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社会影响政策制定的利弊透析

摘要：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社会”重新开始产生，国家与社会间的界分开始显现。国家对社会资源的控制开始减弱、个人自由不断增大，公民自主性得到提升，民间组织开始兴起。80年代以后，我国的民间组织数量快速增长，到1989年，全国性民间组织骤增至1600个，地方性社团达到20万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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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局的稳定性

改革开放后我国关于民间组织的相关政策法规表现出强烈的控制型管理取向。而这种控制型管理的目的在于防止出现破坏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的敌对民间组织，防止民间组织从事不利于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的政治性活动，以免重现在一些国家如东欧和某些前苏联国家曾经出现过的公民社会对抗国家乃至推翻国家政权的局面。在政局动荡乃至出现内乱的情况下，除了以夺权为目的的政治性组织会大量涌现外，那些公益性、志愿性、非营利性、自治性的民间组织是难以生存和发展的。因此，维护政权和政治局面的稳定无疑会造就一个有利于非政治性的民间组织发展壮大的有利的制度环境。改革开放后二十多年来，我国基本上保持了政权和政治局面的稳定。我国非政治性民间组织在这二十多年中的迅猛增长在很大程序上得益于政权和政治局面的稳定。但是，控制型管理的政策法规是建立在防范公民社会对抗国家的假设基础上的，它也在有意无意地把公民社会组织塑造为自己的对立面。

二、改善政府的形象

民间组织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利益组织，它存在的基本价值之一是促进其成员的公共利益。参与党政机关的决策，尽可能地影响党政机关的政策，使之有利于自己的组织和成员，是达到这一价值的重要手段。

民间组织是提高政治透明度的重要媒介。民间组织的成长，对近年来政治透明度的提高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民间组织是政治公开化的重要动力。在许多情况下，个别公民对于政治知情权的要求只有通过所在民间团体对政府施加压力才能转化为政府的政策输出。

三、中国公民社会与党和国家

中国共产党对公民社会的认识经历了一个由否定到肯定的过程。直到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政府对民间组织基本上持否定的态度，而且认为在社会主义的中国不可能产生相对独立的公民社会。经济上的命令体制和政治上的一元化领导体制确实也不允许相对独立的公民社会的存在，这一事实强化了上述对公民社会的否定态度。但是，正像中国领导人经常喜欢说的那样，许多事情的发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公民社会在中国的产生就是如此。正如前一部分所阐明的那样，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和政治环境的改变，不管人们情愿与否，一个相对独立的公民社会不可阻挡地在中国大地成长起来，而且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产生着日益重要的影响。这一现象客观上要求中国的领导人必须正视这一事实，改变过去对公民社会的否定态度，承认公民社会的合法性及其对社会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日益重要的作用，同时采取积极的措施引导中国公民社会健康地成长。

四、制度建设与公民社会

（一）制度与制度建设

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更规范的说，它们是为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而人为设定的一些制约”，现代制度更多是指博弈规则，是国家对资源的权威分配。

制度建设是政府为了保证社会各阶层合法、合理、有序的工作而设计的一整套程序性、规范性规则，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国家的各项工作顺利开展离不开制度建设，社会的各种利益和谐调整也离不开制度建设，制度是国家、社会发展的稳定器和串珠线，没有制度，国家和社会将会是一堆没有线的珍珠，无法正常运作。

（二）公民社会定义

公民社会又称市民社会，对公民社会的定义众多，公民社会研究中心给出工作性定义：“公民社会是指围绕共同利益、目标和价值的，非强制的行动团体。理论上，其制度机构与政府，家庭和市场不同，但实际上，政府、公民社会、家庭和市场之间的界限是复杂、模糊，并且可商榷的。公民社会一般包括不同的场所、人物和组织机构，以及多种程度的正规性、自治性和权力结构。公民社会通常运作于慈善机构、非政府组织、社区组织、妇女组织、宗教团体、专业协会、工会、自助组织、社会运动团体、商业协会、联盟等之中。”

本文认为公民社会是介于国家和家庭之间的一个社会领域，这一领域由相对于国家的组织所组成，这些组织在同国家的关系上享有自主权并由社会成员自愿结合而形成，以保护或增进他们所关心的利益或价值。非政府组织或非盈利性组织是典型的公民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