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哲学视野中生态风险问题

一、问题的提出

20世纪60年代以来，人与自然之间的不协调和尖锐冲突问题被人们称之为“生态问题”并获得了全球性关注。人类实践活动对自然的结构性破坏及其对人类生存和发展已经造成的、可能造成的不利影响被称之为生态危机和风险。人们为了解决并消除这种危机和风险，建立了许多国际性组织，出版了数千种期刊，召开会议并起草各种呼吁书和宣言。然而，迄今为止，生态问题不仅没有得到解决，甚至可以说它尚未得到充分的认识。由于人口数量的急剧增长、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科学技术的日益发达，支持地球生命系统运转的生态环境已经被严重破坏，维持人类生存的一些重要自然资源也几近枯竭。伴随着全球化浪潮的汹涌，具有很强隐蔽性的生态风险日益变得可见并在全球范围内弥散，呈现出无间断性和常态化，并不时地转化为其他形式的风险和危机。生态风险引起了国家、民族、种族之间的争端，甚至可能引发大规模的国际冲突，导致争夺资源和能源的全面战争。当代人类发展面临的这种生态风险已经演变成了人类的生存危机。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中，人与自然关系理论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基础性理论，是马克思哲学自然观的核心。马克思是在历史与自然的辩证关系中获得对历史的新理解的，正是意识到了历史与自然之间的相互制约和相互中介，历史唯物主义才突破了狭义的“历史理论”的界限而获得了“世界观”的意义。历史作为人类活动的时间性过程性的表征，历史与自然的关系也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马克思的哲学反对抽象地谈论人与自然的对立或者统一，它既没有简单地把历史归并于自然也没有绝对地把自然溶化于历史，而是以科学的实践观点阐明了人与自然关系的辩证结构和历史情势。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哲学理论当然没有也不可能提供当今生态风险问题的全部答案，但马克思在深入研究当时的土壤肥力退化问题的基础上形成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及其裂缝的理论，其中蕴藏着我们可以用以探究当代生态风险问题的思想智慧。以当代生态风险问题激活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哲学理论，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当代性的阐释和重构，也是马克思主义在全球风险社会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应有的现实关怀。

二、马克思哲学视阈中的人与自然的关系

(一)考察人与自然关系的实践思维的确立。

近代以降，主客二分的认识论思维方式把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首先作为一个理论问题，在人与自然彼此分离并抽象对立的两极中解释二者的关系，因而无论是思辨的唯心主义还是直观的唯物主义都没有正确说明二者的关系及其对破解人类历史之谜的意义。通过对传统哲学思维方式的实践论变革，马克思把人的生存、生产实践活动作为阐释人与自然关系问题的基础、出发点和思维原则，确立了考察人与自然关系的实践思维。马克思指出:“在一个学究教授看来，人对自然的关系首先并不是实践的即以活动为基础的关系，而是理论的关系……人处在一种对作为满足他的需要的资料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但是，人们决不是首先‘处在这种对外界物的理论关系中’。正如任何动物一样，他们首先是要吃、喝等等，也就是说，并不‘处在’某种关系中，而是积极地活动，通过活动来取得一定的外界物，从而满足自己的需要。(因而，他们是从生产开始的。)”［1］(P405)显然，在马克思看来，在对人与自然关系问题的考察中，重要的不是先从认识上把人与自然的概念抽象出来进行理论上的探讨，而是要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全部实践活动的基础上来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2］(P55)只是在人对自然的实践关系中并在这种关系的基础上才生发出了人与自然的认识关系、价值关系等其他关系。正是在人的生存、生产实践活动的基础上，实践活动内在矛盾的社会历史性展开才使得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具有了重大意义。马克思把人和自然的关系置于一切问题的首位，把它作为研究其他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基础。“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界的关系。”［3］(P11)对于人与自然关系这个事实，马克思主张“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3］(P11)进行考察。在马克思看来，人不是孤零零地独自存在着，人是对象性的存在物，人的活动是对象性活动。因而，“现实的、肉体的、站在坚实的呈圆形的地球上呼出和呼入一切自然力的人”［4］(P105)必然处于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之中。人与自然之间的这种原初性关联表明二者互为前提、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映照，人与自然是内在统一的整体，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只有在这个整体内才成为问题并可以理解、认识和干预。在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构成的动态有机整体中，人与自然的关系绝非抽象的对立或者和谐，而是包含着复杂的辩证结构，始终在冲突与协调相交织的矛盾中发展变化。在与人的对象性关系中，自然既有先在性、实在性、基础性，又有属人性、社会性、历史性。一方面，自然环境经历了漫长的演变和进化，才为高级生命的形成创造了必要的物质条件，人本身是自然界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一刻也离不开自然界。自然界对人的生存和发展来说具有永恒的、不可或缺的意义。因而必须承认自然环境及其内在规律对于人的先在性、实在性和基础性。马克思指出:“自然界，就它本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4］(P56)而“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4］(P92)，“历史是人的真正的自然史”［6］(P107)。另一方面，通过人的社会历史性的生存和生产实践活动的中介，对人来说的先在的自然、外部自然界就不断地转化为人化的自然界和历史的自然。在马克思看来，“被抽象地理解的、自为的、被确定为与人分隔开来的自然界，对人来说也是无”［4］(P116)。“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人的存在的基础，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4］(P83)“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形成过程中生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因此，通过工业———尽管以异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本学的自然界”［4］(P89)。这样，作为人的对象性存在的自然又具有了属人性和社会历史性，自然既是人类活动的前提和基础又是人类活动的结果和产物，把二者联系起来的就是人的生存和生产实践活动。针对青年黑格尔派把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变成“实体”和“自我意识”的神秘问题、针对布?鲍威尔所说的“自然和历史的对立”，马克思批评说:“好像人们面前始终不会有历史的自然和自然的历史……如果懂得了在工业中向来就有那个很著名的‘人和自然的统一’，而且这种统一在每一个时代都随着工业或慢或快的发展而不断改变，就像人与自然的‘斗争’促进其生产力在相应基础上的发展一样，那么上述问题也就自行消失了。”［3］(P21)马克思哲学视野中的人与自然关系是实践基础上社会历史地形成并不断变更的，其中包含着自然对人的外在性和属人性的矛盾、人对自然的依赖性和超越性的矛盾，这些矛盾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代都有其自身的运动规律和特点。在人与自然关系的社会历史性变更中，人的能动性和自然的属人性的确立并不能否定自然的优先性和基础性，自然的社会历史性质也决不能吞噬自然的先在性及其进化。马克思明确反对各种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机械论理解和二元论理解，在其成熟期的著作中，各种有机的和无机的固定立场已经让位于对生态过程的全面的辩证的理解。人类实践活动对自然的具体形态的改变、对自然规律形成以及发挥作用的条件和范围的改变，不仅是一个使自然人化以满足需要、造福人类的过程，同时也有可能使自然反人化，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造成威胁和灾难即生态风险。

(二)对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及其裂缝的剖析。

物质变换(物质代谢、新陈代谢)概念在马克思所生活的时代已经广泛流行于生理学、化学、农学等自然科学领域。马克思吸收了这个概念的自然科学含义并创造性地把它用于对社会经济过程的分析，他不仅通过对一般劳动过程的分析说明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及其意义，而且发现了资本主义条件下物质变换的裂缝并揭示了造成这种裂缝的根源。马克思运用物质变换概念说明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内容时具有自然生态意义和社会历史意义的辩证内涵。马克思一再强调物质生活的生产与再生产对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前提性和基础性作用。人的生存和生产实践活动中的人与自然关系这个事实就其内容来看就是劳动过程中的物质变换。人类为了满足由自身的肉体组织决定的物质需要，必须通过具体的有用劳动把存在于自然界的物质要素变换为适合于特定目的的使用价值或者说社会财富。自然物质要素作为可能的使用价值，它本身就有其自身的物质变换规律，“人在生产中只能像自然本身那样发挥作用，就是说，只能改变物质的形态。不仅如此，他在这种改变形态的劳动中还要经常依靠自然力的帮助”［5］(P56－57)。这就是人与自然之间自然生态意义上的物质变换或物质循环。劳动过程的不断重复进行使这种物质变换的前提、过程和结果日益复杂化。劳动过程中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是由人能动地引起、调整和控制的，这里就存在着人类活动的方式和方法破坏作为其生存条件的自然界，从而使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不能实现人的目的反而带来危害的可能性，马克思引用比?特雷莫的话说:“不以伟大的自然规律为依据的人类计划，只会带来灾难。”［6］(P251)更为重要的是，“一切生产都是个人在一定的社会形式中并借这种社会形式而进行的对自然的占有”［7］(P24)。现实的劳动生产活动总是借助于历史形成的具体劳动组织、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进行的，这就使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具有了社会历史特点。现代自然科学和现代工业一起变革了整个自然界，结束了人们对自然界的神化和崇拜思想及幼稚行为，使人类在与自然的物质变换中创造出了巨大的社会财富。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介下的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也出现了“无法弥补的裂缝”。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造成了城乡的分离和对立，大量人口涌入城市，“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5］(P552)。而在城市，土地营养物质的消耗却表现为环境污染。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的发展及其对农业的改造“使农业人口减少到不断下降的最低限度，而在他们的对面，则造成不断增长的拥挤在大城市中的工业人口。由此产生了各种条件，这些条件在社会的以及生活的自然规律决定的物质变换的过程中造成了一个无法弥补的裂缝，于是就造成了地力的浪费，并且这种浪费通过商业而远及国外”［8］(P916)。“大工业和按工业方式经营的大农业一起发生作用。如果说它们原来的区别在于，前者更多地滥用和破坏劳动力，即人类的自然力，而后者更直接地滥用和破坏土地的自然力，那末，在以后的发展进程中，二者会携手并进，因为农村的生产制度也使劳动者精力衰竭，而工业和商业则为农业提供各种手段，使土地日益贫瘠。”［8］(P917)马克思在这里看到了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人与土地之间物质变换的裂缝或者说断裂，看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引致的土地肥力退化，看到了这种自然异化与人类的自然力的滥用和破坏即工人异化的相互作用和相互交织。马克思在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物质变换过程及其断裂的可能性中找到了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裂缝的社会机制和根源。马克思指出，“交换过程使商品从把它们当作非使用价值的人手里转到把它们当作使用价值的人手里，就这一点说，这个过程是一种社会的物质变换。”［5］(P122)这种以商品为媒介的社会物质变换不仅“发展了劳动的物质变换”，而且使“整整一系列不受当事人控制的天然的社会联系发展起来。”［5］(P132)单是以商品为媒介的社会物质变换就包含着断裂和经济危机的可能性，而商品向货币的转化、货币向资本的转化使社会物质变换进一步复杂化并创造了经济危机变成现实的条件。在以无限度追求剩余价值为支配性目的的资本主义生产中，在资本主义竞争和积累规律的作用下，剥削劳动者的自然力、掠夺自然的生产力就成为资本运动的必然选择。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必然运用不断进步的科学技术对自然进行征服和掠夺，“于是，就要探索整个自然界……采用新的方式(人工的)加工自然物……要从一切方面去探索地球……要把自然科学发展到它的顶点……创造出一个普遍有用性的体系……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在这个社会生产和交换的范围之外表现为自在的更高的东西，表现为自为的合理的东西。……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界才不过是人的对象，不过是有用物;它不再被认为是自为的力量;而对自然界独立规律的理论认识本身不过表现为狡猾，其目的是使自然界(不管是作为消费品，还是作为生产资料)服从于人的需要”［7］(P392－393)。以农业中的物质变换为例，“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都不仅是掠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而且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在一定时期内提高土地肥力的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破坏土地肥力持久源泉的进步”［5］(P552－553)。人与自然物质变换中自然条件的先在性和人类活动的能动性在资本主义生产发展和科技进步的过程中变成了对于资本增值来说的纯粹利己主义的有用性，根源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经济危机有向生态危机转化的趋势，这就埋下了生态风险和危机的祸根。

(三)对人与自然矛盾的和解及其社会条件的阐发。

以劳动实践为基础和中介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和矛盾并非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像野蛮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为了维持和再生产自己的生命，必须与自然界进行斗争一样，文明人也必须这样做;而且在一切社会形态中，在一切可能的生产方式中，他都必须这么做”［8］(P926)。但只是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资本主义阶段才出现了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无法弥补的裂缝”并有无限扩大的趋势。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早期，人与自然的关系以人对自然的无限敬畏和崇拜表现在自然宗教中，人们赋予自然界的许多具体事物以无比的威力、把它们神化并作为图腾来崇拜，祈求它们保佑平安、抵御灾祸。随着人们对人工造物的经验知识的增长和人类思维的发展，自然才逐渐脱去了它神秘的外衣，成了人类自觉认识和改造的对象。资本主义“以前的一切社会阶段都只表现为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7］(P393)，人类的实践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还微乎其微，不足以改变自然自身的物质变换和能量循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及其全球性扩张、人类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使人类从自然的奴仆戏剧般地转变为自然的主人，人类对自然的征服、统治和掠夺使自然也报复人类，这才造成了人与自然矛盾的恶化、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裂缝。面对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造成的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裂缝，马克思主张通过变革资本主义制度、“使现存世界革命化”［2］(P75)，实现人与自然矛盾的和解，促进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发展。马克思强调只有在社会中才能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并把扬弃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共产主义社会作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解的社会条件和最高理想。马克思写道:“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人的存在的基础，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4］(P83)“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4］(P81)马克思认为，变革劳动的社会组织形式、实现生产者的联合是人道地、合理地调控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前提。自然必然性的王国会随着人的需要和生产力的发展而扩大，“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8］(P926－927)。这就需要超出个人的、民族的甚至社会的短期利益的狭隘眼界，促进自然界本身的可持续发展。马克思以土地为例分析说:“从一个较高级的社会经济形态的角度来看，个别人对土地的私有权，和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私有权一样，是十分荒谬的。甚至整个社会，一个民族，以至一切同时存在的社会加在一起，都不是土地的所有者。他们只是土地的占有者，土地的利用者，并且他们必须像好家长那样，把土地改良后传给后代。”［8］(P875)恩格斯注重从自然科学的发展历程揭示自然界的普遍联系和辩证发展，进而揭示人与自然关系和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的相互中介，明确指出了人类行为对自然的影响及可能导致的灾难性后果，论述了实现人与自然和解的社会条件。恩格斯指出，人类“不仅迁移动植物，而且也改变了他们的居住地的面貌、气候，甚至还改变了动植物本身，以致他们活动的结果只能和地球的普遍灭亡一起消失”［9］(P274)。他曾以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等地由于人类某些活动造成的环境恶化的实例警告人类:“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9］(P383)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仅仅以取得劳动的最近的、最直接的效益为目的。那些只是在晚些时候才显现出来的、通过逐渐的重复和积累才产生效应的较远的结果，则完全被忽视了”。即使在现代最发达的民族中，不能预见的作用、不能控制的力量仍然占据优势，因此，不仅要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而且要变革现有的生产方式和整个社会制度，建立自觉的社会生产组织，“在社会关系方面把人从动物中提升出来”［9］(P275)，才能支配和调节人对自然界的惯常行程的干涉所引起的影响。可见，恩格斯和马克思关于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根本立场和基本思想是一致的。

三、马克思哲学对分析当代生态风险问题的启示

首先，要用实践的观点看待生态风险问题，超越自然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的极化思维。当前，全球生态风险犹如一把悬挂在人类头顶上的达摩克利斯剑，无时无刻不在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在对这一问题的理论探索中，国内外学术界形成了两种对立的理论立场和思维模式:自然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前者认为自然物种和生态系统本身具有某种自为的、内在的价值，而人类中心主义只单向地承认自然对人类的价值及人类利用自然界的利益和权利，成为当今世界生态环境恶化的罪魁祸首，因而应当抛弃、走出或超越人类中心主义，“回到自然”，把保持自然生态系统的“完整、稳定和美丽”作为人类行为的终极目的和人对自然的道德行为的终极尺度;后者认定人是惟一具有内在价值的存在物，强调以人类的利益和价值作为评判人与自然关系的最终依据和最高尺度，所谓自然中心主义只能是泛道德主义的乌托邦，在全球市场经济的发展中不堪一击。这两种分析当代生态风险问题的思维方式归根到底都是主客二分与对立的极化思维模式，自然中心主义强调从客体一极来要求主体，人类中心主义则强调从主体一极来考察客体。马克思人与自然关系理论对于研究当代生态风险问题的首要启示就是摒弃在这一问题上的主客对立和极化思维，转换到实践思维的立场上来，在当代人类实践活动中人与自然关系的客观事实性维度和社会历史性维度的张力中展开具体的、历史的、辩证的考察。当代人类生产实践活动的各个方面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变，这就为运用实践思维研究人与自然关系的当代状况进而反思生态风险问题提供了广阔的理论空间。其次，从生产方式特别是资本逻辑的视角透视生态风险的社会根源，凸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风险研究的独特价值。对于威胁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生态风险的根源，当代思想理论界提出了种种观点，有的把它归结为技术的不够发达，有的把它归咎于某种文化价值观念，有的把它追溯到人类本性的缺陷，等等。这些观点都有一定的理论意义，但忽视、淡化或者有意遮蔽了一个探究生态危机和风险的根本性理论视角，这就是马克思分析人与自然关系的生产方式视角。马克思强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是相互中介、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人们对自然界的狭隘的关系制约着他们之间的狭隘的关系，而他们之间的狭隘的关系又制约着他们对自然界的狭隘的关系”［3］(P26)，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裂缝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扩展而出现的客观事实和必然结果。当代全球性的生态危机与风险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全球性运作的必然结果，因而对于当今生态风险扩张根源的揭示必须首先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扩张主义逻辑中寻找答案。在全球化浪潮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仅继续疯狂地破坏着生态环境，而且把重污染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甚至直接地大量向发展中国家倾倒有毒有害垃圾，推行生态殖民主义。事实一再证明，资本主义具有反生态的内在特征，“现实地描述生态与资本主义的冲突，目前需要某种形式的知识性抵抗，即对进行掠夺式开发环境的现存生产方式和观念进行无情的批判”［10］(P17)。这种批判只有以马克思阐述人与自然关系时运用的生产方式批判为理论武器才能彻底而令人信服，同时对当今生态风险所做的消费文化等观念批判只有建立在生产方式批判的基础上才能凸显其时代价值。最后，以实现“两个和解”的宽广眼界考量生态风险问题，调准风险研究的历史和价值坐标。相互交织在一起的发展风险是随着资本主义发展起来的现代性的阴暗面，是资本主导的现代化进程造成的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悖论性困境。当代人类发展所面对的生态风险和危机绝不仅仅是人与自然物质变换的裂缝和断裂，它也是社会和文化的内在矛盾、冲突和分裂在人与自然关系中的表现，是经济危机、政治危机与社会文化危机的一种面相，因而不能孤立地从自然科学和技术的风险管理分析角度来解决。“为了处理文明风险问题，科学总是要放弃它们的试验逻辑的根基，而与商业、政治和伦理建立一夫多妻制的联系———或者更确切地说，结成一种‘没有证书的永久婚姻’。”

关于发展风险问题的研究和争论必须预设一种伦理的、历史的坐标才有意义。恩格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提出了在“瓦解一切私人利益”的基础上实现“人类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12］(P603)的重要思想。马克思把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看作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指出“人与人之间和人与自然之间极明白而合理的关系……需要有一定的社会物质基础或一系列物质生存条件，而这些条件本身又是长期的、痛苦的历史发展的自然产物”［5］(P96－97)。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对未来理想社会的自觉追求中辩证地考察资本主义发展中人与自然关系的危机，对于当前的生态风险研究来说，树立了科学的历史和价值坐标。人类社会生活中各方面的风险都不可能从根本上完全消除，但对于现代性的扩张所造成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尖锐对立中隐藏的灾难这种人类历史进程中的特定风险状态而言，以实现“两个和解”、建立“人与人之间和人与自然之间极明白而合理的关系”的宽广眼界来衡量，是应该而且可以被超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