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范文10篇

民主范文篇1

民主，是一种别于君主独裁和寡头统治的政府形式，人民当家做主管理国家事务是其基本要义。但是，在复杂的政治实践中，由人民直接管理国家事务是不现实的。于是，代议制民主政治成为必然选择。这样，多数人的统治就是让少数人在多数人的真正同意或委托下执政并受到多数人的有效制约和监督。而体现对执政者或代表的有效制约和监督的最科学可行的形式就是选举，选举无疑体现的就是多数人对自己代表的授权与控制。可见，选举和民主一开始就是联系在一起的，并且成为民主的重要内容。“民主政治的核心程序是被统治的人民通过竞争性的选举来选择领导人，如果用普选的方式产生最高决策者是民主的本质，那么民主的关键点就是用在自由公开和平等的选举中产生的政府，来取代那些不是通过那种方法产生的政府。”[1]可见，在亨廷顿看来，选举是民主的本质，是民主的直接体现和基础，没有选举就没有民主。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从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具体实践看，选举民主已经成为中国最重要的民主形式。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选举民主的核心制度安排。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民主以人民当家做主为核心，以主权在民为最高原则。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制度载体的选举民主，是实现中国民主政治的必要条件。根据中国宪法和选举法，县及县以下的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实行直接选举，县以上的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实行间接选举。在选举民主中，我们的制度创新主要体现在作为社会自治的村民选举，其中有的是“海选”。因此，中国选举民主具有自上而下的制度设计与自下而上的自发秩序相结合的双重特征，二者相辅相成。由人民代表选举国家各级领导成员，组成国家权力机关、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管理国家和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项事业。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人民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的主要渠道和制度保证。为了保障人大代表的选举民主真正得到落实，中国选举法明确规定了选举权的普遍性和平等性原则、直接选举和间接选举相结合的原则、差额选举原则、无记名投票原则、选举权利保障原则；还规定了选区的划分办法、选民登记办法、代表候选人的提出和确定程序、投票选举程序等，从法律上保证了选民的民主权利神圣不可侵犯，从具体实施办法和操作程序上确保了选民民主权利的实现。另外，选举法的各项原则和程序设计也直接反映了民主的原则，具有民主的特征，符合民主的要求，能最直观地反映出中国人民当家做主的民主本质。

二、协商民主的发展及其在中国的实践

协商民主理论是20世纪后期在西方兴起的。1980年，约瑟夫·毕塞特在《协商民主：共和国的多数原则》中，首次从学术意义上使用“协商民主”一词，主张公民参与、反对精英主义的宪政。美国的约翰·罗尔斯、英国的安东尼·吉登斯、德国的于根·哈贝马斯等是协商民主的推崇者。尤其是哈贝马斯，他批判传统西方民主制度中的“自由主义”模式和“共和主义”模式，提出“协商政治”新模式。可见，协商民主理论是对当代资本主义政治权力结构和权力分配的民主模式的批判和修补。

所谓协商民主，“它指的是这样一种治理形式，平等、自由的公民借助对话、讨论、审议和协商，提出各种相关理由，尊重并理解他人的偏好，在广泛考虑公共利益的基础上，利用理性指导协商，从而赋予立法和决策以政治合法性。”[2]与选举民主相比，最典型的特征是：第一，主体多元化和组织化。协商民主以多方协商作为决策的基本形式，是平等的多元主体间的互动过程。政党或政府、社会团体、利益集团是协商民主的基本主体。公民通过参加政党和社会团体参与对公共事务的讨论与协商，对政治过程产生一定影响。第二，以有效的程序作为保障。公共协商是一连串的沟通、辩论、磋商和协调的过程，是一个互相提供信息，交流意见，形成共识的过程。第三，协商民主中各政治组织的协商权利，一般由法律或政治惯例所保障。第四，协商民主遵循的基本原则是协商一致，通过商讨和吸纳不同意见或相互之间的妥协来达到意见的一致。在意见分歧的情况下，以商讨等方式来取得共识，使少数人的意见也得到了尊重[3]。可见，与选举民主强调政治共同体成员偏好聚合之后所达成的最终结果不同，协商民主关注的则是偏好转变和聚合的具体过程。

在中国，以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为制度载体的协商民主是中国特色的民主模式。这是一种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各政党、各人民团体、少数民族和社会各界的代表，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为组织形式，经常就国家的大政方针进行民主协商的制度。这项制度是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伟大创举。从中国基本制度层面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权力机关，实行非两院制，政治协商会议是在这个结构之外的非权力机关，但它在党的领导下，参与国家重大事务的讨论，向国家机关提出建议性提案，通过建议或其他形式，对国家的宪法和行政实行监督。这样既克服了两院制效率低下的弊端，又避免了一院制缺乏监督和代表性不广泛的短处。在中国的政治实践中，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开会履行职责的时候，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也同时召开会议，讨论国家重大事务。地方也是如此。同时体现社会主义两种民主形式的“两会”概念已深入人心。在中央和地方的组织体系中，人们通常把党、政府、人大和政协概括为“四套班子”，可见，人民政协制度已经成了中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已经和正在对国家的政治生活产生重要影响。

中国的协商民主价值理念和人民政协的实际运作过程，生动地表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突出特点和优势。

首先，协商民主能够实现最广泛的有序政治参与。协商民主的行为主体涵盖各党派、各民族、各团体、各阶层等社会各界、各方面人士。他们以人民政协为组织形式，能整合各群体的利益要求和愿望，并能通过参政议政、反映社情民意，充分表达各自所联系的群众的具体利益，使各种利益要求通过体制内的渠道经常地、畅通地反映到决策部门，从而有效地协调各种利益关系。

其次，协商民主体现了最大程度的政治包容性。中国的协商民主承认多元的社会现实，坚持求同存异。政协作为最广泛的统一战线组织和政治协商的载体，认真研究新情况、新变化，有效地加强同各方面人士包括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联系，通过制度化的人事吸纳机制，将新生社会阶层以及各方面的代表人物整合到政协组织中来，并根据社会阶层的演化变迁情况，及时地调整并合理设置界别，充分发挥界别联系面广、委员业务精通以及对界别群众影响力强的优势，引导各界群众正确认识和处理各种利益关系，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凝聚力量、集中智慧，加深理解，扩大共识，促进和谐，充分体现了协商民主在政治上的巨大包容性和组织上的广泛代表性。第三，协商民主充分展示了社会主义民主的真实性。协商民主的实质是最广泛地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使广大人民群众更好地行使民主权利。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年来，无论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通过的各项决定，还是宪法修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政府工作报告等，中共中央、国务院事先都广泛听取各界人士的意见和建议，始终高度重视和充分发挥协商民主的作用，使得这一民主形式真实而有效。

第四，政治协商有利于促进党和国家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在人民政协的制度实践中，由于经过广泛的民主讨论、遵循公开的民主程序，围绕政策建议的各种分歧最终都通过协商达成共识，使决策建立在广泛考虑所有人需求和利益基础之上，从而赋予决策以合法性。由于遵循政治协商的程序，政治决策充分考虑到各种利益需求、主客观条件，并且经过反复的论证、讨论和协商，从而使决策更民主、更科学。

第五，协商民主有助于中国公民民主意识和能力的培养。民主意识是民主政治的基石，民主能力则决定了民主政治运作的优劣。然而，民主意识和独立思考、理性批判、相互沟通的民主能力不是与生俱来的，需要在参与中培养。公民参与公共事务协商的过程可以扩大视野，了解他人立场、公共利益和所负的责任，认识到只有通过合作才可能实现自己的利益。协商民主为培养中国公民民主意识和参与能力提供了途径。

三、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相结合，推进中国民主政治建设大发展

选举民主是现代民主政治的重要标志。但是对于正走向政治文明、利益和文化呈多元趋势的中国社会而言，简单的选举民主是无能为力的。协商民主是一种新型的民主形式，能够弥补选举民主及其多数决定原则的不足。实践证明，人民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和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重大决策之前进行充分协商，尽可能就共同性问题取得一致意见，是中国政治发展有效的政治运行载体和民主实现形式，具有西方民主政治不可比拟的广泛性、包容性和真实性。有机结合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适当运用选举民主的增量，盘活协商民主的存量，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途径。

1.进一步加强党的领导，积极稳妥地推进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建设。中国共产党是先进的执政党，承担着中国现代化建设和民主政治建设的领导者、组织者和推动者的历史重任。因此，无论是选举民主还是协商式民主，都必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为此，首先应该进一步完善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民主，形成党内的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机制，提高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能力，发挥好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作用。其次，作为执政党，其领导国家的重要方式就是组织领导，即通过选举推荐优秀的人才、精英到国家机关。因此，党应该学会在一个公开、公平、自由、竞争的条件下进行选举；积极搭建有效的参政议政平台，发挥参政党应有的作用，积极稳妥地推进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建设。

2.进一步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发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作用，使协商民主真正成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形式。这种完善和发展，首先是政协作为执政党与各战线精英的政治协商工具，应在加强执政党与参政党、参政党与各界别精英、各界别精英与人民群众的公共协商上下足工夫。其中尤其要加强执政党与参政党、各界别精英的真诚沟通和理性协商。其次，政协内部、政协委员之间，应加强对公共政策问题的研究，以及展开理性的政策辩论，并最终形成共识。各级政协应尽可能多地创设各种研究和讨论平台，这应成为政协工作的重点努力方向。再次，政协应与媒体建立战略联盟。政协与媒体结盟，既是获得了一个公共讨论的平台，亦为自己的合法性注入了人民授权的基础，同时融合媒体权力，增加自己对政府的影响力。

3.进一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由公民选举产生的人民代表对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民主协商中形成的建议，进行审议、选择和表决，并由人民代表大会对法律的实施和执行情况进行有效监督。选举和投票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一大优势和主要形式，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选举民主的根本体现。中国现行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还需要在改革中进一步完善，改革的根本方向和主要任务是进一步扩大选举的覆盖面，进一步增强选举的有效性，更好地发挥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重任。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强调，要保障人大代表依法行使职权，密切人大代表同人民的联系，建议逐步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这一重要举措，必将有力地增强中国选举民主的广泛性和实效性。

4.理顺人大、政协和党的关系，这是有机结合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的关键所在。我们知道，选举民主以人大为核心制度安排，协商民主则以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为制度载体。在中国的政治实践中，政协与人大、党的关系并没有理顺，很难使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达到理性的有机结合。

首先，政协与人大宪政地位不对等。中国宪法第三章第一节第57条至第78条，对“人民代表大会”的宪法地位和权力作了全面的表述，规定“全国人大”作为中国最高权力机关，具有立法权，是行政系统权力的来源，并负有对行政系统进行监督的宪法责任。而政协并未获得宪法的任何授权，在国家政权结构中不具有任何宪法地位，其现行地位最多只能算是执政党的统战平台，是政治团体而非国家权力实体。

其次，人大与政协对政府的法定制约能力不同。人大作为权力机关，具有对同级“一府两院”的强大法定制约能力。但政协并非国家建制权力，并不具备任何对政府的强制力。政协委员提出的提案在法理上仅相当于一个非政府组织的咨询文件或民间建议。

再次，人大代表由选民选举而出，依法定程序获得人民的法定授权，具有合法性基础；而政协委员的推举未获得足够的合法性基础，至少没有足够的法定授权程序，权力缺少宪政来源。政协委员人选的产生及对其监督的程序正义缺失，使人民政协难以真正成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系中坚强有力的一环。

第四，与执政党的关系不同。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宪法规定的执政党，具有控制一切国家机关的权力，但这种控制是在人大内部建立党组进行控制；而政协则完全由党的统战部和组织部直接控制，而非依赖政协党组的间接控制。这主要源于人大所依据的宪政理论与政协所依据的统战理论的差异。

可见，要有机结合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必须理顺人大、政协、党的关系，这就需要让宪政理论支撑起国家政权体系的前台，将人民政协适当地归入宪政框架，获得与人大相同的宪政地位，使协商民主和选举民主按宪法和法律逻辑来运行。为改变协商民主的所谓“咨询民主”的尴尬地位，政协应该获得在政府决策中的制度性权力。党要与政协建立互相信任的关系，以及畅顺的沟通渠道，公平协商的精神，以体现“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八字真言；要加快国家的法治建设和政治文明建设，力争使中国的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的结合具有法律和制度平台。政协要与所代表的界别、与普通大众建立血肉联系，以增强自己的合法性基础；要加强自己的平台建设，以实现协商民主的要义，落实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精髓。

总之，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构成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框架，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发展的两翼。两者相互补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对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提高党的民主执政能力；对于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

摘要：民主是人类的普遍追求，选举是民主的重要内容。协商民主的出发点是破解选举民主的困境，弥补选举民主的缺陷。这是一种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各政党、各人民团体、少数民族和社会各界的代表，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为组织形式，经常就国家的大政方针进行民主协商的制度。中国必须把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相结合，才能在政治稳定、社会和谐中推动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大发展。

关键词：选举民主；协商民主；民主进程

参考文献：

[1]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M].上海：三联书店，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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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完善村民自治，健全村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村民自治机制。”完善村民自治，首先要改进村党组织的领导，在村民自治的法治框架的背景下，增强党组织权威的民意基础。这是实施村民自治制度过程中一大难题。

村民自治是赋权于民，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形式。在村的范围内，全体享有选举权的村民通过秘密划票、平等竞争、公开直选等形式，根据自己的意愿，选举出能够代表村民利益的村民委员会。村委会民主选举不仅变村干部由自“上”而“下”的任命为从“下”往“上”的“选任”，赋予了村民自主决定村庄领导人的民主权利；而且，授权方式的转变，也使村委会获得了来自村民普遍认同的合法性权威。广泛的村民基础，使村委会在村庄政治生活中拥有较强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与此同时，作为村庄社区领导核心的村党支部，其成员的产生方式则主要是由上级党组织任命或由支部成员（少数几个人）选举。权力合法性来源的差异，使村支部书记缺乏充分的民意基础，工作得不到群众的支持，以致有的村党支部书记在村民面前感到底气不足，党支部领导不了村委会，导致“两委”关系不协调。

党支部是农村基层的领导核心。尽管村委会是由村民直选产生的，但其并不享有挑战党支部权威的权力。但是，村党支部选举方式不如村委会主任选举方式开放，往往是“少数人选人，在少数人中选人”或直接由上级组织任命，削弱了党支部的群众基础，抑止了党支部在农村的战斗堡垒作用。广水市的“两票制”实践，创新了村党支部书记的选拔方式。通过群众投信任票、党员投选举票的办法选举村党支部书记，不仅使村党支部获得了村庄社区的合法性权威，而且有利于干部作风的转变，增强了干部的责任感和危机感。与此同时，“两票制”也发出了不能代表群众利益的党员不能当村支书的明确信息，使村民感受到，党除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外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这一选举制度创新，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体现和实践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村委会的直接民主选举和村党支部书记的“两票制”选举，以民主的方式产生“当家人”，较好地解决了“有人管事”的问题。这是1998年《村委会组织法》修订以后村民自治进程取得的重要成果。但是，仅仅有民主选举远远不够。民主选举虽然是保证村民意志得以实现的重要形式，但它不必然保证选举产生的权威性组织，一定能在制度实践中代表村民利益和自觉实现村民利益。如何在实行民主选举后加强民主决策，更是关系到村民切身利益的大事，也是现阶段实施村民自治制度过程中又一难题。

现代民主政治有两个重要的特征，即公民选举官员和公民控制决策。从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实践来看，民主选举较好地解决了“公民选举官员”的问题，而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则为有效“控制决策”提供了制度保证。村民自治的内容不仅表现在由村民直接选举村委会干部，而且还表现在凡是涉及村民切身利益的事项，村民都享有参与决策、管理和监督的权利。“两会制”的实行，使村民参与村务有了具体的民主实现形式。根据“两会制”的规定，村务要事的决策按照先党内后党外、先党员后群众的原则，由党员大会提出决议预案，交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形成决议，由村务监督小组监督村“两委会”执行。通过“议题、预案、决议、执行、报告、评议”等六道程序，“两会制”不仅使村民能够参与到与自己利益密切相关的村务要事的民主决策中来，保障了决策的科学化、规范化和民主化，解决了“民主决策”的问题，而且，也同时解决了“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问题。从随州市实践的情况来看，“两会制”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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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党员民主素养的现状分析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民主政治建设的不断进步，社会组织形式、活动方式和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社会各阶层成员的自主意识、进取意识、竞争意识和创新意识迅速增强，民主要求日益高涨。广大党员对党内事务的关切程度和参与要求越来越高，主体意识有所增强，参与能力有所提高，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央不断加大党内民主建设力度，制定了一系列发展党内民主的新规章，出台了一系列推进党内民主的新举措，各地积极探索加强党内民主建设的有效路径和方式，有力地推动了党内民主建设的深入发展。但从目前党内民主的政治实践来看，党员的民主素养与推进党内民主的时代要求相比，仍然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主要体现在：

一是党员的主体意识仍需增强。目前，仍有相当数量的党员未能意识到自己的主体地位和权利，在党内政治生活中，不愿主动参与党内事务，不能独立发表意见，不会维护自身权益，不敢对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实行监督等情况依然较为普遍。

二是正确的民主观念有待形成。党员的民主观念是发展党内民主的有力支撑。目前，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对于发展党内民主重要意义的认识不断深化，但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有的党员也还存在一些顾虑和模糊认识，比如，扩大党内民主，会不会引发党内无休止的争论，会不会在党内形成不同的政治派别，影响党的团结统一？发扬党内民主，会不会影响党的领导机关的权威和领导者个人的威信？等等，都需要加以澄清和解释，进一步统一思想。

三是党员的参与能力需要提高。民主以理性为前提，要求其成员有参与公共事务的基本能力，其中包括制定计划、掌握、判断行动规则的能力；在具体情况下，运用这一计划、规则的能力和清楚表达思想与人讲道理的能力。就目前党内民主参与现状来看，党员民主参与意识发展较快，但总体参与水平不高，且在不同地区、不同领域差异较大。

党员在民主素养方面存在差距和不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根本上来讲，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和制约。民主必须建立在一定的经济、社会基础之上，市场经济有利于培养人们的平等意识、自主意识、法治意识，这些也是民主意识的题中应有之义，由于我国市场经济发育较晚，传统的小农经济、计划经济对人们思想观念的影响仍然挥之不去，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制约了党员民主意识、民主思想的发展。

二是传统文化中负面因素的影响。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传统历史文化中的积极因素为党内民主建设提供了丰富的营养，但是传统历史文化中的负面因素，诸如等级观念、忠孝观念、权力本位、宗法思想等对党内民主的影响也是深远的。正如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的，“我们过去的一些制度，实际上受了封建主义的影响，包括个人迷信、家长制或家长作风，甚至包括干部职务终身制。”

三是党内民主的实践存在缺陷。从历史和现实看，在党内民主的实践中，往往是强调纪律和服从多，强调民主和自由少，加之长期以来党在政治体制上实行的是高度集权、高度集中的领导体制，党员在党内生活中常常处于被动地位，党员对党内工作积极参与的热情受到抑制，主体意识趋于淡化。

四是党内民主制度不够健全完善。主要体现在实体性规定多、程序性规定少，对违内民主程序、行为的问责机制尚未健全，影响了制度功能的充分发挥。

二、提高党员民主素养的基本路径

党员的民主素养是发展党内民主的软环境，鉴于党员的民主素养与推进党内民主的时代要求之间仍然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和不足，要通过多种途径和方法提高党员的民主意识和民主素质，使党内民主能够健康有序地逐步推进。

一是在党内广泛开展民主教育。加强民主教育是提高党员民主素养的重要途径。要把民主教育作为党员经常性教育的重要内容，通过多种形式组织广大党员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关于党内民主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学习党章、《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等法规制度，不断增强广大党员的平等意识、权利意识、责任意识，使广大党员对党内民主的认识更加深刻、把握更加全面、运用更加自觉。要在党员领导干部中，重点进行民主集中制教育，重点解决一些领导干部民主意识淡薄、忽视党员民主权利的问题。要努力提高党员领导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增强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发展党内民主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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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以来党内民主探索的进展

**大以来，党的基层组织和中高层组织都对发展党内民主做了有效探索，且各有不同的着力点。党的基层组织着力于实现党员权利，在党内选举、党务公开、党内监督等方面进行大胆实践；而党的中高层组织则着力于健全党的集体领导制度，在发挥全委会作用等方面做了不少努力。

党内选举的改革和创新力度加大。全国有几百个乡镇进行了乡镇党委书记直选，其中主要有三个亮点：一是将候选人的提名权交给党员和群众。以往候选人名单一般是由上级党委与组织部门确定，在直选探索中上级党委和组织部门不再确定具体名单，而改为主要制定候选人的资格条件与提名程序，由党员群众酝酿提名；二是候选人考察过程公开。以往在考察任用干部过程中非常强调保密纪律，而直选探索中对候选人的组织考察是在党员群众参与中与候选人调研情况、提出“施政设想”结合在一起的，考察过程成为党员群众更多地了解候选人、候选人深入与党员群众沟通的过程；三是充分竞争基础上的选举。以往党员由于无选择余地，党内的“等额”选举实际上是变相任命。即便是“差额”选举，选举结果也并不全是党员选择的意志体现。而直选探索中，由于“差额”幅度很大，选举过程也是候选人充分竞争、党员群众充分选择的过程，从而保证选举的结果充分体现民意。

党务公开取得新的进展。主要是发展新党员公示与党委决策过程公开。一些党组织在发展新党员过程中，做到确定入党积极分子、发展预备党员、预备党员转正时都进行公示，在党员群众的参与下严格把好新党员入党关口。这不仅明显提高了发展党员的质量，而且极大地增强了新党员入党的政治荣誉感，有些过去素质较好而又不想入党的群众现在积极靠拢党组织，纷纷表达申请入党的热切愿望。

党委决策公开。一些地方党委进行了常委会只提出议事议题而不做决策，决策权交给全委会的探索。党委事先向社会公告全委会会议的召开日期和所要讨论决策的事项，邀请与讨论事项有关的党员群众和部门专家参加党委会，充分反映各方意见，同时见证全委会作出决策。全委会决策过程公开，使得决策更好地顺民心、合民意，执行决策的群众基础更加扎实，有力地推动了党委工作任务的完成。

党内民主监督力度加大。民主监督是党内民主的重要内容，一些地方结合年度工作总结在加大公开考评领导干部方面做了有益尝试。一般说来，以前对领导干部的年度工作考评，大多由领导干部的下属参与，而且考评结果不对外公布。有的地方党组织采取三个措施改变了这一习惯做法：一是扩大参加考评领导干部的党员群众代表人数。二是考评结果完全公开。三是领导干部在电视上公开剖析问题，做出今后整改承诺。这些措施极大地增强了领导干部接受监督的意识，有力地促进了他们改进工作作风，提高工作效率，同时明显地提升了党的政治威信。

继续探索党代表大会常任制。试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是这几年发展党内民主的又一热点，其中比较突出的有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四川省雅安市和湖北省的罗田县等。首先，对党代表产生实行竞选。在党代表选举上，各地都注意了实行差额选举，但差额比例不一，由此竞选的程度也就有很大差别，其中罗田县党代表差额竞选力度更大。县委书记与普通党员一样，只有在竞选党代表中胜出，才能在党代会上被选举进入县委班子，直至选举成为县委书记。其次，探索建立党代表大会常任制的运转制度。罗田县实行党代表直选制、党代表常任制、党代表建议书制度、党代表评议制度、党代表大会年会制，等等；台州市椒江区制定了党代表常任制、党代会年会制等26项制度，初步形成了系统性的制度体系；四川雅安市下属的一些区党代会也试行了一系列制度规定。

党内直选、党务公开、党内民主监督，党代表大会常任制，都主要在县以下党组织中展开，基本上属于党内基层民主范畴。**大以来，党内中高层层面的民主也有了新的进展，中央高层的带头表率，带动了各级地方党委。党的**大以后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并逐渐制度化。各级地方党委也积极探索健全党的集体领导制度，发挥全委会的作用。这主要是在三个方面：一是调整党委常委会与全委会的关系，有的提出逐步取消常委会，有的提出常委会只确定全委会开会的议题，由全委会做出决定。二是重大问题由全委会决定，特别是对干部任用问题，必须经由全委会表决。三是在党委表决机制上做出重大改进，一些地方党委会在表决重大问题时由过去的口头表决、举手表决方式转向票决制。

总之，推进党内民主成为**大以来党的建设改革创新的实践热点，它有力地促进了党内的团结统一，推动着党的先进性建设不断发展前进。

二、党内民主建设探索中显现出的问题

随着党内民主的不断推进，一些影响党内民主健康发展的问题逐渐显现出来。主要的是以下几点：

（一）如何进一步保障党员的被选举权和选举权问题

由于乡镇党委书记属于国家公务员范畴，因而有的地方在党内基层直选的候选人提名资格条件中规定，只有在乡镇以上政府系统工作、属于国家公务人员系列的党员才具有提名资格，这实际上就使相当一批村优秀党支部书记因为社会身份差别而被剥夺了党内被选举权利。同时，有的党组织内表面上不再明确规定候选人名单，但却是根据内定人来规定候选人提名条件，把够条件的提名人圈定在很小的范围内，使“点人头用干部”变相延续，这实际上仍然是限制了党员的选举权。

（二）如何解决党务公开随意性的问题

有的地方党务公开带有明显的个人意图色彩，无关紧要的就公开，关键、重大问题就强调保密纪律，还有的前半段公开后半段保密（如对领导干部的民主考评，要求党员和下属参加考评划钩，而考评结果不宣布）。党的十七大修改的党章中已经增加了“党的各级组织要按规定实行党务公开”的条文，这就需要制定实际操作制度并严格执行，将党务公开制度化。至于公开什么、如何公开等都以制度规定，从而切实保证党员对党内事务有更多的了解和参与。

（三）如何将党内民主监督经常化

结合年度工作总结加大党内民主监督力度固然重要，但是，一次性或阶段性的民主监督还有一定的局限性，还需要针对党内权力运作的重点、轨道、特点，结合权力运作客观规律，以制度创新和制度的有效运行来建立经常化、系统性的党内民主监督。

（四）如何明确党代表大会与党委会的关系

党代表大会与党委会的关系不明确，制约着党代表大会常任制的实践探索。在这个方面，有许多需要探讨和研究的问题。如党代表大会常任制要不要设置自己的工作机构？如果设置会不会出现叠床架屋、党内机构膨胀？党代会常设工作机构与党委会工作职能部门是什么关系？党代表是不是党内职务？党代表如何真正参与党内重大问题的决策、如何有效发挥监督作用？党员又如何监督党代表？党代表大会年会，会不会与人大、政协会议重复而起不到实质作用？这些问题困扰着党代表大会常任制的实践。

三、继续推进党内民主的相关思考

以上问题表明党内民主的发展还受到某些羁绊而难以深入，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深入探索党内民主的理论和实践。

（一）发展党内民主必须以保障党员民主权利为本位、为基础

发展党内民主，实质涵义是充分实现和保障党员参与党内事务、监督制约党内权力的民主权利。这就需要进一步研究党员权利与党内权力之间的关系，并明确相应的制度规定。目前党内制度的不完善使得党员民主权利的实现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权力”意志，限制、侵犯党员权利的事，在一些党组织内时有发生并且得不到及时查处，有的甚至被看作是党内正常现象。同时，目前已有的保障党员权利的制度规定，其用语大多是“要”、“应当”、“不得”、“严禁”等要求性语言，而缺乏具体切实的实际操作规程，对侵犯党员权利现象的责任追究，还缺乏明确详实的刚性惩治规定，由此压抑了党员参与党内事务、积极发挥作用的政治热情，直接影响党内民主的健康发展。

（二）实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需要合理构建党内体制

合理构建党内体制是探索实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的重要条件，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

从党内民主原则说，党代表大会是党内的权力机关，拥有对重大问题的决策权和对大会决议执行情况的监督权。但由于党内制度规定中以“领导机关”称谓模糊了党内权力机关和执行大会决议的工作领导机关的实质区别，加上党代表大会长期闭会，其所有的权力实际上被党委会代为行使，造成党内权力机关的权力主体地位虚置，而党内工作领导机关实权在握，自然取得了党内最大的实际控制力。在现有党内体制框架下，党代表大会常任制一旦进入实际运作，立即就出现与党委会的地位、职权等方面的矛盾冲突。这是制约深入探索健全党代表大会常任制的真正难点所在。

按照现代政治的分权制衡原理看，将党代表大会作为党内权力机关，而与党委会作为党内工作领导机关明确区分，有利于提高执政党的执政效能和对权力的监督制约。同时，我国社会正在发生快速而深刻的变化，仅靠原来的党委工作职能部门显然不足以适应和应对社会变化的新情况。比如，首先是组织选举党代表、组织党代表行使自己的职责以及管理监督党代表，都需要有党代表大会的常设机关，而目前有的地方在探索党代表大会常任制中将组织管理党代表的联络办公室设在党委组织部门里，显然是在权力位阶上上下颠倒。其次，重大问题由党代表大会决策，需要在党代表大会常任制内建立相应的动态掌握社情民意、研究社会趋势与政策演变的机构，这与党委现有的政策研究室其实不是一回事。再比如，党内决策的部门化倾向已经十分明显，这需要有超越部门局限性而对全党各部门进行协调整合的党内机构，而目前党内显然缺乏这样的机构。这样的机构设在党代表大会制度内是比较合适的。由此，要使党代表大会作为真正的权力机关，着重于履行执政党对重大问题的决策职能，以及对党内执行决议的工作领导机关实行相应的控制，就必须设立相应的常设机构。这就必然要求从党的整个体制框架层面上，对党代表大会常任制、党委会及其下属工作机关、党内纪检部门的相互关系与职能做整体思考与研究，达到党内权力构架的科学合理。在此基础上一方面使党代表大会常任制实际运转起来，一方面使党委会更好地集中精力解决党内重大决策执行中的具体问题，同时又能为解决党委会主要领导人权力过大的问题开出一个新的监督制约路径。

（三）发展党内民主要着力形成健全的权力运行机制

如果说，健全党代表大会常任制实际涉及到党内的权力结构——党内体制问题的话，那么要推进党内民主还必须解决好党内权力运行的机制问题。发展党内民主的探索实践显示，仅仅推进“单项”制度改革，很容易受到党内其他相关制度的牵制，结果使党内改革或者举步维艰，或者扭曲走样、流于形式。这表明，发展党内民主必须考虑一整套的制度安排。这一整套制度安排，要根据权力运行的轨道和客观规律来设置。

民主范文篇5

从5月下旬开始，金华市按照全省深化拓展“树新形象、创新业绩”主题实践活动部署，在全省率先开展民主恳谈、民主听证工作。目前，金华市重点组织的20场民主恳谈、民主听证已基本结束，市县两级机关部门、乡镇（街道）各自组织的225场活动已完成80%以上。据统计，金华市参与民主恳谈、民主听证的各级领导干部已有900多名，群众达8000余人次，破解民生难题550多个，出台相关制度、细则50多个。

“参会的拆迁户代表为维护自身利益据理力争，有的甚至‘咄咄逼人’，整个过程紧张而激烈，幸亏事先准备比较充分，才得以通过群众的现场‘考试’，从中我接受了一次深刻的思想洗礼。”永康市副市长胡明星现场主持听证会后深有感触。

民主恳谈和民主听证能否取得实效，关键要看各级领导干部能否真正把自己“摆进去”。金华市委要求各级领导干部亲力亲为，在民主恳谈、民主听证中，通过主动与群众“零距离”接触、面对面交流，直接真实地了解群众所思所想、所盼所求。

民主范文篇6

一、街道团委直接选举的基本做法及主要特点

我区开展的街道团委直接选举工作，改变了街道团委班子的产生方式，将原来团的基层委员会换届，由上届团的委员会广泛征求所属团组织和团员的意见，确定候选人预备名单，报同级党组织和上级团组织同意后，提交团代表大会选举的做法，改为确定候选人资格，公开报名推荐，经资格审定后由团员代表大会推选确定正式候选人，由街道全体团员直接差额选举街道团委书记、副书记、委员。具体主要有以下五个环节：

一是制定选举方案。明确团委直接选举的基本工作程序，以及配套政策。规定了团委书记、副书记、委员竞选的身份、年龄、学历等资格条件，对报名竞选的身份要求作了放宽，干部、工人、农民均可报名参选。对当选后团委书记的待遇作了明确，原为行政编制的，任期内享受应有的政治生活待遇，原为事业单位干部、企业职工或农民身份的，任期内参照街道中层干部落实政治生活待遇。选举产生的副书记、委员明确为兼职，原身份不变。

二是公开推荐报名。推荐报名面向团组织关系所在街道的广大团员，采取个人自荐、组织推荐相结合的方式，符合竞选条件的团员都可以报名。对报名参选人数不作限制。

三是确定初步候选人。依照选举方案，对报名竞选对象进行资格审定，将符合条件的人选列为初步候选人，并对初步候选人进行考察了解，保证参选候选人的基本素质。

四是民主推选正式候选人。由街道团员代表大会民主推选提交团员直接选举的正式候选人。团员代表大会上，参选人员作竞选演讲，同时制作比较翔尽的书面情况介绍，使团员代表对参选人员有相对比较全面的了解，以便从中择优推选正式候选人。街道团委书记、副书记正式候选人人数按照直接选举的差额比例要求确定，以各职位候选人的得票数从多到少取足应选名额。在选举日之前4日公布正式候选人的名单。

五是团员直接选举。选举时，采取中心投票站和流动票箱相结合的方法进行投票。在中心投票站，由正式候选人再次作竞选演讲，介绍自己的经历、特长及参选目的、工作思路。街道全体团员投票选举直接产生团委书记、副书记、委员。

我区街道团委直接选举的探索和实践，是在严格执行党管干部原则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章程》的前提下进行的探索，其基本程序和主要做法充分体现了民主集中制原则，使基层团干部的选拔任用方式产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在具体探索实践中，从干部工作民主化的角度分析，实现了以下四个突破：

一是选举形式的突破，由间接选举改为直接选举。街道团委直接选举遵循了有关规定，但在选举形式上作出大胆实践，一改以往由街道团员代表大会选举街道团委委员，再由委员选书记、副书记的做法，由团员直接选举团委书记、副书记、委员，形成了适应直接选举的一套选举工作机制，探索了团内民主选举的新途径。

二是参与范围的突破，由有限参与改为全体参与。从制度设计的差异看，由街道团员代表大会选举街道团委班子，实质上只是少数代表参与了对团委班子的酝酿、选举等环节，且体现程序民主多一些。而街道团委直接选举从两个层面扩大了团员青年的民主参与，一方面是在候选人人选提名环节，全方位地保障了团员青年的公开参与。另一方面，团委直接选举通过有效的制度完善，丰富和发展了团内民主政治体系，使其吸纳团员直接参与选举的能力更强、范围更广。

三是选举权利的突破，候选人的参选由身份限制改为实行“团员待遇”。根据相关规定，以往街道团委书记人选，提名候选人有较为严格的身份限制，须为公务员身份，这个前置资格条件带有明显的传统干部任命管理方式的色彩，势必形成在少数人中选人的无奈局面。且随着公务员录用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入，每年录用人数非常有限，使街道公务员编制内青年干部群体日渐缩小，我区大多数街道青年干部仅有1、2名。面对惯有的体制限制与组织建设的人才需求不相适应的情况，我区从加强青年干部队伍建设的大局出发，勇于创新、大胆探索，打破了团委书记人选身份、行业的限制，实行“团员待遇”，只要符合资格条件均可报名参与竞选，有效地扩大了参选的范围，保障了团员青年和团干部的选择权。据统计，我区下陈街道有41名报名参选，其中72%名来自农村、企业。这种打破街道团委班子候选人身份限制的做法，实质是团员被选举权利的归位，能使青年群众满意的优秀年轻干部脱颖而出，有利于夯实青年干部队伍建设的源头基础。

四是提名方式的突破，候选人由内部酝酿改为民主推选。我区街道团委直接选举的候选人确认中采取公开报名、团代会推选的操作程序，相比由党、团组织酝酿“钦定”的传统做法有较大的改进。在候选人推选、确定过程中，党组织只是管方案、管资格条件，管操作程序，不对人选作框框限制、不暗示那些人应提名为候选人，而由团员民主推选领导成员候选人，将选择权让渡给团代会这个组织结构，在法理上还是程序上都体现了人选提名的民主化、科学化。

二、街道团委直接选举的实践对扩大干部工作民主的积极意义

随着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入，干部工作民主化、科学化、制度化是基本导向，我区开展的街道团委直接选举工作，顺应了干部工作民主化的发展要求，具体分析主要有以下几点积极意义。

（一）团委直接选举的实践，体现了扩大干部工作民主与坚持党管干部原则的相统一，对于推进党管干部前提下的干部工作民主化有着明显的积极意义。从理论上讲，坚持党管干部原则与扩大干部工作民主化的目标是相一致的，都是为了选好用准干部。但从现实角度分析，还存在干部工作民主化与党管干部原则相冲突的认识误区，认为党管干部原则就是单一的委任管理方式，实行差额选举时也需要内部定人选，外部做工作，认为扩大民主搞民主选举会带来思想活跃，难以控制局面，不利于加强党的组织领导。从街道团委直接选举的事例看，选举工作自始至终在党的领导下开展，党组织在方案制定、资格审查等环节上都进行了具体的把关，从对干部的微观任用管理转为宏观管理，党的领导并没有退出，而只是党管干部的方式方法上作出了探索、创新。采取直接选举的方式，在体制上保障青年群众的民主参与，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尊重和体现了多数人的意愿，拓宽了团干部的选用渠道。从实践看，两个街道团委直接选举过程没有出现异常波动，且当选的街道团委班子更具有代表性，整体素质较高，使团组织真正成为团员青年拥护的群众组织。综上所述，坚持党管干部原则与扩大干部工作民主的落脚点是相同的，是殊途而归的。

（二）团委直接选举的实践，体现了民主选举所追求的目标是与《条例》规定的公开、平等、竞争、择优原则相一致的，对于改进干部选拔方式有着明显的积极意义。民主选举制度，以直接选举的方式体现，呈现一种开放式的选择领导成员特点，并扩大了选举范围，创造了一个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环境和机制，这个做法又全面地遵循了《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规定的公开、平等、竞争、择优原则。另一方面，以民主选举方式选拔领导成员，势必使当选者注意公众形象和品德修养、业务素质，把对下负责和对上负责结合起来，这与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所追求选好人、用好人的目标是相一致的。我区洪家、下陈街道团委选举过程中，分别有24名和41名参与竞选，机关、学校、企业、农村各条线都有报名。经资格审查分别有19名和40名团员符合竞选条件，经选举产生的团委班子，整体素质较高，经过一年以来的运行实践看，团委班子凝聚力、战斗力明显增强。下陈街道1名非公务员编制的团员当选团委书记后，其自豪感倍增，责任意识、从团意识显著增强，工作兢兢业业，团工作上了新台阶，切实履行了竞选演说的各项承诺。

（三）团委直接选举的实践，体现了群众民主意识的逐步增强与干部工作民主化的要求是基本相适应的，对于提高干部工作的群众广泛参与程度有着明显的积极意义。作为团委直接选举的参与者，每个团员都掌握着一票选举权，但他们选票选择对最终结果的影响是比较微小的，同时选举结果与他们具体利益并没有直接的联系，理论上讲他们难以有充足的动力去参与投票。而我们在实际操作中，经过宣传发动，并没有出现投票率过低的局面，洪家、下陈两个街道的团员参选率分别达到了82%和85%，当选者最高得票率达到75%，最低的也有62%，当选者的票数相对比较集中，且都是在提交选举的正式候选人中产生，从结果分析，选举参与者的认知、评价没有出现偏差，消除了团员民主素质是否成为阻力障碍的担心，也反映出群众民主意识的增强与干部工作民主化的要求是基本相适应的。

三、街道团委直接选举对广大干部工作民主的借鉴作用

（一）从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要求出发，探索群众团体直接选举的新方法。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党委要通过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的机制，加强对人大、政府、政协、人民团体的领导”。党的领导在积极推进人民民主发展过程中，面对日益扩大的群众参与，可以通过有效的制度创新、实践来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政治体系，使其吸纳群众参与的空间更大、能力更强。党内民主的发展决定党整合社会的能力，才能形成密切的党群关系。从这个角度分析，对相对边缘化的基层群众团体组织有步骤地探索民主选举，强化党与社团关系的协调，增强政治体系的凝聚性，最大限度地得到社会各个界层的认同和支持，从而达到有效协调和整合社会的效果。另一方面，探索群众团体组织民主选举工作机制，逐步扩大直接选举的范围、层次，扩大群众的参与程度，也是强化其自身组织建设的一项有效措施，这个也是党加强对群众团体领导的一个落脚点。

民主范文篇7

“两推一述”由第一次民主推荐、第二次民主推荐和个人陈述三个方面组成。第一次民主推荐是指在所在单位召开干部大会投票推荐和个别谈话推荐，确定拟新进班子考察对象初步人选。第二次民主推荐是指召开所在单位党委扩大会议，从考察对象初步人选中推荐考察对象。个人陈述是指通过第一次民主推荐产生的考察对象初步人选在第二次民主推荐会上进行口头述职。经过这些程序，确定拟新进班子考察对象的建议人选，经县（市、区）委常委会研究、报市委同意后确定拟新进班子考察对象人选。

“量化评价”是按照一定的比例，以百分制的形式，对干部进行综合评价。综合评价分为基本素质、民意情况、工作业绩三项内容。基本素质的评价分为基本条件、德、能、勤、廉五项，民意情况的评价分为民主推荐、民主测评、民意调查三项，工作业绩的评价分为工作思路、履职情况、工作落实情况、工作成效四项。以上各项分别以一定的比例进行评价。

“数量线型分析”是一种统计方法。按照《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的规定，我们把党政领导干部应当具备的基本条件细化为13项指标，即政治素质、理论素养、决策能力、创新能力、业务能力、协调能力、合作精神、表达能力、勤政敬业、工作实绩、廉洁自律、品德作风和公众形象。在领导干部会议上，与会人员对测评对象的13项指标作出评价，填写专用机读卡。评价分优（A）、良（B）、中（C）、差（D）四个等次。分值分别为：优（**分）、良（**分）、中（**分）、差（**分）。在此基础上，运用光标读卡机和分析软件，读取机读卡上的原始数据并完成数量分析，形成分析结果，生成线型分析图及得票统计表和转化分值表。根据线型分析图，对被测评的党政领导干部进行评价、比较，分层次、分类别作出相应的结论。

二

为了准确识别干部，选准用好干部，防止用人失察失误，我们切实落实群众对干部选拔任用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一是扩大干部推荐人员范围，体现民主的广泛性。二是适当增加知情人的打分比例，提高民主的真实性。在县（市、区）领导干部会议和个别谈话中，对拟新进班子考察对象初步人选进行推荐时，均分为A票和B票进行填写，其中A票由参加会议的在职县级领导干部填写，比例占**%；B票由参加会议的其他人员填写，比例占40%。为了使推荐结果更加客观、公正、真实，在个别谈话推荐时，我们采取署名推荐方式，并把领导干部会议推荐得分、个别谈话推荐得分按4∶6的比例相加，计算出每人第一次民主推荐的得分，按分值进行排序，确定拟新进班子考察对象的初步人选。三是增加民意调查步骤，拓展民主的渠道。由考察组召开民意调查会议，通过发放调查问卷，了解掌握拟新进班子考察对象的工作作风、工作成效和公众形象。在此基础上，通过对考察对象实行百分制量化评价、采用“数量线型分析”的办法进行民主测评、实行差额考察选任、扩大考察公示的范围、发扬党内民主等措施，为选拔任用干部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

在扩大民主的基础上，我们认真贯彻党管干部原则，着力完善和健全党委集体决策机制，保证由党委掌握干部选拔任用的最终决定权。一是充分发挥全委会委员在推荐考察对象人选中的决策作用。为此，我们增加了由县（市、区）委委员、候补委员等参加的第二次推荐大会，对经第一次大会推荐和个别谈话推荐确定的初步人选，在个人述职后，以票决的形式再次进行推荐，决定拟新进班子考察对象的建议人选，实现了全委会票决党政正职的做法向票决考察对象建议人选的延伸。同时，在对拟任人选的工作业绩进行评价时，按工作思路、履职情况、工作落实情况、工作成效四个方面分别由干部群众、分管领导、考察组确定档次。其间，我们注重发挥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了解情况更多的优势，突出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的评价意见，较好地体现了党管干部原则。二是由县（市、区）委常委会确定考察对象。在拟新进班子考察对象人选经市委组织部研究并报市委主要领导同意后，由市委考察组向县（市、区）委常委会反馈关于拟新进班子考察对象人选的民主推荐情况，只反馈推荐位次，不反馈票数和得分，以利于全面考虑人选的整体素质。在此基础上，县（市、区）委常委会根据反馈情况和班子结构要求，进行充分酝酿，确定考察对象人选。三是由市委常委会确定新进班子人选。在组织部门详细介绍拟任用人选的个人情况、拟任岗位和任用理由的基础上，市委常委会进行深入讨论，每位常委会成员对同意、不同意或者缓议明确表达意见，集中大家的意见，形成干部任用决定。对党政正职领导干部人选则实行票决制，由全委会成员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决定，赞成票超过到会委员半数后才能形成任用决议。

三

在干部选拔任用中采用以上方式方法落实民主集中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一是进一步树立了正确的用人导向。扩大推荐人员范围、增加民意调查程序等措施，使更多的干部群众参与到干部选拔任用中来，这就使市委能够在更广的范围了解干部的德才素质。在实施集中过程中，市委常委会始终把德才放在首位，努力把那些政治坚定、能力突出、作风过硬、群众信任、善于领导科学发展的优秀干部选拔到领导岗位上来，体现了良好的组织行为导向。这就促使有志成才的干部把主要精力用到提高修养、提高能力上。

二是有效地防止了“拉票”现象。“两推一述”等方式方法的运用，使更多的领导干部在干部选拔任用中发挥作用，这就让一些想拉选票的人增加了“拉票”的担心和顾忌。同时，通过增加推荐次数和扩大群众的参与范围，加大了“拉票”者的“拉票”成本。又由于干部群众参与的范围比原来扩大了，想拉选票的人感到无从下手，增加了“拉票”的难度。此外，新提拔人选主要是通过县（市、区）领导的评价、干部群众民意的反映以及考察组根据考察情况的认定，这种“三维定位”，解决了“少数人说了算”的问题，大大降低了“拉票”者的成功率。

民主范文篇8

今年以来，在县委、县纪委和局党委的正确领导

下，按照《党章》要求，认真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县委决策，落实局党委分配的工作任务较好地完成了县纪委年度工作计划。

一、积极组织和参与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并承担县委党教办督导工作，楞时一年，圆满完成了督导任务。

二、紧紧围绕《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结合财政工作特点，开展党风廉政工作，全系统未发生重大违纪案件。

三、加强自身廉洁自律，严格执行党员干部“四大纪律、八项要求”，加强自身业务学习，并在实际工作中加以运用。

民主范文篇9

一、发展党内民主是当代中国社会历史变迁的必然产物

一般的说，党内民主属于非国家形式的民主。在西方，一个政党内部是否民主，通常只是该团体内部的事务，只要不违反国家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即可。但在中国，共产党内部的民主却是历史的逻辑与当代中国的政治体制、与国家层面的民主和社会民主联系在一起。

1.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伴生物——自下而上推进的民主发展路径

中国近代史上，曾有三次著名的民主浪潮。一是前后，有过短暂的传播民主思想的高潮，清末出现的短暂的宪政改革也与这次民主传播有一定程度的联系。二是辛亥革命前后，民主思潮一度高涨，是清王朝被推翻的重要原因之一。辛亥革命后甚至有过昙花一现的多党并存、政党内阁实践。三是新文化运动、前后，民主与科学的宣传达到一个高峰，中国共产党就是在后成立的。这三次民主浪潮，一方面确实引起了政治格局的变化。但是，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历经几次革命，几乎每一个新的统治形成后，在短暂的民主火花之后又迅即回复到原有统治模式上来。无论是北洋军阀政府还是国民政府，其统治总不能摆脱旧有的封建统治模式，民主始终是中国社会的稀缺品。究其原因，归根结底，当时的中国毕竟是一个封建半封建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直到抗日战争前，现代性工业在经济成分中只占10%左右，分散的个体的农业和手工业占90%左右。（《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0页）这种经济基础决定了近代民主形式难以在中国扎根。当然，经济基础并非唯一决定统治形式的因素，但当时的社会结构有利于专制模式的生存。三次民主浪潮的共同特点之一，就是推动民主传播的主体都是知识分子，传播路径是自上而下的，其内容以传播西方民主为主，社会底层群众对于民主基本处于冷漠状态。

但是，中国社会在最近半个多世纪、尤其是改革开放30年来发生了重大变化，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在此基础上，出现了持续二十多年的民主发展势头。与前三次明显不同的是，此次民主浪潮首先发端于农村。伴随着的解体，农村自发地产生了村委会这一民间自治组织形式，其职能从最初维系社会治安演变为村民自治。这一过程是自下而上发展的，在得到全国人大肯定后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组成部分。这种自下而上的民主浪潮，被媒体称为“草根民主”——用词极其精确而生动。“草根民主”首先冲击的是党的领导的合法性（本文是在群众的心理认同意义上使用“合法性”一词，而非法律意义上的合法性）问题。某些农村居民所说的“村委会才能够领导我们，因为是我们选的”这一问题，就是群众依据自己的切身体验，本能地提出的典型的政治学意义上的合法性问题——尽管他们并不知道有这样的概念。应对这种考验，出现了农村党支部选举的“两票制”——先获得村民半数以上同意，再成为正式的党支部候选人；或先参加村委会选举，一旦选上了，再成为党支部候选人。对应着实践的发展，又由此逐步推动了乡镇党委的直选试点。

在城市社区，在大量非公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楼宇党建”中，党的组织形态开始发生了变化。与传统的以体制内单位为依托建立的党组织不同，在一座座拔地而起的商务楼、写字楼中，楼宇党组织与驻楼宇的各单位没有任何上下级关系，由此导致新建立的党组织，其结构上没有传统意义上的严格的上下级关系，而具有强烈的扁平化特点，党组织的活动方式、领导方式以协商、服务为主。这意味着党在社会领域的领导方式、活动方式需要发生大的转变，民主、法制成为实现党的领导的基本路径。

当下中国社会的民主势头从农村向城市蔓延，从村级向乡镇蔓延，典型地展示了民主发展的基本路径是由社会底层向上层演进，是社会内生的民主需求而非外在力量推动的结果，这是与前面三次民主浪潮不同的最重要特点。

2.多元利益群体并存、博弈的客观需求——民主的党内整合机制

在今天谈论党内民主、人民民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离不开对社会环境、主要是对利益格局的解析。

改革开放后，由经济成分多元衍生出利益群体多元，不同利益群体间的博弈已经成为社会常态。中国社会事实上已经进入“压力政治”时代。如何通过制度化方式释放社会的政治压力，合理地对不同利益群体进行调节，考验着党的执政能力、执政方式。与此相应，党员社会身份变化亦随社会分化同步发生，来自不同社会利益群体的党员对党组织的认同度亦开始出现差异。在这种背景下，一党如何同时代表多元利益，如何对各自具有不同利益诉求的党员进行思想整合，不同的利益诉求能否在党内体现出来，就成为前所未有的问题。社会整合、党内整合比较适用的途径、方式就是建立民主的利益表达机制与整合机制。尽管民主不一定能够满足所有人的需要，民主调节、民主决策也可能失误，但是，由民主制度构成的制度环境所能产生的重要作用之一，就是在利益格局多元状态下，维系大致平衡的局面，这对于正处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尤为值得重视。党内民主同样如此，尽管民主并不能满足所有党员的全部需要，也不可能使党员的思想完全一致，但至少可以使党员的各种诉求表达出来并得到认真对待，达成最低限度共识，提高对党的认同度。达成共识的过程就是民主整合的过程。

3.推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切实可行、易于见效的途径”（《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1页）——但不能替代政治体制改革

这是由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历史情境所决定的。在西方民主政体国家，党执政的合法性与社会制度的合法性是分离的，基本社会制度的合法性不受政党上台下台的影响。同时，多党制和分权的政治体制使执政党受到多方面的制约，各政党的政策调整、内部整合、防错纠错等事宜，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外界的推动和制约。中国则有所不同。由于中国共产党在执政前是体制外政党，处于不合法地位，必须彻底推翻旧的社会制度和旧的国家政权才能执政，因此，中国社会制度的合法性与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是紧密相连的。在长期执政的条件下，政治体制上“一个核心、三个党组”的制度设计，就突出了党的作用。因此，党内民主发育状况，党内民主制度建设，就成为衡量整个政治体系民主素质的重要指数，成为民主执政的必要条件之一。

当然，党内民主解决的毕竟是党内问题，而政治体制的涉及面远远超出党内民主的范围，党内民主无法替代政治体制改革。发展党内民主与改革政治体制可以形成良性互动的局面。党内民主发展到一定程度，运作规范、科学，对未来的政治体制改革有参照、导向作用，有利于政治体制改革的顺利运作。反过来说，政治体制改革搞得顺利、成功，又可以成为推动党内民主发展的力量。

曾有一种论断，认为不要把民主问题与政治体制扯在一起，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上有了巨大飞跃，说明政治体制与生产力发展是相匹配的。的确，中国的政治体制在很大程度上是适应中国国情的，但是，中国的改革始于农村的解体，而恰恰是政社合一的组织，这本身就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企业中，过去存在的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既包含有经济体制的内容，也包含有政治体制的意义，对此进行改革，也是与政治体制改革相连的；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也属于政治体制层面的改革，等等。可以说，恰恰是不断扩大民主、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结果，导致生产力得到了发展。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政治体制是十全十美的，改革是必然的，关键在于保留其长处，弥补其短处。

4.党内自我更新机制——形成民主的政治生态

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在这种背景下，党以什么来焕发自己的活力？以什么作为自己前进的动力？只有以代表最大多数人的利益为终极动力，才能持续保持活力。而反映最大多数人利益和意志的机制只能是民主。反映在党内，则需要有一套以人民利益为价值取向的自我更新机制。党内民主具有多方面功能。比如，激励功能，激发党的活力；整合功能，整合党的意志；调节功能，确立正确的领袖、政党、群众关系，保持健康正常的党内关系。此外，还具有权力制约功能和导向功能，等等。在党内民主多种功能中，笔者认为，最重要的、也是过去很少提及的功能，就是通过民主的制度建设，能够形成一种促进新陈代谢的推动力量，形成一种自我更新机制。

这一观点来自于列宁。列宁谈到公开、选举等制度时指出，这些制度“可以造成一种能起生物学上所谓‘适者生存’的作用的自动机构。完全的公开性、选举制和普遍监督的‘自然选择’作用，使每个活动家最后都能‘适得其所’，担负最适合于他的能力的工作，亲身尝到自己的错误的一切后果，并在大家面前证明自己能够认识错误和避免错误”。（《列宁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47—348页）而这种“自动机构”、“自然选择”，用今天的语言来讲就是自我更新、自我调节的机制。这一机制由选举（以及与此相关的任期制、责任制、罢免制）、公开、党内监督等相互连接、相互作用的要素构成，并由党内民主制度建设连接为一个整体，来实现其“自然选择”作用。

二、党内民主的实质及特点

“民主”一词的原意，学术界早已从语义学、政治学等多方面作过论证。该词起源于古希腊语，16世纪由法语引入英语，演变为今日通行的democracy。其严格的字面意义是人民的统治。但当该词翻译为“民主”时，与中国古代早已有之的“民主”便产生了字同而涵义不同的现象。中国古代“民主”一词大多是指为民做主，为民寻求一个好主人、清官、好皇帝，与中国古代久已有之的明君、贤臣、顺民的理想社会是一脉相承的。只是到了近代，伴随着近代社会的变革，“西学东渐”，民主一词被赋予了新的涵义，成为推翻旧的封建制度、进行人民革命的武器，成为一代代先进的中国人的理想与目标。这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有精辟的论述，此处不再转述。

笔者认为，作为组织内部的民主，党内民主不完全等同于国家民主。党是有自己独特目标的社会政治组织，党员是基于政治理念的一致而自愿加入党组织的，其基本权利是平等的。列宁曾用简短的语言说：“民主意味着平等”。（《列宁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6页）刘少奇做了一个高度概括：民主的精神就是“平等的精神”。（《刘少奇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313页）本文所说的民主，就是依据列宁、刘少奇的表述，把民主的精神实质理解为“平等”。这里所说的平等，实际上是指法律上、政治上的权利平等，是一种形式上的平等，而非事实上的平等。各项民主制度的设立，都是以此为逻辑起点的。因此，党内民主最突出的、反映其本质的特征，就是党员对党内权力的分享，党员对党内事务的参与。党内民主制度的架构，应体现这一精神。

党内民主的特点是与国家民主相比而言的。党内民主在民主的精神实质、民主的运行机理、民主的操作规则等方面与国家民主是相通的。但党毕竟不是国家，也不是群众自治组织，党内民主有其固有的特殊性，表现为：

其一，党员的权利是有条件的平等权利，即加入共产党必须政治信仰大体一致，并且，在某些情况下，为了组织的需要可以牺牲个人的权利，这是在入党誓词中就已体现出来的精神。而在国家与社会生活中，公民权利并不受信仰的制约，只要公民不违反法律，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能剥夺其基本权利。

其二，党内的权力固然需要制约，但党内的权力结构不等同于国家权力结构，党组织不必要、也不可能像国家政权一样构建为立法、行政、司法这样完备的权力系统，这就决定了党内权力制约虽然也有以权力制约权力的形式，但更多的是以权利制约权力。从这个意义上讲，对党员权利的保障，党员权利的充分行使，就是对党内权力的制约。至于对执政党执政权力的制约，更多地需要依靠国家法制与政体、社会公众的制约。

其三，党内民主的涵盖面小于国家民主或社会民主。一是涉及的人数少；二是除了遵守国家宪法和法律外，党内还有更为严格的组织纪律的要求，比如，为了保持党组织作为一个整体统一行动，党组织做了决议的事情，任何党员不得对外发表与决议内容不符的言论，等等。

其四，党内民主受到党的政治路线的制约。任何一个组织能够在社会上单独存在，必定有其区别于其他组织的特殊需要和目的，其组织内部运作形态，受制于组织需要和组织目标。政党也是如此。中国共产党的全部历史已经证明，围绕党的政治路线加强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建设的根本规律，党的政治路线正确时，往往是党内民主搞得较好的时期；党的政治路线出现偏差时，往往是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时期。但反过来说，党内民主的状况也影响到政治路线的制定，比如，“”能够在全党很多人很不理解、执行得很不得力的情况下发动起来，党内大多数人的意志不能阻止领袖个人的意志，说明当时党内民主程度远远不能适应决策的需要，说明当时集体决策、党员参与党内决策的机制没有建立起来。

民主范文篇10

努力扩大基层社区党内民主，实行“两推一选”、“公推直选”、“社区党员代表首议制”等，取得了较为积极的成果。

一：社区党组织班子“两推一选”。即是群众推荐、党员推荐确定提名候选人、组织考核确定正式候选人，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党组织书记和班子成员。一是发扬民主抓推荐。把民主推荐的人选作为确定候选人的重要依据，在广泛听取广大党员群众意见和建议的基础上，进行全面考察，确定新一届班子预备候选人，并进行公示。二是规范选举抓程序。坚持调查摸底到位，评议推荐到位，组织考察到位，选举环节到位。三是把好“三关”抓监督。严把人选确定关，在推荐得票较多的人中确定候选人初步人选，经组织审查后公示；严把选票填写关，设立单独的填票间；把好唱票计票关，党员代表全程监督。调查显示，有63%的党员认为这一举措有利于推进党内民主，有74%的群众认为能够提高群众对社区党组织班子认可度。

二：社区党组织班子“公推直选”。在南门街道澄浪社区开展“公推直选”社区党委班子试点，主要是对社区党组织班子成员候选人产生、书记和副书记的选举方式进行改革。一是广泛宣传，发动充分。召开全体党员和居民大会，公布竞选岗位、条件和报名方法；设立宣传专栏，向广大居民宣传公推直选重要意义；召开老干部、党员、居民群众和驻区单位等层面座谈会。二是公开报名，民主充分。澄浪社区试点中收到党员自荐表**份，经过**个党小组的评议酝酿推出**名初步候选人，资格审查后符合条件候选人**名，其中委员候选人5名，副书记候选人3名，书记候选人2名，实行差额选举。三是直接选举，参与充分。社区党委委员、副书记和书记由党员一次性投票直接选举产生，减少了选举程序和环节，增加了竞争性和透明度。此次选举应到党员1**名，实到1**名，年龄最大的87岁，最小的**岁，充分体现党员参与的广泛性。四是认真准备，程序到位。宣传发动、资格审查、候选人酝酿，以及实施意见、选举办法和选举程序的制定，都符合相关要求规定。五是加强引导，交叉兼职。引导社区党组织班子成员依法参加社区居委会选举。更好地发挥社区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调查显示，党员对这一改革的认同度达到89.6%，社区党组织班子成员普遍认为这一模式对工作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三：社区党员代表首议制。在西门街道汪弄社区进行试点，加强党内联系通报，让党员“先知道、先讨论、先行动”。一是明确党员代表职责任务。定期召开社区党员代表会议，听取审议社区党委工作汇报；积极反映党员和群众要求、建议和意见，协助做好思想工作；参加社区组织的党员沟通会；协助社区纪委监督社区党组织工作；参与社区党委组织的检查和调研等。二是建立党员代表活动机制。制订党员代表议事、党员代表小组活动、党员代表沟通会、党员代表检查调研社区工作、党员代表评议党委班子成员、党员代表提交建议等制度，使党员代表作用发挥在制度上得到保证。三是健全党员代表联系网络。构筑社区党委委员联系党员、党员联系群众网络，保持党员与群众的经常性联系。党员代表身份在楼道公开，并在社区党员服务站建立社区党员代表联系点，将每月18日定为党员代表活动日，组织党员代表在党员咨询服务站参加“群众来访接待日”活动。党员代表首议制试行以来，进一步激发了党员代表的积极性、荣誉感和责任感，扩大了党内民主，加强了党内沟通机制，促进发挥社区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党组织能经常、广泛、多渠道地听取党员群众的意见。如试点的汪弄社区，现有党员486名，过去经常参加党建工作的党员只有党小组长以上骨干35人，实行党员代表首议制后**8名党员代表对社区事务关心和重视，年初以来，党员代表向社区党委提交意见建议和情况反映1**多条，参与重大决策讨论12次，为居民解决实事**多件，带动更多党员参与到社区建设工作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