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化认同教育研究

一、当前我国民族文化认同教育思维向度的偏误

多年来，我国民族文化认同教育是存在偏失的，尤其是在“何谓民族文化认同教育及怎样实施民族文化认同教育”等问题上，人们的思维是偏误不清晰的，虽然学术界和政府部门都热切给予其关注，但毕竟普罗大众或社会成员才是民族文化认同教育的主体，他们关于民族文化认同教育的思维价值合理与否事关民族文化发展的兴衰走向。

1.民族文化认同教育思维的“便利性”。民族文化认同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它涉及民族文化的“表”和“里”，所谓的“表”是指民族文化内容是多元丰富的，“有视觉形象的，有听觉形象的，也有听视觉结合的;有在空间中展开，有在时间中展开的”，诸如风景名胜、民族建筑、宗教场所、宗教信仰、民族节日、风俗习惯以及民族音乐、舞蹈、神话故事、歌谣、服饰、手工艺等;所谓的“里”是指由上述民族文化事项构成的“文化场”所孕育的“思维心理或价值精神”。当然，“表”“里”是“如一或统一”的，双方之间存在着互促共融的关系，如果民族“文化场”受到结构性破坏，则会使得民族文化精神无载体可依存，从而使其逐渐成为一种“记忆回想”。当然，民族文化精神或思维心理“变样了”也会带来人们对民族文化生态的迅速“瓦解”，就如同当下人们担忧的民族传统文化的消逝。所以，民族文化认同教育应该有着系统性思维，而不应像当前虽有着民族文化认同教育之“形”，却无民族文化认同教育之“实”，因为好多民族文化教育活动内容是“便利化”的，也即人们对民族文化进行“保护、传承”是“过滤化”的，更多是从“观赏性、效率性、功利性”的角度来选择、组织和设计，可谓“一举多得”，既能够快速地搭建起民族文化保护“项目”，又能借助其来获取“政绩”，还能赢得经济“效益”。总之，当前民族文化认同教育思维有着“便利化”倾向，人们“多快好省”地“选择”一些民族文化内容来完成“任务”或“钻营利益”。

2.民族文化认同教育思维的“有限性”。民族文化认同主体既然是民族社会成员，那么民族社会成员自然也是民族文化认同教育之对象，唯有民族社会成员具有“自觉”的文化认同意识和实践，民族文化发展才有最坚实的“人力”基础。然而，当前民族文化认同教育是薄弱无力的，似乎只要提及“教育”则都被“学校教育”所“取代”，这在民族社会成员思想观念中尤为“深重”。换言之，当下民族文化认同教育在形式上主要是学校教育为主，其对象主要集中在中小学生身上，往往进行的是诸如“舞蹈、手工、音乐”等内容，这使其缺乏“连续性”和“系统性”，常常是断裂的，会受“行政、成绩”等因素影响而“中断”。因此，当前依靠学校教育来进行民族文化认同教育的思维是“偏狭”或“有限”的，毕竟学校教育的重心在于培养中小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综合素质，加之其教学计划、教学形式等的相对“固型化”，很难让中小学生真正深入去“感知”民族文化。此外，民族社会成员才是民族文化发展的中坚力量，须要其形成合理的民族文化认同价值观念，这离不开对其进行有效的教育影响，使之形成在追赶经济发展步伐的同时又能坚守自我民族文化精神个性。概言之，民族文化认同教育走“学校化”道路是“有限”的，须要在形式上与“非学校化教育”形成互补协调，让所有社会成员都获得受教育“启蒙觉悟”的转变，将教育融入到他们的日常生产生活中，变为其生命的存在方式和组成部分，如此民族文化认同教育才是“强大”的，因为它成为一种习惯在影响着民族社会成员及其民族文化发展。

3.民族文化认同教育思维的“简缩性”。民族文化认同是“活”的而非静态的“实体”，它通过民主社会成员的生产生活实践来“显现”，也即民族文化认同本质上是“实践化”的，其重点不在于要划清“楚河汉界”，一定要判别“认同什么”和“不认同什么”的“是非”界定，而是要看人们“做了什么”，这才是民族文化认同的“真实性”所在。然而，现实中民族文化认同教育却没有呈现出民族文化认同的“动态性”特征，其思维存在着“对象化”倾向，也就是人们将民族文化认同教育当成一个“对象”来看待，从未真正使其走进人们的生命生活中，他们是“站在”教育之外来“办教育”，这表现在两大层面:其一，就行政部门和学术界来说，民族文化认同教育是“书斋化”的，讨论虽然热烈却未形成对民族文化传承与保护的有效推动，其价值可能真的只在“学术圈内”或“政绩”上产生重大影响，但对民族社会成员的“文化自觉”培育没有形成太大的推动作用;其二，就民间基层而言，许多社会成员对待教育的思维态度是“手段化或功利性”的，教育被他们当成要“算计”的事宜，如果没有得到教育的“甜头回报”则对教育“无动于衷”。因此，实践中民族文化认同教育收效甚微，许多社会成员往往只接受和感兴趣于“有利可图”或“娱乐感官”的民族文化教育活动，而对须要其“用心”去“省思”的民族文化教育事项却加以“躲避”。总之，当前人们在进行民族文化认同教育过程中存在着“简缩性”思维，将本是“活”的复杂动态之民族文化认同“简缩”为“死”的单一静态之民族文化“事物”，也即上述提及的人们以一种“作壁上观”的思维心态来对待民族文化认同教育。

二、“三位一体”:民族文化认同教育思维向度的定位

民族文化认同教育是一个长期缓慢的过程，其核心在于要转变一个人的价值意识和思维心理，形成其良性的文化认同自觉并使之化为一种生命习性。可以说，民族文化认同教育的关键在于人，而非仅注重外显之“文化景观”建造上，理应确立起“以人为本”的思维取向，将“文化”融入到人的生命生活之中，让民族社会成员成为一个完整的“人”，真正将“活的文化”和“文化的活”在其身上展现，让“传统、现在、未来”之时间和“文化个性、时代精神、生活品质”之空间“结构内容”统一灌注在社会主体身上。

1.立足传统，注重民族文化认同教育的“文化个性”。文化是有生命历史或传统的，否认或放弃传统文化则意味着生命的“无根”，因为一个人或一个社会都离不开“价值判断或行为规范”，而此恰恰是文化使然，人们通过文化的“濡染”而习得了一定的“知识和道德”体系，用其来指导生活。换言之，人是文化的存在而非物质的存在，人之别于动物是因为人能用文化来“指导自我”，绝非依靠“本能的任性”而为。所以，民族文化认同教育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对传统文化及精神的继承和坚守，让民族社会成员意识到传统文化的重要性，使其愿意过一种“有文化”的生活，不再“沉醉”于单一的“物质经济”攫取上。无疑，这是一个浅显的道理，可当下民族社会成员却由于以往长期遭受物质贫困之苦，很难做出“金钱是以人为目的”而不是“人以金钱为目的”的区分，在这种情况下作为生活方式的传统文化不再受到人们的“礼遇、敬畏”，或者人们就没有“时间、心思”去考虑“传统文化”的意义问题，而是一切围绕着“经济收入”来设计人生。因此，当前民族地区往往存在着“文化夹生”的现象，也即有些借助于诸如“旅游村夹带旅游产品出售”来搞活村落经济，有些则“外出务工经商挣钱”来改变村落住宅面貌，但此等活动在促进了村落“经济物质”的繁荣之外，也同时引发了传统文化和道德生活“无人问津”的萧条趋向。因此，当前民族文化认同教育理应有着立足传统的思维取向，让优秀民族传统文化及其精神得以绵延生长，将“温暖人心”之“互助、友爱、谦让、勤劳、诚恳”等文化精神“长存于世”，使得人们在欣赏民族文化现象或活动之“多元绚烂”之余，更多的是感受到民族传统文化之精神个性。

2.放眼未来，加强民族文化认同教育的“时代精神”。民族文化认同是连续性的，所谓“连续”意味着民族文化认同是发展式的，它要有效处理好“守成与开新”的关系，而不能变为一种“停滞”的保守。所以，民族文化认同内聚着“时代气息”，如果离开与“时代精神”的契合，民族文化发展只会变为一件“古董静物”被人们“把玩”，却不能激活起社会成员的“生命意志”，进而实现不断超越“自我生命”的“创新性”。然而，实践中民族文化认同往往走的是“保护”之路，过于注重对有形的物质文化之“抢救”上，这是必要且必须的，尤其是在“物欲横流”吞噬一切的当下，民族传统文化生长环境岌岌可危，还得要加大对其的保护力度。但人们在关注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的同时，是不是也要考虑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遭遇之后的“融合或生长点”的问题———只有民族文化找到了与“时代精神”相契合的“嫁接机理”，方能让民族传统文化得以绵延生长和创新发展。因此，民族文化认同教育须放眼未来，注重民族社会成员现代公民素质培养，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民族传统文化精神相结合，通过二者的互动整合切实让“自由、平等、法治、公正、民主、诚信、友善、敬业”等价值精神成为人们的一种习惯。总之，民族文化认同教育要敢于正视现实问题，一方面要对现代化发展的“拜物教”思想进行抵制，积极运用法治、科学思维来促进民族文化传承;另一方面也要不断对民族传统文化进行“手术”，解放民族社会成员落后的思想观念，真正让其成为具有“科学和人文”素养的现代公民。

3.关注现实，夯实民族文化认同教育的“生活品质”。民族文化认同是具体非抽象的，它融于民族社会成员的生产生活实践之中，通过人们的思想观念、话语表达和行动选择层面可反映出人们是如何看待“文化发展”的，也就是说民族文化认同是“日常化”的，其关键在于“做了什么和怎么做”。然而，现实中民族文化认同时常被“学术界和政府部门”所“把持”，很少有民族社会成员或民间力量的参与，以致形成所谓的“被民族文化认同”现象，即作为民族文化认同主体的民族社会成员是“跟着感觉走”，他们往往是看着“市场环境”来做出自我生产生活设计，而缺乏对民族文化发展的“同一性”守护。因此，当前民族文化认同教育要凸显民主社会成员现实生活的关怀，从两大方面来促使民族文化认同的良性发展:其一，作为民族文化认同研究的学术界，其除了从学理层面阐述民族文化认同本质、内涵、结构及影响因素等之外，也应加强从民族社会成员生活层面来思考民族文化发展问题，将民族文化与民族地区社会的政治、经济发展结合起来，在不断推动民族地区物质生活水平改善的基础上进行民族文化发展建设的“大众化、健康化、生活化”;其二，既然民族文化认同主体是众多的民族社会成员，民族文化认同教育应突出对其的“启蒙性”，让其逐渐意识到生命是“完整”的，生活不独倾向于“生理或本能”的“无尽”满足，而应看到“精神、价值、信仰”于其具有的重要性，真正让民族社会成员不断构建“身心和谐”的幸福人生，并在这个过程中让民族传统文化来净化、滋润和养护其身心的“尘封遮蔽、虚浮戾气”，让其拥有“反省自觉”的生命生活品质。

三、民族文化认同教育思维向度的实践路径

民族文化认同教育思维影响和决定着民族文化发展实践的走向，以往“对象化、客观化或本质化”之思维使得民族文化脱离了人的精神生命和价值生活，以致把民族文化变为一种“致富手段”，造成民族文化生态的“枯萎”迹象。因而，当前民族文化认同教育必须转变思维，确立起形成以人为本在时间上统一“传统、未来、现实”和空间上兼顾“文化个性、时代精神、生活品质”的“三位一体”思维向度，并通过有效的教育结构、内容、形式及环境条件来保障其得以践行。

1.构建“化民成俗”的民族文化认同教育结构体系。民族文化认同教育的宗旨是要让民族社会成员形成文化认同自觉，而此价值目的之实现要有一个完整有效的教育结构体系来保障，不可能仅仅依靠学校教育“点缀式和应付化”的民族文化教育“举措”来推动，最为基础和根本的是要在全社会形成一种民族文化认同教育之“风气环境”，使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深受“风气环境”影响而潜移默化地形成民族文化认同自觉，也即民族文化认同教育要走“化民成俗”之道，而非是一种“任务式”的宣传或要求。为此，民族文化认同教育要构建一种“全纳”视野，从教育对象而言应面向所有社会成员，包括幼儿、儿童、青少年、中青年、老人等;从教育内容而言应兼顾在空间中存在的民族建筑、手工艺、服饰和时间中存在的礼俗、歌舞、音乐及民族语言、宗教信仰等等，而不只是当前人们所关注的可“视觉化、商品化”的民族手工艺品或民族歌舞艺术;从教育形式而言要在学校、家庭、社会、政府、村落社区等不同教育形式之间形成互补互促关系;从教育方式方法而言将理论文本认识和实践参与体验结合起来，使民族文化认同教育“活”起来。总之，民族文化认同教育是复杂的系统的，各种要素之间要形成“多元共谐”的有序关系，才能以一种“无形而遍及周身”的教育存在影响着人们的认识和行动。

2.培育“心灵反思”的民族文化认同教育依托载体。民族文化认同教育是连续性的，也即它要起到一种“渗透式”的影响效果，而非“断裂式、跳跃式”的“应景之作”，不断被各种“上级任务”要求而“临时”性展开“文化运动”，虽然这样的民族文化认同教育也能“调动”民众的“激情”，可常常是“一头热或闷头热”，事后并未真正起到引发其心性变化的效果。毋庸置疑，教育、文化对一个人的影响是“润物细无声”或“直之内心”的，也就是说民族文化认同教育只有“改变或塑造了一个人”，其真正的意义才生成，因为只有民族社会成员清楚明了“文化于我”之必要性，他才能不断去进行反思取舍，而不是一味跟从。因此，民族文化认同教育要重视民族社会成员“心灵反思”素质培养，在“喜闻乐见”的“歌舞”娱乐形式之外，也应加大如“阅读”为主的学习活动组织，通过建立乡村图书馆或阅览室、网络机房等场所设施，为民族社会成员提供了解世界、认识和提升自我的教育载体，既让其有了“比较”的眼光来进行反思，又能够为其结合生产生活实践提供知识技术的支撑。总之，民族文化认同教育的重心是要塑造一个健全的生命主体，要让其有能力来不断引导自我生命的超越，这要求民族文化认同教育有良好的依托载体，从而让传统文化精神和时代精神借助于“阅读学习”而在民族社会成员生命生活中生根。

3.凸显“乡镇基层”的民族文化认同教育引导力量。民族文化认同主体虽然包括所有的民族社会成员在内，但在对其展开民族文化认同教育过程中应有一个“引导性”力量存在，使之作为民族文化活动的组织者、协调者来参与其中，其必要性在于:其一，当前民族社会成员一门心思去搞“物质建设”，诸如纷纷外出打工经商“赚钱”，一部人忙于“盖屋买车”以示“富有”，一部人则在城市“买房”远离“故土”，但无论哪种情况都隐藏着人们价值思维中的“物欲化”倾向，在民族社会成员忙于“生计”的同时，民族文化似乎是人们“没来得及”“不愿意”也“没去”思考的“问题”，而恰恰在人们实现了“财富”梦之时，民族文化之“河”早已干涸;其二，当前包括民族文化认同教育在内的教育系统深受“为学以求官致仕”思想的影响，人们思维深处依然有着严重的“权力、金钱”崇拜心理，受此作用类似教育在内的一切活动都被人们“待价而沽”，也即上述所提及的教育与民族社会成员生命之间是隔离的，人们没有用“真心真情”来对待教育。所以，当前民族文化认同教育需要强化“乡镇基层”的草根力量，尤其是作为深入在民族村落中的乡镇政府部门要主动承担起传承与创新民族文化的重任，通过建立村落民族文化保护组织机构，由乡镇政府人员、村落成员、学校教师参与其中构成引导性教育力量，从改变一个个村落的民族文化风貌做起，由点带面逐渐成为一种气候。

作者:田夏彪 单位:大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