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技术论文十篇

治理技术论文篇1

【论文摘要】：高效环保的治虫技术是发挥生物种群间相互制约，相互依存，而达到自然调控的策略措施之一。既有悠久历史，成功经验，又有新科技新发展新成就，更有建设生态城市的新导向。如能在行业内外被关注，进一步推行，必将取得更大成效。

如今，绿色农业的概念被提出来。充分运用先进科学技术、先进工业装备和先进管理经验，以促进农产品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和提高农业综合经济效益的协调统一为目标，以倡导农产品标准化为手段，推动人类社会和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农业发展模式。利用生物、生态和物理机械等治虫技术来防治病虫害，已成为可持续农业的重要手段，也是绿色农业生产工作中病虫害防治的必然选择。高效环保的治虫技术是发挥生物种群间相互制约，相互依存，而达到自然调控的策略措施之一。既有悠久历史，成功经验，又有新科技新发展新成就，更有建设生态城市的新导向。如能在行业内外被关注，进一步推行，必将取得更大成效。

1.生物防治

生物防治的特点是对人畜安全，无污染，不形成抗性。

1.1虫治虫

以虫治虫利用天敌昆虫防治害虫称为以虫治虫，其中包括益螨的利用。利用天敌昆虫是生物防治应用最广、最多的方法。按天敌昆虫取食的方式可以分为两大类：

⑴捕食性天敌：捕食性天敌种类很多，其中效果较好。常利用的有瓢虫、草蛉、食蚜蝇、食虫虻、以及捕食螨类等，这类天敌一般食虫量大，在其生长发育过程中，必须吃掉几个、几十个甚至几百个虫体才能完成发育。因此，在自然界控制害虫的猖獗作用十分明显。

⑵寄生性天敌：这类天敌寄生于害虫体内，以其体液和内部器官为食，使害虫死亡，主要包括寄生蜂和寄生蝇。

1.2生物农药防治

生物农药是指利用生物活体或其代谢产物，以及通过仿生合成具有特异作用的农药制剂，是今后农药产业中的朝阳产业。生物农药包括：微生物农药、农用抗生素、植物源农药、动物源农药和新型生物农药等几大类。

⑴物农药：指利用具有繁殖能力的活体微生物或活体微生物的代谢产物制成的真菌制剂、细菌制剂、病毒制剂、昆虫病原线虫、昆虫病原立克次体等。

⑵抗生素：如春雷霉素、农抗120、中生菌素、浏阳霉素、链霉素等，已经广泛应用的产品有防治水稻纹枯病的井冈霉素，高效、广谱的杀虫、杀螨剂阿维菌素等。

⑶物源农药：植物性药物源有鱼藤、烟草、除虫菊、鸡血藤、雷公藤、苦树皮、黄杜鹃、百部、艾、穰、蒜、葱、韮、、牡菊、苍耳、芫花、巴豆、苦参、附子、茶叶等。随着人们对生态环境的重视，植物源农药的开发也成了时尚，是绿色生物农药的首选。

⑷物源农药：指动物体的代谢物或其体内所含有的具有特殊功能的生物活性物质，主要包括动物毒素如蜘蛛毒素、黄蜂毒素、沙蚕毒素等，以及调节昆虫的各种生理过程的昆虫激素、昆虫信息素如棉铃虫性诱剂、甘蔗条螟性诱剂及天敌动物农药等。

⑸新型生物农药--转基因农药：指利用转基因技术培育的抗病、虫、草转基因作物。

2.生态控制

病害虫的生态控制，是指通过栽培、管理措施，创造有利于农作物生长发育，而不利于病害虫繁殖、蔓延的环境条件，从而达到避免或控制病虫害的目的。

⑴适时播种：病虫害的发生与危害都有一定的最适时期和环境条件，在不影响作物生长发育的前提下，适当改变播种期，可避开病虫害侵染和为害的最适时期，从而减轻病虫危害。

⑵合理布局及轮作：合理品种布局可以限制病虫害的蔓延与扩散、推迟或减轻病虫危害。轮作不仅有利于作物的生长，而且可以减少土壤里的病源积累和单食寡食性害虫食源，特别是水旱轮作效果显著。

⑶抑病士利用：对许多病害的研究表明，抑菌土在自然界普遍存在，开发利用抑菌土是病害。

⑷生物多样性控制病虫害：栽培品种的多样化，能发挥天然防护壁垒的重大作用，不仅节省了土地，而且也牡绝了害虫与传染病的大规模侵袭，使农作物免遭灭顶之灾。

⑸稻鸭共育（共作）技术：稻鸭共育是利用鸭在稻田中不断觅食活动，起到捕虫、吃(踩)草、耕耘且刺激水稻健壮生育等多功能效果。

3.物理机械防治

⑴物理机械：常用的是人工用简单机械如竹竿、扫把、网兜等，利用害虫的假死性、群集性等习性来消灭害虫。

⑵套袋栽培：套袋蔬菜无病虫为害、无农药污染，品种优良，产量高，效益好，如果品、黄瓜套袋，可直接阻隔病虫为害，有利于维生素C的形成，保鲜期长，耐储藏，且增产10％以上。

⑶诱杀技术：主要利用害虫的趋性将害虫诱到一处，集中杀灭。

⑷覆盖防虫网、薄膜等直接阻止害虫为害：覆盖塑料薄膜、遮阳网、防虫网，进行避雨、遮荫、防虫隔离栽培，减轻病虫害的发生。蔬菜覆盖防虫网后，基本上能免除菜青虫、小菜蛾、甘蓝夜蛾、甜菜夜蛾、斜纹夜蛾、棉铃虫、豆野螟、瓜绢螟、黄曲条跳甲、猿叶虫、二十八星瓢虫、蚜虫、美洲斑潜蝇等多种害虫的为害，控制由于害虫的传播而导致的病毒病的发生，还可保护天敌。

⑸人工防治：人工防治是最古老、沿续至今仍在采用的有效病虫害防治办法，是一种省工、省钱、无污染、切实可行的途径，包括人工捕捉、摘除病虫枝及清扫田园枯枝烂叶等项措施，以压低病虫害发生基数。

4.结束语

发展绿色农业可以保障农业生产能力、保障食物安全、缓解生态恶化、缓解就业压力、提高农产品国际竞争力、提高农民收入，是当前形势下的中国农业现代化进程的可行之策。随着人们对化学农药弊端和发展可持续农业重要性的进一步认识，改善生态环境，提高环境质量，促进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使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均有符合人们要求的标准，推广和加强有害生物无污染治虫技术势在必行。"绿色农业"，随着时间的推移，空间的扩展，科学技术的发展，将赋予新的更加丰富的内涵！

参考文献

[1]王爱军,袁丛英.绿色生物农药研究现状及发展，河北化工，2006.

[2]刚毅.生物农药研究进展，邵阳学院学报(自然科学)，20O3.

[3]世平,产祝龙.诱导抗性在果蔬采后病害防治中的研究与应用，植物病理学报，2004.

[4]刘雄.应重视农业防治在农业生产上的重要作用，农村实用技术与信息，2006.

治理技术论文篇2

1.1运河治理河道疏浚工程

1.1.1前期工作

①供配电。根据工期及工程施工特点，确定单泵疏浚工程量，再据此安排需要水下泥浆泵和接力泵的数量，从而确定所需电源总容量。再根据落实可利用的电源，确定需新增的变压器容量和位置。

②排泥场设置。根据图纸落实排泥场位置，按排泥场的性质（筑堰、填塘、抬田）确定排泥场容量，排泥场容量不小于疏浚土方量的1.1倍。

1.1.2施工测量放样河道疏浚前，根据施工图进行实地放样，放样的精度应满足规范要求，对河道中心线、底角线、3.0高程线，桩号起讫点等应设立清晰的标志。施工前对勘测单位提供的测量控制点、水准点及河道断面土方量进行复核，补全丢失的控制点和水准点。疏浚设计位置应以明确标志显示，每300m设置一观测水尺，施工过程中经常校测指示尺，及时调整疏浚深度，使疏浚后的河底高程符合设计要求。

1.1.3排泥管线布设排泥管线应平坦顺直，弯度尽量平缓，避免急弯。出泥管口伸出围堰坡脚以外的长度不宜小于5m，并应高出排泥面0.5m以上。

1.1.4施工作业面划分将立新河每25m全断面划分为一个作业面，每200m划分为一作业段；将如海运河单面每25m全断面划分为一个作业面，每200m划分为一作业段。

1.1.5合理布泵疏浚中标单位施工作业组按照断面施工图纸、施工段土质情况、机械性能合理布设疏浚冲挖点。疏浚时勤检测、勤移泵，每施工段结束后要及时检测，不合格的及时返工，做到施工一段合格一段。疏浚时按检测要求严格控制超深、超宽，不影响岸坡的稳定。吹填土进入积土区后，同样需要勤移管，调整出土位置。积土区顶面高程允许偏差±50cm，顶面平整度10m×10m范围内落差≤50cm，积土区顶面不能出现明显的坑塘和倾斜现象。

1.1.6施工单位自检河道疏浚成型后，对河槽中心线、河底高程、横向浅埂长度、纵向浅埂长度、挖槽单侧超宽、河坡超欠面积比等进行检测，检测结果应符合设计、《疏浚工程施工技术规范》（SL17）和江苏省地方标准《水利工程施工质量检验与评定标准》要求。横断面每25m检测1个断面，纵断面一般在河槽中心线位置检测，河槽较宽时应在中心线两侧1/4河宽处加测。横断面边坡及河底两侧1/4范围测点间距应不大于2m，河底其他范围测点间距应不大于5m，纵断面测点间距应不大于5m。发现欠挖点时，应分别在纵向、横向加密测量。

1.2运河治理抛石护岸工程

1.2.1石料质量控制石料采购中，特别需强调石料的质量和数量。

（1）石料质量：石料应无风化石、水解石，无泥块，块石含泥量不大于10%，块石密度<2.4t/m3。试验需进行第三方检测。

（2）石料粒径10~30cm，超逊径块石<10%。

（3）石料采用已考察过的山场及认定的石料品种。中标单位要派员在供货地点检查质量、监磅数量，在源头上控制石料的质量和数量，保证不合格的石料不上车装船，过磅单随船带至工地查验。

1.2.2石料运输

（1）石料运输船只必须有相关的手续。

（2）石料运输船主必须服从施工单位的调遣及管理，承担安全责任。

（3）石料运输船到工后，须听从施工单位的安排，停靠在施工单位预先划分的停泊区内。

1.2.3石料验收

（1）施工单位对到港船只的石料先组织验收，验收合格再报监理、业主进行验收。验收组由施工、监理、业主、船主代表4人组成。

（2）验收的内容检查石质（无风化石，水解石，测量块石料径），丈量船只载石重载水线及压仓水线。运石船经验收合格后，在停泊区等候调遣至抛区。石料抛完后，四方代表再登船验收空载水线，计算载石量，共同确认签字。

（3）抛石测量放样施工单位对施工抛区按设计图纸进行测量放样，确定抛石区域的纵横控制线。按抛石船的作业范围及设计确定和划分小抛区，计算各小抛区的设计抛石量。每个单位工程分如海河、立新河分别向监理报审测量放样资料，内容包括：抛区的布置，抛石外缘线的控制方法，仪器的架设及抛区尺寸的量取方法，抛石船、运石船的布设位置，抛石船、运石船与抛区的相对位置控制等。测量放样资料报审经监理审查认可后方可进行块石投抛。

（4）石料投抛抛石船、运输船根据测量放样成果即可开船进行石料投抛，石料投抛的顺序为先深后浅，先河底后河坡。

（5）石料投抛时注意

①按运石船提供的单吊网兜吨位，确定小抛区投抛的网兜数量。

②按每个小抛区的网兜数量，确定网兜在小抛区布设。

③抛石过程中适当考虑坡面石料下滑因素以及抛石的离散因素。

④每条运石船抛完经空载线验收确定后重新计算小抛区的实际抛石量，小抛区的抛石量控制在95%~105%之间，若小于95%必须补抛。

⑤抛石过程中，及时检测抛石覆盖情况，抛区间应不留空档，抛石厚度达到设计厚度。

⑥水上部分需进行人工整坡，做到石料与土坡“顺、齐、空”。顺：抛石与土坡顺接；齐：抛石顶角线、高程线走向一致；空：抛石与填土间密实，土工布与土之间填实。

⑦土工布铺设。按设计要求，高程1.20m以上坡面应铺设土工布。a.土工布的质量必须符合设计要求，有出厂合格证及相关技术参数的证明资料并取样复试；b.土工布应铺设固定后方可抛石；c.土工布间搭接长度应符合要求，填土部位的土工布应理顺、贴合，防止漏土。

2运河治理采取的措施

“百年大计，质量第一”，这是我们做好工程质量管理工作的核心。在项目管理特别是质量管理方面，建设单位是主心骨、负总责。为确保工程质量，工程建设处专门设立了质检科，从事质量检查工作，并协助质量监督工作。质检科由具有丰富施工经验的人员组成，并专门配备了断面测绳、水深吊绳、水准仪、超声波测深仪等测量设备。质检科质量检查人员每天在施工现场巡视，及时抽查施工作业组的施工质量，指导他们根据当地的土质条件、当时的水深、机泵性能适时调整施工方法，以提高工程施工质量和工效。在河下疏浚土方时，施工技术规范中明确提出了河道疏浚的标准和质量控制要求以及配积土围堰的构筑及维护、单泵出土量估算、超深超宽的允许偏差值等技术要素。在施工期间，工程建设处要求施工单位按照勘测单位提供的河中心偏心距，先在河面上测放5条控制线：1条河道中心线，2条河底角线，2条高程为3.0m的河口线。施工作业人员依据这5条线设点布泵，逐渐推进，确保疏浚土方在河床设计断面范围内。疏浚施工过程中，机泵作业人员必须逐点检测疏浚深度，这是质量控制的基础。单泵完成连续单边长度大于50m后，作业组先进行自检，自检合格后报施工项目部复检，项目部每25m（随机抽样）复检合格后，作业组方可移泵至下一作业区。本作业区未经验收合格，不得进行下一个作业区的施工。施工项目部对全断面连续合格长度大于200m的河段，报监理及业主进行断面检测。工段完工后，施工项目部每25m选择断面须系统检测合格后，报建设单位及监理进行工段完工检测验收。检测验收时，随机抽测河床断面，横向测点间距2m，同时利用测深仪纵向检测河下深度。这样，可在水下形成纵、横双向检测网格，确保疏浚达到标准。在抛石工程施工技术规范中明确提出了抛石工程的标准和质量控制要求以及石料的质量、小抛区划分放样、石料抛投方法及量的允许偏差值等技术要素。在施工过程中，水下抛石是以石料的质量和到工数量为主导的，关键是要把好石料质量和数量关。在这方面应重点做好以下两项工作：首先，要求施工单位组织石料采购组常驻采石场，现场检查石料质量，对不合质量要求的石料一律拒绝装载上船，把好石料源头关；同时，工程建设处和监理单位派员去山场对石料质量进行现场检查。其次，抓好到工石料验收关。运石船只到工后，停泊在指定的停泊区内，石料先由施工单位自验合格，再向监理和业主报验。监理和业主接到报验通知后，组织专门人员上船验收石料的石质和含泥量，测量石料粒径，丈量船只载石数量。石料验收时，由施工单位、运石船主、业主代表、监理四方人员一同进行，做到公平、公正、公开。在石料投抛施工中，严格控制抛石位置和抛石均匀度，使抛石量和抛石厚度符合设计要求。总之，要通过控源头、抓现场等方法严格控制石料的质量和数量，确保抛石工程的施工质量。

3结论

治理技术论文篇3

一、民族科技文化的内涵

从民族文化的范畴来说，民族科技文化属于民族文化研究的一部分，当然也包括文化研究的一般的三个方面。对其内涵的界定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进行。从广义上来说，它是指由一个民族的全体成员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共同创造并赖以生存的一切文明成果的总和。这一成果包括物质方面的、精神方面的和介于两者之间的制度方面的成果。从狭义上来说，民族文化专指民族的精神创造，它着重人的心态部分。从科技文化的范畴来说，民族科技文化强调的是科技文化的民族性。每一个民族由于其生活的环境不同，不同的地理、气候条件以及历史文化背景等使各个民族间拥有不同的文化载体。民族的科技文化是各个民族创造和发展起来的具有本民族特点的文化，它们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但每一个民族都为丰富祖国文化的宝库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二、政治理论创新的内涵

创新是人类非常重要的一种实践活动。政治理论创新是人类创新活动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命题。政治理论创新，是指在政治实践活动中，对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做出新的理性分析和理论解答，对政治主、客体及其实践活动过程的本质、规律和发展变化的趋势做出新的揭示和预见，对以往政治实践经验和现实实践经验做出新的理性升华。政治理论创新和民族科技文化有着辩证的关系。

三、民族科技文化与政治理论创新的关系

政治理论作为思想意识形态范畴的重要概念之一，其发展和创新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民族科技文化是其中一个不可或缺的思想渊源。根据事物是普遍联系的理论，民族科技文化的发展也不是一个完全独立的过程，其发展受到政治、经济、社会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1. 民族科技文化为政治理论创新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基础

政治理论的创新作为社会意识，它与特定时代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民族文化环境紧密联系在一起。政治理论的创新就是在吸纳历史上的优秀政治理论，吸收当前社会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其他先进文化成果，对它们进行去粗取精的筛选的基础上实现的，而民族科技文化作为生产力发展水平中最重要的因素――科技发展水平的直接反映，其内容将直接反映在一个民族的政治理论之中。因此，民族科技文化理所当然成为政治理论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它的内容直接影响到政治理论的创新，是一个民族对政治理论进行创新的最重要素材之一。

2. 民族科技文化为政治理论创新提供了物质和技术支持

民族科技文化中的科技因素决定了其巨大的物质作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理论，决定了民族科技文化是第一文化。科技文化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创造了丰富的物质财富，为政治文明建设提供了物质条件，也为政治理论创新提供了物质条件。在新的科技革命浪潮的冲击下，新的科学理论、新的技术不断涌现，尤其是计算机技术、光缆技术、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为政治理论的创新提供了技术支持，拓展了创新渠道。先进的科学技术可以为政治理论创新提供自由、民主、开放的交流环境。

3. 现有的政治理论成果正在推动着民族科技文化的发展

在政治理论创新的过程中形成了许多有利于民族科技文化发展的理论成果，如科教兴国理论、人才强国战略、科学发展观等。这些理论正在深刻影响着民族科技文化的建设和发展。

治理技术论文篇4

[关键词]科学技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经济发展

[中图分类号]B03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3）10 — 0009 — 02

自近代科技革命以来，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重大的变化，科技已经影响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随着科学技术对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渗透，不断改变着社会主义上层建筑领域的面貌，对于科学技术和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是当代意识形态理论领域争论的一个重要问题。

对于科学技术和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在西方争论基本上分为两种对立的观点，即科学技术的“对立论”“等同论”。“对立论”观点认为二者性质不同，形态各异，功能相反，是绝对对立的。“等同论”认为资本主义的科学技术已经取代了传统意识形态的作用，成为一种新意识形态，并提出了“新意识形态理论”。然而，马克思主义对科学技术的功能的分析向来都是辩证的，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技术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历史的有力杠杆”，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 〔1〕马克思经典著作中对科技的评价和描述可以说成科学技术和意识形态是一种关系论，马克思主义认为，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是有区别的，是不能等同的，同时，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是有联系的，不是对立的。这是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过程中应该一直坚持的，不能忽略科学技术的作用，但是绝不能把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等同起来，认为科学技术已然成为新的意识形态。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因为它一方面涉及如何看待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的问题，另一方面又涉及到意识形态的合理性问题。因此，正确把握两者关系，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必须要明确科学技术的发展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关系

（一）科学技术和意识形态的关系

现代科技通过控制和满足人们的需要进而支配人们的意识和行为，并为政治合理化提供依据，发挥着意识形态的作用和功能，成为新的统治形式。然而，科技虽然更多地承担起了影响社会和人文发展的角色，但它并不能回答和解释许多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科学技术不能成为与意识形态等同的意识形态。首先，二者的所反映的对象不同，科学技术反应的是自然界的的各种关系，而意识形态反映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第二，二者的属性和功能不同。马克思认为，科学技术属于知识形态的生产力，是构成生产力的重要因素，意识形态则是一个上层建筑的范畴，它是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以及竖立在这一基础上的法律和政治的上层建筑而形成的，代表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取向和观念的总和，其特征是自觉或不自觉的用幻想的联系来取代并掩盖现实的联系。郑永廷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研究》一书指出：“意识形态是一种自觉地反映一定社会集团（在阶级社会就是阶级）经济政治利益的系统化、理论化的思想观念体系，是一定社会集团、阶级的政治理想、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的思想基础。”〔2〕第三，二者的任务不同。科学的任务在于揭示事物的本来面目，进行实施判断。而意识形态是为人类思想和行动定向的价值体系，它引导人们在科学认识的基础上进一步辨别善恶和美丑，提供人类活动的价值规范，也提供人类追求的价值目标。

按照马克思主义对立统一的观点，事物之间不仅是有区别的，也是有联系的。科学技术和意识形态也是一种对立统一的关系。郑永廷在《论科学技术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互动共进》〔3〕一文中指出科学技术对意识形态的重要作用中指出：首先，科学技术的发展促进意识形态的变革，丰富意识形态的内容。其次，科学技术的发展强化了意识形态功能：维护政治制度，服务政治需要。再次，科学技术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力量，一个国家的重要事业，他的发展和取得的成就本身具有扩大政治影响的作用。意识形态对科学技术具有重要的反作用，政治作用作为意识形态的最重要的意识形式，对科学技术的发展既有保证也只制约，“也就是说，进步的、民主的政治能促进科学技术的繁荣，而落后的、专制的政治则阻碍科学技术的发展。”〔4〕

（二）.科学技术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关系

我国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意识形态，它坚持了科学性与价值性的统一，是科学的意识形态，是富有生命力的精神文化。在它的指导下我国在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成就。但是，我国的科学技术，由于历史的原因，同发达国家相比总体上是落后的，科技水平不高，科技实力和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能力不强。二者关系上处于不平衡的地位，科学技术对意识形态的推动作用不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科学技术的指引作用也不强， “对科学技术作为动力推进意识形态发展的作用也重视不够，对科学技术强化意识形态功能亦缺乏研究，”〔5〕这对于我国而言，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尤其是科学技术竞争和意识形态的冲击中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随着经济的发展必然会引进大量的先进的科学技术，任何一种科学技术成果都不仅仅是一种纯技术那么简单，它一定连带着价值观念、道德观念和文化背景与之相随。我们不可能完全同时引进西方国家的价值观与道德观，只能根据我国价值观与道德观的要求对引进的科学技术加以改进和应用。所以，我国在现代化进程中，既要引进科学技术与外资，又要抵制与之相伴随的西方价值观和思想文化，并根据我国社会发展需要，对外来的科学技术进行消化。科学技术尤其是高科技对世界政治局势稳定性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双重性。充分的利用科学技术不仅能够推动经济的发展，同时能够发展国防，维护政治的稳定。科技的发展使国力增强，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国家在世界上的政治地位也会不断上升。但是，这绝不是说科学技术本身成为一种意识形态，资本主义国家把科技上升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是为了解决严重的社会危机而寻找的一条道路，这种科技意识形态具有明显的局限性：科学认识不能代替人文认识，科技理性不能代替价值理性，技术解决不能代替政治解决，自然矛盾不能代替社会矛盾。所以一定要认清科学技术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对立统一的关系，这是我们认清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价值功能，加快实施科技创新战略的前提。

二、正确把握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化问题，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合理的发挥科学技术的正面效应

法兰克福学派看来，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不仅仅是一种直接的生产力，更重要的是它日益成为社会的意识形态。这一观点片面的强调了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功能，把科学技术和意识形态简单的等同起来了，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也是有害的。西方学者关于科学技术是意识形态的论断，虽然极端地夸大了科学技术和意识形态的联系，但是却给了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就是要重视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的研究，除了积极的社会功能还要研究其消极的社会功能，除了科学技术的经济功能还要研究其社会功能、政治功能。

科学技术的发展虽然对我们的生活各个领域作用越来越大，但是也不可否认当今的能源危机，环境危机，人口危机等问题也是和科学技术或多或少的有关系。怎样在发挥科学技术的正面效能的同时抑制其负面效应，是一个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是一个急需解决而又相当棘手的问题，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过程中，由于片调强调经济发展的速度，已经造成了一些难以弥补的损失。正确处理好科学技术在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作用，是直接关系到我们的和谐社会建设成败的重要问题，应该得到足够的重视。

科学技术的发展对国际政治关系及政治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一是科学技术的发展是发达国家凭借科技经济优势与发展中国家差距日益拉大，加深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矛盾对立。二是科技的发展也为发展中国家赶上并超过发达国家提供了机会，这就会导致国际政治经济力量的变化，形成政治多极化格局。所以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上，我们必须坚持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大力发展科技，才能促进经济的高速稳定发展，才能保证政治的稳定，才能不断的提高自身的国际地位。科学技术在各个领域的渗透是指被各个领域所使用，具有意识形态的功能，或者说是被意识形态化了，但其本身绝不能称之为意识形态。

三、正确应对科学技术发展对我国意识形态的挑战

科技的发展某种程度上缩小了国与国之间的距离，同时带来了经济全球化脚步的加速发展，全球化的背景下如何处理科学技术发展与意识形态关系显得尤为重要。

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意识形态趋同论、终结论其要害无非是要否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否定世界范围的民族文化多样性。这些理论不符合世界的发展趋势，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浪潮中也是站不住脚的。不可否认经济全球化，导致各国之间的交往日益密切，形成一些经济共同体，制定一些共同的经济条约，但是这只是谋求自身经济利益发展的需要，是互惠互利的产物，这并不能代表政治的一体化，不能代表意识形态一元论的成立。而且，随着全球化的发展，政治经济多极化的出现更是对意识形态一元论的有力反驳，所以我们在建设和完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过程中必须抵制这种思想的侵蚀，维护政治的稳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论。

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我国面临着经济和意识形态发展的双重挑战。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扩张，跨国公司的建立，核心科技的加强等都对我国民族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同时，西方国家和平演变，思想渗透，推行其所谓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需要我们保持高度警惕。全球化的过程中，我国也面临着与发达国家差距扩大和文化冲突的复杂局面。所以我们要扩大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以和平的方式与资本主义并存竞争，积极的去应对意识形态的挑战。

科学技术发展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关系，是我国社会生活中一个突出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全面研究、正确处理科学技术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关系，对于推进我国科学技术发展，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有效发挥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的作用，具有十分重要而深远的意义。在文化激荡，意识形态多元化的环境中，我们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正确的认识和处理好科学技术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与时俱进的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增强民族凝聚力。

〔参 考 文 献〕

〔1〕侯惠勤.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论〔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268.

〔2〕郑永廷.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发展研究〔M〕. 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04.

〔3〕郑永廷.论科学技术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互动共进〔J〕.高校理论战线，2012：12-13.

治理技术论文篇5

当代信息技术造就了我们今天的时代特征,无疑也包括社会的政治特征,由此向我们提出了一系列政治哲学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可以极大地丰富作为技术哲学的当代形态——信息技术哲学——的内容。

一、信息技术的政治功能

信息技术无疑是影响当代社会最全面最深刻的技术,它对我们的政治生活也产生了诸多的影响,以至于出现了“信息政治”、“网络政治”等等现象,甚至走向“政治信息主义”:将当代信息技术在政治活动中的重要性提高到决定性的地位,使得信息工具成为政治生活方式的最重要影响因素,以至于信息技术可以决定政治制度的性质和选择。

这种视角扩展到一般的层面,就是关于媒介技术的政治功能的理论,其中以传媒理论家英尼斯的理论最具代表性,他认为,传播系统在实践和空间上的结构(或“偏向”)关系构成了社会机构的基础。他将传播和社会控制分为两种基本类型,一种是空间束缚型(space-binding)媒介,如印刷品和电,它们与跨地域的扩张和控制联系在一起,擅长建立商业主义、帝国,最终发展成为技术专家治国论。另一种是时间束缚型媒介,如手稿、人的讲话,这些媒介相对偏爱关系亲近的团体、形而上学的思考和传统的权威。他认为新电力技术强化了帝国的权力,现代媒介产生了控制巨大空间和庞大人口的潜在力量,媒介技术强国通过传播工业的对外扩张,导致了一个更为极致的文化帝国主义形态。因此,电子媒介的用意并不在于提供娱乐和信息,而是扩大社会组织的规模,由此极大地提高了文化与政治领域集权化和帝国主义的可能性;电子通讯还可能极度扩大现代人的空间偏向,乃至通过电子程度最高的先进文化实现对外层空间的殖民化和政治统治。

另一位着名的传媒思想家麦克卢汉以广播和电视的不同来分析它们所造就的政治人物和政治模式的不同。广播造成的政治模式是可听不可问,而电视则使西方世界的每一种政治制度都在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因为它创造了一种全新风格的国家领导人。这样的领袖与其说是政治家,不如说是部落酋长。卡斯特罗就是这种新型部落酋长的一个很好的例子。他依靠大众参与的电视对话和反馈来统治国家,用电视镜头来管理国家。他给古巴人民直接和亲密卷入集体决策过程的经验。他灵巧地把政治教育、宣传和父辈般的指引结合起来。这是其他国家的部落酋长要学习的模式。新型的媒介风云人物要把受众像衣服一样地穿在身上——在本来的意义和引申意义上说都是如此,就像他穿自己的衣服一样。这样他就成了团体的部落形象。

信息技术能够对政治造成影响,无疑是技术与政治的一般关系所必然体现出来的一个方面,它表明信息技术的状况极大地影响着政治的运行乃至社会的全部状况,或者说信息(传播与处理)方式的任何一次变革都会引起社会的巨大变化;它还表明成功的政治家通常具有善于利用新的信息技术来传播自己的政治理念、树立自己的政治形象、赢得公众的政治支持的能力,并且还要善于根据信息技术的变化来改变自己的政治管理方式,这样,信息技术的变迁通常会带来政治图景的变迁。

二、当代信息技术与政治

世界的新图景

在当今的信息技术时代,“电视也好,广播也好,书籍也好——过去的媒介没有一个能够像因特网一样提供类似的一揽子机会和冲击力。由于因特网上的地球村本来就是一种治国机制,所以“信息的撒播正在创造一个新的权力结构:‘处处是中心,无处是边缘’”,即网络时代对政府的权力集中构成强大的挑战,凡此种种,都表明了当代信息技术正在给我们的政治世界带来前所未有的巨大改变。

具体来说,信息技术所造成的主要的“决定性”的政治变化,一是新的阶级的形成,二是新的自由和平等、民主的前景,三是国际政治的新格局,四是政治管理模式的改变。

阶级问题历来是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虽然阶级由经济问题产生,但集中表现在政治对抗上。社会中阶级的属性及其对抗形式的变化,乃是政治内容的一大变化。政治信息主义者们通常在这个问题上持有明确的主张,那就是阶级结构在信息技术影响下的根本性变化:如果说第二次浪潮给我们创造了一个“无产阶级”,那么我们可以说,第三次浪潮正在产生一个“知识阶级”,它的基础是认识事物,工作时用脑而不是用肌肉。“这个知识阶级拥有系统的信息、想象力,还有生产所必需的其他文化素质。他们拥有生产更多信息的手段;拥有可以说是基本原材料的东西,换句话说,一整套的脑力工具。因此,它是以大大胜过无产阶级的实力而走上谈判桌的。”由此也导致了旧的阶级的功能以及阶级斗争和对抗的消失:“马克思主义理论曾赋予工人阶级以很大希望,对于某些人而言,工人阶级如今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因为媒介而变得毫无政治价值,……工人阶级已变成一群毫无生气的凡夫俗子,普遍受到媒介和通俗文化的操纵。”“当我们与无产阶级道别时,我们也就必须合上有关一个整个政治时期的书,有关辩证法和阶级斗争的书。”

自由、民主和平等通常被视为政治现象中的核心价值和理想追求,在信息技术尤其是网络与计算机的影响下,似乎也在发生着质的改变。一是认为计算机必然造就民主,这就是罗斯扎克所归结的:“信息时代里流传着一个神话,计算机,尤其是个人计算机,将带来民主的复兴”。二是由网络所决定的平等和自由将获得极大的发展。网络环境中所有的网民都可以处在一种自由、平等和直接的交流之中,完全的或部分的匿名也使得言论可以更加自由,“网络环境的信息传播无阻碍状态激励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打破层级界限,追求有效和直接的点对点交往。把互联网看作是一个独立的自由王国,在互联网上人们通过互动可以自由地交流”,于是网络使人们获得政治信息与表达政治意愿的方式更加便捷。“网上论坛”、“网上议会”、“网上法庭”、“网上政府”的出现促进着人们的民主意识、民主观念和民主要求,而不再满足于通过自己的代表来表达意愿并行使权力的方式,而是要求直接参与决策和管理,出现了代议制民主、问接民主向参与式民主、直接民主演变的新动向。由此也导致许多学者和政治家“认为信息技术的推广和网络世界的出现会推动民主化进程,出现更加自由、平等和全民参与公共决策的社会,“网络民主”由此得到了充分的肯定,电子信息技术也给人类带来了一幅十分美好的政治生活图景。

在国际政治方面,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国家之间“信息实力”的较量日趋激烈,几乎所有国家都尽自己的力量来抢夺以信息为依托的权力和财富,并以此来维护由信息技术延伸而来的国家主权、国家地位,以保持国家的发展前景和潜力。尼葛洛庞蒂预言:明天的国境线将不得不与千百万条电子通道以及通过它们传播信息的千百万种方式进行竞争,而不再仅仅是由河流、海洋甚至石墙来分隔。基于电子网络技术的国际政治争夺,还导致所谓“网络外交”的出现,它改变了我们对主权国家的认识,这也就是波斯特所说的:“从某些方面看,因特网从根本上瓦解了民主一国家的区域性:网络空间中的音讯不容易被牛顿式的空间所限制,这使边界变得无效。或者至少是由于全球性的网络所衍生的信息边界问题对传统的地理边界提出了新的挑战,围绕“制信息权”——息主权、信息技术、信息资源、信息安全人才、信息规则——的竞争与争夺也越趋激烈,从而使信息安全上升为国家安全战略的新重心。

在政治管理的模式上,仅从现代媒介的发展看,不同的信息技术造就了不同的政治模式,如广播造成的政治模式是“可听不可问”,不能记录任何相左意见和反对声音,听广播的人就像家中匍匐在父亲脚下的孩子,造成了“举国一家的政治格局”;广播时代也造就了20世纪最强大的四位政治领导人:斯大林、希特勒、丘吉尔和罗斯福。所以麦克卢汉说:“倘若电视出现在电台之前,希特勒这样的人是不会出现的。”而电视时代造就了肯尼迪,“肯尼迪在许多方面是第一位上电视最成功的总统,他继承了罗斯福广播讲话的驱力和热情。当然,不足之处在于,“广播电视只造就领袖和明星,而不是普通的大众成员”。某种意义上,电视政治就更是一种“精英政治”,相比之下,网络政治更容易被视为一种“大众政治”。在这样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政治也在化约为一种媒体效果,“不管谁是政治演员,或他们的取向如何,都通过与利用媒体而存在于权力游戏之中,位于日渐多样化的整个媒体系统里,包括电脑中介的沟通网络。政治必须架构在以电子为基础的媒体语言上,这个事实对政治过程、政治行动者与政治制度的特性、组织和目标都有深刻影响。这在一定意义上就走向了媒介决定政治的格局,进入到所谓“媒体一政治”的时代:政治角色无论作出重大或微小的决定,都不能不把新闻的因素考虑进去,都首先需要媒体理解、接受并且愿意以一种特定的方式向老百姓宣传。

信息技术对于政治的如此重要的影响,被加以“理论自觉”后,就形成了政治上的“媒体决定论”,抑或政治(学)意义上的信息技术决定论,也可称之为技术意义上的政治信息主义,它是一般的信息主义和技术决定论在当代政治活动中的体现,其延伸还产生出“信息霸权主义”、“信息殖民主义”等派生现象,形成技术政治学与信息技术哲学交集地带的新问题。

三、若干政治哲学问题

信息技术影响和改变了政治,同时提出了许多需要我们进一步思考的政治哲学问题:

治理技术论文篇6

关键词：思想政治理论课；多媒体教学；折中主义；向技术学习；用技术学习

中图分类号：G64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749(2010)05-0051-03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05方案”实施五年以来，广大教师积极运用多媒体教学方法，并开发了一批又一批的多媒体课件，提高了教学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增强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但是，多媒体教学的实践远未像理论上探究的那么理想，实施效果也没有理论上所期望得那么好。这些问题的出现，促使我们必须重新审视多媒体课件在教学中的有效应用问题。本文从教育技术学的视角，探讨思想政治理论课多媒体教学的路径和方法。

一、被混淆的边界：思想政治理论课多媒体教学与多媒体课件

从教学论的角度看，多媒体教学是一种教学方法，多媒体课件则是运用教学方法的一种手段。教学方法是为了完成教学任务而采用的办法。它包括教师教的方法和学生学的方法。为了增强教学方法的作用，在运用方法时常结合使用教学手段，教学手段是指为提高教学方法效果而采用的一切器具和设施，或师生教学互相传递信息的工具、媒体或设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必须借助有效的教学手段，才能有效运用教学方法。从教育技术学视角考察，思想政治理论课多媒体教学的效果，与两个因素直接相关一多媒体课件及其应用。前者可以称为“物”的因素，是一种“物化形态的技术”；后者则是“人”的因素，是一种“智能形态的技术”。“物化形态的技术”要求多媒体课件必须兼具多媒体的特点和课件的特性。多媒体的特点主要体现为交互性、集成性、控制性、非线性等；而课件是课程软件的简称，本质上是一种软件，但与课程内容有着直接联系。在当前思想政治理论课多媒体教学实践中，绝大多数多媒体课件并未满足“物化形态的技术”要求，这就直接制约和影响着多媒体教学的效果。“智能形态的技术”，要求使用者必须具有熟练应用“物化形态的技术”的能力。这种能力主要反映在对计算机(硬件)和多媒体课件(软件)的操控方面，即对多媒体课件的运行条件及其运行平台的掌控水平，有不少教师没有很好地掌握这方面的技能。还有一个因素也值得我们注意，有些教师把多媒体教学与其他教学方法对立起来。事实上，日常教学活动往往是组合了多种教学方法才得以开展的。如果教师仅以多媒体教学为惟一追求，排斥其他教学方法，而不是根据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具体教学内容，通过相适应的教学方法和手段，把它们有机地结合起来，其结果是违背了教学的客观规律。

受上述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当前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大多数采用的多媒体课件是PowerPoint文件。是由教师按教材的逻辑框架、思想理论脉络和课堂教学思路自行编制，能够独立地或完整地表述教学内容的计算机软件。这类课件具有制作技术要求不高、设计比较自由、结构相对简单、操作方法容易、制作成本较低等优点，既适应了教材体系逻辑框架下的教学方式，也适用于思想政治理论课内容更新快(内容本身、案例有实效性)的特点及教师对技术掌握的要求。但是，这类课件的局限性也显而易见，尤其是课件与学生之间缺乏交互，而且Powerpoint引用外部文件的能力也比较有限，并缺乏控制。随着现代教育技术的不断探索和深化，越来越多的教师已经认识到：如果接受过计算机应用的训练并能根据多媒体课件特征及考虑教学需要研制多媒体课件，那么对思想政治理论课多媒体教学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如今，如何进一步研制和应用多媒体课件进行课堂教学，已成为许多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

二、技术观的冲突：思想政治理论课“向技术学习”抑或“用技术学习”

在我们探究思想政治理论课多媒体教学的边界被混淆的同时，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需要我们关注，即计算机多媒体作为一种教学技术的设计思想及其支撑理论是什么?从教育技术学的视角，美国著名心理与统计学家拉姆斯丹(Lumsdaine)提出了教育技术的两源论，以后美国教育技术学专家塞特勒(saettler)在1968年的《教学技术史》中也加以强调。他们都认为存在两种意义上的教学技术：一种是物理科学意义上的教学技术，一种是行为科学概念的教学技术。前者是“媒体论”的教学技术，而后者是“过程论”的教学技术。考察多媒体教学的设计思想，与上述两种教学技术观密切相关，我们把它们称之为“向计算机学习”(或称“向技术学习”)的技术观。从计算机应用的对象来看，集中在三个方面：学习计算机(1earn aboutcomputer)，用计算机学习(1earn with computer)，向计算机学习(1earn from computer)。“向技术学习”的技术观主要表现为教育工作者往往将技术视为给学生传递教学的手段。拉姆斯丹将这种观念称为Ⅰ型技术(Technology Type I)，所强调的是技术所起到的教学辅助作用。我们可以把基于计算机的教学归类为Ⅱ型技术，这种技术应用是以软件为基础的，软件的设计体现了科学性的原理。Ⅰ型技术是强化教师所传授的信息，Ⅱ型技术则是根本就把老师给替换掉了。这两种技术的共同特点是，都强调了利用技术传递教学。当代美国知名教育技术专家乔纳森(Jonassen)指出，在传统教学中，技术往往被用作是知识传递的工具。人们通过与技术交互，从技术中接受信息并且尝试去理解这些信息。技术作为信息的载体和学生的导师。学习者是“从技术中学习”。当前思想政治理论课采用的多媒体教学，更多地体现为教师所选择的一种教学的方式、手段和工具；多媒体课件则是部分教学内容的载体。在目前思想政治理论课多媒体教学中，这类课件的设计和应用占有很高的比例，并且是课堂教学的主流。在课堂教学中，技术与媒体常见的作用是辅助教师教学。无疑，设计适当的教学媒体可以提高和促进学习，支持教师的教学。但是，使用的效果主要还是取决于教师。

相对于“向技术学习”侧重于教师的教而言，“用计算机学习”(或称“用技术学习”)则侧重于学生的学。美国著名计算机专家泰勒(Taylor)曾经指出，计算机应用于教育的模式之一是把计算机看作工具(T001)。将计算机用来作为解决问题的一种工具，是学生的学习对象和学习工具。计算机作为学习工具，可以分为效能工具和认知工具两大类。效能工具(productivity tools)重在帮助人们提高工作效率。认知工具(Cognitive tools)也称为智力工具，乔纳森认为，认知工具是指可以帮助学习者发展批判性思维、创造性思维和综合思维能力的软件系统，如数据库、电子

报表、语义网络、专家系统、多媒体建构工具、微世界、动态建模工具、视图化工具和计算机会议系统等。乔纳森从建构主义出发，主张技术不应该被用做被动的学习者运输和传递设计者信息的工具，而应该作为学习者学习的工具，让学生参与有意义的学习，即“用技术学习”。在现阶段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过程中，与“向技术学习”相对应的，是沿袭了多年的教师主导型模式。建构主义主张“用技术学习”，构建以学生为中心的学习型模式，包括WebQuest模式、NTeQ模式、JiTT模式等。这种主张对中小学教育改革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则刚处于研究的起步阶段。现阶段绝大多数关于思想政治理论课多媒体教学及其课件的探索，是以网络课程的形式呈现的，诸如，各高校开发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精品课程的网络版等。教师的授课录像、授课教案等在网上，可供学生异步学习或异地下载。相对于传统课堂教学而言，这些资源成了学生的学习工具，丰富和拓展了学生的学习空间，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学习主体地位。

三、思想政治理论课多媒体教学的技术隐喻

透过教育技术发展史，我们可以发现，教师如何看待技术和媒体在课堂教学中的作用，是与行为主义学习理论、认知学派理论和建构主义理论等对教育教学的关注与直接研究密切相关。这些观点不仅影响着教学过程，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技术和媒体在教学中的应用。主张“向技术学习”的观点，明显受到行为主义和认知主义学习理论的影响；而“用技术学习”的工具观是建构主义的技术应用观。美国教育技术专家斯马尔蒂诺(Smaldino)曾经指出，“在选择和设计教学媒体的时候，对于各种学习理论，教师要站在折中主义的立场，哪种理论有指导意义，就采用哪种理论。”“是人类使用技术和媒体，而不是技术和媒体本身把人机械化。也就是说，重要的不是在教室中摆放了哪些技术设备，而是教师如何指导学生使用这些技术。”斯马尔蒂诺的观点，对于当前以多媒体教学为主要方法和手段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来说，具有重要的启示和意义。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承担着对大学生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任务，是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是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的宣讲者，是大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在教学过程中，教师的主导地位是非常重要的，教师主导作用的发挥必须借助教学技术通过讲授教学内容来体现。因此，如何创新“向技术学习”，是我们首先需要考虑的问题。

治理技术论文篇7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技术；思想政治教育艺术；互联网

中图分类号：G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475（2016）03-0047-02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思想政治教育艺术出现在学术研究领域，学术界开始关注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中的艺术技巧，以及艺术教育作为思想政治教育手段的特殊作用。随着互联网与信息技术在我国逐渐普及，思想政治教育技术也开始进入理论研究的视野。那么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艺术与技术是否存在关联呢？

一、思想政治教育技术与艺术的概念辨析

思想政治教育艺术也被称为方法艺术。目前，思想政治教育艺术的理解有三种不同的主要观点。首先，思想政治教育艺术体现教育活动的创造性。思想政治教育本身是一种具有创造性的社会实践活动，与艺术表征相通。“思想政治教育不仅是一种科学性的活动，也是一种艺术性的活动”， [1]这是对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创造性与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的创新性的生动概括。其次，思想政治教育艺术说明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具有丰富感染力。思想政治教育艺术不是抽象的、呆板的理论，而是具体的、灵活的实践，突出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感染力。另外，思想政治教育艺术表明艺术教育与审美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发挥特殊的作用。艺术形象的感染力能使人们在美的享受中让思想得到升华，人们通过对艺术的追求受到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中“寓教于乐”的体现。[2]总的来看，教育活动与艺术活动都是实践的形式，思想政治教育不能等同于艺术；艺术教育与审美在思想政治教育中也只是一种教育方法，其定位是艺术教育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因此，思想政治教育的艺术应该指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包含的富有创造性、感染力和美感的教育技能、技巧、手段的总和。

相较于思想政治教育艺术，思想政治教育技术的概念并不常见。教育技术这一概念的解读，也包含着两种基本观点：技术化的教育与教育的技术。技术化的教育观点，从总体上强调现代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在教育中得到广泛应用。上世纪90年代，现代化声、光、电技术进入课堂，“电化教育”、“现代远程教育”等新型教育形式中，教育技术都指向外在于教育的技术手段。另一种观点则反对“重技轻教”，即教育技术应该从技术的本质上，不当做外在于教育的工具而是内在于教育的组成部分，包含教育本身的技能与技巧。这种观点认为教育技术是人们为了满足教与学的需要而创造的教育智慧经验、方法技能和工具手段的有机综合体。[3]不难看出，思想政治教育的技术是指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的手段因素，其中主要包括教育活动本身的技能技巧，也强调教育过程中操作、驾驭现代技术所使用的工具技能与技巧。

二、思想政治教育技术与艺术的关系

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技术与艺术概念的辨析不难发现，两者既有共性又相互区别。思想政治教育技术与艺术的共性在于，两者同属思想政治教育实施方法的体系。方法首先地表现为实践活动的中介因素，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是达到教育预期目的的手段、工具、途径，也就是“渡河”的“船”；思想政治教育的艺术与技术同属于教育方法的构成要素，相当于“船身”、“船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艺术与技术都服务于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目的，总是与教育任务联系起来。具体地说，只有成为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一部分才称得上是思想政治教育技术或艺术，例如，在课堂教学中经常使用各种信息技术，但是课堂教学中使用计算机技能代替笔纸制作电子教案称不上思想政治教育技术，而教育内容的多媒体展现则显然属于思想政治教育技术的范围。

思想政治教育技术与艺术的区别存在很多方面。首先，技术较为系统而艺术较为灵活。思想政治教育的技术可以分为教育技术与工具技术，教育技术又可以分为说理教育、实践参与、自我教育等等。思想政治教育的技术多种多样，每一种都不能包打天下、包治百病，各具适用条件、范围，各有优势、局限。思想政治教育艺术则不能简单细分，而是体现为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中的一系列施用原则，如选择时机、把握适度、寻找突破口等等，在具体条件下根据这些原则进行灵活调配。其次，技术更具知识性而艺术更具技巧性。思想政治教育技术是一种程序化总结，便于教育工作者学习掌握、直接运用；而思想政治教育艺术是教育中长期经验的积累，是运用思想政治教育技术的能力，具有很强的个人风格与实践特色。另外，技术与艺术还存在一定的层次性。思想政治教育技术处于教育方法体系的基础层次，是构建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材料；艺术则处于教育方法体系的更高层次上，对教育方法的实施效果、价值做出规定，是构建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指南。

三、思想政治教育技术与艺术结合的历史经验

中国共产党历来在强调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性的同时，注重运用恰当的手段和艺术达到最佳的思想政治教育效果。在长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与实践中，大量历史经验体现着思想政治教育技术与艺术互相适应、互相配合的原理。

中国共产党成立早期，由于客观条件所限，灌输是宣传教育的主要技术，制作宣传口号、宣传印刷品则成为宣传教育工作必须的工具技能。邓小平在旅法期间就曾在机关刊物《赤光》的编辑部担任编辑印刷工作，他精于刻板、油印的技术，书写清晰美观，因此被称作“油印博士”。[4]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宣传斗争中形成的简洁、通俗、不讲空话的语言风格，是与当时的技术手段是适应的，形成了一种灌输的艺术。思想政治教育中技术与艺术相结合的特点，在古田会议决议中得到充分体现。古田会议决议以较大篇幅阐述红军宣传教育的技术方面，包括了宣传队建设、宣传品制作、俱乐部、艺术创作等方方面面，以12点具体要求系统性地部署了宣传教育工作；而在这些技术方面要求中，从始至终贯穿着与灌输技术适应的灌输艺术，如文字简短、形象化、表现情绪。

随着物质条件的改善，思想政治教育的技术手段开始多元化，广播电视等新型媒体在宣传教育中广泛运用，早在《关于目前敌军工作指示（草案）》中提出了运用广播等工具技术来进行宣传的方法，曾亲自撰写新华广播电台的稿件，以广播“对话”的形式促进反动势力的思想转化。在这一时期，思想政治教育逐渐形成了说服、疏导等方法，这些方法给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提出了循循善诱、因势利导、富有耐心等技术技巧，其内涵则体现着选择时机与把握适度的艺术。从客观上讲，思想政治教育离不开现实生活的需要，抓住相应内容的教育，能够提高受教育者的认识；但从主观上讲，促成这种转化需要捕捉教育对象提升精神境界、解决思想问题的愿望，只有适时、适事才能取得很好的效果。这种“时机”从技术角度看似乎是偶然的，但从艺术角度看是必然的。

改革开放以后，新闻广电事业蓬勃发展，我国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大众媒介。这一时期，媒介运用技术成为思想政治教育重要的工具技术。通过广播、电视直播党代会和“两会”等重大政治活动、港澳回归等重大历史事件，组织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等，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娴熟地运用大众媒介技术，同时运用与之相适应的无形教育艺术。无形艺术的特点是化显为隐、化零为整，彻底破除教育工作的形式主义，解除教育活动固定的、显性的形式；同时把多种教育手段协调配合，在“润物细无声”处实现“大融合”。[5]

四、互联网时代思想政治教育技术与艺术有机结合的重要意义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互联网成为人们沟通交流的重要方式与汇集思想的重要场所，信息技术与信息技能也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的热点。当前，在思想政治教育的课堂教学中大规模使用多媒体，或者在第二课堂中普及高校辅导员“微博”，并不是什么难事，反倒是存在着各种单位、群体一窝蜂投入微博、微信设置的趋势。其实许多高校微博、微信，片面注重技术形式，没有发挥贴近生活、贴近实际的“贴心”艺术，没有抓住吸引受教育者注意力、提高受教育者参与度的根本。

参与、互动是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技术的重要方面。互联网已经消融教育场所的时空界限，使得思想政治教育与日常生活融合。网络不仅是工具技术也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在技术，它使受众不仅可以摆脱对媒介的依赖从而主动、自由地从媒介中获取信息，而且可以适时由接受者身份转换为传播者身份，实现受众在传播过程中应有的参与权和话语权。[5]在思想文化汇聚交流中，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不能仅仅依靠媒介的自我净化，也不能进行武断地控制。在这种新的历史条件下，引导净化成为一种新的教育艺术。这种艺术蕴含了较高的信息素养，要求教育工作者对信息需求做出快速反应，及时正本清源；又具备更高的理论水平，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质理解社会热点的发展。引导净化艺术就是信息素养与理论素质的深层融合，引导网络舆论与媒介净化能力。近年来，在城管伤人等网络舆论漩涡中，网民自发形成“一边倒”甚至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过激呼声，而“理中客”的出现用中立、客观的观点与理性的思维适时地引导了网络舆论，是引导净化艺术的生动案例。

参考文献：

[1]曹华岑.运用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加强思想政治工 作[J].上海市委党校学报，1985，（9）.

[2]李康.论教育技术领域的哲学观[J].电化教育研究， 2000，（3）.

[3]留学岁月和“油印博士”[N].人民日报海外版（第6 版），2014-02-21.

治理技术论文篇8

论文摘要：在当今的市场经济环境，企业维持长期竞争优势的惟一方法是不断而卓有成效地进行技术创新，建立自己的核心能力。基于目前国内外学者关于公司治理和技术创新相关性的研究，进行了简单的梳理，并对这些研究进行了简要评述。

    近几年来，我国企业技术创新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但我国企业创新能力离发达国家创新所具有的现代化水平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尤其是企业缺乏一个完整的创新体系，没有建立起一个有效的企业创新系统运行机制，而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关键是软件设施，即企业制度—公司治理机制的建立和完善才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举措。

    根据掌握的文献看，学术界有关从公司治理视角研究企业技术创新尚不多见。对其进行研究散见于各类技术创新和公司治理的研究中，因此，本文先对公司治理内涵进行剖析，然后将公司治理中的因素和企业技术创新相关性进行文献综述。

1公司治理

    “公司治理”最早的概念源于西方。其英文原文(corporate governance)国内也翻译成“法人治理结构”、“公司治理结构”、“公司治理机制”等，也有海外华人译为“公司督导机制”，这些概念的含义并无根本差异，意思是一致的。

    大多数学者认为，公司治理是关于公司所有权(即剩余索取权与控制权)配置的制度性安排。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公司治理首先表现为一系列规定了公司利益相关者的成文或有形的行为规则与程序。decd在《公司治理原则》中指出:“公司治理明确规定了公司的各个参与者的责任和权利分布，诸如董事会、经理层、股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并且清楚地说明了决策公司事务时所应遵循的规则和程序”。这种制度安排规定了股东、董事会和经理层等利益相关者的地位和职能，以及其行使职能的合法途径，包括:董事会必须代表以股东为核心的利益相关者监督经理人员，并负责向股东等利益相关者披露经营状况，经理人员在董事会领导下负责具体经营，不能违背股东利益等。由此可见，公司治理中3个重要的因数是:股东、董事会和经营者。

2公司治理与技术创新关系

    tylecote和conesa从美国、德国、英国和法国的经验数据中发现公司治理对企业技术创新是具有高度的决定性作用，并且指出各国公司治理模式的差异性与部门专业化优势存在很强的相关性。但是tylecote和conesa的研究是基于简单的数据处理和定性分析得到的，这种理论分析远没有形成系统化的方法，存在着大量的问题需要进行后续处理。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人们对美英公司治理模式和德日公司治理模式对于企业经营行为影响的优劣一直争论不休，直到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以及日本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的停滞，似乎表明了英美模式是较优的。我国学者华锦阳(2002)，通过分析公司治理对技术创新产生的各方面影响，指出公司治理作为一种制度框架，对企业的技术活动具有根本性的决定传用。并指出只有对公司治理的重要性有足够认识.并将其变革纳人与技术创新协调进行的轨道，才能推动技术创新，进而推进国企改革进程和企业绩效的提高。而徐金发和刘翌(2002)认为企业治理结构与技术创新密切相关，企业经营者持股水平的提高、具有强烈支持企业创新意愿的机构投资者的引人、董事会规模的缩小、外部董事数量的增加、董事会专业委员会的设立以及董事长与总经理的职责分离都有助于提高企业技术创新水平。

3公司治理因素与技术创新综述

    本文通过公司治理中3个重要因素:股东、董事会和经营者，对技术创新的影响进行简要的综述。

3. 1所有权对技术创新的影响

    (1)所有权属性对技术创新的影响。

    所有权属性是指企业所有者是公有还是私有，目前理论界的普遍接受的观点是私人股相比于国有股更有利于企业技术创新。margolis (1999)通过对美国能源产业r&d投人的研究发现，由于该产业中r&d投资主要来源于政府，造成该产业中技术创新的所有权模糊，以致技术创新投资的长期低回报。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企业私有化更加能够促进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同时可以减少政府对企业的控制权，增加私人股份，对技术创新有促进作用(madden和savage,1999)。因为，私人投资的r&d比政府投资的r&d于企业技术创新的相关性更强(liddle,1997 )。从我国国有企业所有制发展来看，经历了由国家控股的国有制形式到国家和私人集体控股和私人控股的股份制形式。但很多企业的产权还是不明晰，虽然我国政府多年来促进企业技术创新，但收效不大，产权结构的一体化还是重要原因，因为高度集中于政府的所有权形式，使企业自身的创新收益权和创新资源自配权未得到明确界定，导致企业动力的不定(刘三林等，2000和夏冬，2003)。产权优化(包括所有权结构调整)和产权激励是解决国有企业技术创新动力缺乏的重要举措(张旭升，1998和萧延高，2001)。

    (2)股权结构对技术创新的影响。

    股权结构表现为大股东持股水平和经营者持股水平。股东和经营者对企业技术创新收益的关注重点不一样。经营者关注于公司的短期收益，不愿意进行r邑d投人，而股东关注于企业的长期投资收益。因为技术创新的高风险会给经理带来工作的不安全感，经理人的收入与公司业绩密切相关，而这不同于股东，股东可以通过不同的股票组合降低自身承担的风险(baysinger } kosnik和turk) 1995)。根据委托理论，当所有这和经营者利益目标更趋于一致时，管理层会提高对技术创新活动的支持。反之，股东和经营者之间不适当的关系将导致企业短视行为，将对技术创新产生限制作用。大股东可以通过监督经营者的行为，限制管理层牺牲股东利益，谋取自身利益的行为，来增强市场运行的有效性(shlerifer和vishny,1996)。大股东的持股比例对企业技术创新行为有正面影响(hosono, tomiyama和miyagawa, 2004 )。但，在不同的国家影响力并不一样。i,ee和o’neil(2003)通过对美国和日本不同行业(汽车、化工、通信、计算机、电子、制药和能源)公司的研究发现，由于文化和治理模式不同，所有权结构与企业技术性创新之间的关系在美国和日本的公司中有所不同，在美国公司中，股权集中度与研销比正相关，但在日本公司中，股权集中度与研销比没有关系。

3. 2经营者对技术创新的影响

    在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的众多因素中，最高管理层(即经营者)是技术创新强有力的支持中的一个最要的因素(na-kahara,1997)。企业家的具体工具是创新，即他们借以利用变化作为一种新的实业和一项新的服务机会的手段(德鲁克，1989)。但是任何创新活动都是有风险的，在一项有关企业引人新产品的实证研究显示，成功的概念小于20%(crowford,1997)。同时，经营者具有风险偏好性，这对企业技术创新产生着关键的影响作用(daniel, 2000)。如果经营者属于风险厌恶者，则会减少高风险性的技术创新投人( hill和sne11,1988)。在一定条件下，经营者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支持不仅取决于其胆识以及掌握的相关知识，更重要的是取决于对经营者的激励。根据委托理论，经营者与所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越一致，经营者就越有动力为企业长期价值最大化努力工作，从而会提高技术创新的支持力度。因此，对经营者的激励机制势必会影响其技术创新动力和创新能力，进而影响对技术创新类型的选择(杨建君，2007)。设计和实施对经营者的激励机制，促使经营者与所有者的目标尽可能一致是保证经营者努力工作的关键，也是企业治理结构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hoffman和hegarty,1993)。激励经营者可以通过提高经营者持股水平来提高技术创新水平(徐金发、刘翌,2002)o zahra等学者(2000)对中等规模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实证研究发现，经营者的持股比例与企业技术创新显著相关。

    从经营者自身的角度出发，经营者的工作能力会影响其对技术创新类型的选择，经营者杰出的工作能力和对技术创新机会的敏锐嗅觉对企业的产品创新非常重要(夏冬，2003)。经营者的工作态度与产品创新正相关(gary,1998)。

    综上所述，企业家的创新决定是创新动力、创新能力和创新权利的综合反映，而创新能力的发挥又受到创新动力和权力的影响(杨建君，2002)。

3. 3羞事会对技术创新的影响

    (1)董事会规模对技术创新的影响。

    通常情况下，将董事会规模分为小规模和大规模。董事会规模的扩大表现为有不同背景、经历以及专业知识的人士进人董事会(judge et al. , 1992) o董事会规模的大小会对技术创新产生不同的影响，目前理论界有3种观点:①根据理论和组织行为学理论对于一定规模的公司而言，过大的董事会能发挥最大的功效。因为董事会规模的扩大，会使实现企业技术创新所必需的专业技术知识、管理知识以及财务知识等在董事会能不更好地实现互补，有利于在技术创新决策过程中吸收不同的意见，减少企业技术创新风险。② yermack(1996)和zahara(2000)通过实证研究发现:董事会规模与企业技术绩效及创新活动是负相关性。相对于规模较小的董事会来说，规模相对较大的董事会通常是更多样化，更容易发生争论和没有凝聚力，规模相对较小的董事会可能更容易应对飞速变化的环境(lipton和lorsch,1992)。他们还指出董事会通过监控能力发挥作用，随着董事会规模的增大而增大，但由此带来的成本超过了其所带来的收益，比如:缓慢的决策制定速度和对分享风险的偏离。董事会规模的扩大还会使董事会产生搭便车的动机，这种情况在技术创新项目成败对董事实际损益影响并不大的条件下更为明显。董事会规模缩小有利于提高企业技术创新水平(刘翌,2002)。③董事会的规模与技术创新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yermack， 1996)，及当董事会规模扩大时，对技术创新水平不断增加，当董事会达到一定规模后企业技术创新水平最高，随后，随着董事会规模的扩大。企业技术创新呈下降趋势。

    (2)董事会结构对技术创新的影响。

    根据董事会人员是否在企业任职的情况，董事会结构分为内部董事与外部董事。内部的董事是指在企业内担任一定职位的董事。外部董事是指不在企业任职的董事，他们与公司无潜在的利益冲突，也成为独立董事.2001年，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的通知，通知规定上市公司在2002年6月30日前，董事会成员中应当至少包括2名独立董事;在2003年6月30前，上市公司董事会成员中应当至少包括三分之一独立董事。至此，我国上市公司正式引人独立董事制度。外部董事数量的增加，董事会专业委员会的设立有利于提高企业技术水平(刘翌,2000)o john &.zahra(1991)认为，企业总是在不确定的环境中运营，通过引人与外部环境相联系的董事，企业可以有效地处理这种不确定性，帮助公司在很大程度上化解面临的各种危机，增加企业组织的生存可能性，配置更多的资源于创新活动和创造有利于技术创新的社会关系。

    (3)两职合一对技术创新的影响。

    领导权结构指的是董事和总经理的两职合一的问题。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是现代企业制度的特点。wright etal. (1996)认为，问题的存在导致经营者主要关心个人财富、职位安全、权力威望以及个人效用最大化，因而会严重影响和削弱他们对创新的追求。董事和经营者的目标不一致，就会导致公司在重大决策时产生利益冲突(morris,1964)。如果通过对经营者实行股权、股票期权以及其他与当期业绩挂钩的激励机制安排可以使经营者与所有者的利益保持一致，可有效提高经营者对技术创新的支持力度(jensen and meckling,1976)。如果总经理担任董事长，他对技术创新的态度直接影响企业技术创新项目的选择(杨建君，2002)。所以董事长与总经理的两职合一有助于企业技术创新和经营绩效的提高(zahara et al. ,2000)。

4简要评述

治理技术论文篇9

【关键词】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 视频技术 应用

【中图分类号】 G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0450-9889（2015）05C-0189-02

在高等职业教育体系中，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也是推动高职学生思想政治素养、思想道德品质和职业道德素养的重要手段，在高职学生培养过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近年来，随着现代教育技术发展和高等职业教育改革的不断推进，越来越多的新理念、新技术和新方法在高职思政理论课中有着广泛的应用，其中视频技术则是代表性的教学技术手段之一。视频技术是现代多媒体技术与高职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有机融合，其在教学实践中的应用深深契合了高职学生的发展现状与认知规律，对于提升高职思政教学效能、占领高职思想阵地具有十分重要作用。

一、教学导入：激发学生积极性和主动性，营造良好氛围

在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过程中，课堂教学导入是整个教学过程的“龙头”，教学导入的效果直接影响到了后续的教学效能，传统的理论课程教学由于较为枯燥、单调而被视频教学手段所替代。在视频技术的应用过程中，教师可以对相关视频资料进行综合处理、剪辑，进而点燃学生对于理论课学习的激情，营造一个良好的教学氛围。以思想概论第六章“社会主义建设思想”章节教学为例，其教学过程如下：

首先，教师将本章节理论讲述有关的视频资料进行了剪辑组合，将《历史告诉未来》《大国崛起》《邓小平》《改革开放三十年》等历史文献纪录片中的内容进行全面整合，进而形成了一个10分钟的视频资料。在教学之初，教师将这一精心制作的视频资料呈现在学生的面前，进而激发起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学习氛围也逐渐浓郁了起来。

然后，当教师已经初步完成兴趣激发、教学氛围营造和教学铺垫之后，可以充分围绕着视频资料作“文章”，引导学生进行分小组讨论活动，而后每一个小组派出代表就观看视频后的感悟、想法进行分享。在这一过程中，教师可以不失时机将学生思路引向课堂教学的内容，以提升课堂导入效果。

最后，教师根据视频资料播放的效果、学生分组讨论的汇报结果进行最后的点题，并且结合后续教学内容展开理论内容讲述的导入活动。

二、知识传授：解决教学难点与重点，提升教学效能

在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过程中，由于受到高职学生自身文化素质和水平的影响，学生对于思想政治理论难点和重点理解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加之理论难点自身所具有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这就使得这一内容的教学仅仅依靠传统的教学方法难以达到预定的目标。在这样的教学背景之下，教师为了提升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效能，需要对教学内容进行针对性的设置，使之与视频技术教学手段紧密融合起来，是教学效能的全面提升。在教学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与思想时，由于高职学生对于生平、思想发展历程、思想内容等缺乏全面了解与认知，影响到理论知识讲解的氛围、效果，进而引入了视频技术教学手段，其教学过程如下：

首先，在教学过程的初期，教师对于高职思想政治理论教材中的相关基础知识和教学内容进行了概述，使学生能够对于目前的教学内容有着宏观的把握和了解。同时，教师运用多媒体手段展示了的图片、文献资料、音视频资料片段等，进而引领学生进入到本章节的学习情境中来。尤其是当教师播放音乐《东方红》的时候，学生的注意力被深深吸引过来，其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也被调动起来。

然后，教师在进行理论讲解过程中，将视频教学手段与理论学习有机地融合起来，以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的纪录片《》作为教学切入点和播出平台，通过对纪录片资料的收看、讨论、讲解等环节设置，使学生能够客观、理性和全面地了解和思想。在视频资料的播放过程中，教师为了全面展示和思想的发展过程，需要充分把握纪录片资料的播放时机，同时及时地进行讲解与指导，实现教学效能的提升。

最后，在完成了理论基础知识学习、纪录片资料教学等过程后，教师可以不失时机进行课堂讨论、重点和难点点题、观后写作等环节内容，先后组织了“《》专题讨论”“我心目中的主题演讲”“《》观后写作”等活动，进而实现更好地完成了本章节教学目标。

三、互动交流：延伸和拓展理论课堂，增强师生之间的互动教学

纵观高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其教学过程是一个系统化的发展过程，其中师生之间的教学互动与关系融洽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而视频技术的应用则为教学发展、师生关系构建搭建了一座桥梁。在具体教学过程，视频技术可以为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互动、交流与关系融洽创造更多机会，同时也为课后的自主学习、实践调查等搭建完美的平台。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中的第十五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依靠力量和领导核心”教学为例，其教学过程如下：

首先，在这本章节的教学之初，教师将班级同学划分为若干个教学小组，引导学生开展名为“坚强的力量：我们身边的共产党员”的社会调查活动，同时教师深入到每一个小组中与学生进行互动、交流和合作，并且拍摄微视频作为调查研究的资料。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与学生手把手地开展实践调查，将理论学习与调查研究融合在了一起。

然后，在课堂教学中，教师以此前的社会实践调查、微视频短片作为教学切入点，与学生开展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实践活动，就每一个调查小组的调查过程、调查结果、调查表现等进行逐一的分析、评价和认知，展开充分的互动交流。与此同时，教师对于每一个小组的微视频中所蕴含的思想政治理论知识进行重点讲解，进而将理论传授过程蕴藏于师生互动之间。这一过程后，教师利用视频资源平台与学生一起收看《永远的丰碑》系列节目，对本章节的理论教学内容进行深入的思考、认知和交流，进而将教学效能提升上来。

最后，教师将理论课堂教学平台进行拓展与延伸，带领学生参观《永远的丰碑》系列展览，将理论知识与思考认知结合起来。而后，带领学生深入到社区开展社会实践活动，以真实的行动来践行课堂教学中的理论知识。

综上所述，视频技术在高职思想政治理论教学中的应用是现代信息技术与高职教学实践发展的紧密融合，也是视频技术在教学领域中的深入发展与延伸，其教学优势正随着教学改革的深入发展而逐渐显现出来，成为营造良好教学氛围、提升知识传授效能、增强师生互动、拓展与延伸课堂教学的重要教学手段。

【参考文献】

[1]刘毓.基于视频技术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模式探究[J].中国电化教育，2012（08）

[2]王芳.“概论”课视频运用的科学性与艺术性探索[J].时代教育（教育教学版）， 2008（08）

[3]孙爱霞，冯宪书.思想政治课案例教学的组织与实施[J].思想政治课教学，2008（07）

治理技术论文篇10

关 键 词:费恩伯格;技术批判理论;法兰克福学派;敌托邦

abstract: andrew feenberg, the main representative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frankfurt scho ol in the united states, brought up the critical theory of technology through an alyzing the insufficiency of earlier theories of technology and turning the focu s of the frankfurt school's criticism from abstract social critique to common te chnological facts. this theory is discussed in the perspective of its basis, tar get value, theoretical core, methodology frame and theme of critique. among themthe theoretical basis is analyzed for that the technology is in a dilemma overbeing accepted or being given up as argued in traditional philosophy of technolo gy; the target value refers to human being's liberation and the theoretical coreis the rationalization of democracy; the methodology frame is that used to stud y the technology on the basis of social constructivism and the theme of critiqueis farewell to dystopia.

key words:andrew feenberg; critical theory of technology; frankfurt school; dystopia

安德鲁•费恩伯格(andrew feenberg)是马尔库塞的学生,新一代法兰克福学派在美 国的主要代表,他从传统法兰克福学派抽象地对社会展开批判转向对社会中最为常见的技术 现象展开批判,提出了技术批判理论,并自1991起在十年中写下了“技术批判三部曲”:《技 术批判理论》(1991,2002年新版本《改造技术》)、《可选择的现代性》(1994)和《追问技 术》(1999)。本文将从理论基础、价值目标、理论内核、方法论框架和批判主题等方面剖析 费恩伯格的技术批判理论的内涵。

一、理论基础:在“接受”和“放弃”之间

技术理论是对技术的整体认识和系统观点。学术界存在多种技术理论,如技术工具论、技术 价值论、技术乐观主义、技术悲观主义等。这些理论相互交叉,其侧重点又各有不同。美国 技术哲学家阿尔伯特•伯格曼(albert borgmann)在《技术和现代生活的特征》(1984)［1］一书中,把以往的技术理论归纳为技术工具论和技术实体论两类。技术工具论把技术 视为时刻准备服务于它的使用者的“工具”,它自身不包含价值,是价值中立的,在任何环境 下都能保持同样的效率标准。技术实体论则认为,技术构成了一个新的文化系统,将整体社会 重构为一个控制对象。这个系统具有扩张性,最终将侵入每一个前技术时代的领域,形成作为 整体的社会生活。这样,技术就不仅是一种手段,还是一种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文化力量,能够 冲破所有传统的和现存的价值体系,进而变成一种环境和一种生活方式,一种人所无法抗拒的 “天命”。在技术面前,人只有两种选择,或者退回到传统,或者接受对技术的盲目崇拜。费 恩伯格借鉴了这种分类方法,并在分析这两种技术理论不足的基础上提出他的技术批判理论 。

在费恩伯格看来,尽管技术实体论和技术工具论有许多不同点,但它们对待技术都采取了“ 接受或者放弃”的态度。可如果技术仅仅是一种不关心价值的工具,它的设计和结构就不是 政治争执的问题,只是它的应用范围和效率问题;而如果技术是一种占据主导地位的文化载 体,我们就会由于或者追求把技术推进到非理想的状态或者退化到一种更原始的生活方式而 受到谴责,但无论如何我们都不可能改变它,因为在这两种理论中,技术都是命运。工具理论 视技术为其他社会方面所建立的价值的颠覆者,实体理论则把一种自主的文化动力归因于 超越了所有理论传统中相对抗的价值观的技术。它们的根本症结在于把技术看做一种既成的 事物,看做不能改变、只有接受或者反对的事物,这正是众多试图通过对技术设置道德的或 政治的限制以创造出一个有着根本不同形式的工业文明失败的缘由。

正是以对这两种技术理论的批判为基础,费恩伯格提出他的技术批判理论,并声明其目的是“ 在一个近乎单向度的技术世界中找寻一种识别并解释内在张力的方式”［2］106?。受 早期法兰克福学派尤其是马尔库塞思想的影响和社会建构论的启发,费恩伯格把技术安排构 想为以类似于按海德格尔意义上的“座架”建构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产生实践,形成 认识的顺序。从不同的技术安排中和不同的观点中涌现出不同的世界,它给人类的某些方面 以特权,也使其他方面处于边缘,这样,技术既不单纯是工具,也不是独立的工艺系统,而是非 中性的社会性产物,是一种悬置于不同的可能性之间的“矛盾的”(ambivalent)发展过程。 不仅在技术的使用中,而且在技术系统的设计中就已经渗透进了社会的价值。因此,技术“不 是一种命运,而是一个斗争的场所。它是一个社会的战场,或者用一个更好的比喻,是各种因 素相互争论的产物(parliament of things),各种文明的替换物在它之上,进行着论争并作出 决定”［3］13?。技术的生成过程就是技术的价值负荷过程。

费恩伯格把技术的批判理论与工具论和实体论作了比较,认为它与后两种理论分别都有一致 之处,是对后两种理论的超越。首先,批判理论同工具论都拒斥埃吕尔或海德格尔的宿命论 ,在技术的胜利面前,它没有绝望,也没有要求人的精神从远离社会的如宗教或自然的领域 里复活,而是设计出一条介于放弃和乌托邦之间的道路。当然,它必须跨越将激进知识阶层 的遗产与当代世界的技术专业知识分离开的文化障碍,并解释如何重新设计现代技术,以便 使它适应一种更自由的社会的需要。其次,技术批判理论认为技术命令(technical order )不仅仅是一定量的工具,而实质上以或多或少的“自主的”模式构成这个世界,统治阶级 和精英们的价值和利益正是在理性化过程中和机器的设计中甚至在这些过程确定一个目标之 前就确定好了,从而正如马尔库塞早就提出的那样,技术理性已变成了政治理性,它介于意 识形态和技术的界面,代表了一定阶层的价值观和利益。

二、 价值目标:人的解放

费恩伯格明确地把技术批判理论定位在马克思主义的范围之内,指出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奇和 法兰克福学派最早确定了这个方向。他同法兰克福学派的其他思想家一样,把马克思作为批 判理论的开山,并在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不景气的形势下宣布自己是“新马克思主义者” 。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一以贯之的目标就是“人类解放”,而他在对技术的批判中始终贯 彻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这个价值目标。

这种理解与马克思哲学的传统是一致的。人的解放是马克思终生为之奋斗的目标。在马克思 那里,尽管“任何一种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4］,但“人类 解放”绝不仅仅是“政治解放”,它不仅仅使人成为“物的依赖关系”下的自由个体,而是指 人类最终摆脱心灵的束缚和阶级压迫后的全面的解放。在《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马克思 批判了当时把“人类解放”等同于“政治解放”的观点,认为“政治解放”只是从形式上获 得自由,这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而“人类解放”则包括摆脱思想束缚,打碎精神枷锁,必须 消灭私有制,以获得“建立在个人的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 富这一基础之上的自由个性”［5］。可见,马克思之“自由”同鲍威尔等人所说的政 治解放并不相同。

第一代法兰克福学派继承了马克思关于“人的解放”思想,对在高度发达的工业社会中表现 出来的人对物的全面依赖展开激烈批判。霍克海默从一开始就把“批判理论”称为“批判的 马克思主义”,认为这种理论源自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其目标并非仅指增长知识,还 在于把人从奴役中解放出来。在马尔库塞看来,革命的根本目的就是实现人的本质力量的对 象化,使人获得解放,马克思的基本观念是人的实现,由此才产生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但 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把革命的目的看做是改变下层大众的贫困生活状况,使工人获得今天资本 家所拥有的财富,在马尔库塞那里,革命是要解放在工业社会被压抑的人的否定向度,恢复 原本属于人的本能的方面,使人得到全面发展,从而改变人的需要及其满足的性质,建立一 种全新的生活方式。由于马尔库塞的革命的动因不同于传统马克思主义,他的革命理论中也 就有着不同于前者的革命主体和革命道路。

费恩伯格曾于20世纪60年代师从马尔库塞并研读海德格尔的思想,在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 ”后一起探寻社会革命的组织和道路问题,他直接承继了法兰克福学派的价值理念,试图寻 找使工业社会发生激进变革的方式,以实现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被压抑的人的潜能。具体说, 就是通过技术理性的重构,重现技术的解放潜能,使那些受到压抑的人的利益得以实现,这 样,费恩伯格的技术批判理论就从技术哲学转向技术政治学,从技术的民主化引出社会的民 主化问题。

三、 理论内核:民主的理性化

尽管技术成为现代问题之源,但技术问题的始作俑者却是理性的分化导致的技术理性对现代 社会的统治,由此对理性的批判不仅是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共同的主题,而且是整个西方马 克思主义甚至是整个现代西方人文主义思潮的批判主题。第一代法兰克福学派的霍克海默、 阿多诺、马尔库塞等人受韦伯的影响,他们对“理性”的理解始终处于分裂状态,哈贝马斯 “技术理性”和“交往理性”的二分法也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费恩伯格同样以对“理性”的批判与改造为基础展开其技术批判理论,进而建构起他的技术 民主化和可选择的现代性理论。不同的是,费恩伯格对“理性”的批判与改造既不像早期法 兰克福学派那样在纯粹的思辨哲学领域中进行,也不像哈贝马斯那样在语言哲学的领域中进 行,而是在技术政治学的视域内展开的。他提出,传统技术哲学认为技术理性只关注效率, 从而人为地造成客观理性与主观理性、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对立。其实,现实世界的多样 性注定了理性的分化具有相对性。

在费恩伯格看来,技术理性并非只包含单纯的效率(即科学理性),而且包含了社会意义和文化 视域两个方面,技术并非既定的事实,而是等待确定的未成事物,它既可能保护等级制度,也可 能用来建立民主制度,费恩伯格把后者称为“民主的理性化”［6］或“颠覆的理性化 ”［7］131?,以取其对现实社会的否定与颠覆之意。这种否定与颠覆恰是理性的本质 功能,与马尔库塞所说的技术理性的“单向度”形成鲜明的对比。“民主的理性化”始于技 术本身的后果,始于围绕技术媒介而推动人类活动的各种方式。正是这种行动坚守技术民主 化的许诺。技术政治学预示了这样一个世界:在其中,技术作为影响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的一 种社会“法规”,将从这些新型的公众的协商中产生。“民主的理性化”是实现那些被系统 忽略或拒绝了的技术潜能的附属方案的结果,为使技术民主化提供了可能性。“技术民主化 ”就是扩大技术行为参与者的利益范围,要求对那些缺乏金融资本、文化资本或政治资本的 社会角色开放技术设计过程。技术的民主化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技术设计上的民主化,另 一个是在技术行为中的外行和专家、客体和主体间权力分配上的民主化,费恩伯格称其为“ 深层民主化”［7］142?,以区别在法律程序中仅仅是形式上的变化,并不改变技术领 域中现实的权力关系的变化。

从“民主的理性化”到“技术的民主化”是一个从理论到现实的过程。“民主的理性化”表 现在技术的设计过程中,是对技术理性的修正与改造,这是思想上的改造,而“技术的民主化 ”则是技术方案的实施过程,是把理论物化的实践过程,是具有民主特征的技术现实化的过程 。理论的先在性反映出人类行为的能动性。

四、方法论框架:社会建构论

的技术研究方法

20世纪80年代以后,批判理论经过了60年代的“秘密希望”和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之后 由于左派力量的减弱而出现“新的冷静”,进入了社会建构主义的新时代。社会建构主义 对技术的经验研究给予费恩伯格以启发,使他在总结哈贝马斯和马尔库塞的争论后意识到, 尽管马尔库塞的许多观点仍然很有道理,但哈贝马斯对他的思辨基础的怀疑却也表明马尔库 塞的理论基础即“技术合理性的两个方面”的理论过于抽象。这样,“与其简单地回到马尔 库塞最初的阐述,或许,不如在一个更可信赖的框架内重新建构他的批判理论的各个要素” ［2］70?。社会建构论的技术研究正给费恩伯格提供了这样一个方法论框架［8］ ?。

技术研究提供了许多操作性很强的方法论原则,如技术设计的“待确定”原则、人工物解释 的灵活性原则、对称性原则等,这些原则内含于费恩伯格对技术的理性批判、本质批判、民 主政治批判和整合现代性的全过程。研究费恩伯格的技术批判理论,会感受到他的理论体系 中处处充斥着浓浓的建构论色彩。他的整个理论体系贯穿的就是一种“批判”与“建构”共 存的框架模式,而他批判理论的每一部分都运用了建构论的方法。比如,费恩伯格在对技术 的理性批判中运用了拉图尔的“待确定”、“授权”、“社会图景”和“技术图景”等概念 ;在对技术本质的批判与建构过程中,他提出了揭示技术本质的“技术解释学”,并以技术 人工物的“待确定”原则和行为者—网络理论的“对称性原则”为方法把技术本质分为两个 相对独立又不可分割的层次;在对技术的民主政治展开批判时,他改造了社会建构论不涉及政 治问题的局限,将其改造成为一种“政治学的建构论”,与西蒙栋的“具体化”理论整合在 一起,提出了“第三种对称”作为其“民主的理性化”的理论基础,以“深层民主化”的纲 领替代技术统治论;在构建“可选择的现代性”的过程中,他运用“人工物解释的灵活性” 原则,提出了技术与文化之间关系的辩证法。

从总体上看,费恩伯格对技术的理解贯穿的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原则,面对别人对他 的理论框架的质疑,费恩伯格声称自己并非完全放弃对技术的本质追问,而只是要避免技术 本质主义者的局限。他在对技术本质主义的批判中借鉴了社会建构论的方法,但这并不意味 着他的整个理论都转向社会建构论。他认为建构论对技术的研究也存在不足,这主要表现在 其狭隘的经验论以及对技术的本质,对政党、阶级以及现代性等宏大问题的忽视,对技术问 题的研究需要把本质主义的技术观与社会建构论的技术观整合到一起。

五、 批判主题:告别敌托邦

费恩伯格的技术批判理论肩负着一个重要使命,这就是在剧变和因特网在全球的兴起这 样的时代背景下,探索工业社会进行激进变革的可能性。以往的批判理论对技术的理解基本 上属于一种敌托邦(dystopia)的观点,其技术态度过于悲观,从而出现“渴望成为原始人”的 文化病症［9］。费恩伯格提出,不能从技术之外去寻找走出敌托邦的途径,因为如今 技术无所不在,它已构成我们的生活方式,“必须从技术文化的内部向前”才能推进这个问题 的解决［10］。他通过思考传统批判理论的得失,同时也是受马尔库塞理论和社会建 构论理论的启发,提出应当对技术理性的生成过程进行经验分析,才能准确把握它的构成要素 ,进而把握其本质内涵。

费恩伯格通过对“利益”概念的分析指出,技术活动中不同参与者的利益要求不同,他们对 技术的形成都能产生影响。这样,在众多可能的构成基础能够产生出有效履行其职能的作业 装置的意义上,技术是“待确定的”(underdetermined)。包含在设计中的不同行为者的 利益表现出细微的差别,因此效率不是一个能够解释所有可选择设计的成功或失败的标准。 那么是什么制造了差异呢?答案是在问题的界定及它的解决中的社会选择干预。技术具有社 会相关性,技术选择的结果是一个支撑一种或另一种有影响的社会集团的生活方式的世界。 因此,技术的合理性不仅包含了普遍性的因素,还有特定历史时期的具体内容,这正是马尔 库塞想表达的,技术合理性的概念不能等同于效率和控制的形式概念(“技术图景”),而 是必须有一种作为一个特定社会的目标指向模式的内容(“社会图景”)的思想。这两个方 面构成了技术理性即费恩伯格创造的“技术编码”范畴。技术的“社会图景”因不同的社会 而异,从而理性化的普遍原则是不存在的,“特定的理性化一直受到偶然的利益而不是普遍 原则的推动。它是从不同的理性延续下来的,而且理性化总是可能的,这就是说,理性化在 当前社会中采取的形式并非它们的唯一的形式”［11］。既然技术的效率原则本身不 足以确 定一个独立的技术设计,社会的利益在技术发展中起到持续的作用,因而其他的选择也是可能 的,就是说,技术编码的社会建构性导致其变动性,甚至在一个物质的设计完成之后亦然。 随着社会的变化,技术编码也会不停地与社会相整合,它导向不同的使用,甚至可能导向对 材料的重新设计。

技术编码就是技术(合)理性。费恩伯格通过对“技术理性”内涵的重新阐释,批判了传统 技术哲学将“理性”抽象化、神秘化的不足,不仅揭示了技术理性的现实根源,还打开技术 黑箱,揭示了“技术理性”成分的多样性。这就为改造技术并进而使技术民主化提供了可能 。这同样意味着,要改造技术,必须首先改造技术理性,而要改造技术理性,首要的是使人的思 想发生改变。因为技术是人设计、使用的,反映了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定集团的利益。从这个 意义上讲,费恩伯格和海德格尔在思想上有相同之处,这就是都强调人的思想改变的先在性 。先有技术思维的改变才能导致现实技术的改变。这样,先有技术理性的民主化,才能使技 术本身实现民主化。

当代西方包括法兰克福学派在内的社会批判理论的基本思路,是承认启蒙理性的分化对现代 社会的基础地位,并由对“理性”的否定和怀疑直指对现代社会的根本特征[cd2]现代性。费 恩伯格技术批判理论的目的不在于单纯地批判,而是以他对技术本质、技术理性的理解为基 础,建构更加合理的现代性理论。这样,尽管他的理论侧重于技术批判,但并未局限于技术 本身的改造,而是要扩大人和人之间的交流,以发挥人的创造性,进行创新性对话并创造性 地使用技术。他明确指出,民主的技术政治学的本质在于扩大设计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交流 ,就是说,在技术的设计和使用过程中,处于不同社会地位的设计者和使用者相互交流对技 术的需要和设想,以使技术反映更广泛的人的利益,从而建立一个使技术的进步服务于交流 的进步的民主社会。这正是费恩伯格所构想的新的民主的技术政治学的本质。可见,费恩伯 格关注的是“以技术为媒介的制度的民主化”［3］153?,这与传统法兰克福学派的社 会批判理论甚至包括哈贝马斯对建立规范制度的强调这一理论特色都具有一致性。

参考文献:

?［1］borgmann a. technology and the character of contemporarylife［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4:9.

?［2］陈凡,朱春艳. 全球化时代的技术哲学［m］. 沈阳:东北大学出版 社, 2006.

?［3］feenberg a. transforming technology［m］. new york: oxfor d university press, 2002.

?［4］马克思. 论犹太人问题［m］∥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第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65:443.

?［5］马克思. 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m］∥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 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108.

?［6］feenberg a. subversive rationalization: technology［eb/ol ］. ［2008-03-10］. http:∥/gongxue/">科学技术与辩证法, 2002,19(6):33-38.

?［9］安德鲁•芬伯格. 可选择的现代性［m］. 陆俊,严耕,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