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性文化观的产生及内涵

只不过，泰勒将阿诺德的定义和达尔文的进化论结合起来，使文化的概念整合到社会发展中并具有进化论色彩，从而再一次承认了文化具有的等级性。同样，在威廉斯那里，文化被划分成主流文化、剩余文化和新兴文化三种。本内特说:“从剩余文化或者新生文化的视角来看，既然每个都依赖一种创造性的力量，这种力量就主流文化而言可以造成另一种选择或者甚至是对立面;那么主流文化的霸权就可以被部分的消解。”［3］(P188)因此，本内特指出，威廉斯和泰勒都将文化看作是对人类成长和发展过程的刻记与表述，文化研究就是要辨认出阻碍人类成长及促进人类发展的文化因素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对于二者来说，这都造成运用一种特定的标准方格，依据这种标准方格，一些生活方式得到支持并且积极发展，而另一些则被贴上死亡标签送进历史之中。他们两个都是通过本质上相似的改革机制来工作的改革者。”［3］(P191)而两者的不同在于，泰勒是“相对坦率的进化论”者，威廉斯则是将“阿诺德式的美学与泰勒式的进化论因素在一位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主义的语境中结合起来。”［3］(P192)如此说来，本内特并不是要否认人类学文化定义对文化价值的区分，恰恰相反，本内特是要将文化价值的区分合法化，因为价值判断从来就不可能是中立的，“它们引起的分裂典型地导致了文化领域的不同成分之间的关系等级级别，一部分被限定为匮乏、不足、问题，而另一些部分则被限定为提供了克服匮乏、填补不足、解决问题的方法。”［3］(P181)因此，文化仿佛一种蕴含丰富能量的资源库，不同区域之间因为能量强弱的不同而形成了诸多不同的倾斜面，文化就从倾斜面的高端向低端流动，从而形成了文化改革的推动力。同时，本内特指出，现代社会的发展也对文化提出了新的要求:一方面是权力日益分散化，与其说权力来源于某个社会集团或者终极出发点，不如说权力来源于言语交往、制度或者各种人际关系中，因此单纯依靠强权统治已不再现实;另一方面，政府的角色不断转变，作为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中介，政府强调的不再是对人民的压制和束缚，而是对人民利益和需求的重视与满足。政府的任务就是制定各种技术、知识和管理规则，以给予人们自由的方式实现对社会生活的治理。所谓“治理”，本内特的意思是“特定的管理组织和过程，通过特定的政治制度和叙述事实的策略，使我们更积极地参与到对我们自身的管理与监督之中，并促进我们自身的发展。”［3］(P206)而文化作为一系列知识、规则的集合物，形成了一套独特的符号技术系统，通过与个体自我完善技术的结合，扩展到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中，改变和创造生活方式。这种改变和创造“一方面用不着求助于道德规范的稳定性，或者另一方面也用不着求助认识论保证的稳定性……在道德规范与认识论保证的稳定性之间保持平衡的生活方式的创造，是一套独特的能力和才能，它需要培植和训练，而不是人类主体天生的属性。”［4］(P59)也就是说，文化在日常生活之中开辟了一个自我空间，通过开展与自我的对话甚至“分裂”，引起人们对自我的检查、反思、调整和改进，建立起一种自我管理的内在机制，以到达自我和谐的规约目的。就此而言，文化成为连接社会、政府与个体的最佳治理途径。这样，本内特对文化本体进行了新的划分，赋予文化更具操作性的合理内核———文化一体两性。文化既是治理的对象，又是治理的工具。作为治理对象的文化，是指“下层社会阶级的道德、礼仪和生活方式”［3］(P162);作为治理工具的文化，是指“艺术和智性活动，它们成为对道德、礼仪和行为符码等领域的管理干预和调节的手段。”［3］(P162)作为治理的对象，文化针对的是个人，目的是促进个人生存状况的改善;作为治理的工具，文化运行的层面是政府，目标是通过机制、体制的健全实现社会的进步。可见，本内特并没有为文化赋予任何超验的审美内容或趣味标准，而是将文化看作一个社会领域。在这个领域中，治理是惟一的要义，这不仅凸显了文化反馈于外部世界的软性力量，而且强调了对文化体制、机制的设计与安排，将文化研究从纯粹的学理探讨放归到社会发展的实践之中。可以说，治理性文化观是将文化与社会都作了话语还原之后对两者关系进行的历史性重构。在这里，文化与社会都是具体的历史关系的集合，任何一方的内涵都不是固定不变的，文化与社会构成了一系列变动不居的问题星丛或者场域。所以，本内特强调，“文化是一套系统的知识、技术和组织，它———通过与权力技术相关的符号技术系统所发挥的作用以及通过自我技术的机制的运作———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对社会交往起作用，并在这种关系中与其结合。”［3］(P214)

治理性文化观的实践维度

作为一个积极投身文化理论与社会实践的知识分子，本内特从来不像他的前辈们那样迷恋于书斋里的形而上思辨，而是坚持形而下的实验和反思。他不仅积极推进文化研究的学科化和建制化发展，还努力为民族国家的文化发展提供切实的智力支持，以知行合一的务实姿态，将治理性文化观运用于社会文化建设之中。第一，从文化研究的角度进行文化政策考量。文化政策作为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包括经济学和政府行政两个研究视角。从文化研究这一维度进行文化政策考量，本内特堪称首创者。文化研究角度的文化政策研究与其它两者的不同在于，它不是注重于对文化政策的运行成本和经济效益的分析，也不是注重对政策制定程序与执行效果的估量，而是以文化研究所具有的反思性视野为依托，分析文化政策在现代政府和文化间具有的互生关系。具体而言，包括“在组织特殊的政策领域中具体的文化话语所发挥的作用;这些作用被连接到更广泛的社会管理目标的方式和路径;文化资源被用于执行社会和政治任务时表现出的意义;批评话语被转换进政策过程和行政管理机制的方式;被各种不同政治团体运行获得的政策结果的社会基础，等等。”［5］(P4)将政策引入文化研究之中，本内特多次声明，并不是用政策研究替代文化研究，或者将文化研究等同于政策研究，“毕竟文化研究中的许多议题并不需要———至少不是以直接或立即的方式———采用政策的视角。同样的，文化政策研究的存在现状也是芜杂不齐的，决不能被还原成曾对文化研究其他领域做出过贡献的理论传统，文化政策有自己独特的研究路径，比如在艺术管理和文化经济方面。”［5］(P4)本内特的意图是，改变传统文化研究对政策研究的歧视，改变将政策研究看作缺乏理论或政治兴趣的狭隘务实活动的态度，将政策问题置于文化研究的核心，采用政策视域来阐释文化与权力的关系。显然，本内特从文化研究视角进行文化政策研究的创举面临不少困难，因为文化研究向来注重“自下而上”的理论路径，批判和反抗是其首要目标和方法。而政策研究则需要“自上而下”的理论位移，不仅需要对社会体系终端的文化实践和文本作出政治分析，还需要对文化行为产生影响的顶层制度和文化权力进行研究，“文化政治的核心在于政策制定，制度性安排左右了文化生产和文化管理。”［6］(P56)本内特试图在这两种路径之间实现有效结合，即通过自下而上的实践经验和自上而下的理性反思，为文化政策的研究、制定和修正打开一个新的视域。第二，通过对文化机构政治理性的探究增进文化机构的效用。本内特的文化政策研究并不是单纯通过意识形态的或表征的一般机制进行运转，而是通过具体的文化机构发挥作用。本内特所谓的文化机构主要是指博物馆、美术馆、画廊、图书馆等，他将之称为“文化联合体”。通过文化联合体，通过特定的知识、原则和技能，将各种类型的文化资源进行组织、整合和转化，以生成不同的可操作的治理程序和手段。“文化联合体”具有自身独特的政治理性，构成了“有利于权力施行的有特色的特定方式，生成了它们自己的政治问题与政治关系的具体领域，而不是构成了一般权利施行的场合。”［3］(P218)本内特通过文化联合体与监狱等监禁机构的比较作出了说明:从18世纪到20世纪，监狱、收容所等机构的发展路径是从公开暴露对犯人的惩罚实现对民众的震慑、转向逐步隔离和封闭这些惩罚，而文化联合体则与之相对，从封闭和神秘逐渐转向“将先前从公众视野中被隐藏的物品置于开放与公共的语境中。”［3］(P222)即是说，无论在实践层面还是观念层面，文化机构都不再是隔离大众的场所，而是融合大众的公共文化场域。因此本内特指出，文化机构取代了监禁机构成为新的向大众展示权力的机构，但文化机构的权力运行方式不同于监狱，它不是将民众看作权力的客体，通过镇压和暴力的手段将民众规训成异己而服从的群体，而是通过将民众看作权力的主体和权力的共享者，将民众置于自己的立场中。但是，文化机构对权力的展示和运行又是复杂的。首先，在对象设定上，文化机构原则上对所有人平等开放，无歧视地对待全部社会成员，但事实上，文化机构却运用种种手段去管理和筛选大众，使他们在文化机构中的所作所为有别于日常行为举止。例如，穿着干净得体、举止文雅的公众才被认为是适合进入文化机构的，从这一点上说，文化机构成为了区分大众的有效工具。其次，在身份认定上，文化机构将公众作为权力的主体和行使者，为公众占有和享受文化资源提供支持和帮助。但是同时，文化机构作为知识的生产者和组织者，与作为受动者的公众形成了不平等关系，独占了话语权。再次，在表征机制上，文化机构致力于体现人类的普遍性，展现对人类的终极关怀，但在具体的文化展览中，无论它讲述哪个主题，采用哪种形式，都会或多或少地表现出性别、阶级、种族上的偏见和选择。因此文化机构的表征从来都是不充分、不完整的，需要不停地修正与补充。通过对文化机构特殊政治理性的发掘，本内特主张放弃葛兰西式的将文化机构看作霸权争夺工具的看法，也就是说，当今社会文化机构不应承担霸权争夺的功能，而应通过对其政治理性的完善，提高它对促进社会治理的效用。第三，推动知识分子实现批判理性与实践理性的结合。知识分子作为掌握文化资源、从事文化生产的特殊人群，对实现文化的治理性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长期以来，知识分子一直用批判斗士的迷梦束缚自身，丧失了社会实践的热情。不论主张知识分子是自由漂浮能指的曼海姆，还是主张知识分子是争取自身解放的有机体的葛兰西，抑或主张知识分子是业余者和对权力说不的萨义德，都无一例外地强调知识分子的批判理性而忽视了实践理性。本内特承认，批判是知识分子题中应有之义，但批判不是知识分子惟一的身份表达，更不具有超越历史的优先性。他强调，“不能将批判看作一种先验与自足的规范———这就是说，这个实体已超越批判主义———而应把批判历史化和相对化，在此方式下严肃地质疑批判的伦理的、认识论的以及政治的标准。”［3］(P319)如此而言，批判只是社会和文化行为的一个领域，它基于局部的、具体的话语制度之下，在不同社会区域和历史情境中发挥有限的作用。这样，本内特颠覆了传统知识分子抬高批判理性而贬低实践理性的片面看法，对实践理性给予了充分认可。他认为，从社会价值观上讲，实践理性与批判理性同样重要:批判理性固然能够揭露社会矛盾，促进人类反思，但是实践理性却着眼于矛盾的化解，开具惩治弊病的“知识处方”，促进人类状况整体向好。从伦理价值观上讲，实践理性甚至比批判理性更加独立和高尚:批判理性以个体的内在信仰为行动基础，以自我反思为人格保证;而实践理性则以集体目标和职责为行动基础，以机构的规则和制度为保证。显而易见，前者具有比后者更稳定、更规范的规约效应。那么，如何保证批判理性没有脱离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符合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如何保证批判者没有落入低级的个人趣味、落入为批判而批判的陷阱?只有通过实践理性的过滤和检验。本内特指出，实践理性“本身就具有一种批判的自反性内置机制”［3］(P325)。这种自反性机制的本质就是与社会生活领域进行衔接，质询它们自身完成任务的效果，以进行调整和改进。因此，批判理性只有与实践理性结合起来，才能既避免前者的自负与高傲，又避免后者的盲目与短视。批判型知识分子必须对反抗社会的激进做法进行反思，以实践的姿态对世俗的文化事务和政府机构给予积极的建言献策，“以一种会对社会和文化管理的官僚政治形式运作产生长期影响的方式，来设法参与并表述影响普通公众对所关注的事件的看法。”［3］(P324)可以说，本内特的主张是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中对自身功能使命的新的认知和自觉担当。

治理性文化观的意义与局限

随着文化研究学术传统和理论范式在全球的传播，以及日趋复杂的社会文化关系的扩张、愈加分散而多元的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利的博弈，本内特对文化作出的新探索正获得越来越多的重视。第一，治理性文化观基于鲜明的政治视角，为解决现代社会的诸多困境作出了积极探索。在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当今时代，文化问题始终无法离开政治和权力的视野，文化的历史是我们时代政治与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当然，文化要比相应的政治话语更丰富多彩、形态各异。但只要文化与社会有共同的空间，则文化与政治之间就有千丝万缕的关联，如马尔赫恩指出的:“有必要坚持说，一切文化都充斥着政治价值;同时也必须坚持说，这些政治价值作为意义是文化的。”［7］(P32)本内特理论框架中的政治维度不是狭义上的选举或政党政治，而是指权力的运用，包括权力的分配方式、权力建构的场域、权力涉及的社会机制等，诚如伊格尔顿所言“(政治)是指我们组织社会生活的方式，以及它所包括的力量对比关系。”［8］(P174)本内特对政治维度的坚守在于将文化研究与权力分析结合起来，透过形形色色的文化表象，透视这些文化符号隐匿的权力纠葛，反思人类社会关系构建和社会生活组织的方式。自20世纪末开始，一股发端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而波及全球的新自由主义成为各国的主导理念，新自由主义在刺激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对社会文化生活领域产生了巨大影响:一方面，个体自由和个人主义成为民众的强烈共识;另一方面，经济利益成为社会的最高行为准则，社会成员贫富差距拉大，社会矛盾日益尖锐。而本内特的治理性文化观则通过发挥文化的教育、美学和自我管理功能，努力缓和矛盾，提升个体素质，努力解答那些经济无力解决的复杂问题。这并不是说，本内特的文化观又退回到了伯明翰文化研究所推翻的利维斯主义的老路上，不可否认，本内特文化观的最终目的与利维斯是相同的，但两者实现目标的路径却截然相反:利维斯强调的是个体化的精英意识，而本内特强调的是国家政府的整体运转机制;利维斯是对19世纪英国文化—文明传统的回应和对贵族文化的极端袒护，而本内特则通过对文化研究传统的继承与深化，努力厘清文化背后的各种权利纠葛。可以说，本内特的文化观是在新自由主义社会语境中对文化属性的新阐释，是在传统文化观基础上的突破与创新。第二，治理性文化观为文化研究学术传统开拓了新的研究范式。兴起于20世纪中叶的英国文化研究，在经历了80年代的兴盛和学术领地的全球性扩张之后，却因为纠结于文化主义与结构主义的范式之争而一度陷于僵滞。所谓文化主义，是指由威廉斯、霍加特等本土理论家开创的文化研究范式，强调文化的整体性和经验性;结构主义则是指受阿尔都塞影响而构建的文化研究范式，强调结构分析与文化解码。在文化主义范式看来，文化是被统治阶级利益与愿望的真实表达，而对结构主义范式而言，文化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支配着人们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文化主义与结构主义非此即彼的尖锐对立使得文化研究难以对当下文化现象中包含的社会冲突展开有效的话语阐释，人们意识到，要解决这个困境，必须超越文化主义与结构主义的二元对立，开辟新的理论视角和理论途径。本内特将文化看作是“两者(即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的一块谈判场所———在那里不同类型的文化———统治的、从属的和对抗的文化和意识形态价值和要素被混合在不同的队列里。”［9］(P431)如此，文化就成为众多力量角逐的场所，它使得对立的利益能够以合法的方式进行协商，从而制造出一个允许不同价值观进行对话、交流、产生共鸣的空间。这个空间既是权力斗争的重要领域，也是政府治理的重要途径。同时，本内特在透析了文化现象背后掩盖着的不同社会阶层的意识形态较量之后，又更加强调了文化的体制结构和制度安排以及对文化的机制考量，他将文化作为治理的工具和对象，将文化政策引入文化研究之中，努力发掘文化机构效用增加的政治理性，从而使文化研究获得了新的问题域和研究范式，使这一传承了几代人的学术研究传统获得了新的生命力。第三，治理性文化观也存在不容忽视的缺陷。受英国经验主义文化传统的影响，本内特的文化理论及实践明显表现出重经验而轻理论的倾向，而在文化经验中，本内特显然站在了实用主义的立场上。无论他担纲澳大利亚文化与媒介政策研究中心的角色，还是他参与联合国经济社会理事会资助的研究项目，本内特都将文化研究与产生直接、实际的效用等同起来，以至于对他而言，真理即是能够被文化机构中工作的知识分子直接加以利用的东西，而其它那些可能正确的知识如果无用于或者有碍于实践目标的达成，则会被确定为谬误。对于此，吉姆•麦克盖根在《文化政策研究》这篇文章中就直截了当地进行了批评:本内特的目的在于让一切“变得有用”，从而使“有用的知识”和“作为真理的知识”之间的关系变得暧昧不清，“除非与能够用它做某事的人交流，不然真理是无用的……本内特关于真理的概念也是非常实用主义的。事实上，‘真理’看起来是从事于特定的制度实践的社会行动者(像博物馆馆长)所愿意相信的东西。这样一种真理概念随之产生的逻辑是:一部分相关的并且可能正确的知识，如果它恰好为社会行动者所怀疑，这些社会人拥有将它投入使用的话语权力，那么，为实践的目标，不妨认为它是错误的，相反，他们会去相信它。”［10］(P193)如此一来，知识的评判标准倾斜了，工具价值被重视，而“无目的的合目的性”却被忽略了。这种对于实用价值的片面推崇，不仅会损害学术研究的科学性与客观性，也会导致理论建设的功利性与投机性。这一点是本内特在欧美文化研究领域中遭受非议的根本原因，也是我们在进行文化研究以及政策研究时需要避免的。

本文作者：张朋工作单位：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