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信用年会讲话

一百多年前，马克思针对资本主义条件下市场经济的运行特点，曾精辟地阐述到：“资本有了百分之二十的利润便活跃起来,有了百分之五十的利润就会铤而走险，有了百分之百的利润就敢践踏一切法律,有了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就敢冒绞首的危险。”时代不同了,社会制度也在变化，但资本为追逐利润而冒险的特点没有变，例如美国“安然”、中国“银广厦”等经济丑闻案，莫不如此。它们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为了追逐利润，不惜背信弃义，将“诚信”这个最基本的市场伦理抛到脑后。

当道德的约束在市场行为面前苍白无力、当诚实守信的商业伦理遭人鄙视的时候，要想在市场与社会中重建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仅仅靠人的良心、靠人的自觉与自律是不够的。无论从美国在“安然”事件后所采取的一连串立法行为来看，还是从中国政府对“银广厦”等案件责任人的严肃追究来看，市场诚信的确立离不开法律这个基石。因此，必须从法律的角度来认识诚信、维护和保障诚信，使市场诚信建设得到法律的保障。

一、诚信是获取市场准入的一种法律资格

人无信不立，体现在市场准入上，就是如果不具备诚信条件，就不能实施相关的法律活动，就没有从事某种行业、进行某种交易的法律资格。在市场经济中，诚信的这种法律意义得到了更为充分的展现。一方面，法律要求市场主体达到一定的信用水平，才能拥有进入市场的法律资格。如建筑市场中要求必须达到一定的资质水平才能参加建筑项目的竞标；证券市场中发债企业如果达不到一定信用评级标准，就没有资格向社会公开发行债券的。另一方面，对不讲信用、信用水平低的个人或企业，则限制其进入某一领域。破产就是失去信用的一个重要标志，对于被宣告破产的个人，法律往往限制其从事某种职业、担任特定职务的资格。如法国破产法规定，有关各人破产的判决产生两项法律效力：一是禁止其领导、经营、管理或控制商事、手工业企业以及一切从事经济活动的法人；二是剥夺其参选国会和各级地方议会议员的权利，担任商事法院法官、司法官或行政官及律师的权利。

目前，我国法律在这方面还不够完善，在许多需要较高信誉程度的行业和经济领域，仍然是鱼龙混杂，那些丧失信用的企业不能被及时地驱出市场，一些有劣迹的企业也不能被有效地拒之门外。为此，一方面需要在法律上建立、健全“市场准入”和“市场禁入”的诚信制度，将那些缺乏诚信的害群之马从市场中清除，以保障和提高市场的诚信水平；另一方面需要尽快确立征信制度，建立覆盖全社会的市场诚信信息数据库，为政府部门、市场主体和社会大众提供及时、准确、完整的各类市场主体的诚信信息，为科学、合理地评价市场主体的诚信水平和授予其市场准入的法律资格提供可靠的依据。

二、诚信是一种法律上的义务和责任

诚信作为一项义务，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约定义务，二是法定义务。作为约定义务，诚信的义务性在合同法中得到集中体现。合同是双方意思的合致，在英美普通法系中，它更被形象地表述为一连串的承诺或双方的彼此承诺。对自己所承诺的事情，一定要兑现，这是合同法的基本要求，也是诚信的精髓之所在。合同是市场经济中经济行为的基本表现形式，以合同形式来确定市场主体之间的经济关系，一个重要意义就在于使他们之间的相互承诺或单方的承诺，上升为一种具有法律意义的约定义务。这种义务是有法律约束力的，不可违背，否则就要承担违约的法律责任。这种约定义务以法律形式强化了市场主体之间的诚信关系，提高了市场当中的诚信水平。

与约定义务不同，法定义务是由法律明确规定的义务，即由法律把某种诚信要素明确规定为特定人所必须遵守的义务；同时，法定义务的履行能力的大小，也是衡量诚信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志。作为法定义务，诚信的义务性表现为法律的强制性规定。“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公司治理准则》就明文规定：“董事会成员应当在全面了解情况的基础上，诚实、勤恳、细致地进行工作，最大程度地维护公司和股东的利益。”这一规定实际上是要求公司董事在履行职责中，应当对公司和股东讲信用，即董事对公司和股东负有诚信义务。这种法定义务是因担任特定职务所依法产生的，不需要个人的承诺即可产生法律效力，也不以个人是否承诺而受影响。这实际上是更高层次的诚信义务。

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关于“经营者应当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真实信息，不得作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的规定，就是将诚信作为经营者的法定义务予以明确规定的。将这种诚信义务法定化的规定还有很多，譬如我国合同法所规定的“信赖义务”、“先合同义务”等都是基于诚信的要求，而由法律直接对当事人规定的义务。无论是约定性的诚信义务，还是法定性的诚信义务，都是法律义务，而不仅仅是道义上的义务。作为法律义务，诚信的落实也应主要通过法律手段加以保障。在现实生活中，对这一点认识还不够，一讲起诚信、一谈到诚信的落实，就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与舆论宣传、学习教育、宣誓口号以及道德自律联系在一起，很少从法律义务的角度来考虑。法律义务是强制性的，是市场主体必须遵循的，否则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说到底，市场诚信的确立和巩固必须建立在具体、明确的法律制度基础之上。市场诚信水平的提高要靠相应法律责任制度的完善来实现，对违反诚信义务的最好惩罚莫过于使其承担严格的法律责任，

三、诚信是一种法律机制

市场诚信的确立离不开道德的教化，也离不开法律的威慑。但是，仅有事先的人伦教化和事后的法律惩罚，对于市场诚信的维护和市场诚信水平的提高来说，都是不够的，必须丛根本上加强制度建设，建立一种诚信的法律机制。如同邓小平同志在论述法制的重要性时所阐述的那样：“没有制度的约束，好人可能变坏，要把希望寄托在制度上，通过制度来保障好人办好事，使好人难以做成坏事。”据此，市场诚信建设应当建立一套彻底防止违反诚信义务行为的法律制度与机制。

市场诚信法律机制主要是通过相互制约来防止出现违反诚信义务的情形。这种制约既包括市场主体诸当事人之间的相互制约，也包括市场监管机构对市场主体的制约。在前一种制约情况下，法律对诸相关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进行合理的配置，使其行为发生相互的制约，一方的行为形成对另一方的制约，从而保障各方当事人都按诚信要求行事。以建筑市场为例，开发商与建筑商之间存在着互相制约的债权债务关系，建筑商与监理公司之间存在着质量监督与被监督的法律关系；同时，在开发商与购买方之间也存在合同关系。如果每一方都能够严格按照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去做，不但自己的诚信得到体现，他方的诚信也能够得到保障。这就是一种能够促进市场诚信建设的法律机制。在这种制约机制得以正常运转的情况下，即充分发挥各相关当事人的制约作用的情况下，就可以防止或减少违约、欺诈等有违诚信要求的现象发生，促进市场诚信水平的提高。

在后一种制约情况下，市场的监管部门与市场主体之间的监管与被监管关系，也是一种促进诚信建设的法律机制。这种制约机制作用的发生，通常是通过市场监管机构的日常监督、检查来防止或减少市场主体不守信用行为。诚信的制约机制要发挥作用的前提是，相关各方必须切实履行自己的职责和义务，因为一旦一方失职、一个环节出现问题，就可能导致整个制约机制的瘫痪。以美国“安然”事件为例，如果安达信会计事务所能够真正履行审计职责、把好审计关，安然经济丑闻就可能避免。这就涉及一个对制约者的制约问题。美国在“安然”事件后，通过了新的法律，授权设立“公众财会监督委员会”（PCAOB），以取代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于1977年组建成立的“公众监督委员会”，其目的主要就是为解决监督问题，以保证整个制约机制不因会计师事务所一个环节的失范而形同虚设。对市场监管机构的监督检查也应防止这种制约失效的问题，使监管机构对市场主体的监督检查活动真正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