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政治教育意识形态功能及边界

一、思想政治教育是意识形态传播的重要途径

人们对意识形态概念持有不同的理解和阐释，甚至如大卫•麦克里兰所说：“它是一个定义（因此其应用）存在激烈争议的概念。”[2]从价值评价的维度来看，大致可分为三种不同的意识形态概念：“肯定意义的意识形态”，即认定它能客观地反映社会存在的本质而对其内容和价值采取肯定性的态度；“否定意义的意识形态”，即认定它不可能正确地反映社会存在而对意识形态的内容和价值采取否定的态度；“描述意义的意识形态”，即不对意识形态作任何价值性评价而对其仅作中性的、客观的描述和评论等。[3]从利益指向的维度来看，意识形态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上，意识形态指代表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情感、思想方式、政治意识和价值观念的总和；广义上，意识形态指社会中代表某阶级根本利益的情感、思想方式、政治意识和价值观念的总和。[4]在这里，意识形态不仅指向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也包括社会中其他各阶级的意识形态。如果我们把上述两种维度作部分地交叉综合，取价值评价维度中的描述性方式与利益指向维度的广义方式，可将意识形态概念从更为宽泛的意义上定义为：意识形态是指建立在物质条件和相应的社会关系基础上的，代表特定阶级和社会集团根本利益的情感、思想方式、政治意识和价值观念体系等社会意识的总和。在当代，人们较多从广义的层面来理解和使用意识形态的概念，本文亦如此。意识形态作用于社会是以它被社会中的群体和个人接受为前提的，意识形态的传播有多种途径，教育可以说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种方法。马克思在揭露资产阶级通过教化的手段向社会成员灌输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时指出：“资产者唯恐失去的那种教育，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是把人训练成机器。”[5]“通过传统和教育承受了这些情感和观点的个人，会以为这些情感和观点就是他的行为的真实动机和出发点。”[6]在当代社会中，思想政治教育就是从事意识形态教育和传播的专门领域和基本形式。现代意义上的思想政治教育，“主要指一定社会占统治地位的阶级、集团，根据社会意识形态的要求和内容，运用各种方式对政治共同体的成员施加政治的、理论的、精神的、心理的综合影响，以达成对本阶级、阶层或集团的奋斗目标的共识和相对一致的行动”。[7]意识形态性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属性，思想政治教育在本质上就是意识形态传播。意识形态传播的目标在于让社会成员能够接受意识形态的内容和要求，以维持社会思想本身的合法化与再造。这虽然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目标，但并不是它的全部，思想政治教育的总体性目标似乎更宽泛一些。思想政治教育的对象是人，从完整的意义上说，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是根据意识形态的要求，为社会发展培育有完整人格的“社会人”、“政治人”。申言之，思想政治教育除了实施意识形态所指向的思想体系的教育外，还要进行心理、人格等作为现代社会人所需要的更为全面的素质的引导和培育。

二、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识形态功能分析

传播意识形态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功能，但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识形态功能并不止于传播意识形态，还在促进社会整合及意识形态再造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考察思想政治教育实施意识形态传播的机理、过程和方式，对其延展性的社会功能进行系统分析，才能深入认识和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识形态功能的实质。1.教育功能。思想政治教育在内容上是以政治教育为核心的，它传播意识形态的功能首先表征为对社会成员的政治意识、政治态度和政治能力的教育过程。可以具体分解为三个方面：第一是政治认知教育。政治认知包含政治知识、政治感知等多方面的衡量因素。理解意识形态所涵盖的思想理论体系通常需要有一定的政治知识背景，具有关于政治术语、政治范畴、政治原理、政治发展史等方面的知识基础。亚里士多德指出，“人天生是一种政治动物”，[8]但政治知识基础却不是人天生就具备的，而需要后天的传承和教育。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就是对社会成员分阶段地进行政治知识教育的专门机构。有了共同的知识基础，政治理论的传授和对话才成为可能。第二是政治认同建构。政治教育的出发点和归宿就在于使社会成员形成对于主流意识形态和政治的广泛认同。政治认同的建构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它取决于多重影响因素。一是教育性因素。它包括政治理论本身的完善性和解释力如何，思想政治教育者的水平如何，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如何，等等。二是现实性因素。如果理论性的阐述与社会事实或个人经验不符合，或者理论不能很有针对性地回答现实问题、为人们理解和解决现实社会问题提供有力的帮助，这种政治理论和教育就无法获得人们的普遍认同。三是价值性因素。个人首先是活在“自己的意义世界”里的，政治制度和政策的存在以及政治目标的实现对于每个人的意义和价值，总是决定他最终是否愿意接受并为之付出努力的因素。在目标与价值之间还存在一些复杂的变量，如成本与收益、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等。这就意味着寻求政治目标共识和共同行动，需要对集体行动的逻辑和理论进行研究。四是情感性因素。共同体成员对于政治体系的态度和感情，也是形成政治认同的要素。第三是政治实践理性培育。意识形态是具有实践性的。首先，意识形态是反映现实的。马克思指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还可以描绘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的发展。”[9]其次，意识形态是指向行动的。意识形态作用于社会的方式是直接触摸到社会现实的，用于指导制度、规划、政策的制定，赋予群体和个人以世界观、价值观、理想信念和行动的理论上的合法性。因此，社会成员具备必要的政治实践理性，是政治共同体稳定和发展的保障。社会成员表达政治诉求的态度和方式、参与政治活动的意识和能力，都反映其政治实践理性的水平。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即包含着培育社会成员依靠知性理性判断政治行为的习惯，并引导公民将依法参与政治实践活动作为个人的自觉意识和意志。2.整合功能。思想政治教育在传播意识形态的过程中，社会核心价值观的教育引导是作为基本任务贯穿始终的。一般情况下，社会群体中的个人都是独特的行动者，其往往基于自己的需要和欲望，根据对事物和环境的理解和判断自行采取行动。那么，什么因素可以使个人与个人之间消除隔膜、取得共识、采取合作的行动呢？这里就需要意识形态和文化的整合作用。意识形态具有社会整合的功能，这种功能基于其自身能够赢得民众的自愿共识、形成社会内聚力，意识形态从而成为将社会凝结在一起的“社会水泥”。而产生这种凝聚和整合作用的核心力量来源于意识形态之中的价值观系统,它作为意识形态体系中的内核部分，对于社会经济、政治发展和人类进步具有重要的影响力。其社会整合作用具体表征为以下方面：其一，标准构成功能。它使人们在判断事物的好与不好的标准上达成共识，形成同构的价值观。迈克尔•波特从微观经济学的视角探讨经济文化在促进更广泛的经济繁荣中的决定因素作用，他认为某些信念、态度和价值观有助于促进繁荣，如相信“繁荣是取决于生产率，而不是依靠资源控制、经济规模、政府优惠或军事力量”的观念引出了一系列有助益的态度和价值观，诸如注重创新、竞争、责任制、严格的规章制度标准、教育和技能等，同时又排斥了与此相悖的其他一些价值观，诸如崇尚垄断、权力决定报酬、僵硬的等级制、封闭的家族关系决定生意上的合伙关系等。[10]可见，主导价值观体系通过扬利抑弊的标准化过程，起到整合相异的价值观、排斥相悖的价值观的作用。其二，维系秩序功能。文化和价值观的确立，实际地构成一种非制度性的社会规范，成为维系社会秩序的现实力量，如约翰•B•汤普森所指出的，“某些集体共有价值观与信仰构成统治意识形态，它通过向全社会扩散而取得人们遵守社会秩序”。[11]由集体价值观和信仰铸成的内在的社会规范力量具有独立的社会聚合作用，它能使社会在遇到危机时具有较大的保持稳定、走出困境的内在力量。有研究表明，经济发展固然是人类进步的根本，但一个过于依赖经济发展成果而精神价值匮乏的社会是有潜在危险的，因为一旦经济发展遭遇阻滞，社会就可能陷于涣散和混乱的危机；相反，一个有着强大的价值观共识和内聚力的社会，即便遇到经济困难时期，社会也比较能够保持稳定并走出危机。其三，目标导向功能。思想政治教育通过共同的目标感召，团结、动员、激励社会成员共同朝着一个目标去努力。而社会发展的总目标不仅仅在于经济生活目标，更重要的是价值目标追求。这种价值目标也不仅仅是指工具主义的经济价值观，马里亚诺•格龙多纳认为，经济发展决不可仅仅托付于经济价值观，否则，一旦取得经济成就，价值观即会随之消失。[12]促使人们不断追求、永不满足的往往是非经济性的内在价值观，如追求卓越和自我实现、公平、公正、民主、法治、自由等方面的价值，它们是人类文明和社会全面进步的重要标识和发展方向。3.调适功能。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理念在不断地创新转型，转型之一是由过去以单向灌输为主的观念转向双向互动的人际沟通模式。这使意识形态的传播过程愈加成为政治沟通的过程。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群体和个人的各种需求得到了表达的机会，思想政治教育组织系统了解和反映民意的相关信息，即介入“政治输入”过程，为权威当局的政治决策提供依据；在政治决策之后，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又以同样的方式参与“政治输出”过程，通过反馈政治措施的结果信息，促使政府作出必要的调整反应。思想政治教育在这方面的功能发挥对政治系统的有效运作具有积极的意义。转型之二是将思想政治教育与解决实际问题愈加紧密地结合起来。早在革命战争时期，就曾指出思想政治工作要与解决群众实际需要结合起来的重要性。在社会转型中这个问题尤显突出，社会结构的多元化和利益分配的不平衡造成许多社会矛盾和不稳定因素，绕开这些矛盾问题空泛地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是无效的。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就强调指出：“一定要努力帮助群众解决一切能够解决的困难。暂时无法解决的困难，要耐心恳切地向群众解释清楚。”[13]思想政治教育中结合解决群体和个人的实际问题，一方面是思想政治教育本身该有的基本立场、态度和职能，另一方面能够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被接受度和有效性，客观上起到了缓解社会矛盾、调适社会关系、促进社会和谐与稳定的作用，它是思想政治教育社会价值的重要体现。4.再造功能。汤普森在阐释“国家组织的和意识形态保证的社会复制总理论”时，解析了该理论所揭示的促成现有社会关系再生产的机制。“现有社会关系的复制不但要求社会生活物质条件的复制（食品、住房、机器等），而且要求集体共有价值观与信仰的复制”，由这些共有价值观和信仰构成的统治意识形态的生产与扩散“是国家的任务之一，或者是国家特定部门和官员的任务之一。在完成这项任务时，国家……根据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行事”。[14]这一阐述比较清楚地说明了意识形态生产和延续的机理。思想政治教育通过传播意识形态的过程，使社会成员接受和传承社会意识形态，主导意识形态也就得到了不断延续。然而，如果将意识形态的再生产仅仅理解为一种简单的“复制”，是不够的。思想政治教育传播意识形态的过程，往往又是意识形态“再造”的过程，其中既蕴含着“繁衍”，也蕴含着“发展”。首先，它是一个生态性的繁衍过程。“繁衍”与“复制”的区别在于，前者是一种生态性的延续，它既承载母体的“遗传基因”作用，也承载新的生命体本身的个性特征；而后者则只是指一般事物的简单重复、机械再生。以此隐喻意识形态的延续过程，它属于其中哪一种类型呢？从现实情况考察，由于同代或不同代的思想政治教育者之间存在着主体性的差异，他们在传播、解释意识形态思想体系、价值观念过程中必然带有不同时代的特征以及个体性的特点，即使他们在基本思想观念上是一致的，而在文化背景、思想方式、个性等方面存在的差异，也会使他们施行的教育内容和方式彼此有所不同，这就意味着刻板的机械的思想“复制”本身就是不现实、行不通的。从接受者的角度讲亦是如此。按“解释学”的理论，解释和教育经验不是再现性的，而是生成性的，教师的理解、教学讲解与学生的理解都受到他们各自原有的思想基础这一“前结构”的影响和限制，教育和学习包含知识的必要的不完整性、师生不一致以及开放的解释学循环。思想政治教育中进行的意识形态传播只会是一种生态性的思想文化“繁衍”，而不是无生命的“复制”。其次，它是一个创造性的发展过程。如前所述，意识形态是具有发展性的，随着时代和社会条件的变化，意识形态体系也会随之变化。由于思想政治教育者中有相当一部分本身就是意识形态工作专家，他们在承担教育职责的同时也担负研究和创新意识形态思想理论体系、增强意识形态的现实解释力和影响力的任务。

三、思想政治教育意识形态功能的边界

社会意识形态的传播和发展是社会得以延续和稳定发展的基础，然而，由于意识形态是缠绕在各种社会环境因素之中的，意识形态对于人与社会的影响也是有限度和特定性的。因此，在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识形态功能时，我们不能忽略的一点是，实现其功能是有特定的条件和边界的。1.一元导向与多元共存的张力。思想政治教育在传播意识形态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面临着一个复杂的社会环境问题。以怎样的态度和策略回应各种环境因素的影响、挑战和冲击，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识形态功能能否实现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实现的重要条件。面临的问题之一是主流意识形态与其他各种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问题。但凡政治共同体内部的意识形态都可从两个层面加以考察：一是在政府导向和制度层面，统治者和现存社会制度如何规定、引导和容纳意识形态的存在方式；二是在客观现实层面，社会意识形态的实际存在状态及影响结果究竟如何。根据与社会核心价值观契合的程度，社会中的总体意识形态有主流意识形态、非主流意识形态和反主流意识形态之分。一般而言，无论在何种社会制度下，统治层面的意识形态导向本质上都是一元化的。包括表面声称“多元化”的社会中，实际上多党派之间的差异、各阶层利益集团之间的差异都不能超过一定的限度，这个限度即在于他们有一整套以普遍一致的根本利益为基础的公认的标准和价值，因而能够容纳的多元化程度也总是有限的。不过，不能否认的是，由于政治共同体自身内部社会结构的多元分化，以及源自共同体外部的其他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和渗透，社会中多元意识形态的一定程度的存在也是难以避免的客观现实，于是就产生了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一元导向与多元意识形态共存之间的张力。如何看待和把握好这种张力，不仅需要社会管理层与思想政治教育者有坚定的政治态度和政治信仰，更需要有足够的政治理性和政治智慧。意识形态固然具有政治性，它依赖于政权的建立，并为维持政权服务，但意识形态合法性和领导权的建构却不仅仅基于政权的强制力，它对于政权的意义实质是一种“非暴力强制”的手段。意识形态在本质上是非强制性的，取得意识形态的领导权也不是靠强制性的权力，而是靠其自身积聚的精神力量和柔性方法。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解释力和竞争力，是取得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重要基础。意识形态通常有自己的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本身能否令人信服、被人接受，既取决于自身是否有严密的逻辑性和深厚的理论基础，更取决于它能否观照社会现实，对于社会现实中存在的现象和问题是否具有强大的解释力，对于解决社会问题和促进未来发展能否提供有效的指导，并且相比较其他有竞争关系的意识形态，它是否具有明显的理论和实践的竞争优势。这也正是思想政治教育赖以进行意识形态传播所需要的基础，如果这个基础比较匮乏或薄弱，要想取得好的教育成效是不可能的。所以，从事意识形态领域的思想政治教育者，要下功夫提升自身的理论素养，深入开展意识形态的理论思考和创新研究，这是一种硬功夫，难度大却必须迎难而上、勤勉为之。管理层也应为理论研究和创新营造宽松的社会环境，分清学术争鸣与政治立场问题的界限。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引导力和控制力，是取得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重要保证。主流意识形态对于非主流意识形态如何合理引导，对于反主流意识形态如何有效控制，应该有不同的策略。非主流意识形态的存在可能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和积极作用，主流社会一般可视其为文化多样性的存在予以容纳。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可围绕非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进行适当的引导，帮助社会成员提高鉴别力，接纳和吸收其中积极的精神元素，剔除其思想糟粕。而反主流意识形态因其在基本价值观上有悖于主流意识形态，则应予以必要的控制和排斥。这其中需划分法律上的界限，对于确系在政治上严重违反国家宪法和法律的反主流意识形态，应当运用法律的手段予以处置。2.主导意识形态的影响与个人主体自觉之间的和解。人类的伟大之处在于人是会思考、有理性的生物，人特有的批判精神始终是社会进步的推动力量。马克思批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是“把人训练成机器”，明确指出人类消灭异化、获得解放、实现真正的思想和精神自由的道路——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社会。在社会主义时期，人的政治自由和精神自由从理论上是应该得到社会制度层面的基本保障的，但由于现实的社会主义建立的经济基础普遍比较薄弱，实际有限的发展水平在很大程度上仍限制了人的自由发展以及物质和精神需要的满足。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体系及其教育方面成熟度的不足和缺陷也会造成对人的思想自由的束缚，社会中的人们不同程度地存在独立思考的意识不足、缺乏批判精神的问题。这种状况在特定条件下与外部资本主义世界娴熟的操纵手段的输出叠加，就会产生可怖的不良社会效应。思想理论教育2019.09思想教育研究忽略人的主体性，满足于教条式的机械灌输，必然会造成人们独立理性的普遍缺失，而这无论对于抵制外部意识操纵的侵蚀，还是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推动社会主义发展，都是极为不利的。所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中所要做的是唤醒和培育人的主体性，善于用真理的力量说服人、影响人，开启人的心智，培育人们崇尚真理、追求真理的精神品质。意识操纵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伴生物，社会主义社会应根本性地消解所谓的管理层意识操纵与人民主体意志之间的紧张和博弈，主导意识形态作者:单位:的影响与个人主体自觉之间应当得到真正意义上的和解——教育者因其传播对真理的信仰而取得合法性，受众因其有独立的精神和选择的理性而取得主体性。3.适应社会与改造社会的交替。自从18世纪启蒙运动以来，个人和社会就栖居在意识形态的世界里。[15]黑格尔认为：“个体在这里赖以取得客观效准和现实性的手段，就是教化。”个体正是通过自我教化，扬弃自然存在，取得现实的存在，“自我意识在它本有的性格和才能的力量所许可的范围内尽量把自己变化得符合于现实”，“它有多少教化，它就有多少现实性和力量”。[16]个人在现实社会中必须首先了解和适应社会要求才能获得生存和发展的机会。人们常常引用黑格尔的这一论断来说明人接受教育和社会化过程的必要性与合理性，但又往往有意无意地淡化黑格尔对现实世界的异化和教化中虚假性的揭露，而这一个视角正是黑格尔确证意识形态的否定性意义的基点。虽然黑格尔最终也没有能够找到精神世界从根本上扬弃异化的现实道路，但他对意识形态的社会历史本质的考察本身却是有认识论上的意义的。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揭示了人类摆脱异化的现实道路——改造社会的实践活动。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人与环境是互动发展的，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同时人又在改变和创造环境。人类适应社会与改造社会总是交替进行的，体现在意识形态领域也是如此，需要通过接受教育了解和适应社会意识形态的环境，同时也需要努力去反思和消除意识形态束缚人的精神自由的方面。马克思主义是彻底的唯物主义，它宣示意识形态本身不是永恒存在的，随着阶级社会的消灭，现在意义上的意识形态也将最终消逝。而这个过程又不能仅仅依靠思想的批判本身去实现，只有通过激发人的主体性和创造性，改造意识形态赖以存在的社会现实，消除造成异化的物质基础，才能实现人的真正意义上的解放。因此，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不仅是教会人适应意识形态的社会现实，更要增强改造社会的主体意识和使命感，激发其付诸改造社会的实践的热情和理性。

作者:董雅华 单位:复旦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