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政治建设范文10篇

民主政治建设范文篇1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同时，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又面临着许多严峻的考验。

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有三点基本经验值得引起人们的特别注意：

一是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要围绕中国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工作展开，服务于这个中心而不能干扰和脱离这个中心。

邓小平把凡是涉及人民根本利益和最大利益的问题，都作为政治问题，无论这个问题是在狭义的政治领域，还是在经济社会文化领域。1以改革开放为特征的中国经济建设，从一开始党和政府就没有把它仅仅看成是经济领域的事情，而是把它看作是关系到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前途和命运的伟大创新实践。邓小平对此讲得最清楚：“所谓政治，就是四个现代化。”2“就我们国内来说，什么是中国最大的政治？四个现代化就是中国最大的政治”3在他看来，“四个现代化，集中起来讲就是经济建设。”4“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5作为中国最大的政治问题，中国的经济建设就不是仅仅限于生产和分配等行为，而是党和政府需要动员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力量集中精力做好的头等大事。邓小平理论这种独特的政治视角，对于正确定位中国经济建设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的关系，具有指导性。既然中国最大的政治问题是经济建设，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就不能脱离这个最大的政治问题另搞一套。我们不能把政治体制改革、民主政治建设与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建设割裂开来，要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和开展民主政治建设。

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原理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要适应生产力不断发展的要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实际坚持一条不可动摇的原则，即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要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要求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必须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大局，必须从经济社会发展和建设的需要出发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经济社会发展和建设对政治体制和民主政治建设提出什么变革要求，政治体制和民主政治建设就要通过制度创新和体制改革满足这些要求。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30年的实践也证明，紧紧围绕社会发展主题和解决社会主要矛盾，满足经济和社会发展和变化的多元需求，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非常重要的一条成功经验。19**年党的十三大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党在社会主义初期阶段的基本路线，政治体制改革的近期目标也相应地确定为“建立有利于提高效率、增强活力和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领导体制”。61992年党的十四大把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确定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的主攻方向也随之作了调整。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从党的十四大到十六大，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主要强调了六个方面：一是保持宏观政治稳定，把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作为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的重点。二是加快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法制建设，建立并形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三是改革和完善决策机制，推进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建设。四是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和政府创新，建立法治政府以满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融入世界经济贸易体制的需要。五是推进和扩大村民自治和城镇社区自治，发展基层民主制度，使基层民众真正享有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利。六是加强人权保障和司法保护，使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公民充分享有法制保护的权利和自由，使中国的人权状况得到全面的改善。7

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继续推进。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8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揭示了中国经济建设的客观规律，拓展了人们对于发展内涵的认识。发展不仅是经济发展，而且是“以人为本”的发展，是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是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四位一体的发展，是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经济社会之间、人与自然环境之间、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之间的统筹均衡发展，是持久的可持续发展。9这样的发展，囊括了中国发展的基本要义，对于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具有非常现实的指导意义。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既要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不断推进和深化，又要与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10这要求我们不仅要正确理解“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11这样一个基本判断，同时，也清醒地认识到“政治参与”已经成为我国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一种基本需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法治意识和人权观念的不断提高，人们在不断享受经济和社会发展进步的同时，民主参与的积极性也会随之不断提高。一个稳定和优化的政治体制在能够满足人民依法有序的政治参与的同时，还能够通过制度创新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日益扩大的政治参与的需求。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要与这种不断增长的、日益扩大的政治参与需求和积极性相适应，实现人民政治参与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强调“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就是要“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更好保障人民权益和社会公平正义”。既要做到“公民政治参与有序扩大。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深入落实，全社会法治观念进一步增强，法治政府建设取得新成效。基层民主制度更加完善。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能力显著增强”12;并且在以下方面，也应该有所突破：一是加强党的执政制度法制化建设，把党的执政制度作为中国一项基本的政治制度用法制的形式确定下来，使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制度如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性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一样，成为中国政治制度法制化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是加强人权保障法制体系的建设。加快制定《最低社会生活保障法》、《医疗救治和救助法》、《公共环境保护法》、《住宅保障法》等项法律法规，落实和完善《就业促进法》、《劳动合同法》、《教育法》、《选举法》、《立法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等有关法律法规，扩大和完善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和公民相关权利的法制保障。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必将在适应科学发展需要的过程中取得更大的成就，发展到新的更高的阶段。

二是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是为了巩固、发展和壮大社会主义民主，也就是人民民主。这种民主以最广大人民当家作主为宗旨，以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相结合为本质特征，以民主的制度化和法律化建设为实践路径，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社会主义民主是在继承和批判资本主义民主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民主比资本主义民主有更高的价值追求。社会主义民主在制度设计上要解决资本主义民主难以克服的两个问题：一是资本主义民主存在的国家权力和人民权利的不统一的问题。也就是国家权力在法律上规定人人平等享有，而实际上保障的是私有财产和资本自由的权利。资本和强势集团对权力的垄断和操纵是资本主义民主难于克服的痼疾。二是民主与效率之间的矛盾，也就是解决合法性和合理性之间的矛盾。自由主义民主对权力的不信任、时刻提防政府管理权限的扩大伤害到公民个人权利，而市场经济社会又离不开政府对经济和社会的有效需求的供给。社会主义的民主就是要把实现最广大人民真正当家作主和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奋斗目标，保证国家权力始终为最广大人民服务的性质，又要解决权力无效率、滥用和腐败等问题，最大限度地发挥政府公权力的效能，把人民权利和国家权力统一起来，真正实现民主和集中、民主和效率的统一。社会主义民主的这两方面追求，是社会主义民主对资本主义民主的超越，也是社会主义民主与资本主义民主、个人主义民主的本质区别。

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追求是实现最广大人民在选举、决策、管理和监督方面的真正的当家作主。具体说来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致力于保障最广大的人民真正享受和享有民主权利，反对国家权力和社会管理权事实上被资本势力、强势集团或少数人垄断；一是主张民主参与的全面性，不仅主张人民对于民主选举的参与，而且主张人民对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全面参与；一是主张民主实现的真实性，认为民主的实现是有条件的，不首先实现经济和社会的民主权利和自由，就不能真正实现和保障政治上的民主权利和自由。民主的实现不单单是政治领域的事情，而是与保障和实现人民的经济和社会权利和自由这些条件相关联。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是支持、组织和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真正实现。中国的历史经验证明，像中国这样一个超大型国家，没有一个对广大人民负责的、能够团结和凝聚社会各方力量，整合社会各方利益和要求的政治领导核心，国家和社会就会陷入争斗和混乱，结果只能是四分五裂，无法摆脱统分循环、积贫积弱、发展不平衡等历史痼疾，带给人民的只能是痛苦和灾难。像中华民国初期，中国试图搞多党制，结果军阀混战；“”“踢开党委闹革命”，结果是十年动乱。所以，在中国，若想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必须有一个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的先进的领导力量。在这个领导力量的组织和带动下，通过各方协商，在共识和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制定政策，凝聚人心，循序渐进地把中国的民主政治推向前进。《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有一段话讲得很好：“中国人民当家作主，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实现的。中国的民主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创建的。中国民主政治制度的发展和完善，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从根本上保证了人民当家作主。”13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最广大人民当家作主相结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特征。但是建国以来，尤其是经过“”的十年动乱，中国深刻反思民主政治建设的经验得失，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没有法制的民主不可能建成真正的最广大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必须使民主制度化和法律化。不仅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执政需要法制，人民当家作主更需要法制。法制具有长期性和稳定性，要“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要把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实践中创造的好的民主制度和形式，用法制的形式确定下来，并在民主政治实践和制度创新中不断完善和丰富，形成民主制度的长效机制和稳定的民主文化和生活。一方面避免党和国家的政策因领导人的变化和领导人个人意志以及注意力的转移而变化，防止个人专断；另一方面，人民当家作主需要有序的政治参与和完备的制度规范和约束，防止极端民主化和无政府主义，给国家和社会造成混乱。

中国共产党十六大对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上述经验作了高度概括，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14“三统一”是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根本经验，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本质的集中体现。努力实践“三统一”，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统一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实践，就能够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追求的“民主与集中”、“民主与效率”、“民主与公平”、“民主与法制”的高度统一，把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优越性充分地展现出来。

三是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的过程，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宏观政治制度框架不变下的制度发展和制度创新过程。是一个发挥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特点和优势、走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不断完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丰富民主实现形式的过程。

如何理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性质？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价值选择和制度重构层面的问题，还是原有制度不够完善和实现形式不够丰富层面的问题？对这个问题学界有不同认识。中国国内以及国外的有些学者，否认中国现存的政治制度的民主性，把中国作为权威主义国家或向民主制度过渡的国家。我们认为，这种认识是错误的。我们不认为世界上的民主模式是唯一的，我们主张世界民主的多元发展。认为世界各国人民只有从本国的实际需要出发选择和决定本国的政治制度形式和政治发展道路，才能造福于本国人民。目前世界民主政治的发展经验虽然证明民主的实现形式在许多方面是可以相互借鉴的，并且只有相互吸收才能更好地发展自己，但民主制度的阶级性质、特色和优势仅仅存在于各国民主政治的实际历史进程中，存在于各国的民主文化的生成与发展中，无法用统一的发展模式来概括和推广。15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不存在一个新的民主价值的选择或制度重构问题。民主政治价值层面的问题，中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阶段已经做出了选择。旧民主主义的共和国方案在中国大陆进行了38年的实验（1912—1949），实践证明这条路走不通。中国人民最终确立了共产党的领导、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那是根据中国的国情和几千年治乱兴衰的历史经验做出的选择。同志在2004年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五十周年的大会上的讲话中有这样一段话：“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长期实践中，经过反复探索、不断总结，逐步建立起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主要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些制度，集中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点。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最重要的就是坚持好、发展好这些制度。”16

所以，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本质上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17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就是要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伟大的现代化建设实践中，不断完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丰富民主的实现形式，拓宽民主的实现渠道，不仅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建设的现实需求，也满足人民政治参与不断增长的积极性的现实需求。也就是说，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最重要的就是完善和发展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执政制度，完善和发展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完善和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完善和发展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完善和发展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同时还要进一步优化和改善我国的政府行政体制、司法体制、科学和民主的决策机制、权力监督制度和机制。这些基本的政治制度以及相关制度和实现形式，体现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改革开放30年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进步也证明了这些制度不仅符合中国国情、而且有巨大的优越性，不仅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也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中国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和政治基础。当然这些制度的实际运作，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同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新要求，还有一些不适应的地方。要通过改善政治体制、鼓励制度创新，把经过实践证明的能够反映人民意愿、代表人民利益、维护人民权益的制度创新和实现形式，用法律和制度确定下来，使我国民主政治不断地走向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这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的基本实践路径。

二、中国民主政治建设面临的主要挑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已经基本明确，目前关键是能否按照这条道路坚定不移地走下去。这里要点主要也是三条：

一、坚定不移地使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与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需要相适应。避免仅仅从狭义的政治民主出发，把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与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需要割裂开来。

对邓小平广义的政治观和为什么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要与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需要相适应，人们在理解上会产生一些疑问。从狭义的政治民主需要出发，实现人民民主，通过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设计，落实人民在选举、决策、管理和监督方面的民主权利，是我们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所要达到的目的，为什么还要附加“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样的条件呢？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一条重要原理告诉我们：“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18我们为什么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它的真正的社会发生动因是什么？能不能简单的理解为人民对政治权利或政治参与的需求？如果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的动因，仅仅限于狭义的政治民主，而不涉及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和最大利益的经济建设这个广义的政治领域，那么，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就不应该附加“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样的条件。而事实上，在国家层面，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一以贯之的动因，始终是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建设，始终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19这就是邓小平所说的“国内外阶级斗争的大局”和“人民在现实中的根本利害”20。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给出这样一个判断：无论是整个国家或某一个地方，如果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那么，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绝不能脱离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能把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与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需要割裂开来。

坚定不移地使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与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需要相适应，不是简单的理论问题而是实践问题。政治建设与经济社会建设一样，有一个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单方面的或者脱离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需要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虽然可以暂时地调动人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主动性和热情，如搞民主选举试验、民主监督测评，民主决策论证会，建立民主管理和理财小组等等，但是如果这些民主实践，不是经济社会发展和建设提出的必然需求，不是人民政治参与和保障民主权利的现实期待，而是领导个人的意愿或想搞成民主建设政绩工程，那么这样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就不具有长久的可持续性。经验证明，凡是不与经济社会发展和建设需要相统一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凡是不与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到头来都是不能长久的。往往是人在政存，换了领导人，先前搞的那一套也就停止了，所谓“人走政息”。所以，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问题的提出和发生动因，一定是经济社会发展和建设的现实需要，一定与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这样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才有持久的生命力，才能可持续发展。

另一种倾向是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对政治体制和民主政治提出了迫切的改革和建设需求，如经济社会已发展到必须建立新型的干群关系、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才能使政治体制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相协调，而现有的体制机制已不能满足人民参与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需要，但我们的有些干部和领导者仍因循原有的体制机制，直到工作无法开展，各种矛盾激化到影响社会政治稳定，才被迫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这种被动的改革是不可取的。我们要变被动的改革和制度创新为主动的改革和制度创新。要敏锐地洞察经济社会发展和建设的现实需求，敏锐地洞察人民不断提高的政治参与的积极性的期待和诉求，敏锐地洞察人民对于权利保障的需要，恰如其时地进行体制机制改革和民主制度创新，真正做到使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不断深化”，“与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

还有一点需要提及的是，如何看待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提出的“权力高度集中”、“家长制”等问题？至今仍然有的学者认为，“邓小平1980年指出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弊端基本没有改变”。21“党政不分问题有某种曲折和强化趋势。”“党内个人集权的问题并未从实质上加以解决。”22如果抛开中国经济社会关系发生的深刻变革，单纯从某个单位和个别地方而言，上述的判断也是事实。但这个问题要放在中国改革开放30年这个大背景和历史进程中来认识。我们要看到，以下变化也是不争的事实：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民间社会因素的大大增长，已经使国家和社会的权力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民主法制化建设的历史性进步，党和国家在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行使过程中的民主参与的不断扩大，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的不断增强，也使执政党的权力职能有所分解和优化；在一些经济社会比较发达和民主政治建设先进地区，在村民自治和社区自治制度落实得比较到位的地方，党的领导和政府的作用已不是过于集权的问题，而是探索如何在新形势下有效发挥的问题等等。总之，中国经济社会发生的深刻变革，已经使权力高度集中、家长制这一在改革开放初在政治领域最突出的问题，发生了较大变化或转化为新的问题。如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需求、公共需求供给不足的矛盾上升，各地区发展不平衡和贫富分化问题的加重，环境、资源与可持续发展的矛盾突出，等等。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要适应变化了的新情况，要针对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二、坚定不移地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统一于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实践，反对把这三者分离、割裂、对立起来的错误倾向。

能不能坚定不移地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统一于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实践，是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能否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本质的最集中的体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是人民当家作主，但在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整个历史进程中，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主政治的本质体现是三要素，而不是一个要素。党的十六大报告讲得很清楚：“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23党的十六大的这一结论，不仅是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经验的正确总结，更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为追求人民民主所进行的百年奋斗历史的经验结晶。

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统一于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实践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是如何保持党的领导的科学性、民主性和法治性，从执政的视角就是如何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实现党的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科学执政就是坚持和发展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在实践中发现真理和检验真理的历史唯物主义，使党的执政决策保持正确；民主执政就是坚持和发展党的群众路线的光荣传统，坚持为人民执政、依靠人民执政，支持和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依法执政就是不断推进党的执政法制化建设，使党不仅正确的领导立法，而且模范地遵守法制和保证法制的执行。24确立把科学、民主和法治贯穿于党的执政过程，这样高的执政目标任何资本主义国家的执政党都是做不到的。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是中国共产党与世界上其他各种类型的执政党的本质区别。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是中国共产党先进性的具体体现，是作为执政的共产党先进性建设的基本要求。能否做到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能否真正得到保证的基础和前提。只有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把党的执政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建设好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建设才能得到切实的保证。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保障最广大人民在国家和社会中的主人翁地位，切实保障他们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权利，不仅需要在政策上加以扶持，更应在制度建构上加以完善和创新。目前，党和政府对发展中不断扩大的贫富分化和利益分化已经引起高度重视，提出了“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建设服务型政府”25等目标和措施。科学发展观从宏观政策上对贫富分化和利益分化的不断扩大、公共服务的缺位和非均等化26等作出了回应，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抑制资本和强势利益集团对权力的侵蚀和主导，保障国家和政府权力服务于最广大的人民，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实现共同富裕和公正发展，还需要党和政府做更多的工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上的依附必然带来政治上的依附。经济社会地位的不平等，政治上就很难实现平等。所以，我们必须坚持共同富裕的目标，努力创造实现经济和社会平等的条件，为充分实现最广大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理想打下坚实的经济和社会基础。

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统一于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实践还面临三种倾向的挑战：一是以人民当家作主之名行无政府主义之实。把人民当家作主单纯地理解为一切都由自治组织说了算，什么党的领导、依法治国统统抛在脑后。认为只要绝大多数民众决定的事情，无论党和政府是否同意或是否符合法制，都可以做。把自治组织的局部利益与党和政府代表的国家和社会的全局利益对立起来，把自治组织的自治行为与国家法制规范对立起来。这样的“人民当家作主”，不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追求的人民当家作主，实质是极端民主化和无政府主义，其结果也往往是人民的权力被社会少数强势集团控制和垄断，人民当家作主徒具形式。一是以强化党的领导之名掩盖个人或少数人专断之实。我们党的根本制度是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的本质是民主和集中的结合，民主和效率、民主和公平的统一。党的领导机制就是在民主基础上集中。但是集中不能成为某些个人或少数人搞专断的口实。有的人以“集中”为名，不顾及最广大人民的意愿，无论在决策环节、还是执行和监督环节，眼中只有少数所谓社会精英群体，把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变成少数所谓精英人物和群体实现权利诉求的舞台。有的人以加强党的领导为名，用党委决定取代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力，垄断用人权和决策权，把党的领导变成个人或少数人的专断。还有人以依法治国之名，倾向于搞西方宪政主义之实。中国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是党领导人民依法当家作主。无论“民主法制化”还是“依法治国”，归根到底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为了使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而不是搞脱离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的“法治”。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根本目标是实现最广大人民真正当家作主、共享发展成果，而不是为了只实现对少数人的私有财产、个人权利和自由的保护。

三、坚定不移地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反对按所谓“普世价值”的“统一发展模式”另搞一套。警惕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民主价值观和制度模式对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实践的负面影响。

能否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是前提和基础。这些基本政治制度体现了中国人民经过长期革命斗争和实践检验对人民共和国理想的历史追求和现实选择，否定或动摇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不仅是对先辈为之奋斗的历史的不尊重，而且是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整体意志背道而驰的。历史上的任何改制都是由于当下的制度对经济和社会发展，尤其是对解决社会矛盾和冲突无能为力，不改制原有的制度就无法维持下去。还没有哪个国家和执政集团，在当下的制度不仅能够大大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能使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国家实力日益强大的情况下，就莫名其妙地放弃原有的制度体制去另搞一套。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创造了连续30年经济快速增长的奇迹，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为解决目前发展中的问题提供了可期待的愿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不断完善不仅为经济和社会的平稳快速发展提供了稳定的制度环境，而且为人民不断提高的政治参与积极性和权利诉求提供了制度平台和疏通渠道，通过大灾大难的考验不断体现出优越性和发展潜力，在这种情形下，我们没有理由不坚持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非要全盘否定，全盘照搬西方制度模式，拿13亿人的前途和命运作赌注，这是绝对不行的！

目前对我国基本政治制度提出的最大挑战莫过于“普世主义”和“民主发展模式趋同论”。美国学者福山19**年撰文提出“历史终结论”，认为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政府的最终形式，这是意识形态的终结点，也是历史发展的终结点。27断言资本主义和西方的自由民主已获得最终胜利。印度人阿玛蒂亚?森在1999年也发表题为《民主作为普适价值》28的论文，论证20世纪西方的自由民主是普世价值。这种西方自由民主的普世主义，对中国学界的误导性影响甚大。

基于西方社会政治实践总结的民主知识，对人们认识西方民主的一般性或共同性有一定帮助，但西方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民主，与我国实行的人民民主有本质区别。《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把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特色概括为四点：“中国的民主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是由最广大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是以人民民主专政作为可靠保障的民主，是以民主集中制为根本组织原则和活动方式的民主。”29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大和十七大，对中国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基本制度、实现路径、发展动力和发展道路等问题都作了明确的阐述，30尤其是对中国民主政治的根本性质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揭示，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指明了正确的方向。我们认为，不仅主张照抄照搬西方民主制度模式的言论可以休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形成和日益深入人心，也必将给“普世价值”民主讨论划上一个终结号。

实践层面的一些现象也反映出，抽象一般的西方民主理念，乃至西方政治制度模式对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实践也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比如把民主政治建设仅仅理解为普选权的落实和竞争性选举制度的实行，一些地方进行的民主政治实践，总是在选举方面做文章，把选举和授权作为民主实验的唯一选择；一些地方进行民主政治创新，不注重如何充分利用现有体制的制度资源，不在如何完善基本政治制度上下功夫，不坚持在法制框架内进行民主形式和机制创新，而倾向于抛开现有政治制度框架和资源，进行与现有体制冲突的探索；一些地方政府改革，把许多本该由政府承担的对最广大人民责任的职能，统统地推向市场，淡忘了在中国各级政府前面还有“人民”这样的限定词；还有的把民间社会因素的发育与党和政府的积极作为对立起来，认为党和政府就应该从正在发育的公民社会退出来，建立完全自治、政府权力和党的领导不能进入的自由社会等等。这些做法和认识，或多或少都可以看到西方自由主义的民主理念和制度模式的影响痕迹和误导。所以，我们一定要深刻领会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而不是在现有基本政治制度之外另搞一套。照搬西方制度模式和从所谓的“民主普世价值”出发进行实践，在中国这块社会主义的土壤中，是不会扎根成长的。我们要积极借鉴吸收人类政治文明的一切有益成果，但中国有生命力的民主只能扎根在中国这块古老而又现代的大地上。

总之，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的最大成就是通过总结经验、实践探索，形成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符合中国现代化建设需要的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某些势力企图否定、挑战这条道路。始终不渝地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始终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必须坚持的各项基本原则，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依法当家作主的伟大政治实践中，不断创造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践经验和制度形式，丰富和发展人类政治文明，这不仅是对中国共产党人的挑战，更是时代赋予我们这个民族的光荣使命。

试论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基本政治经验——中国与苏联东欧国家改革的比较研究

文章类型：党建研究文章加入时间：2008年10月16日9:45

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角度观察，20世纪七、八十年代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先后开始的改革，虽然具有某些相似之处，但是经过近30年实践的检验和历史的沉淀，参与改革的国家的命运大不一样。兴旺发达、日益强大者有之，失败破灭者亦有之。国内外各种人物都在追问其根本原因。对这一基本问题的不同回答，将把社会主义国家的命运引往不同的方向。因此，在思想政治上总结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历史经验，十分必要。

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是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与经济、文化发展比较落后的国家的实际相结合，利用世界历史带来的机遇，冲破帝国主义的世界链条，以历史新纪元的面貌出现于世界。从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独自与帝国主义对抗，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众多社会主义国家组成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的政治地图。同时，社会主义国家在世界上怎样发展和巩固，怎么样在内政外交方面制定和执行正确的政策，却需要漫长的探索过程。这段时间，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进程上必然充满前进和曲折，凯歌与挫折，其实这就是不断走向成熟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最引人注目的历史现象就是改革。

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是在自身不具备丰富经验的情况下进行的，有许多事情史无前例、前无古人。工人阶级及其领袖人物从不标榜自己是神仙和皇帝。谁也不敢说一个国家的任何改革举措必然正确。因此，改革总是存在不断反思的必要，不断接收实践的检验。人们对几十年已经发生的改革实践中，能够运用科学的方法判定最基本的是非曲直，是无可非议的。本文就以中国和苏东国家进行改革的基本经验和教训为主要参照，做出初步的分析。

一、改革是否具有长期独立探索的思想理论和实践基础，具有关键的意义

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历史经验表明，一个国家成功的改革，需要具有比较深厚的思想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只有那些进行改革的思想理论比较端正和明确，同时具有长期改革实践积累的国家，才具有改革成功的更大可能。那些骤起骤落、突发型的改革，没有一个是不遭受挫折的。缺乏改革的思想理论和实践准备，声势搞得越是热闹，做法越是离奇，领导人物越是自以为高明和得意，就失败得越惨。

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之所以走出一条成功之路，关键就是中国是具有长期改革的思想理论积累和实践基础的积累。中国自从社会主义制度建立的初期，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就以改革的精神独立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以发表《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为标志，不仅提出“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命题，而且在当时的情况下难能可贵地提出“以苏为鉴”，防止照抄、照搬苏联模式，开始了对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这些探索形成的理论成果，至今仍然具有指导性的意义。在这些理论指导下的实践，具有长久意义的探索，铺垫了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基础，指明了社会主义改革的正确方向。这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在过渡时期中，我们党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1

起自19**年《论十大关系》的一系列探索，都体现了的独具特点的思想创造。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一九五六年四月，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初步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提出了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2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创造的具有中国气派的社会主义新成果，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的产物。

在20世纪60年代，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继续深入探索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道路的一系列问题。在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形式问题上，按劳分配的问题上，发展商品经济的问题上，社会主义社会的所处阶段问题上，社会主义国家相互关系的问题上，执政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和组织建设问题上，国际战略问题上，社会主义国家对外关系问题上，都得出了比较正确的结论，产生了十分宝贵的思想理论成果。即使像“”失误的教训，也为国家的发展提供了深刻的实践经验，使后人总结借鉴，为准确地解决这类问题积累了理论和实践的财富。

在思想理论上，这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新成果。正是这些理论成果，奠定了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指引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出现和形成，直接衔接了思想与邓小平理论，同时指引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可以说，有了这个成果，才有后来的继承和发展，才出现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

在实践上，中国的改革严格按照中国国情进行，一以贯之。从“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脉相承。这正如美国的思想研究者斯图尔特?施拉姆在谈到与邓小平的继承发展关系时所说的：“当今邓小平的中国和20年前的中国有了不同，但是有一件事一点也没有改变：即为寻求一条现代化的道路而向西方学习，特别是向马克思主义学习，同时又保留中国的特色，他们都以此为目标。毛谈到过制定一条‘走向社会主义的中国道路’；邓则宁愿说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3正是在这里，施拉姆找到了与邓小平的思想一脉相承的依据。

为社会主义改革铺垫的基础有几个鲜明的特点：第一，在改革中正确对待国际经验。既不盲目地照搬苏联的经验，也不盲目地否定苏联的经验；既不企图把自己的经验强加于人，也不接受大国主义的指挥和压力。第二，在改革中立足于本国的国情，一切从实际出发。苏联的经济发展的重、轻、农顺序，来到中国就毫不犹豫地变成了农、轻、重的顺序。第三，改革的出发点是实现人民大众当家作主的政治利益和生活发展的需要，从根本上巩固社会主义制度。

苏联和东欧国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东欧国家被苏联大国主义束缚，不能允许做出这样的基础性铺垫，波兰和南斯拉夫的改革都遭到苏联的干涉和压制，以失败告终，不得不回到原有苏联指定的轨道或者走向例外的极端。苏联在斯大林逝世之后，在对待兄弟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以民族自私为出发点，控制其他国家不越出自身的规范，而不是支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道路。因此在思想上没有积累有价值的新成果，在实践上也没有成功的积累，后来的改革也不具备应有的基础。最后在20世纪80年代那种迫不及待、旋起旋落的突发式的改革，使其不可能会有成功的可能。

二、改革中是否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划清两种改革观的界限，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前途命运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的改革，从本质上说就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根本目的是为了把社会主义事业搞得更好。因此，凡是在改革之中主义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国家，改革就能够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执政党就处于主动地位，社会就处于安定团结的状态，不断取得成就；否则，改革就会丢掉社会主义制度的错误方向，执政党的执政地位就会受到威胁或者丧失，社会主义制度就会在动乱或者剧变中被推翻。

中国的改革伊始，针对改革初期在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出现的一些极端现象，邓小平就及时而果断地提出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1979年3月30日，他在党的理论务虚会上指出：“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这四项是：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思想。”4邓小平接着说：“大家知道，这四项基本原则并不是新的东西，是我们党长期以来所一贯坚持的。粉碎‘’以至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实行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一直是坚持这四项基本原则的。”5这里邓小平讲了两个意思，一是这是党长期坚持的基本原则；二是三中全会以来党的方针政策就是坚持了这四项基本原则的。同时，邓小平提出：“用巨大的努力同怀疑上面所说的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作坚决的斗争。”6其实，四项基本原则的本质就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邓小平在改革一开始就旗帜鲜明地提出和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在众多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之中，中国的改革之所以能够健康发展，最大的政治原因就是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地坚持了以四项基本原则为主要内容的科学社会主义原则。根据这些原则，对干扰改革的各种错误思想，进行了不懈的斗争，保证了国内大局的安定和改革的正确导向。根据这些原则，虽然提出并实施了纠正晚年发动“”的错误，但同时保住了马列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保住了全党和全国人民团结的基础。在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坚持下，四项基本原则在80年代就写入了党的基本路线，载入了宪法，成为立国之本，成为不可动摇的政治原则。这就是中国人民和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健康发展的根本保证。

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完全正确、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发展进步，关键在于我们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7这就进一步指明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改革，以及在改革中不断开创和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质就是坚持了四项基本原则为代表的科学社会主义原则。“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是我们党、我们国家生存发展的政治基石”。8中国共产党人在改革过程中，把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转化为“四项基本原则”，这是改革实践中的一个伟大的创造。这是在政治上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原则具体化、中国化的真正体现。对于四项基本原则为代表的科学社会主义原则，坚定不移地加以坚持，清醒地指出，资产阶级自由化与四项基本原则的对立和斗争，将是新时期一定范围内阶级斗争的主要反映。这就使得中国度过了难关险滩，使得改革乘风破浪，安定团结，巩固发展。

苏联和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在改革之中没有提出和坚持类似中国的四项基本原则这样的科学社会主义原则，盲目地进行改革，甚至把马列主义的指导丢到九霄云外，把放弃党的领导视为“开明”，把社会主义制度当成传统的模式，根本丢掉了无产阶级专政。在这种条件下提出的所谓改革的新思维，把改革搞成了离经叛道，实际上就已经注定了其失败的命运。现在，这也成为不争的事实。无论有多少人，无论对苏东国家的失败做出多少种分析，丢弃和背离科学社会主义原则，这就是苏东国家改革走向邪路，最终导致失败的最大的政治原因。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人的成功，不应该忽视和忘记这个教训。

苏联在改革过程中，不懂得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从赫鲁晓夫开始就抛弃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提出所谓“全民党”、“全民国家”等错误的口号，使得抽象的人道主义、社会党人的所谓“民主社会主义”在国内长期泛滥，逐渐背叛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方向。勃列日涅夫虽然纠正了赫鲁晓夫的一部分实践方面的错误，但却把赫鲁晓夫主持的苏共二十大的精神当成圭臬，这就注定失败的命运。直到戈尔巴乔夫，在宪法上自行取消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放弃并批评共产主义的最终目标，大搞私有化，模仿西方的多党制，这就表明他彻底背叛了科学社会主义。在苏联官方制造了“斯大林模式”的概念，同时把苏联基本社会主义制度及其实践都称作“斯大林模式”，随着“斯大林模式”的被否定，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也随之被抛弃了。前美国驻苏联大使马特洛克曾对戈尔巴乔夫作过这样的评述，“从1988年到19**年，他已经一步一步地抽去了影响苏联历史70年的‘社会主义’的真正含义。到1991年中，他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隐藏的资本主义者，甚至他自己对此毫无觉察。”9这是西方一个清醒的旁观者对苏联背叛科学社会主义的客观评价。

在苏联国内，极端主义的思潮很快由反对斯大林转向反对列宁，反对社会主义制度。苏联国家历史档案研究所所长、苏共“民主纲领派”的领导人阿法纳西耶夫，发表的观点就是这样。他说，“斯大林主义的实质在于列宁主义。”“在1918—1919年著作里，列宁多次强调‘暴力’、‘无情地处决’、‘大规模的恐怖’这些字眼。……从这一点意义上说，斯大林与列宁相比实际上没有任何新的发明。……我感到最重要的是要揭露斯大林主义所包含的列宁主义实质”。10在苏共1990年2月全会上，《苏维埃文化报》主编发言指出：“现在，正是列宁遭到了集中攻击，……我们在某些杂志上看到了谈十月革命和列宁本人在以后国家遭遇到的灾难中所起的罪恶作用的重头文章。而斯大林仅被认为在恐怖方面继承了列宁的事业。”11当苏联剧变成为历史的时候，戈尔巴乔夫向日本的池田大作说出了自己的真实想法：“《共产党宣言》大部分地包含了继承了法国大革命时代的共产主义者的革命的极左主义的东西。”“……不幸的是，列宁，特别是在年轻的时候的列宁比马克思的战友恩格斯显得更为教条。”12这就是戈尔巴乔夫的自白。在改革之中抛弃科学社会主义，就是离开了立国之本，必然导致社会主义制度的变质。这就是苏联发生悲剧的政治原因。

三、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历史和历史人物评价的态度不同，以的态度对待和评价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实践导致灭亡，以科学态度正确评价自己的实践历史就能够团结稳定

怎么样评价改革前的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和历史人物，特别是像列宁、斯大林、这样的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影响巨大的人物，涉及到是否尊重历史，是否赢得民心，是否保持党内团结的大事。对这样的大事的处理态度，对政治局面的稳定和改革的命运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人类历史上，取代旧的社会制度的任何新型社会制度，在这种新型社会制度最初的一、二百年里，都有一个曲折发展和完善调整的过程。英、法、美的资本主义制度在战胜封建主义或殖民主义制度的过程中就是这样。建立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基础上的社会主义社会也不能例外。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也有一个探索、实践和逐步展开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曲折、错误几乎是在所难免的。在改革中，如果丢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抓住某些错误或曲折的具体材料，以偏概全，作出嘲笑或否定新兴社会制度的结论，就会走向否定社会主义国家实践历史和社会主义制度开创者的道路。这样的改革，实际上就变成否定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不但违反了对待历史的科学的态度，而且在实际上取消了社会主义国家合法存在的基础。中国晚清思想家龚自珍说过，“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他揭示了在否定历史的现象背后，人们的真实动机。这是一条宝贵的历史教训。历史和现实终于告诉世人一个简捷的真理：否定列宁、斯大林，抓住社会主义国家历史上的错误不放，实质上是敌对势力消灭社会主义制度的前奏。

苏联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从大反斯大林开始，到全盘否定所谓“苏联模式”，最终对列宁进行了彻底的否定和丑化。这样也就不可避免地否定了和列宁、斯大林相联系的社会主义的国家的整个历史。否定历史，必然失去人心，搞乱舆论，失去了统治基础，为亡党亡国留下了祸根。

在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情况也是这样。全盘否定斯大林，就等于否定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历史，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在改革中，东欧各国的党几乎都把自己的历史看成是“斯大林主义的”历史，把矛头指向前任领导者及其涉及的几十年的历史。这种改革的前景只能是灭亡。

19**年5月波兰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决议《关于铲除斯大林主义的残余和消除它在波兰的后果的立场》。党的领导人费什巴赫把党和国家的历史看成是“斯大林主义在波兰实践的历史”，表示要与之“一刀两断”。

19**年11月的保共全会，一心向戈尔巴乔夫“新思维”学习的姆拉德诺夫主张全面否定国家几十年的历史，对前任总书记及其支持者进行审判，取消了宪法中关于共产党执政的条款，为19**—1978年间的历次政治事件“平反”。保共于1990年1月召开第十四次（特别）代表大会，姆拉德诺夫在报告中说，“实行完全彻底的非斯大林主义化”，“彻底瓦解行政命令的官僚主义体制”。4月，保共改名为社会党。反共势力全面彻底否定党和国家的历史，对党的前任领导人日夫科夫提出指控。一些有远见的政治家认为，否定在保加利亚执政30多年的日夫科夫，实际上就等于否定了社会主义保加利亚的历史成就。反对派组织甚至辱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享誉甚高的伟大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季米特洛夫，说他是保加利亚“40年罪恶的主要责任者”，是“极权主义大亨”，“独裁者”，“杀人犯”，要求重新评价季米特洛夫的一生。一些极端主义分子还乘机污损列宁的塑像，袭击索非亚革命公墓，推倒墓碑，毁坏墓地上千处。当地人们说，“现在真是连死人也不得安宁。”保共1990年1月召开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宣言指出：“我们面临的总的任务就是保共的非斯大林主义化和建立新型的现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党谴责日夫科夫及其亲信的极权制度所犯下的变形和扭曲现象”。一个被称作东欧的和平绿洲的社会主义保加利亚，此次进入剧变的混乱时期，社会主义制度毁于一旦。

社会主义的民主德国在历史上的工业落后的农业区建成了一个工农业现代化的国家，成为世界十大强国之一。社会稳定，生活文明，与一墙之隔的西德社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即使在这样一个社会状态下，否定民德历史的思潮在西方敌对势力的鼓舞下，照样滋长蔓延开来。在执政党的错误处置下，最后形成了剧变之势。民德统一社会党（共产党）19**年底召开的特别代表大会通过的文件指出，“斯大林主义在昂纳克时代有其特殊结构、方法和表现形式。”“我们的社会主义发展具有浓厚的斯大林主义色彩”。该党主席居西在会议上说，“要与斯大林主义所创造的德国统一社会党的思维和组织结构决裂”。历史最终赋予这种否定社会主义国家历史的行为的报偿，就是其亡党亡国。

匈牙利社会主义政权的倾覆，就是从为19**年事件翻案开始的。19**年5月，匈党中央公报重新评价纳吉，认为他是社会主义改革政策的象征。政府也发表声明，哀悼纳吉和他的同案人，决心同过去“违法的”政治决定划清界限。否定党的历史，造成大批党员退党。10月的匈党十四次（非常）代表大会，宣布了党的性质的根本改变和组织的全面分裂，共产党正式解散。19**年10月，由匈牙利共产党蜕变而成的社会党声明，“党首先同斯大林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所有变种划清界限”；认为匈牙利几十年来搞的是一种“官僚主义的专制的国家社会主义”。匈牙利从此进入灾难的深渊。可以看到涉及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历史事件一旦“重新评价”，根本改变其性质，就会带来灭顶之灾，弄得党将不党，国将不国。

19**年12月，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在《争取民主社会主义社会的行动纲领》中指出，“我们明确而断然地同党和社会主义的斯大林模式决裂，因为，这一模式同社会主义的本来形象不但完全格格不入，而且是敌视社会主义的。”13把党和国家的历史涂抹得一团漆黑，导致社会主义的捷克斯洛伐克亡党亡国。

其实，在整个东欧地区的各个国家，在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前，都是处于封建主义或法西斯主义统治，沦为西方列强的附庸，经济文化十分落后。40年代中期以后，在苏联的帮助下，摆脱了西方垄断资本的控制，获得了独立，陆续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经过40年的建设，摆脱了贫困，接近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但是，就在一片否定斯大林主义的喧嚣中，辉煌被诬蔑为罪恶，光明被诬蔑为黑暗，导致执政的党纷纷变质，社会主义政权被推翻，国家发生了剧变。

中国的改革始终尊重历史，实事求是地评价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历史和历史人物。早在20世纪50年代，当年带领中国共产党人，反对把斯大林贬到地下九千丈，对斯大林主张三七开，留下了很好的传统。邓小平在改革之初，面对国内外各种势力否定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历史和否定的思潮，声明我们决不用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的那种态度对待。1981年的中共中央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作出了正确对待社会主义实践历史的决议。这样就保住了党的团结，人民的团结，保住了国家的安定团结，为改革创造了良好的政治基础。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命运与东欧迥然不同，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在我国，1976年逝世，亿万人民悲痛欲绝。但是，随着在改革之中纠正晚年错误的过程展开，国内外的敌对势力开始制造种种谣言，以搞乱社会主义中国的民心。全盘否定的口号，巧妙散布的“小道消息”，以图败坏的声誉，涂黑时代的历史。这正如曾经讲过的，“这是同志逝世以后我们党遇到的一个全局性的、紧迫的、至关重要的问题”。14令人欣慰的是，邓小平作为改革的总设计师，在改革的一开始就注重维护社会主义国家实践的历史，注重维护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奠基者的历史地位。邓小平指出：“给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我们不但要把的像永远挂在天安门前，作为我们国家的象征，要把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而且还要坚持思想。我们不会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15现在看来，中国人民在20世纪的70年代末、80年代初经历了一场如何对待自己的开国元勋的历史性的严峻考验。在这场考验中，整个说来中国共产党人做得较好，为改革的胜利进展奠定了政治基础。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能够正确地对待自己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始终能够正确对待开国元勋。这样，就团结了广大人民群众向前看，稳定了国家的政治局面，就能够延续和发展社会主义事业。这也是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不同于苏联东欧国家改革的根本区别之一。

四、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是否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中，对于改革的方向和成败，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中国和苏东国家改革的过程都出现过带有风险性的许多类似的现象。在这些现象面前，也有许多人居安思危，提醒执政党对出现的风险进行救治和反思。但是，改革的命运还是在苏东国家和中国之间有着明显的差别。改革的不同结局和命运表明，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党和国家最高权力掌握在什么样的人手里，带有决定性的意义。党和国家最高权力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社会主义改革就前进，就成功，就能够达到人民大众参与改革的初衷。如果党和国家最高权力掌握在非马克思主义者甚至是阶级异己分子手里，改革的失败就是必然的了。

在苏联，自从斯大林逝世之后，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基本上没有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落在了一些丧失了共产主义理想，崇拜资本主义，追名逐利，时刻要离经叛道的人的手里。这样的最高权力层的素质结构，不可能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不可能向人民群众兑现在捞取政治资本时的许诺，必然走偏方向，失去民心，导致国家垮台和社会主义事业在一个国家范围内的失败。

中国在之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都能够坚持并努力在实践之中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都是马列主义、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他们都是马克思主义者。最高权力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就能够走正确的道路，使得社会主义制度得到巩固和完善，带领人民创造新的幸福。

因此，党的十七大提出的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大众化，这是涉及社会主义事业的长治久安，普遍提高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培养千百万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保住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千秋万代永不变质的大事。社会主义祖国的命运，一方面寄托在在素质较高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领导人身上，另一方面也要靠广大人民群众和广大青年的社会主义觉悟的培养，保证有一个选择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健康氛围。

民主政治建设范文篇2

人类几千年政治文明史，反复印证了一个道理：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政治制度，走什么样的民主道路，要与一国的国情相适应。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植根于中华民族几千年来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广阔沃土，产生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而进行的伟大实践，是适合中国国情和社会进步要求的选择。

中国有五千年文明史，有着与古埃及、印度、巴比伦文明并称于世的灿烂文明，为人类发展和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华民族是勤劳、勇敢、智慧的民族，她的历史传承之久远、文化形态之完整，为世界所公认。

中国经历过漫长的封建社会时代，直到1840年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发动一次又一次侵华战争，由于封建统治阶级的腐朽衰败，才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此后的近110年时间里，中国成为全世界几乎所有大小帝国主义国家掠夺的对象。中华民族危难深重，外遭帝国主义的侵略，内受封建主义的压迫，人民根本没有民主权利。为改变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奋起反抗，进行了前仆后继的英勇斗争。

在救亡图存运动中，一些先进的中国人曾经把目光转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在中国发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1911年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终结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但是，辛亥革命后试图模仿西方民主制度模式建立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包括议会制、多党制等，并没有实现中国人民要求独立、民主的迫切愿望，很快就在中外各种反动势力的冲击下归于失败。时人悲愤地感叹道：“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中国人民仍然处于被压迫、被奴役、被剥削的悲惨境地。中国的出路在哪里？中国人民在黑暗中思考着、摸索着、奋斗着。

中国人民从艰难曲折的探索和斗争中终于认识到，在中国，照搬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是一条走不通的路，要完成救亡图存和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必须以新思想新理论开创中国革命的新道路，建立全新的政治制度。领导中国人民找到这条新道路和建立新制度的重任，历史地落在了中国共产党身上。1921年，一批接受过民主与科学思想洗礼的先进知识分子，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建立了中国共产党。此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革命进入了彻底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发展阶段，经过长达28年的艰苦卓绝的英勇奋战，最终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

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就以实现和发展人民民主为己任。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的目的是要实现大多数人的民主，而不是少数人的民主。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先后提出了“工农民主”、“人民民主”、“新民主主义”等民主概念，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民主政治理论，并先后以罢工工人代表大会、农民协会、工农兵代表苏维埃、参议会、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等实践和组织形式，创造适合中国国情、能够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政治实现形式。这些与当时国民党的统治制度形成了鲜明对照，反映了人民的意愿并得到人民的拥护。

1949年9月，新中国成立前夕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和各派、人民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按照民主原则共商建国大计的一次重要会议，确立了新中国的国家制度和政权组织形式。会议通过的具有临时宪法地位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中国人民的政治地位发生了根本变化。从此，中国人民开始真正当家作主，成为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新中国的建立，使中国实现了从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政治、近代以来照搬西方民主政治模式的失败尝试向新型人民民主政治的伟大跨越。

新中国成立不久，1953年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规模空前的普选，人民通过选举自己的代表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自下而上地逐级召开人民代表大会。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召开，标志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全国范围内正式建立。此前经过全国人民广泛讨论并在这次会议上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把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和人民代表大会的政体制度，确立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并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其他国家机关，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建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颁布施行，使中国人民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有了可靠的制度保障和宪法依据。到1956年，中国绝大多数地区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的社会变革。但是，新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在探索中也走过弯路，特别是“”（1966—1976年）的严重错误，使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经历了严重挫折，留下了沉痛教训。

20世纪70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共产党深刻总结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领导人民进入了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新时期。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成为中国共产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共识和前进指针。

近20多年来，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在实践中取得了许多重大进展。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国家民主制度不断完善和发展，城乡基层民主不断扩大，公民的基本权利得到尊重和保障，中国共产党民主执政能力进一步提高，政府民主行政能力显著增强，司法民主体制建设不断推进。国家领导制度、立法制度、行政管理制度、决策制度、司法制度、人事制度和监督制约制度等方面的改革取得了显著成效。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目标的指引下，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建设不断加强，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初步形成，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的主要方面基本做到了有法可依。

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基本原则为指导，借鉴了人类政治文明包括西方民主的有益成果，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和制度文明中的民主性因素，因此，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中国的民主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也就没有人民民主，这是被历史证明了的客观事实。中国人民当家作主，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实现的。中国的民主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创建的。中国民主政治制度的发展和完善，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从根本上保证了人民当家作主。

——中国的民主是由最广大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人民当家作主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在中国，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家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这就从经济基础上决定了中国的民主不受资本的操纵，不是少数人的民主，是最广大人民的民主。在中国，享有民主权利的人民范围包括一切不被法律剥夺政治权利的人。

——中国的民主是以人民民主专政作为可靠保障的民主。人民民主专政，一方面要求在人民内部实行最广泛的民主，尊重和保障人权，保证国家权力掌握在人民手中，为人民服务；另一方面要求对破坏社会主义制度、危害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侵犯公民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贪污贿赂和渎职等各种犯罪行为，依法使用专政手段予以制裁，以保障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中国的民主是以民主集中制为根本组织原则和活动方式的民主。民主集中制是中国国家政权的根本组织原则和领导原则。实行民主集中制，就是要求充分发扬民主，集体议事，使人民的意愿和要求得到充分表达和反映，在此基础上集中正确意见，集体决策，使人民的意愿和要求得以落实和满足。实行民主集中制，还要求“尊重多数，保护少数”，反对无政府主义的“大民主”，反对把个人意志凌驾于集体之上。

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在中国人民追求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生活幸福的长期斗争和实践中逐步形成的，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程向世人昭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找到了一条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正确道路，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找到了一条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国家的正确道路。也正因如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被明确载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在当代中国，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执政，是中国发展和进步的客观要求。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执政，是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需要。摆脱国家贫穷落后面貌，实现现代化和民族复兴，是中国人民的百年追求和梦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新中国成立56年来的探索和奋斗，中国彻底改变了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生产力迅猛发展，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明显改善，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国际影响日益扩大。特别是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创造了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4%的经济奇迹，13亿中国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朝着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继续前进，是中国人民坚定不移的选择。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执政，是维护中国国家统一、社会和谐稳定的需要。历史反复证明，在中国，没有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稳定，就没有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安居乐业。近代中国，深受外国入侵、军阀混战和政局动荡之害。中国人民对此刻骨铭心。中国的统一和稳定，是中国人民之福，也符合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维护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历来是中国各族人民最关切的头等重要的大事。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以科学理论为指导，依靠其遍布全国的近350万个党组织和6960万名党员，凭借其丰富的执政经验和驾驭全局的能力，统筹经济社会等各方面发展，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维护了国家统一和社会和谐稳定。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执政，是保证政权稳定的需要。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且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差异较大，因此，保证政权稳定对中国意义非同寻常。只有保持政权的稳定，才能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才能使国家现代化的发展战略和奋斗目标，在长时间里得以一以贯之地实行；才能减少各种不必要的或不应有的政治内耗，最大限度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集中一切资源、力量和智慧，解决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保证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执政，是把亿万人民团结凝聚起来，共同建设美好未来的需要。四分五裂，一盘散沙，是近代旧中国社会的真实写照。中国人民对此有着切肤之痛。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情况复杂的大国，如果没有一个坚强有力的政治核心，没有一个能把全国各族人民凝聚起来共同奋斗的崇高目标，国家就会分崩离析，就不可能不断实现发展和进步。实践充分证明，在中国，是中国共产党把广大人民团结起来，使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不断得到充分的发挥，为实现共同利益、共同事业、共同理想和中国更美好的未来，同心同德地共同奋斗。

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执政，本质是领导、支持和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是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根本准则，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执政的本质要求。在中国，中国共产党领导、支持和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就是从制度上、法律上保障这一根本准则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得到充分和切实的贯彻和体现。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带头遵守和维护宪法和法律，坚决与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做斗争。

中国共产党领导、支持和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具体实现形式：一是领导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掌握国家权力，以此保证国家制定的法律和方针、政策能够体现人民的共同意志，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保障人民当家作主。二是领导人民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以此保证国家各项事业的发展符合人民的意愿、利益和要求。三是领导人民实行基层民主，由群众依法办理自己的事情，通过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四是领导人民严格贯彻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原则，使公民享有法律上、事实上的广泛的自由和权利，尊重和保障人权，维护公平与正义。通过这些制度和法律保障，人民真正作为国家的主人，运用属于自己的公共权力和各项公民权利去维护和实现自己的利益。

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政治制度。人民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

中国根据自己的国情实行一院制，而不是西方国家实行的两院制。中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在中国，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国家的重大事项由人民代表大会决定。行政机关负责执行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法律、决议、决定。法院、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分别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中国宪法规定，年满18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除依法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外，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中国的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都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多年来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人数占18周岁以上公民人数的99%以上，参选率在90%左右。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目前县以上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通过间接选举产生，即由下一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无论直接选举，还是间接选举，都依法实行差额选举。选民和选举单位有权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罢免或者撤换自己选出的代表。目前全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共有280多万人。各级人大代表来自各民族、各行业、各阶层、各党派，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中均有相当数量的工人、农民代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工人、农民代表占总数的18.4％。为保证国家的权力真正掌握在全体人民手中，代表在履行职责时，必须反映和代表人民的利益和意志。代表有权依法提出议案、审议各项议案和报告、对各项议案进行表决，在人民代表大会各种会议上的发言和表决受法律保护。

中国宪法和法律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五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每年举行一次，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每年至少举行一次。中国选举法还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不超过3000人。由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人数较多，不便经常开会议事，根据中国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设立了常务委员会，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行使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职能。全国人大常委会一般每两个月举行一次会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由委员长、副委员长若干人、秘书长、委员若干人组成。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为175人，其中委员长1人，副委员长15人。中国的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大也设立常委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由代表大会在代表中通过差额选举产生，每届任期同代表大会相同。

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充分发扬民主，集思广益，代表和反映人民的意志和根本利益。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表决各项议案实行绝对多数原则，即由全体组成人员的过半数赞成才能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对宪法的修改，须由全体代表的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通过。

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举行会议时，有关部门负责人可以列席会议，有关部门和个人可以旁听会议。列席会议人员有发言权，无表决权。旁听人员没有发言权，如果他们对常委会正在审议的议案有意见，可以书面向常委会工作机构提出。近年来，一些地方召开常委会会议时，按照公民报名顺序，确定旁听人选。

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主要有四项：立法、监督、人事任免、重大事项决定。这也是中国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行使当家作主权利的主要体现。

——立法权。中国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国家立法权，主要是修改宪法，制定和修改刑事、民事、国家机构的和其他的基本法律。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在不同国家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较大的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根据本市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在不同国家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省、自治区的地方性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报省、自治区的人大常委会批准后施行；经济特区所在地的省、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根据全国人大的授权决定，可以制定法规，在经济特区范围内实施；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还有权依照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特点，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对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作变通。

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78年的30年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曾制定法律134件，其中至今仍然有效的有16件。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进入一个崭新的时期。全国人大于1982年全面修改了宪法，以后又通过四个宪法修正案。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了200多件现行有效的法律和200多件关于法律问题的决定，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了7500多件现行有效的地方性法规，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定了600多件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

近年来，中国的立法民主不断向前推进。几乎每一件法案的起草都采取专家座谈会、论证会等形式，听取专家的意见。有的法案还由立法机构直接委托社会研究部门起草。对于调整重要社会关系的立法项目，地方人大常委会还经常召开听证会，让不同利害关系方发表意见。中国立法法对立法听证会作出了规定。1982年以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在制定包括宪法修正案、婚姻法修改草案、合同法草案、物权法草案在内的10多项关系到人民切身利益的重要法律案过程中，都把草案向全民公布征求意见。人民群众直接参与法律的制定，不仅提高了立法质量，使法律能够充分体现人民的意愿和要求，而且增强了全社会的法律意识，通过后也能比较顺利地执行。

——监督权。监督宪法和法律的实施，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监督权的主要内容。这种监督的基本形式是执法检查、法规备案审查。在执法检查方面，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先后22次对21件法律的实施情况进行了监督检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在2003年和2004年两年时间里，检查了10件法律实施情况。地方人大常委会也在本行政区域范围内对法律、有关法规实施情况进行了检查。人大常委会通过执法检查，进一步了解和掌握法律、法规实施中的真实情况和存在的问题，督促同级政府和法院、检察院改进执法工作，促进了法律实施主管机关依法行政、公正司法。在法规备案审查方面，截止到目前，报送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的地方性法规共7500多件，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共600多件，经济特区法规近300件。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成立了专门的审查机构，使这项工作进一步规范化。省级人大常委会、较大的市人大常委会也依法开展了地方政府规章的备案审查工作。通过备案审查，撤销违反宪法和法律的法规、规章，督促有关制定机关纠正不适当的条文，对保障国家法制统一具有重要的作用。近年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开始对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进行备案审查。

监督同级政府和法院、检察院的工作，是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监督权的另一重要内容。听取和审议“一府两院”的工作报告，是人大及其常委会进行工作监督的基本形式。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议的时候，同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向大会报告工作，人民政府还须向大会提出预算草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预算草案须经大会审查批准。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时，经常就关系改革发展稳定全局的重大问题和同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热点难点问题，听取有关专题工作报告或汇报。九届全国人大的五年间，常委会共听取和审议了40个专题报告；十届全国人大的头两年，常委会共听取和审议了22个专题报告。

——人事任免权。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有权选举、决定、任免、撤换、罢免有关国家机构组成人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国家主席、副主席，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根据国家主席的提名，决定国务院总理的人选；根据国务院总理的提名，决定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审计长、秘书长的人选；根据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提名，决定中央军事委员会其他组成人员的人选；选举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依法认真履行对地方有关国家机构组成人员的选举、决定、任免、撤换、罢免。——重大事项决定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依据宪法有权批准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建置，决定特别行政区的设立及其制度，决定战争和和平的问题，以及其他重大事项。对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如长江三峡工程等，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出决议后方可实施。近年来，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就本地区的城市建设规划、环境保护等重大事项行使了决定权。

实践充分证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符合中国国情、体现中国社会主义国家性质、能够保证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政治制度。它植根于人民群众，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它代表广大人民的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动员全体人民以主人翁的地位投身国家建设，保证国家机关协调高效运转，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中国各族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牢牢地把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

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实行何种政党制度是由国家性质、国情、国家利益和社会发展要求所决定的。中国的政党制度既不同于西方国家的两党或多党竞争制，也有别于一些国家实行的一党制，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一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与各派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长期实践中确立和发展起来的，是中国共产党同各派风雨同舟、团结奋斗的成果，是当代中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

中国目前共有九个政党。除中国共产党外，还有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1948年成立）、中国民主同盟（1941年成立）、中国民主建国会（1945年成立）、中国民主促进会（1945年成立）、中国农工（1930年成立）、中国致公党（1925年成立）、九三学社（1945年成立）、台湾民主自治同盟（1947年成立）。由于这些政党大都成立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1937—1945年）和解放战争（1946—1949年）时期，是在争取实现民族解放和人民民主的斗争中建立的，因此被称为“派”。在当今中国，派是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爱国者的政治联盟。无党派人士也是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支重要力量。无党派人士是指没有参加任何党派、对社会有积极贡献和一定影响的人士，其主体是知识分子。

中国政党制度的显著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中国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各派是与中国共产党团结合作的亲密友党和参政党，而不是反对党或在野党。各派参加国家政权，参与国家大政方针和国家领导人选的协商，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参与国家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的制定和执行。

在中国，中国共产党与各派有着共同的奋斗目标。中国宪法规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中国共产党与各派合作的基本方针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中国的国情和国家性质决定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多党合作的首要前提和根本保证。同时，这种领导又不是简单的包办，而是政治领导，即政治原则、政治方向和重大方针政策的领导。中国共产党与各派都以宪法为根本活动准则，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人民爱国统一战线的组织，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也是中国政治生活中发扬民主的重要形式。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由中国共产党、各派、无党派人士、人民团体、各少数民族和各界的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归国侨胞的代表以及特别邀请的人士组成，设若干界别。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设主席、副主席若干人和秘书长，每届任期五年，全体会议每年举行一次。在中国，省、自治区、直辖市设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省、自治区、直辖市委员会；自治州、设区的市、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和市辖区，凡有条件的地方，均可设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各该地方的地方委员会，每届任期五年，全体会议每年至少举行一次。人民政协围绕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开展工作，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国家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和对外友好活动中，在进行现代化建设、维护国家统一和团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共产党和各级政府就大政方针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中的重要问题，在决策之前和决策执行过程中在人民政协进行协商，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集思广益，这是中国共产党和各级政府实现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的重要环节。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不断增强，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中国共产党与各派、无党派人士的政治协商逐步制度化和规范化。中共中央在作出重大决策之前，一般都邀请派主要领导人和无党派代表人士召开民主协商会、小范围谈心会、座谈会，通报情况，听取意见，共商国是。除会议协商外，派中央可向中共中央提出书面建议。协商的主要内容包括：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中共中央委员会的重要文件；宪法和重要法律的修改建议；国家领导人的建议人选；关于推进改革开放的重要决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中长期规划；关系国家全局的一些重大问题；通报重要文件和重要情况并听取意见，以及其他需要同派协商的重要问题等。在2003年和2004年两年时间里，中共领导人亲自或委托有关部门召开的各种协商会、座谈会、通报会等共有36次，其中由中共中央总书记主持的有13次。

——派成员、无党派人士在人民代表大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派成员和无党派人士在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及专门委员会中，均占适当比例。通过在人民代表大会中的活动，他们反映民意，参与国家重大决策，制定法律，监督政府。2003年换届后，他们中有17.6万人担任全国各级人大代表。其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7人，全国人大常委50人；省级人大常委会副主任41人，省级人大常委462人；市级人大常委会副主任352人，市级人大常委2084人。

——派成员和无党派人士担任各级政府和司法机关的领导职务。截至2004年底，共有3.2万多人在各级政府和司法机关担任县处级以上领导职务。其中，有19人担任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中央国家机关有关部委领导职务；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有非中共党员副省长、副主席、副市长27人；全国397个市（州、盟、区）人民政府中有354人担任副市（州、盟、区）长；有19人担任省级法院副院长和检察院副检察长，有87人担任地市级法院副院长和检察院副检察长。他们与中国共产党干部互相支持，在国家机关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派和无党派人士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中发挥重要作用。各派和各界代表人士通过参加人民政协，发表意见，提出提案和建议案，开展参政议政工作。派成员和无党派人士在各级政协委员、常委和领导人中有较大比例。2003年换届后，他们中有33.7万多人担任全国各级政协委员。十届全国政协委员中，派和无党派人士占60.1％，政协常委中占65.2％，副主席24人中占13人。

——派和无党派人士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对执政党的工作实行民主监督。监督的主要内容有：国家宪法和法律法规的实施情况；中国共产党和政府重要方针政策的制定和贯彻执行情况；中国共产党组织及党员领导干部履行职责、为政清廉等方面的情况。近年来，政府部门和司法机关通过聘请派成员、无党派人士担任特约人员，吸收和组织派和无党派人士参加党风廉政建设情况的检查、其他专项检查和执法监督工作，使民主监督的渠道进一步拓宽，监督工作不断加强。

——派和无党派人士积极参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为推动祖国统一大业和社会全面进步不断建言献策。1989年以来，各派中央围绕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以及事关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进行考察调研，特别是围绕经济建设、和平统一两大任务，先后向中共中央、国务院及有关部门提出重大建议近180项，地方组织提出各项建议提案8万多件，其中许多都被采纳。派各级地方组织共提供咨询服务项目4万多个，兴办各级各类学校1000余所，培训各级各类专业人才约300万人次。

2005年2月，中国共产党颁发《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在总结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历史经验和成功做法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原则、内容、方式、程序等，为健全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指明了方向。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政治优势在于：既能实现广泛的民主参与，集中各派、各人民团体和各界人士的智慧，促进执政党和各级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又能实现集中统一，统筹兼顾各方面群众的利益要求；既能避免一党执政缺乏监督的弊端，又可避免多党纷争、互相倾轧造成的政治混乱和社会不安定团结。

五、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迄今为止，通过识别并由中央政府确认的民族有56个。其中，汉族人口最多，其他55个民族人口较少，习惯上被称为少数民族。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少数民族人口为10643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8.41%。

世界上的多民族国家在处理民族问题方面有不同的制度模式，中国采用的是民族区域自治。民族区域自治是在国家统一领导下，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实行区域自治。中国采用民族区域自治的办法解决民族问题，是根据本国的历史发展、文化特点、民族关系和民族分布等具体情况作出的制度安排，符合各民族人民的共同利益和发展要求。中国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对民族区域自治及其实施作出明确规定。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中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

中国的民族自治地方分为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三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的1947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已经解放的中国蒙古族聚居地区就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省级民族自治地方——内蒙古自治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开始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全面推行民族区域自治。1955年10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1958年3月，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1958年10月，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1965年9月，西藏自治区成立。目前，中国共建立了155个民族自治地方，其中包括5个自治区、30个自治州、120个自治县（旗）。在55个少数民族中，有44个建立了自治地方，实行区域自治的少数民族人口占少数民族总人口的71％。同时，中国还在相当于乡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建立了1173个民族乡，作为民族自治地方的补充形式。11个因人口较少且聚居区域较小而没有实行区域自治的少数民族中，有9个建有民族乡。

依据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是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的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它们在行使同级地方国家机关职权的同时，拥有自治权。一是自主管理本民族、本地区的内部事务。中国155个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都有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的公民担任主任或副主任，自治区主席、自治州州长、自治县县长则全部由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的公民担任。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所属工作部门的其他组成人员中，依法合理配备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干部和其他少数民族干部。目前，全国少数民族干部总数达290多万人。二是享有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权力。截至2004年底，民族自治地方共制定现行有效的自治条例133个，单行条例418个。民族自治地方根据本地的实际，对婚姻法、继承法、选举法、土地法、草原法等法律的变通和补充规定有68件。三是使用和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目前，中国有22个少数民族使用28种本民族文字。2003年，用少数民族文字出版的图书有4787种，印数5034万册；杂志205种，印数781万册；报刊88种，印数13130万份。目前，蒙古、藏、维吾尔、朝鲜、彝等少数民族文字已有编码字符集、字型、键盘的国家标准，文字软件已实现Windows系统上的运行和激光照排。四是尊重和保护少数民族宗教信仰自由。截至2004年底，西藏自治区共有1700多处藏传佛教活动场所，住寺僧尼约4.6万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共有清真寺约2.39万座，教职人员约2.7万人。此外，民族自治地方还有权保持或者改革本民族风俗习惯，自主安排、管理和发展本地方经济建设事业，自主管理地方财政，自主发展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等社会事业。

国家通过各种措施帮助和支持民族自治地方发展经济社会各项事业，主要包括：把加快民族自治地方的发展摆到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优先合理安排民族自治地方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加大对民族自治地方财政投入和金融支持力度，重视民族自治地方的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采取特殊措施帮助民族自治地方发展教育和科技事业，加大对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的扶持力度，增加对民族自治地方社会事业的投入，扶持民族自治地方扩大对外开放，组织发达地区与民族自治地方开展对口支援，照顾少数民族特殊的生产生活需要，等等。中国政府于2000年开始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到2004年底，陆续开工60多个重点工程，投资总规模达8500多亿元，涉及交通、能源、教育、卫生、环保等多方面。全国5个自治区、27个自治州以及120个自治县中的83个自治县被纳入西部大开发范围。国家制定的“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以及组织实施的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和西部地区对口支援行动、“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少数民族贫困地区温饱基金”、“天然林保护工程”、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等，都将帮助民族地区加快发展作为重要内容。国家对西藏的发展给予特殊安排。1994—2001年，中央政府在西藏直接投资39亿元人民币，建设了30项工程。第十个五年计划（2001—2005年）期间，中央政府在西藏投资312亿元人民币，建设117个项目。

在国家和发达地区的大力帮助和支援下，民族自治地方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保持了经济发展、政治稳定、社会进步、民族和睦的良好局面。1994—2003年，中国民族自治地方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速为9.87％，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近1个百分点。1994年民族自治地方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相当于全国人均的63.5％，2003年上升至66.3％。2003年，民族自治地方完成地方财政收入674亿元人民币，比1994年增加了2.3倍。同年，西藏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6871元人民币，相当于全国人均的75.5%；新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9700元人民币，相当于全国人均的106.6%。

由于成功地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中国少数民族依法自主地管理本民族事务，民主地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保证了中国各民族不论大小都享有平等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权利，共同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反对分裂国家和破坏民族团结的行为，形成了各民族相互支持、相互帮助、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和谐民族关系。

六、城乡基层民主

扩大基层民主，是完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必然趋势和重要基础。随着中国的发展和进步，全国各地城乡基层民主不断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渠道增多，民主的实现形式日益丰富。

目前，中国已经建立了以农村村民委员会、城市居民委员会和企业职工代表大会为主要内容的基层民主自治体系。广大人民在城乡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中，依法直接行使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权利，对所在基层组织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实行民主自治，已经成为当代中国最直接、最广泛的民主实践。

（一）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

中国13亿人口中有8亿多在农村。如何扩大和发展农村基层民主，使农民在所在村庄真正当家作主，充分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是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重大问题。经过多年的探索和实践，中国共产党领导亿万农民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推进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途径，这就是实行村民自治。

村民自治是广大农民直接行使民主权利，依法办理自己的事情，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一项基本制度。它发端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发展于80年代，普遍推行于90年代，已成为在当今中国农村扩大基层民主和提高农村治理水平的一种有效方式。

中国宪法规定了村民委员会作为农村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法律地位。中国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对村民委员会的性质、职能、产生程序和任期等相关问题作了明确规定，使农村基层民主自治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目前，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已经制定或修订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实施办法或村委会选举办法，使村民自治有了更加具体的法律法规保障。

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是村民自治的主要内容。

——民主选举。按照宪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等法律法规，由村民直接选举或罢免村民委员会成员。村民委员会由主任、副主任和委员三至七人组成，每届任期三年。在选举过程中，村民委员会成员候选人由村民直接提名和参加投票选举，当场公布选举结果，做到公正、公开、公平。村民的参选热情高涨，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农村居民的平均参选率在80%以上，有的地方高达90%以上。截至2004年底，中国农村已建立起64.4万个村民委员会。全国绝大多数省、自治区、直辖市都普遍完成了五至六届村委会换届选举。

——民主决策。凡涉及村民利益的重要事项，都由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讨论，按多数人的意见作出决定。鉴于中国农村千差万别，村庄规模大小不一，在一些人数较多、居住分散的村庄，村民会议面临难组织、难召开、难议决的实际困难，通过设立村民代表会议，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目前，中国85%的农村已经建立了实施民主决策的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制度。

——民主管理。依据国家法律法规和有关政策，结合本地实际情况，由全体村民讨论制定或修改村民自治章程或村规民约。村民委员会和村民按照被形象地称为“小宪法”的自治章程，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目前，中国80%以上的村庄制定了村民自治章程或村规民约，建立了民主理财、财务审计、村务管理等制度。

——民主监督。村民通过村务公开、民主评议村干部、村民委员会定期报告工作、对村干部进行离任审计等制度和形式，监督村民委员会工作情况和村干部行为。特别是村务公开，得到了村民的普遍欢迎。

村民自治的成功实践，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亿万农民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伟大创举。扩大农村基层民主，实行村民自治，大大激发了广大农民当家作主的积极性、创造性和责任感，掀开了中国农村民主政治建设的新篇章。

（二）城市社区民主政治建设

城市居民委员会是中国城市居民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是在城市基层实现直接民主的重要形式。

新中国成立后，即在全国各个城市普遍建立居民委员会，实现城市居民对居住地公共事务管理的民主自治。1982年，城市居民委员会制度首次写入中国宪法。198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了《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为城市居民委员会发展提供了法律基础和制度保障。1999年，国家在全国26个城区开展了社区建设的试点和实验工作。此后，在全国开展了社区建设示范活动。到2004年底，全国城市已经建立了符合新型社区建设要求的71375个居民委员会。目前，城市社区建设正在由点到面、由大城市向中小城市、由东部地区向西部地区推进，以完善城市居民自治，建设管理有序、服务完善、环境优美、文明祥和的新型社区正在全国展开。

如同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城市社区居民自治的主要内容也是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在民主选举方面，选举的形式经历了由候选人提名到自荐报名，由等额选举到差额选举，由间接选举到直接选举，并打破了地域和身份的限制，民主程度不断提高。近年来，城市社区居民直选蓬勃发展。国家有关部门对26个试点城区的调查表明，城市社区居民对社区居民委员会直选持积极参与的态度，超过九成选民参加了投票。通过直选成立的社区居民委员会呈现出年轻化、知识化和职业化的趋势。在民主决策方面，社区居民是民主决策的主体，通过社区居民会议、协商议事会、听证会等有效形式和渠道，对社区内公共事务进行民主决策。在民主管理方面，居委会依法办事，按照社区居民自治章程和规约规范工作，努力增强居民当家作主意识，实现“社区的事大家管”。在民主监督方面，实行居民委员会事务公开，凡是居民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和涉及全体居民切身利益的重大事务，都及时向居民公开，并通过召开居民评议会，听取居民意见，接受居民监督。

（三）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建设

职工代表大会，是保证职工对企事业单位实行民主管理的基本制度。在中国，职工在企事业单位中享有的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主要通过职工代表大会制度来实现。

新中国成立后即在公有制企业中实行了职工代表会议制度，1957年后在全国普遍推行了这一制度。中国宪法、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劳动法、工会法和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职工代表大会条例等法律法规，均对职工代表大会制度作了相应规定。依据有关法律，职工代表大会具有五项职权：对企业生产经营、发展计划和方案有审议建议权；对工资、奖金、劳动保护、奖惩等重要规章制度有审查通过权；对有关职工生活福利等重大事项有审议决定权；对企业行政领导干部有评议监督权；对厂长有推荐或选举权。

在中国，职工代表大会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代表中不仅有工人，而且有科技人员、管理人员和其他工作人员，能够代表全体职工民主管理企业。职工代表大会闭幕后，由企业工会委员会作为职代会的工作机构，负责职工代表大会的日常工作。从1998年起，厂务公开在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及其控股企业开始实施，并逐步向非公有制企业拓展。截至2004年底，中国已建立工会的企事业单位有173.2万个；全国基层工会所在企事业单位建立职工代表大会的有36.9万个，覆盖职工7836.4万人；实行厂务公开的有31.6万个，覆盖职工7061.2万人。目前，建立工会组织的公有制企业中有52.8%建立职工代表大会，覆盖职工3502.6万人，占已建立工会公有制企业职工的72.9%；建立工会组织的非公有制企业中有32.6%建立职工代表大会，覆盖职工2787万人，占已建工会非公有制企业职工的46.7%。

改革开放以来，职工代表大会和其他形式的企事业单位的民主管理制度在实行民主管理、协调劳动关系、保障和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推进企事业单位的改革发展稳定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国家坚持全心全意地依靠职工办企业的方针，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将努力推动各类所有制企事业单位建立和完善民主管理制度，切实解决在这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确保职工的民主权利和合法权益得到落实。

七、尊重和保障人权

2004年3月，中国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载入宪法，揭开了中国人权事业发展的新篇章。

尊重和保障人权，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内在要求。社会主义民主，就是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切实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公民权利。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是建立在公民各项权利得到保障和不断发展基础上的民主。

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始终将维护国家主权和独立、保障和发展人民的各项权利作为根本任务，并将生存权、发展权作为首要人权。中国共产党坚持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贯彻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努力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不断满足人民的多方面需求，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中国宪法全面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以宪法为依据，中国制定了一系列保障人权的法律，建立了较为完备的保障人权的法律制度。在建国50多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的基础上，中国人民今天享有着过去从未有过的全面、真实和充分的人权。

——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得到保障。中国共产党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解决人民生存权和发展权方面作出了巨大努力。经过50多年的奋斗，人民生活基本实现了从贫困到温饱、再从温饱到小康的两次历史性飞跃。中国用不到世界10％的耕地成功地解决了占世界22％人口的吃饭问题。从1979年到2004年，中国经济连续快速增长，国内生产总值由1473亿美元增加到1.65万亿美元，人均突破1200美元。城乡居民年均收入，城镇实际增长4.5倍，农村实际增长4.9倍。人均住房面积，城镇居民由6.7平方米上升到25平方米，农村居民由8.1平方米上升到28平方米。农村贫困人口由2.5亿人减少到2610万人。中国人民总体健康水平已超过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处于发展中国家前列。平均期望寿命已从新中国成立前的35岁上升到2004年的近72岁；孕产妇死亡率从新中国成立前的1500/10万下降到2004年的48.3/10万；婴儿死亡率由新中国成立前的200‰下降到2004年的21.5‰。近年来，中国政府颁布实施了《国家公共卫生监测信息体系建设规划》、《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医疗救治体系建设规划》等一系列法规措施，加大了对公民健康权、生命权的保护力度。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得到保障。中国宪法和法律保护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言论出版自由、结社自由等权利，对公民的财产权、名誉权、姓名权、荣誉权、人格尊严权、人身及住宅不受侵犯权等权利予以确认和保护。为使公民享有充分的知情权、监督权和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等民主权利，中国不断建立健全信息公开等相关制度。国家积极鼓励新闻出版事业的发展，2004年，中国出版发行全国性和省级报纸257.7亿份，各类期刊26.9亿册，图书64.4亿册（张）。近年来，中国互联网发展迅猛，截至2005年6月30日，上网用户总数突破1亿，其中宽带上网达5300万人。国家尊重并保障公民宗教信仰自由，依法保障信仰宗教的公民、宗教团体和宗教活动场所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现有各种宗教信徒1亿多人，各种宗教教职人员约30万人，宗教活动场所10万多处。国家制定了《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和《基金会管理条例》，依法保障公民结社自由。截至2004年底，中国有各类民间组织28.9万个，其中社会团体15.3万个，民办非企业单位13.5万个，基金会近900个。

——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得到保障。中国宪法和法律法规对保障公民的劳动权、休息权、男女平等权、男女同工同酬权、知识产权、社会保障权、获得物质帮助权、受教育权、结婚和离婚自由权，以及从事和参加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和其他文化活动的权利等，作出全面规定。近年来，国家通过各种措施，着力解决就业和再就业问题，加紧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加大对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社会事业的支持力度，努力将公民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落到实处。到2004年底，全国城镇参加基本养老、失业、医疗和工伤保险的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64亿人、1.06亿人、1.24亿人和6845万人，分别比上年底增加847万人、211万人、1502万人和2270万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到5378万人，并呈较快发展态势；全国共有2205万城镇居民得到政府提供的最低生活保障。中国已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并基本扫除了青壮年文盲。2004年，中央政府用于农村义务教育的各类专项资金达100多亿元，比上年增长70%；全国各类高等教育在校人数超过2000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19%。到2004年底，全国有广播电台282座，广播综合人口覆盖率为94.1%；电视台314座，电视综合人口覆盖率为95.3%。国家不断加强对农民工合法权益的保护力度，并于2004年制定了《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支付管理暂行办法》，全面清理和解决建筑领域拖欠工程款和进城务工农民的工资问题。

——妇女、老年人、未成年人等特殊群体和残疾人等弱势群体的合法权利得到保障。中国制定了妇女权益保障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残疾人保障法，对妇女、老年人、未成年人等特殊群体和残疾人等弱势群体的保护作出特别规定。在中国，妇女参与国家事务的权利得到保障。从1975年的第四届到2003年的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女代表比例均超过20%。目前，妇女的就业规模、劳动报酬和受教育水平与男性基本相当。中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老年人受到政府和社会各方面的特殊关照。2004年，全国发放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3031亿元人民币，中央财政补贴522亿元人民币。中国有18岁以下未成年人3.76亿，超过总人口的四分之一。中国政府于1992年和2001年先后制定了《90年代中国儿童发展规划纲要》和《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01—2010）》，从健康、教育、法律保护、环境等领域，促进儿童发展。中国有残疾人6000万，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的人数。2004年，残疾人就业率达到80%，有330多万残疾人得到不同程度的康复。

——少数民族权利得到保障。在中国，各少数民族同汉族一样，平等地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全部公民权利，以平等地位参与国家大事和各级地方事务的管理。同时，少数民族的权利还受到法律和有关政策的特殊保障。根据宪法和选举法，在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各少数民族都有适当名额的代表，人口特别少的民族，至少有1名代表。从第一届全国人大开始，少数民族代表的比例一直保持在14%上下，大大高于少数民族占全国人口8%左右的比例。在地方各级人大中，在当地聚居和散居的少数民族都有代表参加当地人民代表大会，而且每一少数民族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可以少于当地人民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各少数民族都可以担任国家机关和政府部门的各种职务。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的自由。国家尊重和保护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自由。

中国政府重视国际人权公约在促进人权方面的积极作用。到目前为止，中国已参加21项国际人权公约，并采取多种措施认真履行公约义务。中国政府于1997年10月签署了《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2001年2月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了该公约，中国政府于2003年如期向联合国提交了首次履约报告，并于2005年4月接受联合国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审议。中国政府于1998年10月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目前，中国有关部门正在加紧研究和准备，一旦条件成熟，国务院将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批约问题。

八、中国共产党民主执政

在半个多世纪的执政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关于民主执政的一系列重要思想，建立了民主执政的制度体系，并正在积极探索民主执政的新途径和新方法。中国共产党广大党员的民主意识不断增强，党的各级干部民主作风明显改善。

民主执政，就是中国共产党要坚持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坚持和完善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和完善党和国家的民主集中制，以发展党内民主带动和发展人民民主。2004年9月，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将民主执政与科学执政、依法执政一起，确立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基本方式，开启了中国共产党加强民主执政能力建设、提高民主执政水平的新阶段。（一）改革和完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

中国共产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即按照党的基本理论、纲领和路线，通过制定大政方针，提出立法建议，推荐重要干部，进行思想教育，发挥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的作用和影响，实现党的领导。

在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不断改革和完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按照执政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规范党委与人大、政府、政协和人民团体的关系。一方面，党委在同级各种组织中发挥领导核心作用，支持各方独立负责、步调一致地开展工作，通过这些组织中的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贯彻党委的重大决策和工作部署。另一方面，支持人民代表大会依法履行国家权力机关的职能，经过民主讨论和法定程序，使党的主张成为国家意志，使党组织推荐的人选成为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人员，并对他们进行监督；支持政府履行法定职能，依法行政；支持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支持政协围绕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职能；加强同派合作共事，充分发挥中国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特点和优势；支持工会、共青团和妇联等人民团体依照法律和各自章程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更好地发挥党联系各方面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作用。

（二）发展党内民主

以发展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的发展，是中国共产党民主执政的重要内容。近年来，中国共产党在发展党内民主方面不断取得新进展。

——努力建立健全保障党员民主权利的机制。2004年9月，中共中央颁发修订后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在党章规定的党员权利义务的基础上，通过总结党内民主发展的新鲜经验，完善了党员民主权利行使的程序，党员行使民主权利进一步制度化、规范化。

——健全和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在县以上各级党组织设立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省（自治区、直辖市）、设区的市和自治州，县（旗）、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和市辖区的党代表大会每五年举行一次。为进一步发挥党的各级代表大会的作用，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中国共产党在5个省的12个市、县、区实行了党代表大会常任制的试点工作，取得明显成效。中共中央已决定建立党的代表大会代表提案制度，进一步扩大在市、县进行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的试点，并积极探索在党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发挥代表作用的途径和形式。

——发挥党的委员会全体会议的作用。中国共产党按照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原则，努力健全完善党委内部的议事和决策机制，重点加强各级党委全体会议的作用。在中共十六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这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进一步发挥全委会作用的重要举措。各级地方党委领导班子也按照中央的要求，向同级党委全委会述职和报告工作，接受全委会的监督。

——改革完善党内选举制度。中国共产党不断健全和完善党内选举候选人提名方式，经过民主推荐，把组织提名与党员提名结合起来。适当扩大差额选举的比例，逐步扩大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直接选举的范围。

——建立健全党内监督机制。2003年12月，中共中央颁发《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第一次以党内法规形式对党内监督重点、途径和办法等重大问题作出全面规定，明确提出党内监督的重点对象是各级领导机关、领导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班子的主要负责人。2003年12月，中共中央颁发修订后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对新形势下党员各种违纪行为的处理作出了全面具体的明确规定。

（三）扩大干部人事工作中的民主

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不断改革干部人事制度，努力推进干部人事工作的科学化、民主化、制度化进程。

一是建立健全科学的干部选拔任用和监督管理机制。2002年，中共中央颁布《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对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各个环节作出全面规定，使这一工作趋于完善。

二是推行公开选拔和竞争上岗制度。《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和中共中央办公厅2004年颁布的《公开选拔党政领导干部工作暂行规定》、《党政机关竞争上岗工作暂行规定》，对公开选拔和竞争上岗的适用范围、选拔程序、考试考察方法、纪律和监督等作出明确规定，推进了这项工作的经常化、制度化。

三是完善党委对干部选拔任用的民主决策机制。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2004年中共中央颁发《党的地方委员会全体会议对下一级党委、政府领导班子正职拟任人选和推荐人选表决办法》明确规定：市（地、州、盟）、县（市、区、旗）党委、政府领导班子正职的拟任人选和推荐人选，一般应当由上一级党委常委会提名并提交全委会无记名投票表决，全委会闭会期间急需任用时，应当征求全委会成员的意见。

四是推行国家公务员制度。从1993年10月《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开始实施起，一大批素质好、年纪轻、学历高的优秀人才通过公开考试、择优录用的办法进入了国家公务员队伍。2005年4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决定从2006年1月起正式实施这一法律。这部法律的颁布实施，是推进干部人事工作科学化、民主化、制度化的重大举措，对于贯彻依法治国方略和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具有重大意义。

（四）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

按照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的目标，中国共产党把加强对权力约束的制度建设与对干部的有效监督结合起来。一是加强对领导机关、领导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的监督。包括对民主集中制和领导班子议事规则落实情况，领导干部重大事项报告、述职述廉、民主评议、谈话诫勉、回复组织函询等制度执行情况的监督。二是加强对重点环节和重点部位权力行使的监督。包括对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财政资金运行的监督，以及对国有资产和金融的监管等。三是充分发挥各监督主体的作用，提高监督的整体效能。包括加强党内监督，支持和保证人大监督、政府专门机关监督、司法监督、政协民主监督和舆论监督等。

经过长期不懈努力，中国共产党初步探索出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制约和监督权力、反腐倡廉的制度、机制和办法。2005年1月，中共中央颁发《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按照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对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作出全面部署。

近年来，中国共产党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逐步推行党务公开，建立和完善党内情况通报、重大决策征求意见、领导干部重大事项报告和收入申报等制度，充分发挥制度在反腐倡廉工作中的重要作用。中国共产党将进一步加强反腐败的制度化、法制化建设，不断完善反腐败领导体制、工作机制，制定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的总体规划和中长期计划，更好地用制度和法律规范权力的运行；推动国家立法机关加快廉政立法进程，研究制定反腐败的专门法律，修改完善刑法、刑事诉讼法等相关法律规定；继续深化干部人事制度、司法体制、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和财政金融体制、投资体制、国有资产监管等方面的改革，以减少和消除产生腐败现象的土壤和条件。

中国共产党严肃查办党员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坚决清除和惩处腐败分子。2003年12月至2004年11月，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162032件，结案160602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164831人。其中县（处）级干部5916人，厅（局）级干部415人，省（部）级干部15人。涉嫌犯罪被移送司法机关的有4775人，占受党纪政纪处分人员总数的2.9%。

九、政府民主

中国政府是人民的政府。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支持和保证人民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是中国政府全部工作的根本宗旨。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年来，中国各级政府按照民主执政的要求，围绕“形成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的目标，大力加强行政能力建设。2005年2月经修改后公布的《国务院工作规则》，充分体现了科学民主决策、依法行政和加强行政监督的民主精神。

（一）推进依法行政

1999年11月，中国国务院颁发《关于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决定》，明确了依法行政的任务和要求；2004年3月，印发了《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提出了用十年左右时间基本实现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2004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正式实施。这部法律按照合理与合法、效能与便民、监督与责任的原则，确立了行政许可的一系列原则和制度，在要求政府依法行政的同时，突出了政府行使权力的民主内涵。

——加强政府立法工作。1978年以来，中国国务院依法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请审议数百部法律议案，制定了650多件现行有效的行政法规。近几年，中国政府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高度重视直接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立法，促进经济和社会事业全面协调发展。国务院先后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安全生产法（草案）、传染病防治法（修订草案）、公务员法（草案）等法律议案，公布或修改公布了失业保险条例、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劳动保障监察条例、宗教事务条例、工伤保险条例、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婚姻登记条例、法律援助条例、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等行政法规。在立法中充分体现对社会困难群体的照顾，使政府行政体现更多的人文关怀。2005年，中国国务院重新修订《信访条例》并予以公布，依法保障公民的批评、建议、申诉、控告和检举权利，强化了政府信访工作的责任，突出了权责统一、公开便民、保障公民权利的精神。

——改善行政执法。中国政府强调严格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职权，全面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严格追究执法过错责任，不断强化执法人员依法行政意识，减少和杜绝执法随意性。在执法过程中，注意依法保障当事人和利害关系人的权益，坚决纠正行政执法中损害群众利益和以权谋私等各种违法行为，切实做到严格执法、公正执法、文明执法。近年来，政府坚决纠正和严肃处理了在城镇房屋拆迁、农村土地征用和征收等方面侵犯群众权益的违法行政行为。

——完善行政监督制度。中国政府在接受人大、政协、司法、舆论和群众监督的同时，还建立和完善了一系列行政监督制度。一是建立行政决策责任追究制度。按照“谁决策、谁负责”的原则，对超越权限、违反程序决策造成重大损失的，严肃追究决策者责任。二是推行行政责任追究制，对政府官员的违法行政行为予以追究。三是实行行政复议制度以及规章、规范性文件的备案审查制度，及时有效地监督所属部门和下级政府严格依法行政。四是加强审计、监察等专门监督。国家审计署对中央财政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进行认真审计，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作出报告，并对违反财政财务法规的问题作出审计处理决定。2005年，中国决定在继续进行省（部）级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的同时，将经济责任审计范围扩大到厅（局）级领导干部。

（二）加快政府职能转变

中国政府按照民主行政的要求，加快政府机构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大力推进行政管理体制和制度创新，着力提高行政效能，努力建设廉洁、高效、务实政府。

——依法界定政府的管理职能。按照凡是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能够自主解决的，市场竞争机制能够调节的，行业组织或者中介机构通过自律机制能够调整的事项，行政机关不要通过行政管理去解决的原则，逐步理顺政府与企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把政府不该管的事情逐步交给企业、市场和社会。

——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为解决行政审批过多过滥的问题，努力从源头上防止腐败，中国政府大力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全面清理了行政审批项目并根据情况分别予以取消或作出调整。2002年到2004年，国务院分三批宣布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1806项。到2004年底，国务院部门的审批事项已减少50.1%。同时，地方政府也大幅度精简行政审批项目，规范行政审批行为。今后，中国政府将继续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完善审批方式，加强后续监管，建立科学合理的行政管理和监控机制。

——加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中国政府努力完善社会管理体制和管理格局，维护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公正。国务院公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地质灾害防治条例》等行政法规，制订《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等106件应急预案，不断提高应对各类突发事件的能力。为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中国政府更加重视回应社会的公共诉求，逐步健全和完善公共政策和公共服务体系，加大财政对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社会事业的支持力度，积极稳妥地推进部分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市场化进程。

（三）实行科学民主决策

中国政府不断改革和完善决策机制，努力推进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通过各种形式支持和扩大公众对政府决策的有效参与。

——建立政务公开制度。中国政府要求各级政府部门办理的行政事项，能够公开的都要向社会公开，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保障人民群众对政府工作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中国政府特别要求学校、医院和水、电、气、公交等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公共部门和单位，要全面推行办事公开制度。近年来，通过推广政府门户网站为窗口的电子政务、建立健全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和突发事件新闻报道机制等工作，政府工作透明度不断提高。目前，中国政府正在制定旨在增加政务管理透明度的法规，为规范政务公开提供制度保障。

——扩大公众对政府立法的参与程度。中国政府通过媒体公布法规草案、专家咨询论证、召开座谈会和听证会等多种方式，加快了政府立法公开化步伐，保证公众对政府立法的有效参与。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规定和完善了有关制度和机制，努力保证政府立法能够真正集思广益、体现民意。

——建立专家咨询和论证评估制度。中国各级政府在作出重大决策时，认真听取和吸纳专家的意见。近年来，国家组织专家完成了包括国家中长期科学与技术发展规划、农业科技发展规划、中国可持续发展水资源战略、公共卫生建设规划等若干重大发展战略的研究报告，为决策提供智力支持。国务院在制定或修订行政法规过程中，也广泛征求和吸收专家意见，努力做到符合实际和更具操作性。

——建立社会听证和公示制度。社会听证和公示已逐渐成为各级政府在作出决策时经常采用的方法。立法法、价格法、行政许可法和收费公路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对举行听证作出了明确规定，一些地方政府也就行政决策的听证制定了政府规章。2002年1月，政府有关部门第一次举行全国性的行政决策听证会，就“铁路部分旅客列车票价实行政府指导方案”进行听证，引起社会广泛关注。近年来各地举行的各类听证会达数千次，公众参与政府决策的积极性空前提高。

十、司法民主

中国的司法体制和制度，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多年来，中国不断建立和完善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加强司法民主建设，努力通过公正司法保障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

中国在人民代表大会之下设立专门的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实行审判机关与检察机关分开的司法体制。这一司法体制体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制度性质，同时也借鉴了其他国家司法体制建设的经验。中国司法机关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严格依法惩治违法犯罪，保障公民合法权益。

中国宪法和法律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独立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对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受人民代表大会监督，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司法机关在法定职权范围内独立进行活动；任何干涉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的行为，都是违反宪法和法律的。据此，中国建立了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进行民事、行政和刑事审判的制度，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进行批准逮捕、提起公诉、抗诉、监督法律实施的制度。

人民法院作为国家审判机关，以司法公正为审判宗旨，按照审判独立的原则，改革和完善审判制度，通过审判工作惩处犯罪、保护人民：在刑事审判中采用辩护制度，重证据、不轻信口供，注意保护被告人的权利；在民事审判中注意保护当事人的权利，为公民行使民主权利和当事人实现民事权利提供司法保障；在行政审判中保护公民的合法权利不受行政机关违法行为的侵犯。2004年，全国地方各级人民法院依法一审审结刑事案件644248件，民事案件4303744件，行政案件92192件。全国法院改判裁判确有错误的案件16967件，占全年生效判决总数的0.34％。近年来，人民法院不断完善诉讼程序，保障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切实解决执行难的问题。

中国审判机关设立最高人民法院、地方各级人民法院以及军事法院等专门人民法院。截至2004年底，全国有各级人民法院和专门人民法院3548个，法官190627人。

人民检察院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担负着依法打击刑事犯罪、查办国家工作人员贪污贿赂和渎职侵权等职务犯罪的职责，并依法履行对诉讼活动的法律监督职责，维护司法公正和法制统一。在对刑事诉讼的法律监督中，全面开展立案监督、侦查活动监督、审判活动监督和刑罚执行监督，坚持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在对民事诉讼和对行政诉讼的监督中，平等保护诉讼主体的合法权益，重点监督严重违反法定程序，贪赃枉法、徇私舞弊导致裁判不公的案件。近年来，检察机关全面推行检务公开，建立了诉讼参与人权利义务告知制度，不起诉案件、刑事申诉、民事行政抗诉案件的公开审查制度，以及保障律师在刑事诉讼中依法执业的工作机制，切实保障司法公正。2004年，检察机关对依法不应当逮捕的嫌疑人决定不准逮捕68676人；作出不起诉决定26994人；对侦查机关不应当立案而立案的，纠正2699件；裁定提出抗诉的刑事判决3063件；裁定提出抗诉的民事行政判决13218件，提出再审检察建议4333件；立案复查刑事申诉案件5569件，改变原处理决定786件。

中国检察机关设立最高人民检察院、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和军事检察院等专门人民检察院。2004年底，共有各级人民检察院3630个，检察官140077人。

中国司法在制度和程序上，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罪刑法定等原则，通过实行审级制度、回避制度、公开审判制度、人民陪审员制度、人民监督员制度、律师制度、法律援助制度、人民调解制度等，维护和实现司法公正，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和公民的合法权益。

——公开审判制度。中国宪法和有关法律规定了人民法院的公开审判制度。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要求各级法院必须严格依法公开审判，做到公开开庭，公开举证、质证，所有案件公开宣判。各级法院进一步强化公开审判制度，除法律规定不应当公开审理的案件外，一律实行公开审理。对公开开庭审理的案件预先公告，允许普通公民和新闻媒体记者旁听审理过程。人民法院还主动邀请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旁听公开审理，保障人大代表监督和政协委员考察司法活动。

——人民陪审员制度。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即在相关法律中规定了人民陪审员制度。此后在人民法院组织法等法律中，全面规定了人民陪审员制度。2004年8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对陪审员参加审判的范围、陪审员的条件、陪审员的产生、陪审员的权利义务等事项进一步作出明确规定。按照法律和有关规定，人民法院认真执行人民陪审员制度，确保人民对司法活动的直接参与和监督。

——人民监督员制度。实行人民监督员制度，将检察工作置于人民群众的有效监督之下，体现了诉讼民主的要求。从2003年10月起,中国检察机关开始在全国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推行人民监督员制度试点工作。此后，这项改革措施扩大至全国86%的检察院。人民监督员由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推荐产生，主要职责是对检察机关办理直接立案侦查案件中拟作撤案、不起诉处理以及犯罪嫌疑人不服逮捕决定的案件进行独立评议，提出监督意见。同时还可以应邀参加人民检察院查办职务犯罪案件工作的其他执法检查活动，对于发现的违法违纪问题，可以提出处理建议和意见。截至2004年底，全国共选任人民监督员18962人，监督结案3341件。

——律师制度。1996年颁布的律师法初步确立了中国特色律师制度的基本框架，对律师在司法程序、行政程序以及其他社会生活中的活动权利义务作出规定。截至2004年底，中国执业律师共有11.8万多人，律师事务所11691个；律师事务所也由单一的国资所变成合伙所、国资所、合作所等多种律师事务所并存，且合伙制律师所占总数的68.6%。有17个国家的148个外国律师事务所驻华代表处获准在中国境内执业，香港特别行政区也在内地设立了48个律师事务所代表处。2004年，全国律师办理诉讼案件150多万件，非诉法律事务80多万件。律师制度的建立和健全，使律师能够有效地运用法律手段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和法律的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

━━法律援助制度。法律援助是保障困难群体合法权益、实现司法公正的重要措施。中国自1994年起开始探索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法律援助制度。刑事诉讼法、律师法等法律规定了法律援助制度的地位。2003年9月开始实施的《法律援助条例》，明确了法律援助制度的基本框架。截至2004年底，全国各地已建立政府法律援助机构3023个，其中县区级地方占2628个，初步形成了纵向到农村、横向基本覆盖各类困难群体的法律援助机构网络。全国有法律援助专职人员10458名，其中4768人为职业律师。各级政府财政对法律援助经费的投入逐年加大，从1999年的1869万元增加到2004年的21712万元，年增长率达212%。目前，中央和省级财政对贫困地区法律援助的转移支付制度正在建立。十年来，全国各地法律援助机构组织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自愿者共办理各类法律援助案件110多万件，160余万人获得了法律援助服务。近年来，还有许多社会团体、民间组织、高等法学院校参与了法律援助工作。

━━人民调解制度。人民调解，是在依法设立的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主持下，在纠纷当事人自愿的基础上，以国家法律、法规、规章、政策和社会公德为依据，通过充分说理、耐心疏导、消除隔阂，帮助当事人就纠纷的解决达成协议。目前，全国已建立人民调解委员会86万多个，有人民调解员660万人，平均每年调解各类民间纠纷约600万件，调解成功率达95%以上。

为进一步适应依法治国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中国正按照公正司法和严格执法的要求，完善司法机关的机构设置、职权划分和管理制度，进一步健全权责明确、相互配合、相互制约、高效运行的司法体制，从制度上保障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更好地维护司法权威，维护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和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的公平和正义。

结束语

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使占世界约五分之一人口的这个东方大国的人民，在自己的国家和社会生活中当家作主，享有广泛的民主权利，这是对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重大贡献。

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符合中国的国情，保证了人民以国家和社会主人的身份充分发挥建设国家、管理国家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不断推动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同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也清醒地看到，虽然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仍有许多需要克服和解决的问题。这主要表现在：民主制度还不够健全，人民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当家作主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的权利在某些方面还没有得到充分实现；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依然存在；官僚主义作风、腐败现象在一些部门和地方滋生和蔓延；对权力运行进行制约和监督的有效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全社会的民主观念和法律意识有待进一步提高；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尚需扩大。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将是一个不断完善和发展的历史过程。

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历史和现实情况说明，世界上并不存在唯一的、普遍适用的和绝对的民主模式。衡量一种政治制度是不是民主的，关键要看最广大人民的意愿是否得到了充分反映，最广大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是否得到了充分实现，最广大人民的合法权益是否得到了充分保障。

一百多年以来中国人民为争取实现民主而进行的艰辛探索和奋斗，特别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成功实践，使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深刻地认识到，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一定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总结自己的实践经验，珍重自己的实践成果，同时借鉴其他国家政治文明的有益经验和成果，但绝不能照搬别国政治制度的模式。

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遵循以下原则：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这是中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重要、最根本的原则。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依法治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在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实践进程中，只有坚持这三者的有机统一，才能保证中国民主政治建设坚持正确方向，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特点和优势。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特点和优势在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族人民当家作主，充分发挥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团结一心，共同奋斗。坚持这一特点和优势，是亿万中国人民掌握自己的命运，创造更加美好幸福生活，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国家的根本保证。

━━有利于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是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目的，也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必要条件。一个国家的政治发展、经济发展、文化发展是互为条件的。社会不稳定，经济就不能顺利发展。发展的目的，是使人民共享发展的成果。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将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动摇，为不断提高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实现程度和水平创造更加雄厚的物质文化基础。

━━有利于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尊严。中国人民争取民主，从一开始就与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尊严紧密联系在一起。如果失去了国家主权、不能维护国家的领土完整和尊严这一全体人民的共同利益和根本利益，中国人民已经取得的民主成果就会丧失。

━━符合渐进有序发展的客观规律。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是一个不断提高人民当家作主的实现程度和水平的历史过程。完备的民主形态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坚定不移地推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与和谐社会建设的全面协调发展，不断研究民主政治建设的新情况新问题，探索和创造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机制新方式，按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客观规律，有领导、有步骤、有秩序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

民主政治建设范文篇3

关键词：新中国；民主政治；成就；不足

一、建国初民主政治建设的主要内容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政治发展有两个主要目标，一是反帝国主义侵略，争取民族的独立；二是反封建专制统治，实现国内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就政治发展而言，新中国的成立具有重大意义。因为，新中国的成立，既标志着中华民族的独立，又使民主政治的实现成为可能。新中国初创时期，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主要内容有两项：一是各项民主政治制度的建设，二是对公民进行社会主义民主的相关教育和公民的民主实践。其中，各项民主政治制度的建设主要指国体、政体、政党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党内民主制度等的确立。

1人民民主专政国体的确立。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国体是无产阶级专政，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则是人民民主专政。在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影响下，中国共产党确定新中国的国体为人民民主专政，并指出人民民主专政的实质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与米高扬在延安谈话时指出：“在工农联盟基础上的人民民主专政，究其实质是无产阶级专政，不过对我们这个国家来说，称为人民民主专政更为合适、更为合情合理。”1949年，在新年献辞中，向全国人民公布了新中国的国体构想：“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同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临时宪法的形式规定了我国的国体是以工农联盟为主的人民民主专政。建国后，人民民主专政国体得以实行，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掌握政权，实现了包括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在内的广大人民的民主。这既是新中国的重要制度设计，又是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确立。在新中国的建国方案中，政体是最没有悬念的问题。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著作早已确定了新中国的政体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国体决定政体。新中国的国体也同样决定其政体。对此，刘少奇曾指出：“建立人民民主专政有它的内容，有它的形式，用资产阶级议会制表示不出来人民民主专政，只有人民代表大会才能充分表现出人民民主专政的主要内容。”尽管建国后新中国并未立即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而是以政治协商会议作为过渡，但是，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使人民代表大会制成为全国人民的共识，成为可以预期的政治目标。第一届全国人大召开，则意味着政治协商会议完成其代行全国人大职权的历史使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正式确立并开始运转。董必武曾指出人民代表大会的民主性：“现在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它的代表性，比苏维埃广泛些，比资产阶级议会更不用说了。所以人民代表大会是能包括广大的各民主阶级的政权形式。”具体而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有其特定的内涵：首先，政治权力的来源是民主的：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其次，政治程序是民主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接受人民监督；最后，各政府机关在政治体系中的地位与人民代表大会有关：国家的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并受它监督。人民代表大会制的上述特征再次证明，在新中国的政治制度设计和抉择中注意结合中国国情、坚持政治民主化的思路。

2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确立。新中国的政党制度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有关。苏联实行一党制，东欧国家则是多党联合执政。1947年9月，苏联要求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向苏联模式靠拢。此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党制度，也都由多党联合执政变成了实质上的一党制。在这样的背景下，新中国的政党制度最终确定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认为，新中国之所以选择不同于苏联一党制的多党合作制，是因为中国的国情不同于苏联，“只要共产党以外的其他任何政党，任何社会集团或个人，对于共产党是采取合作的而不是敌对的态度，我们是没有理由不和他们合作的。”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奠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的基石，确定了“同党外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新政权的人事安排体现了多党合作的政治格局：“在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6人中，派和无党派人士3人，56名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派和无党派人士27名，几乎占一半。政务院副总理中，派和无党派人士2人；15名政务委员中，派和无党派人士9人；在政务院所辖部、会、院、署、行的正职负责人中，派和无党派人士19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也由派人士担任”。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共产党在政权中的领导地位及与派的真诚合作成为公认的事实。如果说“作为一种政党制度和政治制度，没有法律的确认和保障，没有政权组织形式的体现，是不能成立的”，那么，1949年9月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赋予了多党合作制以法律的确认和保障，10月1日新中国的成立则在政权组织形式上体现了多党合作制。因此，1949年的政治协商会议和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正式形成。中国共产党与各派合作的组织形式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作为新中国统一战线组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其主要职能是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和参政议政。政治协商的形式主要有民主协商会、谈心活动、座谈会、书面交流等，可以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是新中国对中国政党政治民主建设探索的重要内容。

3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确立。解放战争后期，中国共产党面临新中国国家结构的抉择问题。对于国家结构问题，党的文件中存在一定矛盾，既有过民族自治的规定，又有过联邦制的主张。这也表明了中共领导对新中国的民族政策和国家结构形式的探索过程。在政协筹备期间，曾向长期主持民族工作的同志征询国家结构形式问题。在政协全体会议召开前的报，告中，也提出了国家结构形式问题：“我们的国家是不是多民族联邦制”。直到1949年9月29日，也就是建国前两天，《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才最终确定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共同纲领》规定：“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按照民族聚居的人口多少和区域大小，分别建立民族自治机关。凡各民族杂居的地方及民族自治区内，各民族在当地政权机关中均应有相当名额的代表。”这是一项重大历史抉择，但是，对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规定仅停留于宏观层面。1952年，为便于实施民族区域自治政策，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强调“各民族自治区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的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同时对自治区、自治机关、自治权利、自治区内的民族关系等作了详尽的具体规定。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章第三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这再次表明新中国的国家结构形式是单一制下的民族区域自治。1954年宪法改变原来按照区域大小和人口多少建立各种民族自治机关的提法，具体指出分别建立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等三级民族自治机关，并赋予民族自治地方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权力。这样，新中国的国家结构——单一制下的民族区域自治正式得以确立，少数民族的民主政治制度也建立起来。

4党内民主制度的创制。除了以上基本国家政治制度外，新中国还创制了一系列党内民主制度。第一，确立并完善党的各级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制度。党的各级代表大会制度是发展党内民主的根本制度。早在1948年，就明确指出：“实现党内民主的办法，是实行代表大会及代表会议的制度。”1956年，邓小平在中共八大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指出“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基本要求之一，是党的各级代表大会的定期召开。”《报告》还第一次系统阐述了党代会常任制的思想。第二，推行党委制，加强党的集体领导。党委制的实质是，重要问题须经党委集体讨论，再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做出决定。新中国成立后，在全国范围的党政机关、企业、学校内广泛推行党委制，以加强集体领导，防止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对党委制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则，1956年党章阐述为“任何党的组织都必须严格遵守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原则。任何重大问题都是集体决定，不是哪一个人可以独断专行的。”第三，确立党内监督制度。新中国成立后，党内建立了专门的监督机构。1949年，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作为专门的监督机构，检查、受理、审查各级党组织、党的干部和党员的违纪行为。1955年，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在各级纪委的基础上成立中央和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代替中央和地方各级纪委，检查和处理党员的违纪问题。此外，党员有对党组织监督、检举和揭发的权利。1956年党的八大通过的党章明确指出，任何党员和党的组织都必须受到党的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监督。第四，推进基层党组织的民主生活制度等。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建立健全党的基层民主制度：建立定期民主选举制度，定期汇报与检查制度，广泛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此外，新中国还制定了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内的一系列重要法律法规，作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保障。5社会主义性质的公民教育和公民参与民主政治生活的实践。新中国成立前，经历了漫长的封建专制社会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专制社会对臣民社会心理产生了巨大的消极影响，臣民的政治心理主要表现为依附、驯服和顺从，同时具有矛盾性：既有逆来顺受的心理又有官逼民反的矛盾心态；既希望平均主义又向往特权。为使广大臣民转变为适应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公民，新中国对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性质的公民教育，使其明白社会主义民主是保证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政治权利得到广泛、真实、平等实现的政治形式，并强化公民政治意识，熟悉民主政治规则和程序，掌握民主生活技能，提高公民政治能力，有效参与民主政治生活。与此同时，在新中国初步运转起来的民主政治生活中，人民开始参与民主政治生活实践，成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下的公民。

二、建国初民主政治建设的历史成就

在新中国的政权建设中，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确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的重要政治制度：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单一制下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这些制度的创建过程中，新中国民主政治建设取得了一系列历史性成就。

1“矛盾学说”：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论的新发展

1956年，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新中国，的经济基础、阶级关系、社会主要矛盾、国家历史任务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即将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时期。以为首的中共领导人，根据新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创造了社会主义矛盾学说。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提出国家建设中必须处理好十个方面的关系：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中国和外国的关系。同时中央还提出了促进文学艺术发展和科技进步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中共八大决议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此外，还注意到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即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并确定了解决矛盾的具体方法。敌我矛盾要用专政的方法解决，至于人民内部矛盾，则要用民主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处理。以党的八大决议、《论十大关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为基础的“矛盾学说”标志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理论的新进展。

2社会主义法律制度基本建构：民主政治的制度保证

1949～书1956年间，一系列法律法规制度相继出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人民法院暂行组织条例》、《最高人民检察署试行组织条例》、《公安部试行组织条例》、《司法部试行组织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国务院组织法》、《地方组织法》、《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等。这些法律对新中国的国体、政体、国家结构、立法制度、行政制度、司法制度、政党制度、国家元首制度、民族区域制度、选举制度等最基本的民主政治制度给予规范，基本形成现代国家政治制度的基本框架，为新中国的民主政治提供了基本的制度保障。

3从政协到全国人大的召开：代议民主政治初步运转

尽管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确认了新中国的政体是人民代表大会制，但建国时人民代表大会制并没有立即运转起来。由于中共依靠军事力量获取政权、政治合法性不足的实际情况，先由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行全国人大的职权较为合适。1954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开始行使以前由政协行使的最高权力，人民代表大会制——新中国的代议民主政治真正运转起来。此时，广大劳动人民“刚刚从臣民转变为公民，……第一次拥有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代议民主政治的初步运转是新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成就。

三、建国初民主政治建设的不足

虽然建国初的民主政治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其间存在的偏误和不足。以史为鉴，总结并分析这些历史教训，对当今的中国民主政治建设不无借鉴意义。

1意识形态色彩太浓，受苏联模式影响太多，兼顾中国国情不足

中国革命的方向是社会主义。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中国革命的胜利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持和帮助紧密相关。革命胜利后的新中国采取“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也是顺理成章的。“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一方面使新中国获得了良好的国际环境，有利于新政权的巩固和国内民主政治建设；另一方面也使新中国完全否定了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只认可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模式。这样，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的冷战格局下，“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必然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意味着新中国五条件地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否认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切包括民主政治建设经验。因此，建国初期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是跟着苏联模式走的。由于建设经验的欠缺，新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考虑中国国情较少，大体上是照搬苏联模式的。对此，也说：“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是当了苏联人的奴隶，跟在他们的屁股后面走，什么都学苏联的，苏联得了感冒，我们也跟着打喷嚏。到了1956年提出‘十大关系’以后，中国下决心要走一条自己的道路了。”1986年9月，邓小平同波兰领导人谈话时也指出：“我们两国原来的政治体制都是从苏联模式来的。……即使在苏联是百分之百的成功，但是它能够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吗?”尽管新中国在政治制度上照搬苏联模式，与当时的历史背景、国际环境密切相关，但是，也不可否认，这也是新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偏差所在，这一偏差必然带来种种弊端。

2执政党权力太大，对党政关系的制度规范不足

新中国成立初期，作为领导革命胜利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得到了全国人民真心实意的拥护，其执政合法性毋庸置疑。但是，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执政党权力过大，缺乏制约，以党代政，党政不分的隐患。而1954年宪法关于政治制度的设计也存在不足，“其中最大的缺陷在于：国家立法机关、国家行政机关、国家司法机关和国家军事机关的设置，没有与执政党的执政行为相协调。”这样，制度设计的不足与现实中执政党权力过大两方面因素结合起来，促成了后来长期困扰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现象。虽然新中国初创时期缺乏国家建设经验，存在偏差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也确实是新中国民主政治建设不足的重要方面。

民主政治建设范文篇4

（一）推动中国宪政进程，树立民主进步形象

1.极力主张和倡导宪政。1937年5月在延安中共苏区代表会议的报告中指出:“今年的几个月内，全国必须发起一个广大的民主运动，这运动的当前目标，应当放在国民大会和宪法的民主化的完成上。”8月，在《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提出“召集真正人民代表的国民大会，通过真正的民主宪法，决定抗日的救国方针，选举国防政府”的要求，主张实行宪政。1939年2月，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通过了《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该纲领具有“宪法”的性质。10月2日和12月1日，中共中央两次向全党发出关于宪政运动指示，各抗日根据地的宪政运动轰轰烈烈的开展起来。1940年2月2日，“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成立大会召开，大会通过了《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宣言》，作了《新民主主义宪政》的重要讲演。1944年8月12日，指出：“只有立即实行民主，才能增强团结抗战的力量，只有寻民主的途径，才能公平合理地解决国共关系与经济国内其他一切政治问题。”并且重述了信守七年前关于民主政治的诺言。12月15日，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中，指出民族统一战线在解放区，首先表现在各阶级各党派合作的“三三制”政府工作中。“凡参加人民代表会议（参议会）工作、政府工作及社会工作的一切人员，不问属何党派，或无党无派，应该一律被尊重，应该一律有职有权。”［1］292-293

2.积极推进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早在1937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就提出国共两党“共同负责，共同领导，互相帮助，互相发展”的政治主张。1944年，中国共产党适时地提出了“废止国民党”，实行“新民主主义宪政”的口号。1944年9月4日，中共中央指出“这一主张，应成为今后中国人民的政治斗争目标，以反对国民党一党统治及其所欲包办的伪国民大会与伪宪。”［2］9月15日上午，国民参政会的中共参政员林伯渠受命在国民参政会三届三次会议上正式提出联合政府的主张。11月7日，国共两党达成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协议，“这一协定的精神和方向，是我们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八年来在抗日统一战线中所追求的目的所在”。12月15日，指出：“摆在解放区人民面前的极其重要的一项任务，就是想出种种能够促成联合政府的办法来。”［1］296，3891945年4月中共七大召开，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指出结束国民党的两个步骤是：“目前时期，经过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代表人物的协议，成立临时的联合政府；第二个步骤，将来时期，经过自由的无拘束的选举，召开国民大会，成立正式的联合政府。”新的联合政府应当“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对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我们把这样的国家制度称之为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3］1068-10698月27日，国共双方经过40多天的谈判后签定了《双十协定》。1946年1月10日国共两党签署了停战协议，政治协商会议同时召开，这成为新民主主义宪政运动中最辉煌的一页。“政协路线就是同志《论联合政府》的路线，这将是今后长时期的奋斗目标。”［4］

（二）推行根据地民主选举，树立全国民主建设的榜样

“民主政治，选举第一”。［5］抗日根据地民主选举具有以下特点：

1.扩大直接选举的范围。中共在抗战时期制定的选举制度规定，抗日民主政权的产生，应经过人民选举。凡年满十八岁的赞成抗日和民主的中国人，不分阶级、民族、男女、信仰、党派、文化程度，均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从陕甘宁边区三次大型的选举来看，参加选举的选民分别占总选民的70%、80%、82.5%。在当时农民文化素质非常低的条件下，民主选举运动采用了开会选举、背箱子选举等直接选举方式和票选法、画圈法、画杠法、画点法、投豆、烧香点洞、举手表决等多种多样的投票方式，大力鼓励基层民众参与选举，为直接选举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2.选举坚持无记名投票和竞争原则。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在根据地内普遍文化落后、文盲较多，选举中一律采用正规的无记名投票。各抗日根据地的选举法都明确规定了竞争原则。共产党的各级组织在提名候选人时，不仅推荐自己的党员，同时也推荐其他抗日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为他们提供条件，在必要时以自己的活动去帮助真正能代表大多数人民利益的非党人士竞选。在党和边区政府的领导下，竞选运动自下而上、从城镇到乡村迅速展开。各抗日阶层、各抗日党派和团体的候选人纷纷发表竞选演说，申明自己的政见、主张和抱负。甚至在偏僻的农村，竞选也很激烈。

3.坚持民主选举中的平等原则。抗日根据地民主选举的平等性体现在：一是每个有选举资格的选民，都在平等的基础上参加选举。在每一次、每一级的选举中，都只有一个投票权，并且效力相等，任何人不得享有特权。二是不同阶级阶层一律公平对待，没有因阶级阶层的不同而规定不同的比例。三是男女平等，妇女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改变了妇女无权的地位。四是民族平等，规定蒙、回民族在政治上经济上与汉族的平等权利。

（三）建立“三三制”政权，创新中国民主政治形式

中国共产党根据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李鼎铭先生的建议，在各抗日根据地普遍建立了“三三制”的抗日民主政权，创新中国民主政治的形式。

1.保障人民民主权利奠定“三三制”政权的社会基础。抗日民主政权的施政方针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保证抗日各阶层人民的利益，改良工农生活及镇压汉奸反动派为基本出发点。保障一切抗日人民的人权、政权、财权及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迁徙之自由权。“全国人民都要有人身自由的权利，参与战争的权利和保护财产的权利。全国人民都要有说话的机会，都要有衣穿，有饭吃，有事做，有书读，总之是要各得其所。……在土地关系上，我们一方面实行减租减息，使农民有饭吃；另一方面又实行部分的交租交息，使地主也能过活。在劳资关系上，我们一方面辅助工人，使工人有工做，有饭吃；另一方面又实行发展实业的政策，使资本家也有利可图。”［3］808为了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中共还制定了一系列的劳动政策、土地政策、税收政策、除奸政策、经济政策、文化教育政策。

2.建立人民管理国家的权力机关——参议会。抗日战争爆发后在国民党先后成立的国防参政会、国民参议会都无法真正动员人们积极抗战的情况下，中共在边区建立了真正的人民管理国家的权力机关参议会。参议会作为抗日战争时期各根据地最高一级权力机关，其职权主要有：地方立法权、选举罢免权、监察弹劾权、监督促进权、议决权、审批权、追认权。各根据地先后都建立了参议会或临时参议会，一般以边区或省为单位，在边区内，省内设立三级或四级参议会。各级参议会的议员由人民直接选举产生。参议会的全权机构为各级参议会参议员大会，大会期间还设主席团和秘书处、议员资格审查委员会、提案委员会等。参议会休会期间，边区、县均设有由议员互选产生的常驻议会。

3.运作方式上实行政治协商，民主合作。指出:“在政权问题上，我们主张统一战线政权”。［6］760在政府施政上，则实行广泛的民主协商。如何与党外人士合作共事?首先是共产党员必须在各方面做出表率。为此，要求政权中的党团和共产党员做到“具有充分的民主精神，……，要能够坚持党的政治立场，要能够团结非党干部，要能够以自己的模范作用去影响非党干部积极负责地工作，反对‘因党而骄’。”［7］共产党员要“遇事先和党外人士商量，取得多数同意，然后去做。同时，尽量地鼓励党外人士对各种问题提出意见，并倾听他们的意见。”［6］742-743必须对党外人士给予充分的信任和尊重，“一方面，在其职权范围内的事情放手让他去做，同时，帮助他完成任务，以提高其积极性和自信心；有成绩给以表扬，有缺点帮助他改正。”［8］还要讲求方法，特别是“对参加我们政权的党外人士的生活习惯和言论行动，不能要求他们和共产党员一样，否则将使他们感到不满和不安”。［6］743遇有意见分歧，争议不能避免时，也要尽量使用会外谈话方式求得解决。

4.以党内民主积极推动人民民主。“扩大党内民主，应看作是巩固党和发展党的必要的步骤，是使党在伟大斗争中生动活跃，胜任愉快，生长新的力量，突破战争难关的一个重要的武器。”全党“积极性的发挥，有赖于党内生活的民主化。……大批能干人才的创造，也只有在民主生活中才有可能。”［6］5291938年10月的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三个党内法规文件，对于在集中领导下切实实行民主集中制，发扬党内民主，起了巨大作用。1945年4月七大的召开，使民主集中制原则更加具体化、制度化。为党内民主的发展提供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有效方式、“治病救人”的价值原则。“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对人民民主具有重要的示范和带动作用。”［9］中共党内民主的完善和扩大，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党员所具有的民主意识、作风和习惯无疑会对根据地乃至整个国家的民主政治生活产生积极的影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广大人民享有了集会、结社、言论自由等基本权利，派能够参政议政，都离不开中共党内民主的完善。

（四）建立监督保障机制，优化民主政治的环境

1.建立民主集中制原则指导下的权力制约机制。“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其组织形式，应该是民主集中制”。［6］383各抗日根据地的民主政权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实行各级民主政府的委员制、代表会议制，实行普遍的选举，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制度，在此基础上形成了适当的权力约束机制。主要表现在：一是各根据地的最高权力机关是边区参议会，各县有同级参议会，村一级有村民代表大会。参议员由群众选举产生。参议会对同级政府领导人和司法部门负责人有选举、罢免、质询、弹劾的权力。二是政府执行同级参议会决议并对其负责。参议会对政府有监督权，政府对参议会决议有执行的义务。三是司法部门由同级参议会监督、政府领导，同时保持审判独立。

摘要：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民主政治建设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不仅充分保证了人民的民主权利，而且充分调动了人们的积极性，为夺取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提供了重要的政治保障。这对今天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关键词：抗日战争；中国共产党；民主政治建设；抗战时期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建立了各级抗日民主政权,成功地实现了在抗日根据地的局部执政，在民主政治建设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

一、抗战时期中共民主政治建设的成功经验

（一）推动中国宪政进程，树立民主进步形象

1.极力主张和倡导宪政。1937年5月在延安中共苏区代表会议的报告中指出:“今年的几个月内，全国必须发起一个广大的民主运动，这运动的当前目标，应当放在国民大会和宪法的民主化的完成上。”8月，在《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提出“召集真正人民代表的国民大会，通过真正的民主宪法，决定抗日的救国方针，选举国防政府”的要求，主张实行宪政。1939年2月，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通过了《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该纲领具有“宪法”的性质。10月2日和12月1日，中共中央两次向全党发出关于宪政运动指示，各抗日根据地的宪政运动轰轰烈烈的开展起来。1940年2月2日，“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成立大会召开，大会通过了《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宣言》，作了《新民主主义宪政》的重要讲演。1944年8月12日，指出：“只有立即实行民主，才能增强团结抗战的力量，只有寻民主的途径，才能公平合理地解决国共关系与经济国内其他一切政治问题。”并且重述了信守七年前关于民主政治的诺言。12月15日，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中，指出民族统一战线在解放区，首先表现在各阶级各党派合作的“三三制”政府工作中。“凡参加人民代表会议（参议会）工作、政府工作及社会工作的一切人员，不问属何党派，或无党无派，应该一律被尊重，应该一律有职有权。”［1］292-293

2.积极推进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早在1937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就提出国共两党“共同负责，共同领导，互相帮助，互相发展”的政治主张。1944年，中国共产党适时地提出了“废止国民党”，实行“新民主主义宪政”的口号。1944年9月4日，中共中央指出“这一主张，应成为今后中国人民的政治斗争目标，以反对国民党一党统治及其所欲包办的伪国民大会与伪宪。”［2］9月15日上午，国民参政会的中共参政员林伯渠受命在国民参政会三届三次会议上正式提出联合政府的主张。11月7日，国共两党达成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协议，“这一协定的精神和方向，是我们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八年来在抗日统一战线中所追求的目的所在”。12月15日，指出：“摆在解放区人民面前的极其重要的一项任务，就是想出种种能够促成联合政府的办法来。”［1］296，3891945年4月中共七大召开，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指出结束国民党的两个步骤是：“目前时期，经过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代表人物的协议，成立临时的联合政府；第二个步骤，将来时期，经过自由的无拘束的选举，召开国民大会，成立正式的联合政府。”新的联合政府应当“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对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我们把这样的国家制度称之为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3］1068-10698月27日，国共双方经过40多天的谈判后签定了《双十协定》。1946年1月10日国共两党签署了停战协议，政治协商会议同时召开，这成为新民主主义宪政运动中最辉煌的一页。“政协路线就是同志《论联合政府》的路线，这将是今后长时期的奋斗目标。”［4］

（二）推行根据地民主选举，树立全国民主建设的榜样

“民主政治，选举第一”。［5］抗日根据地民主选举具有以下特点：

1.扩大直接选举的范围。中共在抗战时期制定的选举制度规定，抗日民主政权的产生，应经过人民选举。凡年满十八岁的赞成抗日和民主的中国人，不分阶级、民族、男女、信仰、党派、文化程度，均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从陕甘宁边区三次大型的选举来看，参加选举的选民分别占总选民的70%、80%、82.5%。在当时农民文化素质非常低的条件下，民主选举运动采用了开会选举、背箱子选举等直接选举方式和票选法、画圈法、画杠法、画点法、投豆、烧香点洞、举手表决等多种多样的投票方式，大力鼓励基层民众参与选举，为直接选举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2.选举坚持无记名投票和竞争原则。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在根据地内普遍文化落后、文盲较多，选举中一律采用正规的无记名投票。各抗日根据地的选举法都明确规定了竞争原则。共产党的各级组织在提名候选人时，不仅推荐自己的党员，同时也推荐其他抗日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为他们提供条件，在必要时以自己的活动去帮助真正能代表大多数人民利益的非党人士竞选。在党和边区政府的领导下，竞选运动自下而上、从城镇到乡村迅速展开。各抗日阶层、各抗日党派和团体的候选人纷纷发表竞选演说，申明自己的政见、主张和抱负。甚至在偏僻的农村，竞选也很激烈。

3.坚持民主选举中的平等原则。抗日根据地民主选举的平等性体现在：一是每个有选举资格的选民，都在平等的基础上参加选举。在每一次、每一级的选举中，都只有一个投票权，并且效力相等，任何人不得享有特权。二是不同阶级阶层一律公平对待，没有因阶级阶层的不同而规定不同的比例。三是男女平等，妇女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改变了妇女无权的地位。四是民族平等，规定蒙、回民族在政治上经济上与汉族的平等权利。

（三）建立“三三制”政权，创新中国民主政治形式

中国共产党根据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李鼎铭先生的建议，在各抗日根据地普遍建立了“三三制”的抗日民主政权，创新中国民主政治的形式。

1.保障人民民主权利奠定“三三制”政权的社会基础。抗日民主政权的施政方针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保证抗日各阶层人民的利益，改良工农生活及镇压汉奸反动派为基本出发点。保障一切抗日人民的人权、政权、财权及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迁徙之自由权。“全国人民都要有人身自由的权利，参与战争的权利和保护财产的权利。全国人民都要有说话的机会，都要有衣穿，有饭吃，有事做，有书读，总之是要各得其所。……在土地关系上，我们一方面实行减租减息，使农民有饭吃；另一方面又实行部分的交租交息，使地主也能过活。在劳资关系上，我们一方面辅助工人，使工人有工做，有饭吃；另一方面又实行发展实业的政策，使资本家也有利可图。”［3］808为了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中共还制定了一系列的劳动政策、土地政策、税收政策、除奸政策、经济政策、文化教育政策。

2.建立人民管理国家的权力机关——参议会。抗日战争爆发后在国民党先后成立的国防参政会、国民参议会都无法真正动员人们积极抗战的情况下，中共在边区建立了真正的人民管理国家的权力机关参议会。参议会作为抗日战争时期各根据地最高一级权力机关，其职权主要有：地方立法权、选举罢免权、监察弹劾权、监督促进权、议决权、审批权、追认权。各根据地先后都建立了参议会或临时参议会，一般以边区或省为单位，在边区内，省内设立三级或四级参议会。各级参议会的议员由人民直接选举产生。参议会的全权机构为各级参议会参议员大会，大会期间还设主席团和秘书处、议员资格审查委员会、提案委员会等。参议会休会期间，边区、县均设有由议员互选产生的常驻议会。

3.运作方式上实行政治协商，民主合作。指出:“在政权问题上，我们主张统一战线政权”。［6］760在政府施政上，则实行广泛的民主协商。如何与党外人士合作共事?首先是共产党员必须在各方面做出表率。为此，要求政权中的党团和共产党员做到“具有充分的民主精神，……，要能够坚持党的政治立场，要能够团结非党干部，要能够以自己的模范作用去影响非党干部积极负责地工作，反对‘因党而骄’。”［7］共产党员要“遇事先和党外人士商量，取得多数同意，然后去做。同时，尽量地鼓励党外人士对各种问题提出意见，并倾听他们的意见。”［6］742-743必须对党外人士给予充分的信任和尊重，“一方面，在其职权范围内的事情放手让他去做，同时，帮助他完成任务，以提高其积极性和自信心；有成绩给以表扬，有缺点帮助他改正。”［8］还要讲求方法，特别是“对参加我们政权的党外人士的生活习惯和言论行动，不能要求他们和共产党员一样，否则将使他们感到不满和不安”。［6］743遇有意见分歧，争议不能避免时，也要尽量使用会外谈话方式求得解决。

4.以党内民主积极推动人民民主。“扩大党内民主，应看作是巩固党和发展党的必要的步骤，是使党在伟大斗争中生动活跃，胜任愉快，生长新的力量，突破战争难关的一个重要的武器。”全党“积极性的发挥，有赖于党内生活的民主化。……大批能干人才的创造，也只有在民主生活中才有可能。”［6］5291938年10月的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三个党内法规文件，对于在集中领导下切实实行民主集中制，发扬党内民主，起了巨大作用。1945年4月七大的召开，使民主集中制原则更加具体化、制度化。为党内民主的发展提供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有效方式、“治病救人”的价值原则。“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对人民民主具有重要的示范和带动作用。”［9］中共党内民主的完善和扩大，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党员所具有的民主意识、作风和习惯无疑会对根据地乃至整个国家的民主政治生活产生积极的影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广大人民享有了集会、结社、言论自由等基本权利，派能够参政议政，都离不开中共党内民主的完善。

（四）建立监督保障机制，优化民主政治的环境

1.建立民主集中制原则指导下的权力制约机制。“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其组织形式，应该是民主集中制”。［6］383各抗日根据地的民主政权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实行各级民主政府的委员制、代表会议制，实行普遍的选举，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制度，在此基础上形成了适当的权力约束机制。主要表现在：一是各根据地的最高权力机关是边区参议会，各县有同级参议会，村一级有村民代表大会。参议员由群众选举产生。参议会对同级政府领导人和司法部门负责人有选举、罢免、质询、弹劾的权力。二是政府执行同级参议会决议并对其负责。参议会对政府有监督权，政府对参议会决议有执行的义务。三是司法部门由同级参议会监督、政府领导，同时保持审判独立。

2.建立广泛的监督机制。共产党“应该受人民的监督”，［3］809抗日民主政权建立了相应的监督机制。参议会拥有对政府的监督权；共产党内部，中央有党务委员会，县级以上各级党委均有监察委员会，监督党的机关、干部、党员的行为；政府内部大都设有自我检查部门；各根据地的报刊经常刊登先进人物的事迹、揭露典型的违法违纪案件，进行舆论监督。而来自于人民群众的监督更体现了“三三制”政权的民主性。这种监督不仅体现在按照各根据地参议会组织法和政府组织法的规定，人民可以对他们的代表参议员和行政司法人员进行监督、检察、批评、控告、罢免，而且还体现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不仅允许群众自由批评政府，而且政府也自觉接受群众的批评监督，并为之提供必要的渠道，如晋察冀边区的边区或县行政会议。“有广大人民的力量来监督政府，监督工作人员，人可以幸逃法网，但不能逃出人民的视线。坏事就不易发生。”［10］“边区政府依靠着民众的检举，才相当保证了各县政府的廉洁，并间接保证了政府在群众中的威信”。［11］

3.优化民主政治建设的法制环境。施政纲领是边区政府的立法基础。以党中央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为指导方针，各抗日根据地先后制定了许多施政纲领，对边区法制建设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在各施政纲领的指导下，几乎所有根据地都制定了保障人权的法律、条例，颁布政权组织法，制定大量选举法规。另外，抗日根据地还颁布了大量的行政法规、土地法规、劳动法规、婚姻和继承法规、刑事法规等，从各方面加强抗日民主政权的建设。这些法律、法规是巩固和发展抗日民主政权的重要保障，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领导的民主政治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1945年7月4日，黄炎培等6位国民参政会参政员造访延安。在一次交谈中，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12］中国共产党在广大的抗日根据地，积极推进民主政治建设，造就了一批模范的民主的抗日根据地，这是向民主新中国迈进的新的战略起点，具有重要启示。

二、抗战时期中共民主政治建设的历史启示

（一）民主政治的建立是加强政党执政合法性的根本途径

“中国共产党在战争期间所争得的源于民族主义的合法性,对于走向胜利、吸引大众支持和让反对势力保持中立,都是必不可少的。”［13］“大多数人民承认的，选举的，就是合法的。……在敌后建立的这种抗日民主政府,在实质上是最合法的。”［14］中国共产党始终站在民族主义的高度,高举爱国主义的伟大旗帜,建立、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根据地的民主政治建设取得了成功，赢得了广大爱国民众的支持和拥护，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正像所说：“一切政治的关键在民众,不解决要不要民主的问题,什么都无从谈起。要民众,虽危险也有出路；不要民众,一切必然是漆黑一团。”［15］民主政治的建立和发展是加强中共执政合法性的根本途径。加强党的执政合法性，必须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执政为民的根本体现在于政治上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二）民主政治的发展是提高行政效率的重要手段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于如何通过实行民主政治来提高行政效率就有了初步的探索。通过普遍、平等、直接、无记名的选举，人民群众可以选出有能力、素质高、执政为民的好干部，为提高行政效率提供了主观条件，民主集中制指导下的权力制约机制、广泛的监督机制的建立以及相应的法律、条例的制定，为提高行政效率提供了外部条件，建设廉洁效能政府为提高行政效率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在民主政治上能够取得前无古人的成就，为人民民主专政的建立开辟了道路，为今天党领导的政治体制改革、提高行政效率提供借鉴。

（三）民主政治的完善必须因地制宜、因时制宜

民主政治建设能够对抗日战争的坚持和最后胜利提供有力的保障,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民主政治建设适应了全民族抗日战争发展的客观需要,服从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大局。抗日民主政权的施政方针体现了抗日与民主两大精神,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保证抗日各阶层人民的利益,改良工农生活及镇压汉奸反动派为基本出发点,保障一切抗日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出版、居住、营业、思想等的自由权利。中国共产党为了实现全民族团结抗战,以抗日为前提在抗日根据地建立了共产党员、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中间派各占三分之一的“三三制”政权建设的新模式。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必须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实行依法治国。

（四）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是民主政治建设的根本前提

抗日战争时期,民主政治得以在抗日根据地充分实行并取得辉煌成就,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抗日根据地民主政治的正确发展。如果“离开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政治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不能建立,和平民主抗战的目的就不能实现,祖国就不能保卫,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就不能成功。”［16］国民党坚持独裁统治、派幻想“第三条道路”,民主政治建设只有始终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才能最终建立属于人民的民主政权。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还不断加强自身建设,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首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使党能够获取群众支持,取得抗战及全国革命胜利的力量之源。其次,在思想理论建设上,党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中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了新的理论思想——思想。在组织上,党内民主建设取得长足进展。第三,学会与派实行民主合作,政治协商。

（五）没有监督就没有民主

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建立健全了民主集中制指导下的参议会、政府、司法机关相互制约的权力约束机制,保障权力机制的健康运行。建立了共产党内部的监督、政府内部的监督、舆论监督、法律条例的监督、人民群众的监督相结合的广泛的监督机制,层层监督机制保证了抗日民主政权的良性发展,为中国共产党加强党内监督、党外监督提供了良好的素材。还颁布施政纲领、人权保障条例、政府组织法、选举法规、行政法规等多项法律条例,充分保障人民的权利,规范政府工作程序,使抗日民主政权的建设有法可依，为抗日民主政权能够健康的发展创造了必备的条件。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必须把党内监督同群众监督、舆论监督、派和无党派爱国人士的监督结合起来,把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监督结合起来,逐步形成强有力的监督体系。

参考文献：

［1］中共党史参考资料［M］.（五）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2］中共中央文件选集［M］.第14卷.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323.

［3］选集［M］.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选集［M］.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256.

［5］韩延龙，常兆儒.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法制文献选编［M］.第一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213.

［6］选集［M］.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7］邓小平文选［M］.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3-14.

［8］林伯渠文集［C］.北京：华艺出版社，1996:393.

［9］.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R］.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2002-11-08（1）.

［10］谢觉哉文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357.

［11］彭真.论晋察冀边区抗日根据地政权［N］.解放，1938-10-30.

［12］年谱［M］.中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609.

［13］詹姆斯.R.汤森.中国政治［M］.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15.

［14］刘少奇选集［M］.上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176.

［15］文集［M］.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202.

民主政治建设范文篇5

关键词：新中国；民主政治；成就；不足

一、建国初民主政治建设的主要内容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政治发展有两个主要目标，一是反帝国主义侵略，争取民族的独立；二是反封建专制统治，实现国内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就政治发展而言，新中国的成立具有重大意义。因为，新中国的成立，既标志着中华民族的独立，又使民主政治的实现成为可能。新中国初创时期，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主要内容有两项：一是各项民主政治制度的建设，二是对公民进行社会主义民主的相关教育和公民的民主实践。其中，各项民主政治制度的建设主要指国体、政体、政党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党内民主制度等的确立。

1人民民主专政国体的确立。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国体是无产阶级专政，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则是人民民主专政。在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影响下，中国共产党确定新中国的国体为人民民主专政，并指出人民民主专政的实质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与米高扬在延安谈话时指出：“在工农联盟基础上的人民民主专政，究其实质是无产阶级专政，不过对我们这个国家来说，称为人民民主专政更为合适、更为合情合理。”1949年，在新年献辞中，向全国人民公布了新中国的国体构想：“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同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临时宪法的形式规定了我国的国体是以工农联盟为主的人民民主专政。建国后，人民民主专政国体得以实行，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掌握政权，实现了包括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在内的广大人民的民主。这既是新中国的重要制度设计，又是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确立。在新中国的建国方案中，政体是最没有悬念的问题。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著作早已确定了新中国的政体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国体决定政体。新中国的国体也同样决定其政体。对此，刘少奇曾指出：“建立人民民主专政有它的内容，有它的形式，用资产阶级议会制表示不出来人民民主专政，只有人民代表大会才能充分表现出人民民主专政的主要内容。”尽管建国后新中国并未立即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而是以政治协商会议作为过渡，但是，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使人民代表大会制成为全国人民的共识，成为可以预期的政治目标。第一届全国人大召开，则意味着政治协商会议完成其代行全国人大职权的历史使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正式确立并开始运转。董必武曾指出人民代表大会的民主性：“现在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它的代表性，比苏维埃广泛些，比资产阶级议会更不用说了。所以人民代表大会是能包括广大的各民主阶级的政权形式。”具体而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有其特定的内涵：首先，政治权力的来源是民主的：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其次，政治程序是民主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接受人民监督；最后，各政府机关在政治体系中的地位与人民代表大会有关：国家的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并受它监督。人民代表大会制的上述特征再次证明，在新中国的政治制度设计和抉择中注意结合中国国情、坚持政治民主化的思路。

2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确立。新中国的政党制度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有关。苏联实行一党制，东欧国家则是多党联合执政。1947年9月，苏联要求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向苏联模式靠拢。此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党制度，也都由多党联合执政变成了实质上的一党制。在这样的背景下，新中国的政党制度最终确定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认为，新中国之所以选择不同于苏联一党制的多党合作制，是因为中国的国情不同于苏联，“只要共产党以外的其他任何政党，任何社会集团或个人，对于共产党是采取合作的而不是敌对的态度，我们是没有理由不和他们合作的。”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奠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的基石，确定了“同党外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新政权的人事安排体现了多党合作的政治格局：“在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6人中，派和无党派人士3人，56名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派和无党派人士27名，几乎占一半。政务院副总理中，派和无党派人士2人；15名政务委员中，派和无党派人士9人；在政务院所辖部、会、院、署、行的正职负责人中，派和无党派人士19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也由派人士担任”。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共产党在政权中的领导地位及与派的真诚合作成为公认的事实。如果说“作为一种政党制度和政治制度，没有法律的确认和保障，没有政权组织形式的体现，是不能成立的”，那么，1949年9月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赋予了多党合作制以法律的确认和保障，10月1日新中国的成立则在政权组织形式上体现了多党合作制。因此，1949年的政治协商会议和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正式形成。中国共产党与各派合作的组织形式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作为新中国统一战线组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其主要职能是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和参政议政。政治协商的形式主要有民主协商会、谈心活动、座谈会、书面交流等，可以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是新中国对中国政党政治民主建设探索的重要内容。

3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确立。解放战争后期，中国共产党面临新中国国家结构的抉择问题。对于国家结构问题，党的文件中存在一定矛盾，既有过民族自治的规定，又有过联邦制的主张。这也表明了中共领导对新中国的民族政策和国家结构形式的探索过程。在政协筹备期间，曾向长期主持民族工作的同志征询国家结构形式问题。在政协全体会议召开前的报，告中，也提出了国家结构形式问题：“我们的国家是不是多民族联邦制”。直到1949年9月29日，也就是建国前两天，《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才最终确定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共同纲领》规定：“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按照民族聚居的人口多少和区域大小，分别建立民族自治机关。凡各民族杂居的地方及民族自治区内，各民族在当地政权机关中均应有相当名额的代表。”这是一项重大历史抉择，但是，对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规定仅停留于宏观层面。1952年，为便于实施民族区域自治政策，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强调“各民族自治区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的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同时对自治区、自治机关、自治权利、自治区内的民族关系等作了详尽的具体规定。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章第三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这再次表明新中国的国家结构形式是单一制下的民族区域自治。1954年宪法改变原来按照区域大小和人口多少建立各种民族自治机关的提法，具体指出分别建立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等三级民族自治机关，并赋予民族自治地方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权力。这样，新中国的国家结构——单一制下的民族区域自治正式得以确立，少数民族的民主政治制度也建立起来。

4党内民主制度的创制。除了以上基本国家政治制度外，新中国还创制了一系列党内民主制度。第一，确立并完善党的各级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制度。党的各级代表大会制度是发展党内民主的根本制度。早在1948年，就明确指出：“实现党内民主的办法，是实行代表大会及代表会议的制度。”1956年，邓小平在中共八大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指出“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基本要求之一，是党的各级代表大会的定期召开。”《报告》还第一次系统阐述了党代会常任制的思想。第二，推行党委制，加强党的集体领导。党委制的实质是，重要问题须经党委集体讨论，再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做出决定。新中国成立后，在全国范围的党政机关、企业、学校内广泛推行党委制，以加强集体领导，防止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对党委制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则，1956年党章阐述为“任何党的组织都必须严格遵守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原则。任何重大问题都是集体决定，不是哪一个人可以独断专行的。”第三，确立党内监督制度。新中国成立后，党内建立了专门的监督机构。1949年，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作为专门的监督机构，检查、受理、审查各级党组织、党的干部和党员的违纪行为。1955年，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在各级纪委的基础上成立中央和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代替中央和地方各级纪委，检查和处理党员的违纪问题。此外，党员有对党组织监督、检举和揭发的权利。1956年党的八大通过的党章明确指出，任何党员和党的组织都必须受到党的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监督。第四，推进基层党组织的民主生活制度等。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建立健全党的基层民主制度：建立定期民主选举制度，定期汇报与检查制度，广泛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此外，新中国还制定了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内的一系列重要法律法规，作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保障。5社会主义性质的公民教育和公民参与民主政治生活的实践。新中国成立前，经历了漫长的封建专制社会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专制社会对臣民社会心理产生了巨大的消极影响，臣民的政治心理主要表现为依附、驯服和顺从，同时具有矛盾性：既有逆来顺受的心理又有官逼民反的矛盾心态；既希望平均主义又向往特权。为使广大臣民转变为适应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公民，新中国对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性质的公民教育，使其明白社会主义民主是保证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政治权利得到广泛、真实、平等实现的政治形式，并强化公民政治意识，熟悉民主政治规则和程序，掌握民主生活技能，提高公民政治能力，有效参与民主政治生活。与此同时，在新中国初步运转起来的民主政治生活中，人民开始参与民主政治生活实践，成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下的公民。

二、建国初民主政治建设的历史成就

在新中国的政权建设中，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确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的重要政治制度：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单一制下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这些制度的创建过程中，新中国民主政治建设取得了一系列历史性成就。

1“矛盾学说”：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论的新发展

1956年，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新中国，的经济基础、阶级关系、社会主要矛盾、国家历史任务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即将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时期。以为首的中共领导人，根据新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创造了社会主义矛盾学说。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提出国家建设中必须处理好十个方面的关系：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中国和外国的关系。同时中央还提出了促进文学艺术发展和科技进步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中共八大决议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此外，还注意到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即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并确定了解决矛盾的具体方法。敌我矛盾要用专政的方法解决，至于人民内部矛盾，则要用民主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处理。以党的八大决议、《论十大关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为基础的“矛盾学说”标志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理论的新进展。

2社会主义法律制度基本建构：民主政治的制度保证

1949～书1956年间，一系列法律法规制度相继出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人民法院暂行组织条例》、《最高人民检察署试行组织条例》、《公安部试行组织条例》、《司法部试行组织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国务院组织法》、《地方组织法》、《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等。这些法律对新中国的国体、政体、国家结构、立法制度、行政制度、司法制度、政党制度、国家元首制度、民族区域制度、选举制度等最基本的民主政治制度给予规范，基本形成现代国家政治制度的基本框架，为新中国的民主政治提供了基本的制度保障。

3从政协到全国人大的召开：代议民主政治初步运转

尽管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确认了新中国的政体是人民代表大会制，但建国时人民代表大会制并没有立即运转起来。由于中共依靠军事力量获取政权、政治合法性不足的实际情况，先由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行全国人大的职权较为合适。1954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开始行使以前由政协行使的最高权力，人民代表大会制——新中国的代议民主政治真正运转起来。此时，广大劳动人民“刚刚从臣民转变为公民，……第一次拥有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代议民主政治的初步运转是新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成就。

三、建国初民主政治建设的不足

虽然建国初的民主政治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其间存在的偏误和不足。以史为鉴，总结并分析这些历史教训，对当今的中国民主政治建设不无借鉴意义。

1意识形态色彩太浓，受苏联模式影响太多，兼顾中国国情不足

中国革命的方向是社会主义。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中国革命的胜利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持和帮助紧密相关。革命胜利后的新中国采取“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也是顺理成章的。“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一方面使新中国获得了良好的国际环境，有利于新政权的巩固和国内民主政治建设；另一方面也使新中国完全否定了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只认可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模式。这样，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的冷战格局下，“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必然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意味着新中国五条件地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否认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切包括民主政治建设经验。因此，建国初期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是跟着苏联模式走的。由于建设经验的欠缺，新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考虑中国国情较少，大体上是照搬苏联模式的。对此，也说：“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是当了苏联人的奴隶，跟在他们的屁股后面走，什么都学苏联的，苏联得了感冒，我们也跟着打喷嚏。到了1956年提出‘十大关系’以后，中国下决心要走一条自己的道路了。”1986年9月，邓小平同波兰领导人谈话时也指出：“我们两国原来的政治体制都是从苏联模式来的。……即使在苏联是百分之百的成功，但是它能够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吗?”尽管新中国在政治制度上照搬苏联模式，与当时的历史背景、国际环境密切相关，但是，也不可否认，这也是新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偏差所在，这一偏差必然带来种种弊端。

2执政党权力太大，对党政关系的制度规范不足

新中国成立初期，作为领导革命胜利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得到了全国人民真心实意的拥护，其执政合法性毋庸置疑。但是，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执政党权力过大，缺乏制约，以党代政，党政不分的隐患。而1954年宪法关于政治制度的设计也存在不足，“其中最大的缺陷在于：国家立法机关、国家行政机关、国家司法机关和国家军事机关的设置，没有与执政党的执政行为相协调。”这样，制度设计的不足与现实中执政党权力过大两方面因素结合起来，促成了后来长期困扰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现象。虽然新中国初创时期缺乏国家建设经验，存在偏差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也确实是新中国民主政治建设不足的重要方面。

民主政治建设范文篇6

关键词：新中国；民主政治；成就；不足

一、建国初民主政治建设的主要内容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政治发展有两个主要目标，一是反帝国主义侵略，争取民族的独立；二是反封建专制统治，实现国内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就政治发展而言，新中国的成立具有重大意义。因为，新中国的成立，既标志着中华民族的独立，又使民主政治的实现成为可能。新中国初创时期，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主要内容有两项：一是各项民主政治制度的建设，二是对公民进行社会主义民主的相关教育和公民的民主实践。其中，各项民主政治制度的建设主要指国体、政体、政党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党内民主制度等的确立。

1人民民主专政国体的确立。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国体是无产阶级专政，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则是人民民主专政。在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影响下，中国共产党确定新中国的国体为人民民主专政，并指出人民民主专政的实质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与米高扬在延安谈话时指出：“在工农联盟基础上的人民民主专政，究其实质是无产阶级专政，不过对我们这个国家来说，称为人民民主专政更为合适、更为合情合理。”1949年，在新年献辞中，向全国人民公布了新中国的国体构想：“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同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临时宪法的形式规定了我国的国体是以工农联盟为主的人民民主专政。建国后，人民民主专政国体得以实行，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掌握政权，实现了包括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在内的广大人民的民主。这既是新中国的重要制度设计，又是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确立。在新中国的建国方案中，政体是最没有悬念的问题。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著作早已确定了新中国的政体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国体决定政体。新中国的国体也同样决定其政体。对此，刘少奇曾指出：“建立人民民主专政有它的内容，有它的形式，用资产阶级议会制表示不出来人民民主专政，只有人民代表大会才能充分表现出人民民主专政的主要内容。”尽管建国后新中国并未立即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而是以政治协商会议作为过渡，但是，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使人民代表大会制成为全国人民的共识，成为可以预期的政治目标。第一届全国人大召开，则意味着政治协商会议完成其代行全国人大职权的历史使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正式确立并开始运转。董必武曾指出人民代表大会的民主性：“现在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它的代表性，比苏维埃广泛些，比资产阶级议会更不用说了。所以人民代表大会是能包括广大的各民主阶级的政权形式。”具体而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有其特定的内涵：首先，政治权力的来源是民主的：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其次，政治程序是民主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接受人民监督；最后，各政府机关在政治体系中的地位与人民代表大会有关：国家的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并受它监督。人民代表大会制的上述特征再次证明，在新中国的政治制度设计和抉择中注意结合中国国情、坚持政治民主化的思路。

2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确立。新中国的政党制度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有关。苏联实行一党制，东欧国家则是多党联合执政。1947年9月，苏联要求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向苏联模式靠拢。此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党制度，也都由多党联合执政变成了实质上的一党制。在这样的背景下，新中国的政党制度最终确定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认为，新中国之所以选择不同于苏联一党制的多党合作制，是因为中国的国情不同于苏联，“只要共产党以外的其他任何政党，任何社会集团或个人，对于共产党是采取合作的而不是敌对的态度，我们是没有理由不和他们合作的。”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奠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的基石，确定了“同党外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新政权的人事安排体现了多党合作的政治格局：“在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6人中，派和无党派人士3人，56名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派和无党派人士27名，几乎占一半。政务院副总理中，派和无党派人士2人；15名政务委员中，派和无党派人士9人；在政务院所辖部、会、院、署、行的正职负责人中，派和无党派人士19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也由派人士担任”。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共产党在政权中的领导地位及与派的真诚合作成为公认的事实。如果说“作为一种政党制度和政治制度，没有法律的确认和保障，没有政权组织形式的体现，是不能成立的”，那么，1949年9月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赋予了多党合作制以法律的确认和保障，10月1日新中国的成立则在政权组织形式上体现了多党合作制。因此，1949年的政治协商会议和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正式形成。中国共产党与各派合作的组织形式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作为新中国统一战线组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其主要职能是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和参政议政。政治协商的形式主要有民主协商会、谈心活动、座谈会、书面交流等，可以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是新中国对中国政党政治民主建设探索的重要内容。

3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确立。解放战争后期，中国共产党面临新中国国家结构的抉择问题。对于国家结构问题，党的文件中存在一定矛盾，既有过民族自治的规定，又有过联邦制的主张。这也表明了中共领导对新中国的民族政策和国家结构形式的探索过程。在政协筹备期间，曾向长期主持民族工作的同志征询国家结构形式问题。在政协全体会议召开前的报，告中，也提出了国家结构形式问题：“我们的国家是不是多民族联邦制”。直到1949年9月29日，也就是建国前两天，《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才最终确定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共同纲领》规定：“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按照民族聚居的人口多少和区域大小，分别建立民族自治机关。凡各民族杂居的地方及民族自治区内，各民族在当地政权机关中均应有相当名额的代表。”这是一项重大历史抉择，但是，对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规定仅停留于宏观层面。1952年，为便于实施民族区域自治政策，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强调“各民族自治区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的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同时对自治区、自治机关、自治权利、自治区内的民族关系等作了详尽的具体规定。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章第三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这再次表明新中国的国家结构形式是单一制下的民族区域自治。1954年宪法改变原来按照区域大小和人口多少建立各种民族自治机关的提法，具体指出分别建立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等三级民族自治机关，并赋予民族自治地方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权力。这样，新中国的国家结构——单一制下的民族区域自治正式得以确立，少数民族的民主政治制度也建立起来。

4党内民主制度的创制。除了以上基本国家政治制度外，新中国还创制了一系列党内民主制度。第一，确立并完善党的各级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制度。党的各级代表大会制度是发展党内民主的根本制度。早在1948年，就明确指出：“实现党内民主的办法，是实行代表大会及代表会议的制度。”1956年，邓小平在中共八大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指出“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基本要求之一，是党的各级代表大会的定期召开。”《报告》还第一次系统阐述了党代会常任制的思想。第二，推行党委制，加强党的集体领导。党委制的实质是，重要问题须经党委集体讨论，再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做出决定。新中国成立后，在全国范围的党政机关、企业、学校内广泛推行党委制，以加强集体领导，防止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对党委制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则，1956年党章阐述为“任何党的组织都必须严格遵守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原则。任何重大问题都是集体决定，不是哪一个人可以独断专行的。”第三，确立党内监督制度。新中国成立后，党内建立了专门的监督机构。1949年，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作为专门的监督机构，检查、受理、审查各级党组织、党的干部和党员的违纪行为。1955年，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在各级纪委的基础上成立中央和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代替中央和地方各级纪委，检查和处理党员的违纪问题。此外，党员有对党组织监督、检举和揭发的权利。1956年党的八大通过的党章明确指出，任何党员和党的组织都必须受到党的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监督。第四，推进基层党组织的民主生活制度等。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建立健全党的基层民主制度：建立定期民主选举制度，定期汇报与检查制度，广泛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此外，新中国还制定了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内的一系列重要法律法规，作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保障。5社会主义性质的公民教育和公民参与民主政治生活的实践。新中国成立前，经历了漫长的封建专制社会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专制社会对臣民社会心理产生了巨大的消极影响，臣民的政治心理主要表现为依附、驯服和顺从，同时具有矛盾性：既有逆来顺受的心理又有官逼民反的矛盾心态；既希望平均主义又向往特权。为使广大臣民转变为适应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公民，新中国对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性质的公民教育，使其明白社会主义民主是保证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政治权利得到广泛、真实、平等实现的政治形式，并强化公民政治意识，熟悉民主政治规则和程序，掌握民主生活技能，提高公民政治能力，有效参与民主政治生活。与此同时，在新中国初步运转起来的民主政治生活中，人民开始参与民主政治生活实践，成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下的公民。

二、建国初民主政治建设的历史成就

在新中国的政权建设中，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确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的重要政治制度：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单一制下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这些制度的创建过程中，新中国民主政治建设取得了一系列历史性成就。

1“矛盾学说”：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论的新发展

1956年，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新中国，的经济基础、阶级关系、社会主要矛盾、国家历史任务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即将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时期。以为首的中共领导人，根据新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创造了社会主义矛盾学说。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提出国家建设中必须处理好十个方面的关系：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中国和外国的关系。同时中央还提出了促进文学艺术发展和科技进步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中共八大决议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此外，还注意到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即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并确定了解决矛盾的具体方法。敌我矛盾要用专政的方法解决，至于人民内部矛盾，则要用民主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处理。以党的八大决议、《论十大关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为基础的“矛盾学说”标志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理论的新进展。

2社会主义法律制度基本建构：民主政治的制度保证

1949～书1956年间，一系列法律法规制度相继出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人民法院暂行组织条例》、《最高人民检察署试行组织条例》、《公安部试行组织条例》、《司法部试行组织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国务院组织法》、《地方组织法》、《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等。这些法律对新中国的国体、政体、国家结构、立法制度、行政制度、司法制度、政党制度、国家元首制度、民族区域制度、选举制度等最基本的民主政治制度给予规范，基本形成现代国家政治制度的基本框架，为新中国的民主政治提供了基本的制度保障。

3从政协到全国人大的召开：代议民主政治初步运转

尽管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确认了新中国的政体是人民代表大会制，但建国时人民代表大会制并没有立即运转起来。由于中共依靠军事力量获取政权、政治合法性不足的实际情况，先由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行全国人大的职权较为合适。1954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开始行使以前由政协行使的最高权力，人民代表大会制——新中国的代议民主政治真正运转起来。此时，广大劳动人民“刚刚从臣民转变为公民，……第一次拥有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代议民主政治的初步运转是新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成就。

三、建国初民主政治建设的不足

虽然建国初的民主政治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其间存在的偏误和不足。以史为鉴，总结并分析这些历史教训，对当今的中国民主政治建设不无借鉴意义。

1意识形态色彩太浓，受苏联模式影响太多，兼顾中国国情不足

中国革命的方向是社会主义。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中国革命的胜利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持和帮助紧密相关。革命胜利后的新中国采取“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也是顺理成章的。“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一方面使新中国获得了良好的国际环境，有利于新政权的巩固和国内民主政治建设；另一方面也使新中国完全否定了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只认可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模式。这样，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的冷战格局下，“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必然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意味着新中国五条件地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否认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切包括民主政治建设经验。因此，建国初期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是跟着苏联模式走的。由于建设经验的欠缺，新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考虑中国国情较少，大体上是照搬苏联模式的。对此，也说：“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是当了苏联人的奴隶，跟在他们的屁股后面走，什么都学苏联的，苏联得了感冒，我们也跟着打喷嚏。到了1956年提出‘十大关系’以后，中国下决心要走一条自己的道路了。”1986年9月，邓小平同波兰领导人谈话时也指出：“我们两国原来的政治体制都是从苏联模式来的。……即使在苏联是百分之百的成功，但是它能够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吗?”尽管新中国在政治制度上照搬苏联模式，与当时的历史背景、国际环境密切相关，但是，也不可否认，这也是新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偏差所在，这一偏差必然带来种种弊端。

2执政党权力太大，对党政关系的制度规范不足

新中国成立初期，作为领导革命胜利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得到了全国人民真心实意的拥护，其执政合法性毋庸置疑。但是，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执政党权力过大，缺乏制约，以党代政，党政不分的隐患。而1954年宪法关于政治制度的设计也存在不足，“其中最大的缺陷在于：国家立法机关、国家行政机关、国家司法机关和国家军事机关的设置，没有与执政党的执政行为相协调。”这样，制度设计的不足与现实中执政党权力过大两方面因素结合起来，促成了后来长期困扰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现象。虽然新中国初创时期缺乏国家建设经验，存在偏差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也确实是新中国民主政治建设不足的重要方面。

民主政治建设范文篇7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政治发展有两个主要目标，一是反帝国主义侵略，争取民族的独立；二是反封建专制统治，实现国内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就政治发展而言，新中国的成立具有重大意义。因为，新中国的成立，既标志着中华民族的独立，又使民主政治的实现成为可能。新中国初创时期，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主要内容有两项：一是各项民主政治制度的建设，二是对公民进行社会主义民主的相关教育和公民的民主实践。其中，各项民主政治制度的建设主要指国体、政体、政党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党内民主制度等的确立。

1人民民主专政国体的确立。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国体是无产阶级专政，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则是人民民主专政。在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影响下，中国共产党确定新中国的国体为人民民主专政，并指出人民民主专政的实质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与米高扬在延安谈话时指出：“在工农联盟基础上的人民民主专政，究其实质是无产阶级专政，不过对我们这个国家来说，称为人民民主专政更为合适、更为合情合理。”1949年，在新年献辞中，向全国人民公布了新中国的国体构想：“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同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临时宪法的形式规定了我国的国体是以工农联盟为主的人民民主专政。建国后，人民民主专政国体得以实行，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掌握政权，实现了包括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在内的广大人民的民主。这既是新中国的重要制度设计，又是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确立。在新中国的建国方案中，政体是最没有悬念的问题。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著作早已确定了新中国的政体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国体决定政体。新中国的国体也同样决定其政体。对此，刘少奇曾指出：“建立人民民主专政有它的内容，有它的形式，用资产阶级议会制表示不出来人民民主专政，只有人民代表大会才能充分表现出人民民主专政的主要内容。”尽管建国后新中国并未立即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而是以政治协商会议作为过渡，但是，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使人民代表大会制成为全国人民的共识，成为可以预期的政治目标。第一届全国人大召开，则意味着政治协商会议完成其代行全国人大职权的历史使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正式确立并开始运转。董必武曾指出人民代表大会的民主性：“现在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它的代表性，比苏维埃广泛些，比资产阶级议会更不用说了。所以人民代表大会是能包括广大的各民主阶级的政权形式。”具体而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有其特定的内涵：首先，政治权力的来源是民主的：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其次，政治程序是民主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接受人民监督；最后，各政府机关在政治体系中的地位与人民代表大会有关：国家的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并受它监督。人民代表大会制的上述特征再次证明，在新中国的政治制度设计和抉择中注意结合中国国情、坚持政治民主化的思路。

2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确立。新中国的政党制度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有关。苏联实行一党制，东欧国家则是多党联合执政。1947年9月，苏联要求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向苏联模式靠拢。此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党制度，也都由多党联合执政变成了实质上的一党制。在这样的背景下，新中国的政党制度最终确定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认为，新中国之所以选择不同于苏联一党制的多党合作制，是因为中国的国情不同于苏联，“只要共产党以外的其他任何政党，任何社会集团或个人，对于共产党是采取合作的而不是敌对的态度，我们是没有理由不和他们合作的。”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奠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的基石，确定了“同党外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新政权的人事安排体现了多党合作的政治格局：“在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6人中，派和无党派人士3人，56名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派和无党派人士27名，几乎占一半。政务院副总理中，派和无党派人士2人；15名政务委员中，派和无党派人士9人；在政务院所辖部、会、院、署、行的正职负责人中，派和无党派人士19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也由派人士担任”。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共产党在政权中的领导地位及与派的真诚合作成为公认的事实。如果说“作为一种政党制度和政治制度，没有法律的确认和保障，没有政权组织形式的体现，是不能成立的”，那么，1949年9月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赋予了多党合作制以法律的确认和保障，10月1日新中国的成立则在政权组织形式上体现了多党合作制。因此，1949年的政治协商会议和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正式形成。中国共产党与各派合作的组织形式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作为新中国统一战线组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其主要职能是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和参政议政。政治协商的形式主要有民主协商会、谈心活动、座谈会、书面交流等，可以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是新中国对中国政党政治民主建设探索的重要内容。

3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确立。解放战争后期，中国共产党面临新中国国家结构的抉择问题。对于国家结构问题，党的文件中存在一定矛盾，既有过民族自治的规定，又有过联邦制的主张。这也表明了中共领导对新中国的民族政策和国家结构形式的探索过程。在政协筹备期间，曾向长期主持民族工作的同志征询国家结构形式问题。在政协全体会议召开前的报，告中，也提出了国家结构形式问题：“我们的国家是不是多民族联邦制”。直到1949年9月29日，也就是建国前两天，《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才最终确定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共同纲领》规定：“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按照民族聚居的人口多少和区域大小，分别建立民族自治机关。凡各民族杂居的地方及民族自治区内，各民族在当地政权机关中均应有相当名额的代表。”这是一项重大历史抉择，但是，对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规定仅停留于宏观层面。1952年，为便于实施民族区域自治政策，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强调“各民族自治区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的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同时对自治区、自治机关、自治权利、自治区内的民族关系等作了详尽的具体规定。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章第三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这再次表明新中国的国家结构形式是单一制下的民族区域自治。1954年宪法改变原来按照区域大小和人口多少建立各种民族自治机关的提法，具体指出分别建立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等三级民族自治机关，并赋予民族自治地方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权力。这样，新中国的国家结构——单一制下的民族区域自治正式得以确立，少数民族的民主政治制度也建立起来。

4党内民主制度的创制。除了以上基本国家政治制度外，新中国还创制了一系列党内民主制度。第一，确立并完善党的各级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制度。党的各级代表大会制度是发展党内民主的根本制度。早在1948年，就明确指出：“实现党内民主的办法，是实行代表大会及代表会议的制度。”1956年，邓小平在中共八大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指出“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基本要求之一，是党的各级代表大会的定期召开。”《报告》还第一次系统阐述了党代会常任制的思想。第二，推行党委制，加强党的集体领导。党委制的实质是，重要问题须经党委集体讨论，再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做出决定。新中国成立后，在全国范围的党政机关、企业、学校内广泛推行党委制，以加强集体领导，防止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对党委制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则，1956年党章阐述为“任何党的组织都必须严格遵守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原则。任何重大问题都是集体决定，不是哪一个人可以独断专行的。”第三，确立党内监督制度。新中国成立后，党内建立了专门的监督机构。1949年，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作为专门的监督机构，检查、受理、审查各级党组织、党的干部和党员的违纪行为。1955年，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在各级纪委的基础上成立中央和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代替中央和地方各级纪委，检查和处理党员的违纪问题。此外，党员有对党组织监督、检举和揭发的权利。1956年党的八大通过的党章明确指出，任何党员和党的组织都必须受到党的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监督。第四，推进基层党组织的民主生活制度等。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建立健全党的基层民主制度：建立定期民主选举制度，定期汇报与检查制度，广泛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此外，新中国还制定了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内的一系列重要法律法规，作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保障。

5社会主义性质的公民教育和公民参与民主政治生活的实践。新中国成立前，经历了漫长的封建专制社会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专制社会对臣民社会心理产生了巨大的消极影响，臣民的政治心理主要表现为依附、驯服和顺从，同时具有矛盾性：既有逆来顺受的心理又有官逼民反的矛盾心态；既希望平均主义又向往特权。为使广大臣民转变为适应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公民，新中国对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性质的公民教育，使其明白社会主义民主是保证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政治权利得到广泛、真实、平等实现的政治形式，并强化公民政治意识，熟悉民主政治规则和程序，掌握民主生活技能，提高公民政治能力，有效参与民主政治生活。与此同时，在新中国初步运转起来的民主政治生活中，人民开始参与民主政治生活实践，成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下的公民。

二、建国初民主政治建设的历史成就

在新中国的政权建设中，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确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的重要政治制度：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单一制下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这些制度的创建过程中，新中国民主政治建设取得了一系列历史性成就。

1“矛盾学说”：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论的新发展

1956年，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新中国，的经济基础、阶级关系、社会主要矛盾、国家历史任务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即将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时期。以为首的中共领导人，根据新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创造了社会主义矛盾学说。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提出国家建设中必须处理好十个方面的关系：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中国和外国的关系。同时中央还提出了促进文学艺术发展和科技进步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中共八大决议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此外，还注意到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即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并确定了解决矛盾的具体方法。敌我矛盾要用专政的方法解决，至于人民内部矛盾，则要用民主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处理。以党的八大决议、《论十大关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为基础的“矛盾学说”标志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理论的新进展。

2社会主义法律制度基本建构：民主政治的制度保证

1949～书1956年间，一系列法律法规制度相继出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人民法院暂行组织条例》、《最高人民检察署试行组织条例》、《公安部试行组织条例》、《司法部试行组织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国务院组织法》、《地方组织法》、《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等。这些法律对新中国的国体、政体、国家结构、立法制度、行政制度、司法制度、政党制度、国家元首制度、民族区域制度、选举制度等最基本的民主政治制度给予规范，基本形成现代国家政治制度的基本框架，为新中国的民主政治提供了基本的制度保障。

3从政协到全国人大的召开：代议民主政治初步运转

尽管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确认了新中国的政体是人民代表大会制，但建国时人民代表大会制并没有立即运转起来。由于中共依靠军事力量获取政权、政治合法性不足的实际情况，先由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行全国人大的职权较为合适。1954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开始行使以前由政协行使的最高权力，人民代表大会制——新中国的代议民主政治真正运转起来。此时，广大劳动人民“刚刚从臣民转变为公民，……第一次拥有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代议民主政治的初步运转是新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成就。

三、建国初民主政治建设的不足

虽然建国初的民主政治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其间存在的偏误和不足。以史为鉴，总结并分析这些历史教训，对当今的中国民主政治建设不无借鉴意义。

1意识形态色彩太浓，受苏联模式影响太多，兼顾中国国情不足

中国革命的方向是社会主义。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中国革命的胜利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持和帮助紧密相关。革命胜利后的新中国采取“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也是顺理成章的。“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一方面使新中国获得了良好的国际环境，有利于新政权的巩固和国内民主政治建设；另一方面也使新中国完全否定了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只认可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模式。这样，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的冷战格局下，“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必然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意味着新中国五条件地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否认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切包括民主政治建设经验。因此，建国初期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是跟着苏联模式走的。由于建设经验的欠缺，新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考虑中国国情较少，大体上是照搬苏联模式的。对此，也说：“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是当了苏联人的奴隶，跟在他们的屁股后面走，什么都学苏联的，苏联得了感冒，我们也跟着打喷嚏。到了1956年提出‘十大关系’以后，中国下决心要走一条自己的道路了。”1986年9月，邓小平同波兰领导人谈话时也指出：“我们两国原来的政治体制都是从苏联模式来的。……即使在苏联是百分之百的成功，但是它能够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吗?”尽管新中国在政治制度上照搬苏联模式，与当时的历史背景、国际环境密切相关，但是，也不可否认，这也是新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偏差所在，这一偏差必然带来种种弊端。

2执政党权力太大，对党政关系的制度规范不足

新中国成立初期，作为领导革命胜利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得到了全国人民真心实意的拥护，其执政合法性毋庸置疑。但是，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执政党权力过大，缺乏制约，以党代政，党政不分的隐患。而1954年宪法关于政治制度的设计也存在不足，“其中最大的缺陷在于：国家立法机关、国家行政机关、国家司法机关和国家军事机关的设置，没有与执政党的执政行为相协调。”这样，制度设计的不足与现实中执政党权力过大两方面因素结合起来，促成了后来长期困扰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现象。虽然新中国初创时期缺乏国家建设经验，存在偏差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也确实是新中国民主政治建设不足的重要方面。

3政治精英在政治生活中起主导作用，政治制度特别是立法制度的权威不足

建国初，在我国的政治生活中，政治精英特别是执政党精英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三反”、“五反”、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制定、“一3Z"计划的编制和实施、对高岗饶漱石问题的处理、社会主义改造等重大政治运动或政治事件中，政治精英特别是执政党精英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相比之下，政治制度则处于次要地位，似乎不那么重要。尽管宪法规定，全国人大是最高权力机关也是最高立法机关，但是，其权威明显不足。政治精英特别是执政党精英可以左右全国人大的立法活动和各项行使国家权力的活动。执政党精英希望通过的法律、政策、方针可以很顺利地在人大通过，但是，执政党精英不感兴趣甚至反对的法律、方针、政策很难在人大通过，即使通过也很难执行、落到实处。至于地方各级人大的权威更是可想而知了。显然，这种个人意志高于制度的“人治”现象是不正常的，也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所不允许的。但是，遗憾约是，这一偏差被政治精英们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并进一步发展为后来的愈演愈烈的人治现象。

民主政治建设范文篇8

1提高农民政治素质是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基础

广大农民是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主体，他们应该是“政治权利、政治权力的掌握者和运用者，政治文化、政治思想的承载者和传播者，政治行为、政治规范的发动者和制定者，政治制度、政治设施的创建者和铺设者”［1］250。他们的民主意识、法律观念、政治知识、参政能力等政治素质状况如何，直接影响着我国农村民主政治建设的进程和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从而决定农村能否形成安定和谐的良好秩序。农民是中国最大的劳动阶级，他们为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但毋庸讳言，他们身上也存在着许多的弱点和缺陷。由于他们文化素质较低，宗族观念根深蒂固，民主法制意识不强，政治参与能力欠缺，对自身的权利没有十分清楚的认识，不能按照制度化的程序参与政治生活，表达自己的政治意愿。这些缺陷和不足，会使他们在自身权利遭受侵犯时，或者听之任之而无动于衷、无所适从，或者头脑发热、感情用事，做出过火的行为。目前我国农村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分层加剧，农村不安定的政治因素也在增长。如:城乡二元社会结构造成的农民不满情绪不断上升，部分干部不规范执法引发干群关系紧张导致的突发性群体事件时有发生，宗族势力或恶势力对村民自治选举的渗透有强化趋势，盗窃、抢劫等刑事犯罪案件的不断发生，邪教及迷信活动屡禁不止，相邻间财产纠纷酿成的事端不断增多，等等。这些不和谐的因素会严重地影响到农村民主法制建设的进程与和谐社会的构建。因此我们必须把提高农民的政治素质作为农村民主政治建设与构建农村和谐社会的基础性工程来抓。

2提高农民政治素质是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和体现

提高社会主体的政治素质是社会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社会主体的政治素质又是社会民主政治建设的具体体现。农民是农村民主政治建设的主体，他们的民主意识、参政能力、法律水准是我国农村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和具体体现。因此，加强对农民进行政治教育，提高农民的政治素质就成为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任务。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民主政治建设的深化，农村经济与社会发生了深刻变革，农村民主意识得到不断洗礼，农民人口流动和阶层分化在加速，农村传统政治文化中的宗法思想、血亲观念等正在被现代民主思想所取代，特别是随着村民自治的推进，农民的政治意识、民主意识、法律意识在不断提高，他们已经或多或少地开始进行政治参与了。那么，在此形势下，有针对性地加强对他们进行政治法律常识和政治参与技能等方面的教育与培训，增强他们的制度化观念，提高他们的参政、议政、监督能力，使他们成为在政治上成熟的公民，就成为农村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和体现。提高农民的政治素质，既要培养他们的民主思想、法制观念和程序意识，使他们的主体意识和政治责任感得到强化，又要丰富他们的政治知识、法律知识，培养他们的参政能力，使他们在自己的利益受到侵犯的时候敢于表达和保护，并能够在制度化的轨道上采取行动来捍卫自己的正当权益，使整个农村社会能够在法律的范围内保持和谐有序，从而推动农村的民主政治进程与和谐社会构建。

3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推进对农民的政治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民主政治对于农村社会来说，就是能够提供秩序和安全，使农村社会得以和谐发展。在社会转型期，随着人口的流动、社区边界的调整、聚敛财富方式的变化、家族观念和权威的淡化以及经济和生产方式的变革，农村社会秩序和安全的内涵与以往有了很大的不同。重建乡村社会的秩序与稳定，已不能仅仅依靠农民默认的传统权威或自上而下行政任命的政治权威以及政治素质低下的“臣民”。提供秩序和安全，一方面，需要通过一种新的权威认同方式即民主选举制度，将拥有新的知识经验和新的专业背景的政治人物选举出来担任政治职务;另一方面，又需要具有基本政治素质的社会公民，因为制度最终是由作为社会公民的人来实施的。乡村民主制度是转型期中国社会稳定和安全的需要，是构建和谐农村的必需。但是，实行民主制度，提供秩序和安全，从政治上保障和谐农村的构建，对农民的政治素质和政治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为农民是实施这一制度的主体。推进农村民主政治进程，构建和谐农村，就要求广大农民再也不能像以往那样，以一种消极的方式来适应社会环境，他们必须把自己的利益和权利与对政治的积极参与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通过自身素质的提高来实现自身的根本利益。这里至少要求:首先，农民没有任何宗教的或传统的、与现代民主直接对立的价值观念阻碍民主制度的推行，具备基本的民主、自由、公平和法制观念;其次，农民要知道自己的利益和权利在哪里，具备一定的政治知识和法律常识;最后，农民对政治生活的主动参与，具备基本的政治参与技巧，懂得通过怎样的途径和方法来维护和实现自己的权益。没有农民政治素质的提高，就没有农村真正意义上的民主法治。目前我国广大农村实行的村民自治只能是低层次的自治，更谈不上加快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乃至整个中国的政治文明建设。

4推进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会极大地推动农民政治素质的提高

民主政治建设范文篇9

[关键词]民主；社会主义现代化；邓小平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在带领人民探索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不断地推进经济、政治、文化以及其他方面体制的改革。这一进程是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背景下进行的，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国际国内形势、对我们所处的发展阶段、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等问题进行了重新的审视，在此基础上，毅然决然地进行了改革开放，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越来越和我们的国情相结合，使我们的发展逐步进入了新境界。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为我们设计了改革和建设的宏伟蓝图。“政治体制改革作为我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不断深化，与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邓小平领导人民努力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并对民主政治建设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思想和观点，它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民主政治建设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同时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建设奠定了基调。经过几代共产党人的努力，当历史的接力棒传到以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手中时，他们提出了要“以党内民主推动人民民主”、“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等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作出了要“坚定不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等一系列新举措。在这样的氛围下，学习和研究邓小平民主政治建设的理论和实践，其意义就越发凸显出来。

一、“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

在探索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紧紧围绕着一条主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站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上，运用其基本原理和方法来研究和解决我们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实践中，邓小平对比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对民主政治的重要性、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关系作了深刻的论述，并把民主政治建设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和目标来看待。

1979年3月，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中，邓小平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民主政治建设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理论和实践上对无产阶级新型民主政治的建设进行了一系列的尝试和努力，留下了许多重要的精神财富。“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是其中一个基本观点，它阐明了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关系，是一个体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东西。希腊文中的民主，其本意是“人民当家作主”或者是“多数人的统治”。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进一步阐明了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民主国家，使绝大多数人能够当家作主，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目的。列宁在反复研究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前提下，结合俄国的实际，在实践的过程中，对新型民主建设作了系统的、纲领性的规划和设想，他的“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的思想，是规划得以实现的条件和保证。这些思想对我们今天的民主政治建设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是邓小平社会主义民主理论的逻辑起点，它有着丰富的内涵。

民主是社会主义题中应有之义。无产阶级带领人民为民主而战，当革命取得胜利、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后，必须建立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民主政治制度，从制度上保障人民权利的实现。也就是说，社会主义民主，是全体人民所共同享有的民主。马克思唯物史观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我们的经济制度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存的新型经济制度。那么，在政治上也必然要求实行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型政治制度，这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和必然要求。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不仅表现在经济上，同样也表现在民主政治上。“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如同“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一样，从另一个角度诠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

民主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前提。社会是人的社会，人是社会之中的人，这是在说人的社会性。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社会主义国家全体人民的事业，其能否顺利实现，关键在人，在于人的素质、人的能力的提高和建设。所以要想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尽可能地调动绝大多数人的积极性，发挥其潜能。正是从这个视角看，“调动积极性是最大的民主”。所以，只有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真正做到倾听民声、反映民意、集中民智，才能够使政府的决策做到科学化、民主化，才能使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念得到很好地体现。在此意义上看，民主的重要性也就不言而喻了。

民主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之一。“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是说三者的关系是不可分的。民主政治的建设，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之一。社会主义现代化，其涉及内容很宽泛，不仅仅是“四个现代化”，也包括精神文明、民主政治的建设(政治文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体规划中，无论是“三位一体”，还是“四位一体”，民主政治建设都是不可或缺的，“民主是我们的目标”。转二、“从制度方面解决问题”——邓小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探索

邓小平继承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结合我国的实际提出了“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思想，使中国人民看到了民主对于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意义，为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明确了目标和努力的方向。同时，他将这一思想落实到实际的政治体制改革中，并在实践中不断地丰富和发展这一思想。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逐步建立和完善相关的政治制度，保障人民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但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再加上受一部分领导人主观情感因素的影响，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建设受到了破坏，在某一阶段甚至没有民主可言，出现了破坏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事情。邓小平在回答意大利记者提问时说，要避免和防止再发生诸如“”这样的事情，“这要从制度方面解决问题”。“我们现在正在研究避免重复这种现象，准备从改革制度着手。”也就是说，要加强民主制度化、法制化建设，靠制度、靠法制来防止人治。

注重制度的建设，加强制度的改革。邓小平在领导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中，有一个独特的视角，“就是从肃反封建主义影响的角度去考虑制度的改革”。通过相关制度的建设，坚决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领袖终身制的问题。正如美国学者戴维·W·张所说，邓小平在和平改革领导制度方面取得很大的成功。“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促进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这些都为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提出奠定了理论基础。

三、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思想

民主政治建设范文篇10

一、加强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意义

我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这是我国的基本国情。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事关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局，历来是党和国家关注的大事。进一步加强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对于全面贯彻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四中全会精神，维护农村的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大局，保障和促进农村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一，加强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是巩固党在农村执政基础的必然要求。

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农民是我们党在农村的主要依靠力量，也是我们国家政权最广泛、最深厚的群众基础。村民自治等基层民主政治实现形式是发展农村基层民主，保证农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行使民主权利，参与管理农村事务，维护自身利益的重要途径。改革开放以来，农民群众的生产经营和对自身事务的管理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农民群众的市场主体意识、民主法制意识明显增强，积极要求参与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做好这项工作，有利于在经济上保障农民群众的物质利益，在政治上尊重农民群众的民主权利，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坚定广大农民跟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进一步巩固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

第二，加强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现实需要。

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和任务。我国是一个农民占多数的人口大国，幅员辽阔的农村，人口众多的农民，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从总体上看，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势头良好，但也还存在不少问题和矛盾，农业现代化水平不高、农村发展不平衡、农民增收缓慢等问题比较突出。加强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以村民自治为基础，坚持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推进农村的民主法制建设，实现农民群众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既有利于充分发挥农民群众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积极性，又能在农村基层建立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矛盾处理机制和社会管理机制，保证村民依法自治，引导群众规范有序地参与村务的决策和管理，以理性合法的形式表达自己的利益要求，解决利益矛盾，从而促进农村的和谐与稳定。

第三，加强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是深化农村改革、促进农村发展的重要保障。

当前，我国农村正处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的发展阶段，农村改革、发展的任务相当艰巨。为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解决好“三农”问题，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中央对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和增加农民收入等方面作出重大部署，出台了一系列重大政策措施，如实行“两减免、三补贴”政策，减免农业税，取消除烟叶税以外的农业特产税，对种粮农民实行直接补贴，对部分地区农民实行良种补贴和农机具购置补贴；规范涉农收费项目，取消、免征、降低一些面向农民的行政性收费；大力推进农村税费改革，认真搞好农村义务教育体制改革，稳步扩大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试点；修改土地征用补偿办法，提高土地征用补偿标准等支农惠农政策。落实这些重大政策措施，迫切需要广大农民群众的参与和监督。从各地的实际情况看，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好坏，直接影响中央方针政策在农村的落实，直接影响农村的改革和发展。如果有关政策规定、实施程序、办理结果都不公开，搞“暗箱操作”，农民群众没有了解和参与的机会，那么，中央的政策措施就不可能达到预期效果。只有进一步加大村民自治的力度，扩大基层民主，落实农民群众对村级重大事务的知情权、决策权、参与权和监督权，才能调动农民群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全面推进农村的改革和发展。

第四，加强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是促进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和干部队伍建设的有效途径。

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和干部队伍建设，是加强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关键，对于做好农村各项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从整体上看，农村基层组织和干部队伍绝大多数是好的，他们吃苦耐劳、扎实工作，为推进农村的改革发展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但不能忽视的是确有一些农村干部在工作作风、生活自律上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特别是作风简单粗暴、侵害群众利益等，在群众中造成了较为恶劣的影响。产生这些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未到位，村民自治、政务公开等工作不落实，使得农民群众的各项权利得不到很好的保障，对农村基层组织和干部不能实施有效的民主监督，造成党群干群关系紧张，影响了农村的稳定和发展。因此，必须加强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提高广大群众对村务民主的参与性和积极性，才能加强对农村基层组织和干部的监督，切实保障农民群众的各项权利，促进农村基层组织和干部队伍的建设。

二、当前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基本现状和问题分析

实行村民自治，是推进我国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客观要求，也是作为党实施依法治国、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一项重大决策，意义十分深远。有人把“村民自治、包产到户、乡镇企业”称作是中国改革开放政策在农村取得的三项突破，也历来被视为农村改革的重大成就。近年来，随着农村改革的逐步深化和村民自治工程的逐步实施，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出现了许多良好的发展建设经验，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建设和谐社会初步奠定了坚实的民主基础。但同时村级组织建设中也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如村党组织缺乏凝聚力和向心力，“两委”班子不和谐，村民自治存在着盲目性，法制化、规范化、民主化程度不高等，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制约农村基层社会民主建设的进一步发展。

（一）当前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基本成效

1、以村党支部、村委会、村民代表大会为主体的村级组织体系建设不断优化提高。

近年来，我市各乡镇村组按照进一步推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要求，不断加强对村级组织体系的建设，充分发挥村党支部、村委会、村民代表大会的作用，不断提高优化村级组织体系结构。一方面，从1990年开始村民自治试点以来，我市各级政府十分重视基层党组织、委员会、代表大会的组织和建设，根据国家相关政策意见，结合地方实际出台了《村民委员会选举法》、《村党支部产生办法》、《村民代表会议制度实施办法》等法规条例，依法指导全市基层村级组织的建设。截止到2000年，通过“海选”产生村委主任361名，村委会委员602名，同时通过“联户推选”的方式，选举产生村民代表14114名，以召开村民小组会议形式推选产生3815名村民小组长，建立健全了以村党支部、村委会、村民会议、村代表会议、村务公开监督小组、村民理财小组为执政体系的基层民主执政组织。另一方面，我市坚持在实际工作中不断调整三者之间的关系定位和权利职责，以条文条例的形式确定了各自的作用和职责义务，初步形成相互协调、相互作用、相互监督的运行机制，对农村民主政治建设起到了显著的作用，使全市村组织活力不断增强，综合素质不断提高，结构不断优化。

2、以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为主要内容的村级民主管理制度体系不断充实完善。

全面落实各项民主制度，是大力推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核心内容。通过建立以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为主要内容的村级民主管理制度体系，提高基层群众参与村级事务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确保村民选举权、监督权等各项民主权利，不断充实和完善农村村民自治的建设情况。我市各乡镇村组在《村民委员会选举法》、《村党支部产生办法》、《村民代表会议制度实施办法》等法律法规的指导下，不断规范村民代表会议的职责、议事程序及内容。在基层村组选举中全面推行“两推一选”的办法，根据党员、群众推荐情况，确定入围名单，选举时严格执行到会人数超过应到会人数五分之四和赞成票过半数的规定，最终确定各村组织人选。依法通过公开、公平、公正的选举产生的，代表了广大农民群众的意愿，同时呈现出“一低四高”的特点：“一低”是年龄低；“四高”即文化程度高、党员比例高、新任比例高、致富能手比例高。据统计，新一届村委会班子成员中具有一技之长的达到6000多人，占村委会成员总数的60%以上。

3、以村级工作运行、干部群众行为和各项制度运作规范为基本内容的村务运作体系进一步得到规范加强。

村务运作体系是确保农村各项具体工作正常进行的重要保证。通过对村级工作运行、干部群众行为和各项制度运作的规范和引导，可以有效地提高村组各项措施的实施效果，改善干部工作作风，增强群众对村务工作的参与性和主动性，进一步推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实行村民自治十几年来，我市通过实施镇务、村务公开，党员干部民主评议、考核，民主议事制度、科学决策机制等政策措施，大力推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进一步规范村务运作制度体系，取得了明显的效果，目前各乡镇村务公开，干部监督等实施比例已达100%。

（二）当前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

1、基层民主选举工作有待提高。民主选举是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主要内容，是做好农村其它各项工作的基础。目前，随着社会环境和形势的变化，我市部分基层组织在民主选举中还存在着一些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表现为一是民主选举不规范。选举中存在拉关系套人情，无主见随大流，宗族宗派相争，唯利是图等情况，在选举制度特别是“两推一选”制度的贯彻落实和工作的因地制宜方面提出了新的要求；二是民主选举的监督机制不健全，监督作用和力度不够。在村级政权组织中推行的村民自治要求建立以村民监督为主体的监督机制，特别是在选举过程中要充分体现选民的意愿，但在实施过程中由于机制的不完善、村民民主意识的淡薄、法制观念的缺乏，使得各方面的监督作用难以发挥真正的作用；三是选民的民主意识不强，随大流现象严重，由于农村外出务工人员较多，致使许多合格选民无法参加选举，其选举权利和意愿无法得以保障和体现；四是民主选举的制度方面，特别是根据地方实际情况制定出选举细则工作方面还做得不够，选举方式的创新性和因地制宜有待进一步加强和提高。

2、村务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有待加强。民主决策是指涉及村民切身利益的事项，必须由村民民主讨论，按多数人的意见作出决定。目前在乡镇村组，村务决策方面还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部分基层政权组织和机关存在闭门决策、暗箱操作以及随意性、盲目性等不良施政方式和工作习惯。主要表现为一些村干部素质不高，群众观念和宗旨意识淡薄，在宅基地审批、计划生育指标分配和扶贫救济物资安排上优亲厚友，村土地征用、资源开发等不经过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审议，由村支书或村主任说了算；有的村干部法制观念淡薄，公款大吃大喝，贪污受贿，以权谋私，违法违纪，甚至腐化堕落；有的村干部党性观念不强，政治信仰动摇，参与宗教宗族活动，甚至拉帮结伙等。二是部分农民群众思想认识水平和参政议政能力差，与民主政治建设要求还有较大差距，特别对正确行使民主权利缺乏深刻认识，被动参与甚至是不参与民主决策。三是村务决策措施的适应性和科学化有待进一步加强研究和论证。

3、基层民主管理方式和适应性有待改进。民主管理是指村里的社会事务、经济建设、个人行为等的管理，要遵循村民的意见，在管理过程中吸收村民参加，并认真听取村民的不同意见。面对不断发展变化的环境和形势，部分基层党组织还是采取计划经济时代的管理方式，难以适应新时期的发展要求。从全国农村情况看，在依靠个体私营经济推动经济繁荣和社区工业化的农村，普遍存在村穷民富现象，村党支部和村委会凝聚力下降，村民自治缺乏经济能力，一些先富的村民用金钱和其他手段影响村民自治，使农村民主管理受到不同程度的制约。村级体制改革后，部分新当选村干部因缺乏培训、教育和锻炼，出现把村民自治与党的领导对立起来的错误认识，造成村两委关系不协调，互争高低，争权夺利，出现有权有利的事情争着干，无权有责的事情推着干，使整个村的工作陷于瘫痪。目前我市部分乡村也存在这方面的问题，需要加强关注和思考。

4、村民的民主监督意识和作用有待增强。民主监督是指由村民对村民委员会的工作和村内的各项事务实行民主监督，主要体现在1/5的村民联名可以要求罢免村委会成员；村委会要定期向村民会议报告工作，并接受评议，对不称职的村委会成员可以罢免和撤换，村民委员会要实行村务公开，接受群众监督。目前仍有少数村支部和村委会缺乏让村民参与村务管理的民主意识，导致村务公开出现报喜不报忧、说好不说差、务虚不务实的怪现象，搞墙上一套、墙下一套，村民既看不出问题，也无法监督。同时，每年开展的干部作风评议活动，由于村民评议结果缺乏实效性，致使村民的民主监督作用大打折扣，也影响和挫伤了群众参与民主监督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另一方面，村民民主监督意识方面还有待培养增强，法制观念还有待普及和加强。

（三）当前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问题的原因分析

以上论述提到的几个问题，分析起来，既有客观方面的原因，也有主观方面的影响因素，综合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1、从观念层面上看，干部群众民主意识不强，法制观念缺乏，传统观念影响较多。

调查显示，我市相当部分基层群众对以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为主要内容的村民自治工作理解不深，许多基层民众存在“我种我的田、闲事都不管，民主不民主，干部说了算”的心态，普遍民主意识不强，特别是老年人和妇女文化水平低、民主法律观念淡薄，民主政治参与意识差，致使在开展村民自治过程中出现许多问题和情况。同时，我国乡村由于几千年封建传统的影响，在群众民主意识、政治参与意识、法制观念方面都存在历史的空白，受传统观念影响较大，民主意识薄弱，使得农村在民主政治建设上出现民主选举随大流，宗族宗派意识浓厚，民主决策盲目性，民主管理随意性等问题。另一方面，由于受传统计划经济时代村务运作方式的影响，部分干部在事务决策上习惯闭门造车，工作作风上简单粗暴，工作方法上教条化，难以适应现代农村发展的需要。

2、从工作机制和制度方面看，领导体制不完善，教育管理缺乏针对性，评议机制缺乏实效性，监督管理难到位。

首先，领导体制不完善，村“两委”权力分配不合理，致使村党组织内部缺乏凝聚力和向心力，影响村民自治工作的进行。由于从传统的由上级党委直接向地方乡村委派任命村干部，向现阶段的由村民直选村干部的转变过程中领导体制的不完善，使得如何协调好村党支部和村民自治委员会关系成为目前比较突出的问题，也直接影响了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展开。

其次，由于缺乏相应的教育管理和监督机制，特别是适合地方实际的操作程序和方法，使得对干部群众的教育管理缺乏针对性，评议机制缺乏实效性，制约了干部群众素质的提高和民主监督权利的实行。同时主动学习教育的意识不强。从群众角度而言，由于较低的文化素质和较多生产生活任务，使得村民自我学习提高的困难较大；从党员干部角度而言，部分人主动学习的积极性不强，实践锻炼不够，满足于听指挥、听安排，使得基层民主政治建设难以达到理想程度。

3、从实践层面上看，农村工作矛盾集中，任务繁重，容易偏重经济发展，忽视民主政治建设。

相对于省市一级来说，乡村属于基层政权组织，村更是最基本的基层政权组织，有许多具体性和实质性的工作要做，许多事情看起来小，但关系到中央、省市政策措施的具体实施落实，因此，乡村工作可想而知，任务繁重，矛盾集中，在注重经济建设的社会氛围中，村级组织从地方实际利益和群众要求早日过上富裕生活的要求出发，容易偏重经济发展，而忽视民主政治建设。但令人深思的是，目前农村陷入这样一种不良循环：由于要加快地方发展，必须注重经济建设而无暇忙于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但民主政治建设的相对滞后又极大影响和阻碍了农村经济建设的进一步发展。打破这个循环需要我们正确分析问题，从民主政治建设入手，积极寻求对策，逐步解决和完善。

三、加强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途径和建议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扩大基层民主，实行村民自治，推进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针对上述调查中反映出来的问题，结合我市实际情况，加强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科学决策，民主管理，进一步加强对农村民主选举工作的领导。

各级党组织要把农村民主选举工作作为农村工作的重中之重，摆上重要议事日程。要切实加强领导，领导成员要落实责任制，实行挂点包村，加强指导协调。对情况较为复杂的村，上级党委要认真分析研究，充分估计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主要领导要下去加强指导，切实做好必要的工作。各级组织部门要切实做好工作，并加强与民政、农业等部门的沟通协调，为农村民主选举工作提供政策、业务指导，及时发现和解决选举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在民主选举之前，要认真组织广大村民学习“一法两办法”(即《村委会组织法》和《湖北省实施<村委会组织法>办法》、《湖北省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让广大村民领会农村民主选举的重要意义，了解掌握农村民主选举的有关规定，在正确行使权利的同时切实履行应尽的义务。在选举过程中，要善于维护党组织的领导权威，善于把群众的意见和建议吸收为党组织的决策依据，善于把党的意志转化成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同时，在选举过程中，要注意防止和及时处理各种违纪、违规行为，严禁贿选或利用宗族势力、恶势力操纵选举；对选举中出现的各种违纪、违规行为，要严肃处理，确保民主选举工作的顺利进行，真正把群众拥护的思想好、作风正、有文化、有本领、真心实意为群众办事的人选进村级领导班子。

（二）落实各项制度，继续抓好农村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工作。

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是村民自治的基本内容，民主选举是基础和前提，民主决策和民主管理是基本内容，民主监督是保障，它们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统一整体。这是当前加强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只有通过民主决策，才能实现党的意图和主张与人民群众的利益具体统一；只有通过民主管理，才能保证党的农村方针、政策的正确贯彻落实；只有通过民主监督，才能促进党风廉政建设。一是抓好村务、政务公开工作，重点是财务公开，把好公开形式和内容的质量关，切实解决村级财务公开透明度不高的问题。在调研过程中，我们认为灵乡镇财务结算中心的做法值得推广，他们在镇一级配置水平较高的专职会计，通过电脑联网实行对镇所属行政事业单位和乡村财务的统一管理，通过电脑触摸荧屏及时向群众公开镇村财务情况，接受群众监督。二是抓好民主议事和决策制度的落实，严格执行镇党委、村党支部议事决策规则，大力推行村务、政务论坛，专家论坛和实行听证制度，充分体现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解决过去由个人或少数人说了算的问题。三是抓好村民自治章程的落实，发动村民广泛参与村规民约、村民自治章程的制订和执行，解决过去村民行为无章可循、我行我素的问题。四是抓好党员干部民主评议和考核。严格执行民主评议制度，年终，村主要领导成员都要向党员干部、村民代表或人大代表述职，自觉接受评议，不称职票达30％以上的，上级党委要对其进行诫勉，采取组织措施予以调整。要严格执行村干部离任、年度审计制度，通过各种方法解决过去对镇、村干部监督乏力的问题。

（三）以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为契机，充分发挥农村党组织在稳步推进农村民主政治建设中的领导核心作用

1、贯彻落实村委会组织法，有领导、有秩序、有步骤地扩大基层民主。实行村民自治，是村党支部的一项重要工作。村党支部首先要认识到实行村民自治的重要意义。其次就是要把这项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确立工作目标，落实工作手段。村委会组织法是规范农村基层民主的根本大法，但它只是确定了一些大的原则和基本的操作程序，而我国社会各地经济发展呈现出不平衡性，因此农村基层党组织应利用对村民和村的事务比较熟悉的优势，通过制定正确的、符合村的实际情况、切实可行的决策，使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和村民群众自觉自愿地接受并真心实意地维护它的领导。

2、农村基层党组织要以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为契机，充分发挥农村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团结、带领广大群众一道建设现代农村民主政治。相对于城市而言，我国的农村经济、文化发展水平比较落后，再加上几千年的封建思想的残余影响，农民的民主意识还不是很强，对村民自治的认识也还不够。农村党员是农村中的先进分子。他们的一言一行对广大村民具有极大的示范、引导作用。农村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的发挥，有利于农村基层党组织实现它的领导。因此，要把农村民主政治这件大事办好，农村党员必须责无旁贷地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第一，要起带头作用。在遵守和执行村委会组织法的活动中，农村党员要处处走在前头，成为村民的表率和榜样。第二，要起骨干作用。农村党员在村民自治、扩大基层民主的活动中，要成为群众的中坚和核心。第三，要起桥梁作用。农村党员要向村民热情宣扬和解释村民自治这项基本政策，并及时地把群众的意见和要求向党组织反映，使自己成为党组织和群众密切联系的纽带。

（四）加强农村党内民主建设，扩大党内民主以带动基层民主政治建设。

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这一特点决定了党内民主建设状况对农村民主政治建设影响极大。假若在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进程中，党内民主滞后于党外民主，也就无从体现基层党组织的先导、示范的作用。因此，只有搞好党内民主建设，才能以此推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具体而言，新时期党内民主建设应抓好以下工作：不断地增强党员的民主意识，切实保证党员的民主权利不受侵犯，保证党员的民主权利得到充分的发挥；增强民主生活的公开性，增加党务的透明度，保证广大党员了解和参与党内事务；疏通党内民主的渠道，做到上级组织听取下级组织党员的意见以及实行党内监督；健全党内民主制度化，使党内民主生活正常地进行；完善和创新党内民主机制。尤其是要积极推行差额选举和“两推一选”制度，并强化选举的功能。我们认为村党支部选举，可以在继续推行和完善“两推一选”这一行之有效的党内选举机制的基础上，吸取和效法村委会的直接选举精神，由镇提出候选人建议名单，全体党员直选党支部书记；要效法村务、政务公开的做法，实行党务公开，特别是公开党费的使用情况。

（五）加大教育培训力度，切实提高农村党员干部群众的素质。

提高干部群众素质是推进基层民主政治进程的根本。实践证明，加强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关键在于提高干部群众的素质，形成依法治村、以德治村的良好环境和氛围。

一是要提高农村基层党组织成员和广大党员的素质。实行村民自治，对党的领导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它要求基层党组织转变和更新管理的思想观念，改变以前那种下命令、直接指挥的办法，学会用新的办法，诸如民主的方法、法制的方法、经济的方法和思想教育的方法组织和团结广大的农民，通过转变领导方式和改善领导方法来加强对村民自治的领导，并使党的领导贯穿于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全过程，渗透到村民自治的全过程，发挥党的先锋队的作用。为此，要加强对农村基层党组织成员和广大党员的教育培训，要深入开展农村“三个代表”学习教育活动，增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的全局观念、政策观念和宗旨意识；要通过逐步建立健全镇办、村办业余党校，健全党员教育网络；要继续开展党员民主评议，坚持制度，开展党员活动日、党员目标管理等活动，努力提高农村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的素质，切实增强市场经济条件下驾驭农村全局工作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