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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主主义范文10篇

时间：2023-04-07 20:56:19

新民主主义

新民主主义范文篇1

关键词：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思想

“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思想的提出与历史嬗变

“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是1945年5月31日在中共七大的结论中提出的一个概念。综观的一系列论述，所谓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不是泛指中国的一切资本主义经济，它不包括官僚资本主义经济，而是特指由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所代表的资本主义经济，即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也不是泛指任何时期的资本主义经济，而是特指新民主主义国家制度或政权下的资本主义经济。

认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一个长时期内，应当允许资本主义经济存在和发展，不能急于消灭资本主义。早在1939年12月，就指出，因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肃清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的障碍，“资本主义会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这是经济落后的中国在民主革命胜利之后不可避免的结果。”1940年1月，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的演说，指出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这是因为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的缘故”。在七大《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进一步指出：“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除了国家自己的经济、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和合作社经济之外，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批评了“应当对私人资本限制得太大太死”，“简直可以很快地消灭私人资本”的“左”倾机会主义观点，再次强调在革命胜利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于国民经济有利的城乡资本主义成分，都应当容许其存在和发展。1950年6月还批评了那些认为可以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的主张，说“这种思想是错误的，是不适合我们国家的情况的”。

认为，新民主主义政权下的资本主义并非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自由资本主义，它的发展必须受到限制，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又不能破坏国计民生。1940年1月，指出，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决不能是‘少数人所得而私’，决不能让少数资本家少数地主‘操纵国民生计’，决不能建立欧美式的资本主义社会”。在七大的口头政治报告中，认为需要发展的是“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的资本主义，“至于操纵国民生计的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那是不包括在里面的”。还科学地预见到“对于私人资本主义采取限制政策，是必然要受到资产阶级在各种程度和各种方式上的反抗的，特别是私人企业中的大企业主，即大资本家。限制和反限制，将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1950年4月，在全国统战会议工商组讨论会的一份发言稿上批语，强调应当限制和排挤“那些不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即投机商业，奢侈品和迷信品工商业，而不是正当的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关于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思想，对于中国由一个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不经过资本主义独立发展阶段而过渡到社会主义，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但是，令人遗憾的是1953年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以后，这一思想很快发生了变化。首先他批判了刘少奇等人提出的“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等观点是右倾机会主义。同时，在他亲自修改的《关于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宣传提纲》中提出，“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1955年10月11日，又指出：“使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在六亿人口的中国绝种，这是一个很好的事，很有意义的好事。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使资本主义绝种，要使它在地球上绝种，变成历史的东西”。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到1956年底我国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尽管在1956年12月曾提出，“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可以开私营大厂，订条约，十年、二十年不没收”，但这些思想并未能坚持下去。此后，不仅资本主义私营经济被灭绝，连个体经济和农村自留地也被取消。

导致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思想急剧变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客观上是建国初期资本主义经济同社会主义政权和社会主义经济的矛盾比较明显地暴露出来，以及资本主义经济自身固有的各种矛盾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迫切需要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主观上是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变化，以及对资本主义经济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估计不足而对其消极作用估计过重，因而提出了急于改造、消灭资本主义的政策。

“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思想的理论渊源和实践基础

（一）俄国十月革命后“新经济政策”的成功经验

俄国十月革命后的“新经济政策”为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思想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成功范例。俄国“新经济政策”的实质是在无产阶级国家掌握经济命脉的条件下所采取的利用资本主义来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政策，它极大地促进了俄国经济发展。在七大的口头政治报告中说：“我们不要怕发展资本主义。俄国在十月革命胜利以后，还有一个时期让资本主义作为部分经济而存在，而且还是很大的一部分，差不多占整个社会经济的百分之五十”。他还批评党内有的同志急于消灭资本主义，说“人家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了，还要经过新经济政策时期，又经过第一个五年计划，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时，集体农庄发展了，粮食已主要不由富农出了，才提出消灭富农，我们的同志在这方面是太急了”。

（二）孙中山新三民主义思想的启示

孙中山新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义”思想为“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思想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料。新民生主义提出了“节制资本”的思想。所谓“节制资本”，即“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路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批判地汲取了孙中山新民生主义的积极因素，使之成为“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思想的合理内核。1940年1月，他说：“中国的经济，一定要走‘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路，决不能是‘少数人所得而私’，决不能让少数资本家少数地主‘操纵国民生计’”。在党的七大上，充分肯定了新民主主义政权下资本主义的作用，强调这是“符合于孙先生的原则的”。在七届二中全会上，他认为一方面要允许一切有利于国民经济的城乡资本主义成分存在和发展，但同时应对资本主义经济采取限制政策。“孙中山的节制资本的口号，我们依然必须用和用得着”。如果“认为可以抛弃‘节制资本’的口号，这是完全错误的，这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三）土地革命时期党对待资本主义问题的经验与教训

1931至1934年党内在对待资本主义问题上的“左”倾错误为“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思想提供了重要的历史经验教训。1931年至1934年，王明在革命根据地推行了一系列打击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左”倾经济政策。如1931年11月通过的《劳动法》规定了机械的8小时工作制，名目繁多的节假日，过高的福利待遇，强迫介绍失业工人，降低征税起点，提高税率。这样致使苏区工厂、商店歇业倒闭，工人失业，军民生活极端困难。等中央领导人努力纠正这些错误政策。1934年1月，在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提出了保护私人经济使之与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同时并进的政策。他说：“我们对于私人经济，只要不出于政府法律范围之外，不但不加阻止，而且加以提倡和奖励。因为目前私人经济的发展，是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所需要的”。遵义会议后，重新恢复并发展了党的保护私营工商业的政策。瓦窑堡会议的决议和《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都公开宣布：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一度推行的在经济上消灭资产阶级的过左政策，不但在今天抗日时期一概不能采用，就是在过去也是错误的。提出要“用比较过去更宽大的政策来对待民族工商业资本家”，从而有力地纠正了王明的“左”倾错误。

在1947年党的十二月会议上，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三大经济纲领。在阐述“保护民族工商业”这一政策时，他指出，对于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经济成分采取过左的错误的政策，如像党在1931年至1934年期间所犯的那样，是绝对不许重复的。针对某些地方侵犯私营工商业的现象，发表了《关于工商业政策》、《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问题》等文章，重申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正确政策是政治上争取、经济上保护，强调中国现阶段革命的目的，是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不是一般地消灭资本主义”。某些地方党的组织违中央的工商业政策，造成严重破坏工商业的现象，“对于这种错误，必须迅速加以纠正”。在民主革命时期和建国初期，关于“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思想曾经指导党制定了对待民族资本主义正确的经济政策。1947年通过的《中国土地法大纲》就规定“保护工商业者的财产及其合法的营业，不受侵犯”。1949年通过的《共同纲领》中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的方针是“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建国初期又对工商业进行合理调整，对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工业，实行加工订货和收购产品，促进了它的发展。

“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思想的评价与启示

“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思想符合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作为新民主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马克思恩格斯经济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之一是“保护民族工商业”，即允许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存在和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也是新民主主义社会五种经济成分之一，它的存在和发展是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客观要求。在新民主主义政权下之所以要允许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存在和发展，归根到底是由当时中国落后的生产力状况决定的。中国社会的经济状况，从抗战前直到1949年，现代工业占国民经济的10%左右，农业和手工业占90%左右。而“中国的私人资本主义工业，占了现代性工业中的第二位，它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在这种情况下，发展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对于发展国民经济，改善人民生活，增强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实力，都是有利的。正是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角度来认识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问题的。

1947年在党的十二月会议上，指出，“由于中国经济的落后性”，所以必须允许资本主义经济在革命胜利后存在和发展。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再次强调，“由于中国经济现在还处于落后状况”，因此，革命胜利后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资本主义的积极性。在看来，中国经济发展落后、生产力水平低，这是新民主主义政权下资本主义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原因。这无疑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提出中国革命胜利后，不允许建立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走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但同时认为，革命胜利后建立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不能排斥资本主义一定程度的发展，不能急于消灭资本主义。是从反对党内民粹主义思想的高度来认识这个问题的。他在七大的口头政治报告中说，“我们这样肯定要广泛地发展资本主义，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对于这个问题，在我们党内有些人相当长的时间里搞不清楚，存在一种民粹派的思想。所谓民粹主义，就是要直接由封建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经济，中间不经过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俄国的民粹派就是这样。他们‘左’得要命，要更快地搞社会主义，不发展资本主义”。在看来，新民主主义国家制度下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是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必要条件。“没有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经济的发展……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

而我国现阶段允许和鼓励私营经济的存在和发展则是“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总结了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明确提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应当允许私营经济存在和发展，实行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党的十五大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九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提出：“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可以看出，“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思想不仅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有指导作用，而且有助于从历史的、理论纵深的角度深刻认识以多种所有制形式发展生产力的必要性，有助于深入理解改革开放的必要性和有关政策的重要性，对于研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改革开放政策都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参考文献：

1.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

2.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

新民主主义范文篇2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如何认识和对待中国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这是新民主主义理论中十分重要的课题。在民主革命时期和建国初期，对新民主主义国家制度下私人资本主义的历史命运进行了深入思考，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思想。对此进行研究和探讨，既有助于全面理解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和建国初期对私人资本主义的经济政策，也有利于我们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私营经济的方针。

对“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历史命运的论断

“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是1945年5月31日在中共七大的结论中提出的一个新概念。什么是“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呢？综观的一系列论述，所谓新民主义的资本主义，不是泛指中国的一切资本主义经济，不包括官僚资本主义经济，而是特指由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所代表的资本主义经济，即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也不是泛指任何时期的资本主义经济，而是特指新民主主义国家制度或政权下的资本主义经济。

首先，认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一个长时期内，应当允许资本主义经济存在和发展，不能急于消灭资本主义。

早在1939年12月，就指出，因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肃清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的障碍，“资本主义会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这是经济落后的中国在民主革命胜利之后不可避免的结果。”（注：《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50,678,678～679,678页。）1940年1月，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的演说，指出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这是因为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的缘故。”（注：《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50,678,678～679,678页。）在七大《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进一步指出：“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除了国家自己的经济、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和合作社经济之外，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注：《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60～1061,1060,1060页。）此外，还解释了为什么共产党不但不怕资本主义，反而在一定条件下提倡它的发展。他说：“我们的回答是这样简单：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他认为，现在的中国“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注：《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1060～1061,1060,1060页。）

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批评了“应当对私人资本限制得太大太死”，“简直可以很快地消灭私人资本”的“左”倾机会主义观点，再次强调在革命胜利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于国民经济有利的城乡资本主义成分，都应当容许其存在和发展。1950年6月还批评了那些认为可以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的主张，说“这种思想是错误的，是不适合我们国家的情况的。”（注：《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9,198～199页。）

其次，认为，新民主主义政权下的资本主义并非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自由资本主义，它的发展必须受到限制，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又不能破坏国计民生。

1940年1月，指出，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决不能是‘少数人所得而私’，决不能让少数资本家少数地主‘操纵国民生计’，决不能建立欧美式的资本主义社会。”（注：《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50,678,678～679,678页。）在七大的口头政治报告中，认为需要发展的是“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的资本主义。“至于操纵国民生计的在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那是不包括在里面的。”（注：《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322,323,322,322～323页。）

1948年10月26日，致信刘少奇，指出：“就我们的整个经济政策说来，是限制私人资本的，只是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才不在限制之列。而‘有益于国计民生’，这就是一条极大的限制，即引导私人资本纳人‘国计民生’的轨道之上。”（注：《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06页。）还科学地预见到“对于私人资本主义采取限制政策，是必然要受到资产阶级在各种程度和各种方式上的反抗的，特别是私人企业中的大企业主，即大资本家。限制和反限制，将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注：《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1432,1431～1432,1431页。）1950年4月，在全国统战会议工商组讨论会的一份发言稿上批语，强调应当限制和排挤“那些不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即投机商业，奢侈品和迷信品工商业，而不是正当的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注：《建国以来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292页）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关于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思想，对于中国由一个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不经过资本主义独立发展阶段而过渡到社会主义，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思想形成的理论渊源和实践基础

关于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思想是在借鉴俄国十月革命后“新经济政策”的成功经验，批判地吸收孙中山新三民主义思想，总结土地革命时期党对待资本主义问题上的“左”倾错误的教训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

首先，俄国十月革命后的“新经济政策”为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思想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成功范例。

俄国“新经济政策”的实质是在无产阶级国家掌握经济命脉的条件下所采取的利用资本主义来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政策，它极大地促进了俄国经济发展，在实践上取得显著成就。

在七大的口头政治报告中说：“我们不要怕发展资本主义。俄国在十月革命胜利以后，还有一个时期让资本主义作为部分经济而存在，而且还是很大的一部分，差不多占整个社会经济的百分之五十。”他还批评党内有的同志急于消灭资本主义，说“人家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了，还要经过新经济政策时期，又经过第一个五年计划，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时，集体农庄发展了，粮食已主要不由富农出了，才提出消灭富农，我们的同志在这方面是太急了。”（注：《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322,323,322,322～323页。）直到1956年12月初，在同工商界代表谈话时仍然认为俄国实行新经济政策时间太仓促，他说“最好开私营工厂，同地上的作对，还可以开夫妻店，请工也可以。这叫新经济政策。我怀疑俄国新经济政策结束得早了，只搞两年，退却就转为进攻，到现在社会物资还不足。”（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33,434页。）

其次，孙中山新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义”思想为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思想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料。

新民生主义提出了“节制资本”的思想。所谓“节制资本”，即“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路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注：《孙中山选集》（下），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27页。）批判地汲取了孙中山新民生主义的积极因素，使之成为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思想的合理内核。1940年1月，他说：“中国的经济，一定要走‘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路，决不能是‘少数人所得而私’，决不能让少数资本家少数地主‘操纵国民生计’。”（注：《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50,678,678～679,678页。）在党的七大上，充分肯定了新民主主义政权下资本主义的作用，强调这是“符合于孙先生的原则的”，并且说：“我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肯定的，就是孙中山所说的‘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的资本主义。”“孙中山讲过的‘操纵国民之生计’的特殊的资产阶级，则不在其内。将来我们的新民主主义，在大城市里也要没收操纵国民生计的财产，没收汉奸的财产。”（注：《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322,323,322,322～323页。）在七届二中全会上，他认为一方面要允许一切有利于国民经济的城乡资本主义成分存在和发展，但同时应对资本主义经济采取限制政策。“孙中山的节制资本的口号，我们依然必须用和用得着。”如果“认为可以抛弃‘节制资本’的口号，这是完全错误的，这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注：《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1432,1431～1432,1431页。）

再次，1931至1934年党内在对待资本主义问题上，“左”倾错误为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思想提供了重要的历史经验教训。

1931年至1934年，王明在革命根据地推行了一系列打击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左”倾经济政策。如1931年11月“一苏大”通过的《劳动法》规定了机械的8小时工作制，名目繁多的节假日，过高的福利待遇，强迫介绍失业工人，降低征税起点，提高税率。这样致使苏区工厂、商店歇业倒闭，工人失业，军民生活极端困难。

等中央领导人努力纠正这些错误政策。1934年1月，在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提出了保护私人经济使之与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同时并进的政策。他说：“我们对于私人经济，只要不出于政府法律范围之外，不但不加阻止，而且加以提倡和奖励。因为目前私人经济的发展，是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所需要的。”（注：《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3页。）遵义会议后，重新恢复并发展了党的保护私营工商业的政策。瓦窑堡会议的决议和《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都公开宣布：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一度推行的在经济上消灭资产阶级的过左政策，不但在今天抗日时期一概不能采用，就是在过去也是错误的。提出要“用比较过去更宽大的政策来对待民族工商业资本家”，从而有力地纠正了王明的“左”倾错误。在1947年党的十二月会议上，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三大经济纲领。在阐述“保护民族工商业”这一政策时，他指出，对于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经济成分采取过左的错误的政策，如像我们党在1931年至1934年期间所犯的那样，是绝对不许重复的。针对某些地方侵犯私营工商业的现象，发表了《关于工商业政策》、《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问题》等文章，重申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正确政策是政治上争取、经济上保护，强调中国现阶段革命的目的，是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不是一般地消灭资本主义”。某些地方党的组织违中央的工商业政策，造成严重破坏工商业的现象，“对于这种错误，必须迅速加以纠正”。

对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思想的几点思考

思考之一：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思想作为新民主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符合历史唯物主义，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之一是“保护民族工商业”，即允许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存在和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也是新民主主义社会五种经济成分之一，它的存在和发展是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客观要求。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思想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的。

在新民主主义政权下之所以要允许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存在和发展，归根到底是由当时中国落后的生产力状况决定的。中国社会的经济状况，从抗战前直到1949年，现代工业占国民经济的10％左右，农业和手工业占90％左右。而“中国的私人资本主义工业，占了现代性工业中的第二位，它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注：《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1432,1431～1432,1431页。）在这种情况下，发展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对于发展国民经济，改善人民生活，增强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实力，都是有利的。

正是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角度来认识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问题的。1947年在党的十二月会议上，指出，“由于中国经济的落后性”，所以必须允许资本主义经济在革命胜利后存在和发展。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再次强调，“由于中国经济现在还处于落后状况”，因此，革命胜利后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资本主义的积极性。在看来，中国经济发展落后，生产力水平低，这是新民主主义政权下资本主义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原因。这无疑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

关于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思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思想。

马克思晚年在对俄国社会的研究中，提出了在特定条件下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思想。马克思认为，由于俄国农村公社所处的特定历史条件，即俄国处在资本主义时代的历史环境中，不是脱离现代世界孤立生存的，而是和资本主义生产所统治的世界市场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可以通过吸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积极成果，从而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恩格斯发展了马克思的思想，提出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峪”不仅限于俄国，也同样可以适用东方其他的落后国家；同时恩格斯也认为，东方落后国家的农村公社如何把资本主义社会的巨大生产力作为社会财富和社会工具掌握起来，是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一个必要条件。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提出中国革命胜利后，不允许建立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走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但同时认为，尽管中国跨越了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但革命胜利后建立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不能排斥资本主义一定程度的发展，不能急于消灭资本主义。是从反对党内民粹主义思想的高度来认识这个问题的。他在七大的口头政治报告中说，我们这样肯定要广泛地发展资本主义，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对于这个问题，在我们党内有些人相当长的时间里搞不清楚，存在一种民粹派的思想。所谓民粹主义，就是要直接由封建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经济，中间不经过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俄国的民粹派就是这样。他们“左”得要命，要更快地搞社会主义，不发展资本主义。（注：《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22,323,322,322～323页。）在看来，新民主主义国家制度下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是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必要条件。“没有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经济的发展……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注：《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60～1061,1060,1060页。）思考之二：现阶段允许私营经济存在和发展是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

在民主革命时期和建国初期，关于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思想曾经指导我们党制定了对待民族资本主义正确的经济政策。例如，1947年通过的《中国土地法大纲》就规定“保护工商业者的财产及其合法的营业，不受侵犯”。1949年通过的《共同纲领》中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的方针是“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建国初期又对工商业进行合理调整，对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工业，实行加工订货和收购产品，促进了它的发展。

但是，令人遗憾的是1953年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以后，这一思想很快发生了变化。首先他批判了刘少奇等人提出的“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等观点是右倾机会主义。同时，在他亲自修改的《关于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宣传提纲》中提出，“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注：《建国以来文稿》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405页。）1955年10月11日，又指出：“使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在六亿人口的中国绝种，这是一个很好的事，很有意义的好事。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使资本主义绝种，要使它在地球上绝种，变成历史的东西。”（注：《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9,198～199页。）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到1956年底我国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大陆上急促地消灭了资本主义。尽管在1956年12月曾提出“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可以开私营大厂，订条约，十年、二十年不没收”（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33,434页。），但这些思想并未能坚持下去。此后：不仅资本主义私营经济被灭绝，连个体经济和农村自留地也被取消。

新民主主义范文篇3

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形成

所谓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是对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前途、性质、地位、任务及长期性和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理论认识。这个理论经过了孕育、形成、发展和成熟的过程。

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中，首次提出和使用了马列经典著作中所没有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概念，论证了新民主主义社会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及历史地位，较全面、系统、深刻地阐明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纲领，从而初步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他明确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新的、被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在第一阶段上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和建立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国有为目的的革命。因此，这种革命又恰是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扫清更广大的道路”（注：《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629页。）。在党的“七大”上，进一步阐明了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政治、经济、文化前提，特别强调在新民主主义政治条件获得以后，大力发展经济事业、充分解放生产力的重要性。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国家制度和经济结构作了深入分析，比较充分地肯定了新民主主义阶段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意义，进一步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社会时期国家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的任务、意义和条件，更深刻地论述了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历史必然的重要性。此时，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已经形成。

1947年至建国前夕，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又进行了补充和发展。1947年12月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从新的角度概括了新中国的经济结构，提出了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中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发展并不危险的重要观点，并制定了新民主主义国民经济的指导方针。在1949年3月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着重分析了当时中国各种经济成分的状况和党所必须采取的正确政策，完整地提出了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方向和理论命题。七届二中全会前后，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多方面展开而达到成熟。

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嬗变

建国后新民主主义建国纲领已全面实施，这时，更多的是思考和强调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历史必然性，逐渐改变了原来的认识和设想，使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发生了嬗变。

一、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期限的变化

新中国建立后，社会经济发展仍十分落后，此状况非短时间内所能改变，社会主义社会所需的物质文化基础也非短时间内所能建立，这就从根本上要求新民主主义社会这种“真正适合中国人口中最大多数的要求的国家制度”（注：《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957页。）不仅要存在，而且要存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

随着建国后形势的发展，对中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有了新的思考。在1952年9月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提出：我们现在就要开始用10年到15年时间基本完成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而不是10年或者15年以后才开始过渡。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新的判断，改变了已为全党所接受并写入《共同纲领》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首先不再认为在民主革命成功后与社会主义革命开始之前应有一个努力发展经济的相对稳定时期：其次是由10年到15年以后采取社会主义政策，实行向资产阶级全线进攻的突变，改变为从现在起就逐步推进社会主义改造的步骤和政策，使社会主义因素一年年增加，争取在10年到15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完成这一过渡的渐变过程。但事实上，仅用3年时间就已完成了过渡。

二、新民主主义社会中心任务的变化

作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中心任务，即发展生产力，完成资产阶级国家在资本主义阶段完成的工业经、商品化、社会化，为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创造必要的物质文化条件，是十分明确的。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又明确指出：“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外国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注：《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1372页。）。并规定城市中的其他工作都要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总之，在建立了人民政权和解决土地问题以后，党的“中心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这是一切工作的重点所在”（注：《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1319页。）。但是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在处理经济关系问题时，却开始偏重从阶级斗争的角度考虑问题，特别是1953年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则倾注全部精力搞“三改造”，而对“一化”却弃置不顾，为了急于消灭非社会主义经济，只注重向社会主义这一必然趋势的迅速发展，而忽视了新民主主义社会是社会主义的必要准备。

三、新民主主义社会资本主义作用的变化

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的组成部分。在关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论述中，从中国商品经济不发达、经济发展落后的基本国情出发，把“大约百分之十左右的现代性的工业经济”和“大约百分之九十左右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作为“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注：《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1320页。），强调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建国初，得出“我们的资本主义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的结论。即使在酝酿和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之初，也并非要把资本主义从根本上绝灭。但在国民经济恢复后，对国内矛盾进行思考时却认为：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从而改变了原先认为的“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在新民主主义政权下是无害而有益的”看法，出现了从比较充分肯定广泛发展私人资本主义，变为视资本主义有害、否定利用资本主义的作用。在这种思想指导下，1956年底我国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在大陆上急促地消灭了资本主义。

理论嬗变的原因分析

新民主主义范文篇4

六十年前，构建了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并经过十多年的丰富发展，初步形成体系。根据这个理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要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国家，经过一段时期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为社会主义打下坚实的基础，等到条件成熟时，再一举进入社会主义。可是，新中国成立才三年多，便开始了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也就是说，新民主主义社会作为一种社会经济形态尚未充分展开就仓促收场，是什么原因促使等中共领导人改变了十多年的设想，决定放弃新民主主义建设实践？目前，学术界各抒己见，见仁见智。笔者认为，作如此巨大的社会变动，一定有深刻的内因外因。不过，无论什么原因，它一定与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本身有密切的联系。

（一）根本原因：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本身的缺陷，尤其是在几个重大理论问题上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

主要由提炼、归纳和系统阐述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独创，它开创了落后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独特道路，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然而，由于种历史的现实的原因和认识水平的限制，新民主主义社会论也存在着一些不严密不完善不周到的地方，尤其是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存在着模糊性、笼统性和不确定性，致使其在实践过程中有些无所适从，这是它被放弃的关键因素。

1、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性质问题

新民主主义社会论认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后，要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国家，这是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开始形成时就已明确了的。但是，这个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性质是什么，属何种体系？对于这个问题，在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形成发展的十多年间一直没能很好地明确，也就是说，新民主主义社会一直没能得到合理定位。大多数时间是把它看作资本主义的，但又有所摇摆。

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认为将来建立的民主共和国的性质是既有资本主义因素，也有社会主义因素。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它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又说：“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相结合，这就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就是名副其实的中华民国，这就是我们要造成的新中国”（注：《选集》，第2卷，709页。）。这里，将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中华民国等同起来。1944年，在一次讲话中很明确地说，现在我们建立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性质是资本主义的，但又是人民大众的，不是社会主义的，但也不是老资本主义的，是新资本主义。

但是，在1948年9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又批评了新民主主义是资本主义的说法。他说，外面有人说我们的经济是新资本主义，我看这个名词不妥当，因为它没有说明我们社会经济中起决定作用的东西，还是叫新民主主义经济好。

纵观对新民主主义性质的认识，之所以几经反复，主要原因是时局的变化。总的来讲，对新民主主义社会性质的认定几经反复，某种程度上讲是策略的需要，但也反映了在的心目中，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性质其实是不确定的。如此重大问题的不确定本身就为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短暂命运埋下了伏笔。

2、社会主义革命的起点问题

新民主主义论开宗明义：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为社会主义革命。这是无可厚非的。但是，第二步革命即社会主义革命的起点在哪儿？不甚清楚。强调两个革命阶段必须是衔接的，中间不容许横插一个资本阶级专政的阶段，这又使人易于理解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一结束，社会主义革命就开始，否则，何以谈得上衔接？既然互相衔接，怎么又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建设时期？

社会主义革命的起点虽没明确，但从的一个讲话中似又依稀可辨。他在1949年3月的七届二中全会上讲：“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的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种是国外的，即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注：《选集》，第4卷，1433页。）。其中的“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的表述是1960年9月《选集》第四卷出版时，亲笔加上去的。这就是说，当初他作这个报告时实际暗含了革命在全国胜利后，党的中心任务是解决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因为中心任务应根据主要矛盾而确定，既然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那么，中心任务就应该是解决这个矛盾。这与等几位领导人关于进行较长时间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的表述又是矛盾的。

（二）直接动因：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在实践过程中遇到难题

在战争年代形成的属于预见性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在指导实践过程中不可能没有矛盾。不过，这里所说的“预见性的”并不是说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构想过程中没有实践基础，事实上，抗战时期的革命根据地、解放战争时期的解放区就是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实践基础，也就是说，根据地、解放区可以视作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雏形。但是，新中国成立后的情形毕竟与根据地和解放区的情形不一样。现实社会也不可能完全遵循着人们所设想的模式运行。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理论与实践的矛盾越来越难以排解。我们知道，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精彩之笔是要保护民族工商业，坚持国营经济领导下的五种经济成分并存，允许资本主义有一定的发展。但是，这在农村和城市都遇到难题。

在农村，大海般的个体农业经济生产规模狭小，生产工具简陋、落后，生产水平低下，无力抗拒自然灾害。个体农业经济不利于采用农业新技术，严重阻碍着农村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新的贫富分化开始出现，少数人上升为新富农，多数贫困农民重新沦为被盘剥的对象，这是等共产党人不能容忍的现象。这使得他们不得不去考虑个体经济发展方向问题。加之，小农个体经济的落后性也直接影响着工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

在城市，不法资本家的“五毒”行为令人担忧。在1950年调整工商业后，违法犯罪活动日趋猖狂，将其唯利是图、损人利己、贪得无厌的本性暴露无遗。他们拉拢腐蚀干部，于是，一些意志不坚定者腐化堕落，在资料显示，当时已发现的贪污腐化者中，有一半以上与不法资本家的腐蚀行为有关。不法资本家在国家机关和要害部门设立坐探，窃取国家经济情报，扰乱市场。如此等等，如果不对资产阶级不法分子予以打击，不仅会使国家的经济遭受极大损失，而且会危及到新生的人民政权。因此，打击“五毒”是非常必要的非常及时的。“五反”运动之后，资产阶级在事实上已经不能像过去那样生存了，资本主义在当时的生存发展空间已变得十分狭小，资本家自己也感到前途渺茫，请求国家“计划他”。

1951年7月5日，刘少奇对中央党校学员作报告时说过，实行工业国有化是一个严重的步骤，性质是开始破坏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方式现在不能决定，实行时间和方式要看当时情况和资产阶级的态度才能决定，资产阶级的恶劣态度可能逼迫我们要早些，并采取激烈的方式来实行这一步。由此可见，资本家的恶劣态度和农村的实际困难使得中国共产党人不得不考虑加紧采取限制资本措施和扩大农村的合作运动，这就不可避免地把社会主义改造大业提上议事日程。

（三）内在动因：对资本主义高度警惕的主体态度

对中国资产阶级早有深刻的认识和辩证的分析。1925年，他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就充分、透彻地解剖了中国资产阶级，他说：“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注：《选集》，第1卷，9页。）。其后的三十多年间，看待民族资产阶级始终遵循着这样的思路，因而，构成了对资产阶级的主体态度，这充分体现在他创立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当中。在新民主主义社会论中，多次表述对待民族资产阶级既要团结也要警惕，因此对待资本主义的策略是利用、限制、改造。不过，根据客观形势的变化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表现，的态度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侧重。

在战争年代，特别是40年代初期和中期，认为要对民族资产阶级进行团结和联合，以便结成巩固的统一战线。因此，他在构想新民主主义社会时对资本主义的态度是利用、限制，特别强调利用。他认为，在革命胜利后，因为肃清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的障碍物，资本主义经济会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这是经济落后的中国在民主革命胜利后不可避免的结果。同时认为，提倡资本主义的发展，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可见40年代初期和中期，在战争的状态下，必须团结民族资产阶级，结成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以对付共同的敌人，挽救国家的危亡。因此，在这一时期，与民族资产阶级加强团结和联合应是主旋律。

在解放战争后期和新中国建立初期，仍注意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对新民主主义社会中的资本主义仍坚持利用、限制，但是，这时期已将重心后移，更强调限制了。1949年6月，在七届二中全会上，他又说：“剩下一个民族资产阶级，在现阶段就可以向他们中间的许多人进行许多适当的教育工作。等到将来实行社会主义即实行私营企业国有化的时候，再进一步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改造的工作。人民手里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不怕民族资产阶级造反”（注：《选集》，第4卷，1477页。），“我们现在的方针是节制资本主义，而不是消灭资本主义”（注：《选集》，第4卷，1479页。）。他又说，“就我们的整个经济政策说来，是限制私人资本的，只是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才不在限制之列。”（注：《书信选集》，30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可见，新中国建立前夕，对待民族资产阶级在讲团结的同时，开始考虑对其进行教育的问题，因而，在考虑新中国建立后的资本主义问题时，在利用的同时已开始强调节制、限制了。新中国建立初期，在“三反”、“五反”运动中，在惩处“五毒”分子之时虽仍注意采取“利用矛盾、实行分化、团结多数、孤立少数的策略，在斗争中迅速形成‘五反’的统一战线”（注：《选集》，第5卷，54页。），但是，消灭资本主义的决心逐渐坚定。

1952年6月，在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起草的一个文件批评中说：“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注：《选集》，第5卷，65页。），这已经暗示，民族资产阶级将要被作为主要斗争的对象。此后，便提出了消灭资本主义的问题。1953年春，将李维汉《资本主义工业中的公私问题》报告中的“利用、限制、改组”的提法改为“利用、限制、改造”，其重心当然是在改造上，这点充分体现在其后确定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中。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基于上述分析，在40年代和50年代初，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态度、评价，对其采取的策略，总体上讲应该说是符合中国当时的实际和历史发展的，尤其是对民族资产阶级两重性的认识更是入木三分。不过我们也应看到对资本主义的消极面估计也有过大的一面。尽管对新民主主义的前途充满信心，“人民手里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不怕民族资产阶级造反”（注：《选集》，第4卷，1477页。），但是，他对资本主义的警惕性始终很高，特别是不法资本家的“五毒”行为暴露之后，的警惕之弦崩得更紧。一方面，不能容忍资产阶级的胡作非为，另一方面，资产阶级唯利是图的贪婪本性、私人资本主义的无政府状态使感到矛盾不可克服，他说：“资本主义所有制和社会主义所有制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所有制和资本主义的生产社会性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国家有计划的经济建设之间之矛盾，资本主义企业内的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矛盾，都是不可克服的。”（注：《建国以来文稿》，第4册，406～407页。）既然矛盾不可克服，就必须进行斗争。根据薄一波的会议记录，在对“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进行批评时说过：“过去枪炮激烈，不决定资本主义绝种”（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65页。），言下之意就是，现在没有了枪炮声，资本主义该绝种了。由此可见，放弃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决定向社会主义过渡至此已在所难免。

（四）外部压力：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未能被社会主义阵营老大哥苏联所认同

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哥苏联，特别是斯大林，早先对领导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心存疑惑、持有偏见的，对中国共产党人开创的农村包围城市革命新道路一直不以为然，不仅当时提出批评，而且在中国革命胜利后，仍有怀疑。斯大林认为是“麦淇淋式的马克思主义者”。因此新中国建立后访苏，斯大林称呼其为“毛先生”，而不是称“同志”，当时的共识是，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称同志，志同道合，而对非马克思主义者朋友才称“先生”。试想，依据新民主主义革命论走出的革命新道路，已取得全国胜利、被证明为正确的情况下，“老大哥”的态度尚且如此，那么，新民主主义革命论的姐妹篇新民主主义社会论不被承认还难理解吗？更何况，新民主主义社会论中允许五种经济成分并存，允许私人资本主义有生存发展的余地，这跟斯大林模式社会主义不是明显相抵触吗？难怪斯大林称是“第二个铁托”。苏联来华专家对中国允许资本主义发展进行指责，说是对资本主义“采取的调情政策”，告诫中国领导人说城市、乡村随时都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刘少奇、于1952年访苏时，苏共领导人敦促中国应尽早向社会主义过渡。当时的新中国，面对资本主义世界的极端仇视，美国等对中国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军事上包围，企图扼杀新中国于摇篮。在如此情况下，新中国不能失去苏联朋友。“一边倒”，应该是多方位的，尤其是像搞社会主义这样的根本问题。

新民主主义范文篇5

什么是整体性思维呢?传统的整体性思维是中国古代辩证思维方式的主要特征之一，它要求从不同方面对整体问题给予深入的思考并赋予高于事物本身的整体性。在构建革命理论时则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又克服了其内在的局限性，走实践经验与辩证逻辑相统一之路，有理有据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

(一)为中国社会定性

正确认识国情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的中心环节，是创建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理论的前提。然而，国情是一个范围很广的概念，包括社会历史、文化、地理、人口、阶级结构、社会性质、社会矛盾等等诸多方面的内容。其中，哪一个是最核心最本质的因素呢?哪一个是制定理论最基本的依据呢?对此有着明确的看法：“只有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才能认清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革命的动力、中国革命的性质以及中国革命的前途和转变。所以，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依据。”正是凭借“一进门就抓住事情的实质，这一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牢牢地抓住了国情中的本质属性，从剖析社会性质人手，科学地揭示出中国社会的性质和基本矛盾、革命任务，为进一步分析革命的任务和性质作了理论准备。

(二)为中国革命定性

“既然中国社会还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既然中国革命的敌人主要的还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既然中国革命的任务是为了推翻这两个主要敌人的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而推翻这两个敌人的革命，有时还有资产阶级参加，即使大资产阶级背叛革命而成了革命的敌人，革命的锋芒也不是向着一般的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而是向着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既然如此，所以，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而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从中国社会的性质谈起，得出中国革命的性质，在思维逻辑结构上则是顺理成章的。不过，又接着指出：“这种革命不再是旧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而是新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即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了。”从而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是由无产阶级(通过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来领导。

(三)正确地解决了革命的敌友问题

明确了革命的原因及领导者，下一步就要找到革命的力量、革命的盟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我们要分辨真正的敌友，不可不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做一个大概的分析。”通过类比和比较分析后，得出了他的结论：“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在思维上似乎很明确地构建出理论的整体性，只不过还需要回答革命走哪一条路?怎么走?

(四)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革命道路

由以上分析得出的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不平衡性原理，逐渐在实践中认识到，中国革命要成功，就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从反动势力主要集中在城市，而迫切要求挣断封建锁链的革命主力军——农民却绝大多数又集中在农村，从这一客观的实际情况出发，找到了一条通过武装斗争，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然后夺取城市，解放全中国的革命道路。那么，革命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呢?

(五)指明了中国革命的前途

由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下进行的，因而其前途决不可能是资本主义的共和国，而只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共和国。也就是说，新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因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运动，是包括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只有完成前一个革命过程才有可能去完成后一个革命过程”。这个结论的得出则是必然的结果。

二、理论内容的创造性

新民主主义理论思维的最大特点是理论思维内容的创造性。创造性思维是与常规性思维相对立的一种思维方式，它特别强调对思维内容的求新、求异上，是建立在辩证思维基础上的、以实践为基石的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是一种无定性的、无约束的、开放式的思维。相对于中国革命而言，那就需要创造性地解决在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东方农业大国，中国共产党如何搞社会主义革命?这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在马列原著中是不会找到现成的答案的。可是，在早期的中共党内却流行着一股教条主义的思维方式——把马列主义教条化、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的错误思维，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正是在同它们作斗争的过程中形成的。

众所周知，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的中共党内，盛行着一股脱离中国革命实际的教条主义作风。他们唯上，唯书，不唯实。一切从马列书本知识、共产国际的指示出发，脱离中国革命的实际来指导中国革命，造成了中共早期命运多舛的历程。可以说，与同时代的革命者不计其数，而他之所以能成为同时代革命者中的杰出代表，带领中共走出泥潭、走向胜利，与他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创造性地提出中国新型的民主革命的伟大理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密切相关。从小生活在农村，广阔的农村实践教会了他具有农民般的思维方法：重实际、重经验，这使他不迷信权威，不抄本本，不搞教条，坚持从实际出发，用自己的头脑思考中国社会发展的主题和实现这一主题的特殊道路，牢牢地抓住争取民族独立的当务之急，采用非常规的、独特的方法，创造性地解决了中国革命的一系列根本问题，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

正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指导下，中国人民依靠共产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三大法宝，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推翻了“三座大山”的压迫，解决了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主题，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可以说，没有及其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中国的革命就会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

三、思维手段的多样性

在新民主主义创立的过程中，广泛地应用了经验性思维和辩证逻辑思维相统一的思维手段，通过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横向与纵向的比较等方法，层层推进，环环相扣，科学地建构起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

(一)历史与逻辑的统一

什么是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呢?就是历史的方法与逻辑的方法的统一。历史的方法就是从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寻找出其本质的规律。它的作用是帮助人们了解历史发展的全过程和细节，使人们对客观历史事物有一个生动、具体的印象，从中分析出历史发展的规律。这个方法偏重于历史经验的总结，有其固有的内在局限性。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历史常常是跳跃式地和曲折式地前进，如果必须处处跟随着它，那就势必不仅会注意许多无关紧要的材料，而且也会常常打断思想进程。”所以历史的方法必须要有逻辑的方法作补充。所谓逻辑的方法，就是既要以历史发展过程为依据，又要撇开那些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偶然因素与偏差，抓住历史发展过程中最主要的、最基本的线索和事物内部的主要矛盾，从宏观上进行系统的、理论的概括，把历史过程的本质和规律用逻辑的形式表现出来。这样的研究成果带有很强的哲理性。

在新民主主义理论研究中，综合运用了这一思维方法。比如，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主要从历史的角度论证了帝国主义列强采用“一切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压迫手段，使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然后运用逻辑的方法，精辟地概括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点，并进而得出结论：“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的矛盾。”在革命理论的研究中，将历史与逻辑的方法有机地统一起来，在其经典论著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二)横向与纵向对比的统一

所谓横向分析就是指社会的、阶级的研究。它偏重于对社会的横截面的分析。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的方法，根据各阶级的社会经济地位，分析出他们对革命的态度和立场，从而论证了革命的对象、任务和动力。对于中国社会的阶级状况，首先把中国社会分为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两大部分，每个部分又包括了若干阶级，每个阶级也不是铁板一块，而是分为若干不同的阶级，依次论证。从宏观到微观步步深入下去。使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把错综复杂的中国社会关系分析得一目了然，为制定革命的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所谓纵向分析就是指过程的、历史的研究。它偏重于对社会的竖截面的分析。坚持革命的发展阶段论，认为事物发展的过程是由许多阶段构成的，要区别发展的不同阶段，而区分的依据是事物内部的矛盾性。例如，在分析中国革命的阶段特点时，他从中国近代革命的历程分析把革命分为“旧范畴的三民主义”和“新范畴的三民主义”两个历史时代，并指出了它们的区别与联系。接着，又着重论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与联系。他指出：“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革命过程，只有完成了前一个革命过程才有可能去完成后一个革命过程。民主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革命的必然趋势。”正是认清了这两者的关系，才避免了或“左”或“右”的错误，领导中国革命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

(三)广泛地运用比较分析的思维方法

比较分析法就是在事物中取其异同以辨其特性的方法。它是一种融于经验性思维和辩证逻辑思维的一种综合思维方式。指出：“对于物质的每一种运动形式，必须注意它和其他各种运动形式的共同点。但是，尤其重要的是，成为我们认识事物的基础的东西，则是必须注意它的特殊点，就是说，注意它和其他运动形式质的区别。只有注意了这一点，才有可能区别事物。”比较性思维要求特别留意现象，因为对共性与个性现象的关注必然导致思维中想象之阀的打开。一般来说，因为想象总是在已有的经验之间流淌和跳跃，所以对现象的关注越是充分，则想象越是丰富，越是有助于思维过程从现象到本质的发展。正因为如此，在新民主主义理论研究中，广泛地使用了比较分析法。

比如，在分析中国革命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时指出：在资本主义各国内部有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外部没有民族压迫。而“中国则不同。中国的特点是：不是一个独立的民主国家，而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在内部没有民主制度，而受封建制度压迫。在外边没有民族独立，而受帝国主义压迫。因此，无议会可以利用，无组织工人举行罢工的合法权利。在这里。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进人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从中外国情的差异分析得出这个结论是值得信服的。

总之，在使用这一方法对国情、阶级关系、革命过程和革命理论进行了广泛的比较分析，依据经验与逻辑的统一，得出了很具说服力的结论，夯实了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基础。

新民主主义范文篇6

关键词：；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根本原因

学术界对于放弃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根本原因有过激烈的讨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高见纷呈。有的学者把根本原因归结为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自身缺陷，有的学者则从“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以及中共领导人对苏联模式的认同上找答案，还有学者认为工业化战略选择是新民主主义社会提前终结的根本原因，我认为这些因素都是放弃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原因，但不是根本原因。

任何一个历史现象都不是孤立的，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纷杂的各种联系中，必然有一种联系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也就是那把打开历史真相之门的钥匙。在这个问题上，那把钥匙是什么呢？我认为必须搞清楚最初提出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动机。换句话来说，要分析出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历史观支配下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从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文字层面来看，这一理论符合生产力决定论历史观，也创造性解决了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如何跨越整个资本主义发展进入社会主义的重大问题。但是，当我们将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态度进行梳理时，发现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理论在不断地发生变化，而每一次的变动都与当时阶级斗争力量对比关系的变化有直接的关系。因此，我们可以作出这么一个判断，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是在阶级力量对比论历史观下，为适应当时阶级斗争的需要而提出的一种政治策略而已。后来，这种阶级斗争的环境和力量对比关系发生巨大变化后，这一理论自然就终结了。这也就是放弃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根本原因。

一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调整了对内政策，由联共抗日转变为积极反共。以1939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为标志，国民党顽固派掀起了一股反共高潮。在军事上，国民党军队进攻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制造事端。在思想上，《三民主义半月刊》、《中央周刊》、《抗战与文化》、《民意》、《前卫》、《血路》等到国民党刊物连续登载反共文章。反共的小册子纷纷抛出，“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宣传甚器尘上。面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高潮，共产党进行了“有礼、有利、有节”的斗争。在军事上，坚决反击敌人的进攻。在思想上，从1939年6月到年底，一批批驳国民党顽固派反动理论的重要文章相继发表，其中有的《拥护真三民主义反对假三民主义》、王稼祥的《关于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艾思奇的《关于三民主义的认识》、吴黎平的《叶青的假三民主义就是取消主义》、陈伯达的《论共产主义者对三民主义关系的几个问题》等。

为了斗争的需要，从1939年10月到1940年1月，相继发表了《〈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文章，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理论。我认为提出新民主主义理论主要是解决两个问题，一是驳斥国民党的反共理论，反对建立资产阶级专政。讲过，“中国有一句老话：‘有饭大家吃’。这是很有道理的。既然有敌大家打，就应该有饭大家吃，有事大家做，有书大家读。那种‘一个独吞’、‘人莫予毒’的派头，不过是封建主的老戏法，拿到20世纪40年代来，到底是行不通的。”[1]二是有破就有立，与国民党针锋相对，提出自己的建国纲领。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也是的智慧之所在。很明显，共产党是不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而应该建立社会主义国家。但从当时的阶级力量对比情况来看，共产党不宜提出一个社会主义建国纲领，否则会使自己陷入一个被动的局面。讲过，“中国无产阶级应该懂得：他们自己虽然是一个最有觉悟性和最有组织性的阶级，但是如果单凭自己一个阶级的力量，是不能胜利的。而要胜利，他们就必须在各种不同的情形下团结一切可能的革命的阶级和阶层，组织革命的统一战线。”[1]因此，在阶级力量对比决定论历史观下，提出了一个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这一社会形态既不是国民党所要建立的资产阶级专政，也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但前途是社会主义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共产党赢得了更多阶层的支持，国民党则走向了更加孤独的地位。这不是政治欺骗，而是一种必要的政治策略，这一策略的实施对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保证抗战的胜利发挥了重大作用。在这里，我们必须认识到，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并不是没有理论依据，而这一理论符合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决定论历史观，也是思想中最有创造性、最有价值、最有思想、最精彩的一笔。令人惋惜的是只是把这一理论当做阶级斗争的策略而已，也许他本人就根本没有认识到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在思想体系中的重要地位，这为他放弃这一理论埋下了伏笔。

二

历史的发展是瞬息万变的。1945年和1946年，中国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有抗战胜利、国共和谈破裂、内战爆发等。在这个过程中人民革命力量日益壮大。也开始重新审视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并作了修改。在1948年9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首次提出了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时间表。在刘少奇发言中有过一次插话，对于资本主义“到底何时开始全线进攻？也许全国胜利后还要十五年”[2]。在会议作结论时指出：“关于完成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准备，苏联是会帮助我们的，首先帮助我们发展经济。中国经济上完成民族独立，还要一二十年时间。我们要努力发展经济，由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些观点是可以宣传的。”[3]我们知道，在最初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中，虽然很明确讲到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前途是社会主义社会，但没有讲具体过渡的时间。的讲话标明，到1948年时他已经开始思考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具体问题，也意味着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已经做出了重大改变。为什么会在这时候发生改变呢？1948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在转入战略进攻一年多之后，在东北、西北、华北、中原和华东等各个战场取得重大胜利，促使军事力量的对比发生重要变化，战略决战的时机日趋成熟；在解放区的工作中，中共中央集中解决了党在各个方面的政策和策略问题，纠正了和整党工作中的错误倾向，巩固并发展了解放区；与此同时，国民党统治区人民民主运动空前高涨，各派纷纷响应中国共产党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建议，国民党统治集团内分崩离析，政权已处于完全孤立的境地。中国人民革命斗争，已经具有在政治上、军事上夺取全国胜利的工作任务，中共中央召开了这次会议。这充分表明，此时修改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中一些观点，正是出于对阶级斗争力量对比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考虑。

1948年10月26日，在看刘少奇修改的一份报告时，在第29页上将“决不可采取过早地限制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办法”改为“决不可以过早地采取现时还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办法”[4]。1949年1月底到2月初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来华时，对他解释采取新民主主义社会形态的原因时讲，“这是由中国的经济条件、政治条件、革命条件、群众条件，诸因素决定。”[4]又进一步指出，我们分析中国革命的性质问题，“根据就是斯大林同志1927年的论述和他最近关于中国革命性质的著作。”[5]我们知道，斯大林在1927年曾经根据列宁的思想指出，无产阶级参加领导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无产阶级单独领导的革命，则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5]。斯大林“最近关于中国革命性质的著作”，也是认为中国已经到了“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时期，即已到社会主义革命历史时期[5]。对于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建立的新政权的性质问题上，对米高扬说，“这个政权的性质简括的讲就是：在工农联盟基础上的人民民主专政，而究其实质就是无产阶级专政。”[5]而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到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国体是“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1949年7月4日，在中央团校第一期毕业典礼上又讲：“二十年后我们工业发展到一定程度，看其情况进入社会主义。”[6]这些历史史料表明，随着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结束后，解放战争的胜利已成定局。因此，在这一时期，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又作了修改，他的关注点不在于建国后如何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社会，而是更多的关注什么时候才能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公务员之家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共同纲领》，然而这却是一个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建国纲领，没有写进社会主义前途。这与前一段时期的观点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让人产生了不解。对此的解释是“纲领中只说现阶段的任务，如果再说得远一点就变空洞了。就是说，纲领是带有时间性，有变动的。”[4]这句话表明，当时并不是要在中国真正发展新民主主义社会，而只是一种政治策略。一方面是作为中国共产党提出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政治诺言的一种承诺。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当时国内外形势的考虑。随着解放战争在全国胜利，由于帝国主义的封锁，国内城乡交通未通，物资进出不畅，特别是解放军渡江部队即将向华南、西南进军，财政经济遇到了严重困难。为此，1949年7月22日至8月15日，在陈云的主持下，在上海召开了财经会议，专门来研究财政困难问题。一个棘手的问题摆在了的面前，解放一个国家很难，而要管理好一个国家更难。意识到，要在国民党留下的烂摊子上建设一个国家，必须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动用一切可以动用的资源，提出“不要四面出击”。他讲过，“民族资产阶级将来是要消灭的，但是现在要把他们团结在我们身边，不要把他们推开”，“我们绝不可树敌太多，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集中力量向另一个方面进攻。我们一定要做好工作，使工人、农民、小手工业者都拥护我们，使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人不反对我们。这样一来，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就孤立了，地主阶级就孤立了，台湾、西藏的反动派就孤立了，帝国主义在中国人民中间就孤立了。”[7]后来，也讲过，“不写入社会主义的前途，是因为今天的条件还不成熟，今天的民族资本主义还有它的历史任务，过早提出会乱了资产阶级的阵脚。”[4]在这里还有一个重要的政治事件，建国前后，刘少奇曾提出了“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思想。这一思想在理论上与《共同纲领》的精神是一致的，却遭到的批评。从这里我们可以认识到，在建国前后，已经想在中国建立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只是时机没有成熟。“时机不成熟”主要不是出于对当时中国落后生产力状况的考虑，而是出于当时国内外政治斗争形势的思考。

三

新成国成立后，经过三年的努力，我们在国家建设的各项事业上取得巨大的成功。在经济上，国民经济得到恢复，据统计，1953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达810亿元，比1949年增长73.8%[8]。在政治上，我们成功进行“三反”、“五反”运动，打赢了朝鲜战争，政权得到巩固。这时，又迫不及待地提出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问题。“1952年9月24日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讲了一段话，大意是：我们现在就要用10年到15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到社会主义的过渡，而不是10年或者以后才开始过渡。”[4]这表明又一次修改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在实践上加快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步伐。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中共中央开始制定过渡时期的总路线。1953年6月15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第一次对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内容作了比较完整表述。提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8]这点恰恰与在建国前夕思想是一致的，他想在中国建立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在他心里，新中国就根本没有建立过新民主主义社会，即使有也是政治策略层面的新民主主义社会。1953年12月28日，中共中央正式公布了过渡进期的总路线。随着1956年底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便成了一个彻底的历史名词。

我们通过对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历史分析，验证了本文以开始所提出的那个判断。有什么样的开始，就会有什么样的结束。虽然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决定论的理论对中国革命前途的独创性思考，但它的命运依然没有摆脱阶级斗争决定论历史观的圈子，当认为无产阶级已具备足够的实力牢牢掌握政权时，新民主主义社会就该结束了，那怕当时我们还不具备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状况。

四

纵观一生理论发展的轨迹，我们发现他有许多重要理论发生了相当频繁的变动，这种变动超出了人们所熟知的理论认识、理论逻辑的常规演进，让人变得费解。究其原因，我觉得在于其身上有两种历史观交织地发挥着作用。当然，这里面有个主次的问题，并不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决定论历史观，他有许多重要的理论就是在这一历史观下形成的，然而影响他一生的却主要是阶级斗争决定论历史观。导致这种情形出现的深层社会原因及其所派生的深层的主观原因是，主要在于中国当时现代化进程的有限性和本人长期生活在农村环境的落后性，在于这种客观环境的制约致使其始终未能真正地理解和完整、准确地把握马克思生产力决定论和社会物质基础论，在于他这种理解中虽然也认识到上层建筑、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客观需要，并因此而对生产力标准给予过相当透彻的理论论述，却又始终不能理解在一定的生产力基础上何以只能形成与之相适应的一定生产关系，因而也就在事实上始终认为在同一性质生产力基础上也完全能够形成性质截然不同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始终认为不同性质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并不是取决于生产力的性质和状况，而是取决于政治、思想等等上层建筑方面的因素，特别是取决于当前阶级力量、政治力量对比的实际状况[5]。加之长期处于艰苦的阶级斗争中，他已经习惯于从阶级力量对比的实际状况出发思考问题、处理问题，而且运用的非常自如。因此，基于这种脱离了生产力决定论的阶级斗争力量对比论的思维模式，决定了一生许多重要理论发生了非逻辑性的变动。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我认为一生最伟大的思想是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而最大的失误在于过早地放弃了新民主主义社会，说明社会主义事业每前进一步，都是在艰难曲折中实现的。历史环境的局限性和思想认识的局限性，是任何人都难以跨越的。因此，新民主主义社会被提前放弃也是必然的。

参考文献：

[1]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45-683.

[2]自武力.新民主主义社会提前总结的历史分析[J].党史研究与教学，2003，（3）:28.

[3]中国共产党重要会议纪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153.

[4]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回顾（修订本）: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23-220.

[5]王占阳.新民主主义与新社会主义——一种新社会主义的理论研究和历史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279-327.

[6]年谱:下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525.

新民主主义范文篇7

［关键词］新民主主义社会阶级合作劳资合作劳资两利

1．阶级斗争思想，是人们所熟知的。但的阶级合作思想，却至今仍然未能获得充分的研究和重视。的根本思想，无疑是要以阶级斗争推动历史的发展。但在一定条件下，也对于阶级合作在历史中的作用，给予了相当的重视。所主张的阶级合作，既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等劳动阶级之间的阶级合作，也包括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之间的阶级合作。认为，在不同的社会阶级之间，不仅有其阶级利益上的差异、矛盾、以至对立，而且在一定的条件下也还会有其共同的利益；这种共同利益，就是阶级合作的现实基础。所主张的阶级合作，基本上有三种类型，这就是民族革命中的阶级合作，阶级革命中的阶级合作和国家建设中的阶级合作。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阶级合作的思想所主张的，就是新民主主义建设时期的阶级合作。的这一思想既是其关于新民主主义民主政治的全部学说赖以建立的首要基础，也是这一社会政治学说的首要组成部分。在这一思想中所提出的最大胆、最新颖、最重要的思想，就是其关于“劳资合作”的思想。的这一重要思想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而且在我们大力发展私营经济的今天，也仍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因而理应引起我们的充分重视和认真研究。

2．在这一理论中，首先阐明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阶级状况。他认为：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一个新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社会，因而这个社会仍然是一个阶级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一方面，仍然存在着旧的封建买办阶级势力的残余，这是行将归于灭亡的东西。另一方面，又存在着4个民主阶级，这就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自由资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这4个阶级在经济上都是必要的，在政治上也都是进步的、要求民主的，它们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阶级。在这4个阶级当中，工人阶级是主要的领导阶级；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是决定国家命运的基本势力；而自由资产阶级也将拥有一定的领导权。这些，就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赖以建立的阶级基础。

进一步看，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阶级状况既是如此，那么，这些民主阶级之间的关系，又应当是怎样的、进而应当如何处理呢？对此，的回答，也是相当明确的；而其核心之点，就在于：第一，调节阶级矛盾；第二，实行阶级合作。这两点，就是在其主张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期间始终坚持的一个基本思想，也是他对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的重大贡献。

3．应当指出：的这一重要思想，最早是在其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和政策中开始萌发的。我们考察他在1935一1938年间的有关著述，即可看出，正是在这个理论和政策中，当时已经提出：

（l）在一定条件下，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不仅会形成不同的利害关系，而且还会形成高于它们各自的不同利益的共同的利害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有关各阶级的不同利益，就必须服从于它们的共同利益。

（2）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各阶级的不同利益也会形成它们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否认这种矛盾和斗争，是虚伪的和错误的。但是，为了各阶级的共同利益，必须使这些矛盾得到适当的解决，以使之限制在有利于发展共同利益的范围内。而解决这类矛盾的方法，就是为了各阶级的共同利益，实行各阶级间的互助互让政策，从而调节和缓和它们之间的矛盾和斗争。譬如，在劳资关系上，一方面，资本家应适当地改善工人的待遇，以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工人也应当容忍一定程度的剥削，以使企业能够正常地运转下去，这样，才能够实现劳资双方的最大利益。

（3）在各阶级间的共同利益高于各自的不同利益的情况下，这些阶级理应为了它们的共同利益而实行阶级合作。我们主张调节各阶级的不同利益和要求，缓和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目的就是为了建立和发展这样一种合作关系。实行这种阶级合作，当然并不排斥阶级斗争。因为，它只是要求停止那些不利于共同利益的阶级斗争，同时保存那些有利于合作、有利于实现共同利益的有限度的阶级斗争。在实现这种合作的过程中，共产党能否采取正确的态度，至关重要。这种正确态度就是：“共产党人决不将自己观点束缚于一阶级与一时的利益上，而是十分热情的关心全国全民族的利害，并且关心其永久的利害”。[i]显然，如果没有这种正确的态度，那也就不会有阶级合作。

的这些重要思想，都是在其提出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以前形成的。[ii]在这时，他所说的共同利益，指的还是在日冠入侵条件下的民族利益；他所阐明的这种阶级合作，也还仅限于抗战时期的阶级合作。但是，在个别当中，也就包含了一般。因而，这些包含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中的具有一定普遍意义的重要思想，也就成为了后来赖以提出和发展其新民主主义社会阶级合作思想的重要基础。

4．所以，我们看到，正是在这种思想基础上，早在1938年2月间，就对中共中央提出的“国共合作、共同建国”的政治主张，作了初步的阐述。国共合作，是代表不同阶级（当时认为国民党代表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合作，因而它在实质上就是以党派合作的形式进行的阶级合作。共同建国，则指的是抗战胜利以后国共两党继续合作，共同建立和建设新三民主义的新中国。这表明，当时已经开始把阶级合作的范围，由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扩展到了新民主主义社会时期。只是在这时，他对这种合作的可能性的论证，还是十分初步的。这表明，这种阶级合作的思想，当时仍然处于最初的萌芽阶段。[iii]

5.1938年10至11月，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和结论中，对于战后调节阶级矛盾、实行阶级合作的问题，首次做了相当充分的阐述。

首先指出，抗战胜利后，也还要长期实行阶级合作。他说：“所谓长期合作，就是长期的民族统一战线，所有阶级，从资本家到工人，所有政党，从国民党到共产党，……一切都在内，而且是长期在内的。……〔这〕是包括战争中与战后的国共合作，不是企图在战争后又分裂又内战的国共合作。”[iv]

其次，又指出，战后的合作，虽然将有其不同于战时的新内容，但三民主义仍将是这个合作的政治基础。在三民主义中，“其民权主义将引导这个合作到彻底的建立民主国家，其民生主义则更可能引导这个合作到很长的时期，三民主义的政治纲领与政治思想保证着统～战线的长期性。”[v]这种三民主义，不仅符合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且也符合工人阶级的利益。“谁要是不忠实于三民主义的信奉与实行，谁就是口是心非，表里不一，谁就不是一个忠实的马克思主义者。”因为，“只有现时的实际任务获得尽可能彻底的完成，才能有根据有基础地发展到将来的远大理想那个阶段去。所谓将来的远大理想，就是共产主义”。[vi]总之，实行三民主义，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社会各民主阶级的共同利益之所在，因而，也就是它们之间实行阶级合作的政治基础。

最后，指出，要实行阶级合作，就必须调节各阶级的利益关系，提倡各阶级间的互助互让政策。他说：“在阶级社会存在的条件下，阶级斗争不能消灭，也无法消灭，企图根本否认阶级斗争存在的理论是歪曲的理论。我们不是否认它，而是调节它，我们提倡的互助互让政策，不但适用于党派关系，基本的也适用于阶级关系。为了团结抗日，应实行一种调节各阶级相互关系的恰当的政策，不应使劳苦大众毫无政治上与生活上的保证，同时也应顾到富有者的利益，这样去适合团结对敌的总要求。”[vii]在这里，所说的虽然是维护抗战时期的阶级合作的基本政策，但在根本上，它也同样地适用于战后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时期。因为，就在这段论述之前，已经提出：战后继续实行阶级合作的主要条件之一，就是必须采取正确的政策，和进行必要的工作。而这种正确的政策，就是“照顾这一阶级又照顾那一阶级，照顾这一党派又照顾那一党派，照顾这一军队又照顾那一军队”的政策，简言之，就是统一战线中的互助互让政策，就是调节各阶级相互关系的恰当的政策。他指出：这样，制定与实行“统一战线中的正确政策与必要工作，就使中国的民族统一战线不但应该是长期的，而且能够是长期的。”否则，“政策不对，工作不行，目乱步骤，”就会“使合作难于持久”[viii]

6.1938年以后，的上述思想继续向前发展。特别是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他更就此进一步指出：

在新民主主义社会时期，“自然，这些阶级之间也有其不同的要求，在这一点上，它们之间仍然是存在着矛盾的，例如劳资之间的矛盾。抹杀这种不同要求，抹杀这种矛盾，是虚伪的与错误的。但是，这种不同要求，这种矛盾，在整个新民主主义制度的阶段上，不会也不应该使之发展到超过共同要求之上。这种不同要求与这种矛盾，可以获得调节。在这种调节下，可以共同完成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各项建设.”[ix]

由此表明，第一，在整个新民主主义社会时期，各民主阶级的共同要求，始终是高于它们之间的不同要求和它们之间的矛盾的。因而，第二，这种不同要求和这种矛盾，是可以获得调节的；在整个新民主主义制度期间，不会也不应该使之发展到超过共同要求之上。第三，这种共同要求的内容，就是“完成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各项建设”；这些建设，按其性质来说，是新民主主义或新三民主义的，因而是符合各民主阶级的最大利益的。所以，第四，在适当的调节之下，各民主阶级应当并且可以实行阶级合作，从而“共同完成”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各项建设工作。

关于这—问题，在报告中还曾提出：

“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将采取调节劳资间利害关系的政策。……使劳资双方共同为发展工业生产而努力。”[x]

在这里，调节劳资关系的目的，被归结为：“使劳资双方共同为发展工业生产而努力”。这表明，“发展工业生产”，这就是劳资双方最主要的共同要求。在劳资两利的政策下，工业发展了，国家工业化实现了，这不仅符合资产阶级的最大利益，而且也符合工人阶级的最大利益。因此，发展工业生产，实现国家的工业化，既是整个新民主主义建设的中心任务，也是新民主主义社会各民主阶级的“共同要求”的主要内容。

1946年5月，中共中央召开会议，讨论著名的“五四指示”。、刘少奇在发言中，对于“劳资合作”的问题，又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他们指出：

“对工商业政策和工人运动必须与土地政策和农民运动有原则区别，切忌工资及其他劳动条件订得太高，应该是劳资合作，并订出共同生产计划（原料足，产品多，成本低，质量好，销路广），努力生产，使生产发展，经济繁荣，劳资两利，只有如此才能与外国和本国的垄断资本作斗争，使解放区工商业的发展立于不败之地。”[xi]

、刘少奇的这一论述，使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阶级合作论又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一方面，他们首次明确地使用了“劳资合作”这一概念，另一方面，他们又进一步阐明了实行劳资合作的重大意义。

、刘少奇的这一论述，曾在同月发出的中共中央通知中向下传达，从而成为了党的一项十分重要的方针政策。[xii]

1946年秋季，刘少奇在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又对于“劳资合作”这—“毛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作了进一步的阐发。他指出：

“今天，我们允许资本主义，甚至通过政府贷款的方式给予鼓励。在一定条件下，我们甚至提倡劳资合作。这一点马克思是从未说过的。列宁说过一次，但也是为了遣责这种行为。在一些较老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样的合作对工人的利益是一种背叛，而在象中国这样的半殖民地国家，工人和本国的资本家在反对外国垄断资本方面却有着共同的利益。在我国的民族工业中，工入应该增加生产，资本家应该改善工人的条件。只有这样，我国的民族工业才能够在同外国的竞争中生存。……”[xiii]

刘少奇由此表明，第一，的劳资合作论是“毛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第二，在劳资双方有着共同利益的情况下，实行劳资合作，这是有利于工人阶级的，而绝不是对于工人利益的背叛。第三，在中国的历史条件下，只有实行劳资合作，我国的民族工业才能够在同外国的竞争中求得生存。因此，实行劳资合作，也是我们巩固和发展民族工业的一个关键环节。

7.总之，上述材料表明，从1938年到1946年，和中共中央在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中所强调的，显然并不是要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中开展阶级斗争，而是要在这个社会中调节各阶级的矛盾，实行各民主阶级之间的阶级合作。阶级斗争与阶级合作，阶级斗争是第二位的，阶级合作才是第一位的。阶级斗争要服务于和服从于阶级合作，要有相应的缓和和限制。阶级合作要得到巩固和发展，以使各民主阶级能够共同完成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各项建设。这种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阶级关系，实际就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各民主阶级之间的统一战线关系，因而也就是作为几个民主阶级联盟的新民主主义国家赖以建立的阶级基础。

我们的时代是和平与发展的历史时代，也是阶级合作、共促发展的历史时代。在这一历史时代，积极汲取新民主主义阶级合作观中的一切至今仍然有用的成分，重新认识和重视“劳资两利”的原则，积极主动地调节劳资关系，推动劳资合作，至今仍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

注释

[i]：《中日问题与西安事变》（1937.3.1），斯诺等著：《中国红区印象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49年版，第259页。

[ii]见著：《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1935．12．27），《论统一战线》（1936．9．23），《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目前阶段的任务》（1937．5．3），《中日问题与西安事变》（1937.3.1），《论抗日民主与北方青年》（1937．5．15），《与贝特兰的谈话》（1937.10），等文。

[iii]见：《与合众社记者的谈话》（1938．2），《解放》周刊，第32期.《致范长江》（1938．2．15），《书信选集》，第120－121页。

[iv]：《论新阶段》（1938.10.12—14），《解放》周刊，第57期。

[v]：《论新阶段》（1938.10.12—14），《解放》周刊，第57期。

[vi]：《论新阶段》（1938.10.12—14），《解放》周刊，第57期。

[vii]；《论新阶段》（1938.10.12－14），《解放》周刊，第57期。

[viii]：《论新阶段》（1938.10.12－14），《解放》周刊.,第57期。

[ix]：《论联合政府》（1945.4.24），《解放日报》1945年5月2日。

[x]：《论联合政府》（1945.4.24），《解放日报》1945年5月2日。

[xi]《、刘少奇关于土地政策发言要点》（19465），《解放战争时期文件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20页。

新民主主义范文篇8

第一、在吸收资本主义一切肯定成果的基础上发展经济。

新民主主义在经济上的特点就是除了节制有害于国计民生的官僚垄断资本之外，允许和保护一切有益于国计民生的民族资本的发展。中国的民主革命不是一般地消灭资本主义。“新民主主义革命所要消灭的对象，只是封建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只是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而不是一般地消灭资本主义，不是消灭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反复申明：“我们现在的方针是节制资本主义，而不是消灭资本主义”。明确提出私人资本主义是人民共和国的五种经济成分之一，并且把“保护民族工商业”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之一，以法律的形式把“保护工商业者的财产及其合法的营业不受侵犯”规定下来。（参见《中国土地法大纲》，1947年10月颁布。）在回答党内外人士对“资本主义”的疑虑时指出：“有些人不了解共产党人为什么不但不怕资本主义，反而在一定的条件下提倡它的发展。我们的回答是这样简单：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

还着重论述了吸引外国资金与技术对中国工业化的重要意义。他指出：“中国必须工业化。在中国，这只有通过自由企业和外资援助才能做到”（[美]埃谢里克编著：《在中国失掉的机会》，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260页。）。“苏维埃政府欢迎外国资本的投资。中国过去未能利用外国资本使中国人真正得到好处。只有在中国取得真正的独立和民主之后，才有可能把大量外资用于大规模地发展生产事业。也只有自由的中国，由于生产性经济的广泛发展，才能够偿还这种外国投资的本金和利息。”（《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9页。）但是，“我们并不愚蠢地只想吸取西方的机械技术，我们也不会对垄断、官僚化的资本主义感兴趣。它窒息国家的经济发展，只使当官的发财。我们关心的是在建设和生产性的方针指导下，使国家得到最快的发展。首先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美]埃谢里克编著：《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第260页。）。因此，只有在吸收资本主义一切肯定成果的基础上，中国的经济才得以迅速发展，并最终为走向社会主义奠定基础。

第二、在工业化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

为了尽快奠定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号召共产党员和革命者应当学习使中国工业化的技术知识，并倡导注重经济工作。他指出：我们共产党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中国落后的原因，主要的是没有新式的工业。老百姓拥护共产党，是因为我们代表了民族和人民的要求，但是，如果我们不发展生产力，老百姓就不一定拥护我们。强调：经济工作，尤其是工业……是决定一切的，是决定军事、政治、文化、思想、道德、宗教这一切东西的，是决定社会变化的。如果我们共产党员不关心工业，不关心经济，也不懂别的什么有益工作，对这些一无所知，一无所能，只会做一种抽象的“革命工作”，这种革命家是毫无价值的，我们应该反对这种空头革命家，学习使中国工业化的各种技术知识。（：《为陕甘宁边区工厂厂长和职工代表会议的代表举行招待会上的讲话》，1944年5月22日。）

第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渐进性、长期性。

1939年9月，在会见斯诺时说：我们永远是社会革命论者，不是改良主义者。中国革命有上篇和下篇两篇文章，“文章的上篇如果做不好，下篇是没有法子着手做的”。1939年12月，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明确指出：“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1940年1月，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分析了新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革命是在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指导下的有机构成部分，从而使中国社会革命转化思想更加完备。1945年4月，《论联合政府》一文中，再一次强调了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渐进性、长期性。

的新民主主义理论解决了在中国这样政治、经济落后的国家通过什么样的途径走向社会主义的问题，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1942年1月和2月，中共中央先后作出了《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和《关于如何执行土地政策决定的指示》，分别指出，党的政策是“奖励资本主义生产与联合资产阶级，奖励富农生产和联合富农”，“以奖励资本主义生产力为主”。对此，在1942年到陕北和晋西北农村调查中作了进一步研究。在山西兴县农村调查之后，他写了《关于农村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的一个问题》的报告，论述了在新民主主义之下的落后农村，如何发展生产力问题。他指出：“我们有些干部不懂得发展新式资本主义是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全部方向和内容，也是将来社会主义的前提”。“我们所提倡的新式资本主义，与欧美的旧资本主义不同。我们有革命政权和革命政策，调节社会各阶级关系，凡可以操纵国民生计的工商业，均握在国家手中”。“中国社会将来才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今天则要实行新民主主义，就是新式资本主义。因为中国太落后，只有走过新式资本主义的第一步，才能走社会主义的第二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我们的理想。发展新式资本主义，是我们现时的任务，也是我们当前的具体工作。若把理想当现实，乱来一阵，会弄糟糕的”（《中共党史资料》第29辑，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1～3页。）。在东北解放区，同志首先提出五种经济成分，即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小商品经济，并且规定了对待五种经济成分的正确的政策。

新民主主义范文篇9

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形成

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嬗变

一、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期限的变化

二、新民主主义社会中心任务的变化

三、新民主主义社会资本主义作用的变化

理论嬗变的原因分析

新民主主义范文篇10

[关键词]；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纲领；意义及影响

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和理论家。他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同时，始终重视和关心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并以独创性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化教育思想。教育思想的内容极为丰富，从中国教育现代化的角度来看，可分为新民主主义教育论和社会主义教育论两大组成部分，而且两者之间具有内在的联系性，前者是后者的重要理论铺垫。本文主要阐述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纲领的理论建树及其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教育的重要指导意义和影响。

一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纲领的提出及理论建树

出生于农民家庭，又长期领导农民运动，同时他熟读经史、酷爱古典文学艺术。这样的经历使他的思想深深地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在后，又接受了国外现代启蒙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这就在思想上与实践上为他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国情结合起来，成功地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武器科学地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创建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和新教育奠定了基础。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革命中心从城市转移到农村。以为杰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革命武装，创建革命根据地，实行新民主主义制度。中国共产党在建设、巩固和扩大革命根据地，争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同时，十分重视革命根据地的文化教育建设，从实践和理论两个方面不断探索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发展的道路。在此基础上，发表《新民主主义论》（1940）、《论联合政府》（1945）等著作，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经济、政治、文化一体的完整的建国大纲，其中创造性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教育纲领，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关于文化教育的根本主张和目标。

首先，是从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大目标出发来论述文化教育问题的。他指出，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教育纲领是由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和特点决定，并为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服务的。中国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的目标是要把一个受压迫、受剥削的旧中国，变成为一个自由的繁荣的新中国。因此，中国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教育目标是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一切奴化的、封建主义的和法西斯主义的文化和教育，应当采取适当的坚决的步骤，加以扫除。”[①]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的任务是建立以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想为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民族的、科学的、人民大众的新文化和新教育。

其次，进一步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教育具有三大特性，即民族性、科学性和大众性。所谓民族性“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②]。但这并不意味着对外来文化的排斥，而是把外来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起来，通过独特的民族形式表现出来，要具有中国气派和中国作风，为广大人民喜闻乐见。例如对于马克思主义这种外来的新文化，就要使它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所谓科学性“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③]。以科学的态度，即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中国的文化遗产。首先我们必须承认，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中国现时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的，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

所谓大众性即主张文化教育的民主化。这种文化和教育“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④]，“决不应该是‘少数人所得而私’的文化”[⑤]，或者说文化教育是人民大众应该享受的权利，而不能只是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特权。在发展文化教育事业时，必须解决好普及与提高的关系。从中国广大群众文化教育落后的现状出发，要从扫除文盲做起，不断提高解放区广大工人、农民、士兵的觉悟，使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成为广大人民群众掌握的革命武器。为此，语言必须接近民众，文字必须进行改革。同时，要培养大批工作干部和各类知识分子干部，包括教育家、科学家、工程师、医生、艺术家、新闻出版家和普通文化工作者。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是国家和社会的宝贵财富，他们对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起着重要的作用，应该受到尊重，并注意团结和教育一切有用的知识分子，使他们为人民服务。最终目标是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和新教育，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和教育水平。

第三，在阐述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纲领时揭示了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与政治、经济的关系。科学地论证了文化教育与政治、经济的关系。他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的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是首先决定那一定形态的文化的；然后，那一定形态的文化又才给予影响和作用于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⑥]新民主主义革命是要实现经济革命、政治革命和文化革命，建设新经济、新政治和新文化的三位一体的目标。三者之间的关系是互相依存、互为根据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相结合，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这就是我们要造就的新中国。基于这种认识，十分重视教育的重要作用和地位。无论是在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还是新中国建立以后，尽管党的中心工作有所变化，具体的提法有所不同，但他始终坚持了这一基本主张。1934年1月，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作报告指出：苏维埃文化教育的总方针“在于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苦大众，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在于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在于使广大中国民众都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⑦]。1949年6月15日，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讲话，把恢复和发展人民的文化教育事业作为“中国民主联合政府”的一项重点工作。1950年6月，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所作的书面报告中指出，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全党和全国人民必须做好五项工作，其中第四项，就是“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争取一切爱国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⑧]。

第四，在阐述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纲领时揭示了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与社会主义文化教育的天然的联系与区别。指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由于其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缘故，就都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并且不是普遍的因素，而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由于现时的中国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因而现时的中国新文化也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新文化的一部分，是它的一个伟大的同盟军。”并且“不能离开中国无产阶级文化思想的领导，即不能离开共产主义思想的领导”[⑨]。同时也指出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与社会主义文化教育是有区别的。因为，就整个社会来说，还没有形成这种整个的社会主义的政治和经济，所以“现阶段上中国新的国民文化的内容，既不是资产阶级的文化专制主义，又不是单纯的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而是以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文化思想为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⑩]因此，我们不能把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宣传，当作了当前行动纲领的实践；把用共产主义的立场和方法去观察问题、研究学问、处理工作、训练干部，当作了中国民主革命阶段上整个的国民教育和国民文化的方针。

第五，在阐述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纲领时揭示了文化教育中继承、借鉴和创新的关系。反复强调，为了使马克思主义这种外来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建设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和新教育，一是应当以科学的态度继承和发扬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创造的传统文化，为此必须“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11]，既要反对国粹主义和封建复古主义，又要反对民族虚无主义的倾向；二是应当一分为二地对待外国文化，要坚决地反对帝国主义的反动文化，但不盲目排斥外国文化，而是努力消化吸收外国进步的文化，既要防止抱残守缺的关门主义，又要防止“全盘西化”和照抄照搬的文化教条主义倾向；三是我们继承传统文化和吸收外来文化必须着眼于“今用”和“推陈出新”，或者说，继承和吸收的目的是为现实服务，“以为发展中国新文化的借镜”，“以利于推进中国的新文化”[12]。

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纲领的一系列理论建树是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把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与中国文化教育具体情况结合起来的产物，集中反映了以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对建设中华民族新文化和新教育的成功探索，不仅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开展文化教育工作的指针，也为建国初期改造旧教育、建设新教育做了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准备。

二建国初期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纲领的发展与实施

从1927年到1949年，经过22年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国共产党终于在全国范围内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当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取得最后胜利的局势已经基本确定的时候，中共中央提出迅速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筹备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建议，由此拉开了创建新中国的序幕。新中国的创立以新民主主义建国论为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创造了独具特色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教育制度。这一制度既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又有别于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不仅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工业化的进程，在文化教育上也实现了从半殖民地半封建教育到新民主主义教育的重大转变，萌发出一种富于时代精神与民族精神的新型文明。正如1949年9月21日至30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致开幕词时所指出的那样：“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13]

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简称《共同纲领》。这个《共同纲领》在1954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颁布之前起临时宪法的作用。其中确定了新中国的性质与任务，规定了新中国政权机关的组织原则和国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民族政策、外交政策的总原则，以及人民的权利与义务。在《共同纲领》第五章“文化教育政策”中，总结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文化教育的经验，为建国初期改造旧教育、建设新教育，并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教育确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1949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根据《共同纲领》中文化教育政策的原则精神规定了新中国教育建设的总方针，具体部署了改造旧教育、建设新教育的方针、步骤和任务，从而保证了共和国教育从一起步时就沿着正确的道路健康地向前发展。

从历史文献的本来面目看，《共同纲领》中关于文化教育的政策和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规定的教育建设的总方针，实际上是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纲领的具体体现，但又赋予了新的时代特征和内涵，具有了更加完备的形态。归纳起来具体有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1）“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14]

）中华人民共和国新教育的“方法是理论与实际一致，其目的是为人民服务，首先为工农服务，为当前的革命斗争与建设服务”[15]。

3）建设新民主主义教育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任务。“人民政府应有计划有步骤地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和教学法”；“有计划有步骤地实行普及教育，加强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注重技术教育，加强劳动者的业余教育和在职干部教育，给青年知识分子和旧知识分子以革命的政治教育，以应革命工作和国家建设工作的广泛需要”；“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全体国民的公德”；应“提倡国民体育”；“应帮助各少数民族的人民大众发展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建设事业”[16]。

4）建设新教育的基础和途径是“以老解放区新教育经验为基础，吸收旧教育某些有用的经验，特别要借助苏联教育建设的先进经验。”[17]

5）新解放区教育工作的关键，“是争取团结改造知识分子”。必须坚决地正确地执行知识分子政策，防止一切排斥知识分子的现象。旧学校的教职员除个别反动分子外，都继续留用，并设法安置失业知识分子和失业知识青年。要执行维持原有学校，逐步作可能与必要的改善的方针。不允许发生大量停办学校的错误和破坏学校设备与房屋的行为。新解放区学校安顿以后的主要工作，就是在师生中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使他们逐步树立革命的人生观。对于中国人办的私立学校，应采取保护维持、加强领导、逐步改造的方针。同时，不论是新解放区还是老解放区，都应在可能的条件下设法改善教育工作者的物质待遇和政治待遇。教育工作者本身也应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克服一切困难，努力完成自己光荣的历史使命。[18]

上述对新中国文化教育性质与任务的规定是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政治、经济基础完全一致的。它反映了建国初期对于文化教育的基本要求。在建国初期，共和国既要继续完成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以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又要大力恢复国民经济，从一个农业国家转变为工业国家。与此相适应，新教育的基本任务就必须是为彻底完成民主革命任务服务，为恢复国民经济和进行国家经济建设服务。也就是说，一方面要致力于提高人民大众的文化科学水平，培养他们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和先进的道德情操；另一方面国家百废待兴，急需各方面的建设人才，因此有计划、有步骤地改造旧教育、建设新教育，恢复和发展各级各类教育事业，培养各个层次的建设人才，就成为新中国教育事业的中心任务。建国初期关于文化教育政策的规定，对于统一新老解放区教育工作者的思想，团结、动员和指导全国教育工作者为建设新教育而共同奋斗起了巨大的作用，是改造旧教育、建设新教育的重要指导思想和政策依据，体现了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精神，促进了新中国文化教育的变革与发展。

三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纲领

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文化教育纲领的异同

1956年，随着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我国建立了社会主义教育制度，开始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但是，由于党在指导思想上“左”的错误日益发展，在“以阶级斗争为纲”错误方针指导下，终于发生了“”这种全局性的重大挫折，使社会主义教育事业遭受严重破坏。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以后，在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引下，我国开始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的发展道路。这是对提出的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任务的继往开来。中共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这是邓小平和我们党对中国基本国情的和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科学论证，是制定新时期教育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论依据。在中共十五大上，以为核心的党的领导集体，深刻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根据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具体国情，第一次系统地、完整地提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进一步明确了什么是初级阶段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和怎样建设这样的社会主义。其中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文化教育纲领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这就要坚持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教育科学文化水平；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重在建设、繁荣学术和文艺。建设立足中国现实、继承历史文化优秀传统、吸收外国文化有益成果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些文化教育的基本目标和政策，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有机统一，不可分割，构成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尽管提出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纲领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文化教育纲领产生于不同的时代，所处的社会性质也发生了质的飞跃，但通过比较它们之间的历史联系和逻辑关系，我们不难看出，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纲领中所包含的思想精髓和重要原则对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文化教育纲领仍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和持久的影响。或者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文化教育纲领，继承了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纲领的精华。具体反映在：

1）在指导思想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与“以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想为领导”虽然表述不同，但在本质上两者是一脉相承的。

2）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文化纲领继承和发展了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纲领关于经济、政治、文化关系的观点，强调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须使经济、政治、文化协调发展，互相促进，不断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进一步提出，“要牢牢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不断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这一思想与两个文化教育纲领的精神实质也是一脉相承的。

3）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文化教育纲领继承和发展了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纲领关于中西、古今文化教育继承、借鉴和创新关系的观点

与此同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文化教育纲领也赋予了时代精神和内涵，反映了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新形势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教育提出的新要求与新内容。例如，把培养“四有新人”和“三个面向”纳入文化建设的范畴，这就极大地丰富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的内涵。民族性，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主要与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相联系；在今天主要与通过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相联系。科学性，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主要与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相联系；今天主要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通过培养“四有新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经济的全面进步。大众性，主要是指文化教育要为人民服务，要不断满足人民大众的需求。

如果说提出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纲领是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和教育的总体方案，那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文化教育纲领就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与新教育的行动指南。建国后，尽管党和政府充分肯定人民享有受教育的权利，并大力发展文化教育事业，使我国成为世界上教育规模最大的国家。但是，教育的现状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对教育的需求还有很大差距，教育方面的需要和可能之间的矛盾仍十分突出；教育投入、师资水平、教学设备的数量和质量、教育的普及程度等方面都不尽如人意，与发达国家还有一定的差距；教育观念也有待转变。因此，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我国教育的基础和现状，在制定教育方针政策时，必须从初级阶段这个实际出发，绝不能脱离我国教育的实际。

注释

[①]《同志论教育工作》，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83页

[②]《同志论教育工作》，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89页

[③]《同志论教育工作》，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90页

[④]《同志论教育工作》，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89—91页

[⑤]《同志论教育工作》，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81页

[⑥]《同志论教育工作》，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77页

[⑦]《同志论教育工作》，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7页

[⑧]《同志论教育工作》，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94页

[⑨]《同志论教育工作》，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88页

[⑩]《同志论教育工作》，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89页

[11]《同志论教育工作》，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9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