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主主义社会经济十篇

新民主主义社会经济篇1

[关键词]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比较

1949年到1956年毛泽东和党中央规划并实施了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其中以1949年至1953年期间最为典型。这是一种“强计划”与“弱市场”相结合，以计划为主导的商品经济体制。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由于我们对社会主义的片面理解，我国建立起了高度集中完全排斥市场调节的计划经济体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开始重新重视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特别是邓小平南巡讲话和党的十四大破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基本经济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经过几年的努力，初步建立起了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基本手段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理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虽然是针对我国不同的历史阶段提出的，但二者都是建立在我国实行多种所有制基础上的，都强调国家对经济的管理与调控，都提出要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有很多的相似性。于是有人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对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的复归。因此，进行两种理论的比较，分析二者的异同，对于澄清模糊认识，借鉴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理论及其有益的实践经验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会有很大帮助。

一、关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

早在1947年12月，毛泽东就提出新民主主义经济要在国家主导之下发挥市场的作用，“容允自由贸易，但国民经济由我们操纵”。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作了这样的论述：“国内的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经济上必要的。但是在中国……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的存在和发展，不是如同资本主义国家那样不受限制、任其泛滥的，也不是如同东欧各新民主主义国家那样被限制和缩小的非常大，而是中国型的。”毛泽东的这一思想体现在了《共同纲领》中：“在国家统一计划内实行国内贸易的自由。”同时，毛泽东认为，国家主导并非政府控制一切经济活动，1948年9月，他在修改一份关于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文件时写道：“国民经济的组织性与计划性必须严格地限制在可能的与必要的限度以内，并且必须是逐步地去加以实现，而决不能超出这个限度，决不能实行全部的或过高程度与过大范围的计划经济。”(在这里，他将“经济计划”与“计划经济”严格地区分开来)建国以后，他提出，“除盐外，适当划分范围，不要垄断一切。只能控制几种主要商品(粮、布、油、煤)的一定数量，例如粮食的三分之一等。”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在实践中采取了直接计划、间接计划、市场调节相结合多样化的经济管理形式。对国营企业实行了直接计划，即国家直接管理企业的产供销、人财物；对合作社和部分私营企业实行了间接计划，即通过实行有关的经济政策，确立利润和收益，推行订立合同，采取加工订货、通过包销、经销代销等经济措施，把他们的经济活动引导到国家计划的轨道；对部分私营、手工业、社员个体经营实行市场调节，但国家通过各项经济政策，如价格、税收、信贷和经济手段如预购合同对其加以调控，使其经济活动按照国家计划方向运转。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开始对计划与市场的关系进行新的探索。党的十二大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有计划商品经济”，十三大提出“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十三届四中全会提出“建立适应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的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党的十四大根据邓小平关于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本质区别的论断，明确提出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我们党在认识和处理计划与市场问题上的一个重大的突破，江泽民在十四大报告中指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确定什么样的目标模式，是关系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一个重大问题。这个问题的核心，是正确认识和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之后，他又进一步指出：“要使我国经济富有活力和效率，必须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同时要看到，市场也存在着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的一面，国家必须对市场活动加以正确的指导和调控。”“国家宏观调控和市场机制的作用，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本质要求，二者是统一的，是相辅相成的、相互促进的。”江泽民的这些论述是对计划与市场有机统一的深刻阐述，不仅是我们所要确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本要求，也是新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的重要历史启示之所在。

从上述两种理论关于市场与计划的关系的论述可见，两种理论都认为：经济运行应当发挥市场机制的基本调节作用，但市场调节具有其自身的弱点和消极方面，应当强调政府对经济的调控的必要性。市场的自发性、盲目性，需要通过具有自觉性、事先性的计划来弥补，把计划和市场两者结合起来。另外，不论在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还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了保证国民经济在全社会范围内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集中必要的物力和财力进行重点建设，也需要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但是两种理论在计划与市场两者发挥作用的范围和结合的方式上，体现出差异。

第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范围和程度要比新民主主义经济大得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作用范围覆盖全社会，甚至要扩大到世界市场。不论什么经济成分，一切经济活动都要处于市场关系之中，所有企业作为市场主体都拥有商品生产经营的全部权力；而在新民主主义经济条件下，市场调节基本限于国内市场，而且被限制在一定的经济成分范围之内。国营经济基本上处于国家高度集中的直接的计划控制之下，流通领域的供销合作社、消费合作社，也实行集中统一的计划管理，合作社经济和部分私营经济处于半市场调节，只有部分私营、手工业、社员个体经营的市场调节发挥比较充分。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国营企业由国家直接经营，并不是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不能称之为完整意义上的企业，合作社经济、甚至部分私营经济生产经营权也是有限的。

第二，计划与市场的结合方式存在差异。新民主主义市场与计划的结合从横向看是在同一层面分别采取直接计划、间接计划、市场调节，带有“板块式、拼盘式”形式的结合，纵向看又是国家强有力的计划控制与市场调节的结合，而这种计划更多地带有微观计划的成分。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认为，市场与计划各有长短，计划长于宏观、短于微观，市场长于微观、短于宏观，计划发挥作用的范围是在宏观领域，市场发挥作用的范围是在微观领域，二者是一种优势互补、扬长避短的内在的有机结合。

二、关于政府调控手段

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理论将计划调节方式区别为以行政手段为主的直接计划调节和以经济手段为主的间接计划调节。直接计划调节主要适用于国营企业和供销合作社等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的部分。间接计划调节适用于在控制商品交换关系基础上对私人资本主义企业和小商品经济的计划管理。间接计划调节又分为两种手段：一种是对新民主主义经济存在的自由市场活动，以吞吐物资、调整货币流通量等经济手段进行间接调节，目的在于促进市场经济的良性运行，这时计划调节主要作用于宏观经济层面，自发的市场机制仍在起基础调节作用。另一种则借助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等方式实行，直接作用于微观经济层面，它以消除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作用为目的，此时基于供需状况并调节供需状况的自发的价格机制、竞争机制基本不再起作用。

江泽民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宏观调控应当以间接手段为主，更多地运用经济的和法律的办法”，“同时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间接调控就是以市场为媒介，建立以政府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经济的办法包括宏观经济计划、经济杠杆、财政金融和产业经济政策等。法律的办法是依靠一整套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配套的法律体系来规范市场主体的行为。江泽民认为，之所以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是鉴于在目前经济体制转换过程中，由于多种因素，经济和法律的办法的调节一时还难以完全到位，经济生活中出现的大量秩序混乱的问题是由于行政行为导致的，加之目前的管理体制也需要通过行政手段来保证经济手段正确、有效地实施，因此暂时还不能没有行政手段。

比较可见，在政府调控手段上虽然两者都有经济计划、经济杠杆、经济政策等手段，但各种手段的运用有所不同：

第一，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政府调控除了间接的宏观调控外，更多地采用了对微观经济层面直接的或直接色彩浓厚的控制。所采取的手段中行政手段占了主要的地位。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主要是宏观调控，主要运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经济手段调控的目的是合理确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搞好经济发展预测、总量控制、重大结构调整和生产力布局，按既定的社会经济发展目标的要求引导、调节企业在市场中的生产经营活动，保证和实现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行。这种手段是面向市场而不是直接面对企业的，政府部门一般不直接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的具体事务，其中：经济计划的重点是中长期计划和远景规划，它是宏观的计划而不是微观的计划，是指导性、预期性的计划而不是指令性计划；经济政策是以财政、货币、产业政策为主，更是一种宏观的、间接调控办法。而新民主主义经济较多使用的行政手段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则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采用，而且保持在必要的范围内。

第二，新民主主义经济由于调节经济活动的法律不健全，法律调控手段很少应用，代之的是直接的行政手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制的经济，所有的生产经营活动都按照一套法规体系来运行，整个经济运行有一个比较健全的法制基础，按法律确定的权利、责任和义务关系，调整国家、企业、个人之间的经济关系，维护市场竞争的正常秩序。

第三，新民主主义政府的调控对于不同所有制所采取的调控手段不同，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宏观调控各种手段面向整个社会经济，各种所有制在宏观调控面前一律平等。

三、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理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异同的成因分析

第一，多种所有制的存在是建国初期采取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和现阶段采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共同原因。毛泽东认为，新民主主义社会是国营经济领导下的合作社经济、私营经济、个体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等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形态，国营经济与其它经济形态之间以及其它经济形态之间经济运行直接或间接地运用市场规律，采取商品经济形式。但由于新民主主义经济面临着向社会主义经济转变的历史使命，同时又需要完成建国后国家财政经济的恢复、实现国家的工业化、避免商品经济的盲目性和不法私营资本家的投机，必须建立强有力的国家对经济的计划管理，因此采取了“强计划”与“弱市场”相结合，以计划为主导的商品经济体制。计划与市场的这种结合方式，能够较好地贯彻“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四面八方”政策。与新民主主义经济相类似，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存在，产生了市场主体多元化，决策分散化，必然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而市场本身具有一定的缺陷，社会主义又要保证社会生产的按比例发展，实现全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保证社会公平，实现共同富裕，必须要健全和完善宏观调控体系。因此，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建立在政府宏观调控下，计划与市场内在有机结合，使市场发挥基础性作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第二，两个阶段面临的主要任务不同。新民主主义经济采取“强计划”与“弱市场”相结合的经济体制是与我国建国初期尽快恢复国民经济、优先发展重工业、实现工业化的战略相适应的。这个时期，我国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经济总量很小，社会经济结构和利益关系也比较简单，资金、物资、技术、资源紧缺，西方国家对我国进行了严密的经济封锁和禁运，这种强计划的经济体制安排发挥了政府替代市场的作用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有效地实现了资源和资本的集中，解决了资金、物资、技术、资源紧缺的难题，在较短的时期办成了主要依靠市场办不到或需要花很多时间和代价才能办到的事情，恢复了国民经济，奠定了重工业的基础，加快了落后大国的工业化进程。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任务是要实现经济的社会化、市场化和现代化，建国30多年国家经济总量增大，社会经济结构越来越多样化和复杂化，对外开放也不断扩大，原有的大一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越来越暴露出其在资源配置和企业运行中的弊端，不改革就没有出路。而市场经济是经济的社会化、市场化和现代化的必然形式。随着我们对社会主义经济仍然是商品经济认识的不断深化，从1984年起我国开始探索经济体制改革的道路，逐步向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迈进。

第三，对经济制度与经济体制关系的认识不同。新民主主义经济是为实现社会主义做准备的过渡性经济。由于毛泽东承袭了传统的计划经济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的认识，在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中更多地加强了计划的作用，特别对于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和半社会主义性质的流通领域的合作社经济采取了直接的计划控制方式，在国营企业实行了政企不分的国有国营的经营方式。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解放思想，打破传统习惯和主观偏见的束缚，认识到商品经济的发展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都是资源配置的手段，不是划分经济制度的标志，大胆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因此，两种理论对经济制度与经济体制关系的不同认识导致了两种相反的结果：建国初期短暂的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很快过渡到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改革开放以后，又对这一传统的计划经济进行了革命性的变革，建立起与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有共同点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第四，对于发展和壮大公有制经济的手段认识不同。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认为，新民主主义社会要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优先发展和壮大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营经济是重要的条件。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对国营经济采取了计划经济式的管理，对流通领域的合作社经济也基本如此。虽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也认为公有制为主体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必须始终保持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充分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但公有制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主导作用要通过公有制企业走向市场、自主经营，在与其它企业平等竞争中，不断提高其竞争力来实现。因此，在市场机制和国家宏观调控面前，各种所有制一律平等，没有所有制的高低之分。

新民主主义社会经济篇2

论文摘要：马克思主义认为，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并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形式和发展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在20世纪中国革命的进程中，毛泽东正确分析了世界历史状况和中国国情，提出中国只有经过新民主主义，才能最终走向社会主义。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对于经济文化落后国家选择适合自身的社会发展道路，对于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等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从近代中国和世界的实际出发，提出的关于中国社会发展道路问题的科学论断。然而长期以来，我国理论界对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的研究，缺乏从世界历史性的整体高度来进行考察，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较大缺憾。本文力图从世界历史的角度对新民主主义论的某些有益方面作些尝试，以求教于各位学仁。

一、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观的理论基础

1、马克思恩格斯的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理论，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理论基础。19世纪70年代以后，马克思恩格斯在研究俄国公社的发展道路问题时指出，由于俄国公社不是脱离现代世界而孤立存在的，它处在现代劳动环境和文化较高的时代.和资本主义生产所统治的世界市场联系在一起，如果俄国农村公社通过俄国革命能够在西方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得到及时帮助，实现先进文明成果和落后生产方的跨时空融合那么俄国就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实现社会制度的跨越。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提出俄国可以在农村公社的基础上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但他们关于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的思想是非常深刻的。那就是:在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东方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只要得到代表人类社会发展水平的先进文明成果的灌输、并运用这种成果对国内落后的生产方式进行根本改造，那么，它们就可以在世界历史的既有范围内实现社会制度的跨越。这是因为:随着巧世纪末以来世界历史的生成和发展.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不一定非要等到这种矛盾在某一国家发展到极端尖锐的地步。才导致这个国家内发生冲突。由广泛的国际交往所引起的同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的竞争，就足以使工业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产生类似的矛盾。也就是说，在世界历史时代，任何一个民族国家探讨适合自身的社会发展道路.不仅要从本国生产方式的实际出发，而且必须充分考虑到世界范围内生产方式的影响和制约。只有把两者结合起来，才能找到正确的社会发展道路。

2、列宁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理论，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又一理论基拙。20世纪初，列宁在研究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俄国的社会发展道路时指出，随着资本主义由自由向垄断阶段的发展，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成了绝对规律，帝国主义国家间的矛盾以及剥削民族和被剥削民族的矛盾构成了世界范围的主要矛盾，由此社会主义不能在所有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它将首先在一个或者几个国家内获得胜利。作为帝国主义“最薄弱环节”的俄国，资本主义虽然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由于资产阶级统治比较薄弱，各种社会矛盾十分尖锐。而无产阶级的组织程度和觉悟程度都比较高，因此可以首先爆发社会主义革命。在《论粮食税》中，列宁有一段十分精彩的论述:“德国和俄国在1918年最明显地分别体现了具体实现社会主义的两方面的条件:一方面是经济、生产、社会经济条件，另一方面是政治条件。’，乏针对第二国际的唯生产力者的论调，他深刻指出:“既然建立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虽然谁也说不出这个一定的‘文化水平’究竟是什么样的.因为这在各个西欧国家都是不同的)、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这是因为:虽然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运动决定社会发展的方向，但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和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也就是说，在特定的世界历史背景下，某一民族国家可以首先通过革命手段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然后通过经济建设和文化技术达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整体水平。

3、共产国际的民族和殖民地革命理论，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另一理论基础。十月革命胜利以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与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接近起来。共产国际二大明确指出，帝国主义战争把附属国的人民卷进了世界历史，全世界已经划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为数众多的被压迫民族，另一部分是少数几个拥有巨量财富和强大军事实力的压迫民族。虽然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只能是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但是在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帮助下，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的发展能够突破它们目前所处的阶段。即:“在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帮助下，落后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过渡到苏维埃制度，然后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共产国际三大指出，随着世界历史时代进人帝国主义时代，占世界人口的大多数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必将反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而且一定会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以后各个阶段起非常巨大的革命作用。1928年共产国际六大通过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革命运动》(提纲)中明确指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革命运动的一切基本问题，都同资本主义体系和社会主义体系之间的伟大的划时代的斗争有着直接的联系。’，逻这是因为:一战以后国际形势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内部结构的变化.使得“幅员广大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已变成了无法扑灭的革命群众运动的策源地”。也就是说，把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在探索社会发展道路时，必须把本国的民族民主革命同整个世界范围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结合起来，以便革命能够突破自身的发展阶段从而向更高的社会主义阶段迈进。

二、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基本内涵

1、新民主主义论提出中国革命是新式的民主主义革命。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由于西方列强的人侵，中国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由于中国特殊的历史国情，中华民族要赢得独立。中国社会要获得自主发展，首先必须推翻的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而不是一般的资本主义，正如毛泽东所说的，“我们现在干的是资产阶级性的民主主义的革命，我们所作的一切。不超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围。中共二大虽然将中国革命分为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步骤，但遗憾的是、二大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未能将两者的关系予以科学的阐述，却走上了“二次革命论”和“一次革命论”的歧途。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毛泽东多次指出，从中国发展的实际看，由于中国社会的基本特点，决定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而只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而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从整个世界的角度看，由于十月革命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时代。在这样的世界历史时代，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不再是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而属于新的范畴了;它不再是旧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而是新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即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了。这种革命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已经不能当作世界资本主义反革命战线的同盟军，而改变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战线的同盟军了。”因此，国内和国际两个方面的因素决定了中国革命“现在已不是一般的民主主义，而是中国式的、特殊的、新式的民主主义，而是新民主主义”。

2，新民主主义论提出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转变论。毛泽东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转变论，把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统一起来，正确说明了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他说:“中国革命不能不做两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第二步才是社会主义。而且第一步的时间是相当地长，决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成就的。我们不是空想家，我们不能离开当前的实际条件。’吻七大期间，他明确提出了先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主张。他指出:“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他提出要反对党内出现的民粹主义的思想倾向，反复强调新民主主义革命对于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他指出:“现在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我们共产党人根据自已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明确地知道，在中国的条件下，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除了国家自已的经济、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和合作社经济之外，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因此，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的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革命。第一阶段的民主革命的结果“是要建立以中国无产阶级为首领的中国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然后再“使之发展到第二阶段，以建立中国社会主义的社会”。 3、新民主主义论提出必须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科学论断。毛泽东认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目的，“就是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建立一个人民民主的共和国。”“它比起现在这种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状态是不相同的，跟将来的社会主义制度也不相同。甸948年9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着重探讨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重要性问题。他指出:我们的经济性质既不是“新资本主义”，也不是“农业社会主义”，而是“新民主主义经济”。“我们在经济上完成民族独立，还要一二十年时间。我们要努力发展经济，由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从当时中国社会的五种经济成分状况出发，阐明了中国只有实施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和政治制度，才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到将来的社会主义社会。’，。之后，在全国政协一届一次全体会议上制定和通过的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明确肯定新中国建立后将实施新民主主义的建国纲领。正如薄一波所指出的，中共中央决定在(共同纲领》中不写人社会主义的前途，既不是一时的疏忽，也不完全是出于策略的考虑，而是从当时的实际出发，为了避免急躁地把社会主义的前途当作新民主主义社会要实行的政策，避免发生“左”倾错误。。建国以后，毛泽东在不同的范围内多次强调，中国要进人社会主义，必须以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充分发展为前提和基础。他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指出:“我们的国家就是这样地稳步前进，经过战争，经过新民主主义的改革，而在将来，在国家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大为兴盛了以后，在各种条件具备了以后，在全国人民考虑成熟并在大家同意了以后，就可以从容地和妥善地走进社会主义的新时期。

三、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方法论价值

1、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形态的理论。马克思经典作家曾根据人类生产方式的演变，从世界历史发展的整体高度，把人类社会看成是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等几个依次更替的社会形态。但是，这里所讲的五种社会形态，是从世界历史性的高度得出的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历程，它不是也不可能是某一个国家在整个人类社会历史演进中的具体模式。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既没有脱离整个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也没有脱离中国发展的具体实际，而是中国特定的国情和世界特定的环境的有机结合的理论产物。从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来看，它属于从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向社会主义世界历史时代的过渡阶段;从中国社会的发展实际来看，它属于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跨越的过渡阶段。它既不完全属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范畴，也不完全属于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的范畴，而是兼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种社会制度的双重特征，是相对于中国特定的历史环境而言的一种特殊的社会形态。虽然新民主主义论多次提到它仅仅是一种过渡形态，但更多地是把它作为独立的社会形态.强调它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不同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对于我们如何从具体的角度认识马克思主义的人类社会形态理论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视角。

2、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为经济文化落后国家探索本国实际的发展道路指明了方向。如前所述，对于经济文化落后的民族国家如何走向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的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理论以及列宁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理论明确指出，某一民族国家在一定的历史时刻选择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取决于该民族国家的自身历史条件和所处的特定历史环境。然而.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国理论界对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理解，往往注意的是对中国历史国情的分析，而忽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发展状况对中国选择社会发展道路的内在制约性，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缺憾。其实，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十分注重把中国作为世界历史发展有机整体的一个部分，突出强调十月革命造成的世界历史发展新趋势对中国社会发展道路选择的影响作用，自始至终把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与世界革命的发展形势结合起来。可以说，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既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世界历史发展趋势的准确把握，又是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在世界历史发展进程社会发展道路的科学选择。它对于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如何在当今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中选取适合自身的社会发展道路，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如何正确处理和解决“后发展”问题具有重要的方法论启示作用。

新民主主义社会经济篇3

一、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内涵及意义

（一）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内涵

1943年抗战期间，毛泽东第一次正式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个科学概念，构筑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框架，创立了新民主主义理论。新民主主义理论阐述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家开展什么样的革命、以及怎么开展革命的问题，解释了革命的性质、对象、前途等。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前途并不是建立资本主义共和国，而是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毛泽东指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家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只有经过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形态，即相当长的而不是短暂的历史阶段，做许多的准备工作，才能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这一相对独立的社会形态即新民主主义社会形态。

（二）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意义

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革命的实践中，科学地概括和总结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创立了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对中国共产党人寻找符合中国实际，有利于中国社会健康发展的新道路，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内涵及意义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内涵

1982年，在党的十二大上邓小平首次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其内涵来说，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科学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的继承与发展，是集道路、理论、制度为一体的已付诸实践的一个新的社会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内涵丰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其理论基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党中央基于现代中国的基本国情而作出的科学论断。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意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坚持、发展和继承、创新的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既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又在当时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挥了主导作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引领我们党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映了中国社会生产力和经济文化发展的水平、特点和要求，是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

三、新民主主义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之间的联系

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阐述，涵盖了新民主主义政治结构、经济结构和文化结构，孕育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和文化体制，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建设提供了重要内容、奠定了理论基石。

（一）政治上的关联

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实行的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革命阶段联合专政。在国家的基本制度上采用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会议制度、政治协商和多党合作制度，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基础上，依法治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就要坚持和完善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发扬民主、健全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两者都强调无产阶级及党的领导作用，明确人民的主体地位，发展人民民主政治。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提到的“人民代表大会”，就是今天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原生态雏形。当时，中央还就代表的直接选举、间接选举、代表任期问题提出了建议，从中可以看到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由来和历史发展脉络，这项制度也是现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政治制度。

（二）经济上的关联

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是依据中国极端落后的经济状况，采取了与之相适应的五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混合经济。其中，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占主导地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虽然两者的经济制度在构成成分、性质等方面已有较大不同，但是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平等竞争、相互促进的思想是一样的。

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理论有两个主要来源，一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先决条件的思想。马克思曾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二是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即从纯粹的公有制经济退回到实行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制度。其实质是利用资本主义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和方式。

探索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理论的来源，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在现阶段，我国要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

（三）文化上的关联

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

毛泽东提出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建设应本着从民族的、科学的、大众入手寻求路径。“民族的”是指在不同民族文化之间寻找文化交融的方式，既要保持自己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又要对世界优秀民族文化做到兼容并蓄。“科学的”是指应以科学的态度正视历史，主张实事求是，反对一切封建迷信思想，反对统治阶级腐朽的文化，发挥科学的、优良的中国传统文化。“大众的”是指文化传播的载体“文字”“言语”要接近群众、切实反映群众的需要。

新民主主义社会经济篇4

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理论产物。在实践中，由于主客观的诸多原因，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发生了嬗变。本文将试从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内容出发探讨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在实践中发生的嬗变及其原因，以期为我国现阶段改革提供经验启示。

一、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主要内容

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是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必然性;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新民主主义社会性质等方面的理论认识。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主要内容包括。

1.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的必然性

根据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要适合生产力发展要求才能推动生产力发展关系原理，要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重要原因是旧中国的生产力非常落后，在旧中国的废墟上建立的经济是非常孱弱的，尤其是重工业基础相当薄弱，建国初期我们几乎没有可以凭以立足的重工业产业，大部分都是农业、手工业以及家庭式的小作坊工业。在这种经济基础上，要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几乎是不可能的。与此同时，通过新中国的建立，我们肃清了大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以及地主阶级对经济的掠夺破坏，使建立新的国民经济体系成为可能。因此，新中国必须要经过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鼓励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为社会主义社会提供物质基础，以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

2.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纲领

早在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就明确提出了建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目标，论述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纲领。关于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1]。在这个共和国中，采取人民代表大会制的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作为新民主主义政权的构成形式。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就是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并使之居于主导地位;没收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农民，实行“耕者有其田”;实行“节制资本”。关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毛泽东曾指出新文化是反映新政治和新经济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既不是资产阶级文化，也不是完全的无产阶级文化，而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3.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性质

新民主主义社会中既存在资本主义因素，也存在社会主义因素，它的阶级基础和政权结构中不仅包括农民阶级、工人阶级而且还包括资本主义性质的民族资产阶级。但是，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文化都是处在工人阶级领导下，也就是说社会主义因素居于主导地位，然而因为各种社会主义因素尚处在未完全发展的状态，所以新民主主义社会是能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过渡性质的社会形态。同时，毛泽东认为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一定历史时期的形式，因而是过渡的形式，但是不可移易的必要的形式”[2]675，而且“时间是相当地长”[2]684。

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具有理论指导性和现实可行性。在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指导下，通过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到1952年底，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在全国范围内基本建立和巩固起来，各项建设事业都呈现出勃勃生机。

二、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实践嬗变

1952年下半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思想发生了新的变化，逐渐放弃了原来主张的“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的战略构想，选择了一条直接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渡道路。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实践嬗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存在时限的论述的变化

七届二中全会前后，毛泽东多次讲到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间问题，分别说要十五年、二十年或是三十年。毛泽东认为，新民主主义社会要经历长久的时期， 新民主主义“决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成就的”[2]684“革命的转变，那是将来的事……何时转变，应以是否具备了转变的条件为标准，时间会要相当地长。不到具备了政治上经济上一切应有的条件之时……不应当轻易谈转变。”[2]160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是强调在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一段时间后即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得到一定发展后，一举进入社会主义，可以说要坚持的时间是不短的。但是在毛泽东访苏返回北京后随即召开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毛泽东提出要10-15年就基本完成社会主义，而不是10年以后才过渡到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实际的时间是四年，把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间大大缩短。

2.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工作重心的变化

1949年6月，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提到建国后应该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完成资本主义国家在资本主义阶段实现的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也说过“中心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这是一切工作的重点所在。”但是后来，1953年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后，虽然也是坚持“一体两翼”即强调实现工业化为“主体”、对农业和手工业的改造为“两翼”，但是在实际工作中，从中央到地方都把尽快实现社会主义改造、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作为了工作重点。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给人们的客观印象就是淡化了经济建设的工作重心。

3.关于对待资本主义态度的变化

早在1945年，毛泽东就在《论联合政府》中提到“自由发展那些不是‘操纵国民生计’而是有益于国民生计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保障一切正当的私有财产。”[3]1058其后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他又提到“为了使落后的经济地位提高一步，中国必须利用一切于国计民生有利而不是有害的城乡资本主义因素。”[4]1479可以看出，早期毛泽东对资本主义经济是采取保留态度，即可以允许资本主义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发展。但是后来，在七届六中全会上，他提出“使资本主义和小生产灭绝”，主张要消灭资本主义经济，和原先的保留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思想发生了背离。毛泽东思想的变化是当时党内大多数人对待资本主义态度的一个缩影，说明当时党内对待资本主义态度已经发生转变，由原先的允许支持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转向消灭资本主义经济，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

三、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实践嬗变的原因

1.客观原因分析

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在实践中的放弃有其合理性，受其所处时代的大环境背景下的客观原因的影响，我们要从国内环境和国际背景两个方面来把握。

一是扩大工业化的客观要求。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国民经济恢复任务的完成，毛泽东意识到我国正面临着发展国防工业及重工业的首要任务，在冷战局势下，我国要自强自立就必须建立自己独立的国防和重工业体系。中国是一个重工业基础薄弱的国家，要建立独立完整的重工业体系完成国家工业化必须先把全国的人力物力集中起来举全国之力以图之，而当时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工业体系并不具备这个能力，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存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重工业及国防工业的发展。因此，搞合作化、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解决这一矛盾的必然选择。

二是国际形势的发展以及苏联的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整个世界逐渐形成了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对立的政治格局。作为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我国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确定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即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方，新中国成立后的各项恢复、重建工作也依靠了苏联的援助，但是由于在新民主主义社会允许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存在，苏联方面始终认为中国实行的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斯大林认为毛泽东要做“第二个铁托”，访苏的经历使毛泽东意识到必须尽快过渡到社会主义才能获得苏联的承认与援助，加之当时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萧条，唯有社会主义苏联经济形势一片大好，更让毛泽东坚定了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信念。

2.主观原因分析

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被放弃也有其主观因素的影响，主要是理论本身的不成熟。虽然毛泽东认为新民主主义社会是必须要存在的过渡阶段并且完整表述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但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中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具体条件、步骤、方法、时间界限等概念都模糊不清，特别是对于通过何种方式过渡到社会主义、如何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如何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等问题都没有成熟的解决方案。而且，毛泽东曾强调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是党的中心任务，然而同时他又预言在民主革命胜利并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就是国内的基本矛盾，可以看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并不匹配。我们知道一个理论能够坚持下去并始终焕发生命力那么它一定要有明确理论界定，不会存在模糊概念，但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中并没有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具体的准确论述，没有对中国社会基本矛盾和主要任务做出正确分析，没有把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形态明确固定下来，使得在实践中很容易产生意见分歧，给具体工作的开展带来困难，从而极易发生放弃。

新民主主义社会经济篇5

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基本内容包括公有制经济主导的五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制度、无产阶级领导的各革命阶级联合的政治架构、马克思主义指导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范式、社会主义导向的过渡性质的社会形态四个方面，这四个要素的有机结合，搭建起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体系架构，为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成为完整的理论体系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

新民主主义社会;经济制度;政治架构;文化范式;社会形态

“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到底是不是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这个问题在学界是有争论的。其实，要看一个理论有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最基本的还是看它有没有形成若干基本观点，这些基本观点有没有共同搭建起一个体系架构。对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而言，作为“社会”理论，首先看它有没有解决这个社会的经济制度、政治架构和文化范式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有没有解决自身的基本属性问题，也就是“社会形态”问题。本文试对这些问题展开探讨。中国共产党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着眼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国情，从中国社会的客观实际出发，植根于革命根据地治国理政的伟大实践之中来正确认识中国社会，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在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制度、政治架构、文化范式和社会形态等方面作了积极而有益的探索。

一、公有制经济主导的五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制度

经济制度是指一定历史发展阶段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是一定的国家为了满足在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发展要求，建立并维护的经济秩序，也是一定社会中具有总体性和本质性特征的经济运行方式。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认为，实践证明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走不通，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础上，中国的经济文化十分落后，不可能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只能实行新民主主义的即公有制经济主导的五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制度。指出:“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加上私人资本主义，加上个体经济，加上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就是人民共和国的几种主要的经济成分，这些就构成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

［1］1433“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2］825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认为，在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情况下，各种经济成分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同的，发展趋向也是不同的。指出:“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性质，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3］671这是由新民主主义的历史使命即最终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决定的。国营经济是国家所有、国家经营的经济形式，一部分由没收官僚资本而来，一部分由国家投资兴建而来，新民主主义国家控制了国营经济，就控制了国民经济的命脉。国营经济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发展趋势，它要为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奠定必要的物质基础，所以国家会集中力量加速其发展，它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也会越来越大。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中，国营经济的发展及其对国民经济的领导，是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在政治上获得解放的经济表现，也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的经济表现。“合作社经济为半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为整个人民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4］8它是集体所有、集体经营的经济形式，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中，合作社采取多种形式，按门类可划分为供销合作社、生产合作社、消费合作社等，按行业可划分为农业合作社、手工业合作社、商业合作社等，按合作化程度可划分为初级合作社、中级合作社、高级合作社等。合作化程度越高，表明越接近社会主义性质。发展合作社经济是培养广大人民群众的集体习惯和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途径，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重要环节和途径。在新民主主义的各种经济成分中，国营经济和合作社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公有制成分，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发挥主导作用，它们是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主要依靠力量，也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各革命阶级联合的经济基础和主要依靠力量，所以它们在新民主主义经济结构中是上升的力量。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国营经济的力量还很有限”，“合作经济还不发展”，由于“战争与人民的各方面的需要”，“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是必然的，在一定限度内还是必要的”［5］39。它为迅速恢复战争创伤、活跃市场、繁荣经济、解决就业等，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国家允许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存在和一定程度的发展，就是要尽可能地发挥其积极性，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大众服务。但是，资本主义的本性是尽可能大地追逐剩余价值，资本主义几百年的实践证明，资本主义在创造了巨大社会财富的同时也创造了无穷无尽的罪恶，诚如马克思所说:“资本来到世间，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6］871

所以它这种唯利是图的劣根性又决定了在无产阶级领导的条件下，“不能放任其发展，必须在一定程度内加以管理和监督，加以限制”［7］517。充分利用其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一面，对于其不利于国计民生的一面则加以削弱，最终方向是淘汰出市场。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中，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直接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成分同资本主义成分联系或合作的经济”，因此，“它还不是社会主义经济而是一种过渡的经济形态”［8］505，它是国家对私人资本主义利用、限制和改造的主要形式，也是国家对私人资本主义进行有效监督和管理，保证其向着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方向发展的重要手段，因而是一种重要的经济形式，在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国家资本主义可以分为低级形式和高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低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包括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经销代销等形式，高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主要是指公私合营。在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国家资本主义会由低级向高级逐步发展，为进入社会主义创造条件。个体经济———包括个体农业、个体手工业，也包括个体商业，是一种落后的生产方式，由于历史的惯性，主要是由于我国极端落后的生产力水平，个体经济在我国的存在将是必然的、长期的。大海般的个体经济在我国特别是广大农村地区顽强地存在着，自发地发生发展着，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现实，是客观经济规律的表现。但是，个体经济不是社会的发展方向，指出:“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百分之九十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是可能和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的，任其自流的观点是错误的。”［1］1432

通过合作化的途径可以逐步实现个体经济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变为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经济。随着合作化运动的开展和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它是逐渐走向没落的，但是这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个体经济和合作社经济将经历一个共同存在和发展的时期。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中，在“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方针下，发展国营经济，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利用、限制与改造资本主义经济，通过合作社经济适当引导个体经济，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制度。新民主主义社会建立后，中心任务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动员一切力量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实行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制度，可以优势互补，最大限度地发挥合力，促进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新民主主义社会实行公有制经济主导的五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制度，并不是说它们之间没有矛盾，实际上，多种经济成分并存营造了一个竞争的环境———这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推进剂，不管它们各自的发展方向是上升的还是没落的，客观上都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新中国成立后，在战争尚在进行、西方敌对势力封锁包围的环境下，仅仅用了三年时间就迅速医治了战争创伤，恢复了国民经济，不能不说得益于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制度的成功实践。

二、无产阶级领导的各革命阶级联合的政治架构

政治架构是指一个国家赖以建立和运行的政治层面的设计和安排，是一个国家的政治上层建筑。和其他社会相比，新民主主义社会拥有体现自身特点和性质的异质性政治架构，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各革命阶级联合的政治架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为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而奋斗。”［9］565而“中国共产党是我们国家的领导核心”［10］392。新民主主义国家实行无产阶级领导的各革命阶级联合，就是人民民主，这个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残酷统治，是中国人民实现自身解放、成为国家的主人、掌握自己命运的标志。人民民主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是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既与欧美资产阶级有本质区别，也不同于苏联单一的无产阶级。曾说过，当时世界上有三类国家体制，即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几个革命阶级联合。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到底采取哪种国家体制呢?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取得了胜利，不可能把胜利果实拱手让给资产阶级，还“因为中国是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所以，“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外国有的，中国不能有”，“唯一的道路，是经过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1］1471。那么，要不要学习无产阶级的苏联呢?这要根据中国的社会现实来决定。

指出:“中国现阶段的历史将形成中国现阶段的制度，在一个长时期中，将产生一个对于我们是完全必要和完全合理同时又区别于俄国制度的特殊形态，即几个民主阶级联盟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形态和政权形态。”［11］1062无产阶级的苏维埃共和国“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中，还不适用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因此，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在一定历史时期中所采取的国家形式，只能是第三种形式，这就是所谓新民主主义共和国”［3］675。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是“真正适合中国人口中最大多数的要求的国家制度”［11］1056。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是民主政治，这种民主“既非旧式的民主，又还非社会主义的民主，而是合乎现在中国国情的新民主主义”［3］733。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中，凡是参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为新中国的缔造作出了贡献的各个阶级，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都享有一定的民利，在这个政权中都占有一定的地位。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中，各革命阶级分工合作，各得其所，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工人做工，农民种地，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经营自己的事业。总之，在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和国家中，可以“保障广大人民能够自由发展其在共同生活中的个性”［11］1058，在宽松的民主政治的氛围中，在国家政策和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各民主阶级可以自由地发展自己的事业。当然，各革命阶级的联合并不意味着他们在国家政权中的地位是相同的，必须有一个领导阶级，这个领导阶级就是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的先进性决定了无产阶级的革命领导权，革命领导权决定了革命胜利后国家政权的领导权。所以，强调说，新民主主义国家是一个“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的民主共和国”［3］675。

工农群众占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都是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剥削和压迫的阶级，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相似的政治和经济地位决定了这两个阶级拥有最多的共同语言，也决定了这两个阶级在革命中自然而然地结成同盟。新民主主义的阶级观认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离不开先进的工人阶级的领导，也同样离不开农民阶级这个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只要工人和农民结成巩固的联盟，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有了保证。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不管形势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两个阶级始终并肩战斗。在革命胜利以后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中，同样离不开巩固的工农联盟，工农联盟是革命的主力军，也是人民民主的中坚力量和社会建设的主力军。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中，只有保证工农阶级的国家和社会主人翁的地位，充分发挥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和献身建设新社会的政治热情，才能巩固胜利果实，迅速恢复被战争破坏的国民经济，较快地发展社会生产力，为进入社会主义奠定基础。小资产阶级包括手工业者、小商人、作坊主、自由职业者等。在旧中国，大部分知识分子的经济收入、社会地位、社会心理等和小资产阶级相似，是小资产阶级的一部分。小资产阶级或者由工人、农民上升而来，或者由民族资产阶级下降而来，和其他阶级都有着广泛而密切的联系，他们的社会地位介于工农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是整个社会的中间阶级，他们的思想既受到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的影响，也受到民族资产阶级的影响，甚至还受到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一定影响，是其他阶级争取的对象。

小资产阶级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其他阶级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他们的生产和经营对于扩大就业、增加产品供应、活跃市场、改善人民生活发挥着重要作用。在长期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小资产阶级接受无产阶级的领导，并且没有离开过革命阵营，他们在新民主主义政权中理所当然应占有一席之地。新民主主义的阶级观认为，民族资产阶级是个剥削阶级，但是，他们并不是中国革命的对象，而是中国人民革命统一战线的有机组成部分，这是由中国特殊的国情和这个阶级在中国社会中的特殊地位、在中国革命中的特殊表现决定的。在长期的中国革命过程中，民族资产阶级的大多数大部分时间都是同情和参加革命的，至少是保持中立，他们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为新中国的建立也作出了一定贡献。新中国成立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在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所以，要允许民族资产阶级继续存在，这在政治上、经济上都具有不可揆度的作用。保留资本主义经济，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发展，是有一些剥削，但是可以换来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是符合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中国共产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和平赎买的社会主义改造，是经济层面上社会发展的需要，并不剥夺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权利，他们中的大多数都被改造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在中国，每个阶级在政治上都有其利益代表，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就是各派。新民主主义的统一战线理论认为，中国共产党和无产阶级如何对待其他各民主阶级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对待各派的问题。各派是在近代中国的社会发展过程中历史地形成的，他们与中国共产党有着长期合作、共同奋斗的历史，进入和平建设时期，他们还要发挥自己的特殊作用。因此，“中国在整个新民主主义制度期间，不可能、因此就不应该是一个阶级和一党独占政府机构的制度”［11］1062。

不但如此，派不是一个暂时的历史现象，在整个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时期，派都有长期存在的必要性。新民主主义社会实行无产阶级领导的各革命阶级联合，具体到政党制度上，必然要求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必然要求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基本方针，这是我国政治制度的一个特点和优点。此外，为保证各阶级、各党派、各民族的民利，还要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基本政治制度。新民主主义政治理论认为，人民民主是人民民主和人民的有机统一。只有彻底实行人民民主，保证广大人民群众的民主自由权利，才能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从而有效实行人民。人民，通俗地说就是专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政。在旧中国，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是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新中国成立后，这“三座大山”仍然是中国人民的对象。这是因为，帝国主义势力虽然被驱逐出中国，但是仍然对我们封锁包围，虎视眈眈，伺机颠覆。封建主义的遗毒，特别是在思想观念方面的遗毒，不是在短时期内就能肃清的。反动派虽然被打败，但是遗留在大陆的敌特分子、政治土匪不断搞破坏活动，时刻威胁着新生的人民政权，退踞台湾的集团仍然企图。所以，新民主主义国家同“三座大山”的斗争将是长期的，只有打破帝国主义势力的封锁包围，防止封建主义势力的死灰复燃，镇压反动势力的反攻倒算，亦即彻底实行人民，才能真正保障人民民主。总之，只有真正建立起新民主主义的无产阶级领导的各革命阶级联合的政治架构，并保障其健康有序运行，才能巩固新中国的独立地位，捍卫领土和完整，最终实现国家的完全统一，才能保障人民的民利，维护来之不易的和平局面，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为向社会主义过渡奠定基础。

三、马克思主义指导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范式

文化范式是指在某一特定的社会中主流意识形态的根本面貌和总的运行方式。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范式，就是马克思主义指导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范式，就是实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肃清买办的、封建的、法西斯的旧文化，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新文化，提高全国人民的文化水平，改变全国人民的文化面貌。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的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一切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在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这就是说，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3］663。

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理论认为，所谓民族的文化，首先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殖民和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文化。指出，我们的文化是革命的民族文化，近代以来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不仅是政治的、经济的侵略，还有文化的侵略，民族的文化革命是近代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重要内容，我们不但要把帝国主义的政治势力、经济势力驱逐出中国，还要荡涤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帝国主义人的买办文化，用民族的文化占领中国人民的思想阵地。其次，民族的文化要有中国自己的特点和风格。指出:“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新文化。”［3］707我们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先进文化的过程中，要通过一定的转换形式，把晦涩难懂的马克思主义用生动活泼的、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形式表现出来，赋予其中国的特点和风格，“只有适合中国民族的实际和特点的形式，才能使新文化的内容为中国人民所理解和接受，才能使新文化扎根于中国的土地而得以生长和繁荣起来”［12］。再次，民族的文化是指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先进文化，并不意味着背叛自己的本土文化，我们在剔除封建遗毒和糟粕的基础上，还要注意把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文化和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起来，取长补短，有机融合，造就新民主主义的新文化。最后，民族的文化不是崇洋的文化，但也不是盲目排外的狭隘的民族主义文化，它在强调自己民族的风格和特色的同时，还主张博采众长，充分吸收借鉴世界的先进文明成果，“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3］706，不但包括别的民族的社会主义文化，还包括资本主义世界的能够为我所用的进步的东西，也包括西方古代文明的精华。对于外来的东西，我们要批判地吸收，决不能照单全收，生吞活剥。

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理论认为，所谓科学的文化，是指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客观真理的文化。我国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封建宗法思想、宗教迷信思想对广大人民群众的腐蚀很深，这也是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根源之一。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努力学习现代科学文化知识，用辩证唯物主义、科学无神论武装人们的头脑，把广大人民群众从落后愚昧中解放出来，改造成为具有科学理念、理性思维和先进文化的新人。科学的文化，还是主张实事求是、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文化。这就要求我们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从教条主义、主观主义的窠臼中解放出来，理论联系实际，致力于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就要求我们抱着有的放矢的态度，为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结合起来，有目的地去研究、学习马克思主义，从中找到解决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每一问题根据详细的材料加以具体的分析，然后引出科学的结论来。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理论认为，一定的文化是为一定的阶级服务的。所谓大众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要有鲜明的阶级立场，要站在占全民族绝大多数的人民群众的立场上，代表和维护他们的利益，为他们服务，而不是站在剥削阶级的立场上，代表和维护剥削阶级的利益。大众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先进文化不仅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还要使这种文化走进人民群众的生活，用这种文化教育人民群众，使它逐渐成为人民群众自己的文化。为了真正实现这个目的，就“要把教育革命干部的知识和教育革命大众的知识在程度上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结起来，把提高和普及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结起来”［3］708。革命的文化工作者应当深入生活，接近民众，及时准确地反映广大民众的要求和愿望。同时，在新民主主义文化传播的过程中，必须采取为群众所喜闻乐见的形式，使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新民主主义文化和人民大众相结合的目标。大众的文化也是民主的文化，亦即这种文化是反封建、反专制、反独裁的文化，是传播民主精神、发扬民主作风、构建民主政治、普及民主生活的文化。

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理论认为，在一定的文化范式下必定有一个与其相适应的文化核心作为指导思想，其他的文化属性都是以其为前提和基础的，这个文化核心就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的科学体系，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会迷失正确的航向。所以，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必须自觉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划清与形形的各种“主义”的界限，才能真正成为先进文化。在新民主主义时代的中国，它不但包括马克思恩格斯首创的马克思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俄国化重要理论成果的列宁主义，还包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理论成果———思想。

四、社会主义导向的过渡性质的社会形态

社会形态是一定历史阶段的生产力基础上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统一体，亦即一定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的统一体，是一定社会的具体存在形式。一种社会属不属于社会形态的范畴，要看它有没有自己的经济基础，以及与其对应的上层建筑。通过上述分析我们知道，在新民主主义社会，公有制经济主导的五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制度构成了这个社会的经济基础;无产阶级领导的各革命阶级联合的政治架构构成了这个社会的政治上层建筑;马克思主义指导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范式构成了这个社会的思想上层建筑。新民主主义社会是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础上建立的一种社会形态，是中国特定的社会发展阶段的独特的具体存在形式，它不是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意义上的社会形态，而是特指在我国独特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情下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必由之路，是历史决定性和主体选择性、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和特殊形式的辩证统一。

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认为，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一种社会主义导向的过渡性质的社会形态。首先，它作为一种社会形态而存在。社会形态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统一体，所以判断一个社会是不是社会形态，不能以它的存续时间长短为标准，也不能以它是否具有过渡性质为标准，而是看它有没有自己的有显著特征的经济基础及相应的上层建筑，或者说是否具有自己显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特征。新民主主义社会具有资本主义因素，但有别于资本主义社会，具有社会主义因素，也有别于社会主义社会，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亦有质的不同，“非资非社非封建”是它的基本属性，所以只有将其视为一种社会形态才能作出符合逻辑的解释。其次，它具有显著的过渡性特征。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中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基础上走向社会主义必经的社会发展阶段。指出:“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11］1060新民主主义社会既遗留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痕迹，又孕育着社会主义社会的因素，既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又具有动态的过渡性，它的历史使命是为向社会主义过渡创造条件，并最终完成这种过渡。指出，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是一定历史时期的形式，因而是过渡的形式”［3］675，“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8］548。也说:“集中地说，我国新民主主义建设时期，就是逐步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13］255

中共中央的正式文献也指出:“中国革命第一阶段的任务胜利完成后建立起来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一个过渡性质的社会。”［8］695既然具有过渡性质，就决定了其存续时间的“短暂性”，就不会像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等独立的社会形态那样经历很长的历史时期，也不像这些社会形态那样，在建立了自己的经济基础以后，还要为长久地存在下去作顽强的斗争，且迟迟不愿退出历史舞台。这种过渡性质的社会发挥着中介和桥梁的作用，它不准备持久地存在下去，一旦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就会采取“主动姿态”，自己终结自己。再次，这种过渡具有社会主义导向。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科学地回答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前途问题，亦即历史任务问题。它认为，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形态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逻辑产物，但绝不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终极前途，它的前途是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坚持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的有机统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是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伊始就明确确定了的，并且为此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中国共产党自身的性质和它的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也决定了新民主主义必然走向社会主义。所以，在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政权绝不会安于现状，停滞不前，而是积极创造条件，为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奠定基础，并最终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说，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改变这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之变成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社会。第二步使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3］666。这第二步就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历史任务，亦即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任务。旧中国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这样的基础上，不可能直接进入社会主义，只能“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稳步地由农业国进到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1］147。关于社会主义导向的过渡性，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要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前途是社会主义的美好图景，最终要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而不是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因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不同于社会主义革命，其胜利果实只能是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才能开始社会主义革命，从而为向社会主义过渡创造条件。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我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逻辑起点，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发展是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的一个必经阶段和历史环节。二是社会主义要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基础之上，在新中国经济文化极端落后的条件下，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任务是保护和利用一切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生产方式和组织形式，大力发展生产力，为向社会主义过渡铺设道路。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个过渡性质的社会，但也不是转瞬即逝的新旧社会之间的交替物，而是一个完整的社会过程，需要经历一个较长的时期，这是因为旧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太落后的缘故。要想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社会主义的基础，不经过一个较长时期的充分发展是不能想象的。早在1935年12月就认识到:“何时转变，应以是否具备了转变的条件为标准，时间会要相当地长。不到具备了政治上经济上一切应有的条件之时，不到转变对于全国最大多数人民有利而不是不利之时，不应当轻易谈转变。”［14］160

1950年6月，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中也说，我们的方针是要在将来“实行私营工业国有化和农业社会化”，但“这种时候还在很远的将来”，“我们的国家就是这样地稳步前进，经过战争，经过新民主主义的改革，而在将来，在国家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大为兴盛了以后，在各种条件具备了以后，在全国人民考虑成熟并在大家同意了以后，就可以从容地和妥善地走进社会主义的新时期”［15］80。刘少奇从巩固工农联盟的高度来强调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长期性。他在《关于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方针》中说:“过早地、过多地、没有准备地去采取社会主义的步骤”，必然会失掉、破坏工农联盟，使新民主主义政权走向失败。而唯一正确的道路，只有等到“建设国家工业的过程之后”，“只有在重工业大大发展并能生产大批农业机器之后”［16］430，才能考虑实行社会主义措施的问题。实际上，新民主主义社会在全国建立后，只存在了短短的七年时间，提前终结新民主主义社会只能说明实践和理论的脱节，并不影响新民主主义社会作为社会形态的规定性，亦不影响其发展长期性的属性。

综上所述，公有制经济主导的五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制度、无产阶级领导的各革命阶级联合的政治架构、马克思主义指导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范式、社会主义导向的过渡性质的社会形态这四个方面，观点清晰，内容丰富，构成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基本内容;同时，这四个要素的有机结合也搭建起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体系架构，使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成为完整的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的其他观点都是以此为基础引申或派生出来的，囿于篇幅所限，这个问题只能另文别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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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新民主主义社会经济篇6

关键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科学发展观； 民生经济观

中图分类号： F1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9973（2012）04-0008-05

党的十六大以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系统地提出并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再创新。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明确地将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作为践行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标志，创造了一整套的民生理论和民生实践。这既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要求相统一，又体现了这种基本要求在当代条件下的最新发展。据此笔者认为，与科学发展观的形成和贯彻落实相一致，一种崭新的民生经济观已经深深地融入到党的执政思想和治国方略之中，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重视民生问题是党指导思想的必然要求，是社会主义国家执政理念的本质内涵，成为检验党和政府路线、方针、政策成败的根本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共产党人同其他无产阶级政党不同的地方只是：一方面，在各国无产阶级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的不分民族的共同利益；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又说：“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活的劳动只是增殖已经积累起来的劳动的一种手段。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已经积累起来的劳动只是扩大丰富和提高工人的生活的一种手段。”[1]显然，在马、恩看来，共产党从她的创始起就以完全彻底、不分民族、不分国别、始终如一地为无产阶级谋利益，追求“扩大丰富和提高工人的生活”为奋斗目标。这可以看作是共产主义创始人对全体共产党人的立誓，无疑也是中国共产党人为之奋斗的宗旨和民生经济观最高准则。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人民大众的利益放在第一重要位置，并为之付出了不懈的努力。同时，用自己的实践反复证明，如何看待民生问题，归根到底是鉴别党的路线正确与否的分水岭和试金石，成为党执政治国思想创新的关键所在。

早在新中国建立初期，同志就指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2]“社会主义经济法则是发展生产，保障需要，这是主要的、基本的、是起领导作用的经济法则。”[3]正是在这种指导思想统领下，新生的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取得重大进展，成功地奠定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然而在后来的一段时间中，党内思想上出现了“左”的倾向，推行所谓“阶级斗争为纲”，以至于把“革命”和“生产”完全地对立起来，排斥发展经济、轻视民生水平提高，结果最终使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人民生活陷入历史性灾难之中。

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同志率领全党进行拨乱反正，坚定地走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小平同志指出，“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只有这样，才能标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4]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的要求。”[5]116 “只能是死路一条。”[5]370-371从邓小平理论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再到科学发展观，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即是一个坚定不移地追求民生水平提高的过程，也是一个在民生事业发展上不断取得进步和成就的过程。正如同志在建党八十周年庆祝大会上所总结的那样：“党的一切奋斗，归根到底都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不断改善人民生活。”[6] 实践证明，坚持从民生的视角认识社会主义的本质，认识社会主义的任务和政策导向，认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创新价值的核心所在，也是其得以成功发展的根本原因。

二、科学发展观对民生提高的深切关注，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新和最大创造，从而使其融入到党执政治国战略观的最高层面

在提出科学发展观的同时，党中央审时度势，逐步地树立了以保障和改善民生统领发展的指导思想，表明党在民生问题认识上的深切关注，并融入到执政治国战略观的最高层面中，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理论的一系列重大创新。

（一）提出“以人为本”的基本定位，并把它作为科学发展的整体出发点和核心要求，形成了科学发展与执政治国在实现民生目标上的有机统一

同志指出：“我们提出以人为本的根本含义，就是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立党为民、执政为民、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尊重社会发展规律与尊重人民的历史主体地位的一致性，坚持为崇高理想奋斗与最广大人民谋利益的一致性，坚持完成党的各项工作与实现人民利益的一致性，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显然，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是党的执政治国思想的根本性提升，也是党的新型民生观的最高定位，进一步明确了党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和保证人民利益真正实现的纲领性目标。这里提出的“三个一致性”，就是要更加深刻理解社会发展规律、党的崇高理想、各项工作任务在人民利益基础上的内在联系，确保科学发展与执政治国在坚持民生目标下的高度统一，说明党确立以人为本理念，始终如一地追求民生目标实现的历史价值和重大现实意义。

（二）把民生问题提升到“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的高度，使其成为表现社会发展成效的整体性概念，形成“大社会”与“小社会”在民生利益连结中的有机统一

指出：“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的，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这是体现民生追求的最新最高表述，也把实现全社会各种文明建设统一囊括入民生事业发展的总体要求之中。基于这种定位，同志又提出，在实际工作中做到“既要从‘大社会’着眼”，又要从‘小社会’着手”，强调把全社会和谐建设真正落实到“以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以对“重点”问题的解决推动社会各项建设的协调发展，实现人民群众共同富裕。可见，在党中央看来，重视民生问题和群众利益，不只是党和政府执政治国目标之要求，而且是社会各项事业发展的共同任务，也是贯穿“大社会”与“小社会”以及各项工作任务的根本纽带。从而，把民生目标深深地渗透于执政治国、各种文明建设和各项具体工作任务之中，在根本上保证了“大社会”与“小社会”的有机统一。

（三）提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着力把握和处理好各种利益关系，实现化解矛盾与社会和谐在人民利益基础上的有机统一

同志反复指出：“要坚持在全国人民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妥善协调各种具体的利益关系和内部矛盾，正确处理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当代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只有坚持统筹兼顾，协调处理好这些利益关系，我们才能真正处理好这样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的改革发展稳定问题。并且进一步指出，我们“要通过发展增加社会物质财富、不断改善人民生活，又要通过发展保障社会公平正义，不断促进社会和谐。”毫无疑问，社会和谐是社会民生和谐的内在要求，也是在和谐民生观指导下的各种民生关系和谐。真正的社会和谐必然是人民安居乐业，生活幸福的和谐，必然是群众利益关系协调、人民生活在公平正义环境中的和谐，必然是社会公共服务完善、经济社会及生态环境保持可持续状态的和谐。党和政府还一再告诉人们，我们面临的时代既是一个经济发展可以大有作用的战略机遇期，又是一个容易引发社会不安定的矛盾凸显期。追求民生水平提高，既可以顺应各族人民过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形成不失机遇抓发展和应对挑战破难题的有机统一，又成为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一系列战略实施的共同选择和最佳结合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迈向更高层次发展的必然所趋。

（四）把经济发展逐步扭转到“又好又快”的轨道，让人民在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中生产和生活，形成当展与未来发展在确保民生健康幸福中的有机统一

与科学民生观理性认识形成相统一，党中央在经济社会发展实际上，进行了一系列战略性调整，由追求“加速发展”，转变为“又快又好”，进而转变为“又好又快”，强调更加注重发展的质量和效益，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道路。按照“统筹兼顾”的要求，强调在经济社会各领域和全过程上转变发展方式，推进社会整体向“全面协调可持续”迈进。党和政府指出，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也是一个人均自然资源相对不足的国家，必须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同志还告诉人们：“可持续发展战略事关中华民族的长远发展，事关子孙后代的福祉，具有全局性、根本性、长期性。”所有这一切，都充分地显示了党和政府着眼于未来发展而定位于当代，在发展理念和战略选择中所提出的民生性要求。

综上所述，在当代中国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已不再是原先意义的一个局部性任务和一个方面或层次上的目标，而转变为涵盖经济发展整体目标的发展路线，所谓的“民生”也不再是狭隘意义上的“衣、食、住、行”概念，而转变为一个“大民生”和“全社会”的、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相统一、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综合性概念，上升到了主导乃至统领社会发展全局的“管总”地位。其不仅是面对新的时代条件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必然，又是现代化发展进入必须大幅度提升和优化民生状态或阶段的需要。从这个意义上说，十六大以来经济社会的最新发展，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实践的又一个阶段性再提升，已事实上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推进到一种新型的民生经济形态，标志着新时期党执政治国战略观上的又一高端化创新，亦即中国特色社会民生战略观的真正形成。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民生观，具有全面体现科学发展的崭新性能和时代特征，同历史上的诸多民生追求和主张具有本质区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生观，具有明显的全面体现党的十六大以来突出科学发展的新的时代性能。这就是要在坚持又好又快地发展经济的同时，实现民生创造性、民生享有性、民生和谐性、民生持续性的有机统一，不断提高民众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这是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经济观的根本特征。

（一）民生创造性

指民生供给能力，即支撑民生需求实现的经济实力和发展水平，它是构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经济的基础组成部分和物质保证。提高民生创造性，具有决定一切民生发展问题的影响力。同志指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关键是要抓好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和增强综合国力”。“在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强调发展的科学性，“不能离开发展这个主题”，不改变发展作为硬道理的本质决定性，只在于追求发展能够具有更加强劲的创新增长能力，能够更加朝着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方向迈进，更加充分体现民生供给实现的美满水平。大力提高科学技术水平，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是国家竞争力的核心。要大力提高原始创新能力、集成创新能力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加快提升创新发展能力和民生价值，从而打造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物质前提。

（二）民生享有性

是指民生项目的实现状况，表现民生需求的直接满足程度和实际获取水平，是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经济进步的标志性内涵。各种民生建设项目的具体实现，既是民生水平的直接表现，又是整个社会主义民生经济性能的有机组成部分。一方面，要把实现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6]作为公共服务的基本要求，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满足和提升人民群众的物质需要；另一方面加快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更好地保障人民的文化权益，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好更多的精神食粮。在政策导向上，要强化消费对经济拉动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促使消费率稳步提高，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同时要树立良好的社会风气，不断提高社会的文明程度，加快发展各项社会事业，完善和健全社会管理体系。要牢固树立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的观念意识，不断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与，实现内容广泛的人民当家作主。[6]总之，不断提高民生物质文化享有水平，持续强化人民的社会政治管理权利和影响力，不停顿地开创富民强国和民主进步的新局面，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经济的持久不懈之追求。

（三）民生和谐性

是指民生关系的协调状态，显示民生社会管理的优化状况和对矛盾的化解能力，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经济在社会群体之间的公平正义程度。社会和谐的基础是经济和谐，和谐局面开创的根本是要处理好各种经济关系。从国家的层面上讲，首先要处理好经济发展的战略关系，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其次应正确处理各种利益关系，诸如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部门与地方、部门与部门，局部与全局、当前与长远等；处理好不同人群之间的关系，坚持把改善人民生活作为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结合点，正确把握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现阶段群众的共同利益和不同群体的特殊利益的关系，统筹兼顾各方面群众的关切。在这诸多关系的处理上，关键是摆正党和政府同人民之间的位置。“只有我们把群众放在心上，群众才会把我们放在心上；只有我们把群众当亲人，群众才会把我们当亲人。”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真诚倾听群众呼声，真实反映群众愿望，真情关心群众疾苦，依法保障人民群众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项权益。[6]只要党群关系、政群关系、干群关系和谐，社会关系就会和谐，就没有什么矛盾不能化解，没有什么难题不能解决。简言之，创造民生的和谐性，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经济的题中之义，又是持久不断地推进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经济所必须。

（四）民生持续性

是指民生增长和提升的可持续条件，显示民生发展中的科学价值和长远水平，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经济的未来延伸和长久进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观指引下的经济，作为一种新型的民生经济形态，是一种统筹诸多方面的全方位可持续的经济。综合党和国家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其主要是实现五个方面的可持续：一是主体要素可持续，要十分珍惜人的生命，重视人才的价值，不断提升人的全面发展水平，处理好社会前进和人的素质全面优化的关系；二是资源条件的可持续，有计划开发和节约使用资源，发展循环经济，处理好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的关系；三是经济发展方式的可持续，不断提升科技创新能力，节能减排，优化生产的效率、效益，化解城乡矛盾，协调区域关系，处理好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四是社会性质的可持续，不断改进和创新社会治理模式，破解发展中新产生的难题，提升社会制度的优越性，处理好发展与稳定的关系；五是国际环境的可持续，倡导平等互利交往，争取国与国之间的包容性增长，创造一种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处理好国内发展与国际发展的关系。

简而言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生经济观，根源于党的指导思想和革命目标，依托现代生产力水平、反映新时代人本精神、体现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性质，具有特有的理想定位和丰富的现实内涵，旨在倡导和开创一种崭新的民生经济社会形态。民生创造性、民生享有性、民生和谐性、民生持续性，四位一体，相互依存、协调配合，体现新型民生经济发展中目标与过程、整体与局部、主观与客观、未来与现实的共生和相融，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经济发展的综合状态，标明其作为一种新型经济社会发展方式的全局性、深层次、现代化变革性质。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虽然以民生追求为目标、倡导民生均等的政治主张和社会形态并不少见，但是从本质上讲都无法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生观及其民生经济形态相比较。

小农经济民生均等性要求，在中国历史上可谓是根深蒂固，其最早可以追溯到儒家的庶民情结和平均主义观念。《论语》中说：“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不患穷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就讲述了民生的重要和庶民平均主义观念。经过几千年的演变，到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时，竞把“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作为革命的纲领性目标。毫无疑问，这种民生要求代表了劳动人民的利益和宿愿，但其作为小农生产和自然经济的产物，说到底只不过是一种善良的憧憬，根本不具有实现的历史条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经济没有多少共同之处，是根本不能同日而语的。

中国民主革命时期的民生主义，是孙中山先生所倡导的“三民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历史上曾产生过一定的进步作用。但这种民生主义反映的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即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重点在于揭露和批判封建专制主义，基本要求是“平均地权”、“节制资本”，最终目标是建立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生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迈向全面小康社会以及更高水平的要求，不仅在社会性质上同民主革命时的民生主义具有根本区别，而且在民生的内容和水平上也存在历史性的差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观所倡导的民生经济，首先是一个包括民生全方位目标和基本建设过程的“大民生”概念，涵盖民生经济的整体发展和全部内容；其次是把赶上世界中等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水平作为定位目标，是一种具有现代社会的高层次、高格调、高文明享有性的追求。

西方国家的福利主义，依托现代生产力的发展，重视民众社会福利保障，在加强民生需求供给方面无疑具有一定的进步性，而且它们在推行民生保障本身的一些做法上，也给我们的民生经济建设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但是从民生观的整体上看，它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观仍存在本质性差异。一是内涵定位不同。前者产生于应对经济危机时“刺激”经济发展的要求，是一种为调节经济发展的“政策”手段，常常是因现实而采取单个单项设计，并不具有整体经济性质和系统性要求；而后者根源于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追求，既是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又定位于经济发展的落脚点，具有出发点与落脚点始终对应的社会性质和整体规定性。二是对变革过程定位不同。前者主要体现在社会保障本身，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侧面和阶段性要求；而后者与科学发展观的总体要求相统一，主张在以人为本的统领下实行民生建设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一种贯穿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全方位、全过程的要求。三是社会本性不同。前者以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为总体要求，一切福利政策在实质上只是作为缓和阶级矛盾的手段，也就不具有不断满足劳动者物质文化水平的彻底性和社会高度；而后者把建设和谐社会作为定位，把提高民生水平既作为化解社会矛盾的现实手段，又作为不断推进劳动人民主人地位和共享水平的基本途径，最终是要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人民富裕、幸福，具有实现人类社会全面、持久进步的理想和高度。总之，简单地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生观及其主张的经济发展，同历史上的相关主张和形态混为一谈，无疑是十分错误的。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生观创新，还在于形成了进一步实现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路径体系，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再创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观，与科学发展观的深入贯彻相一致，并非是游离于经济建设之外的“创造”，而是依托于现实经济发展，围绕民生建设和水平提高，形成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路径上一系列的认识创新和实践创新。归结起来说，就是要“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更加注重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更加注重统筹兼顾，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这“五个更加注重”，说明了科学发展与现代新型民生观的本质联系，体现了在实现科学发展整体要求的高度上，形成发展理念、发展本质、发展方式、战略重点、改革动力、保障机制等重大问题认识上的再创新。

（一）开创了发展观的核心理念创新

如前所述，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这在实践上说就是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6]所以，提出“以人为本”实现了发展的“科学性”与人民利益的“人本性”的高度统一，是党关于发展宗旨和理念上的深度创新，从而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判别是否“科学发展”的基本准则。这就是说我们的发展决不能以牺牲精神文明为代价，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更不能以牺牲人的生命为代价。就是要按照科学发展的要求，加快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加快科技进步和创新，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不断在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上取得新的更大的成绩。[6]就是要在坚持以人为本理念下，重民生、维民权、保民利、惠民众，上至富民强国、社会和谐，下到老百姓的衣食住行、病老灾祸，都应下决心解决好。就是要“牢记群众利益无小事的道理”，始终把重视民生问题作为实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必然要求，看作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自觉选择。

（二）形成了发展硬道理的最新解释

在当代中国，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本质要求，就是坚持科学发展。科学发展观形成了对发展本质认识的最新理解。它告诉我们，当前我国所面临的任务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发展问题，而是要想办法使发展更具科学性的问题；不是要盲目地追求发展量的扩张，而是要更加重视发展的质的水平提高；不是认为发展越快越好、搞速度攀比，而是要使发展做到好字当头、好中求快。也就是要改变片面追求经济高增长、简单比较GDP的发展，转向把满足民众物质文化需求放在第一重要位置，以不断追求民生水平提高、幸福指数上升、生态环境优化、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为目标的发展。不仅要拥有强大的民生创造力，而且要着力提高民生的享有、和谐和可持续水平；不仅要有物质文明，还要有精神文明、生态文明；不仅经济上要富裕、繁荣，而且要建成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在发展本质追求上的新跨越，从而实现了新型民生经济发展中的科学性与民生性要求的高度统一和全面融合。

（三）明确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新“主线”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十二五”规划的战略“主线”，而这条“主线”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定位在了保障和改善民生上。可以说，这是我们党从建设民生经济新形态要求出发，所形成的有关发展路径问题的最新、最深、最为重要的领悟。因为脱离开民生要求的出发点，所谓的转变就失去了社会主义生产的基本定位，同时也丧失了发展依托人民的动力源泉；而不以民生保障和改善为落脚点，就不能实现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所要追求的最终目标，也就意味着发展已经脱离开社会主义民生进步的轨道。反过来说，只有深入推进发展方式转变，才能使经济发展创造力和增长活力得以更加充分焕发和提升，形成对民生需求实现的更大和更加有效的保障；才能产生出一种真正符合社会主义民生要求的生产；才能使发展的追求真正地符合人民群众的愿望和期待；才能最终地做到发展依靠人民，发展的动力来自人民，发展的成果由人民共享。

（四）确认了城乡关系变革的新阶段

我国现在总体上已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这是党中央适应我国民生建设关于发展阶段上而作出的一个最新的也是最重要的概括。现实中收入水平总体较低的是农民，民生提高相对最难的是农民，生产、生活环境较差的也是农民。而这并非是因为他们劳动不卖力，也不是因为他们智力水平低，而是他们处在发展的被动地位，被历史地排斥在发展的边缘。另一方面看，农村又具有巨大的可开发的市场空间，农民生活水平提高、农村新的产业开发、农村城镇化转变，又可焕发出巨大的民生创造力。因此，解决“三农”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同志指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最艰巨繁重的任务在农村。加速推进现代化，必须妥善处理工农城乡关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全面进步。”“我国能否由发展中大国逐步成长为现代化强国，从根本上取决于我们能不能用适合我国国情的方式，加快改变农业、农村、农民的面貌，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发展民生经济一定要破解“二元结构”。这是一场最终地使中国走向富裕、繁荣、发达的战斗，是加快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经济建设的主要着力点。

（五）提出了改革开放的新重点

形成更具活力更加开放的体制环境是实现科学发展的必然要求。改革是发展的动力，也是实现科学发展的重要保证。改革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但不同阶段的改革具有不同的重点任务。适应科学发展的要求，“当前改革的主要任务是，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消除影响科学发展的体制障碍”，进入到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创新民生经济机制、加强民生经济保障，全面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阶段。要以化解发展中不全面、不协调、不可持续矛盾和难题为重点，“坚决破除一切妨碍社会科学发展的思路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创建新型民生经济的战略基准，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创新社会管理方式，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和人与人关系和谐，进一步创造改革开放的新思路、新政策、新方式。这种新体制和机制的构建，是新型民生观实践要求，是焕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经济动力源泉的制度保证。

（六）形成了实现和谐稳定的新思路

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努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是化解各种社会矛盾、保持社会和谐稳定的一个根本之策。这表现了从新型民生观出发的有关社会稳定的保证机制创新。从来的经济发展都不会孤立存在，是与一定的社会氛围、自然、制度环境相统一。坚持社会和谐安定是实现民生经济健康推进的协调保障机制。发展是硬道理，稳定是硬任务，没有稳定，什么事情也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去。而稳定却不能采取简单地“压”，而应“主动正视矛盾，要妥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不断为减少和化解矛盾培植物质基础、增强精神力量、完善政策措施、强化制度保障，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6]这既是保障社会主义民生经济健康推进的根本举措，又应该成为提高社会管理水平、推动国家富强、和谐、兴盛、发达的主攻方向。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64.

[2]文集：第七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1.

[3]文集：第六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289.

[4]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314.

新民主主义社会经济篇7

[论文摘要]　江泽民把社会主义本质与社会主义制度联系起来考察，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提出具有六点规定性的社会主义本质论，把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纳入社会主义本质，丰富了社会主义本质的内涵，实现了对社会主义本质论认识的重大创新。

1992年春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提出社会主义本质论述后，学术界围绕社会主义本质的内涵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江泽民2001年4月在全国社会治安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对社会主义本质作出新表述，明确回答了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一系列问题，实现了社会主义本质论认识的重大创新。

一

在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过去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识局限于制度特征上的把握。邓小平第一次作出社会主义本质的概括，但从认识社会主义制度深入到揭示社会主义本质并非要撇开社会主义制度。江泽民明确地把社会主义本质与社会主义制度直接联系起来进行考察。

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包括：“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其中未提及公有制、按劳分配等社会主义制度内容。有人认为，公有制、按劳分配不属于社会主义本质范畴，它只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有人认为，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替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社会主义制度论，不再强调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制度问题了。20世纪90年代关于社会主义本质与社会主义制度关系的讨论没有形成结论性的观点。

2001年4月，江泽民在全国社会治安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对社会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本质的关系问题作出了肯定性回答。他指出，“从本质上说，社会主义制度是比资本主义制度优越的社会制度。人类最终总要摆脱任何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而进入崭新的社会主义社会，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社会主义制度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制度，消除两极分化，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最终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江泽民是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比较中揭示社会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本质联系的，其间“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制度与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三点规定性是对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的直接继承，而新提出的“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三点新规定性则是从制度层面对社会主义本质论的丰富和发展。

社会主义本质不是先验的规定，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中，社会主义本质就已以潜在的形态生成和存在。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对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趋势的阐述实际上已包含了对潜在形态的社会主义本质的揭示。当列宁和毛泽东先后领导在俄国和中国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后，社会主义本质就由潜在的形态转变为实在的形态，内化于社会主义制度之中了。社会主义本质不可能抽象地存在，如果没有公有制、按劳分配等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就无从谈起，社会主义本质也就不能以实在的形态存在。江泽民在社会主义本质内容前面加上“社会主义制度”，就是强调社会主义制度作为社会主义本质前提的基础性意义。

二

传统社会主义观从社会主义理论原则出发，简单地把公有制和计划经济视为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脱离了不发达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束缚了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未提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有人由此认为邓小平把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一起从社会主义本质中剔除了，其实这是很大的误解。江泽民社会主义本质论提出“坚持公有制为主体”、“消灭剥削制度”，在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基础上阐明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制度本质。

最近有学者指出，传统的社会主义本质理论无法解释当代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现实，计划与市场、公有制与私有制不再是区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标志。邓小平把计划与市场从社会制度的本质中剥离出来，为创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创造了条件；把生产资料所有制从社会制度的本质中剥离出来，为创立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理论创造了条件。在之后，众多国家的左翼政党和左翼学者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都从传统的体制特征本质论转变为价值目的本质论，即社会主义本质不是计划经济、公有制等体制特征，而是平等、消灭剥削等社会主义的价值目的。这种从国际视角对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认识作出的所谓深层思考是站不住脚的。

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的确抓住计划和市场关系进行了理论创新，明确指出，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邓小平冲破计划经济姓“社”、市场经济姓“资”的束缚，实现了对社会主义本质认识的思想解放，但他并未在剔除计划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特征的同时否定公有制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邓小平指出：“我们在改革中坚持了两条：一条是公有制经济始终占主体地位，一条是发展经济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始终避免两极分化。我们吸收外资，允许个体经济发展，不会影响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这一基本点。相反地，吸收外资也好，允许个体经济的存在和发展也好，归根到底，是要更有力地发展生产力，加强公有制经济。只要我国经济中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就可以避免两极分化。”

随着改革的全面展开，国内外对我国的经济改革曾有两种评论：一种认为中国改革会放弃社会主义，另一种认为改革不会放弃社会主义。之所以出现这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是因为我国的改革突破了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纠正了非商品经济的社会主义观。正是在这种形势下，邓小平更加鲜明、突出地提出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1985年，他指出，对内搞活经济，是活了社会主义，没有伤害社会主义的本质。他在反复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问题时，得出了两个相互联系的结论：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富裕。公有制和按劳分配是体现和实现社会主义本质的制度基础，舍此，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就无从谈起。

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基础。生产条件的分配，生产条件掌握在谁手里，是决定生产关系性质和社会性质最本质的东西，社会主义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江泽民认为，中国社会主义革命是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出现的，是在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基础上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这个历史条件决定了我们在革命胜利后面临的经济社会发展起点比较低，建设任务异常繁重，需要进行长期努力。经济、文化落后的国情基础决定了我国要搞社会主义又不能搞单一的社会主义，只能确立公有制的主体地位。

以公有制为主体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共存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发展之中。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剥削制度已被消灭；但因为非公有制还存在，私营经济和外资经济中仍存在剥削现象。江泽民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出发形成的社会主义本质论，把“消灭剥削”明确界定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消灭剥削制度”的现实要求，提出“坚持公有制为主体”、“消灭剥削制度”、“最终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这既符合社会主义最终目标，又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当前目标，使得社会主义本质论更切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

三

江泽民把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纳入社会主义本质，丰富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内涵。把社会主义本质论与社会主义制度观联系起来把握，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首先，从经济一个层面理解社会主义本质转向从政治、经济、文化制度三个层面理解社会主义本质，使我们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更为全面。江泽民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有学者认为，江泽民从一个新的角度、以新的标准，给社会主义下了一个新的定义。他把社会主义定义为“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而“全面发展、全面进步”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要求。要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这一基本要求，不仅要大力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加强物质文明建设，同时还要求加强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把社会主义定义为“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与从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及建设层面理解社会主义本质是完全一致的。

其次，把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纳入社会主义本质内涵，明确解答了社会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本质的全方位联系。2000年6月20日，江泽民在西北五省区党建工作和西部开发座谈会上强调：“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绝不能动摇，否则我们党的执政地位和我们社会主义的国家政权就很难巩固和加强。”江泽民不仅强调“坚持公有制为主体”是社会主义本质的经济制度要求，而且指出，“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是社会主义本质的政治、文化制度要求。他说，我们的社会主义民主，是全国各族人民享有的最广大的民主，它的本质就是人民当家作主。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掌握和行使国家的权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什么时候都必须做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一起抓，既促进经济的发展，又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这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再次，江泽民为社会主义本质论增添社会主义制度内容，进一步指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方向。

1979年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发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阐述了社会主义的制度原则；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又指出，公有制和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制度原则的论断与他提出的社会主义本质论构成了我们党的科学社会主义观。

新民主主义社会经济篇8

【关键词】大学生；新民主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大学生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未来建设者和接班人，要从战略高度来认识加强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本文试图通过重温新民主主义理论，通过对新民主主义的深刻认识，引导大学生真正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其特定的含义和由来，坚定他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想信念。

一、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内涵及意义

（一）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内涵

1943年抗战期间，第一次正式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个科学概念，构筑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框架，创立了新民主主义理论。新民主主义理论阐述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家开展什么样的革命、以及怎么开展革命的问题，解释了革命的性质、对象、前途等。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前途并不是建立资本主义共和国，而是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指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家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只有经过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形态，即相当长的而不是短暂的历史阶段，做许多的准备工作，才能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这一相对独立的社会形态即新民主主义社会形态。

（二）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意义

以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革命的实践中，科学地概括和总结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创立了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是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对中国共产党人寻找符合中国实际，有利于中国社会健康发展的新道路，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内涵及意义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内涵

1982年，在党的十二大上邓小平首次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其内涵来说，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科学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的继承与发展，是集道路、理论、制度为一体的已付诸实践的一个新的社会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内涵丰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其理论基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党中央基于现代中国的基本国情而作出的科学论断。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意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是坚持、发展和继承、创新的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既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又在当时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挥了主导作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引领我们党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映了中国社会生产力和经济文化发展的水平、特点和要求，是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

三、新民主主义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之间的联系

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阐述，涵盖了新民主主义政治结构、经济结构和文化结构，孕育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和文化体制，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建设提供了重要内容、奠定了理论基石。

（一）政治上的关联

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实行的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革命阶段联合。在国家的基本制度上采用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会议制度、政治协商和多党合作制度，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基础上，依法治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就要坚持和完善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发扬民主、健全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两者都强调无产阶级及党的领导作用，明确人民的主体地位，发展人民民主政治。在《论联合政府》中提到的“人民代表大会”，就是今天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原生态雏形。当时，中央还就代表的直接选举、间接选举、代表任期问题提出了建议，从中可以看到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由来和历史发展脉络，这项制度也是现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政治制度。

（二）经济上的关联

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是依据中国极端落后的经济状况，采取了与之相适应的五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混合经济。其中，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占主导地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虽然两者的经济制度在构成成分、性质等方面已有较大不同，但是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平等竞争、相互促进的思想是一样的。

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理论有两个主要来源，一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先决条件的思想。马克思曾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二是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即从纯粹的公有制经济退回到实行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制度。其实质是利用资本主义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和方式。

探索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理论的来源，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在现阶段，我国要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

（三）文化上的关联

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

提出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建设应本着从民族的、科学的、大众入手寻求路径。“民族的”是指在不同民族文化之间寻找文化交融的方式，既要保持自己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又要对世界优秀民族文化做到兼容并蓄。“科学的”是指应以科学的态度正视历史，主张实事求是，反对一切封建迷信思想，反对统治阶级腐朽的文化，发挥科学的、优良的中国传统文化。“大众的”是指文化传播的载体“文字”“言语”要接近群众、切实反映群众的需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继承了新民主主义文化“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这一思想，并赋予其新的时代要求和历史使命。两者都是在马克思主义主导下的多元兼容文化。

总之，新民主主义理论，是在民主革命时期的伟大理论创造，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思想根源。新民主主义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两者一脉相承，相互联系，不可分割。新民主主义理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产生做了重要的理论铺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对新民主主义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明确这一点，对激励大学生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努力奋斗，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 雍涛.从新民主主义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J].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09（1）.

[2] 黄如军.从新民主主义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J].上海党史与党建，2013（5）.

新民主主义社会经济篇9

第六章 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

一、单项选择题

1.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已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进入到：( )

A 社会主义社会 B 封建社会

C 新民主主义社会 D 资本主义社会

2.建国初期，我国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建立的最主要途径和手段是：( )

A 没收帝国主义在华企业 B 没收官僚资本

C 没收民族资本 D 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和财产

3.为人民民主专政和社会主义改造奠定了经济基础和物质基础的是建立了：( )

A 国家资本主义经济 B 私人资本主义经济

C 个体经济 D 国营经济

4.1951-1952年开展的“三反”运动是：( )

A 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 B 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

C 反贪污、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 D 反****、反浪费、反官僚主义

5.我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所采取的政策：( )

A 加工订货 B 统购统销

C 和平赎买 D 公私合营

6.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公私合营阶段和平赎买的形式是：( )

A “四马分肥” B 定息

C 核价收购 D 无偿没收

7.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后，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是：( )

A 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 B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

C 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

D 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

8.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方针是：( )

A 不要四面出击 B 积极引导，稳步前进

C 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D 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

9.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是：( )

A 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

B 综合平衡

C 艰苦奋斗，勤俭建国 D 一要吃饭，二要建设

10.1963年周恩来在一次科技工作会议上强调，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 )

A 工业现代化 B 农业现代化

C 国防现代化 D 科学技术现代化

二、多项选择题

1.建国头三年，我国建立了各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结构，主要有：( )

A 国营经济 B 私人资本主义经济

C 个体经济 D 合作社经济

E 国家资本主义经济

2.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 )

A 逐步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 B 实现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C 实现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D 实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E 实现对资本家和地主的改造

3.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主要任务是：( )

A 集中主要力量进行工业建设 B 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

C 发展手工业生产合作社 D 保证国民经济中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稳步增长

E 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

4.集中体现毛泽东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所取得的理论成果的著作有：( )

A 《论人民民主专政》 B 《中国人民站立起来了》

C 《论十大关系》 D 《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E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5.毛泽东晚年在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中出现的最主要错误是：( )

A 经济建设上急于求成 B 阶级斗争扩大化

C 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认识不足 D 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上存在某种缺陷

E 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

6.党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要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必须具备的条件是：( )

A 土地改革的完成 B ******残余势力的消灭

C 现存工商业的合理调整 D 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

E “三反”“五反”运动的顺利完成

7.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历史条件是：( )

A 完成了民主革命遗留的历史 B 任务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

C 恢复了国民经济 D 完成了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

E 召开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8.我国对个体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必须遵循的原则是：( )

A 自愿互利 B 典型示范

C 国家帮助 D 公私兼顾

E 积极领导

9.1956年，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是：( )

A 生产资料和生产力的矛盾 B 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

C 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 D 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

E 人民对于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与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矛盾

10.探索中国工业化道路，必须正确处理的关系有：( )

A 农业、轻工业与重工业的关系 B 沿海工业与内地工业的关系

C 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 D 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

E 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三、辨析题

1.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结束。实现了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

2.农业就是工业。因此，中国的工业化必须以农业为主导。

3.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仍存在着对抗性的矛盾，因此，属于敌我矛盾的范畴。

4.在中国，没收官僚资本就其革命性质而言是新民主主义的。

5.建国初期，我国的国营经济主要是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建立的。

四、材料分析题

阅读下面几段文字，并回答每段文字了什么内容或主题。

1.“在国内，工人和农民是基本力量。中间势力是可以争取的力量。反动势力虽是一种消极因素，但是我们仍然要做好工作，尽量争取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在国际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都要团结，不中立的可以争取为中立，反动的也可以分化和利用。”

2.“在野兽面前，不可以表示丝毫的怯懦。我们要学景阳冈上的武松。在武松看来，景阳冈上的老虎，刺激它也是那样，不刺激它也是那样，总之是要吃人的。或者把老虎打死，或者被老虎吃掉，二者必居其一。”

五、论述题

1.为什么说我党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

2.为什么说新中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历史巨变?

3.为什么说过渡时期总路线反映了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独创性，是毛泽东思想善于创立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划时代纲领和历史性宣言?

参考答案(第六章)

一、单项选择题

1.C 2.B 3.D 4.A 5.C 6.A 7.D 8.C 9.A 10.D

二、多项选择题

1.ABCDE 2.ABCD 3.ADE 4.CD 5.AB

6.ACD 7.ABC 8.ABC 9.AB 10.ABCDE

三、辨析题

1.错误。中国领导中国人民经过28年奋斗，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结束，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已经取得了基本的胜利，中国进入了新民主主义社会，并开始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转变的时期。

新中国成立后的头三年，中共领导人民建立和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继续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遗留任务和恢复国民经济。1952年，中共中央根据国际国内形势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开始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1956年，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确立了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社会主义在我国基本确立，才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

2.错误。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工业化道路首先必须正确处理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关系。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农业和工业关系极为密切，农业对工业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农业是轻工业原料的主要来源、是重工业的重要市场，农产品是重要出口物资，农业是积累的主要来源。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农业就是工业。

实现中国的工业化，必须适当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在更多地发展农业和轻工业的基础上发展重工业。但并不否认重工业优先增长。必须走一条以工业为主导、以农业为基础的中国工业化道路。

3.错误。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即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在我国，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一般属于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这是因为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它具有革命性的一面，又有妥协性的一面。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有剥削工人阶级取得利润的一面，又有拥护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

4.错误。近代中国的官僚资本是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蒋介石反动政权的经济基础。官僚资本的产生主要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勾结的产物。中国近代的官僚资本最主要特征就是买办性、封建性和垄断性。同时，官僚资本是蒋介石反动政权的经济基础，这就使没收官僚资本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之一，因此，没收官僚资本具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但是另一方面，官僚资本又具有资本主义性质，没收官僚资本，建立起新民主主义国营经济，使这部分控制辚家经济命脉的巨大经济力量集中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手中，成为对国民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开端。所以，没收官僚资本又具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

5.错误。建国初期，我国的国营经济是通过没收官僚资本而建立的。当时，国家运用政权的威力使旧中国依附于帝国主义，占全国工业资本总额三分之二左右，占工业、交通运输业固定资产总额80%左右的官僚资本成为国营资本。这些企业经过民主改革和生产改革，成为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起决定作用的国营经济，为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奠定了强有力的经济基础。

对民族资本，国家采取了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而没有采取无偿没收的政策。这是因为民族资产阶级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有剥削工人阶级取得利润的一面，又有拥护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我国经济落后，工商业不发达，需要利用私营工商业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民族资产阶级的大多数人具有不同程度的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实行和平改造，有利于发挥他们的知识和才能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四、材料分析题

1.引文反映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要把国内外一切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工人和农民是基本力量，中间势力可以争取，反动势力也要争取化消极为积极因素，为一个共同目标，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2.引文说明中国人民面前只有两条路，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不是侧向帝国主义，就是侧向社会主义，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帝国主义是纸老虎，我们要时刻警惕，对*不能发善心，心软是不行的，那么它会侵略你。

五、论述题

1.我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胜利，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善于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本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创造性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具体表现为：①和平赎买。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必须运用政权的力量，废除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②逐步过渡。③把对经济制度的改造和人的改造结合在一起。④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

2.首先，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所产生的重大影响来看：①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领导下，经过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三座大山，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中国历翻天覆地的大事变，中国历史从此进入了一个新时代。③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其次，经过国民经济恢复和三大改造，中国最终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

以上充分说明，新中国的诞生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历史巨变。

3.1953年，中共中央根据国际国内形势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新民主主义社会经济篇10

[关键词]刘少奇；新民主主义理论；战略构想；理论特征

[作者简介]江俊伟，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党史教研部副教授，历史学博士，福建福州350001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9)08―0001―05

是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创立者，然而他在1940年提出“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及1945年写《论联合政府》时，对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并没有作具体的论述，“刘少奇是做这个工作的第一个人”。在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之前，刘少奇以马克思主义过渡理论为指导，结合中国实际，对建设新民主主义和谐社会作了战略构想，从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等方面对新民主主义社会论作了深刻的理论阐发，丰富了它的内涵。事实上，“刘少奇也是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奠基人之一”。今天重温刘少奇关于新民主主义和谐社会构建的思想，对于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仍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一、刘少奇关于新民主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构想

(一)关于新民主主义政治和谐的构想

1.对民族资产阶级又斗争又联合，以联合为主，调动社会各阶级的生产积极性，促进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1949年四五月间，刘少奇在天津一系列讲话中指出，今天党的中心任务是恢复经济，继续反对“三座大山”，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重点是联合不是斗争”。“使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资本家互相尊重，各得其所。这样，社会秩序就可以安定，大家就好努力地进行建设工作。”同年7月，刘少奇在《代表中共中央给联共(布)中央斯大林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展望新中国政权建设时再次提及要“团结尽可能多的能够和我们合作的小资产阶级与自由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和政治派别参加这个”。并有针对性地批评了关于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便立即成为社会主要矛盾的错误说法。他告诫党内干部说，如果实行这种政策，会把民族资产阶级推向帝国主义阵营，“将是一种危险的冒险主义的政策”。因此，对民族资产阶级实行又斗争又联合，以联合为主的政策，将持续约“十到十五年”。这一构想得到了的赞同，并获得斯大林的肯定，有力地团结了民族资产阶级为恢复国民经济服务，是对党的革命民族统一战线理论的新发展。

2.推动中共领导下各派、各人民团体及各类政治组织的协作发展，为新民主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服务。《报告》指出，中国的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革命民族统一战线的为群众所熟悉的新的便当的组织形式，“是由中国一切派及人民团体与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共廿三个单位共同筹备与召集，这种方式，使党外人士非常满意”，准备使其成为制度化的政治组织，以推动新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报告》还强调，中共还要召开工会的、妇女的、学生的、青年的、教育工作者及科学工作者等的全国代表大会，并成立全国性组织，以便于它们在中共领导下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继续发挥积极的建设作用。这些构想阐明了新民主主义民主政治的组织形式、工作方式、领导力量等，其基本精神被写入《共同纲领》中，成为中共施政的方针和理念，促进了新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

3.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保障各民族平等友爱互助，增进互相信任和团结。建立独立、统一的各民族大团结的新中国是中共孜孜以求的目标之一。1949年9月，刘少奇在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作了《加强全国人民的革命大团结》的讲话。他指出，会议即将通过的《共同纲领》将以“目前时期全国人民的大”的形式规定新中国的民族政策，把过去被人讥笑为一盘散沙的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中国人民团结为统一的力量，为克服一切困难，把落后的中国建设为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在《共同纲领》指导下，新中国废除了旧的民族压迫政策，建立了平等友爱互助的新型民族关系，中国成为自由平等的民族大家庭。1954年9月，刘少奇在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上作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以《宪法》的形式明确规定中国在各少数民族聚居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保障各民族都能积极参加国家的政治生活，保障各民族按照民族区域自治的原则实现自己当家作主，有管理自己内部事务的权利。“这样就逐步地消灭历史上残留下来的民族隔阂和歧视，不断增进各民族的互相信任和团结。”

4.实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与世界上平等待我之国家平等交往，友好贸易。新中国成立前夕，、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先后在不同场合阐明了“另起炉灶”、“一边倒”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等外交方针，表明了中国将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争取创造一个较好的外部环境以利于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1949年7月4日，刘少奇在《代表中共中央给联共(布)中央斯大林的报告》中，进一步阐述这一思想，重申了新中国外交的基本原则：一是和帝国主义国家进行斗争，以便实现中国民族的完全独立；二是在国际事务中和苏联及各新民主国家站在一道。反对新的战争危险，保卫世界和平与民主；三是利用各资本主义国家的矛盾；四是在平等互惠的条件下发展中国与外国的通商贸易，特别是发展与苏联及各新民主国家的贸易。这些基本原则蕴涵着刘少奇以斗争谋独立，以斗争求和平，在和平中促进经贸发展，使外交工作为党的中心任务服务的战略构想。这一构想充分展现了他的外交艺术，把维护国家利益的原则性与利用世界上不同力量、不同矛盾为我所用的灵活性有机地统一起来。

(二)关于新民主主义经济和谐的构想。新中国建立前夕，刘少奇受中共中央委托集中精力研究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问题。他以调研为基础，广泛吸收包括等在内的中共高层成员的意见，不断修正、发展其中的一些观点。从1948年9月初写《论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与合作社》的手稿开始，至1952年底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之前，刘少奇在一系列讲话和论述中深化了对中共中央西柏坡扩大会议上关于新民主主义三大经济纲领的认识，系统地阐述了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经济和谐的战略构想。

1.关于新中国五种经济成分的和谐发展。刘少奇在《关于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方针》这份党内的报告提纲中指出，中共领导下的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小商品经济和半自然经济等五种经济成分构成了“新民主主义经济”。尽管这五种经济形态存在着“社会主义的因素和趋势与资本主义的因素和趋势之间的斗争”，但是在过渡期间“除开那些投机操纵的经营及有害于新民主主义的国计民生的经营

而外，都应加以鼓励，使其发展”。“这种过渡所需要的时间，将比东欧、中欧各人民民主国家长得多。”紧接着，提纲对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元经济结构长期共存的发展模式、发展途径和根本目的作了战略构想。发展模式就是以发展国营经济为主体；普遍建立合作社经济，并使合作社经济与国营经济密切结合起来；扶助独立的小生产者并使之逐渐向合作社方向发展；组织国家资本主义，在有利于新民主主义的国计民生范围以内，容许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禁止一切投机操纵及有害国计民生的经营。发展途径就是通过逐步增加国民经济中社会主义成分，加强国民经济的计划性，以便逐步地稳当地过渡到社会主义。根本目的就是帮助恢复和发展农业和工业，逐渐地积累资金，建设国家工业。这一构想的主要精神，受到了的肯定，很快被写进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文件，随后又写进了《共同纲领》成为法规。

2.关于城乡和谐发展。1949年3月12日。刘少奇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关于城市工作的发言中认为，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城市以后，要有“城乡一体的观点”，“要以城市工作为重心来领导全党的工作”，必须兼顾城市和农村，任何“‘单打一’的做法必须改变，否则就要犯错误”。同年四五月，他在天津讲话中对城乡经济互动、协调发展作了进一步设想，并对天津市委作了具体指示：一方面，把畅通城乡关系作为恢复经济的重点，着力解决“城市工业品与乡村农业品互相交换的问题”，组织“农产品收购委员会”、“贸易市场和农民物资交易场所”，确保“电政电讯畅通”，为城乡信息交流提供保障，既解决城市工业恢复的原料来源问题，又增加农民的收入。另一方面，关注工农产品剪刀差问题，改变近代以来城市剥削农村的对立关系，以利于农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他说：“城乡关系上，现在工业品太贵，农业品太贱，这对农民不利，应该互相照顾合作。”

新中国成立后，刘少奇在思考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问题时，多次阐明了城市发展对农村的带动作用，认为“离开城市工人阶级、强大国有工业，不能有农业集体化”，只有到城市重工业大大发展，并能够为农业提供大批机器时农业集体化才能实行。

由此可见，刘少奇是站在城乡一体化的高度来审视城乡关系的，他把城市和农村看成国民经济中互相联系、互相制约，又相对独立的两个子系统。在工业化初期城市依赖农村的原料、劳动力、市场和资金积累，在重工业能为农业发展提供大量的农业机械时，再以城市帮助农村实现农业集体化。虽然随后在党内高层关于机械化和农业集体化孰先孰后的争议中，刘少奇的观点被否定了，他的构想未能在实践中展开，但是他在建国初期关于城乡关系的构想，充分展现了他开阔的理论视野，并成为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理论的先导。

3.关于农轻重的和谐发展。1948年12月25日，刘少奇在华北财政经济委员会会议上作了关于新中国经济的性质与经济建设方针的报告。他指出，为了恢复工业特别是大工业，必须首先恢复农业。“现在可以肯定地说，农业与轻工业是我们的重点”。1950年，他在设想工业化的步骤时明确提出：“要以主要力量来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当农业和轻工业发展起来后，“才有可能集中最大的资金和力量去建设重工业的一切基础，并发展重工业”。反过来，“只有在重工业建立之后，才能大大地发展轻工业，使农业机械化，并大大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1951年7月5日，刘少奇在春藕斋讲话中进一步阐明了重工业对农业轻工业的依赖关系，及农轻重协调发展的先后次序。他说：“因为要倚靠农业和轻工业来积累资金。重工业的大规模建设，只能摆在后一步。”刘少奇这一构想符合世界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闪烁着辩证法的光辉，在建国之初不能不说是很有见地的思想。

4.关于新民主主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和谐发展。1948年12月25日，刘少奇在华北财政经济委员会会议的报告中指出：“新民主主义经济的特点是过渡时期的经济，可以过渡到资本主义，也可以过渡到社会主义，是一个未解决的问题。”这就涉及如何认识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

在刘少奇看来，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国家经济是无产阶级手中的基本工具，合作社是把新民主主义引向社会主义而非资本主义的关键因素，只要发展属于集体经济的合作社，无产阶级就能在经济上领导农民，实现无产阶级与农民的联合，新中国“就能向社会主义发展”。为此，要“防止右倾机会主义思想，但过早地采取消灭资本主义的办法要犯‘左’倾错误”。随后他在天津市讲话中进一步强调：“今天资本主义的剥削不但没有罪恶，而且有功劳。封建剥削除去以后，资本主义剥削是有进步性的。”尽管个别用词不是很妥当，但是讲话及时纠正了普遍存在的“工人有其厂”的“左”倾错误思想，稳定了天津市民族资本家，推动了天津市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并迅速影响到其他新解放区，避免大量民族资本的外移。

实际上，刘少奇是以有利于恢复生产为标准来认识三者和谐发展关系的：新民主主义社会需要借助资本主义的一些形式来发展生产力，积累物质基础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和平过渡的前提是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和平过渡的途径是利用合作社把个体经济逐步引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方式是渐进的。

5.关于生产与商业、市场的和谐发展。首先，刘少奇认为，生产发展是商业发展、市场繁荣的基础。其次，商业是联系生产者与大工业的桥梁，也是整个国民经济的联系纽带。虽然投机商操纵了商业，会“无限制地去剥削小生产者和消费者以至损害国家利益”，但是如果国家机关和合作社引导商业，就能避免投机商对小生产的控制，逐步地引导这些小生产向着集体方向发展，促进整个国民经济向着新民主主义的方向发展。最后，必须纠正重农轻商的传统，“要重视农业、工业，也要重视商业，这三者是有机体的配合，是缺一不可的……我们不能用行政命令，而必须用商业的方法战胜资本家”。

在此，刘少奇把商业、市场看作联系小生产者与大工业的中介，是组织生产、分配产品的一种方式，是新民主主义时期把个体经济引向集体方向的不可或缺的手段。由于社会实践的局限，刘少奇尚未明确把商业、市场与计划上升到都是发展生产力的手段的理论高度，但是在建国之初中共高层干部普遍囿于苏联模式，忽视商业的作用时，他能把商业看作是一种组织生产的工作方法，并置之与工农业同等重要的地位的认识，已属难能可贵。

(三)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和谐的构想。刘少奇建国前后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和谐的论述，贯穿着独特的理论运思：不拘一格，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把社会上有限的文化资源用在刀刃上，加快人才培养，积极营造民主、宽松的文化氛围，以利于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1949年4月，刘少奇在听取天津文教工作汇报时的谈话对新民主主义文化和谐发展作了许多具体的阐述。首先，鼓励私人办校，以利于增加培

养经济建设亟需人才。他说，学校是培养人才的基地，鉴于政府经费有限，应当鼓励私人办校，“对于任何私人以及外国出资办校者，一律欢迎”。其次，提倡学术自由，即便是马克思主义也应该让人讨论，因为“真金不怕火炼，马克思主义是愈炼愈好的”。最后，主张言论自由，兼听则明，“不论工人或资本家应当允许他们有发表解决问题的意见和机会，不管他是谁，只要是好的意见都允许，错误的意见要批评，就是共产党员错了，也要批评，这样才有原则性”，言论自由的目的是“为了做好事情，不闭塞言路”。

随着党的工作重心转到城市，刘少奇进一步意识到人才培养和文化建设的重要性。1951年5月，他在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谈到文化建设准备的工作时说：“现在我们是知识分子太少了。专家太少了，技术人员太少了……知识分子是宝贝，到处找不到。”有鉴于此，当务之急，首先，要增加学校，加紧人才培养；其次，大胆使用旧的知识分子，“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也要用”，应该给他们接受教育和适应新社会的时间，要很好利用已有的3000多万小学生、150多万中学生、10多万大学生，并合理安排每年毕业的300多万高小毕业生；最后，今后选配农村干部主要依靠高小毕业生。刘少奇这些构想实际上表明了建国初期中共对知识分子的基本态度，塑造了一个较为开放、宽容、激昂向上的文化环境，有力地调动了社会各界人士为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服务的积极性。

二、刘少奇关于新民主主义和谐社会战略构想的理论特征

(一)科学性。刘少奇关于新民主主义和谐社会的构想，以马克思主义过渡理论为指导。以调研为基础，善于吸收、总结中共高层干部的正确认识。并随着新民主主义社会实践的深入不断修正、补充和发展，这就使得他的构想比较符合过渡时期中国的实际，呼应了历经战乱的人们渴望安定的心理需求，具有科学性，对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二)全面性。刘少奇关于新民主主义和谐社会的构想，深入阐发了新民主主义政治的基本内涵、主要内容、组织形式、领导力量、根本目标；创造性地阐明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性质、构成成分及其不同的性质、地位、作用、相互间的矛盾和处理办法、发展前景，较为合理地处理了新民主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若干重大关系；具体地阐述了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中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学校教育方针及宣传教育方针等问题。这是对中共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后，如何在生产力很不发达、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基础上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与富强新中国问题的全面理论探索。

(三)系统性。刘少奇关于新民主主义和谐社会的构想，比较系统地探索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过渡理论、如何认识和发展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一系列基本问题。虽然构想的个别部分的表述还不够明确、科学，有待进一步提炼，并在实践中发展，但是构想中一系列新的论断、观点、原则、策略和措施是互相关联、互相补充的，并初步地构成较为系统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体系。

(四)实践性。刘少奇关于新民主主义和谐社会的构想，把党的近期目标和长远目标有机结合起来，以新民主主义中国国情为出发点，着眼于科学处理各类不同的矛盾，调动一切积极性，创造良好的国内外环境，为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这一党的中心任务服务。这些构想中的方针原则、策略及措施源于实践，自觉接受实践检验，并在实践中创新和发展，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和针对性，因而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践性品质。

(五)创新性。刘少奇关于新民主主义和谐社会的构想，把马克思主义过渡理论和建国前后中国国情相结合，走党的群众路线，运用辩证的思维方式，在正确处理各种矛盾理论、革命民族统一战线理论、经济结构理论、城市化理论、工业化理论、合作社理论、农业合作化理论、知识分子理论等方面，都有独到的见解和创新，是对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深化和发展，也是对马克思主义过渡理论的创新。

[参考文献]

[1]于光远.“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历史命运――读史笔记[M].韩刚，诠，注.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1)[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

[3]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刘少奇选集(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4]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刘少奇选集(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3)[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

[6]金冲及.刘少奇传(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刘少奇年谱(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