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成本思考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在一些地区或行业，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甚至有泛滥之势，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一些党员干部冒着坐牢、杀头的危险去搞腐败？为什么他们会“前腐后继”地去腐败。原因自然很多，而现如今腐败“成本”太低，也许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腐败是利用国家赋予的公权力去谋取私利。腐败者敢于藐视公权力，至少要满足以下两个条件：一是能得心应手地玩弄制度中的缺陷；二是行为本身所带来的后果并不足以令他们心惊胆战。对前者，一些腐败分子信心十足，因为我们现行制度中的众多漏洞实在太容易被发现被利用，有些制度缺陷简直可以说是为腐败“提供的便利”；而对后者，一些腐败者心里似乎也很有“底数”，传统的“官官相护”观念在许多地区非但没被唾弃，而且还大有蔓延之势，权力关系网、金钱网、家族网、人情网使腐败者能够轻而易举地逃脱法律制裁，腐败利益共同体在那里保护了腐败分子。

在“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的心理怂恿下，一个道德衰退的人，恰好生活在一个制度并不十分健全、严密，法治力度又相对有限的社会中，权衡利弊的结果是，低“成本”成了他们选择“腐败”的重要原因之一。也许有人会对上述观点持不同意见，他们会列举杀胡长清、成克杰的典型判例来说明我们法治的严厉。应当承认，这些“典型”的确大快人心，确实表明了我们党对腐败者决不纵容姑息的决心。而我想说的是，恰恰是这种“抓典型”“杀一儆百”的方式，虽然在一定时期，一定的时代背景下对社会风气清明，遏制腐败蔓延起到了积极作用，但面对今天如此严峻的腐败现象，“杀一儆百”是远远不够的。“谁撞上枪口谁倒霉”侥幸心理加之较低的风险“成本”使腐败分子自然会产生“不捞白不捞”的心理。

许多人赞赏新加坡、香港反腐败的有效性，他们有什么秘密吗？其实一是人家法律制定得较为严密，与社会的每个人都联系紧密；二是人家实施法律很严格，一律依法办事；三是没有法律之上的特权，无论什么人都在法律监督范围之内。

要真正按照小平嘱告的那样“越是高级干部子弟，越是高级干部，越是名人，他们的违法事件越要抓紧查处”；我们要坚决打击为腐败分子说情，利用权力、关系干扰腐败案件查处的歪风邪气，此风不煞，腐败难查；我们要采取腐败一露头就打的方针，严阵以待，众志成城；我们更应当加强从源头上预防和遏制腐败的工作，不要等到它蔓延、泛滥了再去“严打”。要下大力气抓住“小腐败”、“灰色腐败”，而不是将“打击”仅仅理解为杀了、判了多少人。

依法治国的核心不仅仅是“治民”，在更重要的意义上说是治吏，是治权。这其中最重要的是“严”字。“严”就是要加大腐败分子的“腐败成本和风险”，真正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