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建设论文十篇

城镇化建设论文篇1

1．1我国乡土文化传承发展简析乡土文化即农村区域文化，依附于农业、农民、农村，具有典型的“三农”特色。乡土文化和农业一样，具有弱质性，随着时间的推移、城镇的演变，如不注重保护与传承，该种文化可能会逐渐消亡。因为在城镇化进程中，急功近利的心态使得人们过分注重物质追求和经济建设，忽略了文化传承和精神建设的重要性，由此而产生的技术泛滥、文化同化和城镇建设同质化问题，无疑使原本朴素、宁静和特色鲜明的乡土文化逐渐脱离了人们的视野，增加了乡土文化传承断裂、被逐渐解构甚至泯灭的风险［4］。人是文化传承与发展的主体，发挥着主观能动作用。近年来，我国乡土文化发展较快，由表1可知，群众文化机构个数及从业人员数从1990年的9087个、70319人增加到2012年的43876个和156228人，分别增长了3．8倍和1．2倍。自1996年以来，群众文化机构个数和从业人员数趋于稳定，波动幅度较小，2006年后，从业人员数开始新一轮的增长，更多的人参与到乡土文化发展与传承工作中去。另外，乡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需要借助不同的媒介或载体，举办文化展览、开展文艺演出等是弘扬乡土文化的最佳工具，2012年全国共开展各项活动80万余场，约为1990年的6倍，此举让更多的人了解到不同地区的乡土文化，达到推广普及的效果。当然文化传承与发展是一项长期有序的工作，打造和培养一只稳定的传承队伍，保证传承者和受传承者的持续性是维持文化长久不衰的重要途径［5］，2012年全国共开展38．7万次乡土文化培训，不断充实、壮大农村文化工作者队伍，为乡土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可持续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文化传承与发展离不开资金支持，作为公益性事业，群众文化机构收入来源有限，主要依靠国家财政拨款。我国对乡村文化传承与发展的支持力度较大，财政拨款逐年增加，22年来平均增长速度高达18%，2012年国家财政拨款高达130亿元，占当年国家财政支出的0．1%。总体来看，乡村文化传承与发展的资金供给能够维持其正常活动运转，除1999年(－66439万元)、2000年(－1541万元)、2001年(－679万元)、2007年(－27421万元)和2012年(－14202万元)存在当期财政赤字外，其余年份收入均大于支出。而赤字年份仅是当期收入小于支出，以往年份的结余累积足以弥补当期收支亏损。

1．2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现状简析近年我国城镇化发展呈上升趋势。如图1所示，城镇化率由1978年的17．9%增长到2013年的53．7%，年均每年增加1%左右。简新华(2010)认为这种较快发展的趋势还会持续下去，今后将会以年均提高1个百分点左右的速度继续推进，并在2020年达到60%左右。按城镇化率同比增加值的大小可划分为3个阶段:第1阶段(1978年～1995年)，这一时期除1979年(1．1%)和1984年(1．4%)外，城镇化率同比增长均低于一个百分点，属于初始发展阶段;第2阶段(1996年～2005年)，前8年内，城镇化率增长值保持在1．5%和1．4%之间，较为稳定，2004年和2005年则有所放缓，分别为1．3%和1．2%，但总体处于较高的增长阶段;第3阶段(2006年～至今)，城镇化率增长处于波动较大的状态，2010年同比增加3．1%，创历年最高。我国城镇化的较快发展是由土地城镇化和人口城镇化共同推进的。人口城镇化是显性的动力，土地城镇化则起辅作用。土地城镇化推动着人口城镇化的发展，间接性地体现在城镇化率波动中。陈凤桂(2010)通过对城镇化率的分解，分析得出在2002年以后我国土地城镇化速度大于人口城镇化速度，并在2007年土地城镇化指数超过人口城镇化指数［7］，这种超前的土地城镇化并不符合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内涵，有悖于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发展宗旨。但随着我国对城镇化发展质量要求的提升，内涵、高效、绿色的城镇化必将成为未来新型城镇化发展的主旋律。

2关于土地城镇化与乡土文化传承的思考

新型城镇化建设可以归结为土地城镇化和人口城镇化。人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主体，而土地是客体，同时土地与人又都是文化传承的载体。在我国提出新型城镇化这一概念之前，以往的城镇化建设主要以土地城镇化为主，即以城市扩张、农民进城为主要特征，强调的是量，追求是的高城镇化率．属于粗放型城镇化发展。在土地城镇化的过程中，村庄被整体规划、农户集体迁居新住所，有些地方出现“千城一面”、“规划混乱”、“好大喜功”、“伪造古董”等四大怪现状［8］，即所谓的“统一规划”局面。不同地区、民族通过城镇化最终走向了大一统，却失去了象征区域特点的精神文脉。土地城镇化的推进不应是简单地造城运动，城镇化不仅要有具体形态，还要有文化内涵。应该根据不同的地理位置、民族风情等打造具有地方比较优势的特色城镇品牌。尤其是古文化气息浓厚的地方，要在充分保留乡土文化载体的基础上进行优秀乡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并在城镇化的进程中嵌入旅游、商业化的思想。但商业化的深度要吻合地区文化的真实性，避免过度地商业化而导致乡土文化传承走向相反的方向。总之，土地城镇化要秉承“择其善者而从之，择其不善者而改之”的原则，有保留的推进村庄整治，用科学的文化观指引新型城镇化建设。

3关于人口城镇化与乡土文化传承的思考

总理指出新型城镇化建设是人的城镇化，而不仅仅是土地城镇化。随着我国新型城镇化的不断推进，越来越多的农民由农村走向城市。2013年我国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26955和8896元，同比去年分别增长9．7%和12．4%，人们的经济生活水平在稳步提高，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在不断推进。在2030年之前，我国城镇化率将要达到70%，再次增加2亿农村人口的转移，实现更多的农民市民化。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我国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存在不可逆转的趋势，但被市民化的人口是否真正融入到市民群体中，市民化的质量究竟如何，是否存在“伪城市化”等问题都值得商榷。人的城市化本质就是文化重构，长期形成的价值观、财富观、职业观和生产、生活方式，往往使农民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着更大的阻力与障碍［2］，尤其是少数民族或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地区。由于受本土文化根深蒂固的影响，部分农民由农村转移到城市后可能会面临本土文化与城市文化的冲突。一方面这种冲突会带来生活上的不适与心理上的落差，阻碍其生活质量的提升;另一方面可能会导致社会不和谐因素的出现，引发民族或城乡冲突。这会使城镇化的质量大打折扣。即使乡土文化能够融入到现代文化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脱离农村土壤的乡土文化仍然面临着被主流文化同化、传承与发展的载体消失等危机。因此，在乡土文化融入到现代文化的过程中，一方面要搭建两种文化融合的平台，促进农民市民化角色的转换;另一方面，要积极营造乡土文化特有的载体，使二者既有交叉又各具特色，避免彼重此轻。

4结论与讨论

城镇化建设论文篇2

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中国的城镇化已经经历了数十个年头，在此期间我们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仍未达到理想中的状态。在过去的几十年，城镇化建设一直围绕着“城镇”来实现，全国各地的城镇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规模上，都有明显的增加和扩大，但城镇化的质量却有待商榷，无论是城镇居住环境和城乡生态环境都受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农民的户籍问题、就业问题、社会保障问题等一直得不到实质的解决，社会两极分化、贫富差距甚至有加大的趋势。这样的城镇化建设不仅治标不治本，更有可能会加剧社会矛盾，对国家稳定造成一定的影响。进入21世纪，特别是十六大以来，国家逐步调整城镇化战略，自十六大“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出以来，我国逐渐开启了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新篇章。之后总理在十会议报告中提出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城镇化的关键是提高城镇化质量，造福百姓并帮助人民富裕起来。至2014年3月，我国出台了首部城镇化规划《国家新兴城镇化规划》，并明确了未来六年内的城镇化目标，真正确定了以人为本、以发展经济为目标、以优化城乡资源配置为方法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最终实现由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到现代经济结构的转变。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动力主要来源于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城镇化的目标是合理地调整城乡资源配置，调整国家经济结构，将以往粗放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化为以扩大内需为途径的集约型经济模式上来。这不仅要通过不断扩大城镇规模和增加城镇消费来实现，更重要的是要提高生产力和生产效率，加快国家的工业化进程，扩大工业覆盖面积创造更多的工作岗位，使农民这一参与城镇化的主要群体在由乡村到城镇转移的过程中有工可做，有钱可挣，使农村人口摆脱依靠务农来维持生活的现状，解决农民在往城镇转移中的生活问题和经济问题。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加快农业体制改革，加快农村土地的整合利用。2013年出台的一号文件提出将农业生产专业化、集约化、组织化、社会化。在保证农民作为农村土地经营主体的基础上，丰富经营模式、拓宽经营思路，鼓励发展农业大户以及农商结合的合作社，并加快土地的流转从而降低农业经营成本，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将农业产业化、专业化，从而提高生产效率并解放农村劳动力。只有这样，才能为新型城镇化建设创造良好的基础并提供充分的动力。

二、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1、新型城镇化建设是改善人民生活水平、降低贫富两极分化的必要途径

从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经济已经有了飞跃性的进步，但城乡贫富差距依然是现阶段我国社会面临的主要矛盾之一。而城镇化的发展，即是城镇规模扩大、农村人口向城市逐渐转移的过程，又是快速工业化和快速农业现代化的过程，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提出，更将国家发展的目标放在了城镇化的高质量上。至2012年，农业作为我国的第一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已降低至百分之十以下，这标志着工业化的基本实现。与此同时，工业反哺农业，带动农村经济发展，提高农业生产力和生产效率已经成为现阶段新型城镇化的重要内容。新型城镇化的实现过程，既解放了农村劳动力，提高了土地的利用效率，又能为农村人口提供相当多的就业机会，丰富其收入来源，提高农村人口的生活质量。因此，新型城镇化建设是改善人民生活水平、降低贫富两级分化的必要途径。

2、新型城镇化建设是改革时期调整国家经济结构的重要手段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大幅度的经济体制改革，而现阶段，快速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已经成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在经历了几十年的粗放型经济增长之后，以破坏生态环境、低廉的劳动力等为代价的粗放型经济增长已经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特别是农业，中国作为有着六亿农民的农业大国，农业总产值却落后于许多发达国家，农业不能产业化、市场化，农业产量低、土地利用效率低的现状一直得不到改善。在新型城镇化建设时期，除了要将农村人口作为城镇化建设的主要对象，更要解决农业现代化的问题。新型城镇化建设强调加快土地的流转、加强农业生产整合，将农业生产规模化、产业化、技术化、市场化。通过提高土地的流转效率、培养农业大户、建立农商合作的经营模式，将农业生产的效率大大提高，同时又能为农村人口提供一定的就业环境，增加农民的收入，这在一定程度上调整了国家经济结构，为改革时期的城镇化建设提供了动力。

3、新型城镇化建设对维护地方稳定、促进和谐社会的发展有重要作用

西方的政治学理论中经常提到人与人的平等关系，自由和平等被视为作为人的自然权利，是不可忽视、不可剥夺的。而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又将人的城镇化作为核心内容，其本质就是为了实现城镇居民和乡村居民的平等公平，使得乡村居民通过城镇化的建设，享有与城镇居民平等的就业、医疗、教育等权利。现阶段城乡居民的医疗、教育等各项制度，都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新型城镇化建设将人放在首位，通过改良和完善户籍、公共服务制度等方式，使得国家居民享有相同的社会福利，这不仅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贫富两级分化，更很好地维护了地方的稳定，促进了和谐社会的发展。除此之外，新型城镇化建设注重人的全面发展，特别是对于农村转移人口而言，城镇化建设帮助他们重新就业，拓宽他们的收入来源并完善他们的生活方式，使他们在向城市转移的过程中实现自我价值，完成“自我突破”和“自我塑造”，不仅能够丰富自身的生活知识和生存技能，也能受到更好的社会文化熏陶，实现经济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同步发展，为城镇和谐发展提供一定的保障。

三、调整方针，避免因过度追求城镇化速度而出现问题

1、新型城镇化建设应避免“大城市病”的出现

所谓“大城市病”，就是因城市的过度发展而引起的城市负荷能力与城市资源需求的不匹配，主要的表现有人口膨胀、交通拥堵、房价上涨、环境质量下降等等。这不仅是我国城镇化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也是全球多数国家在城市化过程中曾经或正在面临的问题。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为了追求快速城镇化，我国许多大城市都经历了大规模的扩张，并吸引了很多乡村居民到大城市务工和生活。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城镇化的思想，但同时也引发了越来越多的问题，日益膨胀的人口使得城市住房越来越紧张，房价越来越高，甚至连城市原居民都对过高的房价望而却步；城市人口的突飞猛涨使得城市原本的规划与实际情况不匹配，出现交通拥堵，居民用水难用电难看病难等一系列问题；而大城市城区一味的不合理扩张，也直接影响到了城市的环境质量，一个个工业厂房，一栋栋新建高楼，一片片的建筑工地，不仅破坏了城市周围原有的生态环境，更造成了大量的空气污染、废弃物污染和噪声污染等。城市在不断扩大规模不断繁华的同时，居民的生活质量却在不断下降。这种“大城市病”现象不仅在国内一线城市屡见不鲜，更有向二三线城市蔓延的趋势。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城市的发展不仅要讲规模，更应该以人为本将城市发展质量和居民的生活质量放在首位，合理地调配城市资源，以“绿色城市”、“健康城市”、“文明城市”为目标，在城市规划过程中，将如何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放到首位，做好基础设施建设，医疗保障建设和教育体系建设，使得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的居民，都能享受到应得的社会保障。

2、合理城镇化，避免因盲目建设而出现“空城”

“空城”现象也是城镇化过程中出现的常见问题，许多地方政府为了盲目追求城镇化的速度和规模，不惜重金在城市周边打造一些购物中心、商业广场、娱乐园区、体育场馆等大规模的商业区域，除了在规模上给当地城市“添光增彩”，也以其地标性建筑区域的性质吸引眼球，标榜自己的发展业绩，这种做法在一定程度上是非常不负责任和值得商榷的。许多地方的大型商业广场、体育场馆在建造时花费大量的人力财力，在建造之后的实际用处却很小，仅仅带来短期的“假繁华”，长久以来就变成了“真浪费”。特别是近两年，国内房价长期处在有价无市、供大于求的状态，许多大型商业区因为高昂的成本而长期处于“空租”状态，形成“空城”。其次，许多地方为了追求快速城镇化，盲目“造城”，完全不顾当地是否有强有力的产业支撑和足够的工作岗位，在不断扩大城市规模的同时，水、电、医疗、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却相趋甚远，完全不能满足人们的生活需求“，空城”现象在所难免。因此，新型城镇化建设必须建立在合理的基础上，以人为本，以居民的生活需求为主导，不能盲目追求规模和数字指标，更应该将居民的物质文化需求、当地的产业环境和就业环境以及城市的整体规划紧密的结合起来。

3、坚持可持续发展，杜绝以环境换发展的旧思路

在我国城镇化的过程中，大多数城市都曾经或者正在采取“以环境换发展”、“先污染后治理”的改革初期的工业化道路，使得生态环境在城市得到不断发展繁荣的同时遭到越来越严重的破坏，城市规模不断扩大，绿地面积不断减少，工业厂房不断建起，河流土地却不断被污染。尽管许多地方在之后都对已污染的环境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治理，但是这种不合理的方式不仅不能很好地还原生态环境，也将消耗更多的人力财力。近几年，我国许多地方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雾霾天气，这与城市发展中造成的污染有着密切的联系。根据国际环境保护机构2014年的统计来看，我国有七个城市被列入全球十大空气污染城市，平均空气质量位于全球落后地位。除此之外，土地污染、地下水污染等也是制约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的阻力因素。因此，我们必须转变思路，将城镇化的发展与生态环境的保护作为共同目标，紧密结合起来，建立绿色、健康的可持续城镇化道路。

四、不断完善政策方针，坚持以人为本的城镇化建设

1、完善户籍制度，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基本要求

现阶段，长期在城市工作和生活的农民工人数众多，而他们却不能享有像城市居民一样的社会福利，无论是就业、医疗或是子女的教育问题，都因为其户籍问题造成极大的不便，因此如何为长期在城务工的农民工取得城市居民的身份，使其享有相同的社会待遇，是眼前城镇化问题的重中之重。新型城镇化改革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而户籍制度改革是保障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基本内容，只有不断地完善户籍制度，才能保障城市新进人口的基本社会权利，为其在城市就业、医疗、教育等提供公平的机会。首先，户籍制度改革应本着公平的原则，放宽城市户籍的门槛，从各个方面降低农民工进入城市生活的入户成本（例如个人收入、工作和社保年限、纳税情况等）。其次，应逐渐取消各项公共服务项目与户籍的对应关系，保持其公平性和一致性，使得农村转移人口无论在哪儿都能享受与城市人口相同的教育、医疗、住房等公共社会福利。最后，要消除农村人口进入城市的“土地障碍”，允许农村人口在向城市转移的过程中继续持有农村土地、宅基地等附属财产。

2、加强公民服务体制建设

住房问题、教育问题、医疗问题等公共服务问题一直是阻碍城镇化建设的一道墙，在当前形势下，公共服务体系的不健全不仅给农村转移人口造成了很多的困难，甚至连城市居民都因为上学难、看病难和高额的房价而存在着很多的不便。地方政府应该合理的调控当地住房问题并不断完善因教育体系、医疗体系不健全给当地居民造成的不便，在扩大城市规模的同时，做好相应的基础设施建设，使城市交通、通讯、学校、医院等合理的规划满足不同区域的不同需求，更要坚持“城市反哺农村”的策略，扩大公共服务体系的覆盖面积，使城乡局面都能公平的享有健全的公共服务。

3、加强完善管理体质建设，解决农村转移人口的管理问题。

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农村转移人口的数量也越来越多，在转移过程中遇到的各项问题已经不再是个人问题，而是一种社会现象。为了更好地管理并解决农村转移人口遇到的“衣、食、住、行、学”等各项问题，地方政府应该出台相应的政策和法规，使这些问题有章可循、有法可依，并建立专门的部门和机构，对农村转移人口进行统筹管理和跟踪服务，针对这些问题提供相应的就业指导、住房安置、教育安排等等一系列服务，并跟踪指导转移人口的日常生活，加强居民的精神文明建设，使农村转移人口真正融入新的生活。

五、结论

城镇化建设论文篇3

新型城镇化建设所需投入的资金时间长，具有较强的公益性特点。商业化投资只能针对可见经济效益的项目，对于未能在短时间就见经济效益或只能预期社会效益的项目，主要由政府来投资兴建。政府投资的首要前提是能顺利融资。与我国其他省份相似，过去十几年里，辽宁省城镇化所需基础设施建设的主要资金来源于城司为代表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由于我国地方政府没有发债权，土地出让金与银行贷款成为城镇化推进过程中资金的主要来源。从未来的发展趋势看，建设用地指标越来越紧张，国家给予的用地计划指标下降，意味着将来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金收益来源有限。而银行贷款由于我国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正得到决策层的关注，银行会随后加强对地方政府扶持项目的放贷审查，惜贷会是其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的正常反应。辽宁省地方政府债务数据虽然无法从公开的官方统计数据中获得，但王淑梅、邱菊（2004），④杨志安、闫妮（2012）⑤的研究表明，辽宁省政府的显性债务余额与其可支配的财力相比，已超出债务率警戒线。因此，辽宁新型城镇化建设必然要面对这样的问题：旧债未还又借新债。从政府融通资金的来源看：一是靠政府财政投入；二是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获得资金，或是取得外国政府贷款；三是从国内政策性银行获得开发性贷款；四是争取国外或国内的专业投资商进行商业股本投资；五是组建上市公司，通过资本市场筹集资金；六是通过产业基金、信托、保险等经营机构向社会公众募集资金。对于农民市民化的投入主要用于医疗保障、养老保障、子女教育、保障性住房和社会管理费用等，主要依赖政府财政投入。对于社会效益显著的城镇化基础设施，争取政府财政投入、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贷款或取得外国政府贷款、国内政策性银行贷款都是较为稳妥的资金来源。这些资金来源没有硬性的盈利性需求，贷款利率低，但审批贷款审批的时间较长，申请到审批过程中的程序性事务较为繁琐。对于不仅具有社会效益，还具有较为明显的经济效益的城镇化基础设施，可以吸纳商业化投资和社会闲散资金的投入。即争取专业投资商投资或向社会公众融资。目前，辽宁省在城镇化推进过程中，对上述融资方式均有涉及。

二、新型城镇化建设政府融资的风险种类

从政府角度而言，新型城镇化建设融资的需求需要克服困难予以满足，同时，也应对其风险加以防范。如果从项目角度而言，融资风险的来源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信用风险城镇化基础设施的兴建和农民市民化的投入都需要多个部门的协调与合作，任何一个部门的缺位或阻碍都可能导致项目搁置、资金成本会剧增。一方面，城镇化基础设施兴建的合作方选择需要优先考虑资金实力雄厚、信用卓著的企业，以免项目中途搁置，由政府兜底；另一方面，农民市民化的投入中，养老保险支出是远期支出的项目，而中短期项目的支出，主要包括教育和住房保障等。资金的筹措就需要兼顾中短期支付与长期支付的信用风险。

（二）经营风险经营性城镇化基础设施如供水、供电、供暖设施投资，需要正确估算市场需求，一旦市场需求结构或数量发生不可预期的变化，投资者需要承担经营性收入不足而导致的投资回收延期的风险。如果投资者因收入不足而降低服务质量导致供需方矛盾激化，政府不能卸责。因此，在项目投融资决策过程中，政府需要凭借其信息优势，帮助投资方准确估计与研判可能遇到的经营风险。

（三）市场风险城镇化基础设施投资需要的大量资金来源可能是多渠道的，因此，各种资金来源的数量与时间配合需要专业化的设计，才能在保证资金充裕的基础上，节约资金成本。但具体操作过程中，可能因利率、汇率政策变化或市场管制变化而导致资金链条断裂，进而导致市场风险。政府在项目推动过程中，应会同投资合作方科学预估市场风险并制定预案。

（四）完工风险城镇化基础设施投资需要依托一定的自然地理环境，又有赖于精心设计的施工方案。项目实际投资过程中，因自然因素或人为因素无法完工或不能按期完工、完工后无法达到预期目标的情况并不鲜见。完工风险可能导致投资回收不利或延期，从而导致融资成本骤增。政府有职责会同水文、地质、工程专家，合理预期完工风险。

（五）政策风险以上资金来源中，政府财政投入有预算约束；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为城镇化基础设施的贷款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核；市场化的融资方式便利与否也有赖于货币政策的宽严程度，因此，城镇化融资受政策影响较大。地方政府也需对新型城镇化中遇到的政府策性风险预留空间。

三、新型城镇化建设政府融资的风险传导途径

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尽管可以吸纳较多的融资渠道资金注入，但总体来看，由于地方政府居于主导地位，因此，其风险主要还是要由地方政府来承担。从地方政府融通资金的来源看，财政投入主要来源于国家税收；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外国政府贷款，上述融资渠道均由政府信用在做担保；国内政策性银行贷款如果出现呆坏账，需要认定核销，但最终还是要由地方政府来买单，因此，体现为地方政府的直接债务。通过政府融资平台来组织的专业投资商或吸引外商的投资，地方政府需要做出相应市场需求承诺的，体现为政府的或有债务。通过资本市场、产业基金、信托、保险等经营机构来向社会公众发售融资票证进而融资的，如果地方政府未做担保，政府可以免责。但辖区内若因种种原因未能如期回馈投资者，金融领域的风险具有传染性，融资风险可由金融领域迅速扩展到整个实体经济领域，进而演化为通货膨胀风险，危及社会的稳定。由上述风险传播链条看，新型城镇化融资风险的控制源头在于项目风险的控制。地方政府需从新型城镇化项目的遴选入手，严格控制项目的规模与进度。一方面，要使项目能够及时铺开不误整个新型城镇化的进程；另一方面，要控制其风险规模，不使某个项目的搁置，对整个区域经济发展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

四、新型城镇化建设政府融资的风险防范措施

由上分析可知，新型城镇化建设政府融资的风险防范根源还在于对项目的审慎抉择。目前，辽宁省正在多个城市同步推进新城区建设，沈北新城、铁岭新城、沈抚新城、沈本新城、灯塔新城、辽阳河东新城、鞍山达道湾新城、海西新城和营东新城等31座新型城镇正在崛起。大量公共基础设施项目正在建设。在此过程中，政府对项目融资风险的科学评价至关重要。从风险防范的角度而言，政府可做的选择有风险自留、风险转移、风险转换和风险控制。

（一）风险自留风险自留意味着对于进城农民的社会保障、子女教育等新型城镇化的软性投入，以及非盈利性的公共绿地、公共道路、桥梁铺设等公益基础设施项目仍由政府承担主要风险，其资金仍沿用传统的财政拨款渠道。辽宁省在做好城镇发展规划的同时，可以将各新城区的多个建设子项目统一融资，分别建设，当小城镇中的多个子项目“先批发，后零售”的投融资思路确定后，就会吸引大量的投融资机构由于规模经济而给予辽宁省更多的关注，也有助于提高辽宁新型城镇化的投融资效率。为保证公益性基础设施项目的如期完工，可在技术难度较小的传统项目中采用代建制，通过招投标方式优中选优，以达到预期目标，合理控制融资成本。

（二）风险转移对于经营过程中，具有显著经济效益如供水、供电、供暖等项目，民间资本有较强参与意愿。政府可以通过契约、合同、金融工具等形式，将风险责任转由具有更强风险控制管理水平的企业或金融机构来承担。经过多年的发展，辽宁省的金融生态环境不断改善，吸引了大量的国内外投融资机构进驻沈阳、大连等核心城市，截至2013年6月，全省共有银行业机构143家，包括3家政策性银行、5家国有大型银行、11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2家域外城市商业银行、15家城市商业银行、29家外资银行、11家农村商业银行、59家村镇银行，邮储银行、省农信联社、农村合作银行、信托公司各1家，财务公司4家。⑥这些金融机构正在积极拓展业务，为辽宁的新型城镇化推进提供了良好的投融资基础。同时，以法国水务公司为代表的实业资本家也在积极地寻找投资机会。这为利用公私合作方式共同投资建设城镇基础设施提供了可能性。从理论层面看，风险转移可分为全部风险转移和部分风险转移。全部风险转移的主要形式为外包、租赁、委托和出售等方式；部分转移的主要形式常见的形式有证券化、股分化等。对于金融相对发达的沈阳、大连两地，新型城镇化项目多，融资额大，收益性项目获利的可能性大，可以优先考虑证券化融资创新；对于省内其他地区项目，金融基础弱、收益性项目需求不足，融资规模小，可以更多地考虑使用银行贷款的传统模式。

（三）风险转换风险转换中在风险无法转移的情况下，将风险预期值较大、风险集中的项目预案，替换成风险预期值较小或分散可控的风险预案。过去，辽宁在引进外资投资基础设施项目时曾有过承诺外商固定投资回报率的经历。今天看来，这种方式虽然可以增加投资建设方积极性的作用，但企业就此放弃提高服务质量、积极市场拓展的努力，政府承担了较大的市场风险；城司发债的方式使得一任政府借，多届政府还，可能导致债务负担集中。在未来的融资过程中，就需以此为戒，在大量引进社会资本参与收益性基础设施项目建设的过程中，对于供水、供暖等项目中合理设定以市场价格为基础、因用户数量不同而设置的阶段性定价机制；合理设计城司发债的规模、频率与还债时段等，以期将债务风险转换为可控风险。

（四）风险控制风险控制是指在风险客观存在的情况下，采用资源合理配置的做法，避免风险的扩大化。例如，辽宁的沈抚新城以新材料和动力装备为特色；沈本新城以生物制药为主体，其产业化融资具有一定的优势。新型城镇化本身会为产业的发展带来良好的契机，明显受益于城镇化的产业会有较好的获利空间，从这些产业入手，积极筹划发行产业发展基金，吸引公众投资者为融资对象，产业与城市共同发展，就是较好的风险控制的方法。以产业发展为依托的城镇化实现了基础设施“硬件”的改进与市民化的“软件”文化及服务体系完善相匹配；城镇基础设施的建设与实体经济的生产设施运转需求相匹配；新型城镇化融资工具创新与金融机构风险控制需求相匹配。换言之，新型城镇化的投融资活动应既着眼于现实，又为进一步的发展预留空间，合理控制投融资规模、地区与分布时段。

五、结语

城镇化建设论文篇4

立法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滞后性规定造成了农村土地的权属纠纷难以调处。按照现行法律的规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期限为30年，且遵循“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基本规则。这种制度设计在城镇化推进以前确实具有其进步意义，至少能够调动务农者的生产积极性。但是伴随着城镇化建设进程的加快，农村人口流动加剧，国家惠农政策在二轮承包期内又经历了巨大的调整，土地流转纠纷常态化趋势愈加明显，农村土地确权的难度加大，流转的权属基础不稳定。农村土地权属纠纷形成的根本原因在于法律制度上的三大缺陷：一是农村土地承包权与经营权未实现分离导致农村土地经营背离了城镇化推进的现实需要；二是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制度设计的弹性不足导致农民产生农村承包地私有化的错误认识；三是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确权实际滞后于法律制度的初始设计导致土地流转中纠纷重重。担保物权视角下，集体土地财产权面临的立法限制也阻塞了农村土地流转的融资渠道。根据《物权法》的规定，农村集体土地除了“四荒地”和乡镇企业厂房用地可以用于抵押担保以外，其他均不能进行抵押担保，这使得城镇化背景下农村土地流转巨大的融资需求满足渠道受到阻塞。尽管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的限制进行了松绑，但现实中，由于农村土地市场的未同步发育，金融机构出于经营风险的考虑，基本上不愿意将资金投入到农村土地流转项目上来。可以预见的是，即使在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发育充分情况下，农村土地价值实现的渠道被打通，但由于严格的用途管制制度存在，农村耕地经营权担保融资的额度也是非常有限的。按照最新的政策精神，一旦农村经营性建设用地与国有土地实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势必又造成农村两种不同用途的土地价值之间的严重失衡，可能会进一步加剧建设用地对农用地的挤占。因此，在城镇化背景下，要解决农村不同用途的土地之间的价值失衡问题，依赖的不仅仅是农村土地市场的培育和完善，更要依赖于完善的农产品流通体系的构建，由此破除在农村所有用途的土地之中农用地的价值劣势。

二、集体土地财产权债权属性的立法偏差

集体土地财产权债权属性主要是从土地使用权流通环节考量土地的财产价值。由于在农村土地与国有土地之间的流通价值的法律定位悬殊，造成现实中地方政府土地财政的依赖性不断加大，同时也加大了地方政府债务的风险系数。

1．立法中农村集体土地的定价机制背离了土

地发展的规律，直接产生了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性。《土地管理法》对农村土地的价值衡量标准，至少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立法确定的征收集体土地的行政化定价机制与国有土地市场化定价机制的截然分离，从根本上就抛弃了农村土地外向型流转的市场化运作的可能，为政府权力凌驾于农村土地权利之上制造了合法依据，由此便使得在国家征地和城镇化过程中，可能的侵权方恰恰是国家或者地方政府，决定补偿标准的也是国家或者当地政府，这样合作剩余的分配就会发生严重偏离，②也势必会造成农村土地上的权利配置不均衡，一定程度上剥夺了被征地农民和农村集体组织的自；二是按照征收农村土地按照原用途即农业用途加以补偿，为城镇化建设中政府低价取得农村土地制造了合法的依据，这也是造成旧型城镇化会选择土地城镇化道路的根本原因，低成本的土地运作可以造就高附加值的政府绩效调动了地方政府的征地热忱，一定程度上剥夺了农户和集体组织的土地发展权；三是土地征收补偿费用计价依据的滞后性没有考虑到农业产出率提高的因素，使得农民和集体组织在土地征收中无法分享现代农业的发展成果，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间接造成了农民对政府征地行为的抵触情绪。

2．立法中的土地用途管制不均衡产生了土地

利用事实上的不公，约束了农村土地交易价值的有效实现。按照《土地管理法》对土地用途的分类，土地主要分建设用地、农用地和未利用地。在这种分类指导下，城市的土地几乎都是建设用地，而农村的土地则主要是农用地和少量的用做宅基和公共设施建设的建设用地以及“四荒地”。而所谓的土地用途管制主要管制在两个方面：一是控制耕地向建设用地的转化规模和速度，二是控制未按规划用途利用土地的行为。由于国有建设用地和农用地之间天然悬殊的市场价值差事实存在，这就造成了这种用途管制体现在农用地上的约束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土地用途变更的限制，另一方面则是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约束。而对国有土地而言，土地用途管制的限制却只有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但毋庸置疑的是，当下土地交易价值的最大扩容空间最关键的还是体现在土地用途变更上。从这个意义上，立法事实上为国有土地和农村集体土地增值设置了两种完全不同的空间。可以说，土地用途管制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了农村土地交易价值的实现，造成国有土地与农村土地价值实现的巨大不公。当然，这并非说明当前法律规定的土地用途管制制度设计本身具有不合理性，而恰恰是为了说明土地用途管制制度需要进一步完善，最终是要实现用途管制在两种不同性质土地之间的约束均衡，尤其是要在消除农村土地价值实现的渠道壁垒上作出进一步的细化规定。

3．立法对农村土地流转行为的规制不足为农

村经济健康发展留下隐患，损伤了土地流转主体进行土地流转的积极性。当前的土地立法对土地流转行为的调整至少存在两个方面的缺陷：一是缺少一部完整的调整土地流转行为的法律导致土地流转秩序混乱。我国至今尚未出台一部系统调整土地流转行为的法律，而调整土地管理行为的基本法律《土地管理法》中更是对土地流转问题只字未提，只在《农村土地承包法》中用12个条款作出了规定。但2002年颁布施行的《农村土地承包法》尽管规定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必须签订书面合同，但同时又规定对交由他人代耕时间不超过一年的可以不签订书面合同。由此造成的最大问题是没有考虑到城镇化推进过程中农村社会和农业人口转移的实际。相当一部分农民以尝试心态外出务工而将承包地私下交由他人代耕，因此形成的口头协议并不在法律强制要求采用书面形式之列，正因为立法的明示许可，给农村土地流转尤其是农户之间的私下流转纠纷发生埋下了隐患。二是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的流转的法律限制事实上降低了农村土地的利用效率。按照《土地管理法》的规定，农村宅基地按照“一户一宅”的原则进行无偿分配，同时农户出租、出卖宅基地后不得在申请宅基地。而且各地出台的宅基地使用管理办法基本上也都规定不允许本集体组织以外的成员在本集体取得宅基地的权利。就是说，立法对宅基地使用权取得采用是权利一次用尽、限制流转的原则。城镇化加速发展带来农村人口流动性加大的条件下，农村住房的空置率提高，但按照法律的规定，农村空宅即使闲置，任何单位和个人也无权对该房屋进行物权变动，这在农村就形成一种耕地紧缺与宅基地浪费并存的局面。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保障农户宅基地用益物权，改革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选择若干试点，慎重稳妥推进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担保、转让，探索农民增加财产性收入渠道”，尽管只是在试点地区审慎推进农民住房财产权的抵押、担保、转让，但是这或许是为将来农村宅基地流转开了一个政策的口子，这一政策的具体实行或许仍需要法律制度的同步改革，否则农村宅基地买卖的乱象会进一步加剧，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会加剧“小产权房”买房的现象。

三、因集体土地财产权立法偏差导致权利保护失衡

（一）集体土地的物权属性弱化导致物权人权利救济手段缺失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物权属性的弱化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是独立性不够；二是支配性不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独立性不足集中反映在《农村土地承包法》第27条的规定上———“承包期内，因自然灾害严重毁损承包地等特殊情形对个别农户之间承包的耕地和草地需要适当调整的，必须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和县级人民政府农业等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承包合同中约定不得调整的，按照其约定。”由此可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独立性不足的根本还在于立法为之设置了行政依附性的门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支配性不强则集中反映在《农村土地承包法》第31条的规定上，依此规定，除林地承包人死亡，其继承人可以在承包期内继续承包外，其他土地的承包人则只有应得收益的继承权，而并无土地承包继承权。法律对尚在承包期内的继承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继承权的剥夺，说明被继承人生前无法支配剩余承包期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也凸显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支配性不强的问题。宅基地使用权物权属性的弱化则集中表现为私权性特征不明显和财产权属性被淡化两个方面。《物权法》对宅基地使用权以准用性的立法规则将宅基地使用权的调整转归由《土地管理法》和各地的宅基地使用管理办法规定。《物权法》是私法，而《土地管理法》和宅基地管理的地方性法规、规章属于公法范畴，作为私法领域的宅基地使用权问题却需要遵从公法的安排，显然是立法上公权对私权的又一次资源侵占，本质上说，宅基地使用权的物权属性从立法的根子上就被淡化处理了。各地方立法中对宅基地使用权流转都采用了统一的不允许宅基地使用权流转的态度。当流通性缺失时，宅基地使用权自然不能算是一种完全意义上的财产权了。当宅基地使用权作为财产权的属性被淡化后，其基本的物权属性也就被弱化处理了。农村土地弱化的物权属性导致了土地权利人寻求物权保护的手段缺失。从物权保护的角度，物权的保护方法主要有物权请求权和债权请求权两种形式。就物权请求权而言，由于农村土地确权工作并未普遍推开，请求确认土地权利无物权登记的基础，所以农民对自己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的物权保护请求往往受到诸多的现实制约。而集体组织在面对政府征地发生的所有权纠纷处理过程中更是处于无话语权、无决定权甚至无知情权的尴尬处境。不仅如此，无论是农户还是集体组织行使物权保护权利时，都没有一个代表性的有力维权组织主体。在无组织化维权的法律掣肘下，集体土地权利物权保护的基础注定是薄弱的。在确权不到位的情况下，农村土地权利人的权利受到侵害时，多数时候只能通过行使债权请求权来实现。

（二）集体土地权属的模糊化导致土地流转纠纷的处理失范

按照《物权法》的基本精神，不动产物权的取得采用登记的方式。但农村土地物权的取得都是依靠合同、直接行政划分甚至是自然形成的方式，这带来的直接问题就是土地权属的模糊。立法上对农村土地权利的规定也是边界模糊的，最突出的问题当然还是集体土地所有者主体虚化、集体土地权利内容边界模糊以及对公共利益界定不清等。当农村土地物权的边界处于模糊化的状态时，土地流转过程中的纠纷处理往往就缺失了统一准则，处理的结果也难以令人信服。土地确权工作之所以推进难度大，就在于过去的用地和农户间的土地流转行为过于随意，而由于历史原因，农村内部进行的土地登记造册行为又不规范，由此造成了土地确权时没有可供查询的依据，土地确权进程一延再延。在集体土地确权工作没有完成之前，农村集体土地的权属状态至少在法律上是模糊的。但是随着城镇化发展，农村土地流转的频率加快，因为流转而起的纠纷也逐渐增多，如果在无标准化准则可供遵循的情况下，单纯依靠村干部个人权威或者人情伦理等手段来完成纠纷调处，其结果的权威性就会丧失，可能会为更深一层的农民土地纠纷埋下隐患。事实上，在农村土地流转过程中，流转双方产生纠纷的原因主要在两个方面：因土地流转价格的刚性而起或是因土地整理中的地上物补偿不公而起。其中后者就是因土地产权模糊而起的问题。在农村土地连片流转的情况下，往往由村集体组织代表农户整体与土地流入方商定土地流转的具体问题，而连片流转过程中涉及的部分地间的公共设施、坟头等地上物如何计量计价，因为过去没有翔实的登记凭证，最终由此在流转双方之间引发争议的不在少数。

（三）集体土地流转权利的局限性导致公权与私权配置失衡

集体土地流转权利的局限性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权利自由打折。这一方面是来自法律对农村土地流转的底限设置，另一方面来自于土地流转市场平台不健全的现实制约。二是宅基地使用权流转的法律限制；三是因农村土地流转受限而派生的土地融资担保功能不足。宅基地使用权的流转从农户角度是受法律禁止性规定约束的，但是反过来在土地整理和争取建设用地指标的过程中又被间接地国有化征收了。当然，无论是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还是宅基地使用权都未被允许设置为抵押物，即使在法律放开的条件下，由于真正意义上的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并不成熟，农村土地价值实现渠道不畅，现实操作中的农村土地的融资担保功能也不可能得到充分发挥。正因为在农村内部进行土地流转存在着诸多的制约，在农村内部的土地流转行为无从体现土地的交易价值，而这部分土地一旦转化为国有用地，仅仅因为一个国有化确权行为的完成就能使土地价值瞬间增值百倍，所以，农村土地上的私权才会屡屡受到政府公权的侵犯，当公权凌驾于私权之上时，公权和私权之间的平衡状态也随之被打破。只有将公共利益和私人权益平等对待，找到合理的平衡点，才是化解土地矛盾的根本途径。

四、新型城镇化发展中农村集体土地立法改革的建议

（一）农村土地立法中站位纠偏

解决好当前立法中对农村集体土地立法的站位偏差问题，要从根本上去除公权至上的错误思想，关键还是要消除土地权利的城乡二元化差异，实现国有土地权利与集体土地权利的对等，最终是要将集体土地与国有土地一样作为城镇化发展的要素，纠正当前将国有土地作为要素而将集体土地作为要件来对待的法律态度。从土地权利取得上，坚持土地所有权取得方式同一化，严格限定公共利益的范围，利用列举式或排他式的方法明确公共利益的法律边界。从土地用途管制的角度，必须实现立法平等化，将规划和土地用途转用的双重规则同等适用在国有土地和建设用地上，缩小征地的法律适用范围。从土地价值实现的方式上看，要减少行政行为对集体土地价值实现过程的过度干预，引入市场机制，在集体土地定价过程中，主要依靠市场手段完成定价行为，而非通过刚性的法律价值准则来确定土地交易价值。从土地权利保护的角度，对不同性质土地的权利人应给予同等的法律保护，而不应对国有土地权利人使用的是物权保护方法，对集体土地权利人则采用债权保护方法。

（二）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立法改革

1．实化农村土地产权的主体

从所有权层面来说，尽管集体组织作为农村土地所有权主体，要厘清其边界的难度较大，但是至少目前不同法律之间对集体组织边界确定的表述不一的问题则是完全可以通过法律修订加以完善的。在立法修订过程中，应该结合农村的实际，把村民小组这一已名存实亡的主体从立法中予以删除，将农村土地所有权主体划分为乡镇和村两级，对能够代表每一级集体组织的机构作出法律的标准性界定，而并不是明确指向到某一个机构。从使用权层面，结合城镇化发展的实际需要，应将土地承包经营权一分为二，即承包权和经营权，承包权和经营权可以进行二次分离，对承包权和经营权进行分别确权，以保护承包人和土地实际经营人的各自利益，降低在土地流转中纠纷发生的几率。在承包权和经营权分离的情况下，承包人原始取得土地承包权和经营权，但若承包人将土地经营权流转出去以后，所流转的也只是一定期限内的土地经营权而非土地承包权，土地流入方在流转所得的经营权范围内取得可以对抗包括土地承包人和所有人在内的一切人的抗辩权。

2．充实农村集体土地权利的具体内容

从立法上充实农村集体土地权利的内容最重要的还是解决好三个问题：一是如何解决好农村土地权利的物权实现问题。首先应修改《物权法》对农村土地采用准用性规范的立法方式，对农村土地权利的内容、行使和保护等相关问题的规定应在《物权法》中直接予以体现。其次要修改《土地管理法》和《农村土地承包法》中部分对农村土地私权设置公权制约的条款。对承包地调整、土地转包等行为的审批权应下放给集体组织，政府只需备案即可。二是如何解决好农村土地的流通性限制问题。农村土地的流通限制问题源起于农村土地的财产权确认不充分，由于农村土地产权价值无法得以完全实现，就更进一步为行政权干预土地私权提供了便利。法律为农村土地流通限制松绑的措施应该包括：放松对宅基地使用权流转的法律限制；在用途管制的前提下，土地市场化交易机制在农村土地领域全面建立；构建集体土地与国有土地之间的双向流通机制；完善政府行为干预农村土地权利的权力监督制约机制。三是如何解决好农村土地权利的配置失衡问题。农村土地权利的配置失衡主要表现在国家行政权过度渗透入农村土地的私权领域。由于私权处分性不能得到保障，连带引发的国土与农地在产权确认、流转自由、用途管制、价值评估等各个环节的权利分配不均。

3．完善农村土地产权保护制度体系

我国当前关于农村土地产权保护的法律制度是不成体系的，立法的思路是较为混乱的。在土地征收领域，因为涉及土地所有权的变更，在政府与集体组织之间进行的所有权让渡谈判中，由于集体组织的虚置，农村村民委员会就在实质上扮演了双重角色，一方面是依附于基层政府半行政化组织，基于此，必须扮演好接受政府委托完成征地行为的受托人角色，另一方面还要扮演集体土地所有人的人角色，④这就产生了“制”模式下的双方问题，极易发生权滥用的情形。同时，由于征地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地位既成，乃至又造成了村干部与基层政府官员共同腐败的案件屡屡曝光，权力寻租从一个行政领域的问题演绎为行政领域与村民自治领域共同存在的问题。在土地流转领域，尽管法律作出了保护农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规定，但是弱化了物权属性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导致承包人并不完全享有对这一财产权利的独立支配权，一方面要受到来自村集体的民间约束，另一方面还要受到来自法律的制度限制。而一旦发生流转纠纷，又会村集体和国家行政机关的调处机构和机制都不健全，导致农民这种非市场主体与组织化的市场主体进行权利博弈时处于明显失利的位置。同样，由于宅基地流转的法律管制，农村宅基地在民事个体之间的流转在法律上几无可能，但不同的是，倘若出于政府征收的需要，则农民的宅基地使用权就会被强制流转。当法律对宅基地使用权的农户流转行为采取禁止态度的同时，又允许了政府肆意地从农民手中拿走这一权利，宅基地使用权的物权支配性就成为难以解释清楚的悖论。综述之，对农村土地权利保护的现有立法基本呈现出一种矛盾的局面：农村土地所有权转移领域的制行为模式与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领域的自主行为模式共存，农村土地财产权的确认与流通性限制并存。为此，构建农民土地产权保护的法律制度体系，立法上还需要做几个方面的改革：一是强化农村土地财产权的物权保护；二是改变对农村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流转中政府、集体组织和农户采用差异性保护措施的立法态度；三是放松对农村土地流转的立法管控。

（三）农村土地交易方式立法改革

1．设立统一的土地交易市场机制

农村土地财产权难以实现的最直接原因在于农村土地交易的渠道不畅，并由此引发了国有土地与集体土地之间的同地不同价的价值悬殊。立法改革的任务应该重点围绕三个方面的问题进行：一是农村土地交易平台的搭建，改变对国有土地使用权流转采用“招拍挂”方式而对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采用的是流转双方协商的交易方式，实现土地交易机制的城乡一体化。基于农地用途管制的限制，同步还要完善农产品流通平台，通过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整体运作，实现农产品价值增值，为农地价值增值提供配套基础。二是逐步消除农村土地入市交易的法律障碍，在充分确权的基础上，允许农村建设用地的自由流转，破除只有国有建设用地方可入市流转的陈旧规定，真正建立起按照土地用途和天然禀赋衡量土地价值的土地价格形成机制。三是各项法律的具体规定上要真正体现私权优先的基本思想，切实保护集体组织和农户的土地财产权，预防政府对农村土地资源的过度挤占，对占补平衡的土地利用制度要作出细化规定，确保耕地的数量和质量都不下降。

2．建立一元化土地价值衡量机制

造成城乡土地价值差异过大的原因是法律的衡量准则二元化，为体现土地财产权的公平性，必须尽快修改《土地管理法》第47条，在定价基准上，把土地价值衡量入向基准改为出向基准，征收农村土地的补偿价格主要应按征地用途计算。在定价方式上，必须破除政府为农村土地定价的行为模式，因为政府既不是农村土地的所有人，也不是农村土地使用权人，更算不上是市场主体，由其为农村土地定价的行为方式无论从逻辑上还是法理上都是异常荒唐的。如果立法上不能消除二元化的土地定价方式，农村土地产权交易的公平性就不可能得到保证，将来为新型城镇化发展埋下的隐患也就越来越多。

3．建立健全行政权力对农村土地私权干预的预警和监督机制

农村土地财产权利的立法不公本身就给政府行为侵犯集体和农户土地财产私权制造了条件，这绝不是单一的法律效果公正问题，更显现出立法自身的品位不高。如果立法不能堵住行政权力对农村土地私权渗透的缺口，最终的结果必然使公权失去制约，土地纠纷频发，官员的职务风险也会加大。当前立法中的站位不准，造成土地行政管理权力的高度集中，进而使土地行政执法权缺乏自律性，必须在立法上尽快解决限制国家公权对土地私权过度干预的预警机制和他律性监管机制，方能避免土地行政执法中的权力寻租和腐败。为此，需要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宅基地使用权流转等可以通过村民自治解决的问题交由农村集体组织自行管理，而政府权力应该仅仅局限在土地确权颁证和用地行为合法性监管等需要公权介入的领域内。为削减行政权力对农村土地的过度影响，除了要完善目前征地管理中必须遵循的规模限缩、占补平衡、增减挂钩等基本原则外，还应将协商民主的要求列入立法之中，这是实现两类不同性质土地权利在法律上平等对待的关键之举。

五、结语

城镇化建设论文篇5

城中村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一种城市化进程中产生的社会现象，是在快速推进城市化进程中产生的一种新的城市化问题。在早期的城市化发展进程中，政府为了规避土地补偿、村民安置方面支付的巨额经济和社会成本，直接获取农民的耕地，故意绕过城中村以达到降低开发成本，如此城镇化建设得到快速的发展，然而城中村却越来越多。农村城镇化急功近利式的发展是城中村形成的客观原因。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加快了农村城镇化进程。在农村城镇化进程的过程中，农民的耕地被征用了，而当地的农民却仍然留在原居住地，并且保有部分宅基地可供他们建房居住。村落被城市包围，形成了城中村。另一方面，目前租金收益是城中村存在的经济根源。城市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很多的就业和创业机会，吸引了大批外来打工者，但城市配套设施建设缺乏或是供应不足，使外来打工的中低收入者有工作可做，却无房屋可居住。城中村恰好为这些人提供了价格相对便宜的出租屋，本地村民通过出租屋获得很大的收益。村民们在巨大的利益诱惑和驱动下会想尽一切办法，比如违章加建、扩建、改建，去不断追求房屋租金的最大化，最终就形成被城市包围的农村景观，形成了特有的城中村问题。城乡土地“二元”结构是形成城中村的最根本的原因，即农村的土地集体所有与城市的土地国家所有［4］。可见城中村问题的核心就是土地问题，城中村问题的形成、发展甚至问题的解决都集中在土地这一点上［5］。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0条规定，城市的土地属国家所有，农村的土地属集体所有。城中村在被纳入城市总体规划范围之内的时候，他们的土地就保留了集体所有制，所以农民原则上享有土地的使用、占有和收益权。同时我国的相关政策还规定了行政村享有土地非农使用的初审权。因此城中村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土地的非农使用地价昂贵，很多城中村都利用其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和区位优势积聚了大量的财富，村民和村集体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为了获得更大的利益，村民会极力抢占空间建房，以便在城中村的改造到来之前获得更大的收益，并在城中村改造时获取更多的国家补偿。

二、城中村存在价值

有的学者或一些地方政府认为城中村是“社会毒瘤”［6］，会给城市发展带来负面的影响。但随着对城中村认识的加深，城中村存在的合理性被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因此，城中村给城市带来的影响应该是双面性的，应该客观公正的认识和评价城中村的存在。

（一）城中村舒缓了激增的外来人口与紧张的城市住房之间的矛盾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大量的外来人口被吸引并涌入较好的城镇就业或者创业，但是商品房的居住成本较高，同时廉租房数量较少，难以获得租房资格，并且廉租房所在位置大多比较偏僻，交通不便；城中村恰恰相反，交通一般比较方便，租金也只比廉租房稍高，生活设施也比较齐全，虽然不及商品房，但和很多农村房子相比，算是很理想的住所了，所以外来人口大多数很青睐城中村的住房。城中村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廉租房”的作用［7］，是廉租房的辅助。同时部分刚毕业的大学生在毕业后，通常无力承担租金较高的商品房，很多大学生毕业后都选择居住在交通方便、租金较低的城中村，尤其是紧邻高校的城中村。进城务工人员在城市中一般从事脏、累工作者较多，他们工资较低，多数属于生活在城市边缘的人，因此一般也喜欢选择租金较便宜的城中村生活，城中村成了大学毕业生和进城务工人员的“安身之所”，也成为了他们与城市生活近距离接触的第一站。以贵阳市花溪区新朝阳村为例，在贵阳市租住一间房屋需要600～1200元，而在花溪区新朝阳村租住一间房屋需要100～300元就可以解决居住问题。因此城中村对于高校毕业生和进城务工人员来说，有助于他们融入城市社会，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他们的住房需求，有利于实现住房公平和维护社会稳定。

（二）城中村出租房是城中村村民的生活保障在中国大多数农村，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生产生活资料。当他们的耕地被城市征用，城中村的村民基本上都不再从事农业生产，这让城中村的村民脱离了第一产业，但他们不能享受城市的社会保障。因为他们大部分文化素质较低，少部分人只具有高中文化程度，并且大多数人都只具有初中甚至小学文化程度，还不具备任何专业技术，因此他们很难融入城市的社会分工当中去。城中村出租房的出现使他们找到了获取收入的途径，同时部分居民也靠着优越的地理位置做生意，这就使得城中村村民的生活有了保障，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村民与政府之间的矛盾，起到了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2］，出租屋经济就成为城中村居民生活保障的来源。

（三）城中村让城市生活方式更加多元化城市生活具有复杂的社会分层、社会分工以及职业结构的特点。城市生活的人际关系也由最简单的血缘地缘关系向复杂的业缘关系转化，社会流动性很大，个人地位和角色变化也较快，生活质量和消费水平高，消费方式多种多样，空闲时间多，个人社会化程度高。城市生活节奏较快，紧张压迫感强，文化生活绚丽多姿。这种生活方式从社会的发展历程与现状来看，依旧存在诸多的弊端和问题。而城中村那种城乡交融的“血缘地缘联系紧密、低消费、慢节奏和高可入性”［9］的生活方式让城市生活多元化的同时，对城市生活也是一个有益补充。比如近几年全国的很多地方夏天的高温天气时间长，而贵阳以“爽爽的贵阳，避暑的圣地”而闻名遐迩，吸引了很多夏天炎热地方的老人、小孩到此避暑。美丽的花溪是人们避暑的首选。许多避暑的人结伴选择居住在花溪新朝阳村这一座城中村里，新朝阳村有短期房出租，房租相对便宜，同时这里也有大量的小旅馆，价格也比酒店低很多，因此新朝阳村是来贵阳花溪避暑的理想居住点。

（四）城中村里有诸多的创业机会房租便宜，交通便利，城中村里的人际关系已有业缘关系的出现，但是还保留着一定的血缘地缘关系，同时很多的城中村邻近工业园区，或是连接着高校，因此吸引外来务工人员和毕业大学生们来此居住。城中村里房屋密集，因而居住的人员多，同时他们本身就是大量的消费群体。这里饭店、超市、发廊、酒吧、休闲吧、游戏厅、旅馆等比比皆是且应有尽有，大多生意红火，这给许多想创业的人们提供了商机，并且相对于其他商品房区的门面房租也低许多，因此创业门槛也随之降低。

三、城中村存在的主要问题

城中村有其存在的社会价值，但也不可忽略它给城市发展、城市生活质量等带来的阻碍和坏的影响。大多数学者从经济、社会、文化、景观、环境等多个领域对城中村的弊病进行了概括，本文主要对城中村存在的以下几个问题进行了列举。

（一）人口密度较大，社会秩序紊乱由于在空间上多与工厂、高校相邻，出租屋90％都是租给外来务工人员和高校学生。在房屋结构上多为单间或者一室一厅，屋内设施简单，房屋租赁价格远远低于周边的商品房，因此吸引了大量的外来务工人员和高校学生，出租屋常年供不应求。流动人口大，暂住人口多，外来人口大大多于原住人口，人口密度大。城中村房屋大多为第一层商用，从第二层开始出租居住。饭店、酒吧、网吧、游戏厅、精武馆、小旅馆、发廊等一个接着一个，极大地增加了出入人员的复杂性，同时城中村没有物业和保安，房屋建筑的防盗设施也不足，偷盗事件时常发生。

（二）建筑密度过大，布局混乱村民建造房屋时，只考虑个人出租利益最大化，尽最大可能地占用土地面积，随意搭建增建房屋，因此城中村建筑楼高而密，再加上监督管理措施缺位，整个村落的房屋建筑形状各异、空间布局混乱、高矮不齐。“室内现代化，室外脏乱差”［6］是城中村形象的写照。此外，比如贵阳花溪新朝阳村曾经两个传言让城中村的面貌几度改变，一是传言高校和工业园区要占用该村土地扩建校园和工业园区，村民们就平面扩建或者向高空加高；随后又听说五年后有房开商要开发此处，村民们又开始忙碌起来了，只要能够修的地方都会种上房子。如今低的房子在4～5层，高的有7～8层，建筑密度也非常大，村子里只有一条2～3m的通道通向外界。走在村庄里，眼前呈现的全是钢筋水泥，整个村子看不到一棵大树，一个草坪，“一线天”、“握手楼”［5］是村子里的建筑现象。这些房屋的通风性、采光性远不能达到健康标准，在这里也就没有惬意的生活环境。同时村内的居住环境和建筑群落与旁边小区和城镇很不协调，从而影响了城镇的整体面貌。

（三）市政设施缺乏，公共服务设施欠缺，环境卫生条件脏乱差城中村村民为了出租牟利，村内的建筑密度非常高，间距小。以新朝阳村为例，村子仅有一条2～3m的狭窄道路通向外界，同时路边的小摊林立，根本不能满足消防、急救、环卫车辆的通行，同时，水、电管线混乱，整个村庄更是没有一所公厕。此外，公共服务也非常欠缺，文、体、医、卫设施缺失。虽然该村建了一个垃圾站，请了一对夫妇打扫道路卫生，于缺乏统一的规划和管理的缺失，排水排污、垃圾处理等市政设施不足，洗衣店、发廊、饭店等的生活污水就会随意排到路上，个别村民将固体废弃物随意堆放在路边，使周围环境恶气熏天、苍蝇满天飞，严重影响了居住环境。

四、对城中村改造的几点思考

随着贵州省工业强省战略的顺利实施，城市经济发展及城市规模扩大，人们对城市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城中村改造大势所趋。目前已经有了很多成功的城中村改造经验可以借鉴，但是也要因地制宜，不能完全照搬照套。首先，“住房、出租房配套”安置。城中村人口密度大，房屋租金是当地居民的主要经济来源。对城中村进行改造后村民的这些租金收入来源就会全部失去。如果一次性补偿不能够达到居民的收入的时候，城中村的居民们对拆迁就会有很大的抵触情绪。住房问题、租金问题和生活问题是城中村居民最为关心的拆迁后的三大问题［2］。因此可以实行“住房、出租房配套”的解决方案。也就是在拆迁后的规划用地中安排相当的土地用于建设村民的出租房，按照村民原有的出租房面积补给村民，村民具有出租房的产权。把村民杂乱无序的自建自租房变成整齐划一的整建整租房，在统一的规划下不但可以让村民原来的租金收益不减少，而且还能够腾出有大量的土地进行有序的城市规划。村民的持续收入得到保障的同时，也能够妥善地处理好村民的住房问题。其次，“住房就业配套”安置。未来的生活状态是城中村村民最关心的问题，对城中村进行改造就需要充分考虑改造后村民的后续生活保障问题。解决了村中居民的住房和就业问题，也就解决了村民们的后顾之忧，在一定程度上也就减少了政府在城中村补偿方面的费用。对城中村进行改造后的新社区会涉及物业用人、社区维护、商铺经营等方面的用人，就可以首先考虑城中村里的原著居民的就业问题，使他们脱离农业生产、租金收入后仍旧能够有稳定的收入，同时也有利于城中村居民真正实现市民化［6］。再次，政府要引导帮助城中村居民市民化。

城镇化建设论文篇6

1．国家政策优势2013年底《全国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规划（2011－2020年）》颁布，规划指出：未来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将遵从“公平共享”、“集约高效”、“可持续”三个原则，按照“以大城市为依托，以中小城市为重点，逐步形成辐射作用大的城市群，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要求，推动城镇化发展由速度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型”。这表明，我国已将“新型城镇化”作为未来一段时期城镇化发展的重要战略，强调以人为本，全面提升城市发展质量，积极推动城市公共服务，逐步形成大中小型城市与小城镇协调发展的格局。图书馆作为重要的公共文化服务机构，在新型城镇化战略深入推进的过程中，也迫切需要谋求新的转型发展。与此同时，《全国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中以城乡基层公共图书馆设施建设为重点，加强对公共图书馆布局的统筹规划，按照普遍均等、惠及全民的建设原则，在“十一五”建设的基础上，实现基层图书馆全覆盖，形成比较完备的国家、省、市、县（区）、乡镇（街道）、村（社区）六级公共图书馆设施网络的要求也体现了国家对于图书馆事业发展的高度重视。

2．城镇化发展为公共图书馆带来资金支持城镇化是现代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随着《全国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规划的实施，国民经济稳步增长，为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十二五”时期，国家加大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投入，为公共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带来充足的资金支持，办馆条件明显改善。2012年，全国公共图书馆建筑面积达1058．4万平方米，是1979年的12．2倍，而且此面积还在继续增加，同时，一些地区积极探索通过建立乡镇社区分馆、流动图书馆和城市街区24小时自助图书馆等形式，逐步形成了固定设施与流动设施相互结合的图书馆设施网络。

3．群众的文化需要我国城镇化进程发展迅速，预计到2020年，城镇化水平可能达到60％，这就意味着大量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而农村劳动力能否顺利转移取决于许多因素，其中起根本性作用的因素就是劳动者的素质。提高劳动者的素质是城镇化建设中的重中之重，因此文化建设在城镇化建设中具有重要意义。图书馆作为城市记忆与文明的承载工具，是城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彰显和提升城市文化品位，促进城市文化发展，培养城市精神，提高城市综合竞争能力，推动城市持续健康发展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一个国家的城市化水平越高，人们对知识和信息的需求就越强烈，对图书馆的依赖程度就越高。我国的城镇化建设中乡村人口加速向城镇聚集，会产生显著的规模经济效应和文化效应，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也提出了新要求。城镇化的发展必将有力地促进人们对文献的新需求，极大地提高文献的利用率和社会效益，使公共图书馆建设和发展成为必然。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带动了社区服务设施的发展，属于中小型图书馆的社区图书馆成为了城镇化的必然产物，也满足了越来越多的市民的文化需要，社区图书馆的建设也对消除城镇图书馆资源使用不均起到了重要作用。

4．中小型图书馆建设的平台优势中小型图书馆的建设除了有政策支持以外，文献资源日益丰富、公共服务日趋完善、信息化引入图书馆管理等等都为其发展创建了一个良好的平台。首先，文献资源丰富，截止2012年，公共图书馆文献总藏7．89亿册件，数字资源总量超过880TB，初步形成了包括纸质文献、数字资源、电子资源、网络资源、缩微文献等各类型资源在内的、较为完善的文献资源保障体系。其次，公共服务日趋完善，公共图书馆不断创新服务形式，通过举办各种形式、各类主题的讲座、展览，推广丰富多彩的阅读活动的，实施流动服务、自助服务、拓展服务的服务模式，帮助扩展公共图书馆的社会教育职能。最后，信息化的引入推动了社会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我国约80％的中小型图书馆都实现了自动化管理，计算机设备的引入，方便了人们从海量信息中获取所需的信息资料，而且信息化的引入为图书馆资源共享带来便利，数字化图书馆的推广已经覆盖全国，提升了各级图书馆的数字服务能力，也促进了图书馆和全社会文献典籍的收藏、保护和利用。总之，城镇化为公共图书馆建设提供了需求和内在动力。充分认识文化建设在推进城镇化战略中的作用，有助于在城镇化建设中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二、中小型图书馆在城镇化进程中的建设对策

一方面，城镇化为中小型图书馆的发展带来重大机遇，另一方面，中小型图书馆的建设发展也体现了我国推进城镇化进程中文化建设的发展［3］。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必然要消除城乡区域图书馆资源使用不均衡的现象，因而，中小型图书馆的建设对男足人民群众的文化追求，均衡城镇区域间图书馆资源有重要意义，同时，中小型图书馆的建设也是我国城镇化建设由速度扩张到质量提升转型的重要标志之一。

1．重视公共文化事业建设在过去的城镇化进程中，文化建设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因而造成一些地区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的配置与城镇化发展的水平不匹配的现象。而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公共文化事业的建设发展越来越为人们所重视，各地应将建设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纳入城乡建设总体规划。城镇政府按照公益性、基本性、均等性、便利性的要求，努力建设好街道、社区、乡镇图书馆等中小型图书馆，实现公共图书馆网络的全面覆盖与普及，这样才能充分体现以人为本的城镇规划建设和管理，推动城镇科学发展的理念。

2．加强公共数字文化建设随着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的实施，我国公共文化数字化进程日益加快，公共电子阅览室、数字图书馆等的建设推广，形成了公共数字文化设施网络。加强公共数字文化建设，借助资源丰富、技术先进、服务便捷、覆盖全媒体的数字文化服务网络，中小型图书馆的发展有很大空间。数字化公共文化服务日益向基层扩展，各地公共图书馆建立起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服务中心和乡镇基层服务点，全国“数字化社区”的建设发展迅速。“数字文化社区”是以数字技术为标志的高新技术在基层公共文化设施的标志性应用。它利用文化信息资源的共享，同时整合利用公共图书馆、艺术院团、文化共享工程等多渠道的文化信息资源，建立起融资讯查询、艺术欣赏、文化传播、交流互动为一体的公共文化数字新平台。以“数字文化社区”为代表的公共文化数字化建设符合时展的特点，符合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

3．加快基层中小型图书馆建设图书馆服务体系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支撑。要实现新型城镇化建设，就要全面布局公共文化事业，加强各级公共图书馆建设的统筹规划。根据城镇人口分布情况和图书馆服务半径，进一步加强图书馆网点的合理布局，以城乡基层公共图书馆设施建设为重点，加强对公共图书馆布局的统筹规划。当前，图书馆事业发展最薄弱的环节在基层，要下大力气抓好基层图书馆的建设。积极整合乡镇社区分馆、流动图书馆、自助图书馆等各类中小型图书馆的资源，构建布局合理、覆盖广泛的公共图书馆服务网络，实现公共图书馆服务对城镇居民的全面覆盖，让百姓可以随时随地走进图书馆、使用图书馆，让图书馆真正成为百姓身边不可或缺的公共文化场所。

4．创新服务手段，优化服务模式通过积极利用现代信息技术，进一步推动服务创新，提高服务专业化水平，积极探索形式多样、内容广泛的服务模式，开展多种形式的延伸服务，向社会公众提供多样化、多层次的资源和服务，全面提升中小型图书馆服务能力，进一步提高公众对图书馆服务的满意率，增强公共图书馆的社会影响力。首先，不断提升中小型图书馆免费开放的内容与质量，为城乡居民提供优质高效、普惠均等的公共文化服务。其次，在实现均等普惠的公共服务基础上，加强面向农村基层、特殊人群的文化服务。再次，建立各级图书馆的分层服务机制，在全国形成网络健全、结构合理、发展均衡、运行有效、惠及全民的公共图书馆服务网络。充分发挥公共图书馆的社会教育职能，大力开展讲座、展览、培训、读书活动等丰富多彩的活动。最后，将提高服务专业化水平作为提高服务质量的核心，在有条件的地区，鼓励开展盲人图书馆、少儿图书馆、主题图书馆等专业图书馆建设。

城镇化建设论文篇7

新型城镇化核心要解决我国旧型城镇化面临的突出问题，一是人的问题，即农民工的半市民化，2.34亿的农民工及其随迁家属未真正享受城镇的公共服务，大量农业转移人口未能融入到城市社会。二是地的问题，建设用地的增长速度远远快于城镇人口数量增长的速度，城市的容积率比发达国家要低得多，城市人口的人均占比面积高于发达国家，人均占地面积从2000年的130平米上升到2012年的142平米。三是业的问题，即产业发展和就业问题。产业发展呈现“东高西低”，农民工为寻求就业，跨区域大范围的流动，导致城镇和社会也是高流动。四是生态的问题，一些特大城市的“城市病”日趋严重，交通的拥堵、环境污染的加剧、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不足等。为解决这些问题，新型城镇化的发展逻辑是坚持城镇化要从“市”而来，走市场化的发展新模式，切实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同时，要通过政府引导，依靠制度创新建立跨城乡的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土地和资本市场，打破城乡二元市场结构格局，推进生产要素的流动和公共资源的均衡配置，实现人、地、业、生态等要素的协调互动发展。城镇化金融支持路径的选择取决于城镇化的发展逻辑，要通过制度创新，建立多元化、市场化的金融支持城镇化发展路径。

二、新型城镇化金融需求分析

金融是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的核心支持因素，是协调人、业、地、生态等要素的中枢环节。当前，我国城镇化正在快速推进之中，城镇化将引发巨大的潜在投融资需求。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在金融需求结构上表现为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的融资需求占比将大幅提升，在金融需求量上呈现出资金数量大、周期长、低成本等特点，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基础设施建设的金融需求。

相较于农村地区，城市和城镇的重要特征就是拥有相对完善的基础设施体系。根据世界银行定义，基础设施可以分为经济基础设施与社会基础设施。其中，经济基础设施是指长期使用的工程构筑、设备、设施及其为经济生产和家庭所提供的服务，具体包括电力、通信、自来水、管道煤气、排污等公共设施，水利、道路等公共工程，以及铁路、交通、港口、机场等交通设施。社会基础设施主要是指教育、卫生保健等公共服务设施。据测算，每转移一个农村人口需要增加城建费用约6万元，那么仅仅当前转移就业的2亿农村户籍的城镇人口就将产生12万亿元的建设资金需求。随着未来人口的自然增长以及城镇化的不断推进，基础设施建设中的资金需求将继续扩大。

(二)人口城镇化的金融需求。

人口城镇化主要是部分农业人口选择从事非农业劳动，转而进入城镇生活，完成从农民到市民的角色转换。农民进入城市生活，在住房、教育及医疗、社会保障和个体经营方面，需要一定的金融支持。

(三)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金融需求。

新型城镇化的加快，必然伴随着主导产业、支柱产业的转换。意味着需要投入大量的金融资源来支持新型城镇各类产业的调整以及集约型、低碳型产业的发展，推进城市产业转型升级，推进小微企业的发展，为新进人口提供就业机会，营造良好创业环境，增强城市经济活力和竞争力。

(四)新农村建设的金融需求。

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是统筹协调、相互促进的关系，伴随着新型城镇化建设进程的推进，强农惠农仍将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中之重，新农村建设资金需求巨大。综上，根据新型城镇化规划，2020年常住人口的城镇化比率要达到60%左右，未来人口城镇化比率将以每年接近一个百分点的速度增长，每年将有大约1300万人进入城市。按照2012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在2012年的抽样调查研究显示，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新增城镇人口每增加一人，财政支出平均需要8万元，那么未来每年城镇化需要的新增财政支出就将达到10400亿元。财政资金的配套是解决城镇化金融需求的一个重要方面，剩余部分资金缺口仍然要通过其他制度设计予以安排。

三、新型城镇化金融供给分析

在城镇化发展的不同阶段，资金供给存在不同的特点。1986－1990年期间，以财政投入为主、银行信贷为辅，1991－1997年期间，以土地资源收益为主、银行信贷为辅，1998至今，城镇化建设资金来源主要渠道有政府财政资金、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政府融资平台、地方债等五个方面。

(一)政府财政资金。

包括中央政府的专项补助、国债资金、地方政府预算内的城建资金以及土地出让金收入等等，而土地出让收入成为地方财政支持城镇市政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的重要甚至主要来源。近年来，土地出让金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30%以上，占地方财政收入的70%左右。

(二)政策性金融投入。

它是介于财政投资和商业银行贷款之间的融资来源，在我国主要是国家开发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等政策性银行，根据国家宏观经济政策要求，向新型城镇化中的基础设施等提供融资。

(三)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借入。

主要是设立城司，通过土地或用财政等政府信用作抵押，从银行取得贷款或者发行建设债券，国家审计署的公告显示，截至2013年6月底，全国各级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206988.65亿元，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29256.49亿元，地方政府债务资金有87%投向了市政建设、土地收储、交通运输、保障性住房等基础性、公益性领域。

(四)地方政府债券。

2011年和2012年两年中央政府在确定的地方政府债券发行规模内，本着自愿原则，选择经济基础较好、债务负担较轻、资本市场发育成熟的上海、浙江、广东、深圳作为地方政府自行发行债券的试点省(市)，其余地区仍由中央财政发行。今年国家又批准了京沪苏浙等十个地方政府自行发债。

(五)商业金融支持。

商业金融体系有着较强的吸纳社会闲散资金的能力，各地在城镇化过程中，通过大力发展商业银行、丰富信贷产品，为新型城镇化建设提供多元化金融服务，推动人口城镇化、产业城镇化、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的协调发展。金融支持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现有金融体制难以有效匹配城镇化建设资金供求双方，与城镇化旺盛的金融需求相比，金融供给总量明显不足，主要存在以下问题:一是财政收入难以长期支持城镇化，尤其是土地财政不可持续。二是政策性金融提供资金及服务能力有限。三是平台融资额度有限且容易累积风险。四是通过资本市场获得的融资有限，大量的社会资本未参与到城镇化建设中。五是农村金融服务存在金融抑制现象，难以满足城镇化建设需要。

四、金融支持新型城镇化的路径选择

解决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金融供给问题，核心是理顺城府和市场功能边界问题。在城镇化建设中，政府与市场功能边界划分存在以下影响因素。

1.资金规模与投入周期。

投资规模大、建设与回收周期长的城镇化建设项目，普遍具有外部性，存在商业效益较低或投资风险较大的问题，呈现明显的公共产品特征，难以通过完全的市场商业性渠道获得金融支持。然而政府资金规模有限，如何调动市场力量，实现政府与市场的有效结合，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2.区域差异与金融发展水平。

不同区域的城镇化发展阶段不同，其金融发展水平也存在较大差异。以东中西部固定资产资金来源结构为例，根据2013年统计年鉴，西部地区经济金融发展相对滞后，国家预算内资金投入占比达12.8%，城镇化建设对财政资金依赖度大大高于东部地区的3.5%与中部地区的4.2%;国内银行信贷仍是城镇化建设的重要资金来源，西部地区金融市场不发达，资金主要依赖于银行信贷，国内贷款投入比例为16.0%，中部与东部地区则分别为8.6%和14.2%;自筹资金主要来源于地方财政、企事业单位贷款、发行债券等，西部地区地方与市场力量较弱，自筹资金比例仅为59.3%，中部与东部地区则分别为76.2%和61.2%。

3.信息透明度。

对于村镇、中西部地区以及部分建设项目，信息透明度相对较低，信息不对称致使商业性金融机构难以发展业务。各级政府需要对这些领域进行合理规划，搭建完善的信息沟通机制，实现市场与政府信息共享，提升信息透明度，健全相关保障机制，保证城镇化建设的顺利进行。

4.风险收益水平。

在城镇化建设中，部分项目具有公共物品特征与公益性质，如垃圾、污水处理等设施建设，难以产生现金流，需要政府通过财政补贴等政策予以支持，保证还款来源。此外，一些行业、项目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风险较高，担保不易落实，还款来源有限，商业性金融机构无力承担，也需要政府介入保障。因此，为解决城镇化建设资金供需的矛盾，推进城镇化建设，必须创新融资模式，明确政府与市场的功能定位，处理好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的关系，根据新型城镇化发展的不同阶段，构建差异化、个性化的长效金融支持体系。

(一)坚持市场主导、政府引导。

建立透明的收费制度加强项目现金流建设，推进公私合营PPP项目的选择，以责权利对等的合约规范各种经营主体的经营行为，吸引社会进入市政公用事业领域。财政资金主要支持无现金流、无收益的纯公益性项目，并通过建立财政资金引导基金，全方位吸纳社会各类资金投入新型城镇化建设;政府要积极推进信息透明度、构建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

(二)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融合发展。

积极发挥政策性金融在支持农业、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等方面的作用，拓宽低成本、长周期、安全性高的融资来源渠道;发挥商业性金融在促进产业发展和结构升级方面的优势，加强对城镇化建设中能产生现金流的经营性项目的支持力度，增强对重点产业及中小城市、中小企业的金融供给，实现新型城镇化的产城融合发展。

(三)建立多元化融资渠道。

赋予更多地方政府自主举债权，建立健全地方债券发行管理制度，不断创新市场债等融资工具;大力发展资本市场，推进资产证券化，建立产业链投资基金，为新型城镇化的建设提供多元化的资金支持，发挥市场在资金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城镇化资金保障机制。

(四)推进城镇化金融支持模式动态化发展。

城镇化建设论文篇8

教师对每位学生的层次做到心中有数，更要了解每层学生的学习特点。可参考如下分层：优等生的学习基础好，理解能力较强，积极参与教学活动，有较好的学习习惯。中等生的基础知识不够牢固，知识体系存在一定的漏洞，学习主动性不够。学困生基础差，学习有障碍，对学习不感兴趣，不能很好地参与教学活动，缺乏学习主动性。备课中应根据学生的学习水平，接受能力恰当地设计教学目标。对于优等生应设计有难度的目标，以提高他们对知识的分析、综合和应用能力；对于中等生应设计难易适中的教学目标，并适当加以指导；而对于学困生，应设计低起点的教学目标，让他们易于接受。

2.巧妙设计，分层授课。

设计恰当的教学方法，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指导学生掌握学习内容是课堂教学的重要任务。在教学过程中，根据教学内容，结合学生实际采用集体授课与个别指导相结合的方法。一般来说，优等生基础知识扎实，有很好的学习习惯和正确的学习方法，对他们采用引导探究为主的方法，学生在探索、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学习的自主性得到锻炼，进而培养和发展学生的探索能力和创新能力。中等生基本能够掌握基础知识，也掌握了一定的学习方法，但缺乏勤奋好学的精神和独立思考的习惯，对这一层的学生按学科教学大纲的要求进行教学，注意学习方法的指导和学习能力的培养。后进生缺乏自信心，知识欠缺多，没有良好的学习习惯，在课堂上应按学科教学大纲的基本要求进行教学，注重基本知识的落实，学习习惯的培养，学习潜能的开发，在教师的直接指导下，学会思考，掌握学习方法，督促完成学习任务。

3.针对差异，分层练习。

中小学教学中，学生的课业练习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分层教学中，分层练习的作用更是不容轻视。如何使各层次学生能真正从练习中有所进步，“掌握尺度”设计不同层次的练习题是分层练习的重要一环。练习题的设计要根据大纲要求，结合教学内容和学生的学习程度设计了高、中、低三个层次形成性练习，第一层针对优等生可设计对新知识深度挖掘、具有挑战性的练习题，激发优等生的探索欲望。第二层根据新知识点的变化设计稍有难度的习题，中等生仔细思考后可以顺利完成，后进生努力后也可以做出来。第三层针对学困生，尽量根据大纲的基本要求设计基础练习题，提高学生练习的自信心。

4.根据差异，分层评价。

作为教师，应始终把教学评价作为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有力手段。分别对待、客观评价是中小学教学评价的基本原则。教学中，针对不同层次学生的学习状况，教师要采用不同的评价标准。一改过去单一的期中、期末测试为课堂提问、口头评价、课后作业、阶段性测试相结合的综合评价。老师的评价不仅仅着眼于某个学生在何层面上，还要以发展的观点，充分挖掘学生学习中的“亮点”，以此来调动学生向更高一层努力。

城镇化建设论文篇9

（一）优势分析1.信息成本和价值优势。信息不对称是影响金融资源配给的重要因素。融资平台的政府背景使其在政策信息获取方面处于绝对优势地位，它可以从各政府机关、民间企业广泛收集信息，有些信息在民间难以获得，如果将这些信息准确把握并策划项目实施，即可形成可持续发展的信息生产力。同时，项目的成功运作和经济效益的实现将产生很强的“溢出效应”，引导其他资金不断进入该领域。2.政府组织增信优势。市场信用是项目融资的必要条件。对于投资期限长、额度大的城镇化社会建设项目，很难找到法人治理结构完善、市场信用良好的法人企业。而政府机构发挥其组织协调优势，对其影响范围内各方面信用资源发挥归集、整理和处置安排，对融资平台风险提供有效担保，形成新的信用增级，即可使融资平台提高商业信用。3.政府资源优势。融资平台由政府出资成立，享有政府特许经营权、土地、国有企业股权、财政建设资金等资源，通过将国有资产及各种资源整合并集中运用，将不动产转化为可投资资金，既盘活政府资产，又促进地方投资，增强地方财力。

（二）劣势分析1.过度负债。地方政府为追求高速经济指标，不顾债务承受能力促使融资平台大量举债拉动投资；同时，商业银行为做大贷款规模并取得即期收益，高估政府信用，对融资平台大量放贷。这些激进的融资政策，带来了财政和金融风险隐患。资产负债期限错配，短贷长投，致使平台现金流不足，面临巨大流动性偿付风险。2.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融资平台具有浓厚的行政色彩，政企不分，导致部分融资平台公司治理薄弱，公司治理制度没有切实执行，偏离现代企业制度发展方向。强行政化使得融资平台经营发展缺乏自，有些甚至成为政府贷款的空壳公司，自身没有实际经营。3.信息透明度低。融资平台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信息披露缺乏，以及财政对融资平台债务情况和担保状况信息的不完全掌握，抑制了外部主体对融资平台负债的约束能力。

（三）机遇分析1.城镇化建设需要融资平台继续发挥作用。中国城镇化建设离不开政府宏观调控，现阶段仍是政府引导经济发展战略。一方面，城镇化速度和质量的提高要求有更完善的基础设施配套。融资平台在基础设施等固定资产投融资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成为实现政府战略的融资主力；另一方面，目前普遍存在的政府债务率高的问题不能仅靠财政收入增加来弥补，而应该依靠融资平台经营能力提高和盈利水平提升来弥补财政资金不足。2.规范发展融资平台，提高业绩。政府融资平台可以国家对政府融资平台清理、规范和整顿为契机，在功能定位、治理结构、信用建设、机制建设和模式创新等方面加以完善，改变过去融资资本实力差、融资结构单一、资本利润率低的状况，整合成市场透明度高、运作规范、治理结构完善的平台公司。在实施有现金流的公益性或非公益性项目时通过融资杠杆撬动社会资金，提高资金运转效率。

（四）挑战分析1.投融资体制不完善。投融资规划不到位，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财政承受能力及债务对经济社会的影响等因素摸底不清楚，致使融资行为盲目；投融资风险内控管理不到位，对政府直接债务、融资平台间接负债、各类或有负债统计不全面，上一级财政不了解下一级财政负债情况，没有制定可操作的风险控制制度；信息披露制度欠缺，金融机构难以获取准确的政府债务信息，导致无法评估合理的融资边界。2.融资机制和模式单一。融资平台资金来源大多是银行贷款，如果现金流与还款期限不相匹配，还款现金流存在断裂风险。大多数融资平台对财政依赖程度高，与土地收入关联度高，一旦财政吃紧或土地出让价格下降，就会造成现金流紧张，还款困难，影响再融资。

二、融资平台发展路径选择

（一）构建统一评级授信机制，提高债务透明度目前，各金融机构分别对融资平台评级授信，由于各自掌握信息的能力不同，有些金融机构很难准确判断融资平台的偿债能力。融资平台资金需求和银行贷款规模扩大需求的一致性促使双方都希望多贷款，在政府债务透明度不高的情况下，造成了融资平台过度负债。为此，需要能够对融资平台进行统一评级授信的机构，其他金融机构在此评级授信范围内开展业务，从而控制融资总量保证不突破偿债能力。一是需要掌握平台债务结构信息，以确定总债务负担。二是考察平台总营运资金是否连续三年至五年做到预算平衡。三是确定平台可得到的地方税和政府间接收入具体款项，以及收集有关税收征得率和地方预算对特定收入来源依赖程度的历史记录。四是评估平台所处整体社会经济环境。另外，公开融资平台债务信息，包括依赖政府财政资金还款情况、依靠自身经营现金流还款情况和抵质押物情况，积极制定政府对融资平台的债务集中统一管理办法，提高信息对称性。

（二）不同平台分类处置按照还款来源，对完全依靠政府财政还款或担保还款的融资平台，要重点监测、关注财政风险、逐步化解转型，综合考虑地方财政收支情况和债务水平，逐步降低其负债水平，进而向有经营收益的方向发展；对于部分依靠财政还款、部分依靠自身收益的融资平台，要合理分析平台的投资经营状况与地方债务情况，充分发挥经营项目市场效益，借助政府信用实现公司可持续发展，积极构建混合型融资平台；对于完全依靠自身经营收入还款的融资平台，积极支持其做大做强，谋求多元融资渠道。按照贷款模式，对于省带市（县）贷款模式的融资平台，尝试建立统一化省级平台，整合资金和资源，利用市场化手段，通过多渠道募集资金，以落实重大项目配套资金、补充项目建设资金，实现政府投资引导意图；对于市带县贷款模式的融资平台，应着重强化治理结构建设，规范投融资决策和管理，加强公司信用，弱化政府信用，加强债务风险管控；对于县直贷模式，应控制县财政实力弱、平台经营能力弱的融资平台贷款。

（三）打造产业融资平台成立政府的产业投资平台，代替政府作为出资人，根据地方产业政策，以股权形式进行投资，以支持关系国计民生的项目或重点发展的高新企业发展。平成投资后可以每年获得分红收益，或在适当的时候转让股权实现投资收益。一方面可以开拓投资资金来源，顺利实现政策意图；另一方面采用市场化方式进行运作管理，有利于提高投资效率。

城镇化建设论文篇10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 乡村旅游 互动发展

中图分类号：F5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98X（2014）03（b）-0170-02

党的十之后，“新型城镇化”业已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城镇化未来将成为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载体，更是撬动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快速发展的新型城镇化，正在成为中国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强大引擎。与此同时，在后工业化的发展过程中，乡村旅游意义重大，焕发出蓬勃的生机，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其中很多都需要在乡村旅游发展中落实，发展乡村旅游，已不单纯是为发挥乡村资源的经济价值、丰富旅游产品的类型，更重要的是，已经成为解决“三农”问题、提高“三农”发展绩效、实现“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的重要途径。新型城镇化建设与乡村旅游发展在新时期必将相互作用，产生诸多互动的可能与机会。在此背景下，探讨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旅游的互动发展具有积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1 相关概念

1.1 新型城镇化

新型城镇化最早于2007年提出，十正式确定了新型城镇化的概念，指出新型城镇化是以城乡统筹、城乡一体、产城互动、节约集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为基本特征的城镇化，是大中小城市、小城镇、新型农村社区协调发展、互促共进的城镇化。

1.2 互动

“互动”有“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之意。《中国大百科全书》对“互动”的定义是：互动首先是一个过程，有自我互动、人际互动和社会互动3个阶段组成的过程，其实质是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往返活动，是主体和客体之间的沟通。互动是行为主体借助于一定的手段，与他人（或环境）和自己相互作用、影响的过程。

2 研究现状

2.1 国外城市化建设与乡村旅游发展相互关系研究

在Elsevier-Science Direct 学术期刊上以“rural tourismurbanization”为关键词进行搜索，主要来自于《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和《Tourism management》两本杂志，但可供参考的文献较少，且年代较早。

Marc Antrop（2004）通过研究发现多数欧洲国家城镇人口已达到80%，城市化进程影响到了主要城市，较小的定居点，甚至是偏远的农村，并影响欧洲传统文化景观的变化。Erdo?an Atmi，Sezgin zden，Wietze Lise（2007）在研究中评估了城市的生物质加热、教育设施、定居点、娱乐、旅游、就业的需求对天然森林造成的各种压力。

国外关于城市化建设与乡村旅游发展相互关系的研究很少。但国外专家学者普遍认为城镇化进程对乡村旅游的发展有一定影响。

2.2 国内城镇化建设与乡村旅游发展相互关系研究

在推动城乡一体化建设中，国内部分学者将城镇化建设与乡村旅游发展进行一定研究。在知网学术期刊上以“乡村旅游・城镇化”为关键词进行搜索，经过深入的分析与筛选，选取了一部分文献进行了分析。

蒙睿，刘嘉纬，杨春宇（2002）认为乡村旅游的开展促进了西部城镇化的进程，而西部城镇化的进程又为发展乡村旅游开拓了空间，二者之间是作用与反作用的互动关系。曾天雄（2007）通过论述乡村旅游与城镇化的相互影响，认为推进城镇化建设对乡村旅游的发展有良好的促进作用。董翠珠（2007）研究表明乡村旅游一定程度上对我国城市化进程有一定影响，尤其对于农村向城镇化方向发展产生巨大影响。城市化进程也反过来影响着乡村旅游业的发展。邱玉华、吴宜进（2012）从我国乡村旅游面临的困境为切入点，深入研究了城镇化进程对乡村旅游发展的空间维度、时间维度和文化维度影响。

通过对文献的总结与梳理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专家学者普遍认为城镇化建设与乡村旅游存在良性互动关系，且二者的互动发展业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不可否认的是在二者互动发展的过程中仍存在诸多的问题和障碍亟待解决，良性互动的路径选择针对性和系统性不强。

2.3 研究述评

国外对城市化发展与乡村旅游发展相互关系的研究文献很少，研究主要集中为城市化发展对乡村旅游不良影响方面，还凸显出“理论研究少，个案研究多”的特征。但通过对国外文献的梳理，对于我国城镇化建设中乡村旅游的发展具有一定的指导和借鉴意义，有益于实现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旅游的良性互动发展。

国内专家学者对于城镇化和乡村旅游的互动发展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研究，多数专家学者的研究侧重于城镇化建设对乡村旅游发展影响；少数学者虽然对城镇化建设与乡村旅游发展互动发展进行了研究，但对其二者的互动关系的论证不够深入，没有扎实的理论支撑，互动的机制不够系统，互动的模式和路径不够有针对性。另外受限于新型城镇化建设新鲜出炉，新型城镇化建设与乡村旅游发展互动发展研究仍是一个空白。

总之，国际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但西方特色浓郁；而我国，城镇化建设与乡村旅游发展的互动研究还不成熟，因此，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旅游发展互动研究应借鉴国外有益经验，同时立足本国实际，注重研究的实践和应用价值。

3 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旅游互动发展的论证

3.1 空间相互作用理论

空间相互作用理论最早由美国地理学家乌尔曼（E.L.Ullman）于20世纪50年代提出，他在其文章《运输的作用和交互影响的基础》中，从供需关系角度出发，对空间相互作用产生所需的互补性、中介机会和可达性等前提条件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互补性指当两地之间一方能够提供某种产品或服务，而另一方对该商品或服务有需求，两地间的相互作用才能实现。可达性是指区域之间进行货物、资金、人员、技术、信息等传输的可能性。中介机会，是指当商品或服务在两地间流动时，可以提供该商品或服务或是消费该商品或服务的第三地的出现，就称为产生了中介机会。这一原理具有典型的实际意义，强调了空间作用的可选择性，即并非所有因素都可以成为空间作用的载体，不是所有动力都可以实现空间相互作用的。

本研究借用霍华德的“三磁铁”模型认为，首先，新型城镇化建设将使更多的人远离乡村，渴望重返自然，与此同时，乡村旅游地具备丰富的乡村风貌、风俗、风情及风物资源，能够吸引城镇居民产生乡村旅游需求；其次，乡村旅游地一般社会化程度较低，普遍欠缺便捷完善的水电交通通讯等配套基础设施，而新型城镇化建设能够为乡村旅游发展营造高规格的基础设施，提高乡村旅游地的社会性；总之，乡村旅游发展与新型城镇化建设之间存在供需关系，构成了二者之间空间相互作用的互补性。至于空间相互作用的可达性，即能否实现资源传输的可能，在霍华德“三磁铁”模型中，田园城市的构想兼顾了人类社会和自然的美丽景色，将农业区、工业区和居住区相结合，将城市和乡村结合，形成城乡一体化的城市，与新型城镇化建设在某些功能上具有相似性，新型城镇化强调城乡统筹、城乡一体、产城互动、生态宜居及和谐发展，必将既兼顾城镇居民的生态需求，又关注乡村旅游地的发展需求，选择最佳的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旅游互动发展路径。总之，新型城镇化建设与乡村旅游发展具有互补性、可达性及中介机会等互动三前提，因此，新型城镇化建设与乡村旅游发展适用空间相互作用理论，能够实现二者的互动发展，必将在有效路径的作用下实现二者的良性互动发展。

3.2 利益相关理论

“利益相关者”源于管理学，是由斯坦福研究中心的研究员首次提出，并把它定义为“没有它们的支持组织就不能存在的团体"，此后该理论之后被应用于企业治理中。1984年，弗里曼在其出版的《战略管理：一种利益相关者的方法》一书中，将“利益相关者”界定为那些能影响企业目标的实现或被企业目标的实现所影响的个人或群体，这一概念得到了人们的普遍认可并标志着利益相关者理论的正式形成，该理论是对传统企业“股东至上”逻辑的反叛。

利益相关者理论在旅游领域中的应用，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从研究内容来看主要包括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理论方面，集中为旅游规划和管理中的利益相关者管理理论与管理方法研究；实践方面，在旅游规划与旅游目的地管理中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应用及应用效果评价。国内研究刚起步，包括在旅游规划中的利益相关者研究、旅游目的地或旅游企业管理中的利益相关者研究、利益相关者理论在生态旅游中的运用等方面。

本研究中，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利益相关者包括国家、政府相关职能部门、未来城镇居民、建设参与企业及企业内部利益群体、周边乡村及农民、旅游环保组织等，这些利益相关者都将影响或者被影响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进程与效果，与新型城镇化的建设密切相关，他们有的是新型城镇的使用者，有的担负着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责任和风险，有的是新型城镇建设的实施者，有的决定着城镇化建设效果，新型城镇化建设必须要考虑到他们的利益，朝着多方同存共赢的目标前进，尽可能实现各方利益最大化。与此同时，乡村旅游的发展也涉及到多方利益群体，主要包括政府部门、社区居民、旅游经营者、旅游者和旅游环保组织等，政府部门是乡村旅游的引导者，社区居民是乡村旅游的开拓者和生力军，旅游经营者是乡村旅游的执行者，旅游者是乡村旅游的体验者，旅游环保组织是乡村旅游的监督者，这些利益相关者影响着我国乡村旅游的发展进程，现阶段对实现我国乡村旅游的转型升级至关重要，兼顾乡村旅游各方利益群体的利益是新时期乡村旅游发展的重要研究议题。

综上所述，新型城镇化建设和乡村旅游发展中涉及到主要利益相关者的交叉与重叠，新型城镇化建设和乡村旅游发展具有高度的利益相关性，二者利益的兼顾必能实现各方利益最大化，并最终实现和谐共赢的发展目标。由此可见，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旅游适用利益相关者理论，二者存在互动发展的基础和条件。

4 结语

新型城镇化以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基本特征，以以人为本为核心价值，它与乡村旅游提高“三农绩效”，实现“以人为本的城镇化”的目标具有共同的价值取向，在此基础上，本文本文运用空间相互作用理论和利益相关者理论，对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旅游的互动发展进行了积极论证，认为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旅游在新时期必将实现互动发展。

参考文献

[1] 张占仓.河南省新型城镇化战略研究[J].经济地理，2010（9）.

[2] 林峰.旅游引导的新型城镇化[M].北京： 中国旅游出版社， 2013.

[3] 徐绍玲.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四川乡村旅游发展模式研究[D].成都：西南交通大学，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