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类型范文10篇
时间：2023-03-16 03:49:19
腐败类型范文篇1
本文对腐败问题的讨论，不准备从常见的批评官员品行和政策漏洞之类的肤浅议论层次入手，而是试图揭示腐败作为一种统治关系的性质，进而剖析中国改革时期的腐败模式“从权力主导型”向“金钱主导型”的权钱交易转变的特点，并探讨这种转变的深层动因。
一、统治关系与权钱交换
分析腐败问题首先必须确定它赖以存在的国家框架。作为分析性概念的国家，既是一种政治构造，又是一个经济体系。所谓的政治国家，是指国家作为纯粹的政治组织，为满足其成员的政治抱负（追求个人影响力或曰集体认同）提供一个公共平台，因此可以说它是一个认同体系。[1]另一方面，经济国家则是一个交换体系，它本身就是自发性的社会交换关系的产物，新制度主义的国家理论是这种国家观的典型。腐败乃公共权力的滥用或国家功能的异变。本文对腐败及其所反映的统治关系之分析，建立在假设国家具有经济理性的基础之上。
按照经济理性的契约主义观点，国家是一个拥有强制性权力的保护性组织，它提供公共服务给其成员（公民），而公民则需要为此而付出，这样在国家与公民之间就形成了一种交换关系。公民对国家的付出当然以货币为最主要的支付手段（即纳税），但也不限于货币，公民对国家还有其他的付出，如付出“忠诚”。国家对公民的保护是以税收为基础的，税收保证了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交换在整体上是等价的，但是国家必须通过税收制度内含的再分配手段调节不同受保护者的个人税负。提供保护性服务是一个国家从事再分配活动的唯一正当理由。国家作为一个制度场所，构建了权力与金钱这两种最基本的有价物相互影响和交换的框架。作为一种统治关系的国家，不仅为权力与金钱的交换留有余地，而且其本身就建立在这种交换基础之上。权力与金钱在统治关系中相互依赖，各具有用性。一方面，国家是一个权威结构，林德布洛姆认为，在争夺权威的斗争中，金钱比之于暴力更为重要，因为金钱是一个更间接的影响控制的手段，它能雇用支持者，是利益集团等权威的后援组织的支柱，权威的竞争对手有时甚至还能直接买通对手（中译本1992：181页）。另一方面，金钱力量总是试图控制国家权力，因为国家权力能够对金钱的收益性产生最关键的影响，国家不但是最有购买力的消费者，而且它还是影响普通交易的收益──成本计算的规则的制定者。
从权力为金钱势力服务的角度看，国家作为公共权力应当为社会公共利益服务，为社会提供基本、必需的安全保障和权利制度框架，这是国家权力存在的自然基础，是对国家最低的道义要求，不能满足这一条件的国家是没有合法性的。公民纳税和国家提供基本公共服务，这是公民（金钱）与统治者（权力）之间交易合同的基本规定。其次，国家为公民提供必需的公共服务之后，可能还提供其他追加服务，如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以达到良治或优政，或直接组织生产以提高社会整体的财富水平。再次，国家也可能为特殊利益群体服务，甚至谋取统治集团自身的特殊利益，对这一点，或许没有哪个国家的政府情愿承认，但事实又确实如此。由于权力实体必然是垄断性的，所以它能在交易中产生租金；又由于统治者（经营权力的“资本家”）在与公民（类似于工人）的合约中拥有剩余索取权，所以它有权利支配租金，使之服务于其特殊利益。
权钱交换在确定统治关系方面的作用十分明显。从政治体制的合意性角度来看，国家权力需要来自市民社会的制约，而这种制约正是通过金钱与权力的交换实现的。根据定义，权力仅为国家所专有，国家权力的本质特点是其垄断性和强制性；以此为基础，国家有能力承担向社会提供产权和其他制度的功能，这也导致国家活动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在被不适当地发挥时就可能使国家具有对社会的掠夺性；而社会维护自身利益的方式之可能选择之一是革命，另一种可能选择是利用其控制的金钱势力来迫使国家自我约束；如果社会拒绝交纳国家所需要的税金，国家便面临财政危机，或许因此作出以权力换取税金的理性政治妥协，这便是诺斯（中译本1989，1994）从新制度主义经济学角度所解释的西方民主制度的兴起道路。社会肯定没有强制性权力，但却可能拥有经济力量。一个社会选择哪种方式制约国家的掠夺性，取决于它拥有多大的经济资源。一般而言，一个富裕的社会倾向于选择以金钱购买权力的方式，因为这样做的机会成本较小；相反，越是贫穷的社会，越易选择革命，而革命后的政权，在国家比社会占有更多资源的比较优势未改变的情况下，会步前政权的覆辙，仍然不可能建立一个稳定而民主的政治体制。
历史上货币的产生本身就代表了一种权威结构，它与来自“天意”和“神授”的权威相冲突；随着货币经济关系的扩展，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的特性不可避免地渗入了政权关系之中，由此所引起的国家权力性质的变化正是文明进步的表现。因为，在货币与国家权力的交换过程中，钱和权是同样的等价交换物，钱和权的持有者之间的关系通过交换活动形成双向的平等交换关系而不是单向的权威──服从关系。所以，货币与金钱的交易蕴含着某种政治平等意识。（徐勇，1994）随着货币经济的不断扩展，货币与权力的交换不但逐步成为国家权力的主要调节机制，而且其形式也不断复杂化。在货币经济的最高发展阶段（即现代市场经济），建立了以极其复杂的权钱交换为支持而又同时受其限制的民主制度。
总之，权力与金钱之间交换关系的实质是统治关系，一定的统治关系就是某种制度化了的权钱交换模式，这种意义上的权钱交换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合理性。因此，并非所有类型的权钱交换都属于腐败；只有那种在特定制度状态下不合法、没有合理性依据的权钱交换，即异变的统治关系，才是腐败。
为说明这点，有必要进一步澄清统治关系的结构。一个国家的统治关系由两个合约框架构成，即统治者──公民（选民）合约和统治者──官僚合约。作为统治关系所必须的正当的权钱交换只发生在统治者与公民之间，其合理性不适用于统治者──官僚以及官僚──公民之间。因为统治者与公民彼此是平等的独立主体，它们之间形成的是平等的交易关系；而统治者与官僚之间是委托──关系，官僚不能违背统治者的利益或意志而与公民进行权钱交易，官僚更不具备与统治者进行权钱交易的独立地位。基于此，历史上的政体在正常时期都坚决禁止官僚贿赂上级，而且把官僚与公民之间私自的权钱交换视为非法。另外，统治者──公民之间的权钱交换有两个层次。第一层是基于正常的社会所必须的公共利益的交易，它与最弱意义上的国家相符合，在这个层次上的权钱交换不属于腐败。第二个层次是基于优势集团特殊利益的交易，一个国家建立后，统治集团作为自利的经济人就倾向于脱离其公共利益人的角色而发展其特殊利益，这往往会成为国家扩张的诱因，所以，超越了最弱意义的国家难免成为腐败的滋生地。二、权钱交换的两种类型以及腐败的定义
由于社会经济结构及基于其上的政治体制的差异，权钱交换有两种不同的类型，即“权力主导型”和“金钱主导型”。在这两种类型中，权、钱地位的不同，权钱交易性质的不同，反映了统治关系的性质不同。
在政治──行政权力压抑市场的社会政治背景下，社会经济资源主要根据政治权力大小进行配置（比如君主分封制），或由行政权力按中央指令性计划配置（比如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或由特殊利益集团所操纵的政府控制（比如宪政制度不完善的“民主”体制）。这样的权力具有经济上的资源垄断性质，会产生垄断租金；权力的行使很容易转化为货币收益。但在这种制度里，如果统治能力尚属正常，则用金钱购买权力是被禁止的；只有当统治能力严重衰竭时，才会出现用金钱购买权力的现象，这种情况就是所谓的“权力主导型”权钱交换模式。
在市场机制力量比较强大的社会中，统治秩序是由“金钱主导型”的权钱交换来确定的；国家领导者通过投票产生，政治──行政权力的基础是众多具有行动独立性的利益集团和个人，他们的纳税意愿能有效地约束国家意志，金钱（按照一定的宪法规定）能合法地购买政治权力（当然金钱支出与所转化的政治权力在量上并不必然呈正比关系）。市场机制下可能出现财富的不平衡分布，拥有经济优势甚至是市场垄断地位的金融集团有机会将金钱转化为额外的政治影响力，从而在不同程度上操纵国家权力为集团私利服务，这样可能形成财阀统治。但是，由于金钱受市场作用主宰，没有强制力，因而容易被分散和重新聚合，财阀集团时刻面对着来自社会各方面的挑战，从而为政治的民主化留下了潜在的空间。作为长期以来社会多方重复博弈的结果，拥有较大财富的金钱势力主导国家权力使之服务于其特殊利益的能力会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强制性国家权力干预市场的范围则被控制在尽可能低的水平上；国家权力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倾向越来越强，用金钱购买政治影响力的举动逐渐成为纯粹政治性权力游戏，对公共部门日常管理的程序、决策和社会经济利益的再分配影响越来越小。这便是宪政和民主制度的增强与完善。套用林德布洛姆（中译本1992：216页）的说法，追求金钱的权力比追求公共利益的权力更容易受到准确控制，如果大众能够系统地改变权力满足金钱胃口的机会的话。这就是为什么卢梭的公意理论成为现代专制的根源，而多头民主制却是建立在曾为人们深为恐惧的金钱统治之上的原因。
我们也可以把上述的两种权钱交换类型视为不同的政治市场结构的产物，政治市场为权钱交换提供场所和制度支持。如果把政治市场当作包括秩序在内的公共产品（可转化为政治影响力）的买卖市场，那么“权力主导型”的权钱交换与卖方垄断的市场结构相适应，而“金钱主导型”的权钱交换与竞争性的市场结构相适应。在“权力主导型”的权钱交换市场中，只有唯一的专制统治者拥有提供政治服务、发挥政治影响力的权利，政治市场是严格的卖方垄断（独裁）；与此相反，在“金钱主导型”的权钱交换市场中，政治选举市场更接近真正的市场机制，多个政治力量可以竞争性地提供政治服务，金钱力量可以竞争性地购买政治影响力，为使这种竞争能有序地进行，一种约束力强的、得到共同认可的制度规则就会被建立起来，这就是宪政民主体制。
更进一步看，国家与社会的力量对比决定了金钱和权力究竟何者为主导。自主性的市场经济和市民社会的存在，是防止国家权力扩张的天然屏障，因而是民主制度的一个必要条件。虽然“金钱主导型”的权钱交换并不必然导致民主，但民主只可能产生于“金钱主导型”的权钱交换；“权力主导型”的权钱交换不可能产生民主。现代资本主义民主制度是典型的“金钱主导型”的权钱交换模式，用金钱购买政治影响力的作法获得了合法化的形式。其一是金钱通过选举转化成政治力量，影响候选人、政党、政策制定程序和政府政策。以美国为例，竞选费用历来很高，而且随着政党的衰落、竞选的个人化（候选人依靠自己的竞选班子和组织从事竞选）、竞选新技术的采用，竞选费用还在急剧增加（李道揆，1999：247页）。一个政治人物能否当选，与他的筹款能力直接相关；而在他当选之后制定政策时，必须考虑给有关的捐款者以相应的回报，甚至直接委以重任。其二，金钱是各种特殊利益群体作为压力集团影响政治过程的必不可少的资源。尤其是自1970年代以后，美国许多利益集团特别是大公司都建立了各自的政治行动委员会（PAC），作为给其政治代表筹款和捐款的机构，“这些PACs使用金钱来购买政治影响力和试图影响国会及总统的做法，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突出”（西奥多．怀特，转引自李道揆，1999：262页）。
然而，对于民主的统治来说，比用金钱购买政治影响力的原则更重要的是对该原则施加的严格的制度性限制。随着资本主义国家民主化程度的提高，制度性限制也越来越多。美国于1971年制定的《联邦选举竞选法》（此后几经修改），规定了个人、团体、政党给各候选人每次和每年捐款的限额。比如，个人、团体每次给一个候选人的捐款分别不得超过1,000和5,000美元；接受联邦政府补助的候选人使用本人及其家族的资金不得超过5万美元。这样，过去常出现的一个富有的捐款人直接向一个候选人捐款数万乃至上百万美元的情况就不可能出现了。《竞选法》还规定，一个政治行动委员会至少应拥有50个捐款人，并至少向5名候选人提供捐款（李道揆，253页）。这些规定并不是要改变金钱支配政治权力的基本关系模式，而是通过立法调节促使这种关系模式分散化和民主化，削弱少数富有的寡头在政治市场上的垄断和操纵能力，使政治市场上的购买者分散化，扩大竞选活动的社会支持面。
腐败是指权力与金钱之间不合法的交易，可以分成不合法的“金钱主导型”权钱交易和不合法的“权力主导型”权钱交易。既然权钱交易的模式反映特定统治关系的性质，那么，腐败的形式自然也能反映出特定统治关系的性质。无论是“权力主导型”还是“金钱主导型”的权钱交易，在制度所规定的合法范围内，都会有助于建立稳定的政治秩序；而法律控制之外的权钱交易的泛滥即腐败，则必然会侵蚀政权的社会基础，损害政治制度的功能。比如，在承袭现代民主制法律构建的地方，国家实际上都建立在“金钱主导型”的权钱交易关系之上，但实际结果却大相径庭：有的国家（如二战后拉美和非洲的“民主”国家）陷入了经济停滞、政治独裁或动荡的局面，只有相对少数的国家产生了良好的法治秩序。理想型的民主制度不仅要求在宪法的政治层面确立市场货币力量的积极地位，还要求“金钱主导”的权钱交易能被严格地制度化。
三、“国家社会主义”体制中的权力腐败
“国家社会主义”（StateSocialism，即传统的未改革的集权社会主义制度）是典型的“权力主导型”权钱交换体制，权钱交换只限定性地发生在统治关系最基础的层面，即统治者与公民之间以国家服务换取税收的交换。不过，它并不是简单地以税收换取国家服务。统治者建立了一种全能型的像一个大工厂一样的“国家”，“国家”是所有公民的雇主，它在扣除公民的基本生活需要后，直接占有全体公民的生产成果；作为交换，它提供给所有公民最基本的政治服务。其实，这是将公民与国家之间的基本交换内部化了，工厂式的政权内部交换取代了准市场的交换形式。假设以公民税收与国家服务之间明确而公开的准市场交换方式进行的是一种自愿、等价的交换，交换并没有改变双方的对等地位，那么在这种特殊的被内部化的权钱交换形式中，交换双方是不平等的，国家具有掠夺性的潜能，它在为公民全体提供本该提供的服务的同时，还强制性搭售执政集团的特殊意识形态。可见，这是一种绝对的“权力主导型”权钱交换。
纯粹的“国家社会主义”模式存续的条件是政治资源和政治机会的双重垄断，国家尽其所能垄断所有经济资源，并且不允许社会性力量与执政集团竞争合法性，凡有损执政集团对权力独占性的任何活动都被禁止。这样的制度安排意味着社会性力量既不具备政治活动的经济基础，也没有自主性政治参与和表达的机会，这就从根本上禁绝了社会性力量以金钱换取国家权力的尝试。
与那种金钱可以合法化、制度化、有条件地购买政治影响力的政体不同，“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中以金钱购买政治影响力或行政权力的任何行为都属于腐败。在这种制度的前期阶段，执政集团能对社会性力量实施有效的控制，官僚被体制外力量“腐蚀”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在这种结构状态下，腐败主要因官僚权力缺乏结构性制约或者说等级制内单一的行政监督的不完善性所致，所以是体制性的“自我腐败”。其形式有挪用或盗窃国家财物、渎职、贪污、浪费、弄虚作假等；其特徵是“以权力谋取金钱”，物质和金钱利益的获得不是由市场而是权力和社会地位决定的。1978年以前中国的反腐败运动以官僚主义及各种形式的“以权谋私”为打击重点，这些行为都属于此类腐败。
在改革前的“国家社会主义”模式里，官员享有特权是这种体制的“自我腐败”行为的核心。1956年至1978年期间，与政治、经济和社会管理体制的高度集权相匹配，共产党建立起了庞大的官僚体制。革命官员转化成了享有“合法化的腐败”特权的“封建贵族”（吕晓波，2000：243页），这些特权包括内部医疗及其他福利、保健、休养、好的住房、商品和服务的内部份配等等，尤其是在“”的中、后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我们可以把特权制度的普遍化当作革命的等级制的蜕化形态。吕晓波（2000）指出，官员特权是革命后政权组织内卷化(OrganizationalInvolution)发展的结果，表明政权对自己的权力精英的制度化控制能力越来越弱。在全面的官僚控制的再分配型经济中，“官员”是一个范围很广的集团，官员特权制度必然引起“走后门”和“关系”的非正式的制度化。“走后门”和“关系”是研究中国共产主义政治的一个重要视角（Guo,2001）。虽然从“”中、后期直至改革初期，政权摆出种种姿态反对这种“危害社会风气的不正之风”，但这样的做法多少有点“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讽刺意味，因为在权力高层，这种行为模式实际上随着官员特权的制度化早已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待遇”了。
“走后门”和“关系”是再分配型权力网络的产物。由于物品和服务广泛的短缺，拥有短缺物品控制权的官员为某些人“开后门”所获得的好处是互惠性的“关系”。假设某甲有物品丙的分配权，某乙有物品丁的分配权，则甲给乙“开后门”就可以建立与乙的“关系”，从而获得乙所控制的物品丁。当“关系”如此重要以致于它在社会生活中无处不在时，它就可能部份地取代货币而成为具备交易、储藏、支付等基本价值职能的一般等价物。“在没有市场或现有市场极为不完全竞争的地方，广义上的‘关系’不得不用来起替代作用”（缪尔达尔，1991：206）。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货币只是“消极”的“一般等价物”，消费者单凭货币是不能完全满足其消费需要的；而对满足消费需要来说不可或缺的是“关系”，一个人掌握的“关系”越多，其消费能力就越强，社会地位就越高。由此可见，在计划经济中货币不是唯一的交换媒介，在交换中“关系”往往比货币更重要，但是“关系”的交换主要发生在掌握各种机会和权力的人之间，而官场中的官僚拥有最多“关系”。
四、改革初期腐败的新特点
“国家社会主义”体制的改革就是国家运用其权力创造市场的过程。这个过程沿着两条线路推进：其一是将过去以“黑市”形式存在的第二经济合法化；其二是再分配权力从某些领域撤出，让市场的力量发挥作用。在市场化过程的初期，国家垄断虽有所减弱，但仍控制着大部份政治经济资源，官员们也继续掌握着大量的再分配权力；私营经济的发展往往取决于它与权力掌握者的关系如何，与政府部门做生意、从制度的“双轨”特性中赚取部份垄断租金，是私营业者的最佳经营策略，国家权力是否对他们提供庇护和施舍能很大程度上决定其赢利的多少。比如，在整个1980年代，曾普遍推行经营承包制，这一政策赋予官员们代表国家与承包者讨价还价的权力，在一定程度上说，实际上是官员来决定谁将获得承包合同。又如，对私有企业来说，只有官员才能决定，谁可以得到稀缺的供给和政治保护（比如“红帽子”）。正如Oi(1994)所评论的，“官员是造就国王的人”，在官员与私人经济力量的相互依存关系形成过程中，财富越来越成为权力的一个因素，但影响力很不充份，私人经济对于再分配权力的依附性决定了市场经济内生的社会性金钱势力在国家权力面前还缺乏独立性。
在这样的社会经济环境里，官员们的腐败方式与改革前相比有了一系列变化。首先是官员们的在职消费需求被激发起来，公费消费的规模不断扩大，“大吃大喝”上了一个新档次，超标准接待、滥发福利、公款请客送礼、用公款超标准购买轿车、公费旅游等日益普遍。其次，行政权力仍然掌握着巨大的获利机会，党政机关和党政官员经商办企业、套购紧缺物资、倒买倒卖（即“官倒”）迅速蔓延，到1980年代中、后期已达到十分严重的程度。再次，随着市场机制的成长和私营业者的活跃，他们开始通过贿赂官员获得有利的经营条件和赢利机会，出现了市场环境中交易类型的腐败。中国改革初期腐败的新特点表明，这一阶段的腐败基本上仍然属于“权力主导型”。
五、从“权力主导型”腐败向“金钱主导型”腐败的转变
市场化所产生的深刻社会政治变革早晚会导致对多数资源的控制权从国家向社会的转移，最终必然使官员的权力“点金术”逐渐褪色。于是，官员权力干预经济活动的方式由直接掌握资源转向对资源的运用施加某种限制，官员的权力只有与私人的金钱势力相结合，才可能参与利益的分配。与此同时，出现了代表金钱势力的新兴社会集团，它对国家权力的控制和支配能力也逐渐扩大。在这一过程中，腐败模式中金钱支配权力的特点也越来越明显。
中国的市场化是一种“以权力创造市场”的机制，官员们既是市场化的推动者，也以私人身份参与市场化的经济活动。在西方学者对寻租的经典分析中，寻租者是不占据公共职位的私人经济力量，官僚们不在此范围内。然而，中国改革时期的党政官员集团不仅以公职身份设租，而且还以私人身份作为寻租的主体，这导致租在官僚体系内部流转，十分便于官员集团积聚资本。实际上，官员集团也的确是中国的“自发私有化”的主要收益者。
大约从90年代初期开始，官员们的个人追求已从单纯的权力积累（官职晋升）转向资本积累，官员们腐败的目标则从对消费资料的侵占发展到对生产资料、生产要素的侵占，其特徵由享乐型转向资本积累型。如果腐败是以个人消费为主要目的，贪污受贿往往发生在离退休前夕（即“59岁现象”）。其原因是，官员在职期间的个人奢侈型消费基本上不成问题，而要保证这种消费的水平在退休后不下降，就必须在退休前多贪污一些。如果腐败是以积累私人资本为目标，则官员的年龄越轻，其积聚资本的动机越强。近年来中国被查处的违纪违法官员呈低龄化趋势，恰好证明了以积累资本为目的的腐败现象在增加。据河南省的统计，2000年该省受党、政纪律处份的人员中，68.5％的年龄在45岁以下。[2]
党政官员积累起个人资本后，就不仅仅是国家权力的人，而且是私人金钱势力的代表。在他们的行为目标中，通过权力交换金钱和以金钱支配权力重叠交叉，既可通过掌握的公共权力增值私人资本（其典型形式是领导官员通过亲属、情人或朋友关系开办私人企业，在其权力的庇护下经营），也可凭借其个人直接间接拥有的私人资本以“内部人”的身份支配公共权力。占据公共职位的领导官员行为目标的异化，严重破坏了公共权力的运行规则，比如权力非公开地参与土地批租、建筑承包、娱乐洗浴等特定暴利行业并获取巨额收益已成定则。
与此同时，90年代以来官员们经济犯罪的主要类型也发生变化，受贿取代贪污成为经济犯罪的最主要形式，因此1997年修改的《刑法》新增加了“行贿”罪。贪污是官员作为内部人对国有资产的一种偷盗。受贿却表明，执行国家权力的公务人员处于被金钱势力支配的地位，后者通过行贿实现了对官员的控制，从而使这些官员所掌握的权力为其所用。比如在湛江和厦门走私案中，在走私者的重金收买下，当地海关、边防、海警、打私办等执法监管部门的主要领导及关键岗位上的工作人员与走私分子结成了“猫鼠联盟”：海关不把关，边防不设防，打私办成了“走私办”，边防、海警为走私武装护航，赖昌星甚至能控制当地处科级官员的任用。这种“猫鼠博弈”既然能形成双方之间地位的均衡，那就可以判断，均衡的实现主要是因为老鼠成功地控制了猫。
寻租是市场化条件下的主要腐败形式。在官商结合的分利行为中（比如官商结合经商），私有企业主、国有企业经理等占有垄断收益即“租金”的绝大部份，而官员只分得一小部份租金（类似于后者获得前者支付的“佣金”）。所以，在官商结合型的腐败中，权力即“官”方处于受雇佣地位，金钱势力即“商”处于支配地位，双方对腐败收益的占有是不平等的。这部份地是因为官员用以交换收益的权力资本并非其个人资产，而且他对权力的控制也受时间限制（“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加上他的“以权谋私”行为还面临政治上的风险，这些因素都限制了他与金钱势力讨价还价的能力。社会舆论将这种不平等的官商联姻称作“领导官员傍大款”──即官员通过与私营业主发展密切的私人联系，将权钱交易关系稳定化并降低被暴露的危险。一个“傍”字形像地表明了官员与大款之间的从属关系。比如，前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接收私营业主周雪华100余万元后，为周办事到了不遗余力的程度，为了让周的客运停车场升格为客运停车站，胡竟然向省市两级交通部门的6位负责人一一打电话，并屈尊宴请上述人员。[3]在一个非法的权钱交换已非正式地制度化的条件下，为了使交换持续下去，双方都必须树立信用。官员为了能源源不断地获得金钱贿赂，就必须为“大款”们办实事；否则拿了钱不办事，贿赂就会减少。于是掌握公共权力的官员就成可不法金钱势力的代言人。
六、“金钱主导型”腐败如何影响中国的政治发展
从世界历史来看，权钱交换既可以塑造现代民主政治（由此所产生的民主制的弊病如其优点一样明显，并已被民主理论家无数次地指出），也可能成为国家系统性腐败的根源。关键在于是否选择一种妥当的制度，中国当前正由于回避政治制度创新而沿着后一结果滑下去。
90年代以来，中国政治生活中金钱与权力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实质性演变，金钱势力已在现实中广泛存在的权钱交换关系里占据主导地位。在改革时期这种特殊的“金钱主导型”腐败中，金钱势力既有充足的资源以腐蚀、收买国家权力的人，又有着购买政治影响力的强烈动机。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权钱交换全都在完全不透明的“政治黑市”上无序地进行，完全不受社会的监督，这是中国现阶段腐败程度日益加深的特殊制度原因。目前执政党采取的打击腐败的措施，如加强对官员的宣导教育、改善监督措施及更多地查处违法违纪官员，都未触及制度层面，收效有限，因而出现了“腐败愈反愈烈”的局面。
“金钱主导型”腐败的蔓延已经开始影响中国的政治发展。其表现之一是金钱成为官僚竞争最重要的资源。集权型官僚政治体制的政治竞争（即“官场斗争”）向来是封闭的，制度化程度低。改革前官僚竞争的决定性因素主要是政治出身、家庭和派系关系背景等，官员权力的有效性来自其职位所控制的政治与经济资源。改革以来，官员权力的经济基础发生了变化，来自官员职位的资源并不足以充当其权力基础，只有那些在经济上“会经营”的官员才是实际上有权的，这就是官员权力的“企业家基础”（Oi,1994）。伴随着这种实质性的变化，出现了官僚竞争的新形式；而金钱则成为决定官僚竞争胜负的最主要的非专业因素。在“关系”仍起关键作用的情况下，跑关系、拉关系、“跑官要官”的成功与否，取决于一个官员所拥有的金钱，仕途由金钱铺就不再是夸张之辞。通过向掌握任免权的主要领导和组织部门的官员行贿而达到升官目的，已成为官僚体系内部的普遍作法，有的地方不同级别职位的“价格”甚至已自发形成。一些官员积聚起足够多的金钱资本后甚至用金钱支配官僚体系外的力量来打击官场上的竞争对手。比如，近年来屡屡发生的领导官员“谋官雇凶杀人”案件，就是官员为了清除其升官道路上的障碍，花重金雇佣凶犯杀害其他官员。
腐败对政治的影响还表现为，随着私人资本的膨胀，一些私营业主产生了购买公共政治权力的欲望。这种欲望近年来已得到相当程度的合法化实现，不少私营业主获得了相当高的政治地位和权力（申明民，2001b），农村也出现了“富而为官”的现象（刘长发，2001；王永明、陈国强，2002）。然而，以金钱购买政治权力更多地是通过非法途径实现的。例如，在人大和政协代表或村民委员会选举时，用贿选手段试图当选的案例越来越多了。这种以金钱购买政治权力的不合法行为表明，在既存制度中民主政治的约束力不能合法地成长。
以金钱为媒介的权力与黑社会势力的交易（“权黑交易”）是腐败影响政治的又一个特点。在中国日益严峻的黑社会犯罪中几乎到处能看到“权黑交易”的影子。“权黑交易”的实质是，某些国家权力部门通过出让公共管理权给黑社会组织，从黑社会组织的收入中分得部份利益，以满足官员的个人需要。黑社会组织要获得发展，关键是能在公安等部门有强硬关系，获得后者的照顾及合法庇护，而要得到公安等部门的合作就需提供金钱。所以“以钱铺路”是黑社会组织的基本发展策略，它们能用金钱使公安等部门在一定意义上瘫痪，甚至为其所用。比如，以皮毛市场闻名的河北蠡县，前几年黑势力垄断了皮毛收购和运输，强制收取保护费，并犯下杀人、爆炸等恶性案件140余起，但该县公安局只查证落实了18起，且犯罪分子无一人受到刑事处份，原因就在于公安等部门参与了黑势力垄断市场收益的分红。
腐败类型从“权力主导型”的权钱交换向“金钱主导型”转变，说明现存政治制度正面临严峻考验。由于政权未能及时地对权钱交换类型的变化做出制度化反应，“金钱主导型”的权钱交换正以腐败的形式改变着国家的政治性质。虽然普通百姓能感知到腐败程度迅速加深，但人们对此却日益冷漠；腐败在很大程度上被公众默认，甚至被社会习惯化了。面对严重腐败的这种“失语”状态，正反映了当前中国社会在解决重大问题方面的政治无能。腐败的扩散塑造着权力精英，形成了依靠腐败维持的官僚既得利益集团。腐败与反腐败的较量，实质上是维护公众利益与少数人既得利益的较量。如果这种特殊性质的腐败长期得不到压制，这种与特权集团相互维持的“金钱主导型”权钱交换关系最终将被制度化，那时即便有了民主的外衣，制度的实质也必将是特权垄断政治。
【注释】
[1]关于政治国家的较详细解释，可参阅申明民（2001a）。
[2]李定宇，“‘李真现象’的理论思考”，《河南日报》，2002年1月1日。
[3]《北京青年报》，2001年6月7日。
【参考文献】
李道揆，1999，《美国政府和美国政治》，北京：商务印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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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明民，2001a，“搭便车问题在政治解释中的应用及其局限”，《开放时代》10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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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败类型范文篇2
腐败问题首先必须确定它赖以存在的国家框架。作为分析性概念的国家，既是一种政治构造，又是一个体系。所谓的政治国家，是指国家作为纯粹的政治组织，为满足其成员的政治抱负（追求个人影响力或曰集体认同）提供一个公共平台，因此可以说它是一个认同体系。[1]另一方面，经济国家则是一个交换体系，它本身就是自发性的社会交换关系的产物，新制度主义的国家是这种国家观的典型。腐败乃公共权力的滥用或国家功能的异变。本文对腐败及其所反映的统治关系之分析，建立在假设国家具有经济理性的基础之上。
按照经济理性的契约主义观点，国家是一个拥有强制性权力的保护性组织，它提供公共服务给其成员（公民），而公民则需要为此而付出，这样在国家与公民之间就形成了一种交换关系。公民对国家的付出当然以货币为最主要的支付手段（即纳税），但也不限于货币，公民对国家还有其他的付出，如付出“忠诚”。国家对公民的保护是以税收为基础的，税收保证了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交换在整体上是等价的，但是国家必须通过税收制度内含的再分配手段调节不同受保护者的个人税负。提供保护性服务是一个国家从事再分配活动的唯一正当理由。国家作为一个制度场所，构建了权力与金钱这两种最基本的有价物相互影响和交换的框架。作为一种统治关系的国家，不仅为权力与金钱的交换留有余地，而且其本身就建立在这种交换基础之上。权力与金钱在统治关系中相互依赖，各具有用性。一方面，国家是一个权威结构，林德布洛姆认为，在争夺权威的斗争中，金钱比之于暴力更为重要，因为金钱是一个更间接的影响控制的手段，它能雇用支持者，是利益集团等权威的后援组织的支柱，权威的竞争对手有时甚至还能直接买通对手（中译本1992：181页）。另一方面，金钱力量总是试图控制国家权力，因为国家权力能够对金钱的收益性产生最关键的影响，国家不但是最有购买力的消费者，而且它还是影响普通交易的收益──成本的规则的制定者。
从权力为金钱势力服务的角度看，国家作为公共权力应当为社会公共利益服务，为社会提供基本、必需的安全保障和权利制度框架，这是国家权力存在的基础，是对国家最低的道义要求，不能满足这一条件的国家是没有合法性的。公民纳税和国家提供基本公共服务，这是公民（金钱）与统治者（权力）之间交易合同的基本规定。其次，国家为公民提供必需的公共服务之后，可能还提供其他追加服务，如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以达到良治或优政，或直接组织生产以提高社会整体的财富水平。再次，国家也可能为特殊利益群体服务，甚至谋取统治集团自身的特殊利益，对这一点，或许没有哪个国家的政府情愿承认，但事实又确实如此。由于权力实体必然是垄断性的，所以它能在交易中产生租金；又由于统治者（经营权力的“资本家”）在与公民（类似于工人）的合约中拥有剩余索取权，所以它有权利支配租金，使之服务于其特殊利益。
权钱交换在确定统治关系方面的作用十分明显。从政治体制的合意性角度来看，国家权力需要来自市民社会的制约，而这种制约正是通过金钱与权力的交换实现的。根据定义，权力仅为国家所专有，国家权力的本质特点是其垄断性和强制性；以此为基础，国家有能力承担向社会提供产权和其他制度的功能，这也导致国家活动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在被不适当地发挥时就可能使国家具有对社会的掠夺性；而社会维护自身利益的方式之可能选择之一是革命，另一种可能选择是利用其控制的金钱势力来迫使国家自我约束；如果社会拒绝交纳国家所需要的税金，国家便面临财政危机，或许因此作出以权力换取税金的理性政治妥协，这便是诺斯（中译本1989，1994）从新制度主义经济学角度所解释的西方民主制度的兴起道路。社会肯定没有强制性权力，但却可能拥有经济力量。一个社会选择哪种方式制约国家的掠夺性，取决于它拥有多大的经济资源。一般而言，一个富裕的社会倾向于选择以金钱购买权力的方式，因为这样做的机会成本较小；相反，越是贫穷的社会，越易选择革命，而革命后的政权，在国家比社会占有更多资源的比较优势未改变的情况下，会步前政权的覆辙，仍然不可能建立一个稳定而民主的政治体制。
上货币的产生本身就代表了一种权威结构，它与来自“天意”和“神授”的权威相冲突；随着货币经济关系的扩展，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的特性不可避免地渗入了政权关系之中，由此所引起的国家权力性质的变化正是文明进步的表现。因为，在货币与国家权力的交换过程中，钱和权是同样的等价交换物，钱和权的持有者之间的关系通过交换活动形成双向的平等交换关系而不是单向的权威──服从关系。所以，货币与金钱的交易蕴含着某种政治平等意识。（徐勇，1994）随着货币经济的不断扩展，货币与权力的交换不但逐步成为国家权力的主要调节机制，而且其形式也不断复杂化。在货币经济的最高阶段（即市场经济），建立了以极其复杂的权钱交换为支持而又同时受其限制的民主制度。
总之，权力与金钱之间交换关系的实质是统治关系，一定的统治关系就是某种制度化了的权钱交换模式，这种意义上的权钱交换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合理性。因此，并非所有类型的权钱交换都属于腐败；只有那种在特定制度状态下不合法、没有合理性依据的权钱交换，即异变的统治关系，才是腐败。
为说明这点，有必要进一步澄清统治关系的结构。一个国家的统治关系由两个合约框架构成，即统治者──公民（选民）合约和统治者──官僚合约。作为统治关系所必须的正当的权钱交换只发生在统治者与公民之间，其合理性不适用于统治者──官僚以及官僚──公民之间。因为统治者与公民彼此是平等的独立主体，它们之间形成的是平等的交易关系；而统治者与官僚之间是委托──关系，官僚不能违背统治者的利益或意志而与公民进行权钱交易，官僚更不具备与统治者进行权钱交易的独立地位。基于此，历史上的政体在正常时期都坚决禁止官僚贿赂上级，而且把官僚与公民之间私自的权钱交换视为非法。另外，统治者──公民之间的权钱交换有两个层次。第一层是基于正常的社会所必须的公共利益的交易，它与最弱意义上的国家相符合，在这个层次上的权钱交换不属于腐败。第二个层次是基于优势集团特殊利益的交易，一个国家建立后，统治集团作为自利的经济人就倾向于脱离其公共利益人的角色而发展其特殊利益，这往往会成为国家扩张的诱因，所以，超越了最弱意义的国家难免成为腐败的滋生地。
二、权钱交换的两种类型以及腐败的定义
由于结构及基于其上的体制的差异，权钱交换有两种不同的类型，即“权力主导型”和“金钱主导型”。在这两种类型中，权、钱地位的不同，权钱交易性质的不同，反映了统治关系的性质不同。
在政治──行政权力压抑市场的社会政治背景下，社会经济资源主要根据政治权力大小进行配置（比如君主分封制），或由行政权力按中央指令性计划配置（比如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或由特殊利益集团所操纵的政府控制（比如宪政制度不完善的“民主”体制）。这样的权力具有经济上的资源垄断性质，会产生垄断租金；权力的行使很容易转化为货币收益。但在这种制度里，如果统治能力尚属正常，则用金钱购买权力是被禁止的；只有当统治能力严重衰竭时，才会出现用金钱购买权力的现象，这种情况就是所谓的“权力主导型”权钱交换模式。
在市场机制力量比较强大的社会中，统治秩序是由“金钱主导型”的权钱交换来确定的；国家领导者通过投票产生，政治──行政权力的基础是众多具有行动独立性的利益集团和个人，他们的纳税意愿能有效地约束国家意志，金钱（按照一定的宪法规定）能合法地购买政治权力（当然金钱支出与所转化的政治权力在量上并不必然呈正比关系）。市场机制下可能出现财富的不平衡分布，拥有经济优势甚至是市场垄断地位的集团有机会将金钱转化为额外的政治力，从而在不同程度上操纵国家权力为集团私利服务，这样可能形成财阀统治。但是，由于金钱受市场作用主宰，没有强制力，因而容易被分散和重新聚合，财阀集团时刻面对着来自社会各方面的挑战，从而为政治的民主化留下了潜在的空间。作为长期以来社会多方重复博弈的结果，拥有较大财富的金钱势力主导国家权力使之服务于其特殊利益的能力会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强制性国家权力干预市场的范围则被控制在尽可能低的水平上；国家权力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倾向越来越强，用金钱购买政治影响力的举动逐渐成为纯粹政治性权力游戏，对公共部门日常管理的程序、决策和社会经济利益的再分配影响越来越小。这便是宪政和民主制度的增强与完善。套用林德布洛姆（中译本1992：216页）的说法，追求金钱的权力比追求公共利益的权力更容易受到准确控制，如果大众能够系统地改变权力满足金钱胃口的机会的话。这就是为什么卢梭的公意成为专制的根源，而多头民主制却是建立在曾为人们深为恐惧的金钱统治之上的原因。
我们也可以把上述的两种权钱交换类型视为不同的政治市场结构的产物，政治市场为权钱交换提供场所和制度支持。如果把政治市场当作包括秩序在内的公共产品（可转化为政治影响力）的买卖市场，那么“权力主导型”的权钱交换与卖方垄断的市场结构相适应，而“金钱主导型”的权钱交换与竞争性的市场结构相适应。在“权力主导型”的权钱交换市场中，只有唯一的专制统治者拥有提供政治服务、发挥政治影响力的权利，政治市场是严格的卖方垄断（独裁）；与此相反，在“金钱主导型”的权钱交换市场中，政治选举市场更接近真正的市场机制，多个政治力量可以竞争性地提供政治服务，金钱力量可以竞争性地购买政治影响力，为使这种竞争能有序地进行，一种约束力强的、得到共同认可的制度规则就会被建立起来，这就是宪政民主体制。
更进一步看，国家与社会的力量对比决定了金钱和权力究竟何者为主导。自主性的市场经济和市民社会的存在，是防止国家权力扩张的天然屏障，因而是民主制度的一个必要条件。虽然“金钱主导型”的权钱交换并不必然导致民主，但民主只可能产生于“金钱主导型”的权钱交换；“权力主导型”的权钱交换不可能产生民主。现代资本主义民主制度是典型的“金钱主导型”的权钱交换模式，用金钱购买政治影响力的作法获得了合法化的形式。其一是金钱通过选举转化成政治力量，影响候选人、政党、政策制定程序和政府政策。以美国为例，竞选费用历来很高，而且随着政党的衰落、竞选的个人化（候选人依靠自己的竞选班子和组织从事竞选）、竞选新技术的采用，竞选费用还在急剧增加（李道揆，1999：247页）。一个政治人物能否当选，与他的筹款能力直接相关；而在他当选之后制定政策时，必须考虑给有关的捐款者以相应的回报，甚至直接委以重任。其二，金钱是各种特殊利益群体作为压力集团影响政治过程的必不可少的资源。尤其是自1970年代以后，美国许多利益集团特别是大公司都建立了各自的政治行动委员会（PAC），作为给其政治代表筹款和捐款的机构，“这些PACs使用金钱来购买政治影响力和试图影响国会及总统的做法，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突出”（西奥多．怀特，转引自李道揆，1999：262页）。
然而，对于民主的统治来说，比用金钱购买政治影响力的原则更重要的是对该原则施加的严格的制度性限制。随着资本主义国家民主化程度的提高，制度性限制也越来越多。美国于1971年制定的《联邦选举竞选法》（此后几经修改），规定了个人、团体、政党给各候选人每次和每年捐款的限额。比如，个人、团体每次给一个候选人的捐款分别不得超过1,000和5,000美元；接受联邦政府补助的候选人使用本人及其家族的资金不得超过5万美元。这样，过去常出现的一个富有的捐款人直接向一个候选人捐款数万乃至上百万美元的情况就不可能出现了。《竞选法》还规定，一个政治行动委员会至少应拥有50个捐款人，并至少向5名候选人提供捐款（李道揆，253页）。这些规定并不是要改变金钱支配政治权力的基本关系模式，而是通过立法调节促使这种关系模式分散化和民主化，削弱少数富有的寡头在政治市场上的垄断和操纵能力，使政治市场上的购买者分散化，扩大竞选活动的社会支持面。
腐败是指权力与金钱之间不合法的交易，可以分成不合法的“金钱主导型”权钱交易和不合法的“权力主导型”权钱交易。既然权钱交易的模式反映特定统治关系的性质，那么，腐败的形式也能反映出特定统治关系的性质。无论是“权力主导型”还是“金钱主导型”的权钱交易，在制度所规定的合法范围内，都会有助于建立稳定的政治秩序；而控制之外的权钱交易的泛滥即腐败，则必然会侵蚀政权的社会基础，损害政治制度的功能。比如，在承袭现代民主制法律构建的地方，国家实际上都建立在“金钱主导型”的权钱交易关系之上，但实际结果却大相径庭：有的国家（如二战后拉美和非洲的“民主”国家）陷入了经济停滞、政治独裁或动荡的局面，只有相对少数的国家产生了良好的法治秩序。理想型的民主制度不仅要求在宪法的政治层面确立市场货币力量的积极地位，还要求“金钱主导”的权钱交易能被严格地制度化。
三、“国家主义”体制中的权力腐败
“国家社会主义”（StateSocialism，即传统的未改革的集权社会主义制度）是典型的“权力主导型”权钱交换体制，权钱交换只限定性地发生在统治关系最基础的层面，即统治者与公民之间以国家服务换取税收的交换。不过，它并不是简单地以税收换取国家服务。统治者建立了一种全能型的像一个大工厂一样的“国家”，“国家”是所有公民的雇主，它在扣除公民的基本生活需要后，直接占有全体公民的生产成果；作为交换，它提供给所有公民最基本的服务。其实，这是将公民与国家之间的基本交换内部化了，工厂式的政权内部交换取代了准市场的交换形式。假设以公民税收与国家服务之间明确而公开的准市场交换方式进行的是一种自愿、等价的交换，交换并没有改变双方的对等地位，那么在这种特殊的被内部化的权钱交换形式中，交换双方是不平等的，国家具有掠夺性的潜能，它在为公民全体提供本该提供的服务的同时，还强制性搭售执政集团的特殊意识形态。可见，这是一种绝对的“权力主导型”权钱交换。
纯粹的“国家社会主义”模式存续的条件是政治资源和政治机会的双重垄断，国家尽其所能垄断所有资源，并且不允许社会性力量与执政集团竞争合法性，凡有损执政集团对权力独占性的任何活动都被禁止。这样的制度安排意味着社会性力量既不具备政治活动的经济基础，也没有自主性政治参与和表达的机会，这就从根本上禁绝了社会性力量以金钱换取国家权力的尝试。
与那种金钱可以合法化、制度化、有条件地购买政治力的政体不同，“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中以金钱购买政治影响力或行政权力的任何行为都属于腐败。在这种制度的前期阶段，执政集团能对社会性力量实施有效的控制，官僚被体制外力量“腐蚀”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在这种结构状态下，腐败主要因官僚权力缺乏结构性制约或者说等级制内单一的行政监督的不完善性所致，所以是体制性的“自我腐败”。其形式有挪用或盗窃国家财物、渎职、贪污、浪费、弄虚作假等；其特徵是“以权力谋取金钱”，物质和金钱利益的获得不是由市场而是权力和社会地位决定的。1978年以前的反腐败运动以官僚主义及各种形式的“以权谋私”为打击重点，这些行为都属于此类腐败。
在改革前的“国家社会主义”模式里，官员享有特权是这种体制的“自我腐败”行为的核心。1956年至1978年期间，与政治、经济和社会管理体制的高度集权相匹配，共产党建立起了庞大的官僚体制。革命官员转化成了享有“合法化的腐败”特权的“封建贵族”（吕晓波，2000：243页），这些特权包括内部医疗及其他福利、保健、休养、好的住房、商品和服务的内部份配等等，尤其是在“”的中、后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我们可以把特权制度的普遍化当作革命的等级制的蜕化形态。吕晓波（2000）指出，官员特权是革命后政权组织内卷化(OrganizationalInvolution)的结果，表明政权对自己的权力精英的制度化控制能力越来越弱。在全面的官僚控制的再分配型经济中，“官员”是一个范围很广的集团，官员特权制度必然引起“走后门”和“关系”的非正式的制度化。“走后门”和“关系”是中国共产主义政治的一个重要视角（Guo,2001）。虽然从“”中、后期直至改革初期，政权摆出种种姿态反对这种“危害社会风气的不正之风”，但这样的做法多少有点“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讽刺意味，因为在权力高层，这种行为模式实际上随着官员特权的制度化早已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待遇”了。
“走后门”和“关系”是再分配型权力的产物。由于物品和服务广泛的短缺，拥有短缺物品控制权的官员为某些人“开后门”所获得的好处是互惠性的“关系”。假设某甲有物品丙的分配权，某乙有物品丁的分配权，则甲给乙“开后门”就可以建立与乙的“关系”，从而获得乙所控制的物品丁。当“关系”如此重要以致于它在社会生活中无处不在时，它就可能部份地取代货币而成为具备交易、储藏、支付等基本价值职能的一般等价物。“在没有市场或现有市场极为不完全竞争的地方，广义上的‘关系’不得不用来起替代作用”（缪尔达尔，1991：206）。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货币只是“消极”的“一般等价物”，消费者单凭货币是不能完全满足其消费需要的；而对满足消费需要来说不可或缺的是“关系”，一个人掌握的“关系”越多，其消费能力就越强，社会地位就越高。由此可见，在计划经济中货币不是唯一的交换媒介，在交换中“关系”往往比货币更重要，但是“关系”的交换主要发生在掌握各种机会和权力的人之间，而官场中的官僚拥有最多“关系”。
四、改革初期腐败的新特点
“国家主义”体制的改革就是国家运用其权力创造市场的过程。这个过程沿着两条线路推进：其一是将过去以“黑市”形式存在的第二合法化；其二是再分配权力从某些领域撤出，让市场的力量发挥作用。在市场化过程的初期，国家垄断虽有所减弱，但仍控制着大部份经济资源，官员们也继续掌握着大量的再分配权力；私营经济的往往取决于它与权力掌握者的关系如何，与政府部门做生意、从制度的“双轨”特性中赚取部份垄断租金，是私营业者的最佳经营策略，国家权力是否对他们提供庇护和施舍能很大程度上决定其赢利的多少。比如，在整个1980年代，曾普遍推行经营承包制，这一政策赋予官员们代表国家与承包者讨价还价的权力，在一定程度上说，实际上是官员来决定谁将获得承包合同。又如，对私有来说，只有官员才能决定，谁可以得到稀缺的供给和政治保护（比如“红帽子”）。正如Oi(1994)所评论的，“官员是造就国王的人”，在官员与私人经济力量的相互依存关系形成过程中，财富越来越成为权力的一个因素，但力很不充份，私人经济对于再分配权力的依附性决定了市场经济内生的社会性金钱势力在国家权力面前还缺乏独立性。
在这样的社会经济环境里，官员们的腐败方式与改革前相比有了一系列变化。首先是官员们的在职消费需求被激发起来，公费消费的规模不断扩大，“大吃大喝”上了一个新档次，超标准接待、滥发福利、公款请客送礼、用公款超标准购买轿车、公费等日益普遍。其次，行政权力仍然掌握着巨大的获利机会，党政机关和党政官员经商办企业、套购紧缺物资、倒买倒卖（即“官倒”）迅速蔓延，到1980年代中、后期已达到十分严重的程度。再次，随着市场机制的成长和私营业者的活跃，他们开始通过贿赂官员获得有利的经营条件和赢利机会，出现了市场环境中交易类型的腐败。改革初期腐败的新特点表明，这一阶段的腐败基本上仍然属于“权力主导型”。
五、从“权力主导型”腐败向“金钱主导型”腐败的转变
市场化所产生的深刻社会政治变革早晚会导致对多数资源的控制权从国家向社会的转移，最终必然使官员的权力“点金术”逐渐褪色。于是，官员权力干预经济活动的方式由直接掌握资源转向对资源的运用施加某种限制，官员的权力只有与私人的金钱势力相结合，才可能参与利益的分配。与此同时，出现了代表金钱势力的新兴社会集团，它对国家权力的控制和支配能力也逐渐扩大。在这一过程中，腐败模式中金钱支配权力的特点也越来越明显。
中国的市场化是一种“以权力创造市场”的机制，官员们既是市场化的推动者，也以私人身份参与市场化的经济活动。在西方学者对寻租的经典中，寻租者是不占据公共职位的私人经济力量，官僚们不在此范围内。然而，中国改革时期的党政官员集团不仅以公职身份设租，而且还以私人身份作为寻租的主体，这导致租在官僚体系内部流转，十分便于官员集团积聚资本。实际上，官员集团也的确是中国的“自发私有化”的主要收益者。
大约从90年代初期开始，官员们的个人追求已从单纯的权力积累（官职晋升）转向资本积累，官员们腐败的目标则从对消费资料的侵占发展到对生产资料、生产要素的侵占，其特徵由享乐型转向资本积累型。如果腐败是以个人消费为主要目的，贪污受贿往往发生在离退休前夕（即“59岁现象”）。其原因是，官员在职期间的个人奢侈型消费基本上不成，而要保证这种消费的水平在退休后不下降，就必须在退休前多贪污一些。如果腐败是以积累私人资本为目标，则官员的年龄越轻，其积聚资本的动机越强。近年来中国被查处的违纪违法官员呈低龄化趋势，恰好证明了以积累资本为目的的腐败现象在增加。据河南省的统计，2000年该省受党、政纪律处份的人员中，68.5％的年龄在45岁以下。[2]
党政官员积累起个人资本后，就不仅仅是国家权力的人，而且是私人金钱势力的代表。在他们的行为目标中，通过权力交换金钱和以金钱支配权力重叠交叉，既可通过掌握的公共权力增值私人资本（其典型形式是领导官员通过亲属、情人或朋友关系开办私人企业，在其权力的庇护下经营），也可凭借其个人直接间接拥有的私人资本以“内部人”的身份支配公共权力。占据公共职位的领导官员行为目标的异化，严重破坏了公共权力的运行规则，比如权力非公开地参与土地批租、建筑承包、娱乐洗浴等特定暴利行业并获取巨额收益已成定则。
与此同时，90年代以来官员们经济犯罪的主要类型也发生变化，受贿取代贪污成为经济犯罪的最主要形式，因此1997年修改的《刑法》新增加了“行贿”罪。贪污是官员作为内部人对国有资产的一种偷盗。受贿却表明，执行国家权力的公务人员处于被金钱势力支配的地位，后者通过行贿实现了对官员的控制，从而使这些官员所掌握的权力为其所用。比如在湛江和厦门走私案中，在走私者的重金收买下，当地海关、边防、海警、打私办等执法监管部门的主要领导及关键岗位上的工作人员与走私分子结成了“猫鼠联盟”：海关不把关，边防不设防，打私办成了“走私办”，边防、海警为走私武装护航，赖昌星甚至能控制当地处科级官员的任用。这种“猫鼠博弈”既然能形成双方之间地位的均衡，那就可以判断，均衡的实现主要是因为老鼠成功地控制了猫。
寻租是市场化条件下的主要腐败形式。在官商结合的分利行为中（比如官商结合经商），私有企业主、国有企业经理等占有垄断收益即“租金”的绝大部份，而官员只分得一小部份租金（类似于后者获得前者支付的“佣金”）。所以，在官商结合型的腐败中，权力即“官”方处于受雇佣地位，金钱势力即“商”处于支配地位，双方对腐败收益的占有是不平等的。这部份地是因为官员用以交换收益的权力资本并非其个人资产，而且他对权力的控制也受时间限制（“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加上他的“以权谋私”行为还面临政治上的风险，这些因素都限制了他与金钱势力讨价还价的能力。社会舆论将这种不平等的官商联姻称作“领导官员傍大款”──即官员通过与私营业主发展密切的私人联系，将权钱交易关系稳定化并降低被暴露的危险。一个“傍”字形像地表明了官员与大款之间的从属关系。比如，前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接收私营业主周雪华100余万元后，为周办事到了不遗余力的程度，为了让周的客运停车场升格为客运停车站，胡竟然向省市两级部门的6位负责人一一打电话，并屈尊宴请上述人员。[3]在一个非法的权钱交换已非正式地制度化的条件下，为了使交换持续下去，双方都必须树立信用。官员为了能源源不断地获得金钱贿赂，就必须为“大款”们办实事；否则拿了钱不办事，贿赂就会减少。于是掌握公共权力的官员就成可不法金钱势力的代言人。
六、“金钱主导型”腐败如何的
从世界来看，权钱交换既可以塑造民主政治（由此所产生的民主制的弊病如其优点一样明显，并已被民主家无数次地指出），也可能成为国家系统性腐败的根源。关键在于是否选择一种妥当的制度，中国当前正由于回避政治制度创新而沿着后一结果滑下去。
90年代以来，中国政治生活中金钱与权力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实质性演变，金钱势力已在现实中广泛存在的权钱交换关系里占据主导地位。在改革时期这种特殊的“金钱主导型”腐败中，金钱势力既有充足的资源以腐蚀、收买国家权力的人，又有着购买政治影响力的强烈动机。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权钱交换全都在完全不透明的“政治黑市”上无序地进行，完全不受的监督，这是中国现阶段腐败程度日益加深的特殊制度原因。执政党采取的打击腐败的措施，如加强对官员的宣导、改善监督措施及更多地查处违法违纪官员，都未触及制度层面，收效有限，因而出现了“腐败愈反愈烈”的局面。
“金钱主导型”腐败的蔓延已经开始影响中国的政治发展。其表现之一是金钱成为官僚竞争最重要的资源。集权型官僚政治体制的政治竞争（即“官场斗争”）向来是封闭的，制度化程度低。改革前官僚竞争的决定性因素主要是政治出身、家庭和派系关系背景等，官员权力的有效性来自其职位所控制的政治与资源。改革以来，官员权力的经济基础发生了变化，来自官员职位的资源并不足以充当其权力基础，只有那些在经济上“会经营”的官员才是实际上有权的，这就是官员权力的“家基础”（Oi,1994）。伴随着这种实质性的变化，出现了官僚竞争的新形式；而金钱则成为决定官僚竞争胜负的最主要的非专业因素。在“关系”仍起关键作用的情况下，跑关系、拉关系、“跑官要官”的成功与否，取决于一个官员所拥有的金钱，仕途由金钱铺就不再是夸张之辞。通过向掌握任免权的主要领导和组织部门的官员行贿而达到升官目的，已成为官僚体系内部的普遍作法，有的地方不同级别职位的“价格”甚至已自发形成。一些官员积聚起足够多的金钱资本后甚至用金钱支配官僚体系外的力量来打击官场上的竞争对手。比如，近年来屡屡发生的领导官员“谋官雇凶杀人”案件，就是官员为了清除其升官道路上的障碍，花重金雇佣凶犯杀害其他官员。
腐败对政治的影响还表现为，随着私人资本的膨胀，一些私营业主产生了购买公共政治权力的欲望。这种欲望近年来已得到相当程度的合法化实现，不少私营业主获得了相当高的政治地位和权力（申明民，2001b），也出现了“富而为官”的现象（刘长发，2001；王永明、陈国强，2002）。然而，以金钱购买政治权力更多地是通过非法途径实现的。例如，在人大和政协代表或村民委员会选举时，用贿选手段试图当选的案例越来越多了。这种以金钱购买政治权力的不合法行为表明，在既存制度中民主政治的约束力不能合法地成长。
以金钱为媒介的权力与黑社会势力的交易（“权黑交易”）是腐败影响政治的又一个特点。在中国日益严峻的黑社会犯罪中几乎到处能看到“权黑交易”的影子。“权黑交易”的实质是，某些国家权力部门通过出让公共管理权给黑社会组织，从黑社会组织的收入中分得部份利益，以满足官员的个人需要。黑社会组织要获得发展，关键是能在公安等部门有强硬关系，获得后者的照顾及合法庇护，而要得到公安等部门的合作就需提供金钱。所以“以钱铺路”是黑社会组织的基本发展策略，它们能用金钱使公安等部门在一定意义上瘫痪，甚至为其所用。比如，以皮毛市场闻名的河北蠡县，前几年黑势力垄断了皮毛收购和运输，强制收取保护费，并犯下杀人、爆炸等恶性案件140余起，但该县公安局只查证落实了18起，且犯罪分子无一人受到刑事处份，原因就在于公安等部门参与了黑势力垄断市场收益的分红。
腐败类型从“权力主导型”的权钱交换向“金钱主导型”转变，说明现存政治制度正面临严峻考验。由于政权未能及时地对权钱交换类型的变化做出制度化反应，“金钱主导型”的权钱交换正以腐败的形式改变着国家的政治性质。虽然普通百姓能感知到腐败程度迅速加深，但人们对此却日益冷漠；腐败在很大程度上被公众默认，甚至被社会习惯化了。面对严重腐败的这种“失语”状态，正反映了当前中国社会在解决重大方面的政治无能。腐败的扩散塑造着权力精英，形成了依靠腐败维持的官僚既得利益集团。腐败与反腐败的较量，实质上是维护公众利益与少数人既得利益的较量。如果这种特殊性质的腐败长期得不到压制，这种与特权集团相互维持的“金钱主导型”权钱交换关系最终将被制度化，那时即便有了民主的外衣，制度的实质也必将是特权垄断政治。
【注释】
[1]关于国家的较详细解释，可参阅申明民（2001a）。
[2]李定宇，“‘李真现象’的思考”，《河南日报》，2002年1月1日。
[3]《北京青年报》，2001年6月7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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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败类型范文篇3
本文对腐败问题的讨论，不准备从常见的批评官员品行和政策漏洞之类的肤浅议论层次入手，而是试图揭示腐败作为一种统治关系的性质，进而剖析中国改革时期的腐败模式“从权力主导型”向“金钱主导型”的权钱交易转变的特点，并探讨这种转变的深层动因。
一、统治关系与权钱交换
分析腐败问题首先必须确定它赖以存在的国家框架。作为分析性概念的国家，既是一种政治构造，又是一个经济体系。所谓的政治国家，是指国家作为纯粹的政治组织，为满足其成员的政治抱负（追求个人影响力或曰集体认同）提供一个公共平台，因此可以说它是一个认同体系。[1]另一方面，经济国家则是一个交换体系，它本身就是自发性的社会交换关系的产物，新制度主义的国家理论是这种国家观的典型。腐败乃公共权力的滥用或国家功能的异变。本文对腐败及其所反映的统治关系之分析，建立在假设国家具有经济理性的基础之上。
按照经济理性的契约主义观点，国家是一个拥有强制性权力的保护性组织，它提供公共服务给其成员（公民），而公民则需要为此而付出，这样在国家与公民之间就形成了一种交换关系。公民对国家的付出当然以货币为最主要的支付手段（即纳税），但也不限于货币，公民对国家还有其他的付出，如付出“忠诚”。国家对公民的保护是以税收为基础的，税收保证了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交换在整体上是等价的，但是国家必须通过税收制度内含的再分配手段调节不同受保护者的个人税负。提供保护性服务是一个国家从事再分配活动的唯一正当理由。国家作为一个制度场所，构建了权力与金钱这两种最基本的有价物相互影响和交换的框架。作为一种统治关系的国家，不仅为权力与金钱的交换留有余地，而且其本身就建立在这种交换基础之上。权力与金钱在统治关系中相互依赖，各具有用性。一方面，国家是一个权威结构，林德布洛姆认为，在争夺权威的斗争中，金钱比之于暴力更为重要，因为金钱是一个更间接的影响控制的手段，它能雇用支持者，是利益集团等权威的后援组织的支柱，权威的竞争对手有时甚至还能直接买通对手（中译本1992：181页）。另一方面，金钱力量总是试图控制国家权力，因为国家权力能够对金钱的收益性产生最关键的影响，国家不但是最有购买力的消费者，而且它还是影响普通交易的收益──成本计算的规则的制定者。
从权力为金钱势力服务的角度看，国家作为公共权力应当为社会公共利益服务，为社会提供基本、必需的安全保障和权利制度框架，这是国家权力存在的自然基础，是对国家最低的道义要求，不能满足这一条件的国家是没有合法性的。公民纳税和国家提供基本公共服务，这是公民（金钱）与统治者（权力）之间交易合同的基本规定。其次，国家为公民提供必需的公共服务之后，可能还提供其他追加服务，如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以达到良治或优政，或直接组织生产以提高社会整体的财富水平。再次，国家也可能为特殊利益群体服务，甚至谋取统治集团自身的特殊利益，对这一点，或许没有哪个国家的政府情愿承认，但事实又确实如此。由于权力实体必然是垄断性的，所以它能在交易中产生租金；又由于统治者（经营权力的“资本家”）在与公民（类似于工人）的合约中拥有剩余索取权，所以它有权利支配租金，使之服务于其特殊利益。
权钱交换在确定统治关系方面的作用十分明显。从政治体制的合意性角度来看，国家权力需要来自市民社会的制约，而这种制约正是通过金钱与权力的交换实现的。根据定义，权力仅为国家所专有，国家权力的本质特点是其垄断性和强制性；以此为基础，国家有能力承担向社会提供产权和其他制度的功能，这也导致国家活动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在被不适当地发挥时就可能使国家具有对社会的掠夺性；而社会维护自身利益的方式之可能选择之一是革命，另一种可能选择是利用其控制的金钱势力来迫使国家自我约束；如果社会拒绝交纳国家所需要的税金，国家便面临财政危机，或许因此作出以权力换取税金的理性政治妥协，这便是诺斯（中译本1989，1994）从新制度主义经济学角度所解释的西方民主制度的兴起道路。社会肯定没有强制性权力，但却可能拥有经济力量。一个社会选择哪种方式制约国家的掠夺性，取决于它拥有多大的经济资源。一般而言，一个富裕的社会倾向于选择以金钱购买权力的方式，因为这样做的机会成本较小；相反，越是贫穷的社会，越易选择革命，而革命后的政权，在国家比社会占有更多资源的比较优势未改变的情况下，会步前政权的覆辙，仍然不可能建立一个稳定而民主的政治体制。
历史上货币的产生本身就代表了一种权威结构，它与来自“天意”和“神授”的权威相冲突；随着货币经济关系的扩展，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的特性不可避免地渗入了政权关系之中，由此所引起的国家权力性质的变化正是文明进步的表现。因为，在货币与国家权力的交换过程中，钱和权是同样的等价交换物，钱和权的持有者之间的关系通过交换活动形成双向的平等交换关系而不是单向的权威──服从关系。所以，货币与金钱的交易蕴含着某种政治平等意识。（徐勇，1994）随着货币经济的不断扩展，货币与权力的交换不但逐步成为国家权力的主要调节机制，而且其形式也不断复杂化。在货币经济的最高发展阶段（即现代市场经济），建立了以极其复杂的权钱交换为支持而又同时受其限制的民主制度。
总之，权力与金钱之间交换关系的实质是统治关系，一定的统治关系就是某种制度化了的权钱交换模式，这种意义上的权钱交换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合理性。因此，并非所有类型的权钱交换都属于腐败；只有那种在特定制度状态下不合法、没有合理性依据的权钱交换，即异变的统治关系，才是腐败。
为说明这点，有必要进一步澄清统治关系的结构。一个国家的统治关系由两个合约框架构成，即统治者──公民（选民）合约和统治者──官僚合约。作为统治关系所必须的正当的权钱交换只发生在统治者与公民之间，其合理性不适用于统治者──官僚以及官僚──公民之间。因为统治者与公民彼此是平等的独立主体，它们之间形成的是平等的交易关系；而统治者与官僚之间是委托──关系，官僚不能违背统治者的利益或意志而与公民进行权钱交易，官僚更不具备与统治者进行权钱交易的独立地位。基于此，历史上的政体在正常时期都坚决禁止官僚贿赂上级，而且把官僚与公民之间私自的权钱交换视为非法。另外，统治者──公民之间的权钱交换有两个层次。第一层是基于正常的社会所必须的公共利益的交易，它与最弱意义上的国家相符合，在这个层次上的权钱交换不属于腐败。第二个层次是基于优势集团特殊利益的交易，一个国家建立后，统治集团作为自利的经济人就倾向于脱离其公共利益人的角色而发展其特殊利益，这往往会成为国家扩张的诱因，所以，超越了最弱意义的国家难免成为腐败的滋生地。
二、权钱交换的两种类型以及腐败的定义
由于社会经济结构及基于其上的政治体制的差异，权钱交换有两种不同的类型，即“权力主导型”和“金钱主导型”。在这两种类型中，权、钱地位的不同，权钱交易性质的不同，反映了统治关系的性质不同。
在政治──行政权力压抑市场的社会政治背景下，社会经济资源主要根据政治权力大小进行配置（比如君主分封制），或由行政权力按中央指令性计划配置（比如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或由特殊利益集团所操纵的政府控制（比如宪政制度不完善的“民主”体制）。这样的权力具有经济上的资源垄断性质，会产生垄断租金；权力的行使很容易转化为货币收益。但在这种制度里，如果统治能力尚属正常，则用金钱购买权力是被禁止的；只有当统治能力严重衰竭时，才会出现用金钱购买权力的现象，这种情况就是所谓的“权力主导型”权钱交换模式。
在市场机制力量比较强大的社会中，统治秩序是由“金钱主导型”的权钱交换来确定的；国家领导者通过投票产生，政治──行政权力的基础是众多具有行动独立性的利益集团和个人，他们的纳税意愿能有效地约束国家意志，金钱（按照一定的宪法规定）能合法地购买政治权力（当然金钱支出与所转化的政治权力在量上并不必然呈正比关系）。市场机制下可能出现财富的不平衡分布，拥有经济优势甚至是市场垄断地位的金融集团有机会将金钱转化为额外的政治影响力，从而在不同程度上操纵国家权力为集团私利服务，这样可能形成财阀统治。但是，由于金钱受市场作用主宰，没有强制力，因而容易被分散和重新聚合，财阀集团时刻面对着来自社会各方面的挑战，从而为政治的民主化留下了潜在的空间。作为长期以来社会多方重复博弈的结果，拥有较大财富的金钱势力主导国家权力使之服务于其特殊利益的能力会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强制性国家权力干预市场的范围则被控制在尽可能低的水平上；国家权力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倾向越来越强，用金钱购买政治影响力的举动逐渐成为纯粹政治性权力游戏，对公共部门日常管理的程序、决策和社会经济利益的再分配影响越来越小。这便是宪政和民主制度的增强与完善。套用林德布洛姆（中译本1992：216页）的说法，追求金钱的权力比追求公共利益的权力更容易受到准确控制，如果大众能够系统地改变权力满足金钱胃口的机会的话。这就是为什么卢梭的公意理论成为现代专制的根源，而多头民主制却是建立在曾为人们深为恐惧的金钱统治之上的原因。
我们也可以把上述的两种权钱交换类型视为不同的政治市场结构的产物，政治市场为权钱交换提供场所和制度支持。如果把政治市场当作包括秩序在内的公共产品（可转化为政治影响力）的买卖市场，那么“权力主导型”的权钱交换与卖方垄断的市场结构相适应，而“金钱主导型”的权钱交换与竞争性的市场结构相适应。在“权力主导型”的权钱交换市场中，只有唯一的专制统治者拥有提供政治服务、发挥政治影响力的权利，政治市场是严格的卖方垄断（独裁）；与此相反，在“金钱主导型”的权钱交换市场中，政治选举市场更接近真正的市场机制，多个政治力量可以竞争性地提供政治服务，金钱力量可以竞争性地购买政治影响力，为使这种竞争能有序地进行，一种约束力强的、得到共同认可的制度规则就会被建立起来，这就是宪政民主体制。
更进一步看，国家与社会的力量对比决定了金钱和权力究竟何者为主导。自主性的市场经济和市民社会的存在，是防止国家权力扩张的天然屏障，因而是民主制度的一个必要条件。虽然“金钱主导型”的权钱交换并不必然导致民主，但民主只可能产生于“金钱主导型”的权钱交换；“权力主导型”的权钱交换不可能产生民主。现代资本主义民主制度是典型的“金钱主导型”的权钱交换模式，用金钱购买政治影响力的作法获得了合法化的形式。其一是金钱通过选举转化成政治力量，影响候选人、政党、政策制定程序和政府政策。以美国为例，竞选费用历来很高，而且随着政党的衰落、竞选的个人化（候选人依靠自己的竞选班子和组织从事竞选）、竞选新技术的采用，竞选费用还在急剧增加（李道揆，1999：247页）。一个政治人物能否当选，与他的筹款能力直接相关；而在他当选之后制定政策时，必须考虑给有关的捐款者以相应的回报，甚至直接委以重任。其二，金钱是各种特殊利益群体作为压力集团影响政治过程的必不可少的资源。尤其是自1970年代以后，美国许多利益集团特别是大公司都建立了各自的政治行动委员会（PAC），作为给其政治代表筹款和捐款的机构，“这些PACs使用金钱来购买政治影响力和试图影响国会及总统的做法，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突出”（西奥多．怀特，转引自李道揆，1999：262页）。
然而，对于民主的统治来说，比用金钱购买政治影响力的原则更重要的是对该原则施加的严格的制度性限制。随着资本主义国家民主化程度的提高，制度性限制也越来越多。美国于1971年制定的《联邦选举竞选法》（此后几经修改），规定了个人、团体、政党给各候选人每次和每年捐款的限额。比如，个人、团体每次给一个候选人的捐款分别不得超过1,000和5,000美元；接受联邦政府补助的候选人使用本人及其家族的资金不得超过5万美元。这样，过去常出现的一个富有的捐款人直接向一个候选人捐款数万乃至上百万美元的情况就不可能出现了。《竞选法》还规定，一个政治行动委员会至少应拥有50个捐款人，并至少向5名候选人提供捐款（李道揆，253页）。这些规定并不是要改变金钱支配政治权力的基本关系模式，而是通过立法调节促使这种关系模式分散化和民主化，削弱少数富有的寡头在政治市场上的垄断和操纵能力，使政治市场上的购买者分散化，扩大竞选活动的社会支持面。
腐败是指权力与金钱之间不合法的交易，可以分成不合法的“金钱主导型”权钱交易和不合法的“权力主导型”权钱交易。既然权钱交易的模式反映特定统治关系的性质，那么，腐败的形式自然也能反映出特定统治关系的性质。无论是“权力主导型”还是“金钱主导型”的权钱交易，在制度所规定的合法范围内，都会有助于建立稳定的政治秩序；而法律控制之外的权钱交易的泛滥即腐败，则必然会侵蚀政权的社会基础，损害政治制度的功能。比如，在承袭现代民主制法律构建的地方，国家实际上都建立在“金钱主导型”的权钱交易关系之上，但实际结果却大相径庭：有的国家（如二战后拉美和非洲的“民主”国家）陷入了经济停滞、政治独裁或动荡的局面，只有相对少数的国家产生了良好的法治秩序。理想型的民主制度不仅要求在宪法的政治层面确立市场货币力量的积极地位，还要求“金钱主导”的权钱交易能被严格地制度化。
三、“国家社会主义”体制中的权力腐败
“国家社会主义”（StateSocialism，即传统的未改革的集权社会主义制度）是典型的“权力主导型”权钱交换体制，权钱交换只限定性地发生在统治关系最基础的层面，即统治者与公民之间以国家服务换取税收的交换。不过，它并不是简单地以税收换取国家服务。统治者建立了一种全能型的像一个大工厂一样的“国家”，“国家”是所有公民的雇主，它在扣除公民的基本生活需要后，直接占有全体公民的生产成果；作为交换，它提供给所有公民最基本的政治服务。其实，这是将公民与国家之间的基本交换内部化了，工厂式的政权内部交换取代了准市场的交换形式。假设以公民税收与国家服务之间明确而公开的准市场交换方式进行的是一种自愿、等价的交换，交换并没有改变双方的对等地位，那么在这种特殊的被内部化的权钱交换形式中，交换双方是不平等的，国家具有掠夺性的潜能，它在为公民全体提供本该提供的服务的同时，还强制性搭售执政集团的特殊意识形态。可见，这是一种绝对的“权力主导型”权钱交换。
纯粹的“国家社会主义”模式存续的条件是政治资源和政治机会的双重垄断，国家尽其所能垄断所有经济资源，并且不允许社会性力量与执政集团竞争合法性，凡有损执政集团对权力独占性的任何活动都被禁止。这样的制度安排意味着社会性力量既不具备政治活动的经济基础，也没有自主性政治参与和表达的机会，这就从根本上禁绝了社会性力量以金钱换取国家权力的尝试。
与那种金钱可以合法化、制度化、有条件地购买政治影响力的政体不同，“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中以金钱购买政治影响力或行政权力的任何行为都属于腐败。在这种制度的前期阶段，执政集团能对社会性力量实施有效的控制，官僚被体制外力量“腐蚀”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在这种结构状态下，腐败主要因官僚权力缺乏结构性制约或者说等级制内单一的行政监督的不完善性所致，所以是体制性的“自我腐败”。其形式有挪用或盗窃国家财物、渎职、贪污、浪费、弄虚作假等；其特徵是“以权力谋取金钱”，物质和金钱利益的获得不是由市场而是权力和社会地位决定的。1978年以前中国的反腐败运动以官僚主义及各种形式的“以权谋私”为打击重点，这些行为都属于此类腐败。
在改革前的“国家社会主义”模式里，官员享有特权是这种体制的“自我腐败”行为的核心。1956年至1978年期间，与政治、经济和社会管理体制的高度集权相匹配，共产党建立起了庞大的官僚体制。革命官员转化成了享有“合法化的腐败”特权的“封建贵族”（吕晓波，2000：243页），这些特权包括内部医疗及其他福利、保健、休养、好的住房、商品和服务的内部份配等等，尤其是在“”的中、后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我们可以把特权制度的普遍化当作革命的等级制的蜕化形态。吕晓波（2000）指出，官员特权是革命后政权组织内卷化(OrganizationalInvolution)发展的结果，表明政权对自己的权力精英的制度化控制能力越来越弱。在全面的官僚控制的再分配型经济中，“官员”是一个范围很广的集团，官员特权制度必然引起“走后门”和“关系”的非正式的制度化。“走后门”和“关系”是研究中国共产主义政治的一个重要视角（Guo,2001）。虽然从“”中、后期直至改革初期，政权摆出种种姿态反对这种“危害社会风气的不正之风”，但这样的做法多少有点“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讽刺意味，因为在权力高层，这种行为模式实际上随着官员特权的制度化早已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待遇”了。
“走后门”和“关系”是再分配型权力网络的产物。由于物品和服务广泛的短缺，拥有短缺物品控制权的官员为某些人“开后门”所获得的好处是互惠性的“关系”。假设某甲有物品丙的分配权，某乙有物品丁的分配权，则甲给乙“开后门”就可以建立与乙的“关系”，从而获得乙所控制的物品丁。当“关系”如此重要以致于它在社会生活中无处不在时，它就可能部份地取代货币而成为具备交易、储藏、支付等基本价值职能的一般等价物。“在没有市场或现有市场极为不完全竞争的地方，广义上的‘关系’不得不用来起替代作用”（缪尔达尔，1991：206）。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货币只是“消极”的“一般等价物”，消费者单凭货币是不能完全满足其消费需要的；而对满足消费需要来说不可或缺的是“关系”，一个人掌握的“关系”越多，其消费能力就越强，社会地位就越高。由此可见，在计划经济中货币不是唯一的交换媒介，在交换中“关系”往往比货币更重要，但是“关系”的交换主要发生在掌握各种机会和权力的人之间，而官场中的官僚拥有最多“关系”。
四、改革初期腐败的新特点
“国家社会主义”体制的改革就是国家运用其权力创造市场的过程。这个过程沿着两条线路推进：其一是将过去以“黑市”形式存在的第二经济合法化；其二是再分配权力从某些领域撤出，让市场的力量发挥作用。在市场化过程的初期，国家垄断虽有所减弱，但仍控制着大部份政治经济资源，官员们也继续掌握着大量的再分配权力；私营经济的发展往往取决于它与权力掌握者的关系如何，与政府部门做生意、从制度的“双轨”特性中赚取部份垄断租金，是私营业者的最佳经营策略，国家权力是否对他们提供庇护和施舍能很大程度上决定其赢利的多少。比如，在整个1980年代，曾普遍推行经营承包制，这一政策赋予官员们代表国家与承包者讨价还价的权力，在一定程度上说，实际上是官员来决定谁将获得承包合同。又如，对私有企业来说，只有官员才能决定，谁可以得到稀缺的供给和政治保护（比如“红帽子”）。正如Oi(1994)所评论的，“官员是造就国王的人”，在官员与私人经济力量的相互依存关系形成过程中，财富越来越成为权力的一个因素，但影响力很不充份，私人经济对于再分配权力的依附性决定了市场经济内生的社会性金钱势力在国家权力面前还缺乏独立性。
在这样的社会经济环境里，官员们的腐败方式与改革前相比有了一系列变化。首先是官员们的在职消费需求被激发起来，公费消费的规模不断扩大，“大吃大喝”上了一个新档次，超标准接待、滥发福利、公款请客送礼、用公款超标准购买轿车、公费旅游等日益普遍。其次，行政权力仍然掌握着巨大的获利机会，党政机关和党政官员经商办企业、套购紧缺物资、倒买倒卖（即“官倒”）迅速蔓延，到1980年代中、后期已达到十分严重的程度。再次，随着市场机制的成长和私营业者的活跃，他们开始通过贿赂官员获得有利的经营条件和赢利机会，出现了市场环境中交易类型的腐败。中国改革初期腐败的新特点表明，这一阶段的腐败基本上仍然属于“权力主导型”。
五、从“权力主导型”腐败向“金钱主导型”腐败的转变
市场化所产生的深刻社会政治变革早晚会导致对多数资源的控制权从国家向社会的转移，最终必然使官员的权力“点金术”逐渐褪色。于是，官员权力干预经济活动的方式由直接掌握资源转向对资源的运用施加某种限制，官员的权力只有与私人的金钱势力相结合，才可能参与利益的分配。与此同时，出现了代表金钱势力的新兴社会集团，它对国家权力的控制和支配能力也逐渐扩大。在这一过程中，腐败模式中金钱支配权力的特点也越来越明显。
中国的市场化是一种“以权力创造市场”的机制，官员们既是市场化的推动者，也以私人身份参与市场化的经济活动。在西方学者对寻租的经典分析中，寻租者是不占据公共职位的私人经济力量，官僚们不在此范围内。然而，中国改革时期的党政官员集团不仅以公职身份设租，而且还以私人身份作为寻租的主体，这导致租在官僚体系内部流转，十分便于官员集团积聚资本。实际上，官员集团也的确是中国的“自发私有化”的主要收益者。
大约从90年代初期开始，官员们的个人追求已从单纯的权力积累（官职晋升）转向资本积累，官员们腐败的目标则从对消费资料的侵占发展到对生产资料、生产要素的侵占，其特徵由享乐型转向资本积累型。如果腐败是以个人消费为主要目的，贪污受贿往往发生在离退休前夕（即“59岁现象”）。其原因是，官员在职期间的个人奢侈型消费基本上不成问题，而要保证这种消费的水平在退休后不下降，就必须在退休前多贪污一些。如果腐败是以积累私人资本为目标，则官员的年龄越轻，其积聚资本的动机越强。近年来中国被查处的违纪违法官员呈低龄化趋势，恰好证明了以积累资本为目的的腐败现象在增加。据河南省的统计，2000年该省受党、政纪律处份的人员中，68.5％的年龄在45岁以下。[2]
党政官员积累起个人资本后，就不仅仅是国家权力的人，而且是私人金钱势力的代表。在他们的行为目标中，通过权力交换金钱和以金钱支配权力重叠交叉，既可通过掌握的公共权力增值私人资本（其典型形式是领导官员通过亲属、情人或朋友关系开办私人企业，在其权力的庇护下经营），也可凭借其个人直接间接拥有的私人资本以“内部人”的身份支配公共权力。占据公共职位的领导官员行为目标的异化，严重破坏了公共权力的运行规则，比如权力非公开地参与土地批租、建筑承包、娱乐洗浴等特定暴利行业并获取巨额收益已成定则。
与此同时，90年代以来官员们经济犯罪的主要类型也发生变化，受贿取代贪污成为经济犯罪的最主要形式，因此1997年修改的《刑法》新增加了“行贿”罪。贪污是官员作为内部人对国有资产的一种偷盗。受贿却表明，执行国家权力的公务人员处于被金钱势力支配的地位，后者通过行贿实现了对官员的控制，从而使这些官员所掌握的权力为其所用。比如在湛江和厦门走私案中，在走私者的重金收买下，当地海关、边防、海警、打私办等执法监管部门的主要领导及关键岗位上的工作人员与走私分子结成了“猫鼠联盟”：海关不把关，边防不设防，打私办成了“走私办”，边防、海警为走私武装护航，赖昌星甚至能控制当地处科级官员的任用。这种“猫鼠博弈”既然能形成双方之间地位的均衡，那就可以判断，均衡的实现主要是因为老鼠成功地控制了猫。
寻租是市场化条件下的主要腐败形式。在官商结合的分利行为中（比如官商结合经商），私有企业主、国有企业经理等占有垄断收益即“租金”的绝大部份，而官员只分得一小部份租金（类似于后者获得前者支付的“佣金”）。所以，在官商结合型的腐败中，权力即“官”方处于受雇佣地位，金钱势力即“商”处于支配地位，双方对腐败收益的占有是不平等的。这部份地是因为官员用以交换收益的权力资本并非其个人资产，而且他对权力的控制也受时间限制（“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加上他的“以权谋私”行为还面临政治上的风险，这些因素都限制了他与金钱势力讨价还价的能力。社会舆论将这种不平等的官商联姻称作“领导官员傍大款”──即官员通过与私营业主发展密切的私人联系，将权钱交易关系稳定化并降低被暴露的危险。一个“傍”字形像地表明了官员与大款之间的从属关系。比如，前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接收私营业主周雪华100余万元后，为周办事到了不遗余力的程度，为了让周的客运停车场升格为客运停车站，胡竟然向省市两级交通部门的6位负责人一一打电话，并屈尊宴请上述人员。[3]在一个非法的权钱交换已非正式地制度化的条件下，为了使交换持续下去，双方都必须树立信用。官员为了能源源不断地获得金钱贿赂，就必须为“大款”们办实事；否则拿了钱不办事，贿赂就会减少。于是掌握公共权力的官员就成可不法金钱势力的代言人。
六、“金钱主导型”腐败如何影响中国的政治发展
从世界历史来看，权钱交换既可以塑造现代民主政治（由此所产生的民主制的弊病如其优点一样明显，并已被民主理论家无数次地指出），也可能成为国家系统性腐败的根源。关键在于是否选择一种妥当的制度，中国当前正由于回避政治制度创新而沿着后一结果滑下去。
90年代以来，中国政治生活中金钱与权力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实质性演变，金钱势力已在现实中广泛存在的权钱交换关系里占据主导地位。在改革时期这种特殊的“金钱主导型”腐败中，金钱势力既有充足的资源以腐蚀、收买国家权力的人，又有着购买政治影响力的强烈动机。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权钱交换全都在完全不透明的“政治黑市”上无序地进行，完全不受社会的监督，这是中国现阶段腐败程度日益加深的特殊制度原因。目前执政党采取的打击腐败的措施，如加强对官员的宣导教育、改善监督措施及更多地查处违法违纪官员，都未触及制度层面，收效有限，因而出现了“腐败愈反愈烈”的局面。
“金钱主导型”腐败的蔓延已经开始影响中国的政治发展。其表现之一是金钱成为官僚竞争最重要的资源。集权型官僚政治体制的政治竞争（即“官场斗争”）向来是封闭的，制度化程度低。改革前官僚竞争的决定性因素主要是政治出身、家庭和派系关系背景等，官员权力的有效性来自其职位所控制的政治与经济资源。改革以来，官员权力的经济基础发生了变化，来自官员职位的资源并不足以充当其权力基础，只有那些在经济上“会经营”的官员才是实际上有权的，这就是官员权力的“企业家基础”（Oi,1994）。伴随着这种实质性的变化，出现了官僚竞争的新形式；而金钱则成为决定官僚竞争胜负的最主要的非专业因素。在“关系”仍起关键作用的情况下，跑关系、拉关系、“跑官要官”的成功与否，取决于一个官员所拥有的金钱，仕途由金钱铺就不再是夸张之辞。通过向掌握任免权的主要领导和组织部门的官员行贿而达到升官目的，已成为官僚体系内部的普遍作法，有的地方不同级别职位的“价格”甚至已自发形成。一些官员积聚起足够多的金钱资本后甚至用金钱支配官僚体系外的力量来打击官场上的竞争对手。比如，近年来屡屡发生的领导官员“谋官雇凶杀人”案件，就是官员为了清除其升官道路上的障碍，花重金雇佣凶犯杀害其他官员。
腐败对政治的影响还表现为，随着私人资本的膨胀，一些私营业主产生了购买公共政治权力的欲望。这种欲望近年来已得到相当程度的合法化实现，不少私营业主获得了相当高的政治地位和权力（申明民，2001b），农村也出现了“富而为官”的现象（刘长发，2001；王永明、陈国强，2002）。然而，以金钱购买政治权力更多地是通过非法途径实现的。例如，在人大和政协代表或村民委员会选举时，用贿选手段试图当选的案例越来越多了。这种以金钱购买政治权力的不合法行为表明，在既存制度中民主政治的约束力不能合法地成长。
以金钱为媒介的权力与黑社会势力的交易（“权黑交易”）是腐败影响政治的又一个特点。在中国日益严峻的黑社会犯罪中几乎到处能看到“权黑交易”的影子。“权黑交易”的实质是，某些国家权力部门通过出让公共管理权给黑社会组织，从黑社会组织的收入中分得部份利益，以满足官员的个人需要。黑社会组织要获得发展，关键是能在公安等部门有强硬关系，获得后者的照顾及合法庇护，而要得到公安等部门的合作就需提供金钱。所以“以钱铺路”是黑社会组织的基本发展策略，它们能用金钱使公安等部门在一定意义上瘫痪，甚至为其所用。比如，以皮毛市场闻名的河北蠡县，前几年黑势力垄断了皮毛收购和运输，强制收取保护费，并犯下杀人、爆炸等恶性案件140余起，但该县公安局只查证落实了18起，且犯罪分子无一人受到刑事处份，原因就在于公安等部门参与了黑势力垄断市场收益的分红。
腐败类型从“权力主导型”的权钱交换向“金钱主导型”转变，说明现存政治制度正面临严峻考验。由于政权未能及时地对权钱交换类型的变化做出制度化反应，“金钱主导型”的权钱交换正以腐败的形式改变着国家的政治性质。虽然普通百姓能感知到腐败程度迅速加深，但人们对此却日益冷漠；腐败在很大程度上被公众默认，甚至被社会习惯化了。面对严重腐败的这种“失语”状态，正反映了当前中国社会在解决重大问题方面的政治无能。腐败的扩散塑造着权力精英，形成了依靠腐败维持的官僚既得利益集团。腐败与反腐败的较量，实质上是维护公众利益与少数人既得利益的较量。如果这种特殊性质的腐败长期得不到压制，这种与特权集团相互维持的“金钱主导型”权钱交换关系最终将被制度化，那时即便有了民主的外衣，制度的实质也必将是特权垄断政治。
【注释】
[1]关于政治国家的较详细解释，可参阅申明民（2001a）。
[2]李定宇，“‘李真现象’的理论思考”，《河南日报》，2002年1月1日。
[3]《北京青年报》，2001年6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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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败类型范文篇4
本文对腐败问题的讨论，不准备从常见的批评官员品行和政策漏洞之类的肤浅议论层次入手，而是试图揭示腐败作为一种统治关系的性质，进而剖析中国改革时期的腐败模式“从权力主导型”向“金钱主导型”的权钱交易转变的特点，并探讨这种转变的深层动因。
一、统治关系与权钱交换
分析腐败问题首先必须确定它赖以存在的国家框架。作为分析性概念的国家，既是一种政治构造，又是一个经济体系。所谓的政治国家，是指国家作为纯粹的政治组织，为满足其成员的政治抱负（追求个人影响力或曰集体认同）提供一个公共平台，因此可以说它是一个认同体系。[1]另一方面，经济国家则是一个交换体系，它本身就是自发性的社会交换关系的产物，新制度主义的国家理论是这种国家观的典型。腐败乃公共权力的滥用或国家功能的异变。本文对腐败及其所反映的统治关系之分析，建立在假设国家具有经济理性的基础之上。
按照经济理性的契约主义观点，国家是一个拥有强制性权力的保护性组织，它提供公共服务给其成员（公民），而公民则需要为此而付出，这样在国家与公民之间就形成了一种交换关系。公民对国家的付出当然以货币为最主要的支付手段（即纳税），但也不限于货币，公民对国家还有其他的付出，如付出“忠诚”。国家对公民的保护是以税收为基础的，税收保证了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交换在整体上是等价的，但是国家必须通过税收制度内含的再分配手段调节不同受保护者的个人税负。提供保护性服务是一个国家从事再分配活动的唯一正当理由。国家作为一个制度场所，构建了权力与金钱这两种最基本的有价物相互影响和交换的框架。作为一种统治关系的国家，不仅为权力与金钱的交换留有余地，而且其本身就建立在这种交换基础之上。权力与金钱在统治关系中相互依赖，各具有用性。一方面，国家是一个权威结构，林德布洛姆认为，在争夺权威的斗争中，金钱比之于暴力更为重要，因为金钱是一个更间接的影响控制的手段，它能雇用支持者，是利益集团等权威的后援组织的支柱，权威的竞争对手有时甚至还能直接买通对手（中译本1992：181页）。另一方面，金钱力量总是试图控制国家权力，因为国家权力能够对金钱的收益性产生最关键的影响，国家不但是最有购买力的消费者，而且它还是影响普通交易的收益──成本计算的规则的制定者。
从权力为金钱势力服务的角度看，国家作为公共权力应当为社会公共利益服务，为社会提供基本、必需的安全保障和权利制度框架，这是国家权力存在的自然基础，是对国家最低的道义要求，不能满足这一条件的国家是没有合法性的。公民纳税和国家提供基本公共服务，这是公民（金钱）与统治者（权力）之间交易合同的基本规定。其次，国家为公民提供必需的公共服务之后，可能还提供其他追加服务，如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以达到良治或优政，或直接组织生产以提高社会整体的财富水平。再次，国家也可能为特殊利益群体服务，甚至谋取统治集团自身的特殊利益，对这一点，或许没有哪个国家的政府情愿承认，但事实又确实如此。由于权力实体必然是垄断性的，所以它能在交易中产生租金；又由于统治者（经营权力的“资本家”）在与公民（类似于工人）的合约中拥有剩余索取权，所以它有权利支配租金，使之服务于其特殊利益。
权钱交换在确定统治关系方面的作用十分明显。从政治体制的合意性角度来看，国家权力需要来自市民社会的制约，而这种制约正是通过金钱与权力的交换实现的。根据定义，权力仅为国家所专有，国家权力的本质特点是其垄断性和强制性；以此为基础，国家有能力承担向社会提供产权和其他制度的功能，这也导致国家活动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在被不适当地发挥时就可能使国家具有对社会的掠夺性；而社会维护自身利益的方式之可能选择之一是革命，另一种可能选择是利用其控制的金钱势力来迫使国家自我约束；如果社会拒绝交纳国家所需要的税金，国家便面临财政危机，或许因此作出以权力换取税金的理性政治妥协，这便是诺斯（中译本1989，1994）从新制度主义经济学角度所解释的西方民主制度的兴起道路。社会肯定没有强制性权力，但却可能拥有经济力量。一个社会选择哪种方式制约国家的掠夺性，取决于它拥有多大的经济资源。一般而言，一个富裕的社会倾向于选择以金钱购买权力的方式，因为这样做的机会成本较小；相反，越是贫穷的社会，越易选择革命，而革命后的政权，在国家比社会占有更多资源的比较优势未改变的情况下，会步前政权的覆辙，仍然不可能建立一个稳定而民主的政治体制。
历史上货币的产生本身就代表了一种权威结构，它与来自“天意”和“神授”的权威相冲突；随着货币经济关系的扩展，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的特性不可避免地渗入了政权关系之中，由此所引起的国家权力性质的变化正是文明进步的表现。因为，在货币与国家权力的交换过程中，钱和权是同样的等价交换物，钱和权的持有者之间的关系通过交换活动形成双向的平等交换关系而不是单向的权威──服从关系。所以，货币与金钱的交易蕴含着某种政治平等意识。（徐勇，1994）随着货币经济的不断扩展，货币与权力的交换不但逐步成为国家权力的主要调节机制，而且其形式也不断复杂化。在货币经济的最高发展阶段（即现代市场经济），建立了以极其复杂的权钱交换为支持而又同时受其限制的民主制度。
总之，权力与金钱之间交换关系的实质是统治关系，一定的统治关系就是某种制度化了的权钱交换模式，这种意义上的权钱交换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合理性。因此，并非所有类型的权钱交换都属于腐败；只有那种在特定制度状态下不合法、没有合理性依据的权钱交换，即异变的统治关系，才是腐败。
为说明这点，有必要进一步澄清统治关系的结构。一个国家的统治关系由两个合约框架构成，即统治者──公民（选民）合约和统治者──官僚合约。作为统治关系所必须的正当的权钱交换只发生在统治者与公民之间，其合理性不适用于统治者──官僚以及官僚──公民之间。因为统治者与公民彼此是平等的独立主体，它们之间形成的是平等的交易关系；而统治者与官僚之间是委托──关系，官僚不能违背统治者的利益或意志而与公民进行权钱交易，官僚更不具备与统治者进行权钱交易的独立地位。基于此，历史上的政体在正常时期都坚决禁止官僚贿赂上级，而且把官僚与公民之间私自的权钱交换视为非法。另外，统治者──公民之间的权钱交换有两个层次。第一层是基于正常的社会所必须的公共利益的交易，它与最弱意义上的国家相符合，在这个层次上的权钱交换不属于腐败。第二个层次是基于优势集团特殊利益的交易，一个国家建立后，统治集团作为自利的经济人就倾向于脱离其公共利益人的角色而发展其特殊利益，这往往会成为国家扩张的诱因，所以，超越了最弱意义的国家难免成为腐败的滋生地。
二、权钱交换的两种类型以及腐败的定义
由于社会经济结构及基于其上的政治体制的差异，权钱交换有两种不同的类型，即“权力主导型”和“金钱主导型”。在这两种类型中，权、钱地位的不同，权钱交易性质的不同，反映了统治关系的性质不同。
在政治──行政权力压抑市场的社会政治背景下，社会经济资源主要根据政治权力大小进行配置（比如君主分封制），或由行政权力按中央指令性计划配置（比如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或由特殊利益集团所操纵的政府控制（比如宪政制度不完善的“民主”体制）。这样的权力具有经济上的资源垄断性质，会产生垄断租金；权力的行使很容易转化为货币收益。但在这种制度里，如果统治能力尚属正常，则用金钱购买权力是被禁止的；只有当统治能力严重衰竭时，才会出现用金钱购买权力的现象，这种情况就是所谓的“权力主导型”权钱交换模式。
在市场机制力量比较强大的社会中，统治秩序是由“金钱主导型”的权钱交换来确定的；国家领导者通过投票产生，政治──行政权力的基础是众多具有行动独立性的利益集团和个人，他们的纳税意愿能有效地约束国家意志，金钱（按照一定的宪法规定）能合法地购买政治权力（当然金钱支出与所转化的政治权力在量上并不必然呈正比关系）。市场机制下可能出现财富的不平衡分布，拥有经济优势甚至是市场垄断地位的金融集团有机会将金钱转化为额外的政治影响力，从而在不同程度上操纵国家权力为集团私利服务，这样可能形成财阀统治。但是，由于金钱受市场作用主宰，没有强制力，因而容易被分散和重新聚合，财阀集团时刻面对着来自社会各方面的挑战，从而为政治的民主化留下了潜在的空间。作为长期以来社会多方重复博弈的结果，拥有较大财富的金钱势力主导国家权力使之服务于其特殊利益的能力会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强制性国家权力干预市场的范围则被控制在尽可能低的水平上；国家权力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倾向越来越强，用金钱购买政治影响力的举动逐渐成为纯粹政治性权力游戏，对公共部门日常管理的程序、决策和社会经济利益的再分配影响越来越小。这便是宪政和民主制度的增强与完善。套用林德布洛姆（中译本1992：216页）的说法，追求金钱的权力比追求公共利益的权力更容易受到准确控制，如果大众能够系统地改变权力满足金钱胃口的机会的话。这就是为什么卢梭的公意理论成为现代专制的根源，而多头民主制却是建立在曾为人们深为恐惧的金钱统治之上的原因。
我们也可以把上述的两种权钱交换类型视为不同的政治市场结构的产物，政治市场为权钱交换提供场所和制度支持。如果把政治市场当作包括秩序在内的公共产品（可转化为政治影响力）的买卖市场，那么“权力主导型”的权钱交换与卖方垄断的市场结构相适应，而“金钱主导型”的权钱交换与竞争性的市场结构相适应。在“权力主导型”的权钱交换市场中，只有唯一的专制统治者拥有提供政治服务、发挥政治影响力的权利，政治市场是严格的卖方垄断（独裁）；与此相反，在“金钱主导型”的权钱交换市场中，政治选举市场更接近真正的市场机制，多个政治力量可以竞争性地提供政治服务，金钱力量可以竞争性地购买政治影响力，为使这种竞争能有序地进行，一种约束力强的、得到共同认可的制度规则就会被建立起来，这就是宪政民主体制。
更进一步看，国家与社会的力量对比决定了金钱和权力究竟何者为主导。自主性的市场经济和市民社会的存在，是防止国家权力扩张的天然屏障，因而是民主制度的一个必要条件。虽然“金钱主导型”的权钱交换并不必然导致民主，但民主只可能产生于“金钱主导型”的权钱交换；“权力主导型”的权钱交换不可能产生民主。现代资本主义民主制度是典型的“金钱主导型”的权钱交换模式，用金钱购买政治影响力的作法获得了合法化的形式。其一是金钱通过选举转化成政治力量，影响候选人、政党、政策制定程序和政府政策。以美国为例，竞选费用历来很高，而且随着政党的衰落、竞选的个人化（候选人依靠自己的竞选班子和组织从事竞选）、竞选新技术的采用，竞选费用还在急剧增加（李道揆，1999：247页）。一个政治人物能否当选，与他的筹款能力直接相关；而在他当选之后制定政策时，必须考虑给有关的捐款者以相应的回报，甚至直接委以重任。其二，金钱是各种特殊利益群体作为压力集团影响政治过程的必不可少的资源。尤其是自1970年代以后，美国许多利益集团特别是大公司都建立了各自的政治行动委员会（PAC），作为给其政治代表筹款和捐款的机构，“这些PACs使用金钱来购买政治影响力和试图影响国会及总统的做法，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突出”（西奥多．怀特，转引自李道揆，1999：262页）。
然而，对于民主的统治来说，比用金钱购买政治影响力的原则更重要的是对该原则施加的严格的制度性限制。随着资本主义国家民主化程度的提高，制度性限制也越来越多。美国于1971年制定的《联邦选举竞选法》（此后几经修改），规定了个人、团体、政党给各候选人每次和每年捐款的限额。比如，个人、团体每次给一个候选人的捐款分别不得超过1,000和5,000美元；接受联邦政府补助的候选人使用本人及其家族的资金不得超过5万美元。这样，过去常出现的一个富有的捐款人直接向一个候选人捐款数万乃至上百万美元的情况就不可能出现了。《竞选法》还规定，一个政治行动委员会至少应拥有50个捐款人，并至少向5名候选人提供捐款（李道揆，253页）。这些规定并不是要改变金钱支配政治权力的基本关系模式，而是通过立法调节促使这种关系模式分散化和民主化，削弱少数富有的寡头在政治市场上的垄断和操纵能力，使政治市场上的购买者分散化，扩大竞选活动的社会支持面。
腐败是指权力与金钱之间不合法的交易，可以分成不合法的“金钱主导型”权钱交易和不合法的“权力主导型”权钱交易。既然权钱交易的模式反映特定统治关系的性质，那么，腐败的形式自然也能反映出特定统治关系的性质。无论是“权力主导型”还是“金钱主导型”的权钱交易，在制度所规定的合法范围内，都会有助于建立稳定的政治秩序；而法律控制之外的权钱交易的泛滥即腐败，则必然会侵蚀政权的社会基础，损害政治制度的功能。比如，在承袭现代民主制法律构建的地方，国家实际上都建立在“金钱主导型”的权钱交易关系之上，但实际结果却大相径庭：有的国家（如二战后拉美和非洲的“民主”国家）陷入了经济停滞、政治独裁或动荡的局面，只有相对少数的国家产生了良好的法治秩序。理想型的民主制度不仅要求在宪法的政治层面确立市场货币力量的积极地位，还要求“金钱主导”的权钱交易能被严格地制度化。
三、“国家社会主义”体制中的权力腐败
“国家社会主义”（StateSocialism，即传统的未改革的集权社会主义制度）是典型的“权力主导型”权钱交换体制，权钱交换只限定性地发生在统治关系最基础的层面，即统治者与公民之间以国家服务换取税收的交换。不过，它并不是简单地以税收换取国家服务。统治者建立了一种全能型的像一个大工厂一样的“国家”，“国家”是所有公民的雇主，它在扣除公民的基本生活需要后，直接占有全体公民的生产成果；作为交换，它提供给所有公民最基本的政治服务。其实，这是将公民与国家之间的基本交换内部化了，工厂式的政权内部交换取代了准市场的交换形式。假设以公民税收与国家服务之间明确而公开的准市场交换方式进行的是一种自愿、等价的交换，交换并没有改变双方的对等地位，那么在这种特殊的被内部化的权钱交换形式中，交换双方是不平等的，国家具有掠夺性的潜能，它在为公民全体提供本该提供的服务的同时，还强制性搭售执政集团的特殊意识形态。可见，这是一种绝对的“权力主导型”权钱交换。
纯粹的“国家社会主义”模式存续的条件是政治资源和政治机会的双重垄断，国家尽其所能垄断所有经济资源，并且不允许社会性力量与执政集团竞争合法性，凡有损执政集团对权力独占性的任何活动都被禁止。这样的制度安排意味着社会性力量既不具备政治活动的经济基础，也没有自主性政治参与和表达的机会，这就从根本上禁绝了社会性力量以金钱换取国家权力的尝试。
与那种金钱可以合法化、制度化、有条件地购买政治影响力的政体不同，“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中以金钱购买政治影响力或行政权力的任何行为都属于腐败。在这种制度的前期阶段，执政集团能对社会性力量实施有效的控制，官僚被体制外力量“腐蚀”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在这种结构状态下，腐败主要因官僚权力缺乏结构性制约或者说等级制内单一的行政监督的不完善性所致，所以是体制性的“自我腐败”。其形式有挪用或盗窃国家财物、渎职、贪污、浪费、弄虚作假等；其特徵是“以权力谋取金钱”，物质和金钱利益的获得不是由市场而是权力和社会地位决定的。1978年以前中国的反腐败运动以官僚主义及各种形式的“以权谋私”为打击重点，这些行为都属于此类腐败。
在改革前的“国家社会主义”模式里，官员享有特权是这种体制的“自我腐败”行为的核心。1956年至1978年期间，与政治、经济和社会管理体制的高度集权相匹配，共产党建立起了庞大的官僚体制。革命官员转化成了享有“合法化的腐败”特权的“封建贵族”（吕晓波，2000：243页），这些特权包括内部医疗及其他福利、保健、休养、好的住房、商品和服务的内部份配等等，尤其是在“”的中、后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我们可以把特权制度的普遍化当作革命的等级制的蜕化形态。吕晓波（2000）指出，官员特权是革命后政权组织内卷化(OrganizationalInvolution)发展的结果，表明政权对自己的权力精英的制度化控制能力越来越弱。在全面的官僚控制的再分配型经济中，“官员”是一个范围很广的集团，官员特权制度必然引起“走后门”和“关系”的非正式的制度化。“走后门”和“关系”是研究中国共产主义政治的一个重要视角（Guo,2001）。虽然从“”中、后期直至改革初期，政权摆出种种姿态反对这种“危害社会风气的不正之风”，但这样的做法多少有点“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讽刺意味，因为在权力高层，这种行为模式实际上随着官员特权的制度化早已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待遇”了。
“走后门”和“关系”是再分配型权力网络的产物。由于物品和服务广泛的短缺，拥有短缺物品控制权的官员为某些人“开后门”所获得的好处是互惠性的“关系”。假设某甲有物品丙的分配权，某乙有物品丁的分配权，则甲给乙“开后门”就可以建立与乙的“关系”，从而获得乙所控制的物品丁。当“关系”如此重要以致于它在社会生活中无处不在时，它就可能部份地取代货币而成为具备交易、储藏、支付等基本价值职能的一般等价物。“在没有市场或现有市场极为不完全竞争的地方，广义上的‘关系’不得不用来起替代作用”（缪尔达尔，1991：206）。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货币只是“消极”的“一般等价物”，消费者单凭货币是不能完全满足其消费需要的；而对满足消费需要来说不可或缺的是“关系”，一个人掌握的“关系”越多，其消费能力就越强，社会地位就越高。由此可见，在计划经济中货币不是唯一的交换媒介，在交换中“关系”往往比货币更重要，但是“关系”的交换主要发生在掌握各种机会和权力的人之间，而官场中的官僚拥有最多“关系”。
四、改革初期腐败的新特点
“国家社会主义”体制的改革就是国家运用其权力创造市场的过程。这个过程沿着两条线路推进：其一是将过去以“黑市”形式存在的第二经济合法化；其二是再分配权力从某些领域撤出，让市场的力量发挥作用。在市场化过程的初期，国家垄断虽有所减弱，但仍控制着大部份政治经济资源，官员们也继续掌握着大量的再分配权力；私营经济的发展往往取决于它与权力掌握者的关系如何，与政府部门做生意、从制度的“双轨”特性中赚取部份垄断租金，是私营业者的最佳经营策略，国家权力是否对他们提供庇护和施舍能很大程度上决定其赢利的多少。比如，在整个1980年代，曾普遍推行经营承包制，这一政策赋予官员们代表国家与承包者讨价还价的权力，在一定程度上说，实际上是官员来决定谁将获得承包合同。又如，对私有企业来说，只有官员才能决定，谁可以得到稀缺的供给和政治保护（比如“红帽子”）。正如Oi(1994)所评论的，“官员是造就国王的人”，在官员与私人经济力量的相互依存关系形成过程中，财富越来越成为权力的一个因素，但影响力很不充份，私人经济对于再分配权力的依附性决定了市场经济内生的社会性金钱势力在国家权力面前还缺乏独立性。
在这样的社会经济环境里，官员们的腐败方式与改革前相比有了一系列变化。首先是官员们的在职消费需求被激发起来，公费消费的规模不断扩大，“大吃大喝”上了一个新档次，超标准接待、滥发福利、公款请客送礼、用公款超标准购买轿车、公费旅游等日益普遍。其次，行政权力仍然掌握着巨大的获利机会，党政机关和党政官员经商办企业、套购紧缺物资、倒买倒卖（即“官倒”）迅速蔓延，到1980年代中、后期已达到十分严重的程度。再次，随着市场机制的成长和私营业者的活跃，他们开始通过贿赂官员获得有利的经营条件和赢利机会，出现了市场环境中交易类型的腐败。中国改革初期腐败的新特点表明，这一阶段的腐败基本上仍然属于“权力主导型”。
五、从“权力主导型”腐败向“金钱主导型”腐败的转变
市场化所产生的深刻社会政治变革早晚会导致对多数资源的控制权从国家向社会的转移，最终必然使官员的权力“点金术”逐渐褪色。于是，官员权力干预经济活动的方式由直接掌握资源转向对资源的运用施加某种限制，官员的权力只有与私人的金钱势力相结合，才可能参与利益的分配。与此同时，出现了代表金钱势力的新兴社会集团，它对国家权力的控制和支配能力也逐渐扩大。在这一过程中，腐败模式中金钱支配权力的特点也越来越明显。
中国的市场化是一种“以权力创造市场”的机制，官员们既是市场化的推动者，也以私人身份参与市场化的经济活动。在西方学者对寻租的经典分析中，寻租者是不占据公共职位的私人经济力量，官僚们不在此范围内。然而，中国改革时期的党政官员集团不仅以公职身份设租，而且还以私人身份作为寻租的主体，这导致租在官僚体系内部流转，十分便于官员集团积聚资本。实际上，官员集团也的确是中国的“自发私有化”的主要收益者。
大约从90年代初期开始，官员们的个人追求已从单纯的权力积累（官职晋升）转向资本积累，官员们腐败的目标则从对消费资料的侵占发展到对生产资料、生产要素的侵占，其特徵由享乐型转向资本积累型。如果腐败是以个人消费为主要目的，贪污受贿往往发生在离退休前夕（即“59岁现象”）。其原因是，官员在职期间的个人奢侈型消费基本上不成问题，而要保证这种消费的水平在退休后不下降，就必须在退休前多贪污一些。如果腐败是以积累私人资本为目标，则官员的年龄越轻，其积聚资本的动机越强。近年来中国被查处的违纪违法官员呈低龄化趋势，恰好证明了以积累资本为目的的腐败现象在增加。据河南省的统计，2000年该省受党、政纪律处份的人员中，68.5％的年龄在45岁以下。[2]
党政官员积累起个人资本后，就不仅仅是国家权力的人，而且是私人金钱势力的代表。在他们的行为目标中，通过权力交换金钱和以金钱支配权力重叠交叉，既可通过掌握的公共权力增值私人资本（其典型形式是领导官员通过亲属、情人或朋友关系开办私人企业，在其权力的庇护下经营），也可凭借其个人直接间接拥有的私人资本以“内部人”的身份支配公共权力。占据公共职位的领导官员行为目标的异化，严重破坏了公共权力的运行规则，比如权力非公开地参与土地批租、建筑承包、娱乐洗浴等特定暴利行业并获取巨额收益已成定则。
与此同时，90年代以来官员们经济犯罪的主要类型也发生变化，受贿取代贪污成为经济犯罪的最主要形式，因此1997年修改的《刑法》新增加了“行贿”罪。贪污是官员作为内部人对国有资产的一种偷盗。受贿却表明，执行国家权力的公务人员处于被金钱势力支配的地位，后者通过行贿实现了对官员的控制，从而使这些官员所掌握的权力为其所用。比如在湛江和厦门走私案中，在走私者的重金收买下，当地海关、边防、海警、打私办等执法监管部门的主要领导及关键岗位上的工作人员与走私分子结成了“猫鼠联盟”：海关不把关，边防不设防，打私办成了“走私办”，边防、海警为走私武装护航，赖昌星甚至能控制当地处科级官员的任用。这种“猫鼠博弈”既然能形成双方之间地位的均衡，那就可以判断，均衡的实现主要是因为老鼠成功地控制了猫。
寻租是市场化条件下的主要腐败形式。在官商结合的分利行为中（比如官商结合经商），私有企业主、国有企业经理等占有垄断收益即“租金”的绝大部份，而官员只分得一小部份租金（类似于后者获得前者支付的“佣金”）。所以，在官商结合型的腐败中，权力即“官”方处于受雇佣地位，金钱势力即“商”处于支配地位，双方对腐败收益的占有是不平等的。这部份地是因为官员用以交换收益的权力资本并非其个人资产，而且他对权力的控制也受时间限制（“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加上他的“以权谋私”行为还面临政治上的风险，这些因素都限制了他与金钱势力讨价还价的能力。社会舆论将这种不平等的官商联姻称作“领导官员傍大款”──即官员通过与私营业主发展密切的私人联系，将权钱交易关系稳定化并降低被暴露的危险。一个“傍”字形像地表明了官员与大款之间的从属关系。比如，前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接收私营业主周雪华100余万元后，为周办事到了不遗余力的程度，为了让周的客运停车场升格为客运停车站，胡竟然向省市两级交通部门的6位负责人一一打电话，并屈尊宴请上述人员。[3]在一个非法的权钱交换已非正式地制度化的条件下，为了使交换持续下去，双方都必须树立信用。官员为了能源源不断地获得金钱贿赂，就必须为“大款”们办实事；否则拿了钱不办事，贿赂就会减少。于是掌握公共权力的官员就成可不法金钱势力的代言人。
六、“金钱主导型”腐败如何影响中国的政治发展
从世界历史来看，权钱交换既可以塑造现代民主政治（由此所产生的民主制的弊病如其优点一样明显，并已被民主理论家无数次地指出），也可能成为国家系统性腐败的根源。关键在于是否选择一种妥当的制度，中国当前正由于回避政治制度创新而沿着后一结果滑下去。
90年代以来，中国政治生活中金钱与权力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实质性演变，金钱势力已在现实中广泛存在的权钱交换关系里占据主导地位。在改革时期这种特殊的“金钱主导型”腐败中，金钱势力既有充足的资源以腐蚀、收买国家权力的人，又有着购买政治影响力的强烈动机。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权钱交换全都在完全不透明的“政治黑市”上无序地进行，完全不受社会的监督，这是中国现阶段腐败程度日益加深的特殊制度原因。目前执政党采取的打击腐败的措施，如加强对官员的宣导教育、改善监督措施及更多地查处违法违纪官员，都未触及制度层面，收效有限，因而出现了“腐败愈反愈烈”的局面。
“金钱主导型”腐败的蔓延已经开始影响中国的政治发展。其表现之一是金钱成为官僚竞争最重要的资源。集权型官僚政治体制的政治竞争（即“官场斗争”）向来是封闭的，制度化程度低。改革前官僚竞争的决定性因素主要是政治出身、家庭和派系关系背景等，官员权力的有效性来自其职位所控制的政治与经济资源。改革以来，官员权力的经济基础发生了变化，来自官员职位的资源并不足以充当其权力基础，只有那些在经济上“会经营”的官员才是实际上有权的，这就是官员权力的“企业家基础”（Oi,1994）。伴随着这种实质性的变化，出现了官僚竞争的新形式；而金钱则成为决定官僚竞争胜负的最主要的非专业因素。在“关系”仍起关键作用的情况下，跑关系、拉关系、“跑官要官”的成功与否，取决于一个官员所拥有的金钱，仕途由金钱铺就不再是夸张之辞。通过向掌握任免权的主要领导和组织部门的官员行贿而达到升官目的，已成为官僚体系内部的普遍作法，有的地方不同级别职位的“价格”甚至已自发形成。一些官员积聚起足够多的金钱资本后甚至用金钱支配官僚体系外的力量来打击官场上的竞争对手。比如，近年来屡屡发生的领导官员“谋官雇凶杀人”案件，就是官员为了清除其升官道路上的障碍，花重金雇佣凶犯杀害其他官员。
腐败对政治的影响还表现为，随着私人资本的膨胀，一些私营业主产生了购买公共政治权力的欲望。这种欲望近年来已得到相当程度的合法化实现，不少私营业主获得了相当高的政治地位和权力（申明民，2001b），农村也出现了“富而为官”的现象（刘长发，2001；王永明、陈国强，2002）。然而，以金钱购买政治权力更多地是通过非法途径实现的。例如，在人大和政协代表或村民委员会选举时，用贿选手段试图当选的案例越来越多了。这种以金钱购买政治权力的不合法行为表明，在既存制度中民主政治的约束力不能合法地成长。
以金钱为媒介的权力与黑社会势力的交易（“权黑交易”）是腐败影响政治的又一个特点。在中国日益严峻的黑社会犯罪中几乎到处能看到“权黑交易”的影子。“权黑交易”的实质是，某些国家权力部门通过出让公共管理权给黑社会组织，从黑社会组织的收入中分得部份利益，以满足官员的个人需要。黑社会组织要获得发展，关键是能在公安等部门有强硬关系，获得后者的照顾及合法庇护，而要得到公安等部门的合作就需提供金钱。所以“以钱铺路”是黑社会组织的基本发展策略，它们能用金钱使公安等部门在一定意义上瘫痪，甚至为其所用。比如，以皮毛市场闻名的河北蠡县，前几年黑势力垄断了皮毛收购和运输，强制收取保护费，并犯下杀人、爆炸等恶性案件140余起，但该县公安局只查证落实了18起，且犯罪分子无一人受到刑事处份，原因就在于公安等部门参与了黑势力垄断市场收益的分红。
腐败类型从“权力主导型”的权钱交换向“金钱主导型”转变，说明现存政治制度正面临严峻考验。由于政权未能及时地对权钱交换类型的变化做出制度化反应，“金钱主导型”的权钱交换正以腐败的形式改变着国家的政治性质。虽然普通百姓能感知到腐败程度迅速加深，但人们对此却日益冷漠；腐败在很大程度上被公众默认，甚至被社会习惯化了。面对严重腐败的这种“失语”状态，正反映了当前中国社会在解决重大问题方面的政治无能。腐败的扩散塑造着权力精英，形成了依靠腐败维持的官僚既得利益集团。腐败与反腐败的较量，实质上是维护公众利益与少数人既得利益的较量。如果这种特殊性质的腐败长期得不到压制，这种与特权集团相互维持的“金钱主导型”权钱交换关系最终将被制度化，那时即便有了民主的外衣，制度的实质也必将是特权垄断政治。
【注释】
[1]关于政治国家的较详细解释，可参阅申明民（2001a）。
[2]李定宇，“‘李真现象’的理论思考”，《河南日报》，2002年1月1日。
[3]《北京青年报》，2001年6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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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败类型范文篇5
关键词：转型寻租经济学行政垄断腐败
一、行政垄断的成因、类型和特点我们将行政垄断定义为“政府为保护本部门或本地区所属企业的利益，通过法律、行政法规或规定的形式，维护这些企业的市场垄断地位，阻止竞争市场形成的行为”。由于它是通过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和规定的形式取得垄断权力的，因此也常称为法定垄断（statutorymonopoly）。
1行政垄断与其它垄断类型的区别
根据曼昆的研究，垄断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市场垄断、自然垄断和行政垄断。
市场垄断是市场竞争自发形成的，少数公司利用其资本、技术或管理上的优势，取得具有市场势力的垄断地位。市场垄断属于“结构性垄断”，即通过正当竞争实现的市场瓜分，有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的积极作用，有的时候甚至是受消费者所欢迎的①。只有当已经处于垄断地位的企业采用操纵价格、划分市场、价格歧视、联手抵制、非法兼并等不正当手段排斥竞争的时候，消费者的利益才会受到威胁，构成“行为垄断”。
自然垄断主要指的是一些生产具有弱可加性的领域，即单个企业生产给定数量的多种产品的总成本小于多个企业生产该产品组合时的总成本。自然垄断一般出现在供水、供电、供暖等公用事业领域。自然垄断也会造成一些腐败机会，例如在出卖特许权的过程中的行贿行为等，但主要都属于行政腐败。
与市场垄断和自然垄断不同的是，行政垄断是政府通过法律、行政法规或规定的形式取得的，主要是为了维护该政府部门本部门、本地区所属企业的利益，这在渐进改革的国家比较容易出现。
2行政垄断的成因
行政垄断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之后，旧体制遗留下来的问题。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计划经济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行政垄断。在几乎所有的行业，从市场准入，到原材料的提供、价格的制定、产量的规定，都由政府直接规定，政府进行了垄断。1979年之后，政府放松或放弃了对大多数行业的管制，竞争的局面逐渐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确立。但是在一些具有网络特性的行业，政府仍然处于垄断地位，常常以行业管理和维护市场秩序为名，通过法令、政策、行政法规等手段从事各种反竞争活动。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在财政体制上实行了财政分权和行政分权，扩大了地方和行业的行政权力，本地区、本部门企业经营的好坏，也直接影响到地方财政收入的高低。当本地区的企业竞争乏力，经济效益下降，政府和部门往往不是用市场的手段增强企业的竞争力，而是用行政命令，排斥、限制、阻碍外地或者部门外企业的进入。这种地方部门利益强化带来的追求本地本部门利益的欲望，是产生行政垄断，特别是地方保护主义的重要动力①。
3行政垄断的主要形式
行政垄断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地区垄断和行业垄断，又称为“块块专政”和“条条专政”。地区垄断指的是地方政府或其职能部门利用其行政权力设立市场壁垒的行为。地区封锁的表现可归纳为两大类：一是限制外地商品进入本地市场；二是限制本地商品、原材料及技术流向外地市场。行业垄断指的是政府或政府的行业主管部门为保护其特定行业的企业及其经济利益而实施的排斥、限制或妨碍其他行业参与竞争的行为。本文将着重讨论行业垄断问题。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行政垄断的范围很广，绝不仅限于我们最常提起的行业垄断和地区垄断。电力、电信、民航、铁路等垄断行业的行政垄断现象固然令人关注，公用事业部门的垄断现象也越来越吸引人们的目光。高等教育、医疗卫生、体育、文化、娱乐、出版、旅游等行业以及中介机构也需要打破行政垄断，开放市场，引入竞争。
4行政垄断的特征
根据余晖的研究（余晖，2001），行政垄断的特征主要表现为：
●大多是国有独资或国家绝对控股企业；
●由政府直接经营，在人事、分配、经营等诸方面受制于政府；
●垄断市场力量来源的行政合法化和法律合法化；
●垄断企业既是纳税人，又向政府上缴利润；
●垄断企业之间的竞争是一种低效率的市场；
●行政性垄断的本质，是妨碍市场竞争，妨碍整个社会效率的提高。与其他垄断形式相比，行政垄断的一个最为显著的特征就是政府部门以规章制度、行政命令的形式维持着这些行业的垄断地位。
行政垄断、寻租与腐败——转型经济的腐败机理分析
二、行政垄断是中国经济转型中最严重的腐败形式之一
1目前国际上对转型经济中腐败的研究
过去10年中，以世界银行为首的一些机构在研究转型经济腐败问题方面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赫尔曼（Joel.Hellman）、考夫曼（DanielKaufmann）等人对东欧和独联体国家私有化过程中的腐败行为、地下经济、国家捕获（StateCapture）、物物交换等现象进行了比较系统、深入的研究，苏珊·罗斯·艾克曼（SusanRose-Ackerman）也对非洲国家转型期间的租金进行了估算。就国内而言，吴敬琏（1988）和贺卫（1999）等人从寻租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转型过程中产生的各种租金及由此产生的腐败机会，胡和立（1989）、万安培（1995）和胡鞍钢（2000；2002）等人还对不同时期我国的租金规模进行了初步估算；此外，还有许多学者从制度建设的角度，对转型过程中的制度缺陷进行了分析。这些关于转型期腐败研究的成果为世界各国反腐败斗争的开展做出了重要的知识贡献。
过去3年中，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许多专家，从实证的角度进行了许多开创性的、系统性的研究工作。他们根据世界银行一项在东欧进行的一项基于企业层面的调查———1999年经营环境和企业绩效调查（BusinessEnvironmentandEnterprisePerformanceSurvey，简称BEEPS），对转型经济的腐败现象进行了初步的分类，对其存在范围及对经济绩效和发展的影响进行了定量研究，得出了许多有益的结论。但是，由于这些研究主要是基于企业层面的，而且没有充分考虑到中国转型的情况，因此难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本文将主要根据中国转型的一些特点，对这些研究作一点补充。
论文行政垄断、寻租与腐败——转型经济的腐败机理分析来自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阿贝德（GeorgeT.Abed）和达乌迪（HamidR.Davoodi）的研究（2000：1-2），他们将转型经济的腐败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国家捕获（statecapture），一类是行政性腐败（administrativecorruption）。国家捕获主要指的是公共部门或私人部门的个人、群体或企业为了其自身的利益，通过向政府官员提供非法的、秘密的个人报酬的方式来影响法律、规章、法令和政府其他政策的制定，它是上层腐败（grandcorruption）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行政性腐败主要指的是通过向政府官员提供非法的、秘密的个人报酬的方式来为政府或非政府的参与者提供报酬，故意扭曲现行法律、规则和规章的执行，它主要表现为下层腐败或小腐败（pettycorruption）。
基于同一调查，赫尔曼、琼斯（GeraintJones）和考夫曼（2000：6）对转型经济的腐败类型进行了进一步归纳，认为在国家捕获和行政性腐败之外，还有一种腐败类型———影响（influence）。按照他们的定义，影响指的是企业在没有向政府官员提供非法的、秘密的报酬的情况下，对法律、法令、规则和规章制度的制定施加影响。其与国家捕获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它不通过向政府官员行贿的方式，而是利用企业自身所具有的在产权、规模、市场力量、与政府部门关系等方面的优势。
赫尔曼等人对转型经济腐败的分类相对于阿贝德等人的研究来说有了很大的突破，但是这两项研究都有一定的局限性。首先，这两项研究都是基于企业层面调查结果的，对腐败的分类也主要从企业在转型经济腐败中所扮演的角色来进行分类，而没有充分考虑到政府在上层腐败产生过程中所可能发挥的主动作用，例如主动创租行为等。其次，这两项研究都没有充分考虑到中国这个当今世界上最为典型的渐进式转型经济的特点，对腐败的分类要局限于前苏联和东欧推行激进改革的国家，下面，我们将基于寻租经济学的分析，结合中国经济转型的特点，对转型经济的腐败研究，特别是上层腐败的类型划分做一点补充。
2行政垄断的寻租经济学分析
从寻租经济学的角度来说，腐败是一种寻租行为。根据塔洛克的定义，寻租指的是那种利用资源通过政治过程获得特权从而构成对他人利益的损害大于租金获得者收益的行为（塔洛克，1999）①。在寻租过程中，政府往往不仅仅是一个“捕获”的对象，它也具有创租的动力。根据贺卫的研究，租金的来源可以分为政府无意创租、政府被动创租和政府主动创租三类（贺卫：1999）。
无意创租主要是政府对经济生活进行干预、管制的结果，它产生于政府“良好的主观愿望”。改革开放初期的商品价格、利率和汇率双轨制就是典型的政府无意创租行为。随着经济自由化程度的加深和政府管制的放松，这部分租金在逐渐减少。
被动创租指的是政府由于受到既得利益集团的影响，利用其职权，创造和维护某些利益集团的既得利益。按照对转型经济腐败的分类，国家捕获和影响都属于政府被动创租的类型。既得利益集团通过非法报酬或影响力，诱使或迫使政府制定对其有利的管制政策，从而形成了租金。
行政垄断、寻租与腐败——转型经济的腐败机理分析
主动创租主要指的是政府部门预期到寻租行为为其带来的收益，从而通过行政干预主动创造租金，增加本部门、本地区企业的收益，这些企业向该政府部门提供部分租金报酬作为回报的行为。
从寻租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在属于渐进转型的中国，上层腐败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就是行政垄断，它来源于政府的主动创租行为，而这恰恰是阿贝德和达乌迪，以及赫尔曼、琼斯、考夫曼等人的研究所忽视的。
3对转型经济中腐败类型的重新划分
1999年商业环境和企业绩效调查所覆盖的主要是原苏联和东欧转型经济，这些国家与中国在转型方面的最大差异就在于，它们都采取了“休克疗法”，而中国则是沿着渐进的道路逐步完成转型的。转型道路选取的不同对腐败的类型有很大的影响。在原苏联和东欧转型经济，“休克疗法”打破了政府与企业之间原有的联系，大多数企业实行了私有化，国有企业与政府之间的联系也没有原先那么紧密。在转型过程中，政府的能力也受到了削弱，与计划经济时期相比不可同日而语。这限制了既得利益集团的活动。
我们认为，无论是属于下层腐败的行政腐败，还是国家捕获和影响这两种上层腐败的表现形式并不仅限于采取“休克疗法”的转型经济，在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都比较普遍，只是由于转型经济的制度不健全，而表现得更为突出。奥尔森（MancurOlson）对美国工会、行业集团、农会、卡特尔和国会的院外集团等的分析就突出反映了国家捕获和影响这两种上层腐败形式在西方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存在（奥尔森，1995）。
而在中国，由于采取了渐进改革的方式，政府与国有企业之间的紧密关系是逐步放松的。在许多行业，一些原有的国有垄断部门的既得利益受到了很大的保护。但这与赫尔曼等人所提出的“影响”和“国家捕获”又有所不同。“影响”和“国家捕获”都是企业主动的行为，从经济学上来说其实质是在“寻租”。而中国对国有垄断部门的保护———我们称之为行政垄断（administrativemonopoly）———是一种政府主动的行为，为了保护其原来所属企业的既得利益而主动“创租”。我们认为，恰恰是行政垄断才是转型经济所特有的上层腐败的形式，随着转型的结束，行政垄断腐败也将逐渐减少。
在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由于“政企不分”，政府主动寻租的行为相当普遍。尤其是在1998年政府机构改革之前，国务院中专业经济管理部门太多，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太强。同时由于改革开放初期一些政府部门与其所属企业的脐带并未完全剪断，这些部门经常通过行政手段来保护其所属企业的利益，使这些企业享有经营特许权，排斥市场进入，维持这些企业的低效率经营。
根据以上对转型经济腐败特点的分析，我们认为，可以根据是否通过提供非法报酬的方式和是对规章制度制定过程还是执行过程加以影响，对转型经济的腐败类型进行重新划分（见表1）。我们对转型经济中腐败类型的重新划分突破了对腐败的传统定义。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提出的比较有代表性的对腐败的定义，它指的是“政府官员利用公共权力谋取个人私利”。以上对转型经济的研究表明，无论是国家捕获、行政垄断，还是影响，腐败供给方的主体都是团体，主要是企业。而且我们的研究还发现，中国转型期腐败的经济损失主要发生在那些集团性腐败、行业性腐败、单位性腐败的领域，是典型的系统性腐败。
三、行政垄断造成的经济损失估计
1行政垄断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根据寻租经济学，垄断会扭曲资源有效配置，从而造成两类损失：一类是社会净福利损失，通常称为哈伯格三角形（HarbergerTriangle）。另一类是消费者损失，即消费者转移给垄断生产者的剩余，又称为塔洛克四边形（Tullockquadrangle）。从表面上看，消费者剩余只是财富的转移，并没有造成社会净福利损失。但是，塔洛克（GordenTullock）的研究表明，由于寻租和护租所造成的庞大成本，租金最终将会耗散，结果也造成了社会净福利损失。
此外，根据哈伯格和莱本斯坦（HarveyLeibenstein）等人的研究，垄断所造成的社会净福利损失（哈伯格三角形）其实很小，因此我们在这里主要考虑消费者损失。在中国，行业垄断所造成的租金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项是在垄断价格中体现出来的社会福利损失（即塔洛克四边形）；另一项就是行业垄断部门巧立名目非法收取的各项费用，将自身低效运营的成本和发展的投资强加给广大消费者。
胡鞍钢对行业垄断所造成的社会福利损失进行了估算（2000；2002）。2000年，他利用寻租理论计算了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中国部分垄断行业因垄断定价而造成的社会福利损失（见表2）；
行政垄断、寻租与腐败——转型经济的腐败机理分析
2002年，他又根据官方的统计数据，计算了部分垄断行业在1998年到2001年之间收取的各类非法费用（见表3）。胡鞍钢教授的估算结果表明，中国的行政垄断已经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成为腐败所造成的经济损失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且远远超过了政府官员贪污受贿所造成的经济损失①，从而成为中国当前最严重的腐败形式。
2行业垄断租金的耗散
行政垄断所造成的租金主要有下列几种用途：
●承担了垄断行业企业低效率经营的巨大成本；
●成为垄断行业企业职工福利收入的主要来源；
●成为垄断行业政府主管部门非正式支出的一个重要来源；
●作为国有企业利润上交国家。垄断租金为垄断行业企业的低效运营提供了条件。在我国，垄断行业企业的效率一般都比较低。根据刘树杰等人的研究（刘树杰主编，1999：7），从1985年到1996年，我国垄断行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大大低于全国平均水平①。同时，垄断行业的职工平均工资大大高于全国职工平均工资水平。根据胡鞍钢的研究（胡鞍钢主编，2001：58），1995～1999年期间电力行业比其他行业每个职工多收入14294元，平均每年多收入2859元，该行业平均每年多支出工资额为791亿元。行业垄断所造成的巨额租金为这些垄断行业的低效运营和维持比较高的工资水平提供了充足的资金②。垄断行业高工资所耗散的租金估算见表4③。塔洛克的研究表明，租金最终将全部被耗散，从而成为净社会福利损失。但是从中国垄断行业租金的用途来看，还有一部分作为国有企业利润上交国家，显然没有耗散，这其中似乎出现了矛盾。但是，深入的剖析可以使他们理清这一困惑。根据刘树杰等人的研究，1996年，在垄断行业价格与1985年相比均有大幅度上涨，而且上涨幅度大大高于通货膨胀率的情况下，我国电力工业资金利税率为733%，与1985年相比下降了5458%，铁路运输亏损138亿元，与1985年盈利64亿元相比，减利120%，市话亏损356亿元，邮政亏损70亿元（刘树杰主编，1999：4）。上述研究结果表明，垄断行业企业的利润在不断下降，而这恰恰验证了塔洛克关于租金最终将被耗散的判断。
值得注意的是，垄断行业上缴的利润中还应该包括政府从国有资产投资中应该得到的回报。再考虑到政府多年来给予国有企业的大量补贴，以及所得税返还、减免等优惠政策，垄断行业企业不仅耗散了巨额租金，还消耗了大量的国家应得的财政收入。
从上面所列的垄断行业租金用途中我们可以发现，还有相当一部分租金被上交给行业政府主管部门，成为了这些部门办公支出、职工福利、基础设施建设（在各地建设各种宾馆、招待所、培训中心等）、组织出外旅游，干部出国考察旅游等非正式预算开支的一项重要来源。吕晓波（XiaboLv，2000）对这种“有组织腐败”的表现形式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这也解释了这些政府部门主动创造租金的激励来源。
四、中国行政垄断改革的进展及方向
随着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许多领域的国有垄断格局基本被打破，市场竞争程度和产权多元化进程相对加快。在一般消费品市场上，基本上已经形成了竞争的局面，消费者从中获得了很大的收益。相比较而言，电力、电信、铁路、民航等部门打破行政垄断的进展相对缓慢，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农村电价过高、电信资费下调、铁路票价上涨、民航机票禁止打折等问题已经成为新闻媒体和社会舆论的焦点。
改革开放以来，垄断行业的改革一直是市场化改革的“边缘地带”，除了铁路部门之外，垄断行业的高速发展延缓了对这些“计划经济强大堡垒”的实质性改革，直到近年来反映社会公众特别是消费者利益的新闻媒体公开报道和批评这些行业垄断危害，形成强烈的社会舆论和社会压力，也开始反映到中央决策层，出现了新的改革动力，在这些行业打破垄断，引入竞争成为社会共识，也促进了政治决策。
到目前为止，中国在行政垄断改革方面已经取得了积极的进展。电力和铁路行业厂网分离的局面逐步形成；电信行业经过两次拆分、重组，已经基本形成了竞争的局面；民航业的重组虽然不太理想，但也在走向竞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展。这些改革带来的直接结果就是垄断行业产品和服务价格的下降、服务的普及、服务质量的改善，以及对非法收费进行规范，并就产品和服务价格召开听证会等。同时，地方保护主义的诟病也越来越得到普遍重视。中国行政垄断正在逐步被打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垄断租金也将随之消散。
行政垄断、寻租与腐败——转型经济的腐败机理分析
我们可以把中国的改革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的改革主要是改善政策（改革和开放政策），主要是在原有条件下对现有的制度进行局部调整和完善，其目标是打破高度集权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释放各种经济发展潜力。在经济中引入激励机制，实行地方分权，引入非国有经济进入市场自由化的“双轨制”、“过渡性制度”，仍保持了原有的制度。这一阶段的特点就是对原有制度的调整和在原有制度中产生新制度。这本身作为渐进转型过程符合中国的国情，也是中国改革能够取得成果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制度性的矛盾逐渐凸现出来，中国的改革也逐渐进入第二个阶段，即主要是改善制度（政府和公共机构的改革，提高其质量），用新的制度来取代原有的制度，全面建立新制度（市场经济制度）。转型的核心是政府转型，政府转型需要通过制度建设来完成。腐败是制度缺陷的集中体现，因此，要想从根本上遏制、战胜腐败也只能通过制度建设来达到。
我们认为，制度改革的关键是要对国家在经济中的角色进行重新定位，核心目标是实现善治（goodgovernance）。治理的核心思想是广泛参与，它意味着国家管理方式的一种根本性的变化，政府不再具有支配性的作用，而应该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和公民社会的力量，使他们充分参与到决策过程中（俞可平，2000）。
此外，制度改革还要与WTO的准则相一致。2001年，中国终于成功加入了WTO，这为我们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带来了很好的契机。中国加入WTO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利用这个国际通用的规则来规范国内的市场行为，打破行业垄断和地区垄断，并对已有的法律进行重新检验和调整，逐步建立相关法律体系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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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由于担心潜在的竞争对手进入这个市场，垄断者不敢使垄断利润太高。
①关于分权化对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带来的影响，可参见裴敏欣的论述（MinxinPei，2002）。
①寻租行为并不都是非法的，但在许多情况下，寻租主要通过一些非法途径，如贿赂、腐败、走私和黑市等。
①“关系”最常见的表现形式就是，政府官员利用公共权力为其亲属和朋友谋取个人私利。应该看到，完全没有利益交换的“关系”几乎是不存在的，因此“关系”其实也是一种腐败，或者说是潜在腐败的类型。
腐败类型范文篇6
【摘要题】法学时论
【英文摘要】TheChinesegovernmentisprobingawayofestablishingmechanismsofpowersupervisionanditaimsatsettingupinstitutionalizedpolitical,socialandeconomicstructuressoastobringpowercorruptionunderpermanentcontrol.Legalsupervisionandpublicpowersare,sotospeak,twinsparasitizinginthestateinstitutions.Therearestateinstitutions,therearepublicpowers.Therearepublicpowers,sotheremustbethesupervisionofpublicpowers.Legalsupervisionisthesacredmissionandprincipalmodeofgoverningpowercorruptioninhumansocieties.
【关键词】权力/腐败/监督/power/corruption/supervision
【正文】
腐败，指思想的腐朽、生活的堕落及私欲的膨胀。其中，权力的腐败乃是核心，正如有人形容，腐败是权力和私欲结合的罪恶之子。腐败的根源，来自于国家机关的垄断权力，权力腐败是权力异化的极端表现形式。因之，在腐败的种种表现中，最令人担心的是权力的腐败，对于权力腐败必须治理也毋庸置疑。
权力腐败和权力滥用有种种典型表现：(1)不正当占有公共资源为个人享用，包括贪污行为、挪用公款行为、侵占财物行为等，这是腐败现象的典型表现。它以腐败者拥有的公共权力作为基础，利用这种公共职位，其可以不遗余力地从事图谋私利的类似经营的活动，从生活资料的侵占发展到生产资料的侵占，使腐败从生计型向致富型方向发展。(2)利用经济上的好处改变人们对于地位、职位、财产方面的判断和安排，其行为的外部表现形式就是贿赂。贿赂的延伸，发展为变相送礼、大吃回扣、强拿硬要等。在贿赂中，受贿者丧失原则，行贿者以较少的成本获取垂涎已久的地位或利益，诱使更多人的逐臭效尤。(3)偏离公共的角色滥用职权，泛指以权谋私、权权交易、权钱交易、权色交易行为。在现代，腐败的核心问题是以权谋私，腐败的形式也已经从经济上的小打小闹、小偷小摸，发展到了政经勾结的腐败类型，引起政府形象的极度损坏。(4)以亲疏之别、远近之别、上下之别、情感之别的私人关系决定公共关系的确立和维持，在公共权力机关的组成体系中，形成裙带网络。在中国，腐败拥有着地缘与人情的肥厚土壤，这种不正常的关系网络会导致权力腐败在民间的延伸，它的可怕之处正在于普通的公民对此安之若素。(5)公共权力的“人治化”行使，体现为严重的官僚主义和特权主义。在执行公务的过程中，官员们制造着一种浓浓的“官气”，集权现象、家长制现象、神秘化现象、地方保护主义现象等普遍存在；渎职无能、擅离职守、抛弃责任、人浮于事、文山会海、强迫命令、任意决策、好大喜功、管理混乱、道德失范等等，构成了腐败产生的温床。(6)腐败还带有行业垄断色彩，多发生在权力较大的经济管理部门和执法司法机关，主要手段是依托部门和行业权力进行勒卡索要。于是，人们又在探讨立法腐败、行政腐败、司法腐败、行业腐败的特征及其根源。
自阶级社会产生以来，腐败现象如剜之不去的痼疾，生而需治，治而复生，这使历代的统治者在对其“辐辏攻之”中疲于应付。但无论是“天子们”的自我约束，还是包拯、海瑞似清官的竭忠辅弼；无论是将整饬吏治任务放在第一位的明君治世，还是在腐败面前缴械投降的昏君，哪朝哪代的“万世江山”都逃脱不出因腐败的政治统治而社稷山崩的命运。现代社会，腐败问题仍然是一个世界性问题。1992年，意大利政界爆出受贿丑闻：仅1991年，意大利各政党非法收入高达83亿美元，贿赂和回扣使这个国家的公共开支增加了30-40亿美元。一位官员形容：“当人们用刀刺透官方记录的表层时，腐败便显露出来，人们甚至在没有看到时也能闻到它的气息”。“这类事件将战后依旧纷乱的世界惊得目瞪口呆”。[1](P1)
权力腐败的罪恶后果十分明显。政治上，腐败引起人民的普遍反对而威胁着国家社会的稳定；经济上，腐败破坏着分配公平而阻碍着市场的竞争；文化上，腐败引起社会道德的沦丧而制约文明水准的提高；思想上，腐败腐蚀了人事制度的肌体，毁掉了一大批公务人员。特别是，腐败是一种超法律、反法律的行为，它动摇着国家权威的基石——法律权威。因此，各国都把反抗权力腐败作为完成民族复兴、建设富强国家、净化社会空气的大事。权力监督的原理论证，乃是为了解决公共权力的限制问题，最终是为了防止国家权力的超越、滥用、腐败、违法问题。其实质，在于倡导法治的方略，弘扬民主的精神，使我国不再走任人治主义倡行、任特权主义存在、任腐败行为泛滥的重复之路。具体而言，主要的法治化措施如下：
一、对权力腐败的规则控制：以法律制约权力
对权力腐败的规则控制，指制定严密的法律法规，规范权力的运作过程，控制官员的用权行为。目的在于使易于越轨的公共权力在立法、行政、司法、守法的各个运行环节上都受到法律的制约，一旦行为“脱轨”，便有法律依据制裁这种脱轨。正如美国著名法学家博登·海默所说：“在法律统治的地方，权力的自由行使受到了规则的阻碍，这些规则使掌权者受到一定行为方式的约束。”[2](P344)
回溯中国反腐败过程，我们曾经走过弯路，即主要靠道德约束和政治运动抑制腐败，这要从专制制度中追根溯源。在我国长期的封建政治统治中，极为强调的是管理者自身的素质和才能，而其素质和能力的判定，有赖于上级的赏识、道德的约束和自我的克制。在法律监督方面，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监察权均属于皇权的组成部分，也即行政权的附庸，没有形成类似西方国家的议会监督制度和司法审查制度。这一历史留给今天的痕迹是极其发人深省的，它导致我国公共权力的行使不是以法律为度量范围，而是以长官意志为标准边界，行政权力从未受到过法律力量的实质约束。现代社会，人们已充分认识到，控制腐败甚嚣尘上之势，必须有赖于法律的制定及其实施。法律基于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而赋予国家机关一定的权力和职责，就必然要求国家机关符合权力运用目的而不滥用权力，维护公共利益而不以权谋私，合法执行权力而不越权违法，履行法定职责而不失职渎职，遵守法定程序而不丧失程序公正。强化法律监督的作用，正在于法律规范具有道德规范所不能比拟的普遍性、权威性和强制性。
在反腐倡廉中，法治化的明确要求，首先是必须完善廉政立法。在此方面，世界各国颁行了诸如《反腐败法》、《阳光下的政府法》、《公务人员职责法》、《官员道德标准法》、《官员弹劾法》等，对于规范国家机关及其公职人员的行为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我国的宪法、组织法、国家公务员法、行政监察法已就法律监督问题进行了原则性的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也先后颁行了关于禁止党政机关及领导干部经商受礼的规定、关于禁止挥霍公款的规定、关于禁止借选拔任用干部之机营私舞弊的规定、关于财产收入申报的规定等相关法律文件和政策性规则。这类文件的及时出台，不能说在监督问题上无法可依，但我国的监督立法比较简陋和粗糙，对于腐败问题的政策性文件多，立法的规范性和技术性都未能达到应有水平，还需要在立法上出台成熟健全的法律规则，实现制度的预先控制。
不仅如此，权力监控还必须从严。汉密尔顿曾经直白地指出，“野心必须用野心来对抗”；霍布斯也强调，“不带剑的契约不过是一纸空文。”法律监督的目标，是将权力置于法律规则的控制之下，一旦被监督者有违法擅权行为，能有被察觉、防范、制止、惩戒的可能，反之，如果监控机制不健全，“得手”的容易会使违法者有恃无恐。因此，国家应当加大对于国家公职人员贪污、贿赂、挪用、豪赌等腐败行为的惩治力度，并使法律责任成为腐败行为所支付的最大成本。这种控制和惩罚，主要来自于外部的外力，它犹如一种动力，能够推动政府及其官员的行为合法正当，但它更多的是一种威慑力，如同悬在头上的一把利剑，对于不法行为会有力的予以戳穿。就我国目前的情况看，虽然一些重大腐败案件受到了立案查处，但“漏网之鱼”仍然存在，“特权阶层”仍然存在，对一些官员处罚的“轻描淡写”也仍然存在，致使侥幸心理的、抗拒法律的人会继续腐败。因此，只有在治理权力腐败方面敢下狠心，才能真正有利于遏制腐败。如上述意大利事件发生后，该国警方逮捕1350人，受牵连者约2500人，卷入了8个政党，5名内阁部长辞职，多名国会议员、高级官员和企业家受到司法调查、审讯、逮捕或拘留，这在意大利政界虽是一件丑闻，但惩治腐败的力度从中可窥见一斑。
二、对权力腐败的体制控制：以权力制约权力
在人类文明进程中，人们总是把建立一个全心全意为自己服务的政府作为一种理想和希望，这未尝不是好事，但希望必须落实于政治体制的配套之中。以权力制约权力，意味着一种国家权力对另一种国家权力的外在约束，通过各国家机关之间的相互制约，达到权力的基本均衡，防止其中的一项权力过于强大而滥用。尤其需要在下列方面有所作为：
充分认识权力监督的必要性。国家机关行使公共权力的行为，关系到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事业的发展大局，决非可有可无、可重可轻、可大可小的个人事务所能比拟。因此，立法、行政、司法机关的权力定位和相互关系的法治化由来已久。以行政权力为例，从古至今，这种权力都最为实在、最为广大、最为权威。行政机关可以运用授权、审批、颁证、收费、禁止、命令、管制、处罚等权力方式，行使委托立法权、法律执行权、国家管理权、行政处罚权、自由裁量权，并强制所有的社会成员服从这种权力。这必然导致政府与被管理者形成矛盾冲突关系，也与其他国家机关形成权力对抗关系。由此而言，重视国家机关之间的权力制衡，绝不仅仅从“人民主权”的民主意识角度考虑，还表现为一种强化国家管理的“实用性”要求。应该说，政治家是最实用主义的。可以想象，如果构成国家机体的主要国家机关相互扯皮，如果公务人员不受限定任意扩张自己的权力，而监督体制显现出控制不力、有错不纠、放任自流的状况，自然是一种政治力量对比严重失衡的表现，而如此的社会也必然是一个失却秩序亦失去民心的社会。
合理利用人类文明的创造性。在治理权力腐败的过程中，古今中外有许多成效显著的范例。如中国历史上的监察体制，以健全完备的监察法规、相对独立的监察机构、广泛拥有的监察职权、纠举权贵的监察实效而著称于世，监察御史担负着调查、弹劾、谏诤、审计、监试、考核、侦查、公诉、审判官吏的重要使命，实际是通过“治官之官”，实现“治吏之道”，值得当代人潜心研究。而现代国家中，英国、瑞典、新加坡，都是廉政建设的成功样板。英国的文官制度严密严格，通过考核使文官队伍保持相对纯洁，在规范化的制度约束下，公务员如履薄冰，不敢“越雷池”一步。瑞典自古倡导“消除特权，官民平等”的法律精神，议会督察专员监督与政党监督、新闻监督相互配合，有效作用，由此成为北欧政治清廉的主要国家。新加坡是一个中华传统文化气息浓厚的国家，也是一个注重法制的国家，其廉政立法的健全和明确、廉政机构的独立和高效、廉政措施的严明和有力，都独具特色和魅力，值得我国在当今的制度完善中予以借鉴。
切实保障政体改革的有效性。当代中国正在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主要是针对国家权力设置而进行的内制改革，它与法律监督所要达成的控制权力滥用的监督目标息息相关，有利于控权制度的实质性兑现。基本途径和方法为：(1)权力缩减。政府只保留一部分管理权和审批权，不能事无巨细横加干涉。(2)权力分解。权力由不同机关、不同官员掌握，防止重大权力的独断专行。(3)权力制衡。立法机关、司法机关应切实享有对行政机关的控制权，改变目前行政权力膨胀而立法、司法权力弱化的局面。(4)权力公开。政府应充分意识“暗箱操作”是助长权力腐败的温床，在反腐败中，我们决不能忽视“政务公开”的呼吁及其潜在力量。(5)权力监督。现有的审查制度、审批制度、审计制度、监察制度、质询制度、考核制度、罢免制度、听证制度、复议制度、诉讼制度等，都可以称之为权力控制的利剑，也都应该不断健全发展。
配套建构专门监督的趋向性。除了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之间制约关系的建立健全外，目前，各国在法律监督体制上，正趋向建立外部的、独立的监督机关以制约权力。因为，“现在出现的问题是‘多中心’的，不是立法、行政、司法三机关所能个别解决，它需要一个综合性机构。”[3](P518-519)新加坡的反贪污调查局、香港的廉政公署、法国的行政法院、奥地利的宪法法院等，都是相对独立的监督组织，以地位明确、人员精练、权能强化、效率高超的特点和优势，成为新型监督体制的样板。在我国，各级人大、党的纪律监察机构、行政监察机关、人民检察院、审计组织等都享有一定程度的监督权，在对于腐败的治理方面，往往采取“联合办公”的形式，查处了许多大案要案。但不足之处是，这种体制使各种平行的监督机关都享有监督权，尚有机构重叠、分工不明、权能模糊、效率低下的缺陷，需要对于上述监督主体进行明确的法律定位与权责分工。为此，笔者建议：我国应该合并反贪力量，成立专门负责腐败治理的国家廉政总署，实现外部的、专门的、独立的、实效的监督。
三、对权力腐败的社会控制：以权利制约权力
以权利制约权力，是指明确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之间的联系和界限，发挥公众对于国家权力的制约作用，使他们在保护自身权利实现的过程中，对于国家机关及其公务人员的权力行为进行监督。这一立论，主要基于下述三个理由：
合法的权力源于权利。按照“人民主权”的观点，公权力代表着社会共同体的共同性，政府只是实现人民共同利益的人，政府与社会成员一样并不拥有特权，相反，它要服从构成共同体规则的政治的、法律的和道德的约束。自近代以来，“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思想已经深入人心，国家权力由人民授予自然受人民权益限定的原理也通过宪政实践成为现实。社会组织、社会团体、社会成员有权通过参政权、选举权、质询权、批评权、建议权、罢免权、听证权、申诉权、控告权、检举权的行使，维护自身利益，制约权力行为，使民主监督成为确保国家权力合法运行的重要根基。但另一方面，人们也应该深刻地认识到：人民并不直接享有立法权、执法权、司法权，而需要委托特定的国家机关和公职人员行使公共权力，如果权力机关破坏了权力与权利的平衡结构，人民的利益就会受到损害。英国学者哈林顿曾经断言：“主权应该是必不可缺的东西，然而又是十分骇人的东西。这正像火药对于士兵一样，可以使他安全，也可以使他遭受危险。”[4](P103)因此，国家每设定一种权力，都要求它代表人民的意志与利益，当公共权力过于强大，超越权力委托人的意志愿望所期待的范围，导致权力行为与人民的权利抵牾时，就必须运用法制的手段，从权力的生成、分配和实施各个方面来约束其不法运作。
违法的权力畏惧权利。民主监督的实质，在于动员各种社会的监督资源，形成社会内部的多层次的权力监督网络，实现对于权力控制的“综合治理”。在此方面，亚里士多德给了我们许多警世名言，他说：“物多者比较不易于腐败”，“多数群众比少数人不易腐败”，“若干好人的集体一定较不易腐败”，都说明，大众对于权力的约束是一种重要的约束。实际上，腐败的力量在于把有着共同意志和共同利益的社会“撕成为碎片”，它是一种典型的“各个击破”，而当人民形成联合力量之时，腐败就无藏身之地，也无用武之地了。在当代，人们已认识了社会控制力量的强大和深刻，并且通过多种途径利用这种威力。诸如，新闻媒介的公开报道，人民群众的信访举报，政协组织的协商对话，工会妇联对于社会弱者的利益维护，社会自治团体日益发挥民间调解作用等。我们相信，当人民群众普遍动员起来之日，就是腐败分子无立足藏身之时。
他律的权力需要自律。从权力和权利的平衡关系而言，公民大众对于政府权力的限制仅仅是“一相情愿”，政府除了受民众社会的监控之外，还应该受内部自我机制的束缚，达到自律、自省、自励的要求。对于各级政府而言，接受制度的规制，遵循职业的纪律，迎合道德的评判，既是政府性质的体现，也是人类趋利避害的本性使然，否则政府会与民众社会格格不入。例如，政府会“主动”采取某些自我监控的措施，颁行各种行政法规，严格把握重大管理活动，审慎决策，实行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并且通过内部罢免处分等手段使违纪的成员受到制裁等，以维护政府自身形象，防范内部机构和成员对于政府行为总体目标的反叛。所以，约束有外部和内部之分，有他律和自律之别，有强制与自愿之异，但无论如何，约束的目的均见之于政府权力被“有限化”的后果之上。
四、对权力腐败的审计监督：以专门技术控制权力
审计，是国家审计机关通过审查原始凭据、帐目、报表、资产、文件，对有关国家机关、财政金融机构、企业事业单位的财政财务活动进行检查、审核、评价、鉴证，以判断其真实性、合法性和有效性的活动。
现代经济生活中，由于经济利益的驱动，一些不法之徒采取各种手段和伎俩，在财产占有、投资增值、交换分配、消费使用的每一个环节，加剧着非法敛财聚财的活动。特别是在一些大宗的违纪违法行为中，运用帐目做手脚的现象增多，其作案踪迹隐蔽，作案手段狡猾，需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关于审计监督特性之认识，正建立在审计技术方法的优越性基础之上。审计监督，拥有一套完整科学的操作体系，诸如审阅法、核查法、顺查法、逆查法、盘点法、外调法、线索筛选法、配套还原法、立体查帐法、补帐查帐法等。这类特殊的技术方法，使审计机关得以揭露和纠正经济领域的违法腐败行为，为纪检、监察、法院、财政、税务部门的监督及侦破大案要案建立功绩。可以说，审计监督已成为市场经济大潮中控制权力腐败的重要手段，并为其他任何监督形式所不能替代。透视其发展趋向如下：
发挥审计监督的经济功能。在中国，关于法律监督的理性思考偏于强调政治上的必要性，政治领域建立相互制约体制的实践也相对比较成熟。但笔者以为，约束机制并不仅仅适用于政治社会代议制条件下的立法监督和执法监督，而应该更加广泛地适用于所有经济领域的“权利”情形。如在国有资产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情况下，如何对于普遍存在的“化公为私”、抽逃国家资产现象进行监督，就应该是法律监督讨论的重点。广义而言，人类生存的基本问题就是经济问题，经济利益已成为一切社会活动的原动力，也成为判别人类行为合理合法与否的试金石。成功与失败、高效与低能、进步与落后都取决于经济活动中的权益法定与权益实现，而权力之腐败也主要表现为非法权力和非法利益相融合之政治经济勾结型的腐败。这就要求我们把经济领域的监督问题纳入平行于、甚至超出政治领域监督问题的更高高度看待。可以说，审计监督根植于控制经济活动的需要，只要经济活动广泛存在，审计就成为必须，审计的经济意义就应当高于政治意义。运用审计组织来监督经济运作，保持良好的竞争环境，不仅能有效地节约经济成本，而且对于政经勾结型的权力腐败是最好的防治措施。
追逐审计监督的实用价值。审计监督的实用性为其他所有监督形式所不具备，即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审计工作都与国民经济发展状况有关，而且为国民经济的发展保驾护航。在我国，违宪审查还罕见应用，人大代表的罢免权也鲜为行使，社会团体对于局部利益的维护尚有失偏颇，人民群众的监督呈现出分散性和无效性，这使上述监督具有着虚幻的成分和监督的缺漏，但审计监督的前提和后果都是实实在在的，它往往通过经济数字的量化指标和科学精确的技术手段予以表现。对于被监督者，一旦被查处贪污腐败，将在经济上有所损失，这种损失是令被监督者痛之又痛的；对于监督者，由于人类文明的积淀，审计人员可以“胸有成竹”地作出审计结论，置违法违纪者以“无可辩驳”的推理之中，使“狐狸再狡猾也斗不过好猎手”。发挥这种审计监督的实用性，是审计监督的生命力所在。但目前，审计的运用，仍然没有与它的实用性价值成为正比，在审计监督效果和效益上，我们还大有潜力可挖。特别要加大对重点审计对象的定期审计，加强对财政、金融、税收、工商、外贸活动的审计，以及落实领导干部在任和离任时的经济责任审计，才有利于为权力腐败设置一道铁壁防线。
确保审计机关的独立地位。审计机关担负着特殊的使命，这要求其在组织体制上必须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不受其他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预。综观目前各国审计机关的设置，大致有三种类型。一是隶属于议会，美国、加拿大、西班牙等国属于此种模式；二是隶属于政府，瑞典、沙特、约旦等国采取这种体制；三是既不隶属议会、也不隶属政府，经费、人事、体制独立，仅向议会或政府报告审计结果，法国、德国、日本、印度建立了此种制度。中国的现行体制，基本属于第二种类型，审计机构是设立于政府内部的工作机构之一，这使同级审计确有难度。法律监督本身是“挑毛病”，易于“得罪人”，审计机关和审计人员站在被审计的政府机构和政府官员的“对立面”，常常面对巨大的压力和阻力。因此，实现有效的审计监督，有赖于改革双重领导制，使审计机构在国家机关中单列组织体系，直接对上级审计机关负责而不隶属同级政府，做到有权有责，才能在经济监督中实现有利有节。
促进审计监督的专职发展。审计监督权力实现之基础，在于审计主体掌握专业技术知识，因而，对审计人员的职业素质要求也高于一般国家公职人员。审计人员除了应具备必要的政治素养、法律知识、管理经验、观察能力外，还必须熟知金融知识、财会知识、贸易知识、税收知识，以及掌握一定程度的会计审计查帐方法，唯其如此，才能使审计监督准确、恰当、公正、客观、合法。而审计职能的职业化，意味着审计机关自行安排审计工作计划，独立地对审计事项作出审查、评价和审计报告；意味着审计机关履行职责所必须的经费应当列入财政预算，由政府予以及时、足额保证；意味着审计人员依法以第三者的身份执行职务，在实施审计时居于公正地位；意味着审计人员有相对固定的职位，工资、升降、任免、退休都受法律保障，非违法渎职不受调动和免职等。
概括言之，反腐败必须治标又治本，将权力制约纳入法制化轨道就是治本之策。而在反腐败过程中，尤其需要从严格经济监督的角度控制权力之滥用，将防范政经勾结型的腐败类型作为重任。同时，对权力腐败者绳之以法，也是发挥监督功能的必然要求。我们坚信，腐败为败类所为，为人类共愤，采取法律监督的综合措施予以治理，必将控制腐败于未然之中，打击腐败于已然之时。在此过程中，法律监督事业也必然对于中国改革、发展、稳定之大局立有功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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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败类型范文篇7
关键词：寻租性腐败科斯定理交易成本产权
腐败是权力的孪生兄弟，从权力产生时起，腐败就如影随形。腐败与反腐败也成为一个纠缠不清的永恒话题，引起人们无休止的探索和论争。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腐败问题持续升温，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关于腐败的研究也广泛的涉及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等诸多领域。本文拟从产权角度，应用现代产权理论的核心——科斯定理对腐败特别是寻租性腐败作出新的解读
一、腐败与寻租性腐败
很难给腐败下一个通用的定义。“腐败”的内涵和外延都具有不确定性。几乎任何对腐败的研究都会给出自己的定义。在此我们列举一些被广泛援引的“腐败”定义。
苏珊·阿克曼：第三方(相对于委托人和人而言)试图以额外支付来影响人决策,而且这笔支付人及第三方均未上报委托人。【1】
亨廷顿：公职人员为实现其私利而违反公认规范的行为。【2】
纳伊：由于私人相关（个人、近亲、派系关系）的金钱或地位获益而偏离某个公共角色的正当职责的行为。【3】
不论任何定义都要解决一个问题，即判定一项交易是否为腐败的标准是什么？我们所能引以为标准的无外乎三个方面：公共利益、公共意见及法律规范。但此三点当中的任何一方要想予以清晰界定都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也正是腐败难于定义的根源所在。但是从腐败防控的角度出发，我们就没有必要过于细致的探究腐败的边界所在，因为腐败难于界定的部分必然是腐败这一矛盾统一体中的次要矛盾或矛盾的次要方面。
一般而言，在经济学领域，腐败被定义为一种寻租活动。经济学意义上的寻租是指维护既得的经济利益或是对既得利益进行再分配的非生产性活动。因此它是一个中性的概念。但是当寻租活动与政府权力相联系时，就成了通常意义上的具有否定意味的“寻租”了。从图洛克对寻租的经典定义我们就能看出来。他认为寻租是“利用资源通过政治过程获得特权从而构成对他人利益的损害大于租金获得者收益的行为。”【4】图洛克定义的寻租已经很明显的与腐败相联系了。因此寻租不能等同于腐败，寻租不必然与政治权力相关，而腐败也不只产生于寻租。但是二者确实有交集在，即是寻租性腐败。寻租性腐败的概念于我国目前的腐败问题研究有着尤为重要的意义。我国目前处于经济政治的转型时期，腐败的起因、表现形式、防控机制等都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腐败。而转型时期腐败的主要表现，即是寻租性腐败。
二、科斯定理
科斯定理是现代产权理论的核心。“科斯定理”这一概念并非由科斯本人提出，而是由施蒂格勒发明。科斯定理有三种不同的版本。根据张五常的总结，第一种是标准意义上的科斯定理，是科斯于1959年在“关于联邦通讯委员会”的论文中提出的，表述为：产权的界定是市场交易的必要前提。第二种版本也称为无相关性定理。是从科斯的《社会成本》中引申出来的。它表述为：如果产权被明晰地界定，且所有的交易成本为零，那么资源的利用效率与谁拥有产权无关。这是最流行的有关科斯定理的一种说法。第三种版本表述为：如果权利能被清晰地界定且交易成本为零，那么，帕累托条件将能够实现。【5】
大多数的研究者都以第二种版本为科斯定理的原型。它包括两个核心概念。一为交易成本。交易成本是指除了价格之外影响交易的成本的总称。它是分散的所有权、私人财产和交易的产物。【6】交易成本不只存在于经济领域，而是存在于现实世界的方方面面。所有人与人之间的活动都可以界定为交易活动，而任何交往活动都是要耗费成本的。科斯定理的另一个核心概念是产权。产权可以界定为“在一系列可选择的排他性行为中作出选择的权利”。对于产权究竟包含哪些内容，说法不一。我们以新制度主义学派代表性著作的解释为准，将产权概括为三个方面：第一是使用一项财产的权利，即规定某个人对资产的潜在使用是合法的。第二是从资产中获得收入以及与其他人订立契约的权利。第三是转让有关资产所有权的权利。【7】
从科斯的无相关性定理中可以看到，在零交易成本的条件下，无论产权属于博弈的哪一方，结果都将是有效率的。但是正如张五常所言：“明晰界定产权和零交易成本的双重规定是多余的。如果交易成本确实为零，权利的界定可被忽略。”【8】在现实社会中，交易成本是不可能为零的，因此科斯对零交易成本的限定也成了许多学者批评的口实。但是，科斯本人不可能认识不到交易成本是不可能为零的。他所想要强调的，恰恰是我们需要对交易成本给予足够的重视：“我倾向于把科斯定理当做对交易成本大于零的经济进行分析的道路上的垫脚石”【9】。科斯正是试图通过引入交易成本这一分析工具，对古典经济学进行矫正，使其能够解释交易成本不为零的世界。
在交易成本为正的现实世界，如何才能使得资源的配置达到帕累托改进呢，科斯已经给出了答案，“如果我们从交易成本为零的世界转向交易成本大于零的世界，那么，立刻变得清楚的是，在这个新天地里，法律制度至关重要。”【10】由此可见，科斯定理的真正目的或者引申的科斯定理应该是：法定权利的最初分配对资源配置效率将产生重要影响，只要交易成本大于零。【11】这样，我们就可以对科斯定理作出更宏观的解读：“如果在政治与经济领域的交易成本都为零，那么一国的经济发展并不受政府类型的影响，但是如果存在正的交易成本，那么一国的政治权力的分配和制定规则的制度结构就成为决定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12】这种对科斯定理的宏观解读，也正是本文将科斯定理与腐败分析相结合的纽带。
三、寻租性腐败的解读
从以上对科斯定理的解读我们可以理出一个清晰的逻辑过程。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以交易成本的有效控制为前提，交易成本的水平又决定于产权归属的清晰程度，而产权的清晰度在最终意义上受制于权力结构和制度规则。下面即以此逻辑来分析寻租性腐败。
1.寻租性腐败的成本层面
寻租中的“租”亦称“经济租”，它是一种生产要素的所有者获得的收入中，超过这种要素的机会成本的剩余。市场经济中某些领域存在着高于其它领域的经济租是一种常态，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作用会使得各个部门的经济租水平逐渐振荡至平均状态，在此间的经济主体对经济租的追寻是一种生产性行为。而对由于政府对经济的管制而产生的经济租则不可能由自发的市场调节来完成，于是各种经济主体就会以非生产性的方式，通过合法的或非法的途径来“寻租”。
在寻租过程中，政府官员一方并不是一种被动的接受状态，而是往往会主动的设租，谋求各种利益。因此寻租性腐败实际上是政府官员和政府外的经济主体利用制度的漏洞双向寻租的过程。这一过程首先造成了经济资源配置的扭曲，阻止了更有效的生产方式的实施；其次，它们本身白白耗费了社会的经济资源，使本来可以用于生产性活动的资源浪费在这些于社会无益的活动上；第三，这些活动还会导致其他层次的寻租活动或“避租”活动。【13】布坎南将寻租活动分为三个层次。首先是社会经济主体对相关官员的行贿寻租。由于主管官员从第一层次的寻租中获益，接下来便会吸引人力物力为争夺主管官员的肥缺而发生第二层次的寻租竞争，最后由于第一层次寻租收入往往不是由一个人独占，因此又会引起相关利益群体对这些收入的进一步寻租。【14】另一方面，对于没能及时寻租或者是在寻租中失败的其他经济主体而言，他们也不会停止寻租，而且会继续加大对寻租的投入。这是一个无休止的过程，交易成本也在这一过程中趋于最大化。正是由此，寻租行为被称为人类的“负和游戏”。
2.寻租性腐败的产权层面
本森把寻租看作是个人或团体对既有产权的一种重新分配方式。人们可以通过正常的市场交换来处理产权，也可通过政府来重新定义或分配产权。【15】当政府以公正超然的社会管理者的角色通过制度或法律途径来重新分配产权时，就是一种积极的作为，不存在寻租，但是当政府官员通过人为操作来重新分配产权时，就产生了寻租的空间，造成了交易成本的增加。
科斯定理对产权的强调，最初是为了解决经济活动中的外部性问题。任何经济活动都会存在正的或负的外部性。从产权的角度来理解，即是产权本身是不可能完全清晰界定的。例如一块由农民私有的土地，他拥有对这块土地的处置权，收益权以及让渡权。但是这并不是土地产权含义的全部。一方面这块土地上不能用来种植大麻等违禁作物，另一方面，旁人有欣赏这里风景的权力，航空公司有从土地上空飞过的权利有拍照的权利。因此拥有一件物品的产权，远远不意味着拥有所有与这件物品有关的行为的选择权。【16】因此科斯定理中的产权不应狭隘的理解为财产权，而是包含了法律规定的所有权利。这种产权的有限性正是造成经济外部性的重要原因。
对于寻租活动，正如本森所言，是对产权的一种重新分配方式。这种产权的重新分配并没有在公开竞争的环境下进行，某个经济主体通过行贿寻租获得了此项产权，但是同时其它人参与公平竞争此项产权的权利便被剥夺了。而且行贿者得到此项产权后势必会在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这种非法得来的优势地位必然会进一步危及市场上的公平竞争。
3.寻租性腐败的制度层面
萨德霍尔茨和科特泽尔通过对五十多个国家腐败程度的实证研究得出了制度与腐败程度的两点相关性。其一，个体经济的自由度和腐败程度成反比，国家对经济的控制程度和腐败程度成正比；其二，民主制度和价值的强度和腐败程度成反比。【17】除了印度、新加坡等少数例外，大多数国家的腐败现状都支持此结论。其中原因何在呢？从产权理论的角度看，正如我们前面分析的，产权是一种限制性的权利，可以说产权在价值层面上是和自由相关的。二者都是在一系列的可能行为中作出选择的权利。【18】因此产权的清晰势必要求个体经济的自由。个体经济的自由又以市场对资源的配置为前提。寻租性腐败的实质是权力对资源的强行配置，权力挤占了本应由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空间。正如我们所熟知的“诺斯悖论”指出的“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但是，国家也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19】民主制度和价值存在的意义就是对政府权力这种“必要的恶”进行制衡，限制其对经济管制的空间，保护市场配置资源的优先地位。
四、启示
在将科斯定理与寻租性腐败进行结合分析之后，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对于腐败特别是寻租性腐败，固然应从机制层面对其防控进行设置，但更根本的应是设定以产权的明晰和保护为核心的制度安排。但是就现实操作而言，既有制度是我们不能重新选择的。因此我们不妨将科斯定理作进一步的引申：在交易成本不为零的情况下，制度设计对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不仅体现在法定权利的最初分配上，而且体现在以产权保护为核心的法定权利的二次分配上。
应该看到，作为权力的伴生物，只要公共权力存在，腐败就不可能断绝。产权由于其复杂性也不是单纯的制度设计所能完全限定的。因此我们的制度改进不仅不能达到帕累托最优，而且也很难一直是帕累托改进，而更应以卡尔多改进作为一种常态。
【1】苏珊·阿克曼：《腐败与政府》，第3页，新华出版社，2000
【2】塞缪尔·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第58页，华夏出版社，1988
【3】张军：《特权与优惠的经济学分析》，第92页，立信会计出版社，1992
【4】戈登·图洛克：《寻租——对寻租活动的经济学分析》，第27页，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
【5】约翰·伊特韦尔，默里·米尔盖特等编：《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一卷》，第499页，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
【6】杨春荣主编：《当代西方经济学新词典》，第162页，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
【7】思拉恩·埃格特森：《经济行为与制度》，第36页，商务印书馆，2004
【8】同【5】
【9】科斯：《生产的制度结构》，转引自赵守国：《科斯定理的实质及其学术纷争》，《经济学家》，2004.4
【10】科斯《企业、市场与法律》，第217页，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1990
【11】赵守国：《科斯定理的实质及其学术纷争》，《经济学家》，2004.4
【12】同【7】，217-218页
【13】陆丁：《寻租理论》，汤敏、茅于轼主编：《现代经济学前沿问题》（第二集），143-144页，商务印书馆，1993
【14】布坎南：《关于寻租社会的理论》，《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88年第6期
【15】同【13】
【16】薛兆丰：《浅说产权》，/st_03.htm，ThuOct922:49:381997
【17】韦尼·萨德霍尔茨，Win·科特泽尔：《解释腐败：经济结构、民主制度和贸易》，胡鞍钢编著：《中国：挑战腐败》，255-257页，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
腐败类型范文篇8
本文对腐败问题的讨论，不准备从常见的批评官员品行和政策漏洞之类的肤浅议论层次入手，而是试图揭示腐败作为一种统治关系的性质，进而剖析中国改革时期的腐败模式“从权力主导型”向“金钱主导型”的权钱交易转变的特点，并探讨这种转变的深层动因。
一、统治关系与权钱交换
分析腐败问题首先必须确定它赖以存在的国家框架。论文百事通作为分析性概念的国家，既是一种政治构造，又是一个经济体系。所谓的政治国家，是指国家作为纯粹的政治组织，为满足其成员的政治抱负（追求个人影响力或曰集体认同）提供一个公共平台，因此可以说它是一个认同体系。另一方面，经济国家则是一个交换体系，它本身就是自发性的社会交换关系的产物，新制度主义的国家理论是这种国家观的典型。腐败乃公共权力的滥用或国家功能的异变。本文对腐败及其所反映的统治关系之分析，建立在假设国家具有经济理性的基础之上。
按照经济理性的契约主义观点，国家是一个拥有强制性权力的保护性组织，它提供公共服务给其成员（公民），而公民则需要为此而付出，这样在国家与公民之间就形成了一种交换关系。公民对国家的付出当然以货币为最主要的支付手段（即纳税），但也不限于货币，公民对国家还有其他的付出，如付出“忠诚”。国家对公民的保护是以税收为基础的，税收保证了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交换在整体上是等价的，但是国家必须通过税收制度内含的再分配手段调节不同受保护者的个人税负。提供保护性服务是一个国家从事再分配活动的唯一正当理由。国家作为一个制度场所，构建了权力与金钱这两种最基本的有价物相互影响和交换的框架。作为一种统治关系的国家，不仅为权力与金钱的交换留有余地，而且其本身就建立在这种交换基础之上。权力与金钱在统治关系中相互依赖，各具有用性。一方面，国家是一个权威结构，林德布洛姆认为，在争夺权威的斗争中，金钱比之于暴力更为重要，因为金钱是一个更间接的影响控制的手段，它能雇用支持者，是利益集团等权威的后援组织的支柱，权威的竞争对手有时甚至还能直接买通对手。另一方面，金钱力量总是试图控制国家权力，因为国家权力能够对金钱的收益性产生最关键的影响，国家不但是最有购买力的消费者，而且它还是影响普通交易的收益──成本计算的规则的制定者。
从权力为金钱势力服务的角度看，国家作为公共权力应当为社会公共利益服务，为社会提供基本、必需的安全保障和权利制度框架，这是国家权力存在的自然基础，是对国家最低的道义要求，不能满足这一条件的国家是没有合法性的。公民纳税和国家提供基本公共服务，这是公民（金钱）与统治者（权力）之间交易合同的基本规定。其次，国家为公民提供必需的公共服务之后，可能还提供其他追加服务，如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以达到良治或优政，或直接组织生产以提高社会整体的财富水平。再次，国家也可能为特殊利益群体服务，甚至谋取统治集团自身的特殊利益，对这一点，或许没有哪个国家的政府情愿承认，但事实又确实如此。由于权力实体必然是垄断性的，所以它能在交易中产生租金；又由于统治者（经营权力的“资本家”）在与公民（类似于工人）的合约中拥有剩余索取权，所以它有权利支配租金，使之服务于其特殊利益。
权钱交换在确定统治关系方面的作用十分明显。从政治体制的合意性角度来看，国家权力需要来自市民社会的制约，而这种制约正是通过金钱与权力的交换实现的。根据定义，权力仅为国家所专有，国家权力的本质特点是其垄断性和强制性；以此为基础，国家有能力承担向社会提供产权和其他制度的功能，这也导致国家活动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在被不适当地发挥时就可能使国家具有对社会的掠夺性；而社会维护自身利益的方式之可能选择之一是革命，另一种可能选择是利用其控制的金钱势力来迫使国家自我约束；如果社会拒绝交纳国家所需要的税金，国家便面临财政危机，或许因此作出以权力换取税金的理性政治妥协，这便是诺斯从新制度主义经济学角度所解释的西方民主制度的兴起道路。社会肯定没有强制性权力，但却可能拥有经济力量。一个社会选择哪种方式制约国家的掠夺性，取决于它拥有多大的经济资源。一般而言，一个富裕的社会倾向于选择以金钱购买权力的方式，因为这样做的机会成本较小；相反，越是贫穷的社会，越易选择革命，而革命后的政权，在国家比社会占有更多资源的比较优势未改变的情况下，会步前政权的覆辙，仍然不可能建立一个稳定而民主的政治体制。
历史上货币的产生本身就代表了一种权威结构，它与来自“天意”和“神授”的权威相冲突；随着货币经济关系的扩展，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的特性不可避免地渗入了政权关系之中，由此所引起的国家权力性质的变化正是文明进步的表现。因为，在货币与国家权力的交换过程中，钱和权是同样的等价交换物，钱和权的持有者之间的关系通过交换活动形成双向的平等交换关系而不是单向的权威──服从关系。所以，货币与金钱的交易蕴含着某种政治平等意识。（徐勇，1994）随着货币经济的不断扩展，货币与权力的交换不但逐步成为国家权力的主要调节机制，而且其形式也不断复杂化。在货币经济的最高发展阶段（即现代市场经济），建立了以极其复杂的权钱交换为支持而又同时受其限制的民主制度。
总之，权力与金钱之间交换关系的实质是统治关系，一定的统治关系就是某种制度化了的权钱交换模式，这种意义上的权钱交换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合理性。因此，并非所有类型的权钱交换都属于腐败；只有那种在特定制度状态下不合法、没有合理性依据的权钱交换，即异变的统治关系，才是腐败。
为说明这点，有必要进一步澄清统治关系的结构。一个国家的统治关系由两个合约框架构成，即统治者──公民（选民）合约和统治者──官僚合约。作为统治关系所必须的正当的权钱交换只发生在统治者与公民之间，其合理性不适用于统治者──官僚以及官僚──公民之间。因为统治者与公民彼此是平等的独立主体，它们之间形成的是平等的交易关系；而统治者与官僚之间是委托──关系，官僚不能违背统治者的利益或意志而与公民进行权钱交易，官僚更不具备与统治者进行权钱交易的独立地位。基于此，历史上的政体在正常时期都坚决禁止官僚贿赂上级，而且把官僚与公民之间私自的权钱交换视为非法。另外，统治者──公民之间的权钱交换有两个层次。第一层是基于正常的社会所必须的公共利益的交易，它与最弱意义上的国家相符合，在这个层次上的权钱交换不属于腐败。第二个层次是基于优势集团特殊利益的交易，一个国家建立后，统治集团作为自利的经济人就倾向于脱离其公共利益人的角色而发展其特殊利益，这往往会成为国家扩张的诱因，所以，超越了最弱意义的国家难免成为腐败的滋生地。
二、权钱交换的两种类型以及腐败的定义
由于社会经济结构及基于其上的政治体制的差异，权钱交换有两种不同的类型，即“权力主导型”和“金钱主导型”。在这两种类型中，权、钱地位的不同，权钱交易性质的不同，反映了统治关系的性质不同。
在政治──行政权力压抑市场的社会政治背景下，社会经济资源主要根据政治权力大小进行配置（比如君主分封制），或由行政权力按中央指令性计划配置（比如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或由特殊利益集团所操纵的政府控制（比如宪政制度不完善的“民主”体制）。这样的权力具有经济上的资源垄断性质，会产生垄断租金；权力的行使很容易转化为货币收益。但在这种制度里，如果统治能力尚属正常，则用金钱购买权力是被禁止的；只有当统治能力严重衰竭时，才会出现用金钱购买权力的现象，这种情况就是所谓的“权力主导型”权钱交换模式。
在市场机制力量比较强大的社会中，统治秩序是由“金钱主导型”的权钱交换来确定的；国家领导者通过投票产生，政治──行政权力的基础是众多具有行动独立性的利益集团和个人，他们的纳税意愿能有效地约束国家意志，金钱（按照一定的宪法规定）能合法地购买政治权力（当然金钱支出与所转化的政治权力在量上并不必然呈正比关系）。市场机制下可能出现财富的不平衡分布，拥有经济优势甚至是市场垄断地位的金融集团有机会将金钱转化为额外的政治影响力，从而在不同程度上操纵国家权力为集团私利服务，这样可能形成财阀统治。但是，由于金钱受市场作用主宰，没有强制力，因而容易被分散和重新聚合，财阀集团时刻面对着来自社会各方面的挑战，从而为政治的民主化留下了潜在的空间。作为长期以来社会多方重复博弈的结果，拥有较大财富的金钱势力主导国家权力使之服务于其特殊利益的能力会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强制性国家权力干预市场的范围则被控制在尽可能低的水平上；国家权力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倾向越来越强，用金钱购买政治影响力的举动逐渐成为纯粹政治性权力游戏，对公共部门日常管理的程序、决策和社会经济利益的再分配影响越来越小。这便是宪政和民主制度的增强与完善。套用林德布洛姆（中译本1992：216页）的说法，追求金钱的权力比追求公共利益的权力更容易受到准确控制，如果大众能够系统地改变权力满足金钱胃口的机会的话。这就是为什么卢梭的公意理论成为现代专制的根源，而多头民主制却是建立在曾为人们深为恐惧的金钱统治之上的原因。
我们也可以把上述的两种权钱交换类型视为不同的政治市场结构的产物，政治市场为权钱交换提供场所和制度支持。如果把政治市场当作包括秩序在内的公共产品（可转化为政治影响力）的买卖市场，那么“权力主导型”的权钱交换与卖方垄断的市场结构相适应，而“金钱主导型”的权钱交换与竞争性的市场结构相适应。在“权力主导型”的权钱交换市场中，只有唯一的专制统治者拥有提供政治服务、发挥政治影响力的权利，政治市场是严格的卖方垄断（独裁）；与此相反，在“金钱主导型”的权钱交换市场中，政治选举市场更接近真正的市场机制，多个政治力量可以竞争性地提供政治服务，金钱力量可以竞争性地购买政治影响力，为使这种竞争能有序地进行，一种约束力强的、得到共同认可的制度规则就会被建立起来，这就是宪政民主体制。
更进一步看，国家与社会的力量对比决定了金钱和权力究竟何者为主导。自主性的市场经济和市民社会的存在，是防止国家权力扩张的天然屏障，因而是民主制度的一个必要条件。虽然“金钱主导型”的权钱交换并不必然导致民主，但民主只可能产生于“金钱主导型”的权钱交换；“权力主导型”的权钱交换不可能产生民主。现代资本主义民主制度是典型的“金钱主导型”的权钱交换模式，用金钱购买政治影响力的作法获得了合法化的形式。其一是金钱通过选举转化成政治力量，影响候选人、政党、政策制定程序和政府政策。以美国为例，竞选费用历来很高，而且随着政党的衰落、竞选的个人化（候选人依靠自己的竞选班子和组织从事竞选）、竞选新技术的采用，竞选费用还在急剧增加（李道揆，1999：247页）。一个政治人物能否当选，与他的筹款能力直接相关；而在他当选之后制定政策时，必须考虑给有关的捐款者以相应的回报，甚至直接委以重任。其二，金钱是各种特殊利益群体作为压力集团影响政治过程的必不可少的资源。尤其是自1970年代以后，美国许多利益集团特别是大公司都建立了各自的政治行动委员会（PAC），作为给其政治代表筹款和捐款的机构，“这些PACs使用金钱来购买政治影响力和试图影响国会及总统的做法，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突出”（西奥多．怀特，转引自李道揆，1999：262页）。
然而，对于民主的统治来说，比用金钱购买政治影响力的原则更重要的是对该原则施加的严格的制度性限制。随着资本主义国家民主化程度的提高，制度性限制也越来越多。美国于1971年制定的《联邦选举竞选法》（此后几经修改），规定了个人、团体、政党给各候选人每次和每年捐款的限额。比如，个人、团体每次给一个候选人的捐款分别不得超过1,000和5,000美元；接受联邦政府补助的候选人使用本人及其家族的资金不得超过5万美元。这样，过去常出现的一个富有的捐款人直接向一个候选人捐款数万乃至上百万美元的情况就不可能出现了。《竞选法》还规定，一个政治行动委员会至少应拥有50个捐款人，并至少向5名候选人提供捐款（李道揆，253页）。这些规定并不是要改变金钱支配政治权力的基本关系模式，而是通过立法调节促使这种关系模式分散化和民主化，削弱少数富有的寡头在政治市场上的垄断和操纵能力，使政治市场上的购买者分散化，扩大竞选活动的社会支持面。
腐败是指权力与金钱之间不合法的交易，可以分成不合法的“金钱主导型”权钱交易和不合法的“权力主导型”权钱交易。既然权钱交易的模式反映特定统治关系的性质，那么，腐败的形式自然也能反映出特定统治关系的性质。无论是“权力主导型”还是“金钱主导型”的权钱交易，在制度所规定的合法范围内，都会有助于建立稳定的政治秩序；而法律控制之外的权钱交易的泛滥即腐败，则必然会侵蚀政权的社会基础，损害政治制度的功能。比如，在承袭现代民主制法律构建的地方，国家实际上都建立在“金钱主导型”的权钱交易关系之上，但实际结果却大相径庭：有的国家（如二战后拉美和非洲的“民主”国家）陷入了经济停滞、政治独裁或动荡的局面，只有相对少数的国家产生了良好的法治秩序。理想型的民主制度不仅要求在宪法的政治层面确立市场货币力量的积极地位，还要求“金钱主导”的权钱交易能被严格地制度化。
三、“国家社会主义”体制中的权力腐败
“国家社会主义”（StateSocialism，即传统的未改革的集权社会主义制度）是典型的“权力主导型”权钱交换体制，权钱交换只限定性地发生在统治关系最基础的层面，即统治者与公民之间以国家服务换取税收的交换。不过，它并不是简单地以税收换取国家服务。统治者建立了一种全能型的像一个大工厂一样的“国家”，“国家”是所有公民的雇主，它在扣除公民的基本生活需要后，直接占有全体公民的生产成果；作为交换，它提供给所有公民最基本的政治服务。其实，这是将公民与国家之间的基本交换内部化了，工厂式的政权内部交换取代了准市场的交换形式。假设以公民税收与国家服务之间明确而公开的准市场交换方式进行的是一种自愿、等价的交换，交换并没有改变双方的对等地位，那么在这种特殊的被内部化的权钱交换形式中，交换双方是不平等的，国家具有掠夺性的潜能，它在为公民全体提供本该提供的服务的同时，还强制性搭售执政集团的特殊意识形态。可见，这是一种绝对的“权力主导型”权钱交换。
纯粹的“国家社会主义”模式存续的条件是政治资源和政治机会的双重垄断，国家尽其所能垄断所有经济资源，并且不允许社会性力量与执政集团竞争合法性，凡有损执政集团对权力独占性的任何活动都被禁止。这样的制度安排意味着社会性力量既不具备政治活动的经济基础，也没有自主性政治参与和表达的机会，这就从根本上禁绝了社会性力量以金钱换取国家权力的尝试。
与那种金钱可以合法化、制度化、有条件地购买政治影响力的政体不同，“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中以金钱购买政治影响力或行政权力的任何行为都属于腐败。在这种制度的前期阶段，执政集团能对社会性力量实施有效的控制，官僚被体制外力量“腐蚀”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在这种结构状态下，腐败主要因官僚权力缺乏结构性制约或者说等级制内单一的行政监督的不完善性所致，所以是体制性的“自我腐败”。其形式有挪用或盗窃国家财物、渎职、贪污、浪费、弄虚作假等；其特徵是“以权力谋取金钱”，物质和金钱利益的获得不是由市场而是权力和社会地位决定的。1978年以前中国的反腐败运动以官僚主义及各种形式的“以权谋私”为打击重点，这些行为都属于此类腐败。
在改革前的“国家社会主义”模式里，官员享有特权是这种体制的“自我腐败”行为的核心。1956年至1978年期间，与政治、经济和社会管理体制的高度集权相匹配，共产党建立起了庞大的官僚体制。革命官员转化成了享有“合法化的腐败”特权的“封建贵族”（吕晓波，2000：243页），这些特权包括内部医疗及其他福利、保健、休养、好的住房、商品和服务的内部份配等等，尤其是在“”的中、后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我们可以把特权制度的普遍化当作革命的等级制的蜕化形态。吕晓波（2000）指出，官员特权是革命后政权组织内卷化(OrganizationalInvolution)发展的结果，表明政权对自己的权力精英的制度化控制能力越来越弱。在全面的官僚控制的再分配型经济中，“官员”是一个范围很广的集团，官员特权制度必然引起“走后门”和“关系”的非正式的制度化。“走后门”和“关系”是研究中国共产主义政治的一个重要视角（Guo,2001）。虽然从“”中、后期直至改革初期，政权摆出种种姿态反对这种“危害社会风气的不正之风”，但这样的做法多少有点“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讽刺意味，因为在权力高层，这种行为模式实际上随着官员特权的制度化早已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待遇”了。
“走后门”和“关系”是再分配型权力网络的产物。由于物品和服务广泛的短缺，拥有短缺物品控制权的官员为某些人“开后门”所获得的好处是互惠性的“关系”。假设某甲有物品丙的分配权，某乙有物品丁的分配权，则甲给乙“开后门”就可以建立与乙的“关系”，从而获得乙所控制的物品丁。当“关系”如此重要以致于它在社会生活中无处不在时，它就可能部份地取代货币而成为具备交易、储藏、支付等基本价值职能的一般等价物。“在没有市场或现有市场极为不完全竞争的地方，广义上的‘关系’不得不用来起替代作用”（缪尔达尔，1991：206）。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货币只是“消极”的“一般等价物”，消费者单凭货币是不能完全满足其消费需要的；而对满足消费需要来说不可或缺的是“关系”，一个人掌握的“关系”越多，其消费能力就越强，社会地位就越高。由此可见，在计划经济中货币不是唯一的交换媒介，在交换中“关系”往往比货币更重要，但是“关系”的交换主要发生在掌握各种机会和权力的人之间，而官场中的官僚拥有最多“关系”。
四、改革初期腐败的新特点
“国家社会主义”体制的改革就是国家运用其权力创造市场的过程。这个过程沿着两条线路推进：其一是将过去以“黑市”形式存在的第二经济合法化；其二是再分配权力从某些领域撤出，让市场的力量发挥作用。在市场化过程的初期，国家垄断虽有所减弱，但仍控制着大部份政治经济资源，官员们也继续掌握着大量的再分配权力；私营经济的发展往往取决于它与权力掌握者的关系如何，与政府部门做生意、从制度的“双轨”特性中赚取部份垄断租金，是私营业者的最佳经营策略，国家权力是否对他们提供庇护和施舍能很大程度上决定其赢利的多少。比如，在整个1980年代，曾普遍推行经营承包制，这一政策赋予官员们代表国家与承包者讨价还价的权力，在一定程度上说，实际上是官员来决定谁将获得承包合同。又如，对私有企业来说，只有官员才能决定，谁可以得到稀缺的供给和政治保护（比如“红帽子”）。正如Oi(1994)所评论的，“官员是造就国王的人”，在官员与私人经济力量的相互依存关系形成过程中，财富越来越成为权力的一个因素，但影响力很不充份，私人经济对于再分配权力的依附性决定了市场经济内生的社会性金钱势力在国家权力面前还缺乏独立性。
在这样的社会经济环境里，官员们的腐败方式与改革前相比有了一系列变化。首先是官员们的在职消费需求被激发起来，公费消费的规模不断扩大，“大吃大喝”上了一个新档次，超标准接待、滥发福利、公款请客送礼、用公款超标准购买轿车、公费旅游等日益普遍。其次，行政权力仍然掌握着巨大的获利机会，党政机关和党政官员经商办企业、套购紧缺物资、倒买倒卖（即“官倒”）迅速蔓延，到1980年代中、后期已达到十分严重的程度。再次，随着市场机制的成长和私营业者的活跃，他们开始通过贿赂官员获得有利的经营条件和赢利机会，出现了市场环境中交易类型的腐败。中国改革初期腐败的新特点表明，这一阶段的腐败基本上仍然属于“权力主导型”。
五、从“权力主导型”腐败向“金钱主导型”腐败的转变
市场化所产生的深刻社会政治变革早晚会导致对多数资源的控制权从国家向社会的转移，最终必然使官员的权力“点金术”逐渐褪色。于是，官员权力干预经济活动的方式由直接掌握资源转向对资源的运用施加某种限制，官员的权力只有与私人的金钱势力相结合，才可能参与利益的分配。与此同时，出现了代表金钱势力的新兴社会集团，它对国家权力的控制和支配能力也逐渐扩大。在这一过程中，腐败模式中金钱支配权力的特点也越来越明显。
中国的市场化是一种“以权力创造市场”的机制，官员们既是市场化的推动者，也以私人身份参与市场化的经济活动。在西方学者对寻租的经典分析中，寻租者是不占据公共职位的私人经济力量，官僚们不在此范围内。然而，中国改革时期的党政官员集团不仅以公职身份设租，而且还以私人身份作为寻租的主体，这导致租在官僚体系内部流转，十分便于官员集团积聚资本。实际上，官员集团也的确是中国的“自发私有化”的主要收益者。
大约从90年代初期开始，官员们的个人追求已从单纯的权力积累（官职晋升）转向资本积累，官员们腐败的目标则从对消费资料的侵占发展到对生产资料、生产要素的侵占，其特徵由享乐型转向资本积累型。如果腐败是以个人消费为主要目的，贪污受贿往往发生在离退休前夕（即“59岁现象”）。其原因是，官员在职期间的个人奢侈型消费基本上不成问题，而要保证这种消费的水平在退休后不下降，就必须在退休前多贪污一些。如果腐败是以积累私人资本为目标，则官员的年龄越轻，其积聚资本的动机越强。近年来中国被查处的违纪违法官员呈低龄化趋势，恰好证明了以积累资本为目的的腐败现象在增加。据河南省的统计，2000年该省受党、政纪律处份的人员中，68.5％的年龄在45岁以下。[2]
党政官员积累起个人资本后，就不仅仅是国家权力的人，而且是私人金钱势力的代表。在他们的行为目标中，通过权力交换金钱和以金钱支配权力重叠交叉，既可通过掌握的公共权力增值私人资本（其典型形式是领导官员通过亲属、情人或朋友关系开办私人企业，在其权力的庇护下经营），也可凭借其个人直接间接拥有的私人资本以“内部人”的身份支配公共权力。占据公共职位的领导官员行为目标的异化，严重破坏了公共权力的运行规则，比如权力非公开地参与土地批租、建筑承包、娱乐洗浴等特定暴利行业并获取巨额收益已成定则。
与此同时，90年代以来官员们经济犯罪的主要类型也发生变化，受贿取代贪污成为经济犯罪的最主要形式，因此1997年修改的《刑法》新增加了“行贿”罪。贪污是官员作为内部人对国有资产的一种偷盗。受贿却表明，执行国家权力的公务人员处于被金钱势力支配的地位，后者通过行贿实现了对官员的控制，从而使这些官员所掌握的权力为其所用。比如在湛江和厦门走私案中，在走私者的重金收买下，当地海关、边防、海警、打私办等执法监管部门的主要领导及关键岗位上的工作人员与走私分子结成了“猫鼠联盟”：海关不把关，边防不设防，打私办成了“走私办”，边防、海警为走私武装护航，赖昌星甚至能控制当地处科级官员的任用。这种“猫鼠博弈”既然能形成双方之间地位的均衡，那就可以判断，均衡的实现主要是因为老鼠成功地控制了猫。
寻租是市场化条件下的主要腐败形式。在官商结合的分利行为中（比如官商结合经商），私有企业主、国有企业经理等占有垄断收益即“租金”的绝大部份，而官员只分得一小部份租金（类似于后者获得前者支付的“佣金”）。所以，在官商结合型的腐败中，权力即“官”方处于受雇佣地位，金钱势力即“商”处于支配地位，双方对腐败收益的占有是不平等的。这部份地是因为官员用以交换收益的权力资本并非其个人资产，而且他对权力的控制也受时间限制（“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加上他的“以权谋私”行为还面临政治上的风险，这些因素都限制了他与金钱势力讨价还价的能力。社会舆论将这种不平等的官商联姻称作“领导官员傍大款”──即官员通过与私营业主发展密切的私人联系，将权钱交易关系稳定化并降低被暴露的危险。一个“傍”字形像地表明了官员与大款之间的从属关系。比如，前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接收私营业主周雪华100余万元后，为周办事到了不遗余力的程度，为了让周的客运停车场升格为客运停车站，胡竟然向省市两级交通部门的6位负责人一一打电话，并屈尊宴请上述人员。[3]在一个非法的权钱交换已非正式地制度化的条件下，为了使交换持续下去，双方都必须树立信用。官员为了能源源不断地获得金钱贿赂，就必须为“大款”们办实事；否则拿了钱不办事，贿赂就会减少。于是掌握公共权力的官员就成可不法金钱势力的代言人。
六、“金钱主导型”腐败如何影响中国的政治发展
从世界历史来看，权钱交换既可以塑造现代民主政治（由此所产生的民主制的弊病如其优点一样明显，并已被民主理论家无数次地指出），也可能成为国家系统性腐败的根源。关键在于是否选择一种妥当的制度，中国当前正由于回避政治制度创新而沿着后一结果滑下去。
90年代以来，中国政治生活中金钱与权力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实质性演变，金钱势力已在现实中广泛存在的权钱交换关系里占据主导地位。在改革时期这种特殊的“金钱主导型”腐败中，金钱势力既有充足的资源以腐蚀、收买国家权力的人，又有着购买政治影响力的强烈动机。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权钱交换全都在完全不透明的“政治黑市”上无序地进行，完全不受社会的监督，这是中国现阶段腐败程度日益加深的特殊制度原因。目前执政党采取的打击腐败的措施，如加强对官员的宣导教育、改善监督措施及更多地查处违法违纪官员，都未触及制度层面，收效有限，因而出现了“腐败愈反愈烈”的局面。
“金钱主导型”腐败的蔓延已经开始影响中国的政治发展。其表现之一是金钱成为官僚竞争最重要的资源。集权型官僚政治体制的政治竞争（即“官场斗争”）向来是封闭的，制度化程度低。改革前官僚竞争的决定性因素主要是政治出身、家庭和派系关系背景等，官员权力的有效性来自其职位所控制的政治与经济资源。改革以来，官员权力的经济基础发生了变化，来自官员职位的资源并不足以充当其权力基础，只有那些在经济上“会经营”的官员才是实际上有权的，这就是官员权力的“企业家基础”。伴随着这种实质性的变化，出现了官僚竞争的新形式；而金钱则成为决定官僚竞争胜负的最主要的非专业因素。在“关系”仍起关键作用的情况下，跑关系、拉关系、“跑官要官”的成功与否，取决于一个官员所拥有的金钱，仕途由金钱铺就不再是夸张之辞。通过向掌握任免权的主要领导和组织部门的官员行贿而达到升官目的，已成为官僚体系内部的普遍作法，有的地方不同级别职位的“价格”甚至已自发形成。一些官员积聚起足够多的金钱资本后甚至用金钱支配官僚体系外的力量来打击官场上的竞争对手。比如，近年来屡屡发生的领导官员“谋官雇凶杀人”案件，就是官员为了清除其升官道路上的障碍，花重金雇佣凶犯杀害其他官员。
腐败对政治的影响还表现为，随着私人资本的膨胀，一些私营业主产生了购买公共政治权力的欲望。这种欲望近年来已得到相当程度的合法化实现，不少私营业主获得了相当高的政治地位和权力，农村也出现了“富而为官”的现象。然而，以金钱购买政治权力更多地是通过非法途径实现的。例如，在人大和政协代表或村民委员会选举时，用贿选手段试图当选的案例越来越多了。这种以金钱购买政治权力的不合法行为表明，在既存制度中民主政治的约束力不能合法地成长。
以金钱为媒介的权力与黑社会势力的交易（“权黑交易”）是腐败影响政治的又一个特点。在中国日益严峻的黑社会犯罪中几乎到处能看到“权黑交易”的影子。“权黑交易”的实质是，某些国家权力部门通过出让公共管理权给黑社会组织，从黑社会组织的收入中分得部份利益，以满足官员的个人需要。黑社会组织要获得发展，关键是能在公安等部门有强硬关系，获得后者的照顾及合法庇护，而要得到公安等部门的合作就需提供金钱。所以“以钱铺路”是黑社会组织的基本发展策略，它们能用金钱使公安等部门在一定意义上瘫痪，甚至为其所用。比如，以皮毛市场闻名的河北蠡县，前几年黑势力垄断了皮毛收购和运输，强制收取保护费，并犯下杀人、爆炸等恶性案件140余起，但该县公安局只查证落实了18起，且犯罪分子无一人受到刑事处份，原因就在于公安等部门参与了黑势力垄断市场收益的分红。wWw.gWyoO
腐败类型从“权力主导型”的权钱交换向“金钱主导型”转变，说明现存政治制度正面临严峻考验。由于政权未能及时地对权钱交换类型的变化做出制度化反应，“金钱主导型”的权钱交换正以腐败的形式改变着国家的政治性质。虽然普通百姓能感知到腐败程度迅速加深，但人们对此却日益冷漠；腐败在很大程度上被公众默认，甚至被社会习惯化了。面对严重腐败的这种“失语”状态，正反映了当前中国社会在解决重大问题方面的政治无能。腐败的扩散塑造着权力精英，形成了依靠腐败维持的官僚既得利益集团。腐败与反腐败的较量，实质上是维护公众利益与少数人既得利益的较量。如果这种特殊性质的腐败长期得不到压制，这种与特权集团相互维持的“金钱主导型”权钱交换关系最终将被制度化，那时即便有了民主的外衣，制度的实质也必将是特权垄断政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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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勇，1994，“市民社会发育中的‘钱权交易’意识”，载《探索与争鸣》第3期。
申明民，2001a，“搭便车问题在政治解释中的应用及其局限”，《开放时代》10月号。
腐败类型范文篇9
在这13年间，高勇在各类刊物上公开317篇，参编书籍17部，单独著书5部，完成研究课题44项。在此期间，他取得了研究员职称，并成为西南财经大学、四川大学和凉山西昌学院的兼职教授。他从91年起任四川省政府办公厅任秘书，1993年，他开始在母校的工业经济系攻读在职博士。读到第二年时，四川省委的正处级秘书，1996年7月，高勇博士毕业，出任凉山彝族自治州副州长，主管经济工作，3年中进行了一系列被称作“凉山现象”的资本运作和资产重组，引资4800万元。1999年至2002年，高勇先后任中国证监会成都证管办党委副书记、副主任，中国证监会贵阳特派办党委书记、主任兼证监会成都稽查局副局长。2002年4月至6月，任中国证监会贵阳特派办党委书记、主任（正厅级）。2002年6月起，高勇任成都市委常委，后任宣传部部长。
也就是说，这位政坛明星在一直担任重要岗位的行政工作，而且工作十分出色、繁忙的同时，每年完成了约24篇以上的论文（即每个月2篇）、0.4部个人专著、参编1.3部书籍、承担3.4个科研课题。按他的认罪书，这段时间，他“身边最多的朋友就是各种类型的大小老板、企业家，几乎每一个工作阶段，身边都有这样的朋友。我喜欢同他们交往，喜欢和他们一起喝茶、吃饭、聊天”，业余生活也十分丰富。就他的科研工作量来看，大学专门从事科研工作的人员，如果能达到这个工作量，恐怕每天工作12小时也难以完成。难道他有分身之术？至于科研项目，现在申请项目非常困难，一年申请成功并完成3.4个科研项目对一般人来说，必须付出全部的精力。而且在科研资源有限的开发部下，要申请成功这么多项目也难以想象：我想，在这么大的中国，即使是院士和著名学者，一生中能申请成功、完成44个项目的又有几个；37岁已经是正高职称，在高校和科研单位，即使是专职从事教学科研工作，一定也只是少数难得的学术精英。那么，真是因为他是学术超人吗？不是。
我一点也不否认，他可能具有学术天赋，如果专门从事学术研究，可能是学界英才。但现在他所取得的学术成绩和学术地位，显然已经超过了一个正常人所为。那这一切又是怎么来的呢？无非是以下两种情况：一是侵占他人成果，大部分著作和论文由他人或者在别人已完成的成果上署上自己的名字；二是利用职权申报科研项目，自己只是起到一个挂名的“领导作用”。就是这么一位已经在领导岗位上平步青云的人，实际上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在疯狂地掠夺其他自愿的或者不自愿的人的学术成果的人，居然还敢说“在我的思想深处，一直有一种错误认识：一定不要沾公家一分钱，只要不拿国家的钱就没事，而且朋友之间的事，别人怎么会知道呢？殊不知，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我怎能不出事呢？！”，把自己描述成一个单纯、讲义气、道德高尚的人。学术上这么贪婪，面对金钱的诱惑，还会有什么“错误认识”吗？一个早已熟谙人情世故，摸透了政界行情和学界行情，时时利用国家给的权利待价而沽的政界败类、学术流氓，还在这里为了减轻罪责、获取不了解内情的人们的同情而去捏造一个虚假的所谓“思想深处”，可以说是厚颜无耻。
一般的人可能难以理解，政治上这么顺利，何必还要去在学术界不正当地去挤占资源呢，这对大多数又从事学问、又“权为民所用”的正直官员可能如此，但对于有些人来说，权力可以轻而易举猎取学术资源，而利用学术资源拉帮结派、整合政治资源，何乐而不为呢？因为纯粹学者奋斗一辈子才能得到的学术地位，滥用权力者垂手可得，权与学结合是大有可为的。当今不少有权力的学者不正是这样做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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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於政治腐败的正负功能问题
近年来政治腐败随着改革的深入也一同向前发展，其势头之猛令人极为担忧。很多学者对於其原因、性质、危害和治理提出了很多有益的认识。其中一种乾脆从经济学的成本－效益分析出发，认为政治腐败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具有某种正功能。他们提出，根据经济人的假设，「人类的一切活动都蕴含着效用最大化动机」，政府官员作为理性经济人，他们的权力行为选择也自然要受到需求偏好和成本－效益权衡的制约，腐败行为的发生、发展也与这种成本－效益李联繫。这种观点与传统的、大多数人们或者说至少是普通人所熟悉的腐败有害论一起，就构成了如何认识腐败的正负功能的问题。这一点对我们对腐败行为进行成本效益分析有相当大的影响。
对於腐败行为的正功能，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可从以下几个学者中观察到：
（1）塞缪尔·亨廷顿认为，在现代化进程中由於扩大政府管理权而带来的腐败有助於刺激经济的发展，因为传统的法律或官僚制度阻碍经济发展，腐败可以成为逾越这些阻碍的有效手段。他的一个著名的观点是，腐败可以是较为轻松地实现现代化的润滑剂。
（2）纳森尼尔·里夫提出，腐败具有以下正面的功能：促使政府对发展经济採取更为有利的态度和政策行为；缩小不确定性和增加投资；有利於经济创新；推进竞争和效率；构成阻止决策失误的樊篱。
（3）戴卫·白利则认为，腐败行为具有产生效率、扩大投资、提高政府官员质量、以裙带关係等非正式组织网络支持政府、减少政府制定政策的缺点等作用。
总的来看，关於腐败的正功能，人们争论非常大，但对於腐败行为的危害性（即其负功能）却有极大的一致性，其中有一点可以肯定：腐败行为的负功能是显而易见的，即使是主张腐败行为有一定正功能的人，也不否认其所具有的危害性。他们的方法是将正功能与负功能当作彼此独立的而非彼此相依的事物，把二者当作平行发展的两个因素来看待。我们认为，这种认识方法是有其巨大缺陷的。下面我们就从成本－效益的角度来具体地分析一下政治腐败的正负功能以及腐败有益论中的方法缺陷问题。
二、政治腐败行为的成本
前面已经多次提到，腐败现象的产生与人们的求利动机密不可分。人们的行为都是追求既定条件下的利益最大化。利益可以分为自利和利他两种情况。虽然完全的、排他的自利不可能长期维持下去；但在一般条件下，纯粹的利他也是很难找到的，因为个人总是具体的个人，个人自身不能存在就根本谈不到利他的问题。所以人们一般地表现为自利的人，腐败行为正是这种自利行为发展到超越法律和制度规范时候的活动。既然讲到自利，就有一个如何进行成本－效益的权量、平衡问题。在正常情况下，人们总是会选择收益高於成本的行为，而不是相反。人们的这种行为选择趋向，可以被称之为成本选择定律。如果将这一定律运用到具体的政治腐败行为分析中去，就很容易发现，腐败之所以日益严重化，与从事腐败行为的收益远远高於其成本有莫大的关係。
有一点需要提出的是，腐败者在进行腐败活动过程中，所付出的成本並不仅仅是某一方面，诸如经济、政治、精神和道德等某一方面所能够概括的，它是以上诸多方面综合的、总体上的代价和风险。与其它社会行为相比较，腐败行为的成本具有一些独有的特点：
（1）在内容上，腐败成本具有多样性。一般社会活动的成本大致可以用人力、物力和财力将其包容进来；腐败行为的成本则除了以上几点外，还包括了政治上的、精神上的、法律风险上的和社会道德上的损失代价。
（2）在投入上，腐败成本除了事前的投入外，还具有明显的后发性。一般社会活动总是成本投入在前，收益在后；而腐败行为除了事前的投入（如行使公共权力者事前的行贿）和事中的投入（如进行腐败活动过程中的自我道德谴责）外，还有相当一部分、甚至是主要部分是在先投入权力，腐败案发后根据其收益程度来确定的。
（3）在数量上，腐败成本具有明显的不确定性。由於腐败成本的后发性特征，腐败成本的大小往往是极其悬殊的。比如，相同案情、案值的腐败行为，一件被发现了，其成本就可能极其巨大；而另一件没有被发现，平安无事，其成本相比之下就可以非常之小。这一特点也促使很多人积极地从事腐败活动，敢於冒险。
（4）在性质上，腐败成本具有惩罚性。一般社会活动是按其实际付出来计算的，付出的量就是成本量；而腐败活动成本则必须以高出腐败收益为原则，否则就不可能控制腐败行为的滋长和蔓延。由此可见，腐败成本不是一般性成本，而是一种政治生活领域的特殊的追偿性成本。
（5）另外腐败行为成本还涉及到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由於腐败行为是一种「负和博弈」，其成本与社会整体密切相关，其成本事实上最终可能是由社会来承担的，只不过是由腐败者进行了事前「预支」而已。比如，「双轨制」下的换轨寻租所付出的巨大贿金，完全从「租金」中支付，是典型的「取之於租金」，他本人並不支付任何成本，而是由社会来支付。
那么，从事政治腐败行为的成本到底包括了哪些方面的内容呢？我们认为，腐败行为的成本计算要注意兼顾这样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要注意区分事前已经付出的实施成本和事后的风险成本；二是要注意比较分析腐败行为的成本和廉洁行为的成本；三是要注意区分个人所付出的成本和社会由此而付出的被动成本（即其负效应）；四是要注意联繫腐败行为的成本和反腐败行为的成本比较。
下面我们先来分析腐败者个人的事前、事中的实施成本和事后的风险成本：
（1）事前投入的经济成本，如贿金、物资等；
（2）事前投入的权力资源成本，如权钱交易中权力资源的介入等；
（3）事前、事中投入的自我精神折磨、谴责等；
（4）事后的因达到违法犯罪被判刑而丧失的人身自由，甚至是丧失生命的损失；
（5）因违纪政纪而受到的各种处分；
（6）因腐败行为而失去的正常的工资福利待遇；
（7）因腐败行为而失去的正常的可能的政治晋昇机会；
（8）因腐败行为而被课以罚款、没收非法所得带来的经济损失；
（9）舆论谴责、人际关係恶化、人格失落等精神和道德上的损失；
（10）因腐败行为而导致的下属的政治支持、忠诚的减弱甚至丧失。
与此相对应，对於政府官员而言，廉洁行为所要付出的成本所支付的成本就是谋取公共职务、获取公共权力职位的「进入」和「维持」成本。具体地，这种成本可能包括：
（1）获取公共权力职位所需要的相应知识而支付的教育、成长和时间成本；
（2）获得领导或上级认可与赏识、维持良好同事人际关係而支付的公共关係成本；
（3）因廉洁行为而失去的非法收入（相对於腐败者的腐败收入，这也是一种现实损失）；
（4）因廉洁行为而丧失的正常的工资晋昇机会和其它物质利益机会（如有可能就是因为腐败者行为而丧失，如果廉洁者也认同於腐败行为並参与其中是可以争取到这种机会的）；
（5）因廉洁行为而丧失的政治上的正常晋昇机会（包括了前一种情形中的理由，再比如决策者是一个腐败者时的情况，即「正常的事情通过正常渠道不能办好」）；
（6）一定环境内对於廉洁行为而引致精神上的自我压力、过度约束等；
（7）周围环境（如亲友、家属和传统的道德观念对於裙带关係的认同和支持等）对廉洁行为所造成各种困境的谴责和压力；
（8）因廉洁行为而导致的政治支持、忠诚的减弱甚至丧失（如具有较为明显的自利倾向的下属和同事对於廉洁的官员在某种程度上总会产生一种「距离感」）。
当然，对於腐败行为和廉洁行为的社会成本我们还可以进行更为细致的分析，但大致地我们已经可以观察到，二者的内容都是综合性的，包括了经济、政治、道德和精神诸多方面的内容。因此，我们在讨论其收益时也要注意到这一特点。
三、政治腐败的效益与腐败的「高收益、低风险」问题
腐败的收益就是从腐败行为中的「所得」，这种所得不仅仅只局限於某一方面的内容，包括了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等多方面的因素。而且，人们在探讨这一问题时也涉及到了社会是否能够从某一腐败行为中得到收益的问题（我们将在下一节对此进行讨论）。先来看个人能够从腐败行为中得到一些什么样的收益：
（1）物质形态的「超经济暴利」，如巨额的贿金、房产，或其它物质方面的财富；
（2）信息或机会的优先性，如政治晋昇的机会、政策改变的事先透露及由此带来的政治上和经济上安全性等；
（3）在向上和向外方面，加强自身与组织或组织其他成员的整合程度（对於腐败的认同可能引起其他腐败者的认同，甚至形成一个较紧密的腐败「小圈子」）；
（4）在向下方面，由腐败引起的一部分下属对自己的倾向性政治支持和忠诚；
（5）由於腐败而带来的周围环境所施加政治、道德压力的降低；
（6）腐败还可以使自己在一定程度上摆脱僵化的政治、法律体制的束缚而达到自己的目的。
与此相对应，个人廉洁行为的收益则主要包括：
（1）工资的稳定化和可能的晋昇；
（2）官员公务职业的荣誉与心理上、道德上的满足感；
（3）职业的稳定性；
（4）可能的政治性支持（包括了政治体系内外两个方面，在一个腐败严重发展的社会里，这种政治支持可能更主要地来自於政治体系之外）；
对於腐败行为、廉洁行为的成本和效益的比较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二者有一个突出的特点是：腐败行为呈现出「高收益、低风险」趋势，而廉洁行为则是典型的「高成本、低收益」。特别是随着改革的深入发展，「官本位」社会文化根基逐步动摇、择业流动性不断增强、市场机制开辟了许多新的自我价值实现渠道，这更使廉洁行为的收益在政府官员心目中的重要性大为降低。同时，至少在目前腐败行为的风险成本的伸缩性是相当巨大的，因为这些风险成本要变成为现实的腐败成本，其关键在於腐败行为被发现的可能性和被惩罚的可能大小及其严厉性，而这种可能性和严厉性在目前要大打折扣。这种状况导致的一个直接的严重后果就是腐败现象的迅速蔓延並在社会当中取得合理性合法性地位。比如，如果一个人贪污或受贿10000元没有被发现，或是被发现后只给一个行政处分，既不没收非法所得又不予以经济上的重课，照样当他的官。这样的腐败行为不是很划算吗？或者说，一个人贪污数量较大，被查出时他已经将脏款挥霍殆尽或进行转移，即使他被开除公职或判一、二年刑罚，过了这几年他照样可以风风光光地过日子。这样的低成本和高收益的反差，不也是很诱人的吗？
所以，正如有人所说，「如果一个拥有公权的人可以通过腐败行为得到比从事遵纪守法还要多的纯收益，那么就意味着社会为腐败现象的滋生提供了适宜的制度基础，某些私心严重、意志薄弱的公仆就很容易堕落成为以权谋私的腐败分子。」
四、对腐败正功能观点的几点认识
近年来，国内不少学者，主要是经济学学者提出了腐败的正功能问题。比如，在一些经济学家看来，寻租行为是理性的行为，因为寻租者花精力去影响政府对「租」的保留、分配甚至是创造，从而使他对某种资源取得了垄断，这种活动是低投入高产出的，因而是理性的。他们还提出，特别在存在非理性干预的经济环境中，腐败对经济的发展具有正功能。
我们可以先把国内外关於腐败的正功能的观点进行一点更为详细的说明。综合起来，他们认为，腐败所具有的可能的正功能主要包括：
（1）腐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经济的起飞。前文中塞缪尔、里夫和白利等人的观点都承认和强调这一点；
（2）能推进竞争和效率。里夫认为，在发展中国家一般不存在竞争，因为生产还没有发展到那样的高度，市场和生产都有相当高的垄断性，要想获得机会和资源，就得付出较高的贿赂，当每个人都这样做时，竞争就开始形成了。从长远的观点看，这也有利於企业效率的提高；
（3）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政府决策的失误。当腐败手段被各个社会力量用来反映自己的利益要求时，有可能形成一种较好的利益综合和较好的政策决策；
（4）腐败可以提高政府官员的质量。这是因为腐败所得可以起到弥补正当收入不足、吸引优秀人才留在政府内部工作的作用，否则最优秀的人才都会离开政府而另谋他就；
（5）可以调整社会运转过程中的某些冲突。亨廷顿认为，暴力和行贿都是非法向权力体系提出要求的方法，而行贿要温和得多，在它能起作用的地方，它起的是稳定性力量的作用。国内也有论者提到了这一点，认为腐败化解了一部分人的革命愿望（因为可以通过行贿实现自己的利益要求），从而起到社会整合的作用；
（6）有些腐败行为未必就一定是非道德的，反之亦然。从法律上讲，有些腐败行为是被禁止的，而有些腐败行为则虽然不一定符合道德要求，却具有合法形式或半合法形式。要达到二者的普遍要求，会使自己居於竞争的不利地位。另外，一个国家、民族的文化也有可能是有利於腐败的，这在一定条件下可能起到积极的作用。
我们认为，以上这些观点有很多是似是而非的，模糊了人们的视线，因此需要加以澄清。实际上，只要我们重新思考一下人们对於腐败的基本共识「利用公共权力谋取私人利益」，就会发现问题的根子在於，这样一种「公权私用」的行为到底是不是对社会整体利益造成了危害？我们可以设想有几种情况：
（1）对公共利益造成了危害，但私人得到了利益；
（2）对公共利益没有造成危害，私人也得到了利益；
（3）在私人利益得到增长的同时，社会公共利益也得到了增长。前一种情况非常明朗，是一种腐败现象，后两种情况则比较模糊。就第二种情况言，只要我们考虑到，这里就单个案例的结果进行分析时只是就其直接后果而言，正如下文我们所阐明的，公权私用行为的后果並不仅仅只是经济上的危害，还包括了政治、社会和道德等多方面的因素；既有直接的后果，也有间接的后果，这样我们就可以发现腐败行为总是造成了危害的。对於第三种情况，如果某种公权私用行为可以同时促使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共同增长，那么我们就应该把它正当化、合理化，也就是把这种行为纳入到合法轨道，仍然不是腐败行为。
认为腐败具有正功能的分析从其运用的方法和具体的结果看具有很大的缺陷。
（1）只看到腐败似乎具有一定的推动经济发展的功能，而没有看到腐败行为的后果是全面的、综合的，不能也不应该单纯从经济角度来考察。王沪宁认为，人们关於腐败行为的正效应，概而言之就是两个方面的内容：效率和资金。从效率来看，有人认为，收贿对政府官员可起计件工资一样的作用，收得越多力气卖得越多，工作积极性也越高；同时也可以使经营者摆脱某些僵化的规章制度的束缚，比如「速度钱」可以大大提高速度，等等。也许，从某一个个案来看，腐败方式确实可以提高政府运转的效率，在经济角度具有积极性，但腐败行为总是以公共权力的不正当运用为前提的。这种方式，必然会引起其它方面的后果，比如政治制度的毁坏、社会道德水平的下降、人民对政府的不信任和敌对等等。
当然，另外也有人指出了腐败有可能有助於社会精英的整合，起到维护国家正常秩序和稳定的作用。但这並不说明腐败有益论者就是自觉地从社会整体背景的角度来考察问题。因为，他们仍然只是就腐败行为可以实现寻租者经济上的利益为分析前提的，没有考虑到一个社会中个人的利益要求是多方面的。
（2）从局部与整体的关係看，片面强调了腐败主体所得到的收益，並把这种收益当作整个社会所得到的收益，事实上腐败者的收益是以整个社会所付出的巨大成本为代价的。以腐败者所得到的收益中的资金为例，这些资金大部分都流入到人腰包中，很难成为投资资金，既不可能投入再生产，也不可能进行投资。比如，一个人在80年代的外汇双轨制下，用100万元人民币行贿得到一笔外汇指标，但他不是用於投资而是直接拿到外汇市场上套取利差，获得300万元人民币的「租金」，扣除行贿所用成本，净赚200万元人民币。这笔钱他会怎么使用呢？一方面，中国对於政府官员个人而言並不完全就具备了进行生产投资的条件，另一方面出於畏罪心理也不会考虑把钱公开投入到生产领域。因此，最为可能的是（1）继续用於腐败活动；（2）用於个物质上的挥霍；（3）通过某种方式把钱存储进来，等待时机再进行消费或生产。这样，这笔钱就被腐败者「净赚」了，但代价却是由国家来承担的。
（3）从管理活动双方的相互关係看，片面强调了政府体系外寻租者行为的理性，认为自觉行动就一定能够结出「理性的果实」，即最大化利益，没有认识到腐败者的理性行为所导致的就是「挖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墙脚」这样一个恶果。经济学家们喜欢从经济人的理性出发进行各种问题的分析，这並不错，但必须注意把握好方法和限度。在本书开始的地方，我们就已经讲到了政治是一个极为複杂的交换过程，其多次交易、交换的结果，可能与参与交换、交易者的初衷大相径庭。比如，我们开始所提出来的政治生活过程中的腐败「负秩序」的形成和发生作用就是最典型的例子。说到底，问题的根本就在於，个人的理性行为是否就一定能够结出「理性之果」？显然，这是不确定的，特别是当个人只是作为一个极低层次的环节处於一个宏大的社会系统当中时，就更不能保证这种选择的结果就是理性的了。从大量的腐败实例看，腐败者的理性选择几乎总是以「挖国家和民族利益墙脚」为目标的，其选择的结果，只是社会整体利益的受损而已。
（4）片面强调了腐败行为可以改变「坏的制度」而产生的「积极意义」，没有认识到改变「坏的制度」完全可以通过反腐败的方式加以解决，並起到更好的作用。对於处在一个怎么样的社会制度环境之下，我们大致可以区分三种情况来观察：一种是「完美的」社会，社会制度的各个环节都能够极为和谐地配合；一种是基本是「好的制度」的社会，也就是整体上是好的，但也有个别或者某些方面存在问题的社会；一种是基本是「坏的制度」的社会，也就是整体上、根本上存在问题的社会。
第一种情况，完美的社会制度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且在此情况下利用腐败来改进制度的结构、提高其效率的理由也是不存在的，所以我们不予讨论。关键是后两种情况下，腐败可以起到的作用。
在一个「基本上是好的制度」的社会里，存在着一些缺陷或者说漏洞，於是有人就利用这了这些缺陷进行寻租活动。那么是不是就一定可以改变这些缺陷呢？並不是这样。我们以胡鞍钢曾经举出的「跑部钱进」的例子来分析：假设某中央部门有1000万财政拔款或项目资金，其中有10个省想得到这笔资源。由於资源有限，不可能每个省都得到，於是形成无形竞争。每个省代表准备花100万作为贿赂成本，对该部门进行公开或半公开的「贿赂」，以期得到十倍於成本的资源。假定某一省以高於100万的成本得以成功。结果贴现后的垄断值为1000万，当资源总量不变时，资源就会从九个省失败者那里重新流入到一个省成功者那里。在这一假设中，我们可以看到，从成功者角度观察，确实得到了「低成本高收益」的效果，是一种好的改变；但对於其他九个省来说，则是一种坏的改变。如果在以后的多次交易博弈中，各省仍然是採取贿赂的这种方式争取中央政府的支持，那么，这只是一种正式制度之外的「负秩序」的形成，而並不一定就是好的秩序和制度的出现。而且最为根本的是，体制上、程度上和其它诸多方面所存在的问题，並不是只能通过腐败手段才能解决；相反，我们可以通过完善体制设置、规章制度、办事程序和工作作风来实现，其中，就包括了通过消除腐败现象来实现高效率。事实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大量现象说明，腐败行为並不能起到改进坏的制度的积极作用。
从基本上是「坏的制度」的情况来看，此时最为主要的恐怕已经是革命愿望极端强烈突出的时候了。虽然，腐败可以实现一部分人的利益要求而化解他们的革命的、暴力的行动倾向，但令人怀疑的是，通过腐败这样一种「坏的手段」竟然可以实现一个好的制度居然会有其现实性、可能性。这在逻辑上不大能讲通，至少在一个较短的时期里实现不了这个良好愿望。
有一种观点认为，我们可以保持「适度腐败」来保证腐败的正功能的发挥，但这也是不现实的。因为腐败所具有的强烈传染性和示范性，即使在「适度」打压的空间之下，也还是会发生强大作用而促使腐败不断趋向严重化。这将极大地加大反腐败的社会成本。
（5）从效果上看，片面强调了腐败产生的近期的、可以「看得到的」「正功能」，而没有充分估计到腐败行为可能产生更为深刻、深远的负面的影响，两相权衡，其负面效果可能远远大於其「正功能」。关於腐败具有正功能的观点，其分析的出发点的一个特点是把腐败的正功能和负功能当作两个彼此独立而非相互依存的问题来看待。这种分析方法留下了极其消极的后果。
综合以上几个特点，历史的、现实的事实告诉我们，腐败可以说是有百害而无一利，关於腐败的正功能都具有似是而非的性质。即使是主张腐败具有积极功能的人也不得不承认，儘管在某些特定条件下腐败可以有经济价值，但它作为一场人类社会的「负和博弈」，是一场就社会整体而言损失远远大於收益的竞赛。比如，就从经济方面来看，腐败一方面造成了巨大的社会资源的浪费。实证研究表明，腐败活动泛滥的国家，社会总投资和私人投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呈现偏低的趋势。在某些重大项目上掌握公共权力者有可能会使投资偏离最有价值的项目，从而造成对有益投资项目的阻碍，引起社会资源的「空耗」和社会资源的浪费。另一方面腐败产生了巨大的超经济暴利，严重地扭曲了社会分配。从中国社会目前的状况看，这种扭曲已经达到了相当突出的地步，並且有可能在以后的发展中构成巨大的障碍。
五、成本效益的比较促使腐败不断地向庇护型方式转化
不仅是中国，几乎是对所有发展中国家来说，腐败发展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在权力和利益的再分配中，保护人－被保护人这样一种庇护型关係发挥着主要作用。所谓保护人－被保护人结构，乃是一种庇护型的关係，是指作为保护人的政府官员个人或小集团在分配社会性资源的过程中，优先照顾与自己关係亲近的人，而被保护人则以对於前者的效忠、支持、服从和服务作为其保护的回报而由此建立起来的关係。在这一结构发生主要作用的情况下，对於国家、民族和政党的效忠和支持反而退居次要地位。
我们可首先以政治领域组织人事方面的腐败为例。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在干部选拨任用过程中，也出现了任人唯亲、拉帮结派、官官相护、跑官要官甚至是买官的恶劣现象。在这一过程中往往就体现出保护人－被保护人结构的特点。同时这种结构有时还与根本上违背社会发展方向的一些消极落后因素结合在一起。如1997年河北省宁晋县发生的17名领导干部和一名个体户的「结义事件」，这就是封建主义与现代腐败杂交孕育出的保护人－被保护人「怪胎」。其次从经济领域的情况看，大量的腐败也体现为保护人－被保护人结构的特点。对於目前中国政治腐败趋势，一个共同认识是腐败正朝着群体化组织化的方向发展，如原广东省清远市佛冈县党政领导班子12名成员，竟有11名因收受巨额工程贿赂等行为，沦为腐败分子，还有些案件涉及到几十人甚至是百人以上。在这样的情况下，没有一种保护人－被保护人的结构对其进行保护，是难以想象的。从政治与经济的纠合来看，腐败的一种主要类型就是权钱交易，权与钱进行互相弥补，也是一个互相保护的过程。
可以认为，保护人－被保护人结构的逐步形成和强化的过程，是腐败向组织层次发展的准备和前提。那么，为什么成本效益的比较会使腐败不断地向这样一种庇护型结构转化呢？
首先来看处於保护人地位的一方（本文主要以政府官员为例）。改革以前，原有体制造成的是一种等级身份性结构，在工人、农民和干部三大群体中，政府官员处於社会利益结构的顶端，主要就体现在政治待遇、工作条件、生活待遇、职业保障，及其地位对本人和家庭成员的有利影响等方面。在改革以后这种情况有了极大改变，整体上政府官员能够代表国家指挥一切、调动一切、控制一切的局面不复存在，但政府官员个人和一些小的集团的局部性权力和地位则相对上昇。这就导致了三个结果：一是较高的社会政治地位与经济地位的强烈反差为腐败行为提供了驱动源；二是局部性权力和地位的上昇则为腐败提供了「可行性」；三是在前两个因素作用下，局部个别的腐败行为为其他人提供了示范榜样，导致一种传染效应，促使腐败的大面积发生。具体地，承担保护人义务要付出的成本或代价包括：
（1）经济上的资源浪费；
（2）政治上的不稳定甚至是严重动荡；
（3）政府能力的削弱和破坏；
（4）社会道德的丧失；
（5）来自保护人－被保护人结构之外的忠诚、支持的减弱；
（6）个人政治权力的减弱甚至丧失；
（7）权力和地位的使用。
而其效益则可能包括：
（1）个人经济利益的大幅度增长；
（2）与其他政治精英（甚至是更高层次的政治精英）实现有效整合；
（3）来自结构内部的高度政治忠诚、支持、服从和其他服务；
（4）以较低代价获得较高利益，如个人目的达成的高效率；
（5）朝更高权力地位的发展。
从上面可以看到，其成本中前四点都是公共利益的丧失而不是个人代价，后两点又因为以下两方面因素而极度地降低了它的可能性：一，大量存在的公众腐败；二，目前腐败行为「低代价，高收获」的现实。因此承担保护人义务在现实条件下将是一些政府官员的一种首要选择。
其次是处於被保护人的一方。大部分腐败的发生，都是为政府官员提供条件的人想寻求某种保护和支持，其代价往往体现为财富的付出，其效益则包括了权力、财富和名誉等多方面的内容。亨廷顿曾经深有见地地提出，腐败的基本形式是政治权力与财富的相互交换，处於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积累财富机会较多而获取政治权力的机会较少，这时腐败的主要形式就是用前者来换取后者。同时他还指出，採用腐败手段为处於政治中心之外的社会阶层提供了直接、具体和实质性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因此一些人往往热衷於寻求某种来自政治体系的保护。具体地，处於被保护人的地位，其代价包括：
（1）提供钱财；
（2）向对方表示忠诚；
（3）人格上某些独立性的丧失；
（4）政治地位的某种依赖；
（5）被发现的风险；
（6）对其中一部分人而言，还包括了政治权力的丧失。
其效益则包括：
（1）政治决策有利於己或避免不利政策的影响；
（2）免受具体执行政策的政府官员的人为刁难；
（3）使自己在经济活动中处於特别优惠地位，获得更多经济利益；
（4）打破政府的某些垄断及具体工作人员的为难；
（5）提高个人办事的效率；
（6）本人政治权力的扩大和地位的提高；
（7）名誉的提高。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这种代价与其效益相比，完全能够为目的在於追求更高的政治地位、更多的经济财富以及更为优先的竞争位置的被保护人所承受，甚至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的。
需要说明的一个问题是，以上分析中的成本和效益都只是一种可能性。根据「经济人」的假设，处於保护人－被保护人结构中的双方对於效益的期望及其实现的可能性都是进行了仔细的权衡分析的。因此这种成本和效益的比较将使双方尽力保持、维护和稳固保护人－被保护人关係，从而保持双方在腐败活动中的互利互惠地位。这样一种情况也促使简单的一次性的非庇护型的腐败类型向複杂、「规范」的多次交易型的保护人－被保护人关係发展，这样的好处在於：一，成本可以大幅度下降，产生「保护」这一产品的规模效益；二，由於较为紧密的关係及对外部的一定排斥性而更具有安全性。因此这也使得腐败活动日益向保护人－被保护人结构发展，促使腐败不断趋向严重化。我们可以通过对其突出特点的认识观察到，保护人－被保护人结构中的腐败比起一般的腐败行为具有更为严重的性质和后果，这些特点也可以作为腐败不断向庇护型的保护人－被保护人结构转化的一个註脚。
（1）保护人－被保护人结构型的腐败往往具有较为稳固的特点，这种结构一旦形成，双方就会想方设法加以维持和扩展，以在一个相当长期的时间内都能够发生作用。其中，有一些是「与生俱来」的义务，比如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保护人－被保护人关係就是这样；一些是双方已经建立建立起一种相互的利益关係，保持对於双方来说是有利而无害的，或者说是双方对这一关係都有相当高的期望；一些则是由於双方的博弈模式中，谁放棄了都可能对自己和对方产生极大的危害，因此只能明知前面是不能自拨的泥潭，也仍然「勇往直前」。由於以上几个原因，这一结构下的腐败行为往往具有较为稳固的特点。
（2）保护人－被保护人结构型的腐败一般都是多次交易型的，而不只是局限於一次性的交易或者说腐败活动，双方的「权利」和「义务」更加明确，因而这一类型的腐败常常具有持续性、顽固性的特点。在这一结构中的双方，可以说都「承担」了某种义务，並相应地「拥有」某种权利，由於这种交易是多次性的，所以他们都愿意维持並且扩大和稳固这种关係。因为这样可以相对地降低寻求这种关係的代价、成本，而其收益较高，相对地也具有比较高的安全性。因此这比起一般的腐败形式，更具有「高获益，低风险」的特点，也就使其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更有持续性和顽固性。
（3）保护人－被保护人结构型的腐败呈现出日益向组织化、制度化方向发展的特点，逐步地由松散型向紧密型方向发展。当前的腐败不仅只是表现为包括「高官」在内的腐化堕落，还突出地表现为干部队伍的「集体腐败」方面，形成「窝案」、「串案」，而这种腐败向组织方向发展的一个基础性的动因乃是保护人－被保护人结构正在不断地由松散型向紧密型发展。如山东省泰安市以市委书记胡建学为首的6名主要领导成员以权谋私、收受巨额贿赂的集体犯罪案，就是一例。这种结构向紧密型发展更为典型的一个案例是发生在江苏省常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主任许和平等人一案，三个主要案犯甚至还进行了明确分工，相互之间形成了颇为严密的制约机制。前例「宁晋结义」事件目的也在於由「松散型」向「紧密型」发展。这就使得腐败活动越来越具有隐蔽性和「规范性」。
从保护人－被保护人关係赖以建立的基础看，这种关係在中国主要包括了亲缘关係、人情关係、交易关係和行政关係几种类型：
（1）亲缘关係。主要是宗族关係、家族关係和部落关係等。中国是典型的伦理社会，人情世故总是以亲缘关係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拥有一定权力的人为自己的亲友谋取地位和利益在相当多的人看来是天经地义的。这在其它国家也有相类似的情况，比如在广大非洲社会中，裙带关係並不是被看作是一种毛病，相反，它被人们看作是一种美德；在比较有教养的人中间，要是有人反对裙带关係，那么社会的压力，尤其是家庭的压力，会形成一种几乎是超人的力量来反对他。在中国，一个现实的典型事例是「史青峰事件」。安徽阜阳地区涡阳县史青峰的关係网相当庞大，「三亲家」都是县级以上的领导干部，史氏家庭在当地任科级以上干部就有40多人，县级以上干部有近10人。正因为拥有这样强大的亲缘关係网，他纔能在该县为所欲为，甚至在任审计局干部时，一次发怒砸了其顶头上司审计局长的办公桌，並抢走公章，使该局工作陷入瘫痪，之后他却转而当上法院的审判员。他作恶多端，却一直到上级重新调整了该县县委和公安局领导班子，纔在潜逃三年后被捕归案。再如广西钦州市公安局局长蓝正辉，干扰依法查赌及对其子充当保护人进行袒护的事件也是明显一例。
（2）人情关係。包括了同乡、同事、战友和朋友等非正式政治关係。中国作为一个伦理社会，「关係」在政治性资源分配中的作用是极为重要的。前面所举宁晋县的「结义事件」就十分典型，据调查这18人平时来往就比较多，以致有人提出成立一个「友协」，要排个大小，有事互相帮忙，其「结义书」内容规定：18人今后「皆以兄弟相称，勿以官职而论」、「遇事当以鼎力相助」、「变『松散型』为『紧密型』」等等。显然，在这样的思想观念作用下，在现实的政治活动过程中，这些人相互之间的保护人－被保护人特点将会表现得特别明显。
（3）交易关係。这是指互相利用、互相交易的关係。需要指出的是，前面两种关係往往是与这一种关係相结合的。大量的权钱交易即属於这一类。而且这种保护乃是相互的，也就是说，权与钱的不同拥有者可以在不同的方面向对方提供保护和便利。而且处於这种关係中的双方利益往往是具有相互威胁性的，也就是说这种关係的维持对於他们都是一种最为安全的方式。
（4）行政关係。这是指的基於正式的行政领导关係而形成的一种保护人－被保护人结构。一种情形是上级对其下级确实是「偏爱有加」，以致於对其错误和腐败行为达到了过分宽容的地步；一种情形是自己的地位需要一定的权力基础，不容忍下属的一些「小节」，就会失去自己的支持力量；一种情形是自己也不乾净，别人出了事，自己也脱不了干係，等等。在这样几种认识下，正式的行政关係就与非正式的人情关係结合起来，形成一种保护人－被保护人结构，常常体现为部门保护主义、小团体主体和个人主义。
六、反腐败行动的成本
讨论腐败的成本和收益问题，实际上还必须与反腐败的成本效益联繫起来考虑。罗伯特、克利特加德曾经提出，最佳限度的腐败並不是零，过分地注重腐败也会付出极高的代价，这是因为某种腐败对社会有害，它就造成「社会成本」；与此同时，如果我们要想消除这种腐败也会付出一定的代价，那么为了把对社会造成的双重代价减少到最低限度，我们就必须平衡二者。事实上这就涉及到反腐败的成本问题。反腐败的成本，大致包括了以下几条：
（1）反腐败本身所投入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以及机构设置后的各种管理成本；
（2）反腐败有可能在特定条件下影响到政府发展经济的政策及其速度，从而付出「发展成本」；
（3）失去政治体系内部一部分具有强烈自利倾向的官员的拥护、支持和忠诚；
（4）失去具有经济人特征的政府官员的工作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甚至因为严厉的反腐败措施导致普遍的消极怠工；
（5）具有经济人特征的政府官员有可能离开政府而「另谋高就」，从而无法保证政府官员队伍的质量、降低政府工作效率；
（6）由於不太成功的反腐败措施，可能导致民众对於其反腐败决心的怀疑和丧失信心；
（7）不成功的反腐败措施还可能同时降低政治体系内外对於反腐败诚意的怀疑，反而促使腐败迅速蔓延；
（8）不恰当的反腐败措施还可能引起社会矛盾的激化，导致社会不稳和动荡。
从以上几点成本可以注意到，反腐败的成本很大程度上取决於反腐败的决心和恰当的措施，以及其有效性如何上面。如果我们有坚强的决心、恰当的措施並取得了极好的反腐败成效，那么反腐败的成本就可以大大地降低到完全能够承受的程度。而且，我们还可以设想把反腐败的成本转移到进行腐败活动者一方，由腐败者自己来承担反腐败工作的成本。这一方面，新加坡和中国台湾为我们提供了借鉴。1992年台湾颁佈的《贪污犯罪条例》专列「有关人员连带责任」条款，规定：直属主管长官对於所属人员，明知贪污有据，而予以庇护而不为举发者，处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办理会计、审计人员，因执行职务对贪污有据之人，不为举发者，处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明知为贪污所得而故意收受、搬运、隐藏、寄藏赃物者，处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並得课新台币30万元以下罚金。这是指对纵容腐败行为的一种成本转移，更为主要的一种是由腐败者自己来承担，这种承担不仅包括了人身自由的、政治的和社会道德的，而且在经济上可以对腐败者课以足以使其「倾家荡产」的重罚。这种重罚，一方面可以追回腐败所造成的损失，另一方面也把反腐败的成本大量地转移给从事腐败活动的人，起到惩戒作用並极大地降低未来的反腐败成本。
七、结论：反腐败的效益与反腐败的时机选择
反腐败的效益是极为明显的，可以从与腐败所造成的巨大危害中看出来：
（1）政治腐败直接损害了一个国家政治稳定，並可能造成危及根本的合法性危机。这是因为腐败一般地总是极其严重地损害了政府的形象，导致民众对政府支持度的降低，並因此而引发暴力行为甚至是军事、政治的巨大动荡。
（2）政治腐败直接地消解了一个国家政治生活朝着民主化方面发展的积极力量。腐败的盛行意味着一部分特权阶层和拥有大量政治资源者可以凭借自身的有利地位通过法律和制度之外的、非法的途径来得到超额利润，非法方式盛行总是与政治体制的倒退有一种互为因果、互相加强的关係。因为既得利益阶层总是会阻碍改变不利於他们地位的民主化改革的进行。
（3）政治腐败不利於行政管理机构自身的现代化发展。这是因为腐败的盛行会导致一种惯性行为：不进行贿赂，政府机器就不能运转起来。同时腐败还可能加剧行政管理不善的状况並加大行政改革的难度。
（4）政治腐败造成了社会经济资源的巨大浪费。这一点不言而自明。
（5）政治腐败已经、並将继续对经济收入的分配产生极其严重的不利影响。这是因为腐败行为扩大收入分配上的不平等，激化各社会阶层之间的矛盾，並且还会打击各阶层通过诚实劳动获取正当合法收入的积极性。
（6）政治腐败对於经济体制的运行及其变革产生阻碍作用。一方面，腐败的盛行会导致政府官员不断地加强对经济生活的进一步干预以寻求到更为大量的租金，另一方面腐败还孕育出一个要求保持现行经济体制和政策的既得利益阶层，形成经济体制变革的阻力。
（7）政治腐败完全可能因为其巨大消极性而造成优秀人才的外流和埋没。因为在一个「腐败本位」的社会里，畸形的竞争和扭曲的社会流动方式，导致人们不可能依靠自己的才华和劳动实现自身的价值。
（8）政治腐败会导致社会整体道德水平的风气的下降。这是因为腐败的传染性和示范性，会一步步地降低公众的道德水平和社会的凝聚力，並进而把整个社会推向「縻散性」腐败状态。
反腐败可以取得的效益就在於避免腐败活动所造成的以上危害，二者是相辅相成的。综合比较腐败行为的成本效益和反腐败的成本效益，我们认为，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的时机已经迫在眉睫、不可错过了。这是因为：
第一，当前中国的政治腐败正向组织、制度和意识形态层次迅速发展、蔓延，目前大力进行反腐败行动，一方面社会成本较低，另一方面也可以阻止腐败向普遍化方向发展。
第二，目前中国政治腐败所显示出来的继续发展性的特点说明，腐败可能还远远没有达到极点，如果任其发展，后果不堪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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