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体育仲裁不可抗力规则分析

摘要：国际体育仲裁中不可抗力规则由客观事由、履行不能、因果关系、主观过错和影响范围等五项要素构成。不可抗力规则在仲裁实践中存在三个方面的适用缺陷：不可抗力事件和不可抗力规则相互混同，不可抗力事件所引发的履行不能与情势变更的法律后果规定不明，以及再协商义务的定性缺位。国际体育仲裁中不可抗力规则的完善应注意区分不可抗力事件与不可抗力规则、不可抗力条款、不可抗力后果四项不同的法律概念，凝练不可抗力事件导致履行不能与情势变更不同的法律后果，并将再协商义务界定为法定前置程序。

关键词：国际体育仲裁；不可抗力；履行不能；情势变更；再协商义务

1国际体育仲裁中不可抗力规则的适用

国际体育仲裁在适用不可抗力规则时注重尊重体育自治性，不可抗力规则的构成要素因体育领域的特点而有特殊性［2］。特别是，国际体育仲裁院专门采取了限缩解释的处理方式，严格限制当事人以不可抗力要求免除部分甚至全部法律责任的单方主张。不可抗力规则在国际体育仲裁的具体适用中主要由以下五项要素构成：客观事由、履行不能、因果关系、主观过错和影响范围。

1．1客观事由

国际体育仲裁院在仲裁实践中明确自然灾害、社会异常事件和国家（政府）行为等客观事由作为不可抗力规则的适用前提。一是自然灾害，如洪水、台风、地震、海啸、火山喷发等。国际体育仲裁中，当事人以自然灾害为由主张免责重点在于发生人力无法克服的客观结果。若存在替代性手段可解决自然灾害所带来的赛事影响，则不可抗力规则难以适用。例如，在“第聂伯罗足球俱乐部诉乌克兰足球联合会”（FCDniprov．FootballFederationofUkraine）一案中，第聂伯罗足球俱乐部因恶劣天气原因无法按时参加2013－2014赛季乌克兰足协杯1／8决赛的比赛。仲裁庭认为，第聂伯罗俱乐部在首次因为恶劣天气导致的飞行受阻后，恶劣天气已经不属于不可预见的客观障碍［3］。换言之，没有出现使第聂伯罗足球俱乐部无法到达比赛地不能预见的客观障碍。二是社会异常事件，如战争或武装冲突、社会骚乱、恐怖行为等社会异常事件。国际体育仲裁院裁定表明，当事人所在国爆发的突发性社会和政治问题并不直接构成不可抗力的免责事由。若当事人在同等条件下已先期履行部分合同义务，则社会异常事件无法为当事人继续履行合同提供抗辩。例如，国际体育仲裁院在“乌克兰顿涅茨克矿工足球俱乐部诉欧足联”（FootballClubMetallurgv．UEFA）一案中，国际体育仲裁院仲裁庭裁定，该俱乐部在2014年乌克兰危机爆发后已然支付了第一笔款项，在客观上表明其有能力遵守与债权人达成的延期付款协议，因此，在危机持续的同等条件下，该俱乐部不得主张乌克兰危机构成不可抗力的免责事由［4］。三是国家（政府）行为，如合同订立后，国家行使立法、行政、司法等职能而导致合同履行不能。国际体育仲裁中，判断国家（政府）行为是否构成不可抗力免责事由的关键在于是否完全阻碍了当事人的义务履行。如在“埃及扎马莱克足球俱乐部诉国际足联”（ZamalekSportingClubv．FIFA）一案中，国际体育仲裁院仲裁庭认为，尽管埃及银行业受到严格监管限制，但这些限制并未完全禁止通过埃及银行的国际转账，通过特别申请获批准后可进行特定目的的国际转账［5］。因此，国家（政府）的管制行为并未导致履行义务成为不可能。国际体育仲裁院明确将体育运动和赛事本身所蕴含的要素风险排除在外，如在纪律处罚中明确将降级排除在免责事由之外。例如，在“土耳其卡拉比克足球俱乐部诉欧足联”（KardemirKarabüksporKulübüDernegiv．UEFA）一案中，卡拉比克俱乐部因不符合《欧足联俱乐部准入和财政公平规则》（UEFAClubLicensing＆FinancialFairPlayRegulations）被取消下赛季欧足联赛事的参赛资格。独任仲裁员裁定，财政公平规则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加强俱乐部财务纪律性和合理性，降级风险是任何俱乐部在做出财务规划决策时都应当合理考虑的因素之一，以便能根据降级导致的收入变化调整其未来支出。因此认为俱乐部降级并未构成不可抗力，同时认为俱乐部升级并不能必然保证收支平衡［6］。易言之，降级并非不可预见的客观因素，因而俱乐部降级并不构成不可抗力。

1．2履行不能

当事人得以援引不可抗力规则免责的根本判断要素在于不可抗力客观事由的发生导致事先约定的合同义务无法履行［7］。例如，2015年“摩洛哥皇家足球联合会诉非洲足联”（FédérationRoyaleMarocainedeFootballv．ConfédérationAfricainedeFootball）一案（以下简称“非洲杯筹办纠纷案”）。在该案中，2015年非洲国家杯足球赛原定于2015年1月17日至2月8日在摩洛哥举行。2014年初埃博拉疫情在西非地区暴发，同年8月8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埃博拉疫情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2014年10月8日，摩洛哥卫生部征求世界卫生组织东地中海区域办事处的意见，后者答复：摩洛哥应根据严格的风险分析，并结合该疾病最新的流行病学报告，决定是否延期举办2015年非洲国家杯。随后，摩洛哥青年和体育部基于“健康风险”和埃博拉疫情构成不可抗力向非洲足联提出延期1年举行的请求。非足联执委会拒绝了该请求，并决定2015年非洲国家杯按原定时间举行，同时指出，摩洛哥不能在原定时间组织比赛，根据2011年版《非洲国家杯组织规则》（CANOrganizingRegulations）第90条的规定，被视为放弃承办比赛。仲裁庭支持了非足联的观点，认为赛事承办方在赛事主办方明确拒绝的情况下，不按原计划组织比赛，构成“拒绝（refusal）”或“撤回（withdrawal）”组织该项比赛。仲裁庭认为埃博拉疫情明显增加了赛事的筹办难度，但是认为博拉疫情并未导致赛事筹办成为不可能，以此否决了摩洛哥有关不可抗力的请求［8］，关于履行不能的判断标准是该案最大的争议所在。履行不能是不可抗力规则区别于正当事由（suitablejustifica－tion）等其他抗辩规则的根本所在。正如在UlkerSportsv．EuroLeague一案中，国际体育仲裁院仲裁庭指出，参赛队伍收到来自赛事举办地的死亡威胁可能构成其无法按计划参加体育赛事的正当事由，但这远未达到不可抗力规则适用中导致其无法参赛的客观要求［7］。

1．3因果关系

国际体育仲裁院在仲裁实践中，坚持不可抗力客观事由的发生与合同不能履行之间必须存在直接因果关系。例如，在“埃及亚历山大联合足球俱乐部教练员合同纠纷”（AlexandriaUnionClubv．JuanJoséSánchezMaqueda＆AntonioCazorlaReche）（以下简称“Maqueda案”）一案中，亚历山大联合足球俱乐部与两名教练员之间产生劳动合同纠纷。国际体育仲裁院独任仲裁员裁定，埃及内乱导致埃及足球联赛取消与双方合同不能履行之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理据在于：由于埃及国内持续动乱，导致2012－2013赛季埃及足球联赛于2013年4月宣布取消本赛季剩余比赛。埃及持续动乱超出双方的控制范围，在签订合同前双方无法对此进行合理约定，也无法合理避免，且不能归因于任何一方，构成不可抗力［9］。国际篮联仲裁庭也裁决过类似的不可抗力案件，在“黎巴嫩Champville俱乐部球员合同纠纷”（AnisGeorgesFe－ghaliv．Cerclesportifmaristes，Champvilleclub）（以下简称“Anis案”）一案中。国际篮联仲裁庭裁定，由于黎巴嫩篮协内部的问题以及黎巴嫩篮协与国际篮联的某些争议，导致黎巴嫩篮球甲级联赛2013－2014赛季的前半赛季延期举行，对俱乐部而言构成不可抗力［10］。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国际篮联仲裁庭裁决的首个涉及“不可抗力”抗辩的案件（Mr．GregSurmaczv．BMSLAMStalS．A．），俱乐部提出新冠肺炎疫情导致波兰篮球联赛2019－2020赛季提前结束和波兰政府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的事实，同时援引不可抗力、情势变更和履行不能进行抗辩，请求仲裁庭重新计算2020年3月17日（波兰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之日）之后的赔偿金额。仲裁庭经审查认为只有不可抗力可能适用于本案，但是，俱乐部必须证明异常、不能阻挡和不能预见的事件与履行不能之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由于俱乐部未能提供证据证明疫情直接导致其不能履行对该球员的赔偿义务，因此，裁决俱乐部关于不可抗力的主张不能成立［11］。

1．4主观过错

不可抗力规则的适用前提是以当事人不存在主观过错为先决条件。换言之，主张不可抗力的一方当事人如果在不可抗力事件发生前即已存在主观过错，则不能依据不可抗力规则免除其应当承担的责任。在“巴西米内罗竞技足球俱乐部诉乌克兰基辅迪纳摩足球俱乐部”（ClubAtléticoMineirov．FCDynamoKyiv）一案中，米内罗竞技足球俱乐部拖欠基辅迪纳摩球员转会费。国际体育仲裁院裁定，米内罗竞技俱乐部由于俱乐部前执行董事会经营不善拖欠巴西政府税款，巴西财政部有合法的理由冻结其银行账户，不能因此损害其他债权人的权利［12］。在“埃及扎马莱克足球俱乐部诉国际足联”（ZamalekSportingClubv．FIFA）一案中，俱乐部的银行账户同样遭到冻结，仲裁庭查明，本案中俱乐部的银行账户是根据埃及国内法院的判决遭到冻结，然而该判决涉及拖欠球员薪酬以外的其他债务［5］。又如在“希腊萨洛尼卡足球俱乐部诉欧足联”（PAOKFCv．UEFA）一案中，该案涉及萨洛尼卡俱乐部2006－2007赛季欧足联比赛参赛资格纠纷，俱乐部以银行延迟提供担保函是不可抗力事件为由诉至国际体育仲裁院，国际体育仲裁院经审理认为PAOKFC未能按时满足欧足联的参赛标准，是由于俱乐部未能按时获得银行担保函造成的，也不能确定PAOKFC根据《欧足联俱乐部许可证指南》规定的“例外情形”实施了申请延期的行为。因此，拒绝了PAOKFC关于不可抗力的请求［13］。由此可见，有主观过错的一方不能在主观过错后发生的不可抗力事件中获益。违约赔偿旨在维护并实现双方的预期利益，主观过错方不能利用不可抗力事件损害另一方的预期利益，否则将鼓励主观过错方迟延履行其义务，以期未来可能发生的不可抗力事件继续延迟或部分减免其履行义务。换言之，如果俱乐部以新冠肺炎疫情构成不可抗力请求免责，但是其在疫情介入前具有主观过错。以欠薪为例，国际体育仲裁院通常认为如果俱乐部欠薪长达三个月，即构成实质性欠薪［14］，其不可抗力的主张将很难得到国际体育仲裁院的支持。

1．5影响范围

不可抗力规则的责任免除范围不仅取决于客观事由发生及持续时间，还要结合个案中其他因素加以判定。例如，在“Maqueda”案中，国际体育仲裁院仲裁庭认定埃及持续动乱导致2012－2013赛季足球联赛于2013年4月1日提前结束。仲裁庭裁定免除俱乐部在不可抗力事件发生次月至2012－2013赛季结束期间应付给主教练Maqueda的薪酬［9］。换言之，因不可抗力客观事由的发生免除了俱乐部继续履行与Maqueda合同的义务。但是在该案中，国际体育仲裁院是在综合了该案中的其他因素的情况下，免除俱乐部因不可抗力影响的全部法律责任。在该案中，仲裁庭结合双方提交的证据认为双方都具有解除合同的意图，但双方对合同解除赔偿金未达成一致，俱乐部于2012年11月拖欠Maqueda的工资，后者于2012年12月拒绝继续工作。因此，本案就涉及俱乐部和Maqueda是否有“正当理由”解除合同，仲裁庭认定双方都不具有单方解除合同的“正当理由”，裁决俱乐部应将2012年11月至2013年4月的全额工资支付给Maqueda。对于是否具有“正当理由”应结合《瑞士债法典》第十章劳动合同中第319条（个人劳动合同的定义）、第328条（雇员人格保护的一般情形）、第334条（固定期限合同）、第337条（解除合同的正当理由）、第337c条（不合理解除的后果）、第337d条（不上任或者无理由放弃工作的后果）以及第362条（不得规避以下规定以损害受雇人的利益）的法律规定。可以看出，在判断不可抗力事件的影响范围时，不仅取决于客观事由发生及持续时间，还要结合个案中的因素加以判断，例如是否具有正当理由、涉案薪酬总额、运动员合理生活开支和运动员是否重新就业等因素。例如国际篮联仲裁庭在“Anis”案中裁定，黎巴嫩篮球甲级联赛2013－2014赛季在2013年8月至12月期间中断。俱乐部和球员合同终止后，该球员随即以低于原合同的薪酬与黎巴嫩一家乙级篮球俱乐部签约。仲裁员综合考量违约方过错、球员已重新找到工作、双方的经济条件等因素，认为应在俱乐部和球员之间公平合理地分担因不可抗力造成的经济负担，裁决俱乐部承担球员2013－2014赛季不可抗力影响期间50％的工资［15］。在上述五项构成标准中，必然会涉及举证责任的问题，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一般法律原则，未履行合同义务的一方当事人应承担不可抗力的举证责任。国际体育仲裁院根据案件类型和主体不同，对证明标准区分为或然性权衡（balanceofprobabilities）标准和放心满意（comfortablesatisfaction）标准［16］。因此，在不可抗力规则案件中，举证需要达到或然性权衡标准。即在不可抗力规则适用案件中，主张不可抗力抗辩的一方必须证明不可抗力事件妨碍其履行合同义务的具体和准确的事实［4］。

2国际体育仲裁中不可抗力规则的适用缺陷

国际体育仲裁中坚持在体育组织规则框架内适用不可抗力规则，以维护仲裁规则的统一连续适用。但是，鉴于不可抗力的相关概念界定不清、履行不能与情势变更的适用规定不明和再协商义务的定性缺位三个方面的适用缺陷，国际体育仲裁中不可抗力规则的适用仍存在难点和堵点。

2．1不可抗力的相关概念界定不清

国际体育仲裁院坚持不可抗力规则应在体育组织规则框架内适用，但是国际体育组织规则中不可抗力的相关概念缺乏明晰的界定，导致国际体育仲裁实践中不可抗力事件和不可抗力规则在概念上的阐述混同。国际体育仲裁院仲裁实践中借鉴了瑞士联邦法院关于不可抗力的界定，将不可抗力界定为超出当事人控制范围，不能预见、不能阻挡、导致履行义务成为不可能的客观障碍［6］。这一界定中既包含着“超出当事人控制、不能预见、不能阻挡、客观障碍”的客观要件，又涵盖“导致履行义务成为不可能”的法律后果，实际上将不可抗力事件和履行不能的法律后果融合于不可抗力规则的统一表述之中。对此，国际体育仲裁院并未加以明确区分，而我国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意见认为不可抗力事件可能产生履行不能和情势变更两项不同的法律效果。国际奥委会和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在规则中仅规定了特定情形下由体育组织的理事会或执委会确定是否构成不可抗力事件，但缺乏对于不可抗力法律后果及相关概念的清晰界定，因而无法为国际体育仲裁院提供明确的规则依据。如国际足联《球员身份与转会规定》（以下简称《转会规定》）第27条仅明确不可抗力事件的概念：“本条例未规定的任何事项和不可抗力事件应由国际足联理事会决定，其决定为最终决定”。国际足联常见问题解答指出，《转会规定》第27条是国际足联理事会认为新冠肺炎疫情属于不可抗力事件的法理依据。国际奥委会《奥林匹克宪章》第16条同样仅仅确定了国际奥委会执委会有权确定不可抗力事件。值得注意的是，国际体育组织的规定在事实上区分了不可抗力事件和不可抗力规则，亦承认履行不能和情势变更两种不同的法律后果。如国际足联常见问题解答强调，不可抗力事件的发生并不直接导致球员合同、转会协议等发生解除的法律后果，而是必须加以个案判断。

2．2履行不能与情势变更的适用规定不明

从我国和其他国家法律规定来看，不可抗力事件可能导致履行不能与情势变更两项不同的法律后果。国际体育仲裁院在个案中提及不可抗力事件可能导致履行不能的法律后果。但是，在国际体育仲裁院的案例数据库中，并未检索到因不可抗力事件导致情势变更法律后果的案例。因此，国际体育仲裁中不可抗力规则仍待厘清和凝练，需要明确履行不能与情势变更的适用范畴。履行不能将导致当事人借由不可抗力事件的发生免除全部或部分法律责任。而情势变更并非法律责任的免除，而是发生合同变更的法律效果。国际体育仲裁院在个案中提及履行不能与情势变更的法律后果，但并未凝练提升为统一规则。事实上，国际体育仲裁院对于履行不能的界定受英美法系的影响。英美法系为解决因不可抗力事件造成的合同履行不能，发展出合同落空规则。如在Maqueda案中，由于埃及国内持续动乱，2013年4月，不得已取消了2012－2013赛季埃及足球联赛的剩余所有比赛，因而导致俱乐部与主教练M之间的合同发生履行不能的法律后果。国际体育仲裁庭据此裁定俱乐部不必支付在取消赛事的次月至2012－2013赛季结束期间主教练M的薪酬。即免除了俱乐部因不可抗力事件的发生对于主教练所承担的全部合同责任。但该案中，并未明确阐明履行不能与情势变更的区别。例如2015年的“非洲杯筹办纠纷案”，原告主张以埃博拉疫情构成不可抗力事件为由，请求延期举办非洲杯，换言之，原告主张不可抗力事件导致情势变更的法律后果。在本案中，国际体育仲裁院认定疫情未构成不可抗力事件，因而并未进一步阐述不可抗力事件是否导致情势变更的法律后果。而在E．v．ClubGaziantepspor一案中，国际体育仲裁院明确认可了情势变更制度，但是该案并非基于不可抗力事件导致了情势变更的法律后果［17］。由此可见，国际体育仲裁院已确认情势变更制度，但情势变更的发生并非以不可抗力事件作为前提条件，不可抗力规则与情势变更、履行不能的相互关系仍待明确厘清。

2．3再协商义务的定性缺位

再协商义务，又被称为“再交涉义务”或“继续谈判义务”。各国法律普遍认为，发生情势变更应当鼓励当事人继续谈判，变更不公平的合同条款，从而尽可能地维持合同的效力。在出现履行艰难的情形下，合同并非绝对不能履行，只不过按照原条件履行，可能导致当事人利益严重失衡。确立再协商义务主要基于以下几方面理由：一是维护合同稳定性。运动员合同一般都是固定期限的合同，履约受阻时应鼓励双方再协商，维护运动员合同稳定性，保障运动员合法权益；二是加强运动员和俱乐部的合作。通过再协商义务，增加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磋商和谈判，化解分歧，强化运动员和俱乐部的合作；三是尊重私法自治。与仲裁机构依职权做出变更或解除合同的裁决相比，通过当事人之间的磋商，达成有利于合同履行的新协议，后者更能尊重私法自治原则［18］。再协商义务究竟属于强行性规则还是任意性规则，存在一定争议。由于国际体育仲裁院尚未裁决不可抗力导致情势变更法律后果的案例，因此国际体育仲裁院缺少再协商义务的法律定性。《国际足联指南》和《国际篮联指南》强烈鼓励俱乐部与球员、教练员就疫情期间合同履行问题相互协商以促成集体协议。同时要求，双方应依据公平原则、诚信原则以及比例原则，根据所在国的法律协商解决方案。例如国际篮联仲裁庭在Tina案中，将球员和俱乐部之间的往来邮件的内容作为双方是否履行再协商义务的考量因素。由此可见，国际体育组织将再协商义务定性为约定性义务，并基于手段正当性提出了再协商义务应遵守的原则和程序要求。再协商义务被定性为约定性义务，意味着国际体育仲裁院在个案裁判时需要加以解释和判断，缺乏对运动员在不可抗力事件发生后作为弱势群体的利益保护，救济程序存在严重缺陷。

3我国立法对国际体育仲裁中不可抗力规则的启示

当前全球疫情仍在持续演变，全球疫情仍然存在很大不确定性，由此导致的体育争端中涉及的法律问题会比以往更加复杂。我国最高人民法院专门《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新冠肺炎疫情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一）》（以下简称《最高院指导意见》），我国《民法典》和最高院指导意见中有关不可抗力的相关规定，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为国际体育仲裁提供借鉴。

3．1厘清不可抗力的相关概念

不可抗力并不等同于不可抗力规则，不可抗力规则的适用应明确厘清以下四个法律概念：不可抗力事件、不可抗力规则、不可抗力条款和不可抗力后果，四者是不同的法律概念，但是又存在紧密的联系。国际体育仲裁实践和我国《民法典》第180条第2款都将不可抗力事件定性为“客观事件”。针对这一客观事件所设定的、用以明确不可抗力范围等内容的法律规定，被称为不可抗力规则，我国《民法典》不可抗力规则包括第180条、第194条、第533条、第563条和第590条等规定。我国民法学界对于不可抗力规则的理解存在三种观点：主观说、客观说和折中说，并以折中说为通说［19］。主观说认为当事人主观上虽尽最大注意仍不能发生的事件为不可抗力。依据主观说，不仅是自然灾害、社会事件、政府行为，即使是当事人自身的行为，如作为自然人的合同关系当事人突发未曾知晓的疾病，或者作为法人、非法人组织的合同关系当事人发生意料之外的工人罢工，只要超出当事人的预见能力和预防能力，当事人虽尽最大注意仍不能避免其发生，就属于不可抗力。客观说认为不可抗力是与当事人主观因素无关、发生在当事人外部的、非通常发生的事件，排除了当事人自身行为。折中说认为不可抗力既要考虑当事人的主观因素，即当事人是否尽到了应有的注意；又要强调客观方面，即是否属于当事人以外的原因发生的异常事故。折中说的“不可抗力”，与主观说和客观说皆有区别。当事人自身的行为，无论是否超出当事人的预见能力和预防能力，无论当事人尽最大的注意可否预防其发生，该行为都不属于不可抗力。自然灾害、社会事件、政府行为无论是否重大且显著，只要当事人尽到了应有的注意，且属于异常事故，就构成不可抗力，从而区别于主观说和客观说。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有三类典型情况，一是当事人既不能预见，又不能避免且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属于不可抗力；二是当事人虽能预见，但预见不充分不全面，又不能避免且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也属于不可抗力；三是当事人能够预见或者已经知晓，但不能避免且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不属于不可抗力。因此，新冠肺炎疫情及其防控措施对于不能履行合同的当事人属于法律规定的不可抗力［20］。对于第一种和第三种情况，国际体育仲裁院仲裁实践和我国司法实践持相同观点。但第二种情况存在争议，从国际体育仲裁院以往裁定来看，不属于不可抗力的范畴；但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认为属于不可抗力。当前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全球蔓延并呈现局部反复和不确定的特点，各国政府均根据本国疫情程度确定不同地区的疫情防控措施。对当事人属于虽能预见，但预见不充分不全面，不能避免且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应属于不可抗力。与此相区别，不可抗力条款并非基于法律规定产生，而是基于当事人的约定出现，属于合同条款，是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中特别约定不可抗力事件的范围，一旦发生约定情形，即可作为免责事由。不可抗力条款可分为扩张型、排除型和限缩型不可抗力条款［20］，因而个案中的不可抗力条款有效性需要单独加以判定。如《国际篮联指南》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即使约定在球员合同的免责条款中，如果该条款显失公平，仲裁庭将不予认可。换言之，球员合同中扩张型不可抗力条款的有效性会受到体育组织监管规则约束。不可抗力后果，是指不可抗力规则中规定的免除法律责任、诉讼时效中止、合同解除等法律后果。

3．2区分履行不能与情势变更不同的法律效果

我国《民法典》规定相对于国际体育仲裁实践更为明确地规定了不可抗力规则的法律后果，也区分了不可抗力与情势变更的适用规定。根据我国《民法典》第533条和第563条第1款第1项的规定，不可抗力事件所引发不同的法律后果分别适用情势变更和履行不能。一是不可抗力事件致使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适用《民法典》第533条情势变更的规定；二是不可抗力事件的发生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则适用第563条第1款第1项中履行不能的规定。简言之，履行不能的法律后果在于当事人履行法律规定的相应义务后，可径自解除合同，而情势变更的法律后果是重新协商、请求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解除合同，并不直接导致合同责任的免除。由此可见，虽然履行不能与情势变更都能产生解除合同的法律后果，但是两者的法理依据不同。不可抗力导致履行不能时，依据《民法典》第563条第1款第1项的规定，属于法定解除权。而不可抗力导致情势变更时，当事人必须请求法院或仲裁机关做出裁判，从而变更或解除合同。合同严守（pactasuntservanda）原则是民法中的基本原则，情势变更制度是例外，大陆法系的德国、法国等也在本国《民法典》最近的修订中规定了情势变更制度。因此，国际体育仲裁应当明确，在不可抗力事件发生后，当继续履行合同显失公平时适用情势变更，而当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时适用履行不能，方可有效保证个案裁判的公平正义。

3．3将再协商义务界定为法定前置程序

我国理论界对于再协商义务的法律性质同样具有争议：一方面，从义务视角审视再协商义务，认为其具有强制性前置程序效力的法定义务；另一方面，认为再协商义务应由当事人自主决定，而非法律强制性规定［21］。我国《民法典》颁布后，全国人大法工委民法室主任黄薇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释义》中指出“受不利影响的当事人有权请求与对方协商，对方应当积极回应，参与协商”［22］。在合理期限内协商不成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解除合同。《民法典》立法参与者采取“有权”“应当”等表述无疑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应将再协商义务认定为强行性规则，属于法定前置义务。再协商义务应在遵循国际体育组织提倡的公平、诚信以及比例原则基础上，借鉴我国《民法典》第590条第1款当事人一方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通知要求。因不可抗力导致继续履行合同对于当事人一方明显不公平的，及时与对方协商，以减轻可能给对方造成的损失，并应当在合理期限内提供证明。值得注意的是，再协商义务作为强制性义务同样可能存在例外情况，如受不利影响的当事人明确主张再协商，但是对方拒绝协商或者受限于疫情无法联系到对方时，该方当事人提供合理的证明，应被视为履行了再协商义务。由此，国际体育仲裁院应借鉴我国《民法典》关于再协商义务法定前置性的法律定性，通过及时协商缓和利益相关方的诉求，维持不同利益相关方的参与信心，保障体育运动持续稳定发展。

4结语

当前全球疫情仍在持续演变，疫情及其疫情防控措施导致的运动员和教练员合同履行纠纷为国际体育仲裁带来新的挑战，但这同时也是促进国际体育仲裁向前发展的一个新机遇。国际体育仲裁中不可抗力规则的适用存在缺陷，而我国立法可以从厘清不可抗力的相关概念、区分履行不能与情势变更不同的法律效果和将再协商义务界定为法定前置程序三方面为国际体育仲裁提供有益借鉴。在运动员和教练员合同履行纠纷中合理地适用不可抗力规则，可以增强运动员和教练员合同稳定性，保障运动员、教练员和俱乐部不同主体的合法权益。

作者：王少聪 单位：山东建筑大学 体育教学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