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思想论文：会通中西教育的思想探究

本文作者：倪婷工作单位：东北师范大学

“会通中西”思想的形成

中国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受到国外文化的入侵，教育领域也历经了一个对西方文化从完全拒绝到逐渐接受和吸收的发展过程。从开眼看世界第一人严复开始，历经了冯桂芬等人到洋务派，主张将中西学进行一定程度上的结合，来适应时代的发展需要。张謇也响应时代的号召，结合自身对中西学的认识，在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文化知识和教育教学经验与中国传统教育的道路上锐意探索，形成了自己不同于“中体西用”的“会通中西”的教育思想。成长经历孕育“会通中西”教育思想张謇个人的成长经历是他形成“会通中西”教育思想的重要原因。张謇从小饱读儒家诗书，多次参加科举，最终于不惑之年中举状元，受儒家思想影响颇为深厚。状元及第后，张謇时任翰林院修撰，为清朝廷效力。儒家传统文化对张謇影响极为深厚，他自身十分关注传统道德的修养，把“忠孝礼义”作为为人处世的最基本的原则。张謇视野开阔，虽然没有出洋留过学，但是通过书本的学习，对其他国家的发展状况有一定了解。他很早就认识到教育对于富国强兵的重要性，西方发达国家的强盛直接看来依靠的是先进的科学技术，而从根源上看先进的科学技术是由通过教育培养出的优秀人才所创造的，只有学习西方国家大力发展教育，才能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局面。后又东游日本，考察其科技、工农商业、政制及文教的经历更是坚定了张謇效仿西方制度创办教育的信念。张謇的丰富阅历和长远眼光是他“会通中西”教育思想形成的必要条件。时代需求促成“会通中西”教育思想张謇“会通中西”的思想是适应新时期的社会需求，在对“中体西用”进行突破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中体西用”的思想从萌芽到最终定型经历了几个发展阶段。鸦片战争后，中国国门被迫打开，政治、经济、文化受到巨大的冲击。面对这种情况，爱国仁人志士纷纷献策，冯桂芬最早提出向西方学习的主张。他于1861年，在他所著的《采西学议》中，大胆地抛弃了中国根深蒂固的尊华攘夷的思想，开创性的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2]。历经郑观应、沈寿康，最终以洋务派代表张之洞《劝学篇》中提出的“以中学为体，以西学为用”，简称为“中体西用”定下型来。张之洞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为了维护摇摇欲坠的封建清王朝的腐朽统治，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中国前进的步伐在很大程度上还是被束缚住了，仍然处于挨打受欺负的状态。就是这样的社会环境急需一种更为开放的中西文化观来指导中国社会发展，引导中国的教育改革。在前人基础上，张謇难能可贵地较为清楚地认识到仅仅学习西方的船坚炮利，发达的科技只是皮毛，真正需要学习的是西方的制度，做到“会通中西”是要从更深层次上将中西方的精华融合起来，来达到发展教育，发展社会的目的。他身在朝廷之中，对中法战争和中日甲午战争中的清朝廷表现出的软弱无能痛心疾首，呼吁通过改革中国旧制度，学习西方建立新的社会制度。1901年，张謇向清廷上奏的《变法平议》中提及“法之拿破仑、美之华盛顿、德之威廉、日本之明治”进行制度变革。由“中体西用”发展到张謇的“会通中西”是一个对国外教育和中西学关系的认识不断深化和发展的过程。张謇认识到洋务派主张的“中体西用”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培养维护封建君主专制的后备军，仍然有腐朽性。他对于西学特别是西方的教育制度采取了更为开放的态度，突破了洋务派“中体西用”对封建统治的顽固坚守，形成有利于民族资产阶级培养的“会通中西”的教育思想。

“会通中西”教育思想的体现

张謇充分地认识到，教育事业的发达，学校的勃兴是国力雄厚的前提条件。他指出：“窃惟东西各邦其开化后于我国，而至今以来，政举事业，且骏骏为文明之先导矣。掸考其故，实本于教育之普及，学校之勃兴。”[3]他在家乡南通广泛兴学，在办学过程中，张謇对教育宗旨的认识，对学校教育体制的构想，以及在课程和教学各个环节的教育实践中，既有“中”，又有“西”，都明显体现出了对中西方教育教学的相互吸收、融合的特点。“会通中西”在教育宗旨中的体现张謇通过学习，认真分析国外的教育，立足于中国教育实际，融合中西教育的精华形成了以“德智体”三育共同发展，培养有用的人的教育宗旨。张謇“会通中西”的教育宗旨中要培养的人是全面发展的，拥有从事实业本领的民族资产阶级人才，这与“中体西用”要培养的封建统治的接班人有着本质的不同。具体培养内容上，德育主要培养学生的道德情操和爱国主义精神，保留和发扬了“中学”，智育则是更多地吸收和引进了“西学”，目的在于发展学生的智力来为中国实业发展储备人才，体育受到了日本重视对国民进行武备训练的启发，意在改善国民体质以抵御外敌。张謇“会通中西”的教育宗旨既有“中”又有“西”，将中西学的优势进行了合理结合，旨在培养“救国救民”的有用之人。张謇认为正确的、有实际指导意义的教育宗旨应该是一个融合中西教育之精华的教育宗旨。他融合中西方教育中最值得倡导的部分，形成了德智体三育的教育宗旨，通过促进学生德智体的全面发展培养出“救国救民”的有用之人。在各育的培养中，他认为德育是中国传统教育的最为重视的部分，道德精神素养是不能忽视的，是中华文化的魂，是绝不能完全丢弃的。1908年，他在师范学校开学典礼的演说中，他将“德”“俭”二字提出，要求师生共勉。他希望学生在学生毕业后应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多为社会作贡献，成为一名好老师。张謇的对师范生的这些要求都来自于中国古代伟大教育家孔孟的教育思想。由此看出张謇对于中国优秀的民族品质并没有舍弃。在智育方面的要求，张謇是通过课程的安排设置让学生学习到西方先进的科学知识来实现的。他停止小学阶段的“读经”课，这是对“中体西用”的实质性突破。此外，他非常重视学生的专业知识技能的培养，强调一定要注重培养学生的实际动手能力。张謇十分重视体育，他认为体育是德育、智育的基础和保障。体育的真正目的是要“杜偏重学问而忽视体育之流弊，盖以强身即所以强国也”[4]，只有拥有健康强壮的身体才能抵御外敌。他产生这样的想法是一方面源于中国自古教育缺乏对体育的重视，读书人一直都是“文弱书生”的形象，而且近代以来，由于深受鸦片毒害，中国人更是被讥讽为“东亚病夫”，另一方面，他看到日本对青少年实行“军事训练”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推动了国家的进步和富强。“会通中西”在学制构想中的体现张謇的学制构想既留存了“中学”即中国传统教育对各级学校修业年限的规定，又吸收了“西学”即国外特别是日本所建立的各级各类学校相互衔接的结构，中西兼备，形成了包含基础教育、学前教育、高等教育、实业教育和师范教育体系较为完整的，兼顾升学和就业功能的学校教育体制。在当时看来，在张謇“会通中西”的教育思想指导下形成的学制构想相比在“中体西用”的教育宗旨下颁布的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壬寅学制和癸卯学制，更具先进性。1．“会通中西”学制构想的内容张謇不满“中体西用”指导思想下新学制的腐朽性，力求为中国寻找发展教育的新出路，他的学制构想就是在“会通中西”思想下构建起来的。对于壬寅学制和癸丑学制，张謇认为这两个在“中体西用”的指导思想下形成的学制，仍然具有浓厚的封建性。张謇对于国外学制的学习不是生搬硬套，而是建立在深刻分析各国学制的特点基础上。张謇于宣统元年上呈学部的文章中详细的总结和比较了他国教育的特点。他认为各国的教育因为各自的风俗和文化的不同，有着各自的特点，例如，英国教育相对比较严整，美国的教育比较灵活，法国的教育比较奢侈些。如果直接把其他国家的拿来，就好像拿他人的帽子，戴在自己头上，很难合适的。经过考察和研究，张謇认为由于日本的语言、地理位置、文化与中国相近，那么日本的学制对于中国最有参考价值。他认真分析了日本的学制，结合亲自前往日本考察的体会，认真地吸取融合了中西方学制的优点，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会通中西”的学制构想。张謇的整个学制构想的内容在他1901年上呈的《变法平议》中有具体论及。把学制大体划分为三级制，从兴学次第上看，先立小学师范，次立中学，再办高等学堂，最后创立大学堂，使高一级的教育建立在低一级学校的基础之上。他把教育事业的内部相互关系比作河流“师范启其塞，小学导其源，中学正其流，专门别其派，大学会其归。”[5]普通教育体系之外，张謇还将学前教育、实业教育等纳入学校制度体系。各级各类学校相互衔接，兼顾了升学和就业的双重任务。2．学制构想保留“中”学在学制构想中体现对“中学”的保留之处在于张謇主张应参考中国古代学制中规定的修业年限，不应急功近利，随意缩短。他以古代《学记》为依据，认为“学制宜仿成周教法师孔子说”从传统的教育经验出发，批评了当时一些人主张将接受国民教育的年龄提前并大大缩短学制年限的操之过急的观点。[6]中国近代教育史上，从壬寅学制开始，清政府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教育宗旨的指导下，配合新政在教育方面颁布了两次新学制。张謇一方面对中国能够积极改进学制系统来促进教育的近代化感到十分的欣喜，但另一方面他在办学过程中发现了清末民初一系列新学制中突显出了许多问题。新学制为了加快教育发展的步伐，提早了儿童入校学习的年龄，缩短了基础教育的年限。张謇赞同《学记》中记载的中国古代学制体系对基础教育修业年限的规定，认为教育不应操之过急，否则会影响教育质量。3．学制构想体现“西”学张謇的学制构想的最为可贵之处就在于他理智地学习“西学”的部分。他积极学习国外建立的先进的现代学校教育制度，设想建立起各级各类相互衔接的学校教育体制。⑴师范教育张謇主要借鉴日本开设师范学校的类别和方法，并结合国内实际的教育现状，设置了合理的师范教育体系。他认为师范教育是“教育之母”，在他所设想的整个学制体系中，他最为重视师范教育，他在实际办学过程中，张謇认识到在整个教育的兴办过程中最离不开的就是教师，要想办教育，办好教育，众多合格的师资是办学的先决条件。他于1902年在南通创办了中国近代第一所私立学校，南通师范学校，就以当时日本所颁布的《师范学校令》、《师范学校学科及程度》等章程建校之蓝本。在师范教育体系内，张謇根据当时的社会需要，将师范的学制年限分科设立为本科、速成科和讲习科。本科学习期限为四年，速成科为二年，讲习科为一年。而且难能可贵的是，张謇根据当时求学者家境的情况，特别提出可以根据家庭经济情况来选择所学的科类，在当时创设性的开创了“弹性学制”。他曾提出：“年长而家贫愿就讲习者，学期为一年为一班，年长而家贫或不贫而愿速成者，学期为二年一班，年富而家不贫而愿就读本科者，学期四年为一班。”[7]⑵基础教育张謇十分赞同西方近代学校教育体制重点发展和普及基础教育的特点，他的学制构想中对基础教育给予了足够的重视，这是其学制构想融“西”的具体体现。为了达到真正促进中国教育的近代化目的，他在师范教育的基础之上，创设了初等小学和高等小学，使得师范教育和基础教育相辅相成，相得益彰。1902年，在创办师范时就计划设立附属小学，后来女子师范成立又建了女子附小。“卒寻常师范学业，乃充小学教员，而寻常师范中，亦必成立小学校，为师范生实践教授之地。”[8]张謇倡导发展基础教育表明在“会通中西”思想的指导下，张謇形成的学制构想更具有先进性。⑶高等教育张謇的学制中还包含着高等教育，而现代的高等教育体系正是起源于西方国家，因此，这同样体现了张謇的学制构想吸收了西方先进学制的精华。他所参与创办的高等教育院校极大程度上促进了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发展。当时部分教育改革家们的思想仍然囿于中国传统学制体系，始终没有大胆迈开跨进近代教育体制的步伐，而且许多政界官员仍持旧观点，主张办学应该从大学办起。张謇尖锐地指出朝廷所办的“大学”与政界相近，这种只重视发展高等教育的主张说明“中体西用”还是以中体为根本，没能学到西制的精要所在。他认为高等教育是基础教育的延续，是为了培养更为专业的，高素质的人才。应该从基础教育办起，先打好基础，再根据社会需要设立培养有专业知识和技能的高等学校。在他的带领下兴办和发展起来的高等教育院校有震旦学院、复旦公学、南京三江师范高等学堂、上海纺织大学、暨南大学等，是中国现代多所重点高校的前身。张謇对高等教育的巨大贡献加快了中国教育体系近代化发展的前进步伐。张謇所构想的学制还涉及学前教育，特殊教育和职业教育等未曾在中国传统学制中的教育类别，这也是张謇在学习吸收西方学制的结果。张謇仿照国外的学制体系，对幼儿教育亦给予充分注意，举办了不少幼稚园及保姆传习所。他还特别关注特殊教育，为盲哑儿童创办了提供特殊教育的盲哑学校。在职业教育方面，张謇为实业发展的需要开办了多所职业学校，形式多样，包括全日制职业学校，补习学校，员工培训学校。南通农业学校、南通私立甲种商业学校、私立南通医学专门学校、南通纺织专门学校、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商业学校，农业专门学校，纺织专门学校，医学专门学校，蚕桑讲习所，工商补习学校，女工传习所，保姆传习所，俭工学社，艺徒学校，镀镍传习所等，无不是包含日式在内的西式学制。综上所述，从张謇的学制构想中可以看出，各级各类学校的修业年限是保“中”，普通教育体系中各级学校的相互关系和衔接，以及各类学校的体系化和正规化更多是学“西”，是对西方近代学制的吸收和融合。值得赞扬的是，张謇在对学制进行构思和试实行的时候，“中”与“西”不是随意和机械地胡乱拼凑，而是立足与中国当时的教育现状和可行性，将“中”与“西”合理巧妙地“会通”起来，这使得他的学制构想相比之前所颁布的学制更具先进性。“会通中西”在课程上的体现在学校课程的设置上，张謇根据学生需要安排和分配课程中的“中”“西”内容。张謇秉着“会通中西”的教育指导思想，特别提出应该根据各级各类学校性质和教学任务的不同，学生学习程度的高低，年龄段的区别，以及先天禀赋的差异，设置相应的中西兼备的课程。“夫课程之订立，既须适应世界大势之潮流，又须顾及本国之情势，而复斟酌损益，乃不凿圆而柏方。”[9]这句话很明确地表现了张謇在设立课程时，“中”与“西”结合的指导思想。张謇在在师范的课程设置方面，他参考世界各国主要是日本的教育计划，将癸卯东游日本实地考察了解到的日本教育计划与中国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并经过与相关人员经过反复磋商，制订出通州师范的教学课程。“张謇为师范学校安排的课程有修身、历史、地理、算术、文法、理化、测绘、体操等。”[10]为了扩大师生的知识面，张謇在师范学校还仿照日本开设了诸如政治、经济学、农艺、化学、英语等科目，供有所侧重的本科生选修。南通师范学校的课程中西兼备，古今结合，既设文化课又设专业课，在文化课中重视科学知识教学，尤其重视工具科。在课程比重上，师范院校对中文的修养要求比较高，要求学生能清晰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和准确地描述事物和事情。修身，文法是中国传统的课程，西方的自然科学课的学习也受到了重视，这充分反映了张謇的“会通中西”的教育思想。在张謇所创办的初等和高等小学中，同样是以张謇的“会通中西”的教育思想作为指导，进行日常的教学活动。张謇指出了癸卯学制所规定的课程中封建中学传统遗留痕迹过重，中西学的比例严重失调。“读经讲经”课的比重过大，传统儒经的晦涩难懂，不符合儿童心理生理，非小学生所能理解，加重了学生的负担。对西学的自然科学知识的教授只是皮毛，不够系统。为解决这一问题，张謇于1910年在江苏教育总会《呈学部变通初等小学堂章程》主张废除读经科，多习国文，实用的自然科学的比例应适当加重。除此之外，张謇还带领教育人员共同编写教材来把握中西学在课程中的比例，来保证教育教学的质量。虽然在洋务派的“中体西用”指导下进行的教育改革也主张“废科举”，改革旧中国以八股文为主要的教育内容，但是在实际的教学中，小学校的学生每日还是要上大量的晦涩难懂的读经课。为了改变这种情况，他创办的小学中不准开设“读经”课，为了防止腐朽思想的复苏，他还亲自组织人员制定了初、高两等小学和中学的教材，不仅统一了教材，还设置了评价标准，保证了教学质量。在当时，张謇敢于冲破“中体西用”的权威并提出有全局性和实践性作用的解决方案，具有难能可贵的先进性，而且此举在课堂教学一环上直接地保证了张謇中西学并重教学要求的实现。以上就是张謇在各级各类学校的教学过程中，通过“中”，“西”课程的合理安排和设置，将中学和西学的精粹巧妙地在各个不同的教育阶段进行了合理的融合，促进学生发展成为具有改变中国命运、带领中国发展的有用人才。“会通中西”在教学上的体现在教学手段和方法上，张謇引进西方的教学法和教学仪器来改进中国传统的教学，提高课堂教学质量。他大胆地向师范学校的学生们推广了国外先进的教学方法，如“设计教学法”和赫尔巴特的“五段教学法”，并鼓励师范生们将这些教学方法和教育手段合理地运用到教学中，提高教学效率，帮助学生们有效地学习。为了使学生们能够最直接最快的学习到国际上先进的科学技术，他还引进国外先进的教学仪器，聘请了外籍教师和归国留学生到南通任教“如河海工程学校特聘留美学习工程的许肇南为校长，水利专家李仪社为教授；德国的夏德门和替尔博士分别被他聘请到医科任教和工业化验室任教；他还延聘日本人村忠治郎、西虎谷二等为通州师范学校讲习，甚至在家塾中也曾招聘日本女教习。”[11]这就是张謇将“中”、“西”教学合理结合、应用的具体体现。

张謇“会通中西”教育思想的历史意义及现代启示

张謇“会通中西”教育思想的历史意义张謇“会通中西”的教育思想是对“中体西用”的进一步发展和深化，不论是在倡导德智体三育，培养有用之人的教育宗旨上，在立足中国实际，保留中国传统学制合理部分并借鉴国外教育先进学制而形成的学制构想中，还是在具体的各级各类学校的课程设置和教学方法上，张謇都极好的结合了“中”与“西”的精髓，将两者合理融合、相得益彰，对于中国教育体制从传统向近代的转轨，对于新式人才的培养，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可以说是功不可没。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张謇一生怀着“教育救国”的理想，用“会通中西”教育思想指导着他的整个教育实践，是“教育救国”的号召者和实践者，他在赋予教育以救国的时代使命同时，积极地将西方教育与中国传统教育相融合起来，打破“中体西用”的束缚，进一步促进中西文化的沟通。虽然张謇是生长在过渡时代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他的将新、旧、中、西相互杂糅的这种“会通中西”教育思想带有明显的历史局限性，“会通中西”也没有能得到清政府的赏识，从而有机会指导全国的教育发展，但是和极力维护封建教育体系、表面调和的“中体西用”相比在推进中国教育近代化的道路上他走得更远。通过仔细分析张謇的教育思想和实践，还是存在着许多值得肯定的地方。张謇“会通中西”的教育思想对我国现今在教育体制改革中如何借鉴吸收西方教育发展经验，如何正确看待中西方文化关系等问题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参考价值。张謇“会通中西”教育思想的现代启示张謇“会通中西”的教育思想也给我们当下的教育发展提供许多思考，为我们正确认识中西方文化，合理吸收融合中西方教育思想和体制的精华，正确处理教育教学中的“中”“西”关系来发展中国教育事业提供了宝贵经验。在当代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信息通过互联网和传媒等等方式传播的速度越来越快，中西文化相互融合促进的程度也在逐渐加深。因此，在当今中国社会，如何正确对待西方文明，吸收西方文化的优点，克服过度宣扬西方文化带来的个人主义、拜金主义泛滥、本民族文化丧失等消极影响的问题凸显出来。教育具有传承文化，传递知识的功能，所以当今的中国教育想要在世界领域内发展进步，需要正确处理中西文化的问题。首先，教育者应该树立正确的中西文化观。中国的文化源远流长，先哲们留下来的伟大思想是我们民族发展的魂，西方文化固然要学，但是不能盲从。必须使教育者认识到由于地理环境及所造就的不同的人文环境使得东方民族和西方民族有着迥然不同的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各民族所处的地理环境不同，发展的历史轨迹也不同，世界文化就是由不同民族国家的文化相互吸收渗透的，不存在着优势与劣势之分。只有教育者具备多元文化观念，尊重异质文化，树立全球文化和多元文化观念，才能在教育过程中给学生正确的思想引导。其次，教育者要加强西方文化理论的学习，以发展的眼光看待西方文化。西方文化从形成到发展，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特点，只有以发展和全面的眼光来看待西方文化，才能在学习吸收西方文化时候有的放矢。因此，教师在教授西方文化的时候要不断进行学习，充分掌握西方科学文化知识，提高自身的政治和文化素质。再次，教育者应运用多种教学方法培养学生的文化意识。正确地教育和传播西方文化不仅需要教师具有正确的中西文化观和科学的理论知识，还要具备丰富的教学经验，结合具体教学任务，采用适当的教学方法和手段，在传授知识的同时，培养学生的民族文化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