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唯物主义新哲学纲要

明年3月就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马克思逝世130周年。一百多年来，马克思的理论遗产在全世界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马克思在1845年写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则是马克思在创立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早期制定的科学世界观体系的纲领性文件，对他以后的理论创立、发展具有重大意义。这个文件是1845年春马克思为详细制定新世界观的理论体系而写的笔记，因此可以说是新哲学的一个大纲。恩格斯高度评价说，它“作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是非常宝贵的”[1]208-209。因为，它从根本上批判了费尔巴哈和一切旧唯物主义的局限性，清算了费尔巴哈哲学对马克思消极影响的方面；它标志马克思大大超出了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主义，走向更高一级的唯物主义———“实践的唯物主义”[2]；它第一次把社会实践当作新哲学的基本范畴提了出来，并以它为骨架，构造新哲学的体系。马克思不但把唯物主义原则运用于自然界，而且贯彻于社会历史领域，形成了完备的彻底的唯物主义理论体系的雏形。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说，这一提纲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的一个重要标志。

《提纲》标志着马克思超出了一切旧唯物主义，走向了新唯物主义———“实践的唯物主义”，不但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划清了界限，而且与费尔巴哈的旧唯物主义划清了界限，标志着马克思新世界观的形成。马克思的科学世界观是在工人阶级实践的基础上，批判地吸收了人类思想史上的优秀成果而逐渐形成的。马克思的思想发展经历了一个从黑格尔唯心主义到辩证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转变过程，在马克思思想发展的过程中，接受过费尔巴哈的巨大影响。恩格斯说：“他（指费尔巴哈———引者）在某些方面是黑格尔哲学和我们的观点之间的中间环节。”[1]207-208在费尔巴哈哲学登上历史舞台之前，黑格尔哲学在德国思想界占据统治地位，产生了巨大影响。青年时代的马克思也深受其影响，曾参加过青年黑格尔派的“博士俱乐部”的活动，并信仰过黑格尔哲学，这从他1841年的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区别》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这时，正是费尔巴哈哲学吹响了向黑格尔唯心主义批判的号角，驱除了黑格尔思辨唯心主义和宗教神学的种种思想迷雾，恢复了唯物主义的王位。而且在文风上也一扫黑格尔主义的冗长、晦涩的格调，恢复了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简洁、清新的风貌。于是费尔巴哈的哲学在长期被黑格尔哲学垄断的思想界，像一道异彩，划破了黑暗的长空，许多学者、思想家都集结到费尔巴哈的旗帜下。费尔巴哈哲学对马克思的思想同样产生了巨大影响，起了精神解放的作用，帮助马克思从黑格尔唯心主义中解脱出来。恩格斯说：“这时，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出版了。它一下子就消除了这个矛盾，它直截了当地使唯物主义重新登上王座。自然界是不依赖任何哲学而存在的；它是我们人类即自然界的产物本身赖以生长的基础；在自然界和人以外不存在任何东西，我们的宗教幻想所创造出来的最高存在物只是我们所固有的本质的虚幻反映。魔法被解除了‘；体系’被炸开了，而且被抛在一旁，矛盾既然仅仅是存在于想象之中，也就解决了。———这部书的解放作用，只有亲身体验过的人才能想象得到。那时大家都很兴奋：我们一时都成为费尔巴哈派了。马克思曾经怎样热烈地欢迎这种新观点，而这种新观点又是如何强烈地影响了他（尽管还有批判性的保留意见），这可以从《神圣家族》中看出来。”[1]218费尔巴哈对马克思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不仅他的唯物主义的自然观为马克思提供了批判唯心主义的武器，使马克思得以从黑格尔唯心主义的束缚下解放出来，走向唯物主义，而且他的人本学、他的人道主义思想也给予了青年马克思以深刻影响。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谈得比较多的一些问题如人的本质、类，特别是关于异化，都是和费尔巴哈的学说有关的。马克思在自己的世界观转变过程中，于1843~1844年间，先后写了几篇重要文章，清算黑格尔主义对自己的影响，如《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及其导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神圣家族》等，这些文章标志着马克思从黑格尔唯心主义向辩证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但应看到，这时马克思批判、清算的主要是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而对费尔巴哈的旧唯物主义的局限性还没有作系统地批判。不仅如此，而且在某些方面对费尔巴哈还作了过高的评价，在其著作中，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影响的痕迹仍很明显，这一点从他在《手稿》序言中对费尔巴哈所作的评价中可以看出。他说：“从费尔巴哈起才开始了实证的人道主义的和自然主义的批判。费尔巴哈越不宣扬，这些著作的影响就越扎实、深刻、广泛和持久；费尔巴哈著作是继黑格尔的《现象学》和《逻辑学》之后包含着真正理论革命的惟一著作。”[3]这时，马克思关于人是类存在物、人的类本质、人同人的类本质相异化等提法，仍带有费尔巴哈人本学的印记。这说明马克思还没有完全摆脱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的影响，还没有来得及对自己思想上这一方面的信仰（对费尔巴哈哲学的信仰）作一次彻底的清算。《提纲》则标志着马克思不但清算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同时也清算了费尔巴哈的旧唯物主义，批判了旧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性、直观性、消极被动性和历史唯心主义。这样就使马克思不但从黑格尔唯心主义思想的束缚下彻底解放出来，而且也克服了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主义的消极影响，向更高级形态的唯物主义———“实践的唯物主义”迈出了有决定意义的第一步。

马克思在批判费尔巴哈旧唯物主义的同时，不仅同一切旧哲学划清了界限，而且为制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体系提出了纲领，明确地提出了新哲学的最根本的观点，即“革命的实践”[4]17的观点。这个观点是贯穿整个《提纲》的一根红线。在这一观点的统率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系列基本观点，新哲学———“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大致轮廓勾划完成。首先，马克思把实践的观点应用于认识论，从社会实践观点出发理解自然界、感性客体，克服了费尔巴哈旧唯物主义哲学的消极性和直观性，奠定了“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基础。《提纲》一开头，马克思首先剖析了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旧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4]16第五条中还指出“：费尔巴哈不满意抽象的思维而诉诸感性的直观，但是他把感性不是看作实践的、人类感性的活动。”[4]17这样就指出了费尔巴哈等旧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要害———直观性、消极性、被动性。他们看不到社会实践在认识中的作用，离开社会实践去理解客观事物，把客体仅仅看作是人的认识对象，而不是改造对象。他们把认识只看作是对客体的单纯直观，忽视了人对客体的能动改造作用，看不到人是在实践中，在改造世界的同时认识世界的。因此他们不了解人的认识的本质。当然，在费尔巴哈的著作中也出现了“实践”这个概念，但是“他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4]16，他所说的实践与马克思主义所理解的实践有着本质的区别，还没有超出旧唯物主义所理解的“活动”的涵义，即费尔巴哈所说的实践不是指改造自然和社会的感性活动，而主要是指人的生理活动。他有时还把它理解为一种利己主义的活动、贪图个人眼前实惠的日常活动。由于费尔巴哈错误地理解了“实践”概念，便在人们的认识活动中排斥了实践，把理论的活动看成是真正人的活动。和旧唯物主义的消极、被动的反映论不同，德国古典哲学的一些唯心主义哲学家却强调人的能动性，而且也提出了“实践”的概念。如康德就提出过“实践理性”优越于“理论理性”的思想，而且很重视“实践”这一概念，强调了理性的能动性。但是，他讲的实践是指人的伦理道德行为，所以他只在伦理中讲实践，而在认识论中是排斥实践的。并且康德讲的实践理性是指规定人们道德准则的主观意志，而且这种“实践理性”是先验的。所以康德也同样是不了解真正的社会实践及其作用的。黑格尔在唯心主义立场上也论述了“能动性”、“目的性”、“实践”等问题。他在《逻辑学》中论述了“善的理念”，在《小逻辑》中谈到了“目的性”问题。在这些地方，他十分精辟地分析了实践的特性和作用，提出实践“这个理念比以前考察过的认识的理念更高，因为它不仅具有普遍的资格，而且具有绝对现实的资格”[5]，提出实践是有目的的改变外部现实的活动等思想。但是，由于黑格尔是客观唯心主义者，他同样不理解真正的社会实践活动。因为他认为人的实践活动只是客观概念的外在表现，是客观概念的外在化或异化，这是纯粹的客观唯心主义观点。而且，他对实践也只赋予道德上的意义，这是狭隘的、片面的。马克思批判地吸收了黑格尔关于“实践”、“善的理念”、“目的性”等方面的合理因素，扫除了它的思辨的神秘议论。同样，马克思也批判地接受了“费尔巴哈想要研究跟思想客体确实不同的感性客体”[4]16的唯物主义立场，克服了它的直观消极形式，对客体从实践方面去理解，从主观能动方面去理解。这样就把实践范畴引入认识论，特别强调了“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为建立完整的“实践的唯物主义”认识论奠定了基础。马克思在《提纲》中关于实践的涵义和在认识中的作用提出了如下一些基本观点：第一，关于实践的涵义，马克思提出这样几个规定：“人的感性活动”、“革命的实践”、“实践批判的活动”、“改变世界”的活动等[4]16-19。这一方面说明马克思当时对实践概念的理解是很广泛的，是指一切主体作用于客体的感性的物质活动；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马克思特别强调改造世界活动、革命的实践活动的意义和作用，其中就含有实践主要是指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的客观活动的意思。第二，人的认识不是单纯的感性直观，而是在实践基础上能动地反映现实。马克思认为，客观世界是认识对象，同时又是改造对象，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正是在改造客观世界中实现的。所以人对客体的认识是一个实践过程，人是在“感性的人的活动”中取得对客体的认识的，这就提出了实践是认识的源泉的思想。第三，马克思在哲学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观点，用这个观点纠正了费尔巴哈在认识论上的错误。费尔巴哈虽然承认真理的客观性，认为人的思想是客观事物的反映，但由于费尔巴哈不了解实践活动的意义，因而对真理标准的看法是错误的。他有时把感性直观作为认识的真理性标准，有时则把众人的意见作为真理的准绳。所以费尔巴哈寻求真理的标准没有越出思想的范围。

马克思针对费尔巴哈这种错误观点，明确指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想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4]16这段话不但击中了费尔巴哈认识论的要害，更重要的是提出了认识论中的一项正确的基本原则———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和检验真理的标准，奠定了“实践的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础。其次，马克思通过实践观点考察和反思社会历史问题。在他看来，社会实践不仅是认识论的基本范畴，而且是社会历史观的基本范畴，用这一观点批判了费尔巴哈的历史唯心主义，奠定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马克思明确指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4]18这说明实践不仅是人类认识的基础，也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基础，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根本条件。只有用实践的观点来分析、研究、观察社会，才能揭示社会历史的本质和一般规律。离开社会实践，采取消极直观的办法，对任何社会现象都无法作出正确的解释。旧唯物主义者（包括费尔巴哈在内），就是因为离开社会实践去观察社会问题，因而都毫无例外地陷入了历史唯心主义。马克思在《提纲》中，分别从以下几个方面批判了费尔巴哈的历史唯心主义，同时提出了一些宝贵的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第一，剖析了旧唯物主义在人和环境、人和教育关系问题上的错误观点，批判了他们的英雄史观，提出改变环境和改造人的主观世界一致性的基础是革命实践的重要思想。旧唯物主义只承认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认为人的思想和行动是由环境和教育决定的，有什么样的环境和教育，就会有什么样的人，环境和教育改变了，人才能改变。他们认为人在客观环境面前是完全被动的，没有看到人可以通过实践而能动地改造环境。他们认为人是教育的产物，而没有看到教育是被人们的实践决定的，教育者必须首先受教育，他们的知识和才能归根结底只能来自社会实践。旧唯物主义对人和教育、环境之间关系的这种看法，必然得出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主义结论：把社会上的人分为两部分，其中一部分是天生的教育者，是好的社会环境的设计者，是高出于社会之上的天才人物。另一部分是天生的被教育者，是被英雄人物的头脑所设计的理想环境所改造的大众。这样受苦受难的群众只能靠天才人物的“学说”、“理性”来拯救，天才、英雄人物才是真正的救世主。马克思批判了旧唯物主义的这种唯心史观，指出：“这种学说忘记了：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4]17这就是说一种社会环境的形成，在它成为改变人的原因之前，首先是人们感性活动的结果，是实践的结果。教育者的知识和才能也不是天生的，而是从实践中来的。正如马克思指出的：“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4]17人在实践中改变了环境同时也就改变了人本身，环境和人的改变都是以社会实践为基础的。而社会实践的主体是人民群众，因此这个思想本身就包含着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的创造者这个历史唯物论的基本观点。当然这还只是一个萌芽性的观点，这一观点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得到了详细的阐述。第二，马克思科学地剖析了费尔巴哈在批判宗教上的不彻底性，指明了产生宗教的社会根源和消灭宗教的正确途径，提出了在实践中对私有制社会进行革命改造的任务。费尔巴哈从宗教上的自我异化观点出发批判宗教，即一切宗教都是把世界二重化为两个世界：一个是想象的宗教世界，一个是现实的人间世界，宗教认为现实的人间世界是由上帝创造的。费尔巴哈对这种“上帝创世说”进行了无情地批判。他正确指出：不是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类和人间世界，而是相反，是人类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上帝。这样费尔巴哈把宗教世界归结为它的世俗基础———人间世界，揭穿了宗教的神秘外衣。但是费尔巴哈到此就停步了，他认为自己批判宗教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事实上，他没有从社会实践出发，进一步分析“世俗基础”本身，因而不能正确地阐明宗教的社会根源和克服宗教的正确途径。在费尔巴哈停步的地方，马克思有了惊人的发现。他指出了宗教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社会根源：“世俗的基础使自己和自己本身分离，并使自己转入云霄，成为一个独立王国，这一事实，只能用这个世俗的基础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来说明。”[4]17即宗教存在的深刻的社会根源在于社会自身的分裂和矛盾。也就是说，宗教这种意识形态的存在和发展，只能用现实社会的私有制和阶级矛盾来说明。因此,马克思认为，要消灭宗教，“世俗家庭本身就应当在理论上受到批判，并在实践中受到革命改造”[4]17。在这里，马克思指出了用革命实践改造现实社会，即消灭私有制和阶级的任务。这里包含着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等一系列理论的萌芽。第三，马克思深刻地批判了费尔巴哈对人的本质的错误观点，得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4]18这一重要结论。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深刻见解，大大超过了费尔巴哈人本主义，标志着历史唯物主义基本思想的形成。费尔巴哈在批判唯心主义和宗教神学的过程中，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为人的本质，并且反对把神和抽象的思想客体作为哲学研究的对象，而主张把人、人的本质作为哲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并称自己的哲学是人本主义，认为只有这种人本主义哲学才能提供真理“：唯物主义、唯心主义、生理学、心理学都不是真理；只有人本学是真理，只有感性、直观的观点是真理。”[6]费尔巴哈虽然离开了神圣的天国来到了人间，抛弃了“神学”而来研究“人学”，但他对人的理解，对人的本质的理解却是错误的、唯心主义的。他离开了人的历史性、社会性、阶级性，即离开人的现实性而抽象地、孤立地观察人，提出一个抽象的“人类个体”。费尔巴哈只强调人是自然的一部分，是一个感性的物质实体，因此他讲的人只是生物学上的人，只是自然人。显然这种人“不是生活在现实的、历史地发生和历史地确定了的世界里面的人”，只能是“抽象的人”[1]232。由于费尔巴哈不是把人当作社会的人，而是当作一种自然的人去理解，就必然对人的本质作出错误的说明：“他只能把人的本质理解为‘类’，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纯粹自然地联系起来的共同性。”

这就是说，费尔巴哈不是从生活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的具体的人出发来理解人的本质，而是把人的本质归结为人类在自然属性方面的一些共同性。他说“：人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呢？或者，在人里面形成类，即形成本来的人性的东西究意是什么呢？就是理性、意志、心”“生命就是人的最高的宝物，人的最高的本质。”[7]这种抽象的理性、意志、感情是人的根本属性，是不论哪个时代、哪个社会、哪个阶级的人所共有的本质。马克思在《提纲》中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4]18的观点，批判了费尔巴哈对人和人的本质的错误理解。马克思指出，费尔巴哈所讲的孤立的、抽象的自然人是根本不存在的。现实的人不是孤立的、抽象的“人类个体”，不是“类”，而且属于一定的社会形式的。这就是说人并不是生活在社会之外的生物，而是生活在一定经济关系和政策关系之中的社会的人。马克思之所以作出人“实际上是属于一定的社会形式的”[4]18重要结论，就在于他通过社会实践范畴来看待社会历史问题，把人看作是从事社会实践的感性实体，而从事社会实践的人必在一定的社会形式之中。“社会形式”概念的提出，说明马克思已有了社会形态这一科学概念的萌芽。从人都是“属于一定的社会形式的”观点出发，马克思得出了关于人的本质的科学规定：“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4]18这就是说，人是社会的产物，它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生活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各种社会关系之中。马克思这一思想不但大大超过了费尔巴哈，而且较马克思自己在《手稿》中的思想也前进了。在《手稿》中马克思认为生产活动是人的族类生活，生产劳动是人作为一个族类存在的本质。马克思的这种认识显然高于费尔巴哈关于抽象的“类”是人的本质的看法，但这主要还是从人和自然的关系着眼的。而在《提纲》中关于“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观点，马克思则主要是从人和人的关系方面来提示人的本质。这个观点的提出，标志马克思已彻底摆脱了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对自己的影响，这个观点是马克思建立新的世界观体系的基石之一。第四，马克思从“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观点出发，得出了一切社会意识都来源于社会实践，社会实践决定社会意识的重要结论。费尔巴哈由于把人看成是脱离社会实践的抽象的自然人，因此他撇开历史的进程，孤立地观察人的宗教感情，看不到产生宗教感情的社会基础。与费尔巴哈相反，马克思认为“：‘宗教感情’本身是社会的产物。”社会实践不但是人的社会生活的基础，也是一切社会理论的基础，“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4]18这一论断包含了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萌芽。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出社会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新世界观的根本观点，用这一观点，马克思把各方面的内容统一起来，形成一个崭新的唯物主义理论体系的大纲，为建立完备的系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奠定了基础。

马克思的《提纲》之所以宝贵，还在于马克思在《提纲》的最后，阐明了新世界观的阶级基础以及提出了新哲学的根本任务和历史使命，从而揭示了新哲学所实现的哲学上革命性变革的实质。马克思在《提纲》最后指出“：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了的人类“”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4]18-19这段话指明了旧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主义）是一种建立在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上的、代表了资产阶级利益的资产阶级哲学，它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而新唯物主义则是代表无产阶级利益，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早在1843年，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一文中就提出“：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4]15在《提纲》中又进一步明确地指出：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共产主义社会（“人类社会”）或无产阶级（“社会化了的人类”），这表明新哲学的产生是和无产阶级的命运，和先进的共产主义思想体系、共产主义运动、共产主义社会联系在一起的，它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新哲学的这一特点也就决定了它的任务和使命与旧哲学有本质的不同。费尔巴哈和以往的一切哲学家离开社会实践只是消极地观察世界，用不同的方法说明世界，所以他们“至多只能达到对单个人和市民社会的直观”。马克思的新哲学则不是局限于解释世界，更重要的是改变世界，把社会实践作为自己的根本出发点和目的，鲜明地提出了新哲学的根本任务和使命，就是要改造旧世界，建立新世界。把新哲学与改造资本主义社会、实现共产主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在哲学发展史上是一个根本变革。

《提纲》表明，马克思的新哲学无论在根本观点上，还是在其立场和使命方面，与旧哲学都有质的区别，它是一种崭新的世界观。当然，由于《提纲》“是一份供进一步研究用的匆匆写成的笔记”[1]208，又是马克思在创造新哲学的开始时期写成的，因此它的丰富内容还没有来得及展开，有些概念的内涵还不够明确。但是，由于马克思把社会实践作为新哲学的基本范畴提了出来，在社会实践这一观点统率下，不但用实践的观点考察自然界和人的认识，而且用实践的观点剖析人类社会历史，提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等一系列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这就标志着马克思的“实践的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形成，意味着一种新的世界观已经诞生。从此，以马克思的名字命名的新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哲学发展史上揭开了崭新的一页，开始了新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