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主主义十篇

新民主主义篇1

新三民主义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的思想指南，新民主主义是以为代表的无产阶级的行动纲领。分析两者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异同，可见新民主主义在继承新三民主义合理内核的基础上，逐步发展成科学理论。

［关键词］

新民主主义；新三民主义；继承；超越

新三民主义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思想指南，新民主主义则是无产阶级的行动指南，两者既存在相同之处，又存在不同之处。分析两者的相同和不同之处，不仅使我们深刻地理解其内容，更使我们认识到只有符合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和基本要求，才能极大地调动群众的热情加入到革命之中，进而取得革命的胜利。

一、新民主主义和新三民主义的政治纲领异同

（一）新民主主义和新三民主义的政治纲领相同之处我国无产阶级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重新审视民族前途和国家命运的问题。1921年成立的中国共产党根据国内外形势和中国社会性质，在党的二大上确定了民主革命纲领，即帝国主义和国内军阀的压迫，实现民族完全独立。无产阶级在探索中国革命出路的同时，资产阶级也在探索中国革命的前途。在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孙中山逐步意识到人民群众的重要性，于是决心重组。在1924年广州召开的一大上，孙中山不但对三民主义重新阐释，突出强调了反对帝国主义压迫和民族压迫，而且确立了联合俄国和共产党、扶助农工的政策，并确保民利归平民所共有。新三民主义同三大政策相结合，构成了资产阶级的革命纲领。在民主革命时期，新民主主义和新三民主义的政治纲领从内容上来分析和理解，两者的内容是大体上相同的，都要帝国主义和反动势力的压迫，进而实现民族的完全独立。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只有这种三民主义，才和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阶段的政纲，即最低纲领，基本相同。”［1］688正因如此，新三民主义成为国共合作的桥梁和纽带。在北伐系列战役中，国共两党并肩作战，取得了一系列佳绩。

（二）新民主主义和新三民主义的政治纲领不同之处1924年孙中山提出的新三民主义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基础，并且被国共两党认可。1939年中国共产党提出新民主主义纲领是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抗战时期，并不认可这一纲领。除了因代表不同阶级的利益之外，国共两党在宇宙观、根本目标等方面亦存在不同。正如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的：“在实现人民权力的程度上不同；有无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不同；宇宙观不同；革命的彻底性不同。”在奋斗目标方面，新民主主义是以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为奋斗目标，而新民主主义只是过渡性纲领，其最终目的是建立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有无社会主义革命这一阶段的问题上，新民主主义认为中国革命理应由两部分构成，即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者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前者是后者的准备阶段，后者是前者的发展趋势。新三民主义则将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界定为社会主义，因而新三民主义是没有社会主义革命这一阶段的。在宇宙观方面，新民主主义的宇宙观是马克思主义科学思想及其理论。中国共产党依据中国客观的实际情况，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来解决中国革命中的各种难题。新三民主义以“民生哲学”为指导，突出强调群众对生活的意愿和要求。民生史观站在精神动力层面来思考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而从未考虑过社会前进原动力究竟是什么。因而中国共产党指出：“三民主义虽为共产主义好友，究非等于共产主义。”［2］

二、新民主主义和新三民主义的经济纲领异同

（一）新民主主义和新三民主义的经济纲领相同之处关于民生的内容，在一大宣言中指出：“其重要之原则不过二者，一曰平均地权，二曰节制资本。”［3］之后孙中山在对其的阐释中，参照俄国的革命经验，进而提出了“耕者有其田”的主张。中国共产党批判地吸收和继承了新三民主义中的合理内核，进而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明确提及，要将地主的土地直接分给少地甚是无地的农民耕作，并且还要将银行、工业和商业集中到国家手中。国共两党都主张“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都认识到土地问题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性，故而两党都把解决土地问题看作反封建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注重把解决土地问题和极大调动农民积极性结合起来，故而新三民主义和新民主主义就经济这一内容具有一致性。正如所说：“我们主张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也是切合于孙先生原则的”，故“在现阶段上，对于经济问题，我们完全同意孙先生的这些主张。”［4］国共两党这些关于土地政策的问题，不仅有利于巩固革命基础，还有利于扩大革命力量，使农民积极参与到革命中，进而争取革命的胜利。

（二）新民主主义和新三民主义的经济纲领不同之处尽管新民主主义和新三民主义在经济纲领方面有其相似之处，但亦有其不同之处。一方面，新三民主义的经济制度以资产阶级私有制为主体，在私有制的基础上进而垄断资本。而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制度则以国营经济作为经济领导成分，多种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的领导下共存，比如合作社经济、个体经济等。另一方面，孙中山的“平均地权”与“节制资本”是在不触及封建地主阶级利益的基础上实施的，是先将地主阶级的土地收为国有，再分给农民。这是带有改良主义色彩、和平的土地政策。而中国共产党的土地革命则是用武装暴力的手段地主阶级的经济基础，并没收地主所有的土地，分给农民所有，进而提出了依靠贫农和雇农，联合中农并且限制富农的土地路线。这是新三民主义所不存在的彻底的土地革命纲要，这亦是新三民主义不可能具有的经济纲领。

三、新民主主义和新三民主义的文化纲领异同

（一）新民主主义和新三民主义的文化纲领相同之处文化是推动革命不断蓬勃向上的思想利器。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内容，在《新民主主义论》的文章中就提出：“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也就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新三民主义的文化是儒家的文化思想。孙中山曾说过：“我是与自孔子到现在的中国革命家完全志同道合的，假如有生之年，中国没有重大改变的话，就要再等六百余年，中国才会有进一步的发展。”［5］1924年在广东师范高等学校讲三民主义中，孙中山对儒家文化和思想作了全面而透彻的阐释。无论新民主主义文化还是新三民主义文化，对民族文化的态度均是取其精华的部分，改造不适应当前社会环境的部分。孙中山曾讲过，好部分我们应当保留，不好的部分才会选择放弃。这此问题，也曾强调要批判地继承传统民族文化，“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1］707

（二）新民主主义和新三民主义的文化纲领不同之处新民主主义和新三民主义的文化纲领也存在着不同之处。一方面新民主主义倡导的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亦是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思想，新三民主义提倡的文化则是儒家的思想；另一方面，新民主主义文化是主张民族独立和民族尊严的文化，是根植于中国土壤的文化，是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文化，更是为广大群众服务的民主的文化。正如所讲：“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1］708这表明新民主主义文化代表着广大群众的利益。而新三民主义的文化虽在一定程度上强调平等，但根本上还是代表着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这是两者的区别所在。

总而言之，新民主主义和新三民主义尽管存在着众多不同之处，但仍有着密切的联系。新民主主义不但继承了新三民主义的革命思想，而且在革命实践中因革命形势和党情、世情的变革提出了新的内容，进而从根本上克服了新三民主义的局限性。故新民主主义是在继承和超越新三民主义思想的基础上，依据历史经验和实践需要所创造出来的理论，并在实践中指导着中国革命赢得胜利。

［参考文献］

［1］.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88-708.

［2］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M］.北京：档案出版社，1986:273.

［3］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9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6:120.

［4］.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57.

新民主主义篇2

上世纪40年代，国际形势变幻莫测，直到“二战”结束后才初步形成了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对立的两级国际格局。苏联为了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相抗衡，极力促使东欧、东南欧及亚洲的一些刚刚脱离资本主义体系的国家，尽早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加入到社会主义阵营中。中国便是苏联争取的一个重要目标。同时，两极对立的政治格局和中国面临的来自西方封锁包围的严峻形势，使中国倒向社会主义阵营成为当时的必然选择。新民主主义社会是带有过渡性质的社会形态，它的性质既不是社会主义，也不是资本主义。这显然与苏联方面提出的过早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要求不符，当然会引起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共产党的若干偏见。对此，做过说明，在解放战争时期，苏联方面不支持我们革命，“说是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在解放战争取得胜利后，“又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直言苏联在“一九四九、一九五O两年对我们的压力很大”。由此可见，苏联方面为保证社会主义阵营的高度统一，已经明显地向中国共产党人施压了。“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这是字字千钧的一句结语。这说明，以斯大林为首的苏共在不断地向中国共产党人敲响警钟，在重大提法上不能与苏联经验保持一致，不按照苏联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模式加速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不效仿苏联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并据此制定和实施国民经济计划，势必会影响到中苏两国和两党之间的关系，其下场必然与南斯拉夫一样。在这重要的历史关头，中共中央和为打消斯大林和苏联共产党人的疑虑，一方面想方设法通过各个渠道就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主张和实际做法向苏联方面进行耐心的解释，并抱着虔诚的态度尽可能接受苏联方面的建议和意见，以便得到苏联的理解和支持，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举措就是派刘少奇为首的中共中央代表团访问苏联。另一方面，发表《论人民民主》一文，公开向世界宣告了新中国即将实行的对内对外的大政方针政策，并斩钉截铁地宣布：“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可以说，来自苏联的压力，使逐步改变了经历一个时间较长相对稳定的新民主主义建设阶段的最初的设想，而是在时间的估算上与东欧各国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时间大体相吻合。同时，也把“右倾民主主义偏向”的主要特征看作是“向富农投降”，这与东欧国家的认识有着惊人的相似。他批评邓子恢站在“资产阶级、富农、或者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的立场上替较少的人打主意”，所犯错误“属于右倾”。在苏共反复批判南斯拉夫的“民族主义”和东欧各国纷纷照搬苏联模式的大背景下，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的怀疑最终促使以为首的中央领导人放弃经过一段时期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后再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最初设想，而是选择了“直接过渡”，认为过渡时期就是资本主义因素逐步减少社会主义因素逐步增加的时期。1953年，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标志着正式放弃新民主主义社会论，转而完全倒向了苏联过渡时期的理论和实践，在一定程度上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

二、国内的新情况是促使放弃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客观内部因素

建国后前3年，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实践是成功的，其中在政治、经济方面尤为显著。但在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实践过程中也遇到了许多始料未及的问题。例如随着完成，农村两极分化苗头的出现；在保护私营工商业合法经营和适当发展过程中，不法资本家“五毒”行为的出现等。这些因素的发展及其相互作用最终促使改变了原有的过渡思路转而加快了社会主义改造步伐。

（一）新解放区后“两极分化”现象的出现，促使下定决心尽早引导农民走集体化的道路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新解放区的扩展到全国范围。作为中国民主革命主要内容的具有双重性质。通过实行，不仅要联合农民群众三座大山，瓦解封建土地所有制，建立人民民主政权，而且要解放农村生产力，为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实现国家工业化做好准备。但在全国完成、农民得到土地、生活得到改善、农村生产力明显恢复和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新问题，其中最为明显的是后农村出现的贫富分化现象。这一“两极分化”的苗头引起中央领导人尤其是的担忧。几千年的封建土地所有制使中国一直处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状态。后，小农经济的状态仍未被打破，农民获得土地后仍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地主阶级后，农村供应城市的粮食数量缩减，农村供应与城市需求的矛盾骤然尖锐。同时，虽然每户农民都获得土地且数量相差无几，但是由于其劳动能力、技术水平及经营水平的差异，造成收入出现差距，农村出现少量的贫富分化现象。由此，一些地区出现农民自发组织的互助合作组，想借此缩小收入差距，缓解农村与城市粮食供需矛盾。这些现象最先在东北和华北老解放区表现出来。1949年12月，东北局书记高岗在座谈会上提出，可以借助并进一步提高农民自发组织的互助合作组，向社会主义过渡。1951年5月，山西省委建议，可以通过把老区互助组织提高一步的办法，以动摇和削弱农村的私有制。对此，刘少奇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认为这些想法和建议是“一种危险的、空想的社会主义思想”，因为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仍是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社会，我们不能将其与社会主义阶段混为一谈，现阶段我们还处在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的阶段，因此不应限制富农的发展。在这一关系到农村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的重大原则问题上，反对刘少奇的观点。他认为“对于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如果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占领……如果不搞社会主义，那资本主义势必要泛滥起来。”因此他鼓励在农村推行互助合作社，试图通过变革生产关系，提高农村生产力，最终动摇农村的个体经济，动摇私有经济的基础。在革命时期，坚决反对农村工作中的绝对平均主义做法。但建国后，随着工作的全面展开，千百万农民因为分到土地而积极投身到农业生产中，农村生产力得到迅速发展，却开始担忧在农村中逐步出现的“两极分化”苗头会危及工农联盟，危及新生的国家政权。正是因为后个别领导对农村出现的少量两极分化苗头的过分担忧，造成以为核心的党领导人决定提前在农村进行所有制改造。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对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过早放弃。

（二）资本家不法行为的出现，使中国共产党尤其是逐渐改变了对资本主义的原有看法中国民主革命的主要任务是三座大山。与封建主义、帝国主义相比，民族资本主义是进步的生产关系。因此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中间阶级被中国共产党吸入到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中，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动力之一。但是在民主革命过程中，中共中央领导人对资本主义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的认识逐步发生变化。在党的七大上，主张广大地发展资本主义，他指出：“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这一“资本主义太少”的状况直到1949年都没有发生任何改变。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在强调利用资本主义的同时，提出了对资本主义的限制和改造的问题。即使如此，建国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新生的国家政权是人民民主政权，即由各阶级共同组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其中包括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同时《共同纲领》还提出要保护“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及其私有财产”。正是在党和国家按照《共同纲领》保护私营工商业的合法经营和适当发展的过程中，一些不法资本家为牟取暴利在经济上唯利是图、破坏国营经济，在政治上对党员干部拉拢收买，这些行为对当时的党员干部产生很大的腐蚀和影响，污染了大批党员干部的纯洁性，导致政府机关中贪污、浪费、现象严重滋长。这使等中共领导人对资本主义的看法产生了重大变化，决定在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开展“三反”运动的同时，针对私营工商业者开展以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偷工减料、反盗骗国家财产、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为主要内容的“五反”运动。对资本主义经济的消极影响的过高估计，使他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态度发生改变，提出“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的论断。自此，党中央领导人将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由限制发展对象转变为革命对象，轰轰烈烈地开始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运动。1953年10月15日，指出，“资本主义道路，也可以增产，但时间要长，而且是痛苦的道路，我们不搞资本主义，这是定了的”［9］106。这进一步反映出对资本主义复辟危险的高度警惕，也更加坚定了他加快社会主义改造步伐的决心。这成为新民主主义社会论被放弃的一个重要原因。

新民主主义篇3

《新民主主义论》系1940年1月9日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演稿。《新民主主义论》的伪装本,据笔者了解有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数种。

抗战时期,由于对革命书刊的查禁、封锁,致使国统区人民听不到共产党的声音,看不到共产党的抗战政策,特别是不能接触到思想,为此,中共晋察冀中央分局党委决定将有关著作单行本采取改换封面书名的伪装办法,由晋察冀日报社印刷厂出版,在国统区悄悄发行。

自1944年至1945年,先后出版的著《新民主主义论》伪装本有:《新民主主义论》以《文史通义》作为封面,伪托“甲申年重梓,古愚署,上海广益书局印”;《新民主主义论》以《大乘起信论》为封面,封面的下方伪托“北京佛教总会印”;《新民主主义论》还曾用《水浒传》为伪装封面书名。

抗战胜利后,政府强化法西斯专制,疯狂地查禁进步出版单位,禁售进步报刊书籍。迫于形势,革命的出版工作者只得将计就计,继续采取改换书刊名称等伪装办法,出版发行革命书刊。如:《新民主主义论》曾以《七侠五义》为封面伪装书名;《新民主主义论》以《中国往何处去》为封面伪装书名,其出版地、出版者伪托为两处不同的地方,两个不同的单位;《新民主主义论》以《满园春色》为封面伪装书名,封面左上角有“热情小说”字样,右侧为彩色形象。

新民主主义篇4

第一、在吸收资本主义一切肯定成果的基础上发展经济。

新民主主义在经济上的特点就是除了节制有害于国计民生的官僚垄断资本之外，允许和保护一切有益于国计民生的民族资本的发展。中国的民主革命不是一般地消灭资本主义。“新民主主义革命所要消灭的对象，只是封建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只是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而不是一般地消灭资本主义，不是消灭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反复申明：“我们现在的方针是节制资本主义，而不是消灭资本主义”。明确提出私人资本主义是人民共和国的五种经济成分之一，并且把“保护民族工商业”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之一，以法律的形式把“保护工商业者的财产及其合法的营业不受侵犯”规定下来。（参见《中国土地法大纲》，1947年10月颁布。）在回答党内外人士对“资本主义”的疑虑时指出：“有些人不了解共产党人为什么不但不怕资本主义，反而在一定的条件下提倡它的发展。我们的回答是这样简单：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

还着重论述了吸引外国资金与技术对中国工业化的重要意义。他指出：“中国必须工业化。在中国，这只有通过自由企业和外资援助才能做到”（[美]埃谢里克编著：《在中国失掉的机会》，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260页。）。“苏维埃政府欢迎外国资本的投资。中国过去未能利用外国资本使中国人真正得到好处。只有在中国取得真正的独立和民主之后，才有可能把大量外资用于大规模地发展生产事业。也只有自由的中国，由于生产性经济的广泛发展，才能够偿还这种外国投资的本金和利息。”（《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9页。）但是，“我们并不愚蠢地只想吸取西方的机械技术，我们也不会对垄断、官僚化的资本主义感兴趣。它窒息国家的经济发展，只使当官的发财。我们关心的是在建设和生产性的方针指导下，使国家得到最快的发展。首先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美]埃谢里克编著：《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第260页。）。因此，只有在吸收资本主义一切肯定成果的基础上，中国的经济才得以迅速发展，并最终为走向社会主义奠定基础。

第二、在工业化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

为了尽快奠定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号召共产党员和革命者应当学习使中国工业化的技术知识，并倡导注重经济工作。他指出：我们共产党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中国落后的原因，主要的是没有新式的工业。老百姓拥护共产党，是因为我们代表了民族和人民的要求，但是，如果我们不发展生产力，老百姓就不一定拥护我们。强调：经济工作，尤其是工业……是决定一切的，是决定军事、政治、文化、思想、道德、宗教这一切东西的，是决定社会变化的。如果我们共产党员不关心工业，不关心经济，也不懂别的什么有益工作，对这些一无所知，一无所能，只会做一种抽象的“革命工作”，这种革命家是毫无价值的，我们应该反对这种空头革命家，学习使中国工业化的各种技术知识。（：《为陕甘宁边区工厂厂长和职工代表会议的代表举行招待会上的讲话》，1944年5月22日。）

第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渐进性、长期性。

1939年9月，在会见斯诺时说：我们永远是社会革命论者，不是改良主义者。中国革命有上篇和下篇两篇文章，“文章的上篇如果做不好，下篇是没有法子着手做的”。1939年12月，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明确指出：“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1940年1月，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分析了新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革命是在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指导下的有机构成部分，从而使中国社会革命转化思想更加完备。1945年4月，《论联合政府》一文中，再一次强调了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渐进性、长期性。

的新民主主义理论解决了在中国这样政治、经济落后的国家通过什么样的途径走向社会主义的问题，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1942年1月和2月，中共中央先后作出了《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和《关于如何执行土地政策决定的指示》，分别指出，党的政策是“奖励资本主义生产与联合资产阶级，奖励富农生产和联合富农”，“以奖励资本主义生产力为主”。对此，在1942年到陕北和晋西北农村调查中作了进一步研究。在山西兴县农村调查之后，他写了《关于农村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的一个问题》的报告，论述了在新民主主义之下的落后农村，如何发展生产力问题。他指出：“我们有些干部不懂得发展新式资本主义是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全部方向和内容，也是将来社会主义的前提”。“我们所提倡的新式资本主义，与欧美的旧资本主义不同。我们有革命政权和革命政策，调节社会各阶级关系，凡可以操纵国民生计的工商业，均握在国家手中”。“中国社会将来才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今天则要实行新民主主义，就是新式资本主义。因为中国太落后，只有走过新式资本主义的第一步，才能走社会主义的第二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我们的理想。发展新式资本主义，是我们现时的任务，也是我们当前的具体工作。若把理想当现实，乱来一阵，会弄糟糕的”（《中共党史资料》第29辑，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1～3页。）。在东北解放区，同志首先提出五种经济成分，即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小商品经济，并且规定了对待五种经济成分的正确的政策。

新民主主义篇5

这是两年来揭批、“”的伟大斗争在政治上的可喜成果，是我们国家社会主义民主的新开端。它说明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有强大的生命力。说明中国人民不但迫切需要、而且也能够正确运用社会主义民主这个武器。

这个事实好不好呢？我们说，好得很！是多年来从未有过的大好事！

但是，也有人对这种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看不惯，说它是“资产阶级民主”，“糟得很”。

到底是“好得很”还是“糟得很”？这是个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必须弄清楚。

一

为什么“糟得很”呢？他们说，国家大事，中央没有表态，群众就随便议论，把党的领导放到哪里去了！

中央没有说，群众就不能说。这是哪一本马克思主义书上说的？中央在何年何月作过这么一条规定？我们党的群众路线，就是要先当群众的学生，后当群众的先生，只有集中群众的正确意见，才能作出正确的决定。如果群众都鸦雀无声，党中央到哪里去集中群众的意见？最现实的一个例子，就是党中央为。正是群众首先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党中央听取了这种意见，然后作出了的决定。这正说明我们党是走群众路线的。说明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在之后，广大群众和青年，在热烈欢呼的同时，对一些重大问题展开讨论，提出各种建议和批评。尽管意见纷纭，但最中心最本质的一条是，今后如何防止、“”事件的重演。这表明，人民群众在思考和关注反修防修的大事。它反映了人民群众高度的政治觉悟和历史的主动性。广大群众积极起来关心国家大事，这不正是社会主义民主的生动体现吗？我们党只有依靠群众的这种主动精神，才能战胜一切艰难险阻，从胜利走向胜利。如果把人民群众的这种历史主动精神看作是资产阶级民主，那么，难道国家大事“小人”无权过问，才是“社会主义民主”吗？

社会主义民主当然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决不是极端民主化。但是，共产党对人民群众的领导，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交给群众，使群众认清正确的方向，是集中群众的智慧，制定正确的路线和方针政策，组织群众，使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而不是当人民的家长，把群众当阿斗，这也不准说，那也不许做。

粉碎“”之后，在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人民群众表现了越来越高的政治热情和主动精神，纷纷从、“”的精神枷锁下面自己解放出来，勇敢地打破一个又一个的“”，这不正是在党中央的号召下发生的可喜现象吗？就拿思想战线来说，《天安门诗抄》的编辑和发行，《于无声处》的创作和演出，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都是人民群众发挥主动精神做出来的。而这种主动精神，正是我们党正确领导的结果。正是党中央所制定的正确路线和政策，特别是党中央所提出的完整、准确地掌握思想，以及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的政策，才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结出了这些丰硕成果。

我们党不仅给群众指出正确的方向，而且坚决和群众站在一起。同志为《天安门诗抄》题写书名，邓小平同志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旗帜鲜明地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以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这个讨论的高度评价，都说明我们党是尊重和鼓励群众的创造性活动的。这都是党的领导的生动体现。

二

对群众的民主生活看不惯的人还有一个道理是：有意见可以内部讨论、逐级反映嘛，这样搞，乱糟糟的，太不象话！

新民主主义篇6

为了使人民转让的权力不被异化为人民的对立物，政府的构架原则应该是权力制衡，不允许任何一个不受监督的权力存在。因为：人民转让的权力需要由具体的人来行使，而人是自然人和社会人的统一体，我们不可能找到一个无论何时何地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且是从不做错事的完人。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都证明，好人政府最终无好人。那种把自己描述成自从来到世间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没有做过错事的“人”是希望永远领导人民。因此，我们不管选择谁来行使权力，都必须对行使权力者进行制约。三权分立是现在存在的比较好的权力制衡体制。一个权力是独裁，两个权力容易勾结，四个权力容易扯皮，三个权力既使权力制衡，又使权力精简，而且象三角形一样最具有稳定性。

集权政府：

④集权政府的产生

在人类脱离动物界的过程中，人们过的是群体生活。劳动工具、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用比较巩固的和内部团结的生产集体代替原始人群，要求扩大简单协作范围。在这个阶段上，氏族联系对人们的结合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原始人群开始向氏族社会组织过渡。

氏族是以血缘关系建立起来的社会组织形式，是从原始人群中分裂出来的小团体，每个小团体构成一个生产单位——公社。氏族社会的最高权力机构是氏族议事会，全体成年男女都有权参加，都有平等的发言权和表决权，氏族的一切重大事情都由氏族议事会讨论决定。氏族议事会选举、撤换酋长和军事首领。酋长没有特权，在氏族内部的权力是父亲般的，纯道德性质的。他手里没有强制的手段，不称职的酋长可以随时撤换。战争期间推选出军事首领，战争以后与氏族成员一样参加生产劳动。“它(氏族)的全体成员都是自由人，都有相互保卫自由的义务；在个人权利方面平等，不论酋长或军事首领都不能要求任何优越权；他们是由血缘关系结合起来的同胞。自由、平等、博爱，虽然从来没有表述为公式，但却是氏族的根本原则，而氏族又是整个社会制度的单位”。(引自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P21-103，注：见《马恩全集》P21-634页101 条注释)

由于血缘关系严重地阻碍了原始人的发展，人们逐渐意识到近亲通婚的危害，要求彻底改变两性关系，血缘婚制逐渐被族外婚制取代，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氏族组成部落。部落有自己的地域、名称、方言、宗教和习俗。讨论公共事务的部落议事会是由各氏族的酋长和军事首领组成的，这些人是氏族的真正代表，因为他们可以随时撤换。议事会公开开会，四周围着部落的其余成员，这些成员有权加入讨论和发表自己的意见。决议由议事会作出。(见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P21-106 )在部落中间，有一个最高首领，但他的权力并不大。他是酋长之一，当需要紧急行动时，他应当在议事会召集会议作出决定之前采取临时措施。部落之间形成联盟，联盟机关是联盟议事会，由地位和权力完全平等的酋长组成，议事会对联盟的一切事务作最后决定。在联盟成立时，酋长被分配在各部落中和氏族中，担任专为联盟目的而设置的新的公职。当出现缺位时，有关氏族便重新选举，同时有关氏族也可以随时把他们撤换下来；不过委任权则属于联盟议事会。联盟的酋长们，在他们各自的部落中也是酋长，享有参加部落议事会和表决的权利。(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P21-109 )这里，我们看到了一种由社会成员选举的具有执行公众权力意志的官员的萌芽，他们部分地靠部落成员的献礼(税赋)，如家畜、谷物等来生活。

农村公社的产生，使社会管理事务复杂化、专业化。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农业和畜牧业逐渐代替采集业和狩猎，成为社会主要的物质生产部门。这些部门劳动强度大，专业化和季节性强，妇女体力不及男子，而且要孕育抚养子女和照料家务，男子成为生产的主体，是生活资料的主要提供者。经济地位的变化，使妇女处于从属地位，以男子为中心，父系制产生。父系制，使农业家庭经济成为农业社会经济的细胞。氏族制的前提是一个氏族或部落的成员共同生活在纯粹由他们居住的同一地区，当家庭经济作为社会经济的细胞时，这种情况已不存在了。氏族和部落到处杂居，个体家庭成为生产单位以及迁徙自由、战俘、自由民、手工业者的出现，家长制大家族彻底瓦解，以及同乡村对立而产生的城市的特殊需要，都要求有新的机关管理社会事务。氏族、部落议事会的监督、决议方式已不适应新的社会人口组成形式。社会机构和管理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社会管理事务日益复杂化，管理专业化出现了。氏族内部由于生产事务简单，管理事务简单，人们朝夕相处，共同劳动，熟习氏族事务，因此能正确行使选举权和监督权。他们的管理、选举和监督能力是本身能力的自然延伸。现在，自然延伸的管理、选举、监督能力已不适应日益复杂化的社会管理，管理者逐渐从公众中脱离出来成为专业化管理官员，他们依靠公众缴纳的捐税维生。教育的落后使多数人缺少必要的管理、选举、监督能力。

社会的集体主义原则需要人们转让自己的部分权利，由于被管理者缺少必要的管理、选举、监督能力，他们在转让自己的权利时连自身都被转让了、被征服了，他们自己剥夺了自己的管理权、选举权、监督权、议政权、罢免权，接着他们又被他们转让的权力剥夺了管理权、选举权、监督权、议政权、罢免权。由此，在管理者自然属性——利已欲的推动下，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管理力量部分地异化了，成为公众利益和社会发展的对立物，成为套在公众头上的枷锁。统治者产生了！集权政府产生了！阶级产生了！剥削产生了！

利已，是人的自然属性，是人的二重性的一个方面，是内在于人的身体中随时燥动着的心。当管理者一旦失去必要的监督时，公众赋予他的权力必然部分地、甚至是全部地异化。统治者产生了，人的社会解放的内涵增加了，公众开始了政治解放。他们除了探寻社会组织关系、构建最佳社会组织结构、探索人与社会的真理获得社会解放外，他们还要和统治者作斗争，把异化的力量颠倒过来，获得政治解放、经济解放和精神解放。

⑤集权政府的职能

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权力是通过政府(广义的政府)行使。政府存在的合理性在于管理职能。由于公众转让的权利部分异化为人民的对立物，因此，集权社会政府对内具有双重职能：管理职能和统治职能，对外有捍卫国家(社会)的职能。

统治职能无益于社会。统治职能是统治者或统治者集团经济上剥削人民的职能，这种剥削是权力剥削，是超经济的剥削，是政治腐败、社会腐败的根源，是中国社会走不出“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周期率的根源。权力剥削必然引起人民的反抗，因此，统治职能表现为镇压人民的反抗。镇压人民的反抗除了警察、监狱外，与之相适应的是集权政治统治和维护统治职能的法律，与集权政治和维护统治职能的法律相适应的是集权专制文化。

世界上所有存在过的政府，除原始民主制、民主政府外的一切政府都是集权政府，它们是奴隶制政府、封建制政府、苏联东欧的国体上在民和政体上在领导的社会主义集权政府。

民众政府不会国家，民众政府并非不要政府，而是需要只具有管理职能和捍卫国家(社会)的按人民意志行政的政府。

⑥集权政府的构架原则

集权政府的构架原则是与民主政府的构架原则相反的原则。

集权政府是公众转让的社会权力以及公众转让的社会权力部分异化为人民对立物的权力的执行机构。集权政府的统治职能从来没有过存在的合理性。集权政府作为统治职能的官员是人民的老爷，是人民之主。集权政府是根据管理社会和统治人民的需要构建的，集权政府权力部分是人民赋予的，部分是剥夺人民的，集权政府权力的行使不是在人民监督下进行的，集权政府的一切属于集权者自身。

集权政府的构架原则是没有权力制衡的政府，是一个权力领导的政府。集权政府内部的权力制衡是服从集权制度的权力制衡，与被领导的领导和被领导的人民无关。

⑦阶级

阶级可以区分为广义的阶级和狭义的阶级。广义的阶级指社会中的阶级和阶层。狭义的阶级是一定历史阶段上集权社会的产物，狭义阶级的实质是社会中一部分人(统治者)占有另一部分人(被统治者)的经济利益。经济利益的根本对立必然引起阶级斗争。

马克思说“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马克思致约。魏德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 卷P547)

我们这里讲的阶级是指狭义的阶级。

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是通过三条途径产生的：一是政治途径。氏族公社的“社会职能”的“独立化”，氏族公社的首领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的主人，即上升为社会的统治者。在氏族公社时，有的人被推选为氏族首领，这些人被氏族赋予处理氏族事务的权利。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有了剩余产品，有了社会分工和交换，氏族公社的社会职能开始专业化，这些人由原来参加生产劳动而逐渐脱离生产劳动，以致后来氏族社会职能世袭化。这样，氏族首领利用手中职权把公共财产化公为私，摄为己有。由原来的社会公仆变成其他氏族成员的主人，转化为剥削者、统治者。二是经济途径。氏族公社，随着生产的发展，逐渐分解为一个个家庭。而富裕的家庭拥有较多的生产资料，具备了比较有利的生产条件，吸收一定数量的劳动力供自己剥削，他们由氏族内部的富有者转化为剥削者。三是奴隶的使用。奴隶最初来源于战争中的俘虏，把俘虏转化为奴隶，此后把氏族内部负债累累的成员或负债成员子女沦为奴隶。恩格斯说：“政治权力不过是用来实现经济利益的手段。”(恩格斯《路德维然。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 卷P250)由此而得出结论：阶级的起源完全是经济的原因。并批判那种妄图用政治暴力即掠夺、战争、征服来解释阶级起源的思想。

在阶级产生的三种方式中，我们可以把第三种方式——奴隶的使用看着一种特例而不论。第一种方式——政治途径是我们赞同的。问题是第二种方式——经济途径。一方拥有的生产资料与另一方拥有的劳动力相结合而进行生产，他们之间是阶级关系还是阶层关系？他们之间存在剥削吗？这是一个经济学问题。马克思用他的剩余价值理论论证过这种形式存在剥削。我们这里不从剩余价值的深层理论去探讨这一问题，而只从直观的现实或经验就足以怀疑了。生产资料公有制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最佳途径吗？我国现在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改革——生产资料的私有化过程(明确产权关系以及私有经济的蓬勃发展)是建立剥削社会吗？这是理由之一。理由之二，恩格斯用“政治权力不过是用来实现经济利益的手段。”(恩格斯《路德维然。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 卷P250)即政治权力的目的就能否定阶级的产生源于政治暴力吗？简单的逻辑是“目的”能否定“手段”吗？

从集权政府的产生，我们得出的结论是：(狭义的)阶级是一历史范畴；阶级关系是对立关系；阶级关系只存在于集权社会，阶级关系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阶级关系源于人民转让的权利部分被异化为人民的对立物而形成的经济剥削、政治压迫、思想专制；阶级是可以消灭的，当建立国家(社会)在民并完善权力制衡的民主政府时就可以消灭阶级；民主社会只有阶层关系，而没有阶级关系。

⑧阶级斗争

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经济利益的根本对立、以及由经济利益的根本对立而派生的政治对立和文化对立必然引起阶级斗争。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统治职能具有强烈的阶级性，它对国民的政治压迫和经济掠夺表现为统治机构与民众的对立。统治职能把一国之中的公民划分为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被统治阶级非人化。人在社会中的目的并不是非人化而被当作牲畜驱使，他们只是在集权社会被非人化了，他们从他们的本能、人性出发必然要反抗这种非人化。他们要作社会的主人，自己的主人。他们要求获得政治解放，消除经济剥削、政治压迫、思想专制。这就是阶级斗争。

人是生而自由的，但人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人是自然的产物，注定人要成为自然的奴隶。同样，人是社会的人，注定人要成为社会的奴隶。作为生而自由，追求无限幸福的人，注定要寻找自身的解放：自然解放和社会解放。自然解放是发展物质生产力增加社会财富，满足人类不断增长的物质需要。社会解放是构建、调整、完善各种社会关系，追求没有剥削、压迫、贫困、不平等的社会，追求公证、和谐的社会，使个体人能最大限度地自由。集权社会人的社会解放最主要地表现为政治解放，实现在民，建立民主政治。

综上所述，国家和政府是不同的概念，国家是区别于其它人类群体的有领土边界的社会，政府是凌驾于该社会之上的社会管理机构。消灭皇帝改朝换代只是更换政府，不是更换国家。国家不具有阶级性，国家是民族性的结果。但国家的民族性随着民族融合而减弱，直至消退。美国社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中国现在的汉民族也是民族同化的结果。我们讲的国家的阶级性实际上是指政府的阶级性，是国家政权(政府)的阶级性。国家政权的合理性在于社会管理职能和捍卫国家(社会)的职能。

由于种种原因，在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这种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权力部分地异化为统治职能，并被确立下来：人们在转让自己部分权利的过程中连自身都一起转让了、被征服了。阶级产生了。政府的阶级性只存在于集权社会，政府的阶级性表面上是代表社会中某一阶层利益，实质上政府的阶级性是指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是政府的统治职能。

3 、民主政治+ 市场经济+ 社会保障制度

民主政治、市场经济、社会保障制度是新民主社会主义的三要素。

民主政治：民主政治即民主制度。

市场经济：新民主社会主义认为，生产资料公有制和私有制、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都是人类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手段，它是社会成员进行社会生产的自由选择。由于公有的范围是有限的，因此，公有制与市场经济并不矛盾。

社会保障：即每个社会成员有权利无条件地获取最基本的生活资料。

每个社会成员有权利无条件地获取最基本的生活资料不是均贫富的信念，而是人类的自然社会要求。“劳动是财富之父，自然资源是财富之母”。人是社会人，但人也是自然人，是自然的产物。作为自然产物的人，当然他天生地拥有同其他人一道平等地占有自然资源的权利。自然公正要求劳动者所得是其劳动所得。社会公正虽然它承认劳动者所得是其劳动所得，但它认为劳动创造的财富包含有自然财富，自然财富是全社会成员所共有的，因此，劳动所得应当扣除除他自身享有的自然财富的自然财富因素的部分。因此，每个社会成员就有权利无条件地获取最基本的生活资料。

在民主社会主义的三要素中，政治民主化已经成为首要的要素。因为政治民主化是摧毁阻碍中国社会发展的既得利益官僚集团的根本选择，是实现社会公正的根本选择，否则，至多是换一个温和的又是既得利益官僚集团来管理社会，最终又走向不温和。这是其一。

其二，经济市场化，必然要求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是法制条件下的市场化，并非无序状态的市场化。法制条件就要求政治民主化。集权政治的法制化是人治条件下的法制化，这种法制是按照官僚集团的利益来制订的。因此它不可能从根本上、总体上反映人民的意志，而最终摧毁经济市场化。现在以文件形式存在的地方保护主义就是最好的说明。中国的封建社会也有经济市场化存在，但是在各诸侯或各县领地内存在，而且税费是官方意志，厂商没有讨价还价的权利。

其三，社会保障制度化是实现社会财富公正分配的底线，是一个社会健康稳定发展的要求，也是人的自然权利的延伸。只有在民主政治体制下，人民自己把自己当作拥有合法权利的人，由人民自己制订社会保障制度才能保证社会保障制度的公正性，合理性，才能真正得到落实而不至于成为一种粉饰性公文。社会保障制度由施舍是不能保障落实的，就象街头的叫化子是不能天天保障他的最低生活水平线一样。

因此，在新民主社会主义的三要素中，政治民主化在今天是最主要的要素。

新民主主义篇7

在中共早期的历史发展中，由于现实斗争的需要，不论是在理论的宣传上，还是在实践革命中，都更重视关于文化的阶级性和革命性问题。但是在抗战前后，中共党人逐渐形成并提出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民族性”特征，主要有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三十年代中国本位文化讨论的推动1935年1月10日在《文化建设》月刊上，十位教授联名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强调要加强“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对西洋文化要“吸收其所当吸收,而不应以全承受的态度,连渣滓都吸收过来”,旗帜鲜明地反对“全盘西化”主张，主张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本位、为主体，建设现代国家，以增强民族自信心。宣言发表后引发了学术界持续一年多关于全盘西化与中国本位的文化争论，西化派的文化选择是以西方文化为参照系来看待中国传统文化的，认为西方文化代表了时展的前进方向，中国传统文化已落后于时代性。中国本位文化派则强调在维护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有条件地接受西方文化，其立足点是民族性。三十年代中期这场关于文化选择的论争是激烈和复杂的，这场在思想文化界影响深远的论战中，文化的民族性和时代性似乎同时被凸显出来。

由于当时与共产党的关系，中共党人没有直接参与这场发生在国统区的文化论争，但这场讨论却给了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借鉴和启发，对新民主主义文化观的形成与发展起着一定的影响作用。讨论中学者们强调文化的民族性，认为“文化之有民族性，亦犹文化之有阶级性，两者具有同样的意义”，这在近代中国屈辱落后的社会面前，有着强烈的现实需要。不久之后，北平左翼文化界就发起了新启蒙运动，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化联系起来。显然，后来中共新民主主义文化中逐渐形成的“民族性”特征，这场讨论起到了推动的作用，可以说为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理论资源。第二，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的影响1935年华北事变后，中国的政治军事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中日民族矛盾上升到主要地位，中国抗日救亡运动进一步高涨，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全国各阶层人民掀起抗日救亡高潮。“一二九”运动的爆发，促进了中华民族的新觉醒，掀起了抗日救亡的新高潮，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日本更是把战火燃遍大半个中国。此时，一部分知识分子在民族危机意识的强烈冲击下，已经投身于一场文化启蒙运动。民族危机意识强烈冲击下的新启蒙运动对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的“民族性”特征的形成也产生了积极影响。第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需要抗日战争爆发后，全国形势的变化逐渐改变了国共两党的关系，也为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实现提供了可能。华北事变发生后，中共发表的“八一宣言”，号召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中共瓦窑堡会议上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民族利益高于一切，斗争矛头指向日本。中共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有力地推动了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的发展，而反映在中共文化政策上，就是继承中华民族五千年文化的优秀传统，强调对于一切优良的传统文化都必须予以充分肯定和发扬，体现了发扬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提高民众的自尊心和自信心，以便激励全国人民更高的爱国热情。在全民族抗战的大背景下,民族性自然就成为了文化领域的重要议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巩固过程中，中共重视利用传统文化宣传民族统一战线，在外敌人侵，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情况下，宣传继承传统文化的优秀成分，对实现中华民族的团结、唤起全中华民族的救亡意识，激发爱国热情，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对实现全民族的团结抗战，具有重要的作用。

二、新民主主义文化“民族性”特征的现实意义

新民主主义文化,曾经对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变革起了推动作用。坚持文化的民族性,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根本，在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和文化多元化的今天，新民主主义文化“民族性”特征,对于当今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第一，弘扬民族精神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需要文化自身具有一种民族凝集力和自我继承的力量，而民族凝聚力作为是沟通民族全体成员的心灵的精神纽带，必然以传统文化精神为思想源泉。社会主义文化的现代化建设，必须弘扬民族的历史传统。优秀的传统文化是建构中华民族文化的主要资源，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伦理精神和价值观念，尊重传统、继承传统，根据时代的发展变化，赋予其新的内涵，从而成为当代价值观念、社会意识和文化精神，有利于社会稳定和社会发展。创造新的中华民族文化，就必须赋予优秀传统文化时代要求，在文化全球化的浪潮中既能保持自己民族文化的风格和内涵，又能积极借鉴汲取外来文化的优秀成分，保留和弘扬优秀传统，勇于创新，以适应中国文化现代化的需要，对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在价值趋向多元化的今天,面对西方文化的强大挑战,增强全国人民的爱国意识、团结意识和自强意识，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社主义精神文明，就必须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凸显新时代下社会主义文化的民族性。第二，民族性体现了民族精神与开放意识相结合新民主主义是开放的文化，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民族性,应该从文化的世界性中得到提升，体现了民族精神与开放意识相结合。关于文化民族性的思想强调文化的世界共性，既反对全盘西化，也反对中国文化本位。这体现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世界性，坚持继承民族文化遗产和吸收外来文化的原则,这是中国文化发展的正确方向。

新民主主义篇8

[关键词]民族性；现实意义；继承性

文化是一定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文化的“民族性”特质对于民族独立和繁荣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全球化背景下的民族文化，更加凸显着其重要作用。在中共建党之后的一段时期内，中共人似乎更重视文化的阶级性和革命性问题，直到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在其文化宣传和理论上才明确地提出了“民族性”特点，将其归纳为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特征之一，并成为此后中共文化政策实践的重要原则。1940年1月，发表了著名的《新民主主义论》，对中国思想文化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文中指出新民主主义文化的三个特征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指出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是带有我们的民族特性的。

一、“民族性”是新民主主义文化的重要特征

什么是民族？现在一般沿用的是斯大林的定义，是指人们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形成的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的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也就是说，由于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地域和共同的经济生活，并由此形成共同的文化传统和民族特点，使其有别于其他的民族。而文化的“民族性”，正是这样的特点在文化传统和文化观念上的体现，任何民族都具有区别于其他民族的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民族、国家，由于历史地理环境、经济生产方式和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的不同，从而形成了自己的民族历史和传统，有着区别于其他民族的价值观念和生产方式。

在各民族的历史发展中，文化的民族性是凝聚、团结民族全体成员的精神纽带，民族精神通过文化的继承性得到延续。作为诞生于二十世纪的一个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当然也认识到发扬文化民族性的意义所在。抗战前后，中共在其文化宣传和理论上明确地提出了“民族性”特点，并将其归纳为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特征之一，成为中共文化政策实践的重要原则，对中共后来革命建设事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第一，民族性特征体现了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时代特点

民族性是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基本特征之一，民族特性结合近现代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特点，指的是中华民族各先进阶级、阶层提倡反对帝国主义的压迫，反对封建专制，争取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新民主主义文化产生于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以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为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提供了一个新思路。独立和解放是近代中国现代化的前提，新民主主义文化强调中华民族在文化发展上的独立性，反对帝国主义的思想奴役和文化侵略政策，提倡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增强民族凝聚力，主张动员社会大众投身于民族解放运动，是中国民主革命时期，中华民族的解放斗争实践在文化思想战线上的表现。

第二，民族性特征体现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历史继承性

文化的民族性是凝聚、团结民族全体成员的精神纽带，传统民族文化中蕴涵的优秀精神，通过文化的继承得到延续，在形成民族精神的过程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并能与现代社会发展相结合，形成稳定的民族心理和民族品格，使我们的民族获得持续不断的精神力量和发展动力。新民主主义文化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结合的产物，马克思主义者不应该隔断历史，要汲取历史文化中的精华。建设新民主主义文化必须立足于中国悠久的文化历史，弘扬刚健有为和经世致用的优秀传统文化精神，批判地继承中国的历史文化遗产。

第三，民族性特征决定了与之相适应的民族文化形式

任何民族的文化都必然有着与之相适应的文化形式，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植根于中国土壤的新文化，同时又了吸收外来进步文化，批判地继承和吸收中国传统民族文化的形式并加以改造。民族性特征决定了必须与之相适应，中国大众能够接受并喜闻乐见的文化艺术形式。

二、新民主主义文化“民族性”特征形成的原因

在中共早期的历史发展中，由于现实斗争的需要，不论是在理论的宣传上，还是在实践革命中，都更重视关于文化的阶级性和革命性问题。但是在抗战前后，中共党人逐渐形成并提出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民族性”特征，主要有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三十年代中国本位文化讨论的推动

1935年1月10日在《文化建设》月刊上，十位教授联名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强调要加强“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对西洋文化要“吸收其所当吸收，而不应以全承受的态度，连渣滓都吸收过来”，旗帜鲜明地反对“全盘西化”主张，主张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本位、为主体，建设现代国家，以增强民族自信心。宣言发表后引发了学术界持续一年多关于全盘西化与中国本位的文化争论，西化派的文化选择是以西方文化为参照系来看待中国传统文化的，认为西方文化代表了时展的前进方向，中国传统文化已落后于时代性。中国本位文化派则强调在维护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有条件地接受西方文化，其立足点是民族性。

三十年代中期这场关于文化选择的论争是激烈和复杂的，这场在思想文化界影响深远的论战中，文化的民族性和时代性似乎同时被凸显出来。由于当时与共产党的关系，中共党人没有直接参与这场发生在国统区的文化论争，但这场讨论却给了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借鉴和启发，对新民主主义文化观的形成与发展起着一定的影响作用。讨论中学者们强调文化的民族性，认为“文化之有民族性，亦犹文化之有阶级性，两者具有同样的意义”，这在近代中国屈辱落后的社会面前，有着强烈的现实需要。不久之后，北平左翼文化界就发起了新启蒙运动，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化联系起来。显然，后来中共新民主主义文化中逐渐形成的“民族性”特征，这场讨论起到了推动的作用，可以说为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理论资源。

第二，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的影响

1935年华北事变后，中国的政治军事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中日民族矛盾上升到主要地位，中国抗日救亡运动进一步高涨，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全国各阶层人民掀起抗日救亡高潮。“一二九”运动的爆发，促进了中华民族的新觉醒，掀起了抗日救亡的新高潮，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日本更是把战火燃遍大半个中国。

此时，一部分知识分子在民族危机意识的强烈冲击下，已经投身于一场文化启蒙运动。民族危机意识强烈冲击下的新启蒙运动对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的“民族性”特征的形成也产生了积极影响。

第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需要

抗日战争爆发后，全国形势的变化逐渐改变了国共两党的关系，也为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实现提供了可能。华北事变发生后，中共发表的“八一宣言”，号召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中共瓦窑堡会议上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民族利益高于一切，斗争矛头指向日本。中共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有力地推动了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的发展，而反映在中共文化政策上，就是继承中华民族五千年文化的优秀传统，强调对于一切优良的传统文化都必须予以充分肯定和发扬，体现了发扬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提高民众的自尊心和自信心，以便激励全国人民更高的爱国热情。在全民族抗战的大背景下， 民族性自然就成为了文化领域的重要议题。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巩固过程中，中共重视利用传统文化宣传民族统一战线 ，在外敌人侵，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情况下，宣传继承传统文化的优秀成分，对实现中华民族的团结、唤起全中华民族的救亡意识，激发爱国热情，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对实现全民族的团结抗战，具有重要的作用。

三、新民主主义文化“民族性”特征的现实意义

新民主主义文化，曾经对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变革起了推动作用。坚持文化的民族性，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根本，在经济全球化、 政治多极化和文化多元化的今天，新民主主义文化“民族性”特征，对于当今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第一，弘扬民族精神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需要

文化自身具有一种民族凝集力和自我继承的力量，而民族凝聚力作为是沟通民族全体成员的心灵的精神纽带，必然以传统文化精神为思想源泉。

社会主义文化的现代化建设，必须弘扬民族的历史传统。优秀的传统文化是建构中华民族文化的主要资源，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伦理精神和价值观念，尊重传统、继承传统，根据时代的发展变化，赋予其新的内涵，从而成为当代价值观念、社会意识和文化精神，有利于社会稳定和社会发展。创造新的中华民族文化，就必须赋予优秀传统文化时代要求，在文化全球化的浪潮中既能保持自己民族文化的风格和内涵，又能积极借鉴汲取外来文化的优秀成分，保留和弘扬优秀传统，勇于创新，以适应中国文化现代化的需要，对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在价值趋向多元化的今天 ，面对西方文化的强大挑战 ，增强全国人民的爱国意识、团结意识和自强意识，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社主义精神文明，就必须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凸显新时代下社会主义文化的民族性。

第二，民族性体现了民族精神与开放意识相结合

新民主主义是开放的文化，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民族性，应该从文化的世界性中得到提升，体现了民族精神与开放意识相结合。关于文化民族性的思想强调文化的世界共性，既反对全盘西化，也反对中国文化本位。这体现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世界性，坚持继承民族文化遗产和吸收外来文化的原则，这是中国文化发展的正确方向。

世界是多民族的世界，由于文化的民族性，造就了人类文化的丰富多样，各民族的文化体系，共同构成了人类社会千姿百态、丰富多彩的文化景观。文化的世界性是各种文化普遍具有的属性，即世界各种文化的共性。文化的民族性是各种文化的个体性、独特性，它使世界上各民族的文化互相区别开来。世界性寓于民族性之中，没有民族性就没有世界性。我们既要保护自己的民族文化财富，发扬自身民族的文化个性，又要勇于接受世界现代文化的挑战。认为，对待外国文化也要坚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方针，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既全面吸收西方进步文化的优秀成果，又尊重本民族自己的文化创造，越是世界的越是民族的。所以在今天，建设民族文化，应该以积极的态度去面对日益频繁的文化交流和融合的趋势，才能实现中华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动力和精神支撑，是民族文化最本质、最深刻的体现。新民主主义关于文化民族性的理论，对于我们解决在全球化浪潮冲击下所面临的时代课题，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和实现民族文化振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706

[2]选集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252

[3]文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191

[4]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34

[5]文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192

[6]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34

[7]中国文化建设谈论集（上编），马芳若 [M]上海：龙文书店，1935，88

[8]在文化阵线上，陈伯达 [M]上海：生活书店，1939，74

新民主主义篇9

研究中国现代思想史，笔者认为应该把从“五四”至今的80年，包括大陆、台湾、香港在内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才能理清中国现代思想发展的线索和全面把握它的丰富内涵。

纵观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实际是一部走出中世纪，实现现代化的历史。中国现代化的主题是什么？一般的回答：民主与科学。实际上在挽救民族危亡的紧迫感下，还有一个更深刻的主题即“民族”── 民族文化的更新与建设。 因此，中国现代化有三大主题：科学、民主、民族。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现代思想史，实际又是一部中国文化建设史。西方学者往往用“激进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的三分法来划分现代中国和其他国家的思想派别。就中国来说，所谓“激进主义”是对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想派别的指称，代表人物是陈独秀、李大钊等。“自由主义”则是指胡适等为代表的西化派，他们被称作是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者。“保守主义”是指反对“全盘西化”，也抵制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派别，其主要特征就是维护传统。在“保守主义”中，他们又提出“文化保守主义”的概念，以区别于维护社会政治现状的“社会政治的保守主义”，在中国是以现代新儒家为主要代表。笔者以为不能简单机械地用文化激进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来划分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化建设诸派别。从学理上说，文化保守主义是人类历史进入现代化阶段后的一种普遍现象。保守是相对于激进而言，因而，它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在一个文化系统中是保守的，在另一个文化系统中也许就是激进的；在西方是保守的，在东亚，在中国也许就是激进的。因而，对激进与保守的界定，应该放在同一文化系统中，同时兼顾其世界性与历史性。在整个世界范围内，文化保守主义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发生在现代化因内部因素催生的国家，如英国、法国，这种保守主义是针对反传统的激进倾向而言。另一种是发生在因外部因素的刺激而走上现代化的国家，如德国、俄国、日本等国，这种保守主义不仅针对反传统的激进倾向，而且也针对外来文化。前者的矛盾是传统与现代的矛盾，后者不仅有传统与现代的问题，还纠集着本土与外来的矛盾，因而，它含有传统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双重因素。从现代化的起源看，中国显然属于后者。“五四”以来的中国，由于救亡图存，谋求民族解放是时代的第一主题，因而，建立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现实起点。民族国家包括三要素：民族经济、民族政治、民族文化。在民族经济、政治现代化的同时，如何把民族文化传统变成适应新时代需要的现代文化？围绕着这一问题，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化建设诸派提出的方案纷纭繁杂。由于各自对传统的体认不同，对待传统的态度也就不一样。但不论哪一个派别，都很难找到彻底的反传统或彻底的反西化，这大概是因为在中国文化发展的过程中，由于有成功消化外来佛教的经验，中国文化没有形成一个排他性的文化系统。这就使得中国的知识分子，无论是对外来的事物，还是对自家的固常，都能持有弹性的态度。因此，对二十世纪，特别是“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化建设诸派，我们很难用激进与保守来划分。即使西方学者划分的中国文化保守主义，在这个民族主义高涨的时代，也是古今、中西时常纠合在一起，传统主义的意识常以民族主义的形式表现出来，这里的传统主义从起源上看是对现代性的反应，而民族主义可以产生在前现代的历史上，也可以产生在不同的现代化国家之间，显然，这里的民族主义属于后者，其设定的目标，是要建立现代化的民族国家。所以，笔者认为，中国所谓的文化保守主义，实是文化民族主义，其特点就是要用已更新的文化传统再造民族的精神主体，来克服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精神空白，这里笔者要说明的是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化建设不仅有西学派这一主线，而且还有“文化民族主义”者。历史的发展自然是社会主义成为中国大陆的主流文化，在迈向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一个统一的中华民族走向现代化时，对文化民族主义的研究不可缺失。笔者是本着这样的思想方向来谈论文化民族主义的思想人物的。

新民主主义篇10

[关键词] 新民主主义 社会理论 形成 逻辑体系

李伟于《探索》2008年第4期发表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不能成立》一文，就此观点，郝遥在《探索》2009年第6期发表《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确实存在——与李伟同志商榷》一文中，根据党的文献，从史实论证角度考察论证了这个社会理论的存在，本文拟再从理论存在的标准角度予以论证。

一、一种理论存在的要素有哪些

我们判断一种事物是否存在或成立，除了从人们表面上容易看得见的形式考察之外，更主要地是从内涵上考察是否具备这种事物的本质属性。因为事物存在的标准是形式和内容的统一。所谓内容，就是指构成事物的一切要素的总和，它包括事物的内在矛盾以及由这些矛盾所规定的运动过程和发展趋势等等。所谓形式，就是指把内容的诸要素统一起来的结构或表现内容的方式。

具体到一种科学理论，它远比我们日常所见事物要复杂、要深刻。首先，必须具有理论所指的相关内容，通过一定的形式如文字、讲话将有关内容联系起来组成系统的自成一体的理论体系，一个科学的思想理论体系还必须具有完整的逻辑体系，这也是考察一个理论体系是否科学的必要条件。比如马克思《资本论》就是在“商品”这个逻辑起点的基础上展开了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分析，论证了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与生产社会化之间的矛盾是不可克服的矛盾，只有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实现这一矛盾的解决。

其次，还要揭示一定规律并运用规律解决实际问题。任何一种理论的产生都是为了解决实践中出现的问题而产生的。没有纯粹为理论而理论的。比如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建立对物理学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如果“没有相对论就不会有原子弹和核电站”[1]p38；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为了回答无产阶级如何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国家而产生的理论。当然，是否揭示一定规律并解决了实际问题，需要理论工作者对其进行抽象概括的总结和提炼。

最后，一种理论是否具有存在的必要性，还必须具备科学性。科学性缘何体现，来自实践检验。经过实践检验是正确的则为科学的理论。当然，实践检验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过程，经过实践检验理论没有被验证，也不能武断地认定是理论错误，需要具体分析是理论的原因还是实践过程中某些环节错误所致。比如，有人通过分析上世纪90年代剧变的历史得出结论，认为这是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失败，殊不知发生剧变的根本原因恰恰是没能很好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本国实际相结合，是在实际践行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背离了其科学精神的结果，并不能就此认为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错误。所以，在分析理论指导下的实践所产生的错误要做具体分析，切忌简单化。此外，任何科学的理论必须根据时代和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不断进行创新，方能显示其不竭的生命力。这方面，我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堪称典范。

二、否认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存在的错误所在

否认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存在的学者认为，在老一辈革命家的著作和言论里只有新民主主义论和新民主主义革命论的提法，而从来没有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提法。事实上，在、刘少奇等人的著作和言论中就有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提法，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即是新民主主义社会。对此，“郝文”进行了详细考证，证明了、刘少奇等人对新民主主义社会有详细论述。二是认为在研究中共党史和思想的专家和理论权威的著作中也没有出现过新民主主义社会论这一思想和概念。如胡乔木和陈伯达。对此一说，“郝文”也有考证，这里不再赘述。判断一种理论是否成立，不是根据一些人的表面言论就可以作出结论，退一步说，即便如“李文”所言之根据，在经过确切考察后，也是不成立的。

我们说某一理论形成、存在与否，都是经过研究者对相关内容进行抽象概括进行总结的结果，而不是仅从直观上的文字方面来认定。如前所述，一种理论能否成立，必须有其自成一体的体系，包括该理论存在的必要性、主要内容，且主要内容之间是有机联系的整体，且这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必须具备逻辑结构；揭示一定规律并运用规律解决问题；经得起实践的检验，等等。如马克思主义中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根据马恩的著作进行概括，认为马恩论证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发展规律，运用规律分析了通往社会主义的科学道路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等等，形成了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一套具有逻辑体系的理论；列宁主义关于落后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主要是论证了一国社会主义胜利的可能性和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等具有逻辑结构的理论体系。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同样是研究者从等革命家的著作和言论中对有关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内容进行分析，认为它是通过马列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揭示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并发展不平衡的国家如何取得革命成功的一系列规律，并有自成一体的体系，包括革命任务、动力、性质和前途等等形成了完整的逻辑体系，从而才得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是存在的，而不是仅仅从有无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这一提法而进行判断。

三、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逻辑体系

一种理论的内容是否形成了完整的体系，应该基本具备这样几个内容，即为什么要提出这个理论，这个理论是什么和解决问题的具体措施。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党内开展了关于中国革命非资本主义前途的讨论，初步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本思想。1939年12月，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从分析中国社会的性质着手，对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前途等问题逐一作了详细的论述，第一次提出“新民主主义”的科学概念。如果说《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主要是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进行论述的话，那么在1940年1月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则主要是对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或新民主主义社会进行了系统论述。

分析了中国革命前途是社会主义而非资本主义前途的必然性：是由于中国革命所处的时代背景发生了变化——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中国革命的性质变为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中国是被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的，决定了不能走资本主义的道路；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也注定了中国不可能走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这也被历史所证明。中国必须倒向苏联一边，没有第三条道路可走。所以社会主义道路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也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

但是，由于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特殊国情决定了革命前途不可能直奔社会主义主题，必须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就是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第二步才是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之所以必须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其根本原因是中国经济较少现代工业发展，必须在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之下利用资本主义的发展提高生产力为将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做物质基础准备的缘故。因为社会主义的基础是大工业而非小农经济。

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不仅具有必要性，也有可能性。那就是以中国共产党为首的无产阶级的领导和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以及中国一切革命阶级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在内在中共二十几年的革命过程中，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真正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特别是民族资产阶级对于能在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发展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对于有利于其阶级利益的保护民族工商业政策是会拥护的。

在新民主主义社会必要性和可能性都具备的前提下，对一个社会所必须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形态进行了系统论述。也就是什么是新民主主义社会，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什么样？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同之处在哪儿？首先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包括“国体———各革命阶级联合。政体———民主集中制”[2]p677，不是无产阶级，而是各个革命阶级的联合；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一是“节制资本”，二是“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但“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这是因为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的缘故”[2]p678。不是消灭资本主义，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而是利用和限制资本主义发展生产力；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2]p696、706。

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前途，确定无疑的是社会主义社会。指出：“在中国革命所建立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中一方面有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又一方面有社会主义因素的发展。这种社会主义因素是什么呢？就是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在全国政治势力中的比重的增长，就是农民、知识分子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或者已经或者可能承认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权，就是民主共和国的国营经济和劳动人民的合作经济。所有这一切，都是社会主义的因素。加以国际环境的有利，便使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最后结果，避免资本主义的前途，实现社会主义的前途，不能不具有极大的可能性了。”[2]p650至于何时向社会主义转变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和只是从大的基本原则上指出：“何时转变，应以是否具备了转变的条件为标准，时间会要相当地长。不到具备了政治上经济上一切应有的条件之时，不到转变对于全国最大多数人民有利而不是不利之时，不应当轻易谈转变。怀疑这一点而希望在很短的时间内去转变……是不对的。”[3]p160

中国共产党所要建立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是怎样的一个国家，勾画出了一个清晰而完整的轮廓，标志着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成熟。在描绘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图景后，指出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性质，“这是一定历史时期的形式，因而是过渡的形式，但是不可移易的必要的形式”，是“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在一定历史时期中所采取的国家形式”[2]。

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一般纲领进行阐述后，不断对这一理论展开了更加深入、更加具体的论述，特别是1945年《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具体纲领也深入进行了分析，阐述了如何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具体措施：从废除到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政治纲领，到发展工业，变农业国到工业国的具体措施，以及文化教育和知识分子问题，少数民族问题和外交问题等等都提出了明确、具体的政策。

除了对新民主主义社会详尽的论述，党和国家的其他主要领导人如、刘少奇、也都谈及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问题，也进行过系统的论述和有关政策的详细阐述。对此，“郝文”也进行了详尽阐述。

经过考察，我们发现在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论述方面已经具备了完整的体系架构：必要性、可能性、是什么、怎么建设等内容，在内容上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体系。

考察完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理论内容后，我们再来分析这一理论是否已形成了完整的逻辑体系。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和新民主主义革命论一起构成了新民主主义论。新民主主义论的逻辑起点是社会性质论即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这一社会性质是构架整个新民主主义论这一理论体系最基础的细胞，是它决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路径，也决定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走向。它不仅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论的逻辑起点，也必然是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逻辑起点。我们不妨单独作一分析：

从上述分析新民主主义论的理论内容，我们可以看出它主要包括为什么要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和怎么样来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两个大的层次。只有明了为什么要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才能解决怎么样建设的战略策略问题。因此，逻辑起点只能从为什么要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这一层面去寻找。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原因无疑是为了将来转变到社会主义社会准备物质基础，即为了实现革命转变。那么，为什么在民主革命胜利后必须要有个革命转变，而不是“毕其功于一役”或者是进行“二次革命”呢？根本原因还是因为中国的国情也就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是这一社会性质决定了中国在革命胜利后不具备立即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或者中间横插一个资产阶级，归根到底是因为中国落后的生产力水平所决定，是中国缺少现代工业不具备社会主义所需物质基础的缘故。它也决定了经济上必须利用有益于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国现代工业，政治上要联合各革命阶级，文化上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而非无产阶级文化等才能为将来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准备物质基础。可见，社会性质论是把新民主主义社会论这个理论体系支撑起来的最基础的逻辑起点，使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形成了完整的逻辑体系。

四、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揭示的规律及解决的问题

理论来源于实践。前面我们说过任何一种理论必须揭示理论所指实践领域的规律，并运用规律解决实践中存在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主要针对的是西方发达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的理论，没有对落后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作出过指导，只是提出在向共产主义过渡中要经历一个社会主义阶段；列宁主义在关于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有过几年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正确时期，但由于列宁去世没能对这一政策进行更深层次的研究，没能把新经济政策作为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途径从理论高度进行深度研究；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正是基于对马列主义基本原理的深刻认识，结合中国具体实践而形成的科学理论，是对马列主义关于社会主义过渡理论的创造性贡献。它揭示的是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在革命取得成功后如何采用什么途径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规律。

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这一矛盾运动是推动社会发展最根本动力这一原理得出的理论。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基础之上，只有高度发达的生产力才能与社会主义公有制生产关系相适应。正是认识到了这一真理，同时认识到了中国生产力落后的现实，才对妄想在小农经济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的农业社会主义进行了批判，提出了中国必须经过新民主主义社会这一阶段才能最终转变到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把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提高到了中国如何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战略高度。解决了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如何进入社会主义的问题，即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中发展不能操纵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以建立丰富的物质基础，为将来向社会主义转变提供基石。新民主主义社会论，作为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革命阶段转变的中介，解决了实现革命转变的具体途径，从而把革命转变思想升华到了一个新的理论层次。

五、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是来源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科学理论

一种理论是否能够站得住脚为人们所认可，除了自身形成完备的体系外，还必须接受实践的检验。思想源于中国革命实践，是对中国革命经验进行抽象概括和总结的，被中国革命实践所证明，并指导中国革命取得成功的正确理论。

首先，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来源于革命时期根据地建设的实践。我们知道，不论是十年内战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还是短暂的解放战争时期，在我党局部执政的根据地中，虽然在不同时期有根据形势变化而制定的不尽相同的具体政策，如对待地主和富农的政策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政策。但是，也有基本一致的原则，如政治上联合开明绅士、民族资产阶级参与政权；经济上鼓励民族资产阶级投资办厂，发展资本主义；开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建设。这些内容无疑成了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主要实践渊源。随着革命形势的向前发展，根据地和解放区建设的成功经验总结以及我党对新民主主义理论的认识趋向成熟，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也逐渐走向成熟和完善。为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进入社会主义指明了方向，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理论。

其次，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是经实践检验的正确的理论。如果说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在根据地和解放区的实践具有片面性和局部性的特点，是适应革命战争需要的，还不能完全证明是正确的理论，那么新中国成立后，党开始执掌全国政权，从1949至1956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始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则更具有说服力。正是因为在这七年中执行了根据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所指定的各项政治、经济、文化等政策，才快速而顺利地恢复了国民经济，使中国社会生活的各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社会主义改造的急促完成和遗留的一些后遗症，以及后来发生的一连串脱离实际的冒进做法和“”的错误也从反面证明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正确性。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虽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新民主主义社会不能同日而语，但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出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总之，根据我们考察一种理论存在的标准，证明了新民主主义社会论不仅有其自成体系的完整内容且形成了完整的逻辑体系，揭示了落后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的规律，解决了如何进入社会主义的问题，又被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所证明是科学的、正确的理论。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是客观存在的。对新民主主义社会论视而不见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参考文献：

[1]“四个如何认识”研究丛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