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主主义理论的系统阐述十篇

新民主主义理论的系统阐述篇1

论文关键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优化

一、概述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承担着对大学生进行系统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任务，是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和主阵地。其教学内容直接关系到理论的说服力和可信度，关系到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效性的发挥，影响到教育目标的实现。优化教学内容，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中必须解决好的重要课题。

二、优化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必须做好的工作

1.解决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与中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衔接问题

要实现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侧重点由中学时期的介绍和传授知识、着重解决“是什么”的问题向大学时期深化学生理解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重点解决“为什么”的问题转变，帮助学生解决思想上的疑难点，消除理论上的困惑。同时，积极引导大学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解决问题，提高思想认识水平和科学思维能力，推进教学层次的递进，加大理论深度，增强理论的说服力，促进教学内容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2.调整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形成结构合理、功能互补、相对稳定的课程内容体系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的调整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为中心内容，立足于对大学生进行系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帮助学生掌握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和基本观点，指导学生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去认识和分析问题。“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要以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法制观教育为主线，依据大学生成长的基本规律，引导学生树立高尚的理想情操和养成良好的道德品质，增强社会主义法制观念和法律意识，将自己培养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一代新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主要阐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和本质特征，阐述物质世界的本质规律，帮助学生了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规律及其在现实生活中的实际应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主要讲授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抵御外来侵略、争取民族独立、推翻反动统治、实现人民解放的历史，帮助学生了解国史、国情，深刻领会历史和人民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着重讲授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进程，帮助学生系统掌握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原理，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坚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想信念。“形势与政策”主要开展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教育，帮助学生正确认识国内外形势。

3.更新、充实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

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吸引力和说服力，关键是使其内容有鲜明的针对性和现实性。针对性就是要敢于正视那些因社会变化发展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努力以科学的精神和态度回答这些问题。现实性就是要反映国内外理论界的最新动态和国内外的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最新实际，反映学生思想变化的实际。在教学中，要围绕思想政治理论各门具体课程涉及的重大理论问题，围绕学生极为关注但说服力较弱的实践问题展开深入研究，使理论研究成果体现时代特点、社会现实和学生思想实际，体现思想导向性，剔除过时的、落后于社会发展的陈旧教学内容，增加富有针对性和现实性的内容，提高学生学习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兴趣，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理论魅力，增强教学内容的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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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优化实践

根据湖南财政经济学院刚升格为本科财经院校的发展实际，结合学生特点和思想政治理论课程设置情况，我们进行了如下尝试。

1.专科层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的优化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以大学生面临的实际问题为逻辑起点，从大学生的成长起步，从大学生的成才着眼，增加了关于人生教育的内容，特别突出了生命伦理教育，从而使个人对待生命、人生的价值态度与个人对待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价值态度和个人对待祖国的价值态度融为一体，形成了一个以理想信念为核心，以爱国主义为重点，以生命伦理为基点，以正确的人生目的、端正的人生态度、科学的人生价值标准与评价为基本内容的人生观、价值观教育体系。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实行专题教学。其教学大纲是根据教育部统编的《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修订版）》，结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内容编写的。重在阐述什么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要中国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的科学体系，马克思主义如何进一步中国化；什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为什么要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如何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及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前途是什么；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等几大基本问题。

教学大纲共七个专题。第一专题内容为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重点阐述什么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产生的条件及发展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及其历史进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科学内涵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精髓。第二专题内容为近代中国向何处去——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理论与实践，重点阐述近代中国遇到了什么问题、社会各阶层对中国前途命运的探索与思考、中国共产党人的救国良策、社会主义制度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第三专题内容为什么是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重点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历程、社会主义的本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第四专题内容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理论与实践，重点阐述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选择过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特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制度、如何推动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第五专题内容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理论与实践，主要阐明中国特色民主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第六专题内容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与实践，重点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性以及如何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第七专题内容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理论与实践，重在阐述中国共产党人探索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历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科学含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原则和重要意义、改善民生加快推进社会主义建设。

2.本科层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的优化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同样特别突出了生命伦理教育内容，相应地增加了有关知识的理论深度。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主要阐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内涵及产生和发展；物质世界的本质及发展；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社会结构；社会发展规律与历史主体；资本主义的产生及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及发展。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以风云变幻的80年：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前夜（1840年至1919年）为主，主要内容为西方列强的侵略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中国人民抵御外敌、保卫社稷家园的反侵略战争；自然经济的解体与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初步发展；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及其终结；中华民国的建立和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翻天覆地的30年：从五四运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19年至1949年）和辉煌的历史征程：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1949年至2006年）以概述为主。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同样实行专题教学，剔除了专科层次专题教学大纲中涉及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内容，重在分析中国共产党怎样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创造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又在它们的基础上提出了最新的理论成果。通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解决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各个阶段的问题，让大学生深刻认识学好政治理论的重要性。专题教学大纲中，第一专题内容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重点阐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及其历史进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的科学内涵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精髓。第二专题内容为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理论与实践，重点阐述中国共产党人的救国良策、社会主义制度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第三、四、五、六、七专题框架与专科层次专题教学大纲框架基本一致，只是加大了理论的深度。

3.“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内容的优化

“形势与政策”是一门十分特殊的课程，专科层次为1个学分，本科层次为2个学分。经过探索，我们将其教学内容分为基本理论概述、形势分析和政策解读三大部分。

基本理论概述主要是《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第十二章祖国完全统一的构想、第十三章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第十四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依靠力量、第十五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中的内容，分为祖国完全统一的战略构想和实践、中国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依靠力量和党的建设四大专题。祖国完全统一的战略构想和实践专题主要强调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阐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解决台湾问题的方针上从武力解放台湾到和平解放台湾的过程，分析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的“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科学构想的基本内容和重要意义，介绍“一国两制”方针在香港、澳门的成功实践，阐明新形势下“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构想的重要发展。中国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专题主要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战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国际关系和国际格局经历了重大的变化，阐述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形成、发展与贯彻实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依靠力量专题从坚持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出发，详细介绍新时期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依靠力量的具体构成，着重分析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加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意义，全面探讨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深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各种有效途径，特别要讨论分析为什么说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必须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如何认识转型时期中国的农民工问题、工人下岗失业问题和知识分子的地位问题；新的社会阶层中的优秀分子能否入党三大问题。党的建设专题主要强调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保证，阐述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以及全面推进党的建设的路径。

新民主主义理论的系统阐述篇2

一、恩格斯写作《费尔巴哈论》的历史背景

第一，为了实现历史的夙愿。早在1845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布鲁塞尔时，就决定共同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德国古典哲学的关系，把他们“以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恩格斯写作《费尔巴哈论》就是为了实现这一愿望。第二，国际工人运动的现实需要。19世纪末，国际工人运动面临着一系列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得到广泛传播并和各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建立起工人的政党组织，国际工人运动的这一发展趋势，迫切要求系统地阐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以指导工人运动的发展；另一方面，一些资产阶级思想家打着复活德国古典哲学的招牌，试图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相对抗。鉴于这种情况，恩格斯感到很有必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德国古典哲学的关系，做一个简要而又系统的说明。第三，评述施达克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提供了机会。费尔巴哈在大学担任讲师期间，由于宣传唯物主义无神论而被剥夺了教席，并受到了当时德国哲学界的攻击。1885年丹麦社会学家施达克写了《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一书，对费尔巴哈给予了充分肯定，驳斥了德国哲学界的攻击。但是，由于施达克哲学素养不够，不懂得区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界限，对费尔巴哈作了错误的评价。因此，当德国社会机关刊物《新时代》杂志编辑部邀请恩格斯撰文评述施达克这本书时，恩格斯就欣然同意了，并借此机会完成了《费尔巴哈论》。

二、《费尔巴哈论》的基本内容及其重要哲学原理

《费尔巴哈论》全书共分为四章。第一章的主要内容是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黑格尔哲学是德国古典哲学发展的高峰，它在体系上是唯心主义的，但包含着辩证法的“合理内核”。恩格斯揭露了黑格尔哲学中方法和体系之间的矛盾，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黑格尔哲学之间的联系和本质区别，阐发了唯物辩证法的基本思想。第二章的主要内容是对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分析和评述。恩格斯在这一章里精辟阐述了哲学的基本问题，提出了科学地划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标准，批判了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分析评述了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核”，揭示了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旧唯物主义的局限性及其根源；批判了施达克混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界限的错误。第三章的主要内容是对费尔巴哈的宗教哲学和伦理学的批判。费尔巴哈是一位杰出的唯物主义者，但他的唯物主义是不彻底的，主要表现在他在宗教观和道德观上的唯心主义观点。恩格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揭露了他在宗教观和道德观上的唯心主义本质及其根源。第四章的主要内容是系统地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及其实现的哲学变革。恩格斯在这一章中深刻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立的理论来源和自然科学基础，并系统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中所阐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主要包括：

第一，关于哲学基本问题。

在《费尔巴哈论》中，恩格斯在总结哲学发展史的基础上首次提出，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哲学基本问题包括两个方面的涵义。其一是思维与存在何者是本原的问题，哲学家依据对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划分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大阵营；其二是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即思维能否正确反映存在、能否认识世界的本质及规律的问题，历史上的绝大多数哲学家坚持了可知论。马克思主义解决哲学基本问题的理论要点包括：一是坚持存在的第一性，思维是对存在的能动反映；二是坚持世界的可知性，坚持实践是思维与存在统一的现实基础，也是推动哲学发展的主要动力。

第二，关于唯物辩证法的基本思想。

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中批判了费尔巴哈的旧唯物主义，对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采取了辩证扬弃的科学态度，阐述了唯物辩证法的基本思想。其基本观点包括：一是坚持“世界是过程的集合体”，一切事物都处于运动变化发展过程中；二是坚持主观辩证法是客观辩证法的反映，“它本身也不过是这一过程在思维着的头脑中的反映而已”；三是坚持运动是绝对的，静止是相对的。

第三，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恩格斯的《费尔巴哈论》是系统阐述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经典名著。其主要原理包括：一是社会发展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社会历史的发展和自然界的发展具有不同的特点，但社会历史仍然是按照一定的、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发展着。研究社会历史不能不注意人们的目的和动机，但重要的问题是要研究促成这些思想动机背后的客观动因，特别是要探究使广大群众行动起来的动因，这样才能找到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二是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和基本动力。恩格斯指出，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只有故意闭起眼睛的人才看不见”，但阶级的产生和阶级斗争的根源“是由于经济关系发生变化，确切些说，是由于生产方式发生变化”。因此，为了“改变生产方式来使生产力摆脱桎梏”的矛盾运动才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三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具有相对独立性。国家和法制虽然在上层建筑中居于核心地位，但是它始终都不是一个独立的领域。国家的存在和发展“归根到底都应该从社会的经济生活条件中得到解释”。哲学和宗教是远离经济基础的意识形态，而且往往被一些中间环节弄得混乱和模糊，似乎可以脱离经济基础，其实它们仍然是受自己的物质存在条件决定的。恩格斯也注意到了意识形态发展的相对独立性。他认为意识形态一旦形成，就会成为一种巨大的力量，反作用于社会经济基础，这样或那样地推动或阻碍社会历史的进步。

三、学习《费尔巴哈论》的重大现实意义

一百多年过去了，今天的人们或许会对恩格斯《费尔巴哈论》中所涉及的事件人物感到陌生，世界历史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然而，恩格斯在著作中所论述的问题并未失去意义，尤其是其中所蕴含的世界观仍然是指导我们观察分析世界的重要思想武器。

第一，完整把握《费尔巴哈论》中阐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坚定共产党人的科学信仰。

党的十报告指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理想的动摇是最根本的动摇，信念的滑坡是最致命的滑坡。特别是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在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的条件下，始终保持坚定正确的理想信念，对每一个党员干部都是一个重大的考验。理论上的清醒，是信仰坚定的前提和基础。共产党人的信仰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基础之上的科学信仰，因此，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是党员干部坚定科学信仰的根本途径。认真研读恩格斯的《费尔巴哈论》，不仅有助于党员干部深刻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和发展，而且能够全面系统地把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从而切实把理想信念建立在科学理性的基础之上。

第二，准确应用《费尔巴哈论》中阐述的唯物辩证法思想，为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提供正确的方法论。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新一轮中国改革开放的航程。这轮改革范围之广、力度之大是空前的，所要破除的矛盾是异常复杂的，必须坚持正确的方向，坚持正确的方法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是唯一科学的思想方法，我们的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正确判断改革形势，在错综复杂的形势变化面前保持头脑清醒，科学分析改革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全面看待改革过程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都离不开唯物辩证法指导。努力把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中所阐述的唯物辩证法思想学习好、领会好，并且准确运用于我国的改革开放，把思想方法搞正确，坚持在改革中统筹谋划、系统实施，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更加注重各项改革的相互促进，良性互动，整体推进，重点突破，才能不断开创改革开放的新局面。

第三，深刻理解《费尔巴哈论》中阐述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提高贯彻执行群众路线的自觉性。

新民主主义理论的系统阐述篇3

关键词：近代企业 研究现状 分析框架

鸦片战争之后，在西方资本主义入侵下，中国古老的自然经济瓦解，给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商品和劳力市场；19世纪60年代初，洋务运动引进西方先进机器和技术，通过各种形式创办了一些近代企业。中国的部分地主或商人开始依托于国外资本主义先进的生产方式投资于近代企业，引入西方企业管理制度，从而形成了早期的民族资产阶级。

当前学术界的研究思路

（一）以近代企业中具有代表性的派系或事件为核心的研究思路

当前对于这一部分内容的研究中，以历史学或近现代史学专业出身的学者居多，这些内容都可以归结为个案研究方法。他们研究的一个共同点是基于一个特定的历史派别或历史事件，立足于基本史料和相关文献的描述，并在此基础之上经过规范分析和定性分析提炼出自己的观点。现结合一些主要的研究对象就此进行分析：

1.对洋务派的研究。洋务派企业主要代表人物是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冯桂芬、王韬、薛福成等，其指导思想是主张“经世致用”、“自强求富”、“师夷长技以制夷”。对洋务派进行的研究成果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张国辉（1979）探讨了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发生过程中的阶级关系及特点；宋建民（2003）结合洋务企业的历史轨迹，分析了洋务企业的制度、经营、营销、生产、技术、人力资源、财务以及外部环境；此外，李锋（2004）、杨在军（2006）、陈佳琪（2007）、徐维佳（2008）还分别探讨了洋务企业失败的微观原因、企业家群体特征、技术引进及资本收支等问题。

2.对实业派的研究.清末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控制的放松诞生了民族实业家阶层，代表人物有：郑观应、荣氏兄弟、穆藕初、刘鸿生、卢作孚等，他们注重西方科学管理思想与中国本土文化的结合。以研究历史人物为切入点研究近代企业一直以来就是学术界的重要研究方向：

徐开峦（2009）就郑观应的近代企业管理体制及成本思想和商办企业思想进行了论述；李桂荣（2006）结合近代企业的投资环境、市场竞争、人才使用、内部管理、企业家精神等方面对刘鸿生的经营管理思想进行了系统阐述；高静（2008）和孙昭辉（2008）分别结合组织管理、人事管理、企业文化三方面对卢作孚的经营管理思想进行了探讨。

3.对维新派和革命派的研究。维新派代表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利益，其管理思想的理论本源是是西方资产阶级进化论和天赋人权学说，代表人物有：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革命派则代表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利益，在引进西方现代政治思想的同时，又引进了西方的现代科学管理思想，同时与中国的传统管理思想相融合，从而提出了自己的一整套行政管理思想，代表人物有孙中山、廖仲恺和朱执信等。研究成果主要有：

章开沅等（2000）在对近代民族资产阶级的研究中对革命派和维新派相关代表思想的阐述；王圆圆等（2006）在近代中国管理思想的发展脉络中对革命派和维新派思想的精彩论述；王忠伟等（2007）在近代中国管理思想的融合中对维新派和革命派代表人物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廖仲恺的经营思想的分别描述等。

4.对特定历史事件的研究。一些特定的历史事件也许更能够反映出在当时特定环境下的民族企业状况，特定的历史事件往往能从深层次暴露出我国民族资产阶级存在的问题和当时国内外的矛盾焦点：

凌弓（1996）结合1883年上海金融风暴这一特定事件阐述了资本主义生产经营方式对中国的第一次冲击对于近代企业的影响；汤可可（1994）结合无锡民族资本企业发展历程中的变革性转折论述了近代企业管理体制的演进；针对与外企的商战，秦其文（2005）研究了近代中国企业的广告促销技巧。

（二）与西方管理思想相融合的研究思路

鸦片战争之后，帝国主义国家向中国输入的资本主义生产理念逐步为民族企业家所认同，并在民族企业内部加以推广。在这一部分的研究中，以管理学或相关专业出身的学者居多。这些学者以现代企业管理的思维模式为框架，选取一些特定的视角为切入点：

1.以管理方式或管理模式为切入点。文昭（2002）系统论证了近代以来西方科学管理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和推广历程；林德发（2006）通过回顾20世纪初中国民族企业界对当时新兴的科学管理思想的探究和实践，论述了如何结合中国企业的现实环境和实际需要来有效地引进、借鉴发达国家成熟的管理理论、方法和工具；孙玉杰（2005）通过研究近代企业管理形式从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商办的演变，得出了其内在继承性和不可逆转性的结论。

2.以近代企业组织为切入点。这一部分的研究成果较少并且很不系统，许多文献反映的只是一个侧面，但也产生了一些有参考价值的成果：

王玉茹（2010）和柯华（2012）将新制度经济学引入近代企业的研究；朱以清（1994）从宏观层次总结了中国资本主义最繁盛时期我国近代民族企业集团化发展的经验；刘德强等（2003）研究了近代企业生产战略、营销战略、多元化战略、虚拟经营战略的演变历程；朱荫贵（2005）以资本运行为中心考察了中国近代股份制企业的特点；张秀芬（2007）阐述了中国近代企业制度的创新及局限性；龚敏等（2011）阐述了近代企业集团的标准化管理特征。

3.以公共关系为切入点。这主要是指学术界对于企业、政府、社会关系的探讨，如：美籍学者陈锦江（1979）阐述了清末现代企业与官商关系，对学术界有一定影响；章开沅（1999）通过对中国近代史上的官绅商学的研究论述了近代民族企业与政府的关系；朱英（1998）就经由新式商人社团的研究、晚清经济政策的研究，进而以商会为中轴探索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马敏（1998）通过对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的描述阐述了这些群体之间、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深层关系；张忠民（2008）以历史视角系统地阐述了近代中国的企业、政府与社会关系等。

未来学术界对于近代企业研究的批判性分析框架

当前的近代企业研究主要存在以下问题：第一，以定性研究为主，着眼于对历史事实的阐述，试图通过对大量史料的总结和归纳来支撑研究的框架。这一部分主要是以历史学相关专业的研究人员为主，但由于这些研究群体缺乏企业管理专业的视角，使得这些论述脱离了我们所要研究的出发点和立论点：近代企业管理思想对于我国当代企业管理的启示。第二，以点带面的研究方法，该研究方法以管理学相关专业的研究人员为主，这有助于我们从局部企业或局部管理思想来理解和把握整个中国近代企业的经营思想发展脉络，但是这种思维模式并没有很好的在目前的文献资料中体现出来。之所以会产生这些问题，其根本原因是目前学术界对于近代民族企业研究的出发点还混沌不清，没有形成统一的历史学和管理学相结合的框架。

图1是根据近代企业发展实际所建立的近代企业分析框架，该框架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由于当代社会的可包容性，该框架以全球化的国际背景为核心；第二，管理学和历史学相结合的分析视角：将产业和竞争者分析技巧与近代企业跌宕起伏的成败史相结合，试图提炼出一些具有现实意义的观点；第三，学术创新研究应更多地从事定量研究和实证分析，使研究结论更具说服力。第四，分析框架的延展。该框架不是只有一个单一的环状模式，为了使提炼出的分析框架更具灵活性，该框架至少还可以进行递进式拓展，如图2所示。

综合图1和图2，对涉及的四个重要因素进行批判性分析：

（一）近代全球化的国际背景

对于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不能局限在中国或者在中国的部分外来资本主义工业，单纯地将帝国主义在华企业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是片面的，资本主义国家或称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工业更大程度上立足于对落后国家资源的掠夺，其与该国国内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有所偏差的。中国晚清政府在法律名义上还是合法的政府，有着一定的政治和经济权利，再加上国内涌动的资产阶级革命潮流，决定了帝国主义掠夺资源的同时不得不依赖于一些以“买办”形式存在的资产阶级。因此帝国主义在华输出方式也有别于其它国家，这是分析整个中国近代企业史的核心。

（二）国内产业和竞争者思维模式

学术界对近代企业的分析还局限于特定的个案，其选择的行业研究视角很随意，只是粗糙地描述了某些人物在某个时间段经营什么，规模多大，体现了什么管理思想等，这种很肤浅的认识不具科学性和系统性，应该通过历史或现实中的现象看到隐藏在其后的本质问题。近代民族企业是在夹缝中生存的，这种特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决定了近代企业只能从事一些特定的产业—这才是研究的关键点。另外，不少研究者提出了近代民族企业的“商战”思想，但仅处于初步论述阶段，还没有建立基于竞争者的分析框架，在这一点上，可尝试将哈佛大学迈克尔·波特教授的竞争理论应用于中国近代企业的分析。

（三）必要的定量和实证研究

目前学术界对于近代企业的定量研究和实证分析几乎为零，这一方面取决于年代的久远导致一些数据不能加以证实，另一方面在于将一些影响近代企业发展的因素转化为量化指标的确非常困难。但是，一旦建立了定量化的分析框架，得出的结论也往往具有可证伪性，从而使得出的观点或结论更具权威和不容挑战。特别的，如果将一些关键人物的经营思想按照一定的量化指标进行归纳和类比，不仅可以得出意想不到的结论，更能从宏观层面上把握近代企业家全体的整个管理思维模式，而这需要学术界的共同努力。

（四）近代企业的成败对当代企业的启示

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在当前学术界对于近代企业的研究中存在的不足都暴露出来之后，就有必要重申一下研究近代企业的根本任务，这很重要，因为我们的出发点关乎整个学术界对于近代企业的研究价值。我们研究近代企业的发展并不是要解决近代企业的问题—近代企业已经成为历史，也不是要抱怨清政府的腐败、民族资产阶级的懦弱和帝国主义的嚣张—但目前学术界中这种研究方式却屡见不鲜。因为研究近代企业的历史并不是要患得患失，而是要在系统地研究近代企业的基础之上，结合当前的国际国内形势，提炼出一些有益于当前企业管理理论界或者实践界的基本方法，以更好地促进今后的学术研究和应用。但目前学术界对于近代企业成败经验的阐述很少，提炼出的对当前企业有所借鉴意义的观点或者管理模式更少。在这方面的突破也应该成为一个新的研究趋势，毕竟理论研究还是要服务于当前的企业实践的。

1.白吉尔.张富强，许世芬译.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1911-1937）[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2.吴丽娜.中国近代民族资本企业经营管理成功经验研究[D]，2008

3.章开沅，马敏，朱英.中国近代民族资产阶级研究（1860-1919）[M].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4.王同勋.近代民族企业的经营管理思想[N].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2.12

新民主主义理论的系统阐述篇4

〔关键词〕　科学发展观，主题内涵，理论体系，以人为本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12）03-0028-03

自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科学发展观”的概念后，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准确把握世界发展新趋势、紧密结合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实际，多次对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主要内容、基本要求等作过一系列重要论述，从而使科学发展观的内涵不断深化和拓展，理论体系不断丰富和完善。

（一）主题内涵的初步确立。2003年经历“非典”后，我们党在认真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开始把科学发展问题提到重要议事日程。2003年7月1日，在“七一讲话”中指出：“发展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政治文化相协调的发展，是促进人与自然相和谐的可持续发展。” 〔1 〕7月28日，《在全国防治非典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要更好地坚持协调发展、全面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发展观，更加自觉地坚持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坚持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坚持促进人和自然的和谐。” 〔2 〕 （P396-397 ）10月14日，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中，再次明确指出：“树立和落实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对于我们更好地坚持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具有重大意义。” 〔2 〕 〔P483 〕这是党中央对“全面、协调、可持续”这一科学发展观主题内涵的最早论述和阐释。

（二）地位作用的最早阐释。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对科学发展观重要地位和作用的认识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2003年11月27日，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重要的是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这既是经济工作必须长期坚持的重要指导思想，也是解决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中诸多矛盾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 〔3 〕党中央第一次把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提到“经济工作必须长期坚持的重要指导思想”的高度。2004年2月，中央举办了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专题研讨班，等中央领导在研讨班上先后讲话，对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和地位作用等问题先后作了重要论述。

（三）科学表述的正式形成。从2004年初开始，党中央对科学发展观的认识再次上升到一个新的层次，其具体标志就是把“以人为本”这一核心内容正式纳入科学发展观的内涵中，从而使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容更为明确，精神实质更加鲜明。2004年1月12日，在中纪委全会上所作的《在全党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精神，大兴求真务实之风》重要讲话中指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和落实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2 〕 〔P730 〕3月10日，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全面阐述了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容和精神实质，他指出：“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是我们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从新世纪新阶段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 〔2 〕 〔P849 〕由此开始，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便正式被表述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

（四）基本内涵的系统阐述。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还第一次对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作了系统化的论述。他指出：“科学发展观，是用来指导发展的，不能离开发展这个主题，离开了发展这个主题就没有意义了”。 〔2 〕 〔P850-851 〕还指出：“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2 〕 〔P850 〕“全面发展，就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调发展，就是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各个环节、各方面相协调。可持续发展，就是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保证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 〔2 〕 〔P850 〕这是党中央第一次对科学发展观基本内涵作出全面、系统的阐释。

（五）战略地位的重要提升。从2005年开始，党中央对科学发展观重要地位和作用的认识逐步提升到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2005年10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指出：“科学发展观是指导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 〔4 〕 2006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再次强调，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

在2006年12月5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科学发展观是指导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认识和分析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丰富实践，深化对经济社会发展一般规律认识的成果，从而成为我们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必须长期坚持的根本指导方针。” 〔5 〕 〔P4 〕在这里，把科学发展观称之为“指导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必须长期坚持的根本指导方针”。这是对科学发展观战略地位和作用的重要提升。

（六）理论体系的初步概括。党中央对科学发展观的理论体系进行概括和总结起始于2007年。2007年6月25日，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继承和发展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 〔6 〕 2007年10月15日，在十七大报告中进一步重申和阐发了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精神实质、理论体系和基本要求。指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 〔7 〕 还强调，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要始终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继续深化改革开放，切实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努力实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至此，党中央已经初步总结和概括了科学发展观这一理论体系。

（七）重要地位的精确表述。党的十七大报告除明确概括了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和理论体系外，还进一步明确概括了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十七大报告指出：“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同马克思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 〔7 〕 这是我们党对科学发展观重要地位和作用的科学概括和精确表述。

（八）具体内涵的深化拓展。党的十七大报告在系统论述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科学体系、基本要求和重要地位的同时，还对科学发展观的具体内涵作了进一步深化拓展。以往对“以人为本”的理解，主要强调“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十七大报告对“以人为本”的科学内涵作了更为深刻、系统的阐释，即坚持以人为本，就是“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7 〕 对“统筹兼顾”的解释，以往主要强调的是“五个统筹”，十七大报告对“统筹兼顾”的具体内涵也作了进一步阐释，即坚持统筹兼顾，就是“要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大关系，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统筹中央和地方关系，统筹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树立世界眼光，加强战略思维，善于从国际形势发展变化中把握发展机遇、应对风险挑战，营造良好国际环境。” 〔7 〕 这些重要论述，都是对科学发展观具体内涵的深化拓展。

（九）理论体系的继续充实。党的十七大之后，党中央对科学发展观进行了一系列新论述，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科学发展观的内涵和理论体系。

2010年10月18日，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建议》指出：“以科学发展为主题，是时代的要求，关系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在当代中国，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本质要求，就是坚持科学发展，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更加注重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更加注重统筹兼顾，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提高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可持续性，坚持在发展中促转变、在转变中谋发展，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8 〕 在十七届五中全会上的重要讲话也强调了上述重要思想。

2010年12月28日，在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发表的重要讲话中指出：“要深刻认识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本质要求就是坚持科学发展，用科学发展的眼光、思路、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创新发展理念、发展模式，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更加注重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更加注重统筹兼顾，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切实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要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基本要求切实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着力提高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可持续性，在实践中不断开拓科学发展之路。” 〔9 〕 对科学发展观的这一系列重要论述，尤其是强调的四个“更加注重”以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等内容，都是对科学发展观基本内容和理论体系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

（十）理论体系的最新拓展。2011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对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和科学体系再次作了重要论述，他指出：“在当代中国，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本质要求就是坚持科学发展。”“我们要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更加注重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更加注重统筹兼顾，更加注重改革开放，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加快科技进步和创新，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不断在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上取得新的更大的成绩，不断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打下更为坚实的基础”。〔10 〕 这一重要论述，尤其是其中关于两个“以”、五个“更加注重”、三个“加快”、两个“促进”、两个“不断”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深刻阐明了科学发展的时代本质和基本要求，是对科学发展观基本内涵、基本要求和科学理论体系的新阐释、新拓展。

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认识真理永无止境，理论创新也永无止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不断发展的，指导这种实践的理论也要不断与时俱进。科学发展观作为我们党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也必将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不断推进而继续丰富和发展。

参考文献：

〔1〕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2003-07-02.

〔2〕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

〔3〕中央召开经济工作会议 八方面具体部署明年工作[N]. 人民日报，2003-11-30.

〔4〕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N〕.人民日报，2005-10-18.

〔5〕科学发展观重要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08.

〔6〕.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道路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N〕.人民日报，2007-06-26.

〔7〕.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N〕.人民日报，2007-10-24.

〔8〕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N〕.人民日报，2010-10-27.

新民主主义理论的系统阐述篇5

关键词： 胡锦涛;统一战线思想；宗教;和谐

宗教问题是统一战线中的重要问题。中共十六大以来，胡锦涛同志高度重视宗教问题和宗教工作，在继承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等三代领导核心正确的宗教理论观点的基础上，着眼于国际格局的新变化和我国社会发展的新特点，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把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与我国宗教和宗教问题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与党的树立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新的执政理念相结合，就宗教问题和宗教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理论概括和政策思想，不乏独特建树与创新，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和统一战线理论。

一、第一次提出要全面认识宗教的长期性、宗教问题的复杂性和宗教因素在人民内部矛盾中的特殊地位，对我国宗教及宗教问题的特点作了新的阐述

关于我国宗教及宗教问题的特点，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中国共产党就对宗教情况作了科学分析，提出了中国宗教具有“五性”的基本特点，即：群众性、民族性、国际性、复杂性、长期性，是中国共产党正确处理宗教问题、制定宗教工作方针政策的重要理论依据。

2001年12月，江泽民同志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深刻阐述了我国宗教问题的“五性”，提出观察世界和我国的宗教问题，最根本的是宗教存在的长期性；宗教是一种群众性的社会现象，做好宗教工作最根本的是做好信教群众的工作；深刻认识宗教问题的特殊复杂性，正确把握宗教的活动规律，是我们作好宗教工作的前提。这些论断是对我国宗教问题“五性”认识的理论深化和升华。[1]

胡锦涛同志在继承江泽民同志突出强调宗教“三性”的思想上，根据新的形势要求，创造性地提出了长期性、复杂性、特殊性的新宗教“三性”观。2007年12月18日，胡锦涛在十七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全面认识宗教在社会主义社会将长期存在的客观现实，全面认识宗教问题同政治、经济、文化、民族等方面因素相交织的复杂状况，全面认识宗教因素在人民内部矛盾中的特殊地位，努力探索和掌握宗教自身的规律，不断提高宗教工作水平。”[2]这一论述最大的新意就是突出了宗教因素在人民内部矛盾中的特殊地位。这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我国的宗教问题主要的、大量的是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这就为胡锦涛同志关于“积极主动地做好宗教工作，促进宗教关系的和谐”、“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等新命题提供了逻辑前提；二是宗教因素在人民内部矛盾中占有特殊地位。由此，新形势下宗教工作的重要性也就更为凸显出来。

二、第一次把“宗教关系”列为我国社会政治领域五大关系之一，强调宗教工作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重要作用，提出了“积极主动地做好宗教工作，促进宗教关系的和谐”的新命题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思想。2006年7月，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胡锦涛又从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等5个方面，对充分发挥统一战线的优势和作用、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出更大贡献作了深刻阐述。并指出，要“正确认识和处理信教群众和不信教群众、信仰不同宗教群众之间的关系，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3]。2007年10月，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再次强调，“壮大爱国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促进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的和谐，对于增进团结、凝聚力量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4]

胡锦涛同志关于正确认识和处理我国社会五大关系的论述，对于我们团结各种社会力量，解决各种社会矛盾，在重要战略机遇期顺利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局，事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事关党和国家的兴旺发达与长治久安。讲话把“宗教关系”列为五大关系之一，强调宗教工作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重要作用，体现了党对宗教问题认识的深化，为我们正确理解党在新世纪新阶段指导宗教工作的基本方针，拓宽了视野，夯实了理论基础。

2007年12月1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会上，胡锦涛同志进一步提出了“积极主动地做好宗教工作，促进宗教关系的和谐”[5]的新命题，“积极主动”是对广大党员干部的要求，“促进宗教关系的和谐”则是新形势下宗教工作的主要内容。

三、第一次提出正确认识和处理宗教问题，切实做好宗教工作，关系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关系社会和谐稳定，关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对宗教工作的重要性作出了全新的阐述

党的三代领导人都极为重视宗教工作。关于宗教工作的重要性，江泽民同志曾有过精辟的论述，1993年11月7日，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江泽民同志用一句非常形象的语言对此作了概括:“民族、宗教无小事”。[6]他还从“四个关系”的角度进一步展开，他说：“宗教问题是个大问题。因为它关系到我们整个国家的安定团结，关系到民族的团结、祖国的统一，关系到我们整个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也关系到渗透与反渗透、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斗争。就是说，宗教工作如果做得好，可以对促进社会主义建设起好作用;如果做得不好，就会被国内外敌对势力所利用。因此，做好宗教工作具有重大的意义。”

同样，2007年12月1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会上，胡锦涛同志也从“四个关系”的角度阐述了宗教工作的重要性，他说：“正确认识和处理宗教问题，切实做好宗教工作，关系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关系社会和谐稳定，关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我们要从这样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新形势下宗教工作的重要性。”[7]与江泽民同志的“四个关系”说相比，胡锦涛同志的“四个关系”说既有继承也有发展，既继承了江泽民同志对宗教工作高度重视的思想，同时又体现了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新的执政理念、工作目标，还体现了对刚刚结束不久的中共十七大精神的贯彻。

新民主主义理论的系统阐述篇6

论文摘要:介绍了高校德育的基本内容、形式逻辑的性质和教学的内容，阐述了寓德育于形式逻辑教学的可能性与可行性及基本方法，构建了寓德育于形式逻辑教学的基本模式。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指出:“按照不同学科特点，促进各学科与课程同德育的有机结合。借鉴国外包括发达国家在这方面的经验和做法，在德育改革中积极探索，总结经验，并及时加以规范，形成稳定的机制。”形式逻辑作为高校普遍开设的人文课程，应根据本身的特点，研究本学科与德育有机结合的形式和内容，建立基本的模式。

1　学校德育工作的主要内容

邓小平理论作为学校政治理论教育的中心内容，也是德育的中心内容和首要任务。使学生接受邓小平理论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做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大学生。要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使学生更多地了解中国的历史和国情，特别是近现代史和当前的国内外形势及党和政府重大的方针政策，激发爱国情怀。要进行为人民服务和集体主义的教育，引导大学生树立共产主义道德。要进行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的教育，使学生坚信，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国才有前途和希望。要进行中华民族优良道德传统教育，中华民族的道德标准、行为准则，传承了几千年的文明，其精华仍是当代大学生道德修养所必备的，要把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人民革命及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形成的新道德典范结合起来。要进行适应时展、社会进步所需要的道德素质教育，培养开拓进取、自强自立、艰苦创业和创新精神，养成良好的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

2　形式逻辑的性质及其教学的主要内容

形式逻辑是研究思维形式及其基本规律和简单逻辑方法的科学，它撇开思维的具体内容来研究思维及其基本规律，是一门工具性的科学。它本身不能给人们直接提供各种具体的科学知识，但能够为人们进行正确思维，获取新知识，表述论证思想提供必要的逻辑手段和方法。

依据教学大纲，形式逻辑的教学内容主要有:思维及其本质;概念及其逻辑方法;判断及其逻辑方法;形式逻辑的基本规律;演绎推理;归纳推理;类比推理和假说;论证和反驳等。

3　寓德育于形式逻辑教学的可能性与可行性

尽管形式逻辑本身没有阶级性，但在实际教学活动中，必须涉及具体的思维形式，列举优秀的思维典范，尤其是革命导师严密的逻辑论证，也要揭露和批判错误的逻辑，这就离不开社会生活，离不开对现实的分析，特别是对学生思维的分析，这就为我们注入德育内容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我们所进行的思想教育和社会主义道德教育，其本身就有科学严密的逻辑性，因而只有从逻辑的角度才能深刻解释德育的科学性。我们提倡社会主义道德，一是靠正确理论本身的科学力量，二是靠情感的力量，三是靠价值取向的引导，四是靠逻辑的力量。而逻辑的力量在其中须臾离开不得。运用逻辑分析的方法论证真、善、美批判假恶丑具有不可战胜的力量学生更容易入心入脑可以体现德育的某种强制力。

当代大学生成长在改革开放的年代，经过十几年的教育，对党、对国家、对人民有深厚的感情，都渴望进步，向往未来。用德育中的实例佐证形式逻辑的道理，学生不感到深奥和陌生，易引起思想共鸣，收到较好的教学效果。同时，也会引起学生浓厚的兴趣，把教学引向更深的层次。

4　寓德育于形式逻辑教学的基本方法

(1)以教师为主导。教师要把握德育的主要内容，在备课时应根据形势的需要和学校德育的基本要求，选择学生普遍关心的“热点”问题，根据教学内容“对号入座”，有意识地加以引导，力求学一点逻辑知识，解决一个德育方面的问题。

(2)以学生为主体。一方面，一切为了转变学生的思想，要围绕学生的思想做文章;另一方面，要学生自己教育自己，根据逻辑知识由学生去分析现实问题，提高思想道德意识。具体做法可以通过作业由学生自己提出问题，然后运用逻辑知识进行分析，得出正确结论。也可以由教师提出问题，由学生进行分析。还可以就某一观点展开讨论或者辩论会。

5　寓德育于形式逻辑教学的模式

5·1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在逻辑简史部分，重点介绍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明辨之学”，激发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

第二节:纵观逻辑史的发展，引用恩格斯的诊断“关于思维的科学，和任何其他科学一样，是一种历史的科学，关于人的思维的历史发展的科学。”阐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

第三节:关于如何学好形式逻辑学，强调勤于实践，多练多用，引入“实践出真知”这一辩证唯物论的观点。

5·2　第二章　概念

第一节:概念的概述。在讨论概念是思维的结晶时，分析“一国两制”伟大构想的形成过程，激发学习邓小平理论的热情。

第二节: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概念的内涵分析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的本质的论述;概论的外延分析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关于公有制经济外延的界定，进行社会主义教育。

第三节:概念的种类。单独概念介绍三峡工程、秦山核电站等国家重点建设工程及名胜古迹;普遍概念介绍共产党、知识分子、大学生等;集合概念介绍中国工人阶级、中华民族等;非集合概念介绍共产党员、入党积极分子等，进行爱国主义和力争上游精神教育。

第四节:概念间的关系。同一关系介绍无产阶级专政和人民民主专政，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真包含关系和真包含于关系介绍精神文明建设和思想道德建设;交叉关系介绍入党积极分子和“三好”学生;矛盾关系介绍无产阶级与非无产阶级;反对关系介绍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等，进行社会主义教育。

第五节:概念的限制与概括。概念的限制介绍毛泽东同志关于“战争”、“革命战争”、“中国的革命战争”关系的论述，概念的概括介绍毛泽东同志关于自由主义本质的论述，进行历史教育和纪律教育。

第六节:定义。发生定义介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定义，功用定义介绍纪律、法律的定义，规定的语词定义介绍“五讲四美”、“四有新人”、“三讲”等;定义的规则明辨“艰苦奋斗与艰苦朴素”、“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等，进行精神文明教育和职业道德教育。

第七节:划分。划分的方法介绍“劳动者分为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我国的经济制度”等，进行党的方针政策教育。

5·3　第三章　判断

第一节:判断的定义和特征。判断的定义分析“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马克思主义不是封闭的体系”，判断的特征分析两种宇宙观，进行党的思想路线教育。

第二节:性质判断，性质判断的结构分析“所有的认识都来自实践”;肯定判断分析“讲卫生是文明的标志之一”，否定判断分析“随地吐痰不是道德的”;全称判断分析“所有学生都要遵守纪律”，全称否定判断分析“所有真理都不是一成不变的”，特称肯定判断分析“有的同学是无名英雄”，特称否定判断分析“有的同学不是守纪律的”;逻辑方阵的讲解和性质判断的周延性分析“所有(有些)困难是(不是)可以克服的”等类似的例子，进行精神文明、意志品质等教育。

第三节:关系判断。关系判断的对称性分析“同学”、“同班”关系，反对称分析“领导，上下级”等关系，非对称分析“倾慕、喜爱”等;关系判断的传递性用“学习成绩排序”说明，非传递性用“了解、朋友”等说明，引导学生正确处理人际关系。

5·4　第四章　复合判断

第一节:联言判断。分析“某同学不但学习好，而且思想好”，激励进步。

第二节:选言判断。相容的选言判断分析“某同学学习好是因为刻苦用功，方法得当”等，激励学习;不相容的选言判断分析“某同学犯错误不是无意的就是有意的”等，树立正气。

第三节:假言判断。充分条件的假言判断分析“如果旷操，那么就要受到批评”，进行纪律教育;充分条件的假言判断分析“只有坚持改革开放政策，才能实现四个现代化”，进行党的方针政策教育;充分必要条件的假言判断分析“只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才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等，进行党的领导方面的教育。

5·5　第五章　形式逻辑的基本规律

第一节:概述。明确逻辑规律是思维形式规律，不是世界观和方法论，同时强调规律是不能违反的。

第二节:同一律。列举现实中混淆概念和偷换概念的错误，阐述同一律的要求，如:“公物是人民的，我是人民的一员，所以我损坏公物可以不赔”，批评不爱护公物的行为;批判“四人帮”把经验当作经验主义批判等。

第三节:矛盾律。指出现实中自相矛盾的错误，阐明矛盾律的要求，如:分析“人人应当孝敬父母，但有时却起反作用”等类似的实例，进行传统道德教育。

第四节:排中律。分析现实生活中模棱两可的错误，阐明排中律的要求。如分析李宗吾《厚黑学》中关于物质是第一性还是精神是第一性的骑墙观点，进行辩证唯物论的教育。

第五节:充足理由律。分析现实生活中“推不出”的议论，阐明充足理由律的要求。如分析“社会主义不能搞市场经济”等，进行社会主义教育。

5·6　第六章　直言推理

第一节:推理的概述。以“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如果我们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为例，分析推理的结构，进行人生观教育。

第二节:直接推理。对当关系推理和判断变形推理，可用某班同学守纪律情况演绎;三段论的规则，可虚拟学生中的实例分析，如“共产党员起带头作用，我不是共产党员，所以我不起带头作用”等例子分析，进行党的基本知识教育。

5·7　第七章　复合推理

第一节:联言推理。以“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所以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例进行分析，进行国情教育。

第二节:选言推理。不相容的选言推理，分析“对学习中的困难或者是知难而进，或者知难而退，我们要知难而进，所以我国不要知难而退”等实例，进行意志品质的培养;相容的选言判断，用“某积极分子没入党或因努力不够，或因考察时间不够，现已知是因考察时间不够，所以不是因为努力不够”分析，进行党的知识教育。

第三节:假言推理。充分条件假言推理，以“不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某人没有调查，所以某人没有发言权”等实例分析，进行唯物主义教育;必要条件假言推理，以“只有坚持实事求是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所以某人坚持实事求是”等实例，进行党的思想路线教育;充分必要条件假言推理，用“只有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中国的前途命运问题”分析，进行邓小平理论教育。

第四节:二难推理。以“如果你是三好学生，你要遵守学校纪律，如果你不是三好学生，你也要遵守学校纪律，你或者是三好学生，或者不是三好学生，所以你要遵守学校纪律。”等实例分析，进行纪律教育。

5·8　第八章　归纳推理

第一节:完全归纳推理。以“某宿舍8名同学分别是入党积极分子，归纳出某宿舍同学都是入党积极分子”等例子说明，激发入党热情。

第二节:不完全归纳推理。简单枚举用“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失败是成功之母”等有哲理的谚语阐述不完全归纳推理的应用;科学归纳法用“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确立说明，进行党的方针政策的教育。

第三节:探求因果的方法。求同法用“红军长征，各部队都遇到了各种难以想像的艰难困苦，但都取得了胜利，原因就是支部建在了连上”说明，进行传统教育;求异法用“98抗洪说明，尽管洪水和1933年相同，但结果不一样，不同的原因是有了共产党的领导”为例，进行历史教育;求同求异并用法用“企业改革中，发挥工人主人翁作用，改革就成功，不发挥工人的主人翁作用改革就受到挫折”说明，进行形势政策教育;共变法用“班风与班级平均成绩变化”来说明，进行集体主义教育。

5·9　第九章　类比推理和假说

第一节:类比推理。以“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到城市企业的股份制的改革”阐述，进行形势政策教育。

第二节:假说。用“建立特区”、“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等学说的建立和检验阐述。

5·10　第十章　论证

第一节:论证的概述。以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关于邓小平理论之所以能够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的论证阐述，进行邓小平理论的教育。

第二节:论证的种类。演绎论证以“拾金不昧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也是社会主义法律所规定的公民的行为规范，作为当代大学生，我们应起表帅作用”说明，进行社会公德教育。归纳论证以“‘困难象弹簧，看你强不强，你强它就弱，你弱它就强’;‘98抗洪’中各地都遇到了很多困难，也都相继被克服了，所以，任何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阐述，进行意志品质培养。反证法用邓小平关于“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不是社会主义……”的论述说明，进行社会主义教育;选言证法用“面临21世纪的挑战，中国有多种选择，一是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一是全盘西化走资本主义道路，一是恢复到封建专制，根据中国的国情，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也不能走封建专制的道路，中国只能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阐述，进行历史和国情教育。

第三节:论证规则。用党的十五大报告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述说明，进行国情和社会主义教育。

第四节:反驳及其方法。反驳的概念，用革命导师对论敌的批判实例阐述;反驳方法中的直接反驳用“现实生活中有很多不自私的人，反驳‘人都是自私的’”阐述;间接反驳用“反驳‘人都是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他人’，董存瑞舍身炸敌人碉堡主观就不是为自己，董存瑞也是有思想的人，可见，人不都是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他人”。进行价值观教育;归谬法用“讨论因考试作弊给某同学处分时，有人说该同学平常表现尚好，这次初犯，就不要追究了。”有人反驳说:“功归功，过归过，这是基本原则，如果因为过去表现好，就不追究了，哪个人没有闪光点?如果是那样，怎么体现纪律的严肃性呢?”阐述，进行纪律教育。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N]·法制日报，1994-09-04

[2]　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J]·党建，1997(增刊):25

新民主主义理论的系统阐述篇7

中国现代经济理论是1911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以来关于富民强国的经济观点、理论、学说的概括和总和，是20世纪80年代初在我国兴起的新学科，也是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新领域。它是在中国国情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学习并借鉴西方经济发展经验、追求并实现现代化的具有中国风格的经济理论体系。武教授几十年的潜心研究铸就了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研究方面的一系列学术成果，新作《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研究》（第二版）一书（以下简称《研究》）2011年3月由海南出版社出版。笔者作为该书前后两版的责任编辑，对于武教授的研究及其成果很熟悉、很赞同。《研究》一书层次清晰、观点鲜明、论述充分、立意新颖，注重“论从史出、人从论出、史论结合、精于评论、把握脉络、重在发展”的基本方法，系统研究了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学科建设与理论专题，从学科架构、专题研究与学术评论三个方面客观、准确、公允地阐释了中国现代经济理论产生、发展、完善以及创新的过程、条件、内容、特征及其内在逻辑性。本书明晰的结构、丰富的内容与深入的研究充分体现着武教授从研究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开始，到中国现代经济理论整体研究这一过程的艰辛与执着，是作者长期从事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研究的真实写照与理论结晶，从而把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水平、新高度。

一、关于中国现代经济理论学科建设的创新

武教授首倡并长期研究中国现代经济理论这一新学科，他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开始，对于这一新研究领域的对象、任务、方法、分期、阶段、线索、脉络以及基本特点、核心范畴、理论主线等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立体性、多层次的框架性研究，并逐步将研究拓展为“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研究》一书的出版意味着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学科架构与基本内容大致成型，学科建设和主要问题已基本清晰。

1.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研究的对象、任务、特征与分期。武教授认为，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研究对象是“研究并解释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内容与产生、发展、完善的条件、过程、特点及其规律性的科学”[1]；其任务是“通过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产生和发展基本过程的历史考察，实事求是地介绍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早期共产主义者、主要领袖人物、著名经济学家的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客观地再现富有革命性、科学性、实践性和创造性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轨迹，阐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产生和发展过程。”[2]这个过程，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同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具体结合的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过程；更为重要的是，研究这种中国化的过程与创新在实践中产生了怎样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

2.关于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研究的特征。武教授又细分为“内容特征”和“研究特征”。内容特征：革命性、实践性、科学性、创新性；研究特征：过程性、综合性、概括性、评论性和预测性。这样的总结概括既有客观性，又有创新性。理顺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研究分期过程中的结点问题至关重要，武教授对“六大结点”进行了深入思考和探索：辛亥革命是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发端；是中国现代经济理论主体的先声；中国共产党诞生是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载体；新中国成立是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发展；是对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洗礼；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现代经济理论新时期的起点。把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发端确定为辛亥革命并相应进行必要的阶段划分，尚属首次，具有开创意义。

3.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研究的环境、线索与方法。武教授认为，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在中国革命与建设过程中之所以产生了鲜明的中国特色，不仅在于社会主义在与各国的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必然要具体化、特色化，而且在于社会主义得以在中国实践的环境系统，亦即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够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得以实践的客观条件与环境特征。[3]中国现代经济理论正是在中国现实社会主义的一系列环境特征之上产生的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特色的特定的关于经济现代化的理论。中国现代经济理论既不是简单的逻辑回归，也不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论及的本来意义社会主义的现实，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而也就使中国现代经济理论成为马克思主义及中国国情的函数。王教授认为，概括并把握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基本线索是该学科研究的基本要求，他指出，中国现代经济理论在其产生与发展的过程中，经历了与中国旧、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基本相一致的发展阶段，特别是其主干部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基本线索是清晰的、鲜明的。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基本过程，大致表现为：产生———形成阶段；实践———发展阶段；改革———创新阶段。依据这一基本过程，又可以把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基本线索概括为：来源、产生、发展、创新的不同时期。[4]在史学研究中，研究方法至关重要，判断其研究是否具有新意、是否具有开拓性，在很大程度上看其研究方法是否有创新与突破。武教授认为，中国现代经济理论既是一门经济科学，又是一门历史科学，其研究的根本方法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因受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研究对象和任务所决定，它在运用上述研究方法时，又具有其具体形式，即过程法、分析法、比较法与评论法。其中“过程法”和“评论法”是创新点。需要说明的是，王教授在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研究中又区别了研究方法与阐述方法，两种方法相互结合、互为促进，研究方法为阐述提供内容，阐述方法体现研究成果，并且将阐述方法概括为：论从史出，人从论出，史论结合，重在发展。研究方法与阐述方法不尽相同，两者之间是互补关系：研究方法是基础，阐述方法是说明；研究方法是本质，阐述方法是形式。

4.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研究的理论主线。武教授在《研究》[5]中提出“理论主线”的内涵，即贯穿于一般理论的研究并对其具有制约作用的理论研究。他认为，任何一门学科或研究领域都存在着自己的理论主线。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主线是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计划与市场及其相互关系问题的认识与争论。王教授从我国经济理论所研究的主要方面与问题、中国式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际过程、我国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以及著名经济学家经济思想的基本内容三个方面精确、充分论证了中国现代经济理论主线的存在与意义，批判了以往把计划与市场对立起来、认定计划是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必然、认为社会主义只能是计划经济的错误理解，指出：计划与市场都不过是一种调控手段，都表现为一种经济机制与经济过程。计划的本质在于实现宏观控制与经济发展的总体比例性；市场的本质是使整个系统的各经济主体实现利益与平衡运行。二者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即内在于市场经济的运行过程之中，统一于价值规律的客观要求。把市场与计划归结为价值规律的微观规定性与宏观规定性的实现形式，在学术界还是第一次。探讨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主线亦属学术创新。#p#分页标题#e#

5.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研究的核心范畴。武教授在思考与概括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核心范畴”时，将其定义为：既能够客观反映某一理论体系概念链条的本质联系，又能够科学体现决定这一理论体系的现实过程、特征及其趋势的基本理论概括。既然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研究任务是概括、总结并说明以实现现代化为核心任务的经济观念、理论以及学说的产生、发展、完善的条件、过程、特点及其规律性，是关于为何、如何在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学问，是中华民族近现代追求和实现现代化伟大与艰辛奋斗实践与历程的真实概括与总结。因而将其核心范畴规范为“现代化”也就易于理解了。王教授认为，中国现代经济理论既然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与中国国情与现代化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与结晶，依据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概念链条以及核心范畴对我们的启示，逻辑地将“现代化”确立为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核心范畴具有客观性、逻辑性与科学性，这与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的确立与发展密切相关。由于“现代化”这一核心范畴的选择，既能够揭示我国社会生产发展的方式与实质，又能够揭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动力和方向，集中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基本要求与特征。因此，将“现代化”规定为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核心范畴是科学和必要的。

二、关于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研究内容的创新

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研究是从重要代表人物的理论研究起步和推进的，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每一步发展都少不了重大历史事件的影响和重要历史人物的推动。主要代表人物在把握中国基本国情的基础之上提出的独有经济思想与理论方略，促进与创新了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发展。武教授概括与总结了这些代表人物的理论，将主要代表人物的思想串接起来加以汇总和集成，从而实现对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研究的创新。

1.关于中国基本国情的理论概括。武教授在《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百年考———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6]中指出，认识中国国情，最重要的是认识对中国革命和建设有重大影响的一切有利和不利的现实因素，特别是认识中国社会的性质和发展阶段，认识社会主要矛盾和它的变化。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任何一种思想与理论的出现都有其历史背景与时代条件，其在一个国家的实现与发展程度取决于它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程度以及它给这个国家创造的发展空间。中国现代经济理论是在中国国情基础之上产生的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特色的特定的关于经济现代化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果，是社会主义运动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反映，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经济理论方面的具体实现形式。中国现代经济的形成、发展与创新过程，充分地说明这一点。与中国的实际国情相联系，中国的社会主义与科学意义的社会主义相比较，武教授将其概括为“国情十条”[7]，从经济、社会、政治、文化、教育、科技等各个方面对我国现阶段的国情加以概括与总结，明确了我国国情的特殊性，从而在此基础了上论证了中华民族的核心任务，也是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核心范畴所在，即实现现代化。“国情十条”的概括与说明，在学术界尚属首次，

2.关于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的理论阐释。由中国国情所决定的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的特殊性，武教授概括为“市场经济八条”[8]。中国特色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标志着我们不仅在认识上实现了从传统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飞跃，而且对社会与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提到了新高度。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理论作为科学的理论体系，有着丰富的内涵和鲜明的时代特征。它吸收了100多年来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创造的优秀成果，概括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经验。正确认识和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不仅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课题，而且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的核心问题。

3.关于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性的理论说明。武教授对价值规律的内涵及其规定性做出了创新性的研究。他指出，价值规律有两重含义：从微观看，商品的价值量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从宏观看，社会总劳动在社会经济各部门间的分配是由社会各种实际需要及比例决定的。也就是说，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的价值量是价值规律的微观规定性；按比例分配社会总劳动是价值规律的宏观规定性。这里，王教授首倡价值规律“双重规定性”[9]———宏观规定性、微观规定性。价值规律“双重规定性”的阐释与马克思关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两种含义的说明是一致的。在王教授看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完全可能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自觉组织经济活动，充分发挥其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的作用，从而在理论上畅通了我国经济模式设计与体制改革实践的道路，把握并实现从传统计划经济向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的转轨。计划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两个事物的外部联系，而是同一经济规律———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双重要求及实现形式，相互间存在着内在的本质联系，计划不仅而且完全可以通过市场起作用，市场也完全可以由计划来指导并且成为实现计划的重要手段和形式。计划和市场不仅不是对立物，而且同是社会主义经济内在联系的两个重要特征，都是经济手段，二者之间既不是“板块”间的结合，也不是相互间的“渗透”，而是有机的整体，共同构成中国特色市场经济。

4.关于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基础与创新。30多年前，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新时期，党和人民获得的最大思想财富就是邓小平理论。王教授认为，邓小平的伟大历史功绩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为我们开创了一个伟大的时代———改革开放，发展中的中国开始走向世界；二是为我们贡献了一整套科学的理论———实事求是，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并从经济学角度将其概括为“创新十条”[10]。“十条”新认识基本都是邓小平首先提出并加以阐发的，构成邓小平理论的基本框架，并集中表现为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即“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5.关于科学发展观的理论要点与贡献。构建和谐社会，是新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为之奋斗的总体目标，其关键在于从中国实际出发走出一条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文化以及其他各方面都适合、有效、促进的富民强国之路，实现经济发展的科学化，这就是党的十六大以来逐步丰富与完善起来的科学发展观。王教授认为，科学发展观不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结果，而且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带领全国人民继续建设与实现现代化的崭新理论成就。科学发展观的理论贡献，王教授概括为：以人为本，不折腾；全面、协调、可持续，包括实践第一，实事求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新型工业化道路，新农村建设，科教兴国，统筹兼顾，市场经济“九大理论支点”[11]。这一概括极富创新力，尚属首次。#p#分页标题#e#

三、关于中国现代经济理论重要节点的创新

理论研究的重要节点如同织网时经纬线的结点，既决定着网格的大小，又影响着网的牢固程度。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研究的重要节点实际是理论研究过程中的重要理念、关键范畴或认识创新。

1.孙中山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不是“主观社会主义”。孙中山最早用三民主义的民生主义说明社会主义，使社会主义在中国有了自己的最初形态。孙中山认为人民真正达到民生主义就达到了社会主义，也就跨入了孔子所希望的“大同世界”。王教授认为，深刻认识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不能不联系后来的“三大政策”，即“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本质是：联俄，走社会主义道路；联共，干社会主义事业；扶助农工，唤起社会主义的力量。列宁曾把孙中山旧三民主义的“民生主义”称为“主观社会主义”。应当说明，列宁的这一判断是在1924年孙中山提出“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之前，并没有接触到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及其已经实现的“三大转变”。王教授通过多年研究，提出了具有创新性的认识，指出“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已经实现了革命性的“三大转变”[12]，具有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质性内容。如果说，由于马克思两个伟大的发现———“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使社会主义变成了科学，那么，由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所引致的新三民主义的“三大转变”就使得他的民生主义从主观变成了现实。

新民主主义理论的系统阐述篇8

同任何思想理论的形成发展一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发展也有一个过程。而人们对这一理论的认识和概括，也经历了一个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紧紧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三大基本问题而展开，内涵十分丰富，包含了一系列独创性的成果，从整体上进一步深化和丰富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党的历次重大会议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总结和概括，揭示了这一理论体系的基本点，为我们正确认识和把握这一理论体系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提供了重要遵循。作为改革开放新时期党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取得的最新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经历了从“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从“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概念演进过程。与之相适应，其体系概括，则经历了从“邓小平理论体系”框架到“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体系”框架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框架的变化。

一、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一届六中全会，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最初理论概括，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基本思想的初步形成。

1978年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毅然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左”的错误方针，把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是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在确定工作中心转移的同时，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并针对拨乱反正过程中出现的错误思潮，旗帜鲜明地强调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思想开始形成，奠定了新时期党的基本理论和路线的基础。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久，1979年3月，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中，最先提出了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的命题。他强调指出：“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1](P163)这一命题的提出，为我们根据中国国情，确定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道路，建设具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指明了正确的方向，提供了科学的思路。

1979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叶剑英代表中共中央所作的国庆30周年讲话，讲话初步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提出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指出，我国现在还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还不完善，经济和文化还不发达，在我国实现现代化，必然要有一个初级到高级的过程。讲话标志着党对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现状的基本估计已发生明显变化，实际上孕育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思想，并第一次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作为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从而丰富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基本内容。

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根据邓小平在此前多次讲话中所阐述的指导原则，系统地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明确指出，我们已经逐步确立了一条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并对其内容作了比较完整的概括，共10条。主要有：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必须把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经济建设必须从我国国情出发，量力而行，有步骤分阶段地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努力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办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变革和完善必须适应于生产力的状况，有利于生产的发展，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是我国基本的经济形式，一定范围的劳动者个体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必要补充；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以后，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逐步建设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社会主义必须有高度的精神文明，要努力提高教育科学文化在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改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民族关系，加强民族团结，对于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具有重大意义；在战争危险依然存在的国际条件下，必须加强现代化的国防建设，国防建设要同国家的经济建设相适应；必须继续坚持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必须把我们党建设成为具有健全的民主集中制的党。虽然，在这10条中，有些方面的概括，理论升华还不够，还带有明显的经验总结的形态，有的要求还偏高，如“高度民主”和“高度精神文明”等，还不够符合实际，并且尚未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科学概念，但是，从它已经表现出的相当的理论深度看，可以说已经有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一些基本思想，只是还未使用这样的语言。

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从党的十二大到党的十四大召开前，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概念提出、内容扩展及对这一理论体系进行初步概括的阶段。

1982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二大，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其中，最突出的一点就是邓小平在开幕词中第一次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科学概念。邓小平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2](P3)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崭新命题，就使我国新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有了自己科学的称谓，其重大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同时，十二大报告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纲领的全面阐述，又使人们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等方面，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内容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

十二大以后，邓小平反复强调：“我们搞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我们建设的社会主义，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2](P29)与此同时，全党通过认真学习邓小平的有关论述，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比较系统地阐述了经济体制改革中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其在理论上的最大贡献，就是开始突破把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观点，从而为后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提供了正确的思路。1986年7月，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根据邓小平关于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思想，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并且使这几个方面互相配合、互相促进，初步确立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认识的深化，有力地促进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

1987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三大，系统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阐述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党的十三大还第一次从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方面，把三中全会以来党在对社会主义再认识过程中所形成的理论观点，系统地概括为：关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关于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根据本国国情，走自己的路的观点；关于在经济文化落后的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有一个很长的初级阶段的观点；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集中力量实现现代化的观点；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商品经济的观点；关于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对外开放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要条件的观点；关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重要特征的观点；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改革开放两个基本点相互结合，缺一不可的观点；关于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来实现祖国统一的观点；关于执政党的党风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观点；关于按照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发展同外国共产党和其他政党的关系的观点；关于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的观点。这12条理论观点，从不同侧面比较全面地阐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问题，初步勾画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总体轮廓。

党的十三大以后，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形成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政策，面临严峻的考验。针对当时来自右的方面十分严重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和仍然存在着的“左”的影响，邓小平反复强调，过去10年“我们的一些基本提法，从发展战略到方针政策，包括改革开放，都是对的”，[2](P307)要按照党的十三大确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坚定不移地干下去。这就不仅表明了邓小平在政治风浪中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定信念，而且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给予了清晰、完整的概括，从而有力地推动了这一理论本身的发展和党对它的认识的深化。

1991年7月1日，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的讲话中，从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对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内容作了新的归纳概括。他指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必须坚持以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允许和鼓励其他经济成分的适当发展，既不能脱离生产力发展水平搞单一的公有制，又不能动摇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不能搞私有化；必须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形式为补充的分配制度，既要克服平均主义，又要防止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必须建立适应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的、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在国家法律法规和计划的指导下发挥市场调节的积极作用，既要克服过去那种过分集中、管得过多过死的弊端，又不能过于分散和削弱宏观调控。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必须坚持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不能削弱和放弃人民民主专政；必须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能搞西方那种议会制度；必须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不能削弱和否定共产党的领导，不能搞西方那种多党制。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不能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不允许毒害人民、污染社会主义和反社会主义的东西泛滥；必须继承发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而又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时代精神，立足本国而又充分吸收世界文化优秀成果，不允许搞民族虚无主义和全盘西化。这一概括视角新颖、逻辑严谨，既注重理论分析，又突出了正反两方面观点的比较，是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进行系统概括的又一次尝试。

三、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从1992年春邓小平视察南方发表重要谈话到党的十五大以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进一步丰富发展和对这一理论体系进行集中概括的阶段。

1992年春，邓小平视察南方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谈话。谈话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刻，精辟地分析当时国际国内形势，科学地总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明确回答了这些年来经常困扰和束缚我们思想的许多重大问题。谈话提出了一系列崭新的理论观点，主要有：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判断改革开放和各方面是非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等。谈话还强调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进一步解放思想，抓住时机，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步伐。以邓小平视察南方谈话为标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有了突破性的发展。

1992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大，第一次正式地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邓小平的名字联系起来，提出了“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这一概念。并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等基本问题的角度，系统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新经验，阐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共9条。涉及党在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社会主义建设的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社会主义的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等问题上提出的一系列创造性观点。对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这种概括：一是体系的系统性更加清晰，分类比较恰当，内在的逻辑比较合理；二是要点易于把握，语言更加精练明确，理论色彩也更浓了；三是较好地体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论述、特别是视察南方谈话的精神，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这一概括，不仅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而且反映了党对邓小平理论认识的新水平。

党的十四大之后，随着全党对邓小平理论学习、研究的深入，党中央和理论工作者又作出了一些新的概括。1993年11月，江泽民在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报告会上的讲话中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贯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全部观点的精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题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我们坚持的社会主义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社会主义同爱国主义相统一的科学理论，其理论风格是尊重实践，尊重群众，从全局着眼来观察和处理问题。这是对邓小平理论基本立场、观点、方法的集中概括，并涉及这一理论的主题和实质问题，对准确理解和掌握邓小平理论的基本精神具有重要意义。

1995年5月，中共中央下发了由中共中央宣传部组织编写的《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学习纲要》(以下简称《纲要》)，共16条。以党的十四大对邓小平理论的概括为基本依据，以新的理论框架，对邓小平同志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科学体系的主要内容作出了概括和阐述。《纲要》对邓小平理论科学体系主要内容的概括，可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层次，是对邓小平理论立论基础、理论基石的概括和阐述。包括三个方面：其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走自己的路”，是从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路线的角度，对邓小平理论思想方法论实质的揭示，为这一理论体系的形成提供了立论的哲学基础；“最重要的是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从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与道路选择的统一上对邓小平理论本质的揭示，为这一理论体系的形成提供了立论的逻辑前提；“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是从历史方位的认定上对邓小平理论现实出发点的揭示，为这一理论体系的形成提供了立论的国情依据。

第二层次，是对邓小平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系列基本理论观点、基本指导方针的概括和阐述，包括：关于社会主义根本任务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建设发展战略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发展动力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对外开放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政治保证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外交战略的理论；关于祖国统一的理论等十个方面。上述诸方面基本观点、基本方针之间的内在联系，集中体现了党的基本路线“一个中心”与“两个基本点”之间，两个基本点相互之间，“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与各方面改革与发展目标之间的辩证关系。对邓小平理论体系内容结构的这种概括，有助于从总体上理解与掌握这一理论的丰富内容。

第三层次，是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体力量或理论向实践转化基本条件的概括和阐述，包括：关于社会主义事业依靠力量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军队和国防建设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事业领导核心的理论三个方面。理论来源于党和人民的实践，又指导这一实践。理论只有掌握群众，才能发挥其强大的精神力量，并通过群众的实践变为物质的力量。上述三个方面紧密相联，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力量与领导核心的辩证统一，是把邓小平理论转化为实践的基本保证与条件。

《纲要》对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总体框架的概括，与此前的一些概括相比，不仅视角新颖、重点突出、结构严整，而且内在逻辑关系也更趋合理。其中最具特色、最引人注目的一个变化，是把“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单独提出来，作为“最重要”的内容，这样就把党和邓小平对社会主义基本问题的深入思考与当代中国国情的研究结合了起来，从而科学地揭示了社会主义本质特征与道路选择之间的内在逻辑。

四、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从1997年2月邓小平逝世到1997年10月召开党的十五大，是对邓小平理论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深入认识的一个重要阶段。

党的十五大正式提出了“邓小平理论”的科学概念，把它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放在一起，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写入党章。强调，作为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的邓小平理论，是指导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中胜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理论。在当代中国，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的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党的十五大深刻论述了邓小平理论，概括了其10个方面的内涵，并指出，这一理论体系“是贯通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领域，涵盖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民族、外交、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等方面的比较完备的科学体系，又是需要从各方面进一步丰富发展的科学体系”。[3](P11)党的十五大还根据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围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进一步明确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怎样建设这样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党的十五大对邓小平理论科学概念的简明概括，对邓小平理论历史地位的明确认定，以及从理论与实际结合的角度对邓小平理论体系基本内容的阐述，实际上构成了对邓小平理论体系的又一次概括。

进入新世纪，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站在历史发展和时代要求的高度，敏锐把握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2000年2月，江泽民在广东视察时首次完整地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他指出：“我们党所以赢得人民的拥护，是因为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总是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并通过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实现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不懈奋斗。”[4](P2)2001年7月，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江泽民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全篇，系统、全面、深入地揭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强调，“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体现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统一，体现了经济、政治、文化的统一，体现了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统一，也体现了尊重社会发展规律与发挥历史主体能动性的统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统一的整体，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促进，构成了新世纪指导党的建设的伟大纲领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指针。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用一系列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在长期执政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深化了对新的时代条件下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加强党的建设的规律的认识。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进一步论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意义和具体要求，并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写入党章，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一起，作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为了更好地学习和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2003年6月，中共中央宣传部组织编写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纲要》。《纲要》从16个方面比较全面、准确地反映了邓小平理论，特别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主要内容。2003年7月，胡锦涛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又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深刻阐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时代背景、实践基础、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和历史地位，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做了进一步的归纳和概括。

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从2002年党的十六大到2007年党的十七大，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重大战略思想相继提出，以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进行整体概括的阶段。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赋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以新的丰富内容。2003年4月，胡锦涛在考察广东时，针对“非典”肆虐带来的严重损失，提出了“全面的发展观”的概念。随后，他在江西考察时第一次使用了“科学发展观”的概念。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正式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5](P465)胡锦涛强调指出“要解决中国的发展问题，实现又快又好发展，必须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这是我们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从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发展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6](P61)伴随党对科学发展问题认识的深入，党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认识也在不断提高。党的十六大已经明确地把社会更加和谐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个重要目标。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明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任务，强调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是巩固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实现党执政的历史任务的必然要求，要适应我国社会的深刻变化，把和谐社会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则全面、深刻地阐明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性质和定位，指明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工作原则和重大部署。2006年6月，为把学习贯彻科学发展观不断引向深入，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组织编写了《科学发展观学习读本》。《读本》从7个方面对科学发展观进行了阐述，比较全面系统地反映了科学发展观的重大意义、深刻内涵和基本要求。科学发展观以一系列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的基本观点，继续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开拓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

新民主主义理论的系统阐述篇9

关键词：政治文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人类社会文明

 正 文：

江泽民同志在2001年1月10日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讲到“政治文明”，在2002年5月31日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毕业典礼上的讲话中又进一步论述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问题。“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提出，标志着我们党对人类社会文明的认识达到新的高度，对文明总体结构的把握臻至完善。本文围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基本方面，谈十点粗浅的认识。

一、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中的一个新阶段

一部人类的历史，就是社会文明的发展史。文明代代相传，未曾须臾中断。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以往政治文明发展的必然结果，它没有也不能割裂同以往政治文明的联系。

“政治文明”的概念，早在1844年时马克思就使用了，并且曾经计划就“集权制和政治文明”[1]作出专题理论阐述。人类的政治文明，产生于原始社会末期国家的形成。国家的出现，是政治文明的起始标志。它在统治阶级内部实行民主，并合法地压迫着被统治阶级，正如恩格斯所言，国家使得政治统治有了“‘秩序’的范围”，通过缓和冲突，使“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2]近代日本研究文明的思想家福泽谕吉也指出，政治“是和文学、商业等共同构成文明的一部分”，文明就是“形成一个国家体制”。[3]这些话包含了国家是政治的文明之义。

政治文明总是和一定的社会形态相联系，处在不断的演进之中。不同社会形态的政治文明相互轮替，后者是对前者的一定积淀，也是对前者的更新和超越。不停地延伸发展的政治文明具有相对性，当新的政治文明形成后，旧的政治文明就显得落后、反动，相对地可被视为愚昧、野蛮。此外，在同一个政治文明社会里，也并非一切政治生活都是文明的，存在着对政治文明的破坏，会发生政治丑陋、政治衰败现象。从奴隶社会的政治文明，到封建社会的政治文明、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文明，再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文明，人类的政治文明构成了不同的发展阶段。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中的一个崭新阶段。

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一个创新概念

江泽民论述“政治文明”问题其突出的贡献是：在政治思想史上第一次明确地肯定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这一创新概念，提出了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的重大发展。

何谓政治文明?无论是从政治文明的产生还是从政治文明的发展来看，政治文明都是与政治愚昧、野蛮相对立，是人类政治社会处于进步向上的状态。然而，政治文明与政治愚昧、野蛮的分野在哪里呢?最主要的在于实行国家民主。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上述马克思把政治文明同专制集权对立起来、恩格斯指出国家是民主和暴力相结合的合法化统治的论述中得到确证。马克思恩格斯讲政治文明，就是指民主政治。政治文明的进步主要表现在国家民主和公民享有政治权利的广度、深度的发展上。封建社会的民主比奴隶社会的民主深、广；资本主义的民主又比封建社会的民主深、广；社会主义民主比起资本主义来更是如此。由此可见，政治文明的含义是，以民主为核心，包含自由、平等、正义、法治等的思想、制度和行为的形成及其进步状态。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传承了以往政治文明的精髓，吸取了其中的积极成果，例如民主和法治。江泽民在论及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时，正是强调了要通过“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4]并指出“法治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5]但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过去的政治文明有着明显的区别，它建立在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之上，适应着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要求，具有坚持党的领导、实行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鲜明特征。

那么，什么是我们讲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呢?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基础上，依法治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它坚持和完善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实现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实现社会的安定、政府的廉洁高效、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和和睦、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三、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确立弥补了以往理论阐述的不足

1982年党的十二大报告在解释“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指出，改造自然界的成果就是物质文明，它表现为人们物质生产的进步和物质生活的改善。改造主观世界的成果是精神文明。这样的分析是非常正确的。但问题发生在以下接着的阐述，认为精神文明的内容中包含了“政治水平的提高”，“改造社会的成果是新的生产关系和新的社会政治制度的建立和发展。……社会的改造，社会制度的进步，最终都将表现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6]把“政治水平的提高”、“改造社会的成果”不是首先直接归属于政治文明自身的进步和发展，而是纳入别的文明，由其他的文明体现之，这在理论上是不合逻辑的，留下了缺憾。现在来看，当时所阐述的这些政治成果的内容，应该属于独立的“政治文明”领域。

只提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而没有提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带有明显的弊端。其一，它把政治建设混同于文化建设，甚至于经济建设，模糊了政治与经济、文化的区别；其二，它把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发展等同于政治文明的发展，容易导致以经济的发展、文化的发展取代政治发展的倾向，使政治发展本身显得可有可无。

现在，江泽民确立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理论，克服了以往理论的偏差。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共同构成了我们党对社会文明体系认识的完整理论。

新民主主义理论的系统阐述篇10

一般而言，宗教观的内容主要包含3个方面：一是宗教本质观，即关于宗教的内在联系及其性质的观点；二是宗教价值观，即关于宗教的社会功能、作用和意义的观点；三是宗教历史观，即关于宗教的起源、演化及其规律的观点。19世纪中叶，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和方法，阐述了宗教的本质、根源、作用和演化规律，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后来列宁又进一步论述了宗教的社会根源和社会作用，以及无产阶级政党对待宗教的态度，普列汉诺夫等人也对宗教有所论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中国共产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和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过程中，对宗教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观点，代表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发展的最新成果、最新阶段。鉴于这些观点是结合中国国情和宗教教情提出的与时俱进的创新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中国化的产物，我们姑且称之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概念与内涵的形成，是有其客观根据的

(一)宗教既有共性，也有个性。如基督教讲上帝创造世界、主宰世界，讲灵魂不灭，而早期佛教则是反对梵天(上帝)创造世界、主宰世界的，也有否定灵魂不灭论的倾向。又如，西方宗教一般强调人与神的对立、悬隔，而佛教则认为人与佛平等，人人都有佛性，都可成佛，道教也主张人可通过修炼成为神仙。由于东西方宗教义理特质的差别，难免导致人们对宗教的判断、论断的不同。这就要求人们在确立对宗教的根本观点时，要全面综合东西方宗教的特质，以揭示出宗教的普遍的本质、价值与演变规律。

(二)宗教在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情况，是有很大差别的。不同国家宗教与政治的关系不同、宗教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不同，信教者与不信教者，以及信仰不同宗教者之间的关系不同，人们对宗教的功能、作用的看法也就会有所不同。

(三)宗教是不断演化的。宗教在不同历史时期，会由于社会制度和社会关系的变化而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也会由于自身在发展过程中出现问题、矛盾而发生变化。随着社会制度的巨大历史变革，人们的宗教观念也要发生变革。宗教的演化，宗教观念的变革，要求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也要与时俱进。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经历了一个初步形成、曲折发展、不断充实和日臻完善的过程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初步形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大革命时期，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提出了反神权的斗争要服从反封建的思想；抗日战争时期，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了共产党人和宗教信徒建立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的重要主张。中国共产党还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际出发，制定了国统区、沦陷区和各抗日根据地等不同地区的宗教政策。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创了把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与中国宗教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道路。

新中国成立至50年代后期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全面形成时期，50年代后期至“”结束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被扭曲、冲击的时期。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肩负着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使命，其中也包括如何处理全国宗教问题的艰巨任务。、等人都亲自领导宗教工作，分别就佛教、基督教以及一般宗教问题发表了重要讲话，反复重申尊重和保护自由是中国共产党对宗教的基本政策，提出在宗教领域要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重要原则，同时还结合中国宗教的实际，就宗教的本质、作用、产生和存在根源、历史演变以及中国宗教的特点等问题，阐发了深刻而独到的见解。此外，1954年中共中央在《关于过去几年内党在少数民族中进行工作的主要经验总结》中提出的“宗教五性论”，即中国宗教的长期性、民族性、群众性、复杂性和国际性的论说，是中国宗教工作实践经验的总结，也构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重要内容。令人遗憾的是，1957年后，反斗争的扩大化，波及了宗教界。在1966至1976年的“”中，宗教更被视为“四旧”而被破除，宗教问题的正确理论和宗教工作的正确路线遭到了肆意践踏。

改革开放以来的二十多年，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由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到空前丰富、更趋完善的时期。针对“”对党的宗教政策的破坏，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专门研究了宗教问题，并于1982年3月形成了《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通称中央19号文件)。该文件全面系统地总结了建国以来宗教问题上的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经验和教训，阐明了宗教的性质、内涵、根源；中国宗教的现状、趋势；宗教问题与民族问题的关联；坚持独立自主原则与抵制境外敌对势力利用宗教进行渗透；处理宗教问题要反对和防止的倾向，以及处理一切宗教问题与贯彻执行宗教政策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等一系列的基本观点。这是一个纲领性的文献，是集中体现党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成熟的标志性文献。

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也非常重视宗教工作。强调“宗教问题是个大问题”；“民族宗教无小事”。1991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了《关于进一步做好宗教工作若干问题的通知》(通称中央6号文件)，全面阐明了改革开放形势下做好宗教工作的政策。中共中央、国务院还相继召开一系列全国性的宗教工作会议，根据国内外的复杂形势和中国宗教的现状、特点，着重探索如何处理宗教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如何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问题，并在总结新中国宗教工作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全面地阐述了“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命题，为中国宗教适应社会主义社会的协调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