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生活论文范文10篇

政治生活论文范文篇1

20世纪后期，世界政党政治中最引人深思的现象是，一些曾长期在一些国家和地区连续执政几十年的大党、老党纷纷失去执政地位。发生这种现象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这个问题很值得我们关注。

根据有关调查研究资料，日本自民党、印度国大党、印尼专业集团、墨西哥革命制度党之所以执政失败，其中一条带有规律性的共同原因，就是政治腐败，缺乏民主。

例如：日本自民党，成立于1955年，连续执政38年，在1993年大选中失败。其主要原因就是政治腐败侵蚀了自民党的根基。自民党执政后，金权丑闻接连不断。20世纪70年代田中角荣、80年代竹下登以及以后上台的宇野宗佑、海部俊树、宫泽喜一等，都因受贿、偷税、漏税失去了国民的信任。而金权丑闻的背后，根子在于党内派系林立，缺乏民主。自1955年自由党和合并成自由以来，派系斗争始终是自民党政治一大特色。派系斗争的核心是“权”，即谁当总裁进而成为首相。有“权”就有“利”、“权利相关”。自民党内有句话：要想当总裁，首先要成为派系领袖，在党内建立自己的派系。但维持派系需要大量金钱。单靠合法的政治资金很难维持派系正常活动，因此只有从非法途径集聚“政治资金”。结果不免闹出“金钱”丑闻。新闻媒体对日本有种说法，叫做“一流经济，二流生活，三流政治”。自民党内元老当权、派系斗争、密室策划等陋习，不仅日本国民厌倦，党内也不满。结果在冷战后民主化浪潮冲击下垮台。

再比如印度国大党（国民大会党），成立于1885年，1946年印独立后执政，前后长达45年时间，党员3000多万，在1999年选举中失败，沦为反对党。其主要原因，是由于党内专制，缺乏民主。英·甘地任党主席期间，达到极点，她独断专行地炮制1975年“紧急状态”，短时间内逮捕了十多万所谓“异己分子”，严重削弱了执政基础。加之执政的国大党主席与国大党政府总理之间争权夺利，尼赫鲁在世时由于他的巨大威望，才没有酿成党内分裂。尼去世后，国大党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派系力量失衡分裂。反对党力量成长壮大。加上国大党长期背着“历史长、独立早、南亚老大”的包袱，倚老卖老，固步自封，治党治国不力，导致贫富两极分化、社会问题严重。10亿人中，有1.5亿住贫民窟，有5亿人未用上电，3亿多人未有安全饮水，4亿多人是文盲，50%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全国失业人口7000万，童工1亿多，引起广大人民不满。结果使这个百年老党，失去了执政地位。

还有印尼专业集团，成立于1964年，自1971年苏哈托执政以来近30年，但在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中，失去了执政地位。苏哈托被迫辞职，直至走上被告受审席位。其主要原因是由于军人干政、压制民主。苏哈托当年靠军队上台，执政后，扶持军队干政。印尼议会、政府要员大都是退役、现役军人。在军人干政下，民主政治进程缓慢，媒体受到严密管制，反对派人士受到压制。人民有意见没有正常表达渠道，问题日积月累，直至积重难返。政治专制，必然导致腐败。苏哈托长女任内阁社会事务部长，4个子女、一个媳妇是国会议员，他的家族控制全印尼的金融业、汽车业、电力、建筑、交通运输、森林、矿山、新闻媒介、房地产业，可以说控制了印尼经济命脉。苏家族拥有财产，最低估计200亿美元，最多估计1000亿美元。

墨西哥革命制度党，1929年成立，是拉美地区第一大党。连续执政71年，是世界上执政时间最长的政党之一，在2000年7月大选中失败。在拉美乃至国际社会产生极大震动和影响。其主要原因是由于长期执政，缺乏党内外有效监督制约机制，导致贪污腐败、争权夺利、组织分裂，最后威信扫地。如上届总统及亲属亲信到本届政府的一些部长、州长、国家反毒局长等要员，都卷入重大贪污腐败案件。前总统本人为躲避受审，至今隐居国外。党内派别林立，争权夺利严重，直至发展到互相残杀。1994年大选前，总统候选人和总书记先后遭谋杀，震惊国内外。党内专制盛行，党主席、总书记是指名安排，因政见分歧，不少重要成员在党内受压，被迫脱党。上述种种弊端，使党逐步失去凝聚力、号召力。加之经济政策不公，贫富悬殊加剧，墨300个家族占有全国50%财富，全国一半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有人称墨是“制造穷人的工厂”。党失去了群众基础，南部山区农民揭竿而起，武装暴动，至今仍未解决。

以上政治现象给人们深刻的历史启示。总书记在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过程中，曾认真研究了这些老党大党执政失败的历史教训。总书记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有深刻的国际背景、时代背景和政治背景。我们应深刻领会总书记的深谋远虑和良苦用心，深刻领会“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深远历史意义和重大现实意义。

二、我们党政治民主实践的历史经验

研究党的建设和政治民主问题，不仅要有世界眼光，认真总结世界政党发展的历史经验；而且要有历史眼光，深入分析中国共产党政治民主实践的历史经验。

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是在共产国际和苏联帮助下建立的。这就决定了领导十月革命成功的俄国共产党及其政治实践是我党建设的组织榜样。按照列宁的建党理论和实践，民主集中制是政党组织的基本原则。俄国革命的成功，使早期共产党人得到重要政治启示：即中国共产党应以列宁建立的布尔什维克党为榜样，建立一个高度集中统一的、有严格组织纪律的无产阶级政党。

然而，由于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列主义理论准备不足，对民主集中制理论在整体上认识研究不够，所以在当时国内外、党内外各种政治思潮及复杂政治环境中，逐渐在党内形成了两种极端倾向：一是家长制倾向；二是极端民主化倾向。而在这两种倾向中，家长制倾向在党内占据上风。党的第一任总书记陈独秀就是典型。加之，革命年代所处的恶劣政治生存环境和所面临的严峻政治斗争，使得我党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在贯彻民主集中制组织原则时，重点是强调集中。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1942年在党内民主政治建设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整风运动通过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为党内民主发展提供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民主实践提供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具体方法。党的七大对党内民主又作下理论总结，促进了政治民主实践的发展，使我们党充满了朝气蓬勃的生机与活力，为赢得革命胜利，建立新中国奠定了坚实的思想政治基础。1945年同志与民主人士黄炎培先生作过一次有关中国共产党前途命运的历史性对话。当时黄先生问，中国共产党能否跳出“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充满自信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

新中国成立后，党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有效地领导了国家建设和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1956年召开的党的八大，鉴于苏联共产党内斯大林在晚年破坏民主集中制、大搞个人崇拜的教训，明确提出反对个人崇拜，系统总结了贯彻民主集中制的经验教训，使全党不仅在思想认识上，而且在制度设计和民主实践上都向前推进了一步。

八大犹如分水岭，把改革开放前新中国的发展分成两段。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在此产生转弯；同样，中国政治发展包括党内民主的探索和实践也在此发生转弯。当时由于国内外、党内外多种复杂因素的影响，八大提出的路线和许多正确意见未能在实践中坚持下来，其中包括坚持和扩大党内民主。1957年反右扩大化后，阶级斗争代替了经济建设，党内确立了高度集权的一元化领导体制。1959年，在为八届七中全会准备的讲话提纲中，写下两行字：一是“权力集中常委书记处，我为正帅，邓为副帅”；二是“一朝权在手，就把令来行”。（注：《建国以来文稿》第8册，第196页。）党的一元化领导形成的高度集权，不仅体现在党对国家、对社会的集权，中央对地方的集权，而且体现为党组织内部的集权。在这种体制下，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权力又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变成个人领导。全国各级都不同程度存在这个问题。以后这个问题发展越来越严重，最终导致十年动乱这场历史性的灾难，党内民主陷入党的历史上最为深重的危机。

产生这一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主要有两条：一是认识问题，二是体制问题。我国是一个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主义国家，从秦始皇到，是一个个人专断、家长制和个人迷信盛行的国家，是一个权力无限、没有监督与法制的国家。这种专制传统对我们党、我们国家、我们人民影响很深，从而使我们党和人民的民主意识和民主习惯匮乏。因而，我们党成立以来探索和实践党内民主的历史不短，但党内民主成长的基础却十分脆弱，党内民主发展步履维艰。同时由于我们党长时期处在革命和战争年代，地下党与根据地的党，对敌斗争尖锐，战争环境、军事生活，需要高度的集中统一领导体制。建国之后，特别是50年代以后，战争年代这种体制不仅继承下来，而且历次运动都有所发展。

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中谈到这种体制时说：权力过分集中，妨碍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实行；容易造成个人专断，破坏集体领导。这种现象同我国历史上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有关，也同共产国际时期实行的各国党的工作中领导者个人高度集权的传统有关。革命队伍内的家长制作风，使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组织成为个人的工具。不少地方和单位，都有家长式的人物，他们的权力不受限制，别人都要惟命是从，甚至形成对他们的人身依附关系。不彻底消灭这种家长制作风，就根本谈不上什么党内民主，什么社会主义民主。邓小平还指出：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解放以后，我们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特权现象有时受到限制、批评和打击，有时又重新滋生。

邓小平改革开放初期的这一重要讲话，以其正确性和权威性说明，我国封建专制主义残余影响之严重，权力过分集中的政治体制对我国政治民主建设造成的影响和危害之大。

邓小平在讲话中同时深刻指出，克服和解决这一弊端的根本办法，要从制度方面解决问题。他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

同志在中央党校的“5·31”讲话，坚持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在讲到党的建设问题时，提出了以扩大党内民主带动促进人民民主的战略思路，并特别强调要加强制度建设。这是对我党政治民主建设实践历史经验和客观规律的科学总结，为新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指明了方向。员日益增长的政治参与积极性极不适应，也大大落后于人代会和政协会代表的作用。时展到今天，实施常任代表制已成大势所趋。可否考虑：在更高层次上普遍推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从机制上形成一个在党内足以对权力和权力机关实行监督和制约的主体，使广大党员的民主权利的实行从组织上得到保证。这对于增强党的肌体的活力和凝聚力，将起到重大作用。

（二）党委会制度

集体领导是党内民主的本质要求。集体领导的实质在于一切重大决策，都是采取由党员或党员干部在党员大会、代表会议、党委会上，在自由而切实的讨论基础上进行表决。在集体领导各个环节中党委会应发挥十分重要作用。因为在党代会闭会期间，党代会选举产生的党委会是该地区或单位工作的领导核心。但从实际运作看，集体领导时常出现有名无实的不正常状况，集体领导掩盖下的个人包办和个人专断没有得到完全克服。不少地方和单位，以常委会甚至以书记办公会形式研究决定重大问题，未能充分发挥党委会的作用。这是党内民主建设中普遍存在的一个严重问题。如何从制度体系上保证党委会制度（包括地方党委全委会制度）有效运作，充分发挥党委会全体会议决定重大问题和协助监督常委执行党内重大决定的功能，是当前党内民主建设和发展的一项重要课题。十三大报告在集体领导问题上曾设想：建立中央政治局常委向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全会定期报告工作的制度；适当增加中央全会每年开会的次数，使中央委员会更好地发挥集体决策作用。地方各级党组织也要相应建立和完善有关的议事规则，表决制度和生活会制度。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讲话中，同志在总结历史经验基础上提出了集体领导的新原则：即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这个原则对进一步完善党委内部的议事和决策机制，发挥好党的委员会全体会议的作用，有重要指导意义。根据这一精神，广东省今年通过全委会选举任命2名市委书记、1名市长，进行了积极探索。这一做法具有普遍意义，值得各级党委学习借鉴和推广。

（三）选举制度

选举是党内民主的最直接体现。为了适应政治民主化进程，党的十三大改革和完善了党内的选举制度，明确规定了党内选举的提名程序和差额选举办法。上世纪90年代，在社会基层，实行了村民自治委员会直接选举的方式，为扩大党内民主，完善党内选举制度提供了新鲜经验。

目前，要进一步改革和完善选举制度，是否可以考虑从两方面着手。一方面进一步规范党内选举制度，加大差额选举比例和范围层次，适度增强党内选举的竞争性，实行候选人与代表见面和交流制度；另一方面在党的基层选举中推行直选制，这是发展党内民主，促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途径。在党内领导干部的选拔上，是实行任命制还是选举制，关系重大。实行任命制，不实行开放的公平竞争，领导干部只对上级负责，不受党员群众制约，就不会对党员群众负责。做官的“捷径”是讨得上级领导的“欢心”。由于领导干部不受党员群众的限制，就难免孽生跑官、要官、买官、卖官和人身依附等丑恶行径。相比之下，领导干部通过选举产生，权力是由下至上逐级授予的，掌权者是由下至上选举出来的，这样他们就必须承诺对选举他们的党员群众负责，并尊重保护党员群众的权益。在当前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潮流中，我们党内选举应逐步从任命制向直选制过渡。能否实现这一转变，兹事体大，关系到党的执政地位的巩固，关系到中国现代化目标能否实现。当然，这一制度的转变和实现，需要经历一个探索和实践的过程，这不仅需要时间的准备，而且需要制度、体制和机制的准备。

（四）监督制度

监督与民主，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统一体。从一般政治过程来看，没有监督就没有民主；反过来，没有民主，也就形不成监督。从某种意义上，人们可以从监督的广度、深度来判定民主发展的水平和程度。

政治学认为，权力的运作有一个铁的规律，就是权力腐败规律。权力是自发地倾向于腐败的，绝对的权力倾向于绝对的腐败。因此，如何监督权力，把腐败遏制到最低限度，自古以来就是政治家们一个长久不衰的话题。

从我们党发展历史来看，在民主革命时期，由于革命的需要和革命条件的限制，党的监督主要围绕如何保证党的集中和纪律展开的。而且监督主要是上级对下级、中央对地方、组织对党员的监督。解放后，党内监督在整体上得到有效发展，但经历了一个曲折过程。特别是50年代以后，随着党内权力结构的变化和集中程度的日益强化，党内监督和党内民主一样开始变形，其功能日趋退化。改革开放以后，中央制定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这个《准则》与党章、党的有关法规，加上党的纪检制度和相关的工作制度一起，构成了新时期党内监督的基本制度架构。但从实际运作状况看，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和改革。

同志曾指出：“我们党执政以后，特别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能不能成功地解决党内监督问题，尤其是对高中级干部的监督问题，是加强党的建设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从党的建设的实践看，这方面既有经验也有教训。哪个地方、部门什么时候党内监督工作抓得比较紧，民主集中制执行得比较好，个人专断、滥用职权和‘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情况就比较少，消极腐败现象也会受到抑制，出了问题一般也能得到及时解决。

政治生活论文范文篇2

论文关键词：政治制度；政治价值；宪法性制度；规范性制度

古希腊伟大的政治学家亚里士多德指出：“人在本性上是一个政治动物。”认为人天生就要过政治生活，这是人天性上的渴望。孔子曾说：“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政?”孔子是在告诫不愿意从政的人，“在家里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就是政治，就等于从政，何必一定要立于政治舞台之上呢?”这就是说人类无论如何都逃脱不了政治为我们编织的网络，除非你甘愿做“野兽”或“神祗”。所以，罗伯特·达尔说：“无论一个人是否喜欢，实际上都不能完全置身于某种政治体系之外……政治是人类生存的一个无可避免的事实。每个人都在某一时期以某种方式卷入某种政治体系。”现代政治学家阿伦特在反思法西斯主义时指出，正是人们丧失了公共生活才导致了法西斯的产生。所以她提出了为“复数的、而非单数的人”重建“公共领域”，通过“公共领域”参与政治生活。但是我们以为政治生活并不是随意就可以进行的，它应在政治制度设立之后，并在政治制度的导引下才能实现。可以这么说政治制度“发挥着双重的作用，它束缚和腐蚀人类的行为，但它们也提供了人类解放的途径。”所以创设一套完备的政治制度是参与政治生活的前提。

我们以为，政治制度创设主要包括以下三个层面：首先，政治价值是政治制度创设的起点，它反映了共同体成员普遍的利益诉求，是政治制度的最终目的，所以政治价值合理与否直接关系到政治制度的运行是否顺利，是政治制度成败的关键；其次，宪法性制度是政治制度创设的第二个层面，它是政治价值的原则性展开，它是在政治价值的指导下，将比政治价值更为具体的政治原则，通过国家根本宪法等法律体系表达出来。由于宪法的神圣和不可侵犯性，把政治价值固定在更为具体的政治制度之中，并且用强有力的威慑作用给政治价值提供了保证；最后，规范性制度是政治制度创设的第三个层面。它不仅是在宪法性制度的指导下，制定出政治生活所需的具体行动规范和秩序等，使政治制度运行起来，而且将政治价值落实在人的行动中，是政治价值得以实现的最关键一步。以下，我们将对政治制度创设的3个层面进行具体分析。

第一，政治价值。政治价值是政治制度创设的起点，政治制度是以政治价值为目标才展开的，所以政治价值选择的合理与否直接关系到人民对于政治制度的认同，也就是合法性的问题。“所谓合法性，指的是社会公众对政治制度的认同和忠诚的观念，也就是社会公众对政治制度的心服口服。”诚如马克斯·韦伯所说:“没有一种统治仅仅以价值合理性为动机，竹为其继续存在的机会，勿宁说，任何统治都企图唤赴并维持对它的合法性的信仰。”所以人们只有在基本的政治价值方面达成明确的共识，才能依止匕注行澎治制度的选择和建构。因为“价值所反映的是每个人所需求的东西，或者反映的是人们心中关于美好的衣正确事物的观念，以及人们‘应该’做什么而不是‘范要’做什么的观念。”所以，我们选择的政治价值,应该反映共同体成员的普遍利益诉求。但是如何迭择具有普遍诉求的政治价值呢?首先，我们以为不恒地域的民族由于独特的历史和文化环境形成了其狙特的政治价值偏好，也就是传统的政治价值，它对于本民族具有很强的适应性，所以政治价值选择很有必要从传统的政治价值序列中发掘出至今仍合适宜以部分，我们称之为自生的政治价值。自生的政治价伯蕴含在人们日常生活习惯、风俗传统之中，是被一什代人甄别和传承下来的，并且是在与不同的政治价伯的竞争中保存下来的在当今仍具有鲜活生命力的部分，它直接表现为人们的行为所反映的道德意识。因而在自生的政治价值指导下设立的政治制度可以说是对业已存在于共同体成员之中的行为规范的制度化，所以这样的政治制度很容易被共同体成员所接受和认可，并且在运行中很少会遇到阻力。其次，随着现代社会的飞速发展，不同民族之间的交流和融合也在加深，传统的政治价值观念会受到不小的冲击，动治价值认同会发生变化。更加适合人类自身发展区政治价值在不同民族之间逐渐达成共识，例如人权、自由等，所以还要在外来的政治价值中选择已经本土化的部分。这里所说的本土化，不是说对于外来政治价值带有地方特色的理解，而是说外来的政治价值在共同体内传播后已经得到共同体成员认同的部分。这些被大众接受的政治价值之所以能被本土化的重要原因可以说是因为它们具有普适性。

第二，宪法性制度。宪法性制度是政治制度创设的第二个层面，它是整个政治制度的基础，因为宪法性制度上承政治价值，将抽象的政治价值内化于其中;下启规范性制度，给规范性制度的展开以指导。它连接了政治价值和规范性制度，使政治制度浑然一体。

首先，“一方面，政治制度不仅是政治价值的外在疑固形态，物化形态，另一方面，由特定的政治价值所形成的政治制度必然反过来要强化以及推动这种价值的进步、完善和发展。”而宪法性制度就是抽象的政治价值落实在现实中的第一步，那么如何将政治价值内化与宪法性制度之中呢?因为政治价值具有很强的抽象性，而且不同的人对于相同的政治价值的理解往往是不一样的，所以如何在政治生活中体现出政治价值经常令人难以把握。我们以为，第一，要从政治价值出发，发掘出更为具体的政治原则，这些政治原则是对政治价值的初步展开，要能体现出政治价值的诉求，而且要具有一定的可行性。之后我们可以通过审慎的政治制度设计，将政治原则转换为可操作性的政治制度，这样的话政治价值就内化于政治制度其中了，这些政治制度我们称之为宪法性制度。比如我们将可以将自由看做我们要追求的政治价值，但是对于它的理解有太多的差异，单单说追求自由往往让我们感到无所适从。不过我们可以通过分权制衡的政治原则去设计政治制度，通过限制政府的权力使自由免于被侵犯，也町以在宪法中设立一些具体的不可侵犯的公民权利，给人们提供追求自由的环境等。第二，要将从政治价值中分离出的政治原则添加在宪法和基本法律之中，由于宪法的神圣性和持久性给政治原则以崇高和恒久的地位，那么根据政治原则设立的政治制度也就具有了强力的保障。同时，政治价值也就获得了宪法所赋予的合法性和法的威慑作用下的强力保障。

其次，由于规范性制度是在宪法性制度的导引下展开的，规范性制度也指明了共同体成员的参与政治生活的具体行为准则，所以宪法性制度的创设不能只考虑到对于政治价值层面的统一，还要考虑到它所导引下的规范性制度是否能从它这里得到展开具体行为活动的标准。所以宪法制度还要具有一定的可行性。

政治生活论文范文篇3

【摘要题】理论园地•理论探讨

【关键词】“5•31”讲话/政治生活民主化/政治文明

【正文】

同志在“5•31”讲话中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总书记这一重要论述立足于国际国内大局和时展潮流，高屋建瓴地提出了新世纪政治体制改革的战略目标和基本思路，对实现政治生活民主化，坚定不移地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道路，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20世纪后期世界上几个大党老党失去执政地位的历史启示

20世纪后期，世界政党政治中最引人深思的现象是，一些曾长期在一些国家和地区连续执政几十年的大党、老党纷纷失去执政地位。发生这种现象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这个问题很值得我们关注。

根据有关调查研究资料，日本自民党、印度国大党、印尼专业集团、墨西哥革命制度党之所以执政失败，其中一条带有规律性的共同原因，就是政治腐败，缺乏民主。

例如：日本自民党，成立于1955年，连续执政38年，在1993年大选中失败。其主要原因就是政治腐败侵蚀了自民党的根基。自民党执政后，金权丑闻接连不断。20世纪70年代田中角荣、80年代竹下登以及以后上台的宇野宗佑、海部俊树、宫泽喜一等，都因受贿、偷税、漏税失去了国民的信任。而金权丑闻的背后，根子在于党内派系林立，缺乏民主。自1955年自由党和合并成自由以来，派系斗争始终是自民党政治一大特色。派系斗争的核心是“权”，即谁当总裁进而成为首相。有“权”就有“利”、“权利相关”。自民党内有句话：要想当总裁，首先要成为派系领袖，在党内建立自己的派系。但维持派系需要大量金钱。单靠合法的政治资金很难维持派系正常活动，因此只有从非法途径集聚“政治资金”。结果不免闹出“金钱”丑闻。新闻媒体对日本有种说法，叫做“一流经济，二流生活，三流政治”。自民党内元老当权、派系斗争、密室策划等陋习，不仅日本国民厌倦，党内也不满。结果在冷战后民主化浪潮冲击下垮台。

再比如印度国大党（国民大会党），成立于1885年，1946年印独立后执政，前后长达45年时间，党员3000多万，在1999年选举中失败，沦为反对党。其主要原因，是由于党内专制，缺乏民主。英•甘地任党主席期间，达到极点，她独断专行地炮制1975年“紧急状态”，短时间内逮捕了十多万所谓“异己分子”，严重削弱了执政基础。加之执政的国大党主席与国大党政府总理之间争权夺利，尼赫鲁在世时由于他的巨大威望，才没有酿成党内分裂。尼去世后，国大党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派系力量失衡分裂。反对党力量成长壮大。加上国大党长期背着“历史长、独立早、南亚老大”的包袱，倚老卖老，固步自封，治党治国不力，导致贫富两极分化、社会问题严重。10亿人中，有1.5亿住贫民窟，有5亿人未用上电，3亿多人未有安全饮水，4亿多人是文盲，50%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全国失业人口7000万，童工1亿多，引起广大人民不满。结果使这个百年老党，失去了执政地位。

还有印尼专业集团，成立于1964年，自1971年苏哈托执政以来近30年，但在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中，失去了执政地位。苏哈托被迫辞职，直至走上被告受审席位。其主要原因是由于军人干政、压制民主。苏哈托当年靠军队上台，执政后，扶持军队干政。印尼议会、政府要员大都是退役、现役军人。在军人干政下，民主政治进程缓慢，媒体受到严密管制，反对派人士受到压制。人民有意见没有正常表达渠道，问题日积月累，直至积重难返。政治专制，必然导致腐败。苏哈托长女任内阁社会事务部长，4个子女、一个媳妇是国会议员，他的家族控制全印尼的金融业、汽车业、电力、建筑、交通运输、森林、矿山、新闻媒介、房地产业，可以说控制了印尼经济命脉。苏家族拥有财产，最低估计200亿美元，最多估计1000亿美元。

墨西哥革命制度党，1929年成立，是拉美地区第一大党。连续执政71年，是世界上执政时间最长的政党之一，在2000年7月大选中失败。在拉美乃至国际社会产生极大震动和影响。其主要原因是由于长期执政，缺乏党内外有效监督制约机制，导致贪污腐败、争权夺利、组织分裂，最后威信扫地。如上届总统及亲属亲信到本届政府的一些部长、州长、国家反毒局长等要员，都卷入重大贪污腐败案件。前总统本人为躲避受审，至今隐居国外。党内派别林立，争权夺利严重，直至发展到互相残杀。1994年大选前，总统候选人和总书记先后遭谋杀，震惊国内外。党内专制盛行，党主席、总书记是指名安排，因政见分歧，不少重要成员在党内受压，被迫脱党。上述种种弊端，使党逐步失去凝聚力、号召力。加之经济政策不公，贫富悬殊加剧，墨300个家族占有全国50%财富，全国一半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有人称墨是“制造穷人的工厂”。党失去了群众基础，南部山区农民揭竿而起，武装暴动，至今仍未解决。

以上政治现象给人们深刻的历史启示。总书记在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过程中，曾认真研究了这些老党大党执政失败的历史教训。总书记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有深刻的国际背景、时代背景和政治背景。我们应深刻领会总书记的深谋远虑和良苦用心，深刻领会“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深远历史意义和重大现实意义。

二、我们党政治民主实践的历史经验

研究党的建设和政治民主问题，不仅要有世界眼光，认真总结世界政党发展的历史经验；而且要有历史眼光，深入分析中国共产党政治民主实践的历史经验。

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是在共产国际和苏联帮助下建立的。这就决定了领导十月革命成功的俄国共产党及其政治实践是我党建设的组织榜样。按照列宁的建党理论和实践，民主集中制是政党组织的基本原则。俄国革命的成功，使早期共产党人得到重要政治启示：即中国共产党应以列宁建立的布尔什维克党为榜样，建立一个高度集中统一的、有严格组织纪律的无产阶级政党。

然而，由于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列主义理论准备不足，对民主集中制理论在整体上认识研究不够，所以在当时国内外、党内外各种政治思潮及复杂政治环境中，逐渐在党内形成了两种极端倾向：一是家长制倾向；二是极端民主化倾向。而在这两种倾向中，家长制倾向在党内占据上风。党的第一任总书记陈独秀就是典型。加之，革命年代所处的恶劣政治生存环境和所面临的严峻政治斗争，使得我党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在贯彻民主集中制组织原则时，重点是强调集中。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1942年在党内民主政治建设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整风运动通过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为党内民主发展提供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民主实践提供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具体方法。党的七大对党内民主又作下理论总结，促进了政治民主实践的发展，使我们党充满了朝气蓬勃的生机与活力，为赢得革命胜利，建立新中国奠定了坚实的思想政治基础。1945年同志与民主人士黄炎培先生作过一次有关中国共产党前途命运的历史性对话。当时黄先生问，中国共产党能否跳出“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充满自信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

新中国成立后，党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有效地领导了国家建设和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1956年召开的党的八大，鉴于苏联共产党内斯大林在晚年破坏民主集中制、大搞个人崇拜的教训，明确提出反对个人崇拜，系统总结了贯彻民主集中制的经验教训，使全党不仅在思想认识上，而且在制度设计和民主实践上都向前推进了一步。

八大犹如分水岭，把改革开放前新中国的发展分成两段。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在此产生转弯；同样，中国政治发展包括党内民主的探索和实践也在此发生转弯。当时由于国内外、党内外多种复杂因素的影响，八大提出的路线和许多正确意见未能在实践中坚持下来，其中包括坚持和扩大党内民主。1957年反右扩大化后，阶级斗争代替了经济建设，党内确立了高度集权的一元化领导体制。1959年，在为八届七中全会准备的讲话提纲中，写下两行字：一是“权力集中常委书记处，我为正帅，邓为副帅”；二是“一朝权在手，就把令来行”。（注：《建国以来文稿》第8册，第196页。）党的一元化领导形成的高度集权，不仅体现在党对国家、对社会的集权，中央对地方的集权，而且体现为党组织内部的集权。在这种体制下，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权力又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变成个人领导。全国各级都不同程度存在这个问题。以后这个问题发展越来越严重，最终导致十年动乱这场历史性的灾难，党内民主陷入党的历史上最为深重的危机。

产生这一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主要有两条：一是认识问题，二是体制问题。我国是一个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主义国家，从秦始皇到，是一个个人专断、家长制和个人迷信盛行的国家，是一个权力无限、没有监督与法制的国家。这种专制传统对我们党、我们国家、我们人民影响很深，从而使我们党和人民的民主意识和民主习惯匮乏。因而，我们党成立以来探索和实践党内民主的历史不短，但党内民主成长的基础却十分脆弱，党内民主发展步履维艰。同时由于我们党长时期处在革命和战争年代，地下党与根据地的党，对敌斗争尖锐，战争环境、军事生活，需要高度的集中统一领导体制。建国之后，特别是50年代以后，战争年代这种体制不仅继承下来，而且历次运动都有所发展。

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中谈到这种体制时说：权力过分集中，妨碍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实行；容易造成个人专断，破坏集体领导。这种现象同我国历史上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有关，也同共产国际时期实行的各国党的工作中领导者个人高度集权的传统有关。革命队伍内的家长制作风，使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组织成为个人的工具。不少地方和单位，都有家长式的人物，他们的权力不受限制，别人都要惟命是从，甚至形成对他们的人身依附关系。不彻底消灭这种家长制作风，就根本谈不上什么党内民主，什么社会主义民主。邓小平还指出：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解放以后，我们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特权现象有时受到限制、批评和打击，有时又重新滋生。

邓小平改革开放初期的这一重要讲话，以其正确性和权威性说明，我国封建专制主义残余影响之严重，权力过分集中的政治体制对我国政治民主建设造成的影响和危害之大。

邓小平在讲话中同时深刻指出，克服和解决这一弊端的根本办法，要从制度方面解决问题。他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

同志在中央党校的“5•31”讲话，坚持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在讲到党的建设问题时，提出了以扩大党内民主带动促进人民民主的战略思路，并特别强调要加强制度建设。这是对我党政治民主建设实践历史经验和客观规律的科学总结，为新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指明了方向。

三、关于加强党内民主制度建设的几点建议

党内民主的实质决定党内民主的有效运作必须有一套完整的制度体系。加强党的制度建设，增强党内民主制度的权威性、合理性和有效性，是党内民主建设和发展的重要前提和基本保证。

根据当前中国社会经济整体发展状况和中国政治体制运作程序及基本架构，目前加强党内民主制度建设应在以下几个环节上进行制度创新。

（一）党代会制度

在制度层面上，党内民主是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的结合。直接民主的制度表现就是党最基层组织以党员大会的形式决定党内重大事务，间接民主的制度表现就是党的各级组织以党代表大会的形式决定党内重大事务。在党内民主建设中，党代会制度能否有效运行，是判断党内民主生活是否正常和健康的重要标志。党代表大会是党内的最高机关，是党员意志的集中表现。为了充分发挥党代表大会的作用，党的八大曾决定采取一项根本改革，即把党的全国的省一级和县一级的代表大会，都改作常任制，类似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但遗憾的是，八大后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没有给这个新的制度设计和实践的机会。党的九大废除了这项改革。党的十二大曾有人提议恢复常任制，但因种种原因没有恢复，仅对各级党代会的时限作了调整（全国党代会5年1次，省、自治区、直辖市5年1次，县3年1次，基层党组织每年1次），后经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由于各种原因，都没有在党章中恢复八大提出的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但在实践中，尤其在基层，有的党组织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在探索和实践党代会常任制。例如浙江台州市椒江区，实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已有11年，积累了一定经验。椒江区试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在扩大党员民主参与，提高区委决策民主化、科学化水平，加强对领导机关的制约和监督，密切党群关系和干群关系方面，都收到了显著效果。

代表制民主是政治民主的基本形式。过去党的代表大会每5年召开1次，代表平时无法履行职责，对权力机关形不成指导和监督。这种状况同广大党员日益增长的政治参与积极性极不适应，也大大落后于人代会和政协会代表的作用。时展到今天，实施常任代表制已成大势所趋。可否考虑：在更高层次上普遍推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从机制上形成一个在党内足以对权力和权力机关实行监督和制约的主体，使广大党员的民主权利的实行从组织上得到保证。这对于增强党的肌体的活力和凝聚力，将起到重大作用。

（二）党委会制度

集体领导是党内民主的本质要求。集体领导的实质在于一切重大决策，都是采取由党员或党员干部在党员大会、代表会议、党委会上，在自由而切实的讨论基础上进行表决。在集体领导各个环节中党委会应发挥十分重要作用。因为在党代会闭会期间，党代会选举产生的党委会是该地区或单位工作的领导核心。但从实际运作看，集体领导时常出现有名无实的不正常状况，集体领导掩盖下的个人包办和个人专断没有得到完全克服。不少地方和单位，以常委会甚至以书记办公会形式研究决定重大问题，未能充分发挥党委会的作用。这是党内民主建设中普遍存在的一个严重问题。如何从制度体系上保证党委会制度（包括地方党委全委会制度）有效运作，充分发挥党委会全体会议决定重大问题和协助监督常委执行党内重大决定的功能，是当前党内民主建设和发展的一项重要课题。十三大报告在集体领导问题上曾设想：建立中央政治局常委向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全会定期报告工作的制度；适当增加中央全会每年开会的次数，使中央委员会更好地发挥集体决策作用。地方各级党组织也要相应建立和完善有关的议事规则，表决制度和生活会制度。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讲话中，同志在总结历史经验基础上提出了集体领导的新原则：即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这个原则对进一步完善党委内部的议事和决策机制，发挥好党的委员会全体会议的作用，有重要指导意义。根据这一精神，广东省今年通过全委会选举任命2名市委书记、1名市长，进行了积极探索。这一做法具有普遍意义，值得各级党委学习借鉴和推广。

（三）选举制度

选举是党内民主的最直接体现。为了适应政治民主化进程，党的十三大改革和完善了党内的选举制度，明确规定了党内选举的提名程序和差额选举办法。上世纪90年代，在社会基层，实行了村民自治委员会直接选举的方式，为扩大党内民主，完善党内选举制度提供了新鲜经验。

目前，要进一步改革和完善选举制度，是否可以考虑从两方面着手。一方面进一步规范党内选举制度，加大差额选举比例和范围层次，适度增强党内选举的竞争性，实行候选人与代表见面和交流制度；另一方面在党的基层选举中推行直选制，这是发展党内民主，促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途径。在党内领导干部的选拔上，是实行任命制还是选举制，关系重大。实行任命制，不实行开放的公平竞争，领导干部只对上级负责，不受党员群众制约，就不会对党员群众负责。做官的“捷径”是讨得上级领导的“欢心”。由于领导干部不受党员群众的限制，就难免孽生跑官、要官、买官、卖官和人身依附等丑恶行径。相比之下，领导干部通过选举产生，权力是由下至上逐级授予的，掌权者是由下至上选举出来的，这样他们就必须承诺对选举他们的党员群众负责，并尊重保护党员群众的权益。在当前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潮流中，我们党内选举应逐步从任命制向直选制过渡。能否实现这一转变，兹事体大，关系到党的执政地位的巩固，关系到中国现代化目标能否实现。当然，这一制度的转变和实现，需要经历一个探索和实践的过程，这不仅需要时间的准备，而且需要制度、体制和机制的准备。

（四）监督制度

监督与民主，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统一体。从一般政治过程来看，没有监督就没有民主；反过来，没有民主，也就形不成监督。从某种意义上，人们可以从监督的广度、深度来判定民主发展的水平和程度。

政治学认为，权力的运作有一个铁的规律，就是权力腐败规律。权力是自发地倾向于腐败的，绝对的权力倾向于绝对的腐败。因此，如何监督权力，把腐败遏制到最低限度，自古以来就是政治家们一个长久不衰的话题。

从我们党发展历史来看，在民主革命时期，由于革命的需要和革命条件的限制，党的监督主要围绕如何保证党的集中和纪律展开的。而且监督主要是上级对下级、中央对地方、组织对党员的监督。解放后，党内监督在整体上得到有效发展，但经历了一个曲折过程。特别是50年代以后，随着党内权力结构的变化和集中程度的日益强化，党内监督和党内民主一样开始变形，其功能日趋退化。改革开放以后，中央制定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这个《准则》与党章、党的有关法规，加上党的纪检制度和相关的工作制度一起，构成了新时期党内监督的基本制度架构。但从实际运作状况看，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和改革。

政治生活论文范文篇4

一、20世纪后期世界上几个大党老党失去执政地位的历史启示

20世纪后期，世界政党政治中最引人深思的现象是，一些曾长期在一些国家和地区连续执政几十年的大党、老党纷纷失去执政地位。发生这种现象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这个问题很值得我们关注。

根据有关调查研究资料，日本自民党、印度国大党、印尼专业集团、墨西哥革命制度党之所以执政失败，其中一条带有规律性的共同原因，就是政治腐败，缺乏民主。

例如：日本自民党，成立于1955年，连续执政38年，在1993年大选中失败。其主要原因就是政治腐败侵蚀了自民党的根基。自民党执政后，金权丑闻接连不断。20世纪70年代田中角荣、80年代竹下登以及以后上台的宇野宗佑、海部俊树、宫泽喜一等，都因受贿、偷税、漏税失去了国民的信任。而金权丑闻的背后，根子在于党内派系林立，缺乏民主。自1955年自由党和合并成自由以来，派系斗争始终是自民党政治一大特色。派系斗争的核心是“权”，即谁当总裁进而成为首相。有“权”就有“利”、“权利相关”。自民党内有句话：要想当总裁，首先要成为派系领袖，在党内建立自己的派系。但维持派系需要大量金钱。单靠合法的政治资金很难维持派系正常活动，因此只有从非法途径集聚“政治资金”。结果不免闹出“金钱”丑闻。新闻媒体对日本有种说法，叫做“一流经济，二流生活，三流政治”。自民党内元老当权、派系斗争、密室策划等陋习，不仅日本国民厌倦，党内也不满。结果在冷战后民主化浪潮冲击下垮台。

再比如印度国大党（国民大会党），成立于1885年，1946年印独立后执政，前后长达45年时间，党员3000多万，在1999年选举中失败，沦为反对党。其主要原因，是由于党内专制，缺乏民主。英·甘地任党主席期间，达到极点，她独断专行地炮制1975年“紧急状态”，短时间内逮捕了十多万所谓“异己分子”，严重削弱了执政基础。加之执政的国大党主席与国大党政府总理之间争权夺利，尼赫鲁在世时由于他的巨大威望，才没有酿成党内分裂。尼去世后，国大党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派系力量失衡分裂。反对党力量成长壮大。加上国大党长期背着“历史长、独立早、南亚老大”的包袱，倚老卖老，固步自封，治党治国不力，导致贫富两极分化、社会问题严重。10亿人中，有1.5亿住贫民窟，有5亿人未用上电，3亿多人未有安全饮水，4亿多人是文盲，50%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全国失业人口7000万，童工1亿多，引起广大人民不满。结果使这个百年老党，失去了执政地位。

还有印尼专业集团，成立于1964年，自1971年苏哈托执政以来近30年，但在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中，失去了执政地位。苏哈托被迫辞职，直至走上被告受审席位。其主要原因是由于军人干政、压制民主。苏哈托当年靠军队上台，执政后，扶持军队干政。印尼议会、政府要员大都是退役、现役军人。在军人干政下，民主政治进程缓慢，媒体受到严密管制，反对派人士受到压制。人民有意见没有正常表达渠道，问题日积月累，直至积重难返。政治专制，必然导致腐败。苏哈托长女任内阁社会事务部长，4个子女、一个媳妇是国会议员，他的家族控制全印尼的金融业、汽车业、电力、建筑、交通运输、森林、矿山、新闻媒介、房地产业，可以说控制了印尼经济命脉。苏家族拥有财产，最低估计200亿美元，最多估计1000亿美元。

墨西哥革命制度党，1929年成立，是拉美地区第一大党。连续执政71年，是世界上执政时间最长的政党之一，在2000年7月大选中失败。在拉美乃至国际社会产生极大震动和影响。其主要原因是由于长期执政，缺乏党内外有效监督制约机制，导致贪污腐败、争权夺利、组织分裂，最后威信扫地。如上届总统及亲属亲信到本届政府的一些部长、州长、国家反毒局长等要员，都卷入重大贪污腐败案件。前总统本人为躲避受审，至今隐居国外。党内派别林立，争权夺利严重，直至发展到互相残杀。1994年大选前，总统候选人和总书记先后遭谋杀，震惊国内外。党内专制盛行，党主席、总书记是指名安排，因政见分歧，不少重要成员在党内受压，被迫脱党。上述种种弊端，使党逐步失去凝聚力、号召力。加之经济政策不公，贫富悬殊加剧，墨300个家族占有全国50%财富，全国一半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有人称墨是“制造穷人的工厂”。党失去了群众基础，南部山区农民揭竿而起，武装暴动，至今仍未解决。

以上政治现象给人们深刻的历史启示。总书记在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过程中，曾认真研究了这些老党大党执政失败的历史教训。总书记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有深刻的国际背景、时代背景和政治背景。我们应深刻领会总书记的深谋远虑和良苦用心，深刻领会“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深远历史意义和重大现实意义。

二、我们党政治民主实践的历史经验

研究党的建设和政治民主问题，不仅要有世界眼光，认真总结世界政党发展的历史经验；而且要有历史眼光，深入分析中国共产党政治民主实践的历史经验。

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是在共产国际和苏联帮助下建立的。这就决定了领导十月革命成功的俄国共产党及其政治实践是我党建设的组织榜样。按照列宁的建党理论和实践，民主集中制是政党组织的基本原则。俄国革命的成功，使早期共产党人得到重要政治启示：即中国共产党应以列宁建立的布尔什维克党为榜样，建立一个高度集中统一的、有严格组织纪律的无产阶级政党。

然而，由于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列主义理论准备不足，对民主集中制理论在整体上认识研究不够，所以在当时国内外、党内外各种政治思潮及复杂政治环境中，逐渐在党内形成了两种极端倾向：一是家长制倾向；二是极端民主化倾向。而在这两种倾向中，家长制倾向在党内占据上风。党的第一任总书记陈独秀就是典型。加之，革命年代所处的恶劣政治生存环境和所面临的严峻政治斗争，使得我党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在贯彻民主集中制组织原则时，重点是强调集中。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1942年在党内民主政治建设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整风运动通过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为党内民主发展提供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民主实践提供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具体方法。党的七大对党内民主又作下理论总结，促进了政治民主实践的发展，使我们党充满了朝气蓬勃的生机与活力，为赢得革命胜利，建立新中国奠定了坚实的思想政治基础。1945年同志与民主人士黄炎培先生作过一次有关中国共产党前途命运的历史性对话。当时黄先生问，中国共产党能否跳出“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充满自信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

新中国成立后，党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有效地领导了国家建设和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1956年召开的党的八大，鉴于苏联共产党内斯大林在晚年破坏民主集中制、大搞个人崇拜的教训，明确提出反对个人崇拜，系统总结了贯彻民主集中制的经验教训，使全党不仅在思想认识上，而且在制度设计和民主实践上都向前推进了一步。

八大犹如分水岭，把改革开放前新中国的发展分成两段。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在此产生转弯；同样，中国政治发展包括党内民主的探索和实践也在此发生转弯。当时由于国内外、党内外多种复杂因素的影响，八大提出的路线和许多正确意见未能在实践中坚持下来，其中包括坚持和扩大党内民主。1957年反右扩大化后，阶级斗争代替了经济建设，党内确立了高度集权的一元化领导体制。1959年，在为八届七中全会准备的讲话提纲中，写下两行字：一是“权力集中常委书记处，我为正帅，邓为副帅”；二是“一朝权在手，就把令来行”。（注：《建国以来文稿》第8册，第196页。）党的一元化领导形成的高度集权，不仅体现在党对国家、对社会的集权，中央对地方的集权，而且体现为党组织内部的集权。在这种体制下，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权力又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变成个人领导。全国各级都不同程度存在这个问题。以后这个问题发展越来越严重，最终导致十年动乱这场历史性的灾难，党内民主陷入党的历史上最为深重的危机。

产生这一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主要有两条：一是认识问题，二是体制问题。我国是一个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主义国家，从秦始皇到，是一个个人专断、家长制和个人迷信盛行的国家，是一个权力无限、没有监督与法制的国家。这种专制传统对我们党、我们国家、我们人民影响很深，从而使我们党和人民的民主意识和民主习惯匮乏。因而，我们党成立以来探索和实践党内民主的历史不短，但党内民主成长的基础却十分脆弱，党内民主发展步履维艰。同时由于我们党长时期处在革命和战争年代，地下党与根据地的党，对敌斗争尖锐，战争环境、军事生活，需要高度的集中统一领导体制。建国之后，特别是50年代以后，战争年代这种体制不仅继承下来，而且历次运动都有所发展。

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中谈到这种体制时说：权力过分集中，妨碍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实行；容易造成个人专断，破坏集体领导。这种现象同我国历史上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有关，也同共产国际时期实行的各国党的工作中领导者个人高度集权的传统有关。革命队伍内的家长制作风，使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组织成为个人的工具。不少地方和单位，都有家长式的人物，他们的权力不受限制，别人都要惟命是从，甚至形成对他们的人身依附关系。不彻底消灭这种家长制作风，就根本谈不上什么党内民主，什么社会主义民主。邓小平还指出：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解放以后，我们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特权现象有时受到限制、批评和打击，有时又重新滋生。

邓小平改革开放初期的这一重要讲话，以其正确性和权威性说明，我国封建专制主义残余影响之严重，权力过分集中的政治体制对我国政治民主建设造成的影响和危害之大。

邓小平在讲话中同时深刻指出，克服和解决这一弊端的根本办法，要从制度方面解决问题。他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

同志在中央党校的“5·31”讲话，坚持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在讲到党的建设问题时，提出了以扩大党内民主带动促进人民民主的战略思路，并特别强调要加强制度建设。这是对我党政治民主建设实践历史经验和客观规律的科学总结，为新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指明了方向。

三、关于加强党内民主制度建设的几点建议

党内民主的实质决定党内民主的有效运作必须有一套完整的制度体系。加强党的制度建设，增强党内民主制度的权威性、合理性和有效性，是党内民主建设和发展的重要前提和基本保证。

根据当前中国社会经济整体发展状况和中国政治体制运作程序及基本架构，目前加强党内民主制度建设应在以下几个环节上进行制度创新。

（一）党代会制度

在制度层面上，党内民主是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的结合。直接民主的制度表现就是党最基层组织以党员大会的形式决定党内重大事务，间接民主的制度表现就是党的各级组织以党代表大会的形式决定党内重大事务。在党内民主建设中，党代会制度能否有效运行，是判断党内民主生活是否正常和健康的重要标志。党代表大会是党内的最高机关，是党员意志的集中表现。为了充分发挥党代表大会的作用，党的八大曾决定采取一项根本改革，即把党的全国的省一级和县一级的代表大会，都改作常任制，类似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但遗憾的是，八大后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没有给这个新的制度设计和实践的机会。党的九大废除了这项改革。党的十二大曾有人提议恢复常任制，但因种种原因没有恢复，仅对各级党代会的时限作了调整（全国党代会5年1次，省、自治区、直辖市5年1次，县3年1次，基层党组织每年1次），后经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由于各种原因，都没有在党章中恢复八大提出的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但在实践中，尤其在基层，有的党组织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在探索和实践党代会常任制。例如浙江台州市椒江区，实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已有11年，积累了一定经验。椒江区试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在扩大党员民主参与，提高区委决策民主化、科学化水平，加强对领导机关的制约和监督，密切党群关系和干群关系方面，都收到了显著效果。

代表制民主是政治民主的基本形式。过去党的代表大会每5年召开1次，代表平时无法履行职责，对权力机关形不成指导和监督。这种状况同广大党员日益增长的政治参与积极性极不适应，也大大落后于人代会和政协会代表的作用。时展到今天，实施常任代表制已成大势所趋。可否考虑：在更高层次上普遍推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从机制上形成一个在党内足以对权力和权力机关实行监督和制约的主体，使广大党员的民主权利的实行从组织上得到保证。这对于增强党的肌体的活力和凝聚力，将起到重大作用。

（二）党委会制度

集体领导是党内民主的本质要求。集体领导的实质在于一切重大决策，都是采取由党员或党员干部在党员大会、代表会议、党委会上，在自由而切实的讨论基础上进行表决。在集体领导各个环节中党委会应发挥十分重要作用。因为在党代会闭会期间，党代会选举产生的党委会是该地区或单位工作的领导核心。但从实际运作看，集体领导时常出现有名无实的不正常状况，集体领导掩盖下的个人包办和个人专断没有得到完全克服。不少地方和单位，以常委会甚至以书记办公会形式研究决定重大问题，未能充分发挥党委会的作用。这是党内民主建设中普遍存在的一个严重问题。如何从制度体系上保证党委会制度（包括地方党委全委会制度）有效运作，充分发挥党委会全体会议决定重大问题和协助监督常委执行党内重大决定的功能，是当前党内民主建设和发展的一项重要课题。十三大报告在集体领导问题上曾设想：建立中央政治局常委向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全会定期报告工作的制度；适当增加中央全会每年开会的次数，使中央委员会更好地发挥集体决策作用。地方各级党组织也要相应建立和完善有关的议事规则，表决制度和生活会制度。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讲话中，同志在总结历史经验基础上提出了集体领导的新原则：即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这个原则对进一步完善党委内部的议事和决策机制，发挥好党的委员会全体会议的作用，有重要指导意义。根据这一精神，广东省今年通过全委会选举任命2名市委书记、1名市长，进行了积极探索。这一做法具有普遍意义，值得各级党委学习借鉴和推广。

（三）选举制度

选举是党内民主的最直接体现。为了适应政治民主化进程，党的十三大改革和完善了党内的选举制度，明确规定了党内选举的提名程序和差额选举办法。上世纪90年代，在社会基层，实行了村民自治委员会直接选举的方式，为扩大党内民主，完善党内选举制度提供了新鲜经验。

目前，要进一步改革和完善选举制度，是否可以考虑从两方面着手。一方面进一步规范党内选举制度，加大差额选举比例和范围层次，适度增强党内选举的竞争性，实行候选人与代表见面和交流制度；另一方面在党的基层选举中推行直选制，这是发展党内民主，促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途径。在党内领导干部的选拔上，是实行任命制还是选举制，关系重大。实行任命制，不实行开放的公平竞争，领导干部只对上级负责，不受党员群众制约，就不会对党员群众负责。做官的“捷径”是讨得上级领导的“欢心”。由于领导干部不受党员群众的限制，就难免孽生跑官、要官、买官、卖官和人身依附等丑恶行径。相比之下，领导干部通过选举产生，权力是由下至上逐级授予的，掌权者是由下至上选举出来的，这样他们就必须承诺对选举他们的党员群众负责，并尊重保护党员群众的权益。在当前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潮流中，我们党内选举应逐步从任命制向直选制过渡。能否实现这一转变，兹事体大，关系到党的执政地位的巩固，关系到中国现代化目标能否实现。当然，这一制度的转变和实现，需要经历一个探索和实践的过程，这不仅需要时间的准备，而且需要制度、体制和机制的准备。

（四）监督制度

监督与民主，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统一体。从一般政治过程来看，没有监督就没有民主；反过来，没有民主，也就形不成监督。从某种意义上，人们可以从监督的广度、深度来判定民主发展的水平和程度。

政治学认为，权力的运作有一个铁的规律，就是权力腐败规律。权力是自发地倾向于腐败的，绝对的权力倾向于绝对的腐败。因此，如何监督权力，把腐败遏制到最低限度，自古以来就是政治家们一个长久不衰的话题。

从我们党发展历史来看，在民主革命时期，由于革命的需要和革命条件的限制，党的监督主要围绕如何保证党的集中和纪律展开的。而且监督主要是上级对下级、中央对地方、组织对党员的监督。解放后，党内监督在整体上得到有效发展，但经历了一个曲折过程。特别是50年代以后，随着党内权力结构的变化和集中程度的日益强化，党内监督和党内民主一样开始变形，其功能日趋退化。改革开放以后，中央制定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这个《准则》与党章、党的有关法规，加上党的纪检制度和相关的工作制度一起，构成了新时期党内监督的基本制度架构。但从实际运作状况看，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和改革。

政治生活论文范文篇5

一、20世纪后期世界上几个大党老党失去执政地位的历史启示

20世纪后期，世界政党政治中最引人深思的现象是，一些曾长期在一些国家和地区连续执政几十年的大党、老党纷纷失去执政地位。发生这种现象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这个问题很值得我们关注。

根据有关调查研究资料，日本自民党、印度国大党、印尼专业集团、墨西哥革命制度党之所以执政失败，其中一条带有规律性的共同原因，就是政治腐败，缺乏民主。

例如：日本自民党，成立于1955年，连续执政38年，在1993年大选中失败。其主要原因就是政治腐败侵蚀了自民党的根基。自民党执政后，金权丑闻接连不断。20世纪70年代田中角荣、80年代竹下登以及以后上台的宇野宗佑、海部俊树、宫泽喜一等，都因受贿、偷税、漏税失去了国民的信任。而金权丑闻的背后，根子在于党内派系林立，缺乏民主。自1955年自由党和合并成自由以来，派系斗争始终是自民党政治一大特色。派系斗争的核心是“权”，即谁当总裁进而成为首相。有“权”就有“利”、“权利相关”。自民党内有句话：要想当总裁，首先要成为派系领袖，在党内建立自己的派系。但维持派系需要大量金钱。单靠合法的政治资金很难维持派系正常活动，因此只有从非法途径集聚“政治资金”。结果不免闹出“金钱”丑闻。新闻媒体对日本有种说法，叫做“一流经济，二流生活，三流政治”。自民党内元老当权、派系斗争、密室策划等陋习，不仅日本国民厌倦，党内也不满。结果在冷战后民主化浪潮冲击下垮台。

再比如印度国大党（国民大会党），成立于1885年，1946年印独立后执政，前后长达45年时间，党员3000多万，在1999年选举中失败，沦为反对党。其主要原因，是由于党内专制，缺乏民主。英·甘地任党主席期间，达到极点，她独断专行地炮制1975年“紧急状态”，短时间内逮捕了十多万所谓“异己分子”，严重削弱了执政基础。加之执政的国大党主席与国大党政府总理之间争权夺利，尼赫鲁在世时由于他的巨大威望，才没有酿成党内分裂。尼去世后，国大党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派系力量失衡分裂。反对党力量成长壮大。加上国大党长期背着“历史长、独立早、南亚老大”的包袱，倚老卖老，固步自封，治党治国不力，导致贫富两极分化、社会问题严重。10亿人中，有1.5亿住贫民窟，有5亿人未用上电，3亿多人未有安全饮水，4亿多人是文盲，50%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全国失业人口7000万，童工1亿多，引起广大人民不满。结果使这个百年老党，失去了执政地位。

还有印尼专业集团，成立于1964年，自1971年苏哈托执政以来近30年，但在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中，失去了执政地位。苏哈托被迫辞职，直至走上被告受审席位。其主要原因是由于军人干政、压制民主。苏哈托当年靠军队上台，执政后，扶持军队干政。印尼议会、政府要员大都是退役、现役军人。在军人干政下，民主政治进程缓慢，媒体受到严密管制，反对派人士受到压制。人民有意见没有正常表达渠道，问题日积月累，直至积重难返。政治专制，必然导致腐败。苏哈托长女任内阁社会事务部长，4个子女、一个媳妇是国会议员，他的家族控制全印尼的金融业、汽车业、电力、建筑、交通运输、森林、矿山、新闻媒介、房地产业，可以说控制了印尼经济命脉。苏家族拥有财产，最低估计200亿美元，最多估计1000亿美元。

墨西哥革命制度党，1929年成立，是拉美地区第一大党。连续执政71年，是世界上执政时间最长的政党之一，在2000年7月大选中失败。在拉美乃至国际社会产生极大震动和影响。其主要原因是由于长期执政，缺乏党内外有效监督制约机制，导致贪污腐败、争权夺利、组织分裂，最后威信扫地。如上届总统及亲属亲信到本届政府的一些部长、州长、国家反毒局长等要员，都卷入重大贪污腐败案件。前总统本人为躲避受审，至今隐居国外。党内派别林立，争权夺利严重，直至发展到互相残杀。1994年大选前，总统候选人和总书记先后遭谋杀，震惊国内外。党内专制盛行，党主席、总书记是指名安排，因政见分歧，不少重要成员在党内受压，被迫脱党。上述种种弊端，使党逐步失去凝聚力、号召力。加之经济政策不公，贫富悬殊加剧，墨300个家族占有全国50%财富，全国一半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有人称墨是“制造穷人的工厂”。党失去了群众基础，南部山区农民揭竿而起，武装暴动，至今仍未解决。

以上政治现象给人们深刻的历史启示。总书记在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过程中，曾认真研究了这些老党大党执政失败的历史教训。总书记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有深刻的国际背景、时代背景和政治背景。我们应深刻领会总书记的深谋远虑和良苦用心，深刻领会“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深远历史意义和重大现实意义。

二、我们党政治民主实践的历史经验

研究党的建设和政治民主问题，不仅要有世界眼光，认真总结世界政党发展的历史经验；而且要有历史眼光，深入分析中国共产党政治民主实践的历史经验。

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是在共产国际和苏联帮助下建立的。这就决定了领导十月革命成功的俄国共产党及其政治实践是我党建设的组织榜样。按照列宁的建党理论和实践，民主集中制是政党组织的基本原则。俄国革命的成功，使早期共产党人得到重要政治启示：即中国共产党应以列宁建立的布尔什维克党为榜样，建立一个高度集中统一的、有严格组织纪律的无产阶级政党。

然而，由于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列主义理论准备不足，对民主集中制理论在整体上认识研究不够，所以在当时国内外、党内外各种政治思潮及复杂政治环境中，逐渐在党内形成了两种极端倾向：一是家长制倾向；二是极端民主化倾向。而在这两种倾向中，家长制倾向在党内占据上风。党的第一任总书记陈独秀就是典型。加之，革命年代所处的恶劣政治生存环境和所面临的严峻政治斗争，使得我党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在贯彻民主集中制组织原则时，重点是强调集中。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1942年在党内民主政治建设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整风运动通过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为党内民主发展提供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民主实践提供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具体方法。党的七大对党内民主又作下理论总结，促进了政治民主实践的发展，使我们党充满了朝气蓬勃的生机与活力，为赢得革命胜利，建立新中国奠定了坚实的思想政治基础。1945年同志与民主人士黄炎培先生作过一次有关中国共产党前途命运的历史性对话。当时黄先生问，中国共产党能否跳出“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充满自信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

新中国成立后，党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有效地领导了国家建设和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1956年召开的党的八大，鉴于苏联共产党内斯大林在晚年破坏民主

集中制、大搞个人崇拜的教训，明确提出反对个人崇拜，系统总结了贯彻民主集中制的经验教训，使全党不仅在思想认识上，而且在制度设计和民主实践上都向前推进了一步。

八大犹如分水岭，把改革开放前新中国的发展分成两段。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在此产生转弯；同样，中国政治发展包括党内民主的探索和实践也在此发生转弯。当时由于国内外、党内外多种复杂因素的影响，八大提出的路线和许多正确意见未能在实践中坚持下来，其中包括坚持和扩大党内民主。1957年反右扩大化后，阶级斗争代替了经济建设，党内确立了高度集权的一元化领导体制。1959年，在为八届七中全会准备的讲话提纲中，写下两行字：一是“权力集中常委书记处，我为正帅，邓为副帅”；二是“一朝权在手，就把令来行”。（注：《建国以来文稿》第8册，第196页。）党的一元化领导形成的高度集权，不仅体现在党对国家、对社会的集权，中央对地方的集权，而且体现为党组织内部的集权。在这种体制下，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权力又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变成个人领导。全国各级都不同程度存在这个问题。以后这个问题发展越来越严重，最终导致十年动乱这场历史性的灾难，党内民主陷入党的历史上最为深重的危机。

产生这一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主要有两条：一是认识问题，二是体制问题。我国是一个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主义国家，从秦始皇到，是一个个人专断、家长制和个人迷信盛行的国家，是一个权力无限、没有监督与法制的国家。这种专制传统对我们党、我们国家、我们人民影响很深，从而使我们党和人民的民主意识和民主习惯匮乏。因而，我们党成立以来探索和实践党内民主的历史不短，但党内民主成长的基础却十分脆弱，党内民主发展步履维艰。同时由于我们党长时期处在革命和战争年代，地下党与根据地的党，对敌斗争尖锐，战争环境、军事生活，需要高度的集中统一领导体制。建国之后，特别是50年代以后，战争年代这种体制不仅继承下来，而且历次运动都有所发展。

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中谈到这种体制时说：权力过分集中，妨碍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实行；容易造成个人专断，破坏集体领导。这种现象同我国历史上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有关，也同共产国际时期实行的各国党的工作中领导者个人高度集权的传统有关。革命队伍内的家长制作风，使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组织成为个人的工具。不少地方和单位，都有家长式的人物，他们的权力不受限制，别人都要惟命是从，甚至形成对他们的人身依附关系。不彻底消灭这种家长制作风，就根本谈不上什么党内民主，什么社会主义民主。邓小平还指出：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解放以后，我们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特权现象有时受到限制、批评和打击，有时又重新滋生。

邓小平改革开放初期的这一重要讲话，以其正确性和权威性说明，我国封建专制主义残余影响之严重，权力过分集中的政治体制对我国政治民主建设造成的影响和危害之大。

邓小平在讲话中同时深刻指出，克服和解决这一弊端的根本办法，要从制度方面解决问题。他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

同志在中央党校的“5·31”讲话，坚持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在讲到党的建设问题时，提出了以扩大党内民主带动促进人民民主的战略思路，并特别强调要加强制度建设。这是对我党政治民主建设实践历史经验和客观规律的科学总结，为新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指明了方向。

三、关于加强党内民主制度建设的几点建议

党内民主的实质决定党内民主的有效运作必须有一套完整的制度体系。加强党的制度建设，增强党内民主制度的权威性、合理性和有效性，是党内民主建设和发展的重要前提和基本保证。

根据当前中国社会经济整体发展状况和中国政治体制运作程序及基本架构，目前加强党内民主制度建设应在以下几个环节上进行制度创新。

（一）党代会制度

在制度层面上，党内民主是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的结合。直接民主的制度表现就是党最基层组织以党员大会的形式决定党内重大事务，间接民主的制度表现就是党的各级组织以党代表大会的形式决定党内重大事务。在党内民主建设中，党代会制度能否有效运行，是判断党内民主生活是否正常和健康的重要标志。党代表大会是党内的最高机关，是党员意志的集中表现。为了充分发挥党代表大会的作用，党的八大曾决定采取一项根本改革，即把党的全国的省一级和县一级的代表大会，都改作常任制，类似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但遗憾的是，八大后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没有给这个新的制度设计和实践的机会。党的九大废除了这项改革。党的十二大曾有人提议恢复常任制，但因种种原因没有恢复，仅对各级党代会的时限作了调整（全国党代会5年1次，省、自治区、直辖市5年1次，县3年1次，基层党组织每年1次），后经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由于各种原因，都没有在党章中恢复八大提出的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但在实践中，尤其在基层，有的党组织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在探索和实践党代会常任制。例如浙江台州市椒江区，实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已有11年，积累了一定经验。椒江区试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在扩大党员民主参与，提高区委决策民主化、科学化水平，加强对领导机关的制约和监督，密切党群关系和干群关系方面，都收到了显著效果。

代表制民主是政治民主的基本形式。过去党的代表大会每5年召开1次，代表平时无法履行职责，对权力机关形不成指导和监督。这种状况同广大党员日益增长的政治参与积极性极不适应，也大大落后于人代会和政协会代表的作用。时展到今天，实施常任代表制已成大势所趋。可否考虑：在更高层次上普遍推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从机制上形成一个在党内足以对权力和权力机关实行监督和制约的主体，使广大党员的民主权利的实行从组织上得到保证。这对于增强党的肌体的活力和凝聚力，将起到重大作用。

（二）党委会制度

集体领导是党内民主的本质要求。集体领导的实质在于一切重大决策，都是采取由党员或党员干部在党员大会、代表会议、党委会上，在自由而切实的讨论基础上进行表决。在集体领导各个环节中党委会应发挥十分重要作用。因为在党代会闭会期间，党代会选举产生的党委会是该地区或单位工作的领导核心。但从实际运作看，集体领导时常出现有名无实的不正常状况，集体领导掩盖下的个人包办和个人专断没有得到完全克服。不少地方和单位，以常委会甚至以书记办公会形式研究决定重大问题，未能充分发挥党委会的作用。这是党内民主建设中普遍存在的一个严重问题。如何从制度体系上保证党委会制度（包括地方党委全委会制度）有效运作，充分发挥党委会全体会议决定重大问题和协助监督常委执行党内重大决定的功能，是当前党内民主建设和发展的一项重要课题。十三大报告在集体领导问题上曾设想：建立中央政治局常委向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全会定期报告工作的制度；适当增加中央全会每年开会的次数，使中央委员会更好地发挥集体决策作用。地方各级党组织也要相应建立和完善有关的议事规则，表决制度和生活会制度。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讲话中，同志在总结历史经验基础上提出了集体领导的新原则：即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这个原则对进一步完善党委内部的议事和决策机制，发挥好党的委员会全体会议的作用，有重要指导意义。根据这一精神，广东省今年通过全委会选举任命2名市委书记、1名市长，进行了积极探索。这一做法具有普遍意义，值得各级党委学习借鉴和推广。

（三）选举制度

选举是党内民主的最直接体现。为了适应政治民主化进程，党的十三大改革和完善了党内的选举制度，明确规定了党内选举的提名程序和差额选举办法。上世纪90年代，在社会基层，实行了村民自治委员会直接选举的方式，为扩大党内民主，完善党内选举制度提供了新鲜经验。

目前，要进一步改革和完善选举制度，是否可以考虑从两方面着手。一方面进一步规范党内选举制度，加大差额选举比例和范围层次，适度增强党内选举的竞争性，实行候选人与代表见面和交流制度；另一方面在党的基层选举中推行直选制，这是发展党内民主，促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途径。在党内领导干部的选拔上，是实行任命制还是选举制，关系重大。实行任命制，不实行开放的公平竞争，领导干部只对上级负责，不受党员群众制约，就不会对党员群众负责。做官的“捷径”是讨得上级领导的“欢心”。由于领导干部不受党员群众的限制，就难免孽生跑官、要官、买官、卖官和人身依附等丑恶行径。相比之下，领导干部通过选举产生，权力是由下至上逐级授予的，掌权者是由下至上选举出来的，这样他们就必须承诺对选举他们的党员群众负责，并尊重保护党员群众的权益。在当前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潮流中，我们党内选举应逐步从任命制向直选制过渡。能否实现这一转变，兹事体大，关系到党的执政地位的巩固，关系到中国现代化目标能否实现。当然，这一制度的转变和实现，需要经历一个探索和实践的过程，这不仅需要时间的准备，而且需要制度、体制和机制的准备。

（四）监督制度

监督与民主，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统一体。从一般政治过程来看，没有监督就没有民主；反过来，没有民主，也就形不成监督。从某种意义上，人们可以从监督的广度、深度来判定民主发展的水平和程度。

政治学认为，权力的运作有一个铁的规律，就是权力腐败规律。权力是自发地倾向于腐败的，绝对的权力倾向于绝对的腐败。因此，如何监督权力，把腐败遏制到最低限度，自古以来就是政治家们一个长久不衰的话题。

从我们党发展历史来看，在民主革命时期，由于革命的需要和革命条件的限制，党的监督主要围绕如何保证党的集中和纪律展开的。而且监督主要是上级对下级、中央对地方、组织对党员的监督。解放后，党内监督在整体上得到有效发展，但经历了一个曲折过程。特别是50年代以后，随着党内权力结构的变化和集中程度的日益强化，党内监督和党内民主一样开始变形，其功能日趋退化。改革开放以后，中央制定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这个《准则》与党章、党的有关法规，加上党的纪检制度和相关的工作制度一起，构成了新时期党内监督的基本制度架构。但从实际运作状况看，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和改革。

政治生活论文范文篇6

关键词派系农村基层政治组织

众所周知，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农村进入了社会转型期。随着农村社会的转型，农村社会成员发生了急剧的社会分化，过去那种均质同构的农村社会逐渐为异质性社会所取代。随着农村社会异质性的增强，中国农村基层社会中形成了一种新的具有特殊功能的非正式组织——“派系”。不同派系的农民相互竞争和博弈，构成了一道独特的政治景观。

这种新型农村功能组织目前尚未引起政府有关部门的关注，国家法律和制度对其运作没有做相应规定，学术界也未曾给予充分研究。但是，派系组织正以其自身的行为逻辑演绎着一场场农村政治生活的戏剧，以其特有的方式影响着农村社会的稳定与发展。本文拟对这一新型农村功能组织的特点、功能及形成原因等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

一

所谓派系是指人们通过特定关系联结起来的，具有共同利益和现实功能的非正式组织。在当代中国农村，联结派系的纽带可以是血缘、地缘等传统性因素，也可以是利益、文化、业缘等现代性因素，甚至可能源于性格和兴趣等个体人格性因素。各种因素在派系形成、发展和运作中的地位和作用客观上存在着种种差异，但在当前向市场经济迈进的经济导向型农村社会中，利益无疑是派系的最终诉求和终极定位。

中国农村社会转型过程中形成的派系，具有自身的鲜明特征：

第一，独立性。这首先表现为派系组织成员具有相对独立性。与主要由农村精英分子组成的正式组织不同，派系成员中普通村民占很大成分，他们通过各种合法或非法的形式独立表达自身意愿，行使自己的权利。其次，表现为派系组织的功能发挥具有相对独立性。在农村基层社会生活中，作为功能组织的派系往往通过自身功能的独立发挥，来维护和扩大组织成员的利益，实现派系及其成员的利益最大化。

与此同时，国家在构建乡政村治农村基层治理体制的过程中，没有借助制度手段把派系这一新型农村功能组织纳入村民自治的体制框架，这就进一步突出了派系作为农村非正式组织所具有的相对独立于体制之外的特性。

第二，利益性。随着理性(利益)原则全面渗入农村社会关系中，派系成员间的结盟虽然有可能出于人性的关怀、亲情的关照、道义的责任等，但是，在导致派系结盟的因素中，利益因素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获利成为人们加入派系、参与派系竞争的最重要目的。正如新政治经济学家认为的那样，“追求自身利益是人们行为的根本动机。虽然人们从事政治活动时，除了个人的利益欲外，还可能有一些其他的动机，但是这些动机对个人行为的影响力和作用方向是非常不确定的，唯有增进利益这种动机比其他动机更直接、更稳定、更具一致性。”

派系的存在及其运作，首先被人们用来满足其利益获得，成为人们实现地位、利益的手段和工具。利益交换关系成为派系成员的行为准则。当派系作为整体进行运作时，其内部成员已经意识到利益的一致性，形成了组织认同，并外化为参与中的一致行为。由此可见，无论是派系的结盟，还是派系的竞争行为，都具有明显的利益驱动特征。

第三，自愿性。人们加入派系这一非正式组织是自愿的，是村民自己的自主抉择。已经加入派系的成员如若想要退出派系，也是自由的。派系作为其结盟成员的利益载体，建立在其成员自愿参与的基础上。自愿加入的成员自然会形成对派系的认同，这种认同感正是派系组织对其成员具有凝聚力和向心力的基础。当然，这种自愿的原则还表现为派系成员退出派系的自由。当派系成员发现自身参与的成本大于收益而无法获利时，有权决定自己的去留。成员出入的自由，是维持派系活力的条件。

第四，易变性。派系是一种松散的非正式组织，组织化程度较低，变动性大。首先，组织的聚合边界不清晰。很多派系成员对派系只存在意向性倾向，并没有强烈的派系认同和公开的行为反应，这其中也包括一些“搭便车”的投机分子。当参与的成本大于收益时，这些边缘人群就会四散逃逸。其次，派系成员的结盟基础不稳固。虽然派系在交往和行动中会培养出一定的群体心理和价值规范体系，但这尚未强大到足以维护派系的永久结盟。在农村社会转型时期，急剧的经济社会变迁所带来的利益关系变化和利益多元化，导致村民个体间缺乏永久结盟的利益基础。唯其如此，派系处于变动不居的状态，是村民群众基于某种利益的随机组合，其离散和重组的机率较高。

可见，现阶段中国农村新出现的派系组织，是一种新型的非正式组织类型，它与传统的农村宗族组织存在极大的差别：(1)从发生学分析，宗族是将由生育构成的血亲群体和由婚姻构成的姻亲群体同时包容进来而以前者为主干的一类社会群体。派系则不单单以血缘和亲缘为基础。如前所述，其联结纽带是复杂的。尽管其中包含着血缘和亲缘等传统因素，但利益因素在派系形成过程中的重要性随着村民主体寻求个体利益的诉求在政治制度层面上的合法化而日益凸显出来。(2)从结构上分析，宗族有着明显的支房结构，并且通过宗族的习俗和礼仪形成了稳定的关系模式。派系则是一种基于利益的随机聚合，虽然根据与派系领导和核心人士利益相关的紧密度，以及对派系竞争的介入程度，可以将派系成员大致分为派系精英、中坚人士及普通成员等，但这种划分边界是相对模糊的，且相互间没有稳定的关系模式。(3)从运作机制上分析，宗族制度更多地基于相关主体对该规范的普遍认可，靠情感的心理认同和价值取向的共同性，以及社会舆论来维持。在某种意义上说，宗族组织主要是依靠情感和道义运作的。派系组织的运作则更多的是根据理性判断、利益权衡基础上的决策，是一种理性选择行动。据此，我们把派系定性为一种有别于宗族的农村非正式组织，是农村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新的特殊功能组织。

二

组织的功能，简单地说是某种组织的属性和作用。据现有的实证资料分析，中国农村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派系，具有如下主要功能：

1.利益的表达和保护。

派系首先是一个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之上的农村功能组织，表达和保护派系及其成员的利益，无疑是派系组织最基本的功能。如前所述，派系的形成以利益为主要纽带，派系的存在及其运作是其成员实现利益表达的手段和工具。

其一，表达派系成员的需求。村民主要受利益驱动加入特定派系组织，目的是寻求利益获得的途径。作为一种非正式组织，派系采用独特的方式表达其成员的意愿和利益需求。比如，通过在村庄公共权力体系内部的派系成员，在公共决策和管理过程中表达本派系成员的意愿；通过派系领袖或其中的精英人士向村庄公共权力组织表达派系及其成员的需求；号召派系成员配合和支持有利于本派系的公共决策，以积极的行为方式表达自己的认同；组织本派系成员集体抵制有损本派系利益的公共政策，以对抗的形式表达派系要求，等等。

其二，引导和整合派系成员的需求。随着农村社会的分化，村民的利益日益多元化。无论是村民个体还是村民家庭，都不再是单一利益主体，而是多元利益的复合主体。具有多重利益来源的村民，势必会有多种利益需求，因而需要在社会行动中做出倾向于何种利益的行为抉择。面对这些拥有多种利益要求，且可以自由进出的派系成员，派系组织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引导和整合需求。即把派系成员的各种需求汇集起来，整合成派系的综合需求，并以这种综合需求号召其组织成员，引导派系成员的利益追求和社会行为，从而使派系形成为一个利益共同体。据我们调查，派系成员正是主要基于对这种综合需求的利益认同而自愿地加入派系组织的。

其三，保护和实现派系成员的利益。获利是人们加入派系、参与派系竞争的最重要目的。派系组织常常通过派系竞争等方式保护或扩大其成员的利益。派系借助集团力量构建了成本疏散机制，通过协调其成员的行动增强了利益博弈的能力，从而使减损或增收成为可能。

2.公共参与的动员和组织。

公共参与是一种特殊的政治参与，是指村民在村民自治过程中参与村庄公共生活，影响村庄公共权力运作的行为。它是村民与村庄政治系统发生直接的行为联系的过程，是村民表达自己意愿于村庄政治体系之中的显性行为①。从一定意义上说，公共参与是村民自治的核心。农村社会转型过程中新形成的派系组织，在很大程度上发挥着动员和组织村民公共参与的重要功能。

第一，派系精英借助多种资源实施参与动员。在当前的农村基层政治生活中，派系精英常常是村民公共参与的重要动员力量。在村民自治过程中，精英们会使出浑身解数，运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动员村民追随其参与村庄公共生活，谋取更多权力和利益。(1)利益动员，即派系精英以共同利益要求和共同目标为号召，动员村民参与社区公共生活。(2)派性动员，即派系精英以派性为号召，动员普通村民参与社区公共生活。这种组织方式在村委会选举中特别常见，它构成了普通村民参与选举的一个重要诱因。(3)关系动员，即派系利用各种关系资源动员普通村民参与村庄公共生活。诸如血缘关系、亲缘关系、友缘关系、宗族关系、业缘关系等，都可以成为精英实施公共参与动员的资源。

第二，派系参与的示范动员。随着体制的解体，原来的全能型政治宣告结束。但是，在农村社会组织重构过程中，一时未能将广大农民群众重新有效地组织起来，相当部分的村民游离在村庄公共生活的边缘，表现出政治上的无力感。而派系参与在有较高政治素质的派系精英的协调组织下，实现了其成员的有机整合，使原子化的村民聚合为一个整体，凭借自身的组织、资源优势，提高了参与公共生活的能量。同时，派系构建的集团防范机制和成本疏散机制，能够有效地提高公共参与的效益。因此，派系通过自身的参与行为诠释了民主理念，并向村民证明了众多个体能够高质量地介入基层政治生活。这无疑发挥着引导村民公共参与的示范作用，激发了村民的参与欲望，从而使民主、参与、竞争等原本抽象、空洞的概念转变为具体、现实的行为，以前所未有的形式为村民所感受，吸引广大村民投入到村庄公共生活之中。

3.公共权力的监督和制约。

在现阶段中国农村的公共生活中，派系往往以反叛角色进入社区公共生活，向公共权威提出挑战。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非正式组织的存在及其运作，构建了一种有效的监督和制约机制。

首先，当前中国农村实行村民自治，村务管理机构——村民委员会由村民群众民主选举。派系的介入，使村庄民主选举更具有竞争性。在派系竞争的背景下，村委会选举逐渐形成了类似于多党制下的议会选举和总统竞选的制衡机制。为了能够让更多本派系支持的人当选，在选举中实现有利于本派系的结果，各派系总是一方面投入更多的力量，在派系精英的动员和领导下，利用各种可以利用的关系和资源积极地争取选票；另一方面则严密监督竞争派系的选举行为，以防范对立派系通过违规行为争取选举中的主动，导致自己的损失。一旦发现对立派系在选举过程中有违规行为，派系精英有可能组织派系成员并动员其他村民采取激烈的抗议行为，抵制不公正选举。在过去的村委会选举中，为此而中止选举或推翻选举结果的事件并不少见。正是在这种激烈的竞争性监督中，村委会选举逐渐走向了公正、公平、公开、有序。

其次，在社区公共权力的日常运作中，各派系基于维护本派系利益的目的，必然要求社区公共权力对利益的权威性分配符合公平原则，同时密切关注和监督社区公共权力的运作，对各种涉及自身利益的决策和管理施加影响，并及时纠正公共权力运作中的错误行为。同时，在派系竞争的背景下，竞争派系总是尽可能地发现和揭露主政派系的不当行为和公共权力运作中的失误，以便为自己在下一轮的村委会选举中争取更有利的地位，有的甚至直接号召和动员村民启动罢免程序。

三

派系在当代中国农村的兴起绝非偶然，它的形成和发展有其特殊的社会原因。

1.农村调控模式转换的产物。

转型时期国家对农村调控模式的转换为派系的形成提供了政治契机。以家庭承包经营为核心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使制度这一政治调控模式失去了其经济基础。为了改变时期的政治动荡和经济停滞，为了获得农民更多的政治支持，降低调控成本，国家顺应农民的变革要求，国家行政权力从村落调控体系中撤出，并启动“乡政村治”新体制的构建。这种体制的转换意味着社区公共权力的分配，在宏观上实现了从行政性分配向竞争性分配的转变。以行政性分配为特色的传统的农村社会调控体系，使村民个体权利的让渡、社区公共权力的产生及传承具有深厚的行政色彩，限制了社区公共权力在不同的治理精英之间的流转。现在农村实行村民自治，村民拥有自主选择村民自治组织干部的权利，三年一度的村委会换届选举成为社区公共权力资源的直接配置方式。从一定意义上说，具有公平、公开、公正特性的村委会民主选举，为多元的派系势力竞争社区公共权力提供了新的“游戏规则”和演绎空间。与此同时，体制的转换也扩大了农村自由政治空间。现行的农村基层政治体系一定程度上容忍了正式权力中心与多个非正式权力组织并存于同一社区的现象，也默认了村民个体间基于某种利益或价值取向一致基础上的结盟。正是转型时期这种宽松的政治环境为派系提供了一定的生存和发展空间。

2.农村社会成员分化的表现。

转型时期的农村社会成员分化为派系的形成奠定了社会基础。中国农村社会转型的一个显著特点和重要标志，就是农村社会成员的分化。所谓农村社会成员分化，简单地说，就是农村社会成员的多样化。在体制下，中国农村是一个均质同构性社会，农村社会成员的差异不明显，几乎都是在乡村集体组织内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的社会成员，具有一致的身份和地位特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逐渐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农村社会成员在单位之间、产业之间、社区之间出现了急剧的流动，由此实现身份的转换。在这一过程中，由于不同的农村社会成员在社会流动上的差异，导致了身份转换的非同步和不一致，从而造成了农村社会成员的分化。具体表现为：

(1)农村社会成员的等级化和阶层化。农村社会成员的社会流动旨在获得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但由于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在流动过程中，不同的农村社会成员实际获得的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有所差异，因此造成了农村社会成员的垂直分化，农村社会成员被分化为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占有不等的多个阶层和等级。

(2)农村社会成员的分枝化和群体化。农村社会成员在社会流动过程中形成了多元化的利益来源、扮演了多样化的社会角色、获得了多重性的身份，因此导致了农村社会成员的水平分化。过去均质性的农村社会成员逐渐分枝化，形成了多种具有共同利益和价值倾向、类似地位特征的社会群体。从一定意义上说，派系就是农村社会成员分枝化和群体化的产物，也是农村社会成员分化的具体表现。

3.农村社会组织重构的结果。

随着制度的解体，中国农村社会开始了组织重构。现阶段中国农村原有的组织体系已经被打破，但新的农村社会组织体系尚未完全建立起来，正处在新旧农村组织体系的转换过程中，这为派系在当前中国农村社会的凸现创造了机会和空间。

政治生活论文范文篇7

【关键词】初中政治；教学；生活化；案例法

一、初中政治教学要以生活化、实践化为主要目标

初中政治本身就是一门生活化的课程，政治教学内容，如思想品德修养、人文素质的提高等都需要借助一定的生活化的案例才有教育意义，只有将政治教学融入生活才能体现出它的价值与意义。为此，在政治教学过程中教师要注意结合具体生活案例，以生活案例为主线，讲授政治知识点。也就是说教师要将教学内容融于生活主题当中，以学生熟悉的生活现象。使学生有所感、有所悟，提高学生各方面的素养。以人教版八年级上册政治教材第一单元《相亲相爱一家人》中的第一课《爱在屋檐下》为例，这一课时主要以培养学生孝敬父母地良好品德，以感受亲情为目的，在具体的教学中可以以生活中典型的孝敬父母的人物事迹，如感动中国人物孟佩杰、陈斌强等的感人事迹为案例，引导学生孝敬父母，感受亲情，然后布置学生回家后为父母洗脚等任务，使学生在生活实践中得到素养的提升。

二、立足学生生活，将初中政治知识点融于生活之中

生活即是教育，教育来源于生活，初中政治教学必须要与学生的具体生活有效结合，要立足于学生的生活，将初中政治知识点融于生活实践当中，使学生在同具体生活世界进行交流与碰撞的过程中，感受生活，体会人生。所以初中政治教学过程中，教师要注意结合学生在生活中看见的、听见的以及所感知到的具体的生活案例、社会热点等，充分挖掘生活中的教学素材，给学生以感悟的空间。以人教版八年级上册初中政治教材第二单元《养成交往品德》中的第三课《诚信为本》为例，这一课时的主要教学目标就是对学生进行诚信教育。在这一课时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学生生活中可见的诚实守信的案例为基础，展开教学。比如某一学生拾金不昧，主动将捡到的金钱交给老师，教师就可以以这些学生生活中可见的例子为导向，对学生这种拾金不昧的精神进行表扬，鼓励与赞扬这种高尚的品质，鼓励学生向学习，使学生以此为榜样，并在生活中将这种高尚的品质践行下去。

三、创设生活化的情境，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学生

环境具有潜移默化的育人功能，初中政治教学生活化，就是要以具体的生活情境影响学生。所以，当前初中政治教学不能单纯的依赖于教材，而是要以学生现有的生活经验为基础，创设生活化的情境，借助环境的育人功能，培养学生良好的道德品质与思想修养。以人教版八年级上册政治教材第三单元《我们的朋友遍天下》中的第六课《网络交往新空间》为例，这一课时的主要内容是讲述网络的优势与缺点，让学生认识到网络是把双刃剑，应该理性上网，学会保护自己，享受健康的网络交往。在学生的生活当中，有些学生沉迷于网络，爱玩网络游戏，上网过度，对生活和学习产生了诸多不利的影响。在这一课时的教学当中，教师就可以以上网现象为例，创设学生上网成瘾的生活化情境。组织学生进行讨论，列举上网成瘾的危害，列举上网可以做哪些有意义的事情，怎样杜绝网上的不良诱惑，如何避免上网成瘾，让学生在讨论的过程中了解网络，做到健康上网，发挥网络有利的一面，促进学生健康成长。

四、利用文化资源，增强政治生活化教学的有效性

虽然政治教学来源于生活，生活中的一些典型的案例均可以用于初中政治课堂的教学当中，以生活化的案例引导政治课堂教学，有助于加深学生对于知识点的理解，并且以学生生活中听见或见过的案例为教学内容，有利于增强学生对于知识点的记忆等。但是，政治教学却高于生活又服务于生活。一般来讲，学生对于自己家乡的文化都有一定的了解，从小就耳濡目染，对于家乡文化必定有一定的特殊情感，以家乡特有的文化资源为教学案例，无疑可以提高政治教学的有效性。所以，初中政治教师可以结合当地的文化特色，选择富有本土气息与特色的文化资源进行课堂教学。以人教版八年级上初中政治教材第三单元《我们的朋友遍天下》中的第五课《多元文化“地球村”》为例，教师可以搜集当地的具有民族气息的文化信息，如民族文化遗产、民间艺术等，先以多媒体的形式向学生讲述自己家乡的民族文化历史以及具体信息，以学生熟悉的生活现象，由浅入深，逐步向学生讲解政治知识点，让学生学会尊重民族文化、体会民族文化的价值、学习民族文化，增强自己的家乡荣誉感。然后再组织学生对家乡文化进行讨论，体会家乡文化的真正魅力。

五、结束语

在初中政治教学要以生活化、实践化为主要目标；要立足学生生活，将初中政治知识点融于生活之中；要创设生活化的情境，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学生；要利用文化资源，增强政治生活化教学的有效性，利用学生生活中能够听到的、见到的典型案例引导政治教学，对于学生掌握与理解知识点，提高学生综合素养以及道德素质等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者:莫薇 单位:平塘县塘边中学

参考文献

[1]白俊琳.初中政治教学生活化的案例法策略[J].玉溪师范学院学报,2011(9):69-70.

政治生活论文范文篇8

【关键词】信息技术/互联网/政治生活/冲击

【正文】

中图分类号：G2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580(2002)03-0001-05

在当代世界，信息技术是应用最为广泛的技术，其价值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充分地体现出来。办公管理自动化的实现、经贸领域的电子商务应用、网络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证明信息技术已经不再是以往人们观念中简单意义的工具，其本身所具有的巨大的生产力的、经济的与文化的价值，已经远远超出了“工具”的层次，正在改变着我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以前所未有的伟力，推动着整个世界的发展，即使是最初发明这种技术的人们，也未尝能够意料到这一技术对人类进步所产生的如此巨大的影响。信息技术对于人类社会的政治生活的影响也是不言而喻的，它在改善人类现实的政治生活质量的同时，甚至也在影响着我们有关社会政治生活的某些观念，并引发了一系列政治后果，具体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信息技术使传统的国界概念和国家主权观念受到冲击

国家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和现实的存在。自国家产生以来，每一个历史时代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们，都是从国家发展的历史与现实中去理解国家这种政治现象，人类有关国家的概念以及对于国家的基本理解，如国家的独立与主权的观念、领土完整的观念等，无不源自于现实的国家。然而，信息技术的发展，却使这些长期以来一直指导着我们现实的政治生活的观念受到了冲击。由于互联网上的信息传播不分民族、种族和国家，没有空间的限制和国界的壁垒，所以，上网的任何一个人都可以轻易地跨越“国界”，与别国政府或别国公民自由地交流往来，各国政府上网所服务的对象也不一定是本国的公民。于是，传统的与土地密切相连的国家疆界和国家主权行使空间被打破，网络时代的国家主权行使空间在领土、领海、领空之外又加上电脑空间，结果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回避不了网络环境，各国被愈加紧密地联结在一起，谁也不能脱离于网络之外求取独立发展。

互联网给人这样一种印象：它为全世界人民所共建、共有和共享，并没有谁对其进行领导，所有国家在网上都是平等的。但实际情况是，那些在信息技术方面领先一步的国家，凭借其技术优势可在网上恣意妄为，干涉别国内政；而信息技术发展较为落后的国家，却可能因此陷入国家主权被横加干涉，国家安全遭受威胁，国家信息疆域受侵犯，国家尊严和利益受损害，国家对内控制和对外国际关系主体地位被弱化等境地，在全球信息争夺战中处于劣势。究其根源主要在以下几点：首先，互联网是美国人发明的，并由InternetArchetectureBoard(IAB)主导和负责管理，它要求所有人上网的前提是必须遵守美国人业已制定的互联网上的统一的运行规则，符合网络通信协议。此外，互联网的服务器是美国的，防火墙是美国的，操作系统也是美国的，核心技术都掌握在美国人手里，这决定了我们在技术上受制于美国，在竞争中要依赖美国。其次，互联网上充斥着西方主流文化的声音，几乎是英语一统天下的局面，只要我们上网，就意味着时时遭遇西方社会尤其是美国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轮番轰炸，偏偏我们又必须利用网络媒体，这使我们原有的主导意识、价值观念和标准将受到强烈冲击，意识形态界限将趋向淡化，国家将面临网络无处不在的文化性或政治性的颠覆行为。再次，有关互联网的未来发展政策问题是由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负责，它直接左右着互联网未来的发展方向，使美国占尽先机。最后，要取得一个互联网上的国际域名或公网上的IP地址[1]，需要向位于美国弗吉尼亚州的Internet信息中心提出申请，这些共同营造了美国的信息“霸主”地位，使得美国能利用别国对互联网的信赖而在技术上卡住某国，并做出符合美国自身利益的行为。比如，美国利用“梯阵”计划——卫星信号侦听系统”进行全球范围的监听，而不仅仅是对间谍机构进行监听”[2]；再比如，美国通过微软公司长期跟踪微软客户，以损人利己的欺诈行为赢得信息情报，夺得信息战的主动权。这就是为什么从互联网建立之初到现在，一直是美国人在牢牢地掌握着互联网上的主动权，而其他国家受到牵制的原因。因为“在以和平与发展为主旋律的现时代，技术成了替代军事而调节国家之间的权力和权威分配、利益关系等国际政治生活的主要杠杆。在当今世界上，某个国家技术上的强大，大致预兆了它政治上的强大。”[3](P88)随着各国电子政务建设的逐步开展和信息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各国政府对互联网的依赖性会越来越大，受制于美国的潜在可能性也与日俱增。面对互联网上的不平等，各国要维护国家主权、信息安全和自身利益，就必须联合起来共辟新的发展途径，以加强“网络国防”建设，反对信息霸权主义。今后，控制跨国信息传播的内容和方式(即“信息主权”)将成为国家主权的重要内容。为此，一些学者提出应深入研究国家信息传播力和影响力究竟能够达到何等空间，以确定新的“虚拟”的疆界——“信息疆域”。

二、信息技术使民主政治的内容和形式发生变化

市场经济所具有的等价交换和自由竞争的特点，反映在政治上就是要求平等和自由，而人们实现平等和自由权利的形式就是民主。这表明，民主政治的发展是市场经济发展和完善的必然结果。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公众文化素质的不断提高，公民的民主意识在逐渐增强，他们有意愿和能力争取民主权利，参与国家管理和社会活动，表现为由被动参与转为主动参与，由少数参与转为多数参与，由参与部分转为参与全部，而互联网在社会各领域的广泛渗透和应用恰恰迎合了民主政治发展的需求，为公众参与民主政治生活提供了现实可能性，为公民行使民主权利(尤其是信息自由权)和参政议政提供了更加便利的条件。未来的选民安坐家中就可以异地投票，实施全民公决；可以把网络作为表达意见，与政府对话，甚至参与政策制订的“通天”渠道。政府也可借助互联网直接倾听到人民呼声，了解群众意见，采纳合理化建议，保证公民作为国家主人的合法权益。可见，信息技术的发达确实能为直接民主提供物质手段，同时也将对民主政治的运作机制产生空前影响。这些似乎昭示着，计算机及互联网能不断提高民主的广度和深度。然而，这种直接民主在技术上可行，在政治上却很可能蕴藏着灾难性后果。

首先，信息意味着更多的公开性，公开性意味着更多的民主，于是，为保障公民的民主权利，政府必须实行政务公开，这本身并没有错误。但是，由于计算机等先进的信息工具可以比手工更巧妙地编辑和操纵信息，并且这些信息的真实可靠性又没有完善的机制保障，这就难免会存在严重的信息失实和信息膨胀问题。因为政府或者“黑客”完全可以使用欺骗和误导的手段，制造大量虚虚实实、真假难辨的信息而让网上选民无所适从，无法做出正确的判断和投票。例如，在1980年的总统选举中，美国公众就曾亲眼目睹总统候选人罗纳德•里根对国家防务问题所作的极其可怕的结论。他的辩论词里引用大量的数字，认为美国的防务体系存在着所谓的“漏洞”，国家面临着随时遭受攻击的危险。这个“漏洞”是被计算机模拟的战争模型发现的。里根利用这一假定的形势以及公众的焦虑心情进行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军备扩充。后来，在巨大的压力下，里根承认许多事实、数字、假设以及推理都是失实的。然而，等到反对党抓住这些把柄时，国防部早就对新的防线进行了更多的研究、设想和模拟了[4](P246)。这是政府使用欺骗和误导手段的一个较为典型的案例，这种把大量的、公众无法消化的权威信息塞满公众头脑的手法其实是一种有意的和十分有效的政治计谋。正如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历史学教授西奥多•罗斯扎克在《信息崇拜》一书中一针见血指出的那样：“数据过剩绝不是信息源出现没有预料的偶发的过量输出所致，……这是控制社会的策略，是政治家精心设计并且应用自如的一种策略，也是现代政府和社会集团混水摸鱼的伎俩。他们用公众无法消化的大量原始数据混淆公众的视听”[5](P152)。有鉴于此，能否应付网上信息的泛滥问题，可否把网上真实和虚假的信息分开等成为实现“电子民主”的“瓶颈”问题，是实现某些人预言的“民主的重建”梦想的障碍因素。

其次，一年365天时时在线的网上政府要想就网上即时出现的所有电子政务都做出深思熟虑的判断和及时妥当的处理是不可能的，要从网上“大众”的意见和建议中调查出大众的真实意愿也是非常困难的。一是由于网上直接管理的工作方式和政府与公民间的实时互动对政府的素质、能力和职业道德要求很高，而政府工作人员科技素质普遍欠缺，责任机制有待建立，目前还谈不上满足电子政府的实际运作要求。二是因为网上管理所依据的信息是大众的意见和要求，但这些“大众”通常只局限于那些信息富人们(很多人认同这一划分，即网络时代里的公民至少可以分为信息穷人和信息富人)。因为目前社会上占绝大多数的信息穷人还支付不起利用信息技术所需的设备和上网费用，他们被剥夺了在网上参政议政的机会，这使得信息富人们利用其掌握的很大部分信息设备和信息资源得到了更多的权力，并利用对他们有利的信息来影响公众，操纵政治和决策。正如金枝先生所指出的那样，“官僚主义的经理、公司精英、军事当局、安全和监视系统都可以利用计算机里的数据来制造混乱、散布神话、进行恫吓和控制别人。他们掌握了绝大部分的信息源和计算机，公众对于信息的崇拜又给他们的优势地位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他们有效利用手头信息的原因是很明显的。这些社会集团占有很多利益，信息要为这些利益服务，计划也要根据这些利益制订。他们手里有一张明确而简洁的日程表：把更多的利润和权力集中到那些已经拥有利润和权力的人的手中”。[6](P247)可见，政府简单地听从“大众”召唤未必就能符合大众意愿和利益，因此，网上民主还只是少数人的民主。

最后，网上过分自由的信息传输有可能引发民主政治危机，使网上民主沦为一场空谈。早期的互联网贯穿着自由，崇尚无政府主义，但是，公民在网上享受其信息自由权(包括信息的获取、加工、处理、存储、传播的权利，以及信息加密的权利)的同时，也会遭遇信息欺骗、电脑病毒、电脑犯罪(包括偷盗行为、色情犯罪等)、隐私权受到侵犯、知识产权争执等一系列烦扰。虽然互联网作为人们未来获得信息和实现社会多种功能的主要载体，会对未来的民主政治运作发挥积极的作用，但计算机的集中和控制信息的能力也较易被别有用心者利用，成为摧毁民主价值的工具。况且，技术专家们在信息自由和信息保护的技术完善方面始终不懈追求，网上的“无政府主义”依然存在，加之互联网又缺乏行之有效的控制和规范，网上的“自由过度”可能使国家“走向一个比古希腊人所想像的更要纯洁的民主，然其结果却是一种不可思议的乱象”[7](P29)，影响到国家的稳定。如果任由这种“自由”和“民主”泛滥，社会将处于无序状态，不仅造成政府宏观调控失控，信息资源浪费，发展环境恶化，而且会导致政府失灵甚至失败，引发社会矛盾。

正因为上述可能性事实存在，中国在追求政治民主目标时，一方面要以平静的心态和宽容的理性去面对民主化发展道路上出现的所有困难和问题；另一方面，要加强与互联网相关的信息法律和制度建设，规范和制约网上行为，调整网上发生的各种社会关系，把互联网的自由控制在政府的许可之下，把电子政府建设和网上民主发展纳入法制轨道，只有这样，公民才能真正享受到民主权利和信息自由权。当然，政府是否逐渐拓展其网上职能还要依据自身的素质和能力作参照，这是政府管理权威性和有效性的人员保障。这些既是民主发展的必然要求，是民主的体现和保障，同时也是法治社会的必然要求。

三、信息技术使国家政治生活的现实秩序面对新的课题

在网络时代，信息技术对于社会政治秩序的影响首先是积极的，因为互联网的应用与普及意味着国家可以更加迅速有效地进行社会动员，更加迅速地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社会资源，以更加迅捷的方式传播政治信息和宣传有利于人类社会进步与发展的政治理念，从而实现对社会的更加有效的管理。网络时代的社会秩序和政治生活，在主导的方面是趋于稳定、有序而不是相反。不过，我们也必须看到信息技术的传播与应用对于社会政治秩序产生的负面影响。

首先，和其他科学技术一样，信息技术也是中性的，把它应用于社会政治生活中会产生怎样的结果，不取决于技术本身，而取决于什么人出于什么目的使用了它。在这一意义上说，信息技术可以为人们所用，但它本身并不能保证一定被用于有利于稳定社会政治秩序的目的。在网络上可以形成文化，但是技术本身并不能保证网络上形成的文化一定是有利于社会政治秩序和稳定的，特别是在各种不同的政治价值观念、政治文化、社会制度并存的当代世界，已经跨越了现实国界的互联网，可以使传统的政治策略和手段失效。它对于一个国家的政治秩序与稳定的负面影响都是不可低估的。例如，从很早的时候起，墨西哥萨帕塔分离主义分子就开始利用互联网传播其民族分离主义主张，从事反政府、以平民为迫害对象的恐怖活动；9.11事件的嫌疑人，本•拉登组织也曾利用互联网络向其成员传递其进行恐怖活动的指令。可见，互联网自身的技术特征使所有国家在保证社会秩序与信息安全方面都面临以往技术条件下未曾有过的困难。由于现代社会正尽可能地实现计算机化，社会管理也愈来愈强烈地依赖网络和数字信息，而社会如此大规模地由一种极易受到普遍故障、错误、破坏和犯罪企图影响的技术控制，一旦出现问题，社会秩序就会被搞乱，政治秩序与政治稳定当然会受影响。由此，国家必须通过制定适合自身国情的策略来达到合理利用技术及其力量的目的。

其次，“全球化冲击下的‘政治民主化’的强势语言，其直接的政治内涵却是针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所谓失败，以及西方价值观和民主制的优越性及其在世界范围内的胜利的。或者说，是要按西方的价值观和民主制度重新建构世界秩序。”[8](P105)扮演着政治角色的网络媒体是西方国家在和平条件下对他国进行最大程度的外部渗透和影响的渠道，是西方国家向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弱小民族宣传和推行自己的政治制度、价值观念、意识形态、腐朽的生活方式或颠覆性思想观念、强势语言以及其他不受欢迎的内容的新工具。一些别有用心者正是利用当代社会主义在发展中所遇到的挫折和我国的腐败现象不可能一时根治等状况，在网上诋毁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对我们国家党和政府的领导人进行恶意诽谤和人身攻击，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这都将对我国的政治秩序与政治稳定构成威胁。为此，我们要在网上维护国家的政治秩序，维护公民起码的民主——国家的主权和人民的生存权，就不能在全球化世界的所谓“民主化”浪潮冲击下妥协和退让，而是要更加坚定地高举起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旗帜，建设面向世界的政治文明。

最后，“按照现代政治学的分析，政治稳定的程度与政治文化的性质和结构有非常密切的关联”，[9](P78)也与大众传媒的导向密切相关。一般而言，人们对政治系统优越性的正面认识、对政府行为的赞赏，有利于政治稳定；对于政治系统的缺陷和弊端的反面认识乃至夸大、对政府政治决策的憎恶、对政治生活的冷漠，往往无益于政治稳定。所以，社会的政治秩序和经济秩序等与网络秩序密切相关。由于网络媒体能将各种政治事件和政治舆论快速传输到世界各个角落，人们调阅信息不受时空限制，所以，网络媒体较之其他媒体，它的影响面更广、速度更快、时间更长、程度更深。还由于政府几乎不可能做到对网上全部信息的性质和内容进行有效的筛选和控制，这就使得网络媒体的舆论效果愈加强大，国家的政治稳定可能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比如，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使社会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给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留下的教训是非常深刻的。一些人因为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的暂时落后，便陷入“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由社会主义过渡到资本主义”的思想误区。实际上，这种由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以及上层建筑滞后于生产力发展造成的消极影响，由此带来的对社会主义信念的动摇、对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怀疑、主张照搬西方政治经济制度的全盘西化的观点，都是错误认识造成的思想混乱，涉及到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大是大非问题，需要党和政府利用政治思想宣传工具，注意澄清并抓紧解决。如果意识形态领域的混乱被敌对势力所利用，就会贻害国家，甚至造成像苏联一样亡党亡国的后果。为避免我国重蹈前苏联覆辙，我们非常有必要利用网络媒体这一有效工具，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回答和解释当代世界和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生活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占领互联网上的马克思主义阵地，发挥舆论的导向作用。

四、信息技术为公民监督政府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手段

互联网的应用，进一步增强了公民的力量，给予公民保护民主和监督政府的权利，使信息时代里公民的力量比以往强大得多。具体表现在：

首先，人们在互联网上很容易发现那些与自己观点一致的人，与他们交流，把他们发动和组织起来也相对容易和便利。由于网上舆论监督缺乏法规和纪律约束，网上交流的内容和组织的活动难以规范和控制，加之多元文化融合的趋势的出现，意识形态领域中多种观念相互碰撞的局面已经形成，能否实现正确引导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多方面因素。

其次，公众舆论的力量变得如此强大，对于一个制度得当且运行有序的民主政府来说，舆论的力量影响是很大的，传媒监督权力也正是依赖于这种令任何公共权力在其面前都脆弱得不堪一击的令人尊敬的力量。以美国为例，信息媒体扮演着举足轻重的政治角色。美国是最先倡议修建信息高速公路并付诸实施的国家，是信息技术强国，IT业的领头羊。但是，在享受政府上网带来的各种便利的同时，美国的国家政策和民主运作也受到网络媒体异乎寻常的影响。这种实例在“克林顿总统任内，更是屡见不鲜。他上任之后的海地政策——即对海地难民偷渡来美的处理——即先由竞选时的‘欢迎’到上任后的遣返，再由遣返改为有条件的收容。后来，更声言要武力进占海地，反复无定，主要就是受到传播媒体的影响而造成的后果”[10](P29)。由于对信息化条件下的政府管理缺乏必要的理论和实践准备，美国政府在操纵媒体的同时，常反被媒体操纵，美国外交政策频繁更迭，其后果是影响到美国目前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这已引起美国学者和政界的重视，美国已着手研究应付网络媒体的国家战略，以加强政府的力量。

再次，网民的集合优势和能力足以监督网上政府的一切行为，力量也强大到足以破坏政府在网上营造的一切。他们的技术和自我意识决定着他们行动的力量，就是说，如果有足够的技术知识储备，网民可以在网上“为所欲为”。网民支持抑或反对政府，攸关网上政府的运作秩序。而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政府必须建立适应信息化需求的行政管理体制和制度。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政府具有协调各方利益、强制安排制度的权力，是制度的主要供给者。为此，政府应尽快建立健全网上管理组织及体制，一方面是为了保证向公众提供有效的管理和优质的服务，另一方面是为了保障政府能随时监测政府网站的运行状况，并通过对各种数据指标的统计分析，在网站遭受非法攻击时能在第一时间里迅速恢复备份的页面，保证网站的可靠性，保证网上政府的合法性。于是，“由于我们拥有自我控制的可能性这一简单的理由，我们可以选择某种其他的方式。这又使我们走进了政治，走进了需要我们对是否实行自我限制这一问题做出集体决定的领域”[11](P14)。事实上，要规避网络风险和解决网上危机，对互联网进行必要的、合理的、可行的干预，只能依靠财力雄厚、信息资源丰富、拥有众多人才、具有强大号召力和凝聚力且有国家强制力作后盾的政府。面对网络时代，主权国家政府在当今及今后一个长时期里仍然是组织、管理社会生活的基本工具，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政府的“廉洁、勤政、务实、高效”和政府与公民的有效合作是维护国家主权和促进国家经济发展的最后盾牌。为此，国家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这缘于“技术包含了某些它本来意义上的后果，表现出某种特定的结构和要求，引起人和社会做特定的调整，这种调整是强加于我们的，而不管我们是否喜欢。”[12](P50)

综上所述，信息技术对当代政治生活的冲击造成了积极的和消极的影响，其后果涉及国家主权、政治秩序、制度安排、权力分配、科学决策、民主政治、立法和体制调整等多方面，认识到这一点，将有助于我们深刻认识信息技术的政治价值，重视协调信息技术与政治发展间的关系，从而使政府在努力推动国家信息产业发展和促进信息技术进步和应用的同时，亦坚持不断地推进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进行，这些对于塑造政府形象，提升政府能力，维护国家利益和保持政治稳定都具有重要意义。

收稿日期：2002-08-05

【参考文献】

[1]InternetProtocal.即互联网协议.

[2]大洋网.美建电子全球间谍网络，Yahoo!科技，2001.4.15.

[3]刘文海.技术的政治价值[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4]此案例选自金枝编著.虚拟生存[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

[5][美]西奥多•罗斯扎克.信息崇拜[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4.

[6]金枝.虚拟生存[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

[7]姜敬宽.信息发展扭曲民主正常运作[J].编译参考，1995(6).

[8]王庆五.全球化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理论和制度的创新[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1(2).

[9]钱振明.网络时代的政治学和网络政治学[J].江海学刊，2000(4).

[10]姜敬宽.信息发展扭曲民主正常运作[J].编译参考，1995(6).

政治生活论文范文篇9

关键词：“生活化”教学涵义策略

长期以来，普通高中思想政治课的教学只注重从知、情、意、行四方面人手，力图使学生在短短的一堂课上形成正确的思想认识，培养正确的品德行为。一堂课的教学都是从外到内，自上而下地灌输．教师成为“知识的搬运工”。但是由于教师的教学内容与学生实际生活发生严重脱节．导致课程内容脱离了学生的生活体验和生活需要而变得抽象、空洞和苍白无力，从而使学生感到厌倦，无法感受到学习的乐趣。这样造就出来的学生往往是在课堂上和生活中表现出截然不同的两个人。因此，让思想政治课回归生活是使课堂唤发生命力的首要前提。

构建以生活为基础、以学科知识为支撑的课程模块是新课程的基本理念之一，《普通高中思想政治课程课标》明确提出：本课程要立足于学生现实的生活经验，着眼于学生的发展需求，把理论观点的阐述寓于社会生活的主题之中．构建学科知识与生活现象、理论逻辑与生活逻辑有机结合的课程模块。可见，思想政治课生活化教学是贯彻新课程改革的必然要求。在这一新的教育理念的指导下．高中思想政治课程标准以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的主题为基础设置三个课程模块，并与科学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形成为主导的生活和哲学并列，将思想政治课的内容设计为四大模块。这反映了新课程整体改革的理念、设计和要求，体现了思想政治课的独特性质和内在价值，符合高中阶段学生的个性特征。同时也为思想政治课教学走向生活化奠定了基石、指明了方向。那么，怎样在思想政治课教学中落实“生活化”的理念，以满足学生对生活的关切，从而提高课堂教学质量．让政治课堂焕发出生命的活力呢?

一、高中政治课堂教学“生活化”的基本涵义

高中政治课堂教学“生活化”：是指在政治课教学中，从学生的生活经验和已有生活背景出发，联系生活讲政治，把生活问题政治化。政治问题生活化。体现“政治源于生活，寓于生活，又为生活服务”的思想。以此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学会运用政治经济哲学的思维方式去观察、分析现实的社会问题，去解决日常生活中的问题。

二、高中思想政治教学“生活化”实施策略”

（一）课前准备生活化

1．教师：立足生活，改造教材

创设生活化的学习内容是实施生活化教学的前提。建构主义理论认为：学生已有的生活经验对于他们理解政治书本知识十分重要。因此，教师在进行教学设计时要有意识地在生活中寻找与课本中的知识有联系的、学生熟悉的场景、事例，用以沟通已有的生活经验与政治学科知识的联系．瞄准课堂教学与学生生活的最佳联结点．以此来诱发学生已有的真切体验，感受其境。但由于教材中呈现的案例有的与本地区学生的生活实际以及原有知识背景存在一定的差距，这就要求教师在充分理解和领会教材编者意图的基础上．从学生的现有经验和本地区的实际出发创造性地使用教材。例如在高二《文化生活》模块的学习中，笔者大量地加入了本土的“宁村抬佛”汤和文化、“张璁文化”、“永昌堡抗倭精神”、“温州鼓词”等内容，与课本的相关内容有机整合。

2．学生：体验生活．积累经验

学生的生活经验是课程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教师宝贵的教学资源，是学生学习的出发点。如果教学中学生缺乏相应的生活经验，就无法建构起知识与生活的联系这就要求学生在课前要有目的地收集相关资料，体验生活，积累经验，为新知识的学习奠定基础。例如：教师可以在教《经济生活》模块“股票、债券、保险”一框内容的前两天给学生布置任务：到本区的证券交易所、银行、保险公司收集有关资料；丰富了与课文相关的知识；通过观察与采访，学生体会到了这些投资品种的特点，同时也初步感受到金融市场的风险。上课时，学生带着课前收集的资料，带着自己的情感体验积极参与课堂活动．从而使课堂生活味浓、趣味性强。

(二)课堂教学“生活化”

“生活化”教学的关键是课堂教学的生活化。根据多年来政治学科教学实践，笔者总结了政治课堂“生活化”教学的“三环节教学模式”。

1．激活生活经验，置疑导入

教师将教学知识与学生熟悉的生活素材相融合，并设计成富有挑战性的问题让学生借助课前收集的资料和以往的生活经验加以解决。由于学生只能找到一些简单的办法，不能将问题彻底解决，从而进入一种“心求通而未通，口欲言而不能”的悱愤状态。例如：在学习高二年级《生活与哲学》模块“意识的作用”一节时．教师提出问题：通过上一节的学习，我们了解了不管是正确的意识还是错误的意识，都是人脑对客观事物的反映，物质要决定意识。那么大家思考我们学校现在正在建造的校友楼，在建造前要先有图纸，然后根据图纸去建造，那是否意味着先有意识后有物质呢，在造楼的过程中，图纸(意识)究竟起什么作用呢?教师顺势提出：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就让我们一起来研究“意识的作用”。这样就给学生提供了一个思考的空间，激活了他们的生活经验，使他们的思维泛起涟漪，从而拉开了教学的帷幕。

2．创设生活情境，探究新知

置疑导入使学生感受到已有的知识经验不能解决眼前的问题，从而产生学习新知识的紧迫感。这时，教师可以通过提供相应的教学资源，让学生在具体的生活情境中探究知识的发生、发展．感受知识的本来面目．最终达到既学习新知识又解决实际问题的目的。根据知识的具体特点和实际的教学条件，教师可以创设如下生活情境作为学生探索新知识的平台。

第一，创设直观化的生活情境。教师利用看得见、摸得着的身边事物创设探索问题的教学情境，让学生在观察、活动中提出问题——合作探究——交流结论——体验成功，学习终身发展所需的知识、技能、方法。在学习《小康社会的经济建设》一课时，我要求学生课前调查龙湾区的经济发展情况，主要包括皮革、不锈钢、电器等发展状况。学生通过查找资料、社会调查等方法，写出调查报告。在课堂上我向学生展示一些直观的材料，通过提出问题、合作交流使他们对自己的知识、能力上升到更高的层次。在这一过程中，学生可以体验成功的喜悦，分享合作的快乐。第二、创设体验性的生活情境。教师创设真实的生活情境，让学生通过现场体验．有话可说．有情可感，深刻理解知识。例如：在学习“用联系的观点看问题”时，教师可带领学生“小记者”走出课堂，采访龙湾区相关企业、领导干部和村民，调查本地环境变差的真正原因。“小记者”争着向有关企业负责人和相关人员提问．比如：你们认为造成环境污染的主要原因是什么?你们认为实行什么措施才能有效制止环境进一步不受污染?环保局或政府来此调查并采取相应措施吗?有没有试着改变环境，等等?采访回来后，在课堂上大家又对自己的所提问题进行分析评论，评出“最有价值”“最有深度”的问题奖项。接着，教师趁势提出问题，运用调查资料，并结合有关内容，分析局部经济利益与社会全面发展的关系，给学生以无限的情趣。

3．总结升华知识，服务生活

总结能使所学的知识系统化和条理化、思维方法科学化，使情感体验逐步升华为价值观、人生观。教师要指导学生及时地总结学习过的知识、使用的思维方法以及涉及到的人生道理。因此，在学习新知识后．教师要为各层次的学生设计巩固练习题，同时指导学生运用所学的知识、技能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这样可以使学生在获得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同时．掌握一定的学习方法，发展情感体验，实现“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共同发展。例如在学习了《经济生活》中“价值规律的作用”这一框以后，在同学生共同总结了课堂的内容以后．让学生去分析龙湾当地养殖业的实际问题：为什么前几年价格很高的文蛤，今年价格比较低，为什么前几年收益丰厚的养殖户，今年却陷入困境，有的濒临破产?如何才能使养殖户尽快地走出困境?这使学生在解决问题中明白了价值规律就存在于我们的身边。生活化教学要把抽象的学科知识还原于生活，使知识在实践中得以验证和完善。学生通过学用结合还可以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享受学以致用的快乐。公务员之家:

(三)课后延伸生活化

政治生活论文范文篇10

一、确立生活化教学目标

新课标中从三个维度提出了初中思想政治教学目标，结合生活教育理念，我将生活化思想政治教学所要实现的三维目标归纳如下：1.生活化的知识目标。生活化的知识目标不仅是指在教学活动开展中掌握与生活有关的思想政治内容，还要发挥学生已有的生活经验来自主感知生活中的思想政治内容，并在生活经验和知识储备的整合下树立起为其今后生活服务的意识。2.生活化的能力目标。该目标不仅需要学生在思想政治教学活动开展中掌握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还指学生要在今后面对生活问题的时候，能借助所学到的思想政治知识和方法来解决该问题，更主要的是学生能借助在校期间所形成的能力来更好地应对未来的社会生活，并在其中形成新的能力。3.生活化的情感目标。在生活化教学活动开展中，不仅需要借助生活实际现象来引导学生感同身受，树立起正确的思想观念，更需要学生借助已经树立的思想观念来更好地应对未来的社会生活，借此为生活服务。

二、开发生活化教学内容

尽管在新课改理念的引导下，思想政治教材编写人员将一些与学生生活有关的内容纳入其中，但是相对于理论知识而言，这一部分内容还是很少的，而且有些知识是与学生的生活实际相脱轨的，无法满足学生的生活学习需要。对此，教师需要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将更多的生活内容整合到课堂教学之中，以此丰富课堂教学内容。我在开发生活教学内容的时候，一般会借助发生在学生生活中的一点小事或借助社会热点问题来引发学生的思考。

三、创设生活化的教学过程

生活化教学过程主要是指教师在组织课堂教学活动的时候，将生活化教学理念贯穿到课堂教学活动始终。我在创设生活化教学过程的时候一般会从以下两个环节入手：1.导入环节生活化。导入环节能否有效地集中学生的注意力，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决定着本堂课的开展效果。对此，我会借助创设生活化教学情境的方式来活跃课堂氛围。以“维护消费者权益”这一内容导入的时候，会首先为学生创设一个生动直观的生活情境：在讲桌上放置一些生活中常见的不同品牌的矿泉水，并明确标注其价格。然后根据该情境向学生提出与本节课教学内容有关的问题：（1）在我们生活中去超市购买矿泉水的时候，有没有导购人员迫使我们必须买哪一种矿泉水的情况呢？（2）在购买矿泉水的过程中，我们除了关注品牌之外，还要留心哪些问题呢？（3）倘若一瓶矿泉水上没有生产厂家、没有生产日期，你还会购买吗？……如此在生活化问题的引导下，学生结合自身已有的生活经验自然而然会了解到何为选择权、何为知情权等，在潜移默化中加深了学生对知识的理解。2.讲授环节生活化。在讲授环节我一般会在新知讲解之后，借助社会热点问题来引导学生思考，并借助所学到的知识来解决该问题。以“我们一生的权利”这一内容教学为例，我会在教材内容讲解之后，向学生呈现2011年高晓松酒驾被判处六个月拘役，并罚款4000元的新闻事件，在该新闻的呈现下，向学生提出有关问题：在该事件中所提及的新修版《道路交通安全法》的颁布将对公民的哪些权利实施保护？在依法治国理念的引导下，我们应该如何将《道路交通安全法》落实到实际当中，使驾驶人员严格遵守交通法规，文明驾驶呢？我们可以采取哪些行之有效的方式来大力宣传《道路交通安全法》呢？……在问题的诱导下，学生自然会想到生命健康权、有法必依，违法必究等内容，并结合生活实际情况讨论出诸多宣传《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措施，诸如贴大字报、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推送等。如此，在问题的解决中加深学生对新知的理解，并结合已有的生活经验来解决实际问题，实现学以致用。

总之，教师在组织初中思想政治教学活动的时候，可以将生活化教学贯穿始终，设定生活化的教学目标、开发生活化的教学内容以及落实生活化的教学过程等，使学生在生活的氛围中自主感知思想政治内容，在生活现象中树立高尚的思想意识，提高教学质量。

参考文献：

[1]廖玉凤.浅谈新背景下初中思想政治生活化教学[J].中学课程辅导(教师通讯),2016(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