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利效应范文10篇

福利效应范文篇1

理论和实证研究表明，由于利率管制(McKi-nnon＆Shaw，1973)、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Stiglitz＆Weiss，1981)、交易成本(Hung－JenWang，2000)、产权与制度缺失(钟正生和宋旺，2003)等因素的存在，我国的农村信贷配给现象非常普遍和严重(马九杰，2004;田俊丽，2007)，严重降低了农村金融市场的效率。作为稀缺资源的一种配置方式，信贷配给会减少信贷资源的配置总量，限制农户的投资生产活动和产出水平，进而减少农户的生产剩余和资本积累速度，损失农村居民福利。作为评价农村金融市场绩效的一个主要方面，农户借贷的福利效应研究对进一步提高农村金融市场的运行效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这方面的研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不同借贷形式对农户的正向福利效应得到诸多研究的肯定。(1)正式金融形式贷款显著提高了贷款农户的劳动生产率和收入水平，这在印度和孟加拉国都有经验证据(Binswanger＆Khandk-er，1995;Pitt＆Khandker，1998)。(2)小额贷款和以工代赈等灵活的借贷形式有利于提高农村居民的福利水平，尤其对贫困者更加有效(Khandker，1988)。(3)非正式的信贷形式对农户的福利有着同样的甚至更大的影响(李锐、李宁辉，2004)。总之，正式借款和非正式借款对农民收入和消费的增长都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能够改善农户的福利水平(朱喜，2003)。

二是由于我国农村金融市场具有金融机构支农动力不足、金融机构投资的两极分化、农村资金外流与金融市场的准入限制等方面的金融抑制特征(吴敬琏，1997;谈儒勇，1998;何广文，2001)，金融抑制的福利效应受到关注。其中，李锐和朱喜(2007)的文章最有影响，他们认为由于受到金融抑制，所有农户的纯收入、净经营收入、消费性支出和非土地性资产均会受到损失，而直接受到金融抑制的农户在这些福利指标上的损失更为严重①。褚保金、卢亚娟和张龙耀(2009)的研究指出，信贷配给会阻碍农户收入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李锐和朱喜(2007)的研究结论，但是并没有计量金融抑制导致的农户收入减少的程度和数量。

三是关于影响农户信贷可获性的因素。研究发现，农户户主年龄、耕地面积、非农收入(褚保金、卢亚娟和张龙耀，2009)、农产品的价格(李锐、李宁辉，2004)、受教育程度、地理位置和“关系”(李锐、朱喜，2007)等因素有利于增加农户获得的资金额。已有文献指出了增加信贷供给对农村居民福利的积极作用，证明和计量了信贷配给对农村居民福利的损失程度，这些结论对我国的农村金融深化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

二、被访农户的经济特征

为了获取研究农村信贷配给的福利效应所需数据，笔者采用发放问卷的形式对此问题进行了调查。调查对象主要是分布在山东省济南、青岛、潍坊、德州、枣庄、临沂、聊城、泰安、滨州、淄博、烟台和东营12地市的农户。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300份，实收问卷269份，其中有效问卷201份。问卷中包括基本信息、住地信息、贷款经历和福利信息的四大方面，共13个指标。

(一)被访农户的基本信息

根据变量的可观察性(数值型、代表性)和影响信贷配给的程度，被访农户的基本信息分为农户的劳动力数量和户主的文化程度两个方面。这是因为，文化程度和劳动力数量对农户的生产经营能力有重要影响，而农户的生产经营能力是金融机构放贷决策的主要依据。问卷中的劳动力是指劳动力资源(曾湘泉，2005)，即在劳动年龄内，具有劳动能力，在正常情况下可能或实际参加社会劳动的人口数。在调查中，劳动力数量被限制为16周岁(包括16周岁)以上、男性60周岁以下女性55周岁以下的劳动力数目。户主的文化程度变量值具体设置为:1代表文盲，2代表小学或初中文化，3表示高中，4为大学及以上。样本农户的基本信息如表1和表2所示。从表1可以看出，被访农户的文化程度多为初级文化水平，具有初中以下文化水平的户主占所有被访农户数量的48.26%;具有高中学历的户主比重为26.37%;另外，文盲也占有相当大的比例，而大学及以上的农户极少。这说明农户的总体的文化水平较低。因此，文化程度偏低是影响被访农户贷款可获性的不利因素。

(二)被访农户的住地信息

农户的住地情况会影响农户贷款的难易程度。农户住址到农村金融机构的距离远近、交通便利状况等客观条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农户申请贷款的积极性。如果农村金融机构离住户很远或交通极其不便利，这会在客观上造成农户贷款申请的惰性，进而降低农户贷款的可得性。另外，农户所在村的经济强弱也会影响农户受到的信贷配给程度。富裕村的农户经济实力较强，农户具有较强的抵押能力或互相担保能力，贷款的可获性较高。此类指标的赋值为:到银行或农村信用社便利为1，否则为2;农户住地为富裕村为1，否则为2。表3为被访农户的住地信息。调查数据表明，大多数的农户申请贷款在地域上是便利的，贷款便利的农户占比为71.14%;而且，被访农户有60%以上居住于较富裕的村落。可见，地域因素是影响被访农户贷款可获性的有利因素。

(三)被访农户的贷款经历

农户的贷款经历情况可以直接反映农村信贷配给的状况。这是因为，在不考虑那些因担心被拒绝而未去申请贷款的农户的情况下，唯独有贷款经历的农户才有被配给的可能，而那些没有贷款经历的农户绝对不会遭到信贷配给。本次调查不考虑那些因担心被拒绝而不去申请贷款的农户。本文选取的有关农户的贷款经历的指标主要包括:是否贷过款;贷款额;贷款的方式，包括抵押贷款、担保贷款、银行贷款和亲友贷款;意愿申请的贷款额。表4和表5分别描述了被访农户的贷款经历的情况。从表4中可以得出，57.71%的农户具有贷款经历，且非正规贷款为主要贷款方式(占比为61.21%)。不管是正规信贷还是非正规信贷，贷款条件要求比较严格，多数贷款需要抵押或担保，条件贷款户数占到了总贷款户数的80%以上。其中，抵押贷款的农户数占比为53.44%，担保贷款农户数占比为30.17%。可见，贷款条件高是农户借贷面临的普遍问题，也是导致信贷配给的主要原因之一，进而导致民间借贷活跃。农户的意愿贷款规模表明了农户的实际贷款需求规模。农户的意愿贷款申请额越大，在贷款资源存量一定的情况下，其遭到信贷配给的可能性越大。从表5可以看出，农户的贷款需求具有很大的差异性，农户单笔信贷需求规模的极差为80000元，方差高达47698976;农户的平均信贷需求规模在4800元左右，信贷需求规模不大;农村金融机构对不同农户信贷需求的满足程度也千差万别，贷款供给规模的极差高达12000，方差达到5966582。在农户群体中，信贷配给的覆盖度较高，一半以上的农户的信贷需求不能得到有效的满足，只有54.44%的贷款申请额被满足。对被访农户的贷款经历指标赋值如下:(1)是否贷款:“是”为1，“否”为0;(2)贷款额:数值型(见表5);(3)贷款的方式:抵押贷款为1，担保贷款为2，银行贷款为3，亲友贷款为4;(4)意愿申请的贷款额:数值型(见表5);(5)对农户受到信贷配给的判断(见表6):实际获得贷款额小于贷款申请额表明受到信贷配给，用“1”表示，没有申请过贷款的农户和实际贷款获得额与贷款申请额相等的农户表明没有受到信贷配给，用“0”表示。

(四)被访农户的福利状况

农户的福利水平主要包括收入、消费、医保和教育等方面。因此，本文在调查问卷中相应的设计了年净收入、年生活消费支出、年医疗费用支出和年教育费用支出等指标。从被访农户的福利指标的方差看出(表7)，其福利水平存在较大的差异，尤其是在收入、生活消费和教育支出这三个方面。

三、农村信贷配给的福利效应

(一)模型的建立

信贷配给的福利效应意指在受到信贷配给时农民福利水平的变化，等于信贷需求完全被满足时农民的福利水平与信贷需求未被完全满足时农民的福利水平之差。要反映信贷配给福利效应的普遍性，研究单个农民福利水平的变化是没有意义的。因此，本文的主要任务是计量由农村信贷配给导致的农民福利水平的平均变化量，具体包括两部分:一是所有农户(包括受到信贷配给的和未受到信贷配给的农户)福利水平的平均变化量;二是受到信贷配给的农户福利水平的平均变化量。为此，平均处理效应模型(ATEM)是被普遍适用的工具。我们可以借用李锐和朱喜(2007)构建的所有农户和受到信贷配给的农户ATEMMATCH模型:其中，τsam表示所有样本农户的福利平均处理效应;τrsam为样本农户中受到信贷配给的农户的福利平均处理效应。其中，Yi为第i个农户的福利;Wi∈{0，1}，表示农户是否受到了信贷配给，若Wi=1，则表明农户受到信贷配给，若Wi=0，则农户未受到信贷配给。KM(i)=∑Ni=1L{i∈JM(i)}，代表在为每个农户寻找M个匹配对象的情形下，农户i作为其他农户的匹配对象的次数之和，其中，L(•)为示性函数;JM(i)表示离农户i最比配的前M个农户，即JM(i)={j1(i)，j2(i)，…jM(i)}。N为样本农户个数，N1为样本农户中受到信贷配给的农户个数。上述模型提供的思路是，使用那些特征变量(在此指经济特征)与信贷配给下的农户相近却没有受到信贷配给的农户的平均产出作为该农户在未受到信贷配给时的近似产出。因此，问题转化为，对于任意农户i，通过MATCH模型找到那些与信贷配给下的农户的特征变量相似、却未受到信贷配给的农户，以解决其产出不可观察的问题。

(二)信贷配给的农户福利效应

为了寻找在样本农户中受到信贷配给的农户的匹配农户，本文采用了户主文化程度(Educa-tion)、农户劳动力数量(Labor)、住地是否富裕村(Rich)、贷款是否便利(Convenient)和年净收入(NetIncome)等特征变量，以作为反映农户特征的经济变量。本文使用SAS软件，利用MATCH模型估计了在信贷配给下样本农户福利损失的大小(表8)。从计量结果中，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信贷配给会损失农户福利。这里的福利损失既包括受到信贷配给的农户，也包括未受到信贷配给的农户。从表8可以看出，在95%的显著水平下，除了受配给农户的年教育费用支出的估计量略不显著外，其余MATCH估计量均为负值，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即信贷配给与农户的福利水平负相关。这与李锐和朱喜(2007)、褚保金、卢亚娟和张龙耀(2009)的研究结论一致。

2.受信贷配给农户的福利损失程度大于未受到信贷配给农户的福利损失程度。从表8中值与值之间的一一对比可得，受到信贷配给的农户在年净收入、年生活消费支出、年医疗费支出和年教育费支出中的福利损失占比均高于样本农户在这些福利方面的损失程度。这是因为未受到信贷配给农户的福利损失程度远小于受到信贷配给农户的福利损失，使得样本农户的整体福利损失程度降低。

3.信贷配给对不同福利的直接效应存在差异。我们称因受到信贷配给而产生的福利损失为信贷配给对福利的直接效应。从受到信贷配给的农户的福利损失程度看出:(1)信贷配给对医疗的直接效应最大，其医疗福利平均损失程度高达34.33%。这说明农户借贷主要满足医疗需求。这从侧面证明了农村医疗设施的落后和医疗保障的缺乏。(2)信贷配给对教育和生活消费福利的直接效应为其次，平均损失了22.34%。这证明一方面，农村子女的教育成本已成为农户比较大的负担;另一方面，生活性消费信贷需求已成为农户信贷的一个重要内容，农户的消费方式正在向信用消费转变。(3)信贷配给对收入的直接福利效应最小，平均损失程度为6.64%。其原因在于，由于农村生产经营活动整体上未达规模经济，且生产效率较低，农户的借款通过生产函数转化后，其资本收益率较低，因此，即使农户的借款在未被满足或未被完全满足的情况下，其损失的贷款的资本收益率仍然相对较小。

4.信贷配给的福利效应具有外部性。由结论2我们可知，未受到信贷配给的农户在信贷配给的环境下亦损失了福利。其原因值得我们思考。本文认为，未受到信贷配给的农户之所以产生了福利损失，是由信贷配给福利效应的传导性所导致的。即受信贷配给农户的福利效应会对未受到信贷配给农户的福利水平产生影响。

福利效应范文篇2

关键词：盗版现象，盗版品的生产价值，盗版品的消费价值，经济福利，盗版成本，反盗版成本，适度的反盗版策略

一、引子

盗版现象由来已久。尽管各国都在一定程度上采取反盗版措施，以对盗版进行打击，但时至今日，盗版现象不仅没有得到有效的根除，反而还有日益漫延之势。那么，为什么会出现盗版呢？盗版品给消费者带来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政府为什么要打击盗版呢？又是什么原因使得盗版现象累禁不止呢？政府应该采取怎样的反盗版策略呢？笔者拟用微观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

为了分析上的方便，我定义本文讨论的盗版现象为“一切生产、销售和使用包括诸如计算机软件，音像制品、书籍等的非法复制品以牟取利益的行为”。[1]这些非法复制品统称为盗版产品，与之对应则为正版产品。

二、盗版存在的市场基础

任何经济现象的存在都有其市场基础，这种市场基础既包括市场需求基础，又包括市场供给基础。盗版现象的存在也具有它深厚的市场基础。

1、盗版存在的需求基础。尽管“盗版”首先给人的感觉就是它绝非一个好东西，应该消灭，但是在一片喊打声的同时，消费者却在行动上给予了实际的支持，这就是盗版现象的市场需求基础。在盗版市场上，存在市场需求是其最根本的基础。

在明知商品真假的条件下，理性或有限理性的消费者之所以更多的选择盗版品而不是正版品，最直接的原因在于盗版产品的消费价值高于正版品的消费价值。什么是商品的消费价值呢？我们知道，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时要考虑两个因素，一个是价格，一个是质量。如果某个商品的质量太差，即使价格很低，可能也不会有人问津；反之，如果某件商品的价格太高，即使质量很高，恐怕买主也是寥寥无几；但是，如果某件商品的价格很低，而其质量又比较好，购买者肯定会很多。显然，购买者并不是单独地看待价格的高低和质量的好坏，而是综合的分析价格与质量的关系，即质量—价格比，它可以作为消费者所考虑的商品价值。因此，可以这样说，消费者购买盗版品的直接原因在于盗版品的质量—价格比远高于正版品的质量—价格比。在消费者看来，虽然盗版品的质量比正版品低，但是相差的程度非常有限，比如说，人们一般使用的MicrosoftOffice2000办公软件，除去普通老百姓一般很少使用的一些功能外，盗版品与正版品在质量或使用价值上几乎没有什么差异。但是，盗版产品的价格远低于正版产品，比如，在成都市场上，正版的MicrosoftOffice2000办公软件的销售价格超过6000元人民币，而它的盗版品只需要不到10元人民币。盗版品与正版品的价格比是1比600，盗版品的价格优势绝对让人心动。

消费者更多的“投票”盗版品，从根本原因上看在于这种选择能够给他带来最大效用。为了简化分析，我在此对正版品与盗版品的质量差异不作考虑，二者的唯一差别在于价格，即正版品的价格高于盗版品的价格。下图说明了消费者的理性选择行为。在图中，消费者消费某种商品X，正版的X价格为P1，盗版的X价格为P2.（P2低于P1），除了X之外的其他商品为Y，价格为P。如果买主消费正版X，他只能选择B（X’，Y”）才能达到最大效用，最大效用为U*；如果买主选择盗版的X，他可以购买A（X”，Y”）组合实现最大效用U”。显然，X*小于X**，从而U’也小于U”。[2]也就是说，在消费者的购买预算不变的条件下，对消费者来说，使用盗版品的总效用比使用正版品的总效用大。

2、、盗版存在的市场供给基础。尽管盗版的存在从根本上在于有市场需求基础，但是盗版品毕竟是有厂商生产出来的。对于厂商来说，并不是有市场需要就会有市场供给。就某种产品来说，厂商之所以选择生产盗版品而不是正版品，除了它在生产正版品上的所受的诸多限制之外，可能关键在于盗版品的生产价值大于正版品的生产价值。什么是商品的生产价值呢？对厂商来说，那种商品值得生产，不能只看它的价格高低，也不能只看成本大小，要看产品的价格与成本的差（即利润），或者看价格—成本比。如果一种商品的价格很高，但是生产成本也很高，从而生产无利可图，价格—成本比小于1，没有哪家企业会主动去生产它；反之，即使一种商品的价格很低，但是它的生产成本也很低，以至于生产利润相当可观，价格—成本比大于1，“挡不住的诱惑”，厂商无需政府动员也会趋之若鹜，甚至政府想堵也堵不住。树欲静而风不止嘛！因此，利润或价格—成本比可以用来反映商品的生产价值。下面分三个方面来说明：

首先，技术和制度限制使得许多企业不能生产正版品。在盗版或正版中，“版”者版权也！在市场经济中，为了激励人们创新，政府运用专利法或版权法对版权进行保护。政府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对“版”进行保护，这无疑是非常应该的，但是这种保护会形成市场上的行政垄断和法律垄断，从而限制了许多厂商以合法的身份生产正版品。

其次，生产正版品的价格或收益怪圈导致了盗版品的大量产生。在正版品生产的垄断条件下，源于其垄断价格的巨大垄断利润对其他企业是一个巨大的诱惑，这种诱惑使资源有向该产品聚集的趋势。然而，在过高的版权费用和制度硬壁的双重阻拦下，这种趋势就转化为生产盗版品。在盗版品的强烈冲击下，生产正版品的成本因加强防伪等原因而大大提高，而价格却在盗版品的竞争中不断下降，从而正版品的价值大大降低，这又进一步强化了盗版品的生产和供给。

再次，盗版品生产价值还集中的体现在它的生产成本优势上。从某种意义上讲，一项生产活动的成本包括直接生产费用和版权费用。与正版品的生产相比，盗版品在直接生产费用上存在一定的优势，这是因为盗版者可以根据市场的实际需要，使用更加便宜的原材料，采用更加简捷的生产工序，使得产品成本大大降低。比如，用光盘刻录长达30集的电视剧，直接的生产费用（包括刻录机的折旧费、白盘费、刻录软件分摊费、人工费等）不会超过50元。不仅如此，盗版活动的低成本还体现在盗版商免费使用了别人的诸如专利权，著作权等权利。在实际生活中，版权费用在专利保护产品的生产成本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

最后，盗版产品的供给还与厂商从事盗版所面临的风险的大小和对待风险的态度有关。由于盗版的违法性，因此就有被查处并被惩罚的不确定因素存在。盗版在给厂商带来较高的预期收益的同时，也带来较大的风险。对风险与收益的选择，将影响盗版品供给的多少。假定厂商在投资时有两种选择，一是在安全资产上的投资即从事正版品生产，一是风险资产上的投资即从事盗版产品的供给，前者的预期收益为无风险的收益R1,R1,较为固定但通常也较小，风险或损失可能为0，后者的预期收益R2，R2的变动较大但在数量上也更大，可能损失为R0，盗版品的供给就取决于厂商对不同投资的效用评价。对于风险偏好型的厂商来说，较高预期收益带给它的效用大于损失时的负效用，他倾向于进行盗版产品的供给，当然，可能损失的大小会改变厂商对待风险的态度等，如此说当被查处的可能性增大，一些本来爱好风险的厂商将变为厌恶风险，从而减少盗版产品的供给。但是，由于现行制度规定的缺陷，市场的人为分割，地方或部门出于自身利益的保护，以及执法者的寻租和麻木等多种原因，使得从事盗版活动的人非常容易逃避检查或逃避处罚，盗版的实际风险极低。

三、盗版现象的经济福利效应

在经济学上，对一种经济现象的评价，可以通过消费者剩余、生产者剩余和社会总福利来说明。同样，对盗版也可以从这些方面来分析它的经济效应。

1、从消费者剩余来看，盗版活动在长期和短期的影响是不同的。在短期，由于盗版品的存在，原来不能购买或没有购买某种商品的消费者能够购买一定数量的盗版品，从而增加消费者福利；原来使用正版品的消费者改为使用盗版品，因盗版品的低价格而给买主带来更大的消费者剩余；即使是对使用正版品痴心不改的消费者，也能够在盗版品的冲击下以更低的价格购买正版品，并从中获得实实在在的好处。

在长期，盗版对消费者福利的影响依情况而有所不同。如果政府和正品生产企业对盗版不采取任何防范和打击措施，让盗版品的泛滥成灾，正版品的生产完全无利可图，不仅已有的正版品被完全挤出市场，而且不会有新的正版品产生，那么盗版品将会走到无“版”可盗的地步，此时消费者的福利会受到很大的损失。如果在长期中，通过市场竞争和各种治理措施的实施，正版品的价格不断下降，逐渐逼近盗版品的价格，从而正版品的市场空间日益扩大，最终完全挤占盗版品市场，那么消费者也会从中获得不少好处。

2、盗版活动对生产者剩余的影响是复杂而多面的。详细的分析将另文阐述，本文在此只作简单的分析。就盗版品生产企业而言，由于他把更多的资源用在盗版品的生产上是一种理性的行为，因此他的经济效率会提高，从而在盗版活动中会增加他的生产者剩余。就正版品生产企业而言，如果盗版厂商的剩余的获得仅仅是正版厂商剩余的一种转移，那么正版品企业必然会损失剩余；如果由于盗版竞争的存在，促使正版企业进一步改进技术，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扩大销售量，即使其产品的销售价格降低了，正版企业的剩余也完全可能增加。

3、社会福利来可以用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的和来表示，因而盗版对社会福利的影响就直接取决与买卖双方剩余的综合变化。从上述对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的变化分析，我们知道盗版现象存在有利和不利两反面的影响，因而它可能增加社会福利响，也可能减少社会福利。从人们的内心感情和一般认识上看，通常认为盗版活动对社会是没有好处的。盗者偷也！仅仅一个“盗”字就十分清楚的表明了这一点。其实，盗版活动会对社会产生不利影响是无可置疑的，这是因为市场上盗版产品的多少将影响到正版商下期的研发投入。因为盗版产品的数量是如此之多，以至使正版商的预期收益为零，甚至为负时，正版商将停止对新产品新技术的投入，这将影响到社会技术的进步和发明创造，进而造成对总产出的影响。盗版的存在对社会的损失可以通过技术进步对GDP增长的贡献加以粗略估计，如果上期GDP增长100亿美元，技术进步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为0.1，本期GDP增长110亿美元，且因盗版而使技术进步的贡献率降为0.08，则盗版导致的社会损失为1.2亿美元（100×0.1亿美元-110×0.08亿美元）。但是，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足够的事实证明盗版活动的负面影响大于其正面影响，也就不能得出盗版一定要损害社会安定福利的结论。看来，在盗版对?缁岣＠挠跋焐峡赡艽嬖谌鲜段笄?/P>

四、政府的反盗版策略选择管见

上面的分析已经表明，由于在时期的长短、竞争的最后趋势和反盗版的严厉程度等上的差异，盗版既可能增加经济福利，也可能会损害经济福利。盗版对经济福利的损害为政府的反盗版提供了理由。现在的问题是，政府应该如何选择反盗版策略呢？在政府的反盗版策略上，理论和实践上的论述都不少，在此主要就其中还存在问题的几个问题作简单的说明。

1、政府不能完全杜绝盗版活动，因而彻底解决盗版不应该成为反盗版的实际目标。一方面，只要盗版现象产生的市场基础存在，盗版是不可能人为取消的，另一方面，盗版活动复杂多样的影响，也决定了完全杜绝盗版行为本身也就同时消除了它可能带来的好处。正如人们不能在倒洗澡水时把娃娃一起倒掉一样，我们也不能消除盗版的负效应时把他的正效应也一起消除。因此，政府的反盗版仅仅是为了抑制盗版活动，减少盗版数量，把盗版的负效应控制在最低水平。

2、政府的反盗版行动应该适度，过度严厉和过分宽容都是不理性的。如上所述，盗版可能会给社会带来各种负效应，这种负效应就是盗版的使社会付出的代价，简称盗版成本。不仅如此，政府或社会的反盗版行动也会给社会带来成本。政府的反盗版贯穿产品生产、销售和消费的全过程，从有关信息的收集、整理、反馈，研究，到相关法规的制定、监督机构的设立和人员配置，再到对盗版行为的处罚或判罪。政府在反盗版过程中所必然要花费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等全部费用就构成反盗版成本。一般而言，我们可以预期，当政府实施采取比较严格的反盗版措施时，反盗版成本会上升，而盗版成本则会下降，反之，当政府实施采取比较宽松的反盗版措施时，反盗版成本会下降，而盗版成本则会上升。也就是说，反盗版的成本是随着反盗版程度的增加而上升的，而盗版成则随着即反盗版力度的加强而下降。[3]显然，反盗版行动就存在一个度，社会究竟应该对盗版行为采取什么程度的反盗版行动，必须进行相关成本与收益的比较分析。一项理性的反盗版行动应该使盗版成本和反盗版成本之和达到最小。可见，政府的反盗版并非愈严格愈好，也不是愈宽松愈好。

3、修改过时规章制度是被政府反盗版行动所遗忘了的重要手段。诚然，执法不力是导致盗版泛滥的重要因素，其实，不适应技术进步和社会发展的保护版权的规章制度也是罪魁祸首之一。这些过时的制度规定，助长了市场垄断，甚至是过度的垄断，高额的垄断利润衍生出大量的盗版。比如说，在信息时代的今天，长达16年的专利保护—美国专利法的规定—就显得太长，日益严重的盗版不能说与此没有关系。对此，我们很多人尤其政府从感情上是难于接受的，在政府实际的反盗版行动中也是很难见到的。

4、更多的运用市场机制来反盗版，可能会成为政府反盗版的现实取向。如果说垄断产生盗版，那么从这种意义上讲，反盗版就是要反垄断势力。运用市场竞争来反垄断已经是大势所趋，因而用竞争来反盗版也可能成为政府的优选策略。为此，我国政府可以借加入WTO的机会，借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机会，通过改革和开放来引入和加强竞争，有效的防止盗版行为。

主要参考文献：

1、（美）斯蒂格利茨《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2、（美）威廉姆斯《反托拉斯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福利效应范文篇3

关键词：拼车网站；网站设计；福利效应分析

1拼车的概念

拼车是新产生的事物。根据国外的相关报导，韩国和希腊以及欧美等多个国家的出租车开始实施“合乘制”。特别是在美国，许多人会共同乘坐同一辆出租车，这种方式也被称作Carpool。由于这种方式有利于环境保护，因此被鼓励和支持。此外，这种出行方式还可以有效缓解城市交通的拥挤，还可以方便乘客。在国内的许多城市已经开始实施了拼车，并由此有了相关的注册机构。拼车有多种方式：一种方式称为可以叫搭乘，也就是去搭“顺风车”，顺风车的车主可以在出行的途中顺便捎上多个出行路线基本类似的乘客，乘客需要支付一定的费用。对于车主来说就是顺路搭乘客，这样可以降低油费的支出；第二种方式是采取合租的方式，合租是指多个乘客共同租一台车，这样可以降低出行费用。由于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国内许多大中城市的上班族都开始通过社交平台或专门的拼车网站或手机拼车APP等多种方式获得拼车信息。拼车出行的人开始逐渐增多。拼车体现出国家“低碳环保”的可持续发展战略，这种出行方式顺应“绿色交通”的发展趋势。

2开发环境与相关的技术

2.1DreamweaverDreamweaver可以提供多种工具，可以实现RoundtripHTML，可以完成视觉化编辑，对原始码进行编辑同步，是一种较为流行的设计工具。Dreamweaver包括了HomeSite和BBEdit等多种文字编辑方式。Dreamweaver具有进阶表格编辑功能，可以方便进行单格、行、栏的选择，还可以方便排序，对表格群组进行格式化，可以实现精准定位，轻易完成表格的图层转换，通过拖拉置放的实现版面的配置。网页位置发生改变后Dreamweaver会自动完成所有链接的更新。2.2assess数据库。Access的优势表现在强大的数据处理功能，具有统计分析能力，借助access具有的查询功能，可以实现各类数据的汇总和平均等运算，并可灵活设置统计的条件。设计数据库功能的模式主要包括了O-RMapping与DAO模式，其中DAO模式主要是操作数据，而与此同时O-RMapping主要是完成对象与对象关系之间的映射。歌曲查询主要是进行文字以及数据查询，业务逻辑简单，因此选择O-RMapping模式就能够达到要求。针对表示层的查询操作，可以将功能层的内容进行sql语句的转换，从而得出一个Recordset集，表示层要想接收到查询结果，那么就需要定义类，同时对类进行声明处理。2.3ASP利用ASP可以实现许多的功能，可以突破原有静态网页存在的功能限制，实现了网页的动态变化；ASP文件包含了许多HTML代码，相关的文件易于进行修改和测试；服务器通过ASP解释程序可以在服务器端完成ASP程序的执行，并将执行结果通过HTML格式传递到客户端，方便在浏览器上查阅，所以借助各类浏览器可以浏览ASP产生的网页内容；由于内置式的对象，借助这些对象可以增强服务器端脚本的功能。

3拼车系统的设计内容

随着现代社会信息化快速的发展，信息处理也面临更大的挑战，面对这种挑战，人们需要通过不断的自我学习、不断的提升自我，来应对更大的挑战。而出行人们的生活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社会发展过程中，计算机已经在各个行业发挥着重要的管理作用，用计算机来管理已经成为未来的发展趋势。出行通过借助计算机进行管理，设计一套有效的拼车管理系统，有效降低拼车的难度，同时提高了车辆的利用效率。3.1系统功能的分析。3.1.1前台的功能模块。（1）用户具有的功能：A.用户注册：用户在界面进行注册时，如果出现的输入框没有内容，会自动弹出对话框要求用户输入相关的信息。用户在完成信息注册后，系统将用户名信息和数据库中已存信息进行比较。在没有重名的情况下可以注册成功，否则注册不能成功。B.用户登录：在登录页面输入用户的登录账号。系统首先会提示输入用户名，并比对相应的密码，在密码和登录账号完全一致的情况下登录会成功，否则登录不能实现。（2）拼车信息获取：A.查询拼车信息：用户在对话框内输入路线的起始位置和到达目的后，符合条件的相关内容会全部显示出来，并且通过分页的形式在界面显示。用户也可以依据出行日期完成模糊查询，查询结果会以分页的形式显示。用户还可以通过输入路线的起始地和目的地实现路线信息的精确查询。B.查询上下班期间的拼车信息：用户通过界面可以查询特定城市内的所有拼车路线，也可以通过查询明确起始地和目的地所有的拼车路线。3.2系统功能的设计。在拼车网站的设计和开发中，我们要考虑的因素有很多，要分别站在网络运营者、用户的角度去考虑这些详细的因素，使用户在拼车时的程序非常简单，而且尽可能快的拼车系统中找到自己想要的出行路线。依靠实际的需求和实际情况，根据用户的要求设计拼车管理系统是非常有必要的。此外，注意保持拼车系统的稳定性。对于用户各项数据的保护是拼车管理系统的另一重要任务。在系统的设计中可以通过外加插件的方式，实现系统的安全保护，并且可以实施在线升级，系统的主动防控性能会提高。利用系统可以快速完成检索，并且可靠性能够得到保证，可以实现存储信息的多样化、保密性可以得到保证。

4拼车网站福利效应分析

拼车是经济行为，产生内部效应的同时也会产生外部效应。外部效应体现在经济行动者产生的成本付出具有外溢性，同时体现在经济行动者在没有另外付出的条件下却会产生收益。通过拼车行为，拼车行为给拼车人带来多种效应的同时，也会给他人和社会带来了相应的效应。4.1拼车可以省油、省钱。无偿拼车可以采取不同的模式。一种模式是无偿拼车，这模式是有车族实行的“轮班”式拼车。有车族为了降低车的耗费采用相互轮流“值班”开车的方式。乘车人从平等的角度考虑，也愿意采用轮流出车的方式，每位拼车人可以驾驶同样时间的车。采用这种无偿拼车的模式，每一次的拼车行为都是顺便搭车人，如果从出行的频繁来看，因为拼车采用轮流出车的方式，不同的驾车人分摊了行车成本，所以从总体上说可以降低出车的次数。采用这种拼车模式中首先要保证拼车人的组成基本固定。轮班拼车由于降低了出车次数，有车族通过拼车，可以有效节约了燃油消耗。而另外一种无偿拼车模式采取了有车人和无车人的拼车。由于乘车人没有车或者可以不出车，这样可以不分摊费用，这种模式是非常典型的搭便车。虽然无偿拼车通常是不定期的和短暂的。从个人的消费层面来看，搭便车人由于不用支付费而可以省钱。有偿拼车是拼车中常见的行为，这种方式让搭车人可以更便宜地乘坐。在国外的拼车，驾车人由于可以免去相关的路桥费。所以采取这种模式双方都节省费用。从上述分析来看，因为驾车人降低了单独出车的频率且路桥费有可能获得免缴，搭车人也会降低了出行支出，搭便车人可以省去了车费，所以采用拼车的出行模式可以使出行的总成本下降。4.2通过拼车社会成员之间增进了沟通。拼车行为起初的开始于熟人之间，比如朋友和家人以及同事之间，后来由于约定制度的普及拼车开始出现于非熟人间。和朋友以及同事一起通过拼车外出，可以降低单独驾车出行的焦虑，同时还会增加人和人之间的相互沟通。许多车主都感受到，合乘出行的好处，不仅可以降低出行费用，还可以节省道路资源，缓解交通压力，还可以增进朋友间或邻里间的交往。拼车行为是居民实现社会互助的一种方式，这种方式加深了邻里之间或同事之间的友谊。许多原本不是非常熟悉的人采用无偿拼车，可以建立沟通基础，这也是一种可以获得的意外收获。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无偿拼车中以体现驾车人的服务精神和利人意识，同时可以增强搭车人的受益感，可以推动人际关系的和谐。4.3拼车可以缓解交通压力。结合鄂尔多斯市的交通资料分析产生的效应。近年来，鄂尔多斯的车辆在逐年增多，交通问题突出，体现在行车的速度越来越慢。由于当前机动车的拥有量在快速增长，鄂尔多斯在高峰期间的交通压力非常大，市内车速处于连年下滑的状诚，主干道的平均车速已经降到了20公里/小时。此外鄂尔多斯交通问题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道路经常发生拥堵，主要集中主干道上。拼车可以缓解方面的压力利。。

5结语

拼车就是出行基本相同的人共同一辆车完成出行，车费采取乘客均摊的形式。拼车网站的建立拼车的实现创造了条件，拼车简单易行，会产生多种效应。

参考文献：

[1]吴琦幸.“拼车”概念来自奥运实践[N].新京报，2007-09-25.

[2]沈沈，钟翔.国外给拼车族发奖金[J].环球掠影，2008，（5）：63-64.

[3]钟洲.武汉堵车20年[J].大武汉，2009，（总第95期）：24-25.

[4]刘锐君.武汉市私家车保有量增长的模型分析[J].统计与决策，2009，（19）：99-100.

福利效应范文篇4

1.反倾销税。倾销（dumping）是指，一国出口商以低于其在正常贸易中供国内消费的同类产品的可比价格，即以低于正常价值(normalvalue)的价格进入另一国市场的行为。反倾销(Anti-dumping)是指进口国有关行政当局或职能部门（如海关）根据本国反倾销法或世贸组织《反倾销协议》就本国厂商对外国倾销提出的起诉进行调查和裁决，如果认定倾销存在并因此对本国相关产业造成损害，就会做出肯定裁决，对倾销商品征收除正常关税之外的、相当于出口价格与正常价值之差额的附加税，即反倾销税(AntidumpingDuties)。反倾销税的征收必须同时符合三项基本条件:

（1）倾销存在，即产品出口价格低于其正常价格（国内销售价格或对第三国出口价格或其生产成本）；

（2）损害存在，即进口国竞争产业受到严重损害或损害威胁，或者一项新产业的建立受到严重阻碍；

（3）损害与倾销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即进口竞争产业所受的损害是由倾销造成的。

2.反倾销税的一般效应。如果进口国当局对出口国垄断企业的长期性倾销征收反倾销税，进口国进口品价格会提高，对进口品的需求和实际进口数量下降，在某些情况下从反倾销调查国的进口会完全停止，国内进口竞争厂商的产量和收益增加。同时，国家关税增加，消费者对产品的需求减少。但只要生产者增加的福利和国家关税收入大于消费者减少的福利，征收反倾销税的综合效应就被证明是有效的。

二、反倾销税有效性的限度

本文要说明的是，在下列情况下，征收反倾销税将不能达到以上效果。

1.进口国为贸易小国，贸易条件恶化。征收反倾销税后，出口价格不变，进口商缴纳反倾销税,进口国国内售价提高，反倾销税提高的产品价格转嫁给国内消费者。消费者剩余的损失大于生产者剩余的增加和政府的关税收入，进口国遭受净福利损失。

2.贸易转移效应(TradeDiversion)。如果进口国从多个国家进口同种产品，但只对部分进口来源征收反倾销税，那么在减少来自指定国家进口的同时，却增加了未诉国家的出口，这就是反倾销的贸易转移效应。贸易转移效应部分甚至全部抵消了进口国生产部门期望从反倾销中获得的预期收益，降低了反倾销的产业保护效果。Prusa(1997)利用美国1980年～1988年所有得出肯定性仲裁结论的倾销产品的贸易数据，判断贸易转移效应是否存在于各个行业。他发现在所有的反倾销案件中(不管最终结果如何)，从未指定国家的进口在案件发生1年后增加约20%，在案件发生5年后增加40%以上。在反倾销税率很高的案件中，贸易转移效应较突出，在反倾销税率较低和被拒绝的案件中，贸易转移效应也很显著。

3.直接投资对出口的替代效应(TariffDumpingFDI)。当一国出口企业遭遇外国反倾销时，该企业可能绕过反倾销税的壁垒进行的直接投资，这就是反倾销的直接投资效应。直接投资效应使原进口国国内同业竞争加剧，国内企业境况可能恶化。Barrell与Pain(1999)检验了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对美国和欧盟反倾销的反应。这些研究均显示反倾销具有显著的直接投资效应。

4.投入品价格的“连锁反应”(RippleEffect)。进口国对中间投入品征收反倾销税，将提高产业链下游产业的生产成本，降低下游产业的国内与国际竞争力，中间产品成本上升像水波一样会引致相关产业乃至整个经济的价格上涨。由于反倾销集中在初级投入品上，反倾销的“连锁反应”非常广泛。

5.出口国的报复。如果一国征收反倾销不是为了谋求公平竞争，而是作为一种替代关税的保护措施时，这种行动容易引起出口国的反倾销报复。结果，两败俱伤，陷入负数和博弈的困境，贸易自由化受阻。三、反倾销税合理性的限度

作者认为，反倾销税的合理性应由下面的一些标准来判断：进口国资源的有效配置和世界福利的增加；消费者福利不受损害；“正常价格”得到准确的界定；规模经济效应和由不确定性引起的低成本优势不受倾销定义约束；在价格歧视和企业竞争策略之间有明晰的界限；征收反倾销税与政治目的无关等等。

根据这些判断标准，征收反倾销税常常是不合理的。

第一，进口国征收反倾销税使国内价格上涨，国内生产者增加的产量实际上体现了低效率扩张导致的资源配置效率损失。从世界福利增加的角度看，反倾销税使整个世界遭受净损失。

第二，人们常常从所谓综合福利最大化，即生产者剩余增加和政府关税增加之和大于消费者剩余减少来判定反倾销的合理性。如果从个体利益最大化出发，这是不合理的。虽从整体上看有净收益，但它是以消费者福利减少为代价的。美国前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布朗·史戴尔用成本收益分析法对1990年挪威鲑鱼案进行了分析，他指出，美国对来自挪威的新鲜鲑鱼征收了323.8%的反倾销税，征税后国内生产每年增加约70万～100万美元，生产者利润增加70万～80万美元，关税收入增加1010万～1080万美元，消费者每年净损失达1810万～1850万美元，几相加除，美国社会净福利每年下降690万～720万美元，每个生产者增加1美元，消费者将损失23.1美元～27美元。

第三，反倾销所依据的所谓“正常价格”实际上是难以准确界定的。用生产成本来界定倾销是片面的，因为它未包括运输、保险、税收等的成本。另外，即使“正常价格”包含了上述三种成本，但当国内生产违背“社会福利标准”从而生产成本下降时，它算不算是“福利倾销”呢？我认为应该是。所以也不能完全用一般意义上的国内生产成本作为征收反倾销税的理由。

第四，规模经济使出口国生产企业以低于平均成本的价格出口，这合乎利润最大化原则，是一种竞争手段，不应该视为倾销。当生产规模一定时，由于出口价格的不确定性，比如由于需求、汇率的变动引起价格下降，而企业的固定生产成本已经投入，于是企业就不得不以低于边际成本的价格对外出口，这也不能作为反倾销的理由。

第五，有时候在价格歧视和企业竞争策略之间没有明晰的界限。企业无权进行价格歧视，但企业有权采取一定的竞争策略。在国内市场饱和情况下，为了实现利润或减少损失，企业有必要在国际市场以低于国内市场价格销售商品；有时为了长期生存的需要，企业也会通过低价取得市场份额。

第六，征收反倾销税往往被政客当作争取选票的工具。反倾销措施主要适用于制成品领域，以及劳动密集型产业，在西方发达国家主要是纺织、服装、钢铁、自动化行业。反倾销措施大多用于这些领域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这些领域工人人数多，政客们通过反倾销保护这些产业，可从中获取更多的支持。

福利效应范文篇5

关键词：食品价格波动；居民消费需求；作用机理

一、引言

近年来，在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及市场经济运行机制下，食品价格波动频繁且变动幅度较大。与去年同期相比，2014年我国食品价格指数变动为103.1%，高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102%的波动幅度。部分如干鲜瓜果、液体乳及乳制品等食品的价格波动幅度甚至达到108%以上。食品是关乎广大居民日常生活的必需消费品，食品价格上涨必然降低居民食品消费数量与消费质量，加大居民消费压力并造成不满情绪，进而对居民实际消费福利产生消极影响。与此同时，居民消费不足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循环发展的重要瓶颈，扩大内需不仅是政府工作部署中的重点工作，也是稳定经济增长态势的必要手段。因此，从城乡差异、收入差距以及通货膨胀等三个角度研究食品价格上涨或下降对居民消费需求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有助于我们加深对两者作用关系的研究，在扩大居民消费、保障居民福利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食品价格波动福利损失的城乡差异

食品价格波动对城乡居民消费会产生不同的福利效果，一些学者对这种差异也表现出高度的关注。徐永金，陆迁(2012)认为粮食生产价格与主产区生产福利变动方向保持一致，且在大多数时期，粮食生产价格上涨会促进主产区总福利水平的增加。苗珊珊(2014)研究表明粮食价格上涨有利于粮食净出售者的农村居民福利增加，但不利于粮食净消费者的城镇居民消费福利。城乡低收入群体对粮食价格波动较为敏感，且农村贫困人口所受不利影响要高于相应的城镇人口。城乡居民面对食品价格波动所表现出的消费福利差异主要是由其各自不同的角色所决定的。农民居民作为粮食生产者，在满足自身消费后会将剩余的粮食进行出售，粮食价格上升会提高农村居民的福利效应。但城镇居民不同，仅仅作为粮食净消费者，是粮食价格上涨不利后果的直接承受者，其消费福利也明显降低。这与祁毓(2010)探寻居民收入来源对居民消费行为影响的结论相一致，即相比其他收入来源，城镇居民的工薪收入提升居民消费率的作用效应最大，而农村居民家庭经营性收入的消费效应最大。但粮食价格上涨对农村居民产生的福利增加效果可能并不是非常明显。因此，从粮食生产者与消费者的角度而言，食品价格波动对城镇居民消费需求表现出明显的负面作用，但对农村居民消费需求的影响则较为复杂，一般情况下，表现出稍微的促进作用。近年来，农业机械化、现代化发展迅速，粮食生产所需劳动力数量明显降低，农村外出打工者的规模越来越大。与此同时，农村居民的收入结构表现出显著变化，工资性收入占比已基本赶上农业经营性收入比例。娄峰，张涛(2012)研究认为短期内，农户工资性收入上升不利于粮食生产，会引起粮食价格上升，但中长期内，农户工资性收入增加会刺激农业固定资产投资，促进粮食产量增加。伴随着农村居民进城务工现象的普及，我国城市化进程也在不断加快。农村居民在向城市转移过程中，会受到城市消费习惯与消费行为的影响，提高自身的消费意识与消费需求。同时，城市中大量的就业机会与较高的薪资水平增强了农村居民的消费能力。在城市商品供给足够的前提下，能够有效的增强农村居民的消费热情。基于此，本文认为在城市化进程中，食品价格波动对农村居民消费需求具有比较积极的影响，而城镇居民消费需求则与食品价格波动呈负相关关系。

三、不同收入群体食品价格波动承受能力差异

传统消费理论中，收入是决定居民消费需求大小的重要因素。方福前(2009)表示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理论适用于解释中国居民的消费行为，人均收入是城乡居民消费需求的主要决定因素。张祖庆，姜雅莉等(2013)运用Minot福利效应模型研究发现鸡蛋价格波动与城镇居民消费福利呈反向关系，且对低收入群体福利影响要明显高于高收入居民。不同收入群体应对食品价格波动的具体措施主要从两个方面来体现，分别是收入效应与替代效应。收入效应主要指食品价格波动对居民收入福利的直接影响，食品价格上涨会引起食品净消费居民实际收入购买力下降，收入的降低又会反过来限制居民食品消费质量。替代效应主要指面对食品价格波动引起的实际收入降低的情况，居民会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调整，如适当调整居民消费结构，降低生活消费质量等手段。收入效应与替代效应并不是单独发挥作用的，而是综合作用于不同收入群体中。食品价格波动对高收入群体食品消费支出并不产生较大影响。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增加，食品消费数量与消费质量都有较大提升。同时，食品消费支出占居民总消费支出的比重会越来越小，家庭恩格尔系数逐渐降低。食品价格波动会损害消费者一定程度上的消费福利，但这部分福利损失在高收入群体消费支出中占有的比例及其小，或者可以忽略不计。因而面对食品价格波动，高收入群体的消费行为或者消费习惯并不会发生太大改变。而依靠工资性收入为主要收入来源的中等收入群体，食品消费支出占其总消费支出的相当比例，使得食品价格波动造成的消费损失对其具有一定的影响。崔海燕，杭斌(2014)认为居民消费习惯的增强，会降低收入差距对低收入群体和中等收入群体消费的不利影响。这是由于习惯形成会弱化未来不确定性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尽管居民福利受到损失，但受到消费习惯的影响，中等收入群体会更加注重消费的计划性，保持基本消费水平不变。同时，会根据货币实际购买力适当降低消费种类，减少其它不必要消费支出，从而保证自身消费维持在一定的水平。低收入群体面对食品价格波动所要承受的压力是最大的。由于食品消费支出占低收入群体总支出的比例较大，居民消费层次较低导致消费结构调整范围非常有限，使得食品价格波动所造成的福利损失对低收入群体的不利影响相对突出。同时，教育、交通通信等各方面的支出消费更加增强低收入群体的生活压力，严重影响着低收入群体的消费热情。

四、通货膨胀扩大食品价格波动影响效果

食品价格波动与通货膨胀两者之间存在着相互促进的关系，即食品价格波动会增强通货膨胀变化幅度，而通货膨胀又会反过来影响食品价格波动。石凯(2015)表示农产品生产指数价格可视为能够反映通货膨胀的先行指标。陈晓坤等(2013)认为价格大幅上涨不利于生活质量的提高，且从情绪上表现出强烈不满。食品价格波动与通货膨胀的相互联系，使得微小的价格变化引起市场中商品价格普遍上涨成为可能性，增大了食品价格波动对居民消费需求的不利影响。食品价格是CPI指数构成的重要组成部分，食品价格波动直接影响着CPI指数的变动。大多数情况下，食品价格波动指数明显高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而通货膨胀大小有很大程度是由食品价格波动所决定的。食品价格具有明显的示范效应，易受某一类食品价格变动的影响，如水稻、小麦、玉米等价格上升时，会引起其它农产品价格的上涨，造成食品价格起伏波动。此外，食品中粮食、蔬菜瓜果等作为食品加工业的主要生产原料，其价格上涨时通过成本推动效应加快整个食品生产链条中各类商品价格的上涨。与此同时，通货膨胀的发生也会进一步增强食品价格的上涨。CPI指数是衡量消费品价格的标准，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消费物价变动情况。陆军等(2012)表示在开放经济下通胀预期和通胀惯性对通胀都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而通胀预期对通胀的作用效果则更加明显。通常情况下，居民为防范风险以减少收入不确定性，通过通货膨胀水平形成一定的通胀预期，从而采取适当的应对措施。当通货膨胀预期上升时，农民会基于增值保值的动机减少农产品交易数量，增加农产品短期储存行为，从而引起农产品市场的供给短缺，造成食品价格波动。而对相关食品生产加工行业来说，通货膨胀预期意味着原材料、人工等生产成本的提高，使得未来的盈利空间不断缩小。为缓解这种生产压力，厂家会适当提高商品出售价格，加剧食品价格的波动情况。五、建议食品是居民消费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般而言，食品价格波动对居民消费需求产生较为不利的影响。特别是城乡低收入群体，面对食品价格波动的承受能力较低，且敏感性较强。而食品价格波动由于其自身的特点，与通货膨胀相互作用而放大其影响效果，促使其对居民消费造成非常深远的影响。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建议：首先要稳定食品价格，保证价格波动维持在较低的变动幅度内。食品价格与食品消费者的利益休戚相关，因此要稳定食品价格以减少居民食品消费支出，同时对粮食、蔬菜等食品生产者给予一定的财政补贴与支持，弥补因食品价格控制所遭受的利益损失。其次，要千方百计的扩大居民收入。收入是提高居民消费需求的根本动力，也是增强居民价格波动承受能力的强效剂。要特别重视城乡居民中的低收入群体，给予它们一定的价格补贴或实物补贴，帮助它们度过困难的时期。同时，也要通过就业培训机构加强低收入群体的职业技能水平，从根本上提高它们的职业竞争能力。最后，要密切关注食品价格甚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变动情况，加强物价管理部门的职能与责任，及时收集相关的物价变动信息，并采取有效措施降低其对居民产生的通胀预期效应。

作者:彭虹 单位:安徽大学

参考文献：

[1]徐永金,陆迁.粮食价格波动对主产区福利影响的实证分析[J].财贸研究,2012(5):61-67.

[2]苗珊珊.粮食价格波动对农村与城镇人口福利变动的影响差异分析[J].财贸研究,2014(5):46-53.

[3]祁毓.不同来源收入对城乡居民消费的影响[J].农业技术经济,2010(9):45-56.

[4]娄峰,张涛.中国粮食价格变动的传导机制研究——基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的实证分析[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2(7):92-103.

[5]方福前.中国居民消费需求不足原因研究——基于中国城乡分省数据[J].中国社会科学,2009(2):6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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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崔海燕,杭斌.收入差距、习惯形成与城镇居民消费行为[J].管理工程学报,2014(3):135-140.

[8]石凯.农产品价格上涨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分析[J].统计与决策,2015(18):161-164.

福利效应范文篇6

金融服务的经济福利效应

近年来，国际机构的相关扶贫与合作项目证实了金融服务对使用者经济福利的正向影响。世界银行扶贫协商小组（CGAP,2004）认为，提供给贫困及低收入人群的金融服务（主要指小额信贷）是扶贫的重要工具，获得储蓄、借贷、保险等金融服务有利于他们掌控日常收支；美洲开发银行（IDB,1997）、亚洲开发银行（ADB,2000）指出持续性地向贫困人口提供多种金融服务能推动金融系统及全社会的进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2006）认为金融服务尤其能提高低收入家庭的生活水平。除国际机构之外，其他许多实证研究也基本支持以上观点。例如Udry（1994）认为人们获得信贷服务，除了能够促进生产以外，对平滑消费也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Binswanger&Khandker（1995）运用印度农户的数据分析了获得正规借贷的影响，发现农户获得正规借贷后显著提高了贷款农户的劳动生产率和收入水平。李锐、李宁辉（2004）估算出了中国农户借贷对收入和福利效果的边际影响，结果表明，农户借款能够增加其纯收入，改善其福利状况。Paul,etal.（2009）运用ADL指数证实了获取微型金融的储蓄和贷款服务在帮助家庭应对健康危机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确保消费。刘亦文、胡宗义（2010）认为农村金融服务水平的提升可以缓解收入不平等，缩小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尽管国内外学者做了很多有益研究，但单个家庭金融服务的获得和扶贫之间的系统证据仍然非常缺乏（EdwardAl-Hussainy,etal.2008），因此，要获得更准确的结果必需依赖于合适的计量方法（Pitt&Khandker1998）和质量更高的数据（StijnClaessens2006;EdwardAl-Hussainy,etal.2008）。小额信贷是近年来新兴的金融服务，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影响广泛；保险和汇款同样是较为基础的金融服务。因此下面主要从这三个方面以及金融抑制角度来具体阐述金融服务所引致的经济福利效应。小额信贷可以为贫困家庭和微小企业提供发展机会，发展小额信贷是提升金融服务水平的力举。但是，学者们对于小额信贷的经济福利效应却持不同观点。许多学者认为小额信贷在减缓收入不平等、缓解脆弱性和扶贫等方面有着振奋人心的积极作用。Littlefield,etal.（2003）认为，小额信贷及它所产生的影响，已经远远超越了商业贷款。他们通过总结世界各地的调查结果，认为小额信贷在消除贫困、提高子女教育水平、提高妇女儿童的健康水平及女性社会地位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此外，众多国外学者对孟加拉国小额信贷进行了广泛研究，例如，Pitt&Khander（1998）、RubanaMahjabeen（2008）均发现借贷对提高家庭的收入、减缓收入不平等、平滑消费、消除贫困、积累资产都有不同程度的正向影响。小额信贷在中国的影响效果也引起了学者们的兴趣。孙若梅（2005）通过分析河北易县、南召扶贫社项目的调查数据，得出小额信贷主要通过投入非农经营来增加农户家庭收入，且小额信贷可以改善农户间的信贷分配。张立军、湛泳（2006）通过小额信贷的反锁定模型，证明小额信贷可以通过产业、结构与技术三方面的反锁定来解决农民生产过程中存在的“增产不增收”问题，降低农民贫困度。刘燕丽等（2008）指出，虽然小额信贷对深陷贫困的农户家庭具有一定的排斥作用，但它有效地帮助脆弱农户抵御了陷入贫困的威胁，这在扶贫和小额信贷发展中有着重要意义。李雅宁、杜志雄（2011）则认为增加小额信贷的贷款次数可以持续显著地提高农户家庭的务农收入水平。然而也有学者持有相反的观点。如JonathanMorduch（1998）对孟加拉国参与小额信贷的1800个农户进行实证研究，发现获得金融服务并没有显著提升其消费水平，儿童上学的比例也未上升，其影响仅仅体现在降低了农户的脆弱性，而非减少贫困。Coleman（1999）也持类似观点。ThiThuTraPham&RobertLensink(1995)基于越南的数据，对小额信贷能缓解贫困这一观点提出了质疑。他们发现参与小额信贷项目并没有显著影响自主创业家庭的利润。因此，小额信贷减贫的作用依然不清晰。当然，也有学者指出，小额信贷影响效应的不确定性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研究方法选择不当造成的，例如存在选择性偏差。Morduch（1998）、Pitt&Khandker（1998）认为这取决于对计量经济学方法的使用。根据FSA（2000）的界定，保险属于金融服务的一大维度。目前学术界对于保险效应的研究并不多见。比较典型的成果如YoungP.,etal.（2006）通过小组座谈和对照组比较的定性研究方式，发现参与保险的人不仅能在遭受疾病时较快地获得治疗，而且能有效缓解疾病所带来的冲击。另外，MichaelR.Carter（2010）也认为保险不仅能显著提高农户收入，还能够进一步促进农户各方面发展。汇款服务同样也是金融服务的维度之一。目前，汇款额在世界范围内不断增加，已成为低收入国家家庭的重要收入来源，汇款服务产生的效应影响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大量的文献表明汇款服务对医疗健康支出（Amuedo-Do-rantes,etal.2007）、减贫（Esquivel&Huerta-Pineda2007）、教育（Hanson&Woodruff2003）、创业（Woodruff2007）有着一定的积极影响。一般来说，正规的汇款服务往往是比较昂贵的，尤其是在缺乏竞争和客户缺乏相应金融知识的情况下。在汤加和新西兰的研究发现，银行普及率的不足不仅减少了竞争，也使得汇款更加昂贵，人们不得不花较大金额来获取支付、汇款服务，大大降低了福利水平（Gibson,etal.2006）。Demirgü-Kunt,etal.（2009）运用墨西哥村级层面的数据，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汇款与银行的金融服务水平以及金融深度有着紧密的联系，并发现银行通过汇款服务，使得家庭可以用汇款收入来购买耐用品和投资于企业。但是汇款服务对于经济福利的具体影响如何，则需要使用汇款等金融服务方面更为详实的统计资料与数据。除了从正面直接测算金融服务的经济福利效应外，一些学者也从金融抑制及信贷配给方面间接考察了金融服务缺乏情况下的福利效果。金融抑制主要存在于发展中国家及农村地区，因此大部分文献主要集中于农户金融抑制的福利损失测算。典型文献如李锐、朱喜（2007）运用biprobit和match模型，采用微观数据分析了金融抑制对农户福利的影响，发现由于金融抑制，农户纯收入、净经营收入、消费性支出和非土地性资产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失。刘适等（2011）通过模糊聚类匹配的平均处理效应模型也得出了类似结论。DongFengxia,etal.（2010）则运用内生性Switching回归模型发现，金融抑制使生产性投入、农民素质和教育都没有得到有效的使用；若消除金融抑制，农业生产力和农户家庭收入都会得到提高。另外，邱崇明、李辉文（2011）通过实证分析表明，金融抑制对居民的消费需求存在着“门槛效应”和“时间窗效应”，即在短期内温和的金融抑制能够刺激消费需求，但在长期内对消费需求是有负面影响的。信贷配给产生的负经济福利效应十分普遍。GuarcelloL,etal.（2003）认为信贷配给在决定家庭对孩子人力资本投资上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它关系着家庭是否将孩子送去学校接受教育，这就使得信贷配给成为决定儿童脆弱性的重要因素，信贷配给的存在降低了儿童福利水平，从而产生恶性循环，不利于家庭经济福利水平的提升。卢亚娟（2009）利用包含是否受到信贷配给和福利影响联立方程的内生标准函数的Switching回归模型，结合江苏372个农户的微观调查数据，发现信贷配给使得农户无法获得或只能部分获得其所需的资金来进行投资，从而影响了农户收入增加，进而影响农户福利状况。刘艳华、骆永民（2011）经过实证研究也发现，受到信贷配给农户的福利损失程度大于未受到信贷配给农户的福利损失程度。

文献简评

从国内外相关研究动态我们可知：学者们测度金融服务水平主要从直接衡量金融服务的可及性、计算金融包容性水平，以及金融排斥程度这三个方面展开。其中，衡量金融服务可及性和金融包容性水平基本围绕银行机构覆盖程度、存贷款情况和拥有银行账户比例这三个维度进行。国外学者在上述测度方法和维度的基础上对各国金融服务水平进行了横向比较与分析，开创了该领域的研究先河，为后续深入研究金融服务水平指明方向；然而，目前该领域的研究仍存在改进的空间：一方面，除了金融包容性指标（IFI）这一综合性的评价指标以外，其余的测度指标均是从单个角度进行分析，既容易对实际金融服务水平的测度造成误差，又会增加横、纵向比较的复杂程度，不利于分析，并且金融包容性指标（IFI）仍需要依据现实情况进一步去拓展其涵盖的维度；另一方面，我们可以发现目前的测度均以银行为例，但提供金融服务的机构并不仅限于银行，还包括很多非银行金融机构，如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和基金公司等，对金融服务提供者的狭窄界定，同样也会造成测度的偏差。就国内相关研究而言，由于国外的统计数据与我国存在差异，因此学者们虽然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对测度指标进行了若干修改，但同样没有全面涵盖金融服务的所有维度，大部分研究仍然处于借鉴和模仿阶段，尚未构建出能科学测算我国金融服务水平的指标体系。关于金融服务与经济福利之间的关系，多数研究认为金融服务对使用者经济福利有着正向影响，即金融服务水平的提升能够帮助提高收入、缓解收入不平等、平滑消费、降低贫困率等。从国内外相关实证研究可以发现存在以下三点不足：首先，目前的研究基本选取收入、消费、贫困、生产等其中的一个或几个方面来研究金融服务引致的经济福利效应，对经济福利缺乏一个全面、清晰的界定，如何从整体上把握经济福利有待进一步深入；其次，学者们将主要精力和对象集中于信贷服务对经济福利的影响，而对于储蓄、保险等其他基础性金融服务的研究较为缺乏，金融服务的维度尚需拓展；最后，目前的研究并没有详细探讨金融服务对经济福利的具体影响机制，即金融服务是通过怎样的渠道来影响经济福利，这个“黑匣子”是如何运作的也没有得到一致的揭示与认同。总之，由于金融服务水平测度的相关研究兴起较晚，因此真正将宽泛意义上的金融服务水平与经济福利相衔接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尚待进一步深入。

未来研究展望

福利效应范文篇7

【关键词】社会保障社会福利负所得税公平效率

1、负所得税理论研究现状20世纪,尽管负所得税制度未能得到实施,但负所得税理论的研究却达到了1定的水平。60年代末,以费里德曼和托宾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提出负所得税概念,在经济学者中引起了强烈共鸣,美国曾于尼克松政府提出1项家庭救济计划,采用了负所得税概念,但终未实施。探讨负所得税的公平收入效应现还仅限于理论分析,且负所得税计划最终不1定改变低收入者的收入状况,但提高低收入者的福利水平是肯定的。

(1)负所得税的概念

负所得税即负值的所得税,是1项对那些收入低于1定水平的人们提供自动支付的计划,亦即根据低收入者的收入状况来确定生活保障数值的大小。可见,负所得税实质上不是1种税,它不是政府取得财政收入的来源。而是政府转移支付的1种方式,政府通过负所得税以解决贫困问题,提高低收入者的福利水平,从而实现财政分配的公平性原则。举例来说,假如负所得税率为100%,贫困线是每人年收入1000元,若某成员税前收入为600元,则政府转移支付款额为400元。如果该成员税前收入为700元,则政府转移支付款额为300元,以此类推。如果成员的税前收入超过1000元,则负所得税(政府转移支付额)为0,他将成为所得税的纳税人。由此可以看出,居民个人收入越高,它所得到的转移支付就越少。所以,负所得税计划,旨在对低收入者维持最低收入水平,以减少个人收入过份悬殊而形成的不公,具有公平分配效应。

(2)负所得税的收入效应

低收入个人在取得负所得税补助时,他的总收入水平将有所提高,产生收入效应。在较高的总收入情况下,闲暇变得更为昂贵,随着收入的提高,人们会更多地消费闲暇,即他将额外收入的1部分用于购买闲暇。由于引入负所得税计划,个人的收入水平不仅提高了,而且其闲暇时间相应延长,他的福利水平可能大大提高。基于负所得税移动了受益者的预算线,使受益者在政府的转移支付以后达到了1个较高的无差异曲线,整体福利水平增加。

(3)负所得税的替代效应

负所得税也可能表现为替代效应,提高劳动的相对价格。在没有负所得税的情况下,低收入者每增加1元,其总收入就多1元;但在负所得税情况下,他收入每增加1元,负所得税补助减少t元,即总收入增加了(1-t)元,这将导致当事人以闲暇替代劳动,产生替代效应。尽管负所得税使得受益者位于较高的无差异曲线上,福利水平提高了,但受益者的货币收入以及政府的转移支付均有所下降。由于受益者处于较低的收入水平,其边际替代率亦较低,即负所得税的替代效应是不明显的。整体而言,负所得税提高了低收入者的福利水平,改善了整个社会的收入分配状况。

2、建立负所得税制度的必要性

1个完善的制度,其适用范围应是全方位、多层次的,且针对的对象在客观上是平等的。如果制度的本身具有很大的选择性,那么制度的实施结果必然出现不确定性,必将影响制度的公平性。

(1)所得税制度的缺陷

所得税制度的安排是以“公平性”为出发点,按照“量能负担”原则,对企业和个人所得进行调节,目的是减少收入悬殊。目前我国现行所得税体系包括企业所得税、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所得税制虽经多次调整与完善,但就个人的所得税而言,现仍然存在1些不足。1是“劫富”不“济贫”,调节有限。作为收入政策,个人所得税按纳税能力大小设计赋税标准,亦即其主要对富人产生较大的分配效应,对低收入者却缺乏影响力。如果1个人的应税所得在起征点以下,则增加扣除、加大宽免、降低税率等措施对该纳税人来说,均无实际意义。2是收入来源复杂,难以计征。现行的个人所得税实行个人申报和单位代扣代缴相结合方式。对于收入来源于同1个单位的,其约束机制是明显的,如果收入来源于多个单位,且都不足起征点的,则计征完全依赖于纳税人的高度纳税意识。3是实行超额累进税率,临界点附近不公平现象严重。尽管超额累进税率比金额累进税率的税负轻,但仍然不能克服其自身的不公平,尤其在临界点附近,税额的增长超过了应税所得的增长,与公平税负相矛盾。

(2)社会保障制度的弊端

作为财政的转移支付制度,社会保障是对贫困家庭和穷人提供帮助,现行的保障制度包括的范围有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贫困救济、残疾人救济、以及自然灾害救济等,尽管考虑的因素包括了诸多方面,但公平性仍显不足。首先,保障支付均有特定的项目和约束,保障对象本身具有确定性。事实上,1些贫困家庭因不属特定对象不能得到应有的资助,而另1些家庭保障水平高,但符合多个特定项目,而可能获得较多的补助,从而形成新的不公。其次,纯粹的支付制度,会使劳动供给带来负面效率,社会保险有可能促使退休年龄的低工资收入者及早退休。如果低收入者在退休后,能够通过社会保障机制获得足够数额与其继续工作所获报酬基本相同,或者他所得到的养老金接近甚至超过他过去支付的社会保险税负时,社会保障机制可能导致“提前退休”,而医疗保险同样能致使“小病大养”、“无病呻吟”;而失业救济标准较高,救济时间过长,可能诱使1部分人“主动失业”。再次,存在定额补助下“临界点”附近的不公平现象。如假定1个贫困家庭补助的标准为年收入4000元,补助额为800元,当有甲乙两个家庭的年收入恰好分别为3900元和4100元,甲家庭经补助后的总收入为4700元,而超过了未补助的乙家庭的4100元,而形成了新的社会收入分配不公。

(3)社会福利政策陷阱

福利体制本身与它的市场经济基础相矛盾,给效率优先的市场经济体系带来许多新问题。1是社会保障费用的增加,会给财政收支带来压力。西方国家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社会保障费用负担过重是形成庞大预算赤字的主要原因之1,特别是经济不景气时使国家不堪重负。2是福利要求高税收,令企业国际竞争能力削弱。福利的突出现象是老龄化严重,形成宠大的供养人口,支付日益增加的养老金,不仅要求保证经济的持续增长,且在职劳动者的税收也要增加。3是失业率增加,“福利病”膨胀。自1990年以来,西欧主要国家的失业率1直在上升,其与福利制度不无关系。另外,福利作为收入再分配方式,没有起到1份收入带来1份效率的作用,国民生活行为更多地倾向于依赖国家,养成了福利病。

无论是收入政策还是支出政策都有负面效应,所得税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单独使用均会带来公平与效率的损失,为此,必须研究并解决它们的联系效应,即建立“收———支”内部联系,实现所得税制度、社会福利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的结合。

3、负所得税理论模型

负所得税制度本质是政府为了解决贫困问题,通过引入累进机制对低收入者和低收入家庭提供生活援助。从宏观看,它较好地解决了财政分配的公平与效率的矛盾,实现了社会产品分配机制的完善。下面以图示说明。横轴代表税前所得,纵轴代表税后收入,E为均衡点,Ye为均衡收入,该点表示个人不向政府交税,政府也不必向个人提供资助。若个人收入高于均衡收入,如Yz>Ye,即进入正税区,个人应纳税额为(Yb2-Yb2’);反之,若个人收入低于均衡收入,如Y1<Ye,即进入负税区域,个人可从政府那里获得补助额(Yb1-Yb’1)阴影部分为正税或负税支付区域即支付制度。

(1)负所得税的理论框架

1最低生活保障收入(W)。指维持个人或家庭最低生活标准的收入,通常以家庭为核算标准,有两种方法供选择。1是根据家庭人口来确定整个家庭的最低保障收入水平;2是根据每个人的年龄来决定整个家庭的最低保障收入水平,前者操作简便,后者更近公平。

2家庭应税所得(Y)。它是指1个家庭在应纳税期限内的所有所得,包括货币收入和实物收入所得。此项所得统计,采用个人申报、单位上报制度与定期检查制度相结合。

3税率或福利补贴减少率(r)。指等于最低生活保障收入与收支平衡时收入水平之比,即r=w/wo,于是负所得税的模型可表述为Yb=w-rY。从该式可以看出,1个家庭的应税所得越高,它所得到的现金转移支付就越少;但是,实际上额外收入每增加1元,现金支付的减少不会达到1元。所以,负所得税计划,旨在对低收入个人给予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的所得,以缩小个人收入与平均收入水平的差距。可以说,个人收入越低,收入补偿越大;若个人收入为0,他得自政府的这项补偿则最大。

(2)负所得税的特点

1效率提高。即福利水平提高。低收入个人在得到负所得税补助时,他的总收入将有所提高,产生了收入效应,在较高的总收入情况下,他可能同时消费更多的闲暇时间。由于引入负所得税机制后,个人的收入不仅提高了,且其闲暇时间也有所增加,他的福利水平可能会大大提高。

2公平分配。由于负所得税实行了自动累进机制,消除了定额补助下临界点附近的不公平现象与负激励作用,因而改善了社会保障机制,使公平和效率均有所提高。

3管理便利。计划使贫困救济在管理上更方便有效,它改变了现行福利制度中现金和物品救济并存,申请手续复杂等问题,同时又将社会福利政策与国家税制连接起来,克服了社会福利政策与国家税制在管理上脱节的不足。

4标准统1。现行的社会保障有许多具体项目的约束,往往收入水平低而最需要补助的家庭得不到应有的补助。而负所得税仅就对象的收入水平为依据,具有普遍性、1般性和货币化;受惠者还可以按自己的偏好选购商品。

在负所得税体制下,对低收入阶层来说,社会保障制度和社会福利政策对劳动供给的不利影响被大大缓解了,且低收入者的福利水平大大提高,其行政管理费用亦较低,实为兼顾公平与效率的“良策”。但负所得税本身亦存在许多不足。如由于地区的差异,很难形成1个统1的负所得税制度;随着收入和消费水平的变动,边际税率需要经常调整,以及福利制度的改善对工作意愿有1定的消极作用等。尽管负所得税制度的贯彻实施有1定的技术难度,但通过试点后予以推广具有1定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郭庆旺《当代西方税收学》,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7年11月版。

2国家税务总局《西方税收理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1年4月版。

福利效应范文篇8

关键词：反倾销税有效性合理性

一、反倾销税及其一般效应

1.反倾销税。倾销（dumping）是指，一国出口商以低于其在正常贸易中供国内消费的同类产品的可比价格，即以低于正常价值(normalvalue)的价格进入另一国市场的行为。反倾销(Anti-dumping)是指进口国有关行政当局或职能部门（如海关）根据本国反倾销法或世贸组织《反倾销协议》就本国厂商对外国倾销提出的起诉进行调查和裁决，如果认定倾销存在并因此对本国相关产业造成损害，就会做出肯定裁决，对倾销商品征收除正常关税之外的、相当于出口价格与正常价值之差额的附加税，即反倾销税(AntidumpingDuties)。反倾销税的征收必须同时符合三项基本条件:

（1）倾销存在，即产品出口价格低于其正常价格（国内销售价格或对第三国出口价格或其生产成本）；

（2）损害存在，即进口国竞争产业受到严重损害或损害威胁，或者一项新产业的建立受到严重阻碍；

（3）损害与倾销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即进口竞争产业所受的损害是由倾销造成的。

2.反倾销税的一般效应。如果进口国当局对出口国垄断企业的长期性倾销征收反倾销税，进口国进口品价格会提高，对进口品的需求和实际进口数量下降，在某些情况下从反倾销调查国的进口会完全停止，国内进口竞争厂商的产量和收益增加。同时，国家关税增加，消费者对产品的需求减少。但只要生产者增加的福利和国家关税收入大于消费者减少的福利，征收反倾销税的综合效应就被证明是有效的。

二、反倾销税有效性的限度

本文要说明的是，在下列情况下，征收反倾销税将不能达到以上效果。

1.进口国为贸易小国，贸易条件恶化。征收反倾销税后，出口价格不变，进口商缴纳反倾销税,进口国国内售价提高，反倾销税提高的产品价格转嫁给国内消费者。消费者剩余的损失大于生产者剩余的增加和政府的关税收入，进口国遭受净福利损失。

2.贸易转移效应(TradeDiversion)。如果进口国从多个国家进口同种产品，但只对部分进口来源征收反倾销税，那么在减少来自指定国家进口的同时，却增加了未诉国家的出口，这就是反倾销的贸易转移效应。贸易转移效应部分甚至全部抵消了进口国生产部门期望从反倾销中获得的预期收益，降低了反倾销的产业保护效果。Prusa(1997)利用美国1980年～1988年所有得出肯定性仲裁结论的倾销产品的贸易数据，判断贸易转移效应是否存在于各个行业。他发现在所有的反倾销案件中(不管最终结果如何)，从未指定国家的进口在案件发生1年后增加约20%，在案件发生5年后增加40%以上。在反倾销税率很高的案件中，贸易转移效应较突出，在反倾销税率较低和被拒绝的案件中，贸易转移效应也很显著。

3.直接投资对出口的替代效应(TariffDumpingFDI)。当一国出口企业遭遇外国反倾销时，该企业可能绕过反倾销税的壁垒进行的直接投资，这就是反倾销的直接投资效应。直接投资效应使原进口国国内同业竞争加剧，国内企业境况可能恶化。Barrell与Pain(1999)检验了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对美国和欧盟反倾销的反应。这些研究均显示反倾销具有显著的直接投资效应。

4.投入品价格的“连锁反应”(RippleEffect)。进口国对中间投入品征收反倾销税，将提高产业链下游产业的生产成本，降低下游产业的国内与国际竞争力，中间产品成本上升像水波一样会引致相关产业乃至整个经济的价格上涨。由于反倾销集中在初级投入品上，反倾销的“连锁反应”非常广泛。

5.出口国的报复。如果一国征收反倾销不是为了谋求公平竞争，而是作为一种替代关税的保护措施时，这种行动容易引起出口国的反倾销报复。结果，两败俱伤，陷入负数和博弈的困境，贸易自由化受阻。三、反倾销税合理性的限度

作者认为，反倾销税的合理性应由下面的一些标准来判断：进口国资源的有效配置和世界福利的增加；消费者福利不受损害；“正常价格”得到准确的界定；规模经济效应和由不确定性引起的低成本优势不受倾销定义约束；在价格歧视和企业竞争策略之间有明晰的界限；征收反倾销税与政治目的无关等等。

根据这些判断标准，征收反倾销税常常是不合理的。

第一，进口国征收反倾销税使国内价格上涨，国内生产者增加的产量实际上体现了低效率扩张导致的资源配置效率损失。从世界福利增加的角度看，反倾销税使整个世界遭受净损失。

第二，人们常常从所谓综合福利最大化，即生产者剩余增加和政府关税增加之和大于消费者剩余减少来判定反倾销的合理性。如果从个体利益最大化出发，这是不合理的。虽从整体上看有净收益，但它是以消费者福利减少为代价的。美国前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布朗·史戴尔用成本收益分析法对1990年挪威鲑鱼案进行了分析，他指出，美国对来自挪威的新鲜鲑鱼征收了323.8%的反倾销税，征税后国内生产每年增加约70万～100万美元，生产者利润增加70万～80万美元，关税收入增加1010万～1080万美元，消费者每年净损失达1810万～1850万美元，几相加除，美国社会净福利每年下降690万～720万美元，每个生产者增加1美元，消费者将损失23.1美元～27美元。

第三，反倾销所依据的所谓“正常价格”实际上是难以准确界定的。用生产成本来界定倾销是片面的，因为它未包括运输、保险、税收等的成本。另外，即使“正常价格”包含了上述三种成本，但当国内生产违背“社会福利标准”从而生产成本下降时，它算不算是“福利倾销”呢？我认为应该是。所以也不能完全用一般意义上的国内生产成本作为征收反倾销税的理由。

第四，规模经济使出口国生产企业以低于平均成本的价格出口，这合乎利润最大化原则，是一种竞争手段，不应该视为倾销。当生产规模一定时，由于出口价格的不确定性，比如由于需求、汇率的变动引起价格下降，而企业的固定生产成本已经投入，于是企业就不得不以低于边际成本的价格对外出口，这也不能作为反倾销的理由。

第五，有时候在价格歧视和企业竞争策略之间没有明晰的界限。企业无权进行价格歧视，但企业有权采取一定的竞争策略。在国内市场饱和情况下，为了实现利润或减少损失，企业有必要在国际市场以低于国内市场价格销售商品；有时为了长期生存的需要，企业也会通过低价取得市场份额。

第六，征收反倾销税往往被政客当作争取选票的工具。反倾销措施主要适用于制成品领域，以及劳动密集型产业，在西方发达国家主要是纺织、服装、钢铁、自动化行业。反倾销措施大多用于这些领域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这些领域工人人数多，政客们通过反倾销保护这些产业，可从中获取更多的支持。

福利效应范文篇9

一、制度建设模式与目标

新农合建设模式，决定了新农合的性质和方向，影响制度目标的实现，新农合建设目标，是评价新农合建设绩效的重要依据。

(一)制度建设模式

新农合建设模式，主要包括筹资分担模式、基金统筹模式、费用补偿模式和监督管理模式。从筹资分担模式来看，新农合是“政府组织、引导、支持，农民自愿参加，个人、集体和政府多方筹资”的农村医疗互助共济制度;从基金统筹模式来看，主要有“大病统筹+门诊家庭账户”、“住院统筹+门诊统筹”和“大病统筹”三种模式;从费用补偿模式来看，新农合是“补需方”、由患者购买“供方”提供的医疗服务，并主要享受“大病补偿”的医疗费用报销模式，实践中的补偿方案包括:起付线、封顶线、补偿比例和补偿范围四个方面的内容;从监督管理模式来看，新农合实行属地管理，由各地新农合管理委员会下设的合作医疗管理办公室负责日常工作的监督与管理。在制度建设模式中，资金分担模式、基金统筹模式和费用补偿模式是制度运行的核心和基础，监督管理模式是制度运行的保障，它们共同决定新农合的性质和方向，影响新农合的建设绩效。

(二)制度建设目标

新农合建设目标，既包括“量”的目标，也包括“质”的目标。“质”的目标是“深度”的目标。“量”的目标是“阶段性”目标，而“质”的目标是“终极”目标。2002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指出:要“逐步建立以大病统筹为主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到2010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要基本覆盖农村居民”，也即实现让农民“人人享有基本医疗保障”的“量”的目标。新农合建设的“质”的目标则包括两个层面:一是保障农民得到基本医疗服务，化解农民的疾病风险(特别是大病风险)，减轻农民的医药费负担，缓解农民“看病难，看病贵”和“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问题;二是通过实现与农户的“疾病风险共担”，提高农民的健康意识、互助意识和健康水平，并最终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服务。

二、农民的主观感受

(一)新农合的福利性新农合的福利性，是指农民以无偿或低偿的方式，获得超过其成本支出的医疗保障、精神愉悦和社会服务。就农民缴费而言，从2003—2011年，农民缴费额度虽有所增加，但农民缴费占筹资总额中的比例却在下降(见表1)。暂且不讲农民医疗待遇的提高，假设新农合的筹资标准是按照大数法则原理匡算的话，那么，农民以年均16.7元的成本支出，获得了年均85.6元标准的医疗保障，其福利性是不言而喻的。新农合实施的目的是为了缓解农民“看病难，看病贵”和“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问题，是国家对农民疾苦的关心，是执政为民的体现，国家的重视和关心，无疑让农民倍感欣慰。同时新农合的实施“激活”了破败的乡镇卫生院，国家对增加乡镇卫生院的基础设施投入，为农民获得更好的医疗服务提供了条件。

(二)农民的福利感知福利感知是评价社会福利制度的一个重要指标，它是指社会福利享受者对福利制度为自己带来的实际福利的一种主观认知。新农合给农民带来的福利感知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新农合是否给农民带来了好处;二是新农合给农民带来了多大的好处。为了考察农民的福利感知，问卷中设计了两个具体指标:即“您认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是一种农民福利吗”和“您认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最大的受益者是谁”。见表2。从表2可以看出，新农合的福利性得到了大多数农民的认同，也反应出大多数农民从新农合中得到了“实惠”;但是，农民对新农合的福利感知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强烈，新农合的福利性并没有得到充分体现。这一问题，也可以从农民对“新农合最大受益者是谁”的回答中得到解释。一些农民直接质疑医疗提供方通过抬高药价和医疗服务费用，夺取了新农合赋予农民的福利待遇。从新农合的最大受益者与是否是一种农民福利的交互分析来看，二者存在着高度的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0.505)，并且这种相关关系在总体中非常显著。即越是认为新农合最大受益者是农民的人，越是有着更强的福利感受，而那些并不非常认同新农合福利性的农民，较大可能是因为他们认为新农合的最大受益者是医疗服务提供方或政府。这也印证了本文前面的理论分析，即农民对新农合的福利感知取决于农民是否从中受益和从中享受多大的实惠。

(三)农民的满意率农民的满意率，是反映新农合建设绩效的又一个主观指标，它比农民对新农合的福利感知又进了一层。农民对新农合满意与否，不仅仅取决于农民是否从中得到了实惠或得到多大的实惠，还取决于农民享受医疗服务的可及性、便利性和医药费报销的时效性，也即得到实惠的交易成本(包括时间、精力和心理)等。从表3可以看出，农民报销比例普遍较低，农民的满意率普遍较低。同时，报销比例和总体满意率具有很强的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0.551)，即报销比例越高，农民的满意率越高，并且这种关系在总体中非常显著。因此可以断言，提高农民医药费报销比例，将大大有助于提高农民对新农合的满意率。从农民参加新农合后最大一笔医疗费支出的病因来看(见表4)，接近70%是慢性病和常见病。但从农民看病地点的选择来看，选择村诊所、乡镇卫生院和专科门诊的比例只有46.4%，接近55%的农民选择了县级以上医院治疗，而接近80%的农户离县级以上医院的距离在6公里以上，按照国际上规定的医疗服务可及性标准，中部四省被调查地区的大多数农民医疗服务可及性是比较低的，这也可能影响了农民对新农合的满意率。

三、制度实施的客观效果

新农合实施的客观效果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新农合的保障能力大小，二是新农合建设的福利效应。

(一)新农合的保障能力新农合的保障能力主要有两个衡量指标:即补偿率和受益面，其中受益面又包括受益人次和覆盖面(张广科，2008)。从新农合的补偿率来看(见表3)，补偿率最高为75%，最低为0;接近60%的农民得到的补偿比率在30%以下，超过80%的农民得到的补偿率在45%以下，所得补偿率超过45%的农民占19.5%，平均补偿率为26.5%。这与张广科(2008)的调研结论(平均住院补偿率20%～30%)大致相同。从新农合的覆盖面来看，在389位农民的有效回答中，选择参加了新农合的农民有353人，所占比例为90.7%。这与《2009年我国卫生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公布的2009年底新农合参保率为94%的数据比较接近①，说明新农合的保障能力建设，发展到了从注重“广度”的“量”的建设转向注重“深度”的“质”的建设阶段。

(二)新农合的福利效应新农合的福利效应，是指新农合作为一种福利性政策在增进农民生活幸福、实现其政策目标过程中所达到的实际效果。作为一项医疗制度，新农合的政策目标是逐步使农民群众树立起互助共济的风险共担意识，减轻医药费用负担，提高健康意识和健康水平等。政策目标的实现度，是新农合福利效应的最直接体现。问卷调查中，我们设计了这样一组指标，来反映新农合的福利效应。见表5。从表5来看，新农合的福利效应是比较明显的。有50.5%的农民认为医药费负担减轻明显(非常明显和比较明显)，超过40%的农民认为医疗卫生条件改善和农民看病积极性提高明显，有60.7%的人认为农民健康意识提高明显，这反映出新农合比较好的政策实施效果。但只有不到30%的农民认为健康状况改善明显，接近40%的农民认为健康状况改善不明显(不太明显和很不明显)，说明新农合的福利效应有待进一步发挥。新农合实施至调查时止，只不过短短6年左右的时间，而农民健康状况的改善需要一个过程，我们不能过于苛求。农民医药费负担减轻、医疗卫生条件改善、看病积极性提高，特别是健康意识提高，已经为农民健康状况改善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和条件，随着新农合政策的逐步完善，农民的健康状况必将得到进一步改善。新农合的福利效应，还可以从农民的就医行为(应就诊未就诊，应住院未住院)及其结果(因病致贫，因病返贫)中来考察。为了反映新农合实施对农民就医行为及其结果的影响，我们设计了这样一组指标。从表6可以看出，本次调查结果与2003年第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结果相比，农民就医行为及其结果有了一定变化，其中应就诊未就诊率有较大幅度上升(2003年为48.9%);应住院未住院有大幅度下降(2003年为75.4%)②，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率为54.6%和53.8%。

应就诊未就诊比例的较大幅度上升，可能主要是因为农民认为“身体好，没必要”的原因，这从近80%的农民认为身体健康状况较好中得到了验证。应住院未住院的比例下降幅度明显说明，新农合实施以及与此相伴的基层医院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的提高，为农民看病就医提供了重要保障。但是，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问题仍然较为突出，这与孟翠莲(2008)调研得出的“新农合对解决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问题收效甚微”的结论大致相符。医疗服务价格的快速上涨，仍然使农民面临着“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风险，表5中只有50.5%的农民认为医药费负担明显减轻，也说明了这个问题。从农民就医行为及其结果可以看出，新农合的实施带来了一定的福利效应，但仍有待进一步完善。

四、主要问题

新农合存在的主要问题，可以从农民的角度、制度本身的角度和医疗机构的角度来分析。从农民的角度，主要看制度实施中存在的逆向选择和制度吸引力问题;从制度本身的角度，主要看制度补偿的限制、便利性和公平性;从医疗机构角度，主要看运行平台的支撑能力。

(一)农民的角度从农民的角度看，新农合对农民缺乏吸引力，是最能反映其存在问题的指标，问卷设计中，用“您没参加新农合的原因是”这一指标来反映。调查数据显示，在389位农民有效回答中，有36位农民没有参加，所占比例为9.3%。从未参加原因来看，没钱交费占8.3%，当地未组织占8.3%，身体好没必要参加占11.1%，报销少而且麻烦占19.4%，不相信当地政府占5.6%，常年外出不在家占30.6%，其他占16.7%。由此可以看出，新农合自愿参保原则下的逆向选择、制度吸引力低，特别是对农村流动人口吸引力低，是新农合存在的突出问题。

(二)制度本身的角度从制度本身的角度看新农合存在的问题，包括宏观制度设计和微观运行机制两个层面。从新农合的宏观制度设计来看，无论是以保大病为主的补偿方案，还是以自愿参保的实施原则，还是政府主导的制度设计，都符合我国当前的国情和农民的主观期望。例如，85.6%的农民认为，新农合应该“自愿”参加，而只有8.4%的农民赞成“强制”参加。因此，新农合存在的主要问题不是宏观制度设计的问题，而是微观运行机制的问题。为了反映新农合运行中的问题，我们设计了这样一组指标。见表7。从表7来看，新农合运行中存在的最突出问题(非常严重和比较严重)是报销比例太低、报销手续太麻烦和报销项目控制太严格，所占比例分别达到了52.3%、70.3%和70.9%，这与全国其他地区农民反映的问题基本类似。认为报销多少看关系的问题也比较突出，所占比例接近35%，这说明新农合运行中存在着补偿的公平性问题。而只有不到20%的农民认为，新农合实施中农民缴费过高，说明新农合目前规定的农民缴费标准是比较合理的，是绝大多数农民能够承受的。因此，合理调整新农合的补偿比例、简化报销程序、放宽报销项目范围以及加强监管以维护补偿公平性，不仅关系到新农合福利效应的发挥，更关系到新农合的可持续发展。

(三)医疗机构的角度医疗机构是新农合健康运行的重要支撑平台，医疗机构对农民就医需求的支撑能力，不仅影响农民对新农合的福利感受，还影响着新农合实施的客观效果。在农村医疗卫生工作中，新农合作为保障农民就医问题的最重要手段，实现让农民“小病不出村，大病不出乡”是其重要目标之一。作为农民就医需求的主要提供者———乡镇卫生院，最能反映新农合支撑平台的质量和水平。因此，我们设计了“您认为乡镇卫生院存在的最大问题是什么”这样一个指标。在415位农民的有效回答中，认为乡镇卫生院存在的最突出的两个问题是“设备简陋”和“医生水平太差”，所占比例达到了26.5%和46.3%。这与一些学者的调研结论大致相同，例如崔惠玉、王璐(2011)对辽宁省某县的调研发现:“乡镇医院医疗设备普遍不足，一些乡镇医院连X光机和B超机都没有，25家乡镇医院中只有4家可以实施剖腹产。”张道然(2007)对山东省6个乡镇的调查发现:“乡镇卫生院从业人员中，本科以上学历的占3.4%，本科占8.7%，大专占27.5%，高中占10.6%，中专占45.4%，初中占4.4%。”另外，认为医生医德、态度差的农民占10.1%，认为药品短缺的农民占7.2%，回答其他问题的占9.9%。这说明，当前乡镇卫生院既存在“硬件”(基础设施)方面的问题，也存在“软件”(技术人才和服务管理)方面的问题，二者共同决定了乡镇卫生院对新农合的支撑能力不足。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新农合的福利性得到大多数农民认同，但补偿率较低，农民满意率较低新农合作为一种“由政府组织、引导、支持，农民自愿参加，个人、集体和政府多方筹资，以大病为主”的农民福利制度，其福利性得到大多数农民的认同，有65.5%的农民认为新农合是一种农民福利，说明大多数农民从新农合中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但是，农民的医药费报销比例太低，平均不到30%，农民的满意率也较低，只有28.3%的农民满意，说明新农合的福利性有待进一步体现。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新农合运行中存在的医疗供方药物加价、过度治疗等行为、医疗服务的可及性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农民的福利感受和满意率。解决上述问题，一要规范医生行为，防止医疗供方的不合理行为侵蚀新农合为农民带来的福利待遇;二要提高新农合的补偿比率以及农民医疗服务的可及性，提高农民对新农合的满意率。

福利效应范文篇10

关键字:人民币升值正面效应

一，引言

货币的升值和贬值是指本国货币相对于国外货币的价值的上升和下降，货币的升值和贬值是影响一国经济贸易以及金融安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货币的升值对国内经济的影响往往存在正负两个方面。

人民币的升值和贬值对中国经济也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在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和不断增强的外部压力下，人民币相对世界主要货币都出现了升值的现象，而且在世界政治和经济格局不变的情况下，人民币升值的趋势依然在持续。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在世界经济舞台的作用和影响力越来越大，中国在参与世界经济活动也越来越频繁，在对外投资领域中国正在成为一个有实力的投资母国，而在以往的研究中大多以中国为投资东道国的身份来分析，但是以中国为投资母国的身份来分析人民币升值的带来的正面效应同样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本文以下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份为文献回顾；第三部分为人民币升值带给作为投资母国的中国的正面效应；第四部分是结论和政策建议；第五部分为参考文献。

二，文献回顾

纵观以往的研究和学术著作，关于人民币升值以及汇率变动的研究主要从我国整体福利的角度以及社会经济各个方面的角度分析了人民币升值或者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杨全发、涂雄悦从东道国福利的角度分析了人民币升值会导致FDI流入的减少和工资水平的降低等从而使中国整体的福利下降⑴；姚斌应用“新开放的宏观经济学”的研究框架对人民币汇率变动对国内福利的影响作出了数量分析，得出人民币制度应该朝更灵活的战略方向发展⑵。还有一些其他学者从不同方面对人民币升值或者汇率变动对全国整体福利的分析。

对于人民币升值或者汇率变动对社会经济各个方面的影响：王墨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分析了人民币升值对生产力发展的影响，提出了应对人民币升值的政策建议⑶；陈国伟、夏江从实证的角度研究了人民币实际汇率变动对总产出的影响⑷。还有一些专家学者从经济其他方面分析了人民币升值或者汇率变动的影响。

纵观以上对的分析，大多数都是将中国完全当成一个FDI的东道国来分析，缺少以投资母国的身份所进行的分析。本文将中国作为投资母国的角度来分析人民币升值带给中国的正面效应。

三，人民币升值对带给中国经济的正面效应。

（一）人民币升值增加国内消费者剩余

消费者剩余是指消费者在一次购买中愿意支付的价格和实际支付的价格之间的差额⑸。人民币相对外币的升值是相对于外币而言购买力增加。将中国看做国际贸易中的一个小国，即一个价格接受者的角度来看，商品的世界价格由整个世界的供应和需求以及其他方面来决定，对于国内来讲在人民币升值的同时商品的世界价格依然无变化，从而消费者剩余和过去相对而言有所提升，有利于消费者福利的增加。人民币升值对消费者福利的提高的示意图如下。

图中横坐标轴代表商品数量，纵坐标代表商品价格。在人民币升值前的世界国内供需平衡点为A点，此时的均衡价格为P0均衡市场商品量为Q0，此时的消费者剩余为阴影部分。而人民币升值后，由于世界价格没有发生变化，商品的人民币价格相对下降，下降到P1水平，由于价格水平下降，在供给没有发生变化的情况下，需求曲线S向右下方移动到S1，达到新的市场供需均衡点B，相应的购买量达到Q1,而消费者剩余则增加了a+b+c三部分，其中a+b为原有消费者消费者剩余的增加，c为由于价格下降新增消费者的消费者剩余。所以人民币升值对消费者的福利有所提高。

（二）人民币升值对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影响。

人民币升值会从两个方面对中国经济的结构调整产生正面效应：一是FDI流入的产业结构会发生变化。二是通过对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对国内产业结构实现调整。

关于人民币升值会造成FDI流入在一定程度上的减少这个问题，人民币的升值主要会造成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力密集型等相关产业FDI流入的减少，因为人民币升值造成了这些行业成本的上升。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中国的市场潜力无比巨大而且市场潜力还未完全发掘，外商直接投资不可能大幅度减少在中国的投资，所以人民币的升值使得技术密集型，资金密集型等产业的FDI流入减少的可能性非常小，因为这些产业不需要从中国大量购买原材料和雇佣大量人力资源。公务员之家

从而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的投资结构会发生很大变化，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的产业比重会相对下降，而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的产业比重会上升。有利于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

人民币升值会增加中国国内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业的成本，对我国在这样产业的出口产生不利的影响。但是人民币升值也会使中国落后的劳动密集型和粗放的资源密集型产业被迫改变。出口商品会向附加值高、科技含量高的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转型，从而实现我国国内自有产业的产业结构的变化和优化。

（三）人民币升值对中国对外投资的正面效应

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到1997、1998的金融危机期间，利用日元不断升值的契机，大力对东亚各国进行FDI投资，成为日本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⑹。

中国企业在近些年大幅度实行“走出去”战略，人民币升值对我国企业“走出去”战略有非常积极的作用，尤其是在中国在面临能源和资源压力下，走出去的企业主要集中在能源等相关领域。人民币升值相对于外币的购买力增加，在国际投资中由于国外市场的能源等相关原材料价格几乎不受人民币升值的影响。中国企业在对外投资中以人民币表示的成本相对较低，从而国内企业的利润空间将扩大。这样有利于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有利于中国企业参与国际竞争。

（四）人民币升值对中国GDP结构改变的正面效应

目前中国的GDP增长有很大一部分依赖出口贸易，出口贸易实现的经济增长在中国GDP中占有大约60%，也就是说我国的经济对外依赖度达到60%。这么高的对外依赖度，经济的增长受外部影响太大，国外市场和经济的变化会造成国内经济的大幅度波动。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很多出口企业订单急剧减少、很多企业倒闭、大量工人失业，经济发展也遭到非常严重的打击。

人民币升值会造成中国出口不利，虽然短期内不利于经济的发展，但是出口不利会迫使企业大力开发国内市场，政府也会迫于经济压力采取相关措施扩大内需，最终由内需产生的GDP份额将增大，GDP的组成结构相应发生改变，我们经济对外依赖度也会随之而降低，国家经济安全会相对提升。

（五）人民币升值能够强化人民币的国际货币作用。

人民币升值是我国经济不断发展的重要表现之一，随着我国经济的继续发展，人民币升值会奠定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的基础，并且最终实现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对中国经济将有非常大的好处：首先可以用人民币直接购买国际资产，结算国际债务；其次具有无息债券的功能，我国可以用人民币直接购买国际上其他国家的资源，也就是间接获取了其他国家资源的支配权，相当于我们在国际上发行了不支付利息的债券，降低了融资成本⑺；最后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会加强中国经济的影响力和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话语权。

四，结论和政策建议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如果将中国作为参与世界经济活动中的一个投资母国，人民币升值会带给中国经济各个方面的正面效应：首先是消费者福利的增加，其次是有利于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第三是有利于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第四位有利于改善我国GDP的结构，最后有利于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继续发展，以及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外部压力不断增强的趋势下，人民币的汇率制度应该在坚持独立自主决定的前提下，朝着人民币国际化的方向发展，人民币币值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循序渐进的升值，这样有利于我国参与全球化趋势，利用全球化的资源，实现整个国家的福利上升。

参考文献：

⑴杨全发、涂雄悦.汇率变动对FDI以及东道国福利的影响国际金融研究2005.10

⑵姚斌人民币汇率制度选择的研究经济研究2007.11

⑶王墨从生产力的发展看人民币升值生产力研究2007.06

⑷陈国伟夏江人民币实际汇率变动对总产出影响的实证分析经济科学2002.04

⑸W.CharlesSawyerRichardL.SprinkleInternationalEconomics2ndeditionp81.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