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音乐院校制度建设探究

摘要：我国高等教育在国家治理和发展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高等音乐院校在办学过程中和其他综合类大学一样，从执行上级权威性政策与行政指令、逐级请示并依据上级批示意见的方式办理校务逐步向照章办事、依法依规的治理转变，这其中制度建设是关键。文章介绍了我国高等音乐院校制度建设历程，阐述了制度体系建设在“双一流”高等音乐院校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双一流;音乐院校;制度建设

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1]，党的将“加快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作为国家战略提到了重要日程。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在国家发展和文化繁荣中有所作为，除强化教育引导、实践养成以外，制度保障是根基。高等音乐院校必须进一步完善制度体系，把制度建设贯穿在“双一流”建设全过程中，才能办好中国高等音乐教育,为培养杰出音乐人才、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增强音乐教育文化软实力提供制度保障。

一、高等音乐院校制度建设历程

（一）我国高等教育政策与高校管理制度建设。由于国家战略需要和不同时期政治、经济与国际环境因素等影响，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高等教育政策及高校制度建设大致经历了以下三个不同阶段。1.新中国成立初期以政治为纲阶段教育部1950年提出的“为工农服务，为生产建设服务”，中共中央、国务院于1958年的《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强调“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工作方针，都有着浓厚的政治色彩和时代特征。这一时期，处于特殊而复杂的阶级斗争和政治环境中的高等教育政策，因过于强调政治为纲，使得包括艺术院校在内的高校自身并不具备制定管理制度的条件和基础，主要是执行上级权威性的行政指令。比如“1952年和1955年的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和1968年知识青年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以及1971年出现的‘工农兵大学生’等，都是这一特定时期政治动员的产物。”[2]将国家领导人提出的文艺路线方针运用于文艺工作、文艺研究和艺术教育教学，是这一时期艺术教育的特点。党和国家领导人尤其关注艺术工作的发展方向，从办学方针到干部调动、师资来源等都有具体指示。例如，同志早期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1956年的《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等，都是当时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大方向指示性论述。又如重视我国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提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以我为主”等文艺方针，从音乐教育入手，培养民族音乐方面的人才；在音乐与舞蹈创作上则以“三化”（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为方向。正由于组织层面的重视，极大保证并促进了艺术教育的蓬勃发展，这一时期涌现了一批在全国影响很大的民族乐队团体和大量脍炙人口的优秀音乐作品。但因当时的特殊国情，尚没有形成制度层面的意识。2.20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末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阶段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高等教育政策以经济建设为主要目标的趋向日益彰显。为满足国家经济建设对人才的大量需求，这一时期高等教育政策强调的是效率优先，秉持的是早、多、快的人才培养理念。比如为追求“规模效益”而进行的大学合并、为探索高等教育资源重组和产业化而推动的高校产业进入科技产业发展等，都是以经济为中心在高等教育领域中的政策体现。对于高等艺术教育而言，薄弱的民族音乐教育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培养民族音乐方面的创作、表演和研究人才是当务之急。于是改革开放初期，在政策支持下文艺团体逐步恢复原建制并得到了良好的发展，高等艺术教育同时也被赋予了更多的经济功能。随着国家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化以及艺术领域所呈现出的多元化态势，我国艺术教育进入了恢复和发展的新阶段，人们逐渐提高了对音乐艺术教育的认识与关注。但高等音乐院校这一时期在校务管理中并没有高度重视制度建设，为促进我国音乐艺术教育的健康发展，艺术院校亟需相应制度来进行规范和约束。3.21世纪初重视社会效益阶段进入新世纪，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高等教育强调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全面需要，强调教育促进人的发展。高等教育从政治与经济领域抽离出来并逐渐回归教育本质。党中央、国务院做出了“扩大高等教育规模”的重大决策。除了普通高校扩招外，同时还大力发展民办教育、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等，逐步形成了多主体、多形式的高等教育办学体系。在满足民众对艺术追求的向往中越来越多地体现出社会效益，音乐艺术教育也得到进一步的提高与发展。截至2019年底，全国各类高等教育在学总规划达4002万人，毛入学率为51.6%[3]，我国高等教育进入了普及化阶段。这一时期，高等音乐院校和综合类大学在积极实施扩招的同时，根据实际情况和办学需要，各项规章制度也在逐渐得到补充和完善。（二）高等音乐院校制度建设简况。高等音乐院校是国家教育法令的执行者、上级教育部门政策的落实者，也是音乐艺术教育矛盾的直接承担者。目前，我国独立设置的专业音乐学院共11所，其中7所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由国家领导人提议并命名设置建立的（含复校重新命名），两所为80年代初建立的，两所为21世纪新成立的。这些专业音乐学院是国家高等教育政策在音乐教育领域的重要执行主体，高等音乐院校的制度体系建设也经历了探索并不断实践的历程。1949年初至上世纪70年代，因当时的社会环境和历史原因，国家和政府是高等教育公共利益代言人，高等音乐院校和其他综合大学一样，在当时还没有制度建设的基础和意识。70年代末恢复高考后至90年代，高校仍然是以逐级请示并执行上级批示意见的方式来办理校务，而当时上级的批示往往具有保密性并带有神秘色彩，这就造成了具体工作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人为因素和随意性的特点，经常因为某项工作缺少实施依据，使后续产生矛盾和纠纷。有的音乐院校至今依然存在诸如住房、人事调动、招生、学生权益、干部任命等历史遗留及衍生问题，这是特殊历史时期因制度缺失造成的现实情况。改革开放后，“包括我国在内的世界各国高等教育都经历了市场化的浪潮，高等教育从公共所有转向家庭、个人和社会，在政策执行上不得不逐渐放弃政府强制的、直接的、管理的政策工具，从‘硬性’转向‘软性’，开始综合运用多种政策工具来调和对高等教育需求的矛盾。”[4]高等音乐院校开始意识到制度建设的重要性，逐渐依据国家政策和政府指令，不断制定校内相应管理制度，以弥补制度缺失造成的工作漏洞与不足，使政府意愿、学校发展和社会需求相对平衡。但高等音乐院校这一时期在制度建设方面更多是借鉴、参考国内外高校经验，只是查漏补缺式地制定具体制度，没有形成系统的制度体系。2000年以来，高校办学自主权不断扩大，逐步探索建立现代大学制度。2011年，国务院办公厅试点推动建立健全大学基本制度——《大学章程》，完善高等学校内部治理结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也系统阐述了“建设现代学校制度”的理念。自此，我国高校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制度建设，进入推行科学管理的新阶段。高等音乐院校以国家教育战略为指导，充分利用内外部资源，挖掘现有潜力，优化资源配置，突出音乐艺术特色，注重内涵式发展，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音乐文化，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音乐院校内部制度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

二、制度体系建设在“双一流”高等音乐院校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我国高等教育迈入一个强调中国声音、构建高等教育制度自信的新时代。要实现五中全会提出的到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教育强国、人才强国等文化建设战略规划，在加快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高等音乐学府、办好中国高等音乐教育、用音乐艺术讲好中国故事、体现中国精神的同时，还需要科学合理的制度作为保障。（一）制度体系建设对音乐教育资源整合的重要作用。教育治理治的是权力，理的是各种关系。推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重点是理顺各种关系。“‘双一流’建设将使高校竞争更激烈，合作更频繁，高校与政府、社会的互动也将更为密切，应完善教育资源汲取、调配与高效利用机制。”[5]在国家治理视域下，高等音乐院校要实现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高水平研究型高等音乐学府的发展目标，需改善以往过多地强调体制而不重视制度建设的问题。在建设中须理顺关系，依靠制度的力量促进教育资源要素共享，统筹形成科学合理的制度体系，以整合各种音乐教育资源，通过一整套制度体系将资源各要素进行优化配置。第一，高等音乐院校通过对党政决策、教育教学、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师生权益、国有资产、财务管理等各项制度的设计与完善，使单向作用的资源要素进行重新整合分配，发挥教育教学资源的最大化功效。第二，基于音乐院校实际，通过制定院校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需优先执行的发展目标、人才培养、教育教学、学科建设、科研项目、校园文化建设、国际交流与合作等相关制度，引导高等音乐教育资源向院校核心发展领域合理倾斜，以确保在“双一流”建设核心工作推进中的顺利实施，充分发挥制度在音乐教育事业发展中对资源整合优化的重要作用。（二）制度体系建设对教育领域新技术应用创新助力助推的作用。教育领域制度的制定者应当意识到，传统的封闭式大学校园与“新时代知识和文明所在的地方就是大学存在之地”的状态同时存在，高等教育从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转变。教育资源结构和手段不断优化，智能化、互联网+、智慧云端、5G等技术应用，使高等教育突破了传统，对教师的综合能力和教学水平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在制度建设上必然要根据时代特点和发展要求对制度进行不断创新，如面对突如其来的肺炎疫情，基于技术变革和应对社会大环境的变化，教育部推出了线上课程平台，各校普遍利用网络信息化技术安排师生弹性工作、居家办公、线上授课指导学习。在远程授课中，受不确定性和网络传输技术的稳定性等因素影响，会遇到图像传送延时或失真，缺少线下面对面时的亲和力和表达力的直观感受，影响到音律、形态，以及词曲的虚实轻重、高低长短与音调节奏、技法、指法、互动等，这更需要教师具备丰富的教学经验和高超的专业授课水平，以及敏锐的细节辨识力。同时，教育管理者要意识到未来已来的趋势，尽快接受信息技术改变传统教育的现实，加强制度创新能力，以应对新形势、新技术和新挑战。这些新的教育工作方法和教学形式既是制度发挥对教育领域新技术应用和激发师生主观积极性的有效助力和助推作用，也是制度创新在应对突发情况时对师生工作、学习和生活提供的有力支持。（三）制度在具体工作中的底线规矩和效果导向作用。众所周知，艺术院校在每年的专业招生考试中，往往会出现考官和考生因主观认识不同而产生对考试录取结果的分歧，这是艺术院校的共性，有些甚至在社会和媒体上产生舆情。而一旦对某个人或某件事另眼相待，对于遵纪守规的大多数人就会不公平，违背了制度制定的初衷与意义，这就是制度的重要性和作用被不断提升到新高度的原因。当人们自觉尊崇制度、维护制度，就会产生守住底线、远离红线的隐秘张力，它引导并推动事物向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任何一个组织或团队都离不开管理和制度。管理的实质在于管事理人，制度的关键目的在于抑制人性的利已和阴暗负面，发扬人性的利他和阳光正面。制度主义理性选择论认为，“由于组织的制度安排会影响个体的利益，因而组织的个体成员会采取各种策略以使制度安排符合自己的利益且实现利益最大化，这可能导致组织目标的偏离和道德的沦陷。”[6]理性（硬性）的制度是预防随性而为、避免脱轨出圈行为发生的底线和红线。高等音乐院校在倡导“师德师风，为师之本”[7]的理念，强调师德与师能并行，聚焦于人民对教育的满意度，在加强校风学风和师德师风制度建设的同时，更要在执行力度上下功夫。制度的切实执行具有突出效果导向的作用，立德树人的成效和教育治理能力的提升要通过制度的实际执行来体现。（四）制度在“双一流”建设中统一学校与师生共同发展理念的作用。当制度设计与高等音乐院校的内在运行机制相容时，制度的存在就是有效的，能够激励师生的主动性、积极性，高质量地发挥内在潜力。制度设计与内在运行机制相容度越高，师生主观动力就越强，发挥的作用就越充分，进而能产生高质量的科研成果。高等教育实施“双一流”建设以来，师生主体地位制度设计得到有效完善，根据国家政策和高等音乐院校章程设定内容，进行科学合理的课程体系建设和学科建设，使学生得到系统的专业学习，更好落实办学定位、办学理念。在过程中应注重师生参与度和贡献度，师生通过参与到学校发展和制度建设全过程，将个人价值与学校整体发展相统一，汇聚师生智慧共治共建，以制度的可持续性来增强“双一流”音乐院校的内生力，扎根中国大地，办好中国音乐艺术教育。高等音乐院校“双一流”建设主要采用“项目制”运作模式，强调绩效，在实施过程中产生的影响大、质量高的优秀艺术科研成果，最终要以制度作为保障，使之得到重视，这也是对师生智慧贡献和知识的尊重。坚持中国特色，坚持音乐院校特有的教育规律和办学定位及办学特点，培养知中国、爱中国的新时代音乐艺术人才，以制度统一学校和师生共同发展的理念，对“双一流”音乐院校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当前我国现代大学制度建设仍处于发展期，“双一流”高等音乐院校应以此为契机，以制度建设为重点，既要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更要着眼长远形成配套的体系。在坚持党的高等教育基本政策基础上，依照相关法律法规，找出现有制度中缺失的和不适应高水平研究型高等音乐院校发展的部分，在统一筹划和充分酝酿的基础上，依照一定的程序，起草、审核、讨论、通过、、归档，再到组织实施、贯彻执行制度，以及进行必要的制度解释、修订和废止等[8]，将以往零散的碎片化制度制定统筹形成相互呼应、形成合力的机制体系。同时加大执行力度，避免人情化执行。体现出与时俱进的时代性，形成规范有序的运转机制，统一师生共识，聚力应对各种变化，以提高科学治校、依法治校、民主治校的能力，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夯实微观基础。

参考文献：

[1].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17-10-18.

[2][4]金世斌.价值取向与工具选择：新中国高等教育政策的嬗变与逻辑[J].江苏高教，2013（1）.

[3]教育部.2019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N].中国教育报，2020-5-21.

[5]陈宝剑.高校应把制度建设摆在重要位置[N].人民日报，2017-7-14.

[6]傅林.新时代大学制度文化建设之思[J].北京教育：高教版，2018（9）.

[7]晋浩天.师德师风，为师之本[N].光明日报，2018-11-19.

[8]赵萌，金剑苞.公共治理视角下的高校制度建设研究[J].北京教育：高教版，2015（4）.

作者:程鸽 单位:中国音乐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