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主革命理论产生的条件

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既适应了“一战”和十月革命后“世界历史”变迁的形势，又科学地分析了中国的具体国情，是“世界历史”转折与中国民族命运的双重理论回响。因此，在“思想概论”的教学中，从“世界历史”与民族历史的逻辑互动中去阐明这一理论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可以使学生在一种宏大的历史视野中去更全面、更深刻地把握思想的历史地位与作用。

一、“一战”前后“世界历史”的转折性变迁及对中国的影响

引发近代中国革命有两个主要因素，内部是中国的封建主义，外部是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近代之初，中国正处于封建社会发展的末期。虽然内部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出现，但因封建制度的严重阻碍，发展极为微弱，致使社会生产力落后、政治腐败、制度衰朽、阶级矛盾尖锐，人民生活极端贫困。这些都表明，封建统治者已经没有能力再继续统治下去，人民也不愿意在民不聊生的处境中生活下去。一场危及封建制度存亡的社会大革命已经势不可免。当中国封建社会晚期一场新的内部社会危机正在潜伏暗蕴之际，人类历史的进程因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的确立，已经开始了民族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新纪元。所谓“世界历史”，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的那样：“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版，第88页）由于大工业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人们的世界历史性的而不是地域性的存在同时已经是经验的存在了”（同上，第86页）；资产阶级凭借资本的力量，通过世界市场的扩展和殖民侵略“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使得“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分隔和对立日益消失”，也使“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同上，第276、291页）。于是，以世界市场为纽带，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制度以“殖民”的方式侵入到了中国。在帝国主义列强的殖民侵略下，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受到了极大的破坏，中国沦为一个半殖民地国家，中华民族面临着存亡续绝的严重民族危机。与此同时，中国几千年封建主义赖以存在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瓦解了，中国迅速变为一种半封建的社会。而且，在帝国主义军事征服和财政借贷下，中国的封建统治者不得不最终臣服，并与其勾结而成为其在华利益的政治代表。于是，在民族史日益转变为“世界历史”的时代，中国近代革命也就具有了双重内涵。它既需要实现民族史维度上反封建的民主解放，也同时需要实现“世界历史”维度上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正如所言：“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选集》第2卷，第2版，第632页）

中国革命的两大任务，“就是对外推翻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革命和对内推翻封建地主压迫的民主革命”。“如果不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就不能消灭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因为帝国主义是封建地主阶级的主要支持者”；“如果不帮助农民推翻封建地主阶级，就不能组成中国革命的强大的队伍而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这样两个基本任务，是互相区别，又是互相统一的”（同上，第637页）。正因如此，中国近代的民族历史变迁和人类社会的“世界历史”变迁，就成了考察中国近代革命发展进程的两个最基本维度。中国革命的发展过程也就是这两个维度上的革命问题不断互动影响的过程。正是由于“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世界革命和民族历史进程中的中国革命在五四前后都达到了一个崭新的水平，并在互动中形成“叠加”性的影响，才推动了中国革命从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的历史性转变。就世界历史进程而言，此时发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与十月革命，共同影响了20世纪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进程，也对中国革命产生了转折性的历史影响。

首先，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发生及其灾难性的结果，一方面把近代资本主义制度所具有的弊端推演到了极端，出现了世界性的战争灾难、罪恶与大屠杀，彻底击碎了资本主义关于“自由、民主、平等、和平、繁荣”的神话。另一方面，它使源起于现代之初的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诘难、批判和鞑伐，得以在全球范围内普遍地、现实性地展开。一战后的历史表明，不仅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波澜壮阔，即便是在资本主义世界，也出现了寻求改良和修正资本主义早期发展模式的新趋势。

其次，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因一战的背景也远超出了俄国的民族史层面而直接具有“世界历史”意义。一方面，这个革命发生和成功的原因并非仅仅在于俄国社会本身，还在于一战的影响。它直接就是在一战的废墟上，通过对资本主义进行制度性革命而实现的。因此，这个革命所指向和否定的不仅仅是俄国资本主义制度的“特殊”，更有通过俄国资本主义“特殊”所表征的世界资本主义制度的“一般”。它打破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一统性，根本性地改变了国际力量格局。另一方面，这个革命的理论指导是马克思主义。它实质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结出的实践之果。因而，它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的广泛传播。它的“世界历史性”意义就在于，从理论和实践的双重维度上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亚非拉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提供了一个新的革命范式。

二、前后中国社会的民族性历史变迁

就中国的民族历史进程而言，辛亥革命的胜利，把中国革命推进到了“比较更完全的意义上”（同上，第667页）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层面上来。然而，辛亥革命的夭折、封建帝制的复辟，既表明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极其脆弱性和不发达性，又凸现了中国封建社会根基的顽固性，更暴露了外国帝国主义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反革命本质和作用。历史表明：旧式的民主革命，即使否定了封建帝制，也依然未能彻底完成民主革命和民族解放的任务。在“世界历史”时代，因“世界历史”和中国国情的双重规定，中国问题的最终解决并非能仅仅通过一般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就可以实现。中国革命必须走融“世界历史”与民族国情为一体的道路。于是，中国出现了孙中山由旧三民主义向新三民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转变；有了等中国共产党人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探索及实践开拓。

由旧三民主义转向新三民主义，这是孙中山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范畴内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的新探索，对中国革命由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的转变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正是通过超越新三民主义，通过实现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历史性结合，创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系统全面地回答了中国革命面临的基本问题，指导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因其“反帝”的民族主义而“联俄”，因其“节制资本”和“耕者有其田”的主张而“联共”和“扶助农工”，再加上“直接民权”的政治目标及吸收苏俄经验而建党建军，也就使其指导下的国民革命明显地超越了旧三民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但是，它仍然未能在整体上把中国革命提升到“世界历史”与民族命运相契合的“世界革命”层面。

第一，新三民主义中以“五权宪法”为核心的资产阶级革命的政治追求，依旧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范畴内的政治革命，未能达到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水平。因此，它也就缺乏中国革命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时代背景下应具有的更为普遍性的内涵，也不能阐明在中国革命中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必要性。

第二，在农民问题和土地问题上，新三民主义“耕者有其田”的社会目标，同其实践策略上“核定地价”的调和主义手段的不一致，再加上国民党社会政治基础的复杂性，也就使其难以真正地实现中国农村和农民的社会政治动员。辛亥革命的历史教训表明，如何把革命理论与中国最广大的工农大众相结合，切实地解决中国民族民主革命中的农民问题和土地问题，将最终决定一个革命理论在中国的实现程度。

第三，在意识形态的层面，新三民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疏离，既表明了孙中山“师俄”、“联俄”目标的有限性，也表明了新三民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之间的根本性差别。因此，孙中山也就未能像那样，始终强调“世界革命”所赋予给中国革命的“世界历史”性意义。这就导致了新三民主义不能在理论和实践的双重维度都同时达到“世界历史”的水平，不能最终完全阐释清楚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何以成为中国民族民主革命对象这一问题，从而也就不可能完成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务。由此可见，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理论虽然蕴涵了中国由旧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的某些时代要求，但其理论和实践却始终未能超越一般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畴，仅是一种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中国式改良和修补罢了。这正是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革命理论与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之间的最本质差别。只有超越它，才能建构起具有社会主义前途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

三、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

经过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民族化、本土化转化生成而创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和中国共产党人把中国革命的进程推进到了与“世界历史”相契合的水平。自革命之初和理论创建伊始，和中国共产党人就具有着明显的朝向社会主义前途的历史选择和价值取向。他们鲜明地确立了自己“劳农专政”的阶级立场，真诚地坚持马列主义的意识形态，毫无保留地认同了俄国革命的经验和共产主义的目标，坚决地开始了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这些，都是和中国共产党人在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变过程中，明显地区别于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的地方。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通过对中国无产阶级一般优点、特殊优点及历史作用的分析，阐明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权问题；通过对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主要矛盾的理论阐释，阐明了中国民族民主革命中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复杂性，解决了中国革命中何以反帝、反封建和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对象问题；通过对农民问题和土地问题的特殊强调，阐明了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特殊国情，解决了中国革命的动力问题；通过对新民主主义革命之“世界革命”意义的肯定，阐明了中国革命进程中民主革命与“世界历史”变迁中的世界革命之间的互动性关系，解决了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前途、具体步骤和归宿问题；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认同，阐明了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时代精神，解决了中国革命中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问题。这样，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就既深刻地阐明了中国革命中民族性革命的特殊性，又准确把握住了“世界历史”转变中世界革命的普遍性。它也就成功地解决了中国民族民主革命进程中“世界历史性”与中国民族性的“视界融合”的问题，实现了中国革命发展理论的历史性飞跃。既要把握“世界历史”变迁的宏观进程，又要科学地分析中国的具体国情，把二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这是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理论的精髓之一。而在当今人类世界交往日益紧密的时代，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进程中，如何把世界发展的新形势与中国现实有机地结合起来，依然是我们面临的现实课题。因此，在“思想概论”教学中，在讲解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时，引导学生重温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中的这一基本精神，无疑具有极为重要的启迪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