有法律效果都与该行为的自然人有关。”○11笔者认为，此种定义讲单位犯罪本质上归为一种特殊的自然人犯罪，单位是自然人手中的道具，自然人的行为专属于自然人本身一定程度上是违背事实的。一方面，将此种理论往前一步，单位犯罪视乎没有任何存在的必要，而刑法对自然人犯罪的定罪处罚早已基本完善。另一方面，我们不能否认的是，单位是否真的就仅仅具有形式上的价值呢?一般来说，单位相比自然人其信用记录更加透明，风险承担能力更强。在此种背景下，代表哪家单位是比谁去办在交易中更为重要，行为人的职务身份优于自然人的身份，其行为也将体现为单位行为。其后，笔者认为在我国单位犯罪的处罚原则下，对单位犯非单位犯罪中自然人归责是有道理的。因为在以双罚制为基础，以单罚为例外的设定下，单位犯罪中的对单位或许存在不予处罚的情况，但对单位中的自然人的处罚却是必须的，这便意味着单位承担刑事责任后并不意味着自然人就不需要承担刑事责任，只是相比而言，可以少承担一点刑事责任。最后，逻辑链条便为，单位实施了单位行为，单位行为为刑法所规定的危害社会的行为，主观上也符合了刑法的规定，主体适格就构成单位犯罪，主体不适格便需要视为借助单位行为的自然人犯罪。从单位的角度看，自然人是代其受罚;而从自然人自身的角度看，也是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并不违反罪责自负。刑法首先对单位行为进行总体上的评价，再在评价完单位犯罪之后对自然人进行归责。而当单位实施了单位行为，单位行为并非是刑法所规定的危害社会的行为时，单位不构成犯罪不存在争议，因为刑法并未总体评价单位行为，此时单位之后的自然人才能走到台前，但此时自然人将不能在单位犯罪的框架之下进行责任的分配，而只能凭借自然人共同犯罪定罪量刑。

三、结果

刑事责任是刑罚的依据，而构成犯罪是刑事责任的根据。单位犯罪并非是存在双重犯罪主体，即单位犯罪存在一个统一一致的犯罪构成，而只是在归责的时候存在单位与自然人两种归责的对象，这在法律上也是得到确认的。而就单位犯非单位犯罪而言，按照现行的刑法规定是不能按照单位犯罪定罪的，也就造成单位虽然实施了刑法规定的危害社会的行为，但实际上并不能定罪处罚的。如果法律规定为单位犯罪，同一性并不需要突破，而未规定之时，则需要借助自然人犯罪进行定罪量刑。自然人在不纯正的单位犯罪属于刑法规定的犯罪主体，单位意志的体现借助的也是自然人意志的表达，利用自然人犯罪对自然人进行定罪处罚也不存在法律适用上的障碍，但是将所有责任归结于自然人而单位并未受到任何处罚在法理上是违背单位犯罪的立法懿旨的。当然以上问题的根源还是来自于立法滞后造成的漏洞，使得一些刑法规定的危害社会的行为明明可以由单位犯罪所规制，却没有被纳入单位犯罪的范围，便造成刑法理论对此的解释难以为继。没有法条依据对单位定罪量刑，唯一可行的路径便是按照自然人共同犯罪处理虽然可行，但实际上会使得自然人责任的分配并不均衡，理论上也会使得其它的单位犯罪失去依据。所以立法解释在一方面属于对此问题给我们的感觉是权宜性的规定。具体的实现还是有赖于刑法中对单位犯罪及单位犯罪主体的立法完善。

作者:姚翔宇 单位: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注释］

①张明楷．法益初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367．

②陈兴良．盗窃罪研究［A］．陈兴良主编．刑事法判解［C］(第1卷)．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36．

孙军工主编:金融诈骗罪［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9:59．

③陈兴良．单位犯罪:以规范为视角的分析［J］．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3(1)．

④卜维义．法人犯罪及其双层机制与两罚制［J］．经济与法，1991(6)．

⑤马长生，胡凤英．论新刑法对单位犯罪的规定［J］．政法论坛，1997(6)．

⑥何秉松主编．法人犯罪与刑事责任［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1:472－476．

⑦同注6．⑧卢勇．单位成员行为的双重性与单位犯罪［J］．华东政法大学学报，1999(4)

．⑨董玉婷．论单位实施非单位犯罪问题［J］．环球法律评论，2006(6)．

⑩蒋熙辉．单位犯罪刑事责任:探究与认定［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5:75．11同注10．

［参考文献］

［1］陈兴良．单位犯罪:以规范为视角的分析［J］．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3(1)．

［2］蒋熙辉．单位犯罪刑事责任:探究与认定［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5．

［3］何秉松主编．法人犯罪与刑事责任［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1;卢勇．单位成员行为的双重性与单位犯罪［J］．华东政法大学学报，1999(4)．

［4］娄云生．法人犯罪［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

［5］卜维义．法人犯罪及其双层机制与两罚制［J］．经济与法，1991(6)．

自然人范文篇2

我国现行《企业破产法》经历了十年的修改，在这十年间，自然人破产是否应当纳入破产法引发了激烈的争论，但最终仍未将其纳入企业破产法。随着我国经济进入转型阶段，自然人从事经济活动已是较为普遍的现象，债务负担亦日益多元化。近期温州商人由于身负巨债而远走他乡甚至跳楼自杀的事件不断见诸报端①，甚至惊动中央，令我们不得不再次反思，除了金融政策的因素之外，我们是否为这些参与经济活动的自然人提供了适当的退出市场，重新开始生活的途径?2004年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颁布了《破产立法指南》，该指南中特别提到了关于自然人破产的问题，建议只要从事经济活动，无论其为法人、其他经济实体还是自然人，也不管他们是通过何种法律形式来从事经济活动以及是否以盈利为目的，都应当适用商事破产法的规定。与此同时，指南建议解决自然人破产问题需要一些特殊的规定［1］。

一、自然人破产制度概况

综观各国破产法立法，对破产法的适用范围通常采用三种模式:一是一般破产主义，即破产程序适用于一切法律主体，包括法人、自然人和非法人组织;二是商人破产主义，即破产程序仅适用于商主体，只有符合商事主体身份的法律主体才能适用破产法，这一立法模式将民事主体划分为商主体与非商主体，商主体包括商法人、商合伙和商个人;三是有限的商人破产主体，即破产法仅适用于一部分商主体，如商法人，我国即采用这种立法模式，只有企业法人才能适用破产程序，非法人经济组织及自然人均被排除在外。本文所讨论的自然人破产针对的就是一般破产主义下的自然人，包括从事商业活动的自然人和从事非商业活动的自然人。一般意义上的破产是指债务人因无法清偿到期债务，经本人或其债权人的申请，由法院依强制程序，对其全部财产用于平等清偿全体债权人的债权的司法程序。自然人破产则因其特殊性而有特定的涵义，它是指自然人因生产经营或生活消费而负债，且无力清偿到期债务，经本人或债权人的申请，由法院依强制程序，对其财产进行整理，并将可用于债务清偿的财产全部用于平等清偿全体债权人的司法程序。自然人破产制度与企业法人的破产有着较大的区别:(1)自然人破产不会以个人的全部财产用于清偿债务，各国均规定了应为债务人保留的豁免财产，以保障债务人的基本生活和发展;(2)对主体资格的影响不同，企业法人的破产清算以终结该法人为终点，而自然人破产不可能将个人的主体资格消灭，而只能对其某些方面的行为能力加以限制;(3)自然人破产的制度设计上与企业法人破产差异较大，例如破产原因、自然人破产中的自由财产制度、免责制度、破产管理人制度等。由此可见，企业法人的破产制度并不能简单的适用于自然人破产。有一些法律人认为，自然人破产制度并无必要，有民事诉讼及执行程序即可解决自然人的债权债务问题。自然人破产与强制执行程序尽管都是将个人的财产用于清偿债权人，也都要为债务人保留必要的物质生活条件，但二者之间也有明显的差异:(1)强制执行程序是以先到先得为基本规则，将债务人的财产对个别债权人进行清偿，因此对债权人而言，受偿顺序有先后之分，在债务人资产不足清偿全部债务的情况下，受偿机会是不等的;而破产是一种概括的清偿程序，是以债务人全部可分配财产对全体债权人的平等清偿，同类债权人将按同等比例受偿;(2)强制执行通常只针对债务人的财产采取强制措施，而自然人破产程序还指向债务人的行为;(3)强制执行不存在对债务的豁免，只要债权未获得足额清偿，债务人的清偿义务就不会终结;而自然人只要完成破产程序中既定的破产计划，即可以豁免其余未能清偿的债务。由此可见，自然人破产制度并不是强制执行程序可以替代的。

二、我国自然人破产的立法必要性

对自然人破产立法的必要性与可行性的争论在学术界更甚于对自然人破产制度内容的争论。因此，阐明自然人破产立法的必要性与可行性是问题的关键。自然人破产制度的存在至少取决于两个要素:是否存在债务人缺乏清偿债务能力的可能性;且是否存在债务人向多个债权人负债的可能性。这两种可能性在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是毫无疑问地成立的。

(一)个人债务风险的加剧

1．中国家庭负债加重2004到200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刘建昌博士得出的中国几大城市家庭负债率调查结果震惊了全国。该调查数据显示，北京的家庭负债率达到122%，上海家庭的负债率达到155%，远远超过了美国家庭115%的家庭负债率，调查的其他几个城市的家庭负债率大都达到80%以上。上海银监局公布的数据也显示，2007年上半年新发生住房开发不良贷款13．25亿元，同比多增8．62亿元，其中接近90%的贷款是经过展期仍无法清偿而形成的不良贷款。［2］尽管我国目前个人信贷消费不良率仍然保持在一个较低水平，但不表示个人信贷无风险。尤其是目前占我国消费信贷较大比例的购房贷款，贷款期限通常在10年以上，经济发展的周期性使得个人贷款的偿还必然会受到影响，因此是否存在风险还要经过较长时间才能真正显露。近年来，我国政府多次采取调控措施应对商品房价格的过快上涨，部分城市房价因此开始停止上涨甚至下降。根据《南方都市报》2008年2月29日的调查报道:广州全市108个主流在售楼盘中，与2007年10月前后的房价相比，有1个楼盘跌幅超过50%，17个楼盘跌幅在20%～40%，44个楼盘跌幅在20%以内。有学者做过一个假设，一个八成按揭的房产，当房产价值下跌20%，损失就是100%;当房产价值下跌30%时，该房产对业主而言就是一个净负债了。如果该房产的主人没有其他资产，此时他就已经资不抵债。［3］一旦房价过度下跌，就可能影响到债务人还款的能力和意愿，我国家庭的债务危机也将随之显露。2．个人消费信贷业务发展引发的财务危机国人在生活中除了房贷债务之外的另一大债务即来源于信贷消费。近几年，我国信用卡消费业务出现了井喷式的发展，这种预支未来的消费观念埋下了个人财务的隐患。在我国台湾地区有“卡奴”一说，台湾地区金融主管部门将无力偿还银行最低还款额，且连续3个月未能还款的人定义为“卡奴”。2005年台湾这一群体的数字为40万，到2006年已升至70万。［4］而内地的情况也不容乐观，根据央行的《2011年第二季度支付体系运行总体情况》显示，信用卡坏账风险在增加，截至2011年6月末，信用卡发卡量已达到2．57亿张，信用卡逾期半年未偿还信贷总额达99．29亿，较第一季度增加17．22亿元。［5］3．居民投资的增长亦产生相应风险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开放以及经济增长速度加快，我国居民的收入不再单一的存入银行，而开始进入投资领域。随着国民投资意识的增强，储蓄不再是国人首选的理财方式，个人资金进入了消费、商业甚至高利贷等各个领域。有投资就有风险，尤其是承担连带责任和陷入高利贷链条中的投资人，一旦投资的某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可能导致超出投资额而危及家庭财产的债务。我国目前很多地方出现的高利贷都已被众多经济分析家们重视并预警风险。4．个人担保产生债务风险我国的金融服务体系已不再仅为国有经济服务，它已向私营经济组织和个体经济组织敞开了大门。而不论是在商业贷款或是民间借贷中，小规模的私营经济组织或个人为了取得贷款，通常由其股东或者法定代表人以个人甚至家庭的全部资产为贷款主体提供信用保证，在主债务人无法清偿的情况下，提供担保的个人或家庭也面临以全部资产清偿债务的风险。一旦主债务人和保证人的资产均不足以清偿债务，提供担保的个人也就陷入“破产”的境地。

(二)自然人破产是平等保护债权人的需要

从前述自然人负债风险的分析来看，债务的来源是多方的，因此债权人一般不会只是一人。而多个债权人同时存在的情况下，一旦债务人发生无力清偿的状况，所有的债权人都会受到不良影响。没有自然人破产程序，债权人只能适用一般诉讼及强制执行程序，债务清偿不可能是平等的，有先来后到之别。这对于在后提起诉讼或执行的债权人明显极为不利。而从债权人法律地位平等的角度，当债务人无力清偿全部到期债务时，所有债权人应处于同等的地位，受到同等的法律保护。因此可以通过设置自然人破产制度，达到平等保护债权人利益的目的。

(三)自然人破产是保护债务人的需要

没有自然人破产制度，作为一个诚信的债务人会怎样呢?他可能一辈子都被沉重的债务所拖累，难以翻身，甚至可能由于各个债权人无休止的追讨债务而无法安身。而自然人破产则为债务人提供了一个有序的偿债环境，诚实的债务人在经过一定的破产还债期间后可卸下债务包袱，重新开始“无债一身轻”的生活和工作。从这一点来看，自然人破产较之企业破产在保护债务人方面显得更有意义。(四)自然人破产是建立社会信用体系必要的配套制度我国社会信用体系缺失一直是一部分学者反对建立自然人破产制度的一项重要理由，由于没有财产登记制度，信用体系不健全，很多学者担心自然人破产会成为不诚信的债务人逃避债务的一种合法手段。但笔者认为，建立自然人破产制度恰好应当是建立信用体系的一项重要立法。“信用”最初的意思是指一个人诚实、不欺、遵守诺言，而随着经济的发展，信用的内涵有了新的变化，它成为一个人的无形资产，使人具有某种资格，更成为一种信息被传播。［6］信用体系是对一个人的信息进行收集、处理、评价、传递的系统，它将人在生产、生活中对公众有影响的信息进行量化评价，提供给需要的人。我国现在被纳入信用体系予以登记的信息包括个人自然情况，受教育经历、工作履历、荣誉记录、信用不良记录(包括职业不良记录、银行信用记录、受国家、部门的处罚记录、消费信用记录)等。信用体系不是摆设，它需要向使用者提供关于一个公民的准确、全面的经济信息，仅仅体现一个公民有未偿还的债务并不能完整地反映债务人的偿债能力及其诚信状况。自然人破产制度为信用体系增加了一个直观的信息。债务人无法清偿到期债务而破产客观地反映了债务人的信用状况，同时，通过信用体系对破产债务人在信用消费、信用贷款方面进行限制，避免银行、企业等债权人或利害关系人的利益受到不必要的损失。这正是自然人破产制度对个人信用体系以及社会经济秩序最大的贡献。在我国目前的司法强制执行中经常出现这种情况，一边是债权人追讨债务的无奈，一边是债务人继续过着奢侈的生活，这说明我们现有的司法强制措施并未起到对债务人的约束作用。破产制度对债务人的约束不仅仅是在破产清算中全面接管债务人的财产，还包括对债务人在破产还债期间内奢侈行为的禁止以及对诚实的债务人的债务豁免，同时，通过信用体系对该债务人破产这一状况的记载，对债务人在贷款、商业方面的行为加以限制，并且在他的个人记录中留下难以磨灭的污点。一般情况下，人们不会拿个人的名誉和信用开玩笑，通过破产程序可以达到对债务人的警示作用，债务人在举债时会对自己的偿债能力作较为审慎的评估，而在偿债时也会基于对个人信誉的珍惜而诚实的履行债务，避免破产。因此，自然人破产应被视为个人信用体系建立的一项重要内容来看待，其立法必要性自是不言而喻。

三、我国自然人破产立法的可行性

在我国自然人破产目前最大障碍是缺乏财产登记制度，无法掌握个人财产的真实情况，盲目地推行自然人破产制度可能会造成不良的社会效应。因此，笔者认为，应从我国的现有情况出发讨论自然人破产在我国适用的可行性问题。

(一)立法技术已趋成熟

从立法技术上看，我国对自然人破产的立法条件是成熟的。一方面，自然人破产并非我国首创，学者们对各国自然人破产制度的研究也较为深入，对我国破产制度的理论准备较为充分，通过《企业破产法》的立法过程也已经积累了相当的经验;另一方面，各地在执行程序中总结和制定的相关办法也为自然人破产作了铺垫，如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的若干规定》，内容上已与自然人破产中的对债务人行为予以相应限制的制度设计相近。

(二)严格审查自然人破产申请避免恶意逃债

法律虽然是对社会实践进行总结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但不表示立法永远应当滞后于实践，立法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具有前瞻性，可以通过提前介入的方式引导人们的社会行为和社会关系，不应放任事物随意发展甚至是出现扭曲之后再进行调整，这样才能起到预防、规范的作用，使人们在行为时能够预见到自己行为的后果，从而谨慎的作出自己的行为。自然人破产立法亦是如此，尽管我国的个人财产登记制度尚不完善，但是个人信用却已开始建立，个人负债亦呈不断上升的趋势，而诚信观念却未深入人心，通过自然人破产来约束不诚信的债务人实属必要。有学者认为，由于我国目前的财产登记体系不完善，自然人破产制度的推行可能造成债务人恶意逃债现象的泛滥。但笔者认为，自然人破产制度本身并不是引发恶意逃债的诱因，恶意逃债是由于社会诚信观念的缺失，和缺少对债务人恶意行为的有效约束和追究机制，使债务人能够顺利的滥用制度漏洞所致。因此，要使自然人破产能够真正发挥作用，应当是从正确适用自然人破产程序，惩罚滥用自然人破产的债务人这一角度出发，而不是禁止破产程序对自然人的适用。可以通过对自然人破产申请的条件审查入手，对能够提供清晰的财产状况，并提供可行的破产债务清偿方案的破产申请予以受理，以鼓励人们通过诚实的破产申请解决债务困境。

自然人范文篇3

论文内容摘要：中新自由贸易协定是我国与发达国家达成的第一个全面的自由协定。协定中有关自然人流动的制度安排，较之WTO及我国其他自由贸易协定，有较大的改进。具体体现为：确定自然人的类型，明确相关术语；水平承诺自由化程度更高；深化了部门承诺；增加临时雇佣入境承诺；移民手续更便利；新增假期工作机制安排。

论文关键词：中新自由贸易协定自然人流动具体承诺

本文重点对中新自由贸易协定自然人流动规则进行评析，以期对WTO现有的自然人流动谈判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中新自由贸易协定（全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新西兰政府自由贸易协定》）于2008年4月签署，2008年10月协定正式生效。该协定涵盖了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等诸多领域，是我国与其他国家签署的第一个全面的自由贸易协定，也是我国与发达国家达成的第一个自由贸易协定。中新自由贸易协定中有关自然人流动的制度安排，较之WTO及我国其他自由贸易协定，有较大的改进。

一、规则概述

中新自由贸易协定对服务贸易的界定采用了WTO《服务贸易总协定》中的模式，即将服务贸易划分为跨境提供、境外消费、商业存在、自然人流动四种模式。其中，自然人流动是指一方服务提供者通过在另一方境内以自然人存在方式提供服务。

中新自由贸易协定中有关自然人流动的规定集中体现在第九章及相应的附件中。协定第九章是对自然人移动进行规定的专门的一章，共计十个条款，逐项规定了定义、立法目的、适用范围、快速申请程序、临时入境的准予、临时雇佣入境的准予、透明度、联系点、自然人移动委员会、争端解决。该章规定了自然人流动的一般条款和基本纪律。

中国与新西兰有关自然人流动的具体承诺的内容包含在附件十、附件十一中。附件十是自然人临时入境承诺，包括中方承诺和新方承诺。附件十一是自然人临时雇佣入境承诺，仅含新方承诺。在自然人临时雇佣入境新方承诺中，新方对中医执业者（包括护士）、中餐厨师、中文教师助理、中国武术教练、中文导游及从事特定技术职业的技术工人进行了承诺。其中，关于技术工人的入境，所规定的职业选自新方的技术短缺部门。此承诺适用的部门将在双方通过换文达成的安排中列明。因此，《双方关于技术工人有关问题的换文》构成了自然人流动雇佣入境新方承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依照此规定，自然人移动委员会每5年将对所列部门进行审议。

此外，中国和新西兰还对“假期工作机制”的实施安排达成了谅解。

二、规则评析

中国和新西兰均是WTO的成员方，适用WTO有关自然人流动的规则和双方的具体承诺。WTO现有的自然人流动规则和具体承诺存在诸多不足，旨在推进服务贸易自由化的服务贸易谈判也迟迟未能达成协议。较之WTO，《中新自由贸易协定》的自然人流动规则及承诺有着较突出的改进，这为中新自然人流动的发展提供了更加优惠的制度支持，也为我国其他自由贸易协定中自然人流动制度的设计提供了借鉴。

（一）确定自然人的类型并明确相关术语

在WTO成员方的承诺表中存在着大量模糊的术语和定义，这为自由行政裁量提供了很大的空间，并构成了壁垒（JosephineFrawcisco，2002）。其中，对于自然人服务提供者，尚没有一致的分类和界定。何为自然人服务提供者？分为哪些类型？WTO《服务贸易总协定》并没有明确的界定，各成员方在承诺表中也没有达成共识。因此，含有模糊术语的承诺具有很强的限制性，实际是成员方在对自然人流动放开本国市场的同时暗地的构筑壁垒。

中新自由贸易协定明确了自然人流动规则的适用范围，将自然人划分为五种类型：商务访问者、合同服务提供者、公司内部流动人员、技术工人、机器设备配套维修和安装人员。协定对这些术语进行了明确的界定，并对这些概念中所含的概念，如经理、专家，进行了界定。

依协定的规定，商务访问者包括商品销售人员、服务销售人员、投资者及其授权代表。合同服务提供者是指一方服务提供者或企业的雇佣人员为履行其雇主与另一方境内服务消费者的服务合同，临时进入另一方境内提供服务的自然人。其中，雇员具备与所提供服务相关的适当的学历和专业资格，报酬由雇主支付，雇主为公司或合伙时，在服务消费国境内需无商业存在。公司内部流动人员是指在另一方境内有商业存在的一方服务提供者或投资者的雇员，限于经理、高级管理人员或专家。技术工人指一方自然人进入另一方，旨在按照与该方自然人或法人缔结的合同从事临时性工作，并具备从事该工作的适当资格和／或经验。机器设备配套维修和安装人员是指提供机器和／或设备配套安装或维护服务的自然人，且供货公司的安装和／或服务是机器设备购买的条件。

（二）水平承诺自由化程度更高

具体承诺分为水平承诺和部门承诺，水平承诺适用于所有列入承诺表的服务行业的服务贸易。水平承诺体现了承诺的整体性，它规定了一成员方对某种服务提供方式在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上的基本规则。《中新自由贸易协定》自然人流动水平承诺较之双方在WTO中的承诺，自由化程度更高。譬如，根据自然人临时入境中方承诺，新西兰商务访问者在我国境内停留的期间为6个月。而我国在WTO服务贸易具体承诺减让表中，承诺服务销售人员入境期限为90天。相比之下，一方面，中新贸易协定阔宽了准入的自然人类型，商务访问者不仅包括服务销售人员，还包括商品销售人员和投资者。另一方面，准入的商务访问者在我国境内停留的期限延长了约一倍的时间。这使得新西兰的商务访问者有了相对更充裕的时间在我国境内进行服务销售谈判，商品销售谈判或设立、扩大、监督和处置该投资者的投资。

（三）深化了部门承诺

部门承诺是针对特定部门所做出的承诺，具有灵活性，是水平承诺的必要补充。在WTO的现有承诺中，各成员方对自然人流动的承诺以水平承诺为主，在部门承诺中大都规定“除了在水平承诺部分指明的约束外，不受约束”，部门承诺形同虚设。这便无法发挥部门承诺的作用，难以满足特定服务部门的特殊需要。服务部门种类繁多，各个部门有其特殊的情况，光靠水平承诺显然是无法全部囊括的（李琴，2005）。

通过对协定的研读，可以发现在中新贸易协定中，部门承诺成为了水平承诺的有益补充。譬如，在我国对自然人临时入境的承诺中，中方对以下服务部门做出了部门承诺：医疗和牙医服务、计算机及其相关服务、笔译和口译服务、教育服务（不包括特殊教育服务、国家义务教育）、饭店（包括公寓楼）和餐馆服务、国际货运和客运服务（不包括沿海和内水运输服务）。这些部门承诺针对特定的服务部门，做出了较之水平承诺更具体的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承诺。

（四）增加临时雇佣入境承诺

东道国公司的外籍雇员提供服务是否属于GATS框架下的自然人流动尚属一个不确定的问题。将这种服务提供模式纳入GATS很有必要，这对于增进发展中国家和世界整体福利都是有益的（李琴，2007）。

中新自由贸易协定专门对自然人临时雇佣入境做出了规定。临时雇佣入境是指包括技术工人在内的一方自然人进入另一方境内，以期按照根据接收方的法律订立的雇佣合同从事临时性工作，且不以永久居留为目的。

在附件十一中，新西兰就自然人临时雇佣入境做出了承诺。与自然人临时入境承诺所采取的水平承诺与部门承诺相结合的方式不同，自然人临时雇佣入境承诺是针对具体职业做出的。新方对从事六类职业的中方自然人临时雇佣入境做出了承诺，分别是中医执业者（包括护士）、中餐厨师、中文教师助理、中国武术教练、中文导游及从事特定技术职业的技术工人。前五种职业比较具体明确，这些职业与中国特有的文化与语言相关，中国人在从事这些职业上具有绝对优势，新西兰人很少有人能从事上述职业。因此，允许从事上述职业的中方自然人临时雇佣入境并不会挤占新西兰人的工作岗位，扰乱其国内劳动力市场。相反，它能丰富新西兰的劳动力市场，为新西兰人提供具有中国特色的服务。

从事特定技术职业的技术工人所从事的职业必须是中新通过换文达成的安排中列明的技术短缺部门，自然人移动委员会第5年对所列部门进行审议。首次5年安排所列明的特定技术职业共计20个，分别是计算机应用工程师、高级测试分析师、结构工程师、兽医、装配工及车工、注册护士、焊工、高等教育讲师、幼教教师、电器/产品设计工程师、审计师、电子技师、临床放射诊断医师及临床放射治疗师和核医学技术人员、船体制造工、电影动画师、电工、管道工、汽车电工、柴油机修理工、汽车修理工。

自然人范文篇4

关键词:自然人破产;破产制度;破产法

2006年8月27日，新破产法经过十余载的修订，终于定稿成律，展现在了世人面前。手捧新破产法，在欣喜之余，也略感惋惜，因为在立法过程中激烈争论的一个焦点问题——我国自然人破产制度的建立，最终也没能被立法者所采纳，在新破产法中仍不见该制度的踪影，这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然而，自然人破产制度在国外已经发展得相当成熟，它是普遍存在于各国的一项法律制度，得到了绝大多数国家的一致认可与赞同。

一、自然人破产的概念

同企业破产制度相同，自然人破产制度也是一项古老的法律制度，从罗马法时代开始，自然人破产制度就在不断进步与完善，一直延续至今，并且目前在各国的法制体系中，仍积极地发挥着自身的作用。

那么，究竟什么是自然人破产呢？学理界对这一问题的观点不一。而问题争议的焦点就在于：“自然人”的范围如何界定，即对于“什么样的人才能具有破产能力”这一问题，学者之间具有很大的差异。那么，什么是自然人破产能力呢？自然人破产能力这一概念源于德国，是指“作为民事主体之一的自然人在法律上所享有的被宣告破产的资格。”一旦一个人具有了该种资格，就意味着其被纳入了破产法的适用范围，受到破产法的调整。因此，享有破产能力是探讨自然人破产的前提。在世界各国的立法例中，按照适用范围的大小，学理上将自然人破产分为一般破产主义、商人破产主义和折中破产主义。在该问题上，笔者赞同一般破产主义的观点，并认为我国在设计自然人破产制度时，应采用一般破产主义，承认任何自然人都有破产能力。因为我国在传统上属于民商合一的国家，任何人均可从事商业行为，商人与非商人的界限并不严格、清晰，故我国没有建立商人破产主义的必要；此外，一般破产理论的适用范围最广，可使各类人群均能受到破产法的规制，有利于全面地保护各方利益，因此，笔者认为，一般破产主义是我国自然人破产制度的必然选择。

二、我国建立自然人破产制度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新破产法之所以对设立自然人破产制度避而不谈，是因为在学理界，对于该问题看法不一，对建立自然人破产制度持反对意见者，为数不少。因此，在定稿的过程中，关于自然人破产的规定就被删除掉了。但笔者认为，就目前而言，我国建立自然人破产制度，既符合我国的现状，大势所趋，又具备了相应的设立条件，十分可行。具体阐述如下：

（一）必要性

首先，市场主体地位平等原则要求我国引进与设立自然人破产制度。“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我国法律最基本的原则之一，它广泛存在于各个法律部门，破产法也概莫能外。而审视我国破产法律现状，当企业法人无法清偿到期债务时，企业破产制度为之提供了一条解决途径，即可以通过破产程序来结束现存的债权债务关系。而同样作为商事主体的自然人也有可能受困于债务泥淖之中，但法律却没有赋予他们同等的权利，使之无法脱身，这显然是不合理的。

其次，自然人破产制度有利于维护债权人的利益。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市场上债权债务关系大量形成，而一旦出现自然人有多个债权人且支付不能的情形，目前我们只能通过民事诉讼强制执行中的参与分配制度来解决。而由于该制度在设计与实施上存在着的诸多局限性，导致了我国时下债务拖欠成风，债权人的合法权益无法保障与落实，甚至在司法界出现了“执行难”的顽疾。但依据自然人破产制度，在债务人申请自然人破产之后，所有债权人都可提起债权宣告，法院也可依据债权的清偿顺序与比例，公平有序地分配财产，这既保护了债权人的利益，也维护了市场秩序的稳定。

再次，自然人破产制度也利于保护债务人的利益。自然人破产制度在保障债权人公平受偿、及时切断债务膨胀的同时，还充分保障了债务人的人权，为诚实而不幸的债务人提供了一个获得新生的机会。债务人通过破产程序，可以从繁重的债务中解脱出来，重整旗鼓，获得新生。这对于商自然人进入市场的促进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最后，不得不提的一点是，随着我国加入WTO，我国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接轨也初步完成。而国内外经济的不断融合，不可避免地要带来法律的融合，如果我国坚决逆大潮流而为之，将会出现诸多法律问题。此外，自然人破产法律制度的空缺，会使很多潜在的投资者知难而退，放弃在我国投资建厂，而转投其他对于自身权利保障更加全面的国家或地区，这对于我国的经济建设会产生不小的负面影响。因此，建立我国的自然人破产制度，势在必行。

（二）可行性

对于我国建立自然人破产制度制度是否可行的问题，学理上存在着对立的两种观点，一部分人持否定的看法，认为不论是从历史传承、信用制度、程序操作还是社会保障体系等方面，我国都没有做好准备，应等配套制度与相关体系发展完善后再考虑自然人破产制度的建立。而随着我国立法、司法及其他社会环境不断优化与进步，绝大多数学者认为在我国建立自然人破产制度业已可行，笔者也赞同这种观点，具体内容如下：

在理论方面，世界各国在该问题上已有众多先进的法律设计与立法例可供我国学习、借鉴，通过适当的法律移植，我国可以迅速建立起相关制度，这既为我们节省了大量的立法资源，又可以避免立法的盲目性。当然，我们要辩证、分析地看待外国的经验，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从中汲取适合我国基本国情与法律现状的法律设计，这样才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在实践方面，我国在各相关方面也都有了很大改善，为自然人破产制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首先，我国个人信用制度的建立与发展为建立自然人破产制度提供了有利条件。随着我国征信制度的不断完善，我国各类征信服务行业发展迅猛，与此同时，工商、海关、税务、质检等部门都相继建立了各自的信息系统，已经开始对企业及从业个人的信用状况进行记录。这将对个人资信状况提供重要参考，为自然人破产制度的建立创造有利条件。

其次，其他相关法律制度的制定与完善对自然人破产制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随着我国物权法、土地管理法等相关法律的陆续出台，厘清了个人财产与国家、集体财产，自己财产与他人财产的界限，这对自然人破产财产的清算、拍卖变卖、分配与执行等环节的进行奠定了基础。

还有，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也为自然人破产制度的建立排除了后顾之忧。自然人宣告破产后，各种不利于破产人的后果将由此产生。如果基本生活水平无法保障，那么自然人必然不会选择启动破产程序。而我国现存的医疗、失业、养老等各类社会保障制度，为破产个人提供了基本的物质生活保障，有效地转移与化解了大量的市场经济风险，为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的稳定进步以及自然人破产制度的顺利运行，发挥了重要作用。

因此，通过以上论述，我们不难发现，我国建立自然人破产制度，既具有必要性，又具有可行性，我国应及时通过立法将该制度落到实处。

三、对建立自然人破产制度的几点思考与构想

我国在建立自然人破产制度时，有一些个性化的制度需要在立法的过程中予以注意与考量，下面，笔者就该制度的设计提出几点自己的看法。

（一）建立自由财产制度

所谓自由财产，是指在个人破产制度下，由法律规定的，或由法院酌情决定的，可由破产人自由管理、使用或处分的，不得查封和扣押并用于分配清偿的财产。自由财产这一概念的出现，可以说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产物。他体现了人权与债权在自然人破产制度上的一种平衡。而在关于自有财产制度的立法实践中，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界定自由财产的范围。因为如果自由财产的范围规定得过于宽泛，则会过多损害债权人的利益，同时也会助长债务拖欠、逃避债务的恶习；而如果规定得过于狭窄，则债务人的基本人权无法得到保障，不利于社会的稳定进步，不仅如此，对于债务人过于严苛的处理会导致大量的商自然人对于进入市场望而却步，从而不利于市场的经济运行，对于经济发展无疑也是不小的损失。因此，在这个问题上，笔者建议立法者在参考国外先进立法例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国情，如各地区经济状况、发展程度、福利状况等因素，做出符合地方实际情况的规定。

（二）建立破产免责制度

所谓免责制度，是指在破产程序终结后，对于破产人未能依破产程序清偿的债务，依照破产法的规定，在何种条件下和什么范围内予以免除继续清偿责任的制度。破产免责制度在自然人破产制度中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甚至可以说，破产免责制度是所有破产法设计中的灵魂，在各国的自然人破产制度中，该制度几乎均有所体现，因为它不仅体现了对诚实债务人人权的保护，而且能使其尽快从沉重的债务中摆脱出来，从而也对防止债权人债权的进一步恶化，有不小的促进作用。因此，我们不难看出，破产免责制度是一个多方受益的立法选择。必须指出的是，破产人如欲申请免责，必须不能违背免责的限制性规定。即如果破产人在破产清算、分配过程中，破产人实施了转移、隐匿或销毁财产、伪造、隐藏经营账户、交易记录等非法行为的，则破产法则可以宣告其不能免责，由其继续承担无限清偿责任。此外，在破产人被免责后，又发现之前存在某些免责限制情形的，破产法也应设立免责撤销的规定，以回复这类人的清偿义务，甚至予以严惩。

（三）建立破产失权与复权制度

破产失权是指在破产程序终结后，破产法对破产人在公、私权利或资格上的限制。该制度仅适用于自然人，因为企业法人在破产宣告之后即告终结，从而就不存在企业权利有无的问题了。而自然人破产则截然不同，个人宣告破产之后，并不因破产程序的终结而消灭其主体资格，自然人仍然存续，此时权利的有无就对其日后的生存发展关系重大了。因此，破产失权作为自然人破产中特有的制度，在自然人破产法律体系中发挥着关键的作用。与之相应的，便是破产复权制度。它是指破产人依据破产法律的规定或请求法院依照法定程序，解除其因破产宣告所受的破产程序以外公私权利限制或者资格限制，以求恢复其固有权利的一项制度。它与失权制度相辅相成，失权是复权的前提，复权是对失权的救济与补充。因为立法者设置失权制度，立法宗旨并不是为了永久地剥夺破产人的该项权利，而只是对这些权利进行一定的限制，从而敦促破产人积极履行债务，以更好地维护债权人的利益。在各国的立法例中，对于复权的方式大致可以分为当然复权与申请复权两种。当然复权指破产人在某种条件下可以当然自动地复权，而申请复权则与之相反，需要向法院提出申请并经过法院审理裁判。在这个问题上，笔者建议在立法时采用申请复权的方式，因为只有在满足了相应的法定条件后，才能启动复权程序，这对于破产人的激励与债权人的债权尽快实现，都是十分有利的。

（四）建立破产和解制度

和解制度虽然不是自然人破产制度中的独创，但是它的作用也是十分显著的。尤其是在我国千百年来“以和为贵，无讼是求”的社会理念与处世思维中，和解制度的作用更是难以估量。反映在自然人破产制度中，破产和解制度旨在从债务人、债权人、法院、社会等多方面，创造一个多赢的局面。当然，由于和解制度在我国的实体法与程序法中都有所涉及，因此，笔者建议立法者在设计该制度时，可以多多吸收国内外和解制度的制订经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进而结合我国的和解司法实践，制定出符合我国基本国情的破产和解制度。

四、结语

自然人破产制度是当今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一项法律制度。如果我国能借鉴国外先进的制度设计与立法例，结合我们的基本国情，建立起我国的自然人破产制度，那么它对我国的经济发展、法律建设的推动作用都是不可估量的，希望通过我们全体国人的不懈努力，尽快建立属于我们中国的自然人破产制度。

参考文献：

[1]王利明.关于制定我国破产法的若干问题.中国法学．2002(5).

[2]王惠.论破产复权制度．当代法学．2002(6).

[3]文杰，张丽琴.建立我国个人破产制度问题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2002(3).

自然人范文篇5

关键词：民事责任能力概念分析法律责任

从范畴类型而言，自然人民事责任能力应属于主体论范畴。但主体论范畴是对法律世界的实践丰_体和价值主体及其相互关系的认识和概括，既反映谁在从事法律活动，又说明谁是法律调整的受益者，似乎自然人民事责任能力又不完全是主体论范畴。这种落差绝非无意义或可以忽略的，相反，笔者认为，对这种差别的追根问底，也许可以找到自然人责任能力问题的所有答案。

一、民事责任能力的各种定义与评析

(一)民事责任能力的各种定义

目前，我国民法理论界远没就民事责任能力的概念达成共识。学者们’般将《民法通则》133条作为民事责任能力的法源性规定，在解释该条规定的基础上形成多种不同的学术观点，根据侧重点不同和出现时间先后，町分为：(1)广义民事行为能力说：(2)侵权行为能力说和不法行为能力说：(3)权利能力涵盖说；(4)客观能力说；(5)独立责任资格说。此外，还有意思能力说、识别能力说两种观点，但学者己对此达成共识，认为它们是认定民事责任能力的标准。

(二)对以各种定义的评析

整体而言，广义行为能力说，侵权行为能力说和不法行为能力说都是从民事行为能力方面展开的，争论的不过是立法技术上枝节问题。具体而广义行为能力说仅是学者理论上的一种概括，并不是要取消严格意义上的行为能力与责任能力概念的区分，当然，在立法技术上，这区分行为能力和责仟能力实有必要。而且，事实上此说极易混同了民事责任能力与民事行为能力的概念，因此难说妥当。对此梁慧星教授指出，民事责任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两者虽有联系，但二者毕竟两种不同的资格。二者在目的、效力和性质方面存在明显区别。侵权利行为能力说或不法行为能力说显然比广义行为能力说更科学。

“权利能力涵盖说”虽然在理论上实现了统一。但这种理论构建的意义是存疑的：它一方面同样无力解释立法中的若干例外规定，于司法实践的意义不大；另‘方面其论证过程中没有明晰民事义务与民事责任的界限，难说立论稳固；再者用民事权利能力这种民法学前提性范畴来界定民事责任能力，有解构般人格权概念的风险，照其思路，很可能出现立法上否定般人格权的概念。果真如此，这样的理论创新就得不偿失了。

客观能力说突破了从主体资格方向解释民事责任能力的局限，为认识民事责任能力提供了一条新思路，提示人们在研究民事责任能力问题应注意民事责任的财产客观性，不宜过于强调其人身性，把抽象的主观判断引向客观判断，把价值判断变为事实判断。应当承认，至少在方法论卜此说是有重要意义的。但”客观能力说”将民事责任能力的将主体资格物化为的自然人的财产：能力，显然混淆了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能力两个概念。

独立责任资格说没有用”能力”去界定”能力”，在逻辑上最为完整。遗憾的是，梁慧星教授不但没有在此概念的基础上展开，反而加了足以迷惑人多数人的后半句。所以一般认为，此说虽然强调民事责任能力的独立地位，对以意思能力和识别能力之判断标准提出正确的质疑。

到此，我们可以对以上争论进行梳理与简化：(1)学者们大致在两个层次论说民事责任能力，第一种是讨论所有自然人的民事责任能力，并在此基础上将限制行为能力人和无行为能办人的民事责任能力解释成为法律的例外规定，笔者将此称为广义的民事责任能力：第二种是直接讨论了限制行为能力和无行为能力人的民事责任能力，即直接用责任能力作为不承担民事责任的理由，对于完全行为能力人，他们认为是无意义的，因为所有人都有责任能力。(2)学者们认为：民事责任能力问题与民事行为能力问题紧密联系，因为只有先有民事行为才会有所谓的民事责任问题，但是立法上应分立而是整合存学者们有分歧。第一个问题实际上是学术研究的视角选择问题，如果交待清楚，自然不会产生异议，就研究视角的选择，本文是在广义民事责任能力问题上立论的；第二个问题实际上是立法技术问题，只需考证实在法规范就可得知答案，或者说这是个立法价值选择问题。

二、民事责任能力的逻辑分析

(一)民事责任能力的纵向逻辑关系

民事责任能力在纵向的逻辑构成大致为法律责任、民事责任、民事责任能力。法律责任概念在我国的法理学界仍有争议，但张文显教授的观点已被大多数学者接受。他认为，法律责任是”法律责任是由于侵犯法定权利或违反法定义务而引起的，由于专门机关认定并归结于法律关系的有责主体的，带有直接强制性的义务，即由于违反第一性法定义务而招致的第二性法定义务。”很明显，此概念更多是根据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抽象而得出的。对此，有学者批评此说”有些笼统”，并进一步修正认为法律责任是”是指由于违背了具有法律意义的义务或基于特定的法律关系，有责主体应受谴责而必须承受的法律上的不利负担”。至少对于民事责任而言，后者在表述上更精确。

依《民法通则》第106条规定，民事责任的来源方式三：其一，为违反合间或者不履行其他义务；其二，为凼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其三，虽没有过错，但法律规定的。即，民事责任的来源可简称为违约、侵权和法律规定。而民事责任的本质，梁慧星教授概括为：(1)民事责任为法律关系的构成要素；(2)民事责任使民事权利具有法律上之力；(3)民事责任是连结民事权利与国家公权力之中介；(4)民事责任为一种特别债。

通过对民事责任能力的纵向逻辑分析，我们大致可以得出如下推论：(1)既然民事责任及法律责任都具有国家保证的强制性，那么，民事责任能力也应是法定的，属民法强行性规范要素之一。(2)既能民事责任及法律责任的目的在于保障权利，那么民事责任能力的目的也应是保障权利，加害人和被害人都应在被保护之列。(3)既然民事责任及法律责任是属于客观的制度事实，那么民事责任能力至少不能为一个抽象的主观标准，否则可能会导致民事责任形同虚设。

(二)民事责任能力的横向逻辑关系

民事责任能力的横向逻辑关系为民事权利能力、民事行为能力及民事责任能力。相对于法律责任和民事责任是可在实在法上考察的制度事实，自然人的民事能力则为学者们的抽象，在此我们有必要溯源而上考察德国民法的理论构成。德国民法理论认为，一般来说，民事权利能力是指”成为权利和义务载体的能力”。梅迪库斯指出这是从消极意义理解权利能力的，拉伦兹进一步指出，某人具有权利主体资格意义在于确定通过行使[权利]所获得的利益归属于权利主体。而德国民法理论认为，民事行为能力即意思形成能力，即”理性形成意思的能力”。自然人具备了行为能力，即可能通过自己的意思表示构建法律关系。但对于民事责任能力却鲜有正面论述，究其原因，大概在于德国《民法典》过于重视对财产关系的调整，以至于除姓名权规定在总则里外，其他人格权都规定在债法的侵权行为之中。所以，德国学者认为这是个无关紧要的问题，如梅迪库斯就认为：”在义务方面，此类[即确定义务主体(笔者注)疑虑很少发生。虽然无行为能力人必须通过其他人来履行自己的义务，但是，一旦确定了义务人，同时也就确定了对不履行义务承担责任的财产。就这一点而言，孩子负有义务还是父母负有义务，是一个具有实质性区别的问题”。

关于民事责任能力与民事权利能力关系，我国民法理论界并无分歧，通说认为：民事权利能力是一种最基本的民事能力，无民事权利能力即无法律上的人格，自然谈不上有无民事行为能力，更谈不上有无民事责任能力的问题。而对于民事责任能力与民事行为能力关系，对于完全民事行为能人方面也不存在争议，前诸多种争议均是对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和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民事责任能力不同看法而产生的。

这样的规定凸显了我国民法以民事法律关系调整对象的”静”地规制模式的逻辑困境：一方面，《民法通则》第54条和第55条相当于给自然人的行为设置一般性守法义务，既不合理，也不经济：其结果是使《民法通则》第106条关于民事责任一般规定的成了特别规定；另一方面，其逻辑结果就是，使考察民事责任制度存在的《民法通则》第133条成了极难理解的例外规定之例外。换句话说，无论采广义行为能力说，还是狭义行为能力说都将无法解释民事责任来源。

通过对民事责任能力横向逻辑结构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推论：(I)将广义的行为能力限定为法律意义上的行为能力本是立法技术的产物为各国通例，而限制程度为立法选择也无可厚非。但如果我们把第54条和第55条看作立法技术的产物而不宜伤筋动骨的话。那么，第106条将责任能力与广义的行为能力联系起来实非恰当，除非在新的立法中限制第54条和第55条的范围，否则就会得出在非法行为中要么有责任能力负担不利后果要么有行为能力(狭义)免责的奇怪结论。(2)既然民事行为能力(狭义)与民事责任能力在实在法意义上并无关联，那么我国《民法通则》在民事责任法方面的统一规定之”统一”只是形式上的，至少在法理上是零散的。(3)如果能成功抽象出作为民事责任法的基础概念民事责任能力，我们或许可能在法理意义上”统一民事责任法。

三、民事责任能力概念的界定

本论文将自然人民事责任能力的概念界定为：民事责任能力，指民事主体据以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法律地位或法律资格，为民事责任法规范中的属人因素，其意义在于确定负法律上”必须作为或不作为”之义务人。笔者认为，从法律规范层面定义民事责任能力概念，有以下几个优点：

1、用”资格”和”法律地位”来定义”能力”，相对于用”能力”来定义”能力”更具逻辑上的准确性，从而使民事责任能力与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独立起来。按凯尔森的观点，如考察责任负担人的法律地位，当规范将某个人的行为当作法律条件或法律资格时，意思是，只有这个人才有能力，个有”能力”作为或不作为这一行为，只有他才有”资格”(为competence，最广义的资格)。

自然人范文篇6

关键词：民事责任；责任能力；过错责任；民事法律主体

一、自然人民事责任能力的概念

（一）关于自然人民事责任能力含义的不同界定

1．不法行为能力说。持此学说的学者认为“然人对其实施的不法行为承担民韦责任的资格或能力、违约责任能力和其他责任能力。”

2．意思能力说。该认为自然人的民事责任能力，是其能够理解自己的行为并且预见其违法行为结果的心理能力，亦即关于违法行为的意思能力。

3．识别能力说。认为民事责任能力是“足以辨识自己的行为结果的精神能力”。

4．广义民韦行为能力说。“通说为，自然人的民韦行为能力是自然人能够以自己的行为行使民韦权利和设定民韦义务，并且能够对自己的违法行为承担民事责任的资格。”

（二）作者的观点

本文认为，责任能力的概念应界定为：行为人对自己的过失行为承担民事责任的法律资格。这一概念界定包含两层含义：其一、责任能力的适用对象是过失行为，这体现了过错责任主义，无过失责任及公平责任并不适用责任能力制度；其二、责任能力是行为人承担责任的法律资格，有责任能力就应承担民事责任，否则行为人则可免责。其实卡尔·拉伦茨在其著作《德国民法通论》中就已有相似的论述：“不法行为能力或过失责任能力是指对自己的过失行为能承担责任的能力。”

（三）民事责任能力的性质

关于民事责任能力的性质，学者间存在较大的分歧，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是归属能力说，一种是构成说持构成说的学者把责任能力理解为行为是否可以产生责任的能力，有时甚至把责任能力当作过错的基础，认为责任能力解决的是行为人就其不法行为能否成立过失的问题。我国台湾学者王泽鉴在讨论侵权责任能力时，就将之视为侵权行为成立的一个要件一一过失一一的前提。“加害人因故意或过失侵害他人权利者，具主观‘可归责性，，而此项可归责性须以责任能力(归责能力)为前提。此属侵权行为人负有损害赔偿责任的资格，故也称侵权行为能力，在思考逻辑上应先肯定加害人有责任能力，进而认定其有无故意或过失。”归属能力说则认为，民事责任能力用以确定一个人是否对不法行为的制裁取得归属。凯尔森说，为不法行为的能力（在德文中）往往用“归责”概念来加以表示，不可归责，并不是说行为不可归责，在任何情况下，行为总是“他的”行为，这意思就是行为总是归责于他的，不归责于他的只是制裁而已。由此，在归属说之下，责任的成立和责任的承担就被分为两个问题，责任的成立与否由过错来判定，而责任的承担与否则由责任能力决定。

对于这两种学说，笔者认为它们在实际效果上是一样的，都能达到使无民事责任能力人免责的效果，但笔者认为构成说更具合理性。因为从责任能力与过错的关系来看，责任能力制度被看作是过错原则适用的必然逻辑结果。近代民法是理性主义思想支配下的个人本位(或称权利本位)的法律，自然人被看作是理性的主体，能以自身的理性能力认清法律为其规定的活动领域，并有义务在该领域内活动而不侵入他人的领域。如果自然人违背了这种理性认识而超出自已的活动领域进入他人的领域，则具有过错，构成侵权，应承担相应的责任。过错原则下的过错，就被看作是一种背离理性认识而应当受到谴责的主观状态。过错包括故意和过失，无论故意或过失都以行为人对行为后果的认识为前提，即过错的形成以行为人具有认识能力为前提。这就产生了不具有识别能力的主体其行为效力问题，而对这个问题的解决就是民事责任能力制度。

二、自然人民事责任能力制度的存在基础和价值

（一）自然人民事责任能力制度的存在基础

本文认为，过错责任制度是责任能力的制度基础。责任能力制度是过错责任制度的下位制度，其法律效果及适用范围由过错责任制度决定。责任能力制度仅于过错责任制度中适用，而不能适用于无过错责任及严格责任制度。民法上的法定能力有权利能力、行为能力及责任能力。从法的表现形式来看，权利能力作为法律概念直接在民法典的总则部分的民事主体部分予以规定；行为能力也作为法律概念于民法典的总则部分的法律行为部分予以规定；而责任能力则并不是法律概念，只是体现于民法典债篇的相关条文当中。这说明，责任能力是解决责任承担问题的法律制度，而权利能力、行为能力则是主体的取得权利承担义务的主体性条件。所以，我们并不能以对待权利能力、行为能力的思维来分析责任能力，不能从人格的高度来界定责任能力，从而以责任能力为基础来分析责任承担问题，以至使责任能力成为上位概念，而各种责任制度就成为下位制度。责任能力制度的最直接的法律后果模式是：有责任能力者应对其造成的他人损害承担责任，无责任能力者则免责。而有无责任能力的判断标准是能够辨识行为后果的识别能力。对无责任能力人予以免责，

（二）自然人民事责任能力的制度价值

1．平衡无识别能力人、受害人及监护人之间的利益关系

责任能力的首要制度价值就是在于充当无识别能力人、其监护人及受害人之间的利益分配器，而控制这个利益分配器的阀门就是责任能力的判断标准。责任能力制度之所以如此引起学者的重视，主要在于责任能力在未成年人造成他人损害的事件中，对未成年人、其监护人及受害人之间的利益进行调节。法者、司法者可以利用责任能力的判断标准——识别能力这一阀门对三者之间的利益进行调控。如立法者将识别能力之有无的年龄标准提高时，就会使更多的受害人得到监护人的赔偿；反之，受害人的利益可能会因为未成年人的责任财产的不足而得不到赔偿。如司法者将识别能力的认定标准作严格解释，就会使受害人因未成年人的免责而从监护人那里得到赔偿；如采取较宽的标准，则一样会使受害人因未成年人的财产不足而得不到赔偿。其所适用的归责原则是什么呢？我们知道，无过错责任及严格责任制度并不考虑主观因素——行为人的过错，其归责依据是损害事实与因果关系。既然行为人由于不具有识别能力这一主观因素，而被免于承担责任，那么显然是在归责时考虑了主观因素。从而说明，该情形并不是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严格责任原则或公平责任原则，而是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可见，责任能力制度的法律后果是适用过错责任制度的结果。从中可得出的结论是：过错责任制度决定了责任能力制度的法律效力，而责任能力制度的适用范围只限于过错责任原则。过错责任制度就是责任能力的制度基础。

2．进一步丰富民事主体制度的具体内容

从1804年第一部资产阶级民法典《法国民法典》颁行以来，权利能力在民事主体制度中就占有了一席之地，尽管此时尚未有此称呼。到了《德国民法典》，对民事主体享有的能力进行了具体分类，从此便有了权利能力、行为能力之别，二者共同构成主体人格制度的主要内容。而责任能力制度发展到今天，不断充实着新的内容，理应与权利能力、行为能力一起丰富主体人格制度。首先，就目的设计而言，权利能力主要考察民事主体独立享有权利、承担义务的能力；行为能力主要考察民事主体独立设定权利义务的能力；而责任能力则主要考察民事主体独立承担责任的能力。其次，就法理基础而言，权利能力以平等为核心，使各种民事主体均等地享有权利、承担义务，体现了民事主体法律地位一律平等的基本原则；行为能力以意思自治为核心，关注的是民事主体能否依自己的行为取得权利、设定义务，体现了民法的自由理念以及自由与秩序的协调；而责任能力最大限度地填补受害人的损害，以保护他人与社会的利益为目的，体现了民法的公平理念，反映着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的平衡。再次，就道德价值而言，权利能力是民法正义理念在平等层面的体现，它赋予每位民事主体以均等的机会进入法律体系之中；行为能力是民法正义理念在自由层面的体现，它允许有意思能力之人自己创设权利义务为自己谋福利，实现法的社会价值；责任能力是民法正义理念在公平层面的体现，为自己行为负责，确保各种法律关系最终都能回归常态。由此可以看出，权利能力、行为能力、责任能力三者之间既相互独立又彼此依存，共同统一于主体人格制度之中，丰富了民事主体制度的具体内容。

三、我国自然人民事责任能力制度的缺陷和完善

（一）现行规定的不足

1．我国民法对责任能力制度的规定在归责原理上模糊不清。譬如，第133条第1款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民事责任。监护人尽了监护责任的，可以适当减轻她的民事责任。”这一规定似乎与德国法、日本法的规定相似，监护人所承担的是过错责任。但“监护人尽了监护责任的”，只能适当减轻其责任，而不是免除，这又与“没有过错就没有责任”的过错责任主义不相符。再者，如果这一规定对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及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不负责任的依据是过错责任制度，那么就应该以是否有过错来判定是否负责任，也就是就以是否有具体的识别能力来决定之，而不是以是否有行为能力来判定。因为限制行为能力人是已满10岁未满18岁的未成年人，这个年龄段的人一般都是有识别能力的。第四，第133条第2款与前一款相矛盾。既然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及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是无责任能力人，就不应该由这两类人承担责任，因为其没有责任能力而不能形成过错，这时应由有过错的监护人来承担；而这一款却因为该两类人有财产而由其承担责任。为了避免该两款在归责原理上的矛盾，只能以公平责任来解释第二款。但是，在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及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有财产时，第二款显然比第一款优先适用，这样所得出的结论是公平责任比过错责任优先。这显然又不合理，因为公平责任是在用尽其他救济手段而得不到救济时才能适用，理应是过错责任的补充。所以，本文认为我国《民法通则》的规定可谓漏洞百出。

2．从民事责任能力确立的两个标准来看，反映出立法者在两种价值取向面前的摇摆不定

根据我国《民法通则》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意见（试行）》的规定可以看出，我国民法对于判断民事责任能力有无的标准并不是单一的，而是双重的：一为行为能力，二为财产状况。对行为能力标准加以分析，可以看出立法者对行为人利益的保护。民事行为能力制度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保护行为人尤其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合法权益，使其不因智力、经验的欠缺而在社会活动中受到损害，因此民事行为能力要求的年龄标准较高——18岁。而民事责任能力制度以“行为能力的有无”为判断标准最直接的结果就是保护行为人，使其能够以“没有完全的行为能力”这一理由来对抗法律的否定性评价，体现的是对行为人的特别关注。

但同时法律又确立了财产标准，要求有财产能力的行为人对自己不法行为造成的损害后果独立承担责任，这里反映的是自己责任原则。让有能力的行为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体现了法律对受害人和代替其承担责任的监护人予以保护的倾向。

之所以出现这样看似矛盾的情形，绝不是“我国《民法通则》的规定有待完善”这一理由就能解释的。若果真如此，就过于简单了。其实我国的立法者在制订这一规定时还是有自己的考虑的：当今世界对民事责任能力判断标准的规定只有识别主义和出生主义两种。前者的问题就是总也无法理清其与过错的“暧昧”关系，理论本身很难圆全；而后者则过于空洞。所以有学者认为，法国民法典对于民事责任能力制度的新规定不是把它上升为“人人皆而有之”的境地，而是根本就把它抛弃了。两种标准代表了两种价值取向：识别主义表面上似乎是最公平合理的，严格考查行为人行为当时的主观心理状态，能够辩认和控制自己行为者就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反之则不负责任。此种规定对行为人的利益给予了充分的保护，但它忽略了受害人和代替其承担责任的监护人的利益。而出生主义则是完全站在了受害人的立场，认为过错的标准是客观的，只要行为人的行为构成了对“注意义务”的违反即需承担责任，而不考虑行为人是否真正意识到自己行为的意义。此种模式必然导致的结果就是行为人再也不愿意积极为任何行为，因为当过错用采客观标准时，行为人进行活动而完全不影响他人的利益，现实中确实是很困难的。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无论是识别主义还是出生主义，确立的判断标准都是有缺陷的。而我国的立法者为了避免上述偏失，对于自然人的民事责任能力确立了双重标准（一为行为能力，二为财产状况），目的就是希望通过此种途径，对相关主体给予平等的关注：

第一，行为人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就应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没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就由其监护人代为承担责任。

第二，行为人如果有自己独立的财产，就可以对自己的行为承担民事责任，而不必考虑行为人具体的民事行为能力状况，这也可以看作是对监护人权益的一种保护方式。

第三，监护人代替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的条件是行为人没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而且没有自己独立的财产，这两个条件必须同时满足。

第四，为了保证受害人的损失能够得到补偿，法律没有规定行为人及其监护人的免责事由，也就是说，在任何情况下，受害人的损失都必须予以补偿，这是法律对受害人进行保护的方式。

根据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立法者这样规定的目的是为了平衡行为人（加害人）、监护人、受害人三者间的利益关系，使三方当事人的利益都能得到保护，以期达到一种真正的公平状态，这也就无怪乎会有学者认为“此种规定比较公平合理，……”

但这样的规定还是存在弊端的：一方面，以民事行为能力的有无作为民事责任能力的判断标准，对行为人过于宽容，不利于保护受害人和代为承担责任的监护人的利益；另一方面，行为人与监护人之间谁是真正的责任主体，确认依据不明，二者间的内部责任关系很混乱。

（二）我国自然人民事责任能力制度的完善

1．我国自然人责任能力制度的模式

（1）自然人民事责任能力制度的应然模式

第一、抛弃传统意义的民事责任能力理论，赋予其新的内容

其一，就民事责任能力的含义而言，自然人的民事责任能力是指自然人所具有的对自己的不法行为造成的损害后果独立承担赔偿责任的资格或能力，它是对自己责任原则的一种体现。

其二，就民事责任能力的性质而言，自然人的民事责任能力是一种归责能力，这种归责能力是客观的，不属于主观意识范畴，并以此来区别于自然人的民事行为能力。

其三，就民事责任能力的具体内容而言，自然人的民事责任能力不单指侵权责任能力，还应包括违约责任能力和其他具体的责任能力，即民事责任能力适用于一切能够产生责任的领域。

其四，就民事责任能力的判断标准而言，会因责任承担方式的不同而有所区别：首先，对于财产责任，判断标准即为行为人的财产状况，此时它的判断标准是具体的，因每次损害赔偿的数额多少而有所不同：其次对于非财产责任，判断标准就是行为人有为一定行为的能力，而此种形式的民事责任能力是每个人都有的。

第二、要把认定责任和承担责任两个环节分立开来，以达到保护行为人（包括其监护人）与保护受害人二者之兼顾

这里要弄清的就是过错、责任与责任能力三者之间的关系。过错是认定责任时所应考虑的问题，归责时采过错责任原则，目的是为了保护行为人的利益。责任能力是承担责任时考虑的问题，有责任，现实中并不一定有承担责任的能力（仅针对财产责任而言），但这并不妨碍责任的认定。对于不名一文的行为人来说，何时有足以赔偿损失的财产（因而具有民事责任能力）则何时承担赔偿的责任，但在这之前，责任的认定已成事实。如果行为人不承担责任，并非因其不具有责任能力（无财产），而是因其无过错，所以不必承担责任。

第三、实践中对于过错采用主观判断标准，并结合行为人的民事责任能力状况来确定责任的认定和责任的承担

在责任的认定过程中，考察行为人及其监护人双方的过错，此时的过错是一种主观心理状态，只要有一人对受害人的损害结果存在故意或过失就可以认定责任的成立。在责任的承担过程中，需要根据行为人自己的民事责任能力状况来确定责任是由行为人自己承担还是由其监护人代为承担。此时的民事责任能力作为确定行为人与监护人内部责任关系的依据，是一种客观事实。

2．自然人民事责任能力制度的具体内容

（1）对于过错而言，这里的过错仍然属于主观意识范畴，也就是说，此时的过错仍采用主观判断标准，考察当事人行为当时的主观心理状态。但这种考察不是对行为人主观心理状态的单独考察，而是考察行为人与其监护人的共同过错，只要有一方满足过错要求，就可以认定责任是确定存在的，行为人和其监护人就需要承担责任。

（2）对于责任主体而言，行为人及其监护人都是责任主体，但二者并不处于同一层面。如果行为人能够满足民事责任能力的判断标准之一，则行为人就是责任主体，由其来承担责任；但如果行为人不能满足民事责任能力的要求，那么就应该由其监护人代为承担责任，以确保受害人的损害在任何情况下能够得到补偿。但是监护人承担责任只是暂时的，只要行为人有了足以承担责任的能力（金钱）就需要返还给监护人。因此，二者虽同为责任主体，但行为人是第一位的，监护人是第二位的。

（3）对于民事责任能力而言，仅考查行为人单独的民事责任能力，而它的判断标准是双重的：对于财产责任，以行为人的财产状况为判断标准：行为人有独立的财产，就自行承担责任；没有独立的财产，还需要区分两种情况：如果行为人无过错而监护人有过错，就由监护人承担责任；如果行为人有过错，就由监护人暂为垫付，等到行为人具有民事责任能力（金钱）后再返还给监护人。对于非财产责任，每个自然人都具有这种责任能力。这是因为只要行为人能够为损害行为，就能够采取相应的行为来弥补受害人的损失，二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的。

参考文献：

1．梁慧星．民法总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

2．周枬．.罗马法原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

3．张民安．过错侵权责任制度研究[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

4．王利明．民法典·侵权责任研究[Z]．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3．

5．[德]拉伦茨．法学方法论[M]．陈爱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自然人范文篇7

关键词：民事责任；责任能力；过错责任；民事法律主体

一、自然人民事责任能力的概念

（一）关于自然人民事责任能力含义的不同界定

1．不法行为能力说。持此学说的学者认为“然人对其实施的不法行为承担民韦责任的资格或能力、违约责任能力和其他责任能力。”

2．意思能力说。该认为自然人的民事责任能力，是其能够理解自己的行为并且预见其违法行为结果的心理能力，亦即关于违法行为的意思能力。

3．识别能力说。认为民事责任能力是“足以辨识自己的行为结果的精神能力”。

4．广义民韦行为能力说。“通说为，自然人的民韦行为能力是自然人能够以自己的行为行使民韦权利和设定民韦义务，并且能够对自己的违法行为承担民事责任的资格。”

（二）作者的观点

本文认为，责任能力的概念应界定为：行为人对自己的过失行为承担民事责任的法律资格。这一概念界定包含两层含义：其一、责任能力的适用对象是过失行为，这体现了过错责任主义，无过失责任及公平责任并不适用责任能力制度；其二、责任能力是行为人承担责任的法律资格，有责任能力就应承担民事责任，否则行为人则可免责。其实卡尔·拉伦茨在其著作《德国民法通论》中就已有相似的论述：“不法行为能力或过失责任能力是指对自己的过失行为能承担责任的能力。”

（三）民事责任能力的性质

关于民事责任能力的性质，学者间存在较大的分歧，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是归属能力说，一种是构成说持构成说的学者把责任能力理解为行为是否可以产生责任的能力，有时甚至把责任能力当作过错的基础，认为责任能力解决的是行为人就其不法行为能否成立过失的问题。我国台湾学者王泽鉴在讨论侵权责任能力时，就将之视为侵权行为成立的一个要件一一过失一一的前提。“加害人因故意或过失侵害他人权利者，具主观‘可归责性，，而此项可归责性须以责任能力(归责能力)为前提。此属侵权行为人负有损害赔偿责任的资格，故也称侵权行为能力，在思考逻辑上应先肯定加害人有责任能力，进而认定其有无故意或过失。”归属能力说则认为，民事责任能力用以确定一个人是否对不法行为的制裁取得归属。凯尔森说，为不法行为的能力（在德文中）往往用“归责”概念来加以表示，不可归责，并不是说行为不可归责，在任何情况下，行为总是“他的”行为，这意思就是行为总是归责于他的，不归责于他的只是制裁而已。由此，在归属说之下，责任的成立和责任的承担就被分为两个问题，责任的成立与否由过错来判定，而责任的承担与否则由责任能力决定。

对于这两种学说，笔者认为它们在实际效果上是一样的，都能达到使无民事责任能力人免责的效果，但笔者认为构成说更具合理性。因为从责任能力与过错的关系来看，责任能力制度被看作是过错原则适用的必然逻辑结果。近代民法是理性主义思想支配下的个人本位(或称权利本位)的法律，自然人被看作是理性的主体，能以自身的理性能力认清法律为其规定的活动领域，并有义务在该领域内活动而不侵入他人的领域。如果自然人违背了这种理性认识而超出自已的活动领域进入他人的领域，则具有过错，构成侵权，应承担相应的责任。过错原则下的过错，就被看作是一种背离理性认识而应当受到谴责的主观状态。过错包括故意和过失，无论故意或过失都以行为人对行为后果的认识为前提，即过错的形成以行为人具有认识能力为前提。这就产生了不具有识别能力的主体其行为效力问题，而对这个问题的解决就是民事责任能力制度。

二、自然人民事责任能力制度的存在基础和价值

（一）自然人民事责任能力制度的存在基础

本文认为，过错责任制度是责任能力的制度基础。责任能力制度是过错责任制度的下位制度，其法律效果及适用范围由过错责任制度决定。责任能力制度仅于过错责任制度中适用，而不能适用于无过错责任及严格责任制度。民法上的法定能力有权利能力、行为能力及责任能力。从法的表现形式来看，权利能力作为法律概念直接在民法典的总则部分的民事主体部分予以规定；行为能力也作为法律概念于民法典的总则部分的法律行为部分予以规定；而责任能力则并不是法律概念，只是体现于民法典债篇的相关条文当中。这说明，责任能力是解决责任承担问题的法律制度，而权利能力、行为能力则是主体的取得权利承担义务的主体性条件。所以，我们并不能以对待权利能力、行为能力的思维来分析责任能力，不能从人格的高度来界定责任能力，从而以责任能力为基础来分析责任承担问题，以至使责任能力成为上位概念，而各种责任制度就成为下位制度。责任能力制度的最直接的法律后果模式是：有责任能力者应对其造成的他人损害承担责任，无责任能力者则免责。而有无责任能力的判断标准是能够辨识行为后果的识别能力。对无责任能力人予以免责，

（二）自然人民事责任能力的制度价值

1．平衡无识别能力人、受害人及监护人之间的利益关系

责任能力的首要制度价值就是在于充当无识别能力人、其监护人及受害人之间的利益分配器，而控制这个利益分配器的阀门就是责任能力的判断标准。责任能力制度之所以如此引起学者的重视，主要在于责任能力在未成年人造成他人损害的事件中，对未成年人、其监护人及受害人之间的利益进行调节。法者、司法者可以利用责任能力的判断标准——识别能力这一阀门对三者之间的利益进行调控。如立法者将识别能力之有无的年龄标准提高时，就会使更多的受害人得到监护人的赔偿；反之，受害人的利益可能会因为未成年人的责任财产的不足而得不到赔偿。如司法者将识别能力的认定标准作严格解释，就会使受害人因未成年人的免责而从监护人那里得到赔偿；如采取较宽的标准，则一样会使受害人因未成年人的财产不足而得不到赔偿。其所适用的归责原则是什么呢？我们知道，无过错责任及严格责任制度并不考虑主观因素——行为人的过错，其归责依据是损害事实与因果关系。既然行为人由于不具有识别能力这一主观因素，而被免于承担责任，那么显然是在归责时考虑了主观因素。从而说明，该情形并不是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严格责任原则或公平责任原则，而是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可见，责任能力制度的法律后果是适用过错责任制度的结果。从中可得出的结论是：过错责任制度决定了责任能力制度的法律效力，而责任能力制度的适用范围只限于过错责任原则。过错责任制度就是责任能力的制度基础。

2．进一步丰富民事主体制度的具体内容

从1804年第一部资产阶级民法典《法国民法典》颁行以来，权利能力在民事主体制度中就占有了一席之地，尽管此时尚未有此称呼。到了《德国民法典》，对民事主体享有的能力进行了具体分类，从此便有了权利能力、行为能力之别，二者共同构成主体人格制度的主要内容。而责任能力制度发展到今天，不断充实着新的内容，理应与权利能力、行为能力一起丰富主体人格制度。首先，就目的设计而言，权利能力主要考察民事主体独立享有权利、承担义务的能力；行为能力主要考察民事主体独立设定权利义务的能力；而责任能力则主要考察民事主体独立承担责任的能力。其次，就法理基础而言，权利能力以平等为核心，使各种民事主体均等地享有权利、承担义务，体现了民事主体法律地位一律平等的基本原则；行为能力以意思自治为核心，关注的是民事主体能否依自己的行为取得权利、设定义务，体现了民法的自由理念以及自由与秩序的协调；而责任能力最大限度地填补受害人的损害，以保护他人与社会的利益为目的，体现了民法的公平理念，反映着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的平衡。再次，就道德价值而言，权利能力是民法正义理念在平等层面的体现，它赋予每位民事主体以均等的机会进入法律体系之中；行为能力是民法正义理念在自由层面的体现，它允许有意思能力之人自己创设权利义务为自己谋福利，实现法的社会价值；责任能力是民法正义理念在公平层面的体现，为自己行为负责，确保各种法律关系最终都能回归常态。由此可以看出，权利能力、行为能力、责任能力三者之间既相互独立又彼此依存，共同统一于主体人格制度之中，丰富了民事主体制度的具体内容。[论-文-网LunWenNet]

三、我国自然人民事责任能力制度的缺陷和完善

（一）现行规定的不足

1．我国民法对责任能力制度的规定在归责原理上模糊不清。譬如，第133条第1款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民事责任。监护人尽了监护责任的，可以适当减轻她的民事责任。”这一规定似乎与德国法、日本法的规定相似，监护人所承担的是过错责任。但“监护人尽了监护责任的”，只能适当减轻其责任，而不是免除，这又与“没有过错就没有责任”的过错责任主义不相符。再者，如果这一规定对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及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不负责任的依据是过错责任制度，那么就应该以是否有过错来判定是否负责任，也就是就以是否有具体的识别能力来决定之，而不是以是否有行为能力来判定。因为限制行为能力人是已满10岁未满18岁的未成年人，这个年龄段的人一般都是有识别能力的。第四，第133条第2款与前一款相矛盾。既然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及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是无责任能力人，就不应该由这两类人承担责任，因为其没有责任能力而不能形成过错，这时应由有过错的监护人来承担；而这一款却因为该两类人有财产而由其承担责任。为了避免该两款在归责原理上的矛盾，只能以公平责任来解释第二款。但是，在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及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有财产时，第二款显然比第一款优先适用，这样所得出的结论是公平责任比过错责任优先。这显然又不合理，因为公平责任是在用尽其他救济手段而得不到救济时才能适用，理应是过错责任的补充。所以，本文认为我国《民法通则》的规定可谓漏洞百出。

2．从民事责任能力确立的两个标准来看，反映出立法者在两种价值取向面前的摇摆不定

根据我国《民法通则》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意见（试行）》的规定可以看出，我国民法对于判断民事责任能力有无的标准并不是单一的，而是双重的：一为行为能力，二为财产状况。对行为能力标准加以分析，可以看出立法者对行为人利益的保护。民事行为能力制度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保护行为人尤其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合法权益，使其不因智力、经验的欠缺而在社会活动中受到损害，因此民事行为能力要求的年龄标准较高——18岁。而民事责任能力制度以“行为能力的有无”为判断标准最直接的结果就是保护行为人，使其能够以“没有完全的行为能力”这一理由来对抗法律的否定性评价，体现的是对行为人的特别关注。

但同时法律又确立了财产标准，要求有财产能力的行为人对自己不法行为造成的损害后果独立承担责任，这里反映的是自己责任原则。让有能力的行为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体现了法律对受害人和代替其承担责任的监护人予以保护的倾向。

之所以出现这样看似矛盾的情形，绝不是“我国《民法通则》的规定有待完善”这一理由就能解释的。若果真如此，就过于简单了。其实我国的立法者在制订这一规定时还是有自己的考虑的：当今世界对民事责任能力判断标准的规定只有识别主义和出生主义两种。前者的问题就是总也无法理清其与过错的“暧昧”关系，理论本身很难圆全；而后者则过于空洞。所以有学者认为，法国民法典对于民事责任能力制度的新规定不是把它上升为“人人皆而有之”的境地，而是根本就把它抛弃了。两种标准代表了两种价值取向：识别主义表面上似乎是最公平合理的，严格考查行为人行为当时的主观心理状态，能够辩认和控制自己行为者就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反之则不负责任。此种规定对行为人的利益给予了充分的保护，但它忽略了受害人和代替其承担责任的监护人的利益。而出生主义则是完全站在了受害人的立场，认为过错的标准是客观的，只要行为人的行为构成了对“注意义务”的违反即需承担责任，而不考虑行为人是否真正意识到自己行为的意义。此种模式必然导致的结果就是行为人再也不愿意积极为任何行为，因为当过错用采客观标准时，行为人进行活动而完全不影响他人的利益，现实中确实是很困难的。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无论是识别主义还是出生主义，确立的判断标准都是有缺陷的。而我国的立法者为了避免上述偏失，对于自然人的民事责任能力确立了双重标准（一为行为能力，二为财产状况），目的就是希望通过此种途径，对相关主体给予平等的关注：

第一，行为人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就应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没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就由其监护人代为承担责任。

第二，行为人如果有自己独立的财产，就可以对自己的行为承担民事责任，而不必考虑行为人具体的民事行为能力状况，这也可以看作是对监护人权益的一种保护方式。

第三，监护人代替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的条件是行为人没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而且没有自己独立的财产，这两个条件必须同时满足。

第四，为了保证受害人的损失能够得到补偿，法律没有规定行为人及其监护人的免责事由，也就是说，在任何情况下，受害人的损失都必须予以补偿，这是法律对受害人进行保护的方式。

根据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立法者这样规定的目的是为了平衡行为人（加害人）、监护人、受害人三者间的利益关系，使三方当事人的利益都能得到保护，以期达到一种真正的公平状态，这也就无怪乎会有学者认为“此种规定比较公平合理，……”

但这样的规定还是存在弊端的：一方面，以民事行为能力的有无作为民事责任能力的判断标准，对行为人过于宽容，不利于保护受害人和代为承担责任的监护人的利益；另一方面，行为人与监护人之间谁是真正的责任主体，确认依据不明，二者间的内部责任关系很混乱。

（二）我国自然人民事责任能力制度的完善

1．我国自然人责任能力制度的模式

（1）自然人民事责任能力制度的应然模式

第一、抛弃传统意义的民事责任能力理论，赋予其新的内容

其一，就民事责任能力的含义而言，自然人的民事责任能力是指自然人所具有的对自己的不法行为造成的损害后果独立承担赔偿责任的资格或能力，它是对自己责任原则的一种体现。

其二，就民事责任能力的性质而言，自然人的民事责任能力是一种归责能力，这种归责能力是客观的，不属于主观意识范畴，并以此来区别于自然人的民事行为能力。

其三，就民事责任能力的具体内容而言，自然人的民事责任能力不单指侵权责任能力，还应包括违约责任能力和其他具体的责任能力，即民事责任能力适用于一切能够产生责任的领域。

其四，就民事责任能力的判断标准而言，会因责任承担方式的不同而有所区别：首先，对于财产责任，判断标准即为行为人的财产状况，此时它的判断标准是具体的，因每次损害赔偿的数额多少而有所不同：其次对于非财产责任，判断标准就是行为人有为一定行为的能力，而此种形式的民事责任能力是每个人都有的。

第二、要把认定责任和承担责任两个环节分立开来，以达到保护行为人（包括其监护人）与保护受害人二者之兼顾

这里要弄清的就是过错、责任与责任能力三者之间的关系。过错是认定责任时所应考虑的问题，归责时采过错责任原则，目的是为了保护行为人的利益。责任能力是承担责任时考虑的问题，有责任，现实中并不一定有承担责任的能力（仅针对财产责任而言），但这并不妨碍责任的认定。对于不名一文的行为人来说，何时有足以赔偿损失的财产（因而具有民事责任能力）则何时承担赔偿的责任，但在这之前，责任的认定已成事实。如果行为人不承担责任，并非因其不具有责任能力（无财产），而是因其无过错，所以不必承担责任。

第三、实践中对于过错采用主观判断标准，并结合行为人的民事责任能力状况来确定责任的认定和责任的承担

在责任的认定过程中，考察行为人及其监护人双方的过错，此时的过错是一种主观心理状态，只要有一人对受害人的损害结果存在故意或过失就可以认定责任的成立。在责任的承担过程中，需要根据行为人自己的民事责任能力状况来确定责任是由行为人自己承担还是由其监护人代为承担。此时的民事责任能力作为确定行为人与监护人内部责任关系的依据，是一种客观事实。

2．自然人民事责任能力制度的具体内容

（1）对于过错而言，这里的过错仍然属于主观意识范畴，也就是说，此时的过错仍采用主观判断标准，考察当事人行为当时的主观心理状态。但这种考察不是对行为人主观心理状态的单独考察，而是考察行为人与其监护人的共同过错，只要有一方满足过错要求，就可以认定责任是确定存在的，行为人和其监护人就需要承担责任。

（2）对于责任主体而言，行为人及其监护人都是责任主体，但二者并不处于同一层面。如果行为人能够满足民事责任能力的判断标准之一，则行为人就是责任主体，由其来承担责任；但如果行为人不能满足民事责任能力的要求，那么就应该由其监护人代为承担责任，以确保受害人的损害在任何情况下能够得到补偿。但是监护人承担责任只是暂时的，只要行为人有了足以承担责任的能力（金钱）就需要返还给监护人。因此，二者虽同为责任主体，但行为人是第一位的，监护人是第二位的。

（3）对于民事责任能力而言，仅考查行为人单独的民事责任能力，而它的判断标准是双重的：对于财产责任，以行为人的财产状况为判断标准：行为人有独立的财产，就自行承担责任；没有独立的财产，还需要区分两种情况：如果行为人无过错而监护人有过错，就由监护人承担责任；如果行为人有过错，就由监护人暂为垫付，等到行为人具有民事责任能力（金钱）后再返还给监护人。对于非财产责任，每个自然人都具有这种责任能力。这是因为只要行为人能够为损害行为，就能够采取相应的行为来弥补受害人的损失，二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的。

参考文献：

1．梁慧星．民法总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

2．周枬．.罗马法原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

3．张民安．过错侵权责任制度研究[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

4．王利明．民法典·侵权责任研究[Z]．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3．

5．[德]拉伦茨．法学方法论[M]．陈爱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自然人范文篇8

自然人与道德公民两者之间的内在关联是密不可分的。“爱弥儿”从自然人属性的状态逐渐成长为社会集体形态的本质是个体自由上升为普遍自由的实现，要追求自然人的普遍自由，尊重大自然中的理性自由。因此，教育的最终目标是培养有道德的公民，这种道德公民的个人意志已经完全消解在共同意志之中，并且仅以道德共同体的共同意志作为自己的意志，个人不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道德共同体的有机组成部分。首先，“国家没有平等自由，美德自然就无所存在；没有美德，何来所谓的自由；没有公民，道德即不复存在；拥有理想公民，则有你所需要的物质保障；丢弃公民，你将空空如也。”国家需要有美德的道德公民的支撑，培养有德公民需要通过教育途径来完成。“公共意志”是整体道德人格魅力实现的最主要途径。其次，国家是每一位公民所聚集的共同体，公民的首要国家性义务就是热爱自己的祖国。因此，培养热爱国家的理想型爱国公民是进行道德教育的最终职责。最后，卢梭认为，理想型道德集体公民认同感应积极向深刻的社会道德情感向心力渗透，采取一种全心全意为道德教育服务的国家集体信仰———“公民宗教”。根据卢梭培养道德型爱国公民的思想，个体公民的平等自由是通过个人与国家即部分与整体的关系来最终实现的，这是更高层次的政治性道德自由的升华。因此，道德教育的任务是通过思想教育，重塑自然完美的气质。在“公意”思想的指导下，创建爱国的气氛，并借助于爱国主义教育和“公民宗教”，培育社会教育的整体形象，完成道德阶段任务，最终使人重获自由。

二、“自然人”培养观对我国道德教育的启示

1.道德教育的目标。

道德教育的目的就是社会对道德教育活动所要培养的人的思想品德所做的规定，是对其活动结果的具体要求，也是这个活动所要达到的预期目的。卢梭的“自然人”培养观所提出的道德教育的目标是有着自由、独立、善良乃至幸福的“自然人”。当然，我们的道德教育目标还应该加强对人的道德意志的锻炼以培养其自立能力，阶段目标设定要尊重人的个性以及通过对个体道德情感的陶冶来巩固其良知等方面。卢梭反对溺爱孩子。他强调，当一个女人过分地关心孩子，她可能采取了相反的方法：她为了使孩子不感到病弱，渐渐地却使得孩子越来越羸弱；她不想孩子遭受到大自然自身的风险，所以让他远离所有痛苦，但灾难在遥远的未来却全部累积到他身上。“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这告诫我们的教师、家长乃至社会，要做的不是给青年人现成的东西，而是让他们自己动手去获得生存的途径。

2.道德教育的内容。

道德教育的内容是道德教育目标的体现和具体化，其科学、系统与否直接影响道德教育目标的实现。一个人的道德品德是由道德认识、道德情感、道德意志和道德行为所形成的，所以道德教育所采取的相应内容为：人类情感的培养，提高人们的认识水平和能力，锻炼人的意志。这无疑也会给我们以重要启示。

3.道德教育的方法。

为了实现道德教育的目标，更好的践行道德教育的内容，我们就要采取有效的手段和措施。根据卢梭对“爱弥儿”所实施的教育手段，可以提取出我国道德教育的方法：尊重人的自身规律，分阶段进行，建立家庭、学校、社会统一体的教育模式，提高法律约束三个方面。

三、卢梭的道德教育观对我国德育工作的现实启示

卢梭的道德教育思想是教育领域的“哥白尼性革命”。他的道德教育理念涵盖了丰富的德育思想，在德育实践过程中，对我国目前的功利性问题的解决具有重要指导作用，对社会道德价值体系多元化困境与未来道德教育的革新与发展有着深远的实践性意义。

1“.以人为本”教育理念的缺失———道德教育的功利化。

随着已经失去教育意义的旧的道德价值体系的瓦解，新的道德价值体系还没有完全建立的社会转型时期，出现了道德教育混淆于政治传声筒教育的现象。例如，我国当前的道德教育体系中就存在着舍本逐末、背离受教育者自身发展规律的现象。这种状况给道德教育的实施进程以及实际功效带来诸多不利影响。当今教育带有严重泛工具化的性质，教育文化偏向注重专业技能的传授，教育的最终目标是获得人人认可的“好”工作，进而实现自己所谓的“人生价值”。这种“价值”被解释为以衡量物质经济条件为主要内容的世俗的成功。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的“人才”模型主要是高分低能的检查机。道德教育生存于这种畸形的教育背景下，好比浮萍，无法停留，即使存在，也只是教育机器的零件。如何摒弃我国目前道德教育的功利化现象，是教育改革的重中之重。我们应借鉴卢梭的道德教育理论的起点思想，即遵从“自然人性”以及教育要符合人自身发展规律和内在需求，实现道德教育的最终目的———“人的自由”。

2.核心价值体系的缺失———社会道德体系的多元化。

自然人范文篇9

【正文】

〔中图分类号〕I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6198(2001)05-0135-06

一、自然界与人化自然界

按照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提出的基本看法，可表述为人是社会的主体，但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即人是生活在自然界当中的社会人，自然界是人的自然界。“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存在对他说来才是他的人的存在，而自然界对他说来才成为人。因此，社会是人同自然界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1]

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人所在的社会不能脱离自然而存在，社会存在自然界当中。只有人与自然达到完美的统一体才构成了社会。这与我们的平常的人与自然各不相属的看法不同。马克思将自然作为一个广泛的存在，把人和社会放于自然当中，只有上升到这个认识高度，才能处理好人和自然的关系。否则人就不能保持类本质，人就会受到严重的惩罚。

通常我们认为人是从自然当中走出来，才成为人类。走出自然后，人就可以随意地处置自然，表现为人对自然的统治，任意来改造自然。“人定胜天”的口号不符合“人是自然的一部分”的观点。当人顺应自然规律、把握自然时，人是回归自然，以人的自然与天的自然达到统一，即老子所说的“顺物之性”，这时人才能成为自然的主人。

如从人自身来说，由原来的人猿进化成人，意味着从自然界中走出来，成为人。但并未脱离自然，其实仅仅是从动物中走出来，成为具有特殊类本质的存在。与动物的区别在于人能自由自觉地对待自然。走出多远，以人的自由自觉为标志。这就是说人类越发展越能处理好与自然的关系，即把握自然、“顺物之性”。如我们在水上的活动，就体现了顺物之性。把握其流动的性质，顺其理造成水利；悖其理导致水害。神话中禹之父鲧，只知围堵洪水，不懂疏导，越治越糟；禹治水，是顺水性，而不是压制水、统治水。人从自然中走出越远，自觉性越高，表现为对自然把握的深刻程度越深。但什么时候都不能完全将人的动物属性消除，否则人就成了神了。自然是人的依附体，没有这个依附体就没有人。

人从自然中走出后，带着有机自然体而生存着。人是完整的、和谐的自然体，本身就是一个小自然界，他是受自然运动规律的制约和限制。我们常说的生物钟，就是自然界在人身上的直接体现。对待这些特殊存在，应用对待自然界的办法。人从动物当中走出来，是狭义的，人从自然界走出来是广义的。人在自然中占的空间是很小很小的。

社会越发展，自由与自然的关系就越趋向统一。如何保持自然界的平衡，是人保护自身平衡、社会平衡的条件。自然界是人赖以生存的广大家园。这个家园的安危关系到一个家、一个地区的安危。问题就难在这个家园的安危没有个体的人的小家安危那么利害明显。大家园的破坏，不是很明显地显现于小家园中，甚至一代两代都没有直接利害关系。但是终究大家园被破坏的恶果要由小家园来承担。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把对自然的保护作为百年大计将它认真做起来的话，这个问题就不能得以解决。管理得好，自然能成为人类的家园，管理得不好，不知会出现什么恶劣情形。

社会如果不是人与自然的统一体，社会就会成为人的樊笼。这是就人从自然走到社会，社会又存在于自然当中，构成人与自然完善化的统一体的角度来说的。

二、自然美与自然界的人化

什么是自然美？就自然美的存在领域而言，它存在于自然中，凭借自然而存在，是自然形态。它具有自然的属性。这个自然是与社会对称的自然。花、草、山、水、鱼等。什么是美？什么是丑？这个领域中的美有何特点？这个领域的美是完全因为对象本身，还是因其与人构成特殊关系才美，观点完全不同。

其一，认为美完全是自然的，自然美美在自然本身。月亮美，是因为有独特的光；杏花美是其独特的色彩形状。在人类之外，与人无关的东西可以是美的。

其二，美是因与人构成了某种关系，即美在自然的人化，这是常见的一种观点。认为人把自身的东西加于自然，自然才成为美的，美不是自然本身原本就有的，是和人构成对象化关系时才有的，是人化的美。

那么，人能否使一切自然对象均成为美的关系呢？自然美的对象条件是不可忽视的。自有人类始，无人不认为月亮是美的，太阳有时被认为是不美的。如后羿射日、夸父逐日均不把太阳作为美的对象。而月亮在各民族神话中没有认为它不美的。如中国的嫦娥奔月，人在那里得到一个宁静、温馨的处所。只苏轼“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除猜度那里可能温度略低外，还没有太多的贬词。“嫦娥应悔偷灵药”，是出于寂寞难耐，也只是与人间的欢乐、无烦恼相比较而言。如果在人间已是烦恼不堪，那月亮就是绝好的超脱之所。月亮其光不强不弱，是非常可人的空间，而且它特别能与人亲近，可进入人的心灵的空间。因它总是出现在夜间，是人放下白天的琐事，清心、闲暇、孤寂之时，从而成为人的一个可以倾诉、渴望的对象。从这个意义上讲，对象虽有自身美的条件，但与人没有分开，它是人的对象，人在其身上发现许多人的东西，或说人将自己的东西加于其上，才能使自然对象的自身的条件显现为美的条件。既不能脱离自然条件，也不能完全归于自然条件。因而将自然美定义为：它是自然对象所具有的底蕴和人对这个自然对象的人化的统一。完全归结为人化那就和“移情论”没有区别了，以为可以完全无视自然对象，只要将情移入，就产生了美。

所以考察自然美，不能脱离对象自身。它是自然美的底蕴，但只有成为人的对象，对人才产生美与不美的问题。没有人，就无所谓美与不美。如牛、羊在草原上，对草原上盛开的花并不欣赏。牛、羊不存在对花审美的问题。说人类社会产生之前就产生了美，美就存在在那里了，这美对谁而言呢？只是人类产生后，在自然界中寻找到美的条件。不同时代、不同民族面对同一对象，其美丑关系也不同。如在西方，将猫头鹰作为审美的对象；在中国，它则是凶讯的象征，不是审美对象。

这里所说的人化，还包括人对自然的改造、加工。自然进入人类生活，人对其进行加工、改造后的自然与原本的自然是不同的；与艺术中原本的自然未经实际加工改造、尚未发生性质变化的自然人化不同。对自然进行实际的高度人化的东西，不论过程以至结果，人们除了注重其实用价值外，也都按照美的要求进行加工。不论人是否意识到是在创造，其结果都是通向美的。因而在人化过程中，虽不都是艺术创造，但都是美的创造。如博览会，展品都是取自自然的材料做成，琳琅满目，美不胜收。虽然美附于用上，但追求用的同时，也追求着美，使自然空间无不留下美的创造的痕迹。

在艺术创造中，自然成为艺术的审美表现材料，和人的审美情感结合，而创造出审美作品，也是自然人化。自然人化后，在自然美上所体现的是自然美与艺术美的结合，即非单纯的自然美，也非单纯的艺术美。这就是艺术的自然人化。这在美学中，既是理论问题，又是复杂的艺术实践问题，形成了独有的领域。如风景诗、山水画，这在中国尤其突出。如魏晋南北朝时，山水诗、画突出表现出来，同时产生了该领域的美学理论——风景诗、山水画理论。发展到明清时代，理论上达到极致的一个表现，就是石涛所讲的山、水等自然对象中都有它的精神。“山之神”、“水之韵”在哪里？怎么发现？如从物的本质特点说，黄山、华山势态不同，更重要的是人对其势态的把握不同，画山而运势，相当大的程度在于人对势的挖掘和发挥，人将自身的东西加入其中，这就是自然的人化。这正是自然美创造的核心问题。

三、人化自然界与人自身的创造

人是自然的一部分，社会存在于自然当中。不论从何种意义上说，人都不能离开自然，人得依赖自然界的条件才能生存。当自然条件发生变化，如气候，当其恶劣到一定程度，人就不能生存。如恐龙的灭绝，就是自然条件的恶化造成的。人的情况也是如此。人类虽未灭绝，但自然条件的变化会造成人自身条件、生存条件、自身机体的变化。有的是人自身造成人类生存条件的破坏。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中讲到：人能征服自然界，但常常遭到自然的报复。以至于将人最初取得的成果也丧失掉，甚至更严重。恩格斯列举了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地区居民为得到耕地而砍伐森林，也曾种植庄稼有所收获，但现如今变成了荒漠。不但没了耕地，连保持水分的条件也破坏掉了。这说明，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自然条件的变化会影响人自身。所以恩格斯得出结论：“我们必须时时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绝不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强，能够正确认识和运用自然规律。”[2]恩格斯的观点在今天看来，其现实针对性是相当突出的。

人生活在自然界中，是以属于自然界的一部分的主体条件生存于自然中的。要通过人的活动影响自然，以达到人与自然间的转换。人的活动对自然的影响如合乎自然规律，自然则给予馈赠性回报；如违反规律，自然就给予人以灾难性的回报。这就涉及到人如何人化自然的问题。

人如何影响自然，对自然规律把握到何种程度，都取决于自然。如果真能达到“自由自觉”的程度，人就能把握自然规律。如人和植物的关系中，合成中药的主要成分就是植物，人从长期的实践中，掌握其药理，经组合配制用以治病，这就是对自然规律的掌握。鸦片，也提炼于自然，但作为来吸食，则违反自然规律，导致人的毁灭。酒精是从植物中提炼出来的，但一个民族若沉溺于酒中，也会导致民族的灭亡。如它就是美洲土人逐渐灭种的工具，印地安人之所以发展不起来，殖民主义者的屠杀是其灭亡的主要原因，但酒也是其灭种的主要原因之一。

当人将自身的力量加于自然，既影响人外部的自然的变化，也影响人自身自然的变化。后者即人体自身的人化。它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人自身自然身体的人化。人的四肢、五官、全部的生理运动，是人的生命体。如何使人的生命体向人作为自由自觉的族类发展，使之越来越适应人这种生存的要求。这种生存的要求是人不断追求的结果。即使在遗传的条件下具备这种能力，落实到单个人身上，他也要自觉地去发展这种能力。如跑，人人都会跑，跑得快则要自觉训练，靠长期开发才能显示这种能量。这是其他动物都不具备的。羚羊能跑，是因生命受到威胁而不得已，不是自觉训练的。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二）人的思想、情感、意志等内在的人化，即所谓的心灵美。人生来没带着思想、情感、意志，这几大内在的要素都不是先天带来的。即使有人很聪明，也仅仅是一种自然条件，本身不是一种内容，只是吸收后天内容的载体。老子讲：为学日益，为道日损。人为“赤子”之时的原初阶段是很单纯的。后来在社会中才给他灌输思想，培养情感、意志，即“为学日益”而逐渐人化。老子反对“为学日益”是反对学习礼乐，而“为道日损”则是指将头脑中的社会世俗、礼乐的东西通过“为道”而消除之。这其实也是一种人化。老子要达到的程度是完全成为一种“真人”，这也是人化。只是人化为不同于儒家的所谓“君子”。因而人化只有人化性质的不同，而没有人化与不人化的不同。

对人来说，这在他的事业的准备期是有特殊意义的。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学校教育。小学、中学、大学的教育，使人基本定型为是个什么样的人，此后一般在这个基础之上去发展。无法脱离其在人生观、世界观定型期成就的东西而成为以另外的形式生存的人。庄子所说的“混沌开凿”也是自然人化、社会教育、家庭教育等，归根结底是在进行着人自身的内在的人化。如情感教育，参观“九一八纪念馆”，获得情感而转变成一种思想、一种意志——民族要崛起、振兴。这都是人自身的内在人化，是对人的本质的深造。它对造就人的充分的本质，然后使外在世界的对象存在成为这种主体的对象具有重要的意义。

外在世界的客观存在和人是各自分立的。外在的客观存在如何成为人的对象世界，取决于主体本质的丰富性——人化的程度。人如果在本质力量对象化方面，造就了丰富的本质、深刻的本质，就能在对象世界里获得更大的自由。例如：人自身如果没有广泛的艺术修养，甚至没有关于艺术的技艺的常识，艺术世界里就没有你的对象。一如没有欣赏音乐的耳朵，就没有音乐。任何音乐对你都没有意义。

（三）伸延自己的无机身体，使人自身的自然能力得到扩展，使自身的自然不能做到的得以超出有机身体的限制，使自然界变成人有机身体的对象——实践对象、理论对象、思维对象。将外边世界变成人的无机身体。如制造工具，使人的力量增加，这都带有自然人化的意义，属于人自身人化的伸延。这与挖河、栽树不同，而是与人自身身体紧密相连的东西，成为人的工具，人头脑中的观念。

由于人自身是一种自然，这个自然和社会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就带来了如何在社会当中认识人的自然以及处理人的自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在这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提出许多问题。很尖锐，有的很有意义。有的并没有找出明确的方针、路线，我们应对此作进一步的研究。

西马提出：资本主义制度或劳动异化制度不仅仅在压抑、统治人，而且是人性的一种敌对力量。西马的理论家马尔库塞的著作《自然和革命》，影响非常大。他提出，要解放社会的人，反对资本主义的压迫和统治，必须得解放自然，解放属人的自然，解放人的外部的自然界。他这一理论的得出，认为资本主义对人的统治、压迫，同时这种统治、压迫的力量也施于自然。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自然界和人的命运是一样的。自然的损害和人的损害是同步的，因而自然的解放和人的解放也应该是同步的。因为资本主义要得到的是利润，要得到利润，就得压迫、统治自然的人。人与自然一损俱损。因而西马理论家认为，对自然的损害、压迫，只有在改变社会制度的前提下才能得以改变。这一观点在马克思《手稿》中并不明显，而在西马那里被提出，并特别加以强调。他们提出这一问题的意义何在？局限何在？

就意义来说，人自身的自然在马克思《手稿》中我们看到了这方面的一些思想——人在异化劳动下把人已经达到的异化程度又向非人的方面异化了，这是向更加自然的方向异化，变人为动物，向原本的非人的异化方向退化。这一思想在马克思《手稿》中很明显，即异化劳动造成人异化成果的丧失。在马克思后来的著作中，对劳动异化的非人境况也有分析，但这些问题不占马克思著作的主要地位。马克思把矛头指向攻破异化劳动，认为不攻破异化劳动，则劳动者和劳动者周围人的存在条件的改善就不可能。马克思让人识破异化劳动是资本主义社会弊端的根源。

西马与马克思主义不同的是，西马也批判资本主义制度，且与马克思主义总体态度一致，但同马克思主义不同。马克思主义主张以暴力推翻资本主义，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这种革命方式和革命后建立的制度是西马不同意的。由于西马不主张以无产阶级暴力革命推翻资本主义，他们的着眼点、改变社会的方式就不同。他们特别关注自然，唤起人对不合理制度的不满。但主张以和平改良主义选举的方式实行社会改革，出现了生态社会主义。他们将解放属人的自然等归纳为和平改良，由议会选举而改革社会的目标。这不是马克思主义最终所指的社会解放的方式。

马尔库塞提出的“解放自然”，包括外部自然为主的自然。它的出发点即，资本主义社会由于是为了取得利润而存在，目的就是为了榨取更多的利润。因而也将统治无情地加到自然身上。“解放自然”包含着反对资本主义统治压迫的意义在内。

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解放自然”当然也包括解放属人的自然。马尔库塞说的“解放自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属人的自然，即作为人的合理性及原始冲动和感觉”。这将人提到自然的首位。二是“解放外部自然界，即人的存在环境”[3]。马尔库塞的“解放人的原始冲动和感觉”这种说法一提出，就遭到批评。按照马克思的理论，解放自然或解放人，都不能把集中点放在“人的原始冲动”上。因为“解放人的原始冲动”是人的自然属性的复归，而不是人的提高；解放人、解放自然，是解放人的社会地位，而不是人的自由自觉的退化。马克思在《手稿》中提出的“人性复归”，不是指向人的原始本性的复归，而是指从被异化劳动异化为非人的条件下向人的自由自觉的类本质的复归。在“解放外部自然界”这点上，马尔库塞的观点在实行上流于一种反对控制自然的倾向。现在的自然界，西方发达社会的自然界，相当程度上从属于资产阶级经济目标的控制。当改变这种控制后，是否还应对自然加以控制？是否完全任其自然？这答案恐怕是肯定的，即应对自然加以合乎规律的控制。但在生态社会主义那里却流于自由化，任其自然。

美、自然人化与生态社会主义有什么关系？这里的中心思想就是人怎样自由自觉地对待自然。既能自由自觉地对待人自身，也能自由自觉地对待人的外部生存环境。这其实就是美的追求，是在广泛的意义上，最广阔的领域里，实现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也就达到了主体和对象的美的创造。它虽然不是一个具体的、个别的美的对象的创造，但其间包含着各个方面的美的创造。生态社会主义是想要造就一个建立于自然美的前提下的社会美的空间。生态社会主义的社会构想即自然和谐下的社会和谐。它标志着人怎样生活于和谐的环境里，更外在的空间的和谐美是重要的。如鱼，生活于水中，即使没有人去捕杀它，但如果水是被污染的，鱼同样不能生存。这点对于已经实现了社会主义的国家似乎更为重要。如何造成自由的和谐空间，这是一个现实的大课题。西方人，则在诸多矛盾中，感到了自然与社会的不和谐。谈环境生态，并将其作为社会理想去追求，这与他们特有的生存条件有关。

〔收稿日期〕2001-01-20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22.

自然人范文篇10

关键词：破产范围；自然人破产；必要性；配套制度

OntheStudyoftheConstructionoftheInsolvencyofNaturalPersonsofChina

Abstract：ThenewbankruptcylawofChinawouldhavebeenthefirsttimetoexpandthescopeoftheinsolvencyofallcorporateenterprises,butstillmeanthattheexistinglawsarestillonlyallowedtocorporatebankruptcy,tonaturalandasgeneralcivilentitieswiththeinsolvencyofnaturalpersonsnoteligible.InChina,the135thofthebankruptcylaw,liquidationofotherorganizationsoutsidethecorporateprovidedbyotherlawsasbankruptcyliquidation,inthelightoftheprovisionsofthislawisapplicableprocedures.Afterthebankruptcyofindividual-ownedenterprisesandthepartnershipenterprises,themanshouldberesponsibletodebtofsettlemententerprisewithallitsproperty,ifwhosepropertyinsufficienttosatisfythedebt,theyareonthesameissuesfacingbankruptcy.InChina,thelackofpracticalpersonalbankruptcysystemisincomplete.Therefore,China''''smarketeconomydevelopmentofanobjectiveneed,Chinashouldexpandtheeligibilityofthemainpartofinsolvencylaw,establishandimprovethepersonalbankruptcysystem.

Keywords:Bankruptcyscope;Naturalbankruptcy;Necessityofbuildingsystems;Supportingsystems

引言

破产（bankruptcy）一词源于16世纪意大利语“BancaRotta”，意即为“砸烂的板凳”。根据中世纪意大利商业城市的习惯，商人在市中心交易市场各有自己的板凳，当某个商人不能偿付债务时，其债权人就砸烂他的板凳，从而使其丧失经营资格。[1]从经济学角度上来看，破产是指经营失败导致经济主体解体的一种客观状态，是经济主体消亡的一种方式。从法律意义上讲，破产是指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法院根据有关当事人的申请，将债务人的破产财产依法分配给债务人的特定法律程序。我国新《破产法》第2条把使用范围扩大到所有企业法人，但这意味着我国现行法律仍只允许商法人破产，商自然人和作为一般民事主体的自然人不具有破产资格。根据我国目前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笔者认为，应该扩大破产法主体资格范围，除了法人，也应承认商自然人、自然人的破产能力，即无论商事主体或是民事主体均可宣告破产，同时，为避免建立个人破产制度的消极影响，应完善个人破产的相关配套制度。

一、关于破产范围及自然人破产能力

破产范围就是指一国破产立法所允许的破产主体的范围,判断某一市场主体有无破产能力就要看其是否在破产法所规定的破产范围之内。根据我国新《破产法》规定，我国破产范围实际上还是法人企业，排除了非法人企业的破产资格，也就是说，作为非法人实体的自然人并不具有破产能力，这与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趋势及世界惯例是不合宜的。

（一）破产范围

破产范围，及破产法所适用的主体范围。破产范围的大小，反映了一国破产立法的水平和市场经济的发展程度，是破产立法的重要任务。依照现行破产法的规定，在我国目前只有企业法人才可以适用破产程序，其适用范围过于狭窄，既不能解决我国实践中大量非法人企业商主体的破产债务问题，也不利于平等市场主体的构建和债权人利益的公平保护，严重地阻碍了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按照武汉大学博士文杰的说法，我国破产法在适用主体上无疑是另类，即破产主体的范围既不是意大利式的“商人破产主义”，亦非英美式的“一般破产主义”，而是“有中国特色的企业法人破产主义”。[2]因此，从长远出发，破产法适用范围的扩张无疑是非常重要的。许多学者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但如何合理的界定破产范围，学术界尚有不同意见：

1．所有主体说。主张在我国建立适用于所有民事主体、经济主体和商事主体的统一破产法典，即在破产能力上或破产资格上实行一般破产主义；

2．所有企业与商自然人说。主张除消费者之外的从事商事活动的个人、非法人企业、法人企业都能够破产；

3．企业法人说。主张只有企业法人才能成为破产主体。该学说其实是维持破产法关于破产范围规定的现状；

4．所有企业说。主张在法人企业破产的基础上，将不具有法人资格的民事、经济主体纳入破产法的适用范围,即赋予合伙企业、个人独资企业以及其他不具有企业法人资格的经济组织破产主体的资格。只要这些企业经过登记，就有破产能力。

以上四种观点具有代表性，其主张的破产范围由大到小进行排列，其中第一种观点即破产法的一般破产主义，主张自然人可以破产，目前为大多数发达国家立法所采纳，但为中国目前的破产法所不允，而笔者认为正是应该改进的地方。

（二）自然人破产能力

破产能力是民事主体依法获得的破产资格。由于破产是一种民事行为，从事破产行为必须具有与之相适应的破产能力。在民法上，自然人权利能力与法人权利能力有着重大区别。自然人的权利能力始于出生，终于死亡，人人皆有，且是无差别的，因此自然人的破产能力是相同的，不同个体的破产能力不因出身、民族、年龄、职业、受教育程度的差异而有所不同。各国的立法政策上对普通自然人的破产能力所持的态度，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普通自然人有破产能力。采一般破产主义立法例的国家，不区分自然人的生理状况，例如自然人是否有行为能力，也不区分自然人的社会经济属性，例如自然人是否为商人，对所有自然人的破产能力均予承认。一般破产主义滥觞于十三世纪下半叶西班牙颁的《七章律》，该法突破了古罗马时期以来破产只适用于商人的传统，首次将破产适用于非商人。此后，包括美国、英国、德国、日本等国在内，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均相继采取了一般破产主义。承认所有自然人包括非商人的普通自然人有破产能力，已成为世界破产法发展的趋势。另一类是普通自然人没有破产能力。采商人破产主义立法例的国家，继承古罗马法的传统，只承认具有商人身份的自然人有破产能力，不承认普通自然人的破产能力。法国、意大利、比利时、阿根廷等国的破产立法采商人破产主义，由于这些国家不承认普通自然人的破产能力，普通自然人发生支付不能时，只能通过民事执行程序中的参与分配制度来解决债权债务问题。

尽管各国的破产立法政策不同，对普通自然人的破产能力所持的态度也不同，但从我国的情况看，我国应采一般破产主义，承认任何自然人都有破产能力。理由是我国传统上属于民商合一的国家，在我国经济生活中并没有产生享有特殊利益的商人这一特殊阶层，任何自然人都会随时从事商业活动，商人与非商人没有严格界线，他人也无从判断某人是有经商习惯还是偶尔为之，因此，我国没有采取商人破产主义的必要。有人虽然承认我国应当采一般破产主义，但认为有破产能力的自然人还必须是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未成年人，除准治产人以外，以及成年但长期丧失行为能力的人一般不涉及个人破产问题。还有人认为，应只允许县以上城市的城镇居民破产，而不允许农民和县以下的城镇居民破产。本文认为，普通自然人获得破产能力的理论基础，仍是由于其具有民事权利能力。既有权利能力，则具有充任民事法律关系主体的法律资格，可以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而在实体法上可以承担民事义务，在程序法上就可以成为程序主体。行为能力只是某人能否独立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以及是否需要人的问题，不会影响到该人的权利能力。因此，只要具有权利能力，就应有破产能力，可以成为破产法适用的对象，而不论其是否有行为能力，更不问是否是农民和县以下的城镇居民。从另一方面看，普通自然人可能发生破产的情形，最主要的是个人消费者的破产。而无论有无行为能力，也无论居住在何方，是否是农民，任何自然人都可以成为消费者。对不同身份消费者的破产能力，自然也应是一视同仁的。目前我国的立法现状，是不承认个人的破产能力，而在破产法草案虽有承认商自然人破产，但颁布后的新破产法又莫名其妙的删去了，实在令人遗憾。

二、建立我国自然人破产制度的必要性

关于自然人破产的必要性，许多学者、法律工作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分析论证，有人从法理的角度，有人从法经济学的角度，还有我们的法律实践者从实务的角度对破产立法提出了要求，如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执行局的干部谢渊提出的由于《民事诉讼法》第235条第五项的立法缺陷，执行程序虚有其表，实践中法官迫于结案率的压力将其演变成了“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的不合法现象[3]。因此从我国现实出发，笔者建议我国应将自然人纳入我国破产法的范围。

（一）个人商行为的普遍化趋势

个人商行为的普遍化是我国改革开放的结果。到目前为止，个人商行为而构成的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根据改革开放以来各年经济年鉴及有经济管理论有关建立我国个人破产制度的市场报告显示，我国个体经济总量正逐年以较高的速度增长。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城乡居民经营行为所建立的经济实体一般有规模小、资金少、技术力量薄弱等特征。所以,在发展中也出现不少问题，尤其在近年来市场进一步开放，竞争加剧的情况下，个体经济的淘汰率十分高，如何使企业在陷入经济困境、对债务丧失支付能力的情况下依照科学的制度出局，是各界共同关心、但一直未能解决的问题。现实中，个体企业的出局前和出局后场面险象环生，赖账、逃债、三角债乃至以刑事暴力手段实现债权的情形比比皆是，笔者认为这与我国现行破产法适用主体的狭隘主义不无关系。因此，我国一是要建立非法人经济组织破产制度，二是要应建立个人破产制度，允许个人在经营失败，受到牵连时得以保持最基本的生存需要，防止用不公平和非法手段实现债权。

（二）实施消费信贷政策的需要

个人消费信贷种类的不断扩大和数额的急剧攀升是我国建立个人破产制度的另一事实依据。为了适应国际经济形势的需要，进一步促进经济发展，我国近年来采取了一系列旨在启动消费内需的政策，其中最主要的是为社会消费者提供信贷，允许消费者根据个人及家庭收入状况通过按揭、分期付款、预期透支的方式购置房屋、汽车等消费品，并提供耐用生活品及办公设备、教育、旅游等各种领域的信贷服务。这种消费信贷政策，一方面可刺激国内消费增长，从而促进经济发展，但另一方面又极易导致家庭或个人到期无能还债的情形出现。怎样确保消费信贷借、贷双方的权利，继续推行刺激消费增长的扩大内需政策，笔者认为，允许个人破产作为最后一道防线是十分必要的。

（三）经济全球化及与国际惯例相符的要求。

全球统一大市场的逐步形成，意味着地域的陷落，国与国的关系将更加密切。作为上层建筑的法律制度必然会沿着国际一体化的方向发展。在法律体系所有构成成员中，以调整平等主体间经济关系为主的民商法律无疑将会是最需要并且是最容易实现国际化的部分，因此从这一角度出发，借鉴国外的做法，建立我国个人破产制度是可行的。

另外，原来不利于债务人的破产有罪主义、破产惩戒主义和破产不免责主义三大制度纷纷为各国立法所取消，并确立了破产无罪主义、破产不惩戒主义和破产免责主义。赋与自然人破产能力更有利于社会的发展，符合经济规律，是人类理性共同的选择。同时，我国加入WTO的事实也要求国内法律制度，尤其涉及投资、贸易领域的商事制度必须尽快与国际惯例接轨，这样个人破产制度便从可能性变成实践中的急需品。

三、我国自然人破产制度的构建

考察西方自然人破产制度的立法例，大多数学者认为我国自然人破产制度的构建主要有几个方面。即：如何确立自由财产制度；许可免责制度；人格破产与复权制度；破产无效行为制度和撤销权制度；“小破产”程序。

（一）自由财产制度

所谓自由财产，是指在破产程序开始后，破产人所拥有的，不受破产程序干预和限制，可以自由支配和处分的那部分财产。该部分财产主要有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专属于破产人自身的权利，通常与破产人的人身权利联系在一起，如身体权、名誉权及其损害赔偿请求权等。另外一部分是法律上明文规定不得扣押的财产，如破产人及其亲属必需的衣物、生活用品等。这些通常是有精神价值或对家庭有特殊纪念意义的物品。在美国，自由财产表现为申请人的动产和某些权益，如依据法院判决得到的夫妻扶养费、因工伤事故获得的赔偿金等。在大部分州，自由财产还包括申请人拥有的房地产中的一部分。在香港，破产受托人不得变卖为满足破产人及其家庭基本需要的必需物品，包括衣物、寝具、家具、家居设备及供应品。我国民事诉讼法第223条规定，在强制执行时“应当保留被执行人及其所抚养家属的生活必需品”，这体现了自由财产制度的基本精神，可藉此做出列举性规定。[4]

（二）严格的许可免责制度

破产免责制度，是指在破产程序终结后，依照破产法的规定，对于债务人未能依破产程序清偿的债务，在法定范围内免除其继续清偿的责任。免责制度本身“实质上否定了自然人承担无限责任的能力”。[5]免责制度在有限责任面前毫无用武之地，所以免责制度必定是与对债务承担无限责任的自然人破产结合在一起的。需要指出的是，并非所有债务都适用免责制度，根据法律规定的债务人必须支付的费用不在免责之列。如，基于公平和公序良俗的民法基本原则，有些债务不能根据破产免责而获免除，这些债务由自由财产支付或在破产人再生过程中随时支付：(1)破产人应支付赡养费、抚养费的义务；(2)破产人已与他人在劳务合同中约定的劳务履行义务；(3)因破产人故意或恶意造成他人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而引起的债务；(4)破产人违反刑事法规、行政法规而被处以的罚金、罚款；(5)其他不应免除的支付义务。这说明免责制度是有条件的免责，是相对而非绝对的免责。这一许可免责制度同样可以适用于自然人破产。债务人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得到债务豁免，取决于其偿还债务的诚信与积极程度。

（三）破产无效行为制度和撤销权制度

破产无效行为制度，是指债务人在破产宣告前的一定期限内实施损害债权人利益的行为（如以转移、隐匿、不正当处分等手段减少自身财产等），依破产法的特别规定构成无效行为的制度，其法律效果是经破产无效行为转让的财产或利益回归于破产财产。撤销权制度，则是指债务人在破产宣告前的一定期限内，实施损害债权人利益的行为，破产管理人可以请求法院予以撤销的制度，其法律效果同样是被撤销行为转让的财产或利益回归于破产财产。而之所以设置这两种不同的制度，是以是否涉及到相对人利益来做区分的，也是为保护善意第三人利益而做的不同规定，前者适用于不涉及到第三方利益时，而后者则涉及到善意第三人已经取得的利益。如美国破产法规定，破产申请人在递交申请时用欺骗或不诚实方法申报其个人的财产，一经发现，其仍有偿还债务的义务。而对于无偿转让财产或财产权利的，非正常压价出售财产的，对原来没有财产担保的债务提供财产担保的，对未到期的债务提前清偿以及放弃债权等其他危害债权人利益的行为，因涉及相对交易人的利益，故不宜一律宣告无效。[6]

（四）人格破产与复权制度

人格破产源于法国破产法，是指债务人受破产宣告后被限制或丧失某些公民权利和职业权利,这些权利可以是私法上的，也可以是公法上的。有学者认为自然人人格破产表现为其在生活消费、行动自由和社会权利上受到的限制。人格破产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破产惩戒主义。在香港,虽然破产者可以保留工作，但他们会被拒绝继续担任某些职业,如律师和公职；破产者申请信用贷款前，必须披露破产身份；离港出外旅行自由也受到一定限制。我国台湾地区的法律规定破产人丧失下列权利:公职人员候选人资格、律师资格、会计师独立核算、商务仲裁人资格、建筑师资格、工商业同业公会会员代表资格、农会会员、渔会会员资格、合作社社员资格、技师资格等。日本法律规定破产人丧失公证人资格、司法修习生资格、公安委员资格等。德国法律规定破产人丧失参审员资格、荣誉法官资格、监护人资格等。在英国,近来有人建议对破产法进行修改，应规定指定破产管理人在认为公众利益应受到保护的时候，应向法庭提出申请对有关破产人实施“破产限制令”，其有效期间为2-15年，在此期间内，破产人未经法庭许可不得在有限公司中担任管理人员；借贷500英磅以上须告之其破产历史；如以与其破产前姓名不同的姓名与他人交易,则须告之原先的姓名。[7]而2002年9月2日,上海市静安区法院在上海市率先推出《限制高消费令》，这说明人格破产制度是克服“执行难”、维护司法秩序的必然需要。

人格破产在一定程度上保留和体现了破产惩戒主义，这一制度对于自然人破产而言是必要的，因为自然人并不因其破产而被消灭主体资格，仍要从事多种社会活动，而其财产变化情况的监控难度又远大于商业组织体，自然人破产后因不正当活动而给相对人及社会公益造成损害的风险也远高于商法人或组织破产，因此各国在自然人破产方面广泛设置了该制度。复权制度则是与人格破产制度相辅相成的，它是破产人得以于破产程序终结后的一段时间内解除破产人的身份，消除其在破产期间在人身、行为方面所受限制，重新获得与其它民事主体平等的法律地位的一种制度。一般来说，复权制度分为当然复权制度和许可复制制度。它有两种立法主义：申请复权主义和以当然复权为主、申请复权为辅的立法主义。多数意见认为，我国宜采取申请复权主义，因为在我国破产惩戒机制尚未成熟阶段，采取申请复权主义更为权威、安全，有利于强化惩戒破产人的法律效果。关于解除人格破产的期限，各国规定不一。在香港，以前从未破产的人士可于破产4年后解除破产，曾破产多于一次的人士可于破产5年后解除破产。在加拿大，以前在破产3年后才可以申请清洗记录，但近年已改为一年后便可以清洗破产记录。在我国,此期限不宜太短，否则难以达到惩戒破产人的效果[8]

（五）设立“小破产”程序

除此之外，笔者认为我国还应设立小破产程序处理个人破产。根据《破产法》的规定，所有破产案件均需要按照一般破产程序审理，企业破产程序、环节较为复杂，涉及方方面面。这对大多数自然人破产案件来说是不利的。故设立“小破产程序”，将一部分涉及面窄，破产财产较少，债权债务关系较明确的破产案件适用“小破产”程序，缩短审理时间，提高效率。如香港《破产条件》规定，破产案件中，如果法院掌握的证据或破产管理人向法院提出的报告表明债务人的资产不超过1万港币，视为小额破产，从而采用一系列简化程序以节省时间和费用[9]。在日本，当破产财团数额不足100万日元时，根据破产法第358条、第359条的规定采用小破产，以简化手续，节省费用和时间。[10]总之，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社会中出现的债权债务关系日益变得复杂，自然人破产制度的建立已刻不容缓。建立自然人破产制度，赋予自然人破产能力，让不能抵偿到期债务的自然人宣告破产，从而使其摆脱债务、获得重生，达到维护社会的繁荣稳定和促进经济发展的目的。

四、自然人破产制度的配套制度建设

目前推行个人破产制度还存在种种障碍，正如李曙光所说，个人破产的立法肯定是要有的，只是目前条件还不成熟。社会征信体系的建立，还要有赖于各种配套制度的完善，只有在总体上建立了一套完善的财政、司法制度才能保证个人破产的顺利进行。为保障个人破产制度法律价值的实现，迫切需要完善以下几个方面的制度建设。

（一）完善个人财产登记和存款实名制

通过建立和完善个人财产登记制度，可以明确界定破产人的财产范围，使作为破产人的个人财产与其他家庭成员的财产界限严格区别开来，使得破产管理人能够迅速、清晰地管理破产人的财产，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防止破产人通过非法手段隐匿、转移财产，从而使这部分财产得以用于破产分配。通过存款实名制，破产管理人可以掌握破产人的财务状况，了解破产人的资金流动情况，有利于查清破产人的个人信用状况，同时也可防止破产人隐匿财产和非法转移资金。我国已经于2000年4月1日起实行了个人存款实名制，关于存款实名制的法律规定也将呼之欲出，这表明，我国个人收入监控制度正逐步建立和完善。

（二）积极推进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与完善

社会保障制度和个人破产制度一样，都是与市场经济相伴而生的现象，是解决“市场失灵”的重要手段，这一点己为各国发展市场经济所证明。市场经济是通过市场来解决市场主体的生存和调节劳动力需求的。个人和企业一样，作为市场主体，一方面要进行等竞争，这就势必会带来破产和淘汰。由于破产人破产后资格受到限制，仅依其有限的由财产，难以走出困境，获得重生。这需要国家发挥社会保障功能，对其基本生活予以保证。另一方面，为实现平等竞争，市场主体也必须平等地分担市场风险。当这些风险以及各种灾害出现并对人们生活造成严重影响时，需要国家通过立法对劳动者和全体社会成员给予必要的保障，以化解风险。所以应大力建设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再就业制度和各种社会保险制度，切实为破产人减轻经济压力，在宏观上更能减少社会矛盾和减轻社会负担。

（三）加快社会诚信体系的建立

从整治社会信用的角度看，当前我国经济生活中出现的信用危机现象很大程度上与我国个人破产法律制度的缺失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一方面，完善个人破产制度有利于强化信用观念，维护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另一方面，个人信用体系及法律制度的完善也有利于个人破产法律制度的建立和有效实施。在建立社会诚信体系方面，发达国家有许多成功经验，如美国的社会诚信体系是以个人信用制度为基础的，有完善的个人信用档案登记制度、规范的个人信用评估机制、严密的个人信用风险预警系统及其管理办法，还有健全的信用法律体系，包括《信贷机会均等法》、《诚实借贷法》、《公平信贷报告法》、《诚实贷款法》、《信用卡发行法》、《公正贷款记录法》等等。在当前的我国，诚信的缺失是阻碍发展市场经济的重要因素之一，所以要加快建立社会诚信信息系统，建立公共性的“资信信息网”，并相应建立资信档案登记制度、信用评级制度和信用风险预警制度，加强对企业和个人诚信行为的社会监督，同时也要通过不断的法制教育强化企业和个人的诚信自律意识。上海在年建立了资信有限公司，完成了上海个人信用联合征信工程。2002年，上海还试行对个人信用评估打分。而国内第一部规范个人信用制度的地方法规《深圳市个人信用征信及信用评级管理办法》已于2001年12月18日起施行。个人信用状况记录将成为公众可以依照法定途径向专门机构查询的信息。随着条件的成熟，我们应在各地推广此项工程，并加强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11]

（四）建立破产犯罪的惩罚制度

破产领域的犯罪行为虽没有其它刑事犯罪那么猖撅，但仍不可小觑。强化对破产犯罪的惩罚，是现代各国破产法的一大趋势，特别是在实行破产免责主义的国家更为明显。相对于法人，商自然人因其商事主体资格与民事主体人格合二为一，既统一又相分离，刑事责任的处罚对于自然人意味着对基本人身权利的剥夺和限制，对其具有强大威慑作用。因此，加强商自然人破产犯罪的法律规定，完善刑事责任范围，对于防止商自然人滥用破产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有关破产犯罪的规定十分详尽而严密。我国现行《破产法》无明确规定。参照国外破产犯罪的法律规定，破产犯罪的种类有欺诈破产罪，包括对破产财产的隐藏或毁弃及对债权人不利的处分行为、毁损隐匿变更或伪造账簿及其它会计文件等；过失破产罪，包括破产人、轻率和危险性投机严重造成破产或增加资不抵债的程度行为等；破产贿赂罪；违反破产义务罪，包括违反财产报告及移交义务、违反说明义务的行为。至于破产犯罪的立法体例，现代各国大多采取两种方式一是直接将它规定在破产法典之中。英、日等国的破产法采此立法例。台湾地区破产法和《香港破产条例》从之。二是将它规定在刑法典之中。德、法、奥、匈、南斯拉夫、西班牙、瑞士等国均采此立法例。前者属传统型立法例，后者属现代型立法例。[12]那么，在我国个人破产法的制定中，对于破产犯罪应当采取前述何种立法例。笔者认为，应采传统型立法例，即将破产犯罪以“罚则”为题专章规定于破产法中。因为，重视和强化对破产犯罪的惩罚，并不是非将它规定于刑法之中才能达其目的，关键是看法律的规定及其执法情况。而且，将破产犯罪规定于破产法之中，还有利于维持立法体系的完整性，便于司法实际操作，并且修改起来也较灵便。就立法内容而言，应在破产法中具体规定破产犯罪的罪名和法定刑期，如破产欺诈罪、过怠破产罪等，增强破产法的可操作性和适用性，使实际执法中有法可依，从而达到防止和制裁自然人破产犯罪的效果。

五、结语

本文从自然人的破产能力、建立自然人破产制度的必要性、自然人破产制度的构建、相关配套制度的建设等几个方面充分论证了我国设立自然人破产制度的可能性和现实性。美国破产研究所1999年的一项破产报告中的数据的结论是:“消费者(即自然人)破产越多，经济越好；而经济越好，消费者(即自然人)破产也就也多。经济发展和自然人破产之间存在一个互动的关系。”[13]随着各国经济的发展，赋予自然破产能力，建立自然人破产制度已经是当今世界各国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

当前我国经济和社会的高速发展，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和不断完善的过程中，我国若能借鉴先进的自然人破产立法经验和实践，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在破产法中明确肯定自然人的破产能力，它会使我国的法律制度更加完善，市场经济秩序健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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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张莉.我国个人破产制度之构建[D].济南：山东大学,2006：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