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参与范文10篇

民主参与范文篇1

【关键词】行政管理；民主；公共管理

我国是社会主义民主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是社会公共管理的重要力量。而且，在物质生活的保障之下，人们对于民主管理的热情也有了很大的提升。行政管理作为公共管理的一个重要的内容，民主参与是其发展的重要途径。但是，由于我国民主参与意识相比较于西方发达国家来讲，发展起步比较晚，依然处于摸索阶段，因而存在有一些明显的问题。

一、行政管理中民主参与存在的问题

（一）法律制度不完善

法律是保障我国各项事业得以顺利进行的重要措施。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和发展，我国形成了以宪法为核心，以各项法律为原则的特色法律体系。这使得我国的各项事业发展得以有序地进行。但是，我国的法律体系建设起步较晚，还有很多方面需要加强。尤其是在民主方面的法律制度，制度本身和形式的规定非常模糊，这使得公众参与行政管理时，没有一个切实可行的法律依据，特别是在民主参与申请上，更是缺乏必要的法律规定。

（二）行政机关的重视度不够

行政机关是行政管理工作的主要负责人，是带领公众参与的主要组织者。但是，就我国整体形势来看，行政机关对民主参与工作并没有表现出应有的重视。例如，在地方性行政管理当中，有很多的管理规定或者实施细则，都没有经过必要的调研工作，也没有充分考虑民众的意见。这种相对封闭的工作模式，不仅无法实现民主参与的工作，而且当工作政策出台之后，甚至带有一定的强制实行意味。这对于政府与民众良好关系的建立是非常不利的，更无法实现社会所提倡的民主参与工作。（三）公众参与的程度有限我国有着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虽然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历经改革开放，使得群众的思想观念得到极大的解放。但是，对于广大的农村群众来讲，民主参与意识依然只是一个理论，甚至有部分民众认为，民主参与是件麻烦事，与自身的利益没有必要的关系，而最终放弃参与行政管理。更有甚者，部分行政管理工作者利用这种民众的这一想法，误导民众对于参与权力的认知，限制公众参与行政管理的程度，最终导致民主参与始终无法实现必要的广度和深度。

二、完善行政管理中的民主参与

民主参与是现代公众政治生活的一个重要主题，是推动国家各项工作得以顺利开展的重要举措。因此，在行政管理工作当中，必须要提升民主参与的程度。而要完善行政管理中的民主参与主要的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坚持基层群众自治制度

基层群众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中坚力量，是我国行政管理工作最为可靠的后备军。因此，必须要加强基层群众在行政管理工作中的参与程度。而要做到这一点，始终坚持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最为关键的措施。一方面，应当保证基层群众按照自己的意愿选出代表他们行使国家权力的人民代表，以完成各项行政工作的管理。另一方面，还应当丰富群众参与行政管理的方式，吸引公众参与到公共事务、公益事业以及公众干部监督的事务当中。

（二）完善民主参与程序

完善的民主参与程序，是保证行政管理中民主参与有效的重要方法。因此，必须要不断完善民主参与程序工作。第一，明确基本要素。也就是说，相关部门应当将决策参与的时间、方式等基本性的因素告诉参与者，这是帮助民众进行公众参与工作的重要参考标准。第二，加强宣传力度。我国行政管理目前存在的民主参与的民众数量过少的现象，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行政机关没有做好必要的宣传工作。因此，行政管理人员应当联合舆论媒体，加大宣传听证活动，甚至可以邀请决策利益相关者进入到民主参与的队伍，以便了解到不利的呼声，从而发现决策中的问题，最终实行一个更为科学的行政决策。第三，融入信息技术。行政管理的民主参与还应当积极使用网络信息技术，以更为广泛的吸纳群众的意见。这种方式不仅节约了行政管理的成本，而且大大提升了行政管理工作的效率。

（三）转变行政观念，提高民主参与意识

首先，对于行政机关来讲，必须转变行政观念。行政机关要想实现新时期下的领导工作，就应当与时俱进，做好群众进行民主参与的引导工作。一方面，行政机关应当意识到自己是群众的代表，必须要聆听群众的声音。另一方面，行政机关还应当看到群众的作用，正确认识到群众的力量。只有真正完成行政观念的转变，才能够提升民主参与的水平，最终提高行政管理工作的质量。

三、结论

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转型的关键时期，其所面临的挑战和压力都非常之大。要解决好这些问题，就需要全国人民的共同团结，将集体的力量发挥出来，以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不断进步。而要做到这一点，提升群众在行政管理工作中的民主参与是关键。因此，党和各级政府必须重视民主参与的工作，加深民主参与的程度，保证民主参与的权益，真正做好民主参与的工作，以达到推动我国行政管理水平的目的。

参考文献：

[1]杨千帆.行政管理与民主参与问题分析[J].中国外资,2013(2).

民主参与范文篇2

不断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着力造就高素质干部队伍和人才队伍,是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要内容,是党的十七大提出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从实践来看,干部选拔任用是干部队伍和人才队伍建设的关键环节,民主参与是干部选拔任用公正性、真实性、科学性的具体体现。因此,应积极探索和不断扩大干部选拔任用中的民主参与,努力实现民主参与的制度化、科学化。

一、干部选拔任用中的民主参与,对于增强广大党员群众的主人翁责任感,促进群众对党政领导干部的认同具有重要作用。在干部选拔任用中,民主参与就是指党员群众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对选拔任用干部的过程施加影响的行为及过程。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是人民公仆，是人民利益的维护者、实现者和发展者。人民群众的利益是由各种各样不同的具体利益构成的,人们从自身利益出发,关心政治决策及其对自身利益的影响。干部选拔任用中的民主参与,是人民群众参与政治最直接、最直观的形式之一,使选拔的党政领导干部具有很强的社会认同,使人民的政治服从与干部的政治权威具有较高的一致性。扩大干部选拔任用中的民主参与,有利于形成正确的用人导向。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在建立科学的选人用人机制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进一步提高了群众参与的广度和深度,增强了干部选用的透明度,不断克服选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风,促进了干部队伍和人才队伍建设。

二、落实党员群众对干部选拔任用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是扩大民主参与的核心内容。党员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是党的群众路线在干部选拔任用中的具体反映。党的十六大以来,各地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如干部任前公示制、考察预告制、差额考察制、考察结果通报制、领导干部任期制,创造了“两推一选”、“公推直选”、“三票制”、“三推双考”、干部直选制、差额推荐、差额选举制、公开选拔、竞争上岗等多种形式,有力地推动了群众“四权”的落实。据调查显示,经过多年的努力,群众对“四权”落实的现状满意度较高，但也存在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从“知情权”来看,知情的领域还需扩大,知情的内容还需深化,知情的方式和渠道还需拓宽。群众对自己参加民主推荐、民主测评、民主评议,不能只知“过程”而不知“结果”。从“参与权”来看,参与的机会还需增多,参与的广度还需拓宽,参与的深度还需拓展。要对群众参与进行精心组织,做好思想动员,留出酝酿时间,提高群众参与的效果。从“选择权”来看,选择的视野还需拓宽,选择的方式还需改进,选择的质量还需提高。群众在“打勾”、“画叉”中,如何避免投“感情票”、“关系票”、“印象票”、“跟风票”、“顾忌票”等问题还需研究解决。从“监督权”来看,把事后监督与事前、事中监督结合起来,做到全方位监督。

三、科学设计和安排不同干部选拔任用方式中民主参与的内容、范围和方式,实现干部选拔任用民主参与的科学化。委任方式选拔任用干部过程中的民主参与,重点应放在干部考察阶段和任前公示,并根据这一阶段民主参与的特点设计科学的程序和制度。选任制选拔任用干部中的民主参与重点应放在民主推荐候选人和投票选举环节。设计科学的民主参与程序和制度体系,要把重点放在保证群众的知情权和参与权的落实上。考任制中的公开选拔方式,因其公开性而成为民主参与最广泛、最透明的干部选拔任用方式。公开选拔任用干部过程中的民主参与,重点要放在考察环节。聘任方式选拔任用干部过程中的民主参与，主要体现在组织考察阶段,让群众充分反映应聘干部的情况,是保证应聘干部质量的重要环节。因此,要科学地设计组织考察阶段民主参与的程序和制度体系,形成民主参与的科学机制。

民主参与范文篇3

随着行政立法的日益深入，立法领域的不断扩展，各种问题也日益凸显。如行政机关越权立法，行政立法缺乏正当法律程序，行政立法权力控制与监督不足，行政立法的科学性、民主性、公正性、公开性不够，行政立法审查及责任追究缺乏制度保障等等，从而导致行政机关立法的随意性、不公正性、不公开性，以至于恶法肆意侵害公民权益，为民服务的法治（ruleoflaw）有变为“用法来治（rulebylaw）的统治人民的专制的危险。由于我国行政立法程序不完善，行政机关利用行政立法的机会任意扩大本部门权力、限制公民权利，随便增加人民负担，只考虑行政机关管理的方便，不管老百姓是否方便，是否负担的起;更有甚者行政立法“暗箱操作”、部门利益法制化问题（行政机关往往借“法”扩权、以“法”争利，“法”成了强化部门利益的工具）等等。

长期以来，我国一直没有统一的行政立法程序，行政机关一般都是按照自己制定的程序进行行政立法。而这些程序存在诸多问题：一是不统一；二是缺乏权威性，许多行政立法程序是政府的办事机构制定的；三是普遍缺乏民主机制。其中，缺乏民主机制是最大的问题。因为民主参与机制是行政立法程序的核心和精髓。只有包含了民主参与机制的行政立法程序，才具有价值，才能发挥控制行政立法的作用。1

二、民主参与行政立法的提出及意义

公民的参与权是一项重要的基本权利,早在资产阶级革命之前,就被认是与自由权、平等权、社会权等一样是人权的基本组成部分，正是公民的参与权等主体意识的萌发与伸张,才促成了民主的实现。在西方国家，对行政立法的控制经历了一个以标准控制为主到以程序控制为主的演变过程。美国学者戴维斯指出：“委任立法的理论重点应当从追求一个适当的标准，移向追求一个适当的程序，程序所带来的保护超过标准所带来的保护。”2在我国现阶段,公民的参与作为人民主权最主要的实现形式和民主政治的根本标志,是社会主义民主实现的重要机制。

什么是行政立法的民主参与机制？主要是指民众参与和影响行政立法的途径和方式。行政立法的主体虽然是行政机关，但是行政机关进行立法、制定法规和规章不能闭门造车，必须通过适当的途径和方式听取和吸收民众的意见，让民众参与行政立法。

参与行政立法须要有制度保障，因此需要建立健全行政立法的民主参与机制。建立民主参与机制的意义主要有：第一，有利于行政立法正确地反映人民的意志，而不仅仅反映行政机关的意志；第二，有利于行政机关全面的了解各种不同的利益要求，使行政立法的内容更加科学合理，进而提高立法质量和行政机关立法水平；第三，有利于使行政立法的最终结果得到人民的认同和支持，增加政府威信；正如某学者所说；“程序的正义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启发社会成员的良知,增加统治阶层的凝聚力,提高和强化统治者的权威。”3第四，有利于增强民众的民主参与意识，增加政府立法的透明度，防止行政机关恣意妄为，在一定程度上避免由于关门立法可能产生的恣意专横和立法偏私现象，降低行政立法、执法成本。第五，公众参与是以程序的正当性弥补行政立法权正当性的不足；最后，最大限度地提高行政效率，因为“人们一旦参加程序,那么就很难抗拒程序能带来的后果,除非程序的进行明显不公。无论把它解释为参加与服从的价值兑换机制,还是解释为动机与承受的状况的布局机制,甚至解释为潜在的博弈心理机制,都无关宏旨。重要的是公正的程序在相当程度上强化了法律的内在化、社会化效果”4

三、我国行政立法中公民参与现状及缺陷

综观我国公众参与立法制度,虽在民主法制方面取得长足的进步,仍存在诸多问题:

1）相关法律制度规定模糊,相关配套制度不完善,导致公众参与行政立法活动缺乏足够的法律依据

《立法法》出台后，规定行政机关在行政法规起草例过程中可以采取听证方式以听取公众的意见，确立了公众参与行政立法的新途径。然而，《立法法》规定行政机关“可以采取”而不是“必须采取”听证方式，听证不是行政机关行政立法必须遵循的强制性义务，行政机关在行政立法过程中是否采取听证形式取决于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权。这样，公众的听证权利能否实现要视行政机关的意志而定，此外，公众参与后所提出的各种意见能否被行政机关吸纳，即，公众参与能否对行政立法结果产生实质性影响立法规定也尚付阙如。《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第19条第2款规定：重要的行政法规送审稿，经报国务院同意、向社会公布、征求意见。《规章制定程序条例》第15条规定：起草的规章直接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切身利益，有关机关、组织或者公民对其有重大意见分歧的，应当向社会公布、征求社会各界的意见：起草单位也可以举行听证会。这些规定似乎表达了行政立法对公众参与的重视，但仔细推敲，在富有弹性的法律条款背后，公众参与仍是一个不确定的问题。首先，按照《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的规定，只有重要的行政法规才向社会公布，大大限制了所公布行政法规的范围：至于何种行政法规属“重要”法规,并无具体识别标准，完全取决于行政机关自由裁量，易导致行政权滥用，剥夺公众的参与权利。《规章制定程序条例》虽然指出应公布的行政规章范围，但过于原则化，仍存在不受制约的行政自由裁量问题。其次，公众对行政规章草案提出的意见如何提交，行政机关如何受理、对待公众提出的意见,提出意见的时限,听证对象如何确定等均未作具体规定。公众参与行政立法之权利尚未得到应有的确认和保障，虽然上述两个条例在行政立法起草阶段规定公民的参与，但由于立法语言的模糊性和任意性可能使公众参与陷入符号象征的尴尬处境。虽然有《立法法》和《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规章制定程序条例》对行政立法中的民主程序进行规定，确立了公众参与的民主程序，但行政立法程序中的民主性仍然不足。从整体上看规定过于笼统、抽象，无法操作、难以落实，致使行政立法的民主性大打折扣。

2）行政机关对公民参与权采取漠视态度

长期以来，我国行政法活动深受计划体制的影响，形成自我封闭的行政立法模式。尤其是行政系统内部的立法制定机关，他们在制定行政立法时往往只从单方意志出发，自我封闭地制定行政立法，制定完毕后立即就将有关法案出台，然后以其强制力施加于行政相对方，迫使其接受服从，否则将受严厉制裁！另外，我国行政立法“重实体，轻程序”，有些行政机关往往是假借效率之名进行单边立法。这种单边立法不符合民主原则，单边立法易导致权利义务配置不平衡，易产生暴虐的恶法，从而也增加了执法的难度。一些行政人员民主意识不强，官本位思想严重，工作中往往压制民主，“一言堂”“以言代法”“以权压法”，怕麻烦或是担心按正当程序立法将损害本部门或本人利益，经常以公民法律素质不高、不具备参政议政的能力为名，拒绝开听证会或是将听证会变成“听证秀”，实质上导致了继续为民做主的结果，剥夺了公民的正当参与权。实践中损害了行政相对方的权益，引起他们的不满甚至抵制，败坏了政府在民众中的形象。

3）公民参与意识比较淡漠,参与广度和深度有限

我国几千年的专制历史，人民的民主意识淡薄，自古就有“官为民做主”的传统。中国有句古话“饿死不作贼，气死不告状”，老百姓对政府普遍存在有畏惧心理，躲都来不及，更别提参与了。新中国成立后，我党为民主发展做了积极探索，但长期以来，我国在由专制行政转向民主行政过程中存在这样几对社会意识矛盾：一是人治观念根深蒂固，而法治观念难以树立；二是官本位观念深入人心，而自由平等观念总遭压迫；三是行政支配社会的观念相当发达，而民主监督行政的观念仍很淡薄。实践中，行政立法中的政府单边立法广泛存在，这一方面继续维持着政府主导的局面，另一方面人民形成依赖性，民主参与意识得不到发展、参政能力得不到增强，长此以往就形成公民参与意识淡薄，对政治缺乏热情，认为那只是政府官员们的事情。另外，立法技术方面的原因，以及一些地方听证秀、形式参与的闹剧，使得公众对行政机关失去信赖。行政立法公众参与不足反映了行政权与公民权利之间存在着不对等现象，公民权利受忽视，表现在公众参与渠道及程序保障的欠缺。否定或忽视公众的参与作用,就有可能使行政机关假行政立法为治民之工具。有学者指出：“普通百姓完全外在于立法过程的结果只能是法律的异化和百姓对法律的陌生与麻木。”5

4）参与程序的可操作性还不够,非制度化参与现象比较突出

立法原则缺失，在立法过程中广泛征求公众意见,公民通过听证会等渠道参与国家立法,体现了民主治国的意义。但立法原则缺失导致立法过程不严谨。随意召开听证会、座谈会,“自己请代表听证、自己主持听证会、听证过程严格保密”等行为都严重违反了公众参与的民主性、公正性、公开性、科学性和规范性等原则,极大的挫伤了公众参与立法的积极性,不利于立法的科学决策和民主决策,更不利于法律法规的顺利实施。听证制度虽然较为严谨,但在中国毕竟还是个新生事物,听证制度从建立、实施到现在也不过几年时间,在选择参加听证会人员、听证过程的公开性、决策的透明度上都存在问题。在武汉某类听证会上28名代表中有固定代表19人,其中政府有关管理部门的代表10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5人、总工会、消协、街道办的同志4人。这种主要由相关立法部门指定的“形式听证”，代表的广泛性显然不够,不能全面反映不同利益群体尤其是与行政部门利益对立的群体的利益,违背了引进听证制度的初衷。

四、完善我国行政立法中公民参与的对策

完善行政立法中民主参与的思路是：改变观念、加强立法、完善制度、狠抓落实、强化监督。为此，

1)加强相关立法,为公民参与提供制度平台

有专家认为公众参与立法应排除以下情况“(1)与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权利义务无涉的行政立法,如行政机关内部的人事、办公等；(2)紧急事项,国家或某一地区因紧急情况而及时进行的行政立法,可根据行政应急性原则设立；(3)行政机关有正当理由认定由公众参与没有必要或违背公共利益的,在说明理由的前提下”。

但笔者认为,凡涉及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法案,行政机关都应当提交全民讨论,并指定专门的机构受理来自各方面的意见,其间自然应当包括行政机构内部法律,原因在于内部事务虽非行政诉讼对象,但其法律制度的设立必将涉及众多行政人员的切身利益,应当允许在不损害国家利益的前提下由以行政人员为利益关系人参与立法活动,避免行政立法的专制性和损害行政人员的利益。这就更需要完备相关立法，明确哪些法律必须采取公众参与形式以及如何参与等。虽然我们已经有了《立法法》、《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规章制定程序条例》，但加快《行政程序法》的制定和正式颁布实施迫在眉睫。

2）完善公众参与行政立法的各项配套制度，改进行政立法程序，增强民主参与的可操作性

第一，规定提出参与者的程序、参与人的人选、征求意见的公告时间、回复意见的时间。各地在选取立法参与人时,力求尽可能广泛的代表各种利益的人参加立法活动,尽可能全面的反映各种不同的意见,保证所提意见的客观、公正、全面。但确定参与者的名单应避免由法案的起草机构或审议机关自己选择。参与人人选可采取向社会公告的形式邀请愿意参加立法的公众参与。由于参与立法的人同时具备不同利益的代表性，深入了解现实情况并客观做出判断的科学性和对立法技术的专业性只是一个理想,现实是有的地方即使是关系老百姓切身利益的立法项目,即便是作了大量的宣传,普通群众踊跃报名的情况依然没有出现。为了实现实质上的公平,公众参与立法制度应当允许参与人尤其是与行政机构利益对立的人的人代为参加,并充分考虑其意见。另外征求意见的公告时间、反馈意见的时间是立法听证过程中的两项关键的技术性安排,应明确列入制度内容。必须安排足够长的、合适的时间征求公众意见和意见反馈,时间确定的科学与否关系到能否充分表达不同利益群体的意见。

第二，规定立法听证会为公众参与立法的主要模式,同时辅之以全民讨论、立法调研、立法座谈会、立法论证会等形式。当然也可以利用网络征求公众意见。在立法听证的过程之中,结合中国立法的实际情况和国际立法听证的经验,应尽快对立法听证的各项具体措施进行研究并形成科学的制度。如明确规范立法听证的法律依据,使之获得足够的法律支持。正确定位政府管理部门的角色,明确政府管理部门必须在充分听取公众合理化建议的基础上进行立法工作；从法律条规上明确听证程序的公开原则,如实反映和听取公众合理意见。制度中还要对所提意见中采纳的部分予以公示,同时对不被采纳的意见以书面形式向有关听证参加人做出解释。加强对立法听证结果的追踪处理,充分发挥立法听证的现实效果。

3）行政机关转变观念，积极主动引导公众参与

行政机关应摈弃旧时代那种居高临下的“官老爷”思想.思想上尊重人民、爱护人民；行动上服务人民，为人民做实事、办好事，想人民所想，急人民所急；决策中“重大情况向人民报告，重大问题由人民决定”，切实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和决定权，改变过去那种暗箱操作、垄断立法的状况。社会问题能通过其他方法解决，就尽量不用立法手段，确是需要立法，必须首先公开立法意图，发出公告，举行听证会，请专家参与为公众答疑、提供咨询。

4）提高公民参与意识,为公民参与奠定思想基础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逐步推进，我国的民主化进程不断加快，公民的政治热情有所提高，民主参与意识大大增强。孙志刚、聂海亮、刘进成、许志永等与这些事件相关的人的名字，很多人已经耳熟能详。越来越多的普通百姓在维护自身权利中，表现出对中国法治的信心；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不仅维护那些已经在法律文本上写得很清楚的“权利”，更注意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通过参与、影响立法的形式，努力把正当的个人既得权益变成写在法律文本上的一种“权利”。而普通百姓不仅敢于拿起法律武器维权，而且通过提出立法建议的形式参与、影响立法，这是我国民主法制建设的必然结果，反过来又会促进社会的进步与发展。这只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我们应通过“政府推进、社会影响、媒体引导”等多种途径和力量提高公民参与积极性，让行政立法真正成为体现人民意志和利益的“阳光立法”，正如英国的一句格言所说的那样，“正义必须得到伸张，而且必须眼看着伸张”。

5）建立责任追究机制，迫使行政机关依法立法

要保证公众参与行政立法的切实可行,除了以上几个要完善的方面外还需要建立责任追究机制。公众参与立法不是摆设,而是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公众参与权的实现与否,关键还在于建立向违反法律规定的人员追究责任的机制。对应该听证而不听证,按照规定应该公开、公告的程序、内容没有按照规定公开、公告,就应该追究相关机构和人员的责任。当然，同时也应规定没按程序制定的行政法律无效。同样，如果法规规章违宪或违法,对公民权利造成巨大侵害或对公众利益造成严重影响,除予以撤销外还应追究审查批准立法主体(包括主要负责人员)的政治责任和法律责任。因此,建立责任追究机制是使公众参与立法的制度落到实处的可靠保证。

中国的民主参与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而行政立法中的民主参与是整个民主参与的有机组成部分，要想让民主参与真正深入人心、落到实处，必须从观念上、制度上、物质上予以支持和保障，必须通过政府、社会、公民三方面齐心协力，使民主参与贯穿于行政立法、行政执法、行政监督的全过程。民主参与在中国刚刚拉开帷幕，它必将在中国大地上大放异彩。

参考文献：

[1]陈端洪．立法的民主合法性与立法性至上．中外法学．1998

[2]姚锐民．依法行政理论与实践．法律出版社，2000，第96页

[3]罗豪才.行政法论丛?第2卷.北京:法制出版社,1999.第79页

[4]李卫东.法治秩序的建构[M].北京:中国政法出版社,1999.20,12

[5]王名扬．美国行政法．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309页。

民主参与范文篇4

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是社会发展之大势。在实践中，怎样有效地激发和调动广大党员群众参与政事的积极性，这既是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的一个永恒课题，也是共产党执政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我以为，要扩大民主化，光有口头的号召还很不够，必须建立有效的工作机制，用制度规范和保障党员群众的民主权利，以此在“官与民”的良性互动中拉近心理距离。具体而言，健全民主参与机制关键是要坚持做到三个“两手抓”。

一手抓信息管道疏理，一手抓党务政务公开，在建立“民与官”的直达机制中搭建民主参与平台。健全民主参与机制的一大要件是，党员群众要有获取政事信息的能力。信息渠道畅通了，不但权力可以监督权力，而且非权力也可以监督权力。然而，在这方面虽然提出了民主政治建设的新要求，初步构建了民情上传的管道，落实了党务政务公开的制度，架构了人民群众参与民主管理，实现民主权利的平台。但在实践中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有些部门单位对于党务政务公开流于形式化，存在公开内容不全面，公开时间不及时，甚至公开内容不真实的情况，致使信息交流管道出现了滞阻现象。因此要进一步推进民主进程，就需要在更深层次、更宽范围和更高要求上构建党员群众实现民主权利的平台，加深党委政府和人民群众的沟通与交流，使人民群众真正融入到国家和社会事物管理的每一个环节。首先，要扩张信息沟通交流的广度。解决当前信息不对称的首要问题是要畅通信息渠道。在这方面，既要保证信息“流”的畅通，又要保证信息“网”的畅通；既要营造向下沟通管道，又要建立健全向上的横向的以及对外的信息沟通管道。以此保证党员群众有足够的了解政事信息的能力。过去一些诸如重要情况通报报告、巡视、舆论监督、告示等都是上下信息沟通的关键环节，要把这些制度作为信息交流的骨干制度，作为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长期坚持下去。当然，信息下“流”仅是健全民主参与机制的一个方面，信息上传更是这其中的重要环节，党要时刻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就必须全面及时地了解和掌握群众想什么、群众盼什么、群众急什么、群众需什么。因此我们任何时候都必须做到“耳聪、脚勤”，既要通过多种途径，采取多种形式使基层的声音能够毫不失真地上传，又要在党内大兴调研之风，使党员干部深入基层，深入农村，深入企业，深入生产第一线，认真开展调查研究，全面掌握第一手资料，从而使人民的意愿通过有序的渠道，畅通的途径反映到党和国家的各级机关中来，体现到党和国家的各项决策和工作中去。其次要拓展党务政务公开的深度。人民群众要真正实现当家作主，充分发挥其在社会事物管理中享有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权利，就必须保障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工作的知情权。因此要全面推行办事公开制度，要通过加强制度建设，严格规定党务政务公开的“五标准”，即公开的载体要标准，必须方便人民群众观看；公开的内容要标准，必须达到真实、全面、具体的要求；公开的时间要标准，必须充分及时地对外；公开的方式要标准，必须考虑得全面、周到，具有人性化；公开的责任要标准，必须有可靠的质量保障措施。在操作上，要通过建立科学全面的绩效评价和激励措施，引导和“逼”起有关部门单位切实变“我公开什么、群众了解什么”为“群众需要了解什么，我及时公开什么”。做到能够公开的都要及时向社会公开，提高党务政务工作的透明度，增强群众监督的广泛性。

一手抓顺应民意决策，一手抓为民谋利解难，在拓展“官为民”的切实行动中增强民主参与信心。民主政治建设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民主参与政事的过程，关键的是要让党员群众在参与政事的过程中，其意愿受到重视，其困难得到解决，其利益得到维护，以此让群众在获利增知中增强民主参与的信心。一是要作顺民的决策。我国是一个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群众是国家的主人，对国家和社会事务拥有知情权、管理权和决定权。而作为执政党，它所制定的政策必须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真正做到心为民想，顺应民心，合乎民意。只有这样，人民群众才会拥护你，紧跟你，党的凝聚力才会不断得到增强。因此，在制定政策时，我们必须充分相信和依靠群众，认真听取群众意见，广泛吸收群众智慧，切不可搞“拍脑袋”的急决策、“想当然”的瞎决策，有些可能是我们办的好事，但由于没有取得群众的支持和理解，好心办了坏事。过去这方面的教训很多。如前些年汉寿在发动群众栽油菜方面，由于宣传不到位，群众的认识没有跟上来，陷入了事与愿违的窘境。因而，要始终把群众的呼声作为第一信号，把群众的要求作为第一选择，把群众的满意作为第一标准。凡有违群众意愿的决策，必须坚决制止；凡有损群众利益的决策，必须坚决纠正；凡超过群众承受能力的决策，必须坚决杜绝。二是要想富民的办法。尽快致富是广大群众的迫切愿望，是为政之所要。况且在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建立农民收入的增长机制，按照中央的方向性政策，今后农村工作的着力点应当放在如何努力增加农民收入上。这就要求我们在落实党的富民政策中，不要把政策用过了头，使群众得不偿失。群众该得的，一点不留地给群众，让群众真真切切感到党的温暖，得到富民政策的好处。同时，要尽可能地改进传统的工作方式，要由行政指挥型向服务型转变，要由收提留、赶大肚向送信息、解难处转变，要用今天的专家取代昔日的“杂家”，使党员干部有一种没有专业就失去职业，没有善心将失去民心的危机感。只有党员干部的本领增强了，才有帮民富的基础。最终才能让群众在获取利益中感受到党员干部“为”的重要。三是要办便民的小事。小事再小，对群众而言，也是大事。衣食住行作为与民息息相关的小事是民生之本，更是为政之责。为此，一定要把解决群众衣食住行当作大事、急事来办。修补一条小街小巷，上级领导也许不知道，但群众会感觉到方便，方便则顺气，顺气则说共产党好；救助一个困难户，也许其他群众不知道，但困难户会感到温暖。而且只要救助困难户多了，温暖之心便会蔓延扩张。四是要有安民的措施。就是要不加重农民负担，不强行调整农业结构，不兴建多数群众不情愿的基础建设工程，努力形成一个群众休养生息的和谐环境。同时要想办法稳定群众情绪，对群众的上访也好，举报也罢，哪怕事情再小，也要虚心听，耐心解；哪怕事情再难，也要倾力帮，想法办。在稳定群众中稳定大局，在凝聚民心中争得理解。

一手抓强化勤廉举措，一手抓请民监督政事，在倡导“民评官”的创新举措中提升民主参与意识。建国初期，同志就曾指出，一个执政党要真正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就只有实行人民民主监督。用民主的办法解决发展中的问题，解决前进中的困难，集中民智，兴利除弊，真正地推动我们的工作。特别是在现阶段，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从浅水摸索区逐渐步入到深水区，各项改革已进入了攻坚阶段，无一不是牵一发而动全身，为了切实降低“溺水”的风险，客观上要求我们必须以更大的魄力和决心，在更广范围和更深层次上实现民主。一是要实现勤廉承诺的公开化。实行公开承诺是切实加强群众监督、改进党员干部作风、取信于民的有效形式和手段。我们必须充分运用公开承诺这种形式，“逼”着党员干部将个人的工作及廉洁自律方面的情况公之于众，以赢得广大党员群众的信任与支持。在切实做到承诺内容具体化、承诺形式多样化、承诺监督社会化和承诺效果最优化的前提下，把公开承诺作为一项永久性制度长期坚持下来，做到经常抓，抓经常。二是要实现民主评议的宽泛化。民主评议是党员群众参与政事的一个有效载体。过去我们虽然开展过各种各样的评议活动，但由于群众发动面不够，很多情况下使民主评议演变成了一种下级给上级评功的形式。今后，要保证民主评议的民主性，必须着力创新“民评官”的机制，以制度形式保证民主评议在经常化中得以延伸。实践中，就是要不断扩大民主评议的范围和内容，不仅要评议部门和行业的工作，还要评议党委和政府的工作，不仅要评议领导集体权力的运行，而且要评议领导干部个人权力的运用。尤其是对于群众关心、关注的干部使用，财务收支和领导干部廉洁自律等方面的问题，要作为评议的重点内容，定期组织、扎实开展。在操作中，要把评议党员干部的权力交给群众，采取“以下评上，以外评内”的评议办法，将评议结果进行社会公布，接受群众监督，对评议中不合格的单位及人员，要按有关政策给予严肃处理。通过评议结果的运用，让党员群众看到希望，在希望中主动参与，在参与中增加希望。三是要实现群众监督的规范化。群众监督必须有制度保障，为此，要严格实行监督员制度，赋予群众监督员列席重要会议、参与活动的权利，不断让群众参与到决策的核心环节中去，广泛推行民主议事和公开听证制度，为群众监督创建支点。同时，要积极探索有利于保护党员群众合法权益的举报形式，大力推行电信举报、网上举报和信访举报，从严惩处泄露机密和打击报复举报人的行为。对群众举报的问题，要建立责任呈报制度、责任查核制度和责任反馈制度，切实做到限期受理和限期回复。从而保证群众监督无时不在，无处不有。

民主参与范文篇5

关键词：后现代公共行政;话语理论;民主参与

一、引言

文艺复兴以后，在哲学领域掀起了一股后现代思潮开始出现。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影响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也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及价值观念。同时，人类社会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社会发生巨大变革，使得人们对现代主义产生了质疑，因此，后现代主义由美学、哲学开始蔓延至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公共行政领域也不例外。后现代公共行政学家法默尔认为：公共行政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种语言。语言不仅是用来表达和交流思想的思维工具，还是观念、方法、直觉、假定和强烈欲望的加工厂，所有一切构成了我们的世界观，塑造着我们的形态和人格。话语在一个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的网络系统里发生作用，这个巨大的网络系统就是公共能量场。公民的政治参与过程就是在公共能量场里通过真诚的对话、思想激荡、激烈的辩论，达到表达观点，达到实现民主权力的目的。后现代公共行政之所以能够超越现代公共行政，是由于现代公共行政过程中民主参与出现了一系列问题。

二、现代公共行政过程中的民主参与问题

1.民主制度落实不到位：民主制度是对民主本质的规定。民主制度是公民权利实现的重要保障。现代国家的政治形态基本实现了非民主到民主的整体转变。然而，受到社会结构、经济发展水平、历史文化传统、国际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不同国家建立起极具差异的民主制度。但总体来看，民主很大程度上集中于统治阶层或者强权手中，有其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妇女、贫弱阶级常常受到歧视，其利益需求无所诉求。2.公民实质性参与行动力低：随着时代的进步与发展，生活水平的相应提高，民主意识觉醒，期盼更多的参与社会与国家事务。公民的实质性参与行动力受到公民的教育水平、参政意识、个人经济状况等因素的影响。首先教育水平与教育程度的优劣，直接影响公民对政治知识的获取能力，进而影响公民参政行动力。其次，公民的参政意识也是至关重要的，参政意识会受到个人经历的影响，也会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社会倡导的民主自由氛围越浓厚，公民的参政意识就越高。意识支配行动，演化成为公民参与的行动力。最后，个人经济状况也对公民参与能力有影响。3.“精英主义”明显，透明度低：精英主义或者称精英理论历史悠久，最早可以追溯至亚里士多德时期。熊彼特认为：民主方法是为了做出政治决定而出现的制度安排，某些人通过争取选票而得到做出政治决定的权利；共同幸福的观念是不切实际的；非民主作出的决策比民主决策更容易为人民所接受；大众的意志是多样的且难以协调的。因此，精英主义是民主实现过程中有效且直接的方式。精英主义虽然有着本身的优势，例如节约成本，提高行政质量、有利于效率等，但是精英主义可能产生政治决策不透明等弊端。“精英”代表公民发声，可能产生时滞或误差。4.公民参与途径少：公民参与是保障民主权力实现的重要内容。公民参与的最终实现，需要依赖设计精良的的公民参与途径，既有助于达成公民参与的实质性后果，也可以预防由公民参与不完善性带来的不良后果。公民参与政治依赖良好的表达途径，然而多数国家的民主参与途径不够通畅，公民意志无法表达，公民利益就难以实现。

三、话语理论下提高公民参与的措施

1.完善民主参与的决策制度：决策制度作为一种基本的政治制度，是国家政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同的政治体制需要有相应的决策机制，合理的决策制度是人类政治文明的基本内容之一。坚持完善民主参与的决策制度，是对公民权利的有效保障，话语在制度的保护下得以交流。首先，要完善民主参与的保障制度。制度设计要从公民政治参与的现实情况入手。其次，要完善民主参与的评价制度。民主参与的质量好坏因人而异，民主制度的落实也受到执行人员的主观影响，因此有必要对民主参与的效果优劣、效率高低奖励相应的评价制度，用以保证良好制度的顺利实行，不符合实际的制度及时淘汰。最后，要完善民主参与的监督制度。执行者可能出于各种原因不执行或者执行不到位，因此，监督就至关重要。2.加强公民政治素养培育，提高参与意识：公民的政治素养涉及公民的政治立场、政治品质和政治水平等多方面因素，是公民参与政治的必要基本条件。首先，应当努力提高公民的政治理论素质，依靠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对公民进行理论上的教育。其次，培育公民的政治道德。通过道德宣传等手段，倡导公平公正、合理客观的政治参与，采取中正的方式进行公民参与。最后，加强心理素质的教育，公民的价值取向可能会受到社会大环境的影响，对共同价值观的培养至关重要。3.倡导“一些人对话”，避免“少数人决策”：后现代公共行政学者福克斯和米勒通过对现实存在的政策对话案例的梳理，总结出对话有三种形式：“少数人的对话”、“多数人的对话”和“一些人的对话”。少数人的对话是精英理论家在评论，常常容易陷入独白式的话语境地；多数人对话是没有边界的对话，容易导致无政府状态。因此只有“一些人的对话”才是实现公民政治参与的机制，包容积极投身公共事务的人，同时能够剔除在公共参与过程中表现出不真诚态度的人、缺乏参与意愿的人、没有实质性贡献的人。因此，我们需要建立一整套体制机制来倡导“一些人对话”，避免“少数人决策”。4.强调网络媒体的优势作用，构建公共能量场：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许多自媒体平台也随之发展。这样的一个互动平台实质上就是一个公共能量场。以中国为例，截至2014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6.49亿，且持续增长中。绝大多数是少年、青年、中年，与有能力参与公共事务的人群基本一致。因此，为了更好的发挥公共能量场的作用，首先，要加强对网络媒体的管理，让话语着场中有序地进行对话，平等的进行沟通。其次，要建立起对应的网络监督机制，话语虽然是平等的，但是不意味着任何话语都有存在的必要性，不适当的话语给社会带来不良的影响，应当加以监督管理。构建合理有序公共能量场对于公民参与政治过程有着媒介作用。

作者:黄华雁 单位:福州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丁煌.法默尔的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析评[J].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5,06:24-32.

民主参与范文篇6

关键词：行政立法民主参与问题意义现状对策

一、行政立法中存在问题及表现

随着行政立法的日益深入，立法领域的不断扩展，各种问题也日益凸显。如行政机关越权立法，行政立法缺乏正当法律程序，行政立法权力控制与监督不足，行政立法的科学性、民主性、公正性、公开性不够，行政立法审查及责任追究缺乏制度保障等等，从而导致行政机关立法的随意性、不公正性、不公开性，以至于恶法肆意侵害公民权益，为民服务的法治（ruleoflaw）有变为“用法来治（rulebylaw）的统治人民的专制的危险。由于我国行政立法程序不完善，行政机关利用行政立法的机会任意扩大本部门权力、限制公民权利，随便增加人民负担，只考虑行政机关管理的方便，不管老百姓是否方便，是否负担的起;更有甚者行政立法“暗箱操作”、部门利益法制化问题（行政机关往往借“法”扩权、以“法”争利，“法”成了强化部门利益的工具）等等。

长期以来，我国一直没有统一的行政立法程序，行政机关一般都是按照自己制定的程序进行行政立法。而这些程序存在诸多问题：一是不统一；二是缺乏权威性，许多行政立法程序是政府的办事机构制定的；三是普遍缺乏民主机制。其中，缺乏民主机制是最大的问题。因为民主参与机制是行政立法程序的核心和精髓。只有包含了民主参与机制的行政立法程序，才具有价值，才能发挥控制行政立法的作用。1

二、民主参与行政立法的提出及意义

公民的参与权是一项重要的基本权利,早在资产阶级革命之前,就被认是与自由权、平等权、社会权等一样是人权的基本组成部分，正是公民的参与权等主体意识的萌发与伸张,才促成了民主的实现。在西方国家，对行政立法的控制经历了一个以标准控制为主到以程序控制为主的演变过程。美国学者戴维斯指出：“委任立法的理论重点应当从追求一个适当的标准，移向追求一个适当的程序，程序所带来的保护超过标准所带来的保护。”2在我国现阶段,公民的参与作为人民主权最主要的实现形式和民主政治的根本标志,是社会主义民主实现的重要机制。

什么是行政立法的民主参与机制？主要是指民众参与和影响行政立法的途径和方式。行政立法的主体虽然是行政机关，但是行政机关进行立法、制定法规和规章不能闭门造车，必须通过适当的途径和方式听取和吸收民众的意见，让民众参与行政立法。

参与行政立法须要有制度保障，因此需要建立健全行政立法的民主参与机制。建立民主参与机制的意义主要有：第一，有利于行政立法正确地反映人民的意志，而不仅仅反映行政机关的意志；第二，有利于行政机关全面的了解各种不同的利益要求，使行政立法的内容更加科学合理，进而提高立法质量和行政机关立法水平；第三，有利于使行政立法的最终结果得到人民的认同和支持，增加政府威信；正如某学者所说；“程序的正义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启发社会成员的良知,增加统治阶层的凝聚力,提高和强化统治者的权威。”3第四，有利于增强民众的民主参与意识，增加政府立法的透明度，防止行政机关恣意妄为，在一定程度上避免由于关门立法可能产生的恣意专横和立法偏私现象，降低行政立法、执法成本。第五，公众参与是以程序的正当性弥补行政立法权正当性的不足；最后，最大限度地提高行政效率，因为“人们一旦参加程序,那么就很难抗拒程序能带来的后果,除非程序的进行明显不公。无论把它解释为参加与服从的价值兑换机制,还是解释为动机与承受的状况的布局机制,甚至解释为潜在的博弈心理机制,都无关宏旨。重要的是公正的程序在相当程度上强化了法律的内在化、社会化效果”4

三、我国行政立法中公民参与现状及缺陷

综观我国公众参与立法制度,虽在民主法制方面取得长足的进步,仍存在诸多问题:

1）相关法律制度规定模糊,相关配套制度不完善,导致公众参与行政立法活动缺乏足够的法律依据

《立法法》出台后，规定行政机关在行政法规起草例过程中可以采取听证方式以听取公众的意见，确立了公众参与行政立法的新途径。然而，《立法法》规定行政机关“可以采取”而不是“必须采取”听证方式，听证不是行政机关行政立法必须遵循的强制性义务，行政机关在行政立法过程中是否采取听证形式取决于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权。这样，公众的听证权利能否实现要视行政机关的意志而定，此外，公众参与后所提出的各种意见能否被行政机关吸纳，即，公众参与能否对行政立法结果产生实质性影响立法规定也尚付阙如。《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第19条第2款规定：重要的行政法规送审稿，经报国务院同意、向社会公布、征求意见。《规章制定程序条例》第15条规定：起草的规章直接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切身利益，有关机关、组织或者公民对其有重大意见分歧的，应当向社会公布、征求社会各界的意见：起草单位也可以举行听证会。这些规定似乎表达了行政立法对公众参与的重视，但仔细推敲，在富有弹性的法律条款背后，公众参与仍是一个不确定的问题。首先，按照《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的规定，只有重要的行政法规才向社会公布，大大限制了所公布行政法规的范围：至于何种行政法规属“重要”法规,并无具体识别标准，完全取决于行政机关自由裁量，易导致行政权滥用，剥夺公众的参与权利。《规章制定程序条例》虽然指出应公布的行政规章范围，但过于原则化，仍存在不受制约的行政自由裁量问题。其次，公众对行政规章草案提出的意见如何提交，行政机关如何受理、对待公众提出的意见,提出意见的时限,听证对象如何确定等均未作具体规定。公众参与行政立法之权利尚未得到应有的确认和保障，虽然上述两个条例在行政立法起草阶段规定公民的参与，但由于立法语言的模糊性和任意性可能使公众参与陷入符号象征的尴尬处境。虽然有《立法法》和《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规章制定程序条例》对行政立法中的民主程序进行规定，确立了公众参与的民主程序，但行政立法程序中的民主性仍然不足。从整体上看规定过于笼统、抽象，无法操作、难以落实，致使行政立法的民主性大打折扣。

2）行政机关对公民参与权采取漠视态度

长期以来，我国行政法活动深受计划体制的影响，形成自我封闭的行政立法模式。尤其是行政系统内部的立法制定机关，他们在制定行政立法时往往只从单方意志出发，自我封闭地制定行政立法，制定完毕后立即就将有关法案出台，然后以其强制力施加于行政相对方，迫使其接受服从，否则将受严厉制裁！另外，我国行政立法“重实体，轻程序”，有些行政机关往往是假借效率之名进行单边立法。这种单边立法不符合民主原则，单边立法易导致权利义务配置不平衡，易产生暴虐的恶法，从而也增加了执法的难度。一些行政人员民主意识不强，官本位思想严重，工作中往往压制民主，“一言堂”“以言代法”“以权压法”，怕麻烦或是担心按正当程序立法将损害本部门或本人利益，经常以公民法律素质不高、不具备参政议政的能力为名，拒绝开听证会或是将听证会变成“听证秀”，实质上导致了继续为民做主的结果，剥夺了公民的正当参与权。实践中损害了行政相对方的权益，引起他们的不满甚至抵制，败坏了政府在民众中的形象。3）公民参与意识比较淡漠,参与广度和深度有限

我国几千年的专制历史，人民的民主意识淡薄，自古就有“官为民做主”的传统。中国有句古话“饿死不作贼，气死不告状”，老百姓对政府普遍存在有畏惧心理，躲都来不及，更别提参与了。新中国成立后，我党为民主发展做了积极探索，但长期以来，我国在由专制行政转向民主行政过程中存在这样几对社会意识矛盾：一是人治观念根深蒂固，而法治观念难以树立；二是官本位观念深入人心，而自由平等观念总遭压迫；三是行政支配社会的观念相当发达，而民主监督行政的观念仍很淡薄。实践中，行政立法中的政府单边立法广泛存在，这一方面继续维持着政府主导的局面，另一方面人民形成依赖性，民主参与意识得不到发展、参政能力得不到增强，长此以往就形成公民参与意识淡薄，对政治缺乏热情，认为那只是政府官员们的事情。另外，立法技术方面的原因，以及一些地方听证秀、形式参与的闹剧，使得公众对行政机关失去信赖。行政立法公众参与不足反映了行政权与公民权利之间存在着不对等现象，公民权利受忽视，表现在公众参与渠道及程序保障的欠缺。否定或忽视公众的参与作用,就有可能使行政机关假行政立法为治民之工具。有学者指出：“普通百姓完全外在于立法过程的结果只能是法律的异化和百姓对法律的陌生与麻木。”5

4）参与程序的可操作性还不够,非制度化参与现象比较突出

立法原则缺失，在立法过程中广泛征求公众意见,公民通过听证会等渠道参与国家立法,体现了民主治国的意义。但立法原则缺失导致立法过程不严谨。随意召开听证会、座谈会,“自己请代表听证、自己主持听证会、听证过程严格保密”等行为都严重违反了公众参与的民主性、公正性、公开性、科学性和规范性等原则,极大的挫伤了公众参与立法的积极性,不利于立法的科学决策和民主决策,更不利于法律法规的顺利实施。听证制度虽然较为严谨,但在中国毕竟还是个新生事物,听证制度从建立、实施到现在也不过几年时间,在选择参加听证会人员、听证过程的公开性、决策的透明度上都存在问题。在武汉某类听证会上28名代表中有固定代表19人,其中政府有关管理部门的代表10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5人、总工会、消协、街道办的同志4人。这种主要由相关立法部门指定的“形式听证”，代表的广泛性显然不够,不能全面反映不同利益群体尤其是与行政部门利益对立的群体的利益,违背了引进听证制度的初衷。

四、完善我国行政立法中公民参与的对策

完善行政立法中民主参与的思路是：改变观念、加强立法、完善制度、狠抓落实、强化监督。为此，

1)加强相关立法,为公民参与提供制度平台

有专家认为公众参与立法应排除以下情况“(1)与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权利义务无涉的行政立法,如行政机关内部的人事、办公等；(2)紧急事项,国家或某一地区因紧急情况而及时进行的行政立法,可根据行政应急性原则设立；(3)行政机关有正当理由认定由公众参与没有必要或违背公共利益的,在说明理由的前提下”。

但笔者认为,凡涉及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法案,行政机关都应当提交全民讨论,并指定专门的机构受理来自各方面的意见,其间自然应当包括行政机构内部法律,原因在于内部事务虽非行政诉讼对象,但其法律制度的设立必将涉及众多行政人员的切身利益,应当允许在不损害国家利益的前提下由以行政人员为利益关系人参与立法活动,避免行政立法的专制性和损害行政人员的利益。这就更需要完备相关立法，明确哪些法律必须采取公众参与形式以及如何参与等。虽然我们已经有了《立法法》、《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规章制定程序条例》，但加快《行政程序法》的制定和正式颁布实施迫在眉睫。

2）完善公众参与行政立法的各项配套制度，改进行政立法程序，增强民主参与的可操作性

第一，规定提出参与者的程序、参与人的人选、征求意见的公告时间、回复意见的时间。各地在选取立法参与人时,力求尽可能广泛的代表各种利益的人参加立法活动,尽可能全面的反映各种不同的意见,保证所提意见的客观、公正、全面。但确定参与者的名单应避免由法案的起草机构或审议机关自己选择。参与人人选可采取向社会公告的形式邀请愿意参加立法的公众参与。由于参与立法的人同时具备不同利益的代表性，深入了解现实情况并客观做出判断的科学性和对立法技术的专业性只是一个理想,现实是有的地方即使是关系老百姓切身利益的立法项目,即便是作了大量的宣传,普通群众踊跃报名的情况依然没有出现。为了实现实质上的公平,公众参与立法制度应当允许参与人尤其是与行政机构利益对立的人的人代为参加,并充分考虑其意见。另外征求意见的公告时间、反馈意见的时间是立法听证过程中的两项关键的技术性安排,应明确列入制度内容。必须安排足够长的、合适的时间征求公众意见和意见反馈,时间确定的科学与否关系到能否充分表达不同利益群体的意见。

第二，规定立法听证会为公众参与立法的主要模式,同时辅之以全民讨论、立法调研、立法座谈会、立法论证会等形式。当然也可以利用网络征求公众意见。在立法听证的过程之中,结合中国立法的实际情况和国际立法听证的经验,应尽快对立法听证的各项具体措施进行研究并形成科学的制度。如明确规范立法听证的法律依据,使之获得足够的法律支持。正确定位政府管理部门的角色,明确政府管理部门必须在充分听取公众合理化建议的基础上进行立法工作；从法律条规上明确听证程序的公开原则,如实反映和听取公众合理意见。制度中还要对所提意见中采纳的部分予以公示,同时对不被采纳的意见以书面形式向有关听证参加人做出解释。加强对立法听证结果的追踪处理,充分发挥立法听证的现实效果。

3）行政机关转变观念，积极主动引导公众参与

行政机关应摈弃旧时代那种居高临下的“官老爷”思想.思想上尊重人民、爱护人民；行动上服务人民，为人民做实事、办好事，想人民所想，急人民所急；决策中“重大情况向人民报告，重大问题由人民决定”，切实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和决定权，改变过去那种暗箱操作、垄断立法的状况。社会问题能通过其他方法解决，就尽量不用立法手段，确是需要立法，必须首先公开立法意图，发出公告，举行听证会，请专家参与为公众答疑、提供咨询。

4）提高公民参与意识,为公民参与奠定思想基础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逐步推进，我国的民主化进程不断加快，公民的政治热情有所提高，民主参与意识大大增强。孙志刚、聂海亮、刘进成、许志永等与这些事件相关的人的名字，很多人已经耳熟能详。越来越多的普通百姓在维护自身权利中，表现出对中国法治的信心；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不仅维护那些已经在法律文本上写得很清楚的“权利”，更注意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通过参与、影响立法的形式，努力把正当的个人既得权益变成写在法律文本上的一种“权利”。而普通百姓不仅敢于拿起法律武器维权，而且通过提出立法建议的形式参与、影响立法，这是我国民主法制建设的必然结果，反过来又会促进社会的进步与发展。这只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我们应通过“政府推进、社会影响、媒体引导”等多种途径和力量提高公民参与积极性，让行政立法真正成为体现人民意志和利益的“阳光立法”，正如英国的一句格言所说的那样，“正义必须得到伸张，而且必须眼看着伸张”。

5）建立责任追究机制，迫使行政机关依法立法

要保证公众参与行政立法的切实可行,除了以上几个要完善的方面外还需要建立责任追究机制。公众参与立法不是摆设,而是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公众参与权的实现与否,关键还在于建立向违反法律规定的人员追究责任的机制。对应该听证而不听证,按照规定应该公开、公告的程序、内容没有按照规定公开、公告,就应该追究相关机构和人员的责任。当然，同时也应规定没按程序制定的行政法律无效。同样，如果法规规章违宪或违法,对公民权利造成巨大侵害或对公众利益造成严重影响,除予以撤销外还应追究审查批准立法主体(包括主要负责人员)的政治责任和法律责任。因此,建立责任追究机制是使公众参与立法的制度落到实处的可靠保证。

中国的民主参与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而行政立法中的民主参与是整个民主参与的有机组成部分，要想让民主参与真正深入人心、落到实处，必须从观念上、制度上、物质上予以支持和保障，必须通过政府、社会、公民三方面齐心协力，使民主参与贯穿于行政立法、行政执法、行政监督的全过程。民主参与在中国刚刚拉开帷幕，它必将在中国大地上大放异彩。

参考文献：

[1]陈端洪．立法的民主合法性与立法性至上．中外法学．1998

[2]姚锐民．依法行政理论与实践．法律出版社，2000，第96页

[3]罗豪才.行政法论丛?第2卷.北京:法制出版社,1999.第79页

民主参与范文篇7

论文摘要:村两委组织是我们党和国家的基石,也是村民的领头雁。本文从农村实际出发,探索分析了目前村两委选举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论文关键词:村两委选举村民委员会选举法民主权利

村两委的工作直接以村民为对象,涉及村民的切身利益。目前,大多数村民在村两委选举中表现出很高的热情,能正确行使自己的权利。许多外出打工的村民,在选举日也纷纷专程赶回村来投票。当然,也有少数村民,对村事政事缺乏了解,责任心不强,对选举缺乏兴趣和热情,投票较随意,难以真正民主参与。

一、影响村两委选举的因素分析

纵观其影响因素,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反差”:

1.参选前积极与当选后消极的反差。部分参选人员在选前表现十分积极,主动作出承诺,千方百计地拉选票,而在当选后要么平平淡淡,要么销声匿迹,有的还做绊脚石,群众意见很大。据调查分析,消极表现主要有两类:一是故意性消极。个别村官当选后,或出于私人恩怨,或出于宗派关系,工作消极,甚至拖后腿、捣乱。如某村村委会主任上台后,雷厉风行,积极实施村庄整治、通村公路等民心工程,而村党支部书记及其它一些村两委干部,不但袖手旁观、消极工作,而且处处捣乱,给工作的开展带来了很大困难。二是被动性消极。如一些村里的部分个体私营企业主对参选活动跃跃欲试。虽然这些人的能力和素质相对较高,观念较新,当选可以为带动农村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但他们因为企业正常运转的需要,或出于其它因素,在客观上没有大量精力、时间来顾及村务,履行自己的应尽职责,这就出现了富人村官不理政的现象。

2.选举制度超前性与选民民主意识滞后性的反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是带有一定超前性的民主选举制度,它推动着农村社会的民主进程,但这种推动作用是个渐进式的进程。一方面,在农村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革的情况下,民主法治亟需深化;另一方面,农民群众的民主意识又存在较大的滞后性。反映在村委会直选中,不少村民对村委会班子的选择并非出于主动,对候选人素质重要性的认识远远低于对利益的关注或与自己的亲疏远近的关系。究其原因主要有:

①宗族观念。“亲戚亲三代,宗族亲世代”。他们首先想到的是与自己有血缘关系的宗族。因此,村民在投票时对候选人做的比较和分析,一是看他是不是自己的直系血亲或姻亲;二是看他是否与自己有共同的祖宗;三是看他是否在本村土生土长,在村里有较深的宗族渊源。如浦江县寺前村某村民小组共有43户,分为两个家族,村里要求以一户一票的方式推选一个村民代表兼小组长,按常理,数总数是单数,容易选出代表。但该村两大家族势均力敌,两轮投票都因有一票弃权,两位候选人得票数21∶21相同,不能产生村民代表。

②“官本位”思想。部分村民富起来后,迫切希望参与政事,以改变自身的社会地位和政治身份,在村务中拥有发言权和决策权。于是利用自己手中的经济优势竞选村民委员会委员、主任,成功者不少,也就出现了“富人治村”的现象,这在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村尤为常见。如某街道某村就有一位年轻私营企业主公开讲,今年他要竞选村主任,目的就是为了以后有机会当公务员。

③选民素质低。部分选民对村委会换届选举缺乏热情,认识不到自己的民主权利,对村务漠不关心,认为怎么选都行,谁当选都无所谓,谁给好处多就选谁,有的甚至一包香烟、一桶食用油就能换取一张选票,实在不把选举当回事。

3.法律规则的原则性强与可操作性弱的反差。2006年9月17日,浙江省人大常委会第13次会议通过修订后的《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以下简称《选举办法》),并于10月1日起正式实施。修订后的《选举办法》进一步完善和细化了一些条款,为今年的村委会换届选举提供了更加完备的法制保障,但还有一些细节问题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给基层选举的实际操作带来难度,主要表现在三个焦点问题上:

①选民资格的认定。这是个老问题,修订后的《选举办法》只对选民资格争议处理的规定进行了修改,没有实质性的改变。选举办法规定选民应当在户籍所在地的村进行登记,有特殊情况的,户籍不在本村的人员,是否在本村进行选民登记,由本村具体选举办法确定。这样把户籍不在本地的村民列为特殊情况,而且其选举权由本村的选举办法来确定,这就具有一定弹性,这种弹性给候选人之间差距相差无几的村带来极大的矛盾、纠纷隐患,双方之间的争论往往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得十分激烈。这些人员主要包括下山搬迁脱贫的农民、年老退休在家的、大中专毕业生回乡工作但又不能在工作单位落户的、城郊结合部土地被征用的农转非人员、婚嫁女等。他们的“人、户”不一致,给确定选民资格带来很大麻烦和矛盾。

②候选人素质的把关。《选举办法》规定,年满18周岁的村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只有依法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除外。因此,党委和政府对候选人的资格审查,根本没有发言权,以致平时表现不好的,甚至触犯法律人员也被确定为候选人或当选,这与希望选出既尊重选民意愿又真正素质好、能力强的村委会干部产生两难矛盾。如浦江县某镇一村的假释人员被选上,这从选举法来讲,他有这种权利,但从倡导良好的社会风气来讲,这是让人无法接受的。个别村委会成员还认为我是村民选出来的,你们上级党委、政府也奈何我不得,甩开村支部,抛开乡镇党委、政府,我行我素,给基层工作的开展带来了困难。个别村出现了两委班子不团结、相互干扰,甚至个别村委会干部对抗上级党委、政府的现象。③违法选举的认定和处罚。违法行为主要有威胁、贿选、破坏选举结构、违反或破坏选举程序、以暴力行为阻碍选举等等。违法的主体有选举委员会成员、候选人、选民等。而选举法仅规定了对这些违法行为,村民有权向县、乡镇人大和人民政府及民政部门举报,有关机关接到举报后负责调查并依法处理。这些规定过于笼统,也不易操作。首先,关于违法行为的认定问题,没有具体的标准,其中重点是贿选问题。贿选从概念上不难理解,即以钱或物收买选民,干扰选民投票,影响选举的公正性。但是,界限如何确定在选举法中并没有明确规定。如有的在选举时承诺其当选后,个人投资几十万元修建公路等公益事业;还有的候选人本人没有参与,但其竞选团人员以钱物拉票等。选民在背后议论纷纷,而一旦组织出面调查取证,站出来作证的极少,难度很大。同时,对一些小物品的性质认定在实际操作中比较困难。其次,由民政部门负责组织调查并依法处理是否妥当也是个问题。因为从法律的角度看,民政局属于政府部门,没有法律文书,没有执行力,由其来处理、执行,在实际操作中难度较大。

4.山区村竞选淡漠与平原村竞选激烈的反差。这段时间平原乡镇的一些经济条件好的村就开始出现为竞选铺路的现象,有的村两委干部在处理一些问题上因担心丢选票而缩手缩脚,有的竞选人已在四处游说拉选票。此外,从以往村两委选举的情况来看,平原乡镇的许多村竞选相当激烈,而反观山区村,许多村因大量村民外出、交通不便、经济条件差等因素,竞选村干部不是很强烈,甚至有的不愿当村干部。因此,山区部分村两委换届出现了两大难题:一是缺少村两委的主要领导合适人选。在山区农村,因为许多党员干部外出打工出现了有职的不在其位,在位的难理其政的现象,而且外出的党员大都不愿回村当干部,年轻人也忙于打工无心入党,出现了后继乏人的局面。如浦江县大畈乡小姑源9个行政村共有党员120名,2003年长期外出有62人,占到52%;9个村支部书记,有5个长期外出,占55.5%;60岁以上的村支部书记3个,占三分之一;小学或文盲的村支书、村主任有9人,占50%,初中的有5人,占28%,高中的有3人,仅占16%。二是投票率不高。如浦江县大畈乡大姑源、小姑源、黄坛源9个行政村共38个自然村,总人口数为2992人,平均每个行政村300余人。这些村庄,常年在外务工人口超过2000人,占到选民总数的80%以上。留守在家的每个行政村的平均人口都不足百人,在家人口不到全村应到人数的三分之一,并且多是一些老人和小孩,在这种情况下进行两委换届选举,显然失去了应有的意义。

二、对村两委换届选举中存在问题的对策建议

1.加大宣传力度,引导村民依法行使民主权利。在村两委换届选举之前的准备阶段,各乡镇、街道和有关部门都应当把修订后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宣传作为一项重要工作,一定要加大宣传力度,通过各种有效形式,使之家喻户晓,深入人心。要教育引导广大村民正确行使法律赋予的民主权利,按照新时期基层干部的标准和条件选择当家人。

2.加强对选举工作人员的培训。从以往选举情况来看,领导和工作人员对选举工作重要性的认识还不平衡,存在违反、简化操作程序的现象。领导重视的村,选举较成功;否则,问题较多。因此,提高各级领导和工作人员对选举工作重要性的认识,从法律的层面上,加强对选举工作人员的培训,解剖容易出现的问题,制订应急预案,严格执行《浙江省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规定,规范操作程序,是做好村两委选举的重要保障。

3.循序渐进地搞好村委会的选举。在选举工作中应强化党委、政府的作用,尤其是在候选人的确定上应考虑党委、政府的意见,这样搞几届后,待村民的思想、政治素质达到一定程度后,再完全由村民来确定候选人。同时,增强《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的可操作性,对一些具体问题,如贿选的界定、选民资格的认定应该更加明确、更加细化,不能有模糊概念,以便于各级党委、政府实施。此外,还应加强对村干部的监督、管理,对不称职的干部排除一切干扰坚决予以撤换,营造一种能上能下的氛围,从而使广大干部时刻绷紧干好工作、为民服务这根弦。

4.合理设置偏远山区村两委的职位。由于一些山区农村的大量劳动力和党员干部外出,导致村两委职位的设置不符合现实情况,因此,建议对偏远山区、人口在300人及以下的行政村,先实施村庄撤并,后进行村两委换届选举。这一做法的好处是可减少村两委干部职数、减少驻村干部,有利于减轻农民负担和乡镇负担;有利于中心村建设,推进城乡一体化;有利于保护生态环境,从而使广大村民的权益得到保护。同时,选派适应农村工作,善于做群众工作,有利于“三农”事业的乡镇干部到村任职。

参考文献:

[1]郎有金.《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关于民主选举在基层实施中的困难和对策[J].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2004.4

民主参与范文篇8

关键词：企业工会；民主管理；途径

职工代表大会是基于国有企业民主管理的基本形式，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工会模式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一个组成部分，是支持国有企业民主管理的重要的科学和民主决策的有效途径。创立和完备职工代表大会制度，是切实实施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坚持全力以赴仰仗职工群众办企业的重要行动，是各级工会组织周详实施职能，增强工会的服务、创新、适应、服务能力的重要方式，有利于企业强化民主建设，对工会创新管理机制，完善考核制度，整体推进工会工作步入一个新的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我们应当把职工代表大会建设当成一心一意依赖职工、促进企业民主管理，推动国有企业改革与企业进步的大事抓上手。

一、提高职工代表素质确保履职能力

近年来，石油系统各级公司的职代会在制度建设方面得到了长足的进步，日益凸显其职能作用。但是，创立和创新职代会工作舞台的工作和让职工代表和广大职工可以广泛和深度介入职代会的工作做得不够。在职工代表联系体制方面，与职工代表的沟通、联系，常常聆听职工代表的看法方面还欠缺有效的模式和路线，因而倾听广大职工的感受的时机就少了。另一方面，对职工代表提案的搜集、料理和反馈工作珍视不够，未能切实调动和保障职工代表参与职代会工作的积极性。合格的职工代表的条件应当是：一是在心里装着职工群众，深入到职工群众中间，把握职工群众的工作和生活以及思想状况，和他们有那些利益诉求等，对他们的困难和呼声及时反映。二是加强学习相关法规。一名出色的职工代表，要对相关的政策和法规知识很清楚，熟悉自己的职责并对实现职责的方式和道路思路清晰，履行职责才能得心应手。三是强化奉献精神和责任意识。面对自己因为从事本职工作可能在履行职工代表职责方面需要牺牲掉自己的一些工作、生活时间，这就需要职工代表讲奉献，强化自己的责任感，从容应付困难，只有履行职责尽心竭力，才能被广大职工群众所信赖，才不会辜负他们的殷切期望。做到这点，我们的事业就会大有希望，我们企业的职工民主权利才能得到加强。

二、推行厂务公开民主管理，积极推进广泛协商民主的多层制度化

在和全国总工会新一届领导班子集体谈话时，习强调指出：“要健全以职工代表大会为基本形式的企事业单位民主管理制度、厂务公开制度，组织职工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使职工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得到更充分更有效的保障。”这一讲话给我们石油企业深入进行厂务公开和推进企业民主管理指明了方向。企业中基层民主的重要实现形式和重要实践形式就是厂务公开民主管理。实施厂务公开民主管理可以足够保证职工群众参与企业改革和发展以及民主和民主监督的职权，更快地达成职工群众自我管理、服务、教育、监督的实现。在职工代表大会这一民主管理制度的基本形式得以坚持的同时，健全和完善厂务公开、集体协商职工代表大会等制度，有利于进一步丰富广泛的多制度化协商的民主形式，增添职工群众有序介入的途径，让职工群众介入更高效的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

三、通过维权工程营造民主和谐氛围

工会的性质就是党联系职工群众的桥梁，担负着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重要职能，工会工作在当前的新形势、新任务中，要发挥围绕企业的中心工作、服务于发展大局、增进民主管理、达成企业和谐方面的积极作用。企业的改革和发展，稳定和安全是石油企业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一项民生工程。要维持“组织起来、切实维权”的工会工作宗旨，严格遵循国家劳动法律法规、工会法律法规等的规定，准确的践诺工会在企业民主管理工作中的使命，轰轰烈烈的构建好民主管理的舞台，多途径，全位置的做好企业民主管理工作，以确保参与、信息、决策、监督权利的行使，保持良好的员工的主人翁地位，提升员工对企业的归属、责任以及认同感，做好矛盾的适宜解决，和谐劳动关系的建设，尽力达成企业和职工共享、共建、共赢。此外，石油企业基层工会组织在日常的民主管理中，应及时关注员工的实际需求，这是工会民主管理创新的基本原则。具体而言，石油企业基层工会组织需要关注职工的物质生活需求和文化需要，不仅提供物质保障，而且还提供精神文化的保护。

作者:赵月 单位:中国石油集团长城钻探工程有限公司压裂公司

民主参与范文篇9

关键词：民主参与；学生管理；学生工作

高校扩招使我国的高等教育进入了大众化教育阶段，高校管理也转变为开放管理，单向管理转变为多元管理模式。大学生民主参与高校学生管理已经成为当前高等教育改革的趋势，也是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在高等教育中的具体表现。

一、大学生民主参与高校学生管理工作的重要性

（一）对加强大学生权益意识具有重要作用

大学生是高素质的特殊群体。大学生渴望能够维护自己的权益，而高校和学生之间的关系在现代社会也倾向于契约关系，这种关系是以教育消费为主要内容。在这种契约关系中大学生则成为了高等教育的投资者和消费者，传统的教育观念需要随之发生改变。让大学生参与到学生管理工作中是大学生主人翁意识的体现，也是加强学生权利意识的重要体现。

（二）符合现代教育管理理念的要求

传统的教育模式已经不能满足现代高校管理的需求。传统的教育模式强调高校的权利，重视管理而忽视服务的模式制约了学生的个性化发展。现代教育管理理念要求要实现民主管理，而大学生民主参与高校管理则能够更好地为学生服务，提高了学生在高等教育中的地位。

（三）对我国民主政治建设具有促进作用

高校对于大学生而言，是政治教育的主要阵地，而对于我国高等教育而言，培养大学生的民主参与意识是一种内在要求，这对于我国社会进步和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民主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到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进程。

二、大学生民主参与高校学生管理的现实情况

（一）大学生很少参与民主管理

在实际的高校学生管理中，规章制度的制定、校园规划以及高校未来发展定位等大都是由领导决策层直接决定的，学生很少参与到学生管理当中，教师和学生只需要执行管理意见。即使有一些高校有代表旁听的制度，也流于形式。

（二）教学民主参与面较窄

虽然很多高校都让学生参与到教学管理中，但是多是对教师的课堂教学情况进行评价，而教学计划制定、考试管理、课程设置等学生是没有办法参与的。对教师的课堂教学评价也大都流于形式，学生的意见也没有得到反馈和落实。学生评价的好与坏对教师没有任何影响，这严重打击了学生参与学生管理的积极性。

（三）大学生参与后勤民主管理的效果不佳

虽然很多高校都成立了“伙管会”和“舍管会”，但作用不大，基本就是协助食堂对伙食进行监督，协助宿舍管理对宿舍卫生进行抽查等，没有真实反应学生对于后勤管理的想法。

（四）力度不够

虽然高校对于大学生的民主管理越来越重视，但是学生的参与都集中在了社团活动组织和勤工助学方面，对于学生的管理制度、学生评优等方面缺乏参与。对于学生管理工作的结果也没有及时通报。

三、大学生民主参与高校学生管理的对策

（一）设立严格的规章制度

只有制度完善才能最大限度地保障执行力。高校的管理者还应转变思想，将学生作为学生的主体，改变管理模式，这样才能基本保障学生参与高校的学生管理。

（二）搭建参与平台

一个高校的参与平台是否顺畅，直接影响到高校管理者在学生中的威信，也影响了学生参与管理的热情。高校应该有专人定期收集和倾听学生的意见，对于学生提出的合理化诉求要及时解决，定期安排不同部门的领导解答学生的问题，及时公布重要的信息。

（三）成立规范的组织机构

根据行政部门管理职能的不同来设立相应的组织机构，可以帮助学生有针对性地参与高校的各项管理。在教学管理方面，对于新教师的面试，学生有权做出自己的评价。即使科研方面颇有成就，也不能让不适合做教师的人进入高校。在教学管理方面，学生应该占有主导地位，高校应该重视学生的意见，及时处理，并给予意见。在学生管理方面，学生在民主管理中应该行使自己的权利，如知情权、申诉权等，对于高校的发展规划等重大事件有权参与，高校也要及时传达学生的建议和意见。一些学生管理工作可以让学生自行解决，激发学生自我管理的意识。在后勤管理方面，学生可以积极参与，帮助高校找到适合自身的后勤管理模式。在高层管理方面，可以成立一个校务委员会，让学生按比例参加。总之，大学生参与高校的学生管理是高校教育改革的必然趋势。当前的高校民主管理过程中有很多阻力，也存在很多问题，这就要求高校要设立严格的规章制度，搭建参与平台，并成立规范的组织机构。

作者:方瑗 单位:武汉交通职业学院

参考文献：

[1]刘长平.大学生民主参与高校学生管理探析[J].高等农业教育,2013(11):89-91.

民主参与范文篇10

党内民主参与机制就是党员参与和决定党内事务的基本制度、工作程序以及制度运行环境。它的构建既包括建立健全多个相互衔接的实体性规定、程序性规定和保障性规定，也包括营造体现公开、平等、选举、普遍参与、监督、多数决定、保护少数等民主精神的制度运行环境。构建党内民主参与机制是发展党内民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在工作实践中必须把握好以下几个重点环节。

一、在指导思想上，牢固树立“党员是党的主人”理念。我们党提出以人为本的新的发展观，充分表现出了我们党对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人的权利、人的创造力和人的全面发展的深切关怀。一是要认真清理目前在党内仍然存在的特权思想、等级观念、官本位意识、家长制作风、恩赐民主的观念等。在党内持之以恒地进行对党员是党的主人、党员是党内生活主体的教育，进行现代民主政治、人民主体、马克思主义关于党内民主理论知识的普及，把确立党员在党内的主体地位、尊重和保障党员权利看做是保持党的生机和活力的基本要求。二是在党内大力营造“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讲团结、讲奉献、讲实绩”的环境氛围。

二、在价值取向上，把追求同等的参与机会作为首要的选择环节。构建党内民主参与机制不仅要着眼于参与人数的多寡和参与程度的高低，更重要的是应该保障每个党员都有同等的参与党内事务的机会。这一价值取向与现代民主政治的发展趋向是一致的。应该继续坚持和完善传统的参与渠道，加大直接参与的力度，定期邀请普通党员参加各级党组织召开的座谈会、讨论会、意见征询会等，对党内存在的问题、解决的办法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等进行思考、辩论，进而以意见书或建议书的形式层层上递，最终上达中央，畅通党员表达意见的渠道。在此基础上，始终不渝地坚持和推行“三联”(党委委员联系党代表、党代表联系党员、党员联系群众)制度，加快建立社会评价机制，扩大党员群众直接参与的范围。开辟新的参与途径，运用现代科技手段提高参与效率，尽量满足每个党员参与党内事务的要求。通过党员现代远程教育网络，加强网上民主资源建设。各级党组织要积极主动地组织党员开展网上论坛，为普通党员和广大人民群众与党的领导进行直接对话提供机会，从而使参与活动变得更直接、更平等、更便捷，使参与活动的覆盖面更广泛、更深入、更持久。

三、在攻关的重点上，把程序性的制度建设作为根本环节放在首位。要按照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的“尊重党员主体地位，保障党员民主权利，推进党务公开，营造党内民主讨论环境”的目标要求，在构建党内民主参与机制的攻关重点上，一要必须高度重视程序性的制度建设，科学地设计投票路径，使每个细节都能体现真实的参与。二要在步骤和顺序上，党章赋予党员批评权、揭发检举权和罢免权，这是党员监督权的集中体现。但在实际生活中，尤其是罢免权往往难以实现。因此，在党员活动实践中，在对党员干部不称职的标准作出严格具体、界定的基础上，对罢免程序和步骤的实施细则、前后衔接作出明确的规定，使普通党员按照民主意愿直接决定干部升降去留的参与活动能够进入实质性的操作阶段。三要把保障性措施作为制度建设的基本环节。在党内政治生活中要牢固树立公开是原则，不公开是例外的理念，一切通过党内选举产生的领导机关，都有义务向选举它的党内群体及组织公开自己的活动情况。与此同时逐步建立党内权力运作过程公开制度，保护和尊重少数人意见的制度，意见建议的反馈制度和激励机制。

四、在培育党员的民主意识上，把唤起党员持久的参与热情作为构建党内民主参与的长久环节。意识形态也是制度中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人们对制度的认可、认同的观念意识，如“觉悟”、“忠诚”、“奉献”等，可以很好地降低制度运行的成本，使制度更易于实行、更有效率。因而在构建党内民主参与机制的实践中，一要通过经常的思想教育，提高基层干部和党员群众的民主意识和文明程度，增强他们参与党内事务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二要通过总结乡镇党政负责人和城市社区党委书记直选过程中民主实践的好经验好做法，向实践学，使党员逐步学会投票和选举，学会管理党内事务，了解什么是党内民主，作为党员有哪些权利，怎样做才算民主，怎样做才能正确行使权利，从而使社会主义民主和党内民主的正确理念化为广大党员的行为准则，成为多数人的一种生活习惯，在全社会营造良好的民主环境氛围，为广大党员的政治参与热情提供持久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