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分流的问题与出路

时间:2022-06-24 02:34:17

高等教育分流的问题与出路

一、我国高等教育分流固化社会阶层的表征

为了解我国1999年高校扩招后高等教育机会状况,课题组选取2003年以来的高校毕业生为整体样本,从2012年7月份起,采用非概率抽样偶遇调查法,对河南、湖北两省政、事、企单位近10年录取的2200名高校毕业生进行了调研,共发放调查问卷2200份,回收有效问卷2164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98.4%,并对部分人员进行了访谈。从调研情况看,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分流固化社会阶层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对职业分层的固化

对于父母职业,在问卷调查时让样本对象选择自己父母之一当时的最好职业。从整体看,高校毕业生中父母职业为专业技术人员或政、事、企管理干部的占78.3%,父母职业为职员、工人、农民、农民工、失业、无业的仅占21.7%。从高校层次看,国家及省属重点院校本科毕业生中父母职业为专业技术人员或政、事、企管理干部的占46.4%,父母职业为职员、工人、农民、农民工、失业、无业的仅占5.2%;而专科院校毕业生中父母职业为职员、工人、农民、农民工、失业、无业的占12.3%,父母职业为政、事、企管理干部的仅占0.9%。可见,近10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分流使得父母为专业技术人员或政、事、企管理干部等优势职业家庭的子女在高等教育机会尤其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竞争中占据绝对优势,而父母职业为职员、工人、农民、农民工、失业、无业等弱势职业家庭的子女在高等教育机会竞争中处于明显劣势。

(二)对收入分层的固化

从整体看,高校毕业生中78.9%来自中等及其以上收入家庭,来自低收入家庭的仅占21.1%。从高校层次看,国家及省属重点院校本科毕业生中来自高收入家庭的占28.0%,来自低收入家庭的仅占4.6%;而专科院校毕业生中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占12.0%,来自高收入家庭的仅占1.1%。可见,近10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分流使得家庭收入较高的中、高收入阶层子女在高等教育机会尤其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竞争中占据绝对优势,而家庭收入较低的低收入阶层子女在高等教育机会竞争中处于明显劣势。

(三)对学历分层的固化

对于父母学历,在问卷调查时让样本对象选择自己父母之一当时的最高学历。从整体看,高校毕业生中父母最高学历为专科及其以上的占68.2%,父母最高学历为高中或中专及其以下的仅占31.8%。从高校层次看,国家及省属重点院校本科毕业生中父母最高学历为专科及其以上的占44.9%,父母最高学历为高中或中专及其以下的仅占6.7%;而专科院校毕业生中父母最高学历为高中或中专及其以下的占16.3%,父母最高学历为本科及其以上的仅占2.9%。可见,近10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分流使得父母学历为本专科及其以上的高学历家庭子女在高等教育机会尤其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竞争中占据绝对优势,而父母学历为高中或中专及其以下的低学历家庭子女在高等教育机会竞争中处于明显劣势。

(四)对权力分层的固化

对于父母权力,在问卷调查时让样本对象选择自己父母之一当时的最优权力层次。从整体看,高校毕业生中父母权力层次为处级职务或高级职称及其以上的占47.7%,父母权力层次为科级职务或中级职称、处级职务或高级职称及其以上的占74.7%,父母权力层次为股级职务或初级职称及其以下的仅占25.6%。从高校层次看,国家及省属重点院校本科毕业生中父母权力层次为科级职务或中级职称、处级职务或高级职称及其以上的占44.6%,父母权力层次为股级职务或初级职称及其以下的仅占7.0%;而专科院校毕业生中父母权力层次为股级职务或初级职称及其以下的占13.5%,父母权力层次为处级职务或高级职称及其以上的仅占0.9%。可见,近10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分流使得父母权力层次为科级职务或中级职称、处级职务或高级职称及其以上的高层次权力家庭子女在高等教育机会尤其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竞争中占据绝对优势,而父母职业为股级职务或初级职称及其以下的低层次权力家庭子女在高等教育机会竞争中处于明显劣势。

(五)对地区分层的固化

从整体看,高校毕业生中46.1%来自地级城市的家庭,24.0%来自省会城市(含京城)的家庭,来自农村和小城镇家庭的仅占29.9%。从高校层次看,国家及省属重点院校本科毕业生中来自省会城市和地级城市家庭的占41.0%,来自农村和小城镇家庭的仅占10.6%;而专科院校本科毕业生中来自农村和小城镇家庭占10.8%,来自省会城市家庭的仅占2.3%。可见,近10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分流使得家庭属地为地级城市和省会城市的子女在高等教育机会尤其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竞争中占据绝对优势,而家庭属地为农村和小城镇的子女在高等教育机会竞争中处于明显劣势。

(六)对人才分层的固化

高等教育通过招生、育人和聘用有意无意地固化了人才分层。其一,近年来,我国高考改革虽然进行了多方尝试,但大都是考试方式的调整,并未触及录取方式。高等院校仍按高考分数录取学生,相互攀比录取分数线,致使弱势地区的弱势家庭子女因基础教育较差而被置于优秀生源的视野之外。其二,在高等教育过程中,教师一般教导学生成为专业技术人员或国家管理干部,这使得大多数大学毕业生成为这样的人才,并形成了代际传递。其三,大学对教师的聘任并未脱俗,仍讲求第一学历出身、海外留学背景等,在一定程度上导致非名校毕业生大学从教的可能,遏止了非名校人才向上流动。

二、美国高等教育分流影响社会分层流动的经验

美国高等教育分流对社会分层流动的积极影响并非高等教育的独自功绩,而是政府、社会和高校学生共同参与取得的成效。

(一)联邦政府法律政策推动

1.改变高校办学方向,使高校为更多社会成员服务。美国早期的大学起初以培养教派人士为主,大学毕业生一半以上成为教士。哈佛学院最早的章程规定,学校的主要目的是培养能够牢记永生上帝和耶稣救世主的学生;威廉-玛丽学院(C0llegeofWilliamandMary)宣称,学校建立的目的是为教会培养受过虔诚教育而举止端庄的有学问青年,以便在社会成员中传播基督教信仰。[1]独立战争结束后,美国联邦政府颁布的宪法及第九条修正案规定了高等教育分权化、世俗化和自由化的发展方向。联邦政府通过法律政策改变高校办学方向,使得美国高等教育不再局限于狭小的教会天地,而与社会、政府和众多社会个体紧密联系在一起,分流培养各行各业需要的专门人才,对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分层流动发挥着重大作用。

2.要求更多社会成员接受高等教育。随着高等教育在社会职业发展中作用的日渐增强,美国联邦政府不但在相关的法律政策中规定高等教育经历和学历是职业选择的重要资格条件,而且还在特定时期出台专项法令引导特定人群接受高等资质教育。1944年5月,美国颁布《军人权利法案》(G.I.BillofRight),以支付学杂费和生活津贴的方式为战时在军队服役90天及其以上的军事人员提供1-4年的高等教育。据统计,进入高等院校的退伍军人1943-1945年约有70万之多,1945-1956年达到了223万。[2]其中,1947年高校注册的退伍军人达115万,占当年美国高校在校生总数(233万)的49%;1946-1948年,高校男生连续三年大多是退伍军人。[3]在《军人权利法案》的激励下,高等教育成为退伍军人由军人生活向平民生活过渡的重要桥梁;特别对于那些来自弱势群体的青年人来说,高等教育成为他们谋取较好社会职业、进行向上社会流动的资质凭借。

3.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提升受教育者的社会地位。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大和初级学院(或社区学院)的迅速发展,美国联邦政府开始关注高等教育质量。1918年,政府与教育界联合成立了美国教育理事会(AmericanCouncilofEducation),企图通过广泛合作研究和协调,提高高等教育质量。1957-1958年,国会通过了80多项涉及教育的法案以推进教育改革,其中《国防教育法》(DefenseEducationAct)规定联邦政府给每所州立学校拨款2.8亿美元,以加强数学、自然科学、现代外语和其他重要科目的教学。之后,国会又通过《高等教育设施法》(1963)、《高等教育法》(1965)、《高等教育法(修正案)》(1968)等,大力促进高等教育质量提高。联邦政府通过法律政策提高高等教育质量,不仅服务了国家建设,满足了国家发展需要,而且有效维护了高等教育的社会尊严,为接受高等教育的社会个体在社会分层流动中享有较为优越的社会地位创造了条件。

(二)高等教育“质“”量”兼顾分流

1.层次分流,鼓励优秀。在学历学位层次上,美国高等教育实行预科、本科和研究生三级分流。社会个体在初级学院(或社区学院)完成约2年的学习计划,或在四年制大学完成前2年的学习任务,即可获得副学士(本科预科)学位;按规定完成4-6年的中学后教育,即可获得学士(本科)学位;按规定完成2年左右的相应课程学习,即可获得硕士学位,完成5年左右的相应课程学习和科学研究,即可获得博士学位。美国三级高等教育承转自由,鼓励优秀。初级学院(或社区学院)实行转学教育,有兴趣、有能力的学生可以直接申请到校外大学继续接受学士学位教育;本科院校的学生完成学士教育后,有兴趣、有能力者可以申请硕士教育,硕士教育后可以申请博士教育,或完成学士教育后直接申请博士教育。

2.类型分流,平等衔接。从学校类型看,美国高等教育以公立高校为主导,其在校生占总数的70%以上;私立高校数量虽然占总数的50%以上,但在校生仅占20%左右。从教育类型看,美国高等教育的非全日制类型多样,函授教育、广播教育、电视教育和网络教育为培养更多专业人才、及时更新专业知识做出了巨大贡献。在高等教育分流中,学校类型之间、教育类型之间可以自由流转、平等衔接,为大器晚成者铺平了向上社会流动的坦途。

3.地域分流,兼顾公平。作为联邦制国家,美国各州政府对本州高等教育具有广泛权力。在加利福尼亚州,加州大学选拔成绩排名前12.5%的中学毕业生,州立大学选拔成绩排名前33%的中学毕业生,初级学院(或社区学院)则实行开放招生。[4]加州政府还为本州居民提供奖学金项目,资助学生进入本州私立院校,对外来学生则收取高于本州学生的学费。这样,一州之内的各级高等教育相互配合,共同实现了地区高等教育公平分流。

(三)社会成员自觉协同推进

1.捐助高等院校,壮大“分流”母体。从约翰•哈佛捐赠一半家产和400册藏书建设哈佛学院,到李兰德•斯坦福捐赠数百万资金和8180英亩农场用地兴建斯坦福大学,美国社会捐助高等教育事业已经成为一种民族文化。无论是公立高校还是私立高校,来自社会个体和企业、基金会等社会团体的捐助及其收入都是重要的经费来源。据美国教育资助委员会(CouncilforAidtoEducation)统计,社会捐赠收入仅次于联邦政府的财政拨款而超过了地方政府的拨款总额。社会捐助为高等教育分流影响社会分层流动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营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

2.评估高教质量,做强“分流”母体。作为最早关注高校质量的西方国家之一,美国最初的高等教育认证机构就是来自民间社会成员的自为组织。19世纪晚期,美国成立的六个地区性认证协会就是民间自愿的、非政府和非赢利的机构,它们在高校认证上得出的结论对高校发展和联邦拨款发挥着重要影响。[5]1949年,美国成立的全国性机构———国家认证委员会(1996年改称高等教育认证委员会,简称CHEA)仍然是官方认可的民间机构。除了资格认证外,大学排行是美国高等教育质量民间评估的又一重要形式。[6]据统计,西方国家有100多种大学指南和排行系统,有关大学排行的书籍、期刊和杂志每年能卖出670多万册。[7]在美国,每年有40多万的准大学生及其父母在选择大学时参考大学排行,他们倾向于接受大学排行提出的标准,并依据这些标准做出选择。[8]由社会成员自主进行的高等教育质量评估推动了高等教育质量的改进和提高,维护了高等教育的社会声誉和地位,增强了高等教育分流影响社会分层流动的作用。

3.帮助学生就业,促进向上流动。高校学生的职业选择是高等教育分流影响社会分层流动的直接体现,社会成员及其组织在其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一方面,社会中介机构在高校学生就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1956年成立的全美高等院校和雇佣客主协会(NACE)是美国人力资源信息的主要提供者,吸纳了1800多家高等院校和1900多家用人单位作为会员,每年向大约100多万名大学毕业生提供就业服务。另一方面,用人单位在高校学生就业中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大多用人单位愿意为高校学生提供带薪实习机会,有些还为他们提供与新聘员工相近的工资。

(四)高校学生积极主动就业

美国高等教育实行毕业生自主择业制度,政府不直接出面干预和限制,仅由劳工部制定宏观就业政策、劳工统计局每年统计和公布《岗位需求手册》,各行政部门为创业学子提供快捷服务。从步入大学校门之日起,美国大多大学生便开始制订自己的职业规划。大学学习期间,他们大都注重培养自己的实践能力。主动择业过程中,多数学生不迷恋大城市,倾向于就近就业。美国高校学生立足长远,面对实际,积极主动就业,把每份工作视为自己社会流动的积累,促进了整个社会分层流动秩序的自然优化。

三、基于美国经验的启示

借鉴美国经验做法,我国高等教育分流影响社会分层流动可以从政府、高教、社会和个人四方面做出努力。

(一)国家加强宏观调控

学习美国高等教育分流影响社会分层流动的经验,我国政府在高等教育分流影响社会分层流动中应发挥更为有力的积极调控作用。针对国内高等教育分流影响社会分层流动中存在的阶层固化趋势,我国政府要加强宏观调控,进一步强化高等教育服务社会的办学方向,改革高等教育投资制度、招生制度、管理制度和就业制度中的弊端,使高等教育优势资源适度向弱势群体子女倾斜,促进以高等教育合理分流影响社会合理分层流动。

(二)高等教育实施合理分流

在分流过程中,我国高等教育可借鉴美国经验,既照顾到大多数学生,实行普遍入学;又充分考虑那些有兴趣、有能力的优秀学生,打通转学环节,做到质量和数量同时兼顾,推动接受高等教育的个体在社会分层流动中的优势发展。只有从流源、流量、流层、流型、流域、流向等方面科学谋划,统筹考虑,我国高等教育才能做到公平招生、公正办学、分流施教、流转有序。

(三)社会各界助推良性流动

社会各界是高等教育分流影响社会分层流动的推动主体。美国社会个体或社会组织通过支持高等院校建设、评估高等教育质量和帮助高校学生就业来增强高等教育分流在社会分层流动的作用。借鉴美国社会各界助推高等教育分流影响社会分层流动的经验,我国社会各界在高等教育分流影响社会分层流动中要自觉支持和参与高等教育建设,推动高等教育发展,同时大力帮助高校学生就业和创业,为高校毕业生的事业追求和地位晋升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四)改变高校学生职业观念

高校学生是高等教育分流影响社会分层流动的活动主体,是改善我国高等教育分流影响社会分层流动的内在因素。美国高校学生适应了市场经济条件下自我自由择业的局面,面对日益激烈的就业竞争环境,他们更多表现出的是一种坦然从容和努力进取的精神风貌。借鉴美国高校学生促进高等教育分流影响社会分层流动的经验,我国高校学生在高等教育分流影响社会分层流动中要改变职业意识,打破“初职定终身”“、工种分贵贱”的传统职业观念,加强专业学习,提高实践能力,克服依赖心理,增强竞争意识,在求职就业中走向建业创业。

作者:陈新忠工作单位:华中农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