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经济学论文十篇

社会经济学论文篇1

（一）有效金融市场

在20世纪最经典的经济命题便是有效金融市场的提出，该命题得了了很多坚实的经验和证据的支持。金融市场指证券价格体现了获得信息变化影响的市场。有效的金融市场以三个假定为前提：一是投资者，他们是理性的，合理评估证券的价值；而是如果某些投资者不理性，但是引文彼此随机进行交易，非理性的行为相互抵消，不会影响证券的价格；三是特定的情况下，虽然非理性的投资者犯了错误，但是由于有理性的套利人，通过他们消除非理性人对价格的影响。但是作有效市场假说也存在很大的缺陷。主要是因为有效市场理论的前提设定，建立在假设人理性的基础上。因而在二十世纪末，有效金融市场理论受到了理论和实践的双重考验。首先理论所假定的投资者完全理性便遭到了质疑，许多投资者的金融行为不是依据信息购买决定。其次一些金融学家研究得到人的金融行为是经常以同样的方式而不是偶然地偏离理性。最后，理性的套利源于套利机制，然而现实生活中的套利充满风险，作用局限。

（二）行为金融学

行为金融学借鉴心理学的研究成果，主要从金融人员的情感、态度等角度分析金融市场非有效性问题，修正有效市场理论的理性假设。在行为金融学理论中，金融行为直接映射经济利益，反映行为者的认知方式、期望、收集信息和价值观念能力。行为金融学主要研究通过建立一套模型，讨论投资者如何决策和确立金融市场的实际价格。行为金融学将金融理论核心从资产定价转向参与者的行为。但行为金融学能还不能成为金融分析的新范式。因为行为金融学存在很多不足，缺乏边界清晰和逻辑严密的理论体系，无法整体解释金融行为，对于有效市场的批判太极端，忽视了社会机制在非理性背后的作用。从社会学角度看，任何金融行为都应发生在社会场域中，并受到文化、思想观念以及制度的塑造。而行为金融学的主要问题是忽视了非经济因素对于金融行为的影响。当然，行为金融学在反省批判经典金融理论，为进一步突破金融行为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二、金融行为研究的经济社会学维度

在古典时代，马克思、齐美尔等学者便开始研究金融行为。但是一直到20世纪末，这一领域才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取得一些成果。这些研究主要包括四大关系：银行角色、金融机构与非金融机构的关系；股票价格形成社会机制、金融投机集体行动、资本市场风险资本投资选择与金融危机之间的关系；社会结构以及制定对于金融公司的合并行为影响；政府角色以及资本市场管制之间的关系。由于经济行为主要表现在金融行为上，经济社会学研究重点便是金融行为的研究，标志着经济社会学不断深化。新经济社会时代，格兰洛维特提出经济行动应嵌入具体的社会关系观点。这个观点作为核心假设，得到广泛地运用和发展。以保罗•迪玛吉奥和理查德•斯科特等为代表的社会经济学家组织开展研究新制度主义，探讨组织制度化结构、组织以及制度环境的关系等。从文化角度批判一切还原为成社会结构绝对主义倾向，将文化要素纳入经济社会学的研究。当代的金融行为研究中较为明显的是综合性的研究。经研究全球大型投资银行的交易员的知识性以及关系性嵌入的问题，卡林和尤尔斯认为金融市场关注的交易行为主要涉及权利、金钱、债务以及风险等。在全球金融市场，交易活动其实是相互分离的互动秩序，主要通过交易员之间全球性的沟通以及交流完成全球性的市场交易。它具有谈话方式的制度性、互动内容的经济专一性和谈话语言的全球性的特征，反映全球金融市场以知识为基础，数字描述以及解释着通过屏幕介质表达出的全球市场情况。这种情况是价格信息的持续变化过程，是市场细节的不断被解释和更新过程。因此全球性的金融市场活动既是一种知识和关系嵌入，是金融活动嵌入到市场参与者之间的持续交换信息关系。总而言之，这种嵌入既是关系性的，同时也是建构性以及构成性的。

三、在经济社会学中金融行为理论的扩展

从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以来，全球的金融危机、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及金融体系的完善都使金融市场的政策以及交易模式发生了变化。而政治以及经济格局的变化又使得各国的金融市场被卷入全球经济治范畴，金融影响已经超过了其市场木身。在新经济社会背景下金融行为和社会生活的联系紧密相连。借助新制度理论以及社会网络，以美国商业银行为例研究，银行全球化是一种组织现象，组织和决策者推动。因此金融行为其实可以看成是一个行动方式，以网络形式散开，借助社会的网络关系影响其他的企业。以证券股票以及期货市场为例研究，金融行为是在社会和文化中的系统行为，其交易过程包括社会、经济以及文化等因素，是三方共同作用的成果。金融市场作为文化系统，绝不是简简单单地重复，他体现了相互之间的理解，促使人们选择不同的交易，随着时间理解也会制度化。这种制度会逐渐发展成为金融行为的依据，同时金融文化随着金融行为在交易过程中不断产生、变化和发展。

四、结束语

社会经济学论文篇2

（1）以人为本原则。确切地说，这里的“以人为本”是指以“劳动者为本”。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本质区别之一是立场不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根本方法论是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它强调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强调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强调在阶级社会，人总是从属于一定阶级的人。因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在经济关系中不存在孤立的、抽象的人，而是从属于一定阶级利益的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起点是人的劳动不断生产和再生产出供人类消费的物质资料，终点是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物质资料极大丰富的前提下，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劳动者在不同生产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始终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动力源泉。西方经济学则是以“经济人”假设作为出发点形成的理论逻辑，这一理论体系的逻辑实质上就是资本发展的逻辑。所以，在西方经济学逻辑中存在悖论：一方面把人假设为可以按照最大化原则进行理性选择的“经济人”，另一方面又把劳动者仅仅视为与资本、土地相同的生产要素，根本无视与其他生产要素相比，劳动者具有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这一事实本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更是强调以人为本，以广大人民群众利益为本，理应成为它的首要原则。我国实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涉及多方面深层矛盾和利益关系的调整，这种调整甚至会带来社会阵痛。我们的各项改革措施如何最大程度地减少阵痛、保证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应该成为深化改革坚守的重要理念。

（2）满足需要原则。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需要”（need或want）和“需求”（demand）有重要区别。“需要”通常是指人的生存和发展对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客观要求。马克思在分析劳动力商品的价值构成时指出，劳动力商品的价值是由生活资料的价值表示的，而劳动者所需要的生活资料的构成具有层次性，包括劳动者自己和家属所需要的“生存资料”，如衣、食、住、行等，也包括教育、文化、健康保健等“发展资料”。因此，“需要”是以使用价值来衡量的。而“需求”概念则不同，它用以描述市场中的交换行为，只要有货币、有购买力，就形成“需求”，“需求”是从价值实现角度分析的。“需求”不一定是客观“需要”，比如市场上有1万套商品房，从客观需要即使用价值角度来说，可以满足1万个家庭的需要，但也许由于房价过高，1000个家庭购买了这1万套商品房，从市场的角度看，商品房的价值得到了实现，也就形成了市场“需求”，但显然这些买房者不是为了“需要”，而是为了资本的价值增殖，其后果必然是房价虚高，一方面是需要房子的人买不起房，另一方面是不需要房子的人囤积大量房源。类似的问题还存在于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其他公共产品中。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表明，我们的生产是以“满足需要”为根本目的的。当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还要利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借助价值规律来满足需要，但这不妨碍“满足需要”理应成为指导我们各项经济工作的重大原则。就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说，化解产能过剩，可以以“满足需要”为原则制定相应政策，比如化解商品房过剩，可以采取政府购买、百姓廉租的形式；化解钢铁、水泥等过剩，可以考虑增加基础设施尤其是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产业转型、结构升级，可以考虑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不同消费群体的消费能力、消费需求差异性问题；等等。

（3）共享发展原则。共享发展理念是我们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五大理念之一。十三五规划建议中指出，“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这表明共享发展已经属于社会制度深层内容。共享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追求的理念，这一理念与以劳动者为本理念一脉相承。马克思在科学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运动规律基础上，指出了共享是未来社会的重要制度特征。我们党从强调“共同富裕”到强调“共享发展”，在理念上是一个新发展。共同富裕的实现途径强调先富带动后富，这在一定历史时期有其必然性，但今天，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到了新阶段，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有了较好的经济实力，强调“共享发展”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增强发展动力，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提到共享发展，人们往往想到劳动成果分配方面的问题。其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的共享发展包含的内容很丰富，从微观领域看，企业层面的共享既包括分配领域的共享，如提高工资，也包括生产领域的共享，如劳动条件、劳动资料、劳动保护、劳动管理等。在宏观领域，不仅包括基础设施、公共资源的共享，还包括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的共享；在消费层次上，不仅包括生存资料的共享，还包括发展资料的共享等。就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而言，共享发展意味着在微观企业领域，不能一味把降低工人工资作为提高企业效率的口实。影响企业效率的因素有很多，包括技术高低、生产资料的性能好坏、企业管理的先进与否、工人积极性创造性的高低等。尽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新创造的价值是V＋M，二者之间存在此消彼涨的关系，降低工资就可以提高利润。这是一种静态认识，马克思这一公式揭示了劳资之间的对立关系。但利润和工资之间的关系要复杂得多，因此不能用线性思维套用马克思这一思想，认为降低工资就能提高利润，即提高企业效益。

（4）公有主体原则。“公有”是指公有制，“主体”是指主体地位，即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原则。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研究对象上有根本区别。西方经济学是把资本主义私有制作为理论前提，认为市场经济与私有制是孪生兄弟，并把二者看作是人类社会永恒的制度，整个理论体系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资源配置问题。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则是把资本主义所有制以及由其决定的社会生产关系作为研究对象，认为资本主义所有制只是人类社会发展特定阶段的产物。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市场经济作为资源配置方式，可以与不同所有制相结合。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特征是公有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则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在资源配置方式上，也是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结合，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特征，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原则，它是坚持以人为本原则、满足需要原则和共享发展的制度保障和物质基础。同时，坚持公有制主体性原则，也就坚持了市场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

社会经济学论文篇3

（一）高职院校服务社会动力

首先，高职服务社会的对象主要是企业、社区和社会公众，高职院校服务社会的动因必然与双方合作的效用相关，否则，无法实现服务的长效化；其次，高职院校服务社会的功能，或者内容，与高职院校的资产专用性，如场地、物质、人力、知识等因素有关，这些资产应当是高职院校所拥有而其他高等院校、企业、社会没有，或者即使服务对象或其他竞争对手拥有，但服务对象内部治理费用，向其他部门索取服务的交易费用均超过向高职院校有偿索取服务的交易费用。而高职院校在与企业、社会互动过程中，双方取得价值、知识等效用高于不合作获取的效用。高职服务社会的效用，对于高职院校而言，一方面可以充分发挥高职院校在场地、物质、人力、知识方面的资产优势，提高资产的使用效率，降低运营成本；另一方面可以取得物质经济报酬，提升专业影响力，提高师资水平，促进知识溢出效应。而对于服务对象来说，服务对象在这些资产方面投资具有不规模性，无法达到效用最大化，如果利用单纯市场交易获取这些资源，使得交易费用较大。从交易成本角度来说，高职服务社会有助于降低学校、服务方双方的交易成本，降低双方不合作各自内部治理费用之和。因此，高职服务社会的最终价值在于降低社会成本、通过双方互动创造价值。换句话说，如果高职院校拥有的资产不具有专用性，而是替代性极高的通用性，则服务社会无法达到创造价值或降低成本的目的，就不具备服务社会的功能。

（二）高职服务社会的功能

本文认为“服务社会”与“社会服务”这两个词内涵一致，高职院校服务社会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社会服务，是高校具有培养人才、发展科学技术以及直接为社会服务等功能；狭义的社会服务，是指高校在完成国家下达的教学与科研任务之外，在各种教育活动和教育过程中以各种形式为社会发展所做的经常的、具体的、服务性质的活动（杨虹，2009）。本文所谈及的社会服务属狭义范围的社会服务功能。高职教育属于高等教育，其特点在于培养高端技能应用型人才。一个社会对高等教育的服务需求与教育所处国家与地区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发展需求密不可分。高职院校服务社会的内容会随着社会的变迁、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发生变化，但高职院校服务社会的功能应与社会发展的需求相适应。因此，高职教育的社会服务功能应立足于社会、经济、人文方面需要，功能定位与人才培养、技术研发创新、先进文化传播推广三个方面。

1.人才培养功能。

高职院校本质属于高等教育，它具有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社会服务功能，在人才培养功能方面和普通本科教育具有共同性。但高职教育的特性又决定了其人才培养社会功能的特性。高职教育的目标是培养高端技能型人才，因此，在人才培养社会功能中，其主要作用是为社会输送技术应用型人才。高职院校的人才培养功能中强调人才的技能性、实践性、应用型，区别于研究型人才的培养。按照价值链理论，高职人才培养定位在核心零部件设计制造、运营管理与执行等价值链环节。社会前进中，生产技术不断更新。高职院校根据其在价值链中人才的定位，应立足于先进技术、技能的培养与培训，高端技能人才的培育。在完成本身教育工作之余，在人才培养功能方面应体现以下几方面:首先是为企业在职人员进行先进技术、高端技能的培训服务，提升在职人员的技术水平，提高社会生产效率；其次是为社会各类人员提供再就业方面的技能培训，使受训人员掌握一定的技术、技能，满足岗位工作需求，并在长期服务中实现社会各类人员的技术、技能水平与社会发展需求相适应；最后是通过为农村劳动者的培训、教育等服务，一方面提升务农人员知识、技能水平，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另一方面还可以让进城人员学到新技术、新技能，实现农村进城人员的就业竞争力提升。概括起来，高职院校人才培养方面的社会服务功能体现在高端技能、新技术的人才培训服务上，通过人才培训服务实现在职人员、社会人员的整体技术、技能水平提升，并且实现社会整体从业者技术水平提升和技能结构的调整。

2.技术研发服务。

高职院校的教育强调校企合作、面向生产一线培养人才。职业院校在与企业的合作中，能把握企业最及时需要解决的技术方面问题，这就为企业提供技术研发、咨询与应用服务提供了保障。高职院校为企业提供的技术研发服务主要表现为一些先进技术、工艺的诊断、改进与应用方面，而非核心技术的研发上，其提供技术侧重于应用、改进与简单的设计。按照企业的作业功能，高职院校的技术研发服务主要为管理中的运营管理流程设计与改进、作业环节的标准制定与设计；日常作业运营方面技术的改进与设计；先进技术、管理思想的应用与实践。其技术研发服务应立足于企业运营环节、日常作业环节，在这些环节的技术、工艺方面不断为企业解决问题，通过技术咨询、技术研发、技术转让等方式实现自己的社会服务功能。

3.先进文化传播推广。

高职院校在人才培养、技术研发的社会服务中，掌握了生产、管理领域先进的工艺、流程、技术与思想。在为企业提供各类社会服务功能之余，还需要进行先进技术、文化的传播，为社会公众提供先进技术的推广服务，传播先进文化理念，满足人们对先进文化、技术的需求。先进文化传播一方面表现在高职院校对于先进技术推广服务功能，将先进技术及时推广到社会各个领域，满足人们对技术、技能学习的需求，并通过技术推广服务提高生产效率、实现社会的不断进步；另一方面表现在通过文化的传播，使人们的理念、认知、习惯等发生转变，将社会主流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通过技术传播、技术培训等方式传播给受教育对象，实现文化的传播教育功能。概括起来，文化传播功能一方面为技术推广服务，另一方面表现为育人服务功能。高职教育的三个社会服务功能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人才培养功能是基础功能，只有通过人才培养功能，在广泛与企业、社会的互动中才能了解最新技术需求，实现技术研发的社会服务功能，实现高职院校资产的使用效用最大化。而文化传播功能具有盈利性和社会公益双重性质，它要求高职院校除了进行盈利外，还需要肩负起公益性的社会服务功能，即先进文化理念的传播、教育，担负起自己所在社区和社会公众素质提升功能。由于公益性质，高职院校还需要摒弃经济利益最大化的短视行为，或者与服务对象的简单市场交易化行为，立足和服务对象建立长期关系契约，通过社会责任、信任等方式提升自己的社会影响力。

二、高职服务社会的模式选择

由于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的存在，高职院校服务社会在人才培养、技术创新、文化传播方面由于交易特征是不一样的，因此，服务中的契约关系也不一样，对应的服务方式也不一样。只有服务模式与服务内容的契约关系相适应，才能提升服务的效率。

（一）不同服务功能的契约特征分析

高职服务社会在人才培养培训方面主要的服务对象为企业、社会，两者的契约对象即企业和政府。由于人才培养培训的类型不同，交易频率、资产属性也不同。为企业提供的专项、一般的人才培养具有交易频繁、资产通用性强的特点，契约类型为市场关系；而企业特有人才、高端技能人才培训则具有交易不太频繁、资产专用性较强特点，契约关系向三边关系、双边关系乃至内部一体化转变。为政府提供的各类人才培训、培养，和企业有相似性，即技能人才培养和专项人才培养在交易频率、资产通用性方面要高，高职院校服务的契约类型也不同。在技术改进、研发创新服务方面，技术改进、技术服务咨询相对于技术研发创新难度低、服务可预见性高、交易频率较高、资产的专用性较弱，契约类型也由三边、双边规则向内部一体化规则转变。由于技术研发创新服务的程序化低、不可预见性高和外部性等特征，此项服务很难通过古典契约关系，即简单一次市场关系来实现，必须通过长期契约、双方的深入合作方式来实现，这就要求高职院校和企业能够实现双方资产的共享，甚至部分所有权一体化。文化传播与技术推广主要服务对象为社会公众，这里契约对象简化为政府。由于公众的文化需求服务广泛，交易频率较高，资产的专用性难以衡量，契约关系就表现为市场规则和双边规则。文化传播功能有时具有非营利性的特点，政府可能通过制度环境层面治理来实现，这就要求高职院校承担一定社会责任，注重关系契约的建立。

（二）不同契约的服务模式选择

根据不同服务功能的契约特征，高职服务的模式也应当有所区别。高职服务的模式根据与服务对象的合作性、时期长短与否，分为不同的服务模式。当服务的时间短、服务双方互动性不多时可采用简单交易的服务方式，可考虑合同方式；当服务时间短，但需要双方高度参与时，可采用项目化的服务方式；该模式下，高职院校不需要考虑服务的长效机制，但需要建立服务周期内的双方合作方式。当服务时期长但双方互动较少时，可采用长期契约化的服务模式，此时应当注重长效机制构建；当服务期限长、需要双方高度参与时，则可参与一体化的服务方式，双方建立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合作关系。比如，高职院校与企业共建实训基地、互聘师资队伍，高职院校在行业指导下建立职教集团，或者高职院校与企业采用股份制合作模式，终极状态是学校开设企业、企业举办教育。同时，还需要考虑服务的公益性，服务的公益性越高，就需要高校建立长久的服务运行机制，选择契约关系的合作模式，如定期的社区服务、社会公益服务等。资产专用性越高，越趋向长期的关系契约，需要双方高度互动的服务模式；而服务的公益性越明显，越需要通过长期的服务社会提升自己社会责任感，获得长期的政府契约。

三、结语

社会经济学论文篇4

关键词：唐朝文学；兴盛；人文环境；社会经济条件

唐朝文学绝代兴盛局面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而是由唐王朝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政策和人文环境共同造就的。

第一、唐朝文学的兴盛很大程度上是由当时奋发向上、拼搏进取的国民精神决定的。隋文帝废除九品中正制，隋炀帝创设进士科，正式创立科举制，一定程度上给唐朝奠定了较为浓厚的人文环境。隋唐鼎革之后，唐朝统治者逐步采取措施削弱自魏晋南北朝以来垄断中国政治和社会治理以及话语权的士族地主势力，特别是女皇武则天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而对关陇世家大族进行了毁灭性打击，清除了原有既得利益阶层，为社会地位低下的庶族地主和平民的晋升提供了广阔的空间，社会阶层的流动性趋于活跃，造就了奋发向上、拼搏进取的国民精神。再加上唐王朝统治者逐步完善了科举制，鼓励身处下位的庶族地主和平民通过努力读书求取功名利禄，为整个社会营造了浓厚的人文气息，这对唐朝文学的繁荣起了至关重要的催化作用。

第二、经济繁荣为诗歌兴盛提供了雄厚的物质条件基础。经济繁荣，交通便利，社会安定为唐诗的兴盛发展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和良好的社会环境。李唐王朝很多帝王都致力于发展生产，改善民生。比如唐太宗对租庸调制度的改良，武则天对兴修水利、开垦荒地的重视、唐玄宗对唐太宗和武则天时期仁政的继承和合理调整，都促进了唐朝社会经济的长足发展和繁荣。富庶的社会经济条件是文化繁荣的必要条件，《管子》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讲的就是这个道理。这正是李白、杜甫等诗人能够恣情漫游祖国名山大川，王昌龄、王之焕等得以优游岁月、从容进行“旗亭酬唱”的特定物质条件。

第三、唐朝疆域辽阔，国力强盛，国民精神强劲健康，为唐诗繁荣提供了现实基础。我国自秦朝开始逐步形成一个多民族的统一体国家。后来，虽然出现统一和分裂割据交替出现的局面，但自秦以降，统一成为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西晋之后，中国经历了东晋――南北朝的政权分离与民族融合的大历史时期，到公元589年隋朝结束了南北分裂的纷扰混乱，唐朝时期多民族的统一国家得到了更进一步的恢复与发展。盛唐时期，中国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盛最文明的大帝国，对周边的朝鲜、日本和东南亚地区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这极大增强了唐朝士人在文学创作和革新上的自信，对繁荣唐朝文学提供了优良的内外环境。

第四、唐朝科举取士考试内容灵活务实，远不像后来明清时期腐朽的八股文那样死板枯燥。唐朝科举注重考诗赋和时务策，这对提高整个知识阶层的真才实学和创造力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唐朝统治者为了巩固统治，也为了给疆域辽阔的唐帝国培养和储备新鲜血液，采取措施削弱士族门阀的垄断势力，广开科举考试。唐朝时期，科举成为选拔和任用官员的主要途径：“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科举对样式灵活的诗赋和时务策的重视，极大繁荣了唐朝的文学和诗歌创作。

第五、唐朝政治清明，重视文教，政治和舆论环境宽松，是推动文学艺术高峰出现的大环境。思想的解放是保证健康文学创作的必要条件。唐朝统治者大都宽宏大度，勇于虚怀纳谏。唐朝开国君主高祖李渊和世宗李世民出生贵族，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特别是李世民具有极高的文学、书法等艺术修养，这些素养让他们和朱元璋这类以造反起家的帝王比较起来，在气度上更雍容华贵，宽宏大度。唐太宗能用直言敢谏的魏征；武则天重用贤臣狄仁杰；唐玄宗对于那些直刺自己的诗歌也不犯禁。“遭逢圣明主，敢进兴亡言”。唐代诗人在一个较为自由的思想空间里直抒己见。李白：“奸臣欲窃位，树党自成群。”杜甫：“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这些大胆揭露权贵的不朽诗篇，只有在文禁松驰的社会政治环境里，才能一经问世就得以广泛流传。文禁松驰的政治气氛，使民族艺术的创造力得到解放，使诗人无所顾及地追求艺术的创造力得到解放，使诗人无所顾及地追求艺术的创造与完美。

第六、唐朝时期开明的民族政策、密切的民族关系和活跃的对外交流交往也丰富了文学和诗歌创作的素材。唐朝和各少数民族的关系以友好和睦为主流，但也间杂着时断时续的战争，既有文成公主和松赞干布的和亲，也有唐朝和东西突厥、吐蕃旷日持久的战争。为加强对边疆的防守，唐统治者极为重视边功并大加封赏。这就刺激了时人赴边从戎的积极性，特别是一些文人，纷纷奔赴边塞，投佐幕府，随主将驰聘疆场。“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男儿一丈夫”。建功立业，获取功名成为一种时尚。其中以李贺的《南园十三首》之五为代表作：“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表明了诗人对征战沙场、杀敌立功的渴望。边塞的征戍生活、异域的奇丽风光，增长了唐朝诗人的见识，开阔了他们的视野，激发了他们的创作热情。

第七、中外文化交流和各种艺术的发展也对唐诗的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唐帝国经济繁荣，国力强盛，水陆交通发达，极大地促进了国内各民族及中外文化的交流，给传统的汉唐文化注人了新的内容。唐朝时期，朝鲜（新罗）、日本等对唐朝高度繁荣的政治、经济、文化非常钦慕，派出大量遣唐使、留学生或留学僧等来中国学习、交流，其中留下姓名的就有阿倍仲麻吕、吉备真备、空海等。唐朝的文人学士和不远万里来华学习取经的国际友人们进行了深入友好的交流和诗词唱和，比如李白那首著名的《哭晁卿衡》就是为他朋友晁衡（日本名字阿倍仲麻吕）而作的：“日本晁卿辞，征帆一片绕蓬壶。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同时，据史书和唐诗记载，当时有很多波斯人前来中国经商、留学等，“醉入胡姬酒肆中”就是当时唐朝和波斯密切关系的真实写照。作为诗歌姐妹艺术的音乐、舞蹈、绘画、雕塑等也受到了其它民族文化的冲击和影响。从杜甫的《画鹰》、高适的《画马篇》、白居易的《胡旋舞》、韩愈的《听颖师弹琴》等描写音乐、舞蹈、绘画方面的诗歌，可以看出唐代诗人很善于吸收其它艺术的养料滋补自己，也可以看出唐代诗人们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时代精神。

参考书目：

[1] 《新唐书》，欧阳修等著，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社会经济学论文篇5

政治经济学的阶段性使命决定其范式的变化政治经济学一般分为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根据与时俱进的要求，政治经济学应该作这样的阶段划分：处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学和处于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学。两者均可包括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

马克思创立的政治经济学，以《资本论》为代表，是处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学。马克思分析当时的资本主义经济并推导当时还不存在的未来的社会主义经济，其历史使命是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以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而处于社会主义现阶段的政治经济学则是分析实践中的社会主义经济，所分析的资本主义经济是与社会主义并存的资本主义经济，其使命固然有坚定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信念的要求，但基本思路是建设所处的社会主义社会。政治经济学使命的这种转变，决定了政治经济学范式的变化，即从研究如何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转向研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社会。

服从于建设新社会的要求，处于社会主义现阶段的政治经济学应关注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所共有的经济规律的分析。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是空间中并存的两种社会，许多经济组织、方式、规则和秩序都有相互学习和相互借鉴的趋势。无论对资本主义的分析还是对社会主义的分析，都是为了促进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只有在研究经济规律、研究先进生产力发展方向、研究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方向的调整基础上得出的政治经济学范畴和原理，才能对现实的社会主义建设起到理论指导的作用。

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和方法的演进

可以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领域、研究对象、分析方法的演进中来说明政治经济学范式的变化。

研究领域的演进。在马克思那里，进入研究视野的生产仅限于物质资料的生产。它反映这样的事实：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限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服务所占的比例很小，而且基本上属于剥削者的奢侈性消费。经济发展到今天，服务不仅成为社会财富越来越大的组成部分，也越来越多地进入劳动者的消费范围。这样，服务领域因其在国民经济中地位的提高而进入了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范围。

研究对象的演进。政治经济学由处于资本主义阶段进入到社会主义阶段，其研究对象有两个方面的演进：第一，由矛盾和斗争的理论转向共处与合作的理论。处于资本主义阶段的政治经济学作为资本主义制度的思想武器，所分析的劳资矛盾以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是对抗性的，因此，政治经济学成为阶级斗争的学说。而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治经济学，着眼点不是不同所有制之间的斗争，而是寻求它们之间平等竞争、共同发展的有效路径。它固然也重视矛盾的存在，但侧重点在于寻求在自身范围内克服矛盾、构建和谐社会的理论。第二，重视对生产力特别是先进生产力的研究。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分析基本上限于生产关系，而生产力发展问题则不是重点。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政治经济学如果不研究如何更好地发展生产力特别是先进生产力，实际上就放弃了对现实经济建设的指导作用。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调整和发展归根到底要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

研究方法的演进。在马克思那里，方法论上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经济学无法通过实验室进行实验。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到了当代，在方法论上发生了两大变化：第一，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一些经济研究可以进行试验。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不少进展，就是从改革开放的试点中得出的结论。第二，电脑的发明及信息技术的发展，使一部分（当然不是全部）经济学原理可以利用电脑和信息手段进行模拟、仿真和实验。2002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就是在实验经济学方面作出贡献的经济学家。这表明，当代政治经济学研究不能单纯依靠抽象法，实验和试点同样可以成为经济学研究的方法。

科学分析当代资本主义和实践中的社会主义

面对当代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个别结论可能过时，但其作为一种认识社会的科学体系并没有过时，仍然可以为认识和研究当代资本主义提供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20世纪5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世界处于相对稳定状态，原有的政治经济学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矛盾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和。原因在于：一方面，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以后，几次重大的科学技术革命以及90年代以来出现的新经济，引起了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明显提高；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国家在其制度允许的范围内，采取了一系列为缓和矛盾而调整生产关系的措施。政治经济学必须正视和研究这些新问题，否则，就无法解释在马克思提出资本主义丧钟响了100多年后，资本主义还存在与发展的现实。

马克思在写《资本论》时，尚处于自由资本主义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处于机器大工业的初期阶段，企业制度处于工厂制阶段，股份制经济刚刚萌芽。100多年后的今天，无论是资本主义所处的阶段，还是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企业制度，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以公司制为特征的现代企业制度、发达的资本市场、现代金融制度、政府干预经济、科技创新机制等经济机制和经济组织的产生，可以包容更高水平的生产力。这些新现象反映出这样一个趋势：处于较高生产力水平的资本主义不是离社会主义更远，而是更近。马克思所讲的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自我扬弃（包括消极扬弃和积极扬弃）的经济因素在增加和发展。在资本主义范围内所作的生产关系方面最大限度的调整，如资本的社会化、劳动者拥有股权、社会福利制度等，就如同马克思和列宁当时所讲的股份公司、国家垄断是社会主义的入口一样，它们也离社会主义更近。

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并存的情况下，政治经济学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的任务有三个方面：一是学习与借鉴。两种经济制度的许多经济活动和经济组织存在相互学习和相互融合的过程，社会主义国家需要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国家与较高的社会生产力相适应的经济形式和经济组织。二是竞争。两种制度并存必然包含两种制度的竞争。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可以为社会主义最终在经济竞争中战胜资本主义提供对策性理论。三是坚定信念。资本主义发展到今天，政治经济学需要用与时俱进的理论和方法来揭示其新的矛盾，从而在新的经济条件下坚定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信念。

科学分析实践中的社会主义，在内容上涉及经济制度的分析、经济运行的分析和经济发展的分析，这三个方面都包含着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坚持和发展。

对实践中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分析。社会主义现阶段的经济制度分析，其侧重点不是为了斗争，而是为了构建和谐社会。对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研究重点转向处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并依据对该阶段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的分析，得出一些科学结论：第一，处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第二，确认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是市场经济；第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公有制与非公有制之间不是谁战胜谁的对立关系，而是平等竞争和共同发展的关系。

社会经济学论文篇6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国际化的客观必要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国际化,既是认识、理解、尊重进而吸收国外经济理论的科学内容或合理成分的过程,同时也是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推向世界,让世界各国认识、理解、尊重进而吸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成果的过程。当前,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正处于一个新的攻坚阶段,面对各种社会经济思想相互渗透和相互碰撞,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国际化具有现实必要性和紧迫性。

(一)打破西方经济理论话语霸权和扩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影响力

西方经济理论话语霸权,不仅表现在经济理论的学术研究领域,而且体现在国家经济政策措施和国际经济交往规则之中。在经济理论学术研究领域,是否符合西方经济理论范式,成了衡量经济理论规范性的重要标准;是否符合西方经济理论话语体系,成为国际社会经济学人进行平等对话和检验经济理论研究水准的重要标准。每年评选的代表国际社会经济理论研究最高水平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也主要以西方经济理论范式作为评判依据和衡量标准,其中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也都是西方经济学家或秉承西方理论思潮的经济学家。西方经济理论还不同程度地被许多国家用于寻求实现国家经济繁荣的理论支柱,甚至被看成是摆脱经济危机和医治经济病痛的灵丹妙药。不仅如此,西方国家还凭借其经济政治强权地位,依照其经济理论原则确立了一套逼迫国际社会被动接受的国际行为规则。中国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取得了令世界刮目相看的伟大成就。与此同时,根植于中国经济改革和建设实践沃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也取得重大突破,并得到不断丰富和完善。然而,国际社会中存在的西方经济理论话语霸权,加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走出去”严重滞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国际影响力十分有限,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国外经济学界研究中国经济理论与实践问题的关注度。据《美国经济评论》的数据显示,在世界各国两万多名经济学家的研究领域中,仅仅只有50余名学者的研究领域涉及中国经济,仅占0•25%。[2]1不仅如此,西方经济理论话语霸权还体现为对中国经济学界形成了强大的影响力。对国内许多经济学者来说,言必谈西方经济理论及思潮成了一种时尚。客观地说,西方经济理论的引入和对其合理成分的借鉴,在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方面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如果不加以去伪存真,简单模仿和照抄西方经济理论,跟在别人后面鹦鹉学舌,不仅难于避免使中国经济学术沦为当代西方经济理论的“学术殖民地”和“马前卒”,而且将影响和制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深入探索和发展,从而进一步削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影响力。正如打破西方的经济霸权,实现中国经济腾飞和扩大中国经济的影响力需要国际化一样,打破西方经济理论话语霸权,并从根本上打破国际社会经济理论研究领域长期存在的西方中心主义,扩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影响力也需要国际化。当今的中国和世界正在发生着深刻变化,这为我们深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国际化,扩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影响力提供了极其宝贵的机遇。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国际化,既要主动吸收和借鉴能够反映人类文明共同成果的现代西方经济理论中的合理元素,又要努力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走出去”,积极对外介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成果,主动同国外经济学者就有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研究展开平等对话,激发国外经济学家关注和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热情和兴趣,促进世界各国政界、学界乃至普通民众熟悉和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这不仅有助于打破西方经济理论话语霸权,扩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国际影响力,而且有助于促使国内经济学者自觉破除西方经济理论的教条主义迷信,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感召力。

(二)澄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及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性质认识误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是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的经济理论,它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构成内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指导下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是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其核心是要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经济?”和“如何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问题。然而,国际社会(包括国内部分人士)由于缺乏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深入了解和把握,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性质等问题的认识上还存在不少误区。其中,不少人错误地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实际上就是现代西方经济理论,错误地认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本质上就是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甚至错误地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实质上就是中国特色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道路。澄清国际社会的认识误区,需在进一步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加快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国际化步伐,让国际社会全面和客观地了解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本质属性。之所以有人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看做是现代西方经济理论,主要是基于这样一种逻辑:西方经济理论研究的主要是市场经济环境下的资源配置和经济运行问题,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不仅研究的是市场经济环境下的资源配置和经济运行问题,而且直接引入和吸收了西方经济理论的已有成果。产生这种错误认识的根源,主要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缺乏全面和深入的理解,他们看到的只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现代西方经济理论的某些表象或形式上的相似之处,而没有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西方经济理论内在的和本质的区别。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国际化,全面、系统和深入地向国际社会介绍和传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内在属性,不仅能让国际社会知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理论源泉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及学说,实践基础是改革开放条件下的中国经济建设。[3]而且可使国际社会通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等有关理论的理解,深刻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西方经济理论的根本区别。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建设活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实践基础。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还是深化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推动中国经济建设发展的重要理论支撑。因此,要准确把握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性质,就必须深刻理解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实质。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误读和误解,特别是有意或无意地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曲解为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错误理解为中国特色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道路。除受制于根深蒂固的西方意识形态因素影响外,最根本的就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不熟悉或不理解。因此,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国际化,让国际社会深刻理解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是对马克思主义教条主义的破除,而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否定和颠覆,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而不是偏离社会主义方向滑入资本主义轨道。由此就能深入理解到中国经济发展走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绝不是什么中国特色资本主义道路。

(三)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不断繁荣发展并使之充满生机活力

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不仅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需要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积极主动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和两个资源,充分发挥国际分工和协作优势,而且作为国家经济建设实践活动重要理论支撑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发展,同样需要对外开放,走国际化的发展路子。当今世界,经济理论的传播和发展已呈现出国际化网络趋势,如果一个国家经济理论的探索与发展游离于国际化网络之外,闭锁于本国文化情境之中,拘泥于本国传统规范和情节,将难以在封闭的本国土壤中结出丰硕果实。开放性向来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格,因此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就注定了不可能成为离开人类文明大道而自我封闭的理论。当然,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国际化,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开放性的理论品格使然,而更重要的是它能有力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不断繁荣发展,并充满生机活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不是达到某个顶点而成为供人信仰的绝对精神,而是来源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并在经济建设实践基础上不断创新和发展的动态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生机和活力,不仅在于它能够适应不断变化发展的国内经济建设现实环境,而且在于它能够不断从外部获得滋生自己的丰富营养。“流水不腐,户枢不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只有在国际交流和彼此的丰富中才能得到长足的发展。事实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产生和发展也从来就没有离开过国际化。不但作为其理论源泉的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和学说本身包含着外来的因素,而且在其发展过程中还学习和借鉴了当代西方社会发展经济的成功经验,以及产生于西方社会的经济学术思想的合理内容。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的今天,各国门户的敞开为经济理论的交流和丰富提供了有利条件。因此,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国际化,通过经济理论的国际交流汲取丰富的营养,能够有力地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繁荣和发展。当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国际化,并不是生吞活剥、唯西方经济理论马前是瞻的所谓“与国际接轨”。应当看到,现代西方经济理论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它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反映了发达资本主义特殊的历史条件、价值体系和利益诉求,另一方面,它是市场经济运行的总结,反映了现代化大生产和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经济运行的某些一般规律。在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国际化过程中,如果我们毫无保留地接受西方某些具有强烈意识形态特征和利益表达的经济学术思想,不顾其产生的制度背景、政治动机,不加分析和鉴别地照搬照用,就会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学术表现出强烈的依附性,进而丧失自身的特色,迷失社会主义的性质和方向,遮蔽真正的中国自身问题。因此,通过国际化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繁荣和发展,不能抛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不能偏离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不能离开中国的具体情况。“构建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的科学现代经济学,只能依据由生产力水平最终决定的社会形态、文化形态、自然环境等因素构成的国情”。[4]也就是说,繁荣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我们只能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合理地借鉴并吸收现代西方经济理论中的某些科学成分。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国际化的路径选择

经过30余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已逐步奠定了世界经济大国、政治大国和文化大国的地位。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国际影响力远不及中国取得的经济发展成就。当今国际社会,无论是经济理论的学术研究,还是院校的经济理论教学,抑或经济理论的政策应用,西方经济理论几乎牢牢掌控着话语权。为了扩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影响力,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繁荣发展,需要采取必要措施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国际化。

(一)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学术研究国际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学术研究的国际化,首先需要学会使用国际规范的学术话语,提高我们的学术研究水准。随着现代经济学的发展,经济理论的学术研究和交流已形成某些被经济学界普遍接受的国际规范学术话语。如果不熟悉和遵从具有普遍意义的国际规范学术话语,就易在经济理论的国际学术研究交流领域被拒之门外,从而丧失学术交流和平等对话的机会与权利。当然,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国际规范学术话语等同于现代西方经济理论范式,也不能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中学术话语的国际对接理解为对西方经济理论范式的简单模仿和照搬。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学术研究国际化过程中,我们既要学会使用国际规范学术话语,同时还必须继承唯物史观的经济分析范式。其中,“唯物史观的经济分析范式是进行科学经济分析应遵循的共同规范”。[5]目前,中国学者在国际经济理论研究领域发出的声音还十分微弱,这既有西方意识形态和语言文化霸权因素影响的原因,也有我们主观努力不够和研究水准不高的问题。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学术研究国际化,中国经济学者既要提出目前经济理论研究领域的前沿话题,还要不断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研究水准。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学术研究国际化,还需努力拓展国际性学术研究交流渠道。近年来,尽管国内有关单位组织国际性经济理论学术研讨交流活动,以及国内学者走出国门参与的国际性经济理论学术研讨交流活动日趋频繁,但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专门研讨的国际性学术交流活动并不多。另外,国内学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成果也主要在国内发表,能在国外发表的成果较少。即使少数在国外发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成果,也主要在是国外马克思主义或左翼刊物上发表。而国外学者研究的中国问题的经济理论,或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理解,也相当片面和不深刻。为了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能受到各国政界、学界和普通民众的关注,并使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有比较深入和客观的认识,国内有关机构需积极组织国际性的学术交流研讨活动,或积极主动参与国外有关机构举办的学术研讨交流活动,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问题同国外学者进行对话和交流。同时,积极鼓励和支持国内学者在国外刊物,特别是有较大影响力的权威刊物发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成果,并鼓励国内刊物发表国外学者客观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有关成果。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研究工作者承担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国际化的重要使命,是实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国际化的重要力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学术研究的国际化,需要有一大批能够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研究国际化人才队伍。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研究工作者,可在国际学术交流中对包括某些热点、难点问题交换学术观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研究工作者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方面形成的学术优势,可在国际学术交流中深刻阐述和表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同时也应当承认,国内许多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研究工作者的学术研究,同现代经济理论的科学性和规范性要求有一定差距,通常很难和国外经济学家进行平等对话。因此,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学术研究的国际化,需要加大培养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创新型研究的国际化人才队伍力度。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创新型研究人才,既要具备扎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又要接受良好的现代经济理论训练。他们能够融入到国际学术研究交流领域,可在国际学术交流过程中客观、准确地向外国学者介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学术前沿及学术热点,能帮助外国学者消除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误读或误解。

(二)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传播渠道国际化

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国际化,离不开一定的理论思想传播渠道。这方面,我们既要“借船出海”,积极利用国际学术会议、国际期刊、互联网等渠道,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优秀成果和优秀人才走向世界,更要“造船出海”,努力构建自己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国际化专用渠道。如何充分利用好国际性的传播渠道,构建和拓展自己的国际化传播渠道,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国际化面临的重大课题。为加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传播国际化的领导、规划、统筹的力度,帮助国内有关机构和人员“走出去”进行交流和合作,可考虑成立部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国际化专门机构。比如,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部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国际化学术研究协调机构,承办或组织协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国际性学术研究交流活动,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优秀研究成果推向世界;在教育部成立部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国际化教学培训管理机构,指导和扶持国内机构和人员走出国门,对国外相关人员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进行培训,吸引国外有关人员到中国接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培训。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研究和探索取得了重大突破,并形成了丰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成果,包括党的文献、学术著作、学术论文等。在国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成果难以形成同其应有地位相称的影响力,这其中有个境外出版发行渠道不畅问题。长期以来,中国经济理论学者在把国外尤其是西方经济理论学术思想及著述翻译成中文,并向国内进行传播作出了很大贡献,但在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翻译成外文并向世界传播方面做得还很不够。为此,中国经济理论学者需强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外文翻译、境外发行和国际行销的自觉意识,不断扩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向外传播的力度,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影响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要走向世界,还需注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成果的国际发表,特别是要在国际权威刊物上,在公认的国际权威出版机构出版著作等,要努力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科学研究跻身国际主流学术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国际化,还需要推进国内学术期刊的国际化。学术期刊是发表学术研究成果和进行学术研究交流的重要渠道,具有时效性强、前沿性强和成果量大等特点。推进国内学术期刊的国际化,需要鼓励国内期刊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使之由单纯国内学术交流平台上升为国际学术交流的平台。由于语言文字、研究范式、论文体例、运作资金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国内“走出去”的学术期刊,特别是能对国外学者和普通读者产生重要影响力的学术期刊非常有限,以至于国外学者和普通读者很难了解和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学术研究现状。因此,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国际化,就需要推进国内学术期刊的国际化,使国内期刊成为国外学术界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学术研究前沿成果现状,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发展动态的重要窗口。推进国内学术期刊的国际化,需要实现编辑惯例、文章体例、语言文字国际化,可适当邀请部分国外经济研究领域享有盛名的专家担任编委或审稿专家,创造条件进入国际检索系统,加大学术期刊网络信息化建设力度,努力打造高质量和高水平的国际名刊,从而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成果传播的国际化提供重要渠道。

社会经济学论文篇7

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的教学和研究本来是党校的优势。随着国际苏东巨变和国内改革开放，传统基础理论已经无法很好地解释和指导现实了，党校的理论优势逐渐失去。科研变成了被动应对现实，教学变成了被动应对学员。理论的视野由基础理论层面降低到了应用理论层面，说理不深、不透、不系统，从根本上制约着党校作为理论武装的阵地和党性锻炼的熔炉之作用。扭转这一局面的根本办法，是创新基础理论，使其重新获得新的解释力和指导性。

要区分基础理论（认识性理论）与应用理论（实践性理论，只针对某一时期或某一国家）。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剩余价值学说）、科学社会主义属于基础理论，而马恩的多国革命同时胜利论、列宁的一国革命首先胜利论、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则属于应用理论。应用理论的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提出和发展）不能代替基础理论的创新，相反，由于基础理论的创新滞后，应用理论失去基础理论的论证和支撑，影响到人们对其的正确理解和接受，影响到在实践中的全面落实。

一、正本清源：基础理论创新的突破口

基础理论创新的方向，就是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的时代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就是要把“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变成“中国模式”的马克思主义。这其中包括在实践上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包括在应用理论层次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也包括创立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相适应的基础理论。

“苏联模式”包括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计划经济体制，也包括与之相适应的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中的有些理论观点，并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意。例如，过去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的“五种社会形态说”，就不是马克思的原意。

马克思曾不止一次强调过他对于“奴隶制-封建主义经济制度-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论述主要限于西欧。例如，他在1877年10-11月写的《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就曾说过，《资本论》中“关于原始积累的那一章只不过想描述西欧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从封建主义经济制度内部产生出来的途径”，“他（指米海洛夫斯基，引者注）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但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马克思在1881年2月底3月初写的《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初稿）》中再一次强调，“可见，我明确地把这一运动（指资本主义产生，引者注）的‘历史必然性’限于西欧各国”。

然而，马克思这种限于西欧经济社会形态演进阶段的理论传入俄国之后，无论在其适用的地理范围，还是其理论外延，都出现了不断扩大的现象。以后逐渐形成了五种社会形态说。1938年，斯大林在其发表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一文中最终把其作为定论确定下来。五种社会形态理论的实质是“单线发展”论，即认为人类社会都按照“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的单一模式发展的理论

“单线发展”论与非西方国家的历史事实不符，造成许多牵强附会。它不能解释这个重要的事实：为什么生产力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进入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而落后的俄国和更落后的中国却最先进入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单线发展”论提出了不发达国家和地区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大峡谷”的观点。但是，如果说生产力水平低、经济落后的国家和地区可以进入比发达国家更高的发展阶段和社会形态，那么，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也不是要被打破吗？可见，“单线发展”论对历史和现实问题的解释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社会主义国家在不发达地区的建立，实际上只意味着这些国家“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占用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走其他道路实现现代化，并不意味着这些国家可以“跨越”历史阶段，一跃而进入到比资本主义高一个历史阶段的社会形态。但是，按照“单线发展”论，社会主义只能是比资本主义高一个历史阶段的社会形态。在这样的理论指导下，这些国家的执政党（共产党）照搬了马恩关于社会主义的构想于现实。本来，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已经不是马恩所说的社会主义了，它的起点比后者低，需要重新定位，并采取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政策。社会主义国家开始时没有这样做，仍然坚持了书本上的“高”定位，照搬了书本上更“革命”的制度和政策，所以导致长期犯 “左”的错误。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路线及指导思想方面，之所以长期出现“左”的倾向，根源就在于对“社会主义”的定位不准，把我们的社会主义看成是要与资本主义相对立并且要代替它的社会制度和社会，各方面都比资本主义优越和先进，从而不敢正视自己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差距，不敢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所创造的最新文明成果。为了不使自己的社会走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长期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多次发动以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为目的的群众运动，“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阻滞了生产力和经济的正常发展。

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我们之所以长期受姓“社”姓“资”问题的困扰，之所以要“摸着石头过河”，“不争论”，就是因为在五种社会形态理论及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中，找不到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路子。按照传统的五种社会形态理论，社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高一个历史阶段的社会形态，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在各个方面都比资本主义优越：公有制比私有制优越，计划经济比市场经济优越，所以，推动社会主义发展的办法就是要不断增加公有制所占的比例，提高公有制的形式，扩大计划经济的覆盖面，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在五种社会形态理论及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的框架内，一争论就必然要否定改革开放，迈不开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步子。那是一个在没有基础理论指导（甚至可以说是突破、“违背”传统基础理论）的情况下摸索的过程，结果却走出了一条正确的“中国道路”。看不见路时只能“摸着石头过河”。现在我们过了“河”（最起码是快要看见“河”对面了），就要瞻前顾后、左顾右盼，看清楚我们实际上走的是哪条路？

中国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摆脱了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模式，实行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非公有制经济不断发展，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在“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基础上、增加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及“三个代表”等规定性，允许私人企业主入党，“全民所有”资产更名为“国有”资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不能用传统社会主义理论来解释和说明了。另一方面，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没有像前苏联那样，照搬西方模式，在政治上实行“民主化”和“公开性”，在经济上推行“私有化”，但是却取得了成功，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不能用西方的自由民主理论来进行解释和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只能用文明类型来解释和说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具有双重规定性的概念。这个概念有两个规定性：一个是“中国特色”，一个是“社会主义”。在这两个规定性中，究竟以哪个规定性为主？如果说是以“社会主义”为主，“中国特色”只是对社会主义的修饰，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是传统社会主义（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经济）的模式。如果以“中国特色”为主，那么，这里的“社会主义”就要用“中国特色”来规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可以不是传统社会主义的模式了。从实践结果看，沿市场化改革道路走出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不是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模式了。

其次，“中国特色”是什么含义？是指人口多、生产力水平低、经济和文化落后的一面（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是指有几千年文明传统的一面。显然，人口多、生产力水平低、经济和文化落后是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共有的情况，不能作为“中国特色”；只有后一方面才可以作为“中国特色”。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中国几千年文明与其他文明有什么不同？这就需要研究文明类型。

二、实事求是：创立文明类型理论

文明类型研究继承马克思晚年对东方社会研究的遗产和遗愿，借鉴汤因比、亨廷顿等西方学者对世界不同文明的研究成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透过现象抓住本质，找到了不同文明内在机制上的差异--主导性整合要素的差异。所谓主导性整合要素，就是在人类脱离原始状态、分化出不同的阶级和阶层以后，能够给社会以秩序的那种起决定性作用的力量或关系。综观人类文明发展史，只有三种力量或关系，才可以成为最基本的主导性整合要素，这就是：宗教的力量或关系；政治的力量或关系；经济的力量或关系。主导性整合要素不同，就形成了不同的文明类型。在世界现存主要文明中，西方文明是经济主导型文明，中华文明是政治主导型文明，印度文明是宗教主导型文明，伊斯兰文明是“宗教/政治”（教政合一）主导型文明，日本文明是“宗教/政治/经济”（民族主义宗教精神与政治、经济一体化）主导型文明，俄罗斯文明和拉美文明是处于发展变化中的文明，非洲文明是正在形成中的文明。

人类社会总的发展趋势是生产力水平由低到高，由自然经济到商品经济，但是，不同民族和国家的发展道路由其文明类型来决定，经历的社会形态体现出不同特征。马克思所描述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是经济主导型文明（西方文明）所经历的发展阶段和社会形态。政治主导型文明（中华文明）有与西方文明不同的发展道路，即经历了宗法社会-专制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和社会形态。中国的宗法社会与西方的奴隶社会、中国的专制社会与西方的封建社会、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与西方的资本主义社会，大体上处于同一发展阶段。宗教主导性文明所经历的发展阶段和社会形态是：一教社会-多教（派）社会-泛教（派）社会。

建国开始，我国的制度和观念，基本上是从苏联照搬过来的传统社会主义的制度和观念。邓小平在领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所完成的突破，就是在传统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增加了中国传统和现代文明的成分，开始了由传统社会主义向现代中华文明的转变，不再固守传统社会主义的观念和目标，而是以加快现代中华文明（包括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建设和发展（包括发展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目标；同时，继续坚持政治主导的优势，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中国“摸着石头过河”，回到了政治主导型文明的正确发展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现代政治主导型文明，其基本特点是：一心为公、为民的执政党的领导；国家可掌控的市场经济;“政治/伦理/科学”型的文化。传统社会主义的基本特点是：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经济。现代政治主导型文明与它有很大的不同。现代政治主导型文明与现代经济主导型文明也有很大区别，后者的基本特点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受经济力量控制的议会制民主政治；“商业/宗教/科学”型的文化。中国现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搞多党轮流执政和“三权分立”，与西方的经济主导型文明形成鲜明对照，受到西方的攻击，认为中国“不民主”，“侵犯人权”，等等。这实际上是用西方文明的标准来衡量和要求与之不同的文明，如果照办了，只能像前苏联那样，导致整合机制的削弱甚至解体，使国家分裂、社会陷入混乱，无法保持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和文化的健康发展。

在当代，文明类型有两种重要的发展趋势：一种是不同类型的文明之间相互吸收、借鉴，有趋近（不是趋同）之趋势。例如，政治主导型文明的国家大力发展市场经济，推进民主政治的建设；经济主导型文明的国家加强政府对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干预。另一种发展趋势是宗教主导社会的作用不断减弱，逐渐成为辅助性或普通的整合要素，宗教主导型文明向其他文明类型转变。宗教主导型文明消失后，世界上就剩下两大类型的文明--政治主导型文明和经济主导型文明，但其中还会存在不同的亚文明类型。

任何文明类型都有优势和劣势两个方面，因而，各种文明类型在发展过程中都会出现偏向和问题。政治主导型文明在发展过程中容易出现政治权力过分集中、干扰甚至阻碍经济和文化按其本身的规律发展的偏向，容易出现人治和腐败的问题。经济主导型文明在发展过程中容易出现资本家和企业为了赚取利润、而不断扩大生产规模的偏向，这种偏向会形成对资源的过度开发利用，破坏生态环境，使全球气候变暖，危害人类生存，影响可持续发展；容易出现为了经济效益而忽视甚至不顾社会效益的偏向，导致道德沦丧，黄、赌、毒泛滥；容易出现商品交换关系的扩大化，使人际关系趋向冷漠，自然亲情趋向淡化。对于每一种文明类型都会出现偏向和问题的情况必须辩证地去看待和对待：一方面，不要看到一种文明出现了与其他文明相对而言比较突出的缺陷和问题，就全盘否定（包括自我否定）其根本制度和观念，甚至就断定其社会制度存在不下去了；另一方面，对于自身文明所容易出现的偏向必须时刻注意防止和纠正,容易出现的问题必须及时解决,才能保持文明的健康发展.否则,即使曾经兴盛过的文明也会衰落甚至消亡.

在人类文明由农业文明阶段进入工业文明阶段后，经济主导型文明比较适应。在人类文明由工业文明阶段进入生态文明阶段后，政治主导型文明将比较适应，因为在全球实现保护环境、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防止气候变暖的目标，会减少资本集团的经济利益，需要国家发挥作用，需要伦理道德发挥作用。这些都是经济主导型文明的弱势，而是政治主导型文明的强势。当然，政治主导型文明只有在吸收了人类在工业文明的阶段所创造的有益的文明成果后，才能够提升其文明的水平，承担起新的使命。中国的政治主导型文明还需要继续提升和完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方面，在应对金融危机方面，在战胜洪水、瘟疫、冰冻、地震等自然灾害方面，在控制人口增长、实行计划生育方面，在实行大规模植树造林、退耕还林、城市绿化等改善生态环境的工程方面，在成功举办奥运会等国际性活动方面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初步显示出政治主导型文明的优势。

三、明确方向：创建（创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的新学科

文明类型理论为构建适应现代中华文明发展需要的、有别于西方的中国现代哲学社会科学指明了方向。西方的文明是经济主导型文明，现代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反映和服务于这一文明；中国的文明是政治主导型文明，有与西方文明不同的内在机制、运行方式和发展规律，这些都需要中国现代哲学社会科学来加以总结和揭示，反过来指导中华文明的发展。

中华文明在思维方式方面也有自己的特征，这就是从整体出发，重视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转化。这一特征体现在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设置方面，应当主要以复合性学科为基本学科，如：唯物辩证法哲学，社会历史文化哲学，国民经济学，自然与科技哲学，辩证逻辑，政治与伦理，美与文学艺术，信仰与宗教，党史与党建，政策、法律与法规，行政与人事管理，经济管理与企业文化，中国与世界历史，教育与人力资源，新闻与宣传，体育与健身，语言文字学，图书文献学，等等。下面对几个与党校教学密切有关的学科的内容作以初步探讨。

1、社会历史文化哲学。文明类型理论实际上就是一种社会历史文化哲学。它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把研究的对象由“社会”扩展为“文明”。“文明”不仅包括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而且还包括文化、宗教、生态环境等“软实力”及环境因素。广义的文化（包括宗教）是一种对社会起长期作用的要素。不同文化传统塑造不同民族、国家和地区的特征。文化与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又和现实联系在一起。从“文明”的观念看历史和现实，与用传统的“社会形态”的观念看历史和现实，会更加全面，会对人类在过去所创造的文化和精神的成果（如宗教、儒家思想等）给予更多的肯定。文明类型理论在坚持的基础上创新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的原理，变“单线发展”为“多线互动”，实现了基础决定（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与整体决定（文明类型决定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形态）的统一，实现了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统一、一元论与多样性的统一，纠正了传统社会发展理论机械论的倾向。文明类型理论是最贴近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际的哲学理论，可以成为党校最基本的哲学学科。

2、国民经济学。国民经济学是对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创新，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而建立的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其基础理论部分要通过对传统政治经济学概念和原理的创新，概括市场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总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原理。其应用理论部分是研究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各种关系，解决容易出现的问题，重点是“国”与“民”的关系，如国家与市场、“国营”与“民营”、政府财政与民众福利的关系和容易出现的问题--这就是叫“国民经济学”而不叫“政治经济学”的原因。国民经济学可以成为党校最基本的经济学科。

3、政治与伦理。这应当是把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经验上升到政治学理论的高度而创立的有中国特色的新学科。在理论提升的过程中，要继承和创新中国传统的政治伦理，借鉴国外政治学理论。在中国的政治主导型文明中，政治和伦理密不可分，伦理是政治的合法性和生命力，政治是伦理的承担者和推行者。西方的政治学主要研究制度和权力，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主要研究政治伦理和个人修养，要把这二者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创建中国现代的“政治/伦理”学，使其成为学员提高党性修养和执政能力的基础课程。

4、政策、法律与法规。从历史上看，中国古代的权力运行讲得是“法、势、术”的统一。从现实看，中国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不搞“三权分立”，所以在权力运行的过程中，就形成了政策、法律和法规同样起作用的机制。对这种机制要进行研究，并加以规范，使其逐渐合理，不留盲区。这一学科的建立将有利于提高学员的法治意识和政策观念，在工作中处理好有关关系，减少失误和矛盾。

5、中国与世界历史。过去历史学科的划分，世界史不讲中国历史，中国历史不放在世界历史中讲。这样不利于把中国与世界联系起来，进行历史的考察，总结历史经验，吸取历史教训。“中国与世界历史”这门新学科要解决这个问题，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回顾和反思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发展的历程，给学员以启示和戒示。当然，这一学科的建立并不代替和排斥对中国史、世界史等历史分门别类考察的原有学科。

社会经济学论文篇8

论文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建立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是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及其发展趋势进行系统分析、揭示当代 中国经济 发展和运行规律的一门科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包含十分丰富的内容，是一个不断发展的理论体系。

一、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意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七大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出这个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是 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最可宝贵的 政治 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条件下，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大理论创新意义和实践 指导 意义，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愈加显示出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是 总结 我们党的 历史 得出的最基本的经验。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相结合，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其理论成果表现为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部分，它既遵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般规律，又具有自身的特点。正因为如此，专门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才具有特殊的价值。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属于理论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的范畴。多年来，在大学经济学及管 理学 教学研究中，存在着轻政治经济学、重西方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的倾向。诚然，适应着计划经济转变为 市场 经济的潮流，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自然是要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这是现实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发生了变化，并不意味着可以取消理论经济学，用西方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来替代政治经济学，因为政治经济学是作为各门具体经济学科理论基础和指导的一门理论经济学。只有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结合起来，才能全面地科学地进行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学理界定

1．作为经济学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

什么是经济学，或者经济学研究什么，对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回答是不同的。二者的分歧倒不在于是叫政治经济学还是叫经济学，事实上，首次使用经济学来代替政治经济学的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1890年）第一编第一章第一节的第一句话就是：“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类一般生活事务的学问”，这就很能说明问题。

关于马克思主义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看法，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政治经济学，从最广的意义上说，是研究人类社会中支配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的科学。”后来，从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以及前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开始，把政治经济学定义为“研究社会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这一观点流行了很长时间。

西方经济学关于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尽管存在各种说法，但都包含了以下的观点：经济学是研究“稀缺资源在各种可供选择的用途之间如何进行分配”，即资源配置的学问。围绕这一主题，经济学要研究三个any），为谁生产(who)。

可见，西方 经济 学 主要研究资源配置，或者用 马克思主义 语言 来说，主要是研究生产力方面；与此不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侧重于生产关系或制度的研究。前者认为 资本主义 制度或 市场 经济是最好的选择，不用多费心研究；后者则认为生产力能否顺利发展，关键在制度（生产关系）。客观地讲，二者都有所偏颇，资源配置和制度是不可分离的，制度状况对资源配置的效率必然产生影响，而资源配置总是在一定的制度下进行的。所以，经济学应该把制度分析和资源配置研究结合起来，在此前提下可侧重于资源配置。我们可以借用恩格斯的话来界定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即：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类各种 社会 进行生产和交换并相应进行产品分配的条件和形式的科学”。 不过需要指出：这里的“条件和形式”，包括了制度和资源配置两个方面。

2．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 经济学与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关系

按照以前社会主义国家的传统理论，社会主义经济学是研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研究对象的如此偏狭，导致社会主义 政治 经济学的教条化、抽象化和简单化。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与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关系，看起来很简单，即社会主义经济学研究的是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则研究中国的特殊规律。然而，前苏联和东欧国家“转轨”之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世界上的社会主义国家已经很少了，而且这些国家也正处于变革之中，从他们的新经验尚不足以 总结 和概括出所谓一般“规律”。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既不能唯我独尊，把自己等同于社会主义经济学；也不能妄自菲薄，否定自己属于社会主义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是社会主义经济学的一种探索，一种形式。

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关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新发展，是当代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伟大的改革开放事业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所得出的理论创新成果，具有与时俱进的品格。

西方经济学中确实有很多东西应当借鉴、汲取，尤其是其研究市场经济运行的一些理论成果和方法，很值得学习。但是，完全依靠西方经济学来解决中国的经济问题是绝对行不通的。

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是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和发展趋势进行系统研究的经济科学。它立足于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进行科学总结，并上升为理论，揭示现代 中国经济 发展和运行的规律，确立基本经济范畴，形成 指导 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较为完整的经济学说。它具有实践性、规律性、开放性、前瞻性，体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品格，既突出中国特色，又带有时代特征，而重点是在“特”字上做文章。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深刻分析中国的特殊国情、特殊发展阶段、特殊经济结构、特殊经济关系，总结经济建设的特殊经验，找出特殊的发展规律和发展道路及政策。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性质和内容体系

中国特色经济学是中国化的经济学，在经济学世界也可称之为“中 国学 派”。中国特色经济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中国特色经济学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本文取此义），广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则还包括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来分析中国古代、近代社会经济的理论成果，以及新 民主 主义经济理论、毛泽东经济思想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是迄今为止中国特色经济学的主要部分。那么，如何认识和分析这一成果呢？

第一，从指导内容上看，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包括邓小平经济理论、三个代表思想经济建设理论以及科学发展观。

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原理来分析中国的重要经济社会问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内容的主旨。凡是属于这方面的得到验证或公认为正确的重要思想和结论，都可以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内容的范畴。

第二，从理论形式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是政治经济学或理论经济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有形式和内容之分。这里的“形式”的含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属于经济学体系中的哪门哪派，地位和作用如何。庞大的经济学体系，可以大致分为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经济学技术工具三大门类，每一门类又都可分为一级、二级、三级乃至更细的层次。在当前中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属于理论经济学，又可叫做政治经济学，但它不是一般的理论经济学，而是带有主导性质的理论经济学。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也涉及应用经济学的某些领域和方面，当然只是带有一般指导性质的。

这种界定是比较合适的。首先要明确中国特色 社会 主义 经济 学 作为执政党和中央政府的治国理念和思想，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是“官学”，理应得到尊重，应当贯彻到具体理论工作和实际工作中。另一方面，也要实事求是 地理 解和处理它与其他经济学的关系，不能无限扩大其范围和深度。第一，它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是：一个侧重理论，一个侧重工具；一个偏于思想，一个偏于实证；一个带有 政治 性，一个属于技术性。在这里，不存在意识形态的争论，没有谁决定谁的问题。第二，它与其他理论经济学，比如与经济学说史的关系，也可以说是井水不犯河水。第三，它与具体的应用经济学（比如 金融 学）的关系，虽然有着 指导 的作用，但显然不能代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包含十分丰富的内容，大体说来分为以下几个组成部分：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社会主义 市场 经济理论、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理论、对外开放理论。如果把这些内容加以系统化或“教科书”化，即有如下的内容安排：

第一部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

第二部分 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实质与经济制度

一、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实质

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

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个人收入分配制度

第三部分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基础

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调控体系

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保障体系

第三部分 经济社会 发展战略

一、科学发展观

二、建设和谐社会

三、经济社会发展战略

第四部分 经济全球化与 国际经济 关系

一、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客观趋势

二、经济全球化与 资本主义 经济关系

三、经济全球化与 中国经济 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党的十七大报告

社会经济学论文篇9

后来的研究者认为，傅先生首次在学术界引录了陆楫的那篇后人命名为《禁奢辨》的著名文献，可惜此后的二三十年，陆楫及其思想在大陆并未引起学者的继续讨论。[2]

不过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陆学术界围绕着明清时期所谓的“奢靡”（或谓“奢华”、“侈靡”等等）之风的研究相当突出，再次涉及了陆楫的经济思想问题，这一局面的出现有着深刻的学术与现实背景。

在经济思想史领域，“黜奢崇俭”被视为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的三大教条之一，奢与俭的褒贬取舍贯穿始终，而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学术界对此问题的研究更加关注。随着制度经济学的勃兴，拓展了人们的研究视野，更新了人们的固有观念，深化了经济学及其相关学科的研究，研究者不仅从成文法等正式规章制度，而且从道德伦理等非正式的规章制度方面重新审视经济史上的各种问题，与制度、伦理有紧密联系的“奢靡”等问题自然成为关注的对象之一。而二战之后兴起的消费经济学也于80年代初在我国受到关注，由此也推动了对消费经济史的探讨，如消费经济思想史学界即以奢俭论作为考察核心。在史学界，“年鉴学派”的影响日趋加深，强调长期起作用的因素、心理因素是其显著的特点，与社会习俗、消费心理密切相关的“奢靡”问题当然需要认真考察。’在中国自身的史学研究变革中，研究的重点也由帝王将相逐渐转向芸芸众生，人们更加着眼于历史上普通百姓的生产与生活，于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基层人民生活的“奢靡”现象显然是考察对象之一，并且对以往研究中重生产、轻消费的倾向加以纠正。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一向以利用地方资料、研究民间社会、重视基层变化、强调经济社会发展的互动关系及其地域特色与不平衡性而著称，时而涉及明清时期地方志、私人文集中频频出现的，与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顽固纷呈的民间习惯等纠缠在一起的“奢靡”问题。社会史的研究，虽然由来已久，但在新中国真正受到重视却是近一二十年的事，古人对社会生活、社会习俗常用的奢俭评判观念，无法逃离社会史学者的研究视野。文化史研究领域，围绕着所谓的中国封建社会晚期是否呈现近代化的曙光的讨论，也往往涉及明清时期社会风尚，包括民情世态的变化问题。至于民俗史研究领域，对该问题的探讨，更是自不待言的。此外，处理好生产与消费的辩证关系，不仅是对改革开放二十余年来经验教训的总结与反思，也是我们今天和将来需要正确处理的问题之一。

需要指出的是，学术界对奢靡之风的讨论并不限于明清两代，但以对该时期的讨论最为集中。清朝灭亡是20世纪的事，但由于本文是对以往研究成果的回顾，所以只好遵从研究习惯，大致以鸦片战争为下限。另外，国外学者对此问题也有研究，但为本人涉猎所囿，本文仅以大陆与台湾为限。

[1] 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06—109页，及《后记》；《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86页；《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2—15页，第177—178页。剪伯赞、郑天挺主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古代部分第七册，中华书局1988年版。傅衣凌主编、杨国祯、陈支平著：《明史新编》，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另外，傅先生在对明清社会经济的研究中，还对乡规民约等倾注了大量精力，除上述著作外，还有：《福建佃农经济史丛考》，协和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会，1944年版；《明清农村社会经济》，三联书店1961年版。

[2] 赵靖：《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名著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564页。林丽月：《陆揖（1515­—1552）崇奢思想再探——兼论近年明清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几个问题》，载《新史学》5卷1期，1994年3月。

一、关于“奢靡”的概念及其使用

有的研究者将“奢靡”风习与高消费相联系，甚至等同之，认为就是追求时髦与享受。[1]也有人认为，“奢靡”是一种病态的消费。[2]有的学者没用“奢靡”等词，只用了“消费欲膨胀”的表述。[3]

有的学者认为“奢靡”与高消费有别，只是高消费的表现形式之一。[4]

有的学者强调“奢靡”风习与封建礼法的密切联系。[5]其中或把奢靡与逾制作为对等的概念，认为追逐时髦和违礼逾制在相当程度上是以奢靡为基础的，奢靡往往导致违礼逾制和追逐时髦；[6]或强调两者之间的一致性，台湾学者即持如是看法，例如林丽月指出，探讨传统社会的禁奢政策，除了“奢”的字面意义即“奢侈”或“浪费”之外，其政治与法制上的制约意义不容忽视；邱仲麟亦从礼制与价值观改变的角度分析明代北京的社会风气变迁。[7]这种认识在文化史研究领域表现得更为突出。

在关于明清时期“奢靡”问题的研究中，也有个别学者讨论到“奢靡”一词的概念。余英时曾指出，英文的“luxury”固然可以翻译为中文的“奢侈”，但两者的涵义存在广狭之别，所占的位置和分量也有差异，前者在西方思想传统中的涵盖面、指涉面远比“奢侈”在中国为大，但中国传统的“奢侈”含义是什么则未暇论及。[8]欧阳卫民认为，中国古代奢俭的划分有两种基本标准，一是是否超越自身等级的标准，二是消费品对主体是否绝对需要。[9]陈国栋定义为：在社会安定的状态下，当平均产出超过维持生命所需时，个人所得可以去消费一些非必要的商品或劳务，这种非必要的消费即为“奢侈性”消费。[10]

[1] 朱子彦、张洁明：《明清时期乌青镇的经济文化与社会风尚》，载《学术月刊;1988年第12期。陈茂山：《浅谈明代中后期南京社会风气的转变》，载《民俗研究》1991年第1期。王卫平：《明清苏州社会风尚的变迁——吴地民风擅变研究之二》，载《历史教学问题)1993年第4期；《清代吴地赌风述论》，载《苏州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

[2] 一李景屏：《清前期社会风气的变化及其影响》，载朱诚如、王天有主编：《明清史论丛》第2辑，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版，第379—385页。

[3] 王春瑜：《明代商业文化初探》，载《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4期；《论明代江南园林》，载《中国史研究》1987年第3期；《明朝官场吃喝风考略》，载《光明日报))1989年1月4日。唐文基：《试论明代统治集团的消费问题》，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2期。

[4] 王家范：《明清江南消费风气与消费结构描述》，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陈学文：《略论明中叶的生产观与消费观》，载《浙江社会科学>1994年第6期。

[5] 姜旭朝、万安培：《近代中国关于奢俭问题的论争及其历史经验》，载《东岳论丛》1986第1期。张仁善：《论清朝中期以后社会生活的反礼法趋势》，载《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2期。

[6] 常建华：《论明代社会生活性消费风俗的变迁》，载《南开学报》1994年第4期。

[7] 林丽月：《明代禁奢令初探》，载《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第22期，1994年6月。邱仲麟：《明代北京的社会风气变迁——礼制与价值观的改变》，载《大陆杂志》第88卷第3期，1994年3月。

[8] 余英时：《士商互动与儒学转向——明清社会史与思想史之一面相》，载《近世中国之传统与蜕变：刘广京院士七十五岁祝寿论文集》，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1998年版，第3—52页。

[9] 欧阳卫民：《中国消费经济思想史》，中央党校出版社版1994年，第35页。

[10] 陈国栋：《经济发展、奢侈风气与传统手工艺的发展—以明代为中心的例证》，载曹添旺、赖景昌、杨建成主编：《经济成长、所得分配与制度演化》，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1999年8月版。

二、关于“奢靡”风习出现的时间范围

相关的论著集中讨论了三个时期：

（一）明代中、后期。社会风尚以侈奢相高。[1]

（二）明中后期至清前期。其中清初有所收敛。[2]

（三）清朝前中期。[3]

一些研究者对“奢靡”风习的出现时间及其演变进行了具体考察：

（一）明朝说。常建华认为始于成化以后。台湾学者徐泓对明代江浙、华北地区社会风气的研究颇见功力，他认为正统至正德的明代中期，一些地区的社会风气渐趋奢靡，嘉靖以后更甚，不过社会风气转变的时间与程度是有差别的。[4]此外，还有学者认为“奢靡”风习或形成于正德；或正德、嘉靖之间；或正德、嘉靖以降；或嘉靖、万历时期等。[5]与以上使用中国传统的年号纪年作为区分标志不同，有的研究者以公元纪年的形式作为划分界限，或认为出现于十六世纪或十六世纪二十年代，或认为江南地区十五世纪五十年代已经开始。[6]

（二）清朝说。持此说的学者，或认为在康熙前期，或认为在康熙中期，或乾隆中期。[7]

与以上论著的明确划分意见相反的是，有人主张应作模糊化处理，因为奢侈浮靡风气的出现，有先后、程度之别，即使同一地区也因人而异；另有学者认为，不仅社会风气的转变可作时间的划分，甚至其中的种类也有先后之别，例如“服饰”风气的转变就早于“舆马”之类，物质上的变化也早于观念上的变迁。[8]

[1] 汤纲、南炳文：《明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31—532页。吴仁安：《明代江南社会风尚初探》，载《社会科学家》1987年第2期；《明代江南地区的商人和社会风尚》，载《历史教学问题》1988年第5期。王兴亚：《明代中后期河南社会风尚的变化》，载《中州学刊》1989年第4期。

[2] 王新：《明清时期社会风尚变革举隅》，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0年第3期。朱子彦、张洁明：《明清时期乌青镇的经济文化与社会风尚》，载《学术月刊》1988年第12期。王家范：《明清江南消费风气与消费结构描述》，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王卫平：《明清苏州社会风尚的变迁—吴地民风擅变研究之二》，载《历史教学问题》1993年第4期；《清代吴地赌风述论》，载《苏州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

[3] 宋传银：《论清前期“奢靡”之风》，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5期。李景屏：《清前期奢靡之风述论》，载《清史研究》1997年第2期；《清前期社会风气的变化及其影响》，载朱诚如、王天有主编：《明清史论丛》第2辑，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版，第379—385页。

[4] 徐泓：《明代社会风气的变迁——以江、浙地区为例》，载《第二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明清近代史组》，“中央研究院”1989年版，第137—159页；《明代后期华北商品经济的发展与社会风气的变迁》，载《第二次中国近代经济史会议论文集》，“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1989年版，第107—173页。

[5] 吴存存：《明清社会风气》，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9页。陈茂山：《浅谈明代中后期南京社会风气的转变》，载《民俗研究)1991年第1期。暴鸿昌：《论晚明社会的奢靡之风》，载《明史研究》第3辑，黄山书社1993年版。傅衣凌主编、杨国祯、陈支平著：《明史新编》，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9页。

[6] 刘志琴：《晚明城市风尚初探》，载《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1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王翔：《明清商品经济与江南市民生活》，载《苏州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牛建强：《明代江南地区的早期社会变迁》，载《东北师范大学学报》1996第3期。

[7] 王家范：《明清江南消费风气与消费结构描述》，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李景屏：《清前期社会风气的变化及其影响》，载朱诚如、王天有主编：《明清史论丛》第2辑，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版，第379—385页。张仁善：《论清朝中期以后社会生活的反礼法趋势》，载《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2期。

[8] 蓝东兴：《明朝中后期奢靡之风当议》，载《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2期。邱仲麟：《明代北京的社会风气变迁—礼制与价值观的改变》，载《大陆杂志》第88卷第3期，1994年3月

三、关于“奢靡”风习的波及范围

学术界对此问题的讨论大致从以下三个视角展开：

第一种主要是从地域上来区分的。其中，一种意见认为存在于部分地区的城镇，特别是江南城镇；[1]另一种意见认为在其他地区包括内陆地区，社会风尚也由俭朴向奢侈转化，例如河南就是一例。但华北与江南程度有别。[2]进而有文章认为，奢靡之风蔓延全国，不可能只限于经济发达地区，而是一种普遍的社会风气。[3]

第二种主要是以阶级或阶层来区分的。与上述地域讨论中持城镇观者相对应，一些文章是专门针对市民或城市中的部分人，如官僚商人等。[4]而林丽月认为，到了明末，奢僭是上下普遍的社会习尚。[5]

第三种是以地域结合阶级或阶层来区分的。其中一种意见认为，这种风气仅存在于部分“点”上。汤纲、南炳文认为商贾地主奢侈腐化，经济发达的地区尤为突出。牛建强、汪维真认为，就某一地域而言，奢侈之风起初存在于城市，后传至城郊，由城市衣冠之家而至城市一般市民，然后再至“城郊”农民。王家范认为明清江南城市的高消费以奢侈品消费为大宗，与乡村的低消费形成强烈的反差。[6]另一种意见是承认其普遍性。奢侈的高消费从宫廷、贵族、官僚蔓延到庶民身份的地主、商人以至一般贫民。[7]

不过，也有一些研究者更加突出奢华之风在不同方面表现出的趋同性与差异性。如冯尔康、常建华认为劳动群众多是低消费，他们的奢华只是表现在某些方面。钞晓鸿认为，就“陕西商人”所谓的奢靡问题而言，他们中间并非没有衣食节俭之辈，但应该承认相对的豪华生活是陕商群体的一般特征，在婚嫁丧娶方面的某些形式与内容也会波及普通百姓。不少人则比较突出奢华在不同地域所表现出的差异性。[8]

[1] 刘志琴：《晚明城市风尚初探》，载《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1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吴仁安：《明代江南社会风尚初探》，载《社会科学家01987年第2期；《明代江南地区的商人和社会风尚》，载《历史教学问题01988年第5期。朱子彦、张洁明：《明清时期乌青镇的经济文化与社会风尚》，载《学术月刊》1988年第12期。

[2] 王兴亚：《明代中后期河南社会风尚的变化》，载《中州学刊》1989年第4期。徐乱：《明代社会风气的变迁——以江、浙地区为例》，载《第二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明清近代史组》，“中央研究院”1989年版，第137—159页；《明代后期华北商品经济的发展与社会风气的变迁》，载《第二次中国近代经济史会议论文集》，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1989年版，第107-173页。

[3] 陈学文：《略论明中叶的生产观与消费观》，载《浙江社会科学》1994年第6期。商传：《晚明社会转型的畸形因子》，载（台湾）《历史月刊》第105期,1996年10月。

[4] 王翔：《明清商品经济与江南市民生活》，载《苏州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王春瑜：《明代商业文化初探》，载《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4期；《论明代江南园林》，载《中国史研究》1987年第3期；《明朝官场吃喝风考略》，载《光明日报》1989年1月4日。暴鸿昌：《论晚明社会的奢靡之风》，载《明史研究》第3辑，黄山书社1993年版。高建立：《晚明人文主义思潮与社会风习的转变》，载《学术月刊》1998年第2期。刘志琴：《商人资本与晚明社会》，载《中国史研究))1983年第2期。张民服：《明清时期商品经济对社会生活的影响》，载《中州学刊》1991年第6期。来新夏：《清代前期的商人和社会风尚》，载《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1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

[5] 林丽月：《明代禁奢令初探》，载《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第22期，1994年6月。

[6] 汤纲、南炳文：《明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31-532页。牛建强、汪维真：《再论明代中后期江南地区社会风尚的变化》，载《河南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明代中后期江南地区风尚取向的更移》，载《史学月刊》1990年5期。王家范：《明清江南消费性质与消费效果解析》，载《上海社社科院学术季刊》1988年第2期。

[7] 傅衣凌主编、杨国祯、陈支平著：《明史新编》，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56页。王卫平：《明清苏州社会风尚的变迁—吴地民风嫂变研究之二》，载《历史教学问题》1993年第4期；《清代吴地赌风述论》，载《苏州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蓝东兴：《明朝中后期奢靡之风当议》，载《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2期。张仁善：《论清朝中期以后社会生活的反礼法趋势》，载《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2期。宋传银：《论清前期“奢靡”之风》，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5期。张和平：《试论价值理性视野下晚明社会的经济人文与经济生活》，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4期。

[8] 冯尔康、常建华：《清人社会生活》，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17,222,249,239页。钞晓鸿：《明清时期关中经商之盛及奢靡之风》，载张炳武主编：《中国历史社会发展探奥》，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明清时期的陕西商人资本》，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1期；《传统商人与区域社会的整合—以明清“陕西商人”与关中社会为例》，载《厦门大学学报》 2000年第1期。李景屏：《清前期奢靡之风述论》，载《清史研究》1997年第2期；《清前期社会风气的变化及其影响》，载朱诚如、王天有主编：《明清史论丛》第2辑，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版，第379—385页。

四、关于“奢靡”风习的成因

一些学者着重从经济，特别从商品经济来分析。徐泓认为，社会风气的转变与社会经济的发展是互为因果的，正是商品经济水平的差距造就了华北与江南奢侈风气的差异。牛建强、汪维真按照经济发展水平将明代中后期风尚取向的变化分为三个等差及类型。还有许多学者也是从商品经济的角度来分析的。[1]

一些学者的看法与此相反，认为对经济的作用不宜估计过高，强调其他方面的作用。蓝东兴认为，是人们对享受与发展需要没有正确认识，也与政治腐败关系密切。李景屏认为，关键在于封建制度使得积累起来的社会财富很难用于扩大再生产，其中绝大部分流向消费领域。[2]

一些学者重视从制度方面来分析。在消费经济理论方面，于光远指出，必须重视一国的社会制度对社会消费结构和消费方式的决定作用。周绍泉曾从经济制度方面分析明代服饰变化。暴鸿昌认为晚明奢靡风气的根源是明代政治腐败的产物。王家范更加强调政治制度的作用，认为在传统社会中，所有奢侈性高消费无不依靠政治权力的支撑。林丽月认为明代中后期社会风气的华侈相高、服饰的违制奢僭是商品经济发展、物质生活提升的后果，而君主的违制滥赏与晚明法制的松弛更是加速了服饰礼制流于具文。[3]

一些学者注意从心理与思想等方面来分析。冯尔康、常建华认为，婚丧方面的奢侈与人们的虚荣攀比心理有密切关系。巫仁恕认为明代平民服饰风尚的转变，不仅仅是以经济发展作为动力的，也是一种特殊的消费心态。吴存存认为明代风气的形成原因是复杂的，最直接的原因来自思想界的阳明心学。[4]

一些学者注重具体分析，强调时空特殊性与具体因素。如官僚贵族、外地生活方式的诱导。[5]王振忠指出，明代中叶扬州社会风尚的剧烈变化更具体更直接的原因是，成弘年间东南盐政制度的重大改革，使得大批盐商汇集淮、浙。陈国栋指出，达官贵人的奢侈，未必与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有必然的关系。[6]

[1] 徐泓：《明代社会风气的变迁—以江、浙地区为例》，载《第二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明清近代史组》，中央研究院1989年版，第137—159页；《明代后期华北商品经济的发展与社会风气的变迁》，载《第二次中国近代经济史会议论文集》，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1989年版，第 107—173页。牛建强、汪维真：《明代中后期江南地区风尚取向的更移》，载《史学月刊》1990年第5期；《再论明代中后期江南地区社会风尚的变化》，载《河南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明代中后期江南周围地区风尚取向的改变及其特征》，载《东北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1期。王兴亚：《明代社会风气的变迁——以江、浙地区为例》，载《第二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明清近代史组》，中央研究院1989年版，第137—159页；《明代后期华北商品经济的发展与社会风气的变迁》，载《第二次中国近代经济史会议论文集》，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1989年版，第107—173页。陈学文：《略论明中叶的生产观与消费观》，载《浙江社会科学))1994年第6期。宋传银：《论清前期“奢靡”之风》，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5期。·张民服：《明清时期商品经济对社会生活的影响》，载《中州学刊》1991年第6期。

[2] 蓝东兴：《明朝中后期奢靡之风当议》，载《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2期。李景屏：《清前期社会风气的变化及其影响》，载朱诚如、王天有主编：《明清史论丛》第2辑，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版，第379—385页；《清前期奢靡之风述论》，载《清史研究、》1997年第2期。

[3] 于光远：《于光远同志关于消费经济理论研究的一封信》，载《求索》1982年第4期；周绍泉：《明人服饰探论》，载《史学月刊))1990年第6期。暴鸿昌：《论晚明社会的奢靡之风》，载《明史研究》第3辑，黄山书社1993年版。王家范：《明清江南消费性质与消费效果解析》，载《上海社社科院学术季刊》1988年第2期；林丽月：《衣裳与风教—晚明的服饰风尚与“服妖”议论》，载《新史学》第10卷第3期，1999年9月。

[4] 冯尔康、常建华：《清人社会生活》，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39,250页。巫仁恕：《明代平民服饰的流行风尚与士大夫的反应》，载《新史学》第10卷第3期,1999年9月。吴存存：《明清社会风气》，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9页。

[5] 出版社2000年版，第59页。

④傅衣凌主编、杨国祯、陈支平著：《明史新编》，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9-357页。吴仁安：《明代江南社会风尚初探》，载《社会科学家》1987年第2期；《明代江南地区的商人和社会风尚》，载《历史教学问题》1988年第5期。张仁善：《论清朝中期以后社会生活的反礼法趋势》，载《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2期。暴鸿昌：《论晚明社会的奢靡之风》，载《明史研究》第3辑，黄山书社1993年版。钞晓鸿：《明清时期关中经商之盛及奢靡之风》，载张炳武主编：《中国历史社会发展探奥》，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明清时期的陕西商人资本》，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1期；《传统商人与区域社会的整合——以明清“陕西商人”与关中社会为例》，载《厦门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李景屏：《清前期奢靡之风述论》，载《清史研究》1997年第2期；《清前期社会风气的变化及其影响》，载朱诚如、王天有主编：《明清史论丛》第2辑，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版，第379—385页。

[6] 王振忠：《明代扬州盐商社区文化及其影响》，载《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2期。陈国栋：《经济发展、奢侈风气与传统手工艺的发展—以明代为中心的例证》，载曹添旺、赖景昌、杨建成主编：《经济成长、所得分配与制度演化》，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1999年8月版。

五、对“奢靡”风习的评价

学者们围绕着各自研究的问题进行探讨，从而直接或间接地涉及了对“奢靡”风习的评价，可以将其归纳为以下几种：

一些学者明显地对“奢靡”风习持肯定态度。认为其代表、预示着新旧交替的曙光，解决了城市人口就业问题，冲击了封建伦理与等级观念，是对理学家禁欲主义的批判与唾弃，反映了晚明市民阶层的觉醒，推动了商品经济生产，刺激了手工艺进步与特色产品的产生。[1]

一些学者虽然承认“奢靡”风习的负面影响，但从总体上看，还是基本肯定的。[2]值得注意的是，学术界对“奢靡”风习对等级制度的冲击，与当时等级制度的衰退，一般均有很高或正面的评价，但也有学者对此持保留意见，例如邱仲麟认为，平民可能与上层社会的旧有生活水准接近，但上层社会某些成员的物质享受则可能更进了一步；巫仁恕则具体地论证了士大夫创新服饰以重新塑造身份。[3]

一些学者虽然承认“奢靡”风习的积极作用，但总体上看，还是基本否定的。他们认为奢侈之风造成社会贫困和混乱，隐藏着不容忽视的虚假性，不利于中国的原始资本积累。[4]

一些学者则同时指出“奢靡”风习的正、负面影响。[5]

一些学者明显地对“奢靡”风习持否定态度。他们认为这是一种病态的高消费，只能导致商品经济的虚假繁荣，无益于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6]

与以上总体评价不同的是，一些学者则进行了具体分析，尽管其中的某些论文并非是专论“奢靡”风习问题：

一种观点认为，“奢靡”风习在不同地区的后果不同，可谓因地而异。其中，或认为城乡有别，或认为在江南与其他地区的作用不同。

一种观点认为，“奢靡”风习在不同时期的后果不同，可谓因时而异。

一种观点对“奢靡”风习出现的时期与地区并重，就具体内容进行评价。

一种观点认为，“奢靡”风习在各阶级、阶层中发挥的作用不同，在贵族官僚与庶民百姓之中有所差别。[7]

更有学者批评我们在社会风气评价中的功利倾向，主张发掘这些变化的其他内涵，并对陆楫的经济思想进行深人分析。[8]

笔者在作本专题的学术史回顾时发现，研究者很少对自己使用的“奢靡”概念、明清人的奢靡观念等基本问题予以讨论与界定，而且讨论中很少直面地进行观点商榷，这在大陆学界更为突出。这些均为我们今后应该注意的问题。

上述学术史回顾的部分内容，笔者曾在《中国史研究动态》上刊发过，今补充了研究背景与部分台湾学术界研究成果，并对原有部分内容作了增删改动，谨此作为对傅衣凌先生的纪念。

[1] 刘志琴：《晚明城市风尚初探》，载《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1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吴仁安：《明代江南社会风尚初探》，载《社会科学家》1987年第2期；《明代江南地区的商人和社会风尚》，载《历史教学问题》1988年第5期。王翔：《明清商品经济与江南市民生活》，载《苏州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王卫平：《明清苏州社会风尚的变迁—吴地民风擅变研究之二》，载《历史教学问题》1993年第4期；《清代吴地赌风述论》，载《苏州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陈国栋：《经济发展、奢侈风气与传统手工艺的发展—以明代为中心的例证》，载曹添旺、赖景昌、杨建成主编：《经济成长、所得分配与制度演化》，“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1999年8月版。高建立：《晚明人文主义思潮与社会风习的转变》，载《学术月刊》1998年第2期。

[2] 来新夏：《清代前期的商业读清人笔记札记之一》，载《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第4期。徐私：《明代社会风气的变迁——以江、浙地区为例》，载《第二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明清近代史组》，“中央研究院”1989年6月版，第137—159页；《明代后期华北商品经济的发展与社会风气的变迁》，载《第二次中国近代经济史会议论文集》，“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1989年版，第107—173页。王新：《明清时期社会风尚变革举隅》，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0年第3期。宋传银：《论清前期“奢靡”之风》，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5期。张仁善：《论清朝中期以后社会生活的反礼法趋势》，载《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2期。

[3] 邱仲麟：《明代北京的社会风气变迁—礼制与价值观的改变》，载《大陆杂志》第88卷第3期，1994年3月。巫仁恕：《明代平民服饰的流行风尚与士大夫的反应》，载《新史学》第10卷第3期,1999年9月。

[4] 陈茂山：《浅谈明代中后期南京社会风气的转变》，载《民俗研究》1991年第1期。王春瑜：《明代商业文化初探》，载《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4期；《论明代江南园林》，载《中国史研究))1987年第3期；《明朝官场吃喝风考略》，载《光明日报》1989年1月4日。张和平：《试论价值理性视野下晚明社会的经济人文与经济生活》，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4期。

[5] 欧阳卫民：《中国消费经济思想史》，中央党校出版社版1994年，第354,363页。冯尔康、常建华：《清人社会生活》，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67页。商传：《晚明社会转型的畸形因子》，载（台湾）《历史月刊》第105期，1996年10月。李景屏：《清前期奢靡之风述论》，载《清史研究>1997年第2期；《清前期社会风气的变化及其影响》，载朱诚如、王天有主编：《明清史论丛》第2辑，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版，第379-385页。张民服：《明清时期商品经济对社会生活的影响》，载《中州学刊》1991年第6期。胡一雅：《中国封建社会各阶级等级的消费》，《中国史研究》1991年第4期，方行：《略论中国地主制经济》，《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3期。

[6] 萧国亮：《清代两淮盐商的奢侈性消费及其经济影响》，载《历史研究》1982年第4期。王家范：《明清江南消费风气与消费结构描述》，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王振忠：《明代扬州盐商社区文化及其影响》，载《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2期。暴鸿昌：《论晚明社会的奢靡之风》，载《明史研究》第3辑，黄山书社1993年版。蓝东兴：《明朝中后期奢靡之风当议》，载《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2期。

社会经济学论文篇10

一、东亚文化与经济现代化相关性的现有理论述评

研究东亚经济现代化的西方学者对于东亚文化与经济现代化的相关性大体持有两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东亚经济的发展是原西方化和原市场化的结果，东亚经济发展没有模式价值，只有政策价值，即没有现代化的多种模式和多元现代性（新古典派及新古典综合派经济学家认为只有经济增长模式的不同），现代化是单线发展的。基于工业主义的逻辑，所有走上工业化之路的社会，无论起点如何不同，最后必然出现政治、经济、文化全套性的越来越相似。从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到塔尔科特•帕森斯（t. parsons）再到尤尔根•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西方学者一般肯定西方的现代化与现代性具有政治、经济、文化的一整套关联性和不可分割性，因而现代化和现代性实质上即西方化和西方性，而且具有普世价值，要想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必须也只有“华山一条路”，那就是“命定地西方化”。经典现代化理论或现代化理论的“去文化论”就持这种观点，t. parsons（the system of modern societies ,englewood cliff, n.j.：prentice-hall,1971）的社会变迁理论和clark kerrt（industialism and industrial ma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4）的现代化的“汇流论”（theory of convergence）是为代表。发展理论中的经典发展学派，如增长和发展经济学派，解释东亚经济发展的经济学派，如新古典学派（patrick and rosovsky, balassa, wolf, chen, bhagwati etc.），政府（修正）学派（johnson, pack and westphal, amsden, white, wade etc.），新古典综合派和亲市场学派（如世界银行关于东亚奇迹的发展报告），东亚整体增长机制论（如雁形模式论或产业周期理论，喷泉模式论或多发经济增长源理论，齿轮模式论或经济整体咬合联动理论，环形模式论或美国主导环太发展论，航母模式论或中国主导环太发展论等）等基本上持这种非文化因素的东亚经济发展论。第一种观点在西方学者中往往有一种这样的学术系谱，在西方中心论的大系谱下，依次为亚洲千年停滞论（亚洲早熟论）——亚洲命定殖民地论——亚洲发展幻象论（亚洲崩溃论）——亚洲模式不存在或终结论——历史终结论（全盘西方论）。这种学术系谱似乎有一种内在的关联，承继着东方学的传统，对亚洲的发展不是积极地鼓励和引导，而是有着某种幸灾乐祸的阴暗心理，对自身则有一种说不出的优越感和命定感。这种系谱对我们来说是一种极为有益的警示和鞭策，也提出了很多富有价值和普世意义的经济理论与经济对策。

第二种观点认为研究东亚经济增长的动因除了对经济自变量考察，也不应忽视对东亚地区特殊的文化因素的考察。东亚经济与东亚文化之间有一种明显的互动关系。他们追问“为什么恰恰是东亚继西方而起，并且取得如此骄人的成绩”。东亚文化对东亚经济发展有一种精神动力的巨大支持。东亚的社会、经济、市场、制度、甚至政策，都弥漫和渗透着东亚文化的无孔不入的影响。尤其是作为东亚经济或市场的行为体的东亚人，在市场的游戏规则和运行环境方面，主要体现为制度规范性和文化规范性两方面，深刻地受到东亚地区文化因素的制约。作为传统的文化已经成为东亚人民深层的精神构造（李泽厚认为儒学已经成为中国人民的深层精神构造），自发和无意地或有意而自觉地对经济增长发挥直接或间接的作用。不同的文化与经济或市场的亲和力是明显不同的，任何经济或市场都有其内在的人文气象。发展伦理学之所以追问“什么是真正发展”，就缘于对文化因素的考量。文化因素论并非文化决定论，也非因果链条的单因素论，他们并不否认经济因素自身的作用，但认为也不应该否认经济因素之外的其他因素的作用，与生产力密切相关的生产关系就与文化传统有关联，经济学家的目光应该看得更远。现代化理论中的修正学派或新现代化学派或现代化理论的“文化论”或现代性的多元论者，发展理论中的新发展理论（又称真正发展理论或全面发展理论）学派，如发展哲学和发展伦理学派，经济学中的制度学派、文化学派、历史学派、伦理学派和心理学派等，经济学中的重视非理性因素的学派，西方所谓的现代化的“怀疑论者”和“反现代化论者”，经济哲学中的新发展哲学，历史学中的现代化学派、社会学中新发展社会学派和未来学派等，在不同的程度上持有这种观点。代表人物有《德川宗教》（1957）的作者美国社会学家robert bellah，《亚洲大趋势》（1996）的作者、美国未来学家john naisbitt，《日本资本主义精神》（1980）的作者山本七平，被誉为“把日本经济学提高到国际水平的最大贡献者”、《透视日本》（1982/1999）一书的作者森岛通夫，《新加坡的挑战》（1989）和《现代精神和儒家传统》（1996）的作者杜维明，提出亚洲资本主义理论的英国伦敦经济学院教授john gray，《亚洲的崛起》（asia rising ,1995）一书的作者jim rohwer，《东亚之锋》（the eastasia edge roy ，1982）的作者 hofheinz ,jr. and kent e. calder，《东亚发展模式》的作者peter berger，以及塞缪尔•亨廷顿、艾森斯塔德、赫尔曼•卡恩、麦克法夸尔、克利福德•纪尔兹、哈罗德•卡恩、哥尔德夏米德、罗纳德•多尔、拉尔夫•林顿、丹尼斯•古莱特、本迪克斯、麦克莱兰、哈根、摩尔、英克尔斯、巴洛齐齐、金日坤等。第二种观点在西方学者中也有一种学术系谱，即在西方危机论（虚构的亚洲中心论）的大系谱下，依次为黄祸论——亚洲崛起论——亚洲挑战论——亚洲——西方危机论（西方衰弱论）。这种系谱缘于西方对自身的反省和批判，尤其是对自身衰弱的忧虑，对亚洲崛起的害怕和恐慌，是西方学者居安思危的危机感的集中体现，当然在不同的程度和层次上也回应和反映了亚洲的发展和实际，热情地鼓励和乐观地前瞻了亚洲的未来发展，但对亚洲的高度恐惧心理溢于言表。“文明冲突论”也好，“历史终结论”也好，最担心的就是亚洲文明，尤其是东亚文明在经济高速发展（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下的自我申张。“和平崛起”和“负责任的大国”战略是中国政府对这种深刻忧虑的积极回应。

当代中国学者包括港台学者大多在一定程度上体认和支持后一种观点，这与我们身处东亚，对东亚文化有切身体会，以及我国政府倡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任务有关。中国学者如经济学的厉以宁（《资本主义的起源》2003）、林毅夫（《经济发展与中国文化》，见《战略与管理》2003.1）、陈峰君（《当代亚太政治与经济析论》1999和《东亚与印度——亚洲两种现代化模式》2002）、张蕴岭（《亚洲现代化透视》2000、《探求变化中的世界》2002）、陈岩（《东亚再崛起》1999）等，历史学的罗荣渠（《现代化新论》1993和《现代化新论续篇》1997）、盛邦和（《中日文化论》1988、《东亚：走向近代的精神历程》1995、《新亚洲文明与现代化》2003）、章开沅（《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关系试析》1988、《国情、民性与近代化——以日中文化问题为中心》1988）、、冯天瑜（《中华元典精神》1994）、孙福生（《20世纪东南亚国家现代化发展模式的含义与影响》，见《北大亚太研究》1998.4）等，社会学的金耀基（《从传统到现代》1966和《儒家伦理与经济发展》1985）、萧新煌（《东亚的发展模式：经验性的探讨》1988）、陆晓光（《中国特殊论》，见《战略与管理》2003.4）等，也都不同程度地认同文化因素对东亚经济增长的贡献。美国《知识分子》季刊1984年推出的“儒家思想与经济发展”专号，香港中文大学1985年编辑的《现代化与中国文化研讨会论文汇编》，1989年台北允晨文化公司出版了杜念中等主编的《儒家伦理与经济发展》，1994年在国家教委支持下由北大历史系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主持召开了“东亚现代化历史经验国际学术讨论会”，会后由罗荣渠、董正华编的1997年由北大出版社出版了《东亚现代化：新模式与新经验》，以上学术文集或研讨会专门就文化因素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研讨。

虽然国内外学术界对文化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地位和作用有所认识，并作了重新估价，但还存在严重的不足之处和许多亟待解决的难题，如下：

第一，文化因素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还没有得到令人信服的理论论证，即人文经济学和文化经济学尚不足以形成科学严谨的理论体系，亟需解决。

第二，影响经济增长的文化变量还没有进行严格和科学的分梳，需要进行专门研究。

第三，只关注儒家伦理与经济增长的关联，对其他宗教伦理和非宗教伦理的文化要素漠不关心。

第四，鉴于东亚经济的特殊表现和我国经济的增长势头，以东亚为个案对文化变量和经济增长进行系统的研究亟需进行，以便为我国经济增长提供战略指导和保驾护航。

二、进行东亚文化与经济现代化相关性理论研究的可能和意义

我所指的东亚概念不是纯粹地理意义的，而是以地理概念为基础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相关联的一种结构概念，尤其是指一种具有深厚的历史和精神气象的文化结构概念，而且这种概念本身也是一种动态的发展过程，随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关联性变迁而变迁。因此，东亚概念不仅包括东北亚的儒佛道三教文化区，也包括东南亚的儒佛文化区，甚至包括印度次大陆的佛教——印度教文化区，当然整个东亚在文化传统上最大的共同点是一个儒佛文化区，这也是为什么研究东亚不应该忽视印度的一个重要原因。也许未来澳洲可能随着经济和政治上的东亚化而在文化变迁上进一步向东亚接近，这殊难意料。但我认为东亚概念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结构的意义和政策意义上讲是动态的。

研究东亚区域内传统文化因素与经济现代化的关系，要解决的基本问题是东亚区域内文化因素与经济增长究竟有无关联？倘若有关联，则是何种意义上和何种程度上的关联以及如何关联？文化因素是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的？即文化——经济间的作用的机制是什么？这种机制有没有现实的可操作性？在多大的程度上可操作？影响东亚经济发展的文化变量该如何进行类型学的分析？影响东亚经济发展的文化变量除了要考虑儒家文化因素外，其他宗教和民间信仰以及价值观因素对经济发展有无影响？尤其是弥漫东亚的佛教文化对东亚经济发展究竟有无影响和有多大的影响？影响经济增长的其他因素还有哪些？这些因素之间是怎样发生作用的？文化因素在其中所处的地位如何？文化因素与其他因素的关系及发生作用的关系如何？这些关系又是如何发生的和如何发生作用的？在文化因素和经济发展之间可否建立某种指标或指标体系以考量文化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或障碍？柯德尔——霍夫亨兹难题（东亚经济的长期高速发展有其特殊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相关联的深层次结构因素在发挥作用，以至其他国家简直无法模仿）该如何解决？福山悖论（力主“历史终结论”的美国学者福山，认为人类历史将终结于满足了人们最美好心愿的“自由民主制度”，为何最后又担心“自由民主制度”导致出现“最后的人”和“东亚的挑战”？）说明了什么？东亚的战后的经济增长是在殖民主义结束、国家独立和政治稳定的大环境下获得的，这与东亚殖民主义时期的文化更新有没有关联以及有多大的关联？文化变迁是否与制度变迁一样对经济增长发生影响？是否可以假定经济自变量对经济发展起短期作用，制度变量对经济发展起中期作用，而文化变量将对经济发展起长期作用呢？东亚未来的经济发展，尤其是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能否从东亚和中国五千年来的文明发展中吸取智慧、灵感和从中受益？中华文明独一无二的延绵不绝是否隐含着某种深刻的发展智慧？东亚文化对于经济发展是否与西方文化对于经济发展具有同样有效的普适价值？是否东亚经济发展有助于两种文化在东亚的阴阳和合，而这种和合产生更快的经济发展或更有价值的经济发展？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标是人的完美发展、社会的和谐发展和一个美好社会的出现，在此，东亚文化对经济发展将作什么贡献？鉴于此，东亚文化究竟该如何更新？东亚发展模式该如何估价？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是一种社会品格，物质文化是其果实，精神文化包括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和哲学等是文明发展的杠杆、精致品和活的灵魂，是建立于经济发展的基础之上而又会能动地反作用于（促进或阻挡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促进或阻挡）经济发展的因素。文化具有对经济进行反馈和反思的功能。经济历史学家塞缪尔•亨廷顿认为：就解释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同模式而言，关键的独立变项是文化，亦即流行于社会上居支配地位的一些集团的主观态度、信仰和价值观。有用的发展模式似乎并不来自知识分子规范性的理论阐述，而是来自各社会的历史经验。需要再次强调地指出现代化与西化的区别，现代化和西化的搭档关系已经被打破，第一，西方殖民统治业已变成历史的陈迹；第二，精英分子越来越多地产生于本民族的文化而不是产生于巴黎、伦敦或纽约；第三，非西方社会从来不曾与西方文化有多少接触的人民大众在政治上的作用日益重大；第四，主要西方国家的全球性影响继续相对减弱。因此，本土文化对于决定非西方社会的发展进程自然就更为重要了，也可以进一步说明文化对解释不同发展模式的重大关系。

我认为非西方的现代化包括西方化和非西方化两面，是西方的普适性与非西方的本土性的融合。传统的区域研究专家抱着极其偏狭的观念，完全无视比较文化研究方法，发展研究正在引导人们重新将焦点对准文化以及主要文化传统之间的差别和各国文化之间的差别，其中发展伦理学正在追问什么是“真正发展”，对非西方社会的西方式发展正在进行价值重估。主张文化的可持续发展和发展战略的文化品位。亨廷顿认为，如果东亚、拉美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现在与将来的发展目标上及目标达成上的差别可以从东亚人、拉美人和非洲人不同的价值观和信仰中找到，那么，自然应当把文化的比较分析放在首位。文化对发展的影响要求发展学者进行系统的、经验的横向比较的以及历史纵向的研究。

我认为，从东亚经济发展和创造奇迹的历史经验来看，外层次的政策因素（如产业政策、投资政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出口导向政策等）和经济自变量，中层次的制度因素（政治经济制度等）和结构变量，深层次的精神因素（价值观、宗教伦理、社会心理、习俗等）和文化变量，都会对经济发展发生作用，而且三层次之间也发生关联和反馈作用。

进行东亚文化与经济现代化相关性理论研究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如下：

第一，正如总理2003年12月10日在美国哈佛大学作的题为“把目光投向中国”的著名演讲中所言：进入21世纪，人类面临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更加复杂。文化因素将在新的世纪里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在此，我们必须理解经济发展与文化发展的互动关系以及文化因素对经济发展的精神制动，包括精神支持或精神障碍。我们必须寻找驾驭和创造这种精神制动的方法。

第二，对人文经济学和文化经济学的建设具有基础性和理论性的学科建设意义。

第三，借鉴离我们国门最近、而文化传统又最相似的东亚地区经济发展经验和文化建设经验。

第四，以东亚地区为个案，对经济发展与文化动因、经济发展与精神支持、经济发展与精神动员、经济发展与文化更新（或者说文化变迁）进行研究，将大大有助于我国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和协调发展以及更快的发展速度。

第五，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高度重视经济发展与文化传统的紧密关联性，该研究将对此提供智力支持。

第六，对发展经济学和发展哲学，推动他们不仅仅关注人与自然（人与天）的可持续发展，也进一步关注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我（心灵）的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应该具有以上三重含义，方为完美。

进行该研究的理论价值主要体现在人文经济学和文化经济学的建设，以及对发展经济学和发展哲学的发展上，另外就是对影响东亚经济发展的文化因素进行了类型学和结构上（机制上）的分析。

实际应用价值体现在：一是借鉴东亚地区经济发展的经验教训，深刻了解东亚经济发展的深层次的结构性力量，以及这种结构性力量中文化在其中的地位，从而自觉地利用这种力量去推进我国的经济发展。二是体现在政府的发展战略制定上，要考虑文化因素对于经济发展以及相连带的社会稳定和人的生存价值的不可小视的力量，要考虑可持续发展的人文含义，不仅是人与自然要协调发展，而且人与社会、人与自身都要得到协调发展，即要考虑经济发展的人文代价，而不是不顾一切地追求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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