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法制十篇

民主法制篇1

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根本。要正确把握三者的有机统一，需要从理论上重新认识和构建新时期新阶段民主与法制的关系，更新理论范式，创新理论范畴，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时代需要，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关于民主与法制关系的理论概括是：民主是法制的前提和基础，法制是民主的体现和保障。在这个理论范式中，民主是一种政权或者政体，是对国家管理性质的抽象概括，而不是具体的民主过程或者国家管理诸环节的民主，法制是民主的产物和辅助设置，而不是规范和约束民主的规则，更没有限制民主的权威和力量；民主具有最高的权威，是操纵法制的主体和力量，法制是实现民主的形式，必须体现和服从民主的内容。这种理论范式，有助于批判和改进法制，甚至可以破坏法制，但不利于批判和改进民主，更不利于树立法律的权威并把民主纳入法制的轨道，是服务于和适应于旧政权和建立新政权的革命理论，因而我们可以称之为“民主与法制关系的革命论”。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和依法治国的深入发展，民主与法制关系的革命论已经越来越不适应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时代要求，不利于推进党的依法执政、民主执政和科学执政，不利于实行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我们应当根据党的最新理论成果，适应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民主和法制发展的要求，构建民主与法制新型关系，即建设性的民主与法制关系，或者称为“民主与法制关系的建设论”。

民主与法制关系的建设论，立足于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并从革命进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阶段的实际，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原则，以解决党和人民在自己的政权体系中如何实现民主治理问题为内容，以保证党长期执政、维护国家长治久安和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正义为目标。民主与法制关系的建设论的基本主张是：民主是法制的内容和价值，法制是民主的规则和基础。民主必须在法制的基础上按照法律规则运行，并在法制的轨道上发展。民主必须受法律的规范和约束，必须服从法律的权威。法制必须体现人民的意志，凝聚、引导和规范民主的力量，反映民主发展的要求，把党和人民治国理政的决策、执行和监督等环节全面地纳入法制的调整范围，以法制规范民主，以法制推进民主。

民主与法制关系的革命论与建设论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以抽象的、实体的民主为基点，后者以具体的、程序的民主为基点；前者以民主为最高权威，后者以法制为最高权威；前者以法制为工具，后者以法制为基础；前者属于革命时代的理论范式，后者属于建设时代的理论范式。

民主法制篇2

当前，广大农村经济结构进一步优化，税费改革稳步推进，基层党的建设不断加强，治安局势比较平稳，总的形势是好的。这为我们加强农村基层民主法制建设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特别是我国加入WTO之后，农村面临着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比如在经济方面，农民收入增长减缓，有的地方农民负担还比较重，有些地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压力还比较大；一些地方的盗窃、抢劫、杀人、放火、伤害等刑事案件比较突出，不安定的因素仍然存在，由土地延包、园林承包、农民负担、基金会、村委会直选，以及婚恋、家庭、债务、宅基地纠纷等引发的人民内部矛盾时有发生，、非法宗教活动也不容忽视。这对农村基层民主法制建设提出了挑战，我们一定要从实践“三个代表”的高度，充分认识加强农村基层民主法制建设的重要性、迫切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归根到底就是要实现、维护、发展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目前，农民群众有“四盼”，即盼富裕、盼稳定、盼公正、盼尊重。这“四盼”就是群众根本利益的一种反映。每一“盼”都与基层民主法制建设密切相关。今后，全县农村基层民主法制建设就是要以邓小平理论和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和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紧紧抓住“村”这个环节，全面落实民主法制建设的各项措施，维护农村社会稳定，促进农村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现就如何强化基层民主法制建设谈几点粗浅认识。

一、农村社会稳定是基层民主法制建设的首要任务和重要目标

扩大基层民主、完善基层法制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创造安定和谐的社会环境，保障经济建设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平稳运行，为百姓谋利益。总结实践经验，我们发现，一个区域的民主法制建设工作往往与其经济发展水平是成正比的。因此，对于发展相对滞后的后进村，要采取重心下移，工作前移的办法，以机关干部下村挂职为契机，对后进村进行集中整顿转化升级，工作中要坚持把民主法制建设的成果转化为推进农村招商引资、发展经济的现实动力，使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互发展。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加快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搞好农村税费改革，减轻农民负担，不断增加农民收入。要用发展和改革的办法解决农村出现的新问题；要依法、及时、妥善地处理农村人民内部矛盾，及时发现、解决影响农村稳定的各种纠纷，防止矛盾激化；要深入贯彻“严打”方针，严厉打击严重危害农村治安秩序的刑事犯罪活动，特别是各类霸头和黑恶势力团伙，要坚决打掉。要坚持“属地管理”和“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继续推行定包案领导、定责任单位、定责任人、定办理要求和定办结时限的“五定”制度，建立健全党委和政府负总责、综治委牵头协调、各部门各负其责、基层狠抓落实的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机制。排查调处工作要始终注意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着重解决好改革中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从源头上防止和化解引发矛盾纠纷的各种因素。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综治委《关于进一步加强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的意见》和省综治委《关于县乡两级加强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意见》，积极改进干部工作作风，变群众上访为领导下基层接访，做好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引导群众按正常的渠道反映和解决问题，努力做到一般矛盾不出村，重大矛盾纠纷不出乡镇；对于治安混乱的村庄，党委、政府要坚持统一领导，有关部门共同参与，对“乱、瘫、穷、愚”综合整治。

二、农村事务民主管理是基层民主法制建设的核心内容

要坚持依法建制、以制治村，健全完善村民自治章程和村规民约，把农村财务、土地承包、村办企业、计划生育、社会治安、宅基地划分等农村经济和社会各项事务全部纳入依法管理的轨道。要注意双向制约，不仅要“约民”，更要“约官”。各级各部门都要尊重群众的民利，要建立健全村民和村民代表议事制度，规范村级重大事务的民主决策程序，凡是与村民根本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事项，都要进入民主决策程序，由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保障群众当家做主。

（一）要抓好“两个规范”。即规范干部行为：针对少数村干部讲“人治”不讲“法治”，擅长下命令，不愿意搞服务，重政策、轻法律，说话办事随意性大等问题，要采取有力措施规范干部行为。通过各种学习培训，加强教育引导，使村干部工作理念上由“人治”向“法治”和“德治”转变，工作方法上由命令型向服务型转变，自身素质上由“经验型”向“市场型”转变。同时要加强制度约束，制定完善《村民委员会工作规则》、《村级集体经济组织财务公开制度》，要充分发挥村民代表和村民大会对规范干部行为的作用，把各项工作真正纳入“公开、民主、规范”的轨道。规范群众行为：针对少数村民只要权利，不尽义务，重物质利益，轻精神文明，只顾个人利益，不顾集体利益等问题，着力规范村民行为。按照合法性、民主性、针对性和互约性原则，结合“民主法治示范村”创建活动，对原有的《村规民约》进行重新修订，依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制定《村民自治章程》，并发送到每家每户。组成由村干部、村民代表参加的遵规守章监督委员会，对村民遵守《村规民约》和《自治章程》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并与村级系列文明创建评比活动相结合，与上级执法执纪部门检查相衔接，实施激励奖惩机制，通过精神和物质利益的双重引导，促使村民能够识大体、顾大局，依法支持村两委的合法决策，正确处理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关系，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

（二）要抓好民主决策制度的落实。针对少数村做决策由少数人“拍脑袋”，科学性、民主性差，盲目性、随意性大的问题，要按照“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切实珍惜民力”要求，努力提高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水平。对关系村集体利益和村民利益的事项以及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如本村各类经济合同完善、变更和解除，集体财产发包、处理，土地承包、税费征收、财务收支等重大村务事项，实行民主决策制度。

（三）要抓好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制度落实。针对少数干部自由散漫、工作不出力、年底争待遇等问题，要加大对村干部的管理力度，实行目标责任制管理和民主评议制度。每年年初，对每名村干部和工作人员的工作职责和责任目标进行全村公示，请村民监督；年底由乡镇党委派人主持，组织全体党员、干部和村民代表，对村党支部成员、村委成员和工作人员进行民主评议，综合考虑德能勤绩情况打分，评议结果与工资奖金挂钩，以达到干部有压力，群众有动力，干部服务群众、群众监督干部的目的。针对村民普遍关心的村务、财务公开问题，将“两公开”作为落实“四民主”的重要内容列入各村目标责任制考核，并注意从各村实际出发，区别不同情况，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做到群众需要什么、就公开什么，群众关心什么、就公开什么，对村务公开中遇到的新问题、新情况，随时发现、随时解决。对财务公开这个群众最为关心的问题，要做到“三统一”：即“统一公开模式、统一公开时间、统一公开内容”，以提高财务公开质量，增加工作透明度，强化对农村干部的监督约束，这样，可以有效密切干群关系，进一步激发农民当家作主的热情。

三、基层民主法制建设要切实加强对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的教育

首先要抓好村级干部的法制教育。通过举办村两委干部轮训班等各种形式，有组织地开展学习教育活动，以有效增强村级干部队伍的法制意识，提高民主管理和依法办事的水平。其次，要着力营造广大群众学法、用法的浓厚氛围，按照与阶段性中心工作相结合、与专项工作相结合、与村民的生产生活需要相结合的原则，采取村民夜校、集市咨询、征订普法教材、开展法律知识竞赛、联户组织送法上门、电视广播专栏以案说法等灵活形式，有计划、有重点、有目标地开展群众性法制宣传教育，使广大群众在学法中守法用法护法。第三，以贯彻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为抓手，加强道德教育。通过开展文明村、文明家庭、文明行业等文明创建活动，大力抓好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诚实守信为重点的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教育，以推动全社会道德水平的提高。要按照“四五”普法规划要求，加大农村普法工作力度，充分运用现代传媒、农村法制夜校、“148”法律服务专线、法制文艺等形式进行普法宣传，使广大群众学会运用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在搞好法制宣传教育的同时，还要按照《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的要求，加强对农民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以及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教育，引导农民群众自觉遵守“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的基本道德规范。要重点抓好有重新违法犯罪倾向的刑释解教人员的动态管理，落实监管、帮教和安置措施，预防和减少重新犯罪。要把辍学生、失学生、学校中有不良行为的学生、社会闲散青少年等作为重点，充分发挥学校、社区和家庭的综合教育作用；继续总结推广“青少年维权岗”、配备兼职法制副校长的经验和做法，结合“严打”整治斗争，继续抓好学校及周边环境的清理整顿，为青少年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的治安环境.

民主法制篇3

    当前,广大农村经济结构进一步优化,税费改革稳步推进,基层党的建设不断加强,治安局势比较平稳,总的形势是好的。这为我们加强农村基层民主法制建设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特别是我国加入WTO之后,农村面临着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比如在经济方面,农民收入增长减缓,有的地方农民负担还比较重,有些地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压力还比较大;一些地方的盗窃、抢劫、杀人、放火、伤害等刑事案件比较突出,不安定的因素仍然存在,由土地延包、园林承包、农民负担、基金会、村委会直选,以及婚恋、家庭、债务、宅基地纠纷等引发的人民内部矛盾时有发生,邪教、非法宗教活动也不容忽视。这对农村基层民主法制建设提出了挑战,我们一定要从实践“三个代表”的高度,充分认识加强农村基层民主法制建设的重要性、迫切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归根到底就是要实现、维护、发展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目前,农民群众有“四盼”,即盼富裕、盼稳定、盼公正、盼尊重。这“四盼”就是群众根本利益的一种反映。每一“盼”都与基层民主法制建设密切相关。今后,全县农村基层民主法制建设就是要以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和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紧紧抓住“村”这个环节,全面落实民主法制建设的各项措施,维护农村社会稳定,促进农村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现就如何强化基层民主法制建设谈几点粗浅认识。

    一、农村社会稳定是基层民主法制建设的首要任务和重要目标

    扩大基层民主、完善基层法制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创造安定和谐的社会环境,保障经济建设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平稳运行,为百姓谋利益。总结实践经验,我们发现,一个区域的民主法制建设工作往往与其经济发展水平是成正比的。因此,对于发展相对滞后的后进村,要采取重心下移,工作前移的办法,以机关干部下村挂职为契机,对后进村进行集中整顿转化升级,工作中要坚持把民主法制建设的成果转化为推进农村招商引资、发展经济的现实动力,使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互发展。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加快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搞好农村税费改革,减轻农民负担,不断增加农民收入。要用发展和改革的办法解决农村出现的新问题;要依法、及时、妥善地处理农村人民内部矛盾,及时发现、解决影响农村稳定的各种纠纷,防止矛盾激化;要深入贯彻“严打”方针,严厉打击严重危害农村治安秩序的刑事犯罪活动,特别是各类霸头和黑恶势力团伙,要坚决打掉。要坚持“属地管理”和“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继续推行定包案领导、定责任单位、定责任人、定办理要求和定办结时限的“五定”制度,建立健全党委和政府负总责、综治委牵头协调、各部门各负其责、基层狠抓落实的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机制。排查调处工作要始终注意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着重解决 好改革中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从源头上防止和化解引发矛盾纠纷的各种因素。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综治委《关于进一步加强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的意见》和省综治委《关于县乡两级加强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意见》,积极改进干部工作作风,变群众上访为领导下基层接访,做好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引导群众按正常的渠道反映和解决问题,努力做到一般矛盾不出村,重大矛盾纠纷不出乡镇;对于治安混乱的村庄,党委、政府要坚持统一领导,有关部门共同参与,对“乱、瘫、穷、愚”综合整治。

    二、农村事务民主管理是基层民主法制建设的核心内容

    要坚持依法建制、以制治村,健全完善村民自治章程和村规民约,把农村财务、土地承包、村办企业、计划生育、社会治安、宅基地划分等农村经济和社会各项事务全部纳入依法管理的轨道。要注意双向制约,不仅要“约民”,更要“约官”。各级各部门都要尊重群众的民主权利,要建立健全村民和村民代表议事制度,规范村级重大事务的民主决策程序,凡是与村民根本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事项,都要进入民主决策程序,由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保障群众当家做主。

    (一)要抓好“两个规范”。即规范干部行为:针对少数村干部讲“人治”不讲“法治”,擅长下命令,不愿意搞服务,重政策、轻法律,说话办事随意性大等问题,要采取有力措施规范干部行为。通过各种学习培训,加强教育引导,使村干部工作理念

    上由“人治”向“法治”和“德治”转变,工作方法上由命令型向服务型转变,自身素质上由“经验型”向“市场型”转变。同时要加强制度约束,制定完善《村民委员会工作规则》、《村级集体经济组织财务公开制度》,要充分发挥村民代表和村民大会对规范干部行为的作用,把各项工作真正纳入“公开、民主、规范”的轨道。规范群众行为:针对少数村民只要权利,不尽义务,重物质利益,轻精神文明,只顾个人利益,不顾集体利益等问题,着力规范村民行为。按照合法性、民主性、针对性和互约性原则,结合“民主法治示范村”创建活动,对原有的《村规民约》进行重新修订,依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制定《村民自治章程》,并发送到每家每户。组成由村干部、村民代表参加的遵规守章监督委员会,对村民遵守《村规民约》和《自治章程》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并与村级系列文明创建评比活动相结合,与上级执法执纪部门检查相衔接,实施激励奖惩机制,通过精神和物质利益的双重引导,促使村民能够识大体、顾大局,依法支持村两委的合法决策,正确处理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关系,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

    (二)要抓好民主决策制度的落实。针对少数村做决策由少数人“拍脑袋”,科学性、民主性差,盲目性、随意性大的问题,要按照“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切实珍惜民力”要求,努力提高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水平。对关系村集体利益和村民利益的事项以及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如本村各类经济合同完善、变更和解除,集体财产发包、处理,土地承包、税费征收、财务收支等重大村务事项,实行民主决策制度。

    (三)要抓好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制度落实。针对少数干部自由散漫、工作不出力、年底争待遇等问题,要加大对村干部的管理力度,实行目标责任制管理和民主评议制度。每年年初,对每名村干部和工作人员的工作职责和责任目标进行全村公示,请村民监督;年底由乡镇党委派人主持,组织全体党员、干部和村民代表,对村党支部成员、村委成员和工作人员进行民主评议,综合考虑德能勤绩情况打分,评议结果与工资奖金挂钩,以达到干部有压力,群众有动力,干部服务群众、群众监督干部的目的。针对村民普遍关心的村务、财务公开问题,将“两公开”作为落实“四民主”的重要内容列入各村目标责任制考核,并注意从各村实际出发,区别不同情况,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做到群众需要什么、就公开什么,群众关心什么、就公开什么,对村务公开中遇到的新问题、新情况,随时发现、随时解决。对财务公开这个群众最为关心的问题,要做到“三统一”:即“统一公开模式、统一公开时间、统一公开内容”,以提高财务公开质量,增加工作透明度,强化对农村干部的监督约束,这样,可以有效密切干群关系,进一步激发农民当家作主的热情。

    三、基层民主法制建设要切实加强对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的教育

    首先要抓好村级干部的法制教育。通过举办村两委干部轮训班等各种形式,有组织地开展学习教育活动,以有效增强村级干部队伍的法制意识,提高民主管理和依法办事的水平。其次,要着力营造广大群众学法、用法的浓厚氛围,按照与阶段性中心工作相结合、与专项工作相结合、与村民的生产生活需要相结合的原则,采取村民夜校、集市咨询、征订普法教材、开展法律知识竞赛、联户组织送法上门、电视广播专栏以案说法等灵活形式,有计划、有重点、有目标地开展群众性法制宣传教育,使广大群众在学法中守法用法护法。第三,以贯彻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为抓手,加强道德教育。通过开展文明村、文明家庭、文明行业等文明创建活动,大力抓好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诚实守信为重点的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教育,以推动全社会道德水平的提高。要按照“四五”普法规划要求,加大农村普法工作力度,充分运用现代传媒、农村法制夜校、“148”法律服务专线、法制文艺等形式进行普法宣传,使广大群众学会运用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在搞好法制宣传教育的同时,还要按照《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的要求,加强对农民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以及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教育,引导农民群众自觉遵守“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的基本道德规范。要重点抓好有重新违法犯罪倾向的刑释解教人员的动态管理,落实监管、帮教和安置措施,预防和减少重新犯罪。要把辍学生、失学生、学校中有不良行为的学生、社会闲散青少年等作为重点,充分发挥学校、社区和家庭的综合教育作用;继续总结推广“青少年维权岗”、配备兼职法制副校长的经验和做法,结合“严打”整治斗争,继续抓好学校及周边环境的清理整顿,为青少年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的治安环境。

民主法制篇4

按照“平安*”、“法治*”建设要求，围绕换届选举工作，集中组织开展“扬正气、清风气”主题教育，坚持正确导向，教育引导党员群众依法行使民利，为换届选举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促进和保障换届选举工作依法有序顺利进行。

二、目标要求

通过主题教育活动，增强党员群众民主法制意识，淳化民风民德，净化社会风气，努力为换届选举提供良好环境。

一是民主意识得到进一步增强。通过换届期间组织开展的各种普法宣传，进一步学习领会相关法律、法规精神；通过换届选举的具体实践活动，引导党员群众做到民主参与、依法参与、理性参与，运用民主方式思考问题、解决问题，自觉尊重和维护法律的严肃性，不断增强民主法制观念。

二是民风民德得到进一步淳化。要结合省级生态县创建，坚持以文化阵地、远程教育为载体，广泛开展文明创建活动，突出治愚昧、治、治陋习，加快构建一批“文明村庄、和谐社区”，树立一批“文明户”，大力弘扬敢为人先、艰苦创业、自强不息、求真务实的精神，努力改善社会风气，淳化民德，凝聚人心。

三是社会稳定得到进一步巩固。群众对社会治安的满意率提高，越级上访、缠访问题得到有效化解。农民群众安全生产意识增强，杜绝重大治安、安全事故的发生，全县乡村呈现一片祥和、文明、干事创业、风清气正的景象，努力为全县换届选举工作创造良好的政治环境。

四是发展活力得到进一步激发。积极引导党员群众将品质好、能力强、想作为并符合群众意愿的人选进各级领导班子，不断优化领导班子结构，提升班子素质，形成和谐干事氛围，激发广大干部抓实工作、推动发展的活力。

三、主要任务

1、认真学习，把握活动精神实质。要大力宣传近年来我县在政治建设、经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取得的成效；要宣传农村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和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成功实践；围绕换届选举工作开展《中国共产程》、《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选举工作暂行条例》等为重点内容的法律知识学习教育活动，增强党员群众的法律意识，确保换届选举工作有序进行。（责任单位：县委宣传部、县司法局）

2、开展党员党风党纪专题教育。要通过各种有效的活动和形式，在基层党员干部中开展党风党纪再教育，让广大党员珍惜党和人民的培养、信任，珍惜自己的政治生命，不断增强党性意识，做到恪守党员本分，时刻做到严格要求自己，带头廉洁自律，带头遵纪守法。（责任单位：县纪委、县委组织部）

3、开展群众民主法制专题教育。要大力宣传有关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使干部群众了解换届选举的重要性，熟悉选举工作的原则、方法和步骤。重视对普通群众开展有针对性的法制宣传教育，提高他们的法律素质和参与民主政治建设的积极性，教育和引导群众特别是党员积极支持配合换届选举工作。（责任单位：县委宣传部、县司法局）

4、及时查处违法违纪案件。按照“有黑打黑、无黑除恶、无恶扫痞、无痞治乱”的原则，坚决摧毁一批浮在面上的违法犯罪团伙，严厉打击一批影响社会稳定、侵害群众利益、扰乱社会秩序等各类违法犯罪分子。严格依法照章办事，严肃换届选举工作纪律，绝不允许任何人搞非组织活动。及时掌握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依法惩处妨碍、破坏换届选举工作的各种违法犯罪行为，保证换届选举工作健康有序进行。（责任单位：县纪委、县委政法委）

四、活动安排与步骤

主题教育活动面向全县党员干部群众，重点面向乡镇、村的党员干部和广大群众。集中教育时间为去年11月到今年5月，主要分三个阶段进行。

l、宣传发动阶段（去年11月）

（1）开展一次走访排摸。各乡镇要结合届末考察工作，开展一次集中走访排摸工作，重点走访村两委干部、村民代表、老党员和离任村干部，党员要全部走访到位，同时，通过召开座谈会，听取意见建议，全面掌握村情选情和不稳定因素情况。各部门也在抓好自身的同时，深入到联系乡镇配合做好有关工作。

（2）制定一个活动方案。各乡镇部门要结合本地本单位实际，区别不同群体、不同阶层等情况，制定管用的主题教育方案，同时指导各行政村或联系村制定具体化的活动安排和工作任务。

（3）召开一次动员会。各乡镇部门要召开主题教育活动动员会，进行全面的动员部署。各行政村也要通过各种有效的形式，把县委的要求传达到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

（4）举办一场文艺巡演。以送戏下乡为载体，通过农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宣传形式，向农民群众开展宣传教育，让广大党员群众在潜移默化的文艺宣传中，提高知法、懂法、守法意识。

2、组织实施阶段(去年12月至今年4月)

（1）进行一次学习宣讲。采取广播、电视、报纸、网站、宣传车、短信等多种有效形式，一方面要以“忆昨天、看今天、展明天、树正气、建和谐”为主线，宣传党的富民政策和取得的重大成果，宣传好支部、好干部、好党员、好青年等先进典型，激发党员群众履行促一方发展、保一方稳定、建一方和谐责任的动力；另一方面，要向广大群众宣传相关法律法规和典型案例，相关职能部门要组建法制宣讲团，到各乡镇进行巡回宣讲；各乡镇和联系单位领导要通过上党课、作报告等形式，为联系村党员群众作一次换届选举政策理论宣讲。

（2）组织一次集中教育。各基层党组织要通过各种有效的形式和途径，组织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开展理想信念再教育，要进一步抓好党员过入党纪念日活动，就依法参与换届选举工作进行先锋再承诺，签订依法参与换届选举承诺书，增强党性意识、宗旨意识、法制意识；组织村级组织班子成员候选人（自荐人）开展“四项承诺”，增强自律意识。

（3）查处一批违法案件。认真研判黑恶势力存在的具体情况，对漠视法纪、欺压百姓的黑恶势力予以坚决打击，严防黑恶势力渗透到基层组织。依法惩处妨碍党员、选民依法行使民利的违法行为；坚决制止和纠正宗族、宗派和各种非组织活动干扰、妨碍换届选举工作的行为；坚决依法打击以暴力、威胁、欺骗、贿赂等破坏换届选举工作的各种违法犯罪行为，保证换届选举工作健康有序进行。

3、总结提高阶段（今年5月）

要针对活动中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的宗旨意识、群众的法律意识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帮助制定整改方案、落实整改举措，力求逐一解决，同时，加强对新当选的班子成员进行教育，以团结奋进的精神状态推动工作开展。并对实际工作进行“回头看”，查漏补缺，做好工作总结。

五、活动要求

1、加强领导，精心组织。县委成立“扬正气、清风气”主题教育活动工作领导小组，负责活动的牵头、协调和组织工作，相关成员单位是主题教育活动的责任单位，各乡镇部门是主题教育活动的实施单位。各级各部门要按照县里的统一部署，制定实施方案和计划，明确工作职责和任务，切实把主题教育活动抓实抓好。

民主法制篇5

关键词：民主法制

中图分类号：D03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432（2012）-12-0211-1

基金项目：本文系吉林省教育厅“十一五”规划课题成果，项目名称：《科学发展观与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

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一个显著特点。”在这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实质，就是要求我们党要适应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在领导方式上有一个重大转变。这种思想的理论基础，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民主和法制理论。

1 应当从整体上把握民主

民主这一词的原来意思是指多数人进行统治。最早来源于亚里士多德对古希腊城邦国家的分类。古希腊时期的城邦国家与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比起来都相当地小，无论从人口数量还是国家规模来讲，都很难与现代国家相比。当时甚至出现一个城市就是一个国家，而这种现象还比较普遍，因此导致当时国家的数量比较多。为了对当时的国家进行分类，亚里士多德把执政人数的多少作为一个重要标准。在亚里士多德分出的三类国家当中，所谓的“君主国”指的是只有一个人治理的国家；所谓的“贵族国”指的是由少数人进行治理的的国家；所谓的“民主国”指的是由大多数人统治的国家。而这种分类方法，直接衍生出民主这一说法。按照亚里士多德的理解，由多数人进行统治其实就是所谓的民主。但是，只从由多少人进行通知来理解民主，显然是有失偏颇的。因为亚里士多德所说多数人到底指的是什么样的人，而这样的人在社会当中又占多大比例，其实并没有完全反应出来。列宁则从另一角度指出，“民主是国家形式，是国家形态的一种。”而邓小平同志告诉我们，在讲民主时，绝不能抽象地去谈，必须把对人民的民主和敌人的结合起来去谈。这其实在告诉我们，必须和政治统治结合起来讲民主，如果脱离政治统治去谈所谓的民主，那绝对是不现实的。

所以我们说，不能简单地从人数的多少去看待民主，必须把民主和政治统治结合起来去对待。这个世界绝对没有纯粹脱离意识形态，或者排除在政治统治之外的民主。而所谓的不受意识形态或者不受政治统治制约的民主是不存在的。

2 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关系

邓小平同志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篇讲话中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这之后，邓小平同志又非常明确地指出，“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是不可分的。不要社会主义法制的民主决不是社会主义民主。”邓小平在他的这段话中告诉我们民主与法制之间的关系，必须把民主和法制结合起来，没有社会主义法制的民主是得不到保障的民主，没有社会主义民主的法制，其实是专制。针对邓小平所说的话，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去理解：

第一，法制是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法制是民主的体现

无论在任何集团或社会当中，必须按着一定的关系和规则来排列人和人、个人和集体、集体与集体之间的关系，如果不按一定的关系和规则排列，社会可能就会无序运行。如果我们把人们活动的规则用某种形式稳固下来，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制度化；而把制度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那就是法律化。但问题是这些制度化、法律化的东西到底反映了谁的意志、利益和要求。如果这些东西只代表少数人、甚至是单个人的意志，那这也不是法制。只有体现多数人的意志、利益和要求的法制才是民主的体现，而体现了民主的法制才是真正的法制。

在我国，法制绝不是只反映某些特权阶层、或特权集团的利益，一定反映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反映人民意志，才是真正的民主。因此，我国社会主义法制一定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

第二，制度化、法律化的人民意志必须是最高意志

无论在任何一个法治国家中，代表统治阶级意志的法律都必然是最高意志，具有非常大的权威。如果法律没有被作为最高意志的体现，任何人都可以不经过法律程序而任意去改变，即使有制度和法律进行约束，那其实也不是什么法制，而实实在在的是人治。我们在判断一个国家实行的是法制还是人治时，所用的标准就是看法律在统治方法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如果在统治方法中法律起到的是主要作用，而不是人的命令在起作用，显然这就是法制。如果法律在统治方法中不占主导地位，那就是人治。邓小平同志强调说“使这种制度和法律，绝不能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绝不能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这既说明法制与人治的区分问题，也在提倡法制、反对人治。

第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实现人民意志制度化、法律化的手段

民主法制篇6

1920年，奥地利学者凯尔森(Hans Kelsen)在其宪法裁判模型中创设了宪法法院，宪法裁判制度应运而生，凯尔森又于1928年在其著作《裁判对宪法的保障》提出宪法权利司法保障学说。凯尔森理论的产生是因为当时奥地利的宪法对立法者的权限只做了很小的限制，扩大了立法者的造法的权限，所以便设立了这一司法限制。由宪法法院进行宪法审查的优点在于:既能受理公民个人提起的诉愿，以保护公民权利，又能行使抽象审查权，以维护宪法秩序。宪法诉愿制度作为此种宪法审查模式中一个重要的板块，在普通的法律程序已不足以完整的保护宪法权利，甚至不能有效地保护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之时，宪法诉愿制度为基本权利救济提供了有效途径，对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0世纪中后期是宪法诉愿制度被移植的高峰期，意大利、土耳其、葡萄牙、西班牙等国依次采取此制度，之后被民主化的韩国等国家采纳，地处亚欧大陆的俄罗斯也在剧变后建立了宪法法院，并在其职权中设置了宪法诉愿审判权，这一制度至此在世界范围内确立了地位。

一)宪法诉愿制度权利本位的内涵

宪法诉愿的概念是根据设置了宪法诉愿制度国家的主要判例形成的。在西方国家，宪法诉愿是指任何公民认为某项法律侵犯了宪法所规定的公民权利后，向宪法法院提出诉讼的补救办法。《法律辞海》认为它是一种宪法监督方式，指公民个人因宪法所保障的基本权利受到侵害而向宪法法院提出控诉。但是，在德国、韩国等国宪法诉愿制度针对的不仅仅是法律，而是包括可能对公民宪法权利及其同等利益的基本权利造成侵害的所有公权力，即立法权、行政权或司法权。笔者以宪法诉愿的权利本位理念为基准，对宪法诉愿做出如下定义:所谓宪法诉愿是指由于公权力的作为或不作为而使宪法所保障的基本权利遭到直接、实际之侵害者，有权请求宪法裁判机关对该项权力是否违宪加以审查，是一项维护、保障基本权利的制度。即在国家权力违宪的作用下，若公民的基本权被侵害，穷尽其他救济程序而无实效的情况下，通过有权机关(即宪法法院)保护公民基本权的现代基本权利保障制度。

二)宪法诉愿制度的主观和客观二重性功能

探究一种制度对社会的作用，离不开它的功能及实效性。对宪法诉愿制度功能的评价，主要有主观的基本权利保护说和客观的宪法秩序维护说两种理论。主观说认为:宪法诉愿有保障基本权利的功能。有成文宪法的国家通常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比如生命权、健康权、言论自由权、结社自由权等，宪法诉愿为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提供了有效路径，当公民的基本权被侵害时通过具有权力约束机能的宪法诉愿，确保公权力的基本权羁束性和公权力行使程序的正当性，保护公民的自由和权利。客观说的观点是:宪法诉愿有维护宪法秩序的功能。宪法诉愿是维护宪法的一种手段，在公权力违反宪法时，通过宣告其违宪保护宪法。诸如韩国等国家设置的违宪审查型宪法诉愿即体现了这一功能。纵观阐释宪法诉愿功能的学说，笔者认为，宪法诉愿在功能上具有主观权利保护与客观宪法秩序维护的二重性特征。如在德国宪法裁判制度中侧重点是个人的基本权利的保护，因此，宪法诉愿的范围非常宽泛;在奥地利和瑞士等国家则强调客观上的宪法秩序的维护，对比德国，宪法诉愿的范围是比较狭窄的。在德国的判例和通说中，最初强调的是主观的权利保障功能，但随着以后的案例的发展，可以说是认可了主观和客观保障的双重性质;从宪法诉愿历史的角度来看，主观的权利保障功能贯彻始终，但不能否认其同时具有客观的宪法秩序保障的特征。对宪法诉愿制度二重性功能的最典型表述是德国宪法法院在1972年做出的一份判决，判词中直接指出:宪法诉愿服务于两种功能。首先，它是公民捍卫其基本权利的一种特别的司法救济途径但宪法诉愿制度的意义并不局限于此，同时，联邦宪法法院还借此担负着保障客观宪法秩序的使命，以解释和发展宪法。

宪法诉愿制度还兼具其他的功能。第一，宪法诉愿有宪法的实现功能。宪法规范有流动性、抽象性、开放性等特点，因此，只能通过宪法的适用才能使宪法律规范和宪法价值得到落实以及使宪法规范的要求转化为宪法主体的行为，适用于现实社会，宪法诉愿也同样通过宪法法院的适用才能承担宪法的实现机能，使违宪的公权力不能侵害立法本意对公民自由的保护。第二，宪法诉愿有平衡个人与国家关系的功能。现代宪法是对个人与国家关系进行调整的产物，能否约束公权力，对公权力活动的作为或不作为义务进行监督，宪法法院的判断应基于价值与事实统一的原则，注意在两种价值之间寻求合理的平衡。第三，宪法诉愿可以行使少数保护的功能。行使宪法诉愿权利的主体是宪法意义上的个体，被宪法诉愿保护的权利亦即与多数相对应的少数人的权利。

二、宪法诉愿制度与民主的关系

自1803年美国的马伯里诉麦迪逊一案确立了司法审查第一案的地位后，对司法审查反多数主义的否定声音一直不绝于耳。有人认为司法审查就是由不直接对选民负责的少数几位法官审查多数选民选举产生的过半数议员所通过的法律，于是他们便指责司法审查是不民主甚至是反民主的，而法国等国正是出于这个理由长期有意识地抵制司法审查制度。作为个人直接面对公权力要求宪法法院对侵害性的公权力做出审查的宪法诉愿，也毫无疑问遭遇了质疑。但是，这仅仅是表象，大多数的民主国家都建立了违宪审查机制，并在其中设置了宪法诉愿制度而取得了可观的成效，可见这二者并不是不可调和的矛盾关系，而是互为补充、相互依存的共生关系。

一)宪法诉愿制度与民主具有相同的价值指向

宪法诉愿与民主的根本目的都是抗衡专制。从本质上来讲，民主的功能是抗衡少数人的专制，这一点毋庸置疑，而违宪审查的功能可以说是抗衡多数人的专制，纠正可能出现的多数人暴政，作为违宪审查下位概念的宪法诉愿，毫无疑问更是以个人为本位抗衡统治阶级的多数人专制。

个体基本权利的保障意味着对抗多数人保障少数人的权利，法律的违宪审查意味着从多数人的垄断中保护少数人。当权利被侵害时，行使宪法诉愿是个人权利的同时也是少数人的权利，少数人的利益是可能妥协多数人和少数人的最有效的前提。民主奉行的原则是多数法则，多数并不意味着绝对的公平，少数者的权利也并非可以忽视。正如《联合国人权宣言》所述:任何人当宪法或法律赋予他的基本权利遭受侵害时，有权由合格的国家法庭对这种侵害行为做有效的补救。

无论是普通法院行使职能的分散审查还是专门法院实施的集中审查，也无论主体、形式还是程序的不同，宪法审查有着共同的目的:保障自由，抗衡专制，并且都对国家的民主政治发挥了实效。特别是设置了宪法诉愿制度的集中审查型国家，以个人对平等自由的积极渴望为诉求，为其抗衡专制提供了可能性。在此意义上，宪法诉愿制度与民主是高度重合的。因此，二者的联合才是共同抵御专制的堡垒。

二)宪法诉愿制度与民主的共生关系

在国家奉行民主之前，无论违宪审查还是宪法诉愿都不可能存在于国家宪法制度的选择清单之上，而这些国家在转型之后纷纷移植或借鉴了违宪审查制度，又大多在违宪审查制度之中设置了宪法诉愿制度，并且这些宪法制度的运行并没有伤害到民主的分毫，反而较好地融合在一起，这说明二者在形式上也许有矛盾或冲突，但这只是表面现象，在本质上它们是互相依存的共生关系。

首先，缺失民主的国家的立宪，不可能设置违宪审查制度或是即使勉强设置也不能得到有效运转。在这一点上历经多次转型的韩国历史尤其说明问题，韩国在现行宪法法院建立之前，将几种司法审查模式轮行一遍，却都以夭折告终，根本原因是没建立起民主政治体制，设计再完美的宪法制度也找不到可以生根的土壤。

其次，宪法诉愿制度的高效实施起到了巩固和促进民主的积极作用。宪法与民主政治是不可分割的，是天然地联系在一起的。宪法应当体现民主是不言自明的事实，不规定也清楚。而宪法诉愿通过对宪法秩序的维护在保障宪法的同时也促进了民主的进步。仅仅有民主革命是空洞的，更不可或缺的是要在法律、思想、民情和道德方面发生相应的变化。在公民民主愿望和民主热情大幅提升的形势下，宪法诉愿作为寻求实质民主的路径和手段，体现了民情民意，也增长了公民的民主意识。正如美国哲学家罗尔斯所说，在宪政民主这种政体中，法律和法规必须同某些基本的权利和自由相一致，实际上存在着一部宪法(不一定非写出来不可)，宪法和权利法案规定了这些自由，而作为对立法的宪法限制，宪法和权利法案的解释权属于法院。这直接揭示了宪政、民主、权利以及宪法审查之间紧密相连的关系。

再次，从比较宪政的角度看，西方的主流思想是主要关注人民通常所称的保护主义，或一种法律上保护公民自由的制度，其次才关注组织政府的具体方法。当代自由主义思想家柏林认为，积极自由的核心是个人自主的观念，而消极自由则指不受他人制约的自由。与此对应的是宪法诉愿是约束权力的消极自由，而民主的核心则是积极的自由，二者的共生方显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的统一。

三、宪法诉愿制度与法治的关系

一)宪法诉愿制度包含了法治原则

国家运用科学的立法技术建构的具有现代化意义的宪法诉愿制度，也成为法治国家的重要体现之一。法治原则是这样一个宪法概念:在法治原则中，转型中其他具有不同本质和特征的原则和规范都可以在其中找到它们的表达。 法治或者法治国家也许是最能判断一个国家法律发展状况的标准之一，也是想要实现现代化法治的国家最向往的法律词汇之一。一些普适性的基本法治原则，比如分权、权利保障、司法独立，在西方宪政国家很大程度是通过宪法法院的判例做出的，同时，法治的含义通过法院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宪法诉愿是所有宪法审判程序的核心，并且宪法诉愿案件占据了宪法法院审理案件的绝大多数，因此，很多法治原则是通过宪法诉愿案件判决的指导思想确立的，可以说，宪法诉愿也对法治的成长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不同国家的宪法法院对法治原则的理解都不尽相同。在联邦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对于法治原则独立的规范内容从没有任何怀疑，在一项判决中，联邦宪法法院认为，法治国原则属于直接约束立法者的核心理念，这一原则来自《联邦德国基本法》第20条第3款对国家权力的限制和《联邦德国基本法》第1条第3款、第19条第4款、第28条第1款第1句这些规定所形成的共同图景和来自对基本法的整体理解。另有更多的宪法法院是通过具体的案例体现的不同法治原则拼图成为一国完整的法治原则体系，如分权原则、合比例原则、司法独立原则和基本权利司法保障原则等。

基本权利司法保障原则是有关宪法诉愿的宪法法院裁判做出的最普遍的法治原则，通常通过以下途径来实现基本权的保障:一是定义基本权利的含义及范围;二是阐释所维护的公民的个人、政治和社会等基本权利的内容;三是通过宪法裁判做出对基本权力限制的可能性说明和标准判断。设置了宪法诉愿制度的国家都是积极认同公民权利和自由应当予以保障的观念，宪法法院是维护公民基本权利的坚守者，也是最后的屏障，要通过阐释公民基本权利保障原则来承担公民权利保护者的重任。例如，在俄罗斯联邦议会制定的一项法律中，其中一个条款排除了对被执行逮捕令的嫌疑人的司法救济途径，宪法法院认为，对于还没有被监禁的嫌疑人执行逮捕令时如果排除了他可能拥有的法律救济渠道，那么这样的规定与宪法所规定的法律救济保障内容和精神相违背，有效的司法救济的保障如果不是处于一种特别的限制保留情况下，那么对基本权利允许的限制规定必须建立在《俄罗斯联邦宪法》第55条第3款的基础上。又如，韩国宪法法院的决定指出，根据法治原则，政府权力的行使应符合在宪法允许的界限内设定正当程序和授权范围，不可再像以往一样恣意妄为，没有法律依据或超越法律授权的行为是违宪和无效的。该裁判即体现了通过宪法裁判做出对基本权力限制的可能性说明和标准判断，通过对公权力行使条件的限制，体现了正当程序和授权的法治原则。

二)宪法诉愿制度有传播法治理念的作用

宪法诉愿制度在传播宪法观念和法治理念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首先，各国宪法法院十分重视对重大案件的裁决在官方公报上的公布，通常都会在公布的文字中附加宪法法院做出判决的依据、核心观点和主要论证依据作为引导性的文字，并酌情阐释宪法原则和法治理念。其次，从民众对宪法诉愿的热情程度来看，显然宪法诉愿的良好运行对法治的传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当人们的基本权利被公权力侵犯，很容易想到寻求宪法法院的保护。无论是德国等宪政发达的国家还是韩国等后发型宪政转型国家，从宪法诉愿审判的案件数量以及在全部宪法裁判类型中占据的比例来看，民众的宪法诉愿热情始终是高涨的。可见，民众的法治意识是可以被培养的，而宪法诉愿正是对民众进行宪法意识培养的最有效途径之一。

民主法制篇7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蒋正华参加了我省代表团下午举行的全体会议。15时许，代表团副团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淑莹宣布会议开始。､刘淑莹､李述､桑逢文､张龙俊､阿汝汗､索维东､何勇､洪虎等代表先后发言。

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纪委副书记何勇代表在审议时指出，2006年，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取得了新进展､新成效，但也要清醒地看到当前腐败现象在一些方面仍然比较突出。要把反腐倡廉工作作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的重大战略任务，认真贯彻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战略方针，要把反腐倡廉工作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之中，拓展从源头上防治腐败工作领域，切实把反腐倡廉工作抓紧抓好。今年在党风廉政建设方面重点抓好四个方面工作:一是进一步抓好领导干部教育､监督和廉洁自律;二是进一步抓好大案要案查处;三是进一步抓好纠正损害群众利益不正之风的工作;四是进一步抓好反腐倡廉的体制机制创新。

蒋正华在认真听取代表们的发言后说，大家的发言充分肯定了全国人大常委会过去一年所做的工作，我十分赞同。2006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按照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精神，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在立法､监督､代表工作和对外交往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不少新成绩。关于今天代表们提出的好的意见和建议，常委会将认真听取并进行研究，不断改进工作。

民主法制篇8

民主、法制，通常被人们并举为二事。很多宣传性的口号、标语

反映了这一点，诸如：“发扬民主，加强法制”，“法制是民主的保

障”，“民主与法制相辅相成”，“讲民主也要讲法制”，“不能脱

离法制讲民主”……

这些说法，听着听着，你会觉得有许多言外之意。似乎是：民主

是一回事，法制又是一回事。民主是对自己人的，法制是用来对付一

切威胁人民民主的因素的，它是民主的保护神。法制保障民主的途径

不外是：一方面是“专政的铁拳”打击各种敌人，一方面对人民规定

各种界限或尺度以防滥用民主。

这似乎一直视为“天经地义”的正确观念，其实大可商榷。从这

一观念中，我们看不到对民主的正确理解，看到的只是对民主精神的

陌生、隔膜及对现代法制的生疏。甚至看到的只是旧时“礼以待君子，

刑以威小人”、“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夷”、“德主刑辅、礼刑结

合”的影子。

现代意义上的法制或法治，与民主本为一物。可以说，民主与法

制是灵魂和肉体的关系；前者是灵魂，后者是载体。没有民主，法制

便是“行尸走肉”；没有法制，民主便是“孤魂野鬼”，无处附着，

名有实无。

民主是法制的灵魂，没有脱离法制而独存的民主。即便有，那也

不能算真正的民主。法制是民主的载体，或曰体现、实现、寄托。只

有良好的法制才能使民主变成事实。使民主变成现实的法制，可以视

为民主的保障，但又不仅仅是保障。即便仅就“保障”而言，也绝不

仅仅是防范敌人、规定限度而已。我认为法制是这样地承载、实现和

保障民主的：第一，它明确宣示人民作为国家主人应该享有的具体权

利；第二，它明确宣示人民作为主人应承担的具体义务；第三，它规

定了人民行使权利、履行义务的正当途径、程序；第四，它特别规定

了防止政府和官吏剥夺人民正当权利的程序、途径（包括事前预防和

事后救济的措施和机制）；第五，它明确规定了对滥用权力、逃避义

务、故意侵害他人权利者的惩罚及惩罚的程序。离开了此五者（特别

是前四者），就无所谓社会主义法制，亦无所谓法治。

由此可见，通常讲“法制是民主的保障”者所理解的“保障”仅

仅比较接近上述第五项而已。这无疑是片面的、浅陋的。如果仅仅强

调这种意义上的“保障”，那是很危险的，因为那极可能使法制失去

民主的灵魂。直到今天，政府机关在起草法案之时，习惯于过多地使

用“不得”、“禁止”、“必须”、“严禁”、“严惩”、“依法惩

处”之类字眼，习惯于强调义务而忽视权利，习惯于对百姓的限制、

督责、鞭策（本义上讲），很不习惯或很不愿意多使用一些“得”、

“可以”、“有权做”的字眼。立法机关对此也不惊不忧，让其顺利

通过。司法机关在司法时更是习惯于戴着放大镜去看禁止性规范，无

限地扩大解释禁止范围。这都是前述“法制保障”观念的结果，都是

把“保障”仅仅理解为禁止、限制、防止破坏的结果。这种意义上的

“法制”与“刑罚为政教之用”中的那个“刑”其实相距不远；仅从

这种意义上去强调“加强法制”只会引起老百姓的排斥、反感。同样，

与这种“法制”相关，受这种“法制”保护的“民主”，也势必与

“德礼为政教之本”中的那个“本”相混同，而与人们追求的现代民

主大相径庭。

现代法制或法治（民主的法律之治）的根本宗旨是制约政府的权

力，限制公共权力的滥用；而民主的根本精神正是人民可以制约政府、

支配政府。人民得以制约和支配的唯一途径便是法制。从这种意义上，

民主和法制也是一物两面，是一回事，是统一体。

总之，我们不要脱离法制的空洞民主，也不要没有民主灵魂的法

民主法制篇9

一、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形成创建工作合力

开展“民主法治示范村”的创建活动，是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从机制上保障人民民主权利得以实现、人民的根本利益得以维护的一项有效载体，是进一步推动农村的改革、发展、稳定，实现“两个率先”的需要，也是提高广大干部和农民的政治民主意识和法律素质，坚持和完善农村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和村民自治制度，保证人民群众依法行使民主权利的必然要求。为使创建工作能够顺利开展，我村注重抓创建工作的组织建设、宣传阵地建设，制度建设。 2、大力营造创建工作的氛围。我村在创建活动中，把法制宣传教育贯穿始终，为使“民主法治示范村”创建工作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我们大力营造创建工作的氛围。一是利用村广播、宣传栏、文化活动中心、党员会议、村民代表会议、村民组长会议等多渠道多方面宣传有关“民主法治示范村”创建的标准、村规民约和相关法律法规，在全村努力营造民主法制建设的氛围，使村民们受到耳濡目染的法制建设的熏陶。二是在村办公楼陈列农村基层民主法制的成果，并将创建工作的标准、制度上墙，使村民和村民代表走进村办公楼就感受到有一种强烈的创建氛围的，使村民们都自觉地投入到创建活动之中。三是村里逢会必宣讲民主法制建设的相关内容，为了使全村每个家庭成员都投入到“民主法治示范村”的创建行列，我们把法制宣传刊物、村民自治章程等发到全村每个农户手中，使村民能充分认识到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权利和义务，真正行使人民民主权利制度，充分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

3、建立健全创建工作的制度建设。我村在创建活动中，一是制定创建工作规划、步骤与目标。使创建工作有序进行，扎实开展。二是建立创建工作文件台帐，将创建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及联络员名单，村规民约、村民守则、制度以及区、镇关于开展“民主法治示范村”创建工作的文件等创建工作的各项文件归档保存，确保创建工作有指导依据。三是建立村务公开台帐，将向村民公开的财务收支帐、重大事项村民代表研究的结果、计划生育指标的分配、农村低保对象的公示内容等都记录在案，有据可查，避免了村务公开图形式，做表面文章的现象，使村务公开持续有效地进行。四是建立治保调解台帐，结合创建平安村将村开展法制宣传教育依法治村情况、村依法调解民间纠纷的案例和调解协议书、归正人员的安置帮教情况、外来人口的管理和护村队的活动内容进行归档。

民主法制篇10

「关 键 词民主集中制原则，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巴黎公社，议行合一，基本原则

长期以来，我国宪法学界对民主集中制原则有诸多错误认识。其一是误把民主集中制原则当成宪法的基本原则；其二是误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倡导民主集中制原则；其三是混淆议行合一制与民主集中制。这些错误认识不仅滞碍了宪法学，甚至也影响到宪法的权威。[①]因此，正确认识民主集中制原则，归民主集中制原则在宪法中的应有之位，就显得十分重要。

一、“民主集中制”的由来

（一）“民主集中制”首先是作为列宁主义政党的组织与活动原则而出现的。

首先正式将民主集中制原则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组织与活动原则的是列宁领导的第三国际。共产国际章程第5条明确规定：“共产国际及其支部是按民主集中制建立起来的。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是：1、党的各级领导机关，无论基层机关或最高机关都由选举产生（由全体党员大会、代表会议、代表大会和国际代表大会选举）； 2、党的机关定期向自己的选举人报告工作；3、上级党机关的决议，下级必须服从，保持严格的党的纪律，共产国际及其机关以及党的中央机关的决议必须立即执行”。[②]第3条的规定，明显有别于第一国际章程，集中色彩较浓。这反映了列宁的党建思想。早在1905年，列宁为了克服党内的小组习气，统一社会民主工党的意志，就主张在社会民主工党内实行民主集中制。“我们在自己的刊物上一面坚持党内民主，但是，我们也从未反对党内集中，我们主张民主集中制”。 [③]在《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一文中，列宁提出了加入共产国际的19项条件，其中第13项要求：“加入共产国际的党，应该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建立起来的。在目前激烈的国内战争时代，共产党必须按照高度集中的方式组织起来，在党内实行象军事纪律那样铁的纪律，党的中央机关必须拥有广泛的权力，得到全体党员的普遍信任，成为一个有权威的机构。只有这样，党才能履行自己的义务。”[④]因此，列宁将民主集中制原则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与活动原则主要基于两个原因：一是为了克服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的小组习气，统一党的意志。1904年，列宁在《进一步，退两步》一文中说：“为了保证党内团结，为了保证党的工作的集中化，还需要有组织上的统一，而这种统一在一个多少超出了家庭式的小组范围的党里面，如果没有正式规定的，没有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没有部分服从整体的原则，那简直是不可想象的”。[⑤]二是共产国际建立之初，苏俄处于内战状态，党的中心任务是赢得战争，巩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1919年7 月，列宁在代表俄共（布）中央委员会致党组织的信中号召：“首先而且主要是全体共产党员、全体同情分子、全体正直的工农、全体苏维埃工作人员，应按战时要求紧张起来，把自己的工作、努力和关心尽量用来解决直接的战争任务，……。所有机关的全部工作都要适应于战争，按战时要求加以改造”。[⑥]战争需要高度集中统一领导。所以列宁所提出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后布尔什维克）和共产国际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是特殊条件下的党的组织与活动原则。

（二）马克思恩格斯从未提出过“民主集中制”原则

国内许多学者误以为民主集中制是马克思恩格斯倡导的，甚至最严谨的学者也认为马克思在指导正义者同盟改建为共产主义者同盟时，实际提出了民主集中制原则。 [⑦]实际上马克思在指导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改造过程中，从未提及“民主集中制”或“集中制”。马克思更多强调的是组织内部的民主。因为无论是正义者同盟，还是布朗基四季社，都是主张以少数人的密谋来建立民主共和国的组织。把这样的组织改建为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加强其民主建设。1847年6月，体现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共产主义同盟章程》规定：全盟代表大会是全盟的立法机关，中央委员会是全盟的权力执行机关，中央委员会要向代表大会报告工作；代表大会代表、中央委员会委员以及各区部、支部的领导人均由民主选举产生，如果领导人不适宜，可以随时撤换。[⑧]在马克思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的《共产党宣言》中，明确宣布：“共产党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他们不提出任何特殊的原则，用以塑造无产阶级的运动”。[⑨]1864年，第一国际成立后，委托马克思起草《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和《协会临时章程》。1871年9月底至10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参照国际所有各次代表大会以及伦敦代表会议的决议重新修订章程和组织条例，删除了章程和条例中已经失效的提法，准备了新版文本。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见的《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章程第3条规定“每年召开由协会各分部选派代表组成的全协会工人代表大会。代表大会宣布工人阶级的共同愿望，采取使国际协会顺利进行活动的必要办法，并任命协会的总委员会。”很明显，这一条规定的是民主选举，而非集中。那么总委员会是否是集中的机关呢？答案也是否定的。章程第6条规定“总委员会是沟通协会各种全国性组织和地方性组织之间联系的国际机关，它应该使一国工人能经常知悉其他各国工人阶级运动的情况，使欧洲各国中的社会状况调查工作能同时并在共同领导下进行。……在一切适当场合，总委员会应主动向各种全国性团体或地方性团体提出建议。为了加强联系，总委员会发表定期报告”。[⑩] 实际上，马克思开篇就对制定章程的精神作了明确的表述，这种精神，不是民主集中制，更不是片面的集中。马克思写道“协会认为：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根据这种精神，定出章程如下：……”。[??]马克思在这里强调的是权利与义务的一致性原则，而不是其他。即使我们不能据此认定国际工人协会的组织与活动原则是权利与义务的一致性原则，但也无法得出国际工人协会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组织起来的。[??]马克思恩格斯的真实意图不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来建立无产阶级的政党，而是将国际建成协调各国工人运动的中心。1889年在恩格斯指导下成立的，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的第二国际也提供了有力的佐证。第二国际不仅没有提及任何意义上的民主集中制，甚至连象第一国际总委员会那样的机构都没有成立。如果民主集中制是马克思恩格斯所倡导的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与活动原则，那么在马克思恩格斯指导德国党、英国党、法国党、荷兰党，甚至美国工人阶级政党活动的一系列文章与信件中，怎么无法找到哪怕一个“民主集中制”的字样呢？

（三）列宁在什么意义上将“民主集中制”引入国家制度

列宁不仅是将民主集中制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组织与活动原则的第一人，也是在理论上将民主集中制原则引入国家制度的第一人。但列宁是从俄国民族民主、民族平等、民族自决等民族问题解决的角度论述民主集中制的。首先，俄国存在着深重的民族压迫。“俄国是以一个民族即以大俄罗斯民族为中心的国家。大俄罗斯民族占据着巨大的整块地区，人口约有七千万。这个民族国家的最大特点是：第一，”异族人“（总计占全国人口多数，即百分之五十七）恰恰是住在边疆地区；第二，这些异族人所受的压迫比他们的各邻国（并且不仅是在欧洲各国）所受的要厉害得多，……。[??]其次，列宁强调民族自决。他的民族自决权理论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列宁说：”正是俄国民族问题的具体的历史特点，才使我们在目前时代承认民族自决权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那么什么是民族自决权呢？”‘自决权’意味着这样一种民主制度，即在这种制度下不仅有一般的民主，而且特别不能用不民主的方式来决定分离问题的事情。……无产阶级要求的是那种排除用暴力将某一民族强行控制在一国范围内的民主“。[??]再次，列宁主张用民主集中制实现民族平等的联合。列宁说：”我们赞成有分离的权利（但不赞成所有民族的分离！）……我们绝对不宣传分离。总的来说，我们反对分离“。[??]那么怎样解决民族自决权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矛盾呢？列宁认为：”一个民主国家必须承认各地区的自治权，……这种自治同民主集中制一点也不矛盾；相反地，一个多民族成分复杂的大国只有通过地区的自治才能够实现真正的民主集中制“。[??]在国家结构形式上，列宁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应实行单一制，而不应实行联邦制。但是为了俄国的统一，为了国内各民族的平等，列宁认为”与其存在民族不平等，不如建立联邦制，作为实行完全的民主集中制的唯一道路。“[??]

除了从民族自决和建立多民族中央集权国家的角度将民主集中制原则引入国家结构形式之外，列宁并不主张所有的无产阶级国家都实行民主集中制，更没有说过民主集中制原则是社会主义宪法的基本原则。列宁亲自主持制定的人类历史上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1918年苏俄宪法就没有民主集中制的规定。列宁逝世之初制定的1924年苏联宪法和对后世社会主义宪法产生广泛影响的苏联1936年宪法，也没有民主集中制的规定。所以我们不应把列宁为解决俄国民族问题的特殊做法当成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般原理。

综上所述，民主集中制并不是人们所想象的那样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国家组织与活动原则的一般原理。

第一，马克思恩格斯从来没有使用过“民主集中制”这一名词；

第二，马克思恩格斯实际上也没有民主集中制的思想。人们所广泛引用的马克思所指导的共产主义者同盟和第一国际的有关文件并不能说明马克思恩格斯实际主张民主集中制。从根本上说来，他们更关心的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民主建设，反对神秘主义，主张权利与义务的一致。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在指导第二国际及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活动中，从未在名和实上按民主集中制原则来要求各无产阶级政党，这也说明了马克思恩格斯并未将民主集中制视为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与活动原则。同样，在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无产阶级国家篮图的勾画中，也没有涉及到民主集中制。

第三，民主集中制是列宁党建思想的一部分。列宁主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和第三国际要按民主集中制原则组织起来，主要是基于特殊的历史条件。既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存在着严重的分散主义倾向和小组习气。共产国际成立时，俄国又处于内战时期。

第四，列宁将民主集中制原则引入国家制度主要针对俄国特殊的民族问题，不具有普遍意义。列宁也没有将民主集中制原则视为无产阶级国家国家机构的组织与活动原则，更没有上升为宪法的基本原则。1918年苏俄宪法、1924年苏联宪法没有写入民主集中制原则，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二、民主集中制的应有之义

（一）民主集中制的宪法学内涵

在我国，涉及民主集中制的宪法学方面的著作多得不可胜数，但没有一本真正说清了什么是民主集中制。典型的论述是这样的：民主集中制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的制度。是群众路线在党和国家、社会生活中的运用。民主集中制是民主与集中的统一，二者相互依存，互为前提，缺一不可。只有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民主集中制才能得到确立和贯彻。坚持这一原则，实现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这种论述是新中国成立后对民主集中制原则泛化的表现。[??]

实际上，同志很早就从国家政权的角度准确地论述过民主集中制。早在1937年10月，他在《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中就明确指出：“民主和集中之间，并没有不过越过的深沟，对于中国，二者都是必需的。一方面，我们所要求的政府，必须是真正代表民意的政府；这个政府一定要有全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人民也一定要能够自由去支持政府，和有一切机会去影响政府的政策。这就是民主制的意义。另一方面，行政权力的集中化是必要的；当人民要求的政策一经通过民意机关而交付与自己选举的政府的时候，即由政府去执行，只要执行时不违背曾经民意通过的方针，其执行必能顺利无阻。这就是集中制的意义”。 [21]1940年1月，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论述政体时说：“没有适当形式的政权机关，就不能代表国家。中国现在可以采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省人民代表大会、县人民代表大会、区人民代表大会直至乡人民代表大会的系统，并由各级代表大会选举政府。但必须实行无男女、信仰、财产、教育等差别的真正普遍平等的选举制，才能适合于各革命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适合于表现民意和指挥革命斗争，适合于新民主主义的精神。这种制度即是民主集中制”。[22] 1945年4月，同志在中共七大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进一步准确地阐释了民主集中制：“新民主主义的政权组织，应该采取民主集中制，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大政方针，选举政府。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就是说，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只有这个制度，既能表现广泛的民主，使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有高度的权力；又能集中处理国事，使各级政府能集中地处理被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所委托的一切事务，并保障人民的一切必要的民主活动”。 [23]

我们认为，同志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从意义上对民主集中制的论述，确是民主集中制原则的法学定解。概括地说：

第一，民主集中制是“政权组织”、“政权机关”的组织与活动原则；

第二，在民主集中制中，民主是基础。在普选的基础上产生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大会是民意机关、权力机关。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国家的大政方针，选举政府。这是民主集中制的决定性方面，是基础。

第三，由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行政机关集中地处理人民代表大会所委托的行政事务，并以此来维护和保障人民的民主。这是民主集中制的集中方面。

第四，民主与集中的关系是统一的，这构成了民主集中制。“民主基础上的集中”指行政机关集中行使的行政权来自人民代表大会的授予，“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指通过行政机关的集中统一工作，体现人民的意志，促进和保障民主。切不可将民主集中制理解为一个国家机关的工作作风。

所以从本质上说，民主集中制就是社会主义民主。

（二）议行合一制不是民主集中制

长期以来，我国宪法学界之所以误认为民主集中制原则是社会主义宪法的基本原则，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把议行合一制等同于民主集中制，误认为马克思所充分肯定的巴黎公社是按民主集中制原则组织的。如吴家麟主编的《宪法学》认为：“人民代表大会是公社式的政权组织形式，也应当是‘议行合一’的机关。这里所说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行‘议行合一’比起巴黎公社来有所发展”。[24]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国家法教研室编著的《中国宪法教程》认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就是‘兼管立法和行政’，即‘议行合一’的政权组织形式，它不仅继承了巴黎公社的原则，而且也有所发展”。[25]魏定仁主编的全国自考教材《宪法学》认为：“社会主义国家普遍确认的是权力的统一和民主集中制原则。这个原则由巴黎公社所创建而为后来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所充实和具体化”。[26]许崇德、何华辉二先生在所著的《宪法与民主制度》中认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行议行合一，议行合一是巴黎公社以来无产阶级政权组织与活动的指导原则。[27]

我们认为，巴黎公社实行的是议行合一制度，这种制度与我们今天所描绘的民主集中制并不一致。议行合一制实行的是立法与行政的合一，而民主集中制则不是。

马克思对巴黎无产阶级革命作出了很高的评价，从他在《法兰西内战》中对巴黎公社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巴黎公社实行的是议行合一制。

马克思认为，1871年法国巴黎无产阶级革命中创造出来的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所向往的“社会共和国”的“一定的形式”。巴黎公社是摆脱资产阶级议会制的新型人民政权，是实行人民普选制、人民代表随时撤换制、立法与行政统一的“工作机关”。[28]“巴黎公社是由巴黎各区普选选出的城市代表组成的，这些代表对选民负责，随时可以撤换。其中大多数自然都是工人，或者是公认的工人阶级的代表。公社不应当是议会式的，而应当是同时兼管行政和立法的工作机关”。 [29]公社由巴黎各区无产阶级直接选举产生的86名代表组成的公社委员会行使一切权力。公社委员会有权通过一切法令，决定一切重大问题，同时直接执行，行使行政权和审判权。公社委员会虽下设执行、财政、军事、司法、公安、粮食、劳动与交换、对外关系、社会服务、教育共10个委员会，但公社委员兼任各委员会委员。公社委员既是人民的代表，又同时扮演政府官员的角色。他们既参加公社法令、决议、命令的制定，又组织执行公社的各项法令、决议、命令。各区选出的公社委员还直接领导该区政府的工作。所以公社委员会集立法与行政为一身。对此，公社委员阿尔蒂尔·阿尔努有生动的描述。“我们每个人都兼任某个委员会的工作，每个委员会都相当于国家的一个部，分别负责管理公共教育、军事、物资、外交和治安等，领导一个委员会的工作就足以耗尽一个人的全部精力。另一方面，我们又是区长和民事官员，负责管理各自的区。我们中很多人还在国民自卫军中担任指挥，……”。[30]因此，巴黎公社的公社委员会成员既是代表机关的成员同时又是执行部门的领导者。他们既负责制定法律同时又“亲自”负责执行法律，因而这是真正意义上的议行合一。

那么巴黎公社为什么实行议行合一原则呢？主要原因有三：第一，巴黎公社是在炮火中成立的。公社成立时，巴黎的一半以上在代表封建势力的普鲁士占领军的占领之下，而代表反动资产阶级势力的梯也尔政府则盘踞在巴黎郊区的凡尔赛宫。也就是说，巴黎公社一诞生就面临着被扼杀的危险。事实上巴黎公社也仅存72天。 “的确不应该忘记，公社刚刚组成，就遭到凡尔赛分子无情的打击。公社成立还不到一星期，一场内战，一场立即变得惨无人道的野蛮战争，一场可以和十字军征伐阿尔比教派相比拟的战争，打破了精神上的稳定……”。[31]“针对特殊的形势，当然应当用特殊的措施来对付；而针对新的，或许是史无前例的情况，同样应该找到新的，史无前例的措施”。[32]这种措施就是议行合一。在严峻的形势下，虽然“议”也很重要，但“行”更为重要。在公社存在的72天里，军事斗争始终处于第一位，有许多公社委员本身就是军事指挥员。而军事斗争需要把执行放在至关重要的地位。

第二，巴黎公社仅仅是一个城市的自治政权，管辖范围有限，人口不多。“巴黎在宣布公社自治时，想的是什么呢？”“人民在3月18日宣布，必须跳出邪恶的圈子，根除弊端，不是交换主人，而是不再要主人；人民看清了真理，看清了目标和达到目标的途径，人民宣告了巴黎公社的自治和公社的联邦”。[33]自治的巴黎公社治下的人口是有限的。公社委员阿尔蒂尔·阿尔努说，选举公社委员有“23万选民参加了选举”，“可以说这23万人相当于选民人数的三分之二强”。 [34]管辖范围仅限于巴黎和人口数量不多，使得巴黎公社有条件实行议行合一。

第三，卢梭的人民学说和1793年雅各宾派思想的影响。尽管巴黎公社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的政权，但它深受着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人民学说和雅各宾派思想的影响。卢梭实际上是第一个阐述议行合一的思想家。卢梭认为，不能转让，也不能被代表。他反对权力分立，认为最好的立法者就是人民自己，而立法者比任何人更清楚法律应该怎样执行。所以在民主制下，全体人民不仅是立法者，而且还是执行官。[35]卢梭的思想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793年的雅各宾派宪法就是对卢梭思想的实践。在宪法的序言，即新《人权宣言》中，删去了1791年宪法《人权宣言》中体现孟德斯鸠分权思想的第16 条，而按照卢梭的“权力不可分割”的思想，写进了第25条：“属于人民，它是统一而不可分割的”。

1793年宪法在国家机构的设置上，规定设立立法议会和执行会议。立法议会掌握国家的最高权力，立法议会产生并领导执行会议。执行会议必须根据立法议会制定的法律和法令行使权力。

从本质上说，雅各宾派宪法是一部集权宪法，它带有议行合一的色彩。直接影响了巴黎公社。阿尔蒂尔·阿尔努在《巴黎公社人民和议会史》中说，选举产生的公社委员中，分为多数派和少数派，多数派“自称革命的雅各宾派”。[36]“他们认为巴黎公社是1793年巴黎公社的继续”。“在革命的雅各派内，有相当数量的国际成员和主要因参加社会主义运动而闻名的人物”。[37]因此，巴黎公社在组织与活动上，采取与雅各宾派宪法相类同的议行合一制度也就不足为怪了。

实际上，公社失败后不久，坚定的公社委员阿尔蒂尔·阿尔努就对公社的议行合一提出了批评。“我们工作繁忙，疲劳过度，得不到一分钟休息，没有片刻可以冷静地思索以避免考虑不周”。[38]由于每个公社委员既要开会议事，又要兼任某个委员会（相当于国家的一个部）的工作，同时还是区长和民事官员。“我们每个人都要担当并做好难以胜数的工作，这些工作足以使七、八个人忙得不可开交”。[39]阿尔努认为，不是对无产阶级民主的周到设计，而是包办代替思想、集权思想是形成议行合一模式的原因。“支配绝大多数公社委员会的集权思想是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这种思想使他们以为自己不但无限忠诚，而且有无穷的精力；为了把一切做好，应该一切都由公社包办”。“通过实践我发现这项措施存在严重的弊病”。[40]

因此，议行合一从一开始就先天不足，并没有成为无产阶级的最好形式，巴黎公社的失败就是明证。

实际上马克思也从来没有把巴黎公社当成无产阶级的“唯一形式”，它只不过是无产阶级所向往的“社会共和国”的“一定形式”。马克思之所以肯定巴黎公社的议行合一制度，主要由于这种制度使“普选权被用于真正的目的”。“普选权在此以前一直被滥用，或者被当作统治阶级手中的，只是让人民每隔几年行使一次，来批准议会制的阶级统治（选择这种统治的工具）；而现在，普选权已经被用于它的真正目的，由各公社选举它们的行政和创制法律的公职人员”。[41]所以马克思关心的是真正的民主。只要有使“普选权被用于真正目的”的原则、制度、方式出现，不管是不是议行合一制度，就不违背马克思的原意。

十月革命前后，列宁在领导俄国革命中，从努力实践议行合一到放弃议行合一也说明这一制度的欠缺。

在十月革命前夕，列宁在著名的《四月提纲》中，喊出了“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列宁认为，苏维埃政权是巴黎公社型国家的再造，是民主制的最好形式。他主张“把国家的立法工作和行政工作结合起来，把管理和立法合而为一”。[42]应该说，列宁是高举巴黎公社旗帜的，在十月革命前，一直主张要按巴黎公社的议行合一原则建立苏维埃国家，十月革命胜利后，仍力求在国家政权机关建设中体现议行合一原则。第二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仿照巴黎公社委员会选举产生了“中央执行委员会”。1918年苏俄宪法第32条规定“中央执行委员会”总的指导工农政府及全国一切苏维埃政权机关的活动。统一协调立法工作和管理工作。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下设人民委员会，人民委员会负责执行。第36条规定“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在各部（各人民委员部）中工作，或执行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各项特别委托”。1924年苏联宪法也有类似的规定。由于议行合一原则的集权性质，使得苏维埃政治制度很快出现了背离民主原则的变化。具体说来，第一，从人民直接管理制转变为政党代表制；第二，从“一切权力归苏维埃”转变为一切权力归政治局；第三，由苏维埃民主选举制、罢免制转变为党的委任制；第四，从独立的人民监督权转变为从属于国家监察机构；第五，从强调革命法制转变为赋予肃反委员会以特殊权力。[43]尽管此后的苏联1936年宪法完全摒弃了议行合一原则，但议行合一带来的集权影响没有消除。

综上所述，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宪法内涵是：由人民通过民主的程序选举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人民代表集中人民的意志，议决国家大事，组织行政机关，行政机关集中执行人民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决议和制定的法律。它不同于既负责议定大事、制定法律，又负责执行的议行合一制。

三、民主集中制原则不是宪法的基本原则

（一）什么是宪法的基本原则

张庆福教授在他主编的《宪法学基本理论》一书中认为“宪法的基本原则就是制宪者在制宪时所依据的基本理论，在规定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时所遵循的根本标准”。“是调整整个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的根本原则，集中体现宪法的基本精神，统率宪法的基本内容，贯穿于宪法的始终，它决定和影响宪法的其他原则和规定”。[44]也就是说，一项原则能否作为宪法的基本原则，主要取决于它是否体现宪法基本精神，统率宪法的基本内容，贯穿宪法的始终，决定和影响宪法的其他原则和规定。

李龙教授认为，宪法的基本原则“至少有如下特点：（1）能集中体现宪法的实质与宪法的价值；（2）决定宪法规定的稳定性与统一性，具有宏观指导作用；（3）覆盖面宽，是一国社会生活和社会关系的基本准则”。[45]

我们认为，宪法的基本原则是指那些能总领宪法的精神，贯穿宪法始终，决定具体宪法原则和规范的宪法原则。它能左右具体的宪法原则、宪法规范的制定、适用和发展方向，是国家法治建设的人文精神的集中体现。它至少具有以下特点：第一，贯穿宪法的始终；第二，决定宪法的其他原则和规范，而不是被决定；第三，代表宪法的发展方向。

（二）民主集中制原则只是具体的宪法原则，而不是宪法的基本原则

按照我国宪法的规定，民主集中制原则只是国家机构的组织与活动原则，不是宪法的基本原则。1982年宪法第3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中央和地方的国家机关职权的划分，遵循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的原则”。我国宪法的这一规定，实际上是把民主集中制原则局限在国家机构。“世界各国宪法条文的内容和形式多种多样，但归结起来，不外是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的基本原则、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国家机关的组织与活动的基本原则、国旗国徽和首都，宪法的保障与修改程序等问题”。[46]国家机构的组织与活动原则只是宪法内容的一部分，不是全部。对于决定宪法全部内容的宪法基本原则来说，民主集中制原则只能是一个具体原则。

（三）民主集中制原则被人民原则、基本人权原则和法治原则所决定

1、人民原则决定民主集中制原则

人民原则也叫在民原则，是指国家的权力来源于人民，属于人民。它贯穿宪法的全部内容，是宪法的基本原则。

从某种意义说来，宪法是人民原则的产物。作为最高法，它与君主专制水火不容。只有承认人民的国家，才可能有宪法。

17、18世纪，在反对封建专制的斗争中，启蒙思想家卢梭的以自然权利理论和社会契约论为基础创立了人民学说。他认为，人类最初生活在自由、独立、平等的自然状态中。私有制的出现，产生了不平等，自然权利被践踏，于是人们相约组成国家，把自然权利交给社会，同时又从社会那里得到自由、平等和生命、财产权利；卢梭认为是“公意”的体现。人民的“公意”在国家中表现为最高权力，人民是国家最高权力的来源，属于人民。既不能转让，也不能分割。如果政府侵犯人民的权利，人民可以废除原来的契约，组织新的政府。

法国大革命后，人民作为宪法的基本原则得到确认。[47]人民的第一要义在于承认属于全体人民。人民全体是的所有者，人民全体的权力不受任何限制；第二要义在于承认政府为代表人民行使的机关。政府的权力是有限的，政府只是“人民的雇员（commis du peuple）”。

从人民的要义来看，人民学说是政治假说。因为“人民全体（除瑞士实行直接民主和南斯拉夫实行工人自治之外）是无法真正行使权力的，因此大多数国家所实行的是也只能是代议制。这种间接民主的做法──代议制，，只不过是要求政府出自民选。人民行使也只限于投票选举。即令当选的人或机关在形式上代表人民全体，实际上也只是代表人民多数，……。”[48]何华辉先生认为：“人民应由人民直接行使，才是最理想、最完善的形式。由于近代和现代国家已远非小国寡民，国家的一切权力都由者直接行使确有困难，因而采用代议制度由者选派自己的代表组成代议机关，代表者行使权力，已成为不可避免的事实。”[49]这种政治假说，随着社会的发展，正在不断被验证，不断被完善。它不仅成为人类追求自由、民主、平等的逻辑起点，还是人类崇高的政治法律理想。王世杰、钱端升先生认为，人民学说“虽属虚拟的理论，他的实际的效用，确属不可湮没”。[50]

这种实际的效用体现在宪法的方方面面，贯穿于宪法的始终。在公民的权利自由方面，人民原则直接体现在选举权上，而选举权的真正实现，又有赖于公民的经济文化权利、平等权、自由、人身权利、表达意见的自由等等权利的实现。所以人民总括宪法所规定的基本人权。在国家制度方面，无论是三权分立制还是人民代表大会制，人民更是体现得淋漓尽致。就我国而言，人民代表大会制首先就是人民原则的体现。我国宪法第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张庆福先生认为，我们通常所说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实际上是人民代表大会实现人民原则的形式。“社会主义宪法不仅确认了人民原则，而且还确认了实行人民原则的形式。这就是全国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机关。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代表机关是国家权力机关，由人民选举，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人民代表机关组织产生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它们都对人民代表机关负责，受人民代表机关监督。总之，社会主义国家的权力由人民选出的人民代表机关行使”。[51]因此民主集中制原则仅是宪法的一个具体原则，是人民代表大会正确产生和正确行使权力的原则。一句话，民主集中制原则是人民原则在人民代表大会的体现。

2、基本人权原则决定民主集中制原则

人权即人的权利，是人应当享有的权利的总和。[52]宪法所体现的是基本人权。所谓基本人权，是指人不可或缺的权利。一般的人权不以法律规定为前提，而基本人权必须由宪法规定。[53]宪法规定基本人权的形态各异。有的在原则上确认基本人权，并以公民的基本权利表现基本人权的具体内容。如战后的德国、意大利、日本宪法都采取这种表现形式；有的不显人权字样，只规定公民的基本权利以表现基本人权的内容，如美国宪法、中国宪法等；有的原则上确认基本人权，以其他法律来对基本人权具体化，如法国宪法等。基本人权还具有原则性、派生性，可以推导或派生出许多其他的具体人权。基本人权原则是资本主义宪法与社会主义的共有原则，贯穿宪法的始终。[54]

从结构的角度说，各国宪法千差万别，五花八门，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人民的基本权利义务”[55]是宪法的基本内容。毋庸置疑，宪法关于公民的基本权利义务的规定就是基本人权原则的直接反映。从国家制度的层面来说，宪法所确立的民主制度也是为保障人权而设立。《人权宣言》明确指出：凡权利无保障和分权未确立的社会，就没有宪法。李步云先生认为：“是国家依据一部充分体现现代文明的宪法进行治理，以实现一系列民主原则与制度的主要内容，以厉行法治为基本保证，以充分实现最广泛人权为目的的一种政治制度。”[56]实现和保障人权是国家中国家机构的任务。立法机构通过立法、行政、司法机构通过适用法律来实现和保障人权。在中共十五大政治报告中指出：“领导和支持人民掌握管理国家的权力，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权。”[57]国家机构的组织与活动原则必须符合实现和保障人权要求。从这个意义说，民主集中制原则要服从和服务于基本人权原则。

3、法治原则决定民主集中制原则

1999年3月15日，九届人大二次会议对我国现行宪法进行修正，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第13修正案）正式将法治原则写入宪法。法治是什么？《牛津法律大辞典》认为法治是“一个无比重要的，但未被定义，也不是随便就能定义的概念，它意指所有的权威机构，立法、行政、司法及其他机构都要服从于某些原则。这些原则一般被看作是表达了法律的各种特性，如：正义的基本原则、道德原则、公平和合理诉讼程序的观念，它含有对个人的至高无上的价值观念和尊严的尊重。”[58]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法学界有大量的有关法治的论著问世，虽至今尚未形成一致的认识，但一般认为，法治原则是宪法的基本原则，它对广大公民、企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和国家机关、政党、武装力量是普遍适用的。法治的精髓是保障公民的权利与规制政府的权力。[59]俄国法学家拉札列夫认为：“法治国家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对个人权利与自由的现实保证。人权是法治国家的精髓，也是社会整体发展的因素之一。” [60]美国法学家博登海默认为：“法律的进步作用之一乃是约束和限制权力，而不论这种权力是私人权力还是政府的权力。在法律统治的地方，权力的自由行使受到了规则的阻碍，这些规则迫使掌权者按一定的行为方式行事”。[61]《牛津法律大辞典》在“法治”条下如是说：“在任何法律制度中，法治的内容是：对立法权的限制；反对滥用行政权力的保护措施；获得法律的忠告、帮助和保护大量的、平等的机会；对个人和团体各种权利和自由的正当保护；以及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它不是强调政府要维护和执行法律及秩序；而是说政府本身要服从法律制度，而不能不顾法律或重新制定适用本身利益的法律。”[62]宪法恰恰就是为保障权利和限制权力而存在的。何华辉先生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体现法治原则的宪法规范集中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人民的立法权，二是严格的依法办事。社会主义宪法一般都规定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由人民代表机关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权力；它们还规定最高的人民代表机关享有立法权。宪法规范所体现的人民立法权十分明显，社会主义国家宪法通常都规定整个国家机关体系的组织与活动原则，其中包括各国家机关的权限范围以及它们相互关系的准则；同时还规定公民的基本权利以及国家机关保障这些权利使之得以实行的职责，公民行使这些权利应该遵守的准则。社会主义宪法一般都宣布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它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为一切国家机关和全体公民的最高行为准则。宪法规范所体现的依法办事的精神也十分明显。[63]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宪法中，国家机构的组织与活动原则，公民的基本权利的规定及保障等均是法治原则的体现。

因此，相对于人民、基本人权和法治等宪法的基本原则来说，民主集中制原则只是宪法的局部的、具体的原则。它服从和服务于宪法的基本原则，被宪法的基本原则所决定。

（四）民主集中制原则不是所有国家机关的组织与活动原则

我国的国家机关包括国家权力机关（人民代表大会及常务委员会）、国家主席、军事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等。如果将所有的国家机关的组织与活动原则都视为民主集中制，不仅在理论上牵强，而且在实践中有害。

国家主席是我国的国家元首，是个人组成的国家机关。如果一定要认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国家主席是民主集中制的体现的话，那么国家主席行使国家元首权的活动无论如何与民主集中制无关。实际上我国国家主席的产生和职权行使同议会共和制资本主义国家元首相比较并无大的不同。

我国的军事机关实行的是首长负责制。宪法第93条规定“中央军事委员会实行主席负责制”。军队是高度集中的武装集团，国家军事机关的建设必须更多地体现在对军队集中、统一的要求，而不是民主的要求。到今天为止，世界上从未出现过一支官长全部由选举产生，命令根据多数士兵意见下达的军队。所以军事机关不能按民主集中制原则活动。

人民法院是我国的司法机关，是国家的最终裁判机关，担负着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的重任。按照我国现行宪法和人民法院组织法的规定，人民法院的确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组织和活动的。具体表现为：1、负责：“最高人民法院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对产生它的国家权力机关负责。”（宪法第128条）2、选举与任免：“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副院长、庭长、副庭长、审判员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人民法院组织法第35条）“地方各级人民法院院长由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副院长、庭长、副庭长和审判员由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3、报告工作：最高人民法院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人民法院组织法第17条）4、审判委员会制度：”各级人民法院设立审判委员会实行民主集中制。“（人民法院组织法第11条）按照这种模式运作的人民法院，现在已经不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尤其是不适应法治国家建设对司法公正的呼唤。[64]具体说来：

首先，是法官还是法院对法律负责。法官是什么？法官是“对其职责是裁决纠纷和其他提交给法院决定的事情的人的总称。”[65]在英美法系国家，法官对公平、正义负责；在大陆法系国家，法官对法律负责。在我国，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实际上是法院负责。尽管判决以法官的名义做出，但法官并不总是对案件的判决起决定性的作用。

其次，法官和法院是对法律负责还是对人大负责。在英国，法官“被女王所任命，付给一个固定的俸禄，但他们不是皇室的臣仆，不受女王和其他大臣们、政府机构或议会的控制和指挥。他们是完全独立的。在美国情况也是如此，司法独立于政治干涉和压力被认为是根本”[66].在我国，除最高人民法院对全国人大和全国大常委会负责之外，地方各级人民法院要对产生它的地方人大负责。这就产生了一个现实的风险，即当地方人大的行为不合法时，地方人民法院及其法官是向法律负责还是向地方人大负责。在实践中，地方人民法院往往选择了后者，法律让位于权力。

第三，人民法院如何对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在宪法实践中，人民法院对人民代表大会负责的习惯做法是人民法院院长代表人民法院对人民代表大会报告工作。近年来，随着司法腐败的严重和人大代表参政、议政水平的提高，出现了人民法院的工作报告未获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情况。也就是说，人民代表大会对人民法院不信任。出现这种情况，是法院总辞职，还是人民代表大会解散法院？显然都不合适。实际上，工作报告没有被通过的人民法院仍然存在，而且照样行使职权，只是对少数院长的工作调整了事。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11月6日颁行了《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及专门人民法院院长、副院长引咎辞职规定》（试行）。这样，实际上就把人民法院对人大负责制度变成了人民法院院长对人大的负责制，这不仅对法院院长不公平，而且有违宪法原意。

近年来，地方人大对法院开始进行个案监督，这被认为是法院对人大负责的好形式。但人们常有这样的疑问：难道人大比专事审判的法院在审判工作上更为专业？实际上，个案监督在不少地方已经成为干预司法的一个堂而皇之的理由。

所以，为了建设法治国家，为了司法公正，人民法院不能实行民主集中制。法院和法官只对法律负责。

综上所述，民主集中制原则不是我国国家主席、军事机关等国家机关的活动原则，不应该是人民法院的组织与活动原则。

民主集中制不是宪法的基本原则不是对民主集中制的否定。从宪法意义上说，人民代表大会作为会议式的国家机关仍然体现民主集中制原则。即人民按自己的意志选举人民代表，人民代表集中讨论议决国家大事，制定法律，选举国家机构。人民选举代表的过程是一个民主的过程，而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形式议决国家大事，制定法律、选举国家机构的过程就是集中的过程。所以，从本质上说，民主集中制就是社会主义民主，是民主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新提法。

在当前，准确地把握经典作家的民主集中制思想的原意，正确认识民主集中制的法律内涵，有助于突破法治建设中的理论瓶颈，为宪法的进一步完善，宪法的监督实施，司法公正与司法改革奠定理论前提。

注释：

[①] 以至于有的学者撰文《无所谓合宪不合宪——论民主集中制与违宪审查制的矛盾及解决》，洪世宏 文，载《中外法学》2000年第5期。

[②] 《共产主义运动国际章程汇编》，第91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③] 《列宁全集》，第二版，第21卷，第405页，人民出版社。

[④] 《列宁选集》，第4卷，第311-312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⑤] 《列宁选集》，第1卷，第482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⑥] 《列宁选集》，第4卷，第24页。

[⑦] 参见 何华辉《比较宪法学》，第96页。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何先生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总结英国派、法国布朗基四季社、德国正义者同盟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按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共产主义者同盟”。

[⑧]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572-575页。

[⑨] 《共产党宣言》单行本，第36页，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⑩]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37-138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1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37页。

[12] 学术界的一般认识正好相反。何华辉先生认为：“这个由代表大会通过的章程进一步体现了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比较宪法学》，第96-97页。林举岱先生认为“章程还强调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规定国际的最高机关是每年召开一次的全协会工人代表大会。大会产生协会的总委员会”。林举岱主编《世界近代史》，第 43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13] 《列宁选集》，第2卷，第519-520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14] 《列宁选集》，第2卷，第520页。

[15] 《列宁全集》，第2版，第24卷，第238页。

[16] 《列宁全集》，第2版，第46卷，第379页。

[17] 《列宁全集》，第2版，第25卷，第73页。

[18] 《列宁全集》，第2版，第27卷，第257页。

[19] 参见《宪法词典》，第124页，吉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20] 关于这一问题，我将另文论述。蔡定剑认为，54年以后“民主集中制被普遍化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一般准则，被用作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中个人与组织关系的准则，被作为强调加强纪律的一种手段”。蔡定剑著《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第86-87页，法律出版社，1998年8月修订版。

[21] 《选集》，第2卷，第354页，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

[22] 《选集》，第2卷，第637-638页。

[23] 《选集》，第3卷，第1006页。

[24] 《宪法学》，第189页，群众出版社，1983年版。

[25] 《中国宪法教程》，第168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26] 《宪法学》，第2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27] 《宪法与民主制度》，第55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28] 参见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单行本，第58页，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29] 《法兰西内战》，第55页。

[30] （法）阿尔蒂尔·阿尔努《巴黎公社人民和议会史》中译本，第18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31] 《巴黎公社人民和议会史》，第181页。

[32] 《巴黎公社人民和议会史》，第185页。

[33] 《巴黎公社人民和议会史》，第348页。

[34] 《巴黎公社人民和议会史》，第142页。

[35] 参见 法国 卢梭《社会契约论》中译本，第87-88页，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36] 《巴黎公社人民和议会史》，第165页。

[37] 《巴黎公社人民和议会史》，第164页。

[38] 《巴黎公社人民和议会史》，第186页。

[39] 《巴黎公社人民和议会史》，第187页。

[40] 《巴黎公社人民和议会史》，第187页。

[41] 《法兰西内战》，第141页。

[42] 《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67页，人民出版社。

[43] 参见 龚廷泰《列宁法律思想研究》，第172-177页。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12月版。

[44] 在我国，几乎每一部宪法学教材或系统的宪法学专著都涉及宪法的基本原则问题。张庆福先生是以一节内容专门阐述“宪法基本原则的概念”的第一人。他主编的《宪法学基本理论》也是第一部讲宪法基本原则而没有讲民主集中制原则的专著。参见张庆福主编《宪法学基本理论》第七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3 月版。

[45] 李龙《宪法基础理论》，第126页，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46] 何华辉《比较宪法学》，第44页。

[47] 参见王世杰、钱瑞升《比较宪法》第43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这种学说，法国自1789年大革命以来，并尝屡次以文宣示。1789年人权宣言的第3条说：‘全体，根本的属于国民；任何团体或个人，不得行使未经国民赋予的职权’。1791年宪法则云：‘是唯一的，不可分的，不可割让的，不受限制的。属于国民。’以后法国宪法，屡有此类的宣示；其他各国宪法亦往往设有此种规定，吾国亦非例外”。

龚祥瑞先生认为：“国家属于人民，这一条几乎已成为举世各国宪法的通则。美国宪法在其序言中也开宗明义写道：‘我们美国人民为美国制定并确定了这部宪法。’即使以天皇为国家象征的日本国宪法第一条也规定：天皇的地位‘基于所存在之日本国民’。”参见《比较宪法与行政法》第57页，法律出版社，1985年版。

[48] 龚祥瑞《比较宪法与行政法》，第58页。

[49] 何华辉《比较宪法学》，第58页。

[50] 王世杰、钱端升《比较宪法》，第44页。

[51] 张庆福《宪法学基本理论》，第133页。

[52] 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并未给出一个大家都接受的人权定义。国外学者有关人权的观念可参阅：（1）沈宗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人权学说的演变》，载《当代论》第125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2）（英）米尔思《人的权利与人的多样性》，中译本，第3页，夏勇、张志铭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版。（3）（美）路易斯·亨金《人权概念的普遍性》，载《中外法学》，1993年第4期。

国内学者有关人权的观念可参阅：（1）何华辉《比较宪法学》；（2）董云虎等《世界人权约法总览》，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3）韩德培、李龙等《人权的理论与实践》，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4）孙国华《人权：走向自由的标尺》，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5）胡锦光、韩大元《当代人权保障制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6）郑杭生《人权新论》，中国青年出版社，1993年版。（7）夏勇《走向权利的时代》，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8）罗中立、万其刚、刘松山《人权与法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9）公丕祥《权利现象的逻辑》，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53] 美国学者爱德华·s·科尔认为：“个人权利，既然它仍高于宪法，先于宪法而存在，宪法中对个人权利的罗列并不给予其任何权威，而只是一种保障。换句话说，并不是因为宪法提到这些权利它们才是基本的，相反，它们是基本权利，所以才写在宪法中。”《密西根法律评论》，第247期，第247－248页。转引自，李步云主编《宪法比较研究》，第129页，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

[54] 前苏联学者法尔别洛夫认为：“宪法是规定国家政治形式、国家机关体制、国家机关成立和活动的程序，以及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的根本法。”参见库德里亚夫果夫等著，刘向文译《苏联宪法讲话》，第1页，群众出版社，1983年版。

何华辉教授在他的《比较宪法学》中列举了加拿大学者柯里、美国学者特里索利尼、日本学者小林直树等10位外国学者的宪法定义“他们所阐述的宪法关于国家机关体系的组织与活动原则，公民的基本权利与自由，以及宪法在国家法律体系中的根本法地位，把宪法的形式显得十分清晰。”参见何华辉《比较宪法学》，第11 －15页。

中国台湾宪法学家林纪东认为：“宪法者，规定国家之基本组织、人民之权利义务，及基本国策之根本法也。”林纪东《民国宪法释论》，第1页，台湾明文印刷厂，1981年出版。

[55] 李步云主编《宪法比较研究》，第23页，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

[56] 李步云《与中国》，载《宪法比较研究文集》（2）第2页，中国民主与法制出版社，1993年版。

[57] 《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33页，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58] 《牛津法律大辞典》，中译本，第790页，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

[59] 关于这一问题，童之伟教授创立了权利与权力关系的“法权”之说。参见《论法理学的更新》，载《法学研究》1998年第6期；《再论法理学的更新》载《法学研究》，1999年第2期；《权利本位说再评议》，载《中国法学》，2000年第6期；《法权中心的猜想与证明──兼答刘旺洪教授》，载《中国法学》， 2001年第6期；《法权中心说补论》，载《法学研究》，2002年第1期。他与刘旺洪教授的论争，更是将权利与权力关系的研究推到了新起点。

[60] b·b拉扎列夫主编《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中译本，第349页，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

[61] 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中译本，第358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62] 《牛津法律大辞典》，中译本，第790页。

[63] 参见何华辉《比较宪法学》，第80页。

[64] 近年来，随着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理念的确立，全国人大常委会、最高人民法院、法学界多次召开高规格的司法公正研讨会，产生了一大批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