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产业结构论文

1文献综述

城镇化、居民消费、产业结构三者之间的互动机制以及实际效应问题，历来是经济学界关注与研究的热点，国内外众多学者从不同视角，运用不同分析方法对其进行了大量深入的探索与研究，也取得了许多有价值的结论和成果。

1.1有关城镇化与产业结构关系的研究

随着经济的增长与发展，产业结构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转变，这一转变过程会带动劳动力、资本和居民点向城市转移，由此推动城市化进程(库兹涅茨，1989)。Glaeser(2005)认为城市化的成功与否与它适应产业结构的能力息息相关。陈立俊和王克强认为第二、三产业的快速发展，必然增强城市的吸纳能力，使更多的人口由农村转向城市，从而加快城市化水平的提升。陈立泰和刘艺实证分析揭示了我国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均对城市化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城市化促进了现代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和协同集聚，也推动了产业升级(Kolko，2010)。蓝庆新和陈超凡的空间计量研究表明中国新型城镇化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强烈的空间冲击效应，能够显著提升产业发展层次。

1.2有关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关系的研究

消费需求及结构可以影响产业结构，并且是影响产业结构调整的一个重要因素(克拉克，1951)［7］。钱纳里(1975)研究发现产业结构与消费结构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存在相互依赖的关系。国内学者方面，查道中等通过建立VAR模型，研究发现:我国城市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较弱的正向诱导效应，而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则不具备这种效应。陈海波等以江苏为研究对象，探讨区域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关系，他们的研究结果显示江苏居民消费结构能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而周辉的实证研究却表明上海居民消费结构对产业结构的拉动作用不显著。邓于君等另辟蹊径，从消费需求软化的视角，研究发现消费需求软化成为当前促动中国产业结构软化的首要因素，中国消费需求软化对产业结构软化升级促动作用具有很大的潜能。

1.3有关城镇化与居民消费关系的研究

RobertO.Herrmann(1967)发现居民消费水平与城镇化有显著的关系。蔡窻指出城市化与消费需求的关系是互为内生的，不同区域的消费需求变化引致城市化，而城市化进程又会促进市场发育，并引起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的变化。蒋南平等(2011)［15］认为我国城镇化过程显著地促进了城乡居民消费的增长，总体上城镇化对城镇居民消费增长的促进作用大于农村居民。付波航等(2013)［17］使用动态面板GMM估计发现城镇化水平与我国居民消费率呈正向关系，城镇化通过提升居民消费能力、改变居民消费习惯和扩展消费领域等途径间接地提高了总体消费水平，预计这一正向作用还会增强。纵观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可以看出，绝大部分文献的研究视角主要局限于城镇化、居民消费、产业结构两两之间的关系上，以系统论的视角将三者进行整合研究的文献较少，尤其关于城镇化、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三者之间互动关系的研究成果极为罕见。基于此，本文在总结既有理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构建VAR模型，运用Johan-sen协整检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实证分析我国城镇化、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的互动关系，以期为当前有关部门进行决策提供一定的边际经验支持。

2城镇化、产业结构与消费结构互动关系的理论分析

城镇化、产业结构与消费结构三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具有互动效应。为了更深入系统地研究城镇化、产业结构与消费结构之间的互动关系，在总结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我们尝试将三者有机结合起来，以系统论的视角提出一个有关三者互动的理论框架，概述如下:(1)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需要以城镇为载体和依托，城镇化带动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和逐利资本等生产要素向城镇转移和集聚本身就为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创造了条件。此外，城镇化带来的知识、技术等创新要素集聚，有利于增强产业技术水平和创新活力，驱动传统产业升级和新兴产业发展。另一方面，城镇化有利于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在收入效应的作用下，居民的消费需求扩大，消费结构层次也随之提升。同时城镇居民的消费习惯和消费行为也会对新进入者形成一种“示范效应”，促使其由低消费率向高消费率转变，由低消费层次向高消费层次转变。(2)产业结构的演进是城镇化发展的前提、动力和基础。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意味着主导产业由收益率较低的第一产业向收益率较高的第二、第三等非农产业转移，这必将改变劳动力结构，带动劳动力人口由农村向城镇转移，从而推动城镇化发展。另一方面，从短期静态的视角来看，产业结构决定消费结构，消费结构不可能脱离产业结构。产业结构尤其是产品结构决定了消费结构的数量和质量，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为消费结构的合理变动提供了物质保障，产业结构的调整必将直接影响居民消费结构的现实变化。(3)从长期动态的视角来看，消费结构主要通过居民收入和消费品相对价格的变化来影响消费品供给结构的调整，从而带动消费品生产行业的优化与升级。由于各产业之间具有联动效应，消费品生产行业的优化与升级也必将带动投资品生产行业的优化与升级，最终在宏观层面表现为社会整体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因此，消费结构决定产业结构演变的方向，产业结构必须与消费结构相适应。另一方面，消费结构的升级意味着居民对高档消费品和高级消费形式的追求，由于城镇消费品种丰富、消费服务设施完善，吸引了各类群体进入城镇这个产业集聚地与商业、消费集聚地进行消费，拉动了城镇消费的增长，消费增长又通过乘数效应拉动城镇经济总量增长和就业人数的增加，推动了城镇化的发展。此外，随着城镇经济的发展，城镇地域面积进一步扩大，基础设施进一步完善，教育、医疗等优质公共消费品进一步增加，吸引大量民众从农村向城镇迁移和定居，从而也在客观上推动了城镇化进程。

3实证分析

3.1变量的选择

3.1.1城镇化指标(UR)ChristopherWilson(1986)［18］在其主编的《人口学辞典》中指出人口学通常所说的城镇化是指人口的城镇化，即居住在城镇的人口比重不断上升的现象，按照此观点，我们选取我国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作为衡量城镇化水平的指标，这也与众多学者的方法一致。3.1.2产业结构指标(IS)本文借鉴徐德云(2008)［19］的产业结构升级测度指标，用以下公式来测度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IS=∑3i=1Ii×i=I1×1+I2×2+I3×3，其中，Ii为第i产业的产值与总产值的比值。从测度公式可以看出IS的取值范围为1～3，如果该指标等于或越接近于1，则意味着一国产业结构高度就越低，反之，如果该指标越接近于3，则表示该国产业结构高度就越高。3.1.3消费结构指标(CS)按照我国的统计方法，城镇居民的消费支出主要用于食品、衣着、居住、家庭设备及用品、交通通信、文教娱乐、医疗保健、杂项商品和服务等8个方面，各项支出之间的比例关系就是消费结构。在这8个方面的支出中，食品支出是最基本的，其在总消费支出中所占的比重我们称之为恩格尔指数。在实证研究中，国内学者一般选取恩格尔系数作为居民消费结构的代表变量。恩格尔系数的大小与居民消费结构层次成负向关系，即系数越高，消费结构层次越低。考虑到消费结构与城镇化、产业结构之间存在着相互促进的关系，为了反应这种关系以及消费结构层次的升级，我们采用居民非食品支出占总消费支出的比重作为居民消费结构的评价指标，这里未剔除物价因素不影响分析目的。本文所选变量数据均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缺省的数据来自《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数据时间跨度为1980～2012年。为了减少异方差和偏误，我们在实证分析之前，对所有变量均进行了自然对数处理，对数处理后的各变量名分别为LUR、LIS、LCS。

3.2模型的设定

为了研究我国城镇化、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三者构成的多变量系统内各变量之间相互影响的综合动态关系，建立由这3个内生变量组成的并且不考虑外生变量的VAR模型，具体形式为:Yt=C+∑pi=1AiYt－i+εt。其中Yt=(LURt，LISt，LCSt)T，C为常数序列向量，p为VAR模型中内生变量的滞后期，εt为白噪声序列向量。

3.3单位根检验

VAR模型中的变量通常是非平稳的时间序列，因此必须检验时间序列变量是否具有单位根，以此判定序列是否平稳，这直接关系到后续研究结论的准确性。时间序列变量LUR、LIS和LCS的单位根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3.4协整检验

在确定了变量序列LUR、LIS和LCS的同阶单整性后，为了进一步分析城镇化、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三者之间是否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还需通过协整检验以判断三者之间是否存在着协整关系。本文采用基于VAR模型的Johansen协整检验法。在运用Johansen协整检验法进行协整分析前，应首先构建LUR、LIS和LCS的VAR模型。但同时又因为协整检验对滞后阶数比较敏感，所以我们根据非约束的VAR模型的LR、FPE、AIC、SC和HQ等5个评价准则确定最佳滞后阶数，判断原则是当超过50%的准则选择某个滞后阶数的话，那么就认为该滞后阶数为VAR模型的最优滞后阶数。表2为VAR模型滞后期检验结果，5个评价准则中有4个均显示应选择滞后2期。由此，本文建立VAR(2)模型。从VAR(2)模型整体检验结果来看，其中LUR、LIS和LCS3个方程的修正可决系数分别为0.999、0.987和0.979，说明3个回归方程的拟合优度很高，解释能力很强。F统计量结果表示回归方程总体显著。此外，VAR(2)模型的单位根模的倒数均小于1，表明建立的模型稳定，由此得出的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是稳健和可靠的。下面对其进行Johansen协整检验，Johansen协整检验主要包括迹检验和最大特征根检验。本文采用观测序列有线性确定性趋势并且协整方程(CE)仅有截距，变量间协整关系检验如表3所示。从Johansen协整检验结果来看，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下，LUR、LIS和LCS3个变量之间存在一个协整关系，也就是在95%的置信度下，有理由相信我国城镇化、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三者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3.5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协整检验表明，LUR、LCS和LIS3个变量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但是这种均衡关系是否表明这些变量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仍需进一步验证。下面我们采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法来对其进行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从表4的检验结果来看，(1)城镇化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Granger原因，同时消费结构的升级亦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Granger原因，此外二者的联合检验也表明城镇化和消费结构升级同时是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Granger原因，即我国的城镇化发展和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对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这与前文理论分析的结论是一致。(2)城镇化与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分别是消费结构升级的Granger原因，同时二者的联合检验也表明城镇化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同时是消费结构升级的Granger原因，即我国的城镇化发展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显著地促进了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亦与前文理论分析的结论一致。(3)消费结构升级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不单只是个体，而且包括整体都并非城镇化的Granger原因，说明消费结构升级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并没有显著地推动城镇化的发展。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并没有显著地推动城镇化的发展，原因可能在于:在长期的二元经济结构和户籍制度等体制影响下，城乡居民收入、社保等福利待遇一直保持较大差距，尤其我国城镇化长期依赖于房地产，高房价的受益者———城镇居民实际收入增加，消费结构随之升级，拉动城市物价水平的上升。这样，房价高企、生活成本提高、就业困难等“城市病”日益严重，促使进城务工者弃城返乡，甚至在一些地区出现城镇居民向郊区迁移的“逆城市化”现象。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并没有显著地推动城镇化发展，究其原因，可能在于以下两点:(1)我国尚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第二产业产值比重在三次产业中居于首位，然而第二产业就业比例长期低于第一、第三产业，并且第二产业对劳动力的吸收能力长期低于产值比重仍然较低的第三产业。显然，这使得我国当前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难以有效带动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2)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路径一直以来更多地依赖于资本和技术投入，而非劳动力，从而难以充分吸收利用农村剩余劳动力为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服务，也就难以推动城镇化的发展。

3.6脉冲响应分析和方差分解

3.6.1脉冲响应分析在应用VAR模型时，一般不需对参数估计值进行经济解释，重点是对模型的动态特征进行分析，这一般需借助脉冲响应函数来分析每个内生变量的变动或冲击对它自己及其他所有内生变量产生的动态影响。在前面Granger因果关系分析基础上，可知城镇化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消费结构升级的原因，城镇化和消费结构升级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原因。为考虑城镇化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消费结构升级的影响以及城镇化和消费结构升级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根据前面建立的VAR(2)模型，可以利用脉冲响应函数来分析这两方面冲击的动态响应路径，具体见图1，其中横轴表示冲击作用的滞后期数，纵轴表示响应程度。LCS对来自LUR一个标准差新息的冲击，在第1期的响应为0，从第2期开始迅速上升到高位，然后表现出较稳定的正响应，到第4期达到最大值，之后迅速下降，到第9期达到正响应的最小值，然后缓慢上升最终趋于稳定。整体上看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对城镇化的冲击处于正响应状态，说明城镇化对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具有较强的正向推动作用。这是因为城镇化一方面有利于提高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另一方面能改变居民的消费观念和消费行为而扩大消费需求，带来城镇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LCS对来自LIS一个标准差新息的冲击，一开始就表现出较强的正响应，然后正响应在第2期达到最大，之后呈现逐渐下降的趋势，到第8期开始转变为负响应，经过短暂下降后逐渐上升，并于第14期开始又转为正响应，之后表现出持续较小正响应的趋势。总体来看，在长期内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消费结构升级具有一定的正向促进作用，但影响有限。然而从中期来看，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消费结构升级存在着负向冲击。原因可能是因为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主要体现为资本投入，投资的增加必然会限制居民消费的扩大和消费结构的升级，随着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红利”的逐渐显现，城镇居民收入不断提高，其消费需求层次也将提高，必然导致消费结构向较高层次转变。LIS对来自LUR一个标准差新息的冲击，在最初的响应为0，从第2期开始迅速增加，第3期达到最大值，之后逐渐下降，到第7、8期达到最小的正响应值，然后缓慢上升最终在较高位表现出稳定的正响应趋势。整体上看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城镇化的冲击体现出的较大正响应状态。该冲击效应表明:我国城镇化建设在短期内能迅速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但“摊大饼”式的城镇化，势必在中期内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需要产生冲突和摩擦。通过改革城镇化发展规划和管理体制，进一步增加和完善相关基础设施和公共品的供给，最终可以发挥城镇化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积极效应。LIS对来自LCS一个标准差新息的冲击，一开始就表现出较强的正响应，第2期达到最大，之后逐渐下降，从第5期开始转变为负响应，负响应持续较短时期后于第9期开始又转为正响应，并且不断上升，最终在波动中趋于稳定。总体来看，在长期内消费结构升级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具有较强的正向促进作用，但从中期来看，消费结构升级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存在着负向冲击。原因可能是我国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尚未充分发挥，当产业结构与居民消费结构不相适应时，企业难以把握市场消费需求和消费结构的变化，从而及时调整自身的产品供给结构和投资方向，使消费结构升级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导向作用无法充分发挥，但经过一段时期的供求调整，消费结构升级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拉动作用会逐步实现。3.6.2方差分解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只能说明多个内生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不能确定因果关系强度的大小，而方差分解通过分析每一个结构冲击对内生变量变化(通常用方差来度量)的贡献度，进一步评价不同结构冲击的重要性，因此方差分解可以给出对VAR模型中的变量产生影响的每个新息的相对重要性的信息。在进行方差分解时将滞后期数设定为10期。首先来看消费结构升级的方差分解。在LCS的变动中，58.67%以上的波动可以由其自身波动解释，0%～4.98%的波动可以由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波动解释，0%～37.57%的波动可以由城镇化的波动解释。从整体来看，消费结构升级对自身的冲击很大，但它是逐渐减弱的，而城镇化对消费结构升级的冲击不断增强，并且要大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其的冲击。方差分解的结果说明，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对其自身的依赖性正逐步减弱，城镇化对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影响正逐步增加，但也不能忽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消费结构升级的影响。再来看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方差分解。在LIS的变动中，45.86%～67.54%的波动可以由其自身波动解释，29.94%～39.80%的波动可以由消费结构升级的波动解释，2.52%～21.89%的波动可以由城镇化的波动解释。这说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主要是来自其自身惯性冲击和消费结构升级冲击的影响，但我们也要注意到虽然来自城镇化冲击的影响相对较少，但其影响是不断增强的，这一点应值得我们高度重视。

4结论

以上从理论与实证的角度，分析了我国城镇化、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与消费结构升级的互动关系，认为城镇化、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与消费结构升级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表明我国消费结构升级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之间具有双向因果关系，二者相互影响、相互促进;而城镇化发展一方面促进了消费结构的升级;另一方面也推动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同时方差分解的结果也表明城镇化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消费结构升级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这也与中央提出的通过新型城镇化建设拉动内需和促进产业转型的战略意图不谋而合。因此，我们认为如何理性地推动城镇化可持续发展，让其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消费结构升级之间形成长效的良性互动机制，是当前亟需解决的重大问题，由此提出以下几点建议:(1)提高城镇发展规划的科学性，健全规划管理体制机制，提高城市规划管理水平。要加强交通等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建设，改革户籍制度和社保制度，增加劳动力技能培训、就业信息咨询等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增强城镇对人口、产业集聚和服务的支撑力。(2)根据城市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把握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趋势，调整和优化具有自身特色的产业结构，尤其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这是因为在三次产业中，第三产业的就业弹性最大，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潜力最大，同时，第三产业的发展，也有利于提高进城务工人员的收入水平，有助于解决收入分配问题，从而促进消费增长。(3)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增加，消费结构的升级以及消费集聚的形成，能够加快城镇化的步伐，因此，在通过城镇化促进农村居民消费扩大的同时，应创造有利于农村居民扩大消费的条件，通过扩大农村居民消费来提高城镇化水平。①要大力发展现代农业，通过工业化反哺农业，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②进一步实施农村税费改革，切实减轻农民负担;③要不断提高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障水平，减少预防性储蓄，释放隐性消费潜力;④要统筹城乡、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缩小城乡、区域之间的差距，为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创造条件。

作者：蒋勇杨巧单位：湖北工业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