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利经济学论文十篇

福利经济学论文篇1

关键词：福利；经济收入；实质自由；权利

中图分类号：F061.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8）011-0016-02

福利是一个歧义丛生的概念，人们对福利的内涵有不同的理解。在福利的政策实践中，各国也产生出不同的福利模式，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或者大小之争。总体上讲，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福利的认识及实践在不断地深化。

人们通常将福利与人的主观感受联系在一起。德国经济学家E.恩格尔认为，社会福利是为了达到“满足日常生活欲望的状况”。吉登斯则认为，“福利在本质上不是一个经济的概念，而是一个心理学的概念，它关乎人的幸福”。与强调个人的心理状态和主观感受不同，现在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福利不是单纯的个体的事情，它关乎整个社会；福利的获得除了自身的努力之外，还需要社会整体的统筹安排。政治和经济制度的设计对福利的获取和实现有至关重要的影响；此外，文化和道德因素也对福利产生作用。

本文通过回顾福利经济学的发展史，分析福利内涵的演进和变化，重点分析阿马蒂亚・森的福利观点。最后，结合我国社会发展实际谈谈自己的一点看法。

一、福利经济学的福利观念

对福利内涵的认识经历了一个历史过程。从福利经济学说史角度考察福利内涵的变化或许更具启发意义。

首先来看旧、新福利经济学对福利的论述。福利经济学是西方经济学家从福利观点或最大化原则出发，对经济体系的运行予以社会评价的经济学分支学科。旧福利经济学代表人物庇古，以边沁的功利主义哲学及马歇尔等人的局部均衡经济理论为基础，以完全竞争为前提，系统地论述了福利概念及其政策应用，建立起福利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庇古将福利等同于效用，并进而认为效用可以用货币来表示。庇古引用边际效用的概念，认为边际效用越大，福利越大。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全社会的经济福利可以用国民收入来表示，国民收入是一国国民的个人福利的总和，国民收入总量越大意味着国民福利越大。庇古认为，可以通过优化资源的配置和通过国民收入的再分配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

新福利经济学代表人物卡尔多、希克斯、萨缪尔森等人运用“序数效用论”、“帕累托最优”、“补偿原理”等分析工具来论证福利的最大化途径。与庇古相比，新福利经济学更加强调市场的作用而忽视收入的再分配。他们认为，由于福利是一种主观的心理感受，福利大小完全取决于个人的心理状态，所以福利在个体之间不具有可比性，继而反对对收入的转移和再分配。

通过对新旧福利经济学的简单考察，可以看出，新旧福利经济学的代表人物都将福利等同于收入，收入的多寡决定福利的多寡。所不同的是，旧福利经济学主张对收入实施二次分配，新福利经济学则十分崇拜市场的调节功能，对收入的再分配问题主张“价值中立”。

总的来说，新旧福利经济学对福利的认识停留在经济福利方面，对福利的研究囿于国民收入和经济效率方面，迷信财富万能，以为财富的增长可以解决社会出现的贫困、不公平等问题，可以满足国民的福利需求。如此狭窄的研究视野使福利经济学的发展出现了危机，使得一些经济学家对福利经济学的发展前景缺乏信心。英国经济学家格拉夫说：“要建立一种有用而值得重视的福利经济学理论的可能性非常之小。”特别是当“阿罗不可能性定理”提出之后，也意味着新福利经济学的终结；同时，也为福利经济学的未来打开了另一扇窗。事实上，自20世纪下半叶来，对福利经济学的研究的确取得了重大进展。比如民主社会主义、新自由主义和中间道路均对福利问题提出过独到的见解，对福利理论和政策实践曾起过积极的推动作用。但笔者认为，阿马蒂亚・森的研究尤为重要，因为他开辟了福利研究的新视角和新方法，使人们对福利的认识前进了一大步。

二、森的福利理论

阿玛蒂亚・森在批判以往福利经济学的基础上，以新颖的视角和方法为福利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可能。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森对福利主义提出了批判。福利主义认为个人与社会福利水平可以通过一揽子生产和消费的商品量来进行衡量。森对此提出了批评，认为这是福利主义狭隘性的体现。因为，由于不可能获得对于个人福利的完全信息，仅仅通过对收入和财富的比较不可能对社会福利作出一个准确的比较。第二，森对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社会福利函数理论进行了批判，认为仅用个人效用指标来衡量社会福利也存在着缺陷，功利主义将导致“反公平现象”。据此，森提出了“能力”中心观取代幸福的效用观。这样，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来自个人能力的培养和个人能力的提高。第三，森对福利经济学“价值中立”的原则也进行了批判。他认为福利主义“价值中立”的原则对可以运用的信息施加了种种限制，使得一些非经济事件如压迫、剥削等被排除在社会福利函数之外，而这些事件对社会福利的影响很大。森主张把基本价值判断引入福利研究领域，森的基本价值判断是指在任何条件下都被认为是正确的价值判断，如追求自由、反对剥削和压迫等。只有满足了基本价值判断，经济福利的改进才能被视为社会福利的增加。第四，森对贫困与饥荒问题的研究是对传统经济学“财富万能”观点的挑战。传统经济学认为由于市场竞争所创造的财富必然会解决贫困问题。而森认为人均收入的增加并不必然会带来社会福利的增加。

与前面所述理论进行比较可以发现，与以往福利经济学所倡导的重物质利益、财富、经济增长、效率以及收入均等化不同，森更关注个人生存和发展的能力；关注基本的价值判断，关注真正意义上的人；关注公平、正义等与福利攸关问题。

在《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中，森更是从实质自由的高度论述福利、自由和社会发展之间的关联。森把发展的目标看做是等同于判定社会上所有人的福利状态的价值标准。森认为财富、收入、技术进步、社会现代化是为人的福利服务的。森对实质自由的定义有助于我们提升对福利内涵的理解。在森看来，实质自由是一种可行能力。它包括“免受困苦――诸如饥饿、营养不良、可避免的疾病、过早死亡之类――基本的可行能力，以及能够识字算数、享受政治参与等等的自由”。自由还包括各种“政治权益”。

由此可以推断，福利的构成不仅包括物质方面，还包括精神文化、政治参与、社会机会和社会交往等方面。在森那里，福利就是人的需要的各个方面，这些需要通过全社会的积极努力才能得以实现。森从经济伦理和道德哲学高度论述的福利内涵极大地开阔了人们的研究视野，使福利经济学的研究视角发生重要转变。现在，人们更加注重从可行能力、社会权利、生活质量等角度对社会福利问题进行研究。同样，森的福利理论对各国的社会政策实践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通过对福利经济理论的演进分析，可以看到，人们对福利的认识在不断拓展。从强调经济增长和收入再分配，到倡导增强人的可行能力和拓展实质自由，福利的内涵发生了质的变化。福利内涵的演进和其展现出的价值理念对我国当前的社会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启发意义。

三、几点认识和启示

福利与个人的生活状态和权利实现密切相关，与社会的发展阶段和发达程度密切相关，即是说，福利水平的高低受制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同时福利观念的转变和福利制度的革新不仅有利于促进社会经济发展，还能进一步提升社会的整体福利水平。通过福利内涵的考察，结合我国的实践，可以得到以下启示：

1.正如我国经济发展历程所揭示的，一般而言，在经济发展初期，民众的福利多体现在物质财富的增长上，这也是早期福利经济理论研究的重点。但在过去的数十年中，由于片面追求GDP量的增加，带来了生态恶化、资源枯竭、贫富差距拉大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占人口多数的阶层的福利状况并没有得到真正的改善。一些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越来越尖锐。因此，需要以新的发展观和福利观取代传统的发展观和福利观，以增进社会和个体的福利水平。新的福利观应充分赋予社会和个体社会权利，以培育和增进其可行能力。

2.机会公平、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是社会正义的要求，也是社会发展和福利增进的必要基础。公平意味着不能剥夺他人参与平等竞争的机会；意味着反对滥用特权。在我国，由于城乡差别、区域差别、行业差别，人们获取资源的机会存在很大差别。反思我国改革中存在的贫富差距，作为一种结果的不公平，它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机会的不平等，源于差别化、分别对待的制度和政策设计。缩小贫富差距、提升民众福利不仅需要通过制度安排以尽可能地解决结果的不公平问题，更为重要的是要通过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制度确保个体参与社会和经济活动的机会公平，同时重视纠正社会和经济竞争过程中出现的不公平现象。

3.民主政治建设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是人的自由权利从而幸福快乐的保障。森的研究表明，一个健康、良好的市场的形成，在根本上有赖于它和民主政治变革之间的良性互动。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是消除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这是市场正常发展、公平竞争、有序运作的基础。民主政治建设意味着还政于民，让民众享有对社会重大事务的知情权、决策权和管理权。通过对政府权力的有效约束和监督，真正实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参考文献：

[1] [英]格拉夫.理论福利经济学[M].夏炎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2] [英]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M].于真,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3] 费梅苹.社会保障概论[M].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05.

[4] 范斌.福利社会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福利经济学论文篇2

【摘要】自经济学诞生至今，功利主义一直是主流经济学理论的立论基础，经济学幸福理论的发展基本围绕幸福效用化—效用物质化—物质化效用数理化这么一条主线展开。幸福和快乐是人类追求的终极价值，也是人类探讨的永恒主题。经济学自诞生之日就以促进人类幸福为当然使命，幸福理论在经济学中拥有至高无上的荣耀地位，既是经济学存在的前提，又是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同时还是经济学及社会经济发展的终极目标。从根本上讲，经济学就是幸福学，一部经济思想史就是一部幸福思想史。

一、古典经济学的幸福理论

参照赫希曼（AlbertHirschman）的观点，我们可以认为：“道德哲学时代”的人们追逐权力和荣誉给人类带来的无尽灾难导致了中世纪禁欲主义的盛行，而18世纪中叶开始视赚钱为“一种温和的欲望”的思想又导致了道德情感主义伦理哲学的诞生。这个时期，伦理学也开始从研究“神”转向研究“人”，从谋幸福于神转向谋幸福于人。斯密师徒及好友一干人发起和倡导道德情感主义的根源正是赫希曼所讲：“人们期望通过巧妙地利用一种欲望抵制另一种欲望来调控社会发展。”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写作的《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二者之间真正的内在思想联系应该是这样的：前者论情感、美德和幸福，而且论证了适当的情感才是美德，有美德才能得幸福；后者论经济人如何通过追求财富来满足个人“一种温和的欲望”，“温和的欲望”的满足将会调节其的欲望，抑制权力、荣誉等有攻略性和毁坏性的欲望，使人变得能自制，有美德，进而能幸福。而且，斯密还相信这种满足和调节能在“看不见的手”指引下通过“利己而利他”来普世。这就是斯密著作体现的道德情感主义的幸福原理。

边沁继承了快乐主义思想，同时也继承了道德情感主义的幸福思想。边沁避开了对幸福性质的价值判断，认为所有幸福无论源于何处，带给人们的愉悦感都是相同的，并声称“幸福的数量是相同的，图钉和诗歌一样美好。”边沁认为，人们对快乐和痛苦的评价是主观的，促进大最多数人的最大程度的幸福需要在个人之间进行功利或效用的对比才能实现，这种效用的对比需要用货币单位来进行度量和加减乘除的精确计算。边沁为衡量快乐制订了七大标准，同时列举了14种快乐。边沁对经济学幸福理论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确立了经济学的功利主义原则，把人类所有的动机都归结于对快乐的最大化追求。边沁因此而认为自己掌握了人类通往幸福的钥匙。二是用功利或效用表示幸福，用效用计算幸福，用效用原理来表述功利主义原则。三是指出了效用递减律。尽管边沁认为经济学应该成为用数学形式表达幸福的一门科学，但他并没有能够真正做到对效用的进行数学分析。

边沁的功利主义在经过了穆勒的修正和完善之后，才真正开始成为支撑功利主义经济学大厦的哲学基石。穆勒用幸福主义对边沁的快乐主义进行了修正。其一是对快乐进行了数量和质量的区分。穆勒同边沁的区别在于：边沁认为人类的行为动机仅受自我满足的欲望驱使，而穆勒认为边沁忽略了人们出于自身目的对美、荣誉和其它目标的追求，人们不仅要关心享乐的数量，也应关心享乐的质量。穆勒这一思想表现在他对一个著名论断的引用：“宁可做一个不满足的人，也不做一头满足的猪；宁可成为不满足的苏格拉底，也不愿成为一个满足的。”其二是用幸福主义取代了边沁的快乐主义。穆勒认为，幸福是一个具体的整体，也是一个多元的概念，爱音乐，追求健康，崇尚德性，追求个体的自由发展等等，都可以作为幸福的组成部分；金钱、名望、权势等是追求幸福的手段，也是可作为幸福的组成部分；快乐之有价值也是因为快乐是幸福的组成部分。这里，穆勒不是以快乐为最终标准，而是以幸福作为道德的终极目标。

二、新古典经济学的幸福理论

边沁计算快乐的思想激励着其后一代又一代的经济学家们，诞生于19世纪70年代初的边际学派精心设计了一套计算幸福的效用理论，紧随其后的新古典主义，进一步明确了“经济人”的“理性”特征，发展了“理性经济人”以效用最大化为准则的幸福计算、比较、选择、交换和分配的整套市场理论。边际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经过百年发展，不仅实现了功利主义幸福理论的数理化表达，也让人类从只有“温和欲望”的“经济人”时代走向工于效用（幸福）计算和最大化选择的“理性经济人”时代。

1、效用函数：功利主义幸福理论的数理表达

杰文斯（WilliamstanleyJevons，1835—1882年）继承了功利主义的效用理论，认为“经济人”之为经济人具有两个特性：其一是他们从消费品中获取效用：“个人需要的任何物……必须具有效用。在经济科学中，我们尊重人的本性，而不是要求人应该怎么样。”其二是每个人都是理性的、计算效用最大化的。只有理性的、计算最大化的行为才是经济学所研究的：“为了以最小的付出获得最大满足——以最小成本追求最大需要——换言之，快乐最大化，就是经济学问题。”

杰文斯对功利主义幸福理论的贡献，可用他自己的话说来概括：“财富和价值的性质要用无穷小快乐和痛苦来解释”，“我主张所有科学导向的经济学者必须掌握数学。”

2、理性经济人：效用最大化的幸福计算机

马歇尔（AlfredMarshall，1842—1924年）对功利主义经济学及其幸福理论的主要贡献之一就是对“理性经济人”的界定。

马歇尔所谓“经济人”的理性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经济人”都有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特性。其二，“理性”的“经济人”重视道德和法律的制约，是一种温和与开明的自利。其三，“经济人”的自利行为不仅包括对物质利益的追求，也包括对精神满足的追求，而物质利益通常也能带来精神需求的满足。

马歇尔赋予“经济人”以“理性内涵”，“不仅构筑了现代经济分析的逻辑起点，而且规定了市场经济下‘理性经济人’的道德出发点”。自此以后，“经济人”的概念逐渐被“理性经济人”所取代。

3、偏好和理性选择：使幸福的比较、计算和交换成为可能

马歇尔的另一大成就是通过偏好和理性选择的论述，提出了较为完善的需求理论，并将其与效用理论相结合，使功利主义的效用理论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按照马歇尔的理论，“理性经济人”对幸福（效用）的偏好、欲望和需求，通过市场供求关系的操控，在经过市场的计算、比较和交换之后，最终能得以实现。

4、市场均衡：厂商和家庭的幸福最大化

马歇尔认为，财富的积累一般是享乐的等待。人们总是考虑进行合理的交换，以使得劳动带来的痛苦最小化或是避免因获得来自消费品的快乐而进行等待。劳动者进行效用计算，决定忍受多少痛苦的工作；而资本家进行效用计算，决定忍受多久的痛苦等待。“一个谨慎的人会努力把他的财产分配于一切不同用途——现在和将来的，以使他的财产在每一用途上都有相同的边际效用。”因而，效用最大化的计算掌控着从家庭部门到厂商部门的劳动和资本服务的实物流，以及从厂商部门到家庭部门的消费品实物流。

三、福利经济学幸福理论

在消费者效用最大化和生产者利润最大化条件的基础上，新古典经济学家构建了一个精致、匀称、美丽、令人满意的演绎及数学大厦。福利经济学关于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研究，使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如虎添翼，达到了发展的巅峰。福利经济学的创始人庇古（A.C.Pigou，1877-1959）基于功利主义幸福理论和个人效用可以比较的假设，提出了社会总效用可以计算并可最终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理论。但在经济学的实证研究证明了效用不可比较之后，庇古的理论被贴上了“旧福利经济学标签”而遭冷遇。而新福利经济学基于帕累托最优概念和一般均衡理论，构建了一套关于自由市场的竞争、均衡和最优状态以及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完整的理论体系。

1、帕累托最优：功利主义的“极乐世界”和“永恒幸福”

帕累托最优概念的提出，导致了福利经济学基本定理的诞生：在不存在“外部性”条件下，每一个完全竞争的均衡都是帕累托最优的，这就是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在不存在规模经济条件下，每一个帕累托最优的社会状态也都是相对于某一价格组合和某种资源的初始分配的一个完全竞争状态，这就是福利经济学第二定理。黄有光教授甚至证明了“一个人、一个群体、一个部门、一个国家（或者一些国家）得到了诸多改善，他人也会从中受益”的福利经济学第三定理。福利经济学基本定理告诉我们，任何完全竞争的市场均衡都是帕累托最优的，同时，总存在一个资源的初始配置使得市场能够实现帕累托最优的社会状态。即便帕累托最优的条件不能完全满足，只要通过“帕累托改进”能使一个人的福利有所提高，同时又不损害其他人的福利，这也是最为可取的最佳选择。一个人的福利的提高，致使他人福利也得到改善的情况尽管与帕累托最优原则相矛盾，但也不失为一种从个人最大化走向社会最大化的证明。

帕累托最优理论和福利经济学基本定理使新古典微观经济学达到了发展的顶峰：自由市场的、竞争性的资本主义制度必然配置资源，分配收入，并且在消费者中分配消费品，以至于没有任何通过消费、交换或生产上的变化实现的资源再分配能够明显增加正在生产和交换的商品价值。帕累托最优标准和帕累托改进表明了社会从资源和财富分配中所能获得的最大福利，亦即功利主义“最大多数人最大程度幸福”实现的理论上的可能性。

只要人们接受现在的资源和财富分配，那么，个人最大化行为自动促使社会达到的帕累托最优状态，因此必然实现功利主义“最大多数人最大程度的幸福”，这在新古典福利经济学著作中被认为是“极乐点”或“受约束的极乐点”，类似于圣·奥古斯丁（SaintAugustine）教义中的“极乐世界”和“永恒幸福”。

2、次优理论：帕累托最大化幸福梦想难真

福利经济学关于市场最优和社会福利最大化的严格的前提条件是：完全的私人所有制、完全竞争的自由市场、完全的市场信息等等。犹他州大学经济学教授享特（E.K.Hunt）则更为详尽地列出了福利经济学实证分析的全部假设：第一，大量的买卖者，任何人都没有足够强大的力量能对均衡产生明显的影响；第二，任何企业都能容易地进出一个行业；第三，投入和产出是同质的，且能分成任意大小的单位；第四，对未来没有不确定性；第五，对生产和消费的所有可能选择具有完全知识；第六，生产函数满足“合适的二阶最优条件”；第七，同样合适的效用函数在整个时期都是稳定的；第八，生产率一般不受财富、收入和权力分配影响；第九，只有那些外部经济和不经济（或“外部性”）可以通过税收、补贴或者新产权的创造得到纠正或抵消；第十，市场总是均衡的，有所变化都是从一种静态均衡状态向另一种静态均衡状态的瞬时变化。

3、不可能定理：个人最大化未必社会最大化

尽管新古典福利经济学告诉我们个人福利最大化必然导向社会福利最大化，然而，在次优理论证明了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虚幻性之后，阿罗不可能定理又进一步证明了从个人最大化到社会最大化不仅没有必然性，甚至没有可能性。

阿罗（KennethJ.Arrow）对伯格森—萨缪尔森社会福利函数进行深入研究后发现，从个人偏好导出集体偏好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命题。阿罗列出了从个人偏好导出集体或社会偏好必备的五个条件，基于复杂的数学模型和数学推理，阿罗发现，任何社会选择规则要同时满足五个条件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不存在满足全部五个条件从而实现从个人偏好导出社会偏好的社会福利函数。因为这一结论证明了从个人福利函数导出社会福利函数的不可能性而被人们称为阿罗不可能定理（Arrow’sImpossibilityTheory）。阿罗不可能定理实际上证明了福利经济学从个人福利最大化导向社会福利最大化这条“必由之路”根本走不通。

四、主流经济学幸福理论评价

1、经济人假设的局限

在“幸福效用化—效用物质化—物质化效用数理化和最大化”的演化进程中，新古典经济学进一步抽象了古典经济人的心理和伦理因素，使经济人成了彻底的经济动物和经济学分析工具。这无疑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人类的真实本性和追求主观幸福的经济学初衷。

2、有限理性

理性和非理性的并存，决定了人类不存在完全理性。因此，赫伯特·西蒙（HerbertSimon，1916—2001年）提出了“有限理性”的概念：“理性的限度是从这样一个事实中看出来的，即人脑不可能考虑一项决策的价值、知识及有关行为的所有方面……人类理性是在心理环境的限度之内起作用的。”“理性在它缺乏全知全能时是有限的。不能全知全能大多是指不能知道所有选项，相关外生事件的不确定性，以及不能计算后果。”西蒙还指出，“有限理性应作为对传统全知全能理性的替代”，事实上，“实际商业决策形式非常符合有限理性，但和完美理性假设不相符合。”

3、不完美信息和不完美市场

主流经济学的完全信息条件下的完全竞争市场的假设，已经被现代经济学家们证明是不存在的。现实的市场是非完全信息和非完全竞争的市场。不完全信息、不完全竞争以及外部性等共同决定了真实的市场是一个不完美的市场，新古典福利经济学基本定理所描述的理想化的竞争市场使资源均衡配置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的市场能力，实际上并不存在，市场失灵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市场的经常状态。这一点已经成为主流经济学无法回避的现实。

4、满意化和最大化

主流经济学信奉最大化原则，隐含前提是个体可以找到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决策方案，即人是无所不知，绝对理性的。基于完全理性假设的经济学最大化概念包含两方面的内涵：在确定性条件下表现为效用函数的最大化，在不确定性条件下表现为期望效用函数的最大化。西蒙认为由于信息、时间、认识能力等方面的限制，人的理性有限，现实中不可能找到最优方案。在经济学教科书中，最大化的计算是一个简单的要求结果为零的一阶求导过程。“但是，在现实世界中，许多情况的真正最优化，在可行的容量限度内，简直是不可计算的。”

如何重建经济学幸福理论，是摆在经济学家们面前的重大课题。纵观主流经济学幸福理论的发现脉络，我们不能不承认，以幸福为使命的经济学已经偏离了走向幸福的方向，距离我们追求的幸福目标已渐行渐远。

【参考文献】

[1]赫伯特·西蒙、约翰·伊特韦尔等编：满意化，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M］．经济科学出版社，1991．

[2]斯坦利·L.布鲁：经济思想史（第七版）［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3]穆勒：功利主义［M］．九州出版社,2007．

[4]E.K.亨特著，颜鹏飞等译：经济思想史：一种批判性的视角［M］．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

[5]马歇尔：经济学原理［M］．商务印书馆，1964．

[6]贺蕊莉：新福利经济理论综述［J］．哈尔滨商业大学学报，2005（1）．

[7]西蒙著，黄涛译：西蒙选集［M］．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2．

福利经济学论文篇3

[关键词] 福利国家；理论；模式及困境；启示

[中图分类号] C913.7 [文献标识码] B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更多的关注如何解决民生关注的问题，尤其是社会保障如养老、就业等一系列问题。关注社会保障事业，要追根溯源，考察国外有关发展社会福利的理论，充分理解并运用加以借鉴，这无意对发展我国社会保障事业是有启示的。西方福利国家理论为发展社会保障事业提供了一个蓝图，它的出现提供了一种思路，尽管福利国家理论根植于西方，但是，我国仍然可以借鉴人类优秀的文明的成果，为我所用。

一、福利国家理论的提出及其发展脉络

（一）福利国家理论的提出

1941年，威廉·坦普尔第一个提出“福利国家”的概念，用以区别纳粹德国为统治者服务的“权利国家”，但当时他对概念的解读较为浅显，未对这一概念有着明确的界定。1942年，素有“福利国家之父”之称的英国经济学家贝弗里奇主持制定了《贝弗里其报告》，这份报告对福利国家的蓝图有了大致的规划，指出了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对于英国发展的重要性。报告对福利国家及社会保障的发展影响深远，标志着福利国家理论的成型。福利国家是指由国家立法而建立起来的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目前学术界对于福利国家的性质有着不同的见解，有观点认为福利国家是“管理公共物品的一种工具”；也有学者将其看作是一种社会政策，是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措施的结合；还有学者主张福利国家是一种国家形态。关于福利国家的作用，阿萨·布里格斯在《历史视野中的福利国家》一文中认为福利国家的建立是为了至少在三个方向上纠正市场失灵：其一，保证个人和家庭最低收入；其二，使个人和家庭能够应对某些突发事件，如疾病、失业等，缩小个人社会不安全程度；其三，对公民地位的确认，保证他们能够获得足够的社会服务。虽然福利国家拥有众多的光环，但透过现象看本质，它的目的在于通过对经济生活进行干预来调节和缓和阶级矛盾，保证资本主义社会次序和经济生活的正常运行，以维护资本主义垄断利益和统治。

（二）福利国家理论发展脉络

福利国家的思想最初来源于基督教教义和新教伦理理论等宗教理论中，基督教教义中重要的一条“爱你的国度”成为西方福利国家的理论来源，从基督教分离出来的新教伦理理论也强调“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这些从宗教教义中表现出的平等的观念孕育了最初的福利由全体国民共同享用的思想。与宗教教义密切相关的宗教人员传教活动和慈善活动传播和实践了这一思想，成为早期“福利国家”的缩影。意大利开始兴起的文艺复兴强调的人道主义亦成为了福利国家的另一重要来源，文艺复兴的核心理论在于“三提倡三反对”，即提倡人学，反对神学；提倡人权，反对神权；提倡人性，反对神性，这种理论注重以人为中心而不是以神为中心，强调人的重要性，这种意识在欧洲迅速传播并深入人心，有此意识，福利思想便容易推导出，这种思想的产生为福利国家的产生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石。德国新历史学派强调国家的作用，认为国家可以通过办理社会保险等方式调节劳资矛盾，并用温和渐进的办法改良资本主义，通过代议制调整国家结构，调节经济进行社会再分配，总结起来，其认为市场运行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国家应该采取一定的措施予以纠正，这种思想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福利国家理论的形成。在近代，福利国家理论开始逐步成型，“福利经济学”与“凯恩斯经济学”成为福利国家的重要理论基础。20世纪初期，福利经济学家们认为，国家要通过税收杠杆的方式让收入在富人和穷人之间进行再次分配，以实现贫富差距缩小与社会公平，达到社会福利。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中“积极国家理论体系”直接催生了“福利国家体制的建立”，强调通过财政和货币政策扩大需求，刺激投资，减少失业，提出了收入再分配和消灭食利者理论，这些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拥有了现代福利国家的思想，强调发展经济，减少失业与增加福利，成为现代福利国家理论的重要理论来源。

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建成“福利国家”的国家。英国之所以能建成福利国家，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福利国家之父”贝弗里奇及由他所撰写的《社会保险和相关服务》的报告（简称贝弗里奇报告），这份报告提出社会福利不仅是特殊群体应该享有的权利，而应成为全体社会公民都应享有的社会保障权利，并从英国的现实出发，指出贫困、疾病、愚昧、肮脏和懒惰是影响英国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五大障碍，并据此提出政府要统一管理社会保障工作，通过社会保障实现国民收入再分配的建议。除此之外，报告和设计出一整套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制度，规划了福利国家的雏形，例如提供全方位的医疗服务，为儿童提供一定的教育补贴等等，这些都极大地促进了英国福利的巨大飞跃。除此之外，报告还指出社会保障应该遵循以下四个基本原则，第一，普遍性原则，社会保障应满足全体居民不同的社会保障需求；第二，保障基本生活原则，社会保障职能确保每一个公民最基本的生活需要；第三，统一性原则，社会保险的缴费标准，待遇支付和行政管理必须统一；第四，权利和义务对等原则，享受社会保障必须以劳动和缴纳保险费为条件。这四个原则成为福利国家所普遍认同的基本准则，指引了福利国家制度向前发展的方向。

瑞典是“福利国家”的典型代表，它以高福利为特征得到世界的关注。瑞典建立福利国家的方式是在实行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的基础上发展养老、医疗、失业等各种保险。凯恩斯的需求管理政策是通过调节宏观经济总需求来达到一定政策目的的宏观调控方式，目标主要在于充分就业，价格稳定与经济持续增长，这种经济政策可以对整个经济生活进行有效的调节与控制，这种政策的执行与实施加之充分的社会保障，并提供较高的国民福利。除此之外，瑞典所推行的“合作主义”也使得其福利水平有了进一步的保障与提升。瑞典是世界上劳工组织力量最为强大的国家之一，强大的劳工组织，保障着工人权利的方方面面，从工作时间、劳动保险到在培训与收入平等，这些都有着充分的监督力量。所有的这些政策与组织，促使了瑞典“从摇篮到坟墓”式的福利国家的诞生，并在一定时期内成为世界的典范。

日本也是国民福利较高的福利国家之一。日本之所以能建立福利国家，其原因在于拥有较为完善的福利国家体系，这个体系有三个重要的特征，分别是福利政治特征、再分配结构特征和规制结构特征。福利政治特征在于日本国内社会主义民主势力的薄弱与国家官僚制度的强大，这在一定程度上为日本建立福利国家提供了便利；再分配结构特征在于日本社会支出的薄弱与公共事业的推崇，有着较为完善的再分配制度，实行横向的社会再分配；规制结构特征在于社会规制的薄弱和经济规制的强大，强调经济规制，这也符合福利国家对经济的巨大需求性。正是由于完善的福利国家体制，才使得日本跨入了“高福利”的福利国家。

二、福利国家理论的模式及困境

西方学者认为，福利国家是在市场机制不完善的情况下，国家利用其职权保护国民使其免受社会风险，这种保护主要是通过由政府提供家庭和个人因社会风险所带来的收入损失即最低收入保障制度，并帮助家庭和个人抵御其可能延续的后续危机上（如疾病，失业等）。通过这种方式，来对整个社会的贫困者和弱势群体给予资助，维护资本主义社会的安定。1929年至1933年的经济危机使得政府只充当“守夜人”的理论遭到社会的抛弃，凯恩斯把政府需通过宏观调控促进经济发展变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主流思想，政府可以通过经济和社会政策调节生产与分配。至此，福利国家的经济职能得到了普遍的认同。福利国家同样强调了国家的社会功能，国家通过税收制度把工业社会的财富进行一定程度上的集中，并通过社会再分配的方式将这种社会管理的职能延伸到居民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面，包括居民的医疗保障，教育保障以及住房保障等等，这种社会功能只有福利国家才能做到，其福利越高，相应的社会功能将会越强烈。

福利国家的基本模式是以国家为主导，采取“高税收，高支出，高福利”的模式。但因欧洲各国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文化不同，各国采取的福利模式也有一定的差别。艾斯平？安德森在《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一书中将社会权利与福利国家有机联系起来，按非商品化程度的大小，将福利国家模式分为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自由主义的福利制度的非商品化程度最低，强调个人自由，私有制与自由，这种福利制度的救助对象是低收入的工人阶级，救护的方式，数量和手段都较少。保守主义的福利制度是以参与劳动的年限和社会保险缴费记录为依据划分福利多少的一种救助制度，这种制度与个人密切相关。社会民主主义福利制度带有普适性的色彩，这种福利制度下所获得的社会福利与工作表现及缴费关联程度不大，主要取决于公民资格的确认，可以满足不同阶层的需求。

福利国家的实行虽然给福利国家的民众带来了众多的福利与保障，但其是一把“双刃剑”，在带来高福利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问题与挑战，最大的问题在于政府财政负担过于沉重。由于福利国家的众多福利措施主要是由政府主导的，因此政府在财政支出上要为巨额的福利费用买单。例如，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欧共体国家（英国除外）的社会支出占总公共支出50%以上，荷兰、前西德、瑞典、丹麦在1981年的社会支出超过GDP的1/3，这些社会支出福利费用占据了政府财政收入的很大一部分。近些年来，一些国家开始意识到这一问题，并有国家有了削减福利以缓解财政紧张的意图，但民众对于这些意图却并不买单，福利削减异常困难，政府由此陷入两难的境地。此外，高福利容易产生养懒汉的现象，影响经济发展。众所周知，福利国家的福利是给予民众全方位的高待遇，这几乎包括了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以及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例如失业，福利国家所给予民众的失业救济金几乎与上班民众的工资水平差不多，这在一定程度上使的人们催生不需要工作也能满足个人基本生活的想法，这种思想的蔓延使得一些民众靠着政府的福利生活，并最终影响到国家经济发展及综合竞争力的提升。

三、福利国家理论对完善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启示

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经济一直保持较快的增长势头，2010年我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并已进入小康社会。但纵观全局，我国的小康社会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农业人口过多，人均收入偏低，社会福利水平整体偏下成为当前额待解决的现实问题。福利国家理论虽是资本主义国家改良，缓和社会矛盾的一种手段，但其中的一些政策和方法对与我国当前增加民众福利，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具有重要参考价值，输理与借鉴，反思与完善，这是当前我国发展社会保障事业的关键所在。

（一）努力促进经济进一步发展，提高经济发展速度

福利国家实施的根本前提就在于经济发展，没有经济的腾飞，福利国家是没有办法实现的。并且福利国家的经验也证明，如果没有经济的发展作为支撑和保障，高福利只会拖慢经济发展的速度。社会福利还具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荆轮效应”，即社会福利只能不断提高不能下降福利或很难降低既有的社会福利水平，这些都要求我们努力促进经济发展，提高经济发展的速度，只有经济上得到了发展，才能为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不断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即使在遭遇2008年金融危机，各国经济进入“严冬期”的时候，我国经济也保持着一定的增长势头。但人民对于社会福利水平的期待是无限的，希望拥有更高水平的社会保障水平和福利水平。当前，我国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事业还处在一个保基本的阶段，只能满足群众基本的社会保障需求，部分社会保障项目还出现了资金不足的现象。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我国要不断提高自身的经济发展水平，在注重环境的基础上努力提升经济发展速度，为建立更高水平的福利社会打下坚实的基础，同时建立高福利水平的国家不能操之过急，需量力而行，紧跟经济发展的脚步，一步一个脚印，扎实逐步地向高福利国家推进。

（二）采取各种措施提高劳动者就业水平，保障充分就业

充分就业是福利国家的一个明确特征，也是我国当前需要妥善处理的关键环节。之所以说提高劳动者就业水平保障充分就业重要，其原因在于一方面充分就业可以降低社会保险中失业保险的支出，有更多的资金可以流向到其它资金不足的社会保险项目中，以提高整体的社会保障水平。另一方面，我国社会保障资金的来源就是就业之后由企业和个人共同缴纳的，越是充分就业，政府所吸纳的社会保障资金就越多，保障水平就越高。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2012年的最新统计，当前我国就业率连续九个季度维持在4.1%，存在结构性失业，尤其是应届大学生的就业形式非常严峻。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应加大力度解决失业难题，努力通过各种措施提高劳动者就业水平。在优化产业结构方面，大力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在援助失业者方面，给予就业援助，开展再就业培训，使失业者掌握一定的就业技能，帮扶弱势群体进行就业。在大学生就业难方面，努力解决好大学生就业的问题。并鼓励其自主创业，在解决好自身就业问题的同时，吸纳更多的劳动者，促进经济发展。只有解决好就业这一难题，我国的社会保障水平才会得到进一步的提高。

（三）通过各种政策措施，加强对弱势群体的扶持力度

西方福利国家的特点之一就在于对弱势群体采取很大的扶持力度，保证低收入者和无收入者能够“按社会流行的标准过文明的生活”]。福利国家对于老人及失业者的补助力度是非常大的，即使退休及失业也能从政府手中领取养老金和保障金，而这些资金足可以保障其渡过难关并体面的生活。我国现在应着力扩大社会保险的覆盖范围。努力实现全覆盖，尤其是要建立建全农村养老保险制度，这对于弱势群体来说非常重要，有了这份保障，弱势群体的生活会相对容易。在社会救助方面也应加强力度，提高对老年人的补助力度和范围，特别是保障农村地区没有养老保险的老人们的生活，并随着经济的发展，提高补助水平，让老人们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对失业人口也应给予一定的补助并给予技能上的培训，帮助其实现再就业。只有加强了对弱势群体的扶助力度，我国的社会福利水平才会有一个明显的提升。

（四）政府应在社会保障制度中发挥主导作用，并积极鼓励社会力量参与

政府在社会保障中发挥主导作用是关键的，政府要担任供给的角色，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使民众拥有良好的社会保障。政府要担任监督者和管理者的角色，对社会保障各个方面进行完善的经营管理，并进行监督。政府积极鼓励社会力量加入到社会保障制度中来，以此提供民众的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水平。当前，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有着较为完善的体系，处在正常发展的轨道上，但是还存在保障水平过低，没有实现城乡全覆盖等问题，这些问题需要政府通过各种措施不断推进社会保障水平来得以改进。此外，我国人口众多是我国面临的最现实国情，庞大的人口数量使得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光依靠政府是远远不够的，政府需努力通过各种政策措施鼓励民间力量流入到社会保障制度中来，增加他们的积极性，充实社会保障水平，这种做法既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进步，也可增加人民的福利水平。

[参 考 文 献]

[1]袁群，安晓敏.北欧福利国家的改革及对我国的启示[J].经济问题探索，2006（11）：139-142

[2]乜琪.浅议福利国家的产生[J].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7）：104-107

[3]胥丽.债务危机背景下西方福利国家模式的困境与启示[J].江西社会科学，2012（6）：186-190

[4]叶美玉.“福利国家”的理论和实践及其对我国的启示[J].社会纵横（新理论版），2010（2）：63-64

[5]华迎放.“福利国家之父”的传世之作[J].中国社会保障，2006（7）：32

[6]武川正吾，龚剑.日本的福利国家体制[J].社会保障研究（北京），2005（6）：86-95

[7]曲明影.西方福利国家理论述评[D].长春：吉林财经大学硕士论文，2011（4）：8-17

[8]朱荣科.中国成为福利国家的可能性分析[J].求是学刊，1997（11）：54-58

福利经济学论文篇4

[关键词]福利经济学；社会救助

一、引言

福利经济学是一门研究如何增进社会福利的西方经济学分支，主要研究如何进行资源配置以提高效率、如何进行收入分配以实现公平以及如何进行集体选择以增进社会福利。社会救助是指公民因各种原因导致难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平时，由国家和社会按照法定的程序给予款物接济和服务，以使其生活得到基本保障的制度。一个真正具有生命力的制度不仅仅是一个技术设计完美无缺的制度，更重要的是把握住它的思想来源和精神基础。社会救助制度的设计与实施，从福利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就是要在公平和效益的博弈中最大程度地改善穷人福利的问题。在福利经济学的历史演进中，我们要汲取思想营养，为社会救助制度的设计提供理论指导，并在实践中对社会救助的实施提供价值规范。

二、福利经济学历史演进中的主要思想

传统经济学对福利经济学的思想都追溯到边沁的功利主义上，而真正意义上将福利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来看待，并首次建立了福利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是庇古在1920年出版的《福利经济学》。二战结束后，一大批福利经济学家的出现和大量的福利经济学文献的出版，极大地拓宽了福利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与内容。因此，经济学界一般将福利经济学的发展分为新旧两派。旧派以英国庇古为代表，新派导源于意大利著名经济学家帕累托，为英国的卡尔多、希克斯与美国的勒纳、萨缪尔森等所倡导。

1.庇古及其边际效用价值论

庇古以边沁的功利主义哲学及马歇尔的基数效用论和局部均衡论为理论基础，以完全竞争为前提，系统地论述了福利概念及其政策应用。庇古认为个人的福利可以用他所享受的物的效用来表示，整个社会的福利应该是所有个人效用的简单加总。在此基础上，庇古论述了社会福利与国民收入之间的关系：国民收入水平越高，社会福利就越大；国民收入分配越平均，社会福利越大。进而针对如何衡量和增进社会经济福利问题得出“收入均等化”的观点，针对如何才能实现生产资源最优配置的问题得出了政府应当干预经济的结论。社会福利之所以会因收入分配均等化而增大，其依据是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他认为，同一英磅的收入对穷人和富人的效用是不相同的，穷人一英磅收入的效用大于富人一英磅收入的效用。因此，将富人的一部分收入转移给穷人会使社会总效用增大。

2.帕累托及其最优理论

新福利经济学采用序数效用论和无差异曲线作为分析工具，否认个人间效用的可比性，排除旧福利经济学的收入均等化理论，消费者追求的并非最大满足的总量或最大效用的总量，而是最高的满足水平，即最高的无差异曲线。对于资源配置的评价以帕累托最优为标准。帕累托最优的概念是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提出，指的是这样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不可能通过资源的重新配置，在其他人的效用水平至少不下降的情况下，使任何个别人的效用水平有所提高。

3.补偿原理

西方福利经济学家们认为帕累托标准太苛刻，在现实生活中很难达到，应予以改进与修补。卡尔多首先提出虚拟补偿原理，为在一项社会变革中，如果受益者在补偿受损者后仍有剩余则这种变革应该肯定，应认为其提高了社会福利。希克斯对卡尔多的评判标准又进行了补充和发挥，提出了假定补偿原理，认为判断社会福利的标准应该从长期来观察，只要政府的一项经济政策从长期看能够提高全社会的生产效率，所有人的境况都会由于社会生产率的提高而“自然而然”地获得补偿。西托夫斯基对上述两种补偿原理的标准均不满意，认为这两种标准只进行了顺向检验，不能作出社会福利是否改善的结论，而要同时进行逆向检验。也就是说，只有当某项变革能增加福利，而再回到变革前不能增加福利或较少增加福利时，此项变革才可取。

4.社会福利函数理论

伯格森认为补偿原理将效率与公平对立起来是错误的，萨缪尔森等人对此进行了进一步的阐述，形成了社会福利函数理论。萨缪尔森等人认为应从个人的主观感受出发，应该把福利最大化放在最适度条件的选择上，应将所有分配方面及其他支配福利的因素一并列入，编制一种“社会福利函数”，当这个函数取最大值时，社会福利就达到了最大。他们认为在一定的收入分配条件下，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在于个人对各种不同配给的选择，个人的自由选择是决定个人福利最大化的重要条件，而社会福利又总是随着个人福利的上升而上升。

5.阿马蒂亚·森与福利经济学的新发展

阿马蒂亚·森认为传统福利经济学理论过分强调经济的一面，认为财富的增长可以解决社会中出现的贫困、不公平等问题。而实际上经济增长之所以重要并不是因为增长本身，而是因为增长过程中所带来的相关利益。因此，经济学不应只研究总产出、总收入，而应关注人的权利和能力的提高。阿马蒂亚·森的能力福利理论试图把贫困与能力结合到福利经济学的框架中来，认为创造福利的不是商品本身，而是它所带来的那些机会和活动，而这些机会和活动是建立在个人能力的基础上，要形成达到最低可接受的基本生活水平的能力，可能需要有不同的最低充足收入来适应。

三、社会救助制度的福利经济学解释

从福利经济学的发展历史来看，新旧福利经济学的差别不在于结论而在于分析工具的不同，旧福利经济学即是以基数效用论为分析工具，而新福利经济学则是以序数效用论作为分析工具，两派一直都是以追求福利的最大化为目标、围绕着公平和效率两大主题展开论战。福利经济学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些基本精神，如社会中的贫困者需要救助、公民的生存与发展该有所保障、社会的潜在危险应该排除、由于非自我原因的损坏应该得到补偿等，不仅为人们普遍认可，也为社会救助制度的存在及不断完善提供了理论支持和可操作的建议，并且在实践中对社会救助政策的实施提供了“以人为本”价值规范。

1.旧福利经济学思想与社会救助

庇古的福利经济学采用了边际效用分析法，在理论上论证了社会救助在增进一国福利方面的作用，其收入均等化、国家干预论等观点及转移支付主张，对世界各国以社会公平为出发点，实行有利于穷人的社会救助政策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在现代社会中，尤其是在经济、社会转型的变革时期，从总体上看，造成贫困的原因中社会因素大于个人因素，所以，对于国家和社会来说，社会救助是其不容推卸的社会责任，社会救助制度通常被视为纯粹的政府行为，是一种完全由政府运作的最基本的再分配或转移支付制度。因此，社会救助是每个公民应该享有的受法律保护的基本权利，受助者不应该受到任何歧视和惩罚。此外，庇古还对穷人享受富人转移的福利提出了一些原则要求，他认为，不论是直接转移收入还是间接转移收入措施，都要防止懒惰和浪费，以便做到投资于福利事业的收益大于投资于机器的收益。庇古反对对穷人实行无条件的补贴，认为最好的补贴是那种“能够激励工作和储蓄”的补贴，在实行补贴时应有以下条件，即先确定受补者自己挣得生活费用的能力，再给予补贴。否则，那就会使某些有工作能力的人完全依靠救济。这些原则也是各国在设计社会救助制度和对传统社会救济措施进行改革时所追求的目标，为了防止养懒汉，社会救助制度提供的仅仅是满足最低生活需要的资金和实物，采用“需经家庭经济调查”的资格审查手段，审核申请救助的公民及其家庭的经济收入是否低于贫困线，使真正有需要的公民得到政府的救助，将有限的资源用到最需要的人身上而不被滥用。

2.新福利经济学思想与社会救助

虽然新福利经济学更多的是关于效率问题的研究，但它与强调公平分配的社会救助不仅不矛盾，而且新福利经济学能从更为宏观的角度为社会救助提供了理论支撑。以效率为目标，从宏观经济稳定和经济增长的角度来研究社会救助问题，进一步揭示了社会救助政策的经济意义。由于价值规律的作用及资源的稀缺性，在市场经济进程中及社会转型变革时期产生了收入分配不公、贫富的两极分化、贫穷等社会现象，并且市场在资源配置上强调物资资源的配置，而忽视了人力资源的配置，社会救助作为一种补救模式与手段是对帕累托无优状态的一种改进，可以弥补市场分配的缺陷，提供安全稳定的保障机制，对摆脱贫穷进行帮助，同时社会救助对提高经济效率起独特的作用，“是从人力资本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来保障对经济发展必要的要素投入，是更宏观的意义上促进人力资源的有效配置”〔1〕。因此，社会救助制度不仅有助于实现收入再分配中的公平问题，而且还有助于提高经济发展中的效率问题。

另外，新福利经济学同样支持社会救助制度的设立应防止“养懒汉”和国家应当承担社会救助责任的思想。根据序数效用论，救助对象是否愿意退出社会救助，取决于救助对象对退出社会救助前后所能得到福利的比较，如果救助对象参加就业后并不能增加其福利或只能增加很少的福利，就会大大挫伤他们参加工作的积极性。因此，社会救助制度的设计应能防止受助者形成长期福利依赖的思想，鼓励受助者自立。补偿原理认为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会出现一方得利、一方受损的现象，因而国家应通过赋税政策来予以调节，从受益者那里取走一部分补偿受损者。社会福利函数理论也认为，要使社会福利最大化，政府应当保证个人的自由选择进入“合理的”收入分配。因此，补偿原理和社会福利函数理论均为国家通过经济干预措施来获得社会救助的资金提供了理论依据。

3.阿马蒂亚·森的福利经济思想与社会救助

根据阿马蒂亚·森对新福利经济学发展，我们不仅可以分析出传统社会救助的缺陷，且能为社会救助制度的改革提出新的原则。森认为传统的贫困指数(以一国处于贫困线以下的人口份额作为衡量指标)仅仅反映了多数人生活状态的平均数，忽视了贫穷群体内部的不同贫困程度和福利分配的状态，难以科学地反映许多人仍然一贫如洗的事实。根据森的见解，传统的社会救助制度是“使一定的资源就象经过漏斗一样进行分配”的制度〔2〕，既没有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也没有遵循福利最大化的分配原则。因为，这种制度针对的是所有的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穷人，但是最贫穷的穷人却无法从中收益。导致这种结果的主要原因是福利扩散了，而对最悲惨的特殊群体的救助却远远不足，因而，应该实行具有“选择性”和“瞄准性”的救助政策，对贫困进行更为直接的打击。由于消除贫困是社会救助的根本目标，而贫困的显著表现是收入的缺乏，因此以往消除贫困的社会救助政策也主要体现为各种形式的现金收入再分配，这种做法仅仅保障了救助对象的生存。现实中，贫困者的问题不仅仅是收入低下，他们还可能面临“许多其它的问题：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决策自由，丧失了其他人可以享受的一些机会，包括经济和参与社会活动的机会；由于长期脱离工作造成技术生疏和信心低下；体弱多病甚至死亡；丧失积极性；人际关系及家庭生活损失；社会价值与责任感下降；等等”〔3〕。而社会参与能力的下降实际构成了社会排斥，并有可能陷入长久的恶性循环。现金收入再分配只能维持现状，而不能打破贫穷的循环。因而十分有必要区别收入贫困与能力贫困的差异，将社会救助的目标从克服收入贫困上升到消除能力贫困，救助与发展相结合，提升救助对象的社会参与能力，协助他们自立、自强，最终消除社会排斥，实现社会整合。

四、结论与启示

根据以上分析，现阶段我国社会救助制度的目标应界定为兼顾收入安全和社会公平，要体现“以人为本”，有利于社会和谐；在救助责任上，政府应该充分承担对最困难的社会群体进行救助和提供服务的责任，同时，鼓励富人和社会团体的慈善行为，在财富总量不变的情况下，增加了社会总福利；在救助理念上应强调责任和权利的基本对等，对受助对象增加工作要求，即“无责任便无权利”，防止福利依赖；在救助方式上不仅要转变社会救助就是一次性或几次性现金帮困的陈旧观念，更应体现对受助对象“能力”和“机会”扩展的帮助，“机会”扩展可以解决我国当前劳动力数量过多而造成的贫困，“能力”扩展可以解决劳动力质量低下而造成的贫困，；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我国可用于救助的资源是有限的，因此在救助对象资格的确定上应具有“选择性”和“瞄准性”，在制度的输送渠道上要防止救助资源分散甚至流失，以至于救助的瞄准机制失灵。

能够给予一个制度灵魂的东西，是它的思想来源和精神基础〔4〕。社会救助制度改革的历程，从福利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其实就是如何处理政府与市场、公平与效率关系问题及如何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的问题，改革的推进过程也是对福利经济学认识的不断深化的过程。与前几年相比，目前对我国社会救助制度改革的研究在数量上有所增加。但是，对这一制度思想来源的研究却很不够。面对现阶段依然严峻的贫困及贫富差距问题和社会救助制度自身尚存在的缺陷，社会救助制度改革尤其要从庇古的福利经济学思想、新福利经济学的帕累托最优及补偿原理、森的以“能力”为核心的福利经济学思想中汲取营养，为我国建立新的社会救助制度提供使它真正具有生命力的精神基础。

[参考文献]

〔1〕曾昭宁.公平与效率〔M〕.东营：石油大学出版社，1994：281.

〔2〕穆怀中.社会保障国际比较〔M〕.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2：344.

〔3〕李秉勤，JohnG·Pinel.社会政策的经济学基础能力、贫困、社会排斥及福利〔R〕.中国社会学网.

〔4〕尚晓援，张秀兰，周武光，李海燕.中国社会救助体系改革研究报告〔R〕.中国民政部网站.

〔5〕李玉山，田艳琴.从福利经济学的演进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与和谐社会建设〔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05，(7).

〔6〕井润生.西方福利经济学的发展演变〔J〕.石家庄经济学院学报，2001，(12).

〔7〕姚明霞.西方福利经济学的沉浮〔J〕.当代经济研究，2000，(7).

〔8〕任保平.当代西方社会保障经济理论的演变及其评析〔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1，(2).

〔9〕黄晨熹，王大奔，邱世昌，蔡敏.让就业有利可图——完善上海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研究〔J〕，市场与人口分析，2005，(3).

福利经济学论文篇5

关键词：社会福利；经济学；需求；供给；发展

在社会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新世纪，社会福利被看作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状况的标准。良好的社会福利是政府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与本国经济发展的水平密不可分，这是因为社会福利的设置与安排、供给与需求受一定社会阶层、社会结构或经济组织影响而致。我国的社会福利事业经过长期的发展，已初步形成以政府为主导、社会广泛参与的局面，并逐步建立起了多种类型和层次的福利服务体系。尽管如此，但随着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与精神文化的需要，加之社会人口老龄化趋势严重，社会福利服务需求与社会福利服务供给的失衡现象日渐突出。鉴于此，本文从经济学的角度对我国社会福利事业的发展进行分析研究。

一、社会福利的基本内涵

福利属于社会理论中的概念，从词源解释是一种健康、幸福、舒适的良好生活状态，它与人对自身需求的满足程度和主观感受相互关联。社会福利是从满足人的需求和改善全体社会成员物质、文化、生活的角度，依据有关法律和政策，向社会全体成员或部分成员提供的无偿或优价服务措施，目的在于提高全体社会成员的生活质量。

社会福利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社会福利泛指所有保障人们基本生活和提高人们生活质量的服务设施。如文化、教育、住房、医疗等方面的公益设施。狭义社会福利是指对部分社会成员因年老、疾病、生理、心理缺陷丧失劳动能力而出现生活困难时向其提供的各种服务措施，体现了一种社会救济和公共援助。社会福利的发展有助于调整国家经济收入的分配格局，起到缓解初次分配领域矛盾和维持社会稳定的作用。

二、社会福利需求与供给的经济学分析

（一）社会福利需求的经济学分析

社会福利需求来源于社会成员对福利的需求，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可知人的需求是有层次的，同时也是具有相对性的，是随着人的经济收入水平或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我国对社会福利的需求在社会发展不同阶段体现的特征是各不相同的。在计划经济时期由于经济收入较低，社会福利设置主要是以保障社会成员基本生活条件为主，满足其基本的生理、安全需要，如就业、医疗、退休等社会保障体系。

但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福利需求也逐渐发生了变化，在解决基本生活需要的基础上，人们对教育、文化、健身、保健、娱乐等能提升生活质量方面的需求日趋增加。由于市场经济体制下不同社会阶层的经济收入水平有所差距，从而对社会福利的需求也不同。一般来说，较低收入的阶层群体，对保障基本生活的需求愿望较高；而工薪阶层群体则对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等需求程度较高；但对高收入阶层群体而言，却更注重在社会服务、自我实现、人际交往等方面的需求。

为了更加了解目前我国不同收入群体的福利需求，笔者以对本市153位居民进行随机调查，并根据其经济收入分为三个群体：高收入群体、中等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其中高收入群体月收入10000元以上有19人，占12.4%；中等收入群体月收入在4000～10000元有79人，占51.7%；低收入群体4000元以下有55人，占35.9%，并且在此次福利需求调查中，将福利调查内容设计为基本生活、社会安全、人际交往、社会服务以及自我提升五个方面，目的是对不同收入群体的各种福利需求进行分析。如下表所示。

不同群体社会福利需求调查数据表

■

调查数据显示：高收入群体对社会服务、人际交往、自我提升等的福利需求较为强烈，这是由于该群体收入较高、工作稳定的缘故，他们对基本生活或失业保险需求相对较低，而对提高生活质量的社会保障福利却具有较高需求；中等收入群体对社会安全、社会服务、自我提升等方面的福利需求较为突出，而对保障基本生活的福利需求表现并不明显；低收入群体则对于提供基本生活保障的社会福利需求愿望较大，而对人际交往需求较低。见下图：

■

不同群体对不同社会福利需求示意图

由上图可知，目前的社会福利需求主要表现为对社会交往、社会服务、自我提升的需求，这说明伴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基本的生活保障需要逐渐降低，而对于提高其生活质量的社会福利需要在逐步提高。

（二）社会福利供给的经济学分析

从经济学角度可以把社会福利看作是种公共产品。根据古典经济学理论，公共产品的供给受市场失灵的影响，而市场失灵又使得政府无法提供市场价格机制，这时就不能进行有效的公共产品供给。理论上讲，公共产品具有共同消费的性质，其社会需求曲线是社会全体成员需求曲线的垂直相加。社会公共产品一般由政府提供，由于其追加成本负担为零，以及其利用的非排他性，人们往往不会表现出对它需求产量的偏好，这时就不能保证公共产品的最适供给。

福利经济学论文篇6

关键词:经济学；幸福经济学

自从西方的主流经济学从马歇尔或者是罗宾斯开始，由于早就陷入了理性的一种假设当种，使得对其幸福的研究可以说是一无所获，变成了现代经济学所形成的价值无涉的一种判断。对于幸福悖论所受到的责难，人们开始慢慢的意识到了，从启蒙运动开始西方的社会开始了全面的功利化，这样的选择为自身带来了难以克服的一种道德上的困境。对于回应，伊斯特林便直接将幸福作为经济学研究的焦点了，开创出了幸福经济学的先河，为经济学开创出了新的方向，那就是幸福经济学。

一、对财富进行重新的解读

对于财富的解释，从古希腊开始到古典的经济学时期，最后到现代的经济学，它其中所具有的内涵都在不间断的演绎，从单一走向了多元化，从具体变成了抽象，从物质化装箱了非物质化这样的一种历史演变过程。所以在幸福经济学里所重视的一直都是在广义上的财富论，物质的层面上不仅仅只是包含了劳动力和商品，还包含了对自然资源的许多无偿使用，在精神的层面上看来，不仅要对只是进行分析，还要对人类的发展价值进行有效的促进，对人类灵魂中不同的感受进行分析。每一个阶段成本的理论都会在各种不同的角度对怎样合理的利用以及如何配置稀有资源进行了讨论，这些都是奠定幸福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在幸福经济学里，开始对丰富人类价值观的成本理论进行考虑，这虽然只是人本主义在成本理论中的一种体现，却是幸福经济学视角下对其新的阐述。

二、对消费进行重新的解读

在比较传统的消费观里，在西方的经济学中他们将消费局限在市场的交易，主要存在于将人类生产的劳动力和商品进项交换。幸福经济学视角下的对于消费的可就不止于此了，它将自然界的各种资源，例如空气、蓝天和白云、情感以及审美等等主观的感受的消费内容都包含在内了。当前的幸福经济学将消费中的内涵加以扩展，在广泛的意义上，人类的消费存在于市场的行为之中，同时也会存在于非市场的行为之中，对物质和精神进行了一个包括，使得两者之间可以进行互相交换，自古典的经济学消费概念里，对于浓厚的人文色彩进行了包括，像是道德的消费。而现在幸福经济学的的消费行为则是又回到了社会的结构当中来了，使得人成为经济学核心的最终关注目标。所以从幸福经济学我们可以看出从广义角度上来定位消费观念，会让人类的消费得到快乐，对生活可以合理化的进行取舍，更加健全社会的协调机制。

三、对成本进行重新的解读

幸福经济学对于经济学的成本理论惊醒了扩展。从古典的经济学中所要探讨的生产成本再到新制度下经济学所要探讨的交易成本，从行为的经济学所探讨的心智成本再到人本经济学中所探讨的生命的成本，这些成本的理论从各自不同的视角对经济学稀缺资源的有效利用以及如何合理的配置等问题进行了论述，帮助幸福经济学提出了更加合理的理论来源。古典的经济学中对于成本的理论它主要是考察人和物两者之间的关系。以企业的生产和经营为出发点，对于生产的成本，机会的成本，边际的成本等等概念的核算方法进行研究。而新制度下的经济学成本的理论为是以考察人和人的关系。新制度下的经济学对于企业的理论中，他突破了传统成本中的理论对企业生产过程研究的局限性，更加的注重于研究企业在社会的活动中的细胞与外界或者是企业的内部组织所发生的成本的费用。它主要的涉及到了交易的成本、的成本以及信息技术的成本的一种论述。行为经济学中对于成本的理论索要考察的是经济行为的背后人们的心理和行为。行为经济学它所提出的核心的观点就是对于经济行为研究必须要建立于现实主义心理的特征基础上，而不是建立于抽象行为上的假设基础。要考虑到经济行为的背后认知的机制。心智的成本就是将理性以及非理性进行运用，对它进行一种合理化的配置所需要花费认知的成本。心智上的成本将人们的思维以及心智作为一种稀缺的资源，认为在人类倾向于将脑力这种有限资源的配置到需要它的用途上，它的核心思想就是人们最稀缺的宝贵资源理性，利用最小的心智的成本有效的获得了最大化的心智的收益。

四、对效用进行重新的解读

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学认为人们在行为上的本性是需求和欲望得到满足，他的需求和欲望的满足程度以及能力都是由效用来决定的，效用主义可以直接对快乐主义进行承接。所在在古典时期的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就认识到了，追求幸福利己主义的本性是人类行为的出发点以及根源。这让幸福主义在古典的政治学中成为了一种心照不宣的前提。杰里米边沁就将快乐直接作为经济学的核心研究，认为对于快乐的追求是人类动机起源的最大化追求，这是掌握住了人类通向幸福时的钥匙。同时，对幸福用效用做表示，对幸福用效用做计算，通过效用对人类的行为进行解释。早期的哲学家以及经济学家们都非常确信，效用它包含了物质内涵和精神内涵，认得幸福是由快乐你获得的。利用革命性的一种方式将效用的内涵去除，把它归纳为可以显示行为偏好的一种指数，利用货币作为建立幸福的一种媒介。有些学者还要讲幸福试图归纳到效用的概念之下，但是效用的概念似乎比幸福的概念所包含的内容更多。事实上，效用的概念和幸福的概念两者之间有着不同的含义，幸福概念中所要包含的内容比效用概念要多得多。所以幸福经济学觉得应当直接的将焦点聚集到幸福上而不是用效用研究他的经济问题，只有幸福才是人类行为所追求的最终的目标，其他的都试试对这种目标进行的一种手段而已。

五、对方法进行重新的解读

主流的经济从古典的分析法再到边际的分析法最后是古典的分析法复兴。幸福的度量也从快乐的加总转变到了货比的加总最后到了幸福感的加总的一个发展的历程，但幸福的经济学并不要要去取代某种福利基于的收入测量的理论，而关于补充经济学对于让幸福更为丰富的一种度量方法。幸福测量的方法开始于杰里米边沁。他对快乐的测算提出了研究的方法。但是杰里米边沁并没有对数里测量的方面进行深入的研究。开创边境革命之一的杰文斯他就继承了功力的主义效用的理论，坚信了功力主义将是科学经济理论的唯一的可能性基础。运用微积分，杰文斯将功力主义的幸福理论表达出的效用设计出了数学的计算公式。而与此同时门格尔以及瓦尔拉也运用了不同的数学方式来表达了想象的研究，让效用在数学上可以得到更好的发展。幸福经济学运用了明示主观的幸福感概念，对幸福的各项问题进行了测量以及分析，它假设了只有通过个人的体验来表达出自己最真实的感受，这样的结果才是更为接近真实的幸福的回评。因此，幸福经济学利用访谈和问卷等心理学以及社会学的方法研究，对不同的行业、文化、人群、国家进行对于幸福的调查来取代了传统的经济学对于幸福的水平以及幸福的因素进行的了解。

六、对政策进行重新的解读

传统的经济学对于经济的增长普遍觉得那是政府和政策所实施的纲领，但这一观点在幸福经济学上就有着不一样的看法。通过对经济政策本质以及内涵进行探索，幸福的经济学里政府所指定出的政策最终的目标就是幸福，这也是政策唯一的目标。并且多数思想家在生活上对于幸福同样赋予了重大的意义，这是幸福经济学在经济政策中所挖掘或者反思出的新理论的突破。

福利经济学论文篇7

1. 研究背景

城中村是指受制于城乡二元经济形态，城市周边村落被扩张的城市所包围，保留其残存的制度特征出现于城市中心区的现象。由于其自身土地、户籍制度、发展路径等多方面原因，城中村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治安环境差、规划与城市脱节、村民素质偏低、产权不规范、村民收入来源单一等问题。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与城中村伴生的矛盾日渐激化，不少学者针对相关问题做了广泛研究，如河北省社会科学院的刘中一、刘中炜教授分析了城中村形成的二元经济背景，称城中村改造协调各方利益为“二次土改”，对城中村改造提出集团转型、政府投入、大力扶持第三产业等对策 ;山东大学轩明飞博士用制度经济学社会变迁理论对城中村改造中制度选择探讨，通过制度供给，调整多元产权关系 。兰州商学院石志恒教授深入城中村，采集城中村零售、餐饮、服务、租赁等小产业的产业数据后，系统分析了其产业规模及经济效用，指出了其有利于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正面因素 。

然而，对如何协调各方利益及相关标准的研究却缺少实际结论。福利经济学专注于社会福利的分析，提供了颇具价值的建议。

福利经济学是研究社会经济福利问题的重要经济学理论分支，其中心问题是社会净福利最大化。福利经济学起源于边沁等人的功利主义伦理哲学，创立于1920年英国经济学家庇古《福利经济学》，以序数效用论建立(N.Kaldor，A.Lerner，V.Pareto)和对福利标准及补偿原则、社会效用函数(A.Bergson，P.Samuelsion等)的研究作为其成熟的标志 ，华裔学者黄有光Yew-Kwang Ng改“福利”为“福祉” ，更是为完善福利经济理论不足做出了重要贡献。

黄有光认为:首先，福利之本源“快乐”或称“福祉”不仅是基数性的和人际可比的，而且存在可行的衡量与比较方法(Ng，1979，1982，1996)，福利最大化的研究属于实证经济学;其次，如果不考虑无知和不完全预见、利他主义、非理性偏好，并且交易成本足够低，基于“一元就是一元”福祉标准与直接付清的补偿方法是最为简单有效的(Ng，1988)，即用个人支付意愿衡量偏好强度，无加权的总支付意愿标准可达到分配的公平与效率最佳均衡;另外，当外部效应明显时，外溢的支付意愿也应计量。依据黄有光的福祉思想，我们就可以分析城中村演化进程中各方利益的关联与变动，并试图找到改进社会福祉切实可行的补偿方法。

2. 福利经济学视角下城中村演变分析

城中村多种矛盾根源于其独特的发展路径，可将城中村分为三个重要的变革阶段:远郊村落转变为近郊村落，近郊村落转变为城中村，城中村城市化改造。

2.1远郊村落向近郊村落转变

按经济地理定义，远郊村落指远离城市经济圈与城市经济关联度不强的村落;近郊村落指城市经济圈周边与城市经济关联度高的村落。由远郊到近郊，是经济模式从自然经济转变为城市关联经济的过程。这一变革所涉及的主要利益方为村民与城市居民。

黄有光社会福祉理论认为，“一元就是一元标准”，即用无加权的汇总利益各方支付意愿和经济损失来判断社会变革，能够简单有效地保证公平与效率兼顾。村民的福祉收益主要来自农牧需求增加与农家旅游服务利润，城市交通、信息、生活设施等公共产品的外溢，资源流动性加强及借助城市商品、劳务市场优势带来的机会增加。用生产者剩余可衡量其农牧与旅游服务业增加的福利;而公共产品外溢收益，根据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特点，均衡时其边际成本等于共用公共产品个体边际收益之和，故可以统计村民为城市外溢公共产品的支付意愿汇总计算其福利。村民在这一转变中也有福利损失，如自然环境的破坏、村民转变生活习惯、外来城市文化的冲击等等。对于村民为适应新生产方式承担的变更成本与心理损失，可归属于黄有光理论中“非理性偏好”，即由坚持某种旧习俗带来的对短期收益与长期收入权衡的短视。因此，仅需计算制度变更成本作为损失额。

城市居民这一阶段的总体福利是增加的，因为临壤村落面积的扩大确保了城市农牧产品稳定供应，同时也给城市居民提供以更多旅游选择。他们的福利可用近郊村落向城市供应的农牧产品与旅游服务产品的消费者剩余计量。

2.2近郊村落向城中村转变

此阶段城市逐渐覆盖周边近郊村落，出现了所谓的“城中村”。利益关联方为城中村村民和城镇居民，尤其城中村周边的城镇居民利益关联更为明显。

城中村居民此时已不能通过农业维持成本收益平衡，于是集体工厂、土地出让、“廉租房”等新收入方式纷纷产生，村民福利也以各种收入形式大幅增加。加总新收入来源如集体经济分红收入、土地与房屋租金收入，净利润超出原农业利润的总和再扣除厂房设施、出租房等建设成本便可量化次阶段村民福利增加。

城中村二元经济的交叠造成管理混乱:首先是村民在自留地上盖建楼房私搭乱建严重，未经正规设计和地质勘察令这些楼房安全隐患重重。另外，城中村内楼距近、巷道凌乱、配套设施简陋，自来水、电、通信设施失修，地下管网不全，污水横流，其居住安全、卫生状况得不到保障，更易爆发各种流行疾病。此外，城中村内人口流动性大且治安力量不足，经常是抢盗治安事件高发和犯罪分子聚集之处。这类环境、治安、消防隐患给周边居民带来严重困扰，也影响了市容市貌，阻碍了城市的发展与环境的提升。

另一方面，城中村为城市中低收入者提供着大量的“廉租房”，降低其生活成本，使得他们可以在城市夹缝中生存(石志恒，2006)，所以低收入的务工者由生活所迫甘愿承担各种风险在城中村中租住。估计这部分城市居民的福利时，可先计算“廉租房”房租低于城市相似地段房租的差额，再扣减居住在城中村内与城中村周边城市居民各种风险的预期损失。

2.3城中村向城市社区化转变

矛盾激化的最后政府不得不在两种路径中选择:拆除城中村，规划新的商业区、住宅区、环境美化区等;治理城中村，把城中村内有价值的特色小吃、民俗、建筑等作为文化遗产保留下来。这就要求决策者在经济发展和文化价值中做出权衡。此阶段利益主体除城中村与城市居民外还要考虑参与的开发商。

如采用拆迁改造的方法，通行的政府赔付为有条件计算拆迁面积折价或用同等面积安置房赔付，所谓的“有条件计算”是指对违规占地、超标楼层等部分不予赔偿。如果采用第二种路径，依然要拆除大量违规建筑，丰厚的租金可能为餐饮、旅游、客房等新收入来源取代。此外，还有一笔不小的治理费用。这两种情况下，村民收入都会大幅减少，新旧收入水平的差值就可以量化福利的改变。另外，由于部分村民不注重财富积累和自身素质提升，其未来的生活保障和就业也成为棘手问题。

对城市居民来说，由于长期以来困扰的城中村问题得到解决，城市通过统一规划进一步优化其交通、居住、商业、休闲设施，同时，原先潜在的环境、治安、安全隐患得以消除，城市的承载能力、经济发展能力、人口素质等都大幅提升，我们认为其福利的提高可体现在周边房价增值上，故估算总房价增加可量化福利增量。当然，我们也看到经过改造或改良，现有城中村中的“廉租房”可能成为历史，在追求现代化、城市化的同时，城市中土地价格和房租会因此提升，人们的实际购买力在降低，部分人群可能会因此离开城市。然而，通过社会竞争，促使更优秀技术、资源、人才等生产资源向城市集中，同样也使社会福利提升。

对开发商来讲，现有的模式是:提出改造方案，参与政府城中村项目竞标取得土地使用权，再与政府协调处理城中村拆迁、居民安置、赔付事项，并在改造中承担其它建设成本。改造结束后地产的收益高于开发成本之部分作为其开发利润，故开发商福利可以直接通过开发利润进行核算，这里不再详细论述。

3. 社会福利补偿

城中村演进各过程中均存在福利补偿的余地。参考黄有光 “一元就是一元”标准，社会福利可用非加权的个人货币化福利加总衡量。如果某一社会变革可以通过低交易成本的直接或间接方式由收益人对受损人补偿，并且完成实际支付后受益者依然有利可图，那么社会福利便可以得以改善。

补偿方法有二:当期福利补偿和跨期福利补偿。当期补偿指在城中村变革的每个过程内，政府通过税费、转移支付、行政指导等调控手段，根据福利损益对当期利益相关方予以部分或完全补偿。跨期补偿指建立长期制度性补偿机制，从各阶段的福利受益者中提取部分收益，累计入社会福利补偿基金，通过基金的运作，对福利受损者进行福利补偿。

具体补偿可依据如下原则:从社会福利角度出发实现整体福利提升;从净收益方部分收益补偿受损方福利损失;降低行政成本、交易成本，避免无效损失;补偿标准公开透明化，降低操作主观性和随意性。

用当期补偿举例来说，在城中村改造阶段，如对城中村村民房屋拆迁，按照现有的面积折价赔付标准，社会福利水平尚有提升之处。当城中村被新的商业、绿化、交通设施取代后，房价急涨，周边居民享受到了更多福利。如果从房价上升的收益中提取部分税费用于补偿村民，也就是村民得到的是比初期市场更高的房价赔偿，补偿因其做出贡献而承担的损失，也间接享受到了未来房价的增值。

4.政策建议与总结

城中村有其历史根源，需要用历史的眼光分析和协调各阶段各方的损益，达到社会福利的提升。引入福利经济学思想后，在制定城中村改造或治理方案时，都应比对其成本与收益及各方福利损益，拆迁改造并不一定是最佳的方式。我们还应当认识到市场运行与功能的缺陷，一味机械的套用市场原则，只会加重社会矛盾、放大社会福利不平衡，而纠正私人成本与公共成本的不一致是政府解决市场失灵的有效方式。

我们建议政府及早进行城中村演进的监控和资料的收集。在城市化进程中鼓励村民取得合法正当的收益，并及时纠正各方的利益短视行为。可以先通过一部分城中村试点，制定规范透明的福利评估方法，核算城中村过程中福利损益度，作为补偿依据。用清晰、公正、透明的福利补偿标准，以效率为主兼顾公平，保证最低交易成本支付方法下进行补偿，避免不当的反激励。试点从当期补偿到跨期补偿，成型后再逐步推广开来，实现全社会福利的优化。

城中村问题成为困扰各城市发展的一大难题，本着公平效率的原则，政府协调好各方利益，增进全体社会福利，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谋而合。我们相信在引入福利经济思想后，政府处理城中村问题会得到更广泛的社会支持并实现更优社会福利水平。

参考文献

[1]Ng，Yew-Kwang(1979) Welfare Economics: Introd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Basic Concepts， [2]London: Macmillan.

[3]Ng，Yew-Kwang(1982) ‘Welfarism: a defence against Sen’s attack’， Economic Journal， 91:527-30.

[4] Ng，Yew-Kwang(1988) ‘Economic efficiency versus egalitarian rights’， Kyklos， 41:215-37.

[5]Ng，Yew-Kwang(1996) ‘Happiness surveys: Some comparability issues and an exploratory survey based on just perceivable increments’，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38:1-29.

[6]刘中一、刘中炜，《城中村改造的经济学思考》，经济论坛，2004年02期.

[7]轩明飞，《“城中村”城市化:问题困境中的悖论》，探索与争鸣，2006年02期.

[8]石志恒，《“城中村”现象的再剖析》，生态经济，2006年02期.

福利经济学论文篇8

关键词 幸福经济学 财富 效用 消费 研究

一、前言

西方经济学的主流从罗宾斯开始便深陷理性人假设中，致使之后的经济学家对于幸福几乎是完全不知道，从而出现了“价值无涉”的错误判断。自从“伊斯特林悖论”出现，人们开始意识到启蒙运动之后的社会对道德的丢弃，专注于功利，使自身陷入了无法解决的道德困境。对此，伊斯特林直接将其研究方向定位于幸福，同时其他国家实行的将物质与精神生活相并重的理念，都为经济学在幸福方面的研究做好基础，也开创出了经济学新的研究方向，即幸福经济学。

二、重新解读财富

自古希腊到古典经济学，再到现代经济学，财富的内涵与外延都在不断被丰富，经过了单一到多元、具体到抽象、物质化到非物质化的不断演变。幸福经济学理论认为人的幸福不仅仅是对财富的生产，还应该包括财富的分配、对人的欲望的满足，人口、环境因素，还有其他一些定性标准。因此，幸福经济学主张的是广义的财富论，在物质上，不单包括可以用货币进行衡量的劳动力以及商品，还包含愈发稀少却依然是无偿的自然资源，如空气、阳光等。在精神上，不但含有知识对于人类进步的作用，还要包含人类灵魂所能感受的每个部分，诸如公平感、安全感、幸福感等诸多主观价值。色诺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马克思等财富思想，就是幸福经济学对财富的最好阐述。[1]

三、重新解读成本

幸福经济学对经济学的成本进行了一定的扩展。古典经济学通常讨论的是生产成本，而新制度的经济学则对交易成本进行主要的探讨。行为经济学通常是对心智成本的探讨，而人本经济学则主要对生命的成本进行探讨。这些成本理论从不同角度来对经济学中关于稀缺资源合理利用和有效配置的问题进行讨论，为幸福经济学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古典经济学主要是对人与物间的关系进行考察，新制度经济学主要是对人与人间的成本进行考察。行为经济学主要是对经济行为内部的人的行为和心理的考察，人本经济学主要是对人对经济终极目标的考察，表现的是人类行为所具有的终极性。[2]随着经济理论的不断发展，成本理论也在不断地被丰富。这展现的是经济学对人类价值观的恢复，同样也是人本主义的具体体现，给幸福经济学作出了全新的微观解释。

四、重新解读消费

西方传统主流的消费观念，仅仅局限于在市场中交换和生产劳动力以及商品对人类需求方面的满足。事实上，人们的幸福需求并不仅仅局限于此，诸如大自然为人类所提供的白云蓝天、青山绿水、阳光等资源，以及感情、友爱、尊重还有对美的感受等，均是我们需要消费的内容。从广义上来说，人类在消费时不但有着市场行为，还有许许多多的非市场行为，实际上就是包括物质与精神两方面的内容，这是一个从物质到精神、精神到物质不断转化的过程。古典经济学在消费上有着浓厚的人文色彩，不仅包括收入消费，还有满足道德的消费。幸福经济学使消费又恢复到注重社会结构等因素对消费行为的作用上，显示出经济学的核心转变为对人的最终目标的关注上。因此，幸福经济学认为要确立的是广义的消费观，可以实现快乐的消费，合理取舍生活，健全社会协调机制，提供重要而基础的原则。[3]

五、重新解读效用

传统经济学家以及早期哲学家确信，效用是可以进行度量的，含有精神和物质的内涵，人类的幸福可以通过对快乐的加总来获取。但是在其他一些理论以及学科面前，尤其是在心理学方面的探索下，效用的内涵有重新回到了本质，即效用可以从主观幸福感形式上从基数的角度进行衡量。这就处理了经济学所面临的效用的测量、计算以及物质化的问题，避免了经济学从个人到社会效用最佳化的艰难求证，也避免了效用对幸福水平有限的表现。因此，主流经济学始终在尝试将效用函数加以扩展，以对人们的幸福进行解释。实际上，效用与幸福有着诸多不同的含义，幸福比效用的内容更加丰富。幸福经济学要通过幸福而非效用来对经济问题进行研究，幸福是我们的终极目标，其他的仅仅是手段。

六、重新解读方法

主流经济学历经了古典、边际、古典分析法过程，对于幸福的衡量也经过对快乐加总发展为对货币加总最后形成对幸福加总的过程，幸福经济学不是对福利基于收入理论的替代，而是对经济学中幸福更加丰富的测量方式的补充。幸福经济学以明示偏好为基础，对主观的幸福感进行分析和测量，从而解决幸福问题。仅仅是通过自身的体验来对自己的感受进行表达，使结果更加接近实际的幸福水平。幸福经济学将经济学的研究方向和发展目标直接对准幸福，同时使用幸福指数来对以往的效用函数进行代替，对个人幸福水平与国民幸福水平进行衡量，并建立一套合理的体系来对人类的幸福进行研究。[4]

七、重新解读政策

传统经济学将经济增长看做是政府与政策实施的纲领，然而幸福经济学则从本质和内涵上对当前经济政策加以探索，并将幸福看做是政府在制定政策时唯一的、终极的目标。几乎全部伟大的思想家都认为，幸福对于人们的生活所具有的重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幸福经济学是在对传统经济学进行挖掘和反思的基础上对经济学理论的突破，并且深刻地认为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是幸福，幸福才是社会、经济发展所要达到的最终目的。因此，幸福经济学认为经济增长不是政策制定的方向，幸福才是。[5]

八、结语

幸福经济学看起来是经济学所涉及的一个新的方向。但是，在经济学独立成为一门学科后，“幸福”始终是经济学中的主线，虽然经历了诸多的波折。幸福经济学的目的主要是将主流经济学中被舍弃的营养物质，也就是幸福进行复活，使其成为经济学的重要内容，使经济学恢复到原有的幸福之路。主流经济学不能再只注重对财富的追求，而要进行反思，反思自身的发展是否符合人类的追求。经济学家要将目光变得宽容和开阔，用更有建设性的对话来有效解决经济中的问题。

（作者单位为山东省烟台市蓬莱市招商局）

参考文献

[1]廖永松.“小富即安”的农民：一个幸福经济学的视角[J].中国农村经济，2014（09）：4-16.

[2]陈阳.我国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幸福经济学视角[J].科技经济导刊，2016（05）：153-154.

[3]高启杰.理解发展与福利经济学：基于幸福的视角[J].天津商业大学学报，2013（05）：9-28.

福利经济学论文篇9

关键词：经济波动：福利成本

中图分类号：F1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428(2010)02-0034-05

货币政策的改进是过去几十年间世界经济得以快速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作为一种短期性的经济政策，货币政策的主要作用是稳定经济，抹平经济运行中的波动。但在理论层面上如何评估货币政策的社会意义一直是宏观经济学的争议话题，为了论证包括货币政策在内的“政策无效性”命题，新古典经济学从社会福利的角度分析经济波动，开创了经济波动福利成本这一学术专题，通过估计经济波动造成的福利损失，可以得到货币政策将能达到的福利上限。而该领域的早期研究所计算出的经济波动福利成本相当小，这意味着：由于货币政策的潜在福利价值相当有限，通过高明的货币政策抹平这些波动，使经济达到理想的平稳运行状态，并不会有效提升社会福利水平，与经济增长相比，进一步改进货币政策并不可取，进一步稳定经济运行已经不是当务之急。由于这一理由，经济波动的福利成本研究成为对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基本观点的重要支撑。然而，随着分析技术的不断改进以及学术思想的不断拓展，早期研究结论受到了相当的质疑。

一、基准分析框架

作为一个研究专题，经济波动的福利成本研究考虑这样一个问题：经济波动造成的福利损失究竟有多大?卢卡斯(Lucas，1987)的开创性工作奠定了这个领域的研究框架，给出了分析这一问题的基准模型，该基准模型用一无限生存代表性个体的跨期效用来度量社会福利水平，这一个跨期效用具有相对风险规避系数不变(CRRA形式)的偏好特点，跨期效用函数的自变量是每期的消费水平，而消费又被直接设定为一个均值以固定增长率增长的随机形式。这样经济波动就通过消费的波动项和个体的风险态度影响个体效用水平，从而影响社会福利。

力量化经济波动的福利成本，还需要定义福利损失指标。基准模型的做法是：比较两种情况下的社会福利水平，一种情况是存在经济波动，假设每期的个体消费水平比现实消费增加入倍，另一种情况是假设完全不存在经济波动，此时个体消费水平等于现实消费去除波动后的趋势项’。令以上两种情况下的社会福利水平无差异，所计算出来的入就可以作为经济波动的福利损失指标。

这一基准分析框架所得到的r不到0.002，其经济意义是：如果完全消除美国二战后的经济波动，对于社会福利的提升效果，相当于将每期(年度)人均消费增加不到0.2％，为了解这一数字的直观意义，可以将其与其它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如经济增长、通货膨胀等所对应的福利效应做横向比较：例如按照卢卡斯(2000)的估算，通货膨胀从10％下降到0造成的福利影响差不多是消费的1％(r=0.01)；而如果通胀从200％下降到0，所提升的福利效果相当于收入的7％，因此。如果所计算的福利效果能达到百分比的个位数(r达到小数点后两位)，那么这样的福利效果还是相当可观的。然而Lucas的计算结果只有这个数量级的百分之一。如果再考虑现实波动中还存在由真实冲击引起的因素，则货币政策等通过名义量起作用的短期政策的潜在价值还要大大减少。从而，卢卡斯(2003)认为，在现有的经济运行情况下，货币政策等试图进一步稳定经济的短期手段并不能有效提升社会福利水平。

如果把中国经济转型期的数据带人基准模型，并且采用相同的参数设置，得到的r约为0.004，根据这一数字，按照中国2006年人均最终消费为8400元，消灭经济波动所带来的福利效果，相当于把2006年人均最终消费增加3336元(以后各年按此类推)，平摊到每个月也就是2.8元。换句话说：以2006年为例，彻底抹平经济波动的福利效果还不如把每个月的人均消费支出增加3元钱!

二、基准模型在技术上的改进

经济波动福利成本的基准分析框架得到了如此惊人的量化结论，这使得经济波动福利效应研究迅速吸引了众多研究者的注意。很多人不相信在宏观经济学中占重要地位的经济波动仅仅导致了微不足道的福利损失，对Lucas结论的质疑一开始集中在技术细节上：后续研究注意到基准模型对于消费随机流以及个体风险态度的刻画与现实消费的数据特征以及资产数据特征存在出入，因此技术上的改进早期集中于以下两个环节：一是如何更准确刻画消费随机流的数据生成过程；二是如何更准确刻画个体风险态度。具体来说，基准模型将消费波动的时间序列设定为各期之间独立同分布(i，i，d，冲击)，而实际上前一年的经济波动与后一年的经济波动可能具有一定的相关性(非i.i，d冲击)，为此一些研究将消费流重新设定为各期之间具有序列相关以及消费波动具有一定的时间持续性；第二个环节则主要涉及到偏好设定：基准模型下的代表性个体具有不变的相对风险规避系数(cR―RA)，并将这一系数设定在1―4之间，这一设定无法解释股票风险溢价之谜(Mehra and Prescott，1985)，因而被批评为结论不可靠。为了让偏好设定能包容股票风险溢价之谜，可以调整系数或者采用别的偏好形式。Obsfeld(1994)把相对风险规避系数提高到20，但是由于基准模型得到的福利效应实在太小，相对风险规避系数即使增加了4倍，计算出来的经济波动福利成本仍然相当小。此后，有很多研究致力于采用不同的偏好形式重新计算福利成本，如EZW递归偏好(Epstein and Zin，1991；Weil，1990)、一阶风险规避、损失规避、异质信念这样一些偏好形式都可以从各自角度解释股票风险溢价之谜，但量化结果彼此差别很大，EZW偏好、异质信念、一阶风险规避得到的经济波动福利成本都不大(如Dolmas，1998；Pembeton，1996；陈彦彬，2007等)，采用损失规避形式的偏好计算出的福利成本虽然相当大(Barberis，2001；张耿、胡海鸥，2007)，但计算过程中关键系数的设定缺乏严谨的实证支持。此外Alvarez and Jermann (2004)放弃预设一个具体形式而直接用资产价格来导出偏好，这样得到的福利成本大小则介于前几种方法之间。还有一些研究者认为在讨论这一问题时，应采用个体而非汇总数据，并发展出了一些利用个体收入数据间接导出个体消费波动，从而对波动重要性进行重新计算的方法(如Atkeson and Phelan,1994；Imrohoroglu,1989，

Krusell and Smith,2002等)。

在不太极端的假设下，上述改进基准模型的技术所得到的福利成本仍然相当小，定性地看大部分研究结论仍倾向支持卢卡斯的观点。换言之，如果承认基准模型抓住了最主要的经济波动福利效应，那么Lu。cas的定性结论是相当稳健的，“经济波动造成的福利损失微不足道”这一基本结论仍然成立。

不管偏好的具体形式如何，只要所定义的偏好直接依赖消费，而消费时间序列又存在一定的随机波动，那么消费波动就总会给厌恶风险的个体带来福利损失，这是卢卡斯计算福利成本的原始思想。基准模型得到的福利效应之所以非常小，一个重要原因是：现实消费数据的易变性相当小，以美国为例，二战后(1947-2001)年度人均消费(对数)波动项的标准差只有0.032(卢卡斯，2003)，在正态分布的假设下，这相当于说实际消费相对于稳定趋势项的偏离程度，有三分之二的可能性在3％之内，有95％的可能性在6.3％之内。消费数据的易变性既然这么小，那对于具有温和风险态度的个体而言，少许的不确定性确实不会对效用水平产生重要影响。

然而研究者很快意识到，这样来理解经济波动的福利效应发生机制可能过于片面，因为除了消费波动以外，经济波动还有许多其它表现形式，如产出波动、收入波动、投资波动等等，它们都可能通过某种渠道、某些机制来影响社会福利。即便是消费波动本身，其影响个体福利的机制也可能不像基准模型描述的那么简单，加之学界也开始认识到，单纯改进技术并不能挑战基准模型的结论，因此在这一领域的后续研究中，越来越多的注意力转而开始考察各种不同于基准模型的福利效应机制，相比起改善基准模型的技术细节，这无疑是更为重要的思考方向。

三、对经济波动福利效应的再认识：各种不对称效应

笼统而言，经济波动之所以会导致不同于稳定趋势情形下的福利效应，来自于经济体系对于波动的不对称反应，考虑某种扰动随时间产生正向和负向_的两类冲击，两种冲击大小相等、方向相反，如果正向冲击对于社会福利的提升效应无法抵消负向冲击对于社会福利的损害，对称的冲击就会产生不对称的福利效应。这是一般意义上经济波动引起福利损失的原理。

基准模型将这种不对称性限定在消费波动对风险规避型个体造成的影响上，但实际上这种不对称性广泛存在于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例如，经济波动对就业的影响具有不对称性，这可以借助短期菲利普斯曲线进行简单说明：短期菲利浦斯曲线描绘了失业和通货膨胀的短期替代关系，一般认为短期菲利普斯曲线是一条凹向原点的非线性曲线，这时失业和通货膨胀的替代关系具有一种不对称性，经济繁荣期通货膨胀率上升而失业下降，经济萧条期通货膨胀率下降而失业上升，非线性的短期菲利普斯曲线意味着：如果面临相同幅度的经济冲击，正向冲击造成的失业下降幅度要小于负向冲击造成的失业上升幅度。因此，随机情况下的平均失业率要大于确定性情况下的失业率，也就是说，经济波动会造成失业率上升从而损害社会福利(Clark，Laxton and Rose 1996；Debelle and Laxton，1997；Tambakis，1999，2002；Turner，1995；Mankiw，1988；Yellen and Akerlof 2004)。

除了就业效应外，经济波动也通过利率影响社会福利，这里存在两种不对称，一种不对称是随着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市场对资金的需求也顺周期波动，相应地市场利率也顺周期波动，理论上为了平滑消费，萧条时期人们会增加借贷减少个人储蓄，繁荣时期人们会减少借贷增加储蓄，但现实中人们的借贷行为受到信贷市场不完全的约束。繁荣时期固然可以自由增加储蓄，而萧条时期银行系统并不能为家庭户提供完全的借贷，这就导致即使是理性的家庭户也无法平滑消费路径，从而导致一定的福利损失；另一种不对称来自于利率波动，萧条时期家庭户的借贷增加导致利率上升，繁荣时期储蓄增加导致利率下降，家庭户在借贷时承担了较高的资金成本，而储蓄时只得到较低的资金回报，一进一出不能平衡，从而导致一定的福利损失。Atkeson和Phelan(1994)计算了这类福利损失，得到的量化结果为生命周期消费的0.02％。

一般人都认为经济波动对于社会福利是有害的，所谓经济波动的福利效应往往指的是“经济波动对于社会福利的损害程度”，但也有反面的看法，认为经济波动在一些局部对于福利有正面的效应，这些效应主要包括：1、经济波动是增长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必然的副产品，企业的投资行为建立在对不确定未来的主观概率判断上，投资行为包含着一个试错的环节，这些试验中有一部分会失败，如果经济始终运行在稳定状态，如果这种稳定消灭了投资的试验性质，企业会推迟和减少投资，这对产出造成负面影响(Shleifer 1986)；2、只有在存在波动的情况下技术进步和企业研发才有利可图。如果经济中存在波动和不确定性，新技术的投入会使得企业在一段时期中获取高额利润，而如果不存在经济波动，新技术带来的短期超额利润不复存在，企业也就不再有动机在研发上投入大量资金，从而技术进步的步子会放缓(Jovanovic，2004)。

四、新视角：增长效应、危机效应与主观福利效应

近年来，在各类考察经济波动福利效应的研究中，增长效应和危机效应受到了相当多的重视，它们的特别之处并不在于均采用了当代宏观经济学中主流的动态规划技术和内生增长模型，而是由于通过增长效应和危机效应这两个渠道，经济波动的福利成本变得非常可观，量化出来的福利成本指标往往达到基准模型的十倍甚至一百倍以上，这就有力地挑战了卢卡斯基准模型的基本结论。此外，主观福利效应方面的研究由于其前沿性和潜在的巨大发展空间，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1、经济波动的投资效应和增长效应。

大多数情况下，投资具有一种不可逆的性质。例如，用一千万资金投资一间厂房后，即使项目失败，这间厂房也难以原封不动地重新折回一千万，总会发生一定的损失。由于这种特性，企业在不确定的环境下进行最优决策时，有可能为了等待新信息而延误有价值的投资机会(Bemanke，1983)。这种投资效应的思想源头来自于凯恩斯在《通论》第22章中所阐述的关于投资收益预期的不确定性，凯恩斯进一步认为这种预期“其基础非常之不稳定，仅出于一些不可靠的依据，人们的预期就很容易发生突然和剧烈的变动”。由于企业在波动环境下投资行为更加谨慎，所以如果能消除经济波动，企业能更快地作出投资决策，从而有利于资本迅速地积累起来。反过来，在一个经济波动比较剧烈的经济环境中，由于不确定性导致的投资行为萎缩，产出的增长速度会有所放缓。

经济波动的这种投资效应和增长效应意味着经济波动与经济增长具有一种内在的相关性，这得到了

经验研究的支持(Ramey and Ramey，1991；Turnovsky，2003)，通过内生随机增长模型可以在理论上重现这种相关性，进而重新计算经济波动的福利效应。值得一提的是，Badevy(2002)指出，从社会福利的角度看经济波动的投资效应具有一种双面性，因为资源如果不用于投资，就会用于消费，消除经济波动能导致投资增长，对社会福利是一种促进，但另一面是消费下降，这对社会福利是一种损害。综合起来看很难说经济波动的投资效应具有重要的福利意义，从Maury(2000)、EpaulaM和Pommeret(2003)的计算结果看，经济波动的投资效应导致的福利成本也确实比较小。然而在考虑了资本品生产的边际递减性质后，投资波动通过改变增长路径而导致的福利成本变得相当可观，达到了卢卡斯原始计算的100倍(Barlevy，2004)。此外，随着经济波动的程度发生变化，企业对技术创新的投入力度、人们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力度会有所不同，这些都会影响经济增长，也都会因此产生一定的福利效应(如Dellas，1992；Martin and Rogers，1997；Blackburn，1999；Talvi and V6gh，2000)。

2、经济波动的危机效应。

大部分关于经济波动福利效应的研究都没有考虑经济波动中的危机情况。这可能是因为经济危机爆发的概率比较小，从整个生命周期看其福利意义也许应该被忽略掉。然而Barro的工作表明这种做法可能遗漏了非常重要的福利效应。Barro在定量分析了20世纪中35个国家的经济危机事件后，将典型的经济危机定义为GDP下降15％以上的情况，这类典型经济危机的爆发概率是每年2％(Barro，2006)。通过往基准模型中添加危机项，可以重新计算经济波动造成的福利损失，这一数字高达GDP的20％，为原基准模型下福利损失的100倍(Barro，2008)，Barro还认为，所有试图计算经济波动福利成本的数学模型如果不能解释股票风险溢价之谜，所得到的计算结果都是不可信的。卢卡斯基准模型恰恰不能满足这一点因而具有严重缺陷，而危机模型、内生增长模型等均符合这一所谓的Atkeson-Phelan标准，因此其量化结论更为可信。Barro的工作表明，尽管危机事件爆发的概率相当小，但是出于对危机事件的恐惧心理、个体选择行为以及福利水平会受到重大的影响。因此在经济波动的福利效应研究中，危机事件是一个不可被忽视的因素。

3、经济波动的主观福利效应。

主观福利在概念内涵和技术方法上与传统意义上经济学的福利概念都有所不同，传统意义上经济学的福利概念侧重于消费给人们带来的满足感受，采用可观察到的选择行为来推测偏好结构而不提倡调查问卷方法。在研究宏观经济的福利问题时，则往往预设一个偏好结构(效用函数)，在此基础上进行理论推导。与此相对应，主观福利强调人的主观幸福体验，这一概念不但涵盖了标准经济学原有的效用和福利概念，而且蕴含了标准经济学无法直接研究的诸多心理感受，其理论内涵更为丰富。

在卢卡斯及许多依赖理性预期的大部分研究者看来，关于长期增长与经济波动相对重要性的理论推导与主观福利的经验实证出现了明显的背离：一方面，大部分后续研究对卢卡斯的框架进行了进一步的细化之后，得到的结论仍然是美国的经济波动对福利的效应已经微不足道，增长问题重要得多；另一方面，大型调查问卷的数据整理却表明，经济的不断增长所导致的消费水平进一步提高，并没有使得美国居民的主观福利水平相应地水涨船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长达50年左右的时间里，经济增长成绩显著，而全国整体的主观福利一直维持在一个比较稳定的水平上。

基准模型在计算增长的福利效应时，并没有考虑到人们具有适应性。基准模型将消费的绝对水平作为效用和福利的主要自变量，这在时间跨度比较小的时候，可能还不会有大的问题，但是考虑一个时间跨度比较长的历史阶段，相同的消费水平在不同历史时期带来的福利水平显然不同，尽管基准模型中也有时间折现因子，但传统的时间折现因子对于消费和收入适应性的表达能力太弱，不足以体现出这种适应性对主观福利的影响力度。因此，依据卢卡斯框架所得到的估计数值，很可能夸大了经济增长对于社会福利的提升效果，而同时却低估了经济波动对社会福利的负面效应(Wolfers，2003)。

五、理论简评和讨论

如果承认货币的长期中性及短期非中性，那么货币政策的主要价值就在于抹平短期波动从而稳定经济运行，但进一步抹平短期波动的政策目标是否具有重要的社会福利意义?这一问题尚有争论，从早期的经济波动福利成本基准模型开始，学界已经挖掘出了众多的经济波动福利效应，这些认识已远远超越了早期文献对经济波动福利效应的理解。最新的进展不但体现出技术上的进步，更反映了思想上的推进。经济波动的增长效应、危机效应是现阶段研究者考察的热点，主观福利角度的分析也可能成为未来的潜在方向。

福利经济学论文篇10

关键词：中国社会福利；本土化；社会政策

中图分类号：C916；D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3）01-0073-08

作者简介：赵一红，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 （北京 102488）

一、问题的提出与福利视角

目前，中国社会福利制度改革面临着诸多问题，一方面是中国社会福利制度创新过程中的发展视角，另一方面是中国社会福利制度创新过程中的“责任结构”，这是亟待探索和研究的问题。从政府角度，积极制定相关福利制度的法规、政策、规划，发挥其引导和监督作用；从社会组织角度，大胆创新组织和体制，发挥其功能和作用；从社区、家庭等角度，便是充分发挥其参与社会福利的积极性，上述可归纳为各方责任。但在责任结构中，中国福利制度改革在就业服务、教育服务、住房、医疗、养老等社会服务方面以什么为主体、为基础、为取向？采取何种福利发展模式？这既是中国福利制度发展的视角也是其发展的路径。

英国学者艾伦·肯迪在《福利视角》一书中，针对当前英国和美国福利改革中的争论进行概括，其中之一便是在良性社会形成中，社会福利将担任什么样的角色。艾伦·肯迪概括了福利五个不同视角，每一个福利视角都提供了关于福利视角及其目标的不同构想：（1）福利是利他主义的表现。这一视角假定：一个更加公平和整合社会的建立，有助于培养公民间的相互责任感，帮助他们实现其道德潜能。（2）福利是追求个人利益的一个渠道。这一视角假定：绝大多数的福利申领者将采取理性的行动来改善他们自身及其家人的境遇。福利的任务就是提供激励机制。（3）福利是权力的行使。这一视角假定：相当比例的福利申领者缺乏追求他们自身利益的能力，其结果导致他们无法对如前一种视角假定的激励性制度变革做出反应。因此，福利改革的任务是迫使这部分人采取有助于长期境遇改善的行动方式，从而实现公共利益。（4）福利是走向就业的过渡。这一视角在回应前两个视角中发展起来的。这一视角假定：仅仅通过现金津贴的福利不可能缓解贫困问题。……福利必须担当起向有偿工作转变的角色。（5）福利是道德再生的一种机制。这一视角假定：人们受责任感的驱动，同时承认他们对其生活的社会共同体有义务。因此，福利的任务在于培养和提高这种责任感。[英] 艾伦·肯迪：《福利视角：思潮、意识形态及政策争论》，周微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 2页。

上述关于福利视角的五种分类，大概可以概括为两个方向，一个是认为福利政策面临的核心问题是不平等，因此，福利首要任务就是资源的重新分配。另一个是认为福利面临的核心问题是福利的依赖性，因此，福利的首要任务是引导人们向着既有利于公共利益又有利于他们自身福祉的方向行动，这两个方向基本可概括为政策研究法和意识形态研究法。

本文认为，福利视角的研究除了上述几种类型外，还可以从如下三个方面进行概括和研究：发展取向、结构取向、模式取向。

1.理解福利视角之一：发展取向

发展取向的福利视角解释基于社会发展理论的兴起。从学科上看，社会发展理论最早起源于经济学界，以研究发展中国家如何使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快速增长赶上西方发达国家为主要内容，之后扩展到社会学等相关学科。在二战结束之后，贫穷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自身的落后，希望通过经济增长摆脱贫穷的困境；发达国家面对战后物资匮乏，也想致力于研究经济的发展，因此，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便成为发展中国家发展的主要目标。这一目标是建立在“只要经济发展，社会其他问题便迎刃而解”的假说上。但之后的发展中国家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结果，使人们对单纯追求经济发展产生了反思与怀疑。例如，一些国家的经济恶增长，并不能自然而然地给人们带来普遍的福祉，相反，引发了社会分配不公、社会腐化、贫富两极分化现象。至此人们认识到经济增长并不等于社会发展。如果一个社会没有包含减少贫困、失业和不平等现象诸目标计划，这个社会就很难发展。一个社会发展的基本标准应该是减少贫困、增加就业、扩大福祉、促进平等。

发展中国家由传统到现代的转变，单靠经济发展是实现不了的。与此同时，一个国家的福利发展本身就可以被看作是现代化的发展。因为社会福利的发展是对民众的基本保障，对健康、就业、教育、住房、医疗、养老等方面的关注，这应该是一个社会现代化的重要指标。要达到这种全社会普遍的福利指标，单纯的经济发展不能够满足。长期以来，人们一直从资源和再分配的视角中去界定社会福利，将社会福利视为国民经济成果的二次分配。有些学者认为应该从社会发展和经济增长互动关系视角去研究社会福利的功能[美]詹姆士·梅志里、邓广良：《社会发展理论对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启示》，载王卓祺主编《东亚国家和地区福利制度》，中国社会出版社2011年版，第26页。。那么发展社会福利的视角到底如何界定，尤其是后发展国家社会福利制度如何改革与发展，由此便提出了福利视角之一：发展取向。

2.理解福利视角之二：结构取向

结构取向的福利视角解释对上述研究的一个直接反差便是，福利视角不在于再分配、平等和利他主义，而是强调政府和社会组织、社区、家庭的福利责任对于社会福利改革与发展的直接作用结果；强调的是在社会合力的情境下，国家、社会组织和群体对于社会福利如何运筹帷幄、如何制造福利。这便有了国家与社会组织关系中的结构利视角。

3.理解福利视角之三：模式取向

模式取向的福利视角解释在于选择一种什么样的福利发展的实践模式。这一视角重视的是一种社会福利发展的微观领域，即福利的发展过程中的具体服务方式，这便有社区照顾与社区服务之分。社区照顾作为国家社会福利的一种实践模式最初起源于英国，它的直接背景是英国及一些西方国家掀起的“反院舍化”运动和公民权利观念的兴起，同时伴随着福利国家面临的困境。由此，20世纪70年代英国政府便开始了对国家福利制度的改革，改革的视角限于英国社会服务方式的调整以弥补福利国家的种种缺陷和不足。由于社区照顾作为一种福利的实践模式，减轻了地方政府作为服务提供者角色的负担，被欧美许多国家纷纷效仿。而在中国，当前社会福利体制改革的重点主要集中在宏观层面的政策调整，同时又缺少英国“反院舍化”运动的社会背景，因此，社会福利发展的视角并没有集中在具体服务方式的深入探索，而是在更宽广的层面上提出了社区服务的概念。这便有在福利政策主导上的两种实践模式，即福利视角之三：模式取向。

二、后发展国家社会福利制度的视角

1.后发展国家的发展语境

后发展国家的发展语境是建立在传统与现代的对立和转化基础上。现代化理论是在结构功能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结构功能主义理论的中心内容是社会结构的分化与整合，以此类推，现代化理论的中心内容是传统与现代的对立和转化；发展理论的中心内容是后发展国家在面对“早发型”国家现代化已具有的发展状态，如何解决发展与贫困，如何解决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发展理论在经过现代化理论、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的争议和探讨的过程中，在经过由“经济增长”到“综合发展”的转变过程中，终于达成了共识，这是发展观的一种深化。

发展观的深化不仅在于承认发展的目标和过程是综合的，更在于新发展观确定了发展多重目标中的基本目标。这个基本目标就是减少贫困、增加就业、促进平等，并提出了生存的自尊和自由等核心价值观。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认为发展应该包括五大目标：增长、公平、民主、稳定、自主 孟宪忠：《社会发展理论和实践进展述评》，《哲学动态》1995年第2期。。法国哲学家弗朗勃瓦·佩鲁在《发展新概念》一书中，也强调新发展观应该是整体的综合的，而非单纯经济增长[法] 弗朗勃·佩鲁：《发展新概念》，郭春林等译，上海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单一经济的结构解释已经无法应对发展实践，经济发展国家也存在贫困，纯粹的经济发展解决不了贫困现象。

伴随着发展观不断深化，后发展国家在政治和经济发展方面体现了自身特点。对后发展国家政治特征研究的比较深刻的是美国历史学家布莱克与政治学家亨廷顿。布莱克认为后发展国家与早发展国家的差别在于几个方面：现代化启动时间、来源因素、背景、体制成熟程度等孙立平：《传统与变迁——国外现代化及中国现代化问题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98-100页。。亨廷顿特别关注后发展国家普遍存在的政治不稳定问题。亨廷顿认为与早发展国家稳定而有效的政治系统相比，后发展国家政治系统往往处于极不稳定的状态。有人将这种状况归结为现代化程度低的缘故，但亨廷顿的看法则与此完全相反。他认为造成这种政治动荡“是社会急剧变革、新的社会集团被迅速动员起来卷入政治而同时政治体制的发展却步伐缓慢所造成的” ⑤ [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4、48-51页。。亨廷顿用大量的事实和材料证明，贫困和政治不稳定之间没有直接因果关系。他认为政治动荡最容易发生且频率最高的是已经开始进入现代化过程，经济上有相当程度发展的国家和地区。由此得出结论，政治动荡根源于一个国家进行了现代化而又未取得现代性⑤。

对后发展国家经济特征研究较多的是美国著名经济史学家格尔申克隆。他主要从后发展国家的工业化问题入手，提出了在工业化过程中后进国家并不是步先进国家后尘的命题。认为正是由于落后，后进国家的发展过程许多方面将会根本不同于先进国家。他援用凡勃伦的“借用技术”这一概念，认为后进国家无法自己建立技术，而是可以“借用技术。”转引自孙立平《传统与变迁——国外现代化及中国现代化问题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94-95页。

上述后发展国家的发展语境，决定了后发展国家有着自身福利制度视角。

2.后发展国家福利制度视角

在当代社会福利思想体系中，除了有马克思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新自由主义和“第三条道路”，还包括女权主义和生态主义观点。其中影响比较大的是社会发展理论的福利观，也称发展利观，对后发展国家的影响较大。

社会发展理论主要代表人物是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社会福利学院院长詹姆士·梅志里（Jamos Midgley），其主要观点是以社会发展为取向，以福利与经济的互动为切入点，主张福利与经济互为动力。其理论背景表现为福利国家陷入危机与新自由主义的兴起，这一状况形成于对传统福利国家的批判。福利国家批判者共同倡导的改革措施有几个方面：削减政府的福利开支、引进竞争机制、反对国家干预、实行私有化或公私合作等。但是，当国家干预力量被削弱而不断强调市场作用时，将会带来一定的社会风险，同时也难以普遍提升公民的社会福利水平。特别是在全球化浪潮冲击下，市场竞争表现出的有限性，使每个国家都面临着更大的风险。因此，每个国家都面临着改革福利制度、提升福利水平、促进社会和谐的任务。发展社会福利应该着重建立积极的福利制度，不能单独依靠政府或市场，应该使社会各组成部分充分发挥各自的作用，即多元福利模式。目前，各国政府都已接受这种观点。但是在具体实践中，政府在福利制度的提供方面往往是有限的，尤其在就业和解决收入差距方面，针对此种种问题，梅志里等社会发展理论家们便提出了关于福利制度改革的一些政策主张。为了进一步促使社会经济和社会政策紧密结合，他们提出三项原则：第一，建立一个国家主义部门，全面协调经济和社会政策，促进可持续和以人为本的发展；第二，采取促进就业、以人为本的宏观经济政策；第三，社会计划应以投资为导向，采取“生产主义”促进经济参与，产生较高的经济回报[美]詹姆士·梅志里、邓广良：《社会发展理论对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启示》，载王卓祺主编《东亚国家和地区福利制度》，中国社会出版社2011年版，第24-25页。。

梅志里的社会发展理论对当代西方社会福利界，尤其是美国社会福利界影响比较大。其中对后发展国家的福利制度最有启示意义的是：在强调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融合的基础上，制定将福利资源用于投资为导向的社会计划，从而提高社会成员的经济参与能力；使社会各界都充分发挥各自的作用，强调个人、非营利组织以及国家和市场共同作用。这种视角改变了后发展国家在过去大多存在的补救和救济式的福利模式，降低了人民在福利方面对政府的过度依赖，通过建立福利制度，以政府为主导，增强社会组织、社区、家庭、个人积极参与社会与经济发展中的责任与意识，这种福利制度的发展趋向，符合发展国家福利制度的视角。

三、政府与社会组织结构性的福利视角

社会福利如果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它强调“社会公平”和“人道主义”价值观；如果作为一种社会制度，“是满足社会中个人、群体和社区的福祉”王思斌：《社会工作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76页。；如果作为一种行动，它强调反贫困，通过广泛的社会服务，使穷人分享更多的社会财富并增加参与社会活动的各种机会，以提高穷人自身摆脱贫困的能力。这样一种福利目标需要社会发展的综合力量来完成。如何在国家与社会关系视野下研究福利制度、如何看待政府与社会组织关于福利的结构性视角，将有助于解决上述福利目标。在此笔者不打算过多论述国家与社会、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只想研究政府与社会组织关于福利的结构性视角。

结构取向的福利解释在于强调政府与社会组织、社区与家庭的不同福利责任对于社会福利改革与发展的直接作用结果，在社会合力的情况下，国家、社会对于社会福利如何发展的问题。

“社会福利是各国社会制度建设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广义上来说，社会福利是指同改善公民生活素质，促进社会发展与提高社会总体文明水平相关的一切物质、活动与相关服务。从狭义上讲，社会福利则是指国家（或政府）针对社会中有特殊需要的个人和群体提供的津贴、物质和社会服务。”王思斌：《社会工作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76页。政府与社会组织对于福利的视角可以从结构解释来分类。

1. 政府关于福利的结构性视角

首先，经济视角。政府对于福利解释，首先表现在经济的指标体系中。主要叙述的是一种贫困状态，一般针对某些经济资源（工资）匮乏状态下，人们用于维持最基本生存状态的食物和设施消费的资金缺乏状态，例如，食品、住房、衣物和交通。其中，国家是以贫困线来作为划分标准。政府制定的贫困线是以人均收入为指标，从而界定出某些地区和某些人群在贫困线以下需要福利支持，它是由政府以指向性、政策性的方式来界定需要福利支持的人群。因此，对于这种福利支持，政府更多采取的是经济上的扶贫与济贫的福利供给方式。

其次，政策视角。政府对于福利解释除了经济解释之外，还有许多相应的政策性解释。政策利解释一般表现在对全社会的就业、住房、养老、健康、医疗卫生服务、教育服务、社会保障等方面，提供各种社会服务和待遇的活动，政府在这些领域提供物质和再分配社会资源的政策，以提供社会服务和资金直接影响公民福利和行动。因此，对于这方面的福利支持，政府更多地是采用改善国民物质文化生活，提高生活质量，依法向国民提供各种津贴补助、公共设施和社会服务的福利供给方式。

再次，意识形态视角。意识形态的社会解释也是政府常用的一种福利解释视角。关于意识形态的福利视角，在历史上和国内外有种种理论阐述。在当代社会福利思想体系中，从马克思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新自由主义、“第三条道路”、女权主义、生态主义等福利理论，到社会冲突论的福利观都应该算是对于社会福利的意识形态解释。

“冲突论”者认为社会福利制度的产生是社会矛盾和阶级冲突的产物。社会福利服务具有重要的社会控制功能，有利于维持社会秩序和稳定，便于政治统治。马克思、思格斯在《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哥达纲领批判》等著作中，揭示了资本主义的矛盾运动以及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趋势，寻求全人类的解放和达到共产主义，马克思的社会福利思想基本通过这些著作反映出来。此外，西方社会福利思想的三大支柱：民主社会主义、新自由主义、“第三条道路”的社会理论，包括女权主义和生态主义的福利理论都表现出强烈的意识形态视角。意识形态福利视角强调的是福利的利他主义、平等主义、责任和救助精神，以人为本促进社会和谐。西方国家对于此方面的福利支持，通常采取的是政府救助、倡导和增权的福利供给方式。

总之，政府是社会福利供给中最重要的主体。政府在社会福利中的作用不容忽视。政府角色与责任的合理界定是社会福利发展的基础。目前在我国，社会福利供给模式已由从前政府统揽发展到由政府主导、各方福利责任分担的格局。因此，对于政府来讲，如何主导福利发展，其结构性视角非常重要。

2.社会组织关于福利的结构性视角

社会组织是社会福利的重要供给者。从国际经验来看，一个国家的福利供给政策取决于社会组织发展的程度。作为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中间组织，具有开发福利资源和提供多样化服务的功能。社会组织关于福利的结构性视角表现在：

首先是服务视角。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客观上要求社会组织提供福利性社会服务。而福利性社会服务是以传统的扶贫救助为主，以解决贫困所导致的社会问题为主要内容。从生存扶贫与发展扶贫为主要范围，提供经济资源，开展各种培训； 提供小额信贷；作为政府与民众的中介组织，协调相关扶贫政策，确保落实，从一定程度上改善贫困人口的生存状态。此外，还提供企业化的社会服务，包括社会康复与辅导、社会维权与支持，以专业化的手段为社会服务；直接面对社区居民和弱势群体，为服务注入了人性化的内涵； 在资源上，组织大量志愿者开展服务项目，节约服务成本，包括直接参与贫困者及其家庭的服务，从而表现出服务的福利供给方式。

其次，价值视角。社会组织的价值理念在于助人自助，在于奉献和利他精神，这些高尚的精神可以抵制社会不正之风，从而起到弘扬社会正气的作用。在社会组织中涌现大量的社会志愿者，志愿者所蕴含的互助行为与价值理念，代表了较高道德水平的文明社会的发展方向，社会组织在一个国家的民主政治建设中也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民主政治的发展也是社会发展的一种标志。在我国政治文明建设过程中，社会组织的发展是现代民主体系的重要内容，其奠定了基层民主特别是社会自治的基础赵一红：《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模式分析》，《社会工作》2012年第4期。，从而表现出价值传播的福利供给方式。

再次，倡导视角。社会组织运用所积累的自身良好声誉充分动员社区居民，积极促成相关福利政策与法制的制定和修正；对社区居民和民众进行社会教育，发挥促进社会和谐进步的功能，达到追求社会正义的目标，从而表现出倡导者的福利供给方式。

上述政府和社会组织关于福利的结构性视角，表现出在社会福利的发展过程中政府和社会组织福利供给责任的定位。由于社会福利实施的广度和深度的要求，同时社会转型和发展存在较多的不确定空间，因而社会福利供给主体是多元的。纵观世界福利发展的历史，社会福利供给主体表现为整合了政府、家庭、社区、社会组织等力量，共同对全社会成员提供福利。

四、 社区照顾与社区服务不同模式的福利视角

社区照顾是英国在福利国家陷入困境之后提出的一种福利政策，也可被看作是一种社会福利的实践模式。1963年英国卫生部颁布了被称作是“社区照顾的蓝皮书”的《健康及福利：社区照顾的发展计划》，标志着英国社会福利政策的重大转变。房列曙等：《社区工作》，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13页。

1.社区照顾模式的福利视角

社区照顾的福利模式，起初是为了尝试减轻地方政府的福利供给负担，鼓励更多的社会组织提供正规服务及私有化服务。社区照顾的福利供给对象是老人和残疾人、儿童、精神病患者等；福利供给主体是管理人员、专业工作人员和照顾人员；社区照顾的福利供给目标是维持有需要的人士在社区或者自然生活环境内独立生活。社区照顾的终极目标是协力让社区人士可以在自己的生活上获得最大程度的独立自主夏学銮：《社区照顾的理论、政策与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8页。。社区照顾的福利供给模式有：社区活动中心、老人公寓、家庭照顾、居家服务、暂托处、老人院等等。这些社区服务性设施主要是由英国政府举办或由政府资助的，提供的服务是免费或低收费。社区照顾基本可以从几个层面界定：行动照顾、物质支援、心理支持、整体关怀方奕霖、阮曾媛琪：《社区照顾的概念及对香港的启示》，载夏学銮《社区照顾的理论、政策与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4页。。从上述社区照顾福利供给的对象、供给主体、供给模式来看，此福利视角注重的是福利提供的具体方式和手段，即是一种具体的福利供给服务的模式。

2.社区服务模式的福利视角

由于中国缺少英国福利国家的社会背景，目前社会福利制度改革重点主要集中在宏观政策层面调整，而不是集中在福利供给的具体服务方式上，因此，我国并没有把社区照顾作为一项专门的福利政策。1986年，国家民政部首次提出开展社区服务工作、满足人民生活需要的策略，社区服务正式载入中国城市改革的史册。英国社区照顾的福利视角，强调的是社区意识和社区支持网络对于受照顾者的意义；中国社区服务强调的是在政府领导下，各街道、居委会为协助，满足社区居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求，发动和组织社区各方面力量，开展公益性、福利性和互的社会化服务。目前社区需要承担的社会福利责任比任何一个时期都更为重要。但是相对西方国家来说，我国社区服务的福利供给来源和供给机制都比较单一，社会化程度较低；社区的行政化倾向严重，社区福利供给主体大多表现为政府行为；社区福利供给的专业化程度也较低，大多数地区还依赖于传统的行政化手段，虽然目前一些沿海城市已经提高了社区福利供给的专业化水平，但中国社区服务的总体还处于较低水平；社区服务模式的福利视角更多注重的是宏观政策的实施，例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实施、社会医疗保险网点的建设、失业人员的再就业服务与培训、残疾人的社区康复、社会养老体系的建构、军烈属的优抚与社区矫治等等，而缺少福利供给的微观层面具体社会服务方式的提供。

结 语

上述通过福利供给视角的宏观与微观分析，从后发展国家的福利发展视角，到政府、社会组织福利的结构性视角，再到社区服务与社区照顾模式视角，可以总结中国社会福利发展的路径。

1. 建立以宏观福利视角为主、微观福利视角为辅的我国本土化的社会福利制度，发挥其社会建构功能

从传统与现代结构看，中国作为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后发展国家，在现代化发展一开始就面临着早发展国家现代化已具有的发展状态。二者在现代化开始时所面临的环境和条件上有很大差别。美国学者列维在《现代化与社会结构》一书中关于现代化的条件方面认为，维持较高水平现代化的必备条件并不一定就是获得这种现代化水平的前提条件 ② Lery，M.J，Mondernization and the Structrue of Societies.Princecon，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6.。而且，早发展国家目前的发展条件与它早期获得这种现代性的启动条件也已完全不同，这说明启动现代化的条件与发展现代化的条件是不一样的，因此，不必照搬目前发达国家的某种模式。如果后发展国家处在启动阶段时，过多关注发达国家已有状态，而忽略对其现代化启动时的各种分析，将会对社会发展造成失误。当然，后发展国家也有其诸多优势，列维认为后发展国家对现代化的认识要比早发展国家丰富得多，他们可以省去许多不必要的经历；后发展国家可以大量采用和借鉴早发展国家的成熟计划、技术、设备以及与此相适应的组织结构等②。

由此推论，中国社会的福利发展也面临同样的问题。社会福利的发展是一国发展的重要目标，也是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中国也不例外。面对西方社会福利发展在理论和实践水平已经相当高以致于出现问题的时候，中国的福利事业如何发展，这是值得研究的问题。笔者认为，中国社会福利发展应该积极实行以宏观福利视角为主、微观福利视角为辅的发展路径。从宏观上讲，我们不能完全照搬西方福利国家的社会福利模式，不能以“高福利”发展为社会福利发展的目标，中国有自身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这种背景与西方社会福利及其制度产生和发展的背景完全不同，中国应该积极发展本土化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福利事业。在我国现代化过程中，市场经济的发展与构建和谐社会必然要求与之相匹配的社会福利制度。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根据“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我国社会分化的现状，及时提出了建设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因此，中国社会福利发展应该首先以建构稳定的和谐社会为目标，发挥其社会福利的社会建构功能。从微观上讲，在积极建构中国本土化的福利制度的同时，要借鉴西方福利国家的经验与教训，包括西方福利国家的优秀研究成果和具体服务方式，以推动我国社会福利的发展。

2. 改进我国社会福利责任的分担结构，建立以政府责任为主导、社会组织为主要依靠力量的福利体制

我国目前正在重建社会福利制度，其价值取向虽然也强调国家、社会组织、社区、家庭的责任分担，但却在分担的结构上存在问题。其表现在于政府对于社会福利的投入过多注重经济视角和意识形态视角。首先，大量财政预算仍然流向国有企业和经济建设。其次，政府以经济指标界定贫困线，相当部分社会福利资金投入到贫困线以下的扶贫和济困地区，但是由于社会政策的不平衡，使得绝对贫困人口和相对贫困人口在不断变化，导致扶贫济困效果不佳，福利供给流失；由于政府较为注重福利供给的意识形态效果，许多福利供给是以救助和倡导为主要方式，导致福利责任结构单一。再次，在社区中的福利性社会服务实施中，仍然存在政社不分的现象。总之，面对上述问题，我国应该积极强调政府在社会福利制度的建立和政策制定方面的主导责任。而社会作为中介组织应该努力贯彻、落实政府的福利政策到具体的个人中去；积极开展专业化的社会服务，做好救助工作，组织好志愿者服务队伍，弘扬社会的志愿精神。

3. 探索我国社会福利供给模式，积极建立社区服务带动社区照顾的服务方式

“社区服务”从意义上说应该是社区社会服务，包括城市社区与农村社区服务两个方面。如果把社区服务作为一种社会福利供给形式，它在外延和内涵上与社区照顾都有较大差别，这点在前面已经说过。由于我国倡导的社区服务具有福利性、群众性、互、综合性的特点，同时社区服务的具体内容丰富。例如，对各类弱势群体进行福利供给服务、对居民提供便民利民服务、对社区单位提供社会服务、对下岗职工提供再就业服务和社会保障社会化服务。因此，社区服务具有“大服务”对应我国“大福利”的特点。同时，我国提出的社区服务在内容上体现了社区照顾的精神，外延要比社区照顾广泛。社区服务强调普遍化服务，不像社区照顾是以受助个人发展为中心，在中国社区服务更能体现本土化的社会福利供给模式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