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行为范文10篇

腐败行为范文篇1

【关键词】腐败行为经济分析对策

腐败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早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出现专职的公共权力行使者时就已产生。关于腐败的定义也是多种多样的，政治学家、社会学家、法学家和经济学家等都从不同的角度给腐败下过不同的定义。例如，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是这样来定义腐败的，“腐败，即公职人员为实现其私利而违反公认规范的行为”，“腐败的基本形式是政治权力与财富的交换”。美国经济学家A·谢莱法和R·韦欣尼则把腐败定义为“公职人员为了个人利益出售政府财产”。国际基金组织把它定义为“滥用政府权力以谋求私人利益的行为”。从经济学角度来看，腐败在本质上是一种利用公共权力谋取个人利益的特殊经济行为。学术界对腐败问题已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在此基础上，本文拟从经济学的角度，对腐败发生的相关因素进行深入地剖析，然后运用成本—收益分析法探讨腐败发生的原因，并进一步提出遏制腐败行为的具体对策。

一、腐败发生的相关因素

从经济学角度对腐败进行解析，发现腐败的发生与以下几个因素密切相关。

1、公职人员社会角色的双重性

一般而言，公职人员是腐败的主体，因此分析腐败要从公职人员的特点入手。公职人员同时具有双重的社会属性，一方面，公职人员是政府机构的公务员，代表政府行使公共权力，这是公职人员的“政治人”属性。另一方面，公职人员也有其物质、生理和精神方面的需求，这是公职人员的“经济人”属性。“政治人”属性集中表现为“为公众谋福利”；“经济人”属性集中表现为“为个人谋私利”。对一般公职人员来说，经济倾向往往更为现实，一旦时机合适，他们便极有可能摒弃“政治人”属性，采取腐败行为。

2、混合经济是腐败的客观基础

现代经济的一般形态为混合经济，即政府干预下的市场经济。政府干预是克服市场失灵的必要措施，但同时也为腐败提供了机会。当政治领域与经济领域直接接触并交叉运行时，由于公职人员社会角色的双重性和人类自利的本性，腐败行为的发生便难以避免了。混合经济的特征越明显，即政府干预经济的程度越深，则公职人员腐败的可能性就越大。

3、“政府产品”是腐败的载体

腐败实质上就是以权谋私，表现为权钱交易、权权交易、权色交易、挪用或贪污公款及占有使用公物等。以权谋私并不是权力和私利的直接交换，因为权力本身是无形的，它需要借助一定的载体，这个载体就是“政府产品”。在这里，“政府产品”并不是宏观经济学意义上的公共物品，而是指政府颁布的各种资格证书和证件（例如进出口许可证、营业执照、通行证和合格证等）以及各种信息、服务和人事任免，还有政府制定的各种有关经济的法规制度、优先发展计划、行业保护政策以及奖励评估和授权。这些均是微观经济主体需要或被迫购买的“商品”。政府产品的种类越多，公职人员腐败的机会就越多。

4、制度的缺失是腐败的根本原因

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旧制度体系因不适应新形势的发展而在很大程度上被废弃了，而取代它的新体系还必须经过不断的摸索实验才能建立起来。在此过程中对公共权力监督的真空地带就产生了，公职人员利用这个机会为自己谋私利而被发现的概率较小，从而增加了公职人员采取腐败行为的动机。同时，在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经济的飞速发展产生了新的财源和权力渠道。新的财源往往具有产权不清晰的特点，而新的权力渠道往往缺乏完善的法律制度和行政体系的约束或者监督。通过缺乏监督的权力来侵占产权不明晰的财富只需很小的成本，于是具有双重属性的公职人员在权衡了收益和成本之后，就更偏向选择腐败作为自身效用最大化的手段。

二、腐败的成本—收益分析

上述只是腐败发生的各个相关因素，它是否真实发生还要依赖于公职人员对其成本收益所作的分析。这是因为，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腐败其实是一种基于理性选择的经济行为。

1、腐败的成本

从个人角度看，腐败成本包括腐败的现实成本和机会成本。腐败的现实成本指腐败一旦暴露所付出的代价，可以分为：腐败的惩罚成本，包括罚金、没收财产、开除公职、判刑和剥夺政治权利等；腐败的道德成本，包括腐败实施后的心理负担和暴露后的舆论攻击；腐败的对策成本，包括收买执法人员、转移赃款赃物和给上级送礼等对付“反腐”的费用。

腐败的机会成本指腐败的公职人员由于实施了腐败行为而可能失去的正常情况下的最大收益。这包括：政治成本，即失去的升官机会及其社会地位所带来的利益；经济成本，即失去的正常职位的收入及各种各样的福利。

2、腐败的收益

腐败的收益指公职人员由于实施了腐败行为而得到的种种好处，包括非正常收入、各种福利等。腐败的收益并不是创造出来的新价值，而是现有社会财富的不正当分配。所以，腐败的收益对腐败者来说是有利的，对社会来说则是有害的，这也是惩治腐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3、腐败实施者的成本与收益比较

理性的公职人员在面临腐败的诱惑时，自然会进行效益评估和可行性研究。只有在他认为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时，腐败才会发生；在他认为成本超过收益时，他可能会放弃腐败。这说明，预期收益越大，预期成本越小，腐败发生的可能性就越大。在此，预期收益是个变量，在犯罪人的自我选择下，总希望其尽可能的大，以便“值得”犯罪。所以，防止腐败的重点应放在提高预期成本上，使之尽可能大于预期收益，让犯罪者觉得成本太大而终止犯罪。当然，公职人员的比较分析往往是主观的，并无精确的数理计算。在他们的主观预期中，腐败的暴露率是关键因素。如果没有暴露，腐败的各项成本就等于零；如果被侦破抓获，腐败成本中的惩罚成本就是一个由党纪国法来衡量的量，即法定惩罚成本。所以，腐败的暴露率和法定惩罚成本大小是预期成本的两个决定性因素。

三、遏制腐败行为的具体对策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腐败是和公共权力相伴而生的，只要公共权力存在，腐败就不会自行消亡。因此，反腐败的政策目标就不应当是如何彻底消除腐败，而应该是如何最大范围和最为有效地遏制腐败。

1、加快体制改革，切实转变政府职能

混合经济的存在是腐败产生的客观基础，因此，要减少腐败，就必须降低政府干预经济的程度，尽可能减少“政府产品”。为此，首先必须通过体制改革，大力推进政府审批制度的改革，解决权力尤其是审批权力过多、过于集中的问题。其次，进一步扩大市场配置资源的范围，还权于企业，还权于社会；转变和限制政府的职能及其工作范围，贯彻“管少、管好、管活”的精神，通过体制创新，科学合理地设置权力，切断以权谋私的纽带。再次，尽快消除在政策、法规和制度等方面存在的缺位或错位，不给犯罪分子以可乘之机。总之要从体制上、机制上和法制上清除产生腐败的土壤，堵塞权钱交易的漏洞，杜绝“官商”和“商官”现象。

2、提高腐败的成本，使腐败成为一种不合算的行为

由上述分析可知，如果能使腐败成本增大到超过腐败收益，则可以有效地抑制公职人员进行腐败的动机，从而达到遏制腐败的目的。

（1）要加大惩罚力度，增加腐败的现实成本。通过立法加大对腐败者的惩罚力度，不仅要对其实行经济性的罚金处罚，更要对其实行社会性的资格处罚，限制和剥夺腐败者的职业资格。在加大惩罚力度的同时，还必须注意“执法必严”，一旦查处，就要一追到底、决不姑息。因此，必须把惩罚落到实处，如彻底清缴非法所得、取消所享有的一切待遇（包括养老金、公积金和退休保险金）等，从而使腐败者成为名副其实的“法律上的罪人，经济上的穷人”。通过实行重典治腐，提高腐败的现实成本，使公职人员在权衡利弊得失后，不敢妄自进行腐败。

（2）要提高公职人员的合法收入，增加腐败的机会成本。增加公职人员的合法收入，有利于提高其社会地位和对职业的自豪感，也会减少腐败的发生。从理论上看，适当提高公职人员的合法收入可以增加对诚实行为的激励，进而遏制腐败，但是这需要根据我国实际情况来实施。

（3）要加强思想道德教育，增加腐败的道德成本。腐败作为一种犯罪行为，在受到法律制裁的同时，还要接受道德法庭的审判，承受来自社会舆论的谴责。通过加强思想道德教育，使公职人员形成将国家和集体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的道德情操和秉公办事的敬业精神。

3、完善监督制约机制，加大对腐败行为的制度约束

孟德斯鸠指出，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产生腐败。这是人类政治实践中得出的一条带有普遍性的规律。要解决传统监督机制不完善的问题，一是要理顺监督体系，把行政机关的监督、执法部门的监督、社会监督和舆论监督有机结合起来，形成全方位的监督体系，创造良好的监督环境。二是要大力开展监督的机制创新和体系创新，改变监督机关受同级政府或党委领导的架构，使监督机关真正享受不受干预的独立监督权。三是要建立经济责任审计制度，强化财经纪律监督。通过深化改革和强化监督，实现权力的有效制衡。四是要加大对腐败行为的制度约束，大力推进反腐败的制度建设，依靠制度来约束公职人员行为，加大惩治力度，使腐败者大大降低对腐败的预期收益。五是要增加权力和决策的透明度，把每一次决策都置于社会公众的监督之下，实行源头防腐。只有这样，腐败发生的可能性才会降至最低。

【参考文献】

[1]卢现祥：西方新制度经济学[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3.

[2]贝克尔：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5.

[3]布坎南：自由、市场和国家[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

[4]邹薇：腐败的经济学分析及其治理[J].学习与实践，2006（10）.

腐败行为范文篇2

【关键词】腐败行为经济分析对策

腐败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早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出现专职的公共权力行使者时就已产生。关于腐败的定义也是多种多样的，政治学家、社会学家、法学家和经济学家等都从不同的角度给腐败下过不同的定义。例如，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是这样来定义腐败的，“腐败，即公职人员为实现其私利而违反公认规范的行为”，“腐败的基本形式是政治权力与财富的交换”。美国经济学家A·谢莱法和R·韦欣尼则把腐败定义为“公职人员为了个人利益出售政府财产”。国际基金组织把它定义为“滥用政府权力以谋求私人利益的行为”。从经济学角度来看，腐败在本质上是一种利用公共权力谋取个人利益的特殊经济行为。学术界对腐败问题已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在此基础上，本文拟从经济学的角度，对腐败发生的相关因素进行深入地剖析，然后运用成本—收益分析法探讨腐败发生的原因，并进一步提出遏制腐败行为的具体对策。

一、腐败发生的相关因素

从经济学角度对腐败进行解析，发现腐败的发生与以下几个因素密切相关。

1、公职人员社会角色的双重性

一般而言，公职人员是腐败的主体，因此分析腐败要从公职人员的特点入手。公职人员同时具有双重的社会属性，一方面，公职人员是政府机构的公务员，代表政府行使公共权力，这是公职人员的“政治人”属性。另一方面，公职人员也有其物质、生理和精神方面的需求，这是公职人员的“经济人”属性。“政治人”属性集中表现为“为公众谋福利”；“经济人”属性集中表现为“为个人谋私利”。对一般公职人员来说，经济倾向往往更为现实，一旦时机合适，他们便极有可能摒弃“政治人”属性，采取腐败行为。

2、混合经济是腐败的客观基础

现代经济的一般形态为混合经济，即政府干预下的市场经济。政府干预是克服市场失灵的必要措施，但同时也为腐败提供了机会。当政治领域与经济领域直接接触并交叉运行时，由于公职人员社会角色的双重性和人类自利的本性，腐败行为的发生便难以避免了。混合经济的特征越明显，即政府干预经济的程度越深，则公职人员腐败的可能性就越大。

3、“政府产品”是腐败的载体

腐败实质上就是以权谋私，表现为权钱交易、权权交易、权色交易、挪用或贪污公款及占有使用公物等。以权谋私并不是权力和私利的直接交换，因为权力本身是无形的，它需要借助一定的载体，这个载体就是“政府产品”。在这里，“政府产品”并不是宏观经济学意义上的公共物品，而是指政府颁布的各种资格证书和证件（例如进出口许可证、营业执照、通行证和合格证等）以及各种信息、服务和人事任免，还有政府制定的各种有关经济的法规制度、优先发展计划、行业保护政策以及奖励评估和授权。这些均是微观经济主体需要或被迫购买的“商品”。政府产品的种类越多，公职人员腐败的机会就越多。

4、制度的缺失是腐败的根本原因

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旧制度体系因不适应新形势的发展而在很大程度上被废弃了，而取代它的新体系还必须经过不断的摸索实验才能建立起来。在此过程中对公共权力监督的真空地带就产生了，公职人员利用这个机会为自己谋私利而被发现的概率较小，从而增加了公职人员采取腐败行为的动机。同时，在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经济的飞速发展产生了新的财源和权力渠道。新的财源往往具有产权不清晰的特点，而新的权力渠道往往缺乏完善的法律制度和行政体系的约束或者监督。通过缺乏监督的权力来侵占产权不明晰的财富只需很小的成本，于是具有双重属性的公职人员在权衡了收益和成本之后，就更偏向选择腐败作为自身效用最大化的手段。

二、腐败的成本—收益分析

上述只是腐败发生的各个相关因素，它是否真实发生还要依赖于公职人员对其成本收益所作的分析。这是因为，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腐败其实是一种基于理性选择的经济行为。

1、腐败的成本

从个人角度看，腐败成本包括腐败的现实成本和机会成本。腐败的现实成本指腐败一旦暴露所付出的代价，可以分为：腐败的惩罚成本，包括罚金、没收财产、开除公职、判刑和剥夺政治权利等；腐败的道德成本，包括腐败实施后的心理负担和暴露后的舆论攻击；腐败的对策成本，包括收买执法人员、转移赃款赃物和给上级送礼等对付“反腐”的费用。

腐败的机会成本指腐败的公职人员由于实施了腐败行为而可能失去的正常情况下的最大收益。这包括：政治成本，即失去的升官机会及其社会地位所带来的利益；经济成本，即失去的正常职位的收入及各种各样的福利。

2、腐败的收益

腐败的收益指公职人员由于实施了腐败行为而得到的种种好处，包括非正常收入、各种福利等。腐败的收益并不是创造出来的新价值，而是现有社会财富的不正当分配。所以，腐败的收益对腐败者来说是有利的，对社会来说则是有害的，这也是惩治腐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3、腐败实施者的成本与收益比较

理性的公职人员在面临腐败的诱惑时，自然会进行效益评估和可行性研究。只有在他认为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时，腐败才会发生；在他认为成本超过收益时，他可能会放弃腐败。这说明，预期收益越大，预期成本越小，腐败发生的可能性就越大。在此，预期收益是个变量，在犯罪人的自我选择下，总希望其尽可能的大，以便“值得”犯罪。所以，防止腐败的重点应放在提高预期成本上，使之尽可能大于预期收益，让犯罪者觉得成本太大而终止犯罪。当然，公职人员的比较分析往往是主观的，并无精确的数理计算。在他们的主观预期中，腐败的暴露率是关键因素。如果没有暴露，腐败的各项成本就等于零；如果被侦破抓获，腐败成本中的惩罚成本就是一个由党纪国法来衡量的量，即法定惩罚成本。所以，腐败的暴露率和法定惩罚成本大小是预期成本的两个决定性因素。

三、遏制腐败行为的具体对策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腐败是和公共权力相伴而生的，只要公共权力存在，腐败就不会自行消亡。因此，反腐败的政策目标就不应当是如何彻底消除腐败，而应该是如何最大范围和最为有效地遏制腐败。

1、加快体制改革，切实转变政府职能

混合经济的存在是腐败产生的客观基础，因此，要减少腐败，就必须降低政府干预经济的程度，尽可能减少“政府产品”。为此，首先必须通过体制改革，大力推进政府审批制度的改革，解决权力尤其是审批权力过多、过于集中的问题。其次，进一步扩大市场配置资源的范围，还权于企业，还权于社会；转变和限制政府的职能及其工作范围，贯彻“管少、管好、管活”的精神，通过体制创新，科学合理地设置权力，切断以权谋私的纽带。再次，尽快消除在政策、法规和制度等方面存在的缺位或错位，不给犯罪分子以可乘之机。总之要从体制上、机制上和法制上清除产生腐败的土壤，堵塞权钱交易的漏洞，杜绝“官商”和“商官”现象。

2、提高腐败的成本，使腐败成为一种不合算的行为

由上述分析可知，如果能使腐败成本增大到超过腐败收益，则可以有效地抑制公职人员进行腐败的动机，从而达到遏制腐败的目的。

（1）要加大惩罚力度，增加腐败的现实成本。通过立法加大对腐败者的惩罚力度，不仅要对其实行经济性的罚金处罚，更要对其实行社会性的资格处罚，限制和剥夺腐败者的职业资格。在加大惩罚力度的同时，还必须注意“执法必严”，一旦查处，就要一追到底、决不姑息。因此，必须把惩罚落到实处，如彻底清缴非法所得、取消所享有的一切待遇（包括养老金、公积金和退休保险金）等，从而使腐败者成为名副其实的“法律上的罪人，经济上的穷人”。通过实行重典治腐，提高腐败的现实成本，使公职人员在权衡利弊得失后，不敢妄自进行腐败。

（2）要提高公职人员的合法收入，增加腐败的机会成本。增加公职人员的合法收入，有利于提高其社会地位和对职业的自豪感，也会减少腐败的发生。从理论上看，适当提高公职人员的合法收入可以增加对诚实行为的激励，进而遏制腐败，但是这需要根据我国实际情况来实施。

（3）要加强思想道德教育，增加腐败的道德成本。腐败作为一种犯罪行为，在受到法律制裁的同时，还要接受道德法庭的审判，承受来自社会舆论的谴责。通过加强思想道德教育，使公职人员形成将国家和集体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的道德情操和秉公办事的敬业精神。

3、完善监督制约机制，加大对腐败行为的制度约束

孟德斯鸠指出，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产生腐败。这是人类政治实践中得出的一条带有普遍性的规律。要解决传统监督机制不完善的问题，一是要理顺监督体系，把行政机关的监督、执法部门的监督、社会监督和舆论监督有机结合起来，形成全方位的监督体系，创造良好的监督环境。二是要大力开展监督的机制创新和体系创新，改变监督机关受同级政府或党委领导的架构，使监督机关真正享受不受干预的独立监督权。三是要建立经济责任审计制度，强化财经纪律监督。通过深化改革和强化监督，实现权力的有效制衡。四是要加大对腐败行为的制度约束，大力推进反腐败的制度建设，依靠制度来约束公职人员行为，加大惩治力度，使腐败者大大降低对腐败的预期收益。五是要增加权力和决策的透明度，把每一次决策都置于社会公众的监督之下，实行源头防腐。只有这样，腐败发生的可能性才会降至最低。

【参考文献】

[1]卢现祥：西方新制度经济学[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3.

[2]贝克尔：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5.

[3]布坎南：自由、市场和国家[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

[4]邹薇：腐败的经济学分析及其治理[J].学习与实践，2006（10）.

腐败行为范文篇3

一、证券监管者的腐败行为

谢平、陆磊(2005)对中国金融腐败的调查数据显示，接近四分之三(71．5％)的证券机构认为证监会的处罚存在弹性，同时近90％券商认为证券监管透明度低，与此相对应的是券商对自身不规范交易行为的坦言不讳：88．8％的券商认为证券市场操纵很严重，虽然其中有一半人认为情况已经有所收敛；82．5％的券商认为证券机构存在为企业进行包装等行为；近四分之三的券商坦承内幕交易的普遍性。谢平、陆磊等通过计算得出证券业腐败指数高达7．268658，亦充分说明了我国证券业的腐败程度较深。相比之下，银行业腐败指数为4．173592，虽然也存在严重的腐败问题，但比证券业隋况稍好。

在金融监管腐败行为中，作为贿赂的供给者，金融机构存在两类行贿行为：一是为开展新业务而不得不承受的监管当局设租盘剥(胁迫)；二是为了对自己的违规行为寻求监管庇护而进行的主动行贿(共谋)。监管者的受贿行为也相应分为两类：一是通过设租进行的贪赃而不枉法的行为，即行政审批中的受贿行为；二是通过收取贿赂而进行的贪赃枉法行为，即保护违规机构以换取个人好处。证券市场上监管者对于中介机构的腐败行为主要包括以下三种类型：

1．监管者在行政审批中的设租行为。权力是产生腐败的源头。监管部门在中介机构市场准人、现场检查、业务监管及非业务监管等诸多环节中拥有完全权利。部分监管者利用手中的行政权力，故意刁难中介机构，存在着能办不办、无故拖延、可一次办毕的多次办理、可一次告知的多次告知等不良现象。不规范行为迫使被监管者花费更多的成本以寻求正常业务开展，其实质是一种监管者盘剥被监管者“买路钱”的“设租行为”。

2．监管者在行政处罚中的自由裁量权弹性过大。突出表现是行政处罚环节中说情主义、打招呼、徇私情的现象严重，部分监管人员接受说情或者违纪收受礼品，违背《金融违法行为处罚办法》的有关规定，性质严重的问题不处罚或就轻处罚，性质较轻的问题可能由于各种原因而就重处罚，当重不重，当轻不轻，被监管者与监管者就处罚问题多有讨价还价，代表国家意志的行政处罚行为表现出极大的弹性，行政处罚的严肃性严重弱化，政策法规的威严受到毁损。

3．监管者在日常管理中收受贿赂的行为。部分监管者违反廉洁自律的制度规定，在各种会议、节假日、现场检查、其他约见场合收受中介机构提供的礼品、有价证券或者支付凭证，参加被监管者公款支付的宴请等。极个别人员甚至发生直接向被监管者索要财物的索贿行为。

二、监管者腐败的心理特征分析

心理学认为社会动机(动因和诱因的总称)是引起社会生活主体达到一定社会目标的内在动力，它隐藏在人们行为的背后，是引起人们行为活动的直接原因。人的各项活动是在动机的指引下，朝着某一目标进行的。因而，监管者的腐败行为也可以认为是监管者在腐败动机的推动下而产生的。监管者的腐败行为模式可以由下图给出：

1．需要产生腐败动机。需要直接会产生行为动机，但不是所有的需要都会如此。人的需要是极其复杂的，而且经常处于不断的变化中，因而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场合，所表现出来的需要的强烈程度也各不相同。那些一时不迫切、不强烈的需要，甚至还未被自己意识到的需要就不可能直接转化成行为的动机。对于监管者来说，他们对腐败对象(如金钱、享受等)的需要，尽管也客观存在，但在正常情况下并不是最迫切的。所以要使这样的需要转化成强烈的动机，就取决于外界刺激。

2．外部刺激诱发腐败动机。由于腐败对象的刺激(诱因)，监管者对某种需要会逐渐强化，从而形成相应的腐败动机。在形成某种腐败动机之前，监管者会对其刺激物进行权衡，并通过期望收益与实际收益的比较、收益与风险的比较等进行认同与否的判断。如果实际收益与期望值相符，且收益远远大于风险，那么就可能取认同态度，从而形成相应的腐败动机。反之则采取不认同态度，则无法产生腐败动机。另外，如果需要直接转化成了腐败动机，那么刺激就是一个多余的过程，只起加速作用；如果把需要换成挫折或压力，则刺激就是必不可少的步骤了。

3．腐败机会的存在使腐败动机转化为腐败行为。腐败动机产生之后，监管者就会千方百计地捕捉实施腐败行为的机会。在法律法规、内部控制机制完善且监督力度大的情况下，腐败者无机可乘。然而，由于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激烈竞争的环境下，相关的制度还不完善，产生了很多可乘之机。特别是对于腐败动机极其强烈的监管者来说，在机会不充分的情况下，甚至会人为地创造机会。所以，如果制度不完善，监督制约机制不健全，同时周围环境也有利，监管者就会顺其自然地利用手中的职权谋取个人私利，甚至不择手段侵害国家和他人的利益。

4．满足感、外部查处对腐败动机的影响。腐败行为目的达到后，一般来说一定时间内都会有一种满足感。如果在相当的时问内相安无事，腐败者会增强对自己的信心，并纵容自己的私欲进一步膨胀，产生新的需要，同时使通过实施腐败行为来满足需要的动机得到正强化。如果东窗事发，遭到查处，则腐败者得不偿失，会对其贪欲产生负强化作用，进而会校正自己的需求，弱化不良动机。实际上，腐败是不可能完全遭到查处的，那些具有强烈腐败动机的监管者会抱侥幸心理而行事。

此外，人的行为往往是受最迫切的需要所支配的。由于外界刺激物的不断变化，最迫切的需要也会随之而变，如果正强化因素占主导地位，腐败动机就会呈螺旋式上升。所以，腐败者的满足情绪只是一时的，意志力强、品质好的人满足的时问会相对长一些，一旦外界刺激物作用增强，需要也会发生相应变化，有的需要会变得迫切而强烈起来，从而产生新的不满情绪，实施不良行为甚至腐败行为。由此可见，图1所示的行为模式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随着时问的推移和外界变量变化，监管者的行为会经历不同的循环。

三、中介机构与监管者的博弈

证券监管者的腐败行为使得违规操作的机会成本急剧降低，加剧了被监管机构的有恃无恐。中介机构的违规行为在监管者存在腐败的情况下很少能被查出，或者是查出后不会受到重处，因而中介机构在利益最大化的目标下会选择违规操作，做出非理性的选择。我们不妨构建中介机构与监管者的博弈模型。假设中介机构与上市公司行为完全一致，即认为二者已经达成了共识，选择共同违规或者是正常经营，在此基础上研究中介机构与监管者的博弈行为。中介机构有两种行动可以选择：“违规”或“不违规”；同时监管者也有两种行为可以选择：“稽查”或“不稽查”。

设E为中介机构违规操作所获得的额外收益(earning)；C为监管者稽查所付出的成本(cost)；A为监管者对中介机构违规行为的罚款(amerce)；L．为监管者对中介机构违规行为做出的停业处罚导致的损失(1ost)和其它无形损失；D为中介机构贿赂监管者的成本，也即监管者腐败(depravity)的收益。同时，假设Pc为监管者进行稽查(check)的概率，因此不稽查的概率为1一PC；PV为中介机构进行违规操作(violate)的概率，从而正常经营的概率为1一PV；PD为监管者腐败(depravity)的概率，从而监管者不腐败的概率为1一PD。

根据以上假设，监管者、中介机构的博弈模型及其收益如下图所示：

1．模型分析

(1)给定中介机构违规操作概率为PV的情况下，监管者的收益分别为：

(2)给定监管者进行稽查概率为Pc的情况下，中介机构进行违规操作和正常经营的预期额外收益分别

2．模型解释

从中介机构的角度出发，模型的均衡表示中介机构将以最优概率P选择违规操作并获得相应的额外收益，此时，监管者的最优选择就是随机的选择稽查或不稽查。如果中介机构选择以P>P的概率进行违规操作，那么监管者的最优选择就是稽查，反之则选择不稽查。

根据模型可以得知，P取值取决于c、E、A、PD的取值，其中额外收益为外生变量，可认为是固定不变的。因此可以通过提高A，降低c和PD的值来降低P的取值。也就是说，可以采取提高对违规操作的惩处力度、降低稽查成本以及降低腐败概率的手段来降低中介机构违规操作的概率。

另外，从监管者的角度考虑。考虑到中介机构的利益最大化，监管者稽查的最优概率为PC=(E—DPD)／[(A++E)(1一PD)]。当监管者选择以概率PC>PC进行稽查时，中介机构的最优选择为正常经营；当监管者选择以概率PC<PC进行稽查时，中介机构的最优选择为违规操作以获取额外收益；当监管者的稽查概率为PC时，中介机构将随机地选择违规操作或者是正常经营。

腐败行为范文篇4

二、关于行为分析模型

[1][2]

[3]

[4]

借鉴行为科学和新制度经济学的丰富思想，可以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概念改造行为科学的模型，提出人的行为的“制度-行为”分析模型。

这一模型认为：

（1）人的行为是制度因素与个体心理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

制度即激励或约束人的行为的规则，包括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以及各自的实施机制等，正式制度如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法律制度；非正式制度如意识形态、文化、社会心理、习俗等。个体因素包括个体心理因素、生理因素，主要指心理因素，如感知觉、情绪情感、意志及个性等。

（2）人的行为的基本原因是个体的需要与动机。

人的行为是个体在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等作用下引起需要、动机并选择了某种行为方式又指向一定目标的活动过程。需要是心理特征的一个基本方面，“需要”的产生和对需要的满足是不以个体意志为转移的。从个体需要产生来看，一方面，人体的生存、发展是持续“新陈代谢”过程，个体活动因此是“需要→动机→目标”的循环往复；另一方面，生产力发展和物质、文化产品的日益丰富，使需要在性质、内容和形式上发生变化。

（3）人的行为的决定因素是个体心理、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并且三个因素对行为过程的影响存在差别。在许多个案中，这些差别具有决定性意义。

非正式制度在“需要→动机→行为→目标”过程中的主要作用在于：非正式制度，文化、社会心理、意识形态、习俗等，作用于个体心理，通过影响个体的知觉、情趣、兴趣、爱好、信仰、价值观等，一是改变个体需要与动机的结构和水平，二是影响个体的行为方式，三是决定着个体对需要满足的主观评判（即需要满足感程度）。

正式的制度中，如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等，与个体行为相关的方面，如工资、福利、晋升、奖惩制度等，影响个体对行为预期的判断，影响行为方式，决定个体需要能否得到满足（即目标能否达成）及满足程度。

三、个体权力腐败行为发生模型

[5]

2）是在制度因素作用下，由需要→动机→行为→目标的过程；（3）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因素对腐败行为的每一个环节都产生影响；等。权力腐败行为的一般性决定了运用行为系统分析模型对其进行研究的可行性。权力腐败行为的特殊性体现为：行为主体及其心理结构特殊、行为方式特殊、影响腐败行为的制度因素特殊等。[6]

正式制度中的保障制度（如工资、福利）和激励制度（如考核、晋升）影响权力主体各种需要的满足及满足程度；正式制度中的权力体制（对权力运作的规定及实施，如权力属性、大小、范围，领导体制，集权分权情况，制衡制约体制等），决定了权力主体是否拥有滥用权力的便利条件，并影响腐败行为方式的选择；

无论正式制度还是非正式制度，都影响腐败行为的全过程。只要制度环境中存在缺陷，就会有权力腐败行为发生。事实上，无论是哪个社会，无论是正式制度还是非正式制度，都不可能完美无暇，因此，腐败现象也就不可避免。这是腐败普遍存在的基本原因。

[7]这种需要无法区分合理与非合理。其次，权力主体受文化、社会心理、习俗以及外在不良刺激，引致其对物资、金钱、权力、地位等产生超出一般程度的需要，或者产生与优越感、特权意识相联系的虚荣心理。最后，组织、正式制度等没有使权力主体的需要（合理与不合理）得到（基本）满足，或者权力主体在社会比较之后对制度提供的现有条件不满意，感觉不公平，认为付出与报偿不符，从而导致心理失衡、认知失调。总之，无论哪一种情况，都意味着权力主体的需要结构发生了偏离，并由此产生了通过私自行为满足需要、谋求利益补偿、消除心理失衡的意识与动机，这类需要、意识、动机等的固化与发展，在权力主体心理层面形成一种倾向于实施腐败行为的状态，即腐败心理。

[8]决策过程主要是成本与收益的权衡，包括条件评估和风险评估两个方面。条件评估涉及权责配置、权力属性、制衡制约体制、监督体制、集权分权、领导体制等，决定了机会主义行为收益与成本之间的对比。如果权力主体具有相对较大的而且不受约束的自由裁量权，那么，其腐败行为的收益必然较高，条件成本则相对较低。反之，收益低、条件成本高。风险评估涉及法律制度及其实施、执行情况，如果法律不完善、实施执行不严格，腐败行为揭发概率小、惩罚程度低、打击乏力，那么，在心理层面给权力主体造成较小压力的同时，也就降低了对腐败行为风险感知的水平。反之亦然。总之，权力主体根据制度权衡其行为的收益与成本的比值。当收益大于成本时，即可能从事腐败行为。正是在这个角度上，经济学家指出，“一些人成为罪犯不在于他们的基本动机与别人有什么不同，而在于他们的利益同成本之间存在的差异”。[9]

[10]

个体权力腐败行为发生模型旨在说明权力腐败产生的一般机制与行为过程。其结论是：只要存在公共权力，只要公共权力被某个“人”占据，因为制度永远都不是完美的，所以权力腐败行为不可避免。权力腐败的发生和存在，不分国家，不分文化，不分历史，不分制度。

四、腐败水平模型

[11]循着这一思路，我们提出了腐败水平模型。

[12]

五、说明与讨论

另外，就非正式制度或文化的具体形式、特点而言（文化个性），又的确与某些特别的行为密切相关。也就是说，一种文化的某种倾向性、具体形式可能对腐败行为具有社会助长作用。如研究者们发现，“裙带关系”是西非、南亚国家腐败的一种表现形式，它是助长腐败泛滥的一个文化原因；[11]高度集权的政治传统文化、“官本位”显然比民主政治传统下民族文化更容易导致腐败行为。[i]

不过，这一观点与上述（2）的假定并不存在冲突。假定（2）与这一观点实质上都是从文化结构出发来讨论文化与腐败行为的关系，只是二者的具体角度不同罢了——假定（2）建立在宏观立场上、由文化内核这一深层角度出发，而上述观点则建立在中观微观立场上、由文化的形式这一角度出发。

该观点首先是附和假定（2）的。因为与假定（2）相一致的一个命题是：每一种民族文化中既存在着特别容易助长腐败行为的因素，也存在着杜绝、抵制腐败行为的因素，关键问题是不同文化中起助长作用的的具体因素竭然有别。比较来看，“裙带风”、“官本位”等文化因素在东方社会因为构成了文化的一部分而容易助长腐败行为，这些因素在西方社会中因为不构成文化的一部分而对西方社会中的腐败行为影响较小。但是，在西方社会中，也有一些因素，如对个人价值、个体利益的追求或追逐等，因为构成文化的一部分而容易助长腐败行为，但这些因素在东方社会的文化传统中影响较小，所以对腐败行为的影响也较小。

质言之，不同的文化传统在宏观上对腐败的影响是一个常数（量），文化较多地与腐败行为发生的必然性相联系，而较少地与腐败行为发生的可能性相联系。影响腐败行为发生可能性的主要是非正式制度以外的因素，如正式制度的缺陷或缺失。而恰恰是“可能性”决定了“腐败水平”。

3.上述模型、模式图从个体腐败行为发生的角度出发，考察了抽象的腐败水平概念，同时又视腐败行为为一个行为选择过程，在作出一定假定的基础上，通过分析正式制度的不同方面对权力腐败心理于行为的过程的影响，在理论上试图论证正式制度与腐败水平的相关性。

4.目前，制度分析与行为分析相结合已成为国际学术界的发展趋势。诺斯曾指出，将个人选择与制度加之于个人选择范围上的约束整合起来，乃是将社会科学研究统一起来的一个主要步骤。[2]而国际有影响的经济学、政治学流派都开始了制度分析与行为分析的整合工作。如，“诺斯的新制度学派，目前正试图将心理学和认知科学方面的最新成果引入制度演变的微观过程中来；阿克劳夫领导的一小群学者，致力于所谓‘psa-economics（p，心理学；s，社会学；a，人类学；economics,经济学）’的创建”；以美国政治学家詹姆斯•马奇和约翰•奥尔森为代表的新制度政治学家，“力图把制度研究和行为研究结合起来，从而在一定意义上代表了政治学研究的新方向”。[1]在国内，近年来也出现了一些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文献，有学者开始采取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范式研究权力腐败。[13][14][15]

systematic-behavioralanalyzingmodelofpublicauthority’scorruption

wanglixin,guzhimin

abstract

thecombinationofsystematicanalysisandbehavioralanalysisrepresentsaneworientationinpoliticalresearch.synthesizingthetheoryabouthumanbehaviorfrombehaviorscienceandnewsystematiceconomics,thethesisinduces’thesystematic-behavioralanalyzingmodelofbehavior’andappliesitintheresearchofcorruptedbehaviorofpublicauthority.asaresult,thethesisputsforththeoccurringmodelofcorruptedbehaviorofpublicauthorityandthelevelmodelofcorruption.themodelarguesthattheoccurrenceofcorruptedbehaviorofpublicauthorityistheinterplayofauthoritysubjectandsystematicenvironment;thelevelofauthoritycorruptionmainlydependsonformalsystem.

keywords

thecorruption;thelevelofcorruption;systematicanalysis;behavioral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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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官本位”意识对于腐败现象的影响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导致官员职位“供求”关系紧张；其二，改变了权力主体的需要结构或偏好体系，特权、金钱等需要成为优势需要；第三，制造了有利于腐败现象滋生的社会环境。

[1]汪丁丁.经济学理性主义的基础[j].社会学研究，1998，（2）：1-11.

[2]何增科.新制度主义——从经济学到政治学[a].刘军宁.市场社会与公共秩序[c].北京：三联书店，1996：345-359.

[3]俞文钊.管理心理学（修订本）[m].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54.

[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252.

[10]王礼鑫.送礼与腐败[j].中国国情国力，2000，（9）：35.

腐败行为范文篇5

【关键词】腐败行为经济分析对策

腐败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早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出现专职的公共权力行使者时就已产生。关于腐败的定义也是多种多样的，政治学家、社会学家、法学家和经济学家等都从不同的角度给腐败下过不同的定义。例如，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是这样来定义腐败的，“腐败，即公职人员为实现其私利而违反公认规范的行为”，“腐败的基本形式是政治权力与财富的交换”。美国经济学家A·谢莱法和R·韦欣尼则把腐败定义为“公职人员为了个人利益出售政府财产”。国际基金组织把它定义为“滥用政府权力以谋求私人利益的行为”。从经济学角度来看，腐败在本质上是一种利用公共权力谋取个人利益的特殊经济行为。学术界对腐败问题已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在此基础上，本文拟从经济学的角度，对腐败发生的相关因素进行深入地剖析，然后运用成本—收益分析法探讨腐败发生的原因，并进一步提出遏制腐败行为的具体对策。

一、腐败发生的相关因素

从经济学角度对腐败进行解析，发现腐败的发生与以下几个因素密切相关。

1、公职人员社会角色的双重性

一般而言，公职人员是腐败的主体，因此分析腐败要从公职人员的特点入手。公职人员同时具有双重的社会属性，一方面，公职人员是政府机构的公务员，代表政府行使公共权力，这是公职人员的“政治人”属性。另一方面，公职人员也有其物质、生理和精神方面的需求，这是公职人员的“经济人”属性。“政治人”属性集中表现为“为公众谋福利”；“经济人”属性集中表现为“为个人谋私利”。对一般公职人员来说，经济倾向往往更为现实，一旦时机合适，他们便极有可能摒弃“政治人”属性，采取腐败行为。

2、混合经济是腐败的客观基础

现代经济的一般形态为混合经济，即政府干预下的市场经济。政府干预是克服市场失灵的必要措施，但同时也为腐败提供了机会。当政治领域与经济领域直接接触并交叉运行时，由于公职人员社会角色的双重性和人类自利的本性，腐败行为的发生便难以避免了。混合经济的特征越明显，即政府干预经济的程度越深，则公职人员腐败的可能性就越大。

3、“政府产品”是腐败的载体

腐败实质上就是以权谋私，表现为权钱交易、权权交易、权色交易、挪用或贪污公款及占有使用公物等。以权谋私并不是权力和私利的直接交换，因为权力本身是无形的，它需要借助一定的载体，这个载体就是“政府产品”。在这里，“政府产品”并不是宏观经济学意义上的公共物品，而是指政府颁布的各种资格证书和证件（例如进出口许可证、营业执照、通行证和合格证等）以及各种信息、服务和人事任免，还有政府制定的各种有关经济的法规制度、优先发展计划、行业保护政策以及奖励评估和授权。这些均是微观经济主体需要或被迫购买的“商品”。政府产品的种类越多，公职人员腐败的机会就越多。

4、制度的缺失是腐败的根本原因

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旧制度体系因不适应新形势的发展而在很大程度上被废弃了，而取代它的新体系还必须经过不断的摸索实验才能建立起来。在此过程中对公共权力监督的真空地带就产生了，公职人员利用这个机会为自己谋私利而被发现的概率较小，从而增加了公职人员采取腐败行为的动机。同时，在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经济的飞速发展产生了新的财源和权力渠道。新的财源往往具有产权不清晰的特点，而新的权力渠道往往缺乏完善的法律制度和行政体系的约束或者监督。通过缺乏监督的权力来侵占产权不明晰的财富只需很小的成本，于是具有双重属性的公职人员在权衡了收益和成本之后，就更偏向选择腐败作为自身效用最大化的手段。

二、腐败的成本—收益分析

上述只是腐败发生的各个相关因素，它是否真实发生还要依赖于公职人员对其成本收益所作的分析。这是因为，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腐败其实是一种基于理性选择的经济行为。

1、腐败的成本

从个人角度看，腐败成本包括腐败的现实成本和机会成本。腐败的现实成本指腐败一旦暴露所付出的代价，可以分为：腐败的惩罚成本，包括罚金、没收财产、开除公职、判刑和剥夺政治权利等；腐败的道德成本，包括腐败实施后的心理负担和暴露后的舆论攻击；腐败的对策成本，包括收买执法人员、转移赃款赃物和给上级送礼等对付“反腐”的费用。

腐败的机会成本指腐败的公职人员由于实施了腐败行为而可能失去的正常情况下的最大收益。这包括：政治成本，即失去的升官机会及其社会地位所带来的利益；经济成本，即失去的正常职位的收入及各种各样的福利。

2、腐败的收益

腐败的收益指公职人员由于实施了腐败行为而得到的种种好处，包括非正常收入、各种福利等。腐败的收益并不是创造出来的新价值，而是现有社会财富的不正当分配。所以，腐败的收益对腐败者来说是有利的，对社会来说则是有害的，这也是惩治腐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3、腐败实施者的成本与收益比较

理性的公职人员在面临腐败的诱惑时，自然会进行效益评估和可行性研究。只有在他认为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时，腐败才会发生；在他认为成本超过收益时，他可能会放弃腐败。这说明，预期收益越大，预期成本越小，腐败发生的可能性就越大。在此，预期收益是个变量，在犯罪人的自我选择下，总希望其尽可能的大，以便“值得”犯罪。所以，防止腐败的重点应放在提高预期成本上，使之尽可能大于预期收益，让犯罪者觉得成本太大而终止犯罪。当然，公职人员的比较分析往往是主观的，并无精确的数理计算。在他们的主观预期中，腐败的暴露率是关键因素。如果没有暴露，腐败的各项成本就等于零；如果被侦破抓获，腐败成本中的惩罚成本就是一个由党纪国法来衡量的量，即法定惩罚成本。所以，腐败的暴露率和法定惩罚成本大小是预期成本的两个决定性因素。

三、遏制腐败行为的具体对策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腐败是和公共权力相伴而生的，只要公共权力存在，腐败就不会自行消亡。因此，反腐败的政策目标就不应当是如何彻底消除腐败，而应该是如何最大范围和最为有效地遏制腐败。

1、加快体制改革，切实转变政府职能

混合经济的存在是腐败产生的客观基础，因此，要减少腐败，就必须降低政府干预经济的程度，尽可能减少“政府产品”。为此，首先必须通过体制改革，大力推进政府审批制度的改革，解决权力尤其是审批权力过多、过于集中的问题。其次，进一步扩大市场配置资源的范围，还权于企业，还权于社会；转变和限制政府的职能及其工作范围，贯彻“管少、管好、管活”的精神，通过体制创新，科学合理地设置权力，切断以权谋私的纽带。再次，尽快消除在政策、法规和制度等方面存在的缺位或错位，不给犯罪分子以可乘之机。总之要从体制上、机制上和法制上清除产生腐败的土壤，堵塞权钱交易的漏洞，杜绝“官商”和“商官”现象。

2、提高腐败的成本，使腐败成为一种不合算的行为

由上述分析可知，如果能使腐败成本增大到超过腐败收益，则可以有效地抑制公职人员进行腐败的动机，从而达到遏制腐败的目的。

（1）要加大惩罚力度，增加腐败的现实成本。通过立法加大对腐败者的惩罚力度，不仅要对其实行经济性的罚金处罚，更要对其实行社会性的资格处罚，限制和剥夺腐败者的职业资格。在加大惩罚力度的同时，还必须注意“执法必严”，一旦查处，就要一追到底、决不姑息。因此，必须把惩罚落到实处，如彻底清缴非法所得、取消所享有的一切待遇（包括养老金、公积金和退休保险金）等，从而使腐败者成为名副其实的“法律上的罪人，经济上的穷人”。通过实行重典治腐，提高腐败的现实成本，使公职人员在权衡利弊得失后，不敢妄自进行腐败。

（2）要提高公职人员的合法收入，增加腐败的机会成本。增加公职人员的合法收入，有利于提高其社会地位和对职业的自豪感，也会减少腐败的发生。从理论上看，适当提高公职人员的合法收入可以增加对诚实行为的激励，进而遏制腐败，但是这需要根据我国实际情况来实施。

（3）要加强思想道德教育，增加腐败的道德成本。腐败作为一种犯罪行为，在受到法律制裁的同时，还要接受道德法庭的审判，承受来自社会舆论的谴责。通过加强思想道德教育，使公职人员形成将国家和集体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的道德情操和秉公办事的敬业精神。

3、完善监督制约机制，加大对腐败行为的制度约束

孟德斯鸠指出，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产生腐败。这是人类政治实践中得出的一条带有普遍性的规律。要解决传统监督机制不完善的问题，一是要理顺监督体系，把行政机关的监督、执法部门的监督、社会监督和舆论监督有机结合起来，形成全方位的监督体系，创造良好的监督环境。二是要大力开展监督的机制创新和体系创新，改变监督机关受同级政府或党委领导的架构，使监督机关真正享受不受干预的独立监督权。三是要建立经济责任审计制度，强化财经纪律监督。通过深化改革和强化监督，实现权力的有效制衡。四是要加大对腐败行为的制度约束，大力推进反腐败的制度建设，依靠制度来约束公职人员行为，加大惩治力度，使腐败者大大降低对腐败的预期收益。五是要增加权力和决策的透明度，把每一次决策都置于社会公众的监督之下，实行源头防腐。只有这样，腐败发生的可能性才会降至最低。

【参考文献】

[1]卢现祥：西方新制度经济学[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3.

[2]贝克尔：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5.

[3]布坎南：自由、市场和国家[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

[4]邹薇：腐败的经济学分析及其治理[J].学习与实践，2006（10）.

腐败行为范文篇6

[论文摘要]在证券市场中，中介机构为特定单位、个人提供专业服务，因其在特定领域有所专长而受到公众信赖；然而，中介机构往往滥用这种信赖和专业优势，做出有损于当事人或其他人合法利益的不当行为。中介机构作为市场的参与者必然会受到监管部门的监督与管理，它的不当行为可能导致监管者的腐败，而当监管者存在腐败行为时，也会进一步诱致中介机构的非理性选择。本文将主要探讨证券监管者的腐败行为，并分析监管者的心理特征，进而构建中介机构与监管者的博弈模型。

证券监管腐败，是指监管者违反证券市场公认的准则和规则，利用与公共利益相关的权力，通过市场运行的某些环节，谋取个人或小集团利益的行为。在证券市场中，中介机构为特定单位、个人提供专业服务，因其在特定领域有所专长而受到公众信赖；然而，中介机构往往滥用这种信赖和专业优势，做出有损于当事人或其他人合法利益的不当行为。由于中介机构作为市场的参与者必然会受到监管部门的监督与管理，它的不当行为可能导致监管者的腐败，而当监管者存在腐败行为时，也会进一步诱致中介机构的非理性选择。

一、证券监管者的腐败行为

谢平、陆磊(2005)对中国金融腐败的调查数据显示，接近四分之三(71．5％)的证券机构认为证监会的处罚存在弹性，同时近90％券商认为证券监管透明度低，与此相对应的是券商对自身不规范交易行为的坦言不讳：88．8％的券商认为证券市场操纵很严重，虽然其中有一半人认为情况已经有所收敛；82．5％的券商认为证券机构存在为企业进行包装等行为；近四分之三的券商坦承内幕交易的普遍性。谢平、陆磊等通过计算得出证券业腐败指数高达7．268658，亦充分说明了我国证券业的腐败程度较深。相比之下，银行业腐败指数为4．173592，虽然也存在严重的腐败问题，但比证券业隋况稍好。

在金融监管腐败行为中，作为贿赂的供给者，金融机构存在两类行贿行为：一是为开展新业务而不得不承受的监管当局设租盘剥(胁迫)；二是为了对自己的违规行为寻求监管庇护而进行的主动行贿(共谋)。监管者的受贿行为也相应分为两类：一是通过设租进行的贪赃而不枉法的行为，即行政审批中的受贿行为；二是通过收取贿赂而进行的贪赃枉法行为，即保护违规机构以换取个人好处。证券市场上监管者对于中介机构的腐败行为主要包括以下三种类型：

1．监管者在行政审批中的设租行为。权力是产生腐败的源头。监管部门在中介机构市场准人、现场检查、业务监管及非业务监管等诸多环节中拥有完全权利。部分监管者利用手中的行政权力，故意刁难中介机构，存在着能办不办、无故拖延、可一次办毕的多次办理、可一次告知的多次告知等不良现象。不规范行为迫使被监管者花费更多的成本以寻求正常业务开展，其实质是一种监管者盘剥被监管者“买路钱”的“设租行为”。

2．监管者在行政处罚中的自由裁量权弹性过大。突出表现是行政处罚环节中说情主义、打招呼、徇私情的现象严重，部分监管人员接受说情或者违纪收受礼品，违背《金融违法行为处罚办法》的有关规定，性质严重的问题不处罚或就轻处罚，性质较轻的问题可能由于各种原因而就重处罚，当重不重，当轻不轻，被监管者与监管者就处罚问题多有讨价还价，代表国家意志的行政处罚行为表现出极大的弹性，行政处罚的严肃性严重弱化，政策法规的威严受到毁损。

3．监管者在日常管理中收受贿赂的行为。部分监管者违反廉洁自律的制度规定，在各种会议、节假日、现场检查、其他约见场合收受中介机构提供的礼品、有价证券或者支付凭证，参加被监管者公款支付的宴请等。极个别人员甚至发生直接向被监管者索要财物的索贿行为。

二、监管者腐败的心理特征分析

心理学认为社会动机(动因和诱因的总称)是引起社会生活主体达到一定社会目标的内在动力，它隐藏在人们行为的背后，是引起人们行为活动的直接原因。人的各项活动是在动机的指引下，朝着某一目标进行的。因而，监管者的腐败行为也可以认为是监管者在腐败动机的推动下而产生的。监管者的腐败行为模式可以由下图给出：

1．需要产生腐败动机。需要直接会产生行为动机，但不是所有的需要都会如此。人的需要是极其复杂的，而且经常处于不断的变化中，因而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场合，所表现出来的需要的强烈程度也各不相同。那些一时不迫切、不强烈的需要，甚至还未被自己意识到的需要就不可能直接转化成行为的动机。对于监管者来说，他们对腐败对象(如金钱、享受等)的需要，尽管也客观存在，但在正常情况下并不是最迫切的。所以要使这样的需要转化成强烈的动机，就取决于外界刺激。

2．外部刺激诱发腐败动机。由于腐败对象的刺激(诱因)，监管者对某种需要会逐渐强化，从而形成相应的腐败动机。在形成某种腐败动机之前，监管者会对其刺激物进行权衡，并通过期望收益与实际收益的比较、收益与风险的比较等进行认同与否的判断。如果实际收益与期望值相符，且收益远远大于风险，那么就可能取认同态度，从而形成相应的腐败动机。反之则采取不认同态度，则无法产生腐败动机。另外，如果需要直接转化成了腐败动机，那么刺激就是一个多余的过程，只起加速作用；如果把需要换成挫折或压力，则刺激就是必不可少的步骤了。

3．腐败机会的存在使腐败动机转化为腐败行为。腐败动机产生之后，监管者就会千方百计地捕捉实施腐败行为的机会。在法律法规、内部控制机制完善且监督力度大的情况下，腐败者无机可乘。然而，由于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激烈竞争的环境下，相关的制度还不完善，产生了很多可乘之机。特别是对于腐败动机极其强烈的监管者来说，在机会不充分的情况下，甚至会人为地创造机会。所以，如果制度不完善，监督制约机制不健全，同时周围环境也有利，监管者就会顺其自然地利用手中的职权谋取个人私利，甚至不择手段侵害国家和他人的利益。

4．满足感、外部查处对腐败动机的影响。腐败行为目的达到后，一般来说一定时间内都会有一种满足感。如果在相当的时问内相安无事，腐败者会增强对自己的信心，并纵容自己的私欲进一步膨胀，产生新的需要，同时使通过实施腐败行为来满足需要的动机得到正强化。如果东窗事发，遭到查处，则腐败者得不偿失，会对其贪欲产生负强化作用，进而会校正自己的需求，弱化不良动机。实际上，腐败是不可能完全遭到查处的，那些具有强烈腐败动机的监管者会抱侥幸心理而行事。

此外，人的行为往往是受最迫切的需要所支配的。由于外界刺激物的不断变化，最迫切的需要也会随之而变，如果正强化因素占主导地位，腐败动机就会呈螺旋式上升。所以，腐败者的满足情绪只是一时的，意志力强、品质好的人满足的时问会相对长一些，一旦外界刺激物作用增强，需要也会发生相应变化，有的需要会变得迫切而强烈起来，从而产生新的不满情绪，实施不良行为甚至腐败行为。由此可见，图1所示的行为模式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随着时问的推移和外界变量变化，监管者的行为会经历不同的循环。公务员之家

三、中介机构与监管者的博弈

证券监管者的腐败行为使得违规操作的机会成本急剧降低，加剧了被监管机构的有恃无恐。中介机构的违规行为在监管者存在腐败的情况下很少能被查出，或者是查出后不会受到重处，因而中介机构在利益最大化的目标下会选择违规操作，做出非理性的选择。我们不妨构建中介机构与监管者的博弈模型。假设中介机构与上市公司行为完全一致，即认为二者已经达成了共识，选择共同违规或者是正常经营，在此基础上研究中介机构与监管者的博弈行为。中介机构有两种行动可以选择：“违规”或“不违规”；同时监管者也有两种行为可以选择：“稽查”或“不稽查”。

设E为中介机构违规操作所获得的额外收益(earning)；C为监管者稽查所付出的成本(cost)；A为监管者对中介机构违规行为的罚款(amerce)；L．为监管者对中介机构违规行为做出的停业处罚导致的损失(1ost)和其它无形损失；D为中介机构贿赂监管者的成本，也即监管者腐败(depravity)的收益。同时，假设Pc为监管者进行稽查(check)的概率，因此不稽查的概率为1一PC；PV为中介机构进行违规操作(violate)的概率，从而正常经营的概率为1一PV；PD为监管者腐败(depravity)的概率，从而监管者不腐败的概率为1一PD。

根据以上假设，监管者、中介机构的博弈模型及其收益如下图所示：

1．模型分析

(1)给定中介机构违规操作概率为PV的情况下，监管者的收益分别为：

(2)给定监管者进行稽查概率为Pc的情况下，中介机构进行违规操作和正常经营的预期额外收益分别

2．模型解释

从中介机构的角度出发，模型的均衡表示中介机构将以最优概率P选择违规操作并获得相应的额外收益，此时，监管者的最优选择就是随机的选择稽查或不稽查。如果中介机构选择以P>P的概率进行违规操作，那么监管者的最优选择就是稽查，反之则选择不稽查。

根据模型可以得知，P取值取决于c、E、A、PD的取值，其中额外收益为外生变量，可认为是固定不变的。因此可以通过提高A，降低c和PD的值来降低P的取值。也就是说，可以采取提高对违规操作的惩处力度、降低稽查成本以及降低腐败概率的手段来降低中介机构违规操作的概率。

另外，从监管者的角度考虑。考虑到中介机构的利益最大化，监管者稽查的最优概率为PC=(E—DPD)／[(A++E)(1一PD)]。当监管者选择以概率PC>PC进行稽查时，中介机构的最优选择为正常经营；当监管者选择以概率PC<PC进行稽查时，中介机构的最优选择为违规操作以获取额外收益；当监管者的稽查概率为PC时，中介机构将随机地选择违规操作或者是正常经营。

腐败行为范文篇7

关键词：腐败行为经济分析对策

腐败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早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出现专职的公共权力行使者时就已产生。关于腐败的定义也是多种多样的，政治学家、社会学家、法学家和经济学家等都从不同的角度给腐败下过不同的定义。例如，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是这样来定义腐败的，“腐败，即公职人员为实现其私利而违反公认规范的行为”，“腐败的基本形式是政治权力与财富的交换”。美国经济学家A·谢莱法和R·韦欣尼则把腐败定义为“公职人员为了个人利益出售政府财产”。国际基金组织把它定义为“滥用政府权力以谋求私人利益的行为”。从经济学角度来看，腐败在本质上是一种利用公共权力谋取个人利益的特殊经济行为。学术界对腐败问题已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在此基础上，本文拟从经济学的角度，对腐败发生的相关因素进行深入地剖析，然后运用成本—收益分析法探讨腐败发生的原因，并进一步提出遏制腐败行为的具体对策。

一、腐败发生的相关因素

从经济学角度对腐败进行解析，发现腐败的发生与以下几个因素密切相关。

1、公职人员社会角色的双重性

一般而言，公职人员是腐败的主体，因此分析腐败要从公职人员的特点入手。公职人员同时具有双重的社会属性，一方面，公职人员是政府机构的公务员，代表政府行使公共权力，这是公职人员的“政治人”属性。另一方面，公职人员也有其物质、生理和精神方面的需求，这是公职人员的“经济人”属性。“政治人”属性集中表现为“为公众谋福利”；“经济人”属性集中表现为“为个人谋私利”。对一般公职人员来说，经济倾向往往更为现实，一旦时机合适，他们便极有可能摒弃“政治人”属性，采取腐败行为。

2、混合经济是腐败的客观基础

现代经济的一般形态为混合经济，即政府干预下的市场经济。政府干预是克服市场失灵的必要措施，但同时也为腐败提供了机会。当政治领域与经济领域直接接触并交叉运行时，由于公职人员社会角色的双重性和人类自利的本性，腐败行为的发生便难以避免了。混合经济的特征越明显，即政府干预经济的程度越深，则公职人员腐败的可能性就越大。

3、“政府产品”是腐败的载体

腐败实质上就是以权谋私，表现为权钱交易、权权交易、权色交易、挪用或贪污公款及占有使用公物等。以权谋私并不是权力和私利的直接交换，因为权力本身是无形的，它需要借助一定的载体，这个载体就是“政府产品”。在这里，“政府产品”并不是宏观经济学意义上的公共物品，而是指政府颁布的各种资格证书和证件（例如进出口许可证、营业执照、通行证和合格证等）以及各种信息、服务和人事任免，还有政府制定的各种有关经济的法规制度、优先发展计划、行业保护政策以及奖励评估和授权。这些均是微观经济主体需要或被迫购买的“商品”。政府产品的种类越多，公职人员腐败的机会就越多。

4、制度的缺失是腐败的根本原因

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旧制度体系因不适应新形势的发展而在很大程度上被废弃了，而取代它的新体系还必须经过不断的摸索实验才能建立起来。在此过程中对公共权力监督的真空地带就产生了，公职人员利用这个机会为自己谋私利而被发现的概率较小，从而增加了公职人员采取腐败行为的动机。同时，在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经济的飞速发展产生了新的财源和权力渠道。新的财源往往具有产权不清晰的特点，而新的权力渠道往往缺乏完善的法律制度和行政体系的约束或者监督。通过缺乏监督的权力来侵占产权不明晰的财富只需很小的成本，于是具有双重属性的公职人员在权衡了收益和成本之后，就更偏向选择腐败作为自身效用最大化的手段。

二、腐败的成本—收益分析

上述只是腐败发生的各个相关因素，它是否真实发生还要依赖于公职人员对其成本收益所作的分析。这是因为，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腐败其实是一种基于理性选择的经济行为。

1、腐败的成本

从个人角度看，腐败成本包括腐败的现实成本和机会成本。腐败的现实成本指腐败一旦暴露所付出的代价，可以分为：腐败的惩罚成本，包括罚金、没收财产、开除公职、判刑和剥夺政治权利等；腐败的道德成本，包括腐败实施后的心理负担和暴露后的舆论攻击；腐败的对策成本，包括收买执法人员、转移赃款赃物和给上级送礼等对付“反腐”的费用。

腐败的机会成本指腐败的公职人员由于实施了腐败行为而可能失去的正常情况下的最大收益。这包括：政治成本，即失去的升官机会及其社会地位所带来的利益；经济成本，即失去的正常职位的收入及各种各样的福利。

2、腐败的收益

腐败的收益指公职人员由于实施了腐败行为而得到的种种好处，包括非正常收入、各种福利等。腐败的收益并不是创造出来的新价值，而是现有社会财富的不正当分配。所以，腐败的收益对腐败者来说是有利的，对社会来说则是有害的，这也是惩治腐败的重要原因之一。3、腐败实施者的成本与收益比较

理性的公职人员在面临腐败的诱惑时，自然会进行效益评估和可行性研究。只有在他认为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时，腐败才会发生；在他认为成本超过收益时，他可能会放弃腐败。这说明，预期收益越大，预期成本越小，腐败发生的可能性就越大。在此，预期收益是个变量，在犯罪人的自我选择下，总希望其尽可能的大，以便“值得”犯罪。所以，防止腐败的重点应放在提高预期成本上，使之尽可能大于预期收益，让犯罪者觉得成本太大而终止犯罪。当然，公职人员的比较分析往往是主观的，并无精确的数理计算。在他们的主观预期中，腐败的暴露率是关键因素。如果没有暴露，腐败的各项成本就等于零；如果被侦破抓获，腐败成本中的惩罚成本就是一个由党纪国法来衡量的量，即法定惩罚成本。所以，腐败的暴露率和法定惩罚成本大小是预期成本的两个决定性因素。

三、遏制腐败行为的具体对策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腐败是和公共权力相伴而生的，只要公共权力存在，腐败就不会自行消亡。因此，反腐败的政策目标就不应当是如何彻底消除腐败，而应该是如何最大范围和最为有效地遏制腐败。

1、加快体制改革，切实转变政府职能

混合经济的存在是腐败产生的客观基础，因此，要减少腐败，就必须降低政府干预经济的程度，尽可能减少“政府产品”。为此，首先必须通过体制改革，大力推进政府审批制度的改革，解决权力尤其是审批权力过多、过于集中的问题。其次，进一步扩大市场配置资源的范围，还权于企业，还权于社会；转变和限制政府的职能及其工作范围，贯彻“管少、管好、管活”的精神，通过体制创新，科学合理地设置权力，切断以权谋私的纽带。再次，尽快消除在政策、法规和制度等方面存在的缺位或错位，不给犯罪分子以可乘之机。总之要从体制上、机制上和法制上清除产生腐败的土壤，堵塞权钱交易的漏洞，杜绝“官商”和“商官”现象。

2、提高腐败的成本，使腐败成为一种不合算的行为

由上述分析可知，如果能使腐败成本增大到超过腐败收益，则可以有效地抑制公职人员进行腐败的动机，从而达到遏制腐败的目的。

（1）要加大惩罚力度，增加腐败的现实成本。通过立法加大对腐败者的惩罚力度，不仅要对其实行经济性的罚金处罚，更要对其实行社会性的资格处罚，限制和剥夺腐败者的职业资格。在加大惩罚力度的同时，还必须注意“执法必严”，一旦查处，就要一追到底、决不姑息。因此，必须把惩罚落到实处，如彻底清缴非法所得、取消所享有的一切待遇（包括养老金、公积金和退休保险金）等，从而使腐败者成为名副其实的“法律上的罪人，经济上的穷人”。通过实行重典治腐，提高腐败的现实成本，使公职人员在权衡利弊得失后，不敢妄自进行腐败。

（2）要提高公职人员的合法收入，增加腐败的机会成本。增加公职人员的合法收入，有利于提高其社会地位和对职业的自豪感，也会减少腐败的发生。从理论上看，适当提高公职人员的合法收入可以增加对诚实行为的激励，进而遏制腐败，但是这需要根据我国实际情况来实施。

（3）要加强思想道德教育，增加腐败的道德成本。腐败作为一种犯罪行为，在受到法律制裁的同时，还要接受道德法庭的审判，承受来自社会舆论的谴责。通过加强思想道德教育，使公职人员形成将国家和集体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的道德情操和秉公办事的敬业精神。

3、完善监督制约机制，加大对腐败行为的制度约束

孟德斯鸠指出，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产生腐败。这是人类政治实践中得出的一条带有普遍性的规律。要解决传统监督机制不完善的问题，一是要理顺监督体系，把行政机关的监督、执法部门的监督、社会监督和舆论监督有机结合起来，形成全方位的监督体系，创造良好的监督环境。二是要大力开展监督的机制创新和体系创新，改变监督机关受同级政府或党委领导的架构，使监督机关真正享受不受干预的独立监督权。三是要建立经济责任审计制度，强化财经纪律监督。通过深化改革和强化监督，实现权力的有效制衡。四是要加大对腐败行为的制度约束，大力推进反腐败的制度建设，依靠制度来约束公职人员行为，加大惩治力度，使腐败者大大降低对腐败的预期收益。五是要增加权力和决策的透明度，把每一次决策都置于社会公众的监督之下，实行源头防腐。只有这样，腐败发生的可能性才会降至最低。

【参考文献】

[1]卢现祥：西方新制度经济学[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3.

[2]贝克尔：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5.

[3]布坎南：自由、市场和国家[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

[4]邹薇：腐败的经济学分析及其治理[J].学习与实践，2006（10）.

腐败行为范文篇8

关键词：腐败行为经济分析对策

腐败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早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出现专职的公共权力行使者时就已产生。关于腐败的定义也是多种多样的，政治学家、社会学家、法学家和经济学家等都从不同的角度给腐败下过不同的定义。例如，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是这样来定义腐败的，“腐败，即公职人员为实现其私利而违反公认规范的行为”，“腐败的基本形式是政治权力与财富的交换”。美国经济学家A·谢莱法和R·韦欣尼则把腐败定义为“公职人员为了个人利益出售政府财产”。国际基金组织把它定义为“滥用政府权力以谋求私人利益的行为”。从经济学角度来看，腐败在本质上是一种利用公共权力谋取个人利益的特殊经济行为。学术界对腐败问题已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在此基础上，本文拟从经济学的角度，对腐败发生的相关因素进行深入地剖析，然后运用成本—收益分析法探讨腐败发生的原因，并进一步提出遏制腐败行为的具体对策。

一、腐败发生的相关因素

从经济学角度对腐败进行解析，发现腐败的发生与以下几个因素密切相关。

1、公职人员社会角色的双重性

一般而言，公职人员是腐败的主体，因此分析腐败要从公职人员的特点入手。公职人员同时具有双重的社会属性，一方面，公职人员是政府机构的公务员，代表政府行使公共权力，这是公职人员的“政治人”属性。另一方面，公职人员也有其物质、生理和精神方面的需求，这是公职人员的“经济人”属性。“政治人”属性集中表现为“为公众谋福利”；“经济人”属性集中表现为“为个人谋私利”。对一般公职人员来说，经济倾向往往更为现实，一旦时机合适，他们便极有可能摒弃“政治人”属性，采取腐败行为。

2、混合经济是腐败的客观基础

现代经济的一般形态为混合经济，即政府干预下的市场经济。政府干预是克服市场失灵的必要措施，但同时也为腐败提供了机会。当政治领域与经济领域直接接触并交叉运行时，由于公职人员社会角色的双重性和人类自利的本性，腐败行为的发生便难以避免了。混合经济的特征越明显，即政府干预经济的程度越深，则公职人员腐败的可能性就越大。

3、“政府产品”是腐败的载体

腐败实质上就是以权谋私，表现为权钱交易、权权交易、权色交易、挪用或贪污公款及占有使用公物等。以权谋私并不是权力和私利的直接交换，因为权力本身是无形的，它需要借助一定的载体，这个载体就是“政府产品”。在这里，“政府产品”并不是宏观经济学意义上的公共物品，而是指政府颁布的各种资格证书和证件（例如进出口许可证、营业执照、通行证和合格证等）以及各种信息、服务和人事任免，还有政府制定的各种有关经济的法规制度、优先发展计划、行业保护政策以及奖励评估和授权。这些均是微观经济主体需要或被迫购买的“商品”。政府产品的种类越多，公职人员腐败的机会就越多。

4、制度的缺失是腐败的根本原因

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旧制度体系因不适应新形势的发展而在很大程度上被废弃了，而取代它的新体系还必须经过不断的摸索实验才能建立起来。在此过程中对公共权力监督的真空地带就产生了，公职人员利用这个机会为自己谋私利而被发现的概率较小，从而增加了公职人员采取腐败行为的动机。同时，在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经济的飞速发展产生了新的财源和权力渠道。新的财源往往具有产权不清晰的特点，而新的权力渠道往往缺乏完善的法律制度和行政体系的约束或者监督。通过缺乏监督的权力来侵占产权不明晰的财富只需很小的成本，于是具有双重属性的公职人员在权衡了收益和成本之后，就更偏向选择腐败作为自身效用最大化的手段。

二、腐败的成本—收益分析

上述只是腐败发生的各个相关因素，它是否真实发生还要依赖于公职人员对其成本收益所作的分析。这是因为，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腐败其实是一种基于理性选择的经济行为。

1、腐败的成本

从个人角度看，腐败成本包括腐败的现实成本和机会成本。腐败的现实成本指腐败一旦暴露所付出的代价，可以分为：腐败的惩罚成本，包括罚金、没收财产、开除公职、判刑和剥夺政治权利等；腐败的道德成本，包括腐败实施后的心理负担和暴露后的舆论攻击；腐败的对策成本，包括收买执法人员、转移赃款赃物和给上级送礼等对付“反腐”的费用。

腐败的机会成本指腐败的公职人员由于实施了腐败行为而可能失去的正常情况下的最大收益。这包括：政治成本，即失去的升官机会及其社会地位所带来的利益；经济成本，即失去的正常职位的收入及各种各样的福利。

2、腐败的收益

腐败的收益指公职人员由于实施了腐败行为而得到的种种好处，包括非正常收入、各种福利等。腐败的收益并不是创造出来的新价值，而是现有社会财富的不正当分配。所以，腐败的收益对腐败者来说是有利的，对社会来说则是有害的，这也是惩治腐败的重要原因之一。3、腐败实施者的成本与收益比较

理性的公职人员在面临腐败的诱惑时，自然会进行效益评估和可行性研究。只有在他认为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时，腐败才会发生；在他认为成本超过收益时，他可能会放弃腐败。这说明，预期收益越大，预期成本越小，腐败发生的可能性就越大。在此，预期收益是个变量，在犯罪人的自我选择下，总希望其尽可能的大，以便“值得”犯罪。所以，防止腐败的重点应放在提高预期成本上，使之尽可能大于预期收益，让犯罪者觉得成本太大而终止犯罪。当然，公职人员的比较分析往往是主观的，并无精确的数理计算。在他们的主观预期中，腐败的暴露率是关键因素。如果没有暴露，腐败的各项成本就等于零；如果被侦破抓获，腐败成本中的惩罚成本就是一个由党纪国法来衡量的量，即法定惩罚成本。所以，腐败的暴露率和法定惩罚成本大小是预期成本的两个决定性因素。

三、遏制腐败行为的具体对策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腐败是和公共权力相伴而生的，只要公共权力存在，腐败就不会自行消亡。因此，反腐败的政策目标就不应当是如何彻底消除腐败，而应该是如何最大范围和最为有效地遏制腐败。

1、加快体制改革，切实转变政府职能

混合经济的存在是腐败产生的客观基础，因此，要减少腐败，就必须降低政府干预经济的程度，尽可能减少“政府产品”。为此，首先必须通过体制改革，大力推进政府审批制度的改革，解决权力尤其是审批权力过多、过于集中的问题。其次，进一步扩大市场配置资源的范围，还权于企业，还权于社会；转变和限制政府的职能及其工作范围，贯彻“管少、管好、管活”的精神，通过体制创新，科学合理地设置权力，切断以权谋私的纽带。再次，尽快消除在政策、法规和制度等方面存在的缺位或错位，不给犯罪分子以可乘之机。总之要从体制上、机制上和法制上清除产生腐败的土壤，堵塞权钱交易的漏洞，杜绝“官商”和“商官”现象。

2、提高腐败的成本，使腐败成为一种不合算的行为

由上述分析可知，如果能使腐败成本增大到超过腐败收益，则可以有效地抑制公职人员进行腐败的动机，从而达到遏制腐败的目的。

（1）要加大惩罚力度，增加腐败的现实成本。通过立法加大对腐败者的惩罚力度，不仅要对其实行经济性的罚金处罚，更要对其实行社会性的资格处罚，限制和剥夺腐败者的职业资格。在加大惩罚力度的同时，还必须注意“执法必严”，一旦查处，就要一追到底、决不姑息。因此，必须把惩罚落到实处，如彻底清缴非法所得、取消所享有的一切待遇（包括养老金、公积金和退休保险金）等，从而使腐败者成为名副其实的“法律上的罪人，经济上的穷人”。通过实行重典治腐，提高腐败的现实成本，使公职人员在权衡利弊得失后，不敢妄自进行腐败。

（2）要提高公职人员的合法收入，增加腐败的机会成本。增加公职人员的合法收入，有利于提高其社会地位和对职业的自豪感，也会减少腐败的发生。从理论上看，适当提高公职人员的合法收入可以增加对诚实行为的激励，进而遏制腐败，但是这需要根据我国实际情况来实施。

（3）要加强思想道德教育，增加腐败的道德成本。腐败作为一种犯罪行为，在受到法律制裁的同时，还要接受道德法庭的审判，承受来自社会舆论的谴责。通过加强思想道德教育，使公职人员形成将国家和集体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的道德情操和秉公办事的敬业精神。

3、完善监督制约机制，加大对腐败行为的制度约束

孟德斯鸠指出，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产生腐败。这是人类政治实践中得出的一条带有普遍性的规律。要解决传统监督机制不完善的问题，一是要理顺监督体系，把行政机关的监督、执法部门的监督、社会监督和舆论监督有机结合起来，形成全方位的监督体系，创造良好的监督环境。二是要大力开展监督的机制创新和体系创新，改变监督机关受同级政府或党委领导的架构，使监督机关真正享受不受干预的独立监督权。三是要建立经济责任审计制度，强化财经纪律监督。通过深化改革和强化监督，实现权力的有效制衡。四是要加大对腐败行为的制度约束，大力推进反腐败的制度建设，依靠制度来约束公职人员行为，加大惩治力度，使腐败者大大降低对腐败的预期收益。五是要增加权力和决策的透明度，把每一次决策都置于社会公众的监督之下，实行源头防腐。只有这样，腐败发生的可能性才会降至最低。

【参考文献】

[1]卢现祥：西方新制度经济学[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3.

[2]贝克尔：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5.

[3]布坎南：自由、市场和国家[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

[4]邹薇：腐败的经济学分析及其治理[J].学习与实践，2006（10）.

腐败行为范文篇9

关键词：腐败行为；发生机制；反腐倡廉建设；技术难点

腐败现象是中国社会最具破坏力的社会问题之一。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党同各种消极腐败现象是水火不相容的。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关系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是党必须始终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全党同志一定要充分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把反腐倡廉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旗帜鲜明地反对腐败。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扎实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在坚决惩治腐败的同时，更加注重治本，更加注重预防，更加注重制度建设，拓展从源头上防治腐败工作领域。”[1]在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关键时期，反腐倡廉建设面临着新机遇和新挑战。因此，认真分析腐败行为的发生机制和反腐倡廉建设的技术难点，对于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一、腐败行为的发生机制

腐败是指事物的腐烂和变质。作为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中的一个特定范畴，亨廷顿认为：“腐败是政府官员违背公约的准则以权谋取私利的行为。”对此可以有不同的理解角度，比如权力的商品化、金钱的权力化，或公共权力的非公共使用，但“以权谋私”是所有理解的要件，也是判定某种行为有没有构成腐败的基本标准。

腐败行为的发生是综合因素作用的结果。作为一个社会问题，腐败在中国社会的出现与蔓延是与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的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相同步的。在这之前，官员以权谋私的行为不能说不存在，但不作为一个问题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和相关政策的实施。这说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定环境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腐败行为的发生，再加上改革化和市场化的政策体系中还缺少对党政官员的必要的预防监督，因而为腐败行为的发生增添了更多的机会。

1.“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执政原则，发展经济成为各级党政机构的工作之重心，成为各级党政官员的工作之首。因而各级党政官员从来没有像这样全力以赴地关注经济建设，以经济建设的成就作为最主要的政绩标志。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没有辅之以行政管理体制上的变革，党政机构和党政官员握有巨大的权力直接管理经济事务，这客观上构成了以权力来交换各种利益的机会。“对一些手中掌握着一定经济权力的干部形成了挪用、挤占、贪污、侵吞的诱因。”[2]“经济权力的真空区域”的出现提供了“权钱交易”的腐败机会。

2.放权取代集权，是市场化改革的必然举措之一。事实证明，放权极大地刺激了各级经济主体的发展积极性，也使各级党政官员握有发展经济所必需的基本权力，如人事权、经营权、事务管辖权等。但问题的关键是，放权并没有辅之以权力监督体制上的变革，对获得各种权力的党政官员缺少各种形式和层次的监督，对他们滥施权力、以权谋私的腐败行为既没有事先的预防，也没有事后的有力及时的惩处，因而这些欠缺无异于“制度化”地制造了各种腐败机会。

3.改革时期必是新旧体制转换的时期，必然要采取许多过渡性极强的政策。这些政策大多有权宜的成分。若没有周全的预防机制，也等于是提供了腐败滋生的温床。如价格双轨政策、土地的有偿使用政策、鼓励房地产发展政策、特区的优惠政策等等。由于没有及时的相关监督机制，因此，每项政策的出台，几乎就等于创造了一次新的腐败机会。“一旦实施缺乏制约配套措施的精简机构的改革，党政机关经商办企业的现象马上就会打着‘人员分流’、‘安置富余人员’等幌子泛滥起来。”[3]

能将大量的腐败机会转化为腐败行为的主体还是那些手中握有各种权力的党政官员，他们的道德觉悟水平和自律能力与腐败的大量出现有着直接的关系。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环境中，部分党政官员腐败行为的动机和能力均在强化。他们在树立市场观念、效益观念、竞争观念和利益观念的同时，也出现了寻租、造租和过分官本位观念，还有与此相应的奢靡的消费观念和生活方式。尽管党中央围绕“三观”和党纪国法开展了许多如“三讲”、“四个如何认识”、“五种精神”、“八个坚持八个反对”、“保持党员先进性”、“八荣八耻”等教育活动，也狠抓了一批大案要案，但无力阻止这种趋势。依照党章和国家公务员规章，被选进党政官员集团的并握有各种权力的是最先进分子，即最具有道德意识、最具有责任感、最具有奉献精神、最具有奉公守法概念的人。但从腐败现象的出现和蔓延情况看，那些腐败涉案人几乎全然无公共权力握有者的基本素质，他们绝少有对自己行为的道德约束和党纪国法警策的。由于拥有权力，他们更容易将以权谋私的行为视为当然，而无道德自谴和对触犯党纪国法的畏惧。因此没有监督的权力提供了绝对腐败的机会，尤其对那些不具备先进分子应有的先进素质的所谓“先进分子”来说更是如虎添翼。

腐败的大量出现与一定的社会文化心理和社会评价也是分不开的。到底什么是腐败？一些领导干部认识不清，他们认为“吃喝不算腐败，这是工作需要”；用权为本地、本部门谋利这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公开为吃喝鸣锣开道。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环境中，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等腐败思想文化有所滋长，一些干部经不住权力、金钱、美色的诱惑，甚或把权力、金钱、美色的追逐作为一大时尚，跌入腐败的泥坑而不能自拔。在社会上，现实的或潜在的腐败分子意识到某些腐败行为可能得不到及时有力的惩罚，就会出现“上行下效”的从众心理，或处于利益的补偿，他们也开始利用各种机会获得某种利益。在他们看来，腐败是一种对不公平分配的对应性举动。行贿尽管有一定的风险成本，但通过行贿可以达到利益上的要求。因而在客观上存在着对腐败的两重性评价，即腐败是社会腐化的表现，又是合理的、可接受的文化现象，这在一定程度上诱致了一些人的腐败。

腐败演化成一种更具弥散性的社会通病与中国传统的人情观或熟人氛围不无关系。在复杂的交往关系中，每个人都以自己为轴心，将亲属、朋友、同事、上下级以血缘、亲缘或关系的亲疏远近，向四周扩散。这种格局并没有因改革开放政策的全面实施而打破。“相当一部分当事人是在多次拒绝了其他多种形式的行贿后，最后被这样充满人情味或情味的文化”炮弹“击中的”[4]；“绝大多数人第一次涉足犯罪是在某种特殊的或偶然的情况下发生的，80%以上是在被动的状态下发生的。第一次打开缺口的人主要是当事人的熟人、朋友、亲戚等。从行为方式看，第一次作案的性质往往介于合理与不合理、违法与不违法之间，第一次打开缺口所使用的手段带有较多的文化特点和感情色彩。”[5]

以上分析的就是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下腐败行为发生的宏观和微观机制。治理腐败必须寻根究源，找准根源，才能对症下药。

二、反腐倡廉建设的技术难点

>中国社会在反腐败问题上，一直以来是确立了“两条腿”的思路：一是关于行政权力的监督思路；一是市场机制的确立思路。没有这两条腿，反腐败就寸步难行。中央政府也一再宣示要惩处腐败官员，治理腐败现象。从1982年第一次展开打击经济犯罪活动以来，政界和理论界在思想道德和党纪国法两个方面努力建筑坚强的防线。虽然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但均达不到令人满意的程度。无论是重刑还是教化似乎均形成不了“不想贪”、“不敢贪”的巨大压力，而且随着市场化进程的加快，腐败还反复出现了“易发”、“高发”、“多发”的势头，表现出“多样化、规模化、集团化、高层次化、智能化”的特点。这其中的技术障碍是显而易见的。

1.监督体制的建立与有效运行的困难。不受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因而监督机制的建立与运行是所有社会反腐败的通则。但正是监督难以建立和有效运行的困难使得人们的认识可以到位，但操作起来困难。在文献上可以读到关于强化监督机制的各种政策，也有关于党内监督、舆论监督、法律监督等全方位监督的思想，如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强调指出，必须完善制约和监督机制，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这表明，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监督的缺乏并不是缺乏监督机构或缺乏有关监督的法律法规政策，而更多的是因为监督本身缺乏权力，因而使得监督行同虚设。

实行监督职能的机构或主体要发挥监督作用的前提是地位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包括：在监督体系中应有的地位、监督权实施的安全保障和知情权等。但在中国现行的社会体制中，这种理论上的正确思考有着实践上的技术“死角”：（1）监督权严重失衡。按理说，监督最本质、最主要的是人民的监督、群众的监督，人民群众在监督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是衡量监督权力大小的重要尺度。在现行的监督体系中，不是任何监督都缺乏权力，自上而下的监督或“先党内后党外”的程序格局已经决定了自下而上的监督或党外的监督的乏力或“弱监”的地位。（2）监督权没有保障。法律赋予了人民广泛的民主监督的权力。但在实际生活中，这种权力因缺乏明确、具体、有力的保障而不能正常发挥。许多腐败现象就发生在群众的眼皮底下，一目了然，但难以进行有效的安全保障。群众监督之后遭受打击报复的事件屡见不鲜，所以一些群众在意欲监督的时候，还必须反复掂量为此付出的代价问题。（3）知情权难以建立。没有公开性来谈民主和监督都是可笑的。对被监督的人或相关的事的内情不知就无法监督。但现实中很多事关监督的问题就出在这里。在不少的地方和单位，往往越是需要监督的事情，越是被牢牢地封闭，群众即使有监督的决心、信心和勇气，也只能望洋兴叹。对于有关财务方面的知情权、有关干部收入的知情权、对有关公共事物管理、审批、决策的知情权等等如何保证以及如何实施到位，如何进行相应的组织创新和体制创新，只有原则意义上的规定，是难以最终战胜腐败的。但碍于党政机关本身的无限权力和日益完善的自我保护机制，所谓的知情权的确保遇到的困难在经济政治领域比比皆是。

2.对从政官员的有效教育与引导的困难。行为的腐败根源于思想道德的堕落。思想政治工作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从、邓小平、到等一脉相承的腐败治理思想里可以看出，对从政官员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从来没有松懈过，他们都把坚持思想政治教育放在反腐败对策中的首要地位，但相当数量的从政官员的腐败行为源源不断地涌现。这说明，在市场化、多元化、“西化”、“分化”的复杂形势下，教育的力度和效果上存在许多的问题，寻求对从政官员思想政治教育的新方法、新途径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技术上的困难也是显而易见的。这主要表现在：（1）难以扭转实用主义的教育价值倾向。在现存的对党政干部的培训教育结构中，普遍存在重学历、轻素质，重理论、轻实践，重能力、轻道德的价值倾向。有的领导干部把补“学历”和“出政绩”当做一种追名逐位的手段，因而接受教育不是对自身的人生观、价值观的改造和党性修养锤炼，而是追求权力、金钱和名位的垫脚石。（2）难以寻求有效的教育方法。长期以来对党政干部的教育重于理论条条的灌输，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教育方式日渐难以为人接受，试图以新的某种方式进行教育问题还没有解决，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教育方式的空缺。即便是已经规定的党员“民主生活会”，也已经正在演变成一种形式化的仪式，缺乏实质性的相互批评和帮助的功能。即便是现在时兴的公派“考察”教育或“党员干部轮训学习”，也在某种教育程度上由于这些人本身思想素质而改变了被派出“考察”的初衷。有些人在对西方的物质文明和技术文明作了反复的感受后，在仰慕或自叹的心态支配下，公仆意识淡薄，廉洁勤政观念“更新”，以致患了贫穷国家的富贵病：公款吃喝、旅游、炫耀性消费成风。（3）难以确定有针对性的教育内容。围绕“三观”教育，我们党不断地在组织各种学习活动，如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学习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些教育对于提高党员干部的素质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这些教育内容有着明显的大而空的特点。因此，即使花了很大的力气去教化，很难把这些理论观点羽化为党员干部的信念力量和约束力量。如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指出：“要在思想上解决好参加革命为什么，现在党员干部应该做什么，将来身后留什么的问题，自觉抵制各种剥削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增强拒腐防变的能力。”“三个解决好”比较具体地反映了为官做人的基本态度和精神境界，但怎样才能内化为从政道德，这种教育也有其艰巨性、复杂性和长期性。

3.扭转群众对反腐败建设的期望与心理定式的困难。群众对反腐败建设的评价构成了一种特定的社会氛围，这种氛围对预防、治理腐败有着重要的意义。在反腐败的各种政策中，一再地强调要沟通干群关系，保护人民利益和主持社会正义，说明了反腐败的动力源还是在于民众中。但是，群众在对腐败和反腐败已经形成了某种思维定式和判断取向，其依据是政府公布的相关资讯，以及群众对反腐败所怀有的期待之实现程度。从实际情况看，随着反腐败政策的落实和成绩的获得，群众认为尚未被揭露的腐败案件也越多；被揭露的官员级别越高，群众越认为还有更高级的官员尚未被揭露出来。这既是反腐败进程中屡屡没有及时铲除腐败的消极后果所致，也反映了在对群众情绪与认识取向的引导方面还存在着严重的“两难”：大规模地宣传反腐败的成效，将强化群众的这种逆反心理；而对反腐败进展不给予一定的宣传，也会失去群众的信任。

以上三个方面的困难制约着腐败治理计划和政策的顺利实施，使得反腐倡廉建设的决心与能力之间表现出相当的距离，因而在实际的反腐败效果上也难遂人愿，以致腐败年年反，年年腐败不绝。所以，进一步分析腐败发生的各种机制，努力降低腐败治理的难度，是亟须着力研究和探讨的问题。

参考文献：

[1].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2]郑杭生.中国社会问题报告（1996—1997）[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495.

[3]李雪勤.中国拒绝腐败——现阶段反腐败透视[M].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1997:105.

腐败行为范文篇10

一般而言，腐败总是与权力联系在一起。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把腐败定义为：“腐化(败)，即公职人员为实现其私利而违反公认规范的行为”，“腐化(败)的基本形式是政治权力与财富的交换。”。美国经济学家A.谢莱法和R.韦欣尼则把腐败定义为“政府官员为了个人利益出售政府财产。”这里所谓的政府财产是指政府“生产”的“物品”，包括执照、许可证、通行证、签证以及其他一些禁止或限制“私人”提供的“物品”。换言之，已有研究中多将腐败的基本形式或内容定义为权力与金钱的交换。

此外，由于寻租行为更多、也更容易产生腐败，因而国内部分学者将腐败定义为权力寻租。这是不准确的。寻租是指厂商或其他组织、个人为获取政府特许以获得额外的或垄断的利润而向政府官员施加各种影响的努力。其中尽管包含了“钱—权交易”的可能，但这种活动在更多情况下是对利益的一种合法再分配活动，更多地是采取法律允许的方式和针对集体，如院外游说。进一步地讲，政府的“设租”行为与腐败也没有必然的联系。在新制度经济学中，政府被定义为，在一定地理区域内拥有专有的权力来强制执行一些行为规则的机构，其基本任务被认为是提供博弈的基本规则。一般而言，政府实现其利益最大化有两种基本方式：其一，界定形成产权结构的竞争与合作的基本规则，这将使政府的租金最大化；其二，在第一个目标的框架中降低交易费用以使社会产出最大，从而使政府税收增加。换言之，不仅调整“租”的分配是政府固有的职能之一，而且“设租”以制造更多的“公共领域”是政府增加其收入的一种手段。因此，在笔者看来，“寻租”、“设租”与腐败有着严格的区别。腐败指的是公职人员利用公共权力为获取不正当的个人收益而收受第三方支付，并损害国家或公众利益的行为。

收益最大化冲动是产生腐败行为的动力来源

如前所述，在经济学中，每个人的行为都被假定为在一定的约束条件下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行为。每一个腐败者当然也不例外，他们同样是按照其行为的“成本—收益”比较，考虑其道德（心理）成本、惩罚成本、实施成本以及其可能收益来决定其是否采取腐败行为以及在多大程度上采取腐败行为。

在笔者看来，腐败行为的道德（心理）成本主要是指公职人员在做出腐败决策时，需要突破来自其自身的种种心理障碍：因腐败行为必须改变其道德观念、放弃其循规守法的操守、面对可能的社会舆论谴责等。腐败的心理成本主要取决于决策者的主观价值判断及其强烈程度。在理论上，这种“心理成本”是可以用货币来计量的。

腐败的实施成本取决于决策者正常的工资收入、制度待遇以及其从事腐败的机会、收益等，因而是因人而异的。就腐败的受惩概率而言，腐败者所处的职位越高，对其进行监督制约越困难，同时其势力影响和关系网络也越严实，因而即使同等程度的腐败，曝光以至受惩的概率也低得多。但另一方面，对于高层腐败者而言，其腐败行为一旦败露并招至惩罚，所需付出的机会成本也就越大。此外，对于腐败者而言，为了尽可能的降低曝光及受惩概率，一般都会收买上级领导，广泛编织关系网络，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其腐败成本，降低了腐败利润，但却提高了其腐败的“安全性”，为其继续实施腐败创造了条件。

如果腐败者突破上述种种约束的努力，即腐败活动的成本低于其实际利益的话，那么理性的腐败者就会采取腐败行动。因此，腐败在社会约束软化、腐败成本较低、腐败利润较高的情况下，腐败的发生就会变得较为普遍。而且，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腐败的程度和收益呈正函数关系，腐败程度愈是严重，实施腐败的主体所获得的收益也就越是丰厚。同样，实施腐败的成本与刑罚也是呈正相关关系。实施腐败的成本越高，主体就越要受到相应的刑事处罚。

公共权力的存在是产生腐败行为的客观基础

古今中外，只有掌握公共权力者才有腐败的资格和能力。在现实经济中，各种资源并不是完全个人拥有和完全自由市场配置，某些资源被置于公共领域，并因而导致了公共权力的存在，也就为其掌控者利用公共资源满足个人私欲开辟了一条途径。也就是说，权力配置资源是腐败行为得以产生的制度基础。相反，当个人不掌握公共权力时，其欲望的满足只能凭借个人所能独立支配的私有资源(当然也能通过寻租、偷盗等形式满足)，腐败行为是无论如何也无法产生的。因此，公共权力的存在无疑成了腐败行为产生的必要条件。

显然，上述两个前提只是证明了腐败产生的潜在可能性，其是否真实发生，还依赖于其它一系列主客观因素的制约，如公共资源掌控者所处的社会法律法规、社会舆论、监督机制、权力纵向制衡以及当权者本人的需求偏好、道德伦理等。

信息不对称是产生腐败行为的必要条件

经济学中的委托—关系泛指任何一种涉及不对称信息的交易，其中有信息优势的一方被称为人，而另一方则被称为委托人。根据前面对人性的假设可以知道，每个人都在一定的资源约束下寻求自身效用最大化。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人会有策略地利用自己的信息优势，即通过机会主义行为来达到自己的效用最大化目标，即便损害委托人的利益也在所不惜。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由于腐败行为人往往掌握了较全面的信息，即拥有信息优势，这些信息成了腐败行为人手中的稀缺资源，腐败行为主体就会有目的地、有策略地按个人目标对信息加以筛选、扭曲(如说谎、欺骗等)，以狡黠的方式追求自身的利益。制度缺失是腐败行为产生的根本原因

制度是为了规范人们的相互关系而人为设定的一系列制约，其主要作用是建立一个人们相互作用的稳定结构来减少不确定性，具有降低交易费用、为经济提供服务、为合作创造条件、提供激励机制、提供保险等五种功能。

消极的意识形态是腐败行为产生的主观根源

上述的这些因素都可以看作是人们决策的约束条件或环境。人们对某种行为的评价最终是由其信念等意识形态因素来决定的。意识形态可以定义为一个社会或团体关于世界的一套信念，是集团成员共同具有的认识、思想、信仰、价值等，具有认知体系、影响个人和集体行为的特点。它一方面用来规范我们周围世界感性认识的知识，为个人和集体的行为提供辩护；另一方面这些感知又规范了我们对知识的追求与获取，对个人行为提供约束。由于意识形态会影响人们关于周围世界的观念，因而会影响他们对世界进行的理念化解释和评价，这些又反过来影响达成一致共识——讨价还价和合约的成本。

腐败既然是政治权力的衍生物，那么只要有公共权力存在，腐败就不会自行消亡。因此，反腐败的政策目标就不应当是如何彻底消除腐败，而应该是如何最大范围和最为有效地遏制腐败。笔者认为，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这有赖于“事先”设计构造一种较为系统和完备的权力设置、控制、监督和使用的运行机制。

加快体制改革，切实转变政府职能，科学合理地设置权力

深化改革是解决产生腐败的深层次问题的根本措施，是完善权力设置的根本出路。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指出：“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改进管理方式，推进电子政务，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形成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由前面的分析可知，公共权力的存在是腐败产生的客观基础。因此，要减少腐败就必须首先减少其客观基础，尽可能地缩小公共领域的存在。换言之，我们必须首选通过体制改革，大力推进政府审批制度的改革，解决权力、尤其是审批权力过于集中的问题；进一步扩大市场配置资源的范围，还权于企，还权于社，还权于民，把更多的事转让给个人和市场去做；转变和限制政府的职能及其作用范围，在明晰产权，尤其是私有产权的基础上，确定政府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该管什么、不该管什么；贯彻“管少、管好、管活”的精神，通过体制创新，科学合理地设置权力，切断以权谋私的纽带，努力铲除腐败现象滋生的土壤和条件。如此，腐败发生的可能性才会被限制到最低程度。

加强法制建设，强化依法用权

加强法制建设的目的就是要强化权力拥有者依法用权，增加腐败行为的惩罚成本。我们开展反腐败斗争的目的，不仅是打击、惩处、清理队伍中的腐败分子，更重要的还在于制订和维护法律、法规、政策的严肃性和约束作用，使国家公职人员切实在法制的轨道上行使权力，有效地遏制腐败行为的发生。在经济体制转轨时期我们的法制尚不健全，一方面，我们要围绕着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建立完备的法制予以规范和保障。要使立法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步伐相适应，及时修改和废止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相适应的法律、法规，尽快制订出一批有关保护市场主体地位和权利、规范市场竞争秩序、完善政府宏观调控、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的法律，并力求使我们制定的法律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特点和规律，体现市场经济“公平、公正、公开、有效”的原则，有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通过改革开放的试验，把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做法用法律的形式肯定下来，并借鉴国外的立法经验，加快法制建设，真正做到有法可依。另一方面加大对权力腐败的惩罚力度。惩罚成本是构成腐败决策成本的主要部分，只有使惩罚成本大于腐败的预期收益，才有可能从根本上遏制腐败现象。

健全监督机制，实施权力的有效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