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十篇

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篇1

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论”，是在哲学探索、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论争和“民族形式”讨论基础上，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内涵提出的。此后，中共分别从政治经济层面采取了“三三制”、“减租减息”、实施公营经济和合作社等措施加以贯彻落实，极大地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为思想的成熟奠定了坚实基础。

【关键词】

新民主主义实践;思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社会主义道路

新民主主义理论最终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一种理论转化成实践，它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落地并且经过实践检验后不断完善和理论上得以确证，从而为中共七大最终提出思想奠定了基础。也可以说，新民主主义的实践是实现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飞跃的关键一环。政治层面主要是三三制政权，经济层面主要是减租减息、公营经济和合作社，这些政策在实施过程中，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思想，又反过来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飞跃的实现，也就是为思想的成熟提供了实践基础。①

一、政治上:三三制

应该说在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之时，中共就立即向明确表示出实施民主的诉求，希望陕甘宁边区建成抗日与民主的示范区，后来在新民主主义的演讲中也提出这两大任务，可见这两项任务是贯穿抗战始终的。1939年愈演愈烈之后，中共寄希望于实施民主的希望破灭，转而寻求自主探索中国民主之路。1940年，接连发表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新民主主义论》)和在延安各界促进会成立大会上的演说。接着，中共中央起草的《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党内指示。该指示明确提出了抗日民主政权的民族统一战线性质，并提出“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原则，在人员分配上，应规定为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1］170。但在这一指示中也明确提出了“必须保证共产党员在政权中占领导地位”［1］170和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形式问题。

此后，“党所领导的抗日根据地都已开始实行，晋察冀边区已作出成绩，陕甘宁边区之陇东分区及清绥分区也获得初步成绩。”［1］553但从后来林伯渠对三三制政权的讲话及现今的研究成果来看，这一政策在贯彻初期也存在着一定问题。笔者认为这主要是中共党内特别是高层领导人对“三三制”政权初衷的理解差异造成的，特别是由他们对新民主主义理论的理解差异造成的，包括、刘少奇等当时党内的高层领导对这些新问题的认识也不尽一致［2］343，更不用说党内的中下层干部，这不仅造成了当时“三三制”落实中的“位差”，更是新中国成立后在何时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上党内高层出现不同意见分歧的根源所在。之所以出现这些问题，根本问题就是前文党内指示中所说的共产党的领导权和民主集中制问题，深层次的表达便是没有正确把握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中阶级联合和阶级立场的关系问题，或者说“一度忽略了革命政权的阶级本质”。新生事物的实践总会有曲折，但不管怎样，“三三制”政权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实践是毫无疑问的，在这一点上党内也没有分歧。这一点从1941年1月31日《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关于实行“三三制”的选举运动给各级党委的指示》中能够看出。指示明确说:“边局决定在今年选举运动中，要以真正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模范政权，为我们党的中心任务。”［2］61“我们在边区所要建立的‘三三制’的新民主主义的政府……必然会大大提高边区在全中国的政治地位，更好的影响全国，促进全国新民主主义的实现。”

［2］61并且，在这一指示中只字未提“三民主义”，这说明中共和已经对自己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和制度有充分的信心并力行实施了。到1941年4月，李富春在《对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政策的意见》中明确说“抗日根据地已经建立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权”［2］270。1941年6月、7月和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还专门听取了晋察冀边区关于政权建设和党的建设的汇报。彭真在代表晋察冀边区的汇报中说“三三制的规定仍是十分必要的”，“今天政权的性质已经有了本质的转变”，“三三制虽不可能普遍严格实现，但大体实现是可能的”［2］368。1942年《陕甘宁边区简政实施纲要》提出巩固三三制，1943年3月6日，陕甘宁边区政府专门发出《陕甘宁边区政府为充实“三三制”给各县的指示信》，这都说明在还没有找到一种比三三制更加切实可行的制度设计贯彻落实新民主主义理论时，三三制的存在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更确切地说是中共对民主的探求和姿态。事实也证明，三三制确实起到了最大程度地展现中共和提出的“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性质”的目的。“事实证明三三制是巩固根据地政权及团结抗日的有力武器”［2］368，“加强了边区内部各阶层的抗日团结”［3］612。这些至少说明三三制作为贯彻新民主主义政治的一项具体措施起到了最大限度检验新民主主义理论的作用。与此同时，无论是在制度设计还是在具体落实中三三制还存在着一定问题。彭真在代表晋察冀向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汇报中就说:“因为在法律条文上规定三三制，是和真正平等普选原则相违背的。同时，在平等的直接的真正民主普选中，要想百分之百实现三三制也极为困难。”

［2］368同时作为国民政府的特区，陕甘宁边区还必须遵循国民政府的规章制度，国民政府现实存在的各级参议会制度与三三制政权之间必然存在着一个衔接问题，这期间事实上存在着一个普选的参议会制度与三三制之间的双体制运行的并行期。彭真的汇报和中共对普选的执着，又使得中共对三三制不断作出思考。这种矛盾状况导致到1942年12月《陕甘宁边区简政实施纲要》颁布时，陕甘宁边区有“八个县还远未实现”三三制。三三制政权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林伯渠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十分精炼地作了说明。“对新民主主义的认识问题。这是党在边区政权工作中最根本的政治立场和阶级立场问题。但有些同志，在这个根本立场问题上却发生了偏向。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强调形式，忽视内容。新民主主义的内容，就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民族民主革命。要鉴别新民主主义，首先就要看政权的阶级性与政策的阶级性。……第二，强调民主，忽视集中。只有民主集中制才能真正有效地表现民主的意志和力量。共产党历来是主张民主集中制的，不因统一战线而动摇改变。第三，只要团结，忽视斗争。……三三制不是无原则的各阶级各党派大联合……在三三制政权中，党一定要领导，一定要在政治上占优势……对新民主主义认识的三个方面，右倾都是主要的危险。”［3］631－634林伯渠的这一讲话与对三三制的设想是完全一致的，可以看作是毛的讲话的翻版。这说明经过一段时期的实践之后，当初对三三制的设想和定调是准确的，所提原则中暗含的预计到的问题也毫无悬念地出现了。因此，随着事态的发展，三三制就逐步退出了历史的舞台，从1943年开始中共转而强调党的一元化领导问题，在政权模式上或者说在政体上逐步探索人民代表会议制度，到中共七大思想确立之时，三三制也明确为联合政府所取代。但是“无论在抗战以前以后，无论参议会成立以前以后，边区政权都是新民主主义政权，对此是不能怀疑的”［3］632。这充分说明了三三制在实践思想核心理论———新民主主义理论中的地位和作用。

二、经济政策上:减租减息

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第一次提出“在中国建立这样的共和国……在经济上也必须是新民主主义的”［4］678。并且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基本概念内涵:包括大银行等归国家所有，国营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采取必要的方法没收地主的土地，允许富农经济的存在，实行“耕者有其田”，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各种合作经济，也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等等。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中国的经济，一定要走‘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路，决不能是‘少数人所得而私’，决不能让少数资本家少数地主‘操纵国民生计’，决不能建立欧美式的资本主义社会，也决不能还是旧的半封建社会”［4］678－679。这里点出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基本点。之所以能够得出这一理论，很大程度上是中共摸索实行了一段时间减租减息政策的结果。但在提出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概念之后，在他起草的党内指示《论政策》中却明确指出“必须向党员和农民说明，目前不是实行彻底的土地革命的时期，过去土地革命时期的一套办法不能适用于现在。现在的政策，一方面，应规定地主实行减租减息……另一方面，要规定农民交租交息”［1］703。这至少说明，虽然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基本成型，但是落实到现实层面却显得不合时宜。减租减息其实对应着政权上的三三制，这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配合的政策组合，两者都是在提出新民主主义论之后逐步成为中共在经济和政治层面的两大支柱政策的。如果说三三制更大程度上实现了新民主主义政治的政策，减租减息却是一种不属于新民主主义经济内涵的经济政策，但这一政策恰恰是与三三制政权相配套的。这一矛盾说明，在新民主主义的实践上，政治上的或上层建筑上的政策是走在了经济基础的前面的。也正是经济与政治的不一致使得减租减息政策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走向消亡成为一种必然。因此，看起来减租减息并属于新民主主义经济的范畴的。那么如何理解新民主主义经济实践对思想形成中的作用呢?减租减息政策是一个弹性很大的政策概念，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力度和强度在逐步加大，掌握这一政策执行力度的是抗日民主根据地执掌政权的共产党。这一政策的初衷在于国共合作后，为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地主、开明绅士一致抗日。

但这一政策的底线是不能否定中共以前所领导的土地革命成果，不能触及中共所代表的工人阶级以及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在国共合作后，一方面虽然中共宣布放弃土地革命的政策，转而采取减租减息交租交息的政策，但对原有的土地革命成果是坚定维护的，多次发出指示要求，坚决反对否定以前土地革命成果的现象，不允许“反攻倒算”。这一政策的前提就是民族矛盾大于阶级矛盾。也就是说，随着前提的变化，这一政策随时有被调整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因此，“减租减息和交租交息”政策表明中共在抗战条件下对地主的策略性后退，其所表达出的阶级性诉求和土地革命诉求丝毫没有因为这一策略性后退而发生根本变化，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越发强烈，特别是随着掀起高潮，中共在逐步反思这一政策的过程中，才提出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概念作为将来发展的目标，更大程度上是作为减租减息政策执行的方向和尺度。虽然，在《论政策》中说出了上述一番话，在1942年1月《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中也承认“我党在各抗日根据地实行的土地政策，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土地政策，也就是一方面减租减息一方面交租交息的土地政策”［3］19，但是该决定还准确地阐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及其土地政策的三个出发点:即充分发挥农民、开明地主和资产阶级(特别是小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抗日积极性。在1942年2月4日的《中共中央关于如何执行土地政策决定的指示》中更加明确地说明了这一点。指示说:“它(指1月28日的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及其三个附件———引者注)的基本精神是先要能够把广大农民群众发动起来……在群众发动起来之后，又要让地主能够生存下去。”

［3］501942年12月9日，刘少奇在晋西北干部会议上的报告对这一指示作了很好的阐释:“这就是以马列主义教育农民，是新的启蒙运动，也就是阶级教育。这个教育搞好了，农民跟上我们走，就不会因为受一点波折而怀疑动摇。……农民起来了，就进行减租减息斗争。……进行减租减息，农民要斗理、斗力、斗法。”［5］237这里刘少奇是从发动群众运动以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来考虑减租减息的，但是他在该报告中所流露出的阶级观点、群众观点和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群众的主体性地位的认可，都与的认识是基本一致的，这本身也就成为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随后，后来国共摩擦的尖锐，特别是1943年5月共产国际的解散，中共对这一土地政策的执行的力度和强度更为加大，更大程度上是偏重于站在农民的立场力图组织群众，而较少考虑交租交息的问题。1943年10月1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减租生产拥政爱民及宣传十大政策的指示》中明确提出“必须于今年彻底减租”，因为“现在根据地已缩小，我党在根据地上细心地认真地彻底地争取群众、和群众共生死存亡的任务，较之过去六年有更加迫切的意义。”［6］582在此表明，形势的发展不仅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土地政策的重心发生了向“减租”的绝对倾斜，而且使中共的群众观、群众路线有了更为现实的实践支撑。因此，可以说，这一土地政策是中共在阶级分析基础上从当时国内矛盾出发作出的策略性调整，而不是战略性后退。也正因如此，笔者才把减租减息而不是交租交息作为新民主主义经济实践的一项内容。比较三三制和减租减息政策可见，中共对地主阶级采取了政治上从宽，经济上从严的方针政策，这保证既发挥他们的抗日积极性，在政治权利上保证其人身和财产安全，又在经济权利上必须向农民作出更大程度的让步，以使中共能够动员农民群众。在经济政策上，还可以看出，中共采取了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宽，对地主为代表的封建主义生产方式从严的经济方针，也就是“在经济上，目前我党的政策，以奖励资本主义生产为主，但同时保存地主的若干权利，可以说是一个七分资本三分封建的政策。”［3］50这种宽严相济的政策配合，有效确保了在抗日的大前提下，各抗日阶级的团结，更为重要的是在综合平衡中确保了中共所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的实施，巩固了中共的领导权。到1945年中共七大时，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对新民主主义土地政策作了更为彻底的表述，从发展方向上根本否定了减租减息的政策，而提出“必须实行土地制度的改革，解放农民”的革命诉求，虽然他也承认抗日战争时期减租减息政策的让步是正确的，并宣称“这个政策，如果没有特殊的阻碍，我们准备在战后继续实行下去，首先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减租减息，然后采取适当方法，有步骤地达到‘耕者有其田’”［7］1076。的这一设想最终因国共内战爆发没有实现，土地政策问题又不得不靠土地革命的办法来予以解决，但这仅仅是途径和手段问题，新民主主义经济的“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作为一种既定的土地制度是必须要实现的，只要这一目标没有改变，封建土地制度的彻底改变是早晚的事。从以上论述足可以看出减租减息政策是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实践，这一实践也反过来极大地丰富了思想的内涵。

三、经济形式上:逐步实施“公营经济”和“合作社”

在给秦邦宪的信中明确指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工厂(社会生产，公营的与私营的)与合作社(变工队在内)，不是分散的个体经济。……这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民粹主义的地方。”［8］484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性质，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但这个共和国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4］678“在‘耕者有其田’的基础上所发展起来的各种合作经济，也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4］678对于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李富春作了较为细致的阐发，他说:“所谓新民主主义的经济……而是以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作骨干的，各革命阶级的经济联盟。”［2］267并认为“承认私有财产与财权，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经济的基础”，提出“任何公营的工农商业，决不是垄断统制的与民争利的，只是整个国民经济的一部分”［2］274。

陆定一的论述更加详尽地说明了所设想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的重要内容，但具体到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实践层面，应该说是不完全实现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说它实现了主要是因为延安时期在陕甘宁边区和根据地有了公营性质的经济和合作社经济形态，允许了富农经济的存在。说它不完全，一方面是因为还远未达到建立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更没有实现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的国家所有;另一方面主要是因为抗日的需要，没有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政策，也没有没收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而是采取“减租减息和交租交息”的调和折中的政策。这是不符合新民主主义经济特点，但却不得不采取的一种经济和土地政策。因此，如何确保这一政策措施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方向成为一个重要问题，也是理解新民主主义经济实践的关键所在。在经济层面，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实践在政策上当然主要是减租减息的政策，其更深的层面是中共的土地政策和对富农、资产阶级政策问题。当然，在经济实践中，还有着公营经济和合作社经济这两个因为内外封锁的外部原因和外来人口大规模进驻根据地造成经济结构失衡、原有的经济形态被打破的内因所产生的新的经济形态，它们是新民主主义的，但却有着社会主义的因素。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土地政策执行中，事实上改变了以往土地革命中中共及其政权的财政来源渠道，特别是随着对边区财政拨付的急剧减少和摩擦，更加加剧了边区的财政困难。应该说，这一困难有着大量外来人口涌入根据地，大量干部、知识分子和军队需要财政供养的现实，一定程度上也是由于中共缺少了打土豪分田地这一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财政来源的渠道。从1940年开始，中共和根据地的财政状况变得极其困难。这样中共一方面掀起大生产运动以开源，另一方面采取精兵简政的办法以节流。与此同时还采取了很多战时的经济政策和措施，并且很多措施连自己都觉得违背了社会分工的原则，但是这些措施却实实在在具有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的雏形意义。公营经济和合作社经济这两种经济形态中，公营经济虽然远未达到所说的国有资本的程度和水平，合作社也不是在耕者有其田基础上实现的，但是毫无疑问也有着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性质和特点。

出于自救的考虑，和中共对公营经济是高度重视的。“公营经济事业成为我们保障财政供给两大来源的一个主要基础，它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3］622并且他认为“我们之注意公营经济建设事业，是从一九三八年开始的。”［3］623这与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召开，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同一年，这是历史的巧合?当然不全是，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一种理论上的自救与公营经济建设作为一种经济上的自救是相辅相成的。故此，我们就更容易理解公营经济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对于公营经济的范围，明确认为是三部分:“(一)政府经营的盐业、工业及商业;(二)军队经营的农、工、商业;(三)党政机关经营的农、工、商业。”［3］622与此同时，和中共牢牢把握一个基本原则，就是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的不没收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反而采取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方针，具体到公营经济上，他们一再强调要“公私兼顾”。在1941年两次写给谢觉哉的信中都明确表示了这个意思。前信中指出，“今年的八百万投资仅顾及公营事业，全没有顾及私人农业贷款与合作社贷款”［2］546，后信中则说:“最大的一条经验，就是在公私合作中(八万人与一百四十万人合作)解决了问题，证明政策是对的，办法是有的。”［2］579这充分说明对公营事业发展中“公私兼顾”的重视，事实上反映出他坚持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中对资本主义的政策。陕甘宁边区政府的《为制订生产计划给各级政府的指示信》，认真吸收贯彻了给谢觉哉前信的指示要求，提出了“政府办的公营工业主要是为的倡导和供给的作用”和“应以发展民营商业，繁荣市场为主”［2］577，这说明发展公营经济中的初期偏向得到了及时的纠正。由此带来了两大不可忽视的历史作用:一是公营经济没有可能发展成为官僚资本主义，进而阻碍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保证了中共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及解放战争时期的联盟);二是将公营经济严格限制在保障供给之上，从根本上杜绝了机关军队党政不分、借发展公营经济之机的腐败，为保证党和军队永不脱离群众，保持先进性和战斗力提供了基本保证。在《一九四三年生产运动的基本总结》中，李富春详尽列举出了“公私合作、公私两利”的七种新形式新办法，这说明这一政策形式确实是得到了实践的检验和发展。任弼时在《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工作的基本方针》中也明确提出“公私兼顾，互助合作，一致对外”［8］163作为金融贸易财政政策的第二个基本方针。公营经济的丰富实践给了理论以极大冲击。这主要是对公营经济中劳动性质的理解问题。“新民主主义政权下的公营工厂的劳动性质，是一个新的问题，不仅有许多职工们没有弄明白，即知识分子也还有不少人弄不清。”［3］263这涉及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问题，也涉及到如何处理公营企业与工人的关系以及如何处理党、政府与工人的关系问题。时任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的邓发希望对这一问题作出解答，但“都存在若干理论上的分歧(例如对于公营工厂是都有剥削的问题)，但都没有展开讨论，没有答复实际问题”［9］359，邓发给出的是模棱两可的答案，但他的回应却把马克思主义的劳动思想、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思想都引入到中国理论的视野之中。

无形中从另一方面刺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探索，但这一问题在当时没有再引起理论界和中共高层的极大关注。从新民主主义经济实践特别是公营经济的实践出发，中共最大的收获是对工业化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和思路。在1944年5月22日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为陕甘宁边区工厂厂长及职工代表会议举行的招待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我们共产党是要努力与中国的工业化的”要求。在1945年1月10日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大会上的讲话中，更是提出两年内陕甘宁边区做到花、纱、布、铁、纸及其他很多用品的完全自给，“所有这些，由公营、私营和合作社经营三方面完成”［10］12。这样就对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与工业化的任务以及实现工业化的主要经济形式都作出了初步的简要的概括。这既是对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的重大发展，也是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几年实践的结果。在中共新民主主义政治纲领《论联合政府》中，明确提出:“在现阶段上，中国的经济，必须是由国家经营、私人经营和合作社经营三者组成的。而这个国家经营的所谓国家……一定要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7］1058在这一报告中，还专列一节讲述工业问题，但他把政治问题的解决作为了工业问题解决的先决条件，“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获得之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起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7］1081。这一经从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发端，经由抗战时期的公营经济和合作社经济的实践，所得出的经济制度设计和工业化追求，是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发展的硕果和重要内容，也是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四、结论

全面抗战前，的《矛盾论》和《实践论》“奠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础”，紧接着日本侵华的加剧，华北事变爆发，抗日的紧迫形势使得没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集中思考理论问题，其他领导人也是如此，而是投入到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所以，1938年和1939年，中共主要的活动是政策层面的调整与调试，理论层面的突破之处，就是在与王明的右倾主义对抗中一鸣惊人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确切提法，把原本暗藏于下的道理亮出了旗帜，但此后对这一概念的阐发却不是那么直接和明确。这一时期的理论探索主要是在文艺界就“民族形式”问题展开了讨论，但即使在左翼文艺界对这一问题仍然存在着不同意见。这说明，虽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概念提出，但其作为一种思想概念甚至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为大家所认识了解还需要做更多的工作。与此同时，及其御用文人也看到了中共民族主义转向对其的威胁，一方面从思想文化上针锋相对地展开对中共及其理论的攻击;另一方面推行“消极抗日，积极”的方针，不断制造与边区的摩擦。所以，中共此一段时间的精力主要是用于处理与维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关系上，同时也从这一国共苗头性的矛盾中得出了必须要“自救”的结论。经由“民族形式”讨论所带来的对文化问题的深切思考，的新民主主义理论逐步形成。这是文化论争的直接结果，更是对现实层面的政治形势不得已的选择。在这一复杂纠结的变化之中新民主主义理论的产生，事实上标志着“两个决裂”:一是标志着中共与“三民主义”制度设计的决裂，这一制度设计不管是中共抗战后所说的真三民主义，还是所主张的三民主义，其核心仍是孙中山确定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政治制度。中共原本想在抗日的大形势下，通过中共与其他民主势力的联合而迫使其施行民主。但是，现实教育了中共，使中共彻底对死心。但在此之前，中共至少从口号上宣称建立“三民主义共和国”，一切的制度设计也是按照这一点来部署的。新民主主义论的发表标志着中共不再坚持三民主义的制度设计，而是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全新政治理念和系统的制度设计。新民主主义1成为与所宣称的三民主义相抗衡的一个核心概念，这突破了此前中共与就三民主义论战时的理念和制度设计局限。二是标志着与以苏联为代表的传统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的决裂。提出的农村包围城市与苏联革命道路的根本不同，在于仅仅依靠井冈山式的游击战并不能真正实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目的，即使单凭战争可以夺取政权，也不可能长久地立国。新民主主义论恰恰给出了如何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一整套政治经济政策和制度设计。对于如何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来看，选择了与苏联颇为不同的道路。苏联是采取夺取政权后立即进入社会主义的道路，而则提出了经过新民主主义的过渡阶段然后再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道路，新民主主义理论从逐步摸索到形成提出，再到形成适用于全国的作为社会主义过渡形式的理论，是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正如在1940年2月延安各界促进会成立大会上的演说中所说:“我们现在要的民主政治，是什么民主政治呢?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是新民主主义的。它不是旧的、过了时的、欧美式的、资产阶级的所谓民主政治;同时，也还不是苏联式的、无产阶级的民主政治。”［1］147这“两个决裂”标志着思想开始形成，以此为开端，思想逐步从一种哲学理论形态进入到了政治经济文化的实践层面，并且以此为据逐步探索出一系列的路线方针政策，为思想的成熟奠定了坚实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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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8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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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篇2

一、新经济政策“以退为进”策略产生的历史背景

十月革命胜利以后，俄国建立了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但是其面对国内外各种矛盾十分尖锐突出。在苏俄面临内忧外患之际，苏维埃俄国决定向社会主义“直接过渡”，实行了以余粮收集制为核心的 “战时共产主义”政策 。虽然实施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取得了胜利，但苏维埃俄国并没有及时认识到“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只是特殊时期的“暂时性”政策，非常措施不但没有停止，反而继续违背当时的国情加大实施力度。随着“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弊端逐渐暴露，工人、农民的不满情绪终于集中爆发，苏维埃政权面临着严重的政治危机。面对这样混乱的局势，列宁指出，“向纯社会主义形式和社会主义分配直接过渡是我们力所不及的，如果我们不能实行退却，即把任务限制在较容易完成的范围内，那我们就有灭亡的危险。”所以，针对当时的情况，基于对苏俄国情的分析和对“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深刻反思，以列宁为首的俄共果断的采取了“以退为进”的迂回发展策略，提出废止余粮收集制，采取粮食税制，实行商品交换，恢复商品流通，完成了由“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向新经济政策的战略转变。

二、新经济政策“以退为进”策略的具体内容

（一）从“国家强制分配余粮”退却到“农民自由支配余粮”

余粮收集制是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列宁为应对国内外战争形势所采取的临时性粮食政策。其主要内容是：强制征收农民手中扣除口粮、饲料和种子以外的全部余粮，有时甚至包括农民一部分必需的粮食。可以肯定的是，在特殊的历史时期，余粮收集制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余粮收集制的核心是“剥夺”农民，强制性、无偿性的征收余粮使得农民在生产上缺乏积极性。在这样的情势下，列宁提出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所谓的粮食税，就是农民要交纳一定数量的粮食作为农业税，交纳后的余粮和农产品可由农民自由支配，并可到市场上出售。可以说，粮食税的实施是列宁“以退为进”迂回策略的体现，是对农民的“让步”，在承认小农经济形式及其独立性的同时，允许农民对生产资料进行自由周转，推动了国民经济的发展。

（二）从“全盘否定资本主义”退却到“充分利用国家资本主义”

列宁认为，社会主义是高于资本主义的，是在否定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列宁提出实行大中小企业的国有化，主张消灭资本主义。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失败，让列宁意识到在一定程度上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是不可避免的。由此可以看出，列宁在对待资本主义的策略上，从初期的全盘否定逐渐“退却”到否定中有肯定。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提出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四种形式，即租让制、合作制、代购代销制和租借制，不仅利用资本主义的资本和技术设备发展了社会主义工业和社会生产力，也进一步促进了小农经济向大生产过渡。

（三）从“国家垄断产品交换”退却到“国家调节商业和货币流通”

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苏维埃政权实行的是国家垄断的产品交换制度，即在产品交换方面，废除一切私营商业，取消货币流通，取缔自由贸易。然而，由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弊端日渐暴露，列宁意识到，直接实行社会主义的生产和分配是行不通的。随着战时共产主义的余粮收集制被粮食税取代，列宁认为，在政策上，商品、货币关系也要做出相应的调整，即由国家垄断制的产品交换制“退却”到国家资本主义的商品交换制。在新经济政策恢复商品交换后不久，列宁又发现了物物交换作法的隐患，及时提出把“国家资本主义商品交换制”改为实行“国家调节商品买卖和货币流通”的政策。虽然列宁在策略上一直“退却”，但他利用市场、商品货币关系发展经济，不仅提高了农民的生活条件，也促进了国家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三、新经济政策“以退为进”策略的当代启示

（一）建设社会主义，要以立足国情为前提

列宁“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提出虽然与马恩关于未来社会主义的设想相吻合，但是它并不适合当时苏俄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国情。而在基于对国情正确认识的基础上提出的新经济政策，却使苏俄经济很快恢复和活跃起来，拯救了苏维埃政权。所以，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也必须立足本国国情。在对国情的认识上，我国经历了从搞“一大二公”、“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的错误路线，到十三大做出了“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正确判断，党的十八大又进一步明确了我国的国情是“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我们不仅在谋划长远发展时要立足初级阶段，在日常工作中也要牢记初级阶段。所以，要建设社会主义必须以本国国情作为前提，我们制定各项方针政策、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绝不能超越这个阶段，脱离我国的基本国情。

（二）全面深化改革，要以人民利益为根本

新经济政策是列宁对“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中旧方法和旧观点的抛弃，是对“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根本改革。而改革之所以成功，就是因为新经济政策极大地满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需求，改善了和人民群众的紧张关系，巩固了苏维埃政权。当前，随着我国改革的不断推进、深化，如何尊重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要求已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尤其要注意的问题。在《决定》中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必须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只有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不断深化改革，才能推进社会主义的健康发展。

（三）坚持对外开放，要以“三个有利于”为原则

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篇3

关键词：列宁；“新经济政策”；市场；国家资本主义；合作制

1921年春开始，在列宁的领导下，苏俄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在列宁晚年，为什么要实施经济政策，怎么样通过新经济政策推动落后的俄国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一直是列宁最关心的问题。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在实践中不断的发展，重温这段重要的历史，对更好理解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

十月革命后，为了应对严重的国内军事、政治和经济危机，俄共（布）实施余粮征集制，对工商企业进行广泛的国有化，消灭商品货币，代以实物交换和分配，实施强制义务劳动等，史称为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它有效的保证了苏维埃政权在战争中能够集中人力物力战胜敌人。然而，战争威胁减轻后，俄共（布）却并进一步加强了国家对经济的直接控制，希望以此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

在国内战争后，国民经济恢复任务被提上日程。1920年4月, 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经济建设的当前任务》的决议，提出了首先从工业入手,从而恢复国民经济[1]。1920年12月，列宁在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提出，“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 。但在战时共产主义强化的条件下，经济与政治形式却日益恶化。到1921年春天，苏俄政权面临的危机，竟然较内战时更为严重。1921年5月，列宁回顾说，“1920年秋季和冬季……没有完全有保证的和足够的粮食储备,国家就根本无法全神贯注地有步骤地进行恢复大工业的工作。”

恢复工业计划的失败促使了列宁的思想开始发生转变。他认识到农业因为受到余粮收集制的影响，农民生产没有积极性，必须首先解决好农民问题，才能重启经济重建，实现工农联盟。“1921年春天形成了这样的政治形势：要求必须立即采取迅速的、最坚决的、最紧急的办法来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和提高他们的生产力。” 这样，列宁开始考虑以粮食税取代余粮收集制。1920年11月30日，列宁起草的《人民委员会关于直接税的决定草案》，第一次提出要研究是否“把余粮收集制改为实物税”。1921年3月，在喀琅施塔得暴动的推动下，俄共（布）十大形成决议，正式决定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这标志着新经济政策启动。

列宁写道，“新经济政策的基本的、有决定意义的、压倒一切的任务，就是使我们开始建设的新经济……同千百万农民赖以为生的农民经济结合起来。” “向纯社会主义形式和纯社会主义分配直接过渡，是我们力所不及的，如果我们不实行退却，即把任务限制在较容易完成的范围内，那我们就有灭亡的危险”。新经济政策的实施，是向社会主义直接过渡转向间接过渡的结果。

二

列宁对新经济政策的思考，始于粮食税，继而发展到对自由贸易、商业精神和市场的认识，对国家资本主义的认识和对农业合作社的认识，最后形成了一个内在有机联系的政策体系。目的是经济上解决工业化与农村发展的矛盾，政治上巩固工农联盟，开辟了一条向社会主义间接过渡的道路。

首先，通过粮食税，进而发展到对自由贸易和市场的新认识。新经济政策的起点是实行粮食税。它使农民在完成固定的实物粮食税后，可以利用市场自由处理自己的余粮。1921年4月，列宁在《论粮食税》中写道，“粮食税是从战时共产主义到正常的社会主义产品交换的过渡”，“流转就是贸易自由，就是资本主义……在这一限度内，流转对我们是有利的”。他认为“商业的发展，即资本主义的发展…在有千百万小生产者存在的条件下是不可避免的。”

列宁最初的设想，国家需要的粮食，主要通过粮食税和工农业产品的商品交换两种途径完成。这里的商品交换，实际上是在国家监督下，以实物交换方式进行，从而绕开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自由贸易，避免滋生资本主义的因素。列宁认为，这是一种有意义的暂时退却。

然而，由于当时苏俄消费工业十分落后，国家拿不出足够的工业品与农民进行交换。粮食税反而导致1921年6月以后的粮食危机。到1921年秋天，列宁意识到应当“要作最坏的打算”，允许让农民通过自由贸易，在市场上自由的交换余粮，承认货币为媒介的流通。这是“第二次退却”。“我们应当认识到，我们还退的不够，必须再退，再后退，从国家资本主义转到由国家调节买卖和货币流通。” 至此，新经济政策的全貌展现。在这个意义上，有的研究者认为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开始时间也可以界定为1921年秋天。

由于自由贸易在农业和地方小工业领域的成功，列宁进一步考虑利用市场发展国营企业，指出“国营企业也在改行所谓经济核算，实际上就是在相当程度上实行商业的和资本主义的原则。” “目前已有少数企业开始实行商业核算制度，按自由市场的价格支付工资”。到1921年12月，俄共（布）第十一次全国代表会议对当时的经济特点总结是:“国内市场的形成”和“货币交换的发展”，提出要“以市场的存在出发并考虑市场的规律来掌握市场，并且有系统的通过深思熟虑的、建立在对市场过程确切估计之上的经济措施，把调节市场和货币流通的工作掌握在自己手中”[1]，要求国有工业“适应市场条件和市场竞争的方法” [1]。

其次，利用国家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早在1918年5月，列宁第一次指出苏俄在过渡时期存在着五种经济成分：（1）宗法式的，即在很大程度上属于自然经济的农民经济；（2）小商品生产；（3）私人资本主义；（4）国家资本主义；（5）社会主义。他认为，“国家资本主义在经济上大大高于我国现时的经济，这是第一”，“国家资本主义中没有任何使苏维埃政权感到可怕的东西”。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期中“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是我国社会主义的主要敌人”，“国家资本主义较之我们苏维埃共和国目前的情况，将是一个进步。”

新经济政策开始后，列宁对苏俄的国家资本主义和一般的国家资本主义作出了明确区别。“我们在我国实行的国家资本主义，是一种特殊的国家资本主义……我们掌握了一切经济命脉，我们掌握了土地，它已归国家所有。这一点是很重要的。”1922年3月，列宁对国家资本主义作出了明确定义：“国家资本主义，就是我们能够加以限制，能够规定其范围的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是同国家联系着的，而国家就是工人，就是工人的先进部分，就是先锋队，就是我们。”

列宁还在《论粮食税》中探讨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四种具体形式：租让制、合作制、代购代销和租借制。列宁认为，租让制具体方式是“我们和最文明的西欧资本主义直接订立正式的书面合同”，它是苏维埃国家同外国资本家进行经济合作，获得先进技术和资本的方式。“我们给世界资本主义一定的“贡赋”，在某些方面向他们“赎买”……使我们的经营的条件得到改善。” 合作制此时也被列宁认为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具体形式之一。它指把小商品生产者联合起来的，“在小农国家里占优势的、典型的小商品生产者合作社，而不是工人合作社”。合作制资本主义“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一个变种”。列宁认为，“租让的基础是大机器生产，合作社的基础则是手工的、部分甚至是宗法式的小生产”。“由租让向社会主义过渡，是由一种大生产形式向另一种大生产形式过渡。由小业主合作社向社会主义过渡，则是由小生产向大生产过渡。”代购代销是“国家把作为商人的资本家吸引过来，付给他们一定的佣金，由他们来销售国家的产品和收购小生产者的产品”，而租借制是“国家把国有的企业或油田、林区、土地等租借给企业资本家，而且租借合同与租让合同极为相似”。这些具体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作用是让“我们”懂得“需要经过哪些中间的途径、方法、手段和辅助方法，才能使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种关系过渡到社会主义。”

列宁认为，在苏维埃国家政权的前提下，国家资本主义较之苏俄当时主要的小生产形式先进，它能够在更大的社会化基础上组织工农业产品交换，提高科技和管理水平。他希望在引入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成分的同时，通过社会主义经济成分与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竞赛，激活国有大工业，壮大社会主义经济，最终战胜小私有经济和资本主义。列宁写道，“我们宣布新经济政策后，提到日程上来的竞赛和比赛，是一场严重的竞赛……这是两个不共戴天的敌对阶级斗争的又一斗争形式。” 这样，在落后的经济条件下，应当利用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生产力，最后实现向社会主义的间接过渡。列宁说，“既然我们还不能实现从小生产到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所以作为小生产和交换的自发产物的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应当利用资本主义（特别要把它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

最后，列宁对合作社的理解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苏维埃俄国脱胎于一个小农国家。粮食税政策的提出，使列宁进而思考如何预防小农生产具有的自发的资本主义性质，寻求“使农民感到简便易行和容易接受的”方式组织小农，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在此前，列宁曾提倡过共耕制、集体农庄等，但效果都不明显，这促使他对合作社进行了重新的评价。1921年春，列宁提出合作社虽然具有自发的资本主义性质，但它是一种社会化的组织形式，“‘合作制’资本主义和私人资本主义不同，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一个变种”，“合作社这一商业形式比私营商业有利，有好处……合作社便于把千百万居民联合起来，组织起来，而这种情况，从国家资本主义进一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角度看，又是一大优点。” 有研究者认为，列宁在1921年5月的《论粮食税》中，指出了“粮食税—资本主义的发展—合作制资本主义或国家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这样一条发展脉络。

俄国的农业合作社在一战前就有所发展，但战时共产主义使已有的合作组织严重萎缩。1920年1月1日，俄国有3.05万个合作社，到11月下降为仅1.3万个。在新经济政策的鼓励下，农业合作社得以恢复发展，到1923年，达到到3.12万个。1921年春天，列宁认为“合作社也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一种形式”，而“小商品生产者合作社（这里所说的不是工人合作社，而是小农国家中占优势的典型的小商品生产者合作社）必然产生出小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这时所提倡的合作社，更多是消费合作社，几乎在整个1921年，农业合作社还没有从消费合作社中分离出来。

随着合作社范围的扩大，列宁对合作社也有了全新的认识。1923年1月，在《论合作社》中，列宁写道，“在实行新经济政策时，我们向作买卖的农民让了步，即向私人买卖的原则让了步;正是从这一点（这与人们的想法恰恰相反）产生了合作制的巨大意义……我们发现了私人利益即私人买卖的利益与国家对这种利益的检查监督相结合的合适程度，发现了私人利益服从共同利益的合适程度，而这是过去许许多多社会主义者碰到的绊脚石。” 列宁认为，“而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条件下，在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取得阶级胜利的条件下，文明的合作社者的制度就是社会主义的制度”。“对我们来说，合作社的发展也就等于……社会主义的发展。与此同时，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 在肯定了合作社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后，他还认为合作社发展要坚持自愿互利的原则，要采取积极支持、稳步前进的方针。这样，列宁对小农经济如何联合走向社会主义形成了自己明确的思路。

三

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内涵十分丰富，并且一直在发展和深化。从粮食税开始，列宁的思考逐步围绕了一条主线，即对利用市场，以及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的认识。

列宁认为，必须利用市场与自由贸易，激活工农业经济的联系。市场和国家资本主义实际上是部分复活了资本主义因素，允许自由贸易和市场发展，有利于建立工农业之间的联系，刺激农民生产，改善工厂经营状况。而允许高于小农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形式的成长，有利于刺激工业恢复与发展，有利于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形成社会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的良性竞争格局，提高经济效率。它在一定时期和范围内，有利于实现小农为主体的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的间接过渡。

列宁又认为，自发的市场意味着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因此必须对之进行必要的限制和管理，必须努力促进社会主义因素在经济竞赛中逐步战胜资本主义和小资本主义因素，这样才能过渡到社会主义。1918年，列宁曾指出，“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 这种对小生产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的警惕，实际上一直在影响列宁和俄共（布）的决策者。列宁认为，实施自由贸易、商业精神和国家资本主义，实际上都是一种“暂时的后退”，必须退得“适度”，并在适当的时机，重新转入“进攻”，即实施更具有直接社会主义性质的政策。

1921年秋天，列宁主张从当年春天新经济政策实施之初的粮食税和商品交换退到“由国家调节商业”，退到以货币为媒介的流通。“1921年春季,我们在经济方面实行了退却，我们在1921年的秋冬和1922年初，还要继续退却”。但到了1922年3月，列宁在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转而提出，“我们已经退了一年。我们现在应当代表党宣言：够了，退却所要达到的目的已经达到。” “退却已经结束，现在的问题是重新部署力量。”“资本家为了发财致富建立了同农民的经济结合；为了加强我们无产阶级国家的经济实力，你也应该建立同农民经济的结合……这样我们就能战胜私人资本家。”

新经济政策的产生是在国内矛盾激化，特别是农民暴动的刺激下，比较仓促启动的，并没有形成完善的改革方案，实际上是“边做边总结”，在实践中不断深化认识。新经济政策出台之初，领导集团无法准确估计“向新经济政策退却”的思想将怎样付诸实施，引发了一系列严重的政治、经济和思想问题，在共产党的基层组织中出现了恐慌。一些县的党组织甚至认为，列宁提出的向新经济政策过渡的措施是向资产阶级投降，引发了退党潮。另外，缺乏实施新政策的管理机关。没有谁可以依靠，只能靠原来的粮食工作者，而他们又肩负着取缔余粮收集制的任务。向农民解释清楚现在是实行粮食税而非余粮收集制本身，就是件困难的事情。新经济政策实施一年后列宁发现，“汽车不完全按照甚至完全不按照掌握方向盘的那个人所设想的那样行驶”。

新经济政策引入了市场机制，部分的复活了资本主义，其逻辑前提是承认商品经济的效率合理性。实际上，如何看待社会主义与市场的关系，是影响人们对新经济政策理解的最深层因素。市场机制对于社会主义，是仅仅可以暂时利用的，还是一种长远的制度安排，这是新经济政策走到一定阶段必须回答的核心问题。但刚刚革命后的苏俄，彻底接受市场经济的原则，是很多革命者无法认同的。新经济政策时期，苏俄一直在努力划清界限：“什么是从法律上满足任何公民与目前经济流转有关的要求，什么是滥用新经济政策”，而两者之间模糊的界限，使政策的执行经常处于摇摆之中。

1921年12月召开的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根据列宁的思想做出决议，认为必须从市场的存在出发考虑市场的规律，掌握市场，通过有系统的、深思熟虑的、建立在对市场过程的精确估计之上的经济措施，来调节市场和货币流通。这说明当时列宁将市场的作用已经提升到相当的高度。但同年11月16日，列宁给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的信中写道：“新经济政策不是要改变统一的国家经济计划，不是要超出这个计划的范围，而是改变实现这个计划的办法。” 这表明列宁认为市场实际上仍然只是计划的补充，虽然是十分重要的补充。事实上，新经济政策时期，苏俄经济中的市场化程度总体上仍然是比较薄弱的。德米特连科认为，“新经济政策只是20世纪20年代政治经济的一种趋势和因素。当时存在着两种基本要素的矛盾：一是居主导地位的国家所有制同无产阶级专政的行政管理系统和思想意识形态，二是的非社会主义(非公有制)的体制，它要求相应的经济方式和有效的自我保护机制。上述二者各有自己的发展逻辑，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合作及冲突，而新经济政策的这种性也就决定了它的（夭折）命运”。

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使苏俄在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下得以恢复，作为反危机措施，它是比较成功的，表现为新经济政策实施后，农民暴动消退，国家经济迅速恢复，并且开始与西欧的部分经济联系，巩固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更重要的是，它探索了在落后国家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道路，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杰出贡献。

然而，由于列宁领导苏俄经济建设时间太短，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仍然在发展之中，新经济政策的各方面措施的意义和价值仍然未能在党内形成共识。列宁提出新经济政策至少要执行一二十年。1921年5月俄共（布）第十次代表会议决议也强调，新经济政策不是权宜之计，而是“一个要在若干年内长期实行的政策”。但由于新经济政策与传统的社会主义政策之间巨大的差别，使党内主流对它的真正含义和地位有明显的分歧。新经济政策究竟是一种策略性政策，还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模式，这个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

在执行新经济政策的20世纪20年代，苏联经济总体较好，但时有起伏，如1923年出现销售危机，1926年出现商品荒，1928年出现粮食收购危机等。戈里诺夫认为，新经济政策时期，苏俄“同世界经济缺乏正常的（甚至在保留对外贸易垄断的条件下）经济联系”，存在“城乡在技术方面（生产力的工业性和非工业性）、组织方面（大生产和小生产）、政治经济方面（社会主义和小商品成分）及其他方面的明显差距”。这实际上与市场不健全和经济生活的行政化有直接的联系。列宁逝世后，党内发生的激烈的权力与路线斗争，政治上走向高度的集权化和官僚化，这都使市场取向的新经济政策外在环境日益严峻。随着斯大林在党内斗争中胜出，以及加速工业化战略的提出，政策开始转向。1928年冬天，粮食危机再次深化，斯大林结束了新经济政策。历史证明，这并不是偶然的举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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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经济问题决议汇编:第1卷(1917—1928)年[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174-305.

列宁选集：第3-4卷，第4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64-773.

列宁全集:第39-40卷，第42-43卷，第52卷(第2版)[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4-366.

蒋锐.列宁关于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从《论粮食税》到《论合作社》[j].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2,(1)：80.

徐博涵.列宁《论合作制》的真谛[j].马克思主义研究,1984,(1)：197.

徐向梅.新经济政策:俄罗斯史学研究新视角评介[j].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0,(1)：15.

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篇4

1921年后，苏俄由“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转变为以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为核心的“新经济政策”。这一政策转变的直接原因是为了渡过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从 1918年春到 1920年底，连续三年的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和国内革命战争，苏维埃政权面临被颠覆的危险。苏俄面对内忧外患，实行了以余粮收集制为核心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集中全国的人、财、物力，击败了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赢得了国内战争的胜利。“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在特殊的时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战争使国民经济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加之 1920年的欠收，饲料缺乏，牲畜死亡，经济的萧条导致广大工人农民生活异常艰苦。从1920年底到 1921年初，苏俄农民的不满情绪日益明显，工人的不满情绪也在滋长，工农联盟面临分裂。针对当时的情况，以列宁为首的俄共采取了果断的战略转变，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转向“新经济政策”。

这一政策转变的根本原因由是由于经济文化落后的国情。俄国十月革命创立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是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人面对的一个艰难课题。列宁深刻的认识到在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生产力十分落后，文化程度低，资本主义尤其是国家资本主义发展不充分的国家向纯社会主义形式和纯社会主义分配直接过渡，是力所不及的事情。正是俄国特殊的国情，决定了俄国向社会主义过度必须采取迁回的方式。列宁和俄共基于对“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深刻反思和对苏俄国情的正确把握，列宁和俄共提出有别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新经济政策”。

二、新经济政策的基本内容

第一，在农业方面，用固定的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农民在纳税后，可以自由处置余粮。粮食税的税额比余粮收集制所征收的粮食少得多，这充分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刺激了播种面积的扩大。粮食税的实施 ，肯定了小农这种经济形式，并且最大限度地支持和鼓励小农独立经营，从而最终实现了工人与农民的巩同联盟。

第二，在工业方面，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由全面没收私人资本转为实行国家资本主义，涉及国家经济命脉的重要厂矿企业仍归国有，由国家经营，中小企业和国家暂时无力兴办的企业，允许本国和外国的资本家经营，采取租让制、小业主合作制、租借制和国家组织代购代销几种形式。还允许部分地恢复小型私人企业。同时，列宁在国营经济的组织管理和领导体制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改造措施，比如要使商业问题成为领导整个国营经济的实际问题，即“采用商业原则”改造国营经济。具体方法有：企业实行经济核算、改变劳动报酬形式、国民经济产品从直接分配改为商品流转。

第三，在流通方面，利用市场、商品货币关系发展商业和自由贸易，由最初实行的产品交换转为允许自由贸易，实行按劳分配。

三、新经济政策的现实意义

第一，新经济政策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新经济政策”的基本思想是从苏俄的实际出发提出来的，它有效地指导了苏俄的社会主义建设，但其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却不仅仅局限于苏俄国，而是对所有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第二，正确认识国情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前提。这是新经济政策给我们的一个重大启迪。列宁领导苏俄实行“新经济政策”正是基于对当时国情的正确认识。在对国情的认识上，我国走了曲折的道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我们对国情都没有认识清楚，以致搞“一大二公”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其结果不是共同富裕而是共同贫穷。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对国情的认识逐渐清晰。十三大做出了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正确判断，十五大概括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九大特征，表明对国情的认识更加深刻。我国的国情就是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正是基于这种对国情的正确认识，我国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并且取得了举世瞩 目的成就。

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篇5

1921年后，苏俄由“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转变为以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为核心的“新经济政策”。这一政策转变的直接原因是为了渡过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从1918年春到1920年底，连续三年的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和国内革命战争，苏维埃政权面临被颠覆的危险。苏俄面对内忧外患，实行了以余粮收集制为核心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集中全国的人、财、物力，击败了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赢得了国内战争的胜利。“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在特殊的时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但是，战争使国民经济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加之1920年的欠收，饲料缺乏，牲畜死亡，经济的萧条导致广大工人农民生活异常艰苦。从1920年底到1921年初，苏俄农民的不满情绪日益明显，工人的不满情绪也在滋长，工农联盟面临分裂。针对当时的情况，以列宁为首的俄共采取了果断的战略转变，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转向“新经济政策”。

这一政策转变的根本原因由是由于经济文化落后的国情。俄国十月革命创立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是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人面对的一个艰难课题。列宁深刻的认识到在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生产力十分落后，文化程度低，资本主义尤其是国家资本主义发展不充分的国家向纯社会主义形式和纯社会主义分配直接过渡，是力所不及的事情。正是俄国特殊的国情，决定了俄国向社会主义过度必须采取迁回的方式。列宁和俄共基于对“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深刻反思和对苏俄国情的正确把握，列宁和俄共提出有别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新经济政策”。

二、新经济政策的基本内容

第一，在农业方面，用固定的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农民在纳税后，可以自由处置余粮。粮食税的税额比余粮收集制所征收的粮食少得多，这充分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刺激了播种面积的扩大。粮食税的实施，肯定了小农这种经济形式，并且最大限度地支持和鼓励小农独立经营，从而最终实现了工人与农民的巩同联盟。

第二，在工业方面，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由全面没收私人资本转为实行国家资本主义，涉及国家经济命脉的重要厂矿企业仍归国有，由国家经营，中小企业和国家暂时无力兴办的企业，允许本国和外国的资本家经营，采取租让制、小业主合作制、租借制和国家组织代购代销几种形式。还允许部分地恢复小型私人企业。同时，列宁在国营经济的组织管理和领导体制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改造措施，比如要使商业问题成为领导整个国营经济的实际问题，即“采用商业原则”改造国营经济。具体方法有：企业实行经济核算、改变劳动报酬形式、国民经济产品从直接分配改为商品流转。

第三，在流通方面，利用市场、商品货币关系发展商业和自由贸易，由最初实行的产品交换转为允许自由贸易，实行按劳分配。

三、新经济政策的现实意义

第一，新经济政策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新经济政策”的基本思想是从苏俄的实际出发提出来的，它有效地指导了苏俄的社会主义建设，但其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却不仅仅局限于苏俄国，而是对所有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第二，正确认识国情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提。这是新经济政策给我们的一个重大启迪。列宁领导苏俄实行“新经济政策”正是基于对当时国情的正确认识。在对国情的认识上，我国走了曲折的道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我们对国情都没有认识清楚，以致搞“一大二公”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其结果不是共同富裕而是共同贫穷。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对国情的认识逐渐清晰。十三大做出了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正确判断，十五大概括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九大特征，表明对国情的认识更加深刻。我国的国情就是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正是基于这种对国情的正确认识，我国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并且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篇6

关键词：列宁；新经济政策；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继承和发展；超越

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国家的苏联和现在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在发展的过程中，都曾遭遇经济发展的瓶颈期。又都由于经济问题，导致政治问题，影响社会稳定。两国最后都能从本国实际出发，进行经济改革，扭转了时局。

一、列宁新经济政策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施的背景

（一）列宁新经济政策实施的背景

1917 年的十月革命，苏俄建立起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国家，革命过后各种反革命的势力不断地威胁新生政权。在三年的内战中，年轻的苏维埃政权施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这对于夺取战争胜利，保卫国家政权都起过积极作用。

但是国内战争结束后，它的弊端日益显露出来，终于导致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使国民经济几乎面临崩溃的边缘。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挫折和失败，使列宁认识到，直接用无产阶级法令，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生产和产品分配的做法是不可取的，无所不包的计划等于空想。因此，为了扭转时局，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巩固苏维埃政权，于1921 年3 月，俄共( 布)十大通过了《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决议，由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过渡到新经济政策。它的主要内容是在社会主义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前提下，恢复市场经济形式。新经济政策的实施，极大地调动了小生产者劳动创造的积极性，缓和了国家和农民之间的紧张关系，促进了农业的恢复和发展，巩固了工农联盟，使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获得比较牢固的基础。“在1921年以前, 农民暴动可以说是俄国的普遍现象, 而今天差不多完全没有了。农民对他们目前的境况是满意的。我们可以放心地下这个论断。" ［1］(P280)

（二）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施的背景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全面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担负起领导全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任,把眼光投向苏维埃俄国的“新经济政策”。邓小平找到列宁的新思路,就给中国的改革开放找到了新航向。在经历了社会主义实践的曲折之后, 列宁的思想更显得光辉熠熠,使得中国的经济改革有了坚实的理论和现实基础。

这期间，我党在对市场经济的认识上经历了一个曲折发展的过程。联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探索经历,也是走过了一个不断提高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从最初的“计划经济”到“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再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最后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确立。［2］(P123)

二、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列宁新经济政策的继承与发展

经过对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反思，邓小平在领导全党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发现列宁新经济政策的“思路比较好”。中国改革开放的理论与实践，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对列宁新经济政策的继承和发展。

（一）实事求是，大胆创新

当现在走的路已经不能再走下去了――既威胁到国家稳定，又不利于民生，我们就必须反思我们所坚持的经典是不是哪里出现了偏差。从马克思主义的一般真理到苏俄和中国的个别案例，必须实事求是，从本国实际出发，必要时要进行大胆创新。

苏俄和中国都是在国家经济和政治形势不大乐观的情况下实施的经济改革方案。对新经济政策而言，当时苏俄由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失误，国内发生了严重的经济和政治危机，迫使列宁不得不采取迂回的过渡方式，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新经济政策。同样当时在中国，因为在经济改革指导思想上的偏差导致了国民经济的持续滑坡，人民生活水平无法提高，社会极度不稳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逐步建立起来的。列宁坚持大胆探索，及时总结经验，为我们树立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光辉典范。

（二）经济改革从农村开始，巩固政权

学习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率先在农村改革，是邓小平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思想的重要理论来源，关于建设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许多观点，都是对列宁新经济政策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上世纪70 年代的中国同十月革命胜利后的俄国相比，虽然时代不同，但是在经济上、文化上都有着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它们都是经济文化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农民在全国人口中占大多数的农业国。列宁认为，由于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决定了俄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必须走一条特殊的道路，必须从解决农村问题起步。邓小平也认为，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农民问题关系到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全局，改革也必须从农村开始。我们的经济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并不是因为我国当时的农业政策与农民有尖锐的矛盾，而是从全面考虑。［3］(P274)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指出：“为什么从农村开始呢？因为中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在农村，如果不解决这百分之八十的人的生活问题，社会就不会是安定的。工业的发展，商业的和其他的经济活动，不能建立在百分之八十的人口贫困的基础之上。"［4］(P178)

（三）继承列宁商品经济思想，提出并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创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列主义理论的重大发展。但历史地看，这种崭新的市场经济理论，应该说是萌芽于列宁, 成形于邓小平。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列宁首次使用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概念，并实行过社会主义通向市场经济的经济政策,这是对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的继承和发展。列宁指出，直接过渡到纯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和纯社会主义分配，不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并于1921 年果断地提出并实施了“新经济政策”，恢复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邓小平继承列宁的商品经济思想,在领导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巨大的理论勇气和务实求效的实践精神，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商品经济问题作了深入的研究分析，提出并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三、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列宁新经济政策的超越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敢于突破社会主义就是计划经济的僵化思想。在中国改革进程中逐渐形成和完善的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更是对列宁经济思想的超越。

（一）在具体方式上，更为清楚和科学

当时在苏俄, 列宁及时认识到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错误, 采取了新经济政策, 由“直接过渡”变为“迂回过渡”, 他本人认为这是一种退却。其实相对当时的情况来说, 新经济政策的实施是一种“激进式”的改革。然而,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却是一种“渐进式”的改革, 由“计划经济为主, 市场经济为辅”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这种清楚明白的认识和有步骤的改革，本身就已经超越了前人。

（二) 在对市场经济（商品经济）的认识上，更为科学

列宁虽然也主张用非社会主义的方法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但他从来不认为市场经济、货币、商品是社会主义应该加以发展的。相反，他认为这些都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将来的社会主义不应该有这些东西存在。列宁关于商品经济的存在与发展思想仅限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 即只是过渡时期的手段，并且把它限制在很小的范围内。邓小平则认为，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建设必不可少的手段。他反对把市场经济、商品和货币看作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 而认为它作为人类配置资源的手段和方式，计划和市场都只是经济手段而已，在社会主义社会也是普遍适用的。［5］(P213)他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看成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和生产力发展的最好形式。

四、两点启示

(一) 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 始终是我们必须坚持的思想路线

无论是新经济政策的实施还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 都是坚持贯彻实施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结果。我们要科学地运用马克思主义,不仅是在经济领域,在政治和文化等其他方面也都要坚持这一原理。［6］(P341)坚决反对本本主义,一切以时间、地点和条件为转移, 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和本国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解决问题,这才是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最正确的方法。

(二) 政策的实施必须具有连续性

政策是一个国家的领导者在治理国家时的各项步骤，政策的制订反映着该国的执政水平。一个政策的好坏，在充分的调研基础上制订后，还要通过不断的实践来证明检验。只有保持着连贯的政策，才会有效地使这些政策发挥功用。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在短短几年后就被斯大林终止了，所以其功用是有限的。而中国的改革，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起，一直遵循着渐进式改革的思路，两代领导集体在改革进程中保持着连贯的步伐，使社会主义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7］(P415)社会主义各国在经济建设和改革中，必须保持着政策的连贯性，朝令夕改只能降低人民和其他国家对改革工程的信任度，使各项工作不能很好的执行，使改革处在举步维艰的地步。这一问题，也是各国在改革中必须严肃考虑的。

社会主义事业是一项崇高的事业，同样也是艰苦的、充满困难挫折的。如何在一个落后的国家迂回进入社会主义、如何在新的时代坚持发展社会主义，列宁和邓小平分别作出了改革的回答，并相继取得明显成效和突破。当今，在多极化格局和经济全球化趋势加剧的形势下，社会主义国家仍然需要不断地通过改革，加快自身的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显现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振兴社会主义事业。

参考文献

［1］列宁全集.第43 卷

［2］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3］邓小平文选.第2卷

［4］邓小平文选.第3卷

［5］.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6］林毅夫.中国的奇迹：战略与经济改革

［7］徐天生,许平,王红生.世界通史

作者简介：马玉（1986-），女，湖北黄冈人，华中师范大学政法学院2010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国外马克思主义。

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篇7

【关键词】 新经济政策；市场经济；创新；发展

20世纪80年代中期，邓小平在总结社会主义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时曾指出：“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许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邓小平等老一辈国家领导人逐步认识到斯大林模式在中国行不通，重新认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认为其是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道路。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对我国经济体制建设、思想解放、观念转变起了一定的借鉴和指导作用。

一、新经济政策的制定主要是从苏俄具体国情出发

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当列宁及俄国面临一个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时，苏俄就遭到了世界许多国家的武装干涉和国内白匪叛乱的干扰。在这样既无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有面临内乱外患的环境下，到底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列宁及俄共试图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未来社会注意的设想中找到答案。列宁及俄国把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运用于苏俄当时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采取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即在农村实行余粮收集制；在工业中加速实行普遍的国有化；实行贸易垄断，禁止自由贸易，取消商品生产和流通；采用国家强制和军事化的领导方法。这正是以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蓝本进行的一场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是苏维埃政权在严酷的国内战争环境下被迫实施的措施，它对于苏俄战胜困难，取得战争胜利，保卫政权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以列宁为首的俄共（布）却把这种政策看作是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捷径，在国内战争后还加以推行。事实证明，由于战时共产主义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使国民经济遭到极大的破坏，结果引发了工人和农民的强烈不满，使苏俄国内遇到了最大的政治危机，要求废除共产主义政策的呼声越来越强烈。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最终以失败而告终。

列宁开始从分析苏俄的具体国情思考为何这种社会主义尝试会遭到失败。他认为俄国的基本国情有：一是俄国是一个小农占极大优势的国家，二是俄国在组织国家资本主义、文化程度、实行社会主义的物质生产上比西欧要落后的多。列宁认识到，这种国情决定了“纯向社会主义形式和纯社会主义分配直接过渡，是我们力所不及的事情”。列宁认识到以前政策的失误，他承认了社会主义实践遭到挫折的原因就在于所采取的政策脱离了苏俄的基本国情。同时，这也对我党解放思想、重新认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从具体国情出发制定经济发展的路线、方针、政策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

二、中国的市场经济借鉴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

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中，确定自由贸易原则，允许进行小工业商品以及农产品的私人贸易，来促进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没有收回国有的小企业，仍归业主所有，已经国有化的小企业则租给私人或合作社。简言之，以国家经济命脉的大型企业归国家经营，中小型企业归私人和外国资本家经营，允许商品流通、自由贸易。这样既坚持了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方针又坚持了多种经营方式，使得计划和市场相结合，正是这种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突破和创新，指导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曾经恢复了商品市场流通，承认市场规则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

事实证明，国家主导下的工业化体系只有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环境中才能发挥高效能的速度。这里强调的是，在中国的市场经济不能自己发展起来，需要以国家的行政指令自上而下的推行，需要领导者提出政策，需要一些市场活动的领域并缩减计划经济的比例，也是借鉴了苏俄的新经济政策与市场经济结合的方式。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模式需要进行不断的理论研究

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探索和发展可以分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三个阶段。党的十四大指出，要逐步建立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

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是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的一次成功探索，它找到了一个落后的小农国家如何过度到社会主义，这中间也不可避免的要大力发展商品经济。新经济政策实行以后，不仅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国民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而且还抑制了通货膨胀，对苏俄经济发展以及开放政策方面都起到促进作用。

中国的改革开放本是前无古人的事情，从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式改革开始，中国的改革只能从实践到实践。由于长期受传统思想的影响，许多人们认为只有计划经济才是社会主义，违背计划经济就是违背社会主义原则，就会滑向资本主义。邓小平的南巡重要讲话对这种观点作了深刻的阐述，而重要的是，在改革开放初期列宁的新经济政策起到了解放思想的作用；依据具体国情建设社会主义，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国家需要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基本的原则。邓小平说：“社会主义没有固定的模式，也不可能有，社会主义不但要用市场经济，而且还要发展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体现了更高层次的制度探索。”

上个世纪90年代，世界上发生过两个重大的历史事件，一是中国的改革开放，一是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这两个重大的事件分别有正反两方面的意义：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对社会主义的新认识、新探索、新发展；而剧变是对僵化的斯大林模式的否定。在借鉴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基础上，我们还需要更多的从我国具体国情出发，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而不去照搬新经济政策。因为：实践没有停止，发展不会止步，理论还需更加完善。

参考文献

[1] 列宁选集（第四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2] 列宁全集（第33、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篇8

[关键词]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私营经济政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2010年5月13日的《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务院出台的第一份专门针对民间投资发展、管理和调控方面的综合性政策文件，也是党的私营经济政策的继承和发展。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私营经济政策的演进历程，研究其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间的关系，对于深刻理解这一政策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私营经济政策的演进历程

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来，党的私营经济政策大致经历了五个阶段：“利用”、“限制”阶段，“改造”、“消灭”阶段、“补充论”阶段，“组成部分论”阶段和“平等论”阶段。

(一)“利用”、“限制”阶段(1949--1952年)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起着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凡是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经济事业，人民政府应鼓励其经营的积极性，并扶助其发展。”1950年6月，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指出，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等各种经济成分“在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恢复和发展。有些人认为可以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这种思想是错误的，是不适合我国的情况的”。正是在这一政策的指导下，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采取了加工订货、定购包销、扩大贷款、减轻税赋、调整劳资关系等一系列措施保护和扶持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特别是私人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同时，对私人资本主义不利于国计民生的一面也进行了限制。在“利用”、“限制”政策的指导下，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得到了健康发展，从而促进了整个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二)“改造”、“消灭”阶段(1953--1976年)

1953年12月，在《革命的转变和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中指出：“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之后，在社会主义改造进行过程中，再次强调，“彻底地消灭一切资本主义的痕迹”，“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使资本主义绝种，要使它在地球上绝种，变成历史的东西”。。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到1957年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我国大陆基本上被消灭了。

1957年前后，等人对党的私营经济政策又进行了探索，提出了“新经济政策”，指出“可以消灭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但这些思想只是昙花一现。不久，党的政策又转到“消灭”上来。1958年4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继续加强对残存的私营工业、个体手工业和对小商小贩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指示》，指出，“在政治上彻底把资本主义搞臭”，“对于资本主义性质的工业，原则上不允许继续存在”。特别是1958年5月，中共二次会议改变了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以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在这种判断下，更是把资本主义视为洪水猛兽，并开始了不断升级的尖锐批判。以这一错误分析为基础，党的私营经济政策朝着“左”的方向越走越远。不仅不允许存在私营经济，而且急于消灭个体经济，急于“割资本主义尾巴”，取消农民的自留地，取消自由市场。到1976年底，私营经济在我国已经绝迹，个体经济也微乎其微，全国城镇个体工商业者只剩下19万人，仅为1966年“”爆发时的12.2％，锐减了87.8％。

(三)“补充论”阶段(1978--1991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雇工大户”形式出现的私营经济在中国的大地上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针对这些“雇工大户”，中国共产党最初采取了“默许”政策。1983年，中共中央印发《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对“超过规定雇请多个帮工”采取“不宜提倡”、“不要公开宣传”、“也不要急于取缔”的“三不”政策。1984年，邓小平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说得很明确：“前些时候那个雇工问题，相当震动呀，大家担心得不得了。我的意见是放两年再看。”“放了这么两年”，随着党对私营经济认识的逐步加深，在1987年提出了“补充论”。1987年1月，中共中央在《把农村改革引向深入》的文件中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在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在一个较长时期内，个体经济和少量私人企业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对于有些为了扩大经营规模，雇工人数超过这个限度的私人企业，也应当采取允许存在，加强管理，兴利除弊，逐步引导的方针。”这是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文件中第一次正式肯定私营经济，虽然它的名字还叫“私人企业”。在此基础上，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进一步明确指出：“私营经济一定程度的发展有利于促进生产，活跃市场，扩大就业，更好地满足人民多方面的生活需求，是公有制经济必要的和有益的补充。”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正式肯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存在着私营经济，并采取了鼓励发展的政策。这在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补充论”的提出标志着全党对私营经济的认识实现了一个质的飞跃。

(四)“组成部分论”阶段(1992—2002年)

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指出：“在所有制结构上，以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为主体，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为补充，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发展。”“共同发展”的提出，淡化了“补充”的配角意味，向“自家人”方向迈进了一大步。在此基础上，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进一步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组成部分论”的提出，意味着私营经济由作为“补充”的配角变成了“自家人”，由“体制外”进入了“体制内”，正式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部分。党的私营经济理论实现了第二次重大飞跃。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了“两个毫不动摇”：“必须毫不

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这标志着党对私营经济的认识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五)“平等论”阶段(2002年以后)

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放宽市场准入，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及其他行业和领域。非公有制企业在投融资、税收、土地使用和对外贸易等方面，与其他企业享受同等待遇”。这就意味着“经济上平等竞争”。2004年，十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宪法第二十二条修改为：“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这就意味着“法律上平等保护”。2005年，《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即“非公经济36条”)从放宽非公有制经济市场准入、加大对非公有制经济的财税金融支持、完善对非公有制经济的社会服务、维护非公有制企业和职工的合法权益、引导非公有制企业提高自身素质、改进政府对非公有制企业的监管、加强对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指导和政策协调等七个方面提出了给予私营经济平等待遇的36条意见。“非公经济36条”被誉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政府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清除体制的第一声”。2007年，党的十七大正式提出“平等论”即法律上平等保护和经济上平等竞争。这就意味着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私营经济不仅是“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获得了和公有制经济平等的待遇，一视同仁，平等竞争。党的私营经济理论实现了新的飞跃。为了贯彻执行“平等论”，党和国家又先后推出了一系列政策，如2009年的《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若干意见》、2010年的《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等。

综上所述，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来，党的私营经济政策大致经历了以上五个阶段，呈现出“肯定一否定一否定之否定”的曲折演进历程。而之所以呈现出这样的演进历程，是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密切相关的。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私营经济政策演进的理论环境

党的私营经济政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要方面，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也会促进党的私营经济政策的发展，是其形成和演进的理论环境。

(一)新民主主义理论：“利用”、“限制”政策的理论环境

新中国成立之初，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了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锤炼的思想已经成熟。正是思想中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为“利用”、“限制”政策提供了理论环境。

新民主主义理论认为，新中国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生产力极为落后；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则是一种与近代生产力相联系的先进的生产方式和经济成分，它对发展科学技术、发展社会生产力有积极作用。因此，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不能操纵国计民生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正如所讲的：“没有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社经济的发展，……要想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当然，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也有消极的一面。因此，在利用的同时，也要对其采取限制政策，使其在“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

(二)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改造”、“消灭”政策的理论环境

1953年以后，随着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时期的到来，理论准备不足的问题日渐突出。而当时唯一可以借鉴的，就是曾取得过巨大成绩的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在“以苏为鉴”、探索中国自己道路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取得了许多成果，但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苏联模式的影响，对马克思主义某些论断进行简单化、教条式的理解，严重脱离了中国的具体实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出现了曲折。

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认为，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在所有制上，追求单一的公有制，不允许私营经济的存在。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中国共产党党内许多人都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应该是由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两种经济成分组成，非公有制经济不论其比例大小，都是与社会主义制度不相容的经济成分。在这样的理论环境下，私营经济被改造、被消灭就成了迟早的事情。

(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补充论”的理论环境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始了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逐步形成。在新的理论环境支持下，“补充论”提出了。

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一次提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1982年党的十二大报告和1986年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又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作了进一步的分析。在此基础上，1987年党的十三大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作了系统而全面的阐述。1997年党的十五大和2007年党的十七大又作了进一步的完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认为，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其基本特征就是不发达，而我们的任务就是南逐步摆脱不发达的状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要达到这一目标，就必须要充分调动各阶层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一定的社会阶层，说到底它总是一定社会生产力的代表。比如，旧式农民是以自然资源为主的农业生产力的代表者，资产阶级是以化石能源为主的工业生产力的代表者，工人阶级是现代社会化生产力的代表者。一定的社会阶层之所以代表一定的生产力，是由于从这种生产力的维持和发展中可以获取他们本阶层的利益。在社会进步中，为了既不破坏旧的生产力，又能充分发展新的生产力，就必须相对维持旧生产力代表阶层的积极性。我国面临一个生产力结构多元化的现实，为了最大限度地调动新的生产力的发展积极性和适当稳定旧有的生产力不被人为地破坏，就应当保持一种多元化的生产关系结构，保障社会发展积极性的最大化。因此，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就必然决定了我国的私营经济将被允许存在和发展。

(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组成部分论”的理论环境

1992年以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一步向前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逐步形成和完善。在新的理论环境支持下，“组成部分论”形成了。 1992年邓小平在视察南方谈话中明确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这一精辟论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党的十四大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进一步明确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到了党的十五大，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认识已经相当深刻，明确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为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允许私营经济由“体制外”进入“体制内”，正式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作为交换关系总和的市场，本质上是不同产权主体之间的所有权的让渡和转移。具有自主功能的多元化产权主体的存在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而私营经济是行为独立、具有自主功能的产权主体，它的出现在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内部构筑了多元化的产权结构。这就为社会主义市场关系的形成提供了必要条件。而在公有制经济内部，国家是国有企业唯一的产权主体。集体所有制企业尽管与国有企业分属于不同的产权主体，但在国家统一经营的模式下，集体所有制企业失去其经济自，从而弱化了独立产权主体的功能。它同国有企业的产品交换关系也就不能成为真正的市场行为。因此，如果没有包括私营经济在内的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在社会主义经济关系中就难以形成真正的市场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必须允许私营经济成为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的形成为“组成部分论”的提出提供了有力的理论环境支持。

(五)科学发展观：“平等论”的理论环境

党的十六大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了新的突破，科学发展观逐步形成和完善。在新的理论环境支持下，“平等论”逐渐形成了。

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这是我们党的文件中第一次提出科学发展观。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把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作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内容。2005年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强调，要坚定不移地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2007年党的十七大首先从理论层面对科学发展观进行了更加系统的阐释：“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然后指出了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继续深化改革开放”，“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进各方面体制改革创新”，“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健全现代市场体系。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坚持平等保护物权，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新格局”，“推进公平准入，改善融资条件，破除体制障碍，促进个体、私营经济和中小企业发展”。而赋予私营经济平等的地位就是其要求之一。因为只有赋予私营经济平等的地位，法律上平等保护、经济上平等竞争，才能有助于私营经济破除体制障碍、冲破融资困境，实现上规模、上档次、高效益、可持续的发展，从而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实现由经济发展“输血型”向“内生型”的转变，真正实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因此，科学发展观的形成和完善为“平等论”的提出提供了有力的理论环境支持。

由上述可知，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私营经济政策的演进和发展，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它是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正是不断突破和创新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为党的私营经济政策的演进和发展提供了有力的理论环境支持。也可以说，党的私营经济政策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在一系列突破性的重大理论中孕育产生，也是这一系列重大理论的一部分，同其它理论一起共同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体系。

综上所述，随着党对社会主义认识的不断加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向前发展，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私营经济政策的理论环境不断成熟和完善。正是在理论环境不断完善的基础上，党的私营经济政策经历了“肯定一否定一否定之否定”的曲折演进历程，不断向前发展。有了不断发展的党的私营经济政策的正确指导，私营经济获得了大发展，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

注释：

①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八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589至590页。

②③《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1、316页。

④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10页。

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1)》，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236页。

⑥⑦张厚义、明立志《中国私营企业发展报告(1978—199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92、36页。

⑧(20)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1、373页。

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237页。

⑩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2页。

(1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9页。

(12)(2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0-22、18页。

(13)(17)(15)(22)《新华月报》编，《十六大以来党和国家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1、83、396、82页。

(16)从我们的研究视角出发，如果说私营经济理论属于研究的“核心”或“中心”的话，那么，在它的周围必定有一个提供足够“生态”支持的理论所形成的生存环境。这种生存环境被我们称为理论环境(此处借鉴了私营经济研究专家潘石先生的研究成果，特此致谢!)。

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篇9

    论文摘要：毛泽东思想和列宁主义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列宁在1921年适时地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调整为“新经济政策”，而仔细剖析毛泽东建国初期的经济建设思想与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可以发现二者有着诸多相似之处。  

    无论是"19世纪帝国主义链条上最薄弱的一环"的俄国，还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都是经济文化较为落后的国家。在这样的国家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马克思没有进行详细地论述，列宁结合俄国的特殊国情，进行了开拓性的探索，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毛泽东建国后面对一穷二白的旧中国，结合中国的特殊国情，又对列宁的新经济政策进行了继承和发展。二者一脉相承，有许多的相似之处。

一、列宁“新经济政策”与毛泽东建国初期经济建设思想的主要内容

十月革命刚刚胜利之后，列宁制定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有效地为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充足的财力、物力的保障。但显然随着形势的发展，1921年，这种政策已经不适合俄国的国情，"1921年春天形成了这样的政治形势：要求必须立刻采取迅速的、最坚决的、最紧急的办法来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和提高他们的生产力。"516面对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所带来的困境，列宁为首的共产党人及时的提出了"新经济政策"。其主要内容有：以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允许农民进行自由贸易；改变单一公有制经济，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共存；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增强地方在经济工作中的自主权和扩大企业权限的工业管理，允许在国营企业恢复计件工资和奖金制的分配方法；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党和国家领导方法的改革。这一政策的转变，有效地促进苏联经济的发展，工农群众的物质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善，对苏联战后经济恢复起了巨大的作用，对在落后的农业国家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做出了开拓性的探索。

同为落后国家，中国却不同于俄国。中国有着自身特殊的国情，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落后东方大国，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领导人，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基础上，吸收借鉴列宁"新经济政策"，开始探索适合中国自己国情的道路。毛泽东很早就了解到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在20世纪30年代毛泽东在阅读米丁等所着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时，就对"新经济政策"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再一次强调指出："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1431经过三年对国民经济的恢复发展，毛泽东提出了以"一化三改"为主要内容的过渡时期总路线。1956年以后，公有制已经在中国全面的确立起来，但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也出现了速度过快、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过于单一的"四过"问题。毛泽东也注意到了这些问题，因此提出了"因为社会有需要，就发展起来……只要社会需要，地下工厂还可以增加……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433的着名论断。但遗憾的是，1957年以后毛泽东的思想发生了变化，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有益探索被中断。

列宁和毛泽东都在各自的落后国家，对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进行了各自有益的探索。纵观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与毛泽东在建国初期的经济建设思想，可以发现二者在很多方面都有相通之处。

二、列宁“新经济政策”与毛泽东建国初期经济建设思想的相通之处

毛泽东建国初期的经济建设思想是在充分吸收前人经验教训的基础之上，结合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特殊国情，对列宁的"新经济政策"进行了继承和发展,二者有很多相似之处。

（一）二者都将农民问题视为重中之重的首要问题

列宁和毛泽东二人都十分重视农业的作用，认为粮食问题是事关国计民生的大问题。都不约而同地将农业问题放在首位。

1920年前后，俄国耕地面积大幅下降，农产品严重欠收，甚至不足上年的三分之一。面对严峻的形势，列宁指出："非认真改变粮食政策不可，这种改变就是用粮食税来代替余粮收集制，而这种代替是与缴完粮食税之后的贸易自由，至少是与地方经济流转中的贸易自由相联系的。"515列宁这种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允许自由贸易的做法，极大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民不断提高种植技术，扩大耕种面积，使农业得以迅速实现恢复和发展。为整个社会的稳定，未向社会主义的平稳过渡奠定了坚定的物质基础。

毛泽东出身于农民，了解农民，了解农业对国民经济的重大意义。他在1957年1月《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了农业问题的重要性，他指出："全党一定要重视农业。农业关系国计民生极大，要注意不抓粮食很危险。不抓粮食，总有一天要天下大乱。"360

由此可以看到，毛泽东继承了并发展了列宁的农业思想。二者都强调了农业发展的重要性，目的都是希望依靠农业的平稳发展来稳定国计民生，同时二者也都看到了农业对于工业的重大意义，对此，毛泽东曾有过论述，他说："农业是积累的重要来源。农业发展起来了，就可以为发展工业提供更

多的资金。因此，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农业就是工业。要说服工业部门面向农村，支援农业。要搞好工业化，就应当这样做。"361他们二者都希望通过农业的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来促进工业的进步和工人生活水平的改善。

（二）二者都主张利用资本主义来建设社会主义

列宁主张借鉴、吸收和利用一切资本主义合理的思想，来建设社会主义。他指出："既然我们还不能实现从小生产到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所以，作为小生产和教化的自发产物的资本主义，在一定范围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应该利用在资本主义（特别是要把它纳入到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作为小生产者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510列宁非常重视对资本主义文明成果的继承，学习他们的生产技术，引进他们的机器设备，用来建立社会主义的工业基础。他说："没有资本主义文化的遗产，我们建不成社会主义。除了用资本主义遗留给我们的东西以外，没有别的东西可以用来建设共产主义。"129

毛泽东认为相较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是进步的。因此，资本主义的发展，有利于资产阶级，但实质上更有利于无产阶级。他指出："千百万小生产者存在的条件下，就想把资本主义一下子统统搞掉，那不仅是愚蠢，而且是自杀。"[6]56"我们必须向一些行内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拜他们为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的学。"481因此，在无产阶级取得领导权，掌握国民经济民命脉的情况下，应该让资产阶级进行有利国计民生的发展。因此，毛泽东在建国初期对资产阶级实行了利用、限制、改造及节制资本的政策。使其在社会主义的大框架下，进行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发展，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

对于在落后的农业国家中，资本主义发展的作用，列宁和毛泽东都有着清醒的认识。他们都看到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微妙联系，提出了在无产阶级掌握领导权的基础上，吸收资本主义发展的成果来为服务社会主义的思想。

（三）二者都主张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

经过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挫折之后，列宁认识到，在俄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是不可能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必须懂得，需要经过哪些中间的途径、方法、手段和辅助方法，才能将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种关系过渡到社会主义。"509当时俄国社会经济结构中存在着五种类型的经济，占优势的是小资产阶级自发力量，斗争主要是小资产阶级和私人资本主义结合在一起既同国家资本主义又同社会主义作斗争，在这种情况下，列宁指出，可以利用国家资本主义作为俄国向社会主义过度的中间环节。这是一种特殊的国家资本主义，他试图使小生产者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这一中间环节走向社会主义。因为这种"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最充分的物质准备，是社会主义的前阶。" 495

毛泽东结合中国的国情，提出"中国现在的资本主义经济，其绝大部分是在人民政府管理管理之下的，用各种形式和国营社会主义联系着，并受工人监督的资本主义经济。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已经不是普通的资本主义经济，而是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经济，即新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它主要不是为了资本家的利润而存在，而是为了供应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而存在。"[7]282毛泽东希望在必要和可能的条件下，鼓励私人资本向国家资本主义方向发展，通过这个中间环节，实现逐步、平稳、和平的向社会主义的过度。而随后，毛泽东又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过渡的具体措施，即通过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包销、委托经销代销、公私合营、全行业公私合营等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形式，逐步将资本主义私有制改造为社会主义公有制。1953年9月，又提出了"驷马分肥"，的原则，逐步实现了列宁没能在俄国实现的和平赎买。

在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无法凭借革命热情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列宁和毛泽东都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在对列宁"国家资本主义"理论继承的基础上，毛泽东又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进行了独创性的发展，并将"和平赎买"变为现实，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由此可见，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与毛泽东在建国初期的经济建设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关系。毛泽东在充分继承的基础上，还对其进行了发展与完善，使之更加适合中国特殊的国情。

参考文献：

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出版社,1972.

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实践的回顾(上) [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毛泽东选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列宁全集:第3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篇10

历史的发展充满了辩证法，理论上的逻辑论证不能限制现实生活的发展。社会主义革命不是在西方发达国家而是在东方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首先取得了胜利。这样，怎样认识、处理社会主义价值与它的实现基础之间的关系问题，也即社会主义价值观问题，成了每一位后继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无法回避、绕开的问题。列宁从社会主义实践固有的规律性出发，对上述问题作出了极富创造性的求解，从而大大充实、丰富、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社会主义价值观。

一、从“战时共产主义”到新经济政策

应该说，列宁和俄共（布）在社会主义价值观问题上是有一个探索过程的。列宁不是民粹主义者，他明确表示过在夺取政权以后，社会主义得以确立的主要方面是物质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十月革命胜利后的建国初期，他还提出过“从商品生产的发展，向资本主义的过渡以及发展为社会主义这个总的基础出发”的设想。但总的说来，在十月革命前后，列宁对客观条件的制约作用的认识是不足的，在他的思想中，确实存在着急于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直接过渡，或者说急于实现社会主义价值的倾向。在《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即《四月提纲》）、《国家与革命》中，他都提出要废除军队、警察、官吏，一切公职人员只领取普通工人的工资，土地、银行收归国有，实行工人对经济活动的监督，等等，并把这些说成是巴黎公社的经验。在这里，急于过渡的倾向是显见的。十月革命后，这种倾向的集中表现是“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实行。

“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在现实层面上是作为列宁和党克服眼前困难的应急措施实行的，同时，这些措施也反映了列宁和党内许多人当时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反映了他们试图通过这种政策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设想。这种设想后来逐渐成了党的主导思想。从时间上看，从1919年3月俄共（布）起，列宁和全党就已不再把“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看作应急措施，而是把它作为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所应采取的涉及所有经济领域的完整经济体制。用列宁后来自己的话说就是：“我们计划（说我们计划欠周地设想也许较确切）用无产阶级国家直接下命令的办法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产品生产和分配。”（《列宁选集》第4卷第570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正是出于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设想，国内战争胜利结束后，“战时共产主义”的政策不但没有终止实行，相反却得到了进一步扩大和强化，这就导致了苏维埃俄国巨大的政治、经济危机。工人罢工、农民暴动普遍出现。特别是喀琅施塔得水兵叛乱，暴露出了旧体制存在着严重缺陷。对此，列宁指出：“目前的这种状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列宁全集》第41卷第52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原因何在？他敏锐地指出，以余粮收集制为核心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是造成当时严重危机的根本原因。列宁认识到，在一个小农国家里，在大生产不很发达的情况下，直接“向共产主义过渡在经济上是不可能的”（同上书，第70页）。“现实生活说明我

们错了”（《列宁选集》第4卷第570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我们在经济进攻中前进得太远了，……向纯社会主义形式和纯社会主义分配直接过渡，是我们力所不及的，如果我们不能实行退却，即把任务限制在较容易完成的范围内，那我们就有灭亡的危险。”（同上书，第720页）在列宁看来，这种危险不仅来自苏维埃政权将丧失实现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而且来自工农联盟的即将瓦解。这样，实行“退却”，“通过新的途径来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已经绝对必要了”。（同上书，第660页）

那么，如何“退却”？新的途径又在哪里？1921年3月，苏维埃俄国开始实施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的内容包括：以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数额大大低于余粮收集制的征购数；发展商业，允许私人资本主义商业的存在和发展；发展国家资本主义；制定新的工资条例，废除平均主义的实物供给制；改革工业管理体制，设立国家计划委员会，在企业中推行经济核算制；等等。从价值观意义上看，新经济政策的实施，标志着列宁扬弃了抽象的社会主义价值原则，开始正视在一个农民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艰巨性、复杂性、长期性。在此之前，列宁虽也说过落后国家开始无产阶级革命比较容易，完全建成社会主义则比较困难，但这主要是作为理论上的完整性而提出的，他的着眼点在于论述落后国家进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列宁真正从现实意义上认识到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建设“比较困难”，是实践证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无法继续下去的时候。

列宁在总结新经济政策实施一年的经验时指出：“新经济政策的基本的、有决定意义的、压倒一切的任务，就是使我们开始建设的新经济……同千百万农民赖以为生的农民经济结合起来”（同上书，第662页），“同农民群众，同普通劳动农民汇合起来，开始一道前进，虽然比我们所期望的慢得多，慢得不知多少，但全体群众却真正会同我们一道前进。到了一定的时候，前进的步子就会加快到我们现在梦想不到的速度。”（同上书，第664页）

在这里，建设社会主义的速度“慢得不可估量”，乃是出于非常现实的强制，而列宁接受这一慢速度，表明他对现实的正视。

同样，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发展和利用国家资本主义来建设社会主义，也是出于现实国情而提出的思想。列宁说：“虽然大工业转到国家手里，靠它供给农民产品的尝试还是没有成功。既然这一点办不到，那么在农民和工人之间，即在农业和工业之间，除了交换，除了商业，就不可能有别的经济联系。问题的实质就在这里。”（《列宁全集》第41卷第334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关于利用资本主义，列宁说；“同社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是祸害。但同中世纪制度、同小生产、同小生产者涣散性引起的比较，资本主义则是幸福。既然我们还不能实现从小生产到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所以作为小生产和交换的自发产物的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应该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要把它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列宁选集》第4卷第510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相比于激进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新经济政策的实施是一个“退却”。但是列宁并不把新经济政策简单地看成是一种应急的权宜之计。他说：“决定下来的这一政策是认真的和长期的”（《列宁全集》第41卷第347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这意味着，列宁把新经济政策看作是俄国这样的农民国家，在国民经济命脉掌握在无产阶级国家手中的条件下，向社会主义过渡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政策。这里深刻地体现了列宁对建设社会主义物质基础的重视。

但是，实行新经济政策，重视社会主义物质基础建设，是否就是“放弃社会主义”，“将走向通常的资本主义国家”？换言之，它把社会主义价值目标的实现是推远了，还是拉近了？当时俄共（布）党内有过激烈的争论，一些同志，包括参加共产国际的一些外国同志，认为新经济政策的实行就是放弃社会主义，就是社会主义目标的推远甚至失落。时至今日，一些学者还认为，实行新经济政策“加剧了”“列宁主义政治实践和马克思主义目标之间的不一致”，它“仅仅保证了一个工业化社会的到来”。（莫里斯·迈斯纳：《与马克思主义、乌托邦主义》第9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持审慎的看法。一方面，从形式上看，新经济政策取代“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社会主义价值目标是推远了。但是，坚持抽象的社会主义价值原则，是否带来社会主义价值的真正实现，实践已经为我们作出了回答，“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被停止执行，正是实践固有的规律性作用的结果，此后的社会主义运

动史上，这一规律性一再得到体现。因而，上述的批评是欠妥的。另一方面，上述批评中也暗含了这样一个重要问题：在落后国家漫长的经济建设过程中，如何保证社会主义价值目标不致淡化、丢弃？说这一问题重要，是因为确实存在着把社会主义和经济发展等同起来的危险性，以及在这种发展的祭坛上牺牲社会主义的各种价值的危险性。

列宁把建设社会主义物质基础，发展生产力作为第一任务，是与他对社会主义前途的终极关怀分不开的。他强调指出，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只是改变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方法和形式，并没有改变工人国家的实质，也没有放弃社会主义目标，因而不是什么“蜕化”。他多次提出在苏维埃国家内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竞争谁会最终胜利的问题。在他看来，由于国家政权和经济命脉牢固地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国家资本主义受到严格的限制和规定，社会主义取得最终胜利是必定的。尽管如此，他还是常常提醒全党：“在国家资本主义问题上我们要记住的基本点”（《列宁选集》第4卷第671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就是要防止它背离社会主义方向。为此，无产阶级必须善于使自己掌握的国家按照自己的意志来行动。值得指出的是，列宁认为新经济政策的实质就在于满足广大农民群众的迫切需要，巩固工人和农民的联盟。在这里，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不同的是，列宁显然是把农民与无产阶级一起当作社会主义价值的主体来看待的，这体现了价值主体的广泛性，体现了俄国的具体国情。同时，为了确保这一价值主体的先进性，列宁提出要“引导”农民。为此他深入研究了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提出了完整的关于通过合作社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思想。可见，列宁既不像机械决定论者那样，认为经济发展尚未使大多数居民无产阶级化的时候，应该等候，而是提出了联合、团结农民的主张；也不像民粹派那样，认为未经资本主义“污染”的农民是“天然的”社会主义价值主体，而是提出了引导、改造农民的任务。这其中，无疑同时蕴含了社会主义价值观和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意义。

总起来说，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向新经济政策的转变，反映了列宁的社会主义价值追求向俄国社会现实基础落实的过程。列宁说：“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将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列宁全集》第43卷第302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这生动体现了他对坚持科学原则与价值原则、科学尺度与价值尺度统一性的自觉。

二、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思路

新经济政策是列宁把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价值观创造性地运用于俄国实践的产物，它的实施，使苏维埃政权迅速摆脱了危机，同时，也开启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思路。这一新思路在列宁的晚年思想中得到了较为系统的阐发。

列宁的晚年思想集中体现在他于1922年底到1923年初口授的《日记摘录》、《论合作社》、《论我国革命》、《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等5篇文章中。在这些被称为“政治遗嘱”的文章中，列宁对俄国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新的探索。这一探索，主要是通过总结十月革命以来特别是新经济政策实施后的经验，来求解这样一些重大问题：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能不能建立社会主义？如果能，何以能？道路何在？

十月革命爆发后，第二国际的理论家和孟什维克没有停止过对它的批评和攻击。他们据以立论的基本观点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必须具备客观经济前提，而俄国目前还缺乏这一前提，俄国的生产力和文化发展水平还远没有达到能够实行社会主义的程度。考茨基曾把十月革命比作一个“早产儿”，并说它是“活不成的”。（《考茨基言论》第295页，三联书店1966年版）普列汉诺夫也说十月革命的发生使他“痛心”，认为它会造成俄国历史上最大的“灾难”。（普列汉诺夫：《在祖国的一年》第462、464页，三联书店1980年版）

应该指出，考茨基、普列汉诺夫在对十月革命的批评中蕴含着一个合理前提：社会主义是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和文化水平的。对此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列宁是予以肯定的。他早年写《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和《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就是为了强调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无产阶级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主体力量。十月革命后，对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的长期性、艰巨性，列宁也是越来越充分地认识到了的。新经济政策的实施，迂回道路的提出，都表明了列宁对经济文化落后、小农占绝对优势这一基本国情的正视。在晚年著作中，他同样说道：“我国的文明程度也还够不上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列宁选集》第4卷第796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但是，和考茨基、普列汉诺夫等人不同的是，列宁绝无他们身上的“学究气”，他从不对马克

思主义原理作机械的、僵死的理解。在列宁看来，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的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社会主义的客观经济前提是必要的，但并不一定按部就班地必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取得。他指出：

“既然毫无出路的处境十倍地增强了工农的力量，使我们能够用与西欧其他一切国家不同的方法来创造发展文明的根本前提，那又该怎么办呢？世界历史发展的总的路线是不是因此改变了呢？”

“既然建立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虽然谁也说不出这个一定的‘文化水平’究竟是什么样的，因为这在各个西欧国家都是不同的），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同上书，第777页）

列宁还特意引用了拿破仑的一句话：“首先要投入真正的战斗，然后再看分晓。”这样，他就既回应了第二国际理论家和孟什维克的批评，又指明了俄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是一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革命形势下，首先不失时机地用革命手段取得实现社会主义的政治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创造建设社会主义所需要的文化水平的道路。这条道路，既不同于民粹主义，又不同于经济主义，甚至也有别于马恩当年的设想，它的提出，表明列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运动作出了巨大贡献。

如果说，列宁的以上论述主要解决了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性问题，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怎样把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即怎样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创造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为此，列宁也进行了大量的论述，这些论述同样是他探索俄国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俄国这样小农占绝对优势的国家里，将农民的小私有经济改造成社会主义的大农业，是社会主义建设中最困难、最复杂的任务，不解决这个任务，就不能建成社会主义。为此，列宁深入研究了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系统论述了关于合作社的思想。他指出，改造小农的最好组织形式就是合作社。因为合作社能将农民的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结合起来，并使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同时，合作社还是农民感到简便易行、容易接受的组织形式。这样，建立合作社，不仅仅把小农经济逐渐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经济，而且有利于工农联盟的巩固，而陷于帝国主义包围的“我们共和国的命运归根到底将取决于农民群众是和工人阶级一道走，忠实于和工人阶级的联盟呢，还是让‘耐普曼’即新资产阶级把他们和工人拆开，使他们和工人拆开”（同上书，第783页）。因此，列宁断言：“合作社的发展也就等于……社会主义的发展”（同上书，第773页），它在实践中解决了“过去许许多多社会主义者碰到的绊脚石”（同上书，第768页）。

同时，为了确保在俄国建设成社会主义，列宁还把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称为“两个划时代的主要任务”（同上书，第773页）。由于俄国苏维埃政权的国家机关在很大程度上是很少经过比较认真改变的旧机关，列宁认为，如果不把这些沙皇及资本主义官僚制度的旧痕迹铲除掉，国家机关就不可能成为“名副其实是社会主义的、苏维埃的机关”（同上书，第785页），更不可能取得工人阶级、共产党以及全体人民的信任。他主张吸收更多的工农群众参加对国家的管理，实行广大工农群众对国家机关和干部的检查监督制度，在选拔人才时须注意政治素质与业务素质相结合等等，还提出了“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的改革原则，以便使政权更好地符合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更好地体现工农民主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