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院校民族文化教学研究

摘要:文章从生活、交流、人本建构现代文化教学模型，重构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文化学的学科体系。在生活化、交流化、人本化汲取西方TED课程经验，并且在西方基础概论课程中介入中华文化，使得中国衣食住行模式，书法、文字、文学、艺术体系，武术、中医、易经、科技文化，都可以实现人类学、社会学的价值，从而建构文化教学的人本基础。所提出的文化教学创新与中华文化复兴在外延与内涵上开发成果，在信息化时代创新工具，逐步形成高等院校文化教学的生活、应用、学科体系。

关键词:民族学;学科关系;生活交流;应用创新

一、综述:高等院校民族文化教学创新的提出

民族文化教学，就是从中华民族的核心思想出发，探索五千年文化史中形成的“天人合一”根本属性，全面了解天地人“三学”的博大精深，从而确认各个民族地区的文化特征。在这个总体特征下，我们才可以落实具体的教学分支:哲学文化教学，语言文字文化教学，文学艺术文化教学，礼仪风俗文化教学，医学文化以及体育文化、饮食文化教学，社会制度文化教学，物产蓄养流通文化教学，等等。随着市场经济、商业文化时代的到来，民族文化的“天人合一”思想，逐步被“市场民俗”“旅游经济”观念颠覆和冲击，因此，教学成为一种情结的回归，从而丢失了文化核心价值的地位。因此，我们必须从现代文化视角，重新梳理民族文化的教学逻辑体系，也就是说，民族文化教学要从“天人合一”的文化理路回归到现代的大众生活、人际交流、现代人本等三个“活化”模型中建构现代民族文化模式，从而激发学生探索现代文化中的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形态，进而我们才能认识到“天人合一”和谐民族文化的古老情结。在生活、交流、人本的现代文化视野下，文化是可以无止境的反复练习的“功夫”，可以每天学习，直到融入学生的生命［1］。英国W．I．B．贝弗里奇将这个知识的设想界定为宝藏开发的“设想”教学，文化设想产生了无限的“独创可能”。因此，兴趣来自广泛的憧憬［2］。约翰•齐曼(JohnZiman)是剑桥大学科学学教授，他提出科学学将超越原来的人类考古以及文学艺术的考古批判，回到生活交流本体上汲取文化的精神，而不要拘泥于各自的学科意识形态［3］。我们认识到，民族文化教学就是传统人类学与社会学深入到民族基础的科学化探索，而不是回归所谓“过去”的因果律。

二、理论依据:生活、交流、人本的文化教学图谱

首先，回归生活图谱的民族学教学，打开了基础人文学科探索与民族教学应用结合的新局面，而民族学的应用学科也拓展出新的基础理论。据统计，20世纪以来，在人类科技进步的重大奖项中，交叉学科几乎覆盖了原有的学科体系，或者说，人们在原有的学术视野中，通过技术进步重新覆盖了原有研究格局，开拓出新的“符合人类需要”的技术，这个比例已经覆盖了原有科技的50%强，而研究的知识交叉已经覆盖了原有的基础学科的70%，这里的“符合人类需求”主要体现为学传统科学的“神秘”不断被现代认知“刷新”［4］。中国科技开始逐步被认同，中国文化逐步被接纳，这已经成为一个新的创造性的窗口，但是类似费孝通那样能够实现或者达到中西方之间民族文化交融覆盖的成果并不多。其次，回归交流应用已经成为新的人类文化一体化的趋势。我国民族交融，从种群血缘概念到地域原住民概念，我们经历“姓”与“氏”的漫长演化，又经历从部落到部族乃至族群的建构，形成“经史”的文化传统，到汉代国家形态形成，乃至今天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因此，我们认为，民族文化教学创新必须回归生活、交流、人本等三个层面，应该是基础学科的重构。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5］所谓的田野工作(fieldwork)———寻求人类建构社会的产业基础，这个产业基础在人类文明中的地位以及种群发展的基础形态，这样才能理解民族、国家等具体的内涵。整个回归生活与交流，才能理解民族语言、典籍、教育、制度。这才是“古学”的实证研究。显然，这个观点符合国外学者的观点，也就是融于地域学、城市学、生态学等生存形态以交流信息体系［6］。可见，民族文化教学的学科性建设是迫在眉睫的重大学术工程。

三、民族文化教学创新:中国走向世界的必经之路

当前民族文化创新的教学路径，主要体现在回归生活的近距离融合，突出交流的集聚力同构，体现以人为本的应用模式认同。文化创新的路径无外乎生活需求、人力资源、制度认同。文化进生活，文化进社区，文化进教育，这样中华民族文化才能成为世界的普世主流文化。显然，融入与交流，对民族文化教学改革创新意义重大。对象与受众，决定了融入交流的有效性。这就是TED，即技术(technology)、娱乐(entertainment)、设计(design)，TED大会在美国召集科学、设计、文学、音乐领域的杰出人物，分享他们关于技术、社会、人的思考和探索。目前，我国民族教学领域上没有这个方面的研究成果。因此，我们的民族文化不但流失严重，而且处在边缘化的困境中。一方面，我们看到西方和各个民族文化都在市场经济中重新确立身份;另一方面，中国完整的文化体系被肢解为物欲与消遣的习俗，因而，中华文化的民族遗存都被西方占据，现有的田野工作也在进一步消解乡愁，而无法走向文化学复兴的人本精神发现。当然，我们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也试图建立新的国民文化，但是批判的意义大于复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们新的民族国家体系需要积极建设自上而下的多民族国家的秩序，而不是自下而上的复兴。根据综述中提到的三大趋势，民族学如何才能建构以生活、交流、人本为基本教学方法论的民族学文化教学呢?显然，我们必须整理这个认识的发展历史，因此，民族学发生生活、应用以及人本的三大转型:从部落族群到民族建构的历史学问题开始转向每一个个人与信息化体系生活问题，从人类学界定的产业文明模式转向人的交流以及生存智能化模型，从社会学的劳动模式转向文化依存的交流共享模式。因此，民族学理论基础问题出现了全新格局是在改革开放三十年后。一是历史学视角转向，改革开放后，始民研究图谱开始形成新的民族发展的生动气象。这是费孝通《江村经济》一种回归江村生活的民族经济学体系，宗法社会属地意识与血缘意识如何生动地演化出文化的路径与制度。近年来，浙江学术界对浙东学派的研究以及对司马迁“货殖”思想的研究，也是在研究江浙经济体的“货殖”活动如何融入新制度经济。这不再是以西方为主体的理论复制［7］，而是以人本主义为最高目标的“社会体”“经济体”“文化体”的全新探索。“民族的才是世界的”［8］。1957年，以费孝通和林耀华为代表的观点就突出“天下”共同体观念:“民族学的研究对象是包括一切民族在内的”，“把少数民族和汉族分开来作为两门学科的研究对象是没有根据的。”［9］汉民族与任何其他民族，以及中华民族与世界上任何民族，并没有因为制度的不同而与影响其相互的融合与发展。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的发展进一步证明了这个真理。1980年，林耀华和金天明提出汉民族和世界民族并举的观点以及融汇一体的观点［10］。在这个思想下，20世纪90年代我国汉文化研究走向汉文化区［11］，开始呈现民族研究生活相通、文化相融、人本相法的新气象。在属地形态进行民族文化分类，在产业基础进行民族交融考证，在人本主义讨论宗教相互的建构模式，所谓“兼容并包”，形成许多新的教学成果［12］。二是民族学学术开放之后，回归生活的民族教学固然带来欣欣向荣的现实教学景象，民族学通过交流对话教学，试图建构自己的学术方法论。文化交流从话题开放，形成教学的讨论模型;随之而来，文化交流进入身心道德的建构，我们看到文学艺术开始大量涉猎到属地、本体。19世纪严复对进化学派的引进，改革开放后，中国全面吸收西方世界文明思想，大量翻译西方理论，我们的主要方向是建立现代民族社会保障以及满足人民日益提高的生活文化需求，而不是建立一个学术的派别［13］。结果证明我们是正确的［14］。所以，费孝通发文表达了民族学与人类学的分歧，提出回归本土走向世界的态度［15］。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被界定为“一条江的上游(民族学)，中游(人类学)，下游(社会学)”，“我们都是同饮这条江水的人……三科是一个集团”［16］。三是改革开放最近十年，民族学完全走向生活、交流、人本的基础认同，而新世界的信息化大数据，民族问题转向生活交流以及人本保障体系，网络化完全解构旧有的血缘关系、宗教关系，民族问题转向生活交流以及人本保障体系，社会保障替代了亲情礼教体系，依赖镜像的生活化也取代了原来的礼尚往来的人际社会，平等交流的学习模式取代了人情社会的潜在规则以及宗法制度。一个彻底的民族学教学体系，反而复兴了传统的中国文史哲精神，复兴了天人合一的中华文化，复兴了中庸之道、厚德载物的包容发展精神，复兴了以现代人类卫生为基础的全新的生态社会文化。一切旧有的只是将在信息载体中被全面记载，而一切全新的民族文化将在活生生的交流、生活中被重新学习，反复研究，重返梦想。中国梦，就是文化梦;中国梦，就是每一个人的梦;中国梦，就是全人类的境界之化。我们要重新学习书法、武术、中医，我们要重新认识文字、文学、音乐，我们要重新认识儒学、道学、佛学。我们要重新认识“身口意”，重新建构心学道德。民族文化教学体系将是一个终身学习的课程体系，也是一个重新理解自己的基因体系。全新的交融，全新的环境，全新的工具，一个全球化信息社会的大文化区域的梦想，将会为人类建立美丽家园。

四、生活•交流•人本———中国民族文化教学改革的路径与模型

生活•交流•人本，突出当前民族学界定的彻底开放，一个文化学的民族学界定体系开始替代了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的解释论模型，突出生活参与以及人文精神的“民族文化学”将给未来全球化教育带来一个全新的气象。因此，改革开放四十年后，中华文化为什么比西方更加迫切解决民族教学的全面创新，正是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驱动下产生的。1．回归生活的教学民族学的文化学走向，其深刻的历史原因以及学术创新格局，显然来自各个民族如何适应全球化文化格局，其第二个原因就是全球化文化不再是基于民族与国家形态的对话，而是人群之间生活与交流的自我文化界定以及交互文化融合，从而实现以人为本的个体世界与新兴信息化世界的全面的文化创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举世震惊，各种研究工具都开始重新发现中华民族的文化学价值。在市场化商品经济时代，西方学术的基础是物质世界的不断发现，随之而来的还有人类对自身的道德体系缺乏新的认同感，但是中国进入市场经济却焕发出民族文化的进一步融合。中国传统民族文化是在农业产业制度下逐步沉淀下来的具有宗法体系的天地人文化秩序———也就是“天人合一”思想。因此，民族文化回归生活以及交流固然是实现了人本社会的民族形态的转换，但是，我们应该看到，人类原住民文化的根本属性如果不进行自我改革，所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我们就会发现民族之间的沟通依旧是“一厢情愿”的。也就是说，民族文化要整体继承、改造，上升为文化遗存，这样，我们才能实现民族文化组织上的再造。我们看到，奥林匹克运动的国际化造就了各个民族的运动形态，这就是一个品学有序的中国民族文化观。根据这个问题，民族教学以及民族教育就是当前迫切需要重构的重大教育体系。我们要建构一个全球化的民族文化教学，要像人类学田野工作那样去回归文化传统，发现民族内涵，重构教育模型。显然，民族文化的现代生活、交流、人本模型的研究，都要结合到属地文化研究中，使得人们可以接受这种反复模拟重复体验的当下的文化模式，进而形成全新的文化认同。这就好比文学作品与现实生活的关系，民族学建立在参与观察基础上，建构在属地宗族认同中，产生“变迁还是整合，教育还是原型”的研究对比。民族文化视野比较广阔，是一个千年模式，百年传承，并不是建立贫富差异、强弱对峙的控制格局［17］。一体化与共同体文化使得人们走得很近，尤其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秉承了人与人之间的人情社会礼教文化，完全不同于一般的社会迁徙以及文化变迁，它是“建立在当下的生活交流基础上，创新人们的文化制度，建构人与人之间的道德世界以及厚德载物”的大同文化。这个文化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就不断有西方学者与我国留学生致力于民族文化学的探讨。燕京大学吴文藻［18］与英国人类学家Mau-riceFreedman就中国原住民形态的社区文化、宗法文化，都给予高度的评价［19］。西方在工业化后，更加意识到中国民族文化的生动景象是多么先进的文化景观［20］。费孝通关于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文化学研究提出对象、方法重于内涵名称的深刻见解［21］。甚至，文化批判远不如读懂当时代的艺术文学作品更加重要，制度批判远不如深入产业模型以及生活现场重要［22］，原因就是文化学是一门建构个体与实践对象的进步之学、创新之学、鲜活之学。2．走向交流的学科上述分析告诉我们，民族文化学不是一个检验某种文化，或者改造国民性为目标的学说体系，而是一门近距离交互适应的大众之学，是一门普世采纳的接受模式。因此，民族文化既不改变世界也不改造世界，甚至也不解释世界，而是适应与参与［23］。显然，一切文化工具都可以用来表达，一切表达都将拥有平等的价值，所以，习提出和平崛起的文化复兴理论［24］，就是源自生活，用于交流，以人为本，创新全球化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的民族文化大同体。因此，这里既没有文化冲突论的基础［25］，也没有戈登(M．Gordon)文化测量变量(标准)以及内隐的态度［26］。共同的世界，共同的生活，才有共同的脚步［27］。族群互动的过程，是异文化相互交流的过程［28］。我国提出文化的自在性基础上建构和谐发展理论，历史上创新民族文化，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到宋代新理性伦理制度，再到明代心学，突出民族文化的自在性与普适性［29］。这恰恰体现了中国文化“和而不同”“中庸之道”的民族文化学智慧［30］。因此，中国民族文化已经完成文化品格的再造，基于文化自在性，我们讨论文化自信，创新文化生活的新景象，这不仅仅基于我们的农业文化背景，而是基于中国人的民族素养自信［31］。这个自信是以普通个人的奉献与独立人格为基础的，因此，文化学品格是中国傲然于世界之林的主心骨［32］。中国人对世界的贡献以及创新是一个完全可以傲世独立的标杆。目前所谓的新课程体系以及教学模型，中国文化完全可展示其文化的魅力。书法、文字、音乐、文学、武术、建筑、中医、哲学、科技，我们在衣食住行以及生老病死的根本问题上，确立了自己的文化价值，挖掘中华民族文化的应用体系，这是全人类共同的使命。文化导向，才是中华民族学教学的根本所在［33］。只有坚持这个根本，我们才会找到以西方生理卫生以及生态环境等文化性学科体系为基础的中国文化的重构之路。事实上，西方在很多基础理论上都需要吸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我们民族文化之所以没有振兴，原因在于没有纳入到西方基础理论框架中，使得中国文化的体系缺乏学科框架，事实上西方学科概论都需要类似中国文化这类基础性的文化形态。我们没有必要在技术手段上与西方争论科学性，而要在学科模型上介入西方的学科基础上，在基础应用上启动社区模型、保健模型、修身模型、齐家模型、治国模型、平天下模型。事实上，中国文化的自我创新价值，有别于西方物质论，因此，完全可以打开文化应用的全新局面。这也许就是费孝通“微型”植入的文化研究［34］。中国文化同构性、重构性、复制性都是经过文化验证的具体方法。学习中国书法可以达到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可以验证的学习过程。微型研究中嵌入宏大结构，中国每一个文化技术都是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35］。文化正是因为可以反复验证，才会形成宏大体系。生活其实就是人性的反复验证，交流其实就是一切文化体的根本。婚姻、民族、社会、国家概莫能外。小社会、微组织同源一体。目前，西方学科微型化呈现出文化体验的新气象，在网易公开课TED展示出众多的文化性教学模式，展示了当前普通人如何运用国家民族等社会问题的具体微型文化工具。我们不再为民族文化确立名分，而是架构民族文化的全新格局。3．人本精神中国学派介入现代西方基础学科。中华传统文化的工具，不需要与西方争论主流问题与身份问题，关键是中华文化能为全世界所用。何况，在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世界文化格局下，我们不需要纠结历史上的民族文化，或者说原住民文化、本土化文化，这些说法都是不能解决具体的教学问题。因此，教学的突破才是根本。比如，我们将许多民族学生聚集在一起学习各个国家民族的传统游戏，如麻将与扑克牌就是两个“俗”文化模型。再比如，学习西方音乐与中国书法，这两个“雅”文化模型自然也具有不同的人本精神表现。我们要在具体的文化交流中相互了解文化的民族学本体精神，从而推动田野工作以及近距离的交融。非洲的玉米饮食于中国北方的玉米食品，只有通过不同的地域饮食结构的全面了解，我们才能了解全世界玉米饮食地区的人文特征。尤其是中国的文化体系，已经完成文史哲的建构，形成美学特征的提升，因此具有教育学价值。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族智慧应该在全人类文化交融中形成一个怎样的格局，这是一个发展与实践的过程性突破。因此，中华民族文化教学本身就属于全人类的基础学科建构的全息体系。我们已经看到，西方许多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基础学科，在概论课后，几乎没有基本的工具支撑或者说文化建构。西方生理卫生缺乏中医具体的生态与社区医疗模式，甚至没有生理卫生的基础认知。我们没有必要和西方争论医疗体系优劣，而是迅速进入人群医疗养生保健的具体应用，同时建构中医药国家学科的文化高度，解决西方医疗所不能为的问题;在各个民族医疗的地域性经验上，我们要突出当地药材的研究，从而推进中国的地域性饮食文化以及衣食住行体系的复兴。进而，我们发现，中国文化是一个博大精深的宝藏。哲学到天地人的科学体系，天人合一开拓出民族发展与产业技术交互蓄养的，乃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治理模式，中庸之道，兼容并蓄，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以及中国国际交往的一体化思想乃至共同体的建构，这些都可以反映在中国的教学模式上。显然，我们的问题是对自己的文化遗产缺乏一个真正的解释系统以及教学系统。因此，我们必须建构中国民族文化的“学派”，如“书法养生学派”“书写传播学派”“太极内家学派”“中医阴阳学派”“中药五行学派”等，我们自己的阐释系统都停留在古代宗法社会的神秘主义阶段。根据生活中的文化、应用中的文化、修养上的文化，我们大致可以完成中西方阐释模式的教学对接。这个对接完成民族文化的普及以及验证，建立自我体验的文化修为过程［36］，这样，我们可以逐步完成中国文化精神的整体阐释，逐步推进学科化的教学。因此，我们结合传统文化的民族经验，进行生活化教学，了解一个民族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等问题，通过交流了解当地人经验，建立文化习俗的民族学方法，从而深入到中国传统的学问体系，从阴阳学到诸子百家，从天人合一到国家制度，从现代人群到自性道德，我们的教学体系，可以用一个模式来描述，那就是“回顾生活的文化”、“应用交流，用而常新的”发展模型、“以人为本”的共同价值。显然，我们的教师在民间，在现场，在文化的“圈子”中，我们需要通过教学改革，让更多的民间高手的资料，留存在大学教学的资料库中。宗法封闭的结果使得我们流失了大师，在开放对话中一定会激发中华新一代精英。因此，我们讨论民族文化教学创新，这一课题是全民性的，是制度创新带来的深刻的大学民族文化蜕变。基于此，进一步的学科研究以及教学法研究，这是我们民族文化走出考古、面向世界、复兴传统的全新课题。

五、结论

民族文化研究采取什么路径，从高等教育研究视角看，“民族文化”突出文化教学，作为一门学科界定突出“生活、交流、人本”是非常稳妥的。尽管文化学在学科体系上非常年轻，但是它规避了过去的原居民土著的人类学落后的分界，也规避了民族学以及人类学的学科样本化的弊端。文化学科视角是将民族文化学习当作一门有利于每一个学习者的介入人生、文化，进而形成学科思想体系，并且符合目前的社会知识分类，可以帮助大家形成新的知识探索创新的具体模式。这个创新直接介入在全球化背景下人的生活、交流等以人为本的文化体系，将民族文化融入现代化进程，推进本土化与国际化的交流融通，构建民族文化共同体，这就是我国民族文化研究的基本态度。

参考文献:

［1］陈其荣．诺贝尔自然科学奖与跨学科研究［J］．上海大学学报，2009(5)．

［2］［英］W．I．B．贝弗里奇．科学研究的艺术［M］．北京:科学出版社，1979:58．

［3］［英］约翰•齐曼．真科学———他是什么，他指什么［M］．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2:258．

作者:李正军 单位:1.中央民族大学 2.辽宁社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