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的经济学分析十篇

腐败的经济学分析篇1

关键词：腐败 经济学 分析

当前，腐败已成为我国不正之风的焦点，严重影响着改革的进程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如何有效地治理腐败，是全国上下极为关注的重大社会问题。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指出：“经济学理论并没有提供一套立即可用的完整结论。它不是一种教条，只是一种方法、一种心灵的器官、一种思维的技巧，帮助拥有他的人得出正确的结论。”[1]对腐败问题进行经济学的考察和分析，或许会给我们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

一、腐败的经济学定义

什么是腐败？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认为：“腐败是指国家官员为了谋取个人私利而违反公认准则的行为。”[2]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腐败定义为，腐败是滥用公共权力以谋取私人的利益。一个更为广义的定义是：腐败乃是通过关系而有意识地不遵从，以图从该行为中为个人或相关的个体谋取利益。国际透明组织对腐败含义的解释是，公共部门中官员的行为，不论是从事政治事务的官员，还是行政管理的公务员，他们通过错误地使用公众委托给他们的权力，使他们自己或亲近于他们的人不正当地和非法地富裕起来。迈克尔·约翰逊采用广义的腐败定义，认为腐败是指对公共角色或资源的滥用，或公私部门对政治影响力量的不合法的使用形式。戴维·H．白利认为，腐败一词意味着不正当地使用权威以得到个人利惠，这种利惠不一定是金钱。我国的一些学者认为：“腐败是党和国家公务人员滥用权力谋取私利，从而违反当时社会公认的纪律、法律和道德规范，并形成一定社会危害的一种畸型的政治行为和政治现象。”[3]

这些从政治、法律和道德层面的研究结论，是从权力的运行角度去探讨腐败问题，把腐败仅看成公共权力在运行过程中偏离了应有的作用方向，违背了国家法律和社会公德，损害公共利益的现象，给人一种雾里看花的感觉。正如一位政治学者所说，权力是一种使人产生神秘感的东西，是一种充满魔力的社会现象。[4]

如果从经济角度去研究，把腐败看作一种经济活动，一种用公权谋私利的经济活动的话，许多东西就会豁然开朗。我们是否可以这样来定义腐败：腐败就是官员或官僚集团利用公共权力谋求私利的一种经营活动，他们总是期望以最低的成本做最大的买卖，获得最大的收益。可以为腐败者或腐败集团设计一个计算和思考的过程：投入是多少，带来的收益又是多少，最希望达到的目标就是拿出去少一点，拿回来多一点。

二、腐败成因的经济学分析

我们既然把腐败看着一种经营活动，一种公权与私利交换的活动，那就让我们来剖析三个问题：一是有市场可能吗，即公权可能与私利交换吗；二是作为公权主体，官员会拿公权去谋求私利吗；三是利用公权谋得到私利吗。

（一）腐败交易[5]的市场可能：权力总是倾向腐败

如今，腐败是重要的新闻内容。当我们打开电视或翻开报纸收看黄金时段的新闻报道时，我们可能被大量的有关腐败的报道弄得头昏眼花。为什么腐败如此泛滥呢？这正是我们在这一部分要讨论的问题。

权力倾向腐败，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法国政治学家孟德斯鸠认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一条万古不易的定理。”[6]英国历史学家约翰.阿克顿也曾指出，绝对的权力必然产生绝对的腐败。卡洛斯·艾伯特·罗赞斯基指出：“腐败是一种所有社会都出现的症状，它既可见于最庞大的上层建筑，也可在最微小的团体中找到痕迹。”[7]权力与腐败，犹如月光下人与其影子，凡权力所在之处，腐败必定形影不离。权力倾向于腐败，绝对的权力倾向于绝对的腐败，这可以从权力的交换性和供求特点得到证明。

1、权力是一种可交换的社会资源

权力是什么呢？德国的马克斯·韦伯认为“权力是某种社会关系中一个行动者将处于不顾反对而贯彻自己意志的概率，不管这种概率所依据的基础是什么。”[8]美国的一个学者则表达了这样的看法，“对于权力，我的直接看法是这样的：在A能使B做本来不愿做的事情这个范围内，A对B拥有权力。”[9] R.H.陶奈认为，权力可以被定义为一个人（或一群人）按照他所愿意的方式去改变他人或群体的行为以及防止他自己的行为按照他所不愿意的方式被改变的能力。可以说，权力意味着一种对其他人的一定强制、支配和控制，意味着掌权者的行为相对于其所作用对象的优位。英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帕森斯认为：“权力关系也存在互惠关系的可能性。”[10]因此，权力从来就是不够分配的紧俏品，古往今来不知有多少人向往它，觊觎它，为了它拼得死去活来。

权力的可交换性，是指权力作为一种外在型的能力，可以在一定的条件下，通过权力主体的更换而发生转换。权力主体所拥有的权力，是外在于自己的利益，当他履行相应公共职务时，他就有权力，当他离开这一职务时，则会丧失权力。这就是民间常说的“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当权力主体拥有权力时，他就能“一呼百应”；当他离开了权力，就会“风光不在”了，这会让权力主体产生强烈的失落感，从而导致权力的异化，就是指权力主体把自己所掌握的权力作为“商品”用以交换私利，即权力腐败。

2、权力的需求与供给的无弹性

从普遍意义上看，在商品经济条件下，任何市场的发展壮大都由需求所决定。由于权力具有凌驾于社会之上以及一定的职责范围内具有绝对的支配力的特征，一方面使得人们向往权力，追求权力，对权力产生了强烈的需求；另一方面，代行公共权力的人，也容易被权力所具有的特征所迷惑，容易把人民的权力当成他自己私有的东西，并凭借着手中的权力进行权钱交易，将他人财产和公共财产据为私有。通过对公共权力的不合理使用来满足人们对权力的需求。

我国长期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及我国传统思想和我国的社会制度，都导致党领导下的政府成为权力垄断主体。而一个公职人员在一定时期内拥有的权力是一定的，权限是一定的。出于理性他为获取更多、更高的个人利益，必将权力“价格化”。价格随用权对象的不同是变化的，而权力拥有者又是一定的。这就形成了权力供给的零弹性。面对这种情况，“经济人”必然会扩大权限或提高“价格”，同时对于权力效益的需求者来说只要价格在其承受范围内（一般以边际成本成本=边际收益为限）则不会顾及其高低，而权力所有者也抓住权力需求者这一心理，更多为自己创造获取有价值事物的机会，从而使腐败的产生成为了必然。

（二）腐败交易主体分析：官员也是“经济人”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性善和性恶的争论，但无论哪派都认为存在抽象的普遍的人性。无论是信奉性善还是性恶，大家都普遍认为，政府是超越一切私利之上、专求社会福利的超然组织，政治家和政府官员都是大公无私的圣人，是以促进公共利益为惟一目的的“公共人”。但实际是否是这样呢？现实中以人性善为假设而构建的权力运行机制由于过于信赖人的自律，由于严重脱离自利人性的现实，为腐败提供了丰富的物质基础，以至于腐败情形泛滥。

腐败的经济学分析篇2

[主题词] 企业家 腐败 经济学分析

腐败是一个涉及诸多领域的制度现象，同时也是一个特殊的经济现象。既往的学者对腐败的经济学分析，其行为主体的定位较多地侧重于“行政腐败”。①对企业家腐败作经济学意义上的深层次分析还比较鲜见。笔者认为，企业家的腐败行为与政府官员的行政腐败既有共同点又有一定的区别。如果说政府官员的腐败来自于权钱交易，靠权力来索取②收益。那么企业家腐败则更多地来自于企业利润的转移。相比较而言，企业家腐败比官员腐败更具有隐蔽性。

一、关于腐败的一般定义与企业家腐败的特殊内涵

提起“腐败”，人们自然会想到贪污、收贿，“权钱交易”等一系列说法，但如果给“腐败”下一个完整的定义却非易事，在政治学家、社会学家、法学家以及经济学家眼中，腐败有着不同的理解。可以说每一个学科都会使用它们自己的参数来定义腐败。经济学家倾向于从需求和供给，或从市场角度定义腐败；政治学家倾向于将它定义为与权力的行使和外界对政府官员的影响相联系；社会学家用对社会接受的任务和福利标准的违反来代表腐败的社会关系。尽管不同学科的学者对“腐败”的看法角度不同，但大致相近的理解是，政府官员腐败是为谋取个人私利而不正当地使用公共权力。但是，目前还没有一个准确的对企业家腐败的定义。为了便于我们界定企业家腐败的定义，有必要“腐败”一词作历史陈述性的回顾。

1.1.“腐败”一词的一般性理解

“腐败”一词，在西方传统中，来自于拉丁动词‘Corruptus’意思是“毁灭”、“破坏”，它的希腊语义意味着丑陋地死去或毁灭。罗马人从希腊文化中借用了这一语词的负面含义，用以指官员的违法行为。根据牛津英语词典的解释，“腐败”可能以多种方式发生，它可能以破坏或分解任何物体的方式影响“物理属性”，尤其是以分解或瓦解的方式，并伴随着产生了不健康的和令人讨厌的物质；它可以影响“道德”，通过“扭曲”和“破坏”政府职能履行中的诚实，以贿赂、偏袒的方式，或以腐败行为的使用和存在的方式影响政府职能。

从理论上讲，腐败行为是一种带有相当普遍性质的制度现象。在组织形成过程中，由制度规则体现的权力配置一旦失衡，就必然会产生腐败行为。有的学者归结为，腐败普遍存在的表征是制度非均衡和政府失败（邹微，2000年）。从逻辑意义推导，当组织规模扩大时，权力在组织成员之间的配置一旦失去均衡，权力可能迅速集中到少数成员或少数公职那里，于是腐败就成为大规模组织的生死存亡问题。

对腐败行为的考察，上述的理解基本上是从行政权力的无限放大角度阐述腐败行为的表征。我们对“腐败”的理解是指利用制度空隙，凭借自身的信息和职位优势对公共利益的破坏。对这一定义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在规定性：一是腐败行为主体拥有职位和信息方面的绝对优势，在政府官员那里表现为行政权力，在企业家那里表现为企业控制权，表现为企业生产、经营的信息优势地位的掌握。 二是存在着制度空隙，指政治、 经济、法律等方面的一系列制度存在着对人们行为约束上的漏洞。

腐败和腐败行为的定义在各个国家都不同，世界银行和其他多边组织定义为：为私人目的而滥用公共权力，它涉及公务员违反公务职能责的要求，作为执行或忽略某一行为的报酬，寻求或索取一个承诺，或者收受礼物或其他任何好处，也可能涉及到公务员对于应属于或应付给公共财政的钱财进行勒索或贪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腐败定义为：腐败是滥用公共权力的谋取私人的利益。国际透明组织对腐败的解释是：“公共部门中的官员的行为，不论是从事政治事务的官员，还是行政管理的公务员，他们通过错误地使用公众委托给他的权力，使他们自己或亲近于他们的人不正当地和非法地富裕起来。”（国际透明组织，1995）这一定义接近于行政管理的腐败，集中于个人行为活动，与广义的政治腐败还有所不同。大多数社会科学学者遵循《牛津英语词典》的腐败定义，从本质上与公共职位的责任联系起来。

在经济学界，对腐败的理解有如下几种观点。

一是“委托--人利益悖反论”。持这一观点的学者大多数从“委托－”框架内，人收益的非法获取。比如，汪丁丁认为，腐败可以被定义为‘委托人利益—人利益’平面坐标系所指述的人与委托人之间利益与均衡行为模式下互相悖反的情形。③纳依（J.S.Nye）认为，腐败就是由于考虑私人的金钱地位，利益而偏离作为一个公共角色所具有的正式职责的行为。④

二是“寻租论”。巴格瓦蒂（Bhagwati，1982）关于非生产性寻租的论文（所谓DUP活动Direct unproductive Profit—Seeking activities），他认为，权力寻租可能转移的资源上限—被收买的权力为收买者带来的利润总额，从而寻租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资源配置，把相当大量的生产性资源转移到非生产领域。⑤我国学者胡鞍钢认为，腐败是一种寻租活动，它是指少数人利用合法或非法手段谋取经济租金的政治活动和经济活动。

三是“交换论”如：谢莱法和韦欣尼（A.shleifer and R.Vishney）认为，腐败是一种交换，一个政党为某个公职人员的提供诱惑（不一定是金钱）以换取特殊政策或行政优势，抑或“政治利益”。谢莱法把“政府腐败定义成政府官员为了个人利益出售政府财产。”这里政府财产是指政府“生产”的“物品”，包括执照、许可证、通行证、签证以及其他禁止或限制“私人”提供的“物品”，而且被假定在提供这些政府产品问题上具有随机选择的权力。

从以上观点看，无论是从政治学还是经济学乃至其他学科对腐败的理解来看，至少有一点是共同点，腐败是一个为了个人私利而侵害公众利益的行为。

1.2企业家腐败与政府官员腐败的异同

在既有的关于腐败的经济学分析中，绝大多数学者往往对政府官员的权力腐败给予更多的关注。而忽视企业家行为中的腐败现象。我国学者胡鞍钢博士将我国的腐败现象分为四种类型：即寻租性腐败、地下经济腐败、税收流失腐败与公共支出腐败。⑥目前我国学者比较众多的分析，认为腐败是国家权力的腐败，即指国家公职人员滥用国家权力或公共权力，谋取个人私利或小团体利益，损害国家和社会公众利益的行为。⑦事实上，企业家的腐败行为往往比政府官员的腐败行为更具有隐蔽性。应该说企业家腐败行为属于特定领域中的一种经济现象，与政府官员腐败的性质是相似的，但又具有自身的特点，表在：

其一，反映共性的特点是，都是利用特定的权力优势对公共利益的侵害，损害的都是公共利益。

其二，都是以国家公职人员的身份，滥用职权，损公肥私，直接损害的是国有资产。(诚然，非国有企业中也存在企业家腐败行为，只不过侵害的是公众的利益。)

其三，腐败行为的滋生基础都是来自于制度缺陷，来自于制度规则的约束软化。

而企业家腐败行为与政府官员的腐败行为不同之处在于：

第一，企业家腐败收益的实质来自于企业利润的转移。从一定意义上说，在企业委托――关系中，人与委托人之间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客观存在，以及契约的不完全性，人利用信息优势的特殊地位，在契约范围内隐瞒企业的真实收益信息，转移企业部分利润划归己有。但是这部分腐败收益中有着企业家付出的劳动。应该说是企业家支付了一定的成本。而政府官员的腐败收益完全来自于权力优势，来自于政策信息的把握，他所得的腐败收益是没有成本的。⑧

第二，企业家腐败有时披着合法的外衣，在现行体制框架内，法律法规存在着约束措施的空隙。比如企业家的“在职消费”就存在着一定的腐败空间，企业家可以打着生产经营活动中必要的交易费用的幌子，用于个人消费支出，从表面上反映的是企业账面上利润的减少，而这些行为却是合法的。而政府官员的腐败由于有一系列纪律制度的约束，并且在职消费的空间相对而言要小的多，并且风险较大。

第三，企业家的腐败收益难以界定。由于政府官员的腐败来自于权钱的交换，其收贿的行为在法律上一般比较容易界定。而企业家的腐败收益不是以交换的形式取得，而是在自己权力控制范围内的一种侵吞，一般在财务上比较难发现。同时，企业家侵吞国有资产往往发生在企业生产经营的活动中，一般难以监督。

第四，企业家的腐败行为具有多样性。相比而言，企业家腐败在形式上是多种多样的，比如贪污、贿赂、挪用公款、失职、渎职、挥霍国有资产等等。在我国最典型的有：第一种是企业家直接利用权力为自己谋取“各种各样”的实惠，“穷庙富方丈”现象就是最形象的描绘。比如有的厂长以赞助的形式保送自己的子女上高校读书，用公款装修住房。第二种是国有企业厂长“脚踩两只船”，把大量企业资金转移到一些私营企业，或者挂靠企业，从中分得利润。第三种利用经营权，在经济活动中收取回扣，“中饱私襄”。还有私设小金库，用于个人经费支出，所谓“吃喝玩乐全报销”。而政府官员的腐败主要在于贿赂。

这里还要特别强调的是，企业家腐败与政府官员的腐败存在着严重的“交叉感染”现象。就是企业的腐败分子通过行贿的形式在国家机关建构保护伞，两者相互勾结。比如上级主管部门的官员个人经费在政府机关不好“处理”可以到企业去报销，又如，由企业为领导人装修住房。上级机关占用企业小轿车等等。

诚然，目前在企业家腐败行为的界定上尚有两个空白区，一是国有企业改制后，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是否具有国家公职人员的身份；二是即使是非国家公职人员身份的企业领导人是否存在腐败行为。我们认为，凡是侵害公共利益的行为都构成腐败。比如股份公司中的董事长、总经理，利用职务之处侵占了本不属于个人所得的利益，也构成腐败。因为他损害了别的资产所有者的利益。如股东的利益、职工的利益，这种行为也构成腐败。 二、企业家腐败行为探源

从经济学基本原理出发，经济学是建立在“理性人假定”基础上的，即根据马斯洛的心理分析学说，人的欲望是无穷的，满足层次是递进的。相对于无穷的欲望而言，每个人用以满足的手段和资源是有限的，这种欲望和手段的矛盾就构成了对企业家腐败成因分析的前提之一。

对于人的生存而言，经济利益是保证人的社会生活必须的前提条件。无论任何人，不论其社会地位如何，只要他无法摆脱依赖物质基础而生存和发展，他就必须去获取经济利益，这是由人的本质需要所决定的。

但是，任何社会都有一系列的制度规则，通过制度规则规定着人们获取经济利益的方式，在制度框架内如果每个人获取经济利益的方式符合法律、法规制定的行为规则，他所获取的经济利益就会得到制度的认同，社会的认同，反之就构成违法，就要受到制度规则的处罚。然而，任何制度规则都不可能尽善尽美。当制度规则的空隙不足以约束人的行为时，腐败就会产生，因此，可以说腐败是一种制度现象，在任何体制下都可能产生腐败。问题的关键在于制度的完善与腐败的治理问题。

2.1企业家腐败的制度根源

企业家腐败也是一种制度现象，对国有企业而言，其腐败制度根源在于：

其一，企业家主导的社会博奕与产权制度的缺陷。当前的改革，从实质上说，是在计划经济旧体制基础上进行的一场具有社会整体上的利益大调整和再分配，这种调整和分配构成社会的大博奕。而产权正是社会博奕的结果。（汪丁丁，2000年）在这场博奕中，当制度规则存在缺陷的前提下，其获胜者首先是掌握信息优势的权力控制者。就国有企业而言，在经济转轨时期，由于政策、法规缺位或错位，在博奕中，其竞争优势来自于博奕的初始禀赋（即计划经济时期所掌握的权力和财富存量），和博奕能力，（即博奕者的自身素质）。相比较而言，拥有初始禀赋越多，优势越大，获胜的机会就越多。这就必然使他在下一轮博奕中具有更大的初始优势，并可能获得更多的利益，从而形成反帕累托改进的马太效应。这正是构成社会分配不公，出现两极分化的根源，也是腐败行为滋生的土壤和条件。我国的国有企业厂长相当一部分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上级主管部门任命的，在企业家市场尚未形成的条件下，这种不需要成本取得的职位，使他在掌握了企业的控制权后，有着比其他人更优越的企业信息优势，而现行的体制框架，由于产权虚置，产权边界模糊，所有者“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而“在其位，谋其政”的企业经营者却不承担直接的经济责任，国有资产则成了真正无人负责的财产，这种没有“悟空”保护的“唐僧肉”，任何心术不正的人都会来咬一口而最有优势吃到“唐僧肉”的则是控制国有资产的企业经营者，于是企业经营者便可以利用种种机会用国有资产谋取个人私利。

其二，权力与责任的失衡。在法律上，权力和责任是一对孪生子，没有责任，权力必然会被滥用，而权力的滥用是腐败滋生的土壤。在当前的企业领导体制中，对企业经营者权力约束是软化的。

市场经济作为以所有权彼此让渡为实质内容的交易的经济，其有效交易的重要制度基础在于企业产权界区必须清晰。产权界区不清，其结果一是导致市场交易中摩擦增大，从而交易成本上升，降低市场机制效率，二是根本就不可能进行所有权转让意义上的交易，从而导致市场失灵。企业产权界定问题实际上是明确对他人，对社会、对交易各方的责任问题，是在责任与权利相互对称条件下的制度界定，也就是说一定的机制一定伴随着相应的责任，如果权利脱离相互责任的约束，必然导致权利的滥用，导致外部性与市场失灵，导致“搭便车”的道德投机。从这一观点来看，目前国有企业由于产权界定区的模糊。现职的企业领导人，拥有支配企业财产的机制，而责任并不明确，其结果是导致企业家利用职务之便谋取私利，产生企业家腐败行为的主要原因。这种权责的失衡极易导致企业家行为的扭曲。具体表现在：第一，经营者追求的效用函数包括增加个人货币收入，指挥更多的职工、晋升、荣誉等一系列个人目标的放大，企业家的扭曲行为是不能把经营者追求的效用转化为对企业利润最大化的追求。第二，权力的拥有与责任风险不对称，难以避免企业领导者为谋取所谓“政绩”带来投资的膨胀。因为企业领导者可以从增加投资中得到种种好处。第三，负盈不负亏将增加企业的交易费用，由于产权不清晰，交易界区也就不清晰，承担风险的主体缺位将导致违约现象频繁。履约成本不断提高，从而降低配置效率。

其三，企业家作为经济人行为的扭曲。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人的行为规则与自愿、平等、互利的商品交换机制及其价值的作用和要求是相一致的，经济人行为的正效应是以公平竞争为前提的。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为什么腐败没有今天严重，原因在于两个方面：其一，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长期形成的艰苦奋斗精神在起作用。同时，建国后，党中央一次又一次反腐倡廉的不懈努力。从“三反五反”起的各种运动，从其立意和出发点看，其目的都是为了净化干部的权力意识，防止腐败的滋生和蔓延，从这种意义上讲其威慑作用是存在的。（至于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以运动的形式解决腐败问题，其负面作用则另当别论）。其二，在过去集权统治下，激励、资源配置和利益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几乎扼杀了全民族正常的经济人动机，使中国人的经济人行为意识长期受到压抑而发生变异，人们不屑于追求经济利益，甚至对经济利益产生恐惧和鄙视心理，唯恐沾上“拜金主义”之嫌。

而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市场经济改革进程的推进，原有的集权体制逐渐在政府职能转换中得到调整，一个前所未有的经济人发展空间展现出来。应该说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人行为空间的拓展为企业家提供了能力竞争的舞台。但是不可避免的是一些经济人的意识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在利益私有化动机的驱使下，追求个人私利的冲动以及对“允许一部分先富起来”政策的曲解，一些人利用转轨时期存在的制度缺陷，或合理不合法，或不合理也不合法的追求“致富”，利用国有资产管理上的漏洞，谋取个人私利，或是无限放大自己的权力，挥霍国有资产，疯狂的侵吞社会财富，这种扭曲的经济人行为像一种社会毒素，侵袭着社会肌体，形成种种腐败现象。

腐败的经济学分析篇3

    一、腐败产生的经济学分析

    腐败现象是古而有之,国际上有之,关于腐败的成因,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各自的观点,下面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腐败产生的原因。

    1.从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出发:我们知道经济学有两个基本的假设条件:一是理性人假设条件;二是完全信息的假设条件。合乎理性的人被称为“经济人”,“经济人”在一切经济活动中的行为都是合乎所谓的理性的,即都是以利己为动机,力图以最小的经济代价去追逐和获得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人是有需求的动物,其需求取决于他所要得到的东西,只有尚未满足的需求才能影响行动;人的需求是无穷的,需求是有层次的,一旦某种需求得到满足,又会出现另一种需要满足的需求。相对于无穷的需求而言,每个人用以满足的手段或资源是有限的,这种需求的无限性与手段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就是腐败产生的最根本原因,即腐败的最基本动力来源于无限需求与有限手段的矛盾。

    2.从商品的等价交换出发:如果把政府官员手中的权力也看成是一种商品的话,那么“权钱交易”是一种不公平交易,不公平表现在:首先权力价值被低价交换给行贿者,行贿者得到权力价值的效用大于行贿者付出的代价,而政府官员满足这种交易的原因在于他手中的权力来自于政府机关所任命官员的权力影响力。组织正式授予政府官员一定的职位,从而使政府官员占据权势地位和支配地位,使其有权对下属发号施令。这种权力价值有时是无法估量的,而获得这种权力可能是由于机遇而没有付出任何努力或者仅仅牺牲了一部分个人利益,但这种付出价值远远低于手中权力的价值。正是由于“权钱交易”的不平等性才使腐败行为更容易发生。

    3.从经济社会的现行体制出发:现代经济学家认为,在现实经济社会里,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看不见的手”定理并不能完全成立,帕累托最优状态并不能完全实现。换句话说,现实的市场机制在很多场合并不能导致资源的有效配置,这就是所谓的“市场失灵”。“市场失灵”客观上要求政府必须在一定的限度内掌握必要的经济资源和参与必要的经济活动(如提供公共物品,投资基础设施,调节收入分配,稳定经济秩序等等)。这就使得权力与资源的结合在这一体制背景下具有某种天然的必要性与合理性。我们知道,当个人不掌握公共权力时,其欲望的满足只能凭借个人所能独立支配的私有资源(如劳动能力,当然也能通过偷盗等其他非法形式来满足)。相反,政府权力的客观存在就为掌权者利用公共资源满足个人私欲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也就是说,权力配置资源是腐败行为产生的体制基础。如果没有这一前提条件,腐败行为无论如何也不会产生。以上三条分析了腐败产生的必要条件。

腐败的经济学分析篇4

论文关键词 公共选择理论 腐败 自身利益最大化 公共权力

腐败是政府官员滥用公共权利为个人谋取私利的行为，它是公共权利异化的产物，是政治肌体上一股难以根除的恶性肿瘤。正如胡锦涛、等中央领导人所强调地，一旦任其蔓延就有“亡党亡国”的危险。中共十八大期间，胡锦涛、两届中共中央总书记屡次提出“全党必须警醒起来”的强烈反腐信号，充分显示出新一届中共领导人对廉洁社会价值的高度重视和今后十年进行反腐倡廉政治改革的坚定不移的决心。

事实上，自建党以来反腐倡廉始终是我党高度警惕和紧抓的工作之一。但是腐败问题为什么仍旧屡见不鲜，而且在近几年更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呢？回顾以往反腐历程，我们不难发现我国对腐败问题的治理主要是侧重于对各级官员的思想政治教育、法律和制度对其腐败行为的预防和惩处等外部机制的措施，并没有充分地考虑到腐败问题产生的内部机制，这样提出来的治理对策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的。因此，下面本文试图以布坎南等人提出的公共选择理论为基础，深入分析腐败问题产生的内部根源，以期能够提出相应有效的治理对策。

一、从公共选择理论看腐败现象的成因

（一）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凯恩斯的国家干预理论是西方经济学界的主导理论。它主张政府应该尽可能多地对市场进行干预和控制，来弥补市场缺陷，保障经济的快速发展。但随着政府对经济干预力量的增强，政府部门的职能和政府的规模也相应地不断扩大，导致政府机构的无限膨胀、社会资源浪费、官僚主义特权滋长等一系列社会问题，“政府干预”陷入“失灵”的困境。在此情况下，很多经济学家开始引入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对政府干预下的集体或非市场的政治管理过程进行分析，提出了一系列反对政府干预经济、提倡新自由主义的新理论体系，公共选择理论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

公共选择理论的创始人是美国的经济学家詹姆斯·麦吉尔·布坎南教授。公共选择理论的突出特点就是用经济学的观点和方法分析政治学的传统问题。例如，在解决如选民投票、政治人物或政府官员选举等集体或非市场的政治问题时，首先他会对选民、政府官员进行经济研究方法的“经济人假设”，设定这些人都是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个体，然后再对这些政治行为的过程进行分析。布坎南正因为通过这种方法提出并论证了经济学和政治决策理论的契约和宪法基础，而获得了1986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公共选择理论认为，政府官员、选民、厂商、消费者不仅是具有稳定偏好、能够选择达到最高偏好程度的理性人，而且他们具有自己的动机、愿望、和偏好，关心自己在政治活动中的成本和收益，在交易过程中始终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以这一“经济人假设”作为理论分析和研究的前提和出发点，公共选择理论又提出，人类社会由两个市场组成，一个是经济市场，另一个是政治市场。在经济市场上活动的主体是消费者和厂商，在政治市场上活动的主体是选民、利益集团和政治家、官员。作为理性的经济人，这两个市场的活动主体都是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和动机的，于是在经济市场上，人们通过货币选票来选择能给其带来最大满足的私人物品。同理，在政治市场上，人们（选民或政府人员）在对个人的成本和收益进行计算后，通过政治选票来选择能给自己带来最大利益的政治家、政策法案、法律制度等政治决策。无论经济市场还是政治市场上的平民或官员他们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非为了社会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即使政府官员提出了一些表面上为公众利益着想的福利政策，但其实质也是官员为了获得更多的政治选票的支持、扩大自身的影响力所提出来的。官员们往往不关心这些政策为公众带来的实际效果，而只关心为他自己带来的宣传效果，这样反而导致了公共物品的实际成本过高、公共物品供给过剩等一系列社会资源浪费问题的出现，这时政府的存在仿佛失去了意义，我们把这种现象叫做“政府失灵”。简单来说，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研究的核心问题就是以“经济人”假设为前提，研究市场经济下政府干预行为的局限性和政府失灵的产生根源、主要表现形式以及怎样补救“政府失灵”。

事实上，官员的腐败就是这样一个发生在政治市场上的交易过程。在这里，政府公职人员和公众不只是通过投票，而且还通过权钱交易进行决策。“政府官员一方面要尽力争取公众的选票，另一方面又通过权钱交易谋取金钱满足私欲，还可用金钱谋取更大的权力。行贿者则可通过权钱交易谋取更大的利益。”豍公共权力在官员、行贿者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被滥用，直接地违反和损害了公共的利益。因此，从公共理论视角出发，可以对腐败行为的主体内在机制和客体内在机制进行深刻剖析，有利于弄清腐败产生根源，提出行之有效的防腐倡廉对策。

（二）“经济人”角度分析腐败问题的成因

1.经济人的特性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

在政治市场上，政府代表人民行使对公共利益的权力，政府本应追求公众利益的最大化，可是现实并不如此。因为政府是由独立个体——政府工作人员组成的，这些个体是活动在政治市场上的独立经济人，因此他们都具有经济人的特性即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他们必然以利益为根本出发点，以自利为行为准则，在自利动机的引导下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行动方案，一旦其遵守法纪的理智被这种经济人本质所打败，腐败现象就会出现。

2.成本与收益之间的博弈

任何有利可图的事物都会有其相对应的成本，腐败行为也不例外。政府公职人员在腐败中付出的是公共权利的滥用、国家公共利益的损失以及在此过程中承担的风险，即一旦腐败行为败露，可能会受到惩罚以致丧失既得利益和未来的发展前途。具体分析，可以将腐败的个人预期成本划分为三个部分：一是腐败的道德成本，即违法行为发生后，因担心罪行败露、受到法律制裁而产生的心理负担；二是腐败的惩罚成本，它包括罚款、开除公职、监禁、社会歧视等成本；三是腐败的博弈成本，即为掩饰腐败行为而耗费的人力、财力等。豎而他们所获得的收益就是利用委托权力从国家或他人手中获得非法利益，包括直接贪污、侵占的国家财产，间接收受的贿赂以及肆意用权的权利感、肉欲等无形的满足。豏在政府公职人员产生腐败的念头后，他们会对腐败行为的成本和收益进行比较，只有当腐败是一个能使他付出最小的成本，而得到利润最大化的过程时，他才会选择腐败活动。

具体地说就是，当政府公职人员的职位收益的增量小于腐败收益的增量，或者腐败的预期成本小于预期的收益时，政府公职人员会选择腐败，反之则不会选择。另外，当腐败的查处率与处罚力度降低时，腐败的惩罚成本和博弈成本相应降低，随着腐败成本的下降腐败行为就会产生。目前，我国的防腐监督体系还不健全，腐败查处率和处罚力度相对薄弱，不少公职人员冒着侥幸心理走上了腐败的不归路。

3.公共权力是腐败行为发生的推动力

孟德斯鸠曾说过：“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英国学者阿克顿也说：“权力产生腐败，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可见，公共权力的存在让政府公职人员拥有了滥用权利的可能，也为腐败行为的发生提供了客观条件。

（1）政府对公共产品的垄断，导致官僚主义的滋生。由于公共产品的特殊性，它只能由政府供给。政府对公共产品的垄断一方面为政府带来了高额的利润，另一方面则为官员政治腐败提供了可能。比如说作为公共产品的铁路运输，在我国就是由政府部门垄断的。众所周知，铁路不论是对民众的日常生活还是对国家经济的发展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工具，因此它的高需求量为有关部门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收益。可是在面对这样巨大的经济利润时，会有一些人为了在这条经济链上“分一杯羹”而去贿赂有关部门的领导，相应地有关领导也会利用自己手上的垄断权力通过权钱交易为某些私人或企业提供获利机会。比如说2011年因滥用职权谋取巨额非法利益，被开除党籍的原铁道部部长、党组书记刘志军。

（2）政府权力管理僭越，扩大了腐败的范围和领域。著名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曾经指出：“一旦大政府渗入经济生活的所有层面，不管那里是什么政治制度和企业制度，腐败就会成为司空见惯的常事。”豐意思是说，如果政府对市场经济进行过分干预，比如垄断、特权、管制，那么在这些被干预的领域中就会出现租金，企业和个人为了取得垄断地位，或者是为了保全已有的垄断地位就会通过贿赂、拉关系和走后门等不可告人的手段与政府公职人员进行交易，以求寻到最大利润的租金。我们必须意识到政府对市场干涉的越多，政府权力范围越大，政府公职人员腐败所涉及的领域就会越广，随着腐败发生的机率的增多，腐败现象将越来越难以控制。

（3）公共权力分配过于集中，造成了一权独大的腐败之风。我国政府部门在权力分配上呈现出结构失衡的状况。在一些关键的部门、岗位中，“一把手”只设一人，“副手”若干人，权力的行使和最终决策全部由“一把手”掌握和把控。像这样权力高度集中，不受任何制约的情况下，往往会出现“一把手”权力失控走向腐败，同时“对上级负责”的“副手”为了保障个人现有利益不受侵害或者是拒绝不了巨大的利益诱惑而为虎作伥、随波逐流走向腐败的不归路。例如，原重庆市规划局局长蒋勇因受贿1796万元被判死缓豑，同时牵涉出的副厅级以上的官员就有近10人！

（4）公共权力运行的不透明、不规范，增加了腐败发生的可能性。一方面，由于政府权力运行程序的有关细节和数据对外公开不够，或者出现隐瞒、谎报数据的情况，使得一些企业或个人为了避免由于信息滞后而导致的巨大损失，而去不惜重金贿赂政府人员以求得到真实信息。另一方面，由于信息的不透明、运行程序的不规范，很大程度上为某些官员收受贿赂进行暗箱操作提供了条件。

（三）公众角度分析腐败问题的成因

1.公民权力意识薄弱，助长了公共权力滥用之风

实际上，公民在政治市场上也同样扮演着经济人角色，他的任何行为也是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为依据的。在对腐败问题监督的时候，他也会通过对成本和收益的计算，决定是否行使这一权力。一般来说，公民在维权的过程中不仅要消耗掉未知的金钱、精力、时间，还要承受不可预见的后果压力，再加上，中国公民普遍认为“民告官难上难”，所以很少有公民会主动对政府官员的行为进行监督。另外，作为社会公民中的一员，单个公民想要“搭便车”，坐享其成的思想倾向也导致了公民行使公共权力监督腐败行为的失败。

2.政府决策、官员财产信息不透明，公众监督难以发挥

公众监督是反腐败中不可取代的中坚力量，也是提高政府公众效率的必然选择。豒但是，目前我国还没有建立起一套完备的、具有强制性措施的法案来要求政府部门公开其政治决策过程，并且公布其公职人员的个人收入信息，这是我国在公共监督体系建设中的失误。由于政府部门对信息的屏蔽或者只报喜不报忧，使我们看不到政府公职人员进行决策行为的具体细节，不能对政府行为进行监督，使部分贪污违纪分子侥幸逃脱，这非常不利于我党反腐倡廉工作的进行。

二、公共选择理论对我国腐败问题治理的启示

布坎南公共选择理论把西方国家政治经济互动导致的问题归结为制度的缺陷豓，他所研究的主体就是经济学理论和政治决策的契约和宪法基础，其实质即是对国家制度的研究。以公共选择理论为基础，探析了我国腐败产生的原因后，笔者认为当前我国反腐倡廉工作的重点不能仅仅停留在思想规范和惩处打击层面，而是应该从制度的创新和构建入手寻找突破口，力图从根本上治理我国腐败问题。

（一）制度保障机制

公共选择理论一再强调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特征，因此我们必须认识到政府公职人员和官员的“本性”良莠不齐，在腐败还未显露或者防范初期我们必须对官员的录用进行严格把关，以民意作为基础，选拔道德品行可靠的领导人才；完善干部选拔综合考评制度，保障对官员的定期考核，对官员的任用和提拔要尊重民意；建立干部终身责任追究制、官员财产申报制、金融实名制等，及时发现和遏制腐败苗头。

（二）风险竞争机制

建立内部风险竞争机制。一方面，适当引入市场力量，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和控制，尽量减少“寻租”的空间以及政府有关部门和人员的腐败机会。另一方面，健全官员绩效机制，使政府部门与部门之间、职员与职员之间形成适度的竞争机制，激发公职人员的工作热情和积极性，保障并增加其合法利益收入，增加腐败预期成本。

（三）监督控制机制

建立健全政务公开制度，将政务公开纳入宪法改革，并提出具体的实施措施，使其制度化和公信化。政务公开主要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对政府活动尤其是涉及经济利益的活动程序和数据报告进行公开；二是对政府公职人员的收入及其经济状况进行公开。

（四）国际合作机制

腐败的经济学分析篇5

关键词：权力腐败　权力失控　廉政　监督保廉

一、腐败的本质及特征

要遏制权力腐败，首先要认清其本质。腐败是指“因考虑(家庭、私人团体)金钱或地位上的好处而偏离公共角色规范职责的行为：或者是违背某些规则而以权谋私的行为。”权力腐败的基本特征是：1、它主要与公职人员的个人行为相联系；2、权力成为个人牟取私利的商品；3、主体行为突破了权力的合理界限，与权力相对应的责任消除；4、其行为后果损害了公共利益。

我认为，腐败是权力和私欲结合的罪恶之子。腐败现象包括三个基本要素：权力、官员、私利。从这三个方面来进行分析腐败：

1　从权力的角度来看，腐败是权力异化的极端表现形式，是权力主体为其特殊利益而滥用权威或偏离公共职责的现象。权力本来应该是民众授予官员，让其为民众服务的，但它却从民众那里独立出来，摆脱了民众的制约，反过来为掌握权力的人或其集团自身服务，成了他们谋取私利的手段和工具，成为压迫和统治人民的力量。

2　从私利的角度来看，腐败是私利超越法律界限的恶性膨胀和滥用，是正当私利的变质。权力的占有者把个人利益放在国家利益之上，全心全意为自己服务。他们本来应该通过正确地行使权力，获得权力所有者的认可和赞许，从而从权力所有者那里合法地获得自己的私利。但现在他们则遵循“两点之间线段最短”的几何学原则。

3　从官员的角度来看，腐败就是渎职，就是作为国家利益代表或人的官员破坏了与被代表或的人——国家的授权关系，违背了其意志，不再为社会谋利益的具体表现

归根结底，腐败现象的本质在于“官员以权谋私，损害社会利益”。具体地来说，腐败是附着在官员个人权利之上的私利与附着在官员所占有的权力上的社会利益之间发生激烈冲突的产物。

二、腐败的根源的理论及分析

1　价值失范、道德约束乏力导致了腐败

腐败的猖獗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公职人员合理的利益或需要无法通过合法的或正当的途径得到满足，因而需要另辟蹊径的客观现实，对此伦理一个是个人层面，一个是社会层面。在个人层面上，个人为追求金钱和各种享受而放松对自己的要求，在道德上自甘堕落，被认为是腐败分子陷入腐败泥潭的主要成因。在社会层面上，传统的价值观受到了理论上的批判和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而陷入空前的危机中，与现代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伦理价值体系尚未牢固地建立起来，其结果出现了价值失范、道德约束乏力的局面，腐败现象趁此机会泛滥起来。

2　低薪导致腐败

薪金过低容易导致腐败在国际上已经成为共识。有不少中国学者认为，发展中国家公务员工资水平太低同这些国家腐败的猖獗之该理论说明公务员由于低薪而造成了心理上的不平衡，进而会通过腐败的途径来增添其额外收入，这一点分析有一定道理，但是增加公务人员工资涉及许多问题，而且还与该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有关，如果工资过高，很容易造中国整理成非公务人员的心理落差，结果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3　现代化导致腐败理论

这一观点的经典表述是美国学者亨廷顿提出的。他在《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指出，尽管腐败现象无时不有、无处不在，但有证据表明腐败的程度可能与迅速的社会经济现代化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腐败在现代化最剧烈的阶段更为盛行。

4　寻租理论

该理论产生于本世纪70年代。当时新古典经济学家布坎南等人认识到国家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广泛干预和管制限制了市场竞争，造成了人为的垄断和稀缺，由此产生的租金成为工商界的追逐对象。理论上的解除管制的政策在西方很快又演变为再管制的政策，而东亚模式的成功证明在发展中国家，政府干预可以在经济发展中起。

腐败的经济学分析篇6

公共经济学是研究公共部门经济行为的科学，公共部门包含了各级政府、政府投资和控股的国有企事业和金融机构，因此国有企业一直是公共部门研究的重要对象。腐败是指公共部门负责人利用制度漏洞，通过掌握的信息和职位优势对公共利益的破坏。这里，公共部门负责人可以是政府官员，也可以是国企高管。腐败表面上是政治问题，但从根源上看也是经济问题，腐败的公共经济学阐释就是要从经济基础的角度探讨腐败问题产生的根源。

（一）国企腐败的“经济人”假设推理“经济人”假设是公共经济学最基础的理论出发点之一。该理论认为任何人都是“经济人”，当然国企高管也不例外。“经济人”在社会生活中均有自利和理性的两种选择。自利导致每个人都尽最大可能追求个人经济利益最大化。理性导致每个人在追求个人经济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将根据自己的行为准则，选择最有利于自己的方式展开。如果这一行为准则符合大众利益，这将有利于整个社会，否则将会给社会带来危害和腐败。腐败能给国企高管带来腐败收益，同时也给他带来腐败危害或腐败成本。作为“经济人”，只有腐败收益大于腐败成本的时候，才会有腐败的动力。

1.腐败的收益分析。腐败预计收益计算公式如下：腐败预计收益E=E1－E2==P1×R1－P2×R2其中：E1：腐败不被查处的获利；E2：腐败被查处后的损失；P1：腐败不被查处的概率；P2：腐败被查处后损失的概率；R1：腐败不被查处的收益；R2：腐败被查处后的损失。在非法制社会中，P1>>P2，R1>>R2，这会导致腐败收益为正，甚至相当高；而在法制社会中，情况恰恰相反，腐败收益可能为负。这就能解释为何发达国家能比较好地抑制腐败，而一些新兴市场国家会成为腐败的重灾区，甚至导致政权更迭，民不聊生。

2.腐败的成本分析。腐败既有经济上的成本上的付出，也需要承担精神压力。腐败成本计算公式如下：腐败成本C=C1+C2=f1(l,m,n)+f2(p,q,r)其中：C1：为腐败交易成本，l,m,n分别为腐败所需要消耗掉的人力、物力和财力。C2：为腐败心理成本，p,q,r分别为腐败被查处的概率、腐败发生频率、腐败处罚强度。3.腐败的收益—成本分析。国企高管作为“经济人”，在腐败前一定会计算收益—成本。当腐败预计收益E>腐败成本C时，才会实施腐败。腐败预计收益E<腐败成本C时，腐败将变得没有意义。当腐败预计收益E=腐败成本C时，此时的E称为边际收益，C称为边际成本，这将是腐败行为的临界点。因此，从公共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要想抑制腐败的措施如下：一是让腐败预计收益E尽可能小，甚至为负。二是让腐败成本尽可能高，让腐败预计收益E<腐败成本C。

（二）国企腐败的委托—理论委托—理论是现代企业治理的基石。企业所有者将经营权和所有权分离，经营权让渡给更加专业的人（职业经理人），企业所有者依旧保留所有权，充当委托人角色，并获得剩余价值索取权。委托—理论认为，如果人比委托人掌握更多的信息，有可能导致人利用自己掌握的信息优势，做出损害委托人利益的行为，这种行为被认定为人的腐败。以中国国有企业为例，其人就是国企高管，委托人就是全体人民，人民将国企经营权委托给政府和国企高管，就自然拥有监督和约束的权利。但人民是一个非常抽象的概念，为了行使委托人职责，经过人大批准，政府授权，成立了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代为行使委托人责任。人民行使监管权要通过一系列的委托—关系才能实现。在这样的体系下，线框内的委托人代表是一个庞大的体系，而人民代表大会又是非常设机构。全体人民要想行使委托人监管权必须通过一系列的委托关系才能实现，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对国企高管监管的效率，增加了对国企高管监督的成本，国企高管利用自己掌握的信息优势，有条件也有可能做出损害全体公众的腐败行为，从而最终导致委托—关系的失灵。这种失灵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1.公众监督缺失导致委托—关系失灵。假设对国企监督委托失灵造成的损失为D，公众总数为m，则平均每个个体的损失为D/m，某个公民P因监督成功而获得的额外补偿为Rp，而为之付出的成本为Cp，那么作为“经济人”的该公民行使监督权要满足如下条件：D/m+Rp-Cp>0；事实上，在我国国企委托体系中，CP>>D/m+Rp，普通公众为监管付出的成本是非常之高的，最终导致监管缺失，腐败泛滥，委托—关系失灵。

2.信息不对等条件下导致委托—关系失灵。假设国企高管不腐败的获利水平为C，腐败后获利水平位C1，腐败成功的概率为P1，腐败被发现后被惩罚的水平为C2，腐败被发现的概率为P2，那么根据国企高管经济人的“特征”，其腐败期望达到的结果是：C+C1P1-C2P2>C,换算后得：C1P1>C2P2；可见，国企高管期望自己的腐败行为被处罚的程度较轻且处罚概率较小，腐败行为获利程度较多且成功概率较高，即C1P1>C2P2；而这一条件实现的前提就是国企高管比公众掌握更多的信息优势，信息正是其能够腐败的资源所在。因此，根据委托—理论，要减少国企高管腐败，一是要降低公众反腐败的成本；二是要减少国企高管所掌握的信息优势。

（三）国企腐败的寻租理论公共经济学认为，公共部门负责人利用“非生产性手段”为自己获取经济利益的行为就是寻租。“非生产性手段”不是去创造新的财富，而是把别人创造的财富以某种技术性手段占有。经济学者贺卫在其《寻租经济学》将政府官员创租活动分为三大类：无意创租、被动创租和主动创租。与政府同属公共部门的国企相对应的创租活动也可以按此标准划分，一是公益掩盖下的寻租机会；二是职务带来的寻租机会；三是人为设置寻租机会。国家出于增进社会福利的目的，让垄断型国企无偿占用了很多公共资源，其他企业可能通过给国企或其高管支付租金的形式取得资源并获利。比如中盐公司的盐业生产配额权，中石油的油田开采权，铁道部高铁招标权等。国企高管职位的优势，让他成为寻租市场的宠儿，很多利益集团想方设法地去接近拉拢他，最终很可能导致他接受利益集团的租金，从而为利益集团服务。如中石油腐败窝案，是将国有优质油田资产贱卖给私企。当前面两种情况不能满足国企腐败高管的胃口时，他可能会人为制造租金，以利益交换为诱饵让别的企业给其上供，甚至有意提出某项损害该企业利益的政策或规定，以迫使企业让渡给部分既得利益给他。减少国企高管的三类寻租机会，只有建立公开、透明、公正的内部运行制度，强化权力制衡与约束机制，才能抑制寻租机会的产生。

（四）国企腐败的新制度经济学理论新制度经济学是将制度作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学分支，这里的制度不仅仅是社会经济生活的游戏规则，更是一种无形的具有排他性的“公共用品”，或是法律制度，或是规则规范，或是社会习俗。近年来，新制度经济学研究领域逐渐扩展，使得“制度”因素逐步和公共经济学接轨，两者有很大的重合研究领域。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分为两大类：一是宏观制度框架和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具体制度，从经济学角度来看，是为解决行政权和产权关系而产生的，称为正式制度。二是文化传统、习俗、道德规范等，被称为非正式制度。以国企为例，当正式制度规范后，国企拥有的的社会资源的分配是靠产权来决定的，这样就会形成一个寻利的机制，各方遵循相应规则各取所需。当正式制度规范以前，社会资源的分配是靠国企行政权来分配的，国企高管利用制度漏洞可能将社会资源用于私利，最终导致腐败。在我国这样重视人伦关系的传统社会中，人情关系网成员之间盛行的礼尚往来也属于非正式制度的一部分，这种人情关系一旦运用于权钱交易，加之正式制度的不完善，则会产生大面积腐败。因此，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国企腐败产生的根源是制度不规范、产权不明晰导致的人情关系腐败。目前我国国企运行的宏观制度框架已经基本确立，当务之急是建立国企运行的具体制度安排，以实现产权的归属和价值认定。

二、国企腐败治理机制研究2014年12月9日

通过上面的公共经济学腐败机制分析，我们可以找到治理国企腐败的路径如下：国企腐败治理的6点具体措施，其本质都是制度方面的完善、制衡和监督，但制度的改进岂是短期内能实现的。本文认为，国企行政管理机制和政府部门高度相似，国企高管亦官亦商的身份，其监管难度比政府官员还要大，必须从国企内部和外部同时入手，才能起到真正威慑作用。国企内部要建立“精英职业经理人”制度，主要是理顺国企内部的权力分配，确保实现国企的战略目标。国企外部要建立人大常委会为监督机构的“国企收入和支出预算管理”制度，确保国有企业合理开支，稳定收入。

（一）治理国企腐败的“精英职业经理人”制度说明精英职业经理人是国企的首要行政负责人和企业发展战略具体实施负责人。他与普通经理人最大的不同是，精英职业经理人必须经过严格的考核，由人大常委会选举产生，他具有如下特征：

1.精英职业经理人拥有国企内部最高的人事权，可以决定整个国企领导机构的人事任免权，他可按照自己的意愿组建自己的领导班子。

2.精英职业经理人需从社会上招聘，有一定任期，要由人大常委会负责组织招聘，通过公开的选拔程序挑选出来的。

3.精英职业经理人和他的整个领导班子没有财务管理使用支配权限，所有支出和收入都要通过预算管理制度预先制定。

4.如果支出预算超出或收入预算减少，精英职业经理人必须接受人大常委会质询，取得谅解后，才可更改预算计划。

5.精英职业经理人，与人大常委会签订聘用合同，采用和风险匹配的年薪制，只有完成了预定目标才可能拿到全额薪金。否则要根据合同执行情况，予以扣减甚至清零。

6.精英职业经理人必须接受人大常委会的管理，定期接受人大常委会的检查监督。如有贪腐行为，必将受到追究，严重的会导致精英职业经理人倾家荡产，身败名裂。其领导班子其他成员发现贪腐行为的，精英职业经理人是第一责任人。通过这样的制度安排，精英职业经理人需担负起企业发展的大任，他绝对不能接受腐败在他掌控的体系内蔓延，因为那样会直接侵害其利益。精英职业经理人会根据自己的经验和能力，在组织体系内建立完善的组织管理体系，尽量避免腐败发生，同时建立一套适合的激励机制，鼓励领导班子和全体员工用合规合法的方式为达成共同目标而奋斗。

（二）治理国企腐败的“国企收入和支出预算”管理制度说明

1.人大常委会是“国企收入和支出预算”管理制度的制定者和组织者，因为人大常委会是公众选出的常设机构。而国企资产是公众的共同财产。因此人大常委会必须担当此责任。

2.人大常委会还要建立与“国企收入和支出预算管理”制度相适应的国企领导监督权，包括行政不作为，行政乱作为，贪腐行为等。

3.包括国企员工在内的全体公众都有权通过人大常委会质询精英职业经理人及其团队的预算完成情况及人事权问题，其质询方式多种多样，比如网站、微信等举报成本低的方式，确保公众少花费时间和金钱，在制度框架内要求限期答复。

4.人大常委会要组建自己的智囊团队，涉及到重组破产、产权交易、资产评估、物质采购、招标投标、投资决策等重大事项和专业领域，必须听取智囊团队的专业性建议，以便对国企收入和支出预算合理性作出正确的判断。

5.精英职业经理人要定期给出国企收入和支出预算报告，该报告需通过人大常委会的表决，多数赞成后才能获得通过。为保证投票的公正性，具有投票权的人大常委会代表是临时组成的，并在投票前夕公布。投票甚至可以通过网络进行，确保异地代表行使权力。投票后，投票代表信息个人要立即公布，并接受监督，以保证投票的公正性，精英职业经理人和人大常委会都可以对投票的结果举行听证，投票代表也必须当场对精英职业经理人的质疑作出直接或书面回应。

6.国企收入和支出预算报告必须以公开、公正、权威的方式面对公众，以便全体公众对报告具体事情进行监督。

7.人大常委会要对国企的治理机制提出自己的改进建议，确保建立完善的现代企业管理制度，避免出现独断专行的的精英职业经理人。

8.人大常委会要组建产权认定机构，确保国有资产不被贱卖和保值增值。通过人大常委会审核国企收入和支出预算报告的方式，能够控制国企的过度支出，同时国企收入一旦与预算不符合，可立即启动调查程序，精英职业经理人必须作解释说明。另外，由于信息披露充分和层级减少降低了监督成本，公众的监督也极大限制了精英职业经理人的贪腐动力。

三、结论

腐败的经济学分析篇7

（一）人性的需求

1、大公无私与自利假设

人性的本质到底是善是恶？这是自古以来思想界争论不休的一个话题，它影响着几乎所有的社会科学，例如哲学、经济学、宗教学、文学等，当然也包括着法学。因为法律调整的是人的行为，这就决定了它必然是建立在对人性的本质有一个基本的预设上的。例如对反腐败法律而言，如果我们预设人性本善，任何人在本质上都是大公无私的，那么会实施腐败行为的人就只是“腐化变质”的一小撮，就不需要从法律制度上对人人都抱有怀疑，不需要设置各种预防措施。而如果相反，我们预设人性是恶的，那么就必须随之得出相反的结论，人只要不受制约，一旦有了腐败的条件，他就会做出腐败的行为来为自己谋利而损害授权给他的国家和人民，那么法律就应当在授权给个人的同时就处处设防。

许多学者在介绍我国的性善性恶的争论历史都会认为儒家是性善论者，[80]但是实际上并非完全如此，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孔子主张德治理论，是隐含着以人性善为其前提的。而儒家学说发展到战国时期却在对人性的问题上产生了不同的看法，孟子明确提出了“性善论”的人性假设，目的在于为他的“仁政”理想服务。但是荀子却不这么看，他明确提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81]并以一个专篇来论述，他关于人“性恶”的人性假设几乎是他全部学说的基石。可是，历史选择了孔孟的学说，性善论的观点盖过了性恶论，到了宋朝经过《三字经》这一启蒙读物的“人之初，性本善”的宣传教育，更是家喻户晓。近来国内有些法学家已经论证了传统文化的性善论基调对

利益，满足经济追求。反之亦然。而国家要达到这一目的如果只是强迫人要么只追求权力，要么只追求经济，不允许同时有两种追求，事实上，如我们上文所论证过的那样，这是与人性相违背的，因此效果总是有限的。而高薪养廉制度则正视人性中的追求的多样性，承认公职人员也会有经济上的追求，因此在禁止权钱交易的同时，尽量给予公职人员以正当的经济满足。

3、根据人性的制度设计的意义人们羞于承认人性的私，如同当年羞于承认是从猴子变来一样，但是人性的私预设对于我们进行制度设计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因为如果假设人性是大公无私的，则法律就不用着眼于制度性的防范，执行公权力的公职人员也不会滥用权力，但是这不仅在理论上没有说服力，在实践中也得不到任何有力的证据。而且，既然人性是善的，那么治理国家也就只需要道德感化即可，无须法律的参与，最多也只是“德主刑辅”，而这显然也是与我们建立法治国家的现实相抵触的。在这方面我国是有着深刻而沉痛的历史教训的，就算是在建国后，也还试图着靠“社论”的呼吁，靠“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靠开大会来控制社会、治理国家，寄希望于“六亿神州尽舜尧”，结果陷入了极端的人治，当出现了严重的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而又当领导人作出了错误的决策时，我们的民族和国家付出的代价就不可谓不深重了。因此我们在论证了人性之私的基础上，还必须指出，这不但是事实的真相，最起码也是搞法治的必然预设。

而只有在承认了人性之私的思想基础上，才有可能发展出法治。既然人性是私的，那么国民在行使权利将国家公权力交由具体的政府、公职人员行使时，就必须担心其以私侵害了公权力的为全社会谋利益的本意，而转变成为其自身谋利益，这就必须制定一整套防范的法律和制度来对这种危险倾向进行制约。这就是启蒙思想家提出分权制衡理论的逻辑起点。正是预设了人性之私，洛克才指出：“如果让一批人同时拥有制定和执行法律的权力，这就会给人们的弱点以绝大的诱惑，使他们动辄要攫取权力，借以使他们自己免于服从他们所制定的法律，并且在制定和执行法律时，使法律结合于他们自己的私人利益，因而他们就与社会的其他成员有不同的利益，违反了社会和政府的目的。”[86]受洛克的分权制约思想的影响，孟德斯鸠进一步提出了“三权分立”的构想，强调要使立法、行政、司法三权互相制约，以防止因人性的私欲而使法律变成“暴虐的”，法官变成“压迫者”。[87]

应该说我们的法治思想和法治制度是与承认人性之私的预设有直接的联系，高薪养廉制度自然也不例外，它的前提正是承认人性之私，而它的方法是以国家在一定程度上的满足这种私欲，来防止公职人员擅自地滥用公权力来满足这种私欲。显然，这种认识比盲目地指责腐败者道德沦丧来得更为理性、更为冷静，因此也更为实际。

（二）高薪养廉的需求层次定位

人类的私欲决定了人是要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例如经济学的“成就人”假设就曾经指出过，人的需要是有层次的。而提出这一点的，是心理学家马斯洛（a.h.maslow，1908－1970），他的需求层次理论不仅具有较高的心理学学术价值，而且已经被多种学科和领域的研究者参考，例如管理学和经济学，而这一理论同样也是适用于法学研究的。研究需求层次，不但可以揭示腐败的动机产生的原理，更重要的是，它可以为我们动机提供重要的指导。

根据马斯洛的研究，人类的需要主要可以分为以下五个层次：生理需要（基本需要）、安全需要、归属和爱的需要、自尊需要、自我实现需要。[88]

这五个层次的需要既不是同步产生的，也不是必须前一层次的需要完全得到满足后才会产生后一层次的需要那样的固定、刻板。人的需求确实有一个从基本到高级的逐渐发展的层次，但是正如马斯洛指出：“对于我们社会中的大多数正常人来说其全部基本需要都部分地得到了满足，同时又都在某种程度上未得到满足。”[89]人类这些层次的需求往往是无意识的，它们自动地发挥作用，影响着人类的心理和行为。

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其中前两个层次主要是属于生理上的，而后三个层次则主要是属于心理上的。相对而言，越是低层次的需求的满足，就越可能通过经济的和物质的条件来实现，例如增加薪俸。而越是高层次的需求的满足，则可能是更加需要通过精神的条件来满足，例如给予荣誉和信任等等。

马斯洛的理论有一个至关紧要的方面：一旦一种需要获得满足，它就不再激励一名员工的行动了。这实际上就是马斯洛理论的“边际效用”。边际理论是由德国人戈森提出的，他研究人类的功利、消费和享受，提出了两个定律：第一定律是提出了“边际效用递减原则”。通俗地讲，当人们饥饿时，为了满足第一层次的生理需要，他可以通过吃馒头来得到满足，这时第一个馒头效用最大，第二个馒头效用次之，依次递减，如果第三个馒头刚好吃饱了，第四个馒头就是负效用了。第二定律是享乐均等或享乐最大定律，即最大限度的满足来自于对满足需要的各种消费物的均等享受。作为这两个定律的一个推论，即在原有欲望已经被满足的情况下，要取得更大的享受，必须发现新的享乐和扩充旧的享乐。[90]

对高薪养廉制度，我们仍然可以从这些原理来进行理性的分析。薪俸的高低，是可以作用于马斯洛提出的五个层次的人类需要的。但是在这五个层次的需要中，薪俸的作用并不是相同的。对于生理需要来说，薪俸高低起的作用是立竿见影的，完全成正比，薪俸越高，则生理需要越能得到满足和保障，而且在以家庭为单位的现代社会中，这里的生理需要并不是仅仅指公职人员个体的生理需要，而是指家庭的生理需要，很难想象一个公职人员可以通过自己的薪俸使自己的生理需要完全得到满足而同时让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生活在饥饿之中，其必然的结果是在供应不足时，整个家庭分享这一份薪俸，而大家的生理需要均只得到部分的满足。对于安全需要来说，薪俸起的作用仍然是很大的，公职人员的薪俸由于是国家财政负担的，所以具有稳定的保障，但是其数额必须达到足以使公职人员免受疾病、自然灾害等突发因素的困扰，而作为薪俸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的退休金制度也必须达到足以使公职人员免受晚年生活保障的后顾之忧。对于归属和爱的需要，薪俸的作用仍然是具有相当影响力的，经济条件不但是社会通行的一项重要的择偶指标，而且对于保持家庭的稳定，子女的受到良好教育等要求均不可或缺，具有较好的经济状况也是进行社交活动的基础。而对于人的自尊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薪俸具有间接的作用，但主要不是通过薪俸来满足的，只是过低的薪俸容易使人在社会交往和社会认同感中自惭形秽，这也与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有关，而不能仅仅依靠公职人员自身的道德修养，贫穷不是社会主义，那种越穷越光荣的观点早已为现代社会所不容，而且作为代表国家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的日常工作需要具有一定的崇高性、权威性，这也要求公职人员在日常生活中有过得较为体面的需要，所以较高的经济收入是比较符合公职人员的个人需要，也是符合其从事工作的客观需要的。

但是由于薪俸满足人的需要和激励作用的边际效用，并不是薪俸越多就越好，我们已经看到，在人的各层次需求中，薪俸所能够直接满足的主要还是第一、二层次的需要，而较高层次的需要则并不能靠薪俸来直接满

足，薪俸满足公职人员较高层次的需要作用是相当有限的，根据边际效用理论，在满足人的需求的过程中，加薪的作用是递减的，因此存在某一临界点，在该点上，加薪所取得的效用会等于它本身所付出的成本，这时如果再加薪的话，则是得不偿失的。因此高薪的确定最终应当是以满足公职人员及其家庭的第一、二层次的需要为主，再稍加适当考虑更高层次的需要。而且在形式上也可以针对不同的需要而进行多样化的配置，例如年薪、月薪和退休养老金的形式、各种保险的形式，以及其它的例如提供假期、提供交通工具等等形式以满足更高层次的需要来进行激励。

（三）高薪养廉的法经济学分析

1、经济学模型的建立和分析薪俸、惩罚与腐败的数量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关系？如果有的话，在反腐败过程中薪俸又扮演着什么角色？

当我们把腐败和反腐败都看成一种商品时，对它们进行经济学上的分析是可能的。波斯纳说：“为了设计一套最佳刑事制裁方案，我们需要一个罪犯行为模型。这一模型可能会是非常简单的：由于犯罪对他的预期收益超过其预期成本，所以某人才会实施犯罪。其收益是来自犯罪行为的各种不同的有形（在金钱获利性犯罪中）或无形（在所谓的性犯罪中）的满足。而其成本包括各种不同的现金支出（购买枪支、盗窃工具、面罩等）、罪犯时间的机会成本和刑事处罚的预期成本。”[91]尽管波斯纳说的是犯罪现象，但是这也完全适用于程度还未达到犯罪的普通腐败行为，因为普通腐败行为与贪污贿赂类犯罪只有程度上的不同，而没有本质的区别。

腐败的预期收益就是腐败者利用职权从他人或直接从国家那里非法获得的利益，这种利益在受贿行为中就是贿赂的金额，在贪污行为中就是贪污的金额，其它类型的腐败也可以类推。在腐败的预期收益确定的情况下，如果腐败行为类似其它商品，“需求”的数量（当然是从腐败官员而非国家和民众的角度说的）将与其成本呈一种负相关关系。根据波斯纳的论述，我们就可以列出腐败成本的公式：腐败成本＝预备成本＋机会成本＋处罚成本。

我们在分析腐败成本时，最关键的一点是必须要抓住腐败行为的“权钱交易”的实质，也就是说，要腐败必须考虑到他的权力的取得成本，这个成本可能是他经过大学的教育所付出的费用（当然这部分并不会全部转化为腐败的预备成本，因为获取的知识部分并不会因腐败而丧失，只有获取的担任国家公职人员资格要部分可能会丧失）、经过取得公职任职资格的竞争胜利、经过若干年优异工作努力等等一切付出的总和。但是我们要注意到这一成本并非在每次“权钱交易”中都会付出的，它是一种不确定的风险成本，所以还应当乘以风险系数，这个风险系数就等于实施腐败行为被处罚的概率。所以如果我们忽略了那些可以不计的相对极低的预备成本，腐败的预备成本＝取得权力的成本（包括受教育而获取担任国家公职人员的资格、参加竞争、辛勤工作取得职位等）×被处罚的概率。

腐败的机会成本则是腐败者以实施腐败行为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合法活动中所可能获得的收益。由于腐败的“权钱交易”这种交易的特殊性，权力的行使往往时间极短，只是一瞬间的事情，也并不需要付出太多的劳务，而且这个时间和精力往往本来就是其实施正常公务所要求付出的（例如“贪赃不枉法”的情况），所以腐败行为的机会成本并不象实施其它有的犯罪那样大，在存在腐败机会的场合，它大多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但是指出腐败的机会成本并非没有意义，实际上它在腐败的预防中是相当有启迪的，它要求我们尽量设计一套制度，使腐败者无空子可钻，此时，机会成本极大化，企图腐败者无论花多少时间和精力都找不到可供腐败的机会，这就可以有效地防止腐败的发生。

我们主要需要考虑的，应当说是腐败的处罚成本。这样我们不能不考虑一个腐败者被抓获和被处罚的概率和处罚的严厉程度。因此，从法律的角度来说，腐败的处罚成本主要由两方面的成本决定：一是处罚的尺度；二是对每一腐败行为的被处罚的概率。其公式是：处罚成本＝处罚尺度×被处罚的概率。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被处罚的概率不仅仅是指被查获概率，还取决于法网的严密程度，因为由于法律的不严密性，有许多事实上的腐败行为可能即使被揭发出来，也得不到法律的惩罚。而处罚尺度则是指因查获腐败者而进行的资格上、经济上、自由上乃至生命上的剥夺。

当这预备成本、机会成本、处罚成本三大方面成本中的任何一个成本上升时，潜在的腐败分子将会发现从事腐败活动无利可图，这就导致腐败的供给下降，即腐败行为较少发生；反之亦然。这一经济学模型可以用于各种反腐败的经济分析，提出各种对策，但本文只讨论高薪这一变量加入该经济学模型时，会对腐败导致何种成本上的变化，以试图得出腐败行为是否会因高薪的实施而在数量上受到影响，以此从经济学的角度论述高薪养廉制度的有效性。

2、高薪养廉变量分析假设其它变量不变，且被处罚概率不为0，当“薪俸增高”这一变量加入到上述三方面成本时，我们就可发现一些变化。首先，对于预备成本而言，由于我们上文论述过的高薪养廉可以带来公职人员精英化的附带利益，要成为公职人员必须投入更多的预备成本，这种成本可以反映在受教育、受培训、更激烈的竞争导致更多的进修费用等等方面。其次，对于机会成本而言，高薪几乎没有什么影响，既不导致成本增加，也不导致成本减少。第三，对于处罚成本而言，高薪主要是对因腐败者资格上的被剥夺，而导致预期利益的丧失起作用，薪俸越高，被剥夺公职人员资格后丧失的预期利益也就越多。另外，高薪还间接地对腐败者经济上的剥夺起作用，由于高薪可以使公职人员积累更好的财物，则一旦因腐败被处以经济上的惩罚时，也将有更多的财物失去。当然，尽管没有严密的论证证实，但是我们还是侧重于认为一个有较多财产的人会比一个身无分文的贫穷者更不愿意失去自由或生命，因为那将使他失去更多的享乐。因此高薪将直接和间接地导致处罚成本的提高。

于是我们可以说：高薪养廉在预备成本和处罚成本两方面提高了了腐败的成本，在其它变量不变的情况下将导致腐败数量的减少。这就是对高薪养廉在抵制腐败中所起的作用的法经济学结论。

那么现在对此分析提出批评的人马上会指出某种“事实”，即使在高薪的情况下，并非所有的公职人员人都趋向于清廉而放弃腐败的企图。腐败者或者处在一种非理性状态，或者面临未曾预计到的情形，比如说在受贿时并没有考虑到被判处死刑的情形。如果此观点成立的话，是不是可以证明高薪并不会对腐败成本造成影响、并不会养廉呢？并非如此。如果某人坚持认为进行腐败行为的数量不会受其成本影响，他就是隐含地否定需求规律。实际上这种观点的错误之处在于他将平均腐败者与边际腐败者混为一谈了。所谓边际腐败者是指这样的人群，他们是潜在的腐败者，但是有可能向不实施腐败行为转化，也有可能向实施腐败行为转化，游离于两端之间。我们可以大致地把公职人员分成这样的三种人群：一种人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去实施腐败行为的，第二种人是无论如何都要去实施腐败行为的，我们无论采取或不采取任何预防或激励或惩罚措施对这两种人都不会产生任何影响。而第三种人是有可能实施腐败行为也有可能不实施腐败行为，他们的行为趋向受外部条件的影响。这第三种人群就叫边际人群，也就是决策

学上的边际点，任何决策都是针对边际点作出的。这一理论的有效性并不需要所有潜在的腐败者了解或对实施腐败行为的预期成本变化作出反应，如果有足够数量的边际腐败者是对更高的腐败成本作出反应，那么腐败的需求曲线将会向下倾斜。本文前面引述的古今中外的大量资料表明，这种边际腐败者的群体事实上是非常庞大的。

所以本文的结论仍然有效：高薪养廉制度使腐败的成本提高了，它将导致腐败数量的下降。

（四）高薪养廉的局限性我们从人性的私本质、人的需求层次和法经济学三大理论视角论述了在权力社会中，采取高薪养廉制度是有助于廉政建设，对抵制腐败是有作用的。但是高薪养廉也有其天然的局限性，它并非天然地就是反腐败的利器，也不是想实行就能实行了的。

我们在上文论述中已经反复指出，权力之所以趋向腐败，是由于权力资源本身的稀缺性、人性的私本质和权力的异化可能性三大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高薪养廉制度对权力的稀缺性和权力的异化没有影响力，它仅仅是针对人性的私本质而提出的。同时它在解决人类私本质在腐败中所起的作用的过程中，所采用的方法是承认这种私本质的客观性，并在适当的范围内通过合法的手段予以满足，以使一部分潜在的腐败者因需求得到满足而放弃腐败，并且它还通过增加腐败成本来作用于私的人群，使手握公权力的人们在私本质的作用下趋利避害而放弃腐败的企图。但是，我们在承认高薪养廉制度的有效性的前提下，也应当看到其局限性。正是由于高薪养廉不是从根本上抑制人类的私本质本身，而是与私本质妥协的结果，所以它在反腐败上是具有不彻底性的，这种不彻底性也导致了它的局限性。此外，一个国家实行高薪养廉制度也不可能不受到其它条件的限制，如果不顾客观状况，而不去改变那些限制高薪养廉制度实施的条件的话，只盲目照搬高薪养廉制度，不但无益，反而有害，所以除了高薪养廉本身的内在局限性之外，还要受到外在法律环境的制约。

高薪养廉的内在局限性是指高薪养廉制度本身对廉政的促进作用或腐败的抑制作用所具有的局限，具体表现为：

首先，高薪养廉制度对法制建设具有依赖性。高薪养廉要发挥较好的养廉作用，必须依赖于严明的法制，它无法独立地承担起反腐败的功能。从上文的经济分析中我们已经指出无论是高薪养廉作用于预备成本还是作用于处罚成本，它的效果都需要与“被处罚的概率”相乘的。这个概率是大于0而小于1的一个数，这个数就是法制严明程序的集中反映，法网越是严密，腐败就越容易被发现和处罚，以腐败者来说，被处罚的概率就越高，反之亦然。所以高薪养廉的效果会被法制严明与否成倍地放大或缩小。这不但是理论上的推断，而且我国历史上的成败经验反复证明了这一点，例如上文提到的高薪养廉在清朝雍正年间高薪养廉起到了较好的效果，而到了乾隆年间，同样的高薪养廉制度却起不到同样的养廉效果，关健就在于惩治腐败的法制开始废弛了。不难设想，如果任何腐败行为都得不到应有的惩罚的话（这当然仅仅是理论上的假设，因为“被处罚的概率”可以接近于0，但是无论如何不可能等于0），高薪养廉的预期效果就将丧失怠尽。而只有在被惩罚概率无限接近于1时（同样只能接近，而不可能等于1），高薪养廉的效果才能被发挥到最大。

其次，高薪养廉制度无法防大贪。因为高薪养廉并不是从根本上抑制人类的私本质入手，所以它只能对腐败起到一定程度的预防作用，只能从数量上抑制腐败现象的存在和蔓延，而从质量上看，大贪、巨贪却难以受到高薪养廉制度的抑制。因为高薪养廉只是提高腐败的成本，却不是的根源，那么尽管它可以减少腐败的总量，但是对于个案来说只要腐败的收益大于腐败的成本时，腐败就仍然会滋生。例如从行贿者的角度来看，在高薪养廉制度下，他要取得相同的行贿效果，就可能需要付出更多的财物，这可能会阻却一部分行贿者，但是当收买公权力带来的收益远远大于他所需要付出的行贿成本时，他也会乐意多付一部分财物，从纯经济的角度看这仍然是一种有利可图的投资。又由于无论怎样的高薪，与现在已经查获公布的那些贪污受贿数额特别巨大的贪官的犯罪数额均无法相比，所以在这些巨额腐败的诱惑面前，高薪养廉的作用就较难显现了（当然也并不是说就此毫无作用）。

而高薪养廉的外在局限性是指要实施高薪养廉制度所受到的限制，主要表现在：

首先，高薪养廉制度的实施有赖于机构的精简。在机构臃肿、冗员繁多的国家是无法实行高薪养廉的，否则将导致国家积弱，财政耗尽而养无用之人的严重后果，因此这些国家的高薪养廉制度的实施，必须与机构改革的进度同步，这是一个很明显的结论。

其次，高薪养廉制度的实施与国家经济实力密切相关。一个贫穷的国家是无法支付高薪给其公职人员以养其廉的。

五、高薪养廉与我国社会制度

（一）对我国实行高薪养廉的辩证认识我国是否适宜实行高薪养廉制度，这至今仍是见仁见智的问题。根据本文的所有论证分析，我们试图就此得出一个比较现实的结论。我国有着不同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国情，与高薪养廉有关的基本情况是：

我国行使公共权力的国家机关、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公职人员人数众多，冗员现象严重，从1980年上述公职人员476万人，经过18年的发展，到1998年人数达到了1079万人，[92]增长了126.7%，翻了一翻多，这些人数还不包括我国其它国有行业中具有国家干部身份的人。而在此期间我国的经济体制则从计划经济逐步转向了市场经济，原来需要由政府通过“看得见的手”来调节的经济生活改变到由市场这一“看不见的手”来调节了，因此公职人员的人数不但不降低，反而以如此大的幅度上升，实在是没有什么合理性。资料表明

关。通过调查反映出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一是机关人员文化素质高，工资水平低。机关人员的平均受教育程度高出企业一年左右，而企业平均工资却比机关高出9%以上。二是机关的工资分配重资历、轻学历。三是机关论资排辈严重。干部能上不能下，工资只升不降。四是不同地区、行业、单位间工资差距拉大。垄断性行业、新开公司工资高。一方面机关与企业的工资水平差距拉大，另一方面机关平均主义、低收入高福利并存。[96]

综合上述国情，本文认为，我国行政机构改革、司法改革的展开，国家公职人员的主要组成部分行政人员和司法人员在人数上将有望减少，如果再配合以

的局限性，所以不能把反腐败的重任系于高薪养廉一身，正如我们同样不能把它单纯地寄希望于严刑峻法或者单纯的道德建设一样。只有发挥廉政系统工程的合力才有可能建设成廉洁高效的公共部门，我们从来不认为仅凭高薪就足以养廉，事实上，高薪只是一个有助于养廉的条件，它既不是唯一的条件，也远远不是一个充分条件。人们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出一些个案或实例来，指出有些人在高薪下仍然腐败，同样地，他们也可以举例说有些人在低薪下仍然廉洁，但是这些个案都无法否定高薪作为廉政建设的配套制度，它对于从整体上提高养廉成效的作用。

-50位专家的问卷调查分析》，载《2000年：

[30]参见傅殷才著：《经济学基本理论》，

论选》，新加坡现代出版社，1994年版，第110页。转引自前揭［67］王振亚、冉亚玲文，第24页。

[80]参见丁以升著：《

[83]（美）理查德。道金斯著：《自私的基因》，第五章。因系网络资料，无法注明出版社和具体页码。

[84]前引［83］理查德。道金斯书，序言。

[85]转引自前引［82］郝铁川著《法治随想录》之《片面而深刻的性恶论》，第53页。

[86]（英）洛克著：《政府论》（下篇），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89页。转引自前引［80］丁以升书，第176－177页。

[87]参见前引［14］孟德斯鸠书，第156页。

[88]参见（美）马斯洛著：《动机与人格》，华夏出版社，许金声等译，1987年11月第1版，第40页以下。

[89]前引［88］马斯洛书，第62页。

[90]李义平著：《经济学一百年》，载《学园》2000年第8期，第45页。

[91]（美）理查德。a.波斯纳著：《法律的经济分析》，蒋兆康译，

月第1版。

38.（美）理查德。a.波斯纳著：《法律的经济分析》，蒋兆康译，

42.（美）道格拉斯。c.诺思，罗杰尔。l.米勒著：《我们身边的经济学》，张军，夏业良译，学林出版社，1998年4月第1版。

43.（美）罗伯特。考特，托马斯。尤伦著：《法和经济学》，张军等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12月新1版。

44.（美）加里。s.贝克尔著：《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王为宇、陈琪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4月新1版。

45.陈卫东主编：《腐败控制论》，中国方正出版社，2000年2月第1版。

（二）古籍部分：

46.《韩非子》。

47.《汉书》。48.《唐律疏议》（刘俊文点校），法律出版社，1999年9月第1版。

49.《魏书》。

50.《明史》。

51.《宋史》。

52.《荀子》。

（三）文章部分：

53.吴丕著：《“腐败排行榜”与中国反腐败》，载《北京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

54.?宸舸著：《略论中国古代重典治吏》，载《中外法制》。

55.徐忠明著：《试论中国古代廉政法制及其成败原因》，载《学术研究》1999年第1期／历史学。

56.徐广春著：《新加坡廉政建设探析》，载《理论研讨》之《地方政府管理‘98.增刊》。

57.王振亚、冉亚玲著：《新加坡政治发展模式的制度特征及其对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启示》，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6月第28卷第2期。

58.谭湛明、陈丽君著：《香港廉政制度的效能及发展趋势》，载《经济学家》，1999年第2期。

59.钱福臣著：《“高薪养廉”三论》，载《求是学刊》，1998年第5期。

腐败的经济学分析篇8

[关键词]反腐倡廉建设；新时期；创新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6）03 ― 0041 ― 02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迅速，不管是政治方面、经济方面，还是文化方面都有很大的成就，但是涌现出了许多腐败事件。腐败的事件涉及到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以及高官，严重危害了社会的安定，面对这些腐败现象，我国根据历史的经验教训，进行反省和总结，通过对腐败的内容及原因的分析，提出反腐倡廉建设，与此同时，新时期的反腐倡廉建设又呈现出新的特点，所以，要不断地在实践中进行创新，努力实现在新时期的反腐倡廉建设理念的升华，进一步使我国的反腐倡廉建设得到推进，减少腐败事件的发生。

一、反腐倡廉建设的概述

首先，反腐倡廉建设的内涵。就腐败来讲，本意上是事物的化学运动状态，由原来很纯粹的状态通过不断的运动而变质、腐烂。在如今的社会中，腐败是指权利方面的腐败，它成为了经济发展的障碍，不管是政治方面，还是企业方面，通过权力延伸出的问题有很多。那么，腐败的特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党员领导干部是主体。党员领导干部担任着一定的职务，与公共利益、公职权益相关，需要履行相关的一定的职能责任等的人员，它体现的是个人行为，有时也与组织以及群体也密切相关。第二，权利是工具。权力之所以是工具是因为，主体可以通过权利为自己谋取利益。就倡廉建设来讲，它与腐败对立，是反腐败的一项重要的内容，廉政要求国家的公职人员在行使职权的活动中，不能为了私利而中饱私攘，出现行为不端，还要求国家的政治状况不能被腐败的空气给污染。廉政建设的特点如下：一方面要依法进行，廉政建设是国家的政治活动，它是由国家的领导人领导开展的，根据国家廉政建设和反腐败的程度来进行；另一方面目的性很强、明确，内容具有多样性，对象也是特定的。通过廉政建设保证国家政治生活的清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其次，反腐倡廉的重要性、紧迫性。第一，反腐倡廉建设是改革发展稳定迫切需要的工作。腐败的产生会造成工作效率的低下，使资源得不到有效的配置，大大降低了资源的合理利用；阻碍经济的发展，把发展经济的社会成本提高，给国家的财政造成压力；扰乱了社会风气，加剧了社会价值观的扭曲，导致国家正常的社会秩序受到干扰，使得社会群体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发生巨大变化；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腐败问题，会给我国的方方面面带来影响，失去人民的支持，让民众没有信心去看待国家的发展，更严重的是造成社会的动荡，出现大量的。我国正处在改革开放的攻坚阶段，各方面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以此同时，也带有巨大的挑战性。因此，大力提倡反腐倡廉，做好反腐倡廉的建设工作，有利于党和国家领导人做好生活作风建设，有利于政府树立好的形象，建设服务型政府和责任型政府，赢回在人民心中的地位，增强民众信心，提高国际竞争力。第二，反腐倡廉建设不仅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也与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相联系。有句话这样说过“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国家的核心观念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要始终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党作为国家的执政党，生活作风建设时刻与人民群众相联系，执政党的好坏关系着国家的生死存亡，所以，我国大力提倡反腐倡廉建设，有利于恢复党的地位和形象。近些年来，国家不断出现经济腐败、政治腐败和社会腐败，不管是企业方面、高官或是领导人，都不同程度的出现，金钱交易，卖官鬻爵的现象，反腐倡廉建设面临着极大挑战。从历史的长河中得出，如果不坚决的惩治腐败，打击腐败分子，政权和国家就不可能稳定和安定，进而丧失国家政权，葬送掉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此，我们要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严厉打击腐败分子，防止污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发展的和谐环境，对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以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意义。

二、新时期反腐的现状分析

从建国以来，国家都非常重视反腐败工作，严厉打击贪污受贿人员，新时期的反腐工作国家领导人和党都十分重视，特别是十后，更是强调严厉打击腐败分子，从高官的落马到村支书的落网，都可以感受到反腐力度的强度。党和国家坚持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对腐败分子绝不姑息，采取绝对零容忍的态度，通过反腐倡廉来不断完善国家机制，坚持标本统一，使得在最大程度上去预防腐败，减少腐败，遏制腐败。从目前的反腐来看，反腐倡廉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程度的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效，国家把反腐的工作纳入到了法律的轨道上来，使得反腐的工作能够制度化、规范化，进一步的把反腐的机制健全完善。

我国新时期正处在改革开放的深水区，结构需要调整，体制需要完善和转轨，所以，腐败的产生有着诸多方面的社会因素。纵观全国来看，2012年到2015年期间，山西省的高官落马是最多的，江西省、四川省、黑龙江、省云南省、湖北省、安徽省、湖南省、海南省、江苏省、广东省、内蒙古自治区等不同程度的有高官落马，基本上落马的高官都是通过职务之便，为自己及亲朋好友谋取私利，所以，反腐倡廉在新时期的经济发展中显得十分必要。根据对大部分的贪污事件的深入研究，过分集中的权利是他们犯罪的核心要素，再加上我国的体制和管理也存在缺陷和不完善的地方，就滋生了大量贪污受贿的腐败事件，因此，法律和制度的完善对于预防腐败的发生起着很大的作用，对权力进行有效的制约和监督，使得反腐倡廉建设能够更好地维持下去。这样以来，党的执政地位会得以巩固。

三、对新时期反腐倡廉工作重要性的探析

第一，反腐倡廉有利于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我国以前提倡计划经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计划经济已经不适应经济的发展，开始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现如今，我国经济改革的目标已经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通过目标的明确，各方面都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比如经济模式、社会观念和生活方式等都发生了明显变化。近些年来，由于经济体制存在的弊端，社会风气的恶化和社会现象的影响，造成有一部分党员和领导干部经受不住考验。所以，历史和现实都充分证明，加强法制依法治国，反腐倡廉建设对大力建设社会主义非常必要。

第二，反腐倡廉有利于巩固我党的执政地位，加强党的执政能力。不管是从国内形势看，还是从国际形势看，我党必须要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努力巩固执政党的地位，因为加强党的执政地位和执政能力建设，有利于解决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遇到的难题。对于党来说，反腐已经成为了一个不可避免的考验，所以，有效的预防腐败、惩治腐败、遏制腐败成为了体现党执政能力的重要体现。总结历史的教训，吸取历史的经验，腐败不利于国家经济的发展，是国家发展强大路途中的绊脚石，反腐倡廉建设恰好能够有效预防腐败，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

四、对新时期反腐倡廉建设的一些思考

腐败问题是全世界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问题，因此，我国提倡反腐倡建设显得特别重要。

（一）根据新时期的时代特点，创新廉政文化建设

从传统的文化中，我们能够了解到道德缺失和糟粕的部分，在更高的角度去看腐败现象，会发现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了文化的诱因，我们要正视这些文化因素以及带来的挑战，特别是反腐廉政建设。新时期的发展有新时期的特点，基于廉政建设也必须根据时代的发展进行创新，不应该停滞不前，要与时创新和与时俱进，吸取精华，剔除糟粕，不仅要发扬优秀的文化，还要批判的继承。目前，人民的生活大幅改善，各方面都呈现出多样化，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也在发生着变化，传统的理念问题已遭受着挑战。因此，反腐廉政建设要体现出新时期的特点，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网络、媒体和信息技术及传媒行业的迅速发展，反腐倡廉建设可以通过这些手段和工具，让腐败的丑恶面纱在人民群众面前暴露无疑，进一步创新廉政文化建设的领域，让廉政文化建设的内容及风气在人们之间散播，共同营造出良好的氛围。

（二）强化法制工作，努力搞好法制和制度化的反腐建设

依法治国是国家的治国方略，要求有法可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而在现实生生活中，不管是社会生活中，还是工作中都需要有法律，企业中有劳动合同法等等，国家层面有宪法，它是一切法律制定的基础。在反腐倡廉的过程中也需要制度和法律的保障，才能够保证反腐倡廉的工作能够顺利进展下去。根据现实的情况和近些年来腐败案件的增多，进行有效的预防腐败的发生势在必行，要想让反腐倡廉建设搞上去，就需要法制反腐，搞好制度化反腐，依据现实的情况，适时地调整和改革法律存在的漏洞，不断的努力健全和完善反腐方面的法律体系。现实生活中存在很多所产生的腐败，所以，党员干部只靠自身去保证不腐败真的很难，要想把腐败扼杀在萌芽之中，就需要把权利锁在制度的牢笼里，通过找出法律存在的不在，进一步完善这些不足，不给腐败留有任何生存的空间，也不给它有机可乘的机会。只要一切事情遵循着法律和制度的轨道正常运转，就能保证反腐倡廉建设工作的开展。

〔参 考 文 献〕

〔1〕伍本刚.新时期反腐倡廉机制研究〔D〕.四川农业大学，2013.

〔2〕刘婷婷.论新时期反腐倡廉制度建设〔D〕.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2014.

〔3〕史闪闪.新形势下反腐倡廉问题研究〔D〕.河南工业大学，2014.

〔4〕陈海英.新时期我国反腐倡廉机制的完善与创新研究〔D〕.河北大学，2015.

〔5〕刘世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反腐倡廉研究〔D〕.吉林财经大学，2013.

腐败的经济学分析篇9

关键词：权力腐败　权力失控　廉政　监督保廉

一、腐败的本质及特征

要遏制权力腐败，首先要认清其本质。腐败是指“因考虑(家庭、私人团体)金钱或地位上的好处而偏离公共角色规范职责的行为：或者是违背某些规则而以权谋私的行为。”权力腐败的基本特征是：1、它主要与公职人员的个人行为相联系；2、权力成为个人牟取私利的商品；3、主体行为突破了权力的合理界限，与权力相对应的责任消除；4、其行为后果损害了公共利益。

我认为，腐败是权力和私欲结合的罪恶之子。腐败现象包括三个基本要素：权力、官员、私利。从这三个方面来进行分析腐败：

1　从权力的角度来看，腐败是权力异化的极端表现形式，是权力主体为其特殊利益而滥用权威或偏离公共职责的现象。权力本来应该是民众授予官员，让其为民众服务的，但它却从民众那里独立出来，摆脱了民众的制约，反过来为掌握权力的人或其集团自身服务，成了他们谋取私利的手段和工具，成为压迫和统治人民的力量。

2　从私利的角度来看，腐败是私利超越法律界限的恶性膨胀和滥用，是正当私利的变质。权力的占有者把个人利益放在国家利益之上，全心全意为自己服务。他们本来应该通过正确地行使权力，获得权力所有者的认可和赞许，从而从权力所有者那里合法地获得自己的私利。但现在他们则遵循“两点之间线段最短”的几何学原则。

3　从官员的角度来看，腐败就是渎职，就是作为国家利益代表或人的官员破坏了与被代表或的人——国家的授权关系，违背了其意志，不再为社会谋利益的具体表现

归根结底，腐败现象的本质在于“官员以权谋私，损害社会利益”。具体地来说，腐败是附着在官员个人权利之上的私利与附着在官员所占有的权力上的社会利益之间发生激烈冲突的产物。

二、腐败的根源的理论及分析

1　价值失范、道德约束乏力导致了腐败

腐败的猖獗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公职人员合理的利益或需要无法通过合法的或正当的途径得到满足，因而需要另辟蹊径的客观现实，对此伦理一个是个人层面，一个是社会层面。在个人层面上，个人为追求金钱和各种享受而放松对自己的要求，在道德上自甘堕落，被认为是腐败分子陷入腐败泥潭的主要成因。在社会层面上，传统的价值观受到了理论上的批判和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而陷入空前的危机中，与现代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伦理价值体系尚未牢固地建立起来，其结果出现了价值失范、道德约束乏力的局面，腐败现象趁此机会泛滥起来。

2　低薪导致腐败

薪金过低容易导致腐败在国际上已经成为共识。有不少中国学者认为，发展中国家公务员工资水平太低同这些国家腐败的猖獗之该理论说明公务员由于低薪而造成了心理上的不平衡，进而会通过腐败的途径来增添其额外收入，这一点分析有一定道理，但是增加公务人员工资涉及许多问题，而且还与该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有关，如果工资过高，很容易造中国整理成非公务人员的心理落差，结果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3　现代化导致腐败理论

这一观点的经典表述是美国学者亨廷顿提出的。他在《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指出，尽管腐败现象无时不有、无处不在，但有证据表明腐败的程度可能与迅速的社会经济现代化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腐败在现代化最剧烈的阶段更为盛行。

4　寻租理论

该理论产生于本世纪70年代。当时新古典经济学家布坎南等人认识到国家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广泛干预和管制限制了市场竞争，造成了人为的垄断和稀缺，由此产生的租金成为工商界的追逐对象。理论上的解除管制的政策在西方很快又演变为再管制的政策，而东亚模式的成功证明在发展中国家，政府干预可以在经济发展中起。

5　权力失控理论

19世纪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勋爵曾提出一个广为流行的观点：“权力趋于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到积极和重要的作用。在新加坡，政府干预的程度较高，但政府却很廉洁。公共权力之所以容易产生腐败，是因为公共权力的主要内容是进行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也即它从事的是人们普遍需要和关系到人们切身利益的社会有价值的事物或资源的分配工作，而且这种分配带有一种人们必须服从的强制性。用此理论来解释我

国组织人事制度，一把手权力腐败现象有较强的解释力，但这个理论也有偏颇之处。

我们对待腐败产生的根源问题不能仅仅从某个方面考虑，应该综合起来，统盘考虑。从法哲学角度，当我们分析权力的特点、运行方式和内在机制时，我们便发现腐败产生的根源在于权力本身，以及权力的组成方式上。而且这种异化机制的产生是由一定的主客观原因造成的。具体说，我们认为腐败产生的根源有两个方面，而且是这两个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

1　拥有权力人的多方面的原因。而且人都有趋利避害、自私自利的本性，再加之封建传统思想，资本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腐朽思想的影响，使权力主体价值失范，道德沦丧，由此产生了通过腐败行为以牟取私利用于享乐的动机。

2　在当今的社会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由于我国的很多制度的限制，政府对各种方面都管的比较宽泛，国家把权力下防的比较大，给那些拥有权力的更大的空间去贪污腐败。由于我国对腐败分子的发现机制不够合理，法律制裁和纪律制裁不太健全，对于腐败分子的处理过于重视形式的，严厉的程度也不是很够，最终导致腐败现象愈演愈烈。

三、当前腐败现象的对策分析

1　构筑“以德倡廉，不想腐败”的道德防线

在加强政治伦理建设时，我们要弘扬优良的德政传统，唤醒权力主体的自律意识，培育廉洁自律的政治氛围。要弘扬儒家“民贵君轻”、“民为邦本”的为民富民的民本意识，从而淡化权欲，诚心为民。加强政治伦理建设，目的是要以德倡廉，强化公职人员的廉洁、勤政意识，引导公职人员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塑造一批廉政、勤政的道德楷模，发挥榜样的影响和辐射作用，通过树立公职人员廉洁公正的道德形象来形成全社会廉洁的风气，进而提高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

2　建立“监督保廉，不能腐败”的权力运行机制

我们要完善监督机制，尤其要加强监督机制的总体协调，建立一个具有相对独立性、权威性的监督机构。要加强监督机制的总体协调。我们要加强人大、政协对党政机关的监督；要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举报箱”、“举报电话”、“领导接待制度”等监督措施真正发挥作用：要强化职能部门的监督，要全面推广和落实“两公开一监督”制度。这一机构应具有相对独立性并拥有充分的自主权，依照法律法规行使其独特的监督使命，才能有效地防止和遏制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

3　创造“以法护廉，不敢腐败”的法律环境

法律无疑是最为有效的手段。要大力加强和完善廉政立法。要严格执法。制定法律的目的是为了运用它来规范人们的行为，调整社会关系，维护和发展正常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因此，再好的法律，如果不能在现实生活中得到实现，也会失去存在的价值。一般意义上的法的实施，一方面要求一切国家机关及其公务人员必须守法，另一方面要求国家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及其公务人员严格执行法律，适应法律，从而保证法的实现。

4　提供“俸禄养廉，不愿腐败”的经济条件

为国家公职人员提供较高的工资收入和其他福利，可以促使优秀人才流进政府机构同时也可以使一般公务员能够靠其正当的工资收入来维持中等或中等以上的体面生活，使他们较少有生活上的压迫感和危机感，从而能尽忠职守，比较能够抵制一些物质利诱。但高薪只有与严格、完善的法制相结合才能对国家公职人员的廉洁行为产生真正有效的影响。在生活风险日益增加的当今社会，国家一方面给公职人员较稳定、较好的生活福利以及较高的社会地位；另一方面，国家又通过有效的法律监督其行为和财产收入，一旦被发现有越轨行为，不仅会失去得到的一切，而且还要受到法律的严惩。

四、结束语

权力腐败这种现象虽然不能完全被彻底消灭，但是我们仍然有理由相信腐败应该的到很好的遏制，对我们的国家是有很大帮助，我们通过对腐败根源的分析，提出可以从道德的约束，监督的力量，法律的保障，提高薪金对公务员等等的措施来对为官的人和掌权的人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进而达到防止权力的滥用，遏制腐败现象的蔓延的目的。只有这样我国的反腐倡廉才能达到更好的地步，建立更完善的反腐倡廉体系。

参考文献：

[1]林喆，《权力腐败与权力制约》，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

[2]周振想主编：《权力的异化与遏制——渎职犯罪研究》，北京：中国物资出版社1994年版。

[3]张付成，《反腐倡廉的法理学思考》，载张文显主编《法学理论前沿论坛》第一卷，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腐败的经济学分析篇10

【关键词】国家审计；反腐倡廉；基本思路；保障策略

反腐倡廉建设关乎到党和国家的前途与命运。国家审计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推进反腐倡廉建设的神圣职责和历史重任。近年来，国家审计虽然在揭露查处腐败行为、纠正单位、部门与行业不正之风、促进建立健全反腐倡廉机制、推动社会民主法治建设，增强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意识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国家审计在法律法规、机制制度、组织管理和技术操作层面面临着诸多挑战。对此，审计机关应不断探寻强化国家审计推进反腐倡廉建设的思路和策略，提升国家审计效能与水平。

一、准确审计功能定位

（一）预防功能

从腐败问题产生的根源、滋生的环境、发展的轨迹来看，最根本的原因是由于权力的过于集中和决策的不民主，以及制度的缺失和监督疲软缺乏。通过审计监督，可以从体制、机制、制度层面及时向有关方面反映问题和提出改进建议，健全制度、消除隐患、防范风险，堵塞管理上的漏洞，有效地预防腐败犯罪行为的发生，降低腐败产生的机率，使权力得到制约，促进行政行为的公开透明。在具体的审计工作中，要对腐败多发领域、重点部门、重点项目进行常规性审计。目前我国已建立了事后审计、事中审计（也称跟踪审计）、事前审计三种审计形式，特别是开展事前和事中审计，能够充分体现审计的“免疫系统”功能的作用，保证经济活动的合理性、有效性和效益性，并提出建设性意见，从源头上预防和遏制腐败。

（二）揭露功能

国家审计具有经济监督、经济评价、经济鉴证职能。从国家审计机关的法律地位和审计机关的特殊使命来看，审计是加强反腐倡廉的有力工具。审计监督能够覆盖所有公共资源、公共财政、公有资产。可以说，国家审计是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守护神。在审计过程中，审计人员是发现经济问题、查找腐败线索、查处违法违纪案件的经济卫士。通过审查账目，查找漏洞，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能够及时和有效地发现和揭露大案要案线索。当前的腐败问题主要是经济领域中的违法违纪问题，而多数腐败问题都不同程度地反映在经济活动中，通过认真细致的审计，可以发现贪污受贿、钱权交易、谋私谋利等腐败问题的蛛丝马迹。近些年来，通过审计机关查出的大案、要案、窝案、串案等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审计机关对经济违法行为进行定性定量，为纪检、监察和司法机关进一步查处和惩治腐败提供线索。

（三）抵御功能

反腐败是审计机关的一项法定职责，也是一项重要使命。实践证明，审计机关是一支业务过硬、知识全面、政策娴熟、人才济济、能打硬仗的专业队伍。由于大多数腐败和舞弊，最终都要落到资金和财物上，审计查账始终与国家资金息息相关，审计人员紧盯国家财产，能够及时发现国家资产被侵吞。对审计中发现的腐败线索，审计机关应将其作为重点予以追踪审计。对追踪查实的腐败行为，分不同情况进行处理。一方面，对审计机关处理权限内的腐败行为，依照法律规定，以下达审计决定的方式，直接作出通报批评、罚款和没收非法所得等处理；另一方面，对审计机关处理权限以外的腐败行为，依照法律规定，移送纪检监察或司法机关处理。

（四）警示功能

随着国家审计法律体系和审计制度的日益完善，审计执法力度不断加强，审计“免疫系统”功能被社会各界所认识，国家审计已经成为反腐败的一支重要力量，审计查处的违纪、违规和违法案件越来越受到社会的普遍关注，影响越来越大。通过审计，规范被审计单位的财政财务收支，堵塞管理上的漏洞，推动领导干部和国家公职人员遵纪守法，规范公共权力运行，防止权力滥用，查处和移交违法腐败案件，起到审计威慑和警示作用。

二、聚焦审计重点内容

（一）加强财政资金和权力部门审计

围绕财政预算执行的真实性、完整性、安全性和科学性，以预算管理和资金运行为重点，关注资金投向、结构、分配、使用、管理与绩效，关注国有资产的安全性、增值性，关注财政政策执行状况，以及关注落实厉行节约情况、“三公”经费管理情况。同时，强化对权力部门审计，规范和控制权力运行，促进廉洁高效行政，注重从体制、机制和制度上揭露问题，分析原因，提出建议。在做好对财政预算单位审计的基础上，加大对所属单位延伸审计力度，促进部门预算管理更加规范，不断提高财政资金绩效水平。

（二）加强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

开展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是从源头治腐、制度反腐的重要举措。经济责任审计工作的逐步推广，已覆盖到用人、用权、用财及其效益评估的全方面。实践证明，抓好对“一把手”的经济责任审计，有利于强化监督，有利于惩治腐败，有利于预防犯罪，有利于保护干部。经济责任审计要以领导干部的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和领导干部遵守廉洁自律规定为主线，以政治与经济决策责任、经济管理责任、经济与社会发展责任、财政财务与经营目标履行责任，执行公共政策责任和自我约束责任为审计重点，加大审计监督力度，全方位、多层次、系统性地预防和控制权力腐败。

（三）加强政府投资工程项目审计

工程建设领域一直是反腐败工作的重点之一。近年来，工程建设领域内腐败案件频发，投资的各个环节层层截留、挪用、贪污建设资金的问题时有发生。审计部门要进一步加强对政府重点投资项目、重点生态保护项目和重点污染治理项目的审计监督，高度关注工程项目的质量效益、节能降耗、治污减排和环境保护问题，同时注重发现案件线索，深挖工程质量问题和安全事故背后的腐败问题，充分发挥审计监督效应。

（四）加强重点专项资金审计

专项资金的使用和发挥的效益作用直接关系群众的根本利益，必须把对专项资金审计作为反腐倡廉工作是否有成效的一个重要标准。在专项资金审计中，抓住资金源头，注重对有资金分配权的部门和有审批权的人员进行监督，查找资金分配层次中的漏洞，揭露资金分配中的不正之风。同时，审计专项资金使用及项目的实施情况，对弄虚作假、骗取、挪用或挤占财政补助资金、或改变资金用途挪作他用的，要独立地或配合其他部门予以严厉处罚，遏制腐败的发生。

三、健全协调联动机制

（一）协调沟通机制

加强审计部门与纪检、组织等部门的工作协作，定期召开审计工作协调会，研究审计计划，确定审计重点，落实审计措施。建立健全审计情况通报制度，实行审计工作季度通报、重大问题及时通报和领导交办事项专门通报机制，使党委、政府和纪委、组织部门及时掌握审计情况，将审计结果运用到案件查处和干部人事任用之中，保证审计结果落实。建立健全审计案件协调查处制度，做到审计案件线索及时报告，对违纪政纪人员给予处分，并及时将触犯刑律人员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使审计监督工作链条完整衔接，充分发挥审计监督的整体功效。

（二）联合运作机制

一是建立健全案件移送制度。审计机关在实施审计过程中，要注重大要案线索的查处，发现党员干部或国家工作人员犯有严重错误和经济上违纪违法的行为，应有意识地留心捕捉案源，并做好详细的取证工作，经过认真整理，及时移交纪检、监察部门或司法部门。审计机关在审计监督中，一旦发现经济案件线索，应及时向需要协作的机关移交，充分发挥审计机关具有财务会计方面的优势，为协作机关提供帮助，移送相关有说服力的证据，发表专业意见，供有关协作机关对案件的定性和处罚参考。二是建立联席会议制度。为了掌握案情，审计与纪检、监察、司法部门应加强工作联系，经常交流、通报有关情况，建立行之有效的工作联系、情况通报、联席会议制度。实现纪检、监察、审计、司法机关的通力合作，使权力运作置于严格的监督之下，并在全社会逐步形成易于揭露和有效治理腐败的长效机制。三是建立健全协同办案制度。加强纪检、监察和司法机关的协作配合，是资源整合、优势互补，增强反腐败工作合力的客观需要，也是全面履行审计职能，拓展审计领域，实现审计成果最大化的需要。审计准备阶段，审计机关应主动与纪检、监察和司法机关联系，了解有无对被审计单位或人员的举报材料以及对审计工作的需求，以便在审计实施过程中有针对地给予重点关注和查证，更好地满足协作机关的需要。

四、注重审计方法应用

（一）从审计走访座谈中发现案件线索

在审计期间，可以走访被审计单位的主管部门、干部监管部门、综合经济管理部门和业务关联单位，如其主管部门、国资局、纪检、监察、组织、财政、税务、工商、开户银行等单位，听取各部门、各单位从各自角度所掌握的对被审计单位的情况介绍和评价，以及对其单位存在问题线索的介绍，并查阅有关部门对被审计单位的检查和处理报告，以供审计参考，找出切入点和突破口。另外，可以采取个别谈话的方式，了解被审计单位财政财务收支方面存在的薄弱环节和重大违纪违规问题以及个人重大经济问题线索，以明确审计重点和方向。

（二）从单位内部控制中查找和发现案件线索

实践证明，一个单位的内控制度健全性或有效性差，就很有可能产生违纪违规的问题。因此，要坚持以内部控制制度评审为切入点，从内控制度到会计核算系统为基本路径，开展审计工作。特别要重视对被审计单位内部控制制度的检查，尤其是要对不相容职务控制、人员素质控制和凭证传递程序进行重点检查，以测定内控制度可信赖程度，找出薄弱环节，发现审计疑点。

（三）从审核原始证据中查找和发现案件线索

审计的过程也是审计证据搜集、查证，最终获得审计证据支持的过程。特别是以经费收支核算为主要内容的行政事业审计，对审计证据尤其要审核原始凭证，要特别注意有无篡改原始数据、伪造经济事项、使用非法票据和收款收据不按顺序号使用等情况，要从异常数据、字迹、经济往来、账务处理、收款收据使用中去发现问题、查找线索。

（四）从审计积累的资料中查找和发现案件线索

在日常审计工作中，注意把平时审计的相关材料和信息进行积累与整合，以便在审计中进行系统地、动态地、联系地加以运用。将与被审计事项有关的各个因素相互联系起来进行分析，通过各个因素的性质分析被审计项目的性质，通过各个局部的性质分析出总体的性质，或将个别的、分散的审计证据综合起来分析，使审计证据形成有充分的证明力的辅助审计方法。

五、创新审计技术手段

（一）建立反腐倡廉执行审计数据库

构建反腐倡廉执行审计信息共享和管理平台，将反腐倡廉执行审计中间表数据、审计过程类材料、审计成果类材料以及审计项目历史资料等各种数据资源进行集中、分类存储，构建各行业的数据规划，建立反腐倡廉执行审计信息平台。需重点规划和建设预算执行、金融、经济责任、资源与生态环境、社保、农业等民生资金和民生工程的审计数据库，通过建立高效的网络连接和访问模式，不同审计小组之间、审计机关之间可以利用这些数据资源，使得审计人员根据工作需要跨项目、跨区域、跨单位地使用其信息资源。同时，加强反腐倡廉执行审计数据的标准化规划与建设，实现数据的有效对接。并且，运用多维分析技术、结构分析法、趋势分析法等技术方法发现审计对象在反腐倡廉运行规律和在反腐倡廉建设方面的趋势，把握审计对象的总体情况。

（二）构建反腐倡廉执行审计技术体系

1.构建反腐倡廉执行审计的分析模型。按照审计功能，审计分析模型可分为系统分析模型、类别分析模型和个体分析模型。系统分析模型把握总体，类别分析模型锁定重点，个体分析模型筛选线索。分析信息环境下反腐倡廉执行审计的构建系统分模模型，深入研究主要违纪违规和腐败行为的特征，形成反腐倡廉审计分析模型的内容和方法。最后在具体问题层面上采用个体分析方法，根据业务逻辑、数据勾稽关系、内外数据关联度和审计人员以构建审计个体分析模型，形成一个从系统分析到类别分析，再到个体分析的反腐倡廉建设和执行审计模型构建流程。

2.利用信息化手段，采用定量和定性分析结合的方法，对环境、生态、社会、经济等各种因素进行精确的分析，运用数据模型对反腐倡廉实施和运行的结果进行评价。建立反腐倡廉政策执行审计评价信息系统，开发反腐倡廉执行审计数据库、模型库和方法库，分析其相应的管理系统的概念结构。数据库、模型库和方法库可以辅助决策过程，为决策者提供决策支持。将所有反映反腐倡廉执行审计情况的指标放入指标数据库中，选择合理的权重计算方法和综合评价方法对指标进行评估，为反腐倡廉建设和制度设计提供参考依据。

3.搭建反腐倡廉执行审计信息系统。

审计部门可充分利用“金审工程”的建设成果，进一步加强反腐倡廉执行审计网络建设，完善审计数字化工程的网络结构，分阶段设计反腐倡廉执行审计的现场审计、联网审计、审计评价以及审计管理决策系统。对关乎国家安全和经济领域的反腐倡廉政策及其实施过程实行动态跟踪审计，建立反腐倡廉预警机制，及时采集反腐倡廉政策制定和运行数据，分析运行的可行性、风险性、效益性，并做出评价，将信息反馈给各个政策制定和执行部门，督促其对现有反腐倡廉制度和政策做出调整，最终对审计意见的采纳情况进行跟踪和评价。同时，要注重反腐倡廉执行审计中（AO）与（OA）的开发及应用，不断提升国家审计推进反腐倡廉建设的效能与水平。

六、加强审计整改

（一）健全审计整改落实机制

针对审计中发现的违纪违规和腐败问题，深入分析和查找制度漏洞，推动健全整改报告制度和督查机制，促进政府相关工作规范化和制度化。对审计发现的典型案件，不仅要审深审透、严肃处理，还要深入分析，找出问题的原因和症结，从完善制度、健全机制、强化管理、规范权力运行、防范腐败行为等方面提出审计意见和建议，发挥好国家审计推进反腐倡廉建设的功能作用。注重举一反三，由表及里，提高整改效能，要求被审计单位及时整改，落实专人对整改效果进行跟踪管理和检查，建立审计结论落实情况台账，明确整改的具体时限和目标要求，并及时通报结果。

（二）健全审计整改联动机制

由政府牵头，建立由纪检监察、组织人事、发展改革、公安、财政、审计、税务、工商、国有资产监督管理等部门组成的审计整改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做到信息共享、分工负责、各司其职、分类督办，形成审计整改监督合力。有关部门对审计移交的违纪违规和大案要案线索，应及时调查并按时反馈处理结果，确保审计成果运用和执法的严肃性。对审计机关提请协助落实审计整改工作的意见，各有关单位和部门要积极予以支持和配合，并在审计机关明确的期限内函告审计机关。对社会普遍关注的有关反腐倡廉政策、制度、规定及其执行方面的热点、难点、焦点问题，要多部门启动专门程序全程紧盯，建立健全审计回访和整改跟踪检查机制，切实增强被审计单位和部门的整改主动性、时效性。

（三）健全审计整改问责机制

强化行政程序、制度渠道和社会舆论监督，积极推进国家审计整改的制度创新。各级政府要切实将其审计结果的整改情况纳入政府督查督办事项和考核内容，督促有关审计整改单位按时完成整改。各地区、各部门和各单位的行政“一把手”要对整改工作负总责，主要领导亲自抓审计整改，严格执行审计决定，认真采纳审计建议，促进审计发现问题得到及时有效解决。对没有正当理由不按期整改、采取欺骗手段报告整改情况与事实不符、对于案件移送的问题不作调查或处理等影响审计整改成效的，对无故拖延、推诿甚至拒不整改的单位和个人，要进行严肃处理。要把审计整改纳入绩效考评范围，作为领导干部履行经济责任评价、考核、任免、奖惩的重要依据，对整改不力或不到位的问题依法进行严格问责和处理。

・・・・・・・・参考文献・・・・・・・・・・・・・・・・・・・・・

[1]安微省审计学会课题组.国家审计与反腐倡廉[J].审计研究，2012，（2）.

[2]刘春华，王羚，程繁，等.国家审计与反腐倡廉[J].审计研究，2013，（4）.

[3]彭华彰，刘晓靖，黄波.国家审计推进腐入治理的路径研究[J].审计研究，2013，（4）.

[4]王小华.在反腐倡廉工作中应重视审计监督[J].湖南行政学院学报，2008，（3）.

[5]邢晟.国家治理视角下的国家审计功能定位及实现路径[J].学术论坛，20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