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化范文10篇

熊猫电子集团有限公司是一个具有68年历史、军民结合的综合性大型电子企业，长期以来为发展我国电子信息产业和国防与国民经济现代化做出了应有贡献。近几年来，公司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目标，坚持和贯彻民主集中制，积极推进决策与管理的民主化科学化，不断增强企业领导班子的团结与活力，保证了企业各项重大决策的正确和高效实施，实现了持续、协调、快速发展。

我们在实践中深刻认识到，坚持和贯彻民主集中制，既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完善法人治理结构的要求，也是加强企业管理、进行科学决策的一项重要原则，是实现企业健康发展的可靠保证。在现代企业制度下坚持和贯彻民主集中制，不仅没有矛盾，而且更为必要。为此，我们在坚持和贯彻民主集中制过程中牢牢把握以下重点与要求：

增强全局观念。熊猫集团是重要的军工企业，虽然已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但全部是国有股东。为在现代企业制度下更好地坚持和贯彻民主集中制，我们十分注重增强全局观念。在各股东之间，我们以公司整体、全局、长远发展的利益去协调矛盾、统一思想、形成合力。董事会坚持以大局为重进行决策；经理层认真执行董事会决议，努力实现公司整体利益、股东利益最大化。例如，2000年集团公司与股份公司进行资产重组，虽然从局部和短期看对集团公司利益有所影响，但股东会和董事会从全局和长远利益考虑，支持重组方案，使股份公司迅速扭亏为盈，实现了超常发展，从而也促进了集团公司加速发展。实践使我们认识到，全局观念是现代企业制度下坚持和贯彻民主集中制的重要思想基础。只有不断增强全局观念，才能更好地统一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的意志与目标，实现民主与集中的有效统一。

强化民主教育。民主是科学决策的前提。现代企业制度不仅没有否定民主集中制原则，而且对民主集中制赋予了更多新的内容。特别是法人治理结构实行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分权制衡，各司其职，这种制度安排使民主集中制成为企业的一项重要组织管理原则。市场竞争加剧，企业外部环境更加复杂多变，使经营风险增大，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显得更为重要。我们十分注重加强民主集中制教育，增强民主意识，一方面组织领导班子成员加强学习，把握现代企业制度下民主集中制的基本要求、基本程序和基本方法，摆正个人与集体、民主与集中的关系，自觉落实民主集中制的各项规定和要求；另一方面组织广大职工学管理知识，增强主人翁责任感，提高参加决策与管理的主动性，做到企业各项决策既充分发扬民主，又体现集中意志。

提高决策效率。市场瞬息万变，机遇稍纵即逝。只有高效果断决策，才能把握商机，适应激烈的国内外市场竞争。在现代企业制度下坚持和贯彻民主集中制，必须与这种市场特征相适应。我们致力于建立高效决策机制，正确处理民主与集中的关系，既防止没有广泛民主的独断专行或盲目、草率决策，也防止缺乏高度集中的议而不决、优柔寡断。特别是在经理层，我们强化高效行政指挥系统，按分工建立决策责任制，既追究决策失误也追究决策迟缓的责任。公司监察室对决策和实施过程开展效能监察，作为对各级经营管理人员考核评价的重要内容，从而大大提高了决策与实施的效率。

现代企业制度条件下全面坚持和贯彻民主集中制，是加强和改进国有企业领导班子思想政治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在国有企业的重要体现。我们所做的工作与企业改革发展的要求和兄弟单位相比还有不少差距。我们将以这次会议为契机，不断研究新情况、创造新方法、解决新问题，进一步提高公司的决策与管理水平，推进企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必须牢牢把握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这是衡量有没有真正学懂、是不是真心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最重要的标志。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就必须落实到各级党委和政府的决策过程中去。决策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一个地方的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成败。党中央反复强调，正确决策是各项工作成功的重要前提。最近，总书记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又强调指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路线，倾听群众呼声，反映群众意愿，集中群众智慧，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创新发展思路，努力使我们的方针政策更好地体现人民群众的利益，使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更快更好地发展起来，不断让人民群众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深刻认识这些重要论述，对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断提高各级党委和政府的决策能力和政策水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同志曾经说过：“政策是革命政党一切行动的出发点，并且表现于行动的过程和归宿。一个革命政党的任何行动都是实行政策。不是实行正确的政策，就是实行错误的政策；不是自觉地，就是盲目地实行某种政策。”因此，各级党委和政府必须坚持与时俱进，不断改革和完善决策机制，始终做到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从而使各项决策更加符合人民的利益，充分反映群众的愿望。

深刻了解民情是决策的基础。所谓民情，就是指存在于人民群众之中的真实情况，这是我们作出决策的根本依据。只有当决策正确反映客观世界时，才能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起促进作用，否则，就不会有什么作用，甚至还会起阻碍作用。因此，各级党委、政府无论作出什么决策，首先必须深入群众，深入基层，认真调查研究，了解实际情况，使各项决策真正建立在客观公正的坚实基础之上。

充分反映民意是决策的关键。所谓民意，就是指人民群众的各种意见、建议。在决策过程中，了解民情、体察民情是基础，反映民意、体现民意是关键。人民群众既应是各项决策的直接受益者，又是这些决策的具体实践者。他们的各种意见、建议和愿望，对各项决策的制定理应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因此，各级党委和政府作决策时必须广泛听取群众的呼声，充分反映人民的意愿，切实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各项决策正确与否的根本标准。广泛集中民智是决策的核心。人民群众既是物质文明的创造者，又是精神文明的创造者，也是政治文明的创造者。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基本原理，为各级党委和政府在作决策时始终坚持以民为本、广泛集中人民智慧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提出了明确的具体要求。人民群众的才能、智慧和丰富的创造力，是各级党委和政府作出决策时取之不尽的源泉和动力。综观许多地方和部门的正确决策，无一不是开发民智、集中民智、利用民智的结果。

切实珍惜民力是决策的落脚点。所谓民力，就是指蕴藏在人民群众之中的各种力量，既包括物质力量，也包括精神力量；既包括人力、物力和财力，也包括人的积极性、创造性和建设热情。有效运用民力，充分调动民力，是我们党取得中国革命伟大胜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巨大成就的宝贵经验。我们一定要发扬党的优良传统，爱惜人民的劳动果实，珍惜群众的建设热情，实事求是，量力而行，不搞那些劳民伤财、沽名钓誉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使我们的各项决策和工作更加符合客观实际和群众要求，从而进一步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改革和完善决策机制，推进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是我们党在新的世纪坚定地站在时代潮流的前头，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这三大历史任务的现实需要，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一项重要内容。邓小平同志指出：“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为此，各级党委和政府一定要从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政治高度，进一步重视决策问题，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全面加强制度建设，切实把推进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落到实处。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班级管理过程中所遇到的突出问题；引起思考；民主化班级管理模式的基本内涵；民主化班级管理的途径；实施民主化班级管理模式效果；构建班级民主化管理新模式的体会和感悟进行讲述。其中，主要包括：在担任班主任以后，随着学生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密，对校园环境的进一步熟悉，也逐渐暴露出了一些不尽人意的地方、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原因是比较复杂的，比如学生自觉意识不到位，制度本身刚性有余、柔性不足，班主任的工作方式缺乏艺术性等等、所谓民主化班级管理模式，有两层含义、根据班级现存的问题，要构建班级民主化管理新模式必须切中要害，本着“不求人人升学，但愿个个成功”的育人原则、班级学生民主管理模式实施以来，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也得到了家长、任课教师和学校的认可，产生了比较好的效果、民主化管理新模式实施以来，取得了比较显着的教育效果等，具体材料请详见：

学校是培养人才的基地，而班级是学生成长的摇篮。中学生正处于个体意识形成的初始阶段，是形成正确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的关键时期，要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纪律、有知识的高素质的人才，这是时代赋予的要求，也是广大家长对学校的嘱托。一个良好的班级会激励学生不断进取，促使其主动健康地成长，而班主任是班级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在班级的教育管理上须适应时代的要求，推陈出新，勇于探索，构建出适合班级实际情况的新管理模式，才能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才能使班级管理出成效。笔者结合班级管理的实际情况，对班级管理新模式、新途径进行了有效的探索，对这些管理模式进行了尝试，并作一反思。

1、班级管理过程中所遇到的突出问题

在担任班主任以后，随着学生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密，对校园环境的进一步熟悉，也逐渐暴露出了一些不尽人意的地方。第一，班级制度与学生行为脱节严重。班级管理制度可谓详尽，在开学初，本人进行了详细地制定，完善后也在墙上公布，明确规定了学生在班级里应该遵守的行为，但结果却相反，制度在学生眼中只是形同虚设，常常被置于不被重视的尴尬境地，尽管费尽心机强化班级制度，但效果不十分明显，经常有学生出现违纪违规现象。第二，班干部职能没有得到充分发挥。班级里的班干部可谓健全，大至班长，小至小组长，配备周到，工作也到位，但班级里时常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麻烦事，同一问题屡处理屡反弹，班干部的作用并没有得到真正发挥，班干部职能效应总是不尽人意。第三，班级部分学生学习主动性疲软。几个月以来，由于学生原来基础比较薄弱，部分学生学习主动性下降明显，这一势头有逐渐扩大的趋势，特别是班上的男同学，经常性上课睡觉，做一些与学习无关的事情。我在班级管理过程中可谓是尽心尽力了，可班级工作的某些方面总是跟不上兄弟班级，不能取得令人满意的成效，焦虑感尤如《孟子》中所记载的梁惠王所说的那样：“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矣……，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

2、引起思考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原因是比较复杂的，比如学生自觉意识不到位，制度本身刚性有余、柔性不足，班主任的工作方式缺乏艺术性等等。但有两点是可以肯定的，即班干部作用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和班级规章制度并没有内化到学生的思想观念中去，没有真正成为学生行为习惯的规范与指导。在这种情况下，再怎么完善的规章制度都只能是一纸空文，没有多大约束力和指导性。经过一段时间的探索，本人觉得“民主”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实践证明，学生的民主作用发挥得越强，学生的主体意识、主动精神也会发挥得越好。实行班级民主，就是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独立行事的能力，锻炼学生管理才干的方法。在班级管理中，如果班主任能充分发扬民主，发挥学生自我管理的主体作用，无疑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那么，如何来构建班级民主管理的新模式呢？如何来实现魏书生所说的“班级管理的重要目的是要培养学生良好的习惯和品质”呢？如何让学生真正对班级里的管理制度保持应有的尊重与实践？

推进干部工作民主化，是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基本方向，也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内在要求。近年来，中共十堰市委坚持党管干部原则与走群众路线相结合，在扩大民主、落实群众“四权”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实践，提高了干部工作的民主化水平。同时，我们也清醒地看到，与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相比，当前干部工作民主化的推进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和困难，比如干部考察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程序掩盖下的“幕后操作”问题，民主参与的范围如何合理界定等；忽视制度设计的配套性与关联度，甚至简单地以一个或几个环节的民主来替代整个过程的民主，等等。

为了解决干部工作民主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使之与整体推进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新形势相适应，当前需要认真研究和解决好以下问题。

一、准确把握干部工作民主化的基本取向。干部工作民主化的基本取向是，形成一种符合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方向和干部工作内在规律，能充分体现党管干部原则和公开、公正、平等、竞争的选人用人环境；建立一种视野开阔、充分体现“四权”的干部工作新机制；构建一种群众参与、制衡有力、有错必究的干部工作民主监督新体系；通过具体的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将民主原则、民主权利以制度的形式确定下来，变成党内共同遵守的办事规程和行为准则，以制度化建设来巩固和保障干部工作的民主化。

二、加快构建开放式的干部工作体制。一是要在坚持党管干部原则的基础上，创新党管干部的方法和手段，从过去包揽各项事务转到管原则、管标准、管程序、管调控方面来，从过去的直接和微观管理为主，转到以间接和宏观管理为主。二是与干部工作密切相关的党委各职能部门，既要各负其责，又要相互联动。干部作风和纪律的考核要发挥纪检部门的作用，理论素质的考核应发挥宣传部门的作用，工作实绩的考核要发挥统计、审计、环保等相关部门的作用，专业干部的选配要发挥政法、经济、文教卫等部门的作用，同时加强信息沟通、资源共享，形成党委统一领导、组织部门组织协调、相关部门互相配合的格局。三是要充分发扬党内民主，事关干部工作政策的制定、重要干部的选拔任用等重大事项，应及时在党内通报情况并广泛征求意见，从而有效地保证班子成员的充分表达权，全委会对重要干部任免的决策作用，党员代表参与决策和监督的作用。

三、重视制度建设的继承与创新。一是对已普遍实行并经实践检验行之有效的制度，要在继承中不断完善。多年来，干部工作已普遍推行了一系列有利于扩大民主的制度，如把民主推荐、任前公示作为选任干部的必经程序，把民主评议作为评判干部的重要依据，把推行公开选拔和竞争上岗作为拓宽选人用人渠道的重要途径等，对这些好的制度方法，应坚持推行下去。同时，应不断加以改进和完善，防止执行制度流于形式。二是要围绕突破制度建设中的重点、难点，加大创新力度。比如，为防止公开选拔出现“高分低能”的情况，可在传统笔试加面试的基础上，增加民意测验、实地调研、群众代表参与评分等工作环节，从而侧重考核干部的实际工作能力和群众公认程度。再如，为了解决因不知情而出现“信息短路”，进而导致民主监督乏力的问题，可试行常委会专题向全委会报告干部工作有关情况制度，全委会对常委会干部工作的有关情况有权提出质询；对于个别不称职的干部和干部工作中的一些热点问题，应允许党员代表联名提出咨询议案和罢免动议，提交全委会讨论决定，有效保障全委会参与民主决策、民主监督的权利。三是要加强资源的有效整合，防止出现制度的重复建设，切实降低改革成本。近年来，我市各地先后进行了差额推荐、差额考察、差额票决、公推直选以及试行生活圈、社交圈考察等试点，效果都比较好。对这些经过试点并取得明显效果的成功经验和做法，应注意充分借鉴和吸收，及时总结并上升为规范性的制度，逐步在面上推行，从而实现制度创新成果的价值转换和延伸。

四、防止制度设计和具体运用上的陷阱。目前有一种现象值得关注，就是一些地方制定出台的制度文件很多，但实际执行的效果却不尽如人意，甚至出现水土不服的情况。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方面，设计的民主程序、方式过于繁琐，形式与内容脱离实际，增加了具体操作的难度。另一方面，思想上有急于求成的倾向，以致欲速则不达。为此，在推进干部工作民主化的过程中，要注意处理好以下三个关系：一是严谨性与实效性的关系。既要考虑程序和方法设计的严谨与科学，形成互相衔接、相互配套的制度体系；又要确保制度体现“精简、管用”的特点，使之简便易行、便于操作。二是原则性与灵活性的关系。既要坚持服务大局的原则性，又要注重从实际出发的灵活性，所制定的民主方式、程序和办法要与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相结合，兼顾具体情况和把握有利时机，有序推进、逐步深化，不能生搬硬套。三是适应性与适度性的关系。在制度、办法的具体运用中，要尽可能地考虑干部群众和社会环境的承受力，特别是对涉及范围和程度的问题要恰当地把握好尺度。

1.当代世界民主化浪潮及对政治发展理论提出的新课题

发展中国家能否实现民主？或者说，现代民主的政治形式是否能够成功地移植到非西方国家？许多政治学家曾对此持怀疑态度。在60～70年代，世界上的一些权威主义政权显得稳定和强有力，而大批建立民主政体的发展中国家却充满危机和混乱，纷纷倒向军人独裁政体，从而形成一股强劲的全球性非民主化浪潮。这种情况带来政治学界对民主在发展中国家适用性的非常广泛的悲观主义情绪。在某种程度上，我国一些政治学者在80年代提出的“新权威主义”也是这种思潮的一种反映。

然而历史的发展却使这种悲观主义理论不攻自破。自70年代中期起，一股巨大的民主化潮流从欧洲南部悄然兴起，导致葡萄牙、西班牙和希腊的军人独裁政权垮台，西欧最后这三个权威主义政体完成了向民主的过渡。接着，民主化潮流漫卷拉丁美洲，军人独裁者纷纷交出政权，让位给民选的文人政府。到80年代末，这片大陆已经基本上实现了民主化。80年代中期，民主化的潮流涌入东亚和南亚，菲律宾、韩国等实现了向民主的过渡。到80年代末，民主化潮流迅猛席卷“斯拉夫－东正教”地区，前苏联和东欧集团各国一个接一个转向西方式的民主道路。80年代末和90年代，民主化潮流也回荡于撒哈拉以南的黑非洲，冲击着“中东－伊斯兰教”地区。美国著名政治学家S.亨廷顿把这次民主化运动称为“第三次民主化浪潮”。根据他的说法，从1974年到1990年，世界上有约30个国家由权威主义政治过渡到民主，另有20多个国家出现了强大的民主运动，或开始了朝向民主化的改革。⑴进入90年代，又有数以十计的国家完成或开始了向民主的转变。正如L·达尔蒙德和M·波莱特耐尔所说：“当未来历史学家回首20世纪时，他们可能把这个世纪的最后四分之一视为现代文明史上最重要的民主躁动时期。”有的学者乐观地指出，“民主已经成为这个时代唯一受到尊重的政治制度。”“20世纪是民主的世纪。”⑵这场民主化潮流使我们有可能重新审视传统的政治发展理论，特别对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问题形成更明确更有根据的认识。在70年代以前，虽然有部分发展中国家走上了民主道路，但大多是受到西方政治文化冲击而产生的暂时效应，或属于某种特殊历史条件的产物。这种没有深厚根基的民主或者很快就垮掉，或者难以健康地运作。而在当前这场民主化浪潮中，有如此众多的非西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实现了向民主的转变，其中多数国家向民主的转变都是自身民主化条件发育成熟的结果。它表现为：这些国家向民主的过渡多都是以较为和平的方式实现的，很少暴力和流血；民主制度建立后，很少遇到强大的反抗，基本没有反复；民主制度的运作较为顺利，民主制度和民主价值为多数国民所认同。⑶这样，它就为我们认识发展中国家民主化问提提供了可靠的材料。本文拟根据近20来来各国民主化的实践，参考国外有关的研究成果，对发展中国家民主化的诸种前提作一个初步的分析。

2.经济发展与政治民主化的定量联系

经济因素与政治民主的关系历来为人们所强调。但是，关于两者之间具体的联系方式人们却有着不同的认识。第三次民主化浪潮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在于，根据数十个国家的经验，我们大致可以确定当展中国家向民主过渡的经济阀值。

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李普塞特对经济发展与民主之间正相关的联系作出过精彩的论述。他引用一些数字证明：“民主较多国家的财富、工业化、城市化程度和教育水平的平均数要高得多。”依次而降，是“民主较少”的国家和“独裁较少”的国家，而在“独裁较多”的国家这些指标处于最低水平。⑷李普塞特以后，许多研究者沿着这个思路探寻民主化的原因，把民主化视为经济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国民收入和教育水平的提高等）的一个必然产物，而把一个国家的GNP视为解释民主的“关键的变量”。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我国既有司法职权运行机制存在的弊端；建立民主化的司法职权运行机制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法律欲实现其调整社会的功能，必须通过司法方能实现、作为司法体制改革的一部分的既有的司法职权配置及其运行机制也存在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之处、既有司法职权运行程序的过于神秘性，导致司法可信度降低、审判管理的行政化，导致司法干扰因素增强、法官独立性降低，影响案件的审判质量、社会中纠纷的解决途径有多种，司法仅仅是其中之一而已、扩大司法公开的范围，最大可能地公开审判管理信息、建立以保障法官独立为限度的职权行使民主机制、完善内部监督制约机制，保障民主化的司法职权运行机制功能的发挥等，具体请详见。

1我国既有司法职权运行机制存在的弊端

法律欲实现其调整社会的功能，必须通过司法方能实现。法官又是“法律经由精神王国进入现实王国控制社会生活关系的大门。法律借助法官而降临尘世。”1作为司法主体的法官欲切实发挥法律调整社会的功能，必须拥有一定的职权才能实现。但是法官所具有的职权系由国家所授予并代表国家而行使，为了保障法官所享有的职权的行使能够得到充分的保障，以确保司法公正，也为了对法官所享有的职权进行必要的限制，以抑制司法不公，国家必须对法官所享有的职权作出制度上的设计和规定。因此，法官所享有的职权能否得以顺利行使并实现行使职权以保障司法公正的目标，取决于该制度设计是否合理。同时该制度设计下的职权运行机制是否合理、能否切实实现其预定功能和目标，只有通过实践检验才能加以证明。而任何制度的设计必然根植于该制度所处的具体国情，并反映具体国情。应该说，我国既有的司法职权运行机制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设计的，并且也曾起到了其应有的作用，例如合议制的少数服从多数原则，在当时法官整体素质不高的情况下，有利于充分发挥集体智慧以减少错案的发生。但是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而基本上依据建国初期的政治设计和司法理念，建立于计划经济基础之上的现行司法体制，远不能适应变化了的市场经济情况。”2作为司法体制改革的一部分的既有的司法职权配置及其运行机制也存在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之处。特别是“司法改革断断续续进行了10个年头，今天似乎走到了人们基本不满意的地步。在法治国家，虽然官员腐败也偶有所闻，司法腐败还是十分鲜见的。但是在转型中国的改革过程中，不仅司法不公、司法腐败、“吃了原告吃被告”早已成了市井百姓耳熟能详的词语，而且腐败方式花样翻新、层出不穷。”3进一步增加了人们对于判决可能存在暗箱操作或幕后交易情形的怀疑。本应作为社会矛盾解压阀的司法，一定意义上却成了社会矛盾的激发器。形式上看，造成司法不公的原因来自方方面面，但实质上，司法不公的根本原因在于司法体制。4在此情况下，正义若不能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得以实现，司法便难以获得其应有的权威。

1.1既有司法职权运行程序的过于神秘性，导致司法可信度降低。虽然司法公开制度已为法律所规定，但是审判实践中大部分案件仅仅是停留在公开开庭审理和宣判，对于案件立案后何时移交至具体审理的审判业务庭、移交后何时应该开庭进行审理、开庭审理后何时应对案件进行评议、评议后何时应进行宣判和送达等审判流程，一般情况下当事人均无从知晓。特别是对于延长审限而久拖未决问题，虽然并不违反有关法律规定，但是审判实践中对于延长审限的理由和期限往往也未及时告知当事人。当事人难以对审判活动的全过程进行观察和监督。而且，当今的社会是信息高度发达的社会，对于案件审理中存在的请示汇报和裁判文书须经领导审批签发的情况也已为大多数人所了解。在此情况下，难免使当事人特别是败诉方对该裁判是否存在暗箱操作和幕后交易产生合理怀疑。从而影响司法公信力，降低司法权威。

1.2审判管理的行政化，导致司法干扰因素增强。“我国现行的司法权运行机制带有较强的行政色彩，表现在法院内部管理机制的行政化领导。”5由于长期受行政管理方式的影响，我国司法机关基本上是以行政管理的方式来管理司法工作，特别是审判机关往往习惯于以此方式来管理法院的审判工作。6审判实践中普遍存在案件的立案受理到最后作出裁判均需经领导审批的现象，或者可以说案件最终的处理结果并非合议庭所能自主决定。此种“以行政方式进行审判管理的案件审批制度存在违反回避、直接原则、违反干预法官作出的裁判结果。”7在案件须经领导审批，而现在的错案责任追究制度又是直接针对案件承办人或合议庭课以相应责任，案件承包人或合议庭为避免承担错案追究的责任一般都会秉持案件事实和有关法律规定作出相应的裁判的情况下，当事人从其自身利益出发则往往会想方设法通过托关系找领导以影响合议庭对案件的处理意见。从而导致司法干扰因素增加，影响承办法官和合议庭独立思考和集体智慧的发挥，最终影响司法公正。

1.3法官独立性降低，影响案件的审判质量。虽然法律赋予合议庭成员对于案件的处理具有同等的权力，但是我们的合议规则是贯彻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而审判实践中又确实存在“合而不议”由承办法官一个人说了算、案件的最终处理结果并非由具体审理案件熟知案情的承办法官所作出，而是由仅凭听取承办法官的案情汇报或仅通过查阅卷宗材料而获悉案情的其他合议庭成员依多数意见作出、甚至直接基于领导的意见作出的现象。虽然错案责任追究制度规定的追究对象一般为承办法官或合议庭成员，但是在实际进行追究时往往考虑是否领导因素包含其中而作差别对待。因此承办法官为免于担责往往宁愿服从合议庭的多数意见或按领导的意见对案件作出处理。此种“审与判分离”的司法实际，即使合议制的发挥集体智慧的民主功能未能充分发挥，又使作为司法权的实际行使者的法官未能切实行使其权利，或者可以说是变相剥夺了法官履行职责所应具有的权利，降低了法官审理案件力求公正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并相应使其缺乏责任心。从而导致案件审判质量下降，影响案件的公正裁决。

【内容提要】加强党内民主制度建设应在党代会制度、党委会制度、选举制度、监督制度等环节上进行制度创新。目前情况下可考虑试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发挥党委会在集体领导各个环节中的重要作用，适度增强党内选举的竞争性，在党的基层选举中推行直选制。

【摘要题】理论园地•理论探讨

【关键词】“5•31”讲话/政治生活民主化/政治文明

【正文】

同志在“5•31”讲话中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总书记这一重要论述立足于国际国内大局和时展潮流，高屋建瓴地提出了新世纪政治体制改革的战略目标和基本思路，对实现政治生活民主化，坚定不移地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道路，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20世纪后期世界上几个大党老党失去执政地位的历史启示

同志在“5·31”讲话中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总书记这一重要论述立足于国际国内大局和时展潮流，高屋建瓴地提出了新世纪政治体制改革的战略目标和基本思路，对实现政治生活民主化，坚定不移地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道路，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20世纪后期世界上几个大党老党失去执政地位的历史启示

20世纪后期，世界政党政治中最引人深思的现象是，一些曾长期在一些国家和地区连续执政几十年的大党、老党纷纷失去执政地位。发生这种现象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这个问题很值得我们关注。

根据有关调查研究资料，日本自民党、印度国大党、印尼专业集团、墨西哥革命制度党之所以执政失败，其中一条带有规律性的共同原因，就是政治腐败，缺乏民主。

例如：日本自民党，成立于1955年，连续执政38年，在1993年大选中失败。其主要原因就是政治腐败侵蚀了自民党的根基。自民党执政后，金权丑闻接连不断。20世纪70年代田中角荣、80年代竹下登以及以后上台的宇野宗佑、海部俊树、宫泽喜一等，都因受贿、偷税、漏税失去了国民的信任。而金权丑闻的背后，根子在于党内派系林立，缺乏民主。自1955年自由党和合并成自由以来，派系斗争始终是自民党政治一大特色。派系斗争的核心是“权”，即谁当总裁进而成为首相。有“权”就有“利”、“权利相关”。自民党内有句话：要想当总裁，首先要成为派系领袖，在党内建立自己的派系。但维持派系需要大量金钱。单靠合法的政治资金很难维持派系正常活动，因此只有从非法途径集聚“政治资金”。结果不免闹出“金钱”丑闻。新闻媒体对日本有种说法，叫做“一流经济，二流生活，三流政治”。自民党内元老当权、派系斗争、密室策划等陋习，不仅日本国民厌倦，党内也不满。结果在冷战后民主化浪潮冲击下垮台。

再比如印度国大党（国民大会党），成立于1885年，1946年印独立后执政，前后长达45年时间，党员3000多万，在1999年选举中失败，沦为反对党。其主要原因，是由于党内专制，缺乏民主。英·甘地任党主席期间，达到极点，她独断专行地炮制1975年“紧急状态”，短时间内逮捕了十多万所谓“异己分子”，严重削弱了执政基础。加之执政的国大党主席与国大党政府总理之间争权夺利，尼赫鲁在世时由于他的巨大威望，才没有酿成党内分裂。尼去世后，国大党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派系力量失衡分裂。反对党力量成长壮大。加上国大党长期背着“历史长、独立早、南亚老大”的包袱，倚老卖老，固步自封，治党治国不力，导致贫富两极分化、社会问题严重。10亿人中，有1.5亿住贫民窟，有5亿人未用上电，3亿多人未有安全饮水，4亿多人是文盲，50%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全国失业人口7000万，童工1亿多，引起广大人民不满。结果使这个百年老党，失去了执政地位。

推进干部工作民主化，是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基本方向，也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内在要求。近年来，中共十堰市委坚持党管干部原则与走群众路线相结合，在扩大民主、落实群众“四权”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实践，提高了干部工作的民主化水平。同时，我们也清醒地看到，与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相比，当前干部工作民主化的推进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和困难，比如干部考察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程序掩盖下的“幕后操作”问题，民主参与的范围如何合理界定等；忽视制度设计的配套性与关联度，甚至简单地以一个或几个环节的民主来替代整个过程的民主，等等。

为了解决干部工作民主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使之与整体推进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新形势相适应，当前需要认真研究和解决好以下问题。

一、准确把握干部工作民主化的基本取向。干部工作民主化的基本取向是，形成一种符合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方向和干部工作内在规律，能充分体现党管干部原则和公开、公正、平等、竞争的选人用人环境；建立一种视野开阔、充分体现“四权”的干部工作新机制；构建一种群众参与、制衡有力、有错必究的干部工作民主监督新体系；通过具体的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将民主原则、民主权利以制度的形式确定下来，变成党内共同遵守的办事规程和行为准则，以制度化建设来巩固和保障干部工作的民主化。

二、加快构建开放式的干部工作体制。一是要在坚持党管干部原则的基础上，创新党管干部的方法和手段，从过去包揽各项事务转到管原则、管标准、管程序、管调控方面来，从过去的直接和微观管理为主，转到以间接和宏观管理为主。二是与干部工作密切相关的党委各职能部门，既要各负其责，又要相互联动。干部作风和纪律的考核要发挥纪检部门的作用，理论素质的考核应发挥宣传部门的作用，工作实绩的考核要发挥统计、审计、环保等相关部门的作用，专业干部的选配要发挥政法、经济、文教卫等部门的作用，同时加强信息沟通、资源共享，形成党委统一领导、组织部门组织协调、相关部门互相配合的格局。三是要充分发扬党内民主，事关干部工作政策的制定、重要干部的选拔任用等重大事项，应及时在党内通报情况并广泛征求意见，从而有效地保证班子成员的充分表达权，全委会对重要干部任免的决策作用，党员代表参与决策和监督的作用。

三、重视制度建设的继承与创新。一是对已普遍实行并经实践检验行之有效的制度，要在继承中不断完善。多年来，干部工作已普遍推行了一系列有利于扩大民主的制度，如把民主推荐、任前公示作为选任干部的必经程序，把民主评议作为评判干部的重要依据，把推行公开选拔和竞争上岗作为拓宽选人用人渠道的重要途径等，对这些好的制度方法，应坚持推行下去。同时，应不断加以改进和完善，防止执行制度流于形式。二是要围绕突破制度建设中的重点、难点，加大创新力度。比如，为防止公开选拔出现“高分低能”的情况，可在传统笔试加面试的基础上，增加民意测验、实地调研、群众代表参与评分等工作环节，从而侧重考核干部的实际工作能力和群众公认程度。再如，为了解决因不知情而出现“信息短路”，进而导致民主监督乏力的问题，可试行常委会专题向全委会报告干部工作有关情况制度，全委会对常委会干部工作的有关情况有权提出质询；对于个别不称职的干部和干部工作中的一些热点问题，应允许党员代表联名提出咨询议案和罢免动议，提交全委会讨论决定，有效保障全委会参与民主决策、民主监督的权利。三是要加强资源的有效整合，防止出现制度的重复建设，切实降低改革成本。近年来，我市各地先后进行了差额推荐、差额考察、差额票决、公推直选以及试行生活圈、社交圈考察等试点，效果都比较好。对这些经过试点并取得明显效果的成功经验和做法，应注意充分借鉴和吸收，及时总结并上升为规范性的制度，逐步在面上推行，从而实现制度创新成果的价值转换和延伸。

四、防止制度设计和具体运用上的陷阱。目前有一种现象值得关注，就是一些地方制定出台的制度文件很多，但实际执行的效果却不尽如人意，甚至出现水土不服的情况。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方面，设计的民主程序、方式过于繁琐，形式与内容脱离实际，增加了具体操作的难度。另一方面，思想上有急于求成的倾向，以致欲速则不达。为此，在推进干部工作民主化的过程中，要注意处理好以下三个关系：一是严谨性与实效性的关系。既要考虑程序和方法设计的严谨与科学，形成互相衔接、相互配套的制度体系；又要确保制度体现“精简、管用”的特点，使之简便易行、便于操作。二是原则性与灵活性的关系。既要坚持服务大局的原则性，又要注重从实际出发的灵活性，所制定的民主方式、程序和办法要与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相结合，兼顾具体情况和把握有利时机，有序推进、逐步深化，不能生搬硬套。三是适应性与适度性的关系。在制度、办法的具体运用中，要尽可能地考虑干部群众和社会环境的承受力，特别是对涉及范围和程度的问题要恰当地把握好尺度。

内容提要：本文依据治村者的品性和能力，区分出好人型、强人型、恶人型、能人型的四中理想类型村治型态。讨论了村庄性质、民主制度和治村者的互动关系，认为在当前村庄舆论大多解体、村集体经济资源普遍匮乏的背景下，治村者个人品性和能力对村级治理具有决定性影响，而村级治理的民主化，又成为推动民主化村级治理型态变动的制度力量。本文试图初步描画村治理型态循环的一般图景。

关键词：村民自治村治型态村治的循环乡土政治

中国人特别关心由谁来治理村庄，因此有“能人治村”和“恶人治村”之说。的确，不同能力和品性的人治理村庄，会有相当不同的结果。自1987《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开始试行，特别是1998年正式颁布实施以来，按法律规定，村干部应由村民选举产生，村民选举什么样的人上来当村干部，就产生了什么样的村级治理型态。因为村庄社会面对的问题及村庄社会内在性质的差异，在选举和治村型态上，有着颇为复杂的关系。本文试图讨论这种关系。

一、村级治理的四种型态

我们习惯说“能人治村”或“恶人治村”，是以村干部个人的品性和治村能力来评论村级治理的型态。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区分出四种相当不同的村级治理型态，即好人型、强人型、恶人型和能人型村治。好人是从治村干部的品性上讲的，一般具有良好人品和人缘，不愿随意用粗暴的手段去惩治村中任何一个村民，也缺乏让一般村民畏惧的个人力量。正因为好人不愿惩治村民，对于村中一些不良倾向与行为不闻不问，害怕得罪村民，而被村民称为“老好人”。好人治村的优点在于，他一般不会化公为私，谋求私利，他也不会在村中为非作歹，他因为缺乏足够的个人魄力而不会给村庄造成个人决断失误所带来的损失。好人治村也有不足，其中最糟糕之处是好人往往迁就村中恶行，缺乏与坏人坏事作斗争的勇气和决心，也没有抵制村中不良势力的个人魄力。总体来讲，好人治村，因为个人能力和性格上的特点，他很难为村民创造额外的公共收益，一般也不会损害村民已有的公益。好人治村，无所作为，无为而治。

与好人相对应的是强人。强人也是从品性上讲的，性格强悍之人，这样的人敢于承担责任，敢于与村中不良倾向作斗争，他往往具有令一般村民畏惧的健壮身体、社会关系或暴烈个性。强人治村的好处是他敢于碰硬，在大多数村民的支持下，他敢于惩罚那些有损全村公益的行为和村民，他通过减少村中少数人的收益，而创造于全体村民更多的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