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经济与体制改革

本文作者：邓启惠工作单位：中南财经大学经济系

笔者去年曾以此为题写过一篇论文投寄某杂志编辑部,不久后该编辑部即将原稿退回,并附信说明:经过研究,不拟刊用,因为与党的十四大精神不符,与当前形势不符。意思很清楚,既然党的十四大确认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什么你却反其道而行之,又提出生态经济理论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理论依据之一呢?我至今仍然认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作为理论基础是毫无疑义的、正确的,但不全面。从生态经济学的观点看,经济体制改革不仅要依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同时还要用生态经济理论来指导.也就是说,不仅要按照市场经济理论的要求进行改革,同时也要按照生态经济理论的要求进行改革。这是因为,经济体制是社会生产关系的基本表现形式,它既包括生产、流通、分配、消费这四个社会再生产环节中所体现的人与人的关系,也包括国家与企业、国家与地方、企业与企业以及城市与乡村间各种经济关系的内容。所有这一切,就构成生产关系系统。这种生产关系系统和生产力系统相结合,就构成了经济系统;而经济系统同生态系统相结合,就构成了生态经济系统。由于生态经济学要研究和探索生产关系系统的变动与生态经济系统中人同自然物质变换之间的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关系及其规律性,就使得生态经济学必然地要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理论依据之一。具体说来,生态经济理论能在以下几个方面体现出其作为理论依据的作用:

(一)用生态和经济协调发展的原则来指导经济体制改革。从生态经济学的观点看,社会发展绝不仅仅是经济数量的增长,不仅仅是人民生活从贫困到富裕的转变;它还包括人与生态环境相互关系的和谐和优化以及经济、生态、社会之间的协调发展。各国的经验表明,如果只是以经济发展速度或社会经济福利为目标,不仅不可能带来社会的持久发展,反而会造成无穷的生态灾难、使生产力在恶性循环中衰退下去。这就要求国家在制定和实施改革方案的过程中,不仅要注意调节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而且要注意调节人与自然和自然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关系;不仅注意提高经济效率,而且注意提高人与自然和自然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效率,求得稳健而持续的经济增长和人民福利的全面提高以及环境质量的不断改善。这就要求改革不仅要以市场经济理论为依据,而且要用生态经济理论来指导。

(二)用生态经济学的全局性原则来指导经济体制改革。全局性原则是生态经济学的重要特点之一。它要求从全局上来观察人类与生物圈的相互作用,而不要只是从局部地区或一国范围来看待生态经济问题。当今人类改造自然的重大活动产生的生态效应已经超出了国界,成为具有全局性的世界问题。虽然各国间由于社会制度不同,或由于历史的现实和政治经济利益冲突,总是处于错综复杂的矛盾之中,也存在着战争的热点,但是面临的生态危机却是共同的。全球50多亿人都是地球这个宇宙飞船上的乘客,不管人们之间有什么积怨,有什么争执,大家都不希望飞船沉没。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坐在同一个诺亚方舟上的人,面对洪水就不能只顾一国或一地的局部利益,而应该从全局出发,携起手来,通力合作。用这个观点来指导经济体制改革,就要求不仅国内要消除封锁,打破地界,统筹规划,加强协作,从全局着眼来解决生态问题,而且要打开国门,对外开放,同各国民族一起共同寻求解决全球性生态危机的途径。在现代生态经济生产力发展日趋国际化的今天,单靠哪一个国家来解决生态环境问题是不可能的,而必须顺应历史潮流,敞开大门,走向世界,加强同各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参与各方面的生态国际合作,为战胜生态危机承担应有的国际义务,同时,鉴于生态问题的全球性,也要求我们在对外开放中采取有力措施,防止一些国家输出污染环境的企业、技术、产品的民族利已主义行为。

(三)用同步提高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原则来指导经济体制改革。生态经济学反对只顾经济效益,而不顾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也反对片面强调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而忽视经济效益,坚持“三个效益”相统一的生态经济综合效益。用这个原则来指导经济体制改革,就要求以同步提高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观点来设计企业改革以及与企业改革配套的计划体制改革、投资体制改革、价格体制改革、流通体制改革、外贸体制改革、环保体制改革.从单纯地追求提高经济效益,转化为追求提高生态经济综合效益,使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相互促进,同步提高。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是转换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的经营机制,而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又是建立责、权、利相结合的经营机制、搞活国有大中型企业的好形式。用生态经济学来指导搞好国有大中型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在承包经营责任指标的设计、检查、评价中要贯彻同步提高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原则。如果只包产量和利润,不包能耗、物耗、成品率、“三废”物质综合利用率、处理率和事故发生率等指标,就会在执行中导致承包者只顾经济效益,而不顾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从而产生企业微观的经济效益和经济收人的提高和宏观的生态效益、社会效益下降的矛盾。因此,只有按照提高生态经济综合效益的原则来设计企业的层层承包指标,才有助于克服承包者的短期行为,使企业真正成为少耗资源能源、少排放“三废”又产出尽量多的社会有用产品的“无污染企业”。

(四)用促使生态经济系统的物质流、能量流、信息流、人流和价值流合理高效运转的原则来指导经济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本身并不是目的,它是为了变革同生产力系统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系统,使其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并和生产力系统相结合形成结构合理的经济系统,以合理地进行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在生态经济系统中合理地运行使其物质流、能量流、信息流、人流和价值流合理高效运转,以实现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同步提高。因此,使生态经济系统具有合理的结构和高效的功能,这才是进行改革特别是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根本之点,也只有抓住这个根本之点,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才能真正收到良好实效。具体说来,只有遵循使城市生态经济系统的物质流和能量流合理运转的原则来改革的企业经济体制、物资流通体制、交通运输管理体制、电网管理体制等,才能使城市真正打开城门,向国内外开放;促使城市需要的各种物质和能量大量输人,并在城市内合理高效地运行后,再将较多的产品输出到城市以外的市场上,并将较少的污染物质排放到市内外生态系统;只有遵循使城币生态经济系统的信息合理高效流动的原则去改革城市的科技管理体制、邮电通讯管理体制、经济信息管理体制、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管理方面的信息管理体制等,才能使城市信息的收集、加工和传递加速,以更好地为决策服务;只有遵循使城市生态经济系统的人流合理高效运行的原则来改革城市的公共交通管理体制、城市对外交通运输管理体制、城市基础设施管理体制、城市旅游业管理体制等,才能使城市内和城市外的人流能合理高效地运转,克服城市交通拥挤的问题;只有遵循使城市中的价值流(货币流)合理高效流动的原则来改革城市的金融体制、外贸体制、投资体制、价格体制等,才能使城市吸引较多的内外资金去进行城市的经济建设、生态环境和人民生活设施的建设,并使城市产出更多的社会总产值和国民收人,实现价值的较快增殖。既然生态经济理论是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理论依据之一,因此,就必须在用生态经济理论指导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中,实现生态经济系统的协调发展。反过来说,实现生态和经济的同步、协调发展,要靠改革的深化。由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因此,要特别重视研究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过程中实现生态经济协调发展的问题。我认为,至关重要的是要注意抓好以下几点:

第一,充分发挥市场对优化配置资源的有效功能,实现生态与经济的协调发展。市场经济是资源配置经济,即在市场竞争中通过供求关系变动引起价格变动实现有限资源的合理配置。过去,传统经济学把资源配置理论中的资源只是局限在人们可以掌握支配利用的社会经济系统中的人力、财力、物力等经济资源的范围内,而把自然生态系统中的各种环境资源和生态资源排斥在外。显然,这是不正确的。资源应是社会、经济、生态环境三大资源的总和。市场配置是包括生态环境资源在内的总资源的优化配置。只有通过市场既实现了经济资源配置的合理化,又实现了生态环境资源配置的合理化,才能保持经济与生态的协调发展,否则,就必然会出现经济发展先行、生态环境建设滞后的失衡局面。从这个意义上说,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是一致的。这就要求我们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过程中,必须自觉地寻求发展市场经济和保护生态环境的有效结合,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对优化配置资源、协调生态经济发展的有效调控功能。

第二,加快转换企业经营机制,真正确立企业的法人地位。市场经济是以企业的独立分散决策和自主经营为前提的。企业只有成为独立的法人后,才使企业在具有生产、经营自主权的同时,也具有了生态环境的保护权;企业在注人了生产、经营的生机和活力的同时,亦相应地注人了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生机和活力。这是因为,在过去“基层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上级领导机关”的情况下,企业实际上是政府或其主管部门的附属物,企业缺乏自主权,即使企业有防治污染的积极性,如果没有纳人上级的统一计划,资金和材料均无保证,一切环境保护工程项目都难以上马。而当企业有了各种自主权,就使企业能动地去进行企业的生产性、生活性、生态性基础设施综合建设,在责、权、利相互结合中,既在企业经济发展方面实行责、权、利相结合,又在自然资源利用和保护生态环境方面实行责、权、利的有机结合.可见,企业的改革深化,为保护自然环境、实现生态经济良性循环创造了有利条件。

第三,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更广泛地发展国际生态经济合作。市场经济本质上是开放性经济,它要求打破国家界限,实行全方位开放。通过对外开放较多地引进外资和国外先进技术,以促进本国高技术优势产业的建立和发展,促使各项生态环境基础设施按先进标准来配套建设,促使生态环境按对外开放和风景优美的高标准来整治和建设,实现生态经济在较高水平、较高标准上的协调发展。同时,通过对外开放,加强生态环境方面的国际合作和交流,共同研究和解决人们面临的全球性生态经济危机。

第四,把“价值”概念引人生态经济领域,实行资源的有偿使用和破坏环境的价值补偿。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生态环境资源无价,可以任意取用而无需支付生态环境资源的使用成本,结果造成对资源掠夺性地开发和经营。必须承认,在现代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生态资源和自然环境不仅具有使用价值,而且具有价值。这种价值可以而且应该转移成经济价值,并以货币形式来表现。为此,必须按照价值规律的要求实行资源的有偿使用和对环境破坏导致损失的价值补偿。如对于开发和利用矿产资源者,国家应根据矿藏资源勘探时和勘探后建立必要设施进行管理所花费的物化劳动和活劳动,以及开发和使用它对环境质量的有害影响和为了避免这种有害影响而支付的保护费用计算出资源价格,向其收取资源费。凡是破坏生态环境所造成的损失都应该由实施这种行为的企业或个人来赔偿,并课以重罚,使之无利可图。这符合市场经济要求,有利于克服企业片面追求眼前经济利益的短期行为,局部行为使有限资源达到最优配置和有效利用,提高聚集生态经济效益。

第五,改革国家和城市间的经济管理体制,充分发挥中心城市在组织区域经济和生态环境中的功能作用。大量事实表明,城市特别是中心城市既是国家宏观经济运行的空间依托,又是城市生态经济系统的物质流、能量流、信息流、人流和价值流集散量大、密度高、运转快的区域。因此,必须放开搞活城市,真正确立城市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组织者的地位,给城市特别是中心城市以更大的自主权,使其以更大的活力去建设结构合理、功能高效的城市生态经济系统,为城市居民创造一个具有洁净水源、新鲜空气、适宜气候、充足阳光和秀丽景观的生存环境。同时,要按照建立社会主义统一市场的要求,进一步打破封锁和垄断,发展跨部门、跨行业、跨所有制的城市间的横向经济联合。通过横向联合,能解决区域中各城市资源的互补余缺以及区域生态环境的综合整治和重要资源的联合合理开发等间题,以实现它们所联系的经济和生态的良性循环和城乡之间生态经济的协调发展。

第六、加强对生态经济系统的宏观调控,强化对生态环境的监督管理。我们实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不是亚当•斯密所提倡的那种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而是在国家的宏观调控和管理下的市场经济。当今世界上摆脱政府干预的完全的纯粹的自由市场经济是不存在的。没有国家的宏观调控和管理,现代经济系统不可能平稳运行,自然生态系统也不可能合理高效运转。因此,国家的宏观调控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组成部分,是实现生态经济协调发展的必然要求。当然,这决不意味着象过去那样完全由国家直接干预和管理,而是采取以间接管理为主的宏观调控体系的模式。就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来说,主要是通过规划、监督、指导、服务、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进行目标管理,对企业的环境保护进行宏观调节和微观搞活,这里至关重要的,一是要把保护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纳人国家计划和规划,通过发挥环境计划和规划在整个环保工作中的导向和龙头作用,克服企业的短期行为、局部行为,确保环保目标的实现。二是要把生态环境保护纳人法制轨道,用严格的法律规范控制人们对自然环境、生态资源的行为,使人们知道,哪些行为是合法的,哪些行为是违法的,真正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严厉打击公然践踏法律的犯罪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