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源头治理策略论文

摘要：反腐致妥从源头上管好人、管好权、管好钱。为此，要狠抓教育为;制度创新，使欲腐者不能为;依法严惩，加大“腐致成本”，使欲腐者不敢为使人对腐败不愿

关键词：腐败成本治理

在我国社会转型的特定历史发展时期，反腐败斗争存在着这样一种令人困惑的矛盾现象:一方面，无论从党和政府所花费的精力和采取的措施来看，还是从每年惩处腐败分子的数量来看，反腐败工作的力度都是不小的，所取得的成就也是相当大的。但是，另一方面，在现实中，腐败现象仍是打而不衰，腐而不败，一些层面和环节上的问题依然严重，不断披露出来的大案要案令社会震惊，无论是案件数量、犯罪金额、腐败主体职级、涉及领域、还是作案手段和形式等，都比以往有了许多新的发展。正如尉建行同志在去年召开的中纪委第四次全体会议上所指出的那样:“由于各种原因，消极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势头还没有得到遏制，反腐败斗争工作形势依然比较严峻。”民众普遍认为，腐败已成为当今中国头等社会问题。

同志在去年底召开的中纪委第五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指出:反腐倡廉要治标，又要治本，加大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的力度，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是我们党指导反腐败斗争的一条重要方针。抓源头是一项带有实质性、基础性和根本性的重要措施。不抓源头，反腐败反不胜反，查不胜查，纠不胜纠。只有准确地抓住源头问题，进行有效的预防和治理，才能从根本上遏制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势头。

“树有根，水有源”。如果说腐败是“毒草”，那么要彻底铲除它就必须找到它的根;如果说腐败是“祸水”，那么要彻底治理它，就必须找到它的源头。腐败现象打而不衰，说明它的源头未能斩断。腐败的源头在哪里，源头存在于腐败现象易发、高发、复发的关键部位。实践表明，解决源头性间题，就要管好人、管好权、管好钱。下面试从经济学视角透视腐败源头，说明治理腐败必须“釜底抽薪”。

一、狠抓教育，使人对腐败不愿为

消极腐败现象的核心是为了一个“钱”字，用钱买权，以权换钱，权钱交易，以权谋私，“有钱能使鬼推磨”，有钱也能使腐败分子推磨。钱编织着“关系网”、“腐败网”。

腐败现象虽然较多地以经济或物质的形式显露出来，但是造成腐败的深层次原因远远不是“经济”或“物质”所能解释清楚的。思想是行动的先导，人的一切活动都要受到思想意识的支配。头脑中的腐败意识是产生腐败的总根源，是决定性的在因素，我们必须从对内因的强化和改善人手去寻找确保廉洁的对策。

消极腐败现象之所以滋生蔓延，打不胜打，其根本原因就是腐败行为主体(个人或集团)丧失高尚的品质、人生的责任、社会的良心、健康的生活，丧失了革命的意志，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填满了头脑。为了个人或小集团私利，不惜一切，不受约束，“和尚打伞—无法(发)无天”。为此，同志指出:“惩治腐败，要作为一个系统工程来抓，标本兼治，最基本的要靠教育。”在去年召开的中纪委第四次全体会议上，他代表全党向我们提出了“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治党始终坚强有力，治国必会正确有效”的方针。面对新世纪，根据国内外形势的深刻变化，他又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论断，从根本上进一步回答了在充满挑战和希望的21世纪，我们党要把自己建设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间题，这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学说的新发展。在全国县级以上党政领导班子、领导干部中以整风精神深人开展的以“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其根本目的就是要使广大干部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权力观，坚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增强拒腐防变的能力。通过教育，使我们对腐败不愿为之。

二、制度创新，使欲腐者不能为

反腐败之所以反而不衰，是因为我们的体制不顺、机制不灵、制度不全，这使腐败行为有活动的空间，使腐败分子有藏身之地，使消极腐败现象有滋生的环境和条件。近几年来，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不断加大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的力度，抓住在体制、机制、制度和管理等方面存在的深层次问题，果断地采取了一系列相应措施。诸如:决定军队武警部队政法机关不再从事经商活动和党政机关与所办经济实体脱钩;实行行政事业性收费和罚没收人“收支两条线”管理，禁止私设“小金库”;逐步推行政府采购，会计委派，领导干部任期经济责任审计制度;实行村务、厂务、政务公开制度;建立和规范有形建筑市场，实行建设工程招标制度，经营性土地使用权出让招标拍卖制度，产权交易制度;深化改革干部人事制度，形成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用人机制和有利于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用人环境，以及富有活力的工作机制，从制度上尽量减少“坏人”当权的机会，铲除任人惟亲，“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等腐败问题;改革对官员的监督制度，改革立法和司法制度;改革行政审批制度。由于监督和执法是有成本的，这一成本与官员人数、“公权”个数成正比。政府管的事情越多，政府的规模越大，政府官员的人数越多，对掌握公权的人进行监督与执法的困难就越大，防止消除腐败的成本也就越高。因此，治理腐败一方面要精简政府机构，尽量减少利用公权谋取私利的机会，以缩小腐败滋生的空间;另一方面要强化权力制约，规范行政审批权力的行使，凡是可以取消的政府审批权都要取消，防止少数人利用这项权力谋取私利;凡是能够通过市场机制的运作代替行政审批的，都要用市场手段来处理;对政府必须保留的审批和管理权力要作科学合理的分解，规范权力运行程序，使多个岗位、各项职权相互制衡，防止少数人搞暗箱操作的弊端。

总之，预防和治理腐败，要靠体制、靠机制、靠制度、靠管理，使欲腐者不能为之。

三、依法严惩，使欲腐者不敢为

经济学中通常用投人产出的成本—收益比较方法来进行经济效益分析，投人大于产出，经济效益为负;投人等于产出，经济效益为零;投人小于产出，经济效益为正。因此，任何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都要力求最大限度地降低投人的成本以最大限度地提高经济效益。我们将经济学中的成本—收益分析方法纳人“腐败成本”核算中，这对于我们治理腐败必须“釜底抽薪”将是有益的尝试。

所谓“腐败成本”，就是指腐败主体(个人或集团)为腐败行为所付出的代价。有的人认为腐败似乎与一般的生产不同，它只有盈利，而不须有任何投人，实际上并非如此。搞腐败也是有投人的，比如以贪币为表现形式的经济投入(用钱买官，以钱换权);权力的投人，人格的投人(贪污受贿没有黑心和狠心是不行的);精力和精神的投人(一有风吹草动就害怕，一听警车鸣号就哆嗦，就是最典型的表现)。

搞腐败所获得的“利益”与所付出的“成本”之间的差，则为腐败的“后果”(或“收益”)。显然“后果”为正，腐败者得益(“净收益”)，腐败的机会越多，反腐败难度越大;“后果”为负，腐败者则亏，腐败的机会减少，反腐败阻力越小。多少年来，反腐败为什么反而不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对腐败者的惩治不严、打击不力，使腐败者付出的“腐败成本”太低，腐败的“净收益”太多。

“腐败成本”低廉是助长腐败滋生蔓延的重要原因。因为“腐败成本”低廉刺激腐败主体疯狂地追逐这种低成本的高额盈利活动，这就是腐败分子明目张胆，顶风作案的动因。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的那样:“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资本)到处被利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艇而走险;有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纹首的危险。”同样，惟利是图，利欲熏心，也是腐败者从事腐败行为的根本动机。当一个权力主体要艇而走险去违纪违法时，从心理上首先要考虑的是可能获得的利益与遭受的损失之间的差额有多大，得逞的条件怎样，同时，还要考虑被揭露的可能性有多大，败露后受惩处的宽严程度如何等等。把这些问题总和起来，如果形成获利丰厚，容易办到，揭露概率低，惩处程度轻的低“腐败成本”条件下，就会增强对实施腐败行为的诱惑力。当这种诱惑力强于道德的约束力和法律的震慑力的时候，胆从利边生，搞腐败的人就肆无忌惮，有恃无恐，腐败就更加猖撅。

同志指出:惩治腐败，要靠教育，更要靠法制。在当前一个时期，反腐败必须出重拳，击重剑，加大惩处力度。腐败者只有受到政治和社会经济的双重惩罚，才会身败名裂，方能威慑腐败发生，遏止腐败势头。重拳重剑重到什么程度，重到从事腐败行为的“成本”远高于“收益”，使腐败者得不偿失。施竣法的效力早已被古今许多国家和地区所证明。普天之下未有对腐败击得狠而使国家、民族不兴而衰的，未有哪种政治力量因反腐败而失去民众的。可是，我国对腐败的惩处过轻过软，尤其是经济处罚更是严重不足，客观上助长了腐败的多发、高发和反弹。

我国对腐败的经济处罚力度太弱，这是由以下原因造成的。公务员之家:

第一、观念没有随着社会政治和经济结构的变化，相应地改变对重经济处罚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的认识。重政治惩处方式主要产生于战争年代和计划经济时期。在那个时期，人们的生活内容和状态主要表现为一种政治性。在政治性的存在状态下，对人进行政治处分，是对人生存状态的一种毁灭性的打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政治性生活日益萎缩，经济生活日渐丰富，政治对人们生活的影响日渐减少，而人们的生活日渐表现为一种经济价值的实现。只要经济方面和经营资格方面不受影响，对腐败者进行纯粹的政治惩处产生不了相应的警戒效应。而目前以法纪为主的政治性处分虽然也惩处了腐败分子，但没有使腐败者在经济上遭受巨大损失，致使一些腐败分子腐而不臭，出现有的在监狱服刑期间，亲朋好友乘车入狱为其祝寿;有的由于过去所拥有的权势和金钱，在狱中倍受礼遇;有的高级领导干部出狱后，受外国公司聘用，利用其以前的影响和关系经商谋利，成为巨富。由于经济处罚太轻，没有从根本上断绝腐败者的后路，使一些人心存侥幸，产生“痛苦一阵子，舒服一辈子”，“牺牲我一个，幸福全家人”的心理，造成许多违纪违法者“前赴后继”。

第二、“教育从严，处理从宽”作为违纪违法的一个“原则”还在一些领导干部头脑中起作用。从50年代流传下来的“教育从严，处理从宽”作为处理违纪违法问题的一个“原则”，已不合时宜。这个“原则”，实际上是人治的产物，是以教育代替处理，以教育作为处理违纪违法行为的主要办法和标准，它在损害法纪尊严的同时，也降低了教育效果，它使执纪执法失之于宽、失之于软，使腐败分子得不到应有的惩处，应该予以废弃。过去，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法纪不健全，“左”的气氛比较浓，对违纪违法问题容易上纲上线，导致处理偏重偏严，在这种情况下，提出“教育从严，处理从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过火做法，防止和减少冤假错案。但是，“教育从严，处理从宽”只能在那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今天的情况不同了，我国早已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我们的法治已经比较完备，结束了无法无纪可依的状况。现在自由主义、好人主义和庸俗关系学在一定范围内比较盛行，地和部门保护主义比较严重，处理违纪违法问题中的主要倾向，已不是过重过严，而是过宽过软。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下，再坚持“教育从严，处理从宽”是有害的。这些年东.房败刃之厉V屡禁不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违纪违法者未能受到应有的处罚，尤其是对那些亲近自己的所谓“熟人”，能为自己办事的所谓“能人”，有点影响的所谓“名人”，处在重要位置的所谓“要人”，得到领导喜欢的所谓“红人”，玩弄权力魔方的所谓“忙人”，以及所谓“有背景”的人和自己的亲人，这些人即使问题严重，也往往宽容有加，网开一面，包庇纵容，姑息养奸，甚至出现“一边腐败堕落，一边提拔重用的“边腐边升”的黑色怪圈。

第三、有的领导干部不能正确总结历史经验，把从严治党加大惩处力度，同“左”的做法混为一谈，生怕犯“左”的错误，对错误的东西放弃批评和斗争;有的领导干部认为，腐败既是体制转换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伴随物，同时也会在市场经济发展中自行消失，对当前的腐败现象不必大惊小怪;有的领导干部把反腐败与经济建设对立起来，认为“经济要上，纪律要让”、“没有润滑剂就引不进资金、技术、管理和人才”等，这些错误认识，干扰着对违纪违法行为的严肃惩处。

严惩腐败，是安邦治国的需要。古今中外的实践一再表明，法制是最好的教育，法制是最好的防线，反腐肃贪必须用重典。由于先前的“腐败成本太低，才使那些搞腐败的人肆无忌惮，有恃无恐必须严刑峻法，对腐败分子从严、从重查处，严惩不贷，政治上坚决打击，道德上严厉谴责，经济上予以重罚，除对腐败者没收非法所得外，还应处以一定数量的罚款，以加大腐败者的“后成本”，用物质力量打击腐败者在物质上的贪欲，剥夺腐败者在经济领域中从事一切经济活动的资格，使腐败分子“牺‘牲我一个，悲痛全家人”，“快乐一阵子，痛苦一辈子”。若这样，腐败者或有腐败欲的人就会心惊胆战。至于那些吞噬民脂民膏、罪大恶极的腐败者他们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早已不是用他们的一条命可以换来的，所以，对这类腐败者以杀头作为腐败的成本，实际上也并不算“抬高物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