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社会主义范文10篇

民主社会主义范文篇1

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要通过权力的监督制衡、吏治的改革、行政机构的改革和行政垄断的治理，实现社会主义民主。为此，要加大力度科学设计和出台民主考察、民主选举和民主监督制度，党的纪律检查制度和国家监察制度，党、政、立法、司法分工制衡和相互关系制度等。

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一样，应当渐进式进行，不能希望通过一个“休克疗法”，一夜之间一步到位，这既是不可能的，也是十分危险的。但渐进也必须真正进行。渐进的第一步，最急迫要做的就是政府定规矩，在新形势下把政府自身的职能、运作程序搞清楚，建立一套公开透明的制度、一套规范，形成一套公共监督机制来规范政府的运作。

行政体制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中介点，是我国的改革从经济体制同政治体制、社会体制、文化体制全面改革的重要环节。行政体制改革的中心任务和目标是从“全能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的战略转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过程，实际上就是政府的不断转型过程。转型的基本目标是使中国过去那种掌权型、控制型、主宰型、服务型为一体的“全能型政府”转变为“公共服务型”政府。就现在来说，政府的职能表现出多元复杂情况，既有“越位”――干了应该由市场干的事；也有“错位”问题――官场通行市场原则，市场通行官场原则；还有“缺位”问题――低效、失职和不作为。无论是“越位”、“错位”，还是“缺位”，都不是一个完备的现代政府，这就要通过加大政府自身的改革力度实现政府转型。

当代世界国家与国家的关系，主导因素已经非意识形态化了，而是服从国家和民族利益问题了。从整个世界范围来看，国与国之间的政治、经济权势是不平等地交织在一起的，大国强国霸权主义从来没有消失过。一些强国一方面希望中国经济的发展为它们提供更多的市场，另一方面又在骨子里极不情愿中国崛起，希望中国像苏联、南斯拉夫那样解体和分裂，好为强国所左右和支配，以确保原有国际秩序中大国的地位。

对此必须高度警惕，必须理智深邃地思考，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民主发展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才能强有力地应对世界格局。中国经过政治体制改革所建立民主、高效、廉洁的政府，应该是一个强政府，还是一个弱政府；民主改革和政治文明是要削弱中央政府的权威，还是强化中央政府的权威；是要增强党的执政能力，还是要削弱党的执政能力。

中国曾经历了数千年“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动荡历史，这种周期性的历史震荡，每次都给社会、给人民造成了生灵涂炭的巨大灾难。要避免这种恶性周期和巨大灾难，必须要有一个富有权威的执政党及其中央政府。必须了解这样一个客观规律:一个国家任何时候都同时存在向心力和离心力。执政党及其中央政府强大时，向心力大于离心力，国家统一、完整、稳定和富强；否则，离心力大于向心力，国家四分五裂。要排除离心力这种潜在的分裂力量，必须保持一个富有权威的执政党及其中央政府。

制约和制衡政府的权力、与强化中央政府的权威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幅员辽阔、民族众多、情况复杂、变数很多的国家，要实现民族团结、国家统一、长治久安和富强，增强党的执政能力和强化中央政府的权威极其重要。只有执政党和中央政府民主、高效、廉洁和富有权威，才能带领人民凝聚在一起坚强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民主社会主义范文篇2

[关键词]传统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生产资料生活资料按父亲血统下传的继承制

谢韬先生的大作《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1)发表以后，在理论界引起大讨论。笔者也谈点自己的看法：对于谢韬先生的一些观点，——恩格斯晚年放弃了共产主义大目标、否定武装夺取政权等，表示坚决反对；而对于他的这一观点——民主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是马克思主义的最高成果。却是举双手赞成。

一、关于社会主义概念

在很多批驳谢韬先生的文章中，对于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的社会主义和我们今天称谓的社会主义不加以区分，以为它们是一回事。其实在马恩著作中如果社会主义前面不加定语（如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是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通用的。而我们今天称之为的社会主义是和共产主义相区别的概念。被认为是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将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称之为社会主义（2)，将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称之为共产主义（其实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在1908年就已经提出来了这一用法）。而社会主义也就成为“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别称（本文凡是没有定语的社会主义指称的就是“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

二、回归马克思，重新认识马克思本意的社会主义

科学社会主义学说被原苏联理论界搞得混乱不堪,尤其是对社会主义产生了严重的误读，离马克思的本意相去甚远.因此，有必要回归马克思，重新认识马克思的本意。我在《关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之谜》（3）一文中，专题批判了将社会主义看作公有制初级形态的误读（以下简称“误读”），认为: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从当时的文化背景看，实际上表达的是人类社会第二次转化。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与他们关系密切的马克思主义者均不将“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看作覆盖全社会的纯粹的公有制。“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是空想社会主义和巴黎公社经验的互补，是公有制生长的起点和过程。过渡时期包含着资本主义的灭亡(即最后阶段)和共产主义的生长(即第一阶段)以及二者的此消彼长(3)。我已在上述拙文中探讨了他从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布雷那里借来了按劳分配；这里则重点根据巴黎公社经验，来窥探他的蓝图。并且以此为标准，衡量传统社会主义（以原苏联、中国为代表）和民主社会主义（以瑞典为代表），哪一个更接近他的本意。

1、从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看。马克思说：“公社是由巴黎各区通过普选选出的市政委员组成的。这些委员是负责任的,随时可以罢免。其中大多数自然都是工人或公认的工人阶级代表……从公社委员起,自上至下一切公职人员,都只能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报酬。从前国家的高官显宦所享有的一切特权以及公务津贴,都随着这些人物本身的消失而消失了。”（4)p55―56“公社实现了所有资产阶级革命都提出的廉价政府这一口号,……给共和国奠定了真正民主制度的基础。”(4)p58“如果用等级授职制去代替普选制，那是最违背公社精神不过的”。（4）p57“行使这些职能的人已经不能够像在旧的政府机器里面那样使自己凌驾于现实社会之上了，因为这些职能应由公社的官吏执行，因而总是处于切实的监督之下。社会公职不会再是中央政府赏赐给它的爪牙的私有财产。”（4）p121

无须赘言，民主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明显比传统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更接近马克思的本意。

2、从社会主义的原则看。按照马恩的本意，社会主义的任务就是通过夺取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来变革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一任务本身存在的问题下文再讨论）。而要完成这一任务不是随意的而是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先看马克思是怎样讲的：“工人阶级并没有期望公社做出奇迹。他们不是要凭一纸人民法令来实现现成的乌托邦。他们知道,为了谋求自己的解放,并同时创造出现代社会在本身经济因素作用下不可遏止地向其趋归的那种更高形式,他们必须经过长期的斗争,必须经过一系列将把环境和人都加以改造的历史过程。工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由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4)p60“他们知道，目前资本和土地所有权的自然规律的自发作用，只有经过新条件的漫长发展过程，才能被自由联合劳动的社会经济规律自发作用所代替，正如‘奴隶制经济的自发作用’和‘农奴制经济规律自发作用’之被代替一样”。（4）p99“公社提供合理的环境，使阶级斗争能够以最合理、最人道的方式经历它的几个不同阶段”。（4）p98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提出的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进行强制性干预的10条措施（以下简称10条措施），其实也是关于社会主义的设计。不过针对的是“最先进的国家”以及“文明国家的联合行动”。难能可贵的是10条措施里有具体的时间概念，就是第三条，“废除继承权”。当时有财产权的资本家当然有老中青三种人，而要废除青年资本家后人的继承权，需要几十年。实际上马克思是将最后一代资本家的自然消亡作为夺取资产阶级的最后时间（实际上也有问题，后面还要研究）。而巴黎公社不属于最先进的国家，而且没有“文明国家的联合行动”的国际环境，所需要的时间自然要长得多。

对于社会主义的原则恩格斯讲得更具体：“只有在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发展到甚至对我们现代条件来说也是很高的程度，才有可能把生产提高到这样的水平，以致使得阶级差别的消除成为真正的进步，使得这种消除可以持续下去，并且不致在社会的生产方式中引起停滞或甚至倒退。”（5）p273他在1853年4月12日致约瑟夫·魏德迈的信中说：“我感到，由于其他政党一筹莫展和委靡不振，我们的党有一天不得不出来执政，而归根结蒂是去实行那些并不直接符合我们的利益，而是直接符合一般革命的利益、特别是小资产阶级利益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在无产阶级大众的压力下，由于被我们自己所发表的、或多或少地已被曲解的、而且在党派斗争中多少带着激昂情绪提出来的声明和计划所约束，我们将不得不进行共产主义的实验，并实行跳跃，但这样做还不是时候，这一点我们自己知道得非常清楚。这样做，我们会丢掉脑袋，——但愿只在肉体方面，——就会出现反动，并且在全世界能够对这种事情作出历史的判断以前，我们不仅会被人视为怪物（这倒无所谓），而且会被人看成笨蛋（那就糟糕多了）。”（6）p587-588（据说列宁就是看到恩格斯的这一段话才提出新经济政策的）。

将上述马恩的观点加以总结，联系他们的一贯主张，就可以概括出关于社会主义必须遵循的五项原则：A、要成为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比如马恩讲的，私有制自行消亡、国家自行消亡）；B、要遵循历史发展规律；C、要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D、要有超出资本主义的发展速度；F、要使社会日趋公平公正。

现在以以上五项原则来衡量传统社会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

瑞典社民党一开始也把夺取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作为变革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根本措施。但是他们很快发现，那是一个无法完成的任务。此路不通另僻蹊径，才选择了限制和改造资产阶级的路径。这一路径的实质就是把夺取资产阶级的生活资料作为变革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根本措施，——这当然是一条和马恩的引导完全不同的路径。具体的做法是A、将10条措施中的第二条征收高额累进税作为主要措施，长期坚持；B、国家干预经济（早于凯恩斯提出，是他们的独创）。“私人企业只要能够完成所给予的任务——在全面而有效地使用劳动力和生产资料情况下，给广大群众以技术上所能允许的最大好处，就可以像以往一样存在下去”。否则，政府将采取必要的“计划性措施对其进行干预”。瑞典学者阿德勒－卡尔松在《职能社会主义——瑞典的民主社会化理论》一书中说，“实现任何社会主义政策的第一个先决条件是贫穷国家的主要权力主体甘心为人民大众的利益行事，而不是去维护少数权势集团的特权。”所以它不再只是一个钱多、钱少的问题，而是一个更公平的问题，是全国公民无论男女，无论工人、农民、官员，无论职位、级别高低，无论收入多少，都能够公平享有社会保障的问题。比如，政府有责任帮助每一个失业者找到工作；养老金人人都有权享受，并不是有工作的人才有；给小孩的补贴也一样，每个家庭都有份，按小孩的人头发给；医疗保险也是全民享有，不因职位高低和就业部门不同而有区分；住房政策则是“人人有房可居”。瑞典社民党的理论家从1930年代开始提出并逐渐完善的一整套理论，以及依据这些理论制订的政策方针，无不是在重新分配上做文章。实际上，瑞典社民党一直以来做的事情就是，“夺取和控制所有权职能中的若干职能。而这些职能早先是由资本家自己控制的，在其他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这些职能仍旧由资本家自己控制。”这是一些什么职能呢？比如就业培训指导、教育、医疗、养老，所有这些领域的资源，都要由国家来统一、公平地分配。这就是所谓“经济领域私有化＋社会领域社会化”的模式。

这一模式的实质就是：生产资料的（基本）私有化+生活资料的（日趋）公有化。它既避免了夺取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速度过快造成的低效率，又使社会保持最大限度的公平。什么是社会主义？就是效率和公平的平衡（其实就是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定义的概括）。社会主义的成败正是在这一平衡上，——只要公平不要效率是乌托邦，只要效率不要公平是资本主义。效率和公平平衡的长期坚持，（用我们的术语来表达）就符合“三个有利于”、符合“三个代表”，就形成了和谐社会。当然就是自然历史过程，就符合历史规律，就符合本国国情……就符合社会主义的五项原则。瑞典社民党追求效率和公平的平衡达70余年，使瑞典发生了“静悄悄的革命”，从一个欧洲最落后的国家变为最先进的国家。人民享受着高度民主的政治生活和从摇篮到坟墓的高福利。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公平的国家。尤其是在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的时期，一花独秀！

再看看传统社会主义。无论原苏联还是中国，无不是“凭一纸人民法令来实现现成的乌托邦”。比欧洲最落后的国家还要落后的原苏联，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生产资料只用了三个月。比原苏联还要落后的中国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生产资料虽然用了六年，但实际上却是新民主主义阶段，大规模夺取资产阶级的时间仅仅是几天，即公私合营的时间。由于严重违背历史发展规律，使生产力遭到严重损害，原苏联被迫实行“新经济政策”，中国公私合营后也出现了“地下工厂”。

传统社会主义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效率和公平长期不平衡。例如中国，改革以前是向公平严重倾斜，改革以后是向效率严重倾斜，至今不能平衡。前面说过瑞典的成功就在于效率和公平的长期平衡，因而符合社会主义的五项原则。而传统社会主义的情况则恰恰相反！如果给传统社会主义模式作一幅人格化的漫画，那么，恩格斯讲的“怪物”、“笨蛋”的形象是最合适不过了。

从这个方面来比较，民主社会主义比传统社会主义明显的更接近马克思的本意。

三、修正和“延长”“马克思”重新界定科学社会主义

1、关于社会主义的标准问题。前面说过，按照马恩的本意社会主义的宗旨就是夺取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传统社会主义无论多么糟糕毕竟没有脱离这一宗旨。而民主社会主义则脱离了这一宗旨。最有代表性的瑞典至今仍然基本上是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怎么能说它更正宗呢？那么岂不就否定了马恩的关于社会主义的宗旨乃至以生产资料公有化程度为社会主义的标准吗？我们来看一看下面的事实：

瑞典为什么被看作既不同于资本主义又不同于社会主义（这里的社会主义其实是乌托邦的代称）？它的生产资料国有化程度和资本主义没有区别，所不同的是生活资料的公有化程度高。它和资本主义的区别正是由生活资料的归属决定的。

原苏联是完全的生产资料公有制，但却存在着特权阶层。实际上是生活资料的等级所有制，从而具有了封建主义的性质。它的封建性是由生活资料的归属决定的。

在原始公有制社会，简单的生产工具一般归个人终生使用，死后随葬，公有私有很难确定；其劳动对象——森林、牧场等进入私有制社会仍然没有改变公共所有的属性。可见这时的生产资料的归属对于社会属性并无决定意义，原始社会的公有制属性是由生活资料的公共所有决定的。

以上事实足可以说明，不但生产资料的归属决定社会属性，而且生活资料的归属同样决定社会属性。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是社会财富的两种形态，它们的区别本来就是相对的可以相互转化的。将它们的区分绝对化不合辩证法。

我们进一步追溯社会主义标准的理论根据——私有制的定义：私有制就是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是把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看作就是私有制社会的本质。有人觉得奇怪，难道这还有什么错误吗？我们还是用事实来回答：如果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就是私有制社会的本质的话，那么，私有制社会固有的丑恶现象——自私、贪婪、尔虞我诈等等，一定会随着私有制本质的消失而消灭。然而铁的历史事实是怎样的？每一个思维正常的成年人都很清楚，无须我多讲。可见马恩关于社会主义的标准以及它的理论根据——私有制的本质定义不符合实际。事实胜于雄辩，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据此完全就可以作出否定的结论。但由于传统观念在人们心目中根深蒂固，为了做到以理服人还要作逻辑的论证。

我们再来看看它是否符合逻辑？私有制的定义是和私有制的起源密切相关的，私有制是怎样起源的？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是这样解释的：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产生了剩余产品、分工和交换，从而产生了私有制。具体地讲是通过三次大分工，第一次社会大分工是农业和畜牧业的分离，出现了剩余产品和交换，社会开始分化；第二次社会大分工是手工业和农业的分离，产生了贫富分化；第三次社会大分工出现了一个专门从事商品交换的商人阶级，原始社会瓦解、奴隶制社会形成。这里提一个问题，剩余产品、分工和交换均是物质条件,只是私有制产生的外因，怎么没有提到内因呢？据笔者长期研究得出的结论：任何客观事物作为结果均是内因和外因相互作用的总和，只重视条件是外因论，只重视内因是“内因逻辑”（7）。号称逻辑严密的马克思主义为什么存在着如此明显的“硬伤”呢？以至于在这篇研究私有制起源的文章里并没有真正解决私有制起源的问题。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春城先生的大作《应重新认识父系的起源与私有制的关系》（8）回答了这个问题：由于生产力的提高出现了剩余产品，引起了部落间的掠夺战争，战争中出现的掳掠婚，产生了能确定父亲身份的婚配关系——父权制家庭，产生了按男性血统下传的继承制，从此产生了私有制社会。而摩尔根却认为从夫居是由对偶婚从妻居发展而来的，由此推断是个人占有财富产生了由子女继承的私有观念，产生了私有制社会。这样就颠倒了人自身生产和所有制的关系。受摩尔根这一错误观点的影响，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在表述作为唯物史观基础的两种生产对社会制度的制约时前后不一致，以为人自身生产只在原始社会起作用，进入文明社会以后反而受制于私有制关系。这样就导致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缺陷，——本来由两种生产支持的体系，现在却只有一种生产（另文讨论）。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科学社会主义当然也不能幸免，在它的科学体系中掺杂了非科学的东西——乌托邦。虽然理论界早就知道有这个问题，但并没有找到理论根源：私有制的本质定义，——它来源于空想社会主义，又是现实乌托邦的根源！

我在拙文《共产主义是建立在两种生产“有计划”的基础上》（9）对春城先生的观点作了补充，现摘录如下：“私有和私有观念先于私有制在母系氏族社会晚期产生。当时的道德规范所能允许的私人占有，只能是奖励给勇士的战利品，除满足个人需要外他人亦可占用，死后即被他的血缘氏族充公了。这时的私有具有数量少、不积累、亦公亦私等特性，私有观念也尚朦胧。如果只有生产力的发展而没有人自身生产方式的重大变革，私有制难以形成。而按男性血统下传的继承制一旦产生，私人占有不但要满足个人需要还要下传给子女，于是就有了对财富的积累和贪婪。私有和私有观念虽然早就产生了，但私有制作为一种社会所有的制度却是由按男性血统下传的继承制直接产生的，并且作为私有制的细胞——家庭的本质决定着私有制（消灭私有制却保留私有制的细胞——家庭，就象消灭癌瘤却保留癌细胞一样荒唐可笑）。母系制家庭和父系制家庭的本质区别正在于此。私有制是在两种生产共同起作用的基础上产生的，但物质生产只能产生私有制的条件（外因），不能产生私有制本身。从夫居婚配关系才是私有制的最终原因（内因）。笔者完全同意春城先生的观点：‘私有制便是按男性血统下传的继承制’。就是说，按男性血统下传的继承制才是私有制社会的本质”。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并不是私有制社会的本质，而只是私有制社会的现象。

尽管如此，马恩还是认识到了继承制对于私有制的重要意义。他们在关于社会主义的设计中，就把废除继承制当作消灭私有制的主要措施。然而，废除继承制就能消灭私有制吗？继承制能够人为地废除吗？我在上述拙文中作了探讨：“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说，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各个劳动者‘从社会领得一张凭证，证明他提供了多少劳动’（即劳动卷）,‘他根据这张凭证从社会储存中领得一份耗费同等劳动量的消费资料’（即我们称之为的按劳分配）。文中提到，因此就会导致‘某一个人事实上……就比另一个人富些’。（10）p304—305但是没有涉及到财富会不会在个人手中积累的问题。实际上是以财富不积累为前提的(劳动卷既不能流通也不能储存)，是根据欧文的劳动卷作为‘改造社会的第一步’，在财富出现积累以前及时转为第二步的设想设计的。就是说，使用劳动卷的时间是很短的（最先进的国家只须一代人）。马克思逝世100多年后的今天,铁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社会主义如果只是生产资料公有化和按劳分配，经过长时期（十几代人，或更长？）按男性血统下传的继承，财富的积累和两极分化是不可避免的。‘干净’的劳动所得就会变成‘肮脏’的资本。马克思担心的‘资产阶级的权利’，便变成了新的资产阶级。马克思企图通过废除继承制消灭私有制的设想不过是空想而已……继承制不能人为的废除，只能在人自身生产方式发生根本变革以后自行消亡。”

由于马恩误把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这一现象当成了私有制社会的本质，致使他们犯了两个错误（以下简称“错误”），A、在人自身生产方式发生根本变革之前提出了消灭私有制的任务。B、把夺取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当成消灭私有制实现公有制的唯一途径。传统社会主义的失败固然是“误读”造成的，但就是没有“误读”，“错误”也必然导致乌托邦（当然性质要轻得多）。虽然“错误”并不必然导致“误读”（不是充分条件），但没有“错误”就不会产生“误读”（而是必要条件），“错误”间接引发了“误读”，“误读”加倍地放大了“错误”。瑞典民主社会主义为什么会成功？就是因为它走了一条和马恩的引导完全不同的道路，把夺取资产阶级的生活资料作为变革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根本措施，所以，既不会发生“误读”，也不会犯马恩的“错误”。然而，人们却把“错误”当“正统”，才把生产资料的国有化程度当成社会主义的标准。传统社会主义因为国有化程度高，被看作是正宗的社会主义；瑞典民主社会主义因为国有化程度低，被看作是资本主义主义。黑白颠倒！

这里还要讲一讲什么是正统的问题。是不是只要是经典作家的观点不论对错都是正统？！任何学说都是包含着真理颗粒的假说，正统只指学说中包含着的真理颗粒。对于这个问题马克思曾经有过一段深刻地表述：“新思潮的优点就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到目前为止,一切谜语的答案都在哲学家们的写字台里,愚昧的凡俗世界只需张开嘴来接受绝对科学的烤松鸡就得了……如果我们的任务不是推断未来和宣布一些适合将来任何时候的一劳永逸的决定,那么我们便会更明确地知道,我们现在应该做些什么,我指的就是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所谓无情,意义有二,即这种批判不怕自己所作的结论,临到触犯当权者时也不退缩。所以我不主张我们竖起任何教条主义的旗帜。相反地，我们应当尽量帮助教条主义者认清自己的原理的意义。”(11)p416他还说：我们要把批判与实际斗争结合起来，并把批判和实际斗争看做同一件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不是以空论家的姿态，手中拿了一套现成的新原理向世界喝道：真理就在这里，向它跪拜吧”！(11)p418马克思对于社会主义的预见并不准确，而且他原本就对预见持否定态度，但对教条主义的预见却是相当的准确。这才是马克思的真精神！任何学说只有敢于否定前人的错误创造性地发展，才有生命力，没有修正主义就只能停留在初创状态。当然修正主义也有两种，错的、对的，被实践证实了的修正主义就是正统。

我国社会主义改革的实质是什么？就是不再吃马克思、列宁的“烤松鸡”，搞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误读”和“错误”。当然还远远不够，特别是至今仍保留了传统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框架，而且还把我们“摸着石头过河”得来的宝贵经验硬塞进这个框架里。瑞典社民党当初也想吃“烤松鸡”，但是客观条件不允许，这恰恰是机遇。否则地球上就没有如此经典的社会主义！我们今天要进一步解放思想，破除传统的正统观念，以真社会主义——瑞典民主社会主义为标准，端正改革方向！

2、关于议会道路问题。我以为与其计较恩格斯在世时说了什么或没说什么，不如设想一下如果恩格斯生活在今天会说什么。我们将瑞典民主社会主义的实践加以概括，上升到理论（延长“马克思”），就可以得到这样一个结论：在具有民主传统的国家或具备相应条件的国家，无产阶级可以通过议会斗争取得政权。瑞典民主社会主义的成功，开通了恩格斯开辟的议会道路。

最后还要指出：西欧各国的情况不尽相同，多数国家并不具备瑞典工人阶级特别强大这一得天独厚的条件。有的国家的社民党为了选票迎合非无产阶级选民，不同程度地改变了党的性质；有的则经常在野或经常被赶下台无法长期贯彻既定方针。所以，虽然都称民主社会主义，但有自觉的发展和自发的进化之区别（12）。

现在以社会主义的新定义来结束本文：无产阶级通过武装斗争或议会斗争，夺取资产阶级的政权和财富（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兼顾效率和公平，向公有制社会——共产主义过渡。

注释：

（1）、炎黄春秋，2007年第二期

（2）、但在被称为列宁的政治遗嘱的文章——《论合作制》中列宁否定了自己在《国家与革命》中表达的社会主义观。详见《中俄无产阶级革命家探索东方社会主义道路的经验和教训》[东岳论丛]，1999，2博客《一个土包子解读的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之二，凯迪网

（3）、[东岳论丛]，2000，2博客《一个土包子解读的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之三凯迪网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7）、详见拙文《一切事物和现象依赖于条件而存在》《山东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1该文以未经编辑修改的原文，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天字第一号大冤案（之一）》为题在互联网几个论坛上发表，短期内就有10万点击。已收入博客。

（8）、马克思主义研究[J].北京，2003.4

（9）、博客《一个土包子解读的马克思主义》凯迪网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民主社会主义范文篇3

传统社会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哪一个更正宗？

[摘要]由于马恩重物质生产轻人自身生产，误将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这一现象当作私有制社会的本质，误导了传统社会主义,加之传统社会主义对“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误读”，所以失败了。（瑞典）民主社会主义将夺取资产阶级的生活资料作为变革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根本措施，避免了“误读”和“误导”，获得了成功。堪称正宗的社会主义。

[关键词]传统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生产资料生活资料按父亲血统下传的继承制

谢韬先生的大作《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1)发表以后，在理论界引起大讨论。笔者也谈点自己的看法：对于谢韬先生的一些观点，——恩格斯晚年放弃了共产主义大目标、否定武装夺取政权等，表示坚决反对；而对于他的这一观点——民主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是马克思主义的最高成果。却是举双手赞成。

一、关于社会主义概念

在很多批驳谢韬先生的文章中，对于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的社会主义和我们今天称谓的社会主义不加以区分，以为它们是一回事。其实在马恩著作中如果社会主义前面不加定语（如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是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通用的。而我们今天称之为的社会主义是和共产主义相区别的概念。被认为是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将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称之为社会主义（2)，将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称之为共产主义（其实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在1908年就已经提出来了这一用法）。而社会主义也就成为“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别称（本文凡是没有定语的社会主义指称的就是“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

二、回归马克思，重新认识马克思本意的社会主义

科学社会主义学说被原苏联理论界搞得混乱不堪,尤其是对社会主义产生了严重的误读，离马克思的本意相去甚远.因此，有必要回归马克思，重新认识马克思的本意。我在《关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之谜》（3）一文中，专题批判了将社会主义看作公有制初级形态的误读（以下简称“误读”），认为: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从当时的文化背景看，实际上表达的是人类社会第二次转化。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与他们关系密切的马克思主义者均不将“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看作覆盖全社会的纯粹的公有制。“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是空想社会主义和巴黎公社经验的互补，是公有制生长的起点和过程。过渡时期包含着资本主义的灭亡(即最后阶段)和共产主义的生长(即第一阶段)以及二者的此消彼长(3)。我已在上述拙文中探讨了他从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布雷那里借来了按劳分配；这里则重点根据巴黎公社经验，来窥探他的蓝图。并且以此为标准，衡量传统社会主义（以原苏联、中国为代表）和民主社会主义（以瑞典为代表），哪一个更接近他的本意。

1、从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看。马克思说：“公社是由巴黎各区通过普选选出的市政委员组成的。这些委员是负责任的,随时可以罢免。其中大多数自然都是工人或公认的工人阶级代表……从公社委员起,自上至下一切公职人员,都只能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报酬。从前国家的高官显宦所享有的一切特权以及公务津贴,都随着这些人物本身的消失而消失了。”（4)p55―56“公社实现了所有资产阶级革命都提出的廉价政府这一口号,……给共和国奠定了真正民主制度的基础。”(4)p58“如果用等级授职制去代替普选制，那是最违背公社精神不过的”。（4）p57“行使这些职能的人已经不能够像在旧的政府机器里面那样使自己凌驾于现实社会之上了，因为这些职能应由公社的官吏执行，因而总是处于切实的监督之下。社会公职不会再是中央政府赏赐给它的爪牙的私有财产。”（4）p121

无须赘言，民主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明显比传统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更接近马克思的本意。

2、从社会主义的原则看。按照马恩的本意，社会主义的任务就是通过夺取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来变革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一任务本身存在的问题下文再讨论）。而要完成这一任务不是随意的而是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先看马克思是怎样讲的：“工人阶级并没有期望公社做出奇迹。他们不是要凭一纸人民法令来实现现成的乌托邦。他们知道,为了谋求自己的解放,并同时创造出现代社会在本身经济因素作用下不可遏止地向其趋归的那种更高形式,他们必须经过长期的斗争,必须经过一系列将把环境和人都加以改造的历史过程。工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由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4)p60“他们知道，目前资本和土地所有权的自然规律的自发作用，只有经过新条件的漫长发展过程，才能被自由联合劳动的社会经济规律自发作用所代替，正如‘奴隶制经济的自发作用’和‘农奴制经济规律自发作用’之被代替一样”。（4）p99“公社提供合理的环境，使阶级斗争能够以最合理、最人道的方式经历它的几个不同阶段”。（4）p98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提出的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进行强制性干预的10条措施（以下简称10条措施），其实也是关于社会主义的设计。不过针对的是“最先进的国家”以及“文明国家的联合行动”。难能可贵的是10条措施里有具体的时间概念，就是第三条，“废除继承权”。当时有财产权的资本家当然有老中青三种人，而要废除青年资本家后人的继承权，需要几十年。实际上马克思是将最后一代资本家的自然消亡作为夺取资产阶级的最后时间（实际上也有问题，后面还要研究）。而巴黎公社不属于最先进的国家，而且没有“文明国家的联合行动”的国际环境，所需要的时间自然要长得多。

对于社会主义的原则恩格斯讲得更具体：“只有在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发展到甚至对我们现代条件来说也是很高的程度，才有可能把生产提高到这样的水平，以致使得阶级差别的消除成为真正的进步，使得这种消除可以持续下去，并且不致在社会的生产方式中引起停滞或甚至倒退。”（5）p273他在1853年4月12日致约瑟夫·魏德迈的信中说：“我感到，由于其他政党一筹莫展和委靡不振，我们的党有一天不得不出来执政，而归根结蒂是去实行那些并不直接符合我们的利益，而是直接符合一般革命的利益、特别是小资产阶级利益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在无产阶级大众的压力下，由于被我们自己所发表的、或多或少地已被曲解的、而且在党派斗争中多少带着激昂情绪提出来的声明和计划所约束，我们将不得不进行共产主义的实验，并实行跳跃，但这样做还不是时候，这一点我们自己知道得非常清楚。这样做，我们会丢掉脑袋，——但愿只在肉体方面，——就会出现反动，并且在全世界能够对这种事情作出历史的判断以前，我们不仅会被人视为怪物（这倒无所谓），而且会被人看成笨蛋（那就糟糕多了）。”（6）p587-588（据说列宁就是看到恩格斯的这一段话才提出新经济政策的）。

将上述马恩的观点加以总结，联系他们的一贯主张，就可以概括出关于社会主义必须遵循的五项原则：A、要成为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比如马恩讲的，私有制自行消亡、国家自行消亡）；B、要遵循历史发展规律；C、要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D、要有超出资本主义的发展速度；F、要使社会日趋公平公正。

现在以以上五项原则来衡量传统社会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

瑞典社民党一开始也把夺取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作为变革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根本措施。但是他们很快发现，那是一个无法完成的任务。此路不通另僻蹊径，才选择了限制和改造资产阶级的路径。这一路径的实质就是把夺取资产阶级的生活资料作为变革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根本措施，——这当然是一条和马恩的引导完全不同的路径。具体的做法是A、将10条措施中的第二条征收高额累进税作为主要措施，长期坚持；B、国家干预经济（早于凯恩斯提出，是他们的独创）。“私人企业只要能够完成所给予的任务——在全面而有效地使用劳动力和生产资料情况下，给广大群众以技术上所能允许的最大好处，就可以像以往一样存在下去”。否则，政府将采取必要的“计划性措施对其进行干预”。瑞典学者阿德勒－卡尔松在《职能社会主义——瑞典的民主社会化理论》一书中说，“实现任何社会主义政策的第一个先决条件是贫穷国家的主要权力主体甘心为人民大众的利益行事，而不是去维护少数权势集团的特权。”所以它不再只是一个钱多、钱少的问题，而是一个更公平的问题，是全国公民无论男女，无论工人、农民、官员，无论职位、级别高低，无论收入多少，都能够公平享有社会保障的问题。比如，政府有责任帮助每一个失业者找到工作；养老金人人都有权享受，并不是有工作的人才有；给小孩的补贴也一样，每个家庭都有份，按小孩的人头发给；医疗保险也是全民享有，不因职位高低和就业部门不同而有区分；住房政策则是“人人有房可居”。瑞典社民党的理论家从1930年代开始提出并逐渐完善的一整套理论，以及依据这些理论制订的政策方针，无不是在重新分配上做文章。实际上，瑞典社民党一直以来做的事情就是，“夺取和控制所有权职能中的若干职能。而这些职能早先是由资本家自己控制的，在其他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这些职能仍旧由资本家自己控制。”这是一些什么职能呢？比如就业培训指导、教育、医疗、养老，所有这些领域的资源，都要由国家来统一、公平地分配。这就是所谓“经济领域私有化＋社会领域社会化”的模式。

这一模式的实质就是：生产资料的（基本）私有化+生活资料的（日趋）公有化。它既避免了夺取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速度过快造成的低效率，又使社会保持最大限度的公平。什么是社会主义？就是效率和公平的平衡（其实就是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定义的概括）。社会主义的成败正是在这一平衡上，——只要公平不要效率是乌托邦，只要效率不要公平是资本主义。效率和公平平衡的长期坚持，（用我们的术语来表达）就符合“三个有利于”、符合“三个代表”，就形成了和谐社会。当然就是自然历史过程，就符合历史规律，就符合本国国情……就符合社会主义的五项原则。瑞典社民党追求效率和公平的平衡达70余年，使瑞典发生了“静悄悄的革命”，从一个欧洲最落后的国家变为最先进的国家。人民享受着高度民主的政治生活和从摇篮到坟墓的高福利。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公平的国家。尤其是在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的时期，一花独秀！

再看看传统社会主义。无论原苏联还是中国，无不是“凭一纸人民法令来实现现成的乌托邦”。比欧洲最落后的国家还要落后的原苏联，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生产资料只用了三个月。比原苏联还要落后的中国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生产资料虽然用了六年，但实际上却是新民主主义阶段，大规模夺取资产阶级的时间仅仅是几天，即公私合营的时间。由于严重违背历史发展规律，使生产力遭到严重损害，原苏联被迫实行“新经济政策”，中国公私合营后也出现了“地下工厂”。

传统社会主义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效率和公平长期不平衡。例如中国，改革以前是向公平严重倾斜，改革以后是向效率严重倾斜，至今不能平衡。前面说过瑞典的成功就在于效率和公平的长期平衡，因而符合社会主义的五项原则。而传统社会主义的情况则恰恰相反！如果给传统社会主义模式作一幅人格化的漫画，那么，恩格斯讲的“怪物”、“笨蛋”的形象是最合适不过了。

从这个方面来比较，民主社会主义比传统社会主义明显的更接近马克思的本意。

三、修正和“延长”“马克思”重新界定科学社会主义

1、关于社会主义的标准问题。前面说过，按照马恩的本意社会主义的宗旨就是夺取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传统社会主义无论多么糟糕毕竟没有脱离这一宗旨。而民主社会主义则脱离了这一宗旨。最有代表性的瑞典至今仍然基本上是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怎么能说它更正宗呢？那么岂不就否定了马恩的关于社会主义的宗旨乃至以生产资料公有化程度为社会主义的标准吗？我们来看一看下面的事实：

瑞典为什么被看作既不同于资本主义又不同于社会主义（这里的社会主义其实是乌托邦的代称）？它的生产资料国有化程度和资本主义没有区别，所不同的是生活资料的公有化程度高。它和资本主义的区别正是由生活资料的归属决定的。

原苏联是完全的生产资料公有制，但却存在着特权阶层。实际上是生活资料的等级所有制，从而具有了封建主义的性质。它的封建性是由生活资料的归属决定的。

在原始公有制社会，简单的生产工具一般归个人终生使用，死后随葬，公有私有很难确定；其劳动对象——森林、牧场等进入私有制社会仍然没有改变公共所有的属性。可见这时的生产资料的归属对于社会属性并无决定意义，原始社会的公有制属性是由生活资料的公共所有决定的。

以上事实足可以说明，不但生产资料的归属决定社会属性，而且生活资料的归属同样决定社会属性。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是社会财富的两种形态，它们的区别本来就是相对的可以相互转化的。将它们的区分绝对化不合辩证法。

我们进一步追溯社会主义标准的理论根据——私有制的定义：私有制就是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是把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看作就是私有制社会的本质。有人觉得奇怪，难道这还有什么错误吗？我们还是用事实来回答：如果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就是私有制社会的本质的话，那么，私有制社会固有的丑恶现象——自私、贪婪、尔虞我诈等等，一定会随着私有制本质的消失而消灭。然而铁的历史事实是怎样的？每一个思维正常的成年人都很清楚，无须我多讲。可见马恩关于社会主义的标准以及它的理论根据——私有制的本质定义不符合实际。事实胜于雄辩，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据此完全就可以作出否定的结论。但由于传统观念在人们心目中根深蒂固，为了做到以理服人还要作逻辑的论证。

我们再来看看它是否符合逻辑？私有制的定义是和私有制的起源密切相关的，私有制是怎样起源的？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是这样解释的：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产生了剩余产品、分工和交换，从而产生了私有制。具体地讲是通过三次大分工，第一次社会大分工是农业和畜牧业的分离，出现了剩余产品和交换，社会开始分化；第二次社会大分工是手工业和农业的分离，产生了贫富分化；第三次社会大分工出现了一个专门从事商品交换的商人阶级，原始社会瓦解、奴隶制社会形成。这里提一个问题，剩余产品、分工和交换均是物质条件,只是私有制产生的外因，怎么没有提到内因呢？据笔者长期研究得出的结论：任何客观事物作为结果均是内因和外因相互作用的总和，只重视条件是外因论，只重视内因是“内因逻辑”（7）。号称逻辑严密的马克思主义为什么存在着如此明显的“硬伤”呢？以至于在这篇研究私有制起源的文章里并没有真正解决私有制起源的问题。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春城先生的大作《应重新认识父系的起源与私有制的关系》（8）回答了这个问题：由于生产力的提高出现了剩余产品，引起了部落间的掠夺战争，战争中出现的掳掠婚，产生了能确定父亲身份的婚配关系——父权制家庭，产生了按男性血统下传的继承制，从此产生了私有制社会。而摩尔根却认为从夫居是由对偶婚从妻居发展而来的，由此推断是个人占有财富产生了由子女继承的私有观念，产生了私有制社会。这样就颠倒了人自身生产和所有制的关系。受摩尔根这一错误观点的影响，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在表述作为唯物史观基础的两种生产对社会制度的制约时前后不一致，以为人自身生产只在原始社会起作用，进入文明社会以后反而受制于私有制关系。这样就导致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缺陷，——本来由两种生产支持的体系，现在却只有一种生产（另文讨论）。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科学社会主义当然也不能幸免，在它的科学体系中掺杂了非科学的东西——乌托邦。虽然理论界早就知道有这个问题，但并没有找到理论根源：私有制的本质定义，——它来源于空想社会主义，又是现实乌托邦的根源！

我在拙文《共产主义是建立在两种生产“有计划”的基础上》（9）对春城先生的观点作了补充，现摘录如下：“私有和私有观念先于私有制在母系氏族社会晚期产生。当时的道德规范所能允许的私人占有，只能是奖励给勇士的战利品，除满足个人需要外他人亦可占用，死后即被他的血缘氏族充公了。这时的私有具有数量少、不积累、亦公亦私等特性，私有观念也尚朦胧。如果只有生产力的发展而没有人自身生产方式的重大变革，私有制难以形成。而按男性血统下传的继承制一旦产生，私人占有不但要满足个人需要还要下传给子女，于是就有了对财富的积累和贪婪。私有和私有观念虽然早就产生了，但私有制作为一种社会所有的制度却是由按男性血统下传的继承制直接产生的，并且作为私有制的细胞——家庭的本质决定着私有制（消灭私有制却保留私有制的细胞——家庭，就象消灭癌瘤却保留癌细胞一样荒唐可笑）。母系制家庭和父系制家庭的本质区别正在于此。私有制是在两种生产共同起作用的基础上产生的，但物质生产只能产生私有制的条件（外因），不能产生私有制本身。从夫居婚配关系才是私有制的最终原因（内因）。笔者完全同意春城先生的观点：‘私有制便是按男性血统下传的继承制’。就是说，按男性血统下传的继承制才是私有制社会的本质”。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并不是私有制社会的本质，而只是私有制社会的现象。

尽管如此，马恩还是认识到了继承制对于私有制的重要意义。他们在关于社会主义的设计中，就把废除继承制当作消灭私有制的主要措施。然而，废除继承制就能消灭私有制吗？继承制能够人为地废除吗？我在上述拙文中作了探讨：“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说，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各个劳动者‘从社会领得一张凭证，证明他提供了多少劳动’（即劳动卷）,‘他根据这张凭证从社会储存中领得一份耗费同等劳动量的消费资料’（即我们称之为的按劳分配）。文中提到，因此就会导致‘某一个人事实上……就比另一个人富些’。（10）p304—305但是没有涉及到财富会不会在个人手中积累的问题。实际上是以财富不积累为前提的(劳动卷既不能流通也不能储存)，是根据欧文的劳动卷作为‘改造社会的第一步’，在财富出现积累以前及时转为第二步的设想设计的。就是说，使用劳动卷的时间是很短的（最先进的国家只须一代人）。马克思逝世100多年后的今天,铁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社会主义如果只是生产资料公有化和按劳分配，经过长时期（十几代人，或更长？）按男性血统下传的继承，财富的积累和两极分化是不可避免的。‘干净’的劳动所得就会变成‘肮脏’的资本。马克思担心的‘资产阶级的权利’，便变成了新的资产阶级。马克思企图通过废除继承制消灭私有制的设想不过是空想而已……继承制不能人为的废除，只能在人自身生产方式发生根本变革以后自行消亡。”

由于马恩误把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这一现象当成了私有制社会的本质，致使他们犯了两个错误（以下简称“错误”），A、在人自身生产方式发生根本变革之前提出了消灭私有制的任务。B、把夺取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当成消灭私有制实现公有制的唯一途径。传统社会主义的失败固然是“误读”造成的，但就是没有“误读”，“错误”也必然导致乌托邦（当然性质要轻得多）。虽然“错误”并不必然导致“误读”（不是充分条件），但没有“错误”就不会产生“误读”（而是必要条件），“错误”间接引发了“误读”，“误读”加倍地放大了“错误”。瑞典民主社会主义为什么会成功？就是因为它走了一条和马恩的引导完全不同的道路，把夺取资产阶级的生活资料作为变革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根本措施，所以，既不会发生“误读”，也不会犯马恩的“错误”。然而，人们却把“错误”当“正统”，才把生产资料的国有化程度当成社会主义的标准。传统社会主义因为国有化程度高，被看作是正宗的社会主义；瑞典民主社会主义因为国有化程度低，被看作是资本主义主义。黑白颠倒！

这里还要讲一讲什么是正统的问题。是不是只要是经典作家的观点不论对错都是正统？！任何学说都是包含着真理颗粒的假说，正统只指学说中包含着的真理颗粒。对于这个问题马克思曾经有过一段深刻地表述：“新思潮的优点就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到目前为止,一切谜语的答案都在哲学家们的写字台里,愚昧的凡俗世界只需张开嘴来接受绝对科学的烤松鸡就得了……如果我们的任务不是推断未来和宣布一些适合将来任何时候的一劳永逸的决定,那么我们便会更明确地知道,我们现在应该做些什么,我指的就是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所谓无情,意义有二,即这种批判不怕自己所作的结论,临到触犯当权者时也不退缩。所以我不主张我们竖起任何教条主义的旗帜。相反地，我们应当尽量帮助教条主义者认清自己的原理的意义。”(11)p416他还说：我们要把批判与实际斗争结合起来，并把批判和实际斗争看做同一件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不是以空论家的姿态，手中拿了一套现成的新原理向世界喝道：真理就在这里，向它跪拜吧”！(11)p418马克思对于社会主义的预见并不准确，而且他原本就对预见持否定态度，但对教条主义的预见却是相当的准确。这才是马克思的真精神！任何学说只有敢于否定前人的错误创造性地发展，才有生命力，没有修正主义就只能停留在初创状态。当然修正主义也有两种，错的、对的，被实践证实了的修正主义就是正统。

我国社会主义改革的实质是什么？就是不再吃马克思、列宁的“烤松鸡”，搞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误读”和“错误”。当然还远远不够，特别是至今仍保留了传统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框架，而且还把我们“摸着石头过河”得来的宝贵经验硬塞进这个框架里。瑞典社民党当初也想吃“烤松鸡”，但是客观条件不允许，这恰恰是机遇。否则地球上就没有如此经典的社会主义！我们今天要进一步解放思想，破除传统的正统观念，以真社会主义——瑞典民主社会主义为标准，端正改革方向！

2、关于议会道路问题。我以为与其计较恩格斯在世时说了什么或没说什么，不如设想一下如果恩格斯生活在今天会说什么。我们将瑞典民主社会主义的实践加以概括，上升到理论（延长“马克思”），就可以得到这样一个结论：在具有民主传统的国家或具备相应条件的国家，无产阶级可以通过议会斗争取得政权。瑞典民主社会主义的成功，开通了恩格斯开辟的议会道路。

最后还要指出：西欧各国的情况不尽相同，多数国家并不具备瑞典工人阶级特别强大这一得天独厚的条件。有的国家的社民党为了选票迎合非无产阶级选民，不同程度地改变了党的性质；有的则经常在野或经常被赶下台无法长期贯彻既定方针。所以，虽然都称民主社会主义，但有自觉的发展和自发的进化之区别（12）。

现在以社会主义的新定义来结束本文：无产阶级通过武装斗争或议会斗争，夺取资产阶级的政权和财富（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兼顾效率和公平，向公有制社会——共产主义过渡。

注释：

（1）、炎黄春秋，2007年第二期

（2）、但在被称为列宁的政治遗嘱的文章——《论合作制》中列宁否定了自己在《国家与革命》中表达的社会主义观。详见《中俄无产阶级革命家探索东方社会主义道路的经验和教训》[东岳论丛]，1999，2博客《一个土包子解读的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之二，凯迪网

（3）、[东岳论丛]，2000，2博客《一个土包子解读的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之三凯迪网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7）、详见拙文《一切事物和现象依赖于条件而存在》《山东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1该文以未经编辑修改的原文，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天字第一号大冤案（之一）》为题在互联网几个论坛上发表，短期内就有10万点击。已收入博客。

（8）、马克思主义研究[J].北京，2003.4

（9）、博客《一个土包子解读的马克思主义》凯迪网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民主社会主义范文篇4

“社会不公”并不是处于转型期的社会主义国家独有的现象，今天西方发达国家也面临着不少与社会公正有关的难题。但是，由于前者拥有一份为後者不可能拥有的庞大的社会主义遗产，这便使得前一类国家在其转型过程中丛生蔓延的社会不公，无论在内容或规模上，都既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亦不同于东亚诸国。那种认为在中国大陆的转型过程中，应当照搬所谓东亚模式或西方古典资本主义的模式，而可以暂置“社会公正”于不顾，以便尽快实现经济现代化的观点，显然是忽视了这种巨大的差别，同时也低估了“社会公正”对于原社会主义国家实现平稳转型的重大意义。

可惜，至少在八十年代以至九十年代初，社会公正问题并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想来那大概是出于对改革的“爱护”，同时也是因为不少人都比较相信“补课论”，即认为像中国这样一个後发展的国家，西方发达国家曾经经历的“原始积累”那一课不得不补。事实上，由不公正的改革引发革命，或因严重的社会不公而导致改革流产，这在中外历史上都不少见。前者如沙俄时代的斯托雷平改革1，後者如北宋王安石的改革，都是很典型的例证。如果我们把历史的镜头再拉近一点，则显而易见，“社会不公”不唯是引发1989年那场大规模政治风波的重要原因，甚且也是促成俄国近期政治危机的重要因素之一。2这些历史事实提示我们，即使不考虑改革的价值目标、而仅从其成败着眼，也不能不把“社会公正”问题列入改革的重要议事日程。

有人以为，目前中国出现的社会不公现象之所以如此严重，盖因没有进行实质性的政治改革，似乎只要进行了民主化改革，社会不公的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殊不知，在民主俄国的私有化过程中，社会不公同样达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3足见在解决社会不公正的问题时，假如仅仅寄希望于政治改革，那显然是把社会公正问题过分简单化了。

有鉴于以上所说，本文将以“如何对待和处理社会主义的遗产”为中心，首先探讨社会公正原则的基本含义；继而分析社会公正借以实现的条件和方式；接着考察中国自改革以来所出现的严重社会不公及其成因；最後，本文将依据近年来在国际上广受赞誉的“荷兰奇迹”的经验，就如何借鉴社会民主主义的经验和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提出若干建议。

一、“公正”与“社会公正”的基本含义

“公正”是一个政治哲学的畴。

从自然史和人类历史分野的角度看，如果借用赫胥黎的术语，则“公正”或“正义”显然是对“自然的过程”的一种超越，属于“伦理的过程”。因此不言而喻，“公正”并非属于“实然”、而是属于“应然”的畴。

在汉语中，“公正”与“公平”、“正义”的意义相近。不同的是，“公正”常用于评判是非功罪，“公平”常用于评判交易，而“正义”则常用于评判伦理道德。在中文的字面上，所谓公正就是公而不偏，举凡评判是非功过或赏罚予取，遵循公众认可或代表公众意志的准则而不偏私，方可谓公正。就此而言，汉语中的“公正”与英语中“JUSTICE”的字面意义有其相通之处。後者是指：相关双方中的每一方，在权利和义务上均得其所应得和承担其所应承担。

“社会公正”所要规的，不是个人之间、而是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它要求各利益群体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诸领域的权利和义务上，均得其所应得和承担其所应承担。

可见，按照笔者的理解，在“公正”与“社会公正”之间，实际并不存在原则的区别（某些自由主义者根本否认“社会公正”的意义，这暂不予讨论）；两者都是与“特权”和“歧视”根本对立而不相容的。

需要指出的是，以上我们只是给出了关於“公正”和“社会公正”的形式定义。这种定义虽然指明了“权利”和“义务”应当彼此相称，但并没有揭示“公正”和“社会公正”的实质内容。不过显而易见，如果我们把“义务”理解为一种必须让度的权利，则“公正”与“社会公正”所共同蕴涵的，就是“权利的平等交换”。这正是我们通常所谓公正和社会公正的基本含义。

二、实现社会公正的一般条件和方式

作为一种规性的畴，“公正”既是一个古老的话题，也是人类自己给自己提出的一个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度都不易解决的难题。

这首先是因为，不论上帝（如果上帝存在的话）或自然，都不能使“公正”得以在人世间自然地实行。一方面，如上所说，“公正”并不是自然选择的结果，自然也绝不可能为言行公正的个人乃至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提供适于生存的优惠。另一方面，人性也从来都并不完美。正如卢梭指出的：“从人的方面来说，正义（按即“公正”）没有自然的责效，故不能在人世实行；盖正人以正义待人，而他人不以正义待他，便是恶人受惠，正人遭殃了。”4

“公正”难以实现的第二个原因，是作为一种抽象原则的“公正”，虽然很少有人会公开地加以反对，但是对于“公正”的标准或具体内涵，正如对于所有的“应然”、即什麽是“应当”和什麽是“不应当”的问题一样，人们的回答往往人言言殊，无论谁人都很难给出令所有人都满意、都信服的答案。在攸关各民族、各阶级、各阶层和各社会集团在政治、经济和文化诸领域之切身利害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的问题上，尤其是如此。

然而这并不是说，“公正”从来都只是一句美丽的空话，一种永远不可企及的美妙幻想。因为，既然不论在哪一个时代、哪一个民族或国度，“公正”总是被公认为一种高尚的美德，一种应得到普遍尊崇的准则，那就表明，“公正”本身是深深地植根于普遍的人性之中。卢梭说：“一切正义都出于神，神是正义的唯一渊源。”5照笔者看，这实际也就是肯定了“公正”源于人性，因而归根到底是与人性相一致的。

正因为“公正”源于人性、与人性相一致，所以人才可以依据这一“绝对命令”而超越自己的自然本性，凭借理性为自己创造出某种借以实现“公正”这一价值或理想的“手段”。按照卢梭的看法，“社会契约”、“法律”和“政府”等等，便是具有这种功能的的一般“手段”或“工具”。他说：“倘使我们能够直接承受神感，那我们自然无须有法律和政府了。无疑地，世间有种普遍的正义是来自理智的，但这种正义，欲得大家承认，必须是相互的。……故社约和法律须使权利和义务相关连，并使正义应用其对象。”6

事实上，至少在现代的条件下，只有法律才有“资格”对各个人、各阶级、各阶层、各社会团体乃至政府本身的权利和义务，作出明确且具强制性的界定；只有政府，才拥有“使正义应用其对象”的正当权力，因而也才可能强制性地使“公正”或“正义”发挥出其应有的社会责效。然而，法律和政府只是实现和保证社会公正的必要条件。要使“法律”和“政府”能够真正成为实现和保证社会公正的手段或工具，还须具备下述两个前提：第一，法律本身必须是公正的；第二，政府必须“依法治国”，实行“法治”对于实现和保证社会公正的必要性，已经为今人所公认，这不拟赘述。然而，如果一部法律本身缺乏公正性的话，则它必将导致波及全社会的系统性或制度性的不公正。所以，法律的公正问题，尤其值得引起我们的重视。

在笔者看来，法律本身的公正性虽然涉及多种因素，如时代、历史背景、社会发展水平和文化传统等等，但其关键却在“平等”。在当代的历史情境下，判断一部法律是否公正，最根本的就是要看其是否体现并贯彻了普遍平等的原则，即它对每一个人是否都赋予了平等的权利和义务，而不管他是来自哪一个民族、哪一个阶级或阶层，也不管他是来自哪一个社会集团(包括政党)或群体。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我们就可以说，这部法律是公正的；反之，则是不公正的。在此种意义上，正是“平等”构成了“公正”的实质性内涵，因而“公正”在本质上是与“特权”和“歧视”相对而不相容的。

然而，法律上的“平等”只具有形式的意义，因为法律赋予人们的平等权利只是一种可能性，它并不能保证人们实际上也平等地享有这些权利（如财产权等等）。要使这种“形式的平等”能够成为“实质的平等”或“事实上的平等”，不仅要求执法者依法行事，而且也要求整个社会和每一个适法者本身，在政治、经济和文化诸方面都具备某些必要的条件。如果这些条件不具备或不充分，那末，即使法律本身是公正的，所谓公正也仍然可能是徒具虚名，或者至少是名实不尽相符。

自近代以来，正是由于在“形式平等”和“实质平等”这两者之间各执一端，才产生了两种对立的公正观；其间的冲突集中地表现在产权制度的问题上，便形成了主张公产制——统制经济（即所谓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与主张私产制——自由经济的自由主义的对立。

尊重私有产权并着眼于形式平等的自由主义，认为只有“自由”才是公正得以实现的方式。他们甚至认为，在自由经济下，根本不存在“社会公正”的问题。这在形式理性（按，这指确认和保护私有产权的法理）的围内无疑是合理的。从社会统计的平均结果看，商品、货币的“平等交换”或“公平交易”，也确实是在不断重复的自由交易中才得以实现。问题在于，人们在劳动市场上所交换的，并不只是单纯的商品和货币，这还涉及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的“人”！因此，在商品和货币“平等交易”的背後，就可能掩藏着“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甚至掩藏着“人对人”的奴役！而如所周知，这种通常表现为超负荷的经济压榨和超经济的人身奴役的实质的不公正，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是普遍存在和怵目惊心的。这乃是私产制的自由经济既无法回避、也不可能自然（没有政府干预）地解决的一大难题。否则，它在历史上也就不会长期遭遇社会主义的挑战、乃至共产革命的威胁。如此简单明的事实，自由主义者们当然不可能看不见，他们显然是主张对这种实际存在的不平等和不公正，采取“默认”、或者不如说“容忍”的态度。

与自由主义者截然相反，作为十九世纪社会主义思潮最激进、最有影响的代表人物的马克思，主张对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种种事实上的不公正，采取彻底批判的、革命的立场。在他看来，法权上的公正虽然在历史上曾经产生过反对封建特权的进步意义，但那毕竟是资产阶级的公正，因为真正的“平等交换”只存在于有产者之间。他还认为，由于这种形式的公正掩盖了实质的不公正，因此说到底，它是狭隘的、甚至是虚伪的。马克思关於社会公正的理论，一方面继承了卢梭关於私有制是人类一切不平等起源的学说，认为真正普遍的平等和社会公正，就是消灭私有制和消灭阶级。另一方面，马克思还在继承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建构了剩余价值学说，认为无产者进行“剥夺剥夺者”和实行公产制的共产革命，不仅天经地义、公正合理，而且是彻底根除现存一切实质的不公正，进而实现真正普遍的平等和社会公正的必由之路或唯一方式。这种共产主义的乌托邦，虽然有其价值的合理性，但历史已经证明，实行公产制——计划经济的後果与其所设定的目标（其中也包括它所许诺的“社会公正”在内）相去太远！

有趣的是，马克思当年曾预言和期待过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虽然并没有发生，然而这些国家、特别是西欧和北欧国家，不仅没有坚执于对自由经济的迷信，进而对自由经济下存在的事实上不公正的问题采取回避、甚至否认的态度，反而在现代民主政治和自由经济的基本框架内，通过适度的政府干预，较好地解决了这些问题。如适度的国有化、涵盖全社会的福利和保险体系的建立等等，就是政府以全社会的名义参与财产和收入的分配，以弥补市场和原有法律对于实现和保障“社会公正”之不足的比较成功的例。因为正是这些社会民主主义的社会设施，为实现劳资之间真正的“平等交换”、从而也为实现实质性的“社会公正”提供了客观的必要保证。这是一种与以上两者不同的方式，亦即社会民主主义的方式。

这种方式还表现在一些非法制化的层面上，如某些劳资纠纷的调解、消费者和弱势群体利益的保护等等。凡此种种，都是要通过政府和其他中介机构的参与，以社会协商对话的方式，将实际存在的社会不公控制在为多数社会成员能够容忍的围内，从而达到相对社会公正的目的。我们将这种属于社会民主主义畴的社会协商对话的方式，称作社会契约的方式。

叁、社会公正与社会主义的遗产

前已指出，社会主义国家在转型期大量出现的严重社会不公，与其特有的社会主义遗产有密切的关系。这些遗产在中国大体包含以下叁个方面：第一，是思想和文化层面上的社会主义的思想和价值体系(或曰“意识形态”)；第二，是与上述意识形态相适应的一整套政治、法律制度和政治体制；第叁，是经济和社会层面上的一笔巨额“国有”资产和一个以“铁饭碗、大锅饭”为基本特征的社会保障体系。

如何对待和处理这些遗产，不仅直接反映着改革的领导者对“社会公正”原则的界定，而且广泛地制约着人们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调整和变化，从而也直接地触动着人们原有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准则，影响着各阶层、各利益群体乃至每一个人对改革的目标、政策和实施方案及其实际後果的评价。也因之，人们判断“改革是否公正”，主要就是看在处理或分配社会主义遗产的过程中，各阶层、各利益群体乃至各个人在改革中的“实际所得”与其“所应得”、“实际承担”与其“所应承担”是否相一致。

平心而论，在关乎“社会公正”标准的问题上，人们有不同的看法，甚至发生一些激烈的争论，原本是情理中事。我们似不妨以平常心看待之。问题在于：从八九年那场矛头主要指向“社会不公”的政治风波被平息之日起，当局便公开表示了澄清吏治、整治官倒和反对贪污受贿，以从根本上扭转社会不公的决心，此後他们亦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为什麽自九十年代以来，腐败横行、社会不公的现象却反而日甚一日呢？在笔者看来，问题的答案主要应当从改革的失误中去寻找。就是说，中国的腐败和与之相伴随的社会不公之所以会发展到目前这麽严重的局面，根本的原因，是在如何对待和处理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大遗产的问题上，改革自觉或不自觉地偏离、甚至违背了大多数人所能接受或认可的关於社会公正的标准；因而改革本身的深化，也便难免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腐败和社会不公日益积累和日益恶化的过程。

依据笔者的观察，改革的这一失误所导致的严重社会不公，集中地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由此亦引发了与之相应的四种社会紧张或冲突。

第一，寻租现象泛滥。回首近二十年来的改革历程，可以发现，其间曾出现过叁波令人瞩目的寻租浪潮：第一波始于八十年代实行的价格双轨制；“官倒横行”是其最遭人垢病的後果。第二波发生于八十年代中期对国有企业实行的承包制，或以“中外合资”、“中外合作”的方式对国企所进行的“股份制改造”；这波浪潮的神奇效果之一，是将寻租的围从国内市场扩展到了国际市场。第叁波，则彪兴于九十年代的“炒股热”，在昏天黑地的“房地产热”中达其极致。这叁波寻租的浪潮一次比一次泛滥，一次比一次汹涌，以至终于从姿肆的寻租大潮中，浮现出了少数拥有千万元、甚至上亿元资产的家族和个人！有人据此作出判断，这标志着资本原始积累过程在中国的完成。7

很明显，寻租现象的泛滥，是基于各级党政科层组织及其官僚特权的存在。这些特权虽然实际上早已存在，但其突显出来、以至成为社会舆论广泛指责的对象，却是在改革开放的年代。其原因主要有四：(1)官僚特权及其为害在中已经暴露无遗；(2)如前所述，经济上的改革开放客观上为权力寻租提供了空前未有的机会和异常广阔的空间；(3)中国社会已伴随改革的深化而逐步多元化，因而各阶层、各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也日益明显；(4)知识界和普通民众的主体意识日益觉醒。

第二，少数人非法瓜分国有资产

这是寻租现象泛滥的最为严重的後果！

如所周知，中国大陆自80年代以来，国有资产据说以平均每天大约一忆元的速度非法流失着，这构成了用以表征“社会不公”的规模和严重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正如许多论者指出的，要想从根本上解决此类社会不公的问题，追根溯源，不能不改变“人治”和官僚特权赖以产生和存在的现存体制。然而，俄国私有化的教训也告诉我们，即使进行了相当彻底的民主化改革，也未必保证转型期国有资产的私有化，一定能够按照符合社会公正原则的方式进行。道理很简单：如果不能从根本上转变政府的职能，使政府完全退出企业，如果不能同时使政府及其官员的行为受到有效的限制和监督，则即便是如今天俄国那样的民选政府，它的各级科层组织及其官僚，也照样会利用转型期国有资源再分配的各种机会，猖狂地为自己谋取私利，使寻租现象泛滥成灾！在这一方面，中国与俄国的不同主要有两点：第一，中国并没有公开地进行大规模的国有资产私有化，因而少数有权势者及其同伙对国有资产的瓜分，往往是以比较隐蔽的方式进行的。第二，由于“公有制”至今在中国仍然是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天条，因此，在如何处理国有资产的问题上，少数人私分国有资产这种不公正的现象，也就不可能不以与现行法律和既有社会伦理原则相抵触的形式表现出来，从而突显出它的非法性和非道德性。

首先，根据现行宪法的规定，国有资产的产权归全体人民所有，因此无论如何，在法律上绝不允许将改革变成一场由少数人廉价、甚至无偿剥夺多数人这种名义上的所有权的过程。其次，国有资产“人人有份”的信条，不仅得到了法律的确认，而且也是基于国有资产来源于全体人民共同积累的历史事实。因此，这种“人人有份”实际上早已积为中国社会的一条基本的经济伦理原则。这样，在如何处理国有资产的问题上，改革便不能不受到上述法律的和社会伦理的双重限制。就第一重限制而言，少数人廉价、甚至无偿地瓜分国有资产属于非法，当然不可能不引发“被剥夺者”与“剥夺者”之间的矛盾；而从第二重限制来看，即使改革的方案设计和实施过程在现行法律的围内看起来无懈可击，但假如改革的实际後果令多数人在社会经济伦理关系上失落了上述名义上的平等地位，而同时又不能在工资收入、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等方面得到相应的补偿，那末，这样的改革因其难免演变为“强者剥夺弱者”的过程，它在实际上仍然会被多数人看作不公正，因而也难免遭受多数人的道义谴责。中国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形成、并在九十年代逐步激化的“被剥夺者”与“剥夺者”之间的紧张和冲突，正是在国有资产大量非法流失的宏观背景下，由上述两方面的因素交织而成。

由此看来，改革虽然不能不着眼于提高经济效率（否则又何必进行改革？），但仅仅着眼于经济效率则是不够的。除现行法律而外，“社会公正”也是改革、特别是国有资产私有化过程必须充分予以重视的原则之一。

不容否认，“公正”与“效率”之间常常有矛盾，但也不尽然。有关的研究表明，分配不公同样可能对效率起负面的作用。更何况，并不是在任何条件下实行私有化都可以达到提高效率的目的；能够提高效率的私有化，需具备相应的经济环境；而此种经济环境在中国的成熟则显然须假以时日。8我们应当从俄国仓促草率的私有化过程所造成的严重後果中汲取教训，以足够的耐性期待并促成这种经济环境的成熟与相对公正的私有化方案的研制。

第叁，国企内部上下级关系的不合理变化

这也是国企改革中产生的诸种社会不公现象的焦点或凝聚处之一。

大家知道，改革前，我国工厂、企业内部的党政领导与职工之间，虽然并不像公开标榜的那样，是一种同志式的完全平等的关系；但除非是出于政治上的原因，职工一般不得开除，其劳保和福利待遇也是有保证的。而且，那时工厂企业的领导与职工一样，都是依靠工资维持生计，虽然领导的工资可能高一些，他们当中的某些人有时亦难免“多吃多占”一点，但两者实际收入的差别不大这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大锅饭”。但自八十年代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以来，原先这种“同志式的关系”便开始逐步向“劳资关系”转变；劳资之间的紧张以至冲突亦随之产生，并伴随改革的深化而呈逐步激化的趋势。因为厂长经理渐渐地掌握了让职工下冈、甚至解雇职工的权力；职工的工资、奖金等等，在很大程度上也开始由厂长经理决定了。与此同时，两者实际收入的差距也以合法或非法的方式迅速拉大。据报道，沈阳市的一项调查显示，“有70%的厂长上任後都给自己买了宽敞的住房，82%的厂长配有高档轿车。”广州、海口、福州、武汉、南京、西安等城市四百多家高档娱乐场所的消费，有60%是企业的公款消费9如此的高消费，不要说中国的普通职工，就是在西方发达国家显然也只有少数人才可以做得到。广大职工对此早已是“义愤填鹰”，这其间虽然不免亦可能含有“红眼病”的成分，但他们最深刻的失落感，却可能是来自自己与领导之间相互关系的上述深刻变化。

诚然，自八十年代开始在一些工厂企业建立的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对厂长经理的权力有所约束，对工人的权益亦有某种保护的作用。但一则由于厂长经理通常都可以仰仗其上级“靠山”和权力关系网的庇护，二则由于职工代表大会缺乏横向联系，难以对厂长经理形成足够的制衡力量，因此，即使在职工代表大会组织和运作最好的情况下，如在某些大型国营企业中，它对厂长经理的约束和对职工权益的保护作用也是非常微弱的。不然的话，在近年来推行股份制的过程中，怎麽可能出现一部分企业领导竟敢以解雇相威胁，强迫工人购买股票；而一些工人又怎麽会因无力购买股票而被开除呢？10

也许，《劳动法》的公布和实施，将会加强对工人权益的保护。但是，《劳动法》显然不可能为国企内部上述“劳资关系”的生成提供充分的根据。因为它回答不了，在从原先那种“同志关系”向“劳资关系”（或“准劳资关系”）的转变过程中，厂长经理们个人究竟付出了什麽样的代价、承担了什麽样的风险，从而摇身一变竟成了“资本家”或“资方人”？而原先同样是所谓企业主人的广大职工又得到了什麽样的补偿，因而便该当一下子“沦落”为被雇佣者？而对这样的社会伦理问题，显然是不能仅仅以“提高经济效益”来简单作答的。更何况，在中国目前的情势下，即使以强力推行了这种对市场经济固属必须的从“同志关系”向“劳资关系”的转变，国有企业是否一定能扭亏为盈，也令人怀疑！

第四，社会阶层之间的不平等关系

从改革的收益分配和代价分担是否相称的角度来分析，存在于中国不同阶层之间的社会不公，主要表现于下述两重关系中：其一，是城乡关系，亦即城市居民与农民之间的关系；其二，是官民关系。

笔者在《中国与苏俄改革的比较研究》中曾经指出，与前苏联那种单一的工业社会主义不同，中国的社会主义是由“农业社会主义”和“工业社会主义”复合而成的。在这种二元结构的社会主义的框架内，中国的农民一方面承担着为国家工业化积累资金和为城市提供廉价商品粮的责任，另一方面，却不仅享受不到城市居民可以享受的各种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反而在经济、社会和文化诸领域遭受着多重歧视。农民的这种“贱民”状况，自改革开放以来诚然有所改善，但城乡之间不公正的差别依然是严重的。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为了“稳定”，政府一直采取以农村养城市的方针，农村改革的收益，有相当大一部分被无偿用来提高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因此，尽管农民与城市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在改革的头几年曾一度略有缩小，但在城市改革起步以後复迅速拉大。据报道，1997年城市居民的人均收入是5160元，而农民的人均收入只有2090元。这一年，城市居民与农民的人均收入之比为2．5，实际仍然维持在改革前的水平上。11

(2)若与国营企业相比，政府在信贷、外贸和某些原材料供应等方面，对乡镇企业的政策性歧视依然存在。

(3)各级政府及其官员和行政人员，对农民的非法摊派和敲诈勒索，远比对城市居民为甚。

(4)流入城市的“农民工”，在工资、劳动保险和福利待遇，以至社会舆论等多方面，仍然处于被歧视的“贱民”地位。

至於官民之间在收益所得和改革代价承担上的不公正，尽管我们很难做出量化的描述，然而谁也无法否认，在改革中收益最大的官员及其家族成员，付出的代价和承担的风险最小；而收益最小的普通百姓却不得不付出最大的代价、承担最大的风险。民众对此有义愤，首先是因为，在政治不开放和实际存在着特权的条件下，每一个人的能力和个人努力程度，并没有通过公平的自由竞争而得到验证。此外，还有一个无法掩盖和不能无视其存在的因素，就是改革的巨大代价，说到底，是来自原有的模式和体制。因此，当评价改革是否公正的时候，不应当、也不可能排除人们去追溯这种“历史的责任”。而毫无疑问的是，这种历史责任的绝大部分，应当、也只能由缔造并推行了旧模式旧体制的执政党及其官员们来承担。这显然是一笔不大容易计较清楚的“糊涂账”；而且，在改革中也应当提倡和鼓励人们，对历史的责任问题持宽容的态度。但是，假如改革的收益分配恰好与所应承担的历史责任成正比，而改革的代价和风险分担却恰好与之成反比，那无论如何都难免遭人物议！或许，这种社会不公难以完全避免，因为改革毕竟不同于革命，它不能不尽力争取掌权者的认可与合作。问题在于这种社会不公，距离多数老百姓所能容忍的界限到底有多远？这是一个需要认真思考和严肃面对的问题！

四、社会公正与社会民主主义

“荷兰奇迹”的启示

那末，我们究竟应当采取什麽样的方式，才能有效地控制日趋严重的社会不公和化解那些由此引发的社会矛盾呢？

照笔者看，摆在我们面前的大致有如下几种可供选择的方式。

第一，是意识形态说教和政治运动的方式。改革二十年来的实践证明，这种在时代曾屡试不爽的方式，在改革开放的年代已经不那麽灵通，至少是不够用了。

第二，是把经济改革局限在旧体制的围内，甚至“走回头路”，即“革改革的命”的方式。，某些“老左派”们所主张的这种方式，在已经走上市场经济的不归路的中国，显然已无异于痴人说梦，客观上不可能，对多数人也几乎没有任何吸引力。

第叁，所谓新权威主义和新保守主义（按：当前中国的“新保守主义”是一种流派纷呈的思潮，这仅指其中的一部分人）的方式。主张这两种方式的，除了某些体制内的改革派人士而外，还有知识界的某些头面人物。

由于反驳这两种主张的论作几乎已可以说是汗牛充栋，笔者无意再对它们作详细的评论。这只想指出两点：其一，八九年那场风波表明，将社会不公的问题留待日後解决，对于中国大陆来说，恐怕是“一万年太久”！其二，最近印尼等南亚国家发生的政局动荡，至少已经对这两种主张提出了无可回避的“挑战”，因为谁都无法否认，最近这些国家发生的极具破坏性的政局动荡，与这些国家长期存在的严重社会不公有直接的关系。

除此而外，当然也还有一些很激进的主张，我们这里不去说它。笔者想要推荐的，是一种属于社会民主主义畴的方式，亦即

第四，政府干预下的社会契约方式。

简单地说，这种方式就是主张，在政府的主导和参与下，通过制度化的社会协商对话，来规和调节各阶层、各群体之间在改革中的利益关系变化，以保证改革相对公正地进行。

如前所述，战後西欧和北欧在适度国有化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体系，是社会人经过长期努力而达到的伟大成就之一。这种成就为广大劳工阶层的择业自由创造了某些必要的物质前提，从而也为在劳资关系方面实现相对的“社会公正”，提拱了一种制度性的保证。但也许是因为“物极必反”，社会人们战後在欧洲推行的“福利社会主义”，也曾遭遇到自己发展进程中的“瓶颈”：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福利社会主义”因其固有弊端逐渐暴露，已经走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右翼保守主义于是趁势而重新崛起。从“铁娘子”撒切尔夫人执政的英国开始，私有化的浪潮一时几乎蔓延西欧所有的国家。与此同时，这些国家原有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亦程度不同地被削弱或被缩减。这些改革虽然为顾主们所欢迎，却不免遭到广大劳工阶层的抵抗。如果从社会公正的角度看，从那时起一直到现在，西欧国家普遍面临的一个社会难题是：政府究竟应当如何处理顾主要求降低劳力成本与雇员要求扩大就业和提高工资福利之间的矛盾，才不失为“社会公正”，因而也才能为劳资双方都心悦诚服地接受？如今已享誉西欧、并被视为当前西方世纪颇为时髦的“第叁条道路”之开端的“泡勒德尔模式”（POLDERMODEL)12，正是适应这种情势的客观要求，于一九八二年在由基督教和工党联合执政的荷兰应运而生的！

所谓泡勒德尔模式，就是在政府的主导下，由政府、顾主和工会叁方，通过协商对话，达成旨在刺激投资、增加就业和兼顾劳资双方利益的中长期政策性协议；此後每一个会计年度，叁方都遵照此一协议再度进行磋商，就本年度工资增长的水平和其他相关问题达成具体协议；尔後由政府宣布实施。13最近十六年来，荷兰遵照这一协议，其名义平均工资虽然略低于德国(实际工资大体相同)，但荷兰的经济不仅一直以不低于3%的速度持续增长，而且在解决就业问题方面，也取得了令绝大多数欧洲国家难望其项背的成就。近年来，德国的失业人口已突破四百万，为本世纪二、叁十年代那场大萧条以来所仅见；法国的失业率也一直居高不下；但据欧盟统计局1998年9月公布的数字，目前荷兰的失业率是3．9%，仅略高于卢森堡堡4所谓荷兰奇迹，就表现于这种鲜明的反差中；而追溯“荷兰奇迹”的秘密，人们则几乎是众口一词，将之归功于荷兰所创造的以节制工资增长和协调劳资双方的利益关系为其基本内容的“泡勒德尔模式”！这也就是为什麽当布莱尔刚一登上英国首相的宝座和施莱德刚一在大选中击败柯尔，便屡次声称要向荷兰学习，将“泡勒德尔模式”创造性地引入本国的原因。

毫无疑问，就具体内容而言，泡勒德尔模式与荷兰的具体国情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因而对其他国家未必完全适用。15但是也应看到，这种在荷兰实际已经制度化了的社会协商对话方式，一方面以政府干预和工会的参与，弥补了法律和市场对于实现和维护“社会公正”的不足；另一方面，由于政府的主导，协商对话一直以“双赢”（WINWIN）为其出发点和归宿，因而它也不致伤害、至少不致严重地伤害顾主的自由。这样，它便为人们提示了一种解决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的新方式，即一种符合当代政治新思维、因而亦可借以达致相对社会公正的方式。泡勒德尔模式的普遍意义就在这。

参照荷兰的经验，笔者以为，对于中国来说，重要的问题也许并不是何党、何派或何人，能够为全社会确立起一种共同的、绝对的社会公正标准；而在于能否找到一种与当代政治新思维相一致的相关方式。按照这种方式，所谓社会公正应当在相关利益群体的共同参与下，通过旨在“双赢”、即兼顾各方利益的协商对话来达成。这种社会公正自然是相对的；但也惟其如此，它才是现实的。正是在这一点上，荷兰创造的泡勒德尔模式对中国具有可资借鉴的意义义

由于中国与荷兰的国情不同，前者要“移植”後者所使用的方式，当然不能不进行若干相应的改革。笔者以为，这些必要的改革至少包括下列几项：

一、在党和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上，执政党应当进一步清理以至放弃与原先那种全能主义体制相对应的意识形态观念和原则；政府则须进行以建立“小政府”为目标的改革，进一步退出企业和“社会”。所谓退出企业，就是政府完全放弃对企业的人事任命和经营管理权，把这些权力统统交给企业自己去掌握。这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政企分开”。所谓退出社会，则是指政府逐步放弃对所谓人民团体如工、农、学、商等群众组织的垄断。

二、进行社会改革，即在承认中国社会已经分化为不同的阶层和利益群体的前提下，逐步落实宪法赋予公民的各项社会权利，允许各阶层、各群体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而自由结社。当然，“自由结社”可以首先从非政治性的社团（如工会）开始，待条件成熟、取得经验後，再逐步向更广阔的围和更深层次上扩展。倘若担心这样的渐进式改革仍然风险“太大”，那末，至少也应当进行以自由选举为基本内容的工会改革和其他“群众组织”的改革。

笔者认为，这里所谓社会改革，其实质就是要逐步从根本上改变与原先那种全能主义体制相配套的“国家组合主义”(StateCorperatism)，亦即由国家垄断“人民团体和群众组织”的社会整合模式。但笔者同时认为，中国的社会改革也不宜照搬美国的“压力团体”或波兰的团结工会；比较适合中国国情、对中国可能更具有借鉴、参考意义，或至少可作为一种过渡方式的，可能是西欧的“社会组合主义”(SocialCorperatism)模式。

叁、建立旨在协调各阶层、各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和对政府及各阶层、各利益群体均具有约束力的社会协商对话制度，使政府与民间社会在面对各类带普遍性和可能影响全局的社会冲突时，彼此真正成为协调利益冲突、化解社会矛盾和解决实际问题的合作夥伴。为此，政府应当放弃所谓全心全意依靠某一个或某一些阶级之类的政治口号，在功能定位上将自己确立为“协调者”和“仲裁者”的角色。

很明显，以上这些改革实质上是属于政府转变职能和社会改革的畴，但在中国的具体环境中，也都具有比较鲜明的政治改革的意涵。如果从後一种意义上看，则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完全有可能像实行“村民委员会选举”那样，为渐进式的政治改革成功地开辟出又一个新的突破口。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建立这样的制度，将把经济改革、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自然地结合起来，既有利于实现和维护改革的相对公正性，同时也有利于突破政治改革严重滞後的僵持局面，因而无疑也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和平稳转型，可以说是一举数得的好事！联想到中共“十叁大”已经提出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的设想，那些设想虽然因受客观条件的限制，与我们现在所说有不小的距离，但两者毕竟有相通之处。另一方面，中国政府已于不久前签署了有关人权的两个国际公约。无论如何，这都将促使中国政府在兑现宪法关於结社自由方面有所作为。何况，严重的社会不公业已成为当前中国迫在眉睫、不得不解决的问题；事件也再度显示出调整国家与社会之间相互关系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在这种情势下，为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而进行上述改革，应当说不仅是必要的、可行的，而且在时机选择上也是适宜的。

注释：

1.参阅苏文：《传统、改革与革命：1917年俄国革命再认识》，载《二十一世纪》1997年10月号。

2.参阅拙作：《叶利钦改革的命运与俄国的政治前途》，载《信报月刊》1998年11月号。

3.参阅下斗米伸夫《俄国的两次革命：1917与1991》，载《二十一世纪》1997年10月号，第3第35页。

4、5、6.卢梭：《社约论》，商务印书馆,台北，1989年，第49页。

7.何清涟：《中国的陷阱》，明镜出版社，1997年，第73页。

8.参阅田国强：《转型经济产权所有制理论》，《当代中国研究》1996年第3期。

9.俞燕敏：《新闻媒体在中国後邓时期改革中的地位和作用》，《当代中国研究》1998年第2期。

10.见《强迫职工买本厂股票部分国企领导遭批判》，载《明报》1997年12月16日。

11.参阅陆学艺：《我国农村当前面临的几个问题》，《改革》1989年第2期期

12.这个模式的主要设计者是荷兰现任首相科克。因此，在为庆祝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立五十周年而举行的其成员国首脑会议期间，克林顿在谈到“第叁条道路”时曾对科克首相说，这本来是你们荷兰的创造，“可惜你们给它起的名字不够好”！“泡勒德尔”在荷兰语中指由围海工程而建造的“陆地”，为了保证这些人造陆地不致被水淹没，须不停地监控和调节其水位；所谓泡勒德尔模式，就是取其“调节、控制”之意。

13.DeBeer:HetWonderlijkePoldermodel.SocialismeenDemocratie.Vol.54(1997)，No.9,P.375——382.

14.EUWerkloosheidStabielOp10Pct.NRCHANDELSBLADSep.10,1998

15.美国驻荷兰大使辛西亚．斯奈德即认为，泡勒德尔模式对美国无效。

民主社会主义范文篇5

为了使人民转让的权力不被异化为人民的对立物，政府的构架原则应该是权力制衡，不允许任何一个不受监督的权力存在。因为：人民转让的权力需要由具体的人来行使，而人是自然人和社会人的统一体，我们不可能找到一个无论何时何地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且是从不做错事的完人。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都证明，好人政府最终无好人。那种把自己描述成自从来到世间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没有做过错事的“人”是希望永远领导人民。因此，我们不管选择谁来行使权力，都必须对行使权力者进行制约。三权分立是现在存在的比较好的权力制衡体制。一个权力是独裁，两个权力容易勾结，四个权力容易扯皮，三个权力既使权力制衡，又使权力精简，而且象三角形一样最具有稳定性。

集权政府：

④集权政府的产生

在人类脱离动物界的过程中，人们过的是群体生活。劳动工具、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用比较巩固的和内部团结的生产集体代替原始人群，要求扩大简单协作范围。在这个阶段上，氏族联系对人们的结合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原始人群开始向氏族社会组织过渡。

氏族是以血缘关系建立起来的社会组织形式，是从原始人群中分裂出来的小团体，每个小团体构成一个生产单位——公社。氏族社会的最高权力机构是氏族议事会，全体成年男女都有权参加，都有平等的发言权和表决权，氏族的一切重大事情都由氏族议事会讨论决定。氏族议事会选举、撤换酋长和军事首领。酋长没有特权，在氏族内部的权力是父亲般的，纯道德性质的。他手里没有强制的手段，不称职的酋长可以随时撤换。战争期间推选出军事首领，战争以后与氏族成员一样参加生产劳动。“它(氏族)的全体成员都是自由人，都有相互保卫自由的义务；在个人权利方面平等，不论酋长或军事首领都不能要求任何优越权；他们是由血缘关系结合起来的同胞。自由、平等、博爱，虽然从来没有表述为公式，但却是氏族的根本原则，而氏族又是整个社会制度的单位”。(引自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P21-103，注：见《马恩全集》P21-634页101条注释)

由于血缘关系严重地阻碍了原始人的发展，人们逐渐意识到近亲通婚的危害，要求彻底改变两性关系，血缘婚制逐渐被族外婚制取代，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氏族组成部落。部落有自己的地域、名称、方言、宗教和习俗。讨论公共事务的部落议事会是由各氏族的酋长和军事首领组成的，这些人是氏族的真正代表，因为他们可以随时撤换。议事会公开开会，四周围着部落的其余成员，这些成员有权加入讨论和发表自己的意见。决议由议事会作出。(见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P21-106)在部落中间，有一个最高首领，但他的权力并不大。他是酋长之一，当需要紧急行动时，他应当在议事会召集会议作出决定之前采取临时措施。部落之间形成联盟，联盟机关是联盟议事会，由地位和权力完全平等的酋长组成，议事会对联盟的一切事务作最后决定。在联盟成立时，酋长被分配在各部落中和氏族中，担任专为联盟目的而设置的新的公职。当出现缺位时，有关氏族便重新选举，同时有关氏族也可以随时把他们撤换下来；不过委任权则属于联盟议事会。联盟的酋长们，在他们各自的部落中也是酋长，享有参加部落议事会和表决的权利。(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P21-109)这里，我们看到了一种由社会成员选举的具有执行公众权力意志的官员的萌芽，他们部分地靠部落成员的献礼(税赋)，如家畜、谷物等来生活。

农村公社的产生，使社会管理事务复杂化、专业化。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农业和畜牧业逐渐代替采集业和狩猎，成为社会主要的物质生产部门。这些部门劳动强度大，专业化和季节性强，妇女体力不及男子，而且要孕育抚养子女和照料家务，男子成为生产的主体，是生活资料的主要提供者。经济地位的变化，使妇女处于从属地位，以男子为中心，父系制产生。父系制，使农业家庭经济成为农业社会经济的细胞。氏族制的前提是一个氏族或部落的成员共同生活在纯粹由他们居住的同一地区，当家庭经济作为社会经济的细胞时，这种情况已不存在了。氏族和部落到处杂居，个体家庭成为生产单位以及迁徙自由、战俘、自由民、手工业者的出现，家长制大家族彻底瓦解，以及同乡村对立而产生的城市的特殊需要，都要求有新的机关管理社会事务。氏族、部落议事会的监督、决议方式已不适应新的社会人口组成形式。社会机构和管理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社会管理事务日益复杂化，管理专业化出现了。氏族内部由于生产事务简单，管理事务简单，人们朝夕相处，共同劳动，熟习氏族事务，因此能正确行使选举权和监督权。他们的管理、选举和监督能力是本身能力的自然延伸。现在，自然延伸的管理、选举、监督能力已不适应日益复杂化的社会管理，管理者逐渐从公众中脱离出来成为专业化管理官员，他们依靠公众缴纳的捐税维生。教育的落后使多数人缺少必要的管理、选举、监督能力。

社会的集体主义原则需要人们转让自己的部分权利，由于被管理者缺少必要的管理、选举、监督能力，他们在转让自己的权利时连自身都被转让了、被征服了，他们自己剥夺了自己的管理权、选举权、监督权、议政权、罢免权，接着他们又被他们转让的权力剥夺了管理权、选举权、监督权、议政权、罢免权。由此，在管理者自然属性——利已欲的推动下，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管理力量部分地异化了，成为公众利益和社会发展的对立物，成为套在公众头上的枷锁。统治者产生了！集权政府产生了！阶级产生了！剥削产生了！

利已，是人的自然属性，是人的二重性的一个方面，是内在于人的身体中随时燥动着的心。当管理者一旦失去必要的监督时，公众赋予他的权力必然部分地、甚至是全部地异化。统治者产生了，人的社会解放的内涵增加了，公众开始了政治解放。他们除了探寻社会组织关系、构建最佳社会组织结构、探索人与社会的真理获得社会解放外，他们还要和统治者作斗争，把异化的力量颠倒过来，获得政治解放、经济解放和精神解放。

⑤集权政府的职能

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权力是通过政府(广义的政府)行使。政府存在的合理性在于管理职能。由于公众转让的权利部分异化为人民的对立物，因此，集权社会政府对内具有双重职能：管理职能和统治职能，对外有捍卫国家(社会)主权的职能。

统治职能无益于社会。统治职能是统治者或统治者集团经济上剥削人民的职能，这种剥削是权力剥削，是超经济的剥削，是政治腐败、社会腐败的根源，是中国社会走不出“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周期率的根源。权力剥削必然引起人民的反抗，因此，统治职能表现为镇压人民的反抗。镇压人民的反抗除了警察、监狱外，与之相适应的是集权政治统治和维护统治职能的法律，与集权政治和维护统治职能的法律相适应的是集权专制文化。

世界上所有存在过的政府，除原始民主制、民主政府外的一切政府都是集权政府，它们是奴隶制政府、封建制政府、苏联东欧的国体上主权在民和政体上主权在领导的社会主义集权政府。

民众推翻政府不会推翻国家，民众推翻政府并非不要政府，而是需要只具有管理职能和捍卫国家(社会)主权的按人民意志行政的政府。

⑥集权政府的构架原则

集权政府的构架原则是与民主政府的构架原则相反的原则。

集权政府是公众转让的社会权力以及公众转让的社会权力部分异化为人民对立物的权力的执行机构。集权政府的统治职能从来没有过存在的合理性。集权政府作为统治职能的官员是人民的老爷，是人民之主。集权政府是根据管理社会和统治人民的需要构建的，集权政府权力部分是人民赋予的，部分是剥夺人民的，集权政府权力的行使不是在人民监督下进行的，集权政府的一切属于集权者自身。

集权政府的构架原则是没有权力制衡的政府，是一个权力领导的政府。集权政府内部的权力制衡是服从集权制度的权力制衡，与被领导的领导和被领导的人民无关。

⑦阶级

阶级可以区分为广义的阶级和狭义的阶级。广义的阶级指社会中的阶级和阶层。狭义的阶级是一定历史阶段上集权社会的产物，狭义阶级的实质是社会中一部分人(统治者)占有另一部分人(被统治者)的经济利益。经济利益的根本对立必然引起阶级斗争。

马克思说“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马克思致约。魏德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P547)

我们这里讲的阶级是指狭义的阶级。

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是通过三条途径产生的：一是政治途径。氏族公社的“社会职能”的“独立化”，氏族公社的首领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的主人，即上升为社会的统治者。在氏族公社时，有的人被推选为氏族首领，这些人被氏族赋予处理氏族事务的权利。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有了剩余产品，有了社会分工和交换，氏族公社的社会职能开始专业化，这些人由原来参加生产劳动而逐渐脱离生产劳动，以致后来氏族社会职能世袭化。这样，氏族首领利用手中职权把公共财产化公为私，摄为己有。由原来的社会公仆变成其他氏族成员的主人，转化为剥削者、统治者。二是经济途径。氏族公社，随着生产的发展，逐渐分解为一个个家庭。而富裕的家庭拥有较多的生产资料，具备了比较有利的生产条件，吸收一定数量的劳动力供自己剥削，他们由氏族内部的富有者转化为剥削者。三是奴隶的使用。奴隶最初来源于战争中的俘虏，把俘虏转化为奴隶，此后把氏族内部负债累累的成员或负债成员子女沦为奴隶。恩格斯说：“政治权力不过是用来实现经济利益的手段。”(恩格斯《路德维然。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P250)由此而得出结论：阶级的起源完全是经济的原因。并批判那种妄图用政治暴力即掠夺、战争、征服来解释阶级起源的思想。

在阶级产生的三种方式中，我们可以把第三种方式——奴隶的使用看着一种特例而不论。第一种方式——政治途径是我们赞同的。问题是第二种方式——经济途径。一方拥有的生产资料与另一方拥有的劳动力相结合而进行生产，他们之间是阶级关系还是阶层关系？他们之间存在剥削吗？这是一个经济学问题。马克思用他的剩余价值理论论证过这种形式存在剥削。我们这里不从剩余价值的深层理论去探讨这一问题，而只从直观的现实或经验就足以怀疑了。生产资料公有制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最佳途径吗？我国现在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改革——生产资料的私有化过程(明确产权关系以及私有经济的蓬勃发展)是建立剥削社会吗？这是理由之一。理由之二，恩格斯用“政治权力不过是用来实现经济利益的手段。”(恩格斯《路德维然。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P250)即政治权力的目的就能否定阶级的产生源于政治暴力吗？简单的逻辑是“目的”能否定“手段”吗？

从集权政府的产生，我们得出的结论是：(狭义的)阶级是一历史范畴；阶级关系是对立关系；阶级关系只存在于集权社会，阶级关系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阶级关系源于人民转让的权利部分被异化为人民的对立物而形成的经济剥削、政治压迫、思想专制；阶级是可以消灭的，当建立国家(社会)主权在民并完善权力制衡的民主政府时就可以消灭阶级；民主社会只有阶层关系，而没有阶级关系。

⑧阶级斗争

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经济利益的根本对立、以及由经济利益的根本对立而派生的政治对立和文化对立必然引起阶级斗争。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统治职能具有强烈的阶级性，它对国民的政治压迫和经济掠夺表现为统治机构与民众的对立。统治职能把一国之中的公民划分为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被统治阶级非人化。人在社会中的目的并不是非人化而被当作牲畜驱使，他们只是在集权社会被非人化了，他们从他们的本能、人性出发必然要反抗这种非人化。他们要作社会的主人，自己的主人。他们要求获得政治解放，消除经济剥削、政治压迫、思想专制。这就是阶级斗争。

人是生而自由的，但人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人是自然的产物，注定人要成为自然的奴隶。同样，人是社会的人，注定人要成为社会的奴隶。作为生而自由，追求无限幸福的人，注定要寻找自身的解放：自然解放和社会解放。自然解放是发展物质生产力增加社会财富，满足人类不断增长的物质需要。社会解放是构建、调整、完善各种社会关系，追求没有剥削、压迫、贫困、不平等的社会，追求公证、和谐的社会，使个体人能最大限度地自由。集权社会人的社会解放最主要地表现为政治解放，实现主权在民，建立民主政治。

综上所述，国家和政府是不同的概念，国家是区别于其它人类群体的有领土边界的社会，政府是凌驾于该社会之上的社会管理机构。消灭皇帝改朝换代只是更换政府，不是更换国家。国家不具有阶级性，国家是民族性的结果。但国家的民族性随着民族融合而减弱，直至消退。美国社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中国现在的汉民族也是民族同化的结果。我们讲的国家的阶级性实际上是指政府的阶级性，是国家政权(政府)的阶级性。国家政权的合理性在于社会管理职能和捍卫国家(社会)主权的职能。

由于种种原因，在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这种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权力部分地异化为统治职能，并被确立下来：人们在转让自己部分权利的过程中连自身都一起转让了、被征服了。阶级产生了。政府的阶级性只存在于集权社会，政府的阶级性表面上是代表社会中某一阶层利益，实质上政府的阶级性是指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是政府的统治职能。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3、民主政治+市场经济+社会保障制度

民主政治、市场经济、社会保障制度是新民主社会主义的三要素。

民主政治：民主政治即宪政民主制度。

市场经济：新民主社会主义认为，生产资料公有制和私有制、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都是人类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手段，它是社会成员进行社会生产的自由选择。由于公有的范围是有限的，因此，公有制与市场经济并不矛盾。

社会保障：即每个社会成员有权利无条件地获取最基本的生活资料。

每个社会成员有权利无条件地获取最基本的生活资料不是均贫富的信念，而是人类的自然社会要求。“劳动是财富之父，自然资源是财富之母”。人是社会人，但人也是自然人，是自然的产物。作为自然产物的人，当然他天生地拥有同其他人一道平等地占有自然资源的权利。自然公正要求劳动者所得是其劳动所得。社会公正虽然它承认劳动者所得是其劳动所得，但它认为劳动创造的财富包含有自然财富，自然财富是全社会成员所共有的，因此，劳动所得应当扣除除他自身享有的自然财富的自然财富因素的部分。因此，每个社会成员就有权利无条件地获取最基本的生活资料。

在民主社会主义的三要素中，政治民主化已经成为首要的要素。因为政治民主化是摧毁阻碍中国社会发展的既得利益官僚集团的根本选择，是实现社会公正的根本选择，否则，至多是换一个温和的又是既得利益官僚集团来管理社会，最终又走向不温和。这是其一。

其二，经济市场化，必然要求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是法制条件下的市场化，并非无序状态的市场化。法制条件就要求政治民主化。集权政治的法制化是人治条件下的法制化，这种法制是按照官僚集团的利益来制订的。因此它不可能从根本上、总体上反映人民的意志，而最终摧毁经济市场化。现在以文件形式存在的地方保护主义就是最好的说明。中国的封建社会也有经济市场化存在，但是在各诸侯或各县领地内存在，而且税费是官方意志，厂商没有讨价还价的权利。

其三，社会保障制度化是实现社会财富公正分配的底线，是一个社会健康稳定发展的要求，也是人的自然权利的延伸。只有在民主政治体制下，人民自己把自己当作拥有合法权利的人，由人民自己制订社会保障制度才能保证社会保障制度的公正性，合理性，才能真正得到落实而不至于成为一种粉饰性公文。社会保障制度由施舍是不能保障落实的，就象街头的叫化子是不能天天保障他的最低生活水平线一样。

因此，在新民主社会主义的三要素中，政治民主化在今天是最主要的要素。

民主社会主义范文篇6

第一、在吸收资本主义一切肯定成果的基础上发展经济。

新民主主义在经济上的特点就是除了节制有害于国计民生的官僚垄断资本之外，允许和保护一切有益于国计民生的民族资本的发展。中国的民主革命不是一般地消灭资本主义。“新民主主义革命所要消灭的对象，只是封建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只是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而不是一般地消灭资本主义，不是消灭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反复申明：“我们现在的方针是节制资本主义，而不是消灭资本主义”。明确提出私人资本主义是人民共和国的五种经济成分之一，并且把“保护民族工商业”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之一，以法律的形式把“保护工商业者的财产及其合法的营业不受侵犯”规定下来。（参见《中国土地法大纲》，1947年10月颁布。）在回答党内外人士对“资本主义”的疑虑时指出：“有些人不了解共产党人为什么不但不怕资本主义，反而在一定的条件下提倡它的发展。我们的回答是这样简单：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

还着重论述了吸引外国资金与技术对中国工业化的重要意义。他指出：“中国必须工业化。在中国，这只有通过自由企业和外资援助才能做到”（[美]埃谢里克编著：《在中国失掉的机会》，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260页。）。“苏维埃政府欢迎外国资本的投资。中国过去未能利用外国资本使中国人真正得到好处。只有在中国取得真正的独立和民主之后，才有可能把大量外资用于大规模地发展生产事业。也只有自由的中国，由于生产性经济的广泛发展，才能够偿还这种外国投资的本金和利息。”（《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9页。）但是，“我们并不愚蠢地只想吸取西方的机械技术，我们也不会对垄断、官僚化的资本主义感兴趣。它窒息国家的经济发展，只使当官的发财。我们关心的是在建设和生产性的方针指导下，使国家得到最快的发展。首先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美]埃谢里克编著：《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第260页。）。因此，只有在吸收资本主义一切肯定成果的基础上，中国的经济才得以迅速发展，并最终为走向社会主义奠定基础。

第二、在工业化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

为了尽快奠定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号召共产党员和革命者应当学习使中国工业化的技术知识，并倡导注重经济工作。他指出：我们共产党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中国落后的原因，主要的是没有新式的工业。老百姓拥护共产党，是因为我们代表了民族和人民的要求，但是，如果我们不发展生产力，老百姓就不一定拥护我们。强调：经济工作，尤其是工业……是决定一切的，是决定军事、政治、文化、思想、道德、宗教这一切东西的，是决定社会变化的。如果我们共产党员不关心工业，不关心经济，也不懂别的什么有益工作，对这些一无所知，一无所能，只会做一种抽象的“革命工作”，这种革命家是毫无价值的，我们应该反对这种空头革命家，学习使中国工业化的各种技术知识。（：《为陕甘宁边区工厂厂长和职工代表会议的代表举行招待会上的讲话》，1944年5月22日。）

第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渐进性、长期性。

1939年9月，在会见斯诺时说：我们永远是社会革命论者，不是改良主义者。中国革命有上篇和下篇两篇文章，“文章的上篇如果做不好，下篇是没有法子着手做的”。1939年12月，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明确指出：“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1940年1月，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分析了新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革命是在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指导下的有机构成部分，从而使中国社会革命转化思想更加完备。1945年4月，《论联合政府》一文中，再一次强调了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渐进性、长期性。

的新民主主义理论解决了在中国这样政治、经济落后的国家通过什么样的途径走向社会主义的问题，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1942年1月和2月，中共中央先后作出了《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和《关于如何执行土地政策决定的指示》，分别指出，党的政策是“奖励资本主义生产与联合资产阶级，奖励富农生产和联合富农”，“以奖励资本主义生产力为主”。对此，在1942年到陕北和晋西北农村调查中作了进一步研究。在山西兴县农村调查之后，他写了《关于农村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的一个问题》的报告，论述了在新民主主义之下的落后农村，如何发展生产力问题。他指出：“我们有些干部不懂得发展新式资本主义是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全部方向和内容，也是将来社会主义的前提”。“我们所提倡的新式资本主义，与欧美的旧资本主义不同。我们有革命政权和革命政策，调节社会各阶级关系，凡可以操纵国民生计的工商业，均握在国家手中”。“中国社会将来才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今天则要实行新民主主义，就是新式资本主义。因为中国太落后，只有走过新式资本主义的第一步，才能走社会主义的第二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我们的理想。发展新式资本主义，是我们现时的任务，也是我们当前的具体工作。若把理想当现实，乱来一阵，会弄糟糕的”（《中共党史资料》第29辑，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1～3页。）。在东北解放区，同志首先提出五种经济成分，即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小商品经济，并且规定了对待五种经济成分的正确的政策。

民主社会主义范文篇7

两个思想概念不容混淆

“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邓小平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来的。党的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作出了科学的概括和评价，确立了它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并提出用这一理论来武装全党的战略任务。党的十五大进一步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有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我们党把它称为思想；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我们党把它称为邓小平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经过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断向前发展，党的十六大以来又为其注入新的思想内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新的实践基础上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基本成果，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深刻地揭示社会主义的本质，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对当今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形势，对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成败，发展中国家谋求发展的得失，发达国家的态势和矛盾，进行正确分析，作出了新的科学判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新成果。从我们党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概括可以看出，它是在当今国际和国内新的历史条件下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继承和重大发展，它没有丢掉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又说出了一系列符合时代特征、客观实际的新话。

民主社会主义是社会、社会党、工党的思想体系。这一思潮最初叫做社会民主主义，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巴黎公社以后许多社会人都曾信奉过马克思主义。但在恩格斯逝世以后，在1896年第二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特别是在伯恩施坦主义出现和流行以后，社会民主主义又成了社会改良主义。1951年，社会党国际在第一次代表大会所发表的《法兰克福声明》中，把“社会民主主义”一词颠倒而成为民主社会主义。社会党国际之所以要把社会民主主义颠倒成民主社会主义，首先是因为它的民主观发生了重大变化：社会已经由二战前的把资产阶级民主当作争取和达到社会主义目标的唯一方法、手段、道路，发展成二战以后的把资产阶级民主当作社会主义的组成要素和根本特征，当作目标本身；它进而认为社会人同共产党人之间的分歧，已经由实现同一个目标的两条不同道路的分歧，发展成两种根本不同的社会目标之间的分歧。

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作为两个思想概念具有截然不同的涵义，这是不容混淆的。它们作为两条不同的政治道路之间的原则界限，也是不容抹煞的。

原则界限一：如何对待科学社会主义

如何对待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作为不同政治道路之间一条根本性的原则界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又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亿万人民的实践和探索，不断深化着对社会主义的认识。1992年我们党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十六大以来我们党进一步指出，社会和谐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要抓紧构建以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目标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调通过改革不断完善社会主义。早在结束“”以后，我国有些人从右的方面怀疑社会主义制度，说它不如资本主义。邓小平同志在纠正这些错误思想的时候就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并不等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他据此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具体的政治经济等体制明确地区分开来，确定了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根本前提下，改革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经济、政治、科技、教育等方面的具体体制和运行机制，使社会主义制度在除弊创新中不断自我完善和发展的路线。

民主社会主义则完全抛弃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把社会主义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制度选择中排除出去，把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完全局限在资本主义的框架内；对已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它们主张通过支持新自由主义的“改革”，使之认同资本主义，“同资本主义一体化”。在过程中，社会党国际又是“热烈欢迎东欧发生的变化”，又是“希望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取得成功”，加入到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对苏联和东欧国家发动和平演变攻势的行动当中。在苏联，所谓“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改革，把蛰伏在地下和国际敌对势力培植起来的反共势力召唤出来、组织起来，摧毁了社会主义制度，推翻了共产党的领导，改变了社会发展的方向，一步一步地把苏联推向解体。

原则界限二：如何对待资本主义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国内外都存在过一些误解，有的甚至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说成是什么“中国特色资本主义”。产生这种误解的根本原因是他们混淆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关系的不同层次。

邓小平同志在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候，就明确提出了“我们坚持社会主义，要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的历史任务。怎样实现这个历史任务？最根本的，就是要在保持和发挥社会主义固有优势的同时，吸收和利用资本主义的一些有用的方法去发展社会生产力。他强调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这包括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科技和管理方法，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资金，利用市场经济使之为社会主义服务，等等。有的人担心引进资本主义的有用方法就会引进资本主义制度，针对这种疑虑，邓小平同志着重指出：“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某些好东西，包括经营管理方法，也不等于实行资本主义制度。这是社会主义利用这种方法来发展社会生产力。把这当作方法，不会影响社会主义，不会重新回到资本主义。”

那些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叫做什么中国特色资本主义的人，其产生失误的认识论上的原因，就在于把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手段和方法的层次，同社会制度、社会发展道路和方向的层次混同了起来，把前者当成后者了。他们忽略了一个根本点，这就是我们在主张利用资本主义一些有用的东西作为发展社会生产力手段的同时，在社会制度、社会发展道路和方向的层次上，我们不但不能学习和引进资本主义，相反地，还认为社会主义要比资本主义先进得多、优越得多。因此，必须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坚信，社会主义在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要取代资本主义，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

当然，吸取资本主义的一些有用的东西，除了可以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外，也会带来一些消极影响，这就是资本主义的一些消极因素、腐朽东西也必定会跟着一起涌进来。要是听任其自由蔓延，那确实会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具有使社会主义演变为资本主义的危险，但只要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采取“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等一系列有效措施，我们就能防止和战胜资本主义腐朽东西的冲击和演变社会主义制度的危险。

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不仅表现在经济发展的速度上，而且是全方位、多层次、整体性的。经过近30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可以看到，在国际战略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超越了世界主要大国通过海外殖民、对外扩张和掠夺乃至发动侵略战争去实现现代化的传统模式，开辟出了一条和平发展、开放发展、合作发展、和谐发展的道路；在国内战略上，经过艰难探索，确立了科学发展观，找到了节约发展、清洁发展、安全发展、可持续发展的新型工业化之路。归结到一点，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吸取当代人类创造的文明成果的基础上，走出了一条与世界资本主义大国所曾走过的传统现代化道路全然不同的、人类追求文明进步的新路。

如果说在如何对待资本主义的问题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吸收和利用资本主义的一些有用东西去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的话，那么，民主社会主义则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把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完全局限于和融化于所谓资产阶级民主之中，说它们要“同资本主义共同生存”，而“不能简单地说什么我们要废除资本主义”；它们以充当“资本主义病床边的医生”自居，只是争取使资本主义社会更加“文明化”、“民主化”、“人道化”。

原则界限三：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

我们党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重新确立的正确的思想路线，“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邓小平同志强调说：“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只有结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我们正是根据这样的思想，力求实现我们的发展目标。”这就是说，在思想路线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关系是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关系。根据邓小平同志的这一思想，我们党在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庄严提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同时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应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

反之，民主社会主义逐渐把世界观中立、指导思想多元化奉为自己的思想纲领。为此，它们时而把马克思主义同宗教原则并列为自己的信仰基础，时而把马克思主义从自己的纲领中完全排除出去，时而又重新提到马克思主义。但无论发生什么变化，它的指导思想都不是马克思主义。

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属于民主社会主义，毫无根据

民主社会主义范文篇8

两个思想概念不容混淆

“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邓小平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来的。党的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作出了科学的概括和评价，确立了它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并提出用这一理论来武装全党的战略任务。党的十五大进一步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有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我们党把它称为思想；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我们党把它称为邓小平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经过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断向前发展，党的十六大以来又为其注入新的思想内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新的实践基础上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基本成果，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深刻地揭示社会主义的本质，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对当今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形势，对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成败，发展中国家谋求发展的得失，发达国家的态势和矛盾，进行正确分析，作出了新的科学判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新成果。从我们党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概括可以看出，它是在当今国际和国内新的历史条件下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继承和重大发展，它没有丢掉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又说出了一系列符合时代特征、客观实际的新话。

民主社会主义是社会、社会党、工党的思想体系。这一思潮最初叫做社会民主主义，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巴黎公社以后许多社会人都曾信奉过马克思主义。但在恩格斯逝世以后，在1896年第二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特别是在伯恩施坦主义出现和流行以后，社会民主主义又成了社会改良主义。1951年，社会党国际在第一次代表大会所发表的《法兰克福声明》中，把“社会民主主义”一词颠倒而成为民主社会主义。社会党国际之所以要把社会民主主义颠倒成民主社会主义，首先是因为它的民主观发生了重大变化：社会已经由二战前的把资产阶级民主当作争取和达到社会主义目标的唯一方法、手段、道路，发展成二战以后的把资产阶级民主当作社会主义的组成要素和根本特征，当作目标本身；它进而认为社会人同共产党人之间的分歧，已经由实现同一个目标的两条不同道路的分歧，发展成两种根本不同的社会目标之间的分歧。

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作为两个思想概念具有截然不同的涵义，这是不容混淆的。它们作为两条不同的政治道路之间的原则界限，也是不容抹煞的。

原则界限一：如何对待科学社会主义

如何对待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作为不同政治道路之间一条根本性的原则界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又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亿万人民的实践和探索，不断深化着对社会主义的认识。1992年我们党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十六大以来我们党进一步指出，社会和谐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要抓紧构建以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目标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调通过改革不断完善社会主义。早在结束“”以后，我国有些人从右的方面怀疑社会主义制度，说它不如资本主义。邓小平同志在纠正这些错误思想的时候就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并不等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他据此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具体的政治经济等体制明确地区分开来，确定了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根本前提下，改革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经济、政治、科技、教育等方面的具体体制和运行机制，使社会主义制度在除弊创新中不断自我完善和发展的路线。

民主社会主义则完全抛弃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把社会主义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制度选择中排除出去，把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完全局限在资本主义的框架内；对已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它们主张通过支持新自由主义的“改革”，使之认同资本主义，“同资本主义一体化”。在过程中，社会党国际又是“热烈欢迎东欧发生的变化”，又是“希望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取得成功”，加入到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对苏联和东欧国家发动和平演变攻势的行动当中。在苏联，所谓“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改革，把蛰伏在地下和国际敌对势力培植起来的反共势力召唤出来、组织起来，摧毁了社会主义制度，推翻了共产党的领导，改变了社会发展的方向，一步一步地把苏联推向解体。

原则界限二：如何对待资本主义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国内外都存在过一些误解，有的甚至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说成是什么“中国特色资本主义”。产生这种误解的根本原因是他们混淆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关系的不同层次。

邓小平同志在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候，就明确提出了“我们坚持社会主义，要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的历史任务。怎样实现这个历史任务？最根本的，就是要在保持和发挥社会主义固有优势的同时，吸收和利用资本主义的一些有用的方法去发展社会生产力。他强调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这包括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科技和管理方法，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资金，利用市场经济使之为社会主义服务，等等。有的人担心引进资本主义的有用方法就会引进资本主义制度，针对这种疑虑，邓小平同志着重指出：“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某些好东西，包括经营管理方法，也不等于实行资本主义制度。这是社会主义利用这种方法来发展社会生产力。把这当作方法，不会影响社会主义，不会重新回到资本主义。”

那些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叫做什么中国特色资本主义的人，其产生失误的认识论上的原因，就在于把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手段和方法的层次，同社会制度、社会发展道路和方向的层次混同了起来，把前者当成后者了。他们忽略了一个根本点，这就是我们在主张利用资本主义一些有用的东西作为发展社会生产力手段的同时，在社会制度、社会发展道路和方向的层次上，我们不但不能学习和引进资本主义，相反地，还认为社会主义要比资本主义先进得多、优越得多。因此，必须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坚信，社会主义在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要取代资本主义，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

当然，吸取资本主义的一些有用的东西，除了可以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外，也会带来一些消极影响，这就是资本主义的一些消极因素、腐朽东西也必定会跟着一起涌进来。要是听任其自由蔓延，那确实会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具有使社会主义演变为资本主义的危险，但只要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采取“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等一系列有效措施，我们就能防止和战胜资本主义腐朽东西的冲击和演变社会主义制度的危险。

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不仅表现在经济发展的速度上，而且是全方位、多层次、整体性的。经过近30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可以看到，在国际战略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超越了世界主要大国通过海外殖民、对外扩张和掠夺乃至发动侵略战争去实现现代化的传统模式，开辟出了一条和平发展、开放发展、合作发展、和谐发展的道路；在国内战略上，经过艰难探索，确立了科学发展观，找到了节约发展、清洁发展、安全发展、可持续发展的新型工业化之路。归结到一点，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吸取当代人类创造的文明成果的基础上，走出了一条与世界资本主义大国所曾走过的传统现代化道路全然不同的、人类追求文明进步的新路。

如果说在如何对待资本主义的问题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吸收和利用资本主义的一些有用东西去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的话，那么，民主社会主义则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把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完全局限于和融化于所谓资产阶级民主之中，说它们要“同资本主义共同生存”，而“不能简单地说什么我们要废除资本主义”；它们以充当“资本主义病床边的医生”自居，只是争取使资本主义社会更加“文明化”、“民主化”、“人道化”。

原则界限三：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

我们党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重新确立的正确的思想路线，“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邓小平同志强调说：“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只有结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我们正是根据这样的思想，力求实现我们的发展目标。”这就是说，在思想路线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关系是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关系。根据邓小平同志的这一思想，我们党在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庄严提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同时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应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

反之，民主社会主义逐渐把世界观中立、指导思想多元化奉为自己的思想纲领。为此，它们时而把马克思主义同宗教原则并列为自己的信仰基础，时而把马克思主义从自己的纲领中完全排除出去，时而又重新提到马克思主义。但无论发生什么变化，它的指导思想都不是马克思主义。

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属于民主社会主义，毫无根据

民主社会主义范文篇9

一、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

民主的基本含义是人民主权，是通过多数人的统治保障公民权利得到平等实现的国家形式。应该由人民主权，由人民来当家作主，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提出：“人民是否有权来为自己建立新的国家制度呢?”他说：“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应该是绝对肯定的，因为国家制度如果不再真正表现人民的意志，那它就变成有名无实的东西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16页)他认为，“民主制独有的特点，就是国家制度无论如何只是人民存在的环节”。(同上书第281页)显然，在马克思看来，真正的民主应是人民主权，由人民按照自己的意志建立和规定国家制度，并运用来保障和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这种观念是在唯物主义地认识社会历史的基础上形成的。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而人民是社会实践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他们应当是国家权力的真正主体。

民主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反映了政治文明的发展。在古希腊的雅典和中世纪欧洲的一些城邦就产生和存在过民主政体，而使民主成为普遍的国家形式的则是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相比，是在‘自由’、‘平等’、‘民主’、‘文明’的道路上向前迈进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一步。”(《列宁全集》第37卷第109页)但是，这些历史上的民主政治，在事实上都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的民主，只有社会主义才开创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纪元。

能否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这是社会主义民主区别于包括资产阶级在内的剥削阶级民主的根本区别。

第一，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本质。民主政治作为一种特定的政治形式，是以特定政治统治的确立为前提的。列宁说：“民主是国家形式，是国家形态的一种。因此，它同任何国家一样，也是有组织有系统地对人们使用暴力，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民主意味着在形式上承认公民一律平等，承认大家都有决定国家制度和管理国家的平等权利。”(《列宁选集》第3卷第201页)民主作为国家制度，具有民主和专政的不同功能，总是统治阶级享有民主，而对被统治阶级来说则意味着专政。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照例是占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的国家。不过资产阶级自身的民主通过国家权力即借助公共权力的形式虚假地表现为普遍民主，与封建制相比劳动人民有了政治和法律形式上的民主自由，但实质上仍然处于被统治的地位。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只对占人口极少数的敌对分子实行专政。在这里，国家权力的拥有者和劳动人民是同一个主体。所以，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核心内容和根本准则，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的政治本质。

第二，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决定的。民主是市场经济的要求。市场经济的基本特点是等价交换和自由竞争，这反映在政治上的要求就是平等和自由。平等和自由在法律规定上就是权利，而实现这种权利的形式也就是民主。社会经济关系是从两个层面上决定政治上层建筑的。首先，占支配地位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以及由此形成的利益关系，决定着政治上层建筑的性质。其次，产品的价值实现方式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成员利益实现方式，决定着社会政治权力的构成、运行方式和规则。因此，同自然经济相适应的是专制政体，而市场经济则确立了民主政治的原则及其政体。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的，而只要私有制占统治地位，利益的统治必然表现为财产的统治。马克思说：“平等地剥削劳动力，是资本的首要人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24页)这种民主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公有制占主体、多种经济共同发展的市场经济，决定了这种民主是人民民主。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利益关系和政治权力，决定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广大人民应该而且能够以其平等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参与政治生活而实现平等的政治权利。

第三，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和不断发展的目标。社会主义革命的社会意义，正是在于资产阶级剥削和压迫劳动人民的非正义性。革命的目的，首先就是为了从经济上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政治上推翻剥削阶级的统治，建立人民自己的国家。胜利了的社会主义确认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拥有决定公共事务的最高权力，人民的利益是社会的最高利益和政治生活的最大价值取向。社会主义还要把民主原则贯彻到经济和各个社会领域，促进经济、政治、文化的不断发展，创造条件最终消除公共权力的阶级、政治性质，使每个社会成员完全平等、自由、自主地参加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那时，“人终于成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760页)这也就是共产主义的实现。

所以，人民当家作主是民主政治的社会主义本质，也是民主政治的社会主义方向。这就意味着如果背离了人民当家作主的要求，这个政治就不够社会主义的格，甚至算不上 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当然，人民当家作主的实现程度必然表现为一个不断成长的过程。但是，我们的政治建设必须按照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要求来进行，这是决不应该有任何含糊的，因为事关民主政治的社会主义规定性和发展方向。

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要求：“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权。”这些要求的核心就是要进一步保证和实现人民当家作主。落实党的十六大提出的政治建设任务，要围绕人民当家作主这个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坚持和完善基本政治制度，切实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一系列具体制度的建设。民主政治的发展归根到底要取决于现实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但是，政治发展所具有的相对独立性决定了民主要有自己的实现方式和制度安排，不建设就不能发展，而且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社会发展是互动的。我们曾经在一个长时期内以为社会主义民主的原则和基本制度确立后，就自然而然地已经具有了高度民主。这是把民主的性质和实现程度混为一谈，其结果是忽视民主的制度建设。应该看到，同公有制或公有制占主体地位相适应是要求有很复杂的民主的社会机制的，对此从理论到实践都未能给予足够的重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要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积极进行实践和探索，形成和完善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形式。这个过程也就是实现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的过程，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建设过程。

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价值内涵，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保证和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对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这种地位，决定了其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的其他要素的关系。

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必须实行依法治国

民主政治要以法制作为实施条件和保障。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内在地要求实行依法治国，逐步实现民主政治运行的法治化。

在历史新时期，邓小平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任务的同时强调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6页)邓小平的这个观点，不仅从民主与法制的关系的角度说明了法制建设的重要性，而且阐述了深刻的法治思想。随着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同志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高度，进一步明确了把“依法治国”作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任务。“依法治国”方略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概念的提出，其意蕴在于按照人民当家作主的要求，否弃人治，通过法制建设实现法治化。

“法治”(RuleOfLaw)与“法制”(RuleByLaw)既有密切关系，又是有着重要差别的。完备的法律制度体系是法治的前提条件，但并不是具有了这样的法律制度体系的国家就都意味着法治。法治作为理念和社会实践，有其特定的涵义。亚里士多德在他的《政治学》中指出：“法治应当包括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必须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订得良好的法律。”“法治”作为一种治国方略，是区别于“人治”的法律的统治或法律主治，而这种法律又是体现“正义”价值的法律。它包含一系列法治原则和法律制度。这些法治原则主要的有：法自民出，是个人权利产生宪法，而不是宪法赋予个人权利与自由；法律至上，以宪法为核心的法律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法律必须是公开的、普遍的和稳定的，是可以预期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人在法律面前都有平等的身份和机会，都有服从法律的平等义务；一切法律不得违反宪法和必须接受违宪检查，司法独立和律师自由。由这些原则决定，法律制度包括规制权力、保障权利和程序方面的制度，宪法和法律成为基本的社会控制方式。

实行依法治国，政治法治化，对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着重要的意义。

第一，法治使人民意志上升为法律，实现人民主权。马克思说，应该“使法律成为人民意志的自觉表现，也就是说，它应该同人民的意志一起产生并由人民的意志所创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84页)法律以国家机器为后盾。社会主义法律是人民利益和意志的集中表现，是由人民通过一定程序来制定和确认，而不是以少数人的意志为转移。社会主义国家不仅以根本法确认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而且以专门法律保障人民各项政治权利的实施，同时惩罚一切侵犯人民政治权利的行为。

第二，法治能够体现和保障民主政治制度，促进政治民主化。现代民主的普遍形式是间接民主即代议民主制。正如列宁所指出的，“没有代表机构，我们不可能想象什么民主，即使是无产阶级民主。”(《列宁全集》第31卷第45页)社会主义国家也必须借助民主共和国这种政治形式，人民通过选举把权力委托给代表来行使。这种政体意味着在政治权力的持有者与受托行使者之间存在一定的分离，隐含着某种政治失控的危险，即政治权力不是按照权力所有者的意志和利益，而是凭掌权人的意志、情绪甚至利益而运行，导致公共权力异化。历史证明，任何权力都难以完全免于专横之虞。所以，必须制定宪法，宣告人民主权，公民的权利和自由不受非法剥夺；规定国家权力的范围和行使程序。宪法勘定了公共权力与社会的合理界限，确立起一种限制公共权力、保障公民有管理国家的平等权利的政治制度。公民权利的保障意味着公民依法享有平等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各种权利，这种政治权利是由公共权力确定的社会成员实现利益分配的政治资格，可以说是人民主权在公民个体上的延伸和拓展，因而公民政治权利的实现是民主发展的不竭源泉。

第三，法治可以形成和维护民主政治的秩序，促进公民文化的成长。法治通过宪法和根据宪法原则制订的各项政治法的实施，不仅使民主政体的结构得到确认和加以有效保障，而且政治结构框架内的各种政治关系成为法律关系即政治主体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关系而有序运行。立法机构依照法律程序立法；行政机构要限制自由裁量权，依法行政；司法机构独立行使司法权。法律保障公民、政党及其他政治团体政治参与的权利和自由，同时对政治参与的内容、方式、途径做出规定。公民的政治自由以不妨碍公共利益和他人的自由权利的实现为限度。法治通过政治主体法、政治关系法、政治行为法和政治程序法的制定和实施，使民主政治运行保持稳定有序的状态。法治同时蕴含着政治社会化过程，法治对社会政治行为长期的规范和引导，使人们熟识民主政治的规范并内化于心理之中，逐步形成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相适应的公民文化。这种文化包括人们能够怀有这样一种信念：法律应当遵守，没有人能够例外。公民文化是民主与法治的持久的支持力。

由此可见，民主与法治在共同的价值基础上相契合。法治支持民主，法治是现代社会中民主政治程序的制度化形式；而没有民主，则不可能有可靠的法治。说：“宪政是什么呢?就是民主的政治。”(《选集》第2卷第732页)宪政民主蕴含着通过法治来实现对公共权力的限制和对宪法中所规定的基本人权的保护。如果法律只是反映统治者或某个统治集团的意志用于“治民”，这种法制只不过是专制统治的工具而同民主相对立。法制同民主相结合，才是法治。西方法治国家的治国主体依然并非真正是劳动人民而显露其局限性。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依法治国的主体是广大人民群众，依据的法是人民意志和利益的体现，并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使法的全面引导功能、有效规范功能和保障与制约功能充分发挥。因此，依法治国必须反映人民当家作主这个民主的社会主义本质，才是社会主义的法治。

我们在推进依法治国中已经取得重要进展，但是应当看到，要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还任重道远。必须按照党的十六大提出的要求，从立法、执法、司法到普法等各个方面作不懈的努力。实行依法治国，特别要注重在法制建设中贯注法治精神。根据我们的实际，在这方面有两点尤其重要。一是立法内容中相关强化对政府行为的规范和公民权利的保护。二是严格依法办事，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如果允许这种特权存在，就难有法的权威。宪法和法律拥有权威的关键不在于公民是否服从它，恰恰在于要求公众守法的执掌权力者自身是否服从它，因而公民要守法，政府更要守法。总之，法治是民主之治，我们一定要把人民当家作主的要求贯穿于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全过程。

三、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

在现代政治过程中，政党是最活跃、最重要的主体。在社会主义的我国，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居于领导地位，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党的领导是根本的保证。

共产党的领导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国家的政党条件。指出：“政治社会的第一类就是党派。党是阶级的组织。”(《选集》第5卷第335页)工人阶级的阶级要求和政治活动，必须通过自己的政党来领导和实现。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把实现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当家作主作为奋斗目标，领导人民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建立了人民共和国，赢得了如所指出的旧中国缺少的两件主要东西：独立和民主。人民选择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是同党在历史上的作用分不开的，更是因为人民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共产党代表了社会主义。我国作为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工人阶级处于领导地位，而工人阶级的领导是通过自己的先锋队共产党实现的。是否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是关乎国家性质的根本问题。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仅是由共产党领导建立的，而且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坚持不懈地进行建设才能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在现代民主国家中，通常通过选举由政党提供担任政府的人员；组织这些人员制定和执行国家政策；以及在个人与政府之间起桥梁作用。民主政治离不开政党政治。当今世界的各种政党中，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共产党是代表着人类崇高理想和最大公无私的政党。我们党以真正实现人民民主为己任，在复杂的内外历史条件下，担负起抵御种种压力，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和不断推进民主与法治建设的历史重任。在当代中国，其他任何一种社会政治力量都无法代替共产党承担这个历史重任。

正是由于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使得党如何领导对于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与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还不完全适应”。他特别强调：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这对于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具有全局性作用。”

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在根本上是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领导体制问题。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就形成了权力过分集中的领导体制，把国家权力集中于党，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党的权力又集中于少数人甚至个别领导人手中，而且没有监督。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带来的流弊，一是党在国家政权机关以外掌握着事实上的国家权力，法定的国家权力机关不能正常行使职能而流于形式，宪法权威也不复存在；二是使党国家化、行政化，严重削弱了党的自身建设和降低了党的政治领导作用。其结果是党并不是作为政党在实行对国家的领导，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得不到建设，经济和社会都缺乏活力，苏共作为执政党的合法性递减，成为政治和社会危机不断乃至亡党亡国的重要原因。意大利学者马斯泰罗内认为：“苏联的制度之所以垮台，并不是因为那里有太多的国家，而是因为根本没有国家，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因为政党取代了国家。”(《当代欧洲政治思想》，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6页)苏联政治体制的模式几乎为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搬用，我国也在相当程度上受到这种模式的影响。所以，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要通过改革，处理好法治和人治的关系，处理好党和政府的关系。党的领导是不能动摇的，但党要善于领导，党政需要分开。”(《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7页)

要通过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解决好党与政、党与法的关系问题。同志鲜明地指出：“我们绝不能以党代政，也绝不能以党代法。”(《人民日报》，1989年9月28日)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党和国家政权机关的性质不同，职能不同，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也都有原则上的区别。政党是阶级的组织。共产党是由工人阶级先进分子按照共同的理想自愿结合起来的政治组织，是依靠自觉的纪律和民主集中制原则维系的，以政治活动为主旨和目标。国家权力在社会主义社会也就是社会公共权力，国家政权组织由公民通过直接和间接的自下而上的民主选举产生，获得授权以全社会代表的身份行使国家权力，以强力为依托履行公共管理的职能。就全社会的范围和层次讲，政党力量只是社会政治力量而不是公共政治权力，即使是执政党的权力，要成为社会公共权力也必须经过一定的转化程序。以党代政的做法，也就是混淆了政党同国家权力的不同性质和不同的权力授受关系，由执政党权力直接承担社会公共权力的职能。党政分开就是要在分清权力授受关系的基础上，党政职能分开，按法定程序实现权力转化和执政。党政之间不具有组织上的包含和从属的关系，党对国家政权机关的政治领导，主要是政治原则、政治方向、重大决策的领导和依法向国家政权机关推荐重要干部。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共产党，比其余的工人阶级群众更了解工人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不仅代表运动的现在，而且代表着运动的未来。因而，党不仅必须而且能够对社会主义政权机关实行政治领导。政治领导就是着眼于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主要为社会政治生活确定价值、方向、目标和原则。正因为如此，才事关全局，也才能总揽全局。以党代政和以党代法，只能削弱而不能加强党的领导作用。我们党要以自己的纲领和方针政策凝聚工人阶级的利益要求和政治意识，集中人民的意志，并把自己的政治纲领和方针政策转变为国家的方针政策，使党的主张经过法定程序变成国家意志，以国家权力向社会推行。党的主张的形成过程和变成国家意志的过程，是发扬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的过程。因此，改变以党代政、以党代法的方式，就是代之以民主的方式、依法治国的方式。

民主社会主义范文篇10

关键词：公民参与；民主政治。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是人民当家作主，不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就谈不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人民当家作主，就是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民族区域自治以及基层民主自治等制度形式，掌握国家政权，行使民主权利，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人民当家作主一个很重要的形式就是公民的政治参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就必须扩大公民参与。

一、公民参与的概念

公民参与，通常又称为公共参与、公众参与，就是公民试图影响公共政策和公共生活的一切活动。公民参与源于古希腊雅典的直接民主模式，在现代社会主要表现为政治参与，即由公民直接或间接选举公共权力机构及其领导人的过程，影响政府决定或与政府活动有关的公共政治生活的行为等。公民参与对于政治发展而言，意义极为重大。公民参与是民主政治的核心问题之一，无论对于政治国家，还是对于公民社会，公民参与都是实现善治的必要条件。其实，所有民主的价值和意义，只有通过公民参与才能真正实现。换言之，只有通过公民参与，民主政治才能真正运转起来。可以说，没有公民参与，就没有民主政治。公民参与是实现公民权利的基本途径，广泛的公民参与，特别是公众的政治参与，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基础。公民参与可以有效防止公共权力的滥用,可以使公共政策更加科学和民主,是提高公共政策和公共生活的质量、保护和增进公民权益的重要手段，公民参与能够促进社会生活的和谐与安定。

二、我国公民参与存在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公民参与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实践和探索。就公民参与的领域而言，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到精神文明建设，从立法、行政到司法等方面，公民参与的深度和广度都日益增加，并逐步建立了相应的制度和措施。但目前我国的公民参与政治生活和公共决策过程仍然存在许多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问题。主要有：首先，由于传统观念束缚和受教育程度的限制等因素，相当一部分民众对政治权力仍存有较高的依附、臣属、顺从心理，导致权威崇拜，缺乏自主评判的意识和通过参与改变现状的信心，对自身参与的权利并不看重；“官本位”意识造成一种“自上而下”的思维定势，这种定势理所当然地用在政策制定或是公共服务供给中，使得很多官员对公民参与的理解还停留在政治领域的选举或投票的范围内。其次，公民参与的组织机构和渠道单一，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有限，公民参与的整体水平不高。最后，公民政治参与的具体制度不健全。比如公民参与制度体系的配套性及利益表达渠道的畅通性不足，公民参与的操作性规定欠缺。缺乏有效的回应机制。

正因为我国的公民参与存在上述问题，影响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建设，所以现阶段要不断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

三、扩大公民政治参与的途径

第一、加强公民意识教育，增强公民主体意识。

十七大报告指出：“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理念。”这既是提高公民素质的重要举措，也是公民政治参与有序扩大的重要思想前提。

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提高公民参与政治的热情，就要清除公民的附庸意识，增强公民的法制观念、公民意识，培养公民的自由平等理念，要积极主动创造条件让人民群众关心政治，参与管理公共事务，学习如何发挥自己的政治作用，增强对政治的信赖感，从而增强主体意识；对于部分官员存在的“官本位”意识和公民参与“自上而下”的思维定势要彻底清除。

第二、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为公民政治参与有序扩大提供法律保障。

通过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既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本质，又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充分调动人民积极性，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共同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还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完善相关的配套制度。对于公民参与的一些具体操作性规定和回应机制应该以法律条文的形式做出明确的规定。除了要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和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外，还应重点健全和完善以下一些制度：健全和完善选举制度；健全和完善听证制度；完善公民对立法的参与制度；健全和完善公民批评制度、建议制度、申诉制度、控告制度、检举制度、信访制度、监督制度等；健全和完善公民陪审制度，发展和扩大公民的公益诉讼制度。第三、拓宽参与渠道，增加参与形式。

一是充分发挥社会群众组织的作用。参加政党或社会团体是公民进行有效政治参与的重要途径，以组织为中介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要求会比个人行为更容易达到目的。我国公民可以通过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众性组织参与政治、表达意愿，这些团体分别代表不同社会成员的利益，又同时与政府合作，是公民参加国家事务管理的重要组织形式。

二是发挥大众传媒的作用。舆论媒体为公民进行政治参与提供了及时便利的信息支持，同时，也使公民的政治要求得以表达，甚至以舆论的力量对政府形成无形的压力，使政府行为增强公开性、透明度和实效性；通过对政府行为实施有效监督，揭露和抨击与人民利益相违背的阴暗面，促使政府行为更民主、更合理。

三是积极发扬基层民主，推动公民自治进程。完善企事业单位民主管理制度和加强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建设，增强社会自治功能，发挥社会组织在扩大群众参与，反映群众诉求方面的积极作用，使它真正成为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组织。

四是重视和引导网络政治参与。我国政府越来越重视网民政治参与的重要性。1997年《人民日报》开通网络版，表明中央已意识到网络在政治传播中的重要作用。2001年初，中央首次提出要积极利用网络传播为政治服务的观点。此后，各级各类的政府网站相继建立。2005年“两会”期间，在“向总理提问”的网络互动中，网民踊跃参与，短短4天就汇集了近1300个问题。这些问题，涉及到农业、国企改制、反腐败、科技、教育、再就业、国家统一、外交等政府工作的多个方面，显示了公众通过网络进行政治参与的巨大热情。在重庆最牛钉子户、山西黑砖窑案、厦门PX项目缓建、华南虎照片风波等一系列事件中，网络舆论对事件走向产生了巨大影响，亿万网民成功实现了意见表达和政治参与。2008年6月20日，通过人民网强国论坛的视频直播，中国网民首次在网络上实现了与总书记的在线交流。在回答网友“小火龙”的提问时，正视着电脑屏幕，认真地说：“网友们提出的一些建议、意见，我们是非常关注的。我们强调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因此做事情、做决策，都需要广泛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集中人民群众的智慧。通过互联网来了解民情、汇聚民智，也是一个重要的渠道。”

但是也有专家指出由于网络的虚拟性、直白性和即时性等特点，网络政治参与中可能发生无序化和破坏社会秩序的负面影响。因此，政府在鼓励网民政治参与的同时，要优化网络政治参与环境，提供网民政治参与的法律以及制度规范和保障，提升网民政治参与的组织化程度，引导网络政治参与的“理性化”。

三、结语

党的十七大报告再次强调要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需要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这有利于社会的和谐和政治文明的发展。我们要从实际出发，与时俱进，积极扩大公民参与，不断提高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有效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为构建和谐社会营造良好的社会政治环境。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