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语言哲学流变的意义阐释

摘要：西方语言哲学众多学派在对意义的探究中形成了自身的研究体系。梳理语言意义理论的流变及其影响可以发现，形式语义学关注语言的逻辑功能和意义的确定性，语境决定论强调语境在意义解读中的作用。在关于意义阐释的西方语言哲学理论中，语言用法论主张意义即使用，语言意义呈现多义性和动态性，影响了语言哲学研究内涵的演变。在现代技术推动的大数据时代背景下，语料库语言学研究注重意义单位的考察，构建了意义共享机制的研究范式，这些思想体现了语义和语用的互动关系，对未来的意义研究产生了深刻影响。

关键词：语言哲学；意义阐释；语言用法论；意义单位

一、引言

从古至今，哲学与语言研究的关系源远流长，对语言意义的探索更是哲学研究的核心议题之一。西方哲学研究的范畴和方法不断发展，实现了从本体论到认识论到语言转向的转变过程，在各个阶段关注的焦点也大相径庭。本体论试图探究世界的最终构成成分和宇宙的本原，在认识论转向中，哲学研究认为认识的基础和语言意义息息相关。此后西方哲学愈来愈重视对语言的研究，语言转向成为西方哲学中的一场重要革命，哲学研究的中心任务之一就是对语言进行分析[1]。事实上，在西方哲学的发展过程中，不论探索存在还是研究认识，都需要首先澄清语词的意义[2]。语言和意义的关系一直是哲学研究的重中之重，如何确定及阐释意义是困扰语言学家和哲学家的共同难题。在探讨语言和世界的关系时，对语言意义进行探讨的众多学派各持己见。在对意义研究的各种理论之中，形式语义学和语境决定论的观点截然不同。形式语义学主张意义体系在逻辑中有明确的设定，而语境决定论认为应该在语言使用中探究意义。此后指称论和使用论从不同角度探讨了词语的意义。指称论主要关注符号与指称之间的关系，追求指称的确定性和绝对性；使用论则根据语境考察词语的意义，其主要倡导者包括维特根斯坦、弗斯等意义使用论者。在对语言意义进行研究的过程中，维特根斯坦早期注重语言研究中逻辑关系的发现，后期则重视日常语言分析，提出语言游戏论和语言用法论等重要理论，其核心观点是意义即使用[3]。语境论认为语境对于话语理解和意义阐释具有重要作用，人们通过各种语境因素理解语言并依赖语境进行言语交际。语言使用论强调词语的意义由用法决定，将意义、用法和语境联系起来，成为语言研究发展历史中的里程碑。随着计算机技术的进步，语料库语言学研究者以崭新的方法和视角对意义进行探索，基于对真实数据的考察提出意义单位和意义共享机制，认为词语不仅分享搭配词的意义，而且对语境贡献特定的意义氛围。这些观点汲取了语言使用论的重要思想，结合了大数据时代的先进统计方法，使语言意义研究超越了传统的研究范式。

二、形式语义学和语境决定论的分歧

在关于语言意义的研究中，较有影响力的有两大主要阵营：形式语义学和语境决定论[4]。形式语义学关注语言的逻辑功能，主张意义体系在逻辑中有明确的设定，目标是以一种精确的方式处理自然语言的客观意义。在传统语义学的研究范畴中，研究者重视语言的逻辑功能，认为词语具有确定的意义和指称。指称论主张只有具备确定指称的词语才有意义，追求指称的唯一性和绝对所指。该理论存在的问题在于，有些词语或是没有具体的指称，或是必须通过语境来确定指称，它们并没有唯一的指称。指称论影响了语言研究中理想语言学派的观点。理想语言学派在研究意义的过程中，强调概念的确定性和表达的明晰性。这种语义分析方法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语言哲学对意义的界定，但是，形式理性主义过分关注语言的语形层面，强调在知识体系构建中对逻辑关系的发现，在逻辑分析时采用静态的研究方法，没有考虑到社会历史发展的背景，未能动态地结合语境进行逻辑关系的研究，对意义的考察不够客观全面。在长期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词语在不同语境中表现出意义的变化性和不可预料性，无法具有绝对的确定性。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模糊性和不确定性是词语意义的根本属性。比如在汉语中对时间、空间等维度的划分上，“前”有时表示过去，如“以前、前不久”；有时表示未来，如“向前进、前途无量”，这些例子反映了词语意义的多样性。随着语义学和语用学等领域的发展，对意义的研究不再静态地关注语言和逻辑的关系，而是根据语境对语言意义进行相应的解读，语境成为意义阐释的一个重要因素。由于人类所有的知识经验均是随着历史、文化、社会等环境的变化而改变，词语也只有在具体的语境中获得特定意义。因此，意义研究由早期的关注微观语义分析，逐渐转向为整体的语用解读，语境被视为意义解释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因素。形式语义学和语境决定论的分歧，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西方哲学意义研究领域的两大对立理论：原子论和整体论。原子论认为意义是构成语句的各个单词语义的相加，因为语义主要依赖于句子的意义，而句子意义由词语的意义来决定。整体论则认为孤立的词语或句子不能决定意义，词语和句子只有在整个语言系统中才拥有意义。由于孤立的词语意义往往是不确定的，需要将词语的语言环境作为确定意义的重要因素，因此语境因素日益受到研究者的重视。语境概念和意义的探讨关系密切，一般认为语境包括言内语境和言外语境。言内语境即语言性语境，指语言的上下文；言外语境主要包括文化背景、社会背景、活动发生的情境等，我们在研究意义时无法脱离语境。语境是语用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概念。莫里斯创立了行为主义语用学理论，认为符号具有三种类型的关系，语形学研究符号与符号的关系，语义学分析符号与对象的关系，语用学则关注符号与使用者之间的关系[5]。在语用学研究中，语言的本质是言语行为的集合，而非符号与句子的集合，语用规则阐述了解释者所处的条件，任何规则的使用都是某种行为，对行为的具体解释依赖于语境。事实上，无论是在追寻意义自身规律的过程中，还是在语言使用中进行的意义研究，都不能从根本上摆脱语境这一重要因素[6]。语言哲学家维特根斯坦提出的“语言用法论”凸显了语境的作用，他认为自然语言常常会出现歧义或模糊等性质，这些特点体现了语言的丰富性。

三、语言用法论视域下的意义观

在西方哲学关于意义研究的众多理论中，维特根斯坦的语言用法论挑战了以往研究中许多根深蒂固的观念，对意义阐释产生了深远影响。他在研究意义的过程中提出了语言游戏论、家族相似性等重要观点。这些观点互相交织，互相联系，其中语言用法论是核心理论成分。他早期关注理想语言研究，后期则转向研究日常语言，强调意义的情景规定性和语境的特定性。维特根斯坦认为研究语言的出发点不应是句子的真或假，语言的主要功能是为了表达某种意图或完成某种行为。他强调语言的应用功能，在后期著作《哲学研究》中提出了著名的“语言用法论”，认为语言只有在使用中才有价值，语言表达应置于特定的语境中考察。这一理论将语境视为语言研究中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一个词并没有由一种独立于我们的力量所赋予它的意义”[3]。换言之，词语的意义并非由它的指称所决定，而是根据主体间的规约来解释，和特定的解释者相关。维特根斯坦将语言形象地比作工具，声称词语的功能如同工具的功能一样变化万千。工具的用途因场合而异，语言也根据语境变化而意义不同。在日常生活中，许多词语在不同场合所传递的意图可能千差万别。例如，如果有人说出“狗”这个词，他可能是为了引起你对狗的兴趣，也可能是提醒你当心那条狗，抑或有其他目的。通过这种生动的实例和比喻，维特根斯坦试图向我们表明，正如各种工具一样，词语本身没有确定的用途，意义存在于使用之中，根据语境不同而变化，他的语言哲学观对意义研究产生了深刻启示。维特根斯坦提出语言游戏论对说话方式进行阐释，认为不同的说话方式和游戏规则有关，这就将语言分析从语义角度转向语用角度，采用语用分析方法来揭示语言的多样性。在这一理论视角下，语言被比作游戏，人们在游戏的场景中来交流和理解。在语言游戏观中，语言、现实和人的活动密切联系，而非各自封闭的体系。每个人的说话方式体现了思维方式，进而反映了不同的生活方式。这些说话方式、思维方式、生活方式构成了意义的不同语境，脱离了语境去解释某一理论犹如无本之木。语言游戏论为研究语言提供了很好的启示，游戏所提供的活动场景和语境概念有异曲同工之处，我们往往在具体的场景中进行游戏，在特定的语境中理解语言。在语言游戏论的基础上，维特根斯坦进一步提出了家族相似性的概念。维特根斯坦对“游戏”一词进行了这样的解释：“例如看看棋类游戏，看看它们的各种亲缘关系。现在转到牌类游戏上：你会发现有很多和第一类游戏相似的东西，但很多共同点消失了，另一些共同点出现了。再转到球类游戏，有些共同点还在，但很多又没有了。”[3]各种游戏活动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就好比一个家族里面的成员之间会有相似特点，但是整个家族成员很少拥有一个共同点，维特根斯坦把成员间的这种关系称为“家族相似性”。家族相似性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语言的模糊性，摒弃了对语言分析的形式化追求，注重概念的多样性。维特根斯坦着眼于人们使用语言的动态活动，认为生活形式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通行的、以特定的、历史地继承下来的风俗、习惯、制度、传统等为基础的人们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总体或局部”[7]。其中的风俗、习惯等因素和广义的语境概念是一致的。在语言游戏论中，语言意义呈现出动态性和模糊性，日常语言游戏中的语言面貌不同于逻辑世界的语言。语言游戏论和家族相似性等理论质疑了逻辑分析的方法，反对语言研究的形式化倾向。逻辑分析要求语言表达的确定性，而家族相似性承认概念的模糊性。由于意义具有模糊性，我们很难使用逻辑语言规定词语的意义，必须根据具体语境来确定词语的意义和用法。事实上在我们日常生活所使用的语言中，无法严格规定概念的使用，这一特点也是我们思维的模糊性所需要的。在某些情况下，对思维的表达不需要很高程度的概念精确性；语义模糊性实际上是语言丰富性的一种体现，使语境成为意义阐释中的一个重要因素[8]。语言用法论强调语言使用的灵活性和意义的动态性，认为语境在确定词语意义过程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影响了对语言意义的研究方向，因此意义解读和语境因素密切相关。维特根斯坦认为意义即用法，他提出的语言游戏论等观点不囿于语言的形式化分析，将意义研究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英国哲学家奥斯汀发展了维特根斯坦的意义用法论，创立“言语行为理论”，成为语言分析哲学日常派的主要代表人物。针对逻辑实证主义的真值条件，奥斯汀提出语言现象学应成为日常语言的研究方法，并基于语言现象学探讨传统哲学问题。当时哲学界通行的做法是：不管何种句子，都要拿命题跟事实对照，都要判断“真假”。但是许多句子无法证实真假，只能区分是否真诚或恰当。言语行为理论针对这种谬误，将陈述句按照功能区分为“言有所述”与“言有所为”两类，并进一步提出著名的“言语行为三分说”：说话行为、施事行为和取效行为[9]。奥斯汀聚焦于言语中所包含的语用力量和实施的功能，为从语用角度探讨语言奠定了理论基础，将语言意义研究纳入了新的范畴。由于语言是建构人的行为含义的重要工具，在意义追问中应关注语用和使用者等人文因素[10]。孤立的词语往往在语义上具有不确定性，将语境纳入考察范畴为意义阐释提供了新的视角。

四、语境论与意义单位

在关于意义研究的各个学派中，由于逻辑经验主义对意义的解释不断受到质疑，学者开始寻求其他方式来阐释意义。在后期维特根斯坦的哲学视角下，语言的逻辑功能应该被淡化，要重视语言的多义性、意义的模糊性，对词语意义的考察不再受制于逻辑分析的规定性。这一观点摒弃了语义分析中对意义唯一性的片面追求，将语境视为意义研究中的一个必要因素。语言游戏论实际上是在语用学的基础上寻求哲学研究的新途径，将语言学研究和哲学思考密切联系起来。我们的日常语言经常会出现模糊、不确定等现象，这些特点正是自然语言丰富性的表现。语言用法论系统地探讨了意义和用法的关系，强调语境在意义解释中的重要性。语言学家弗斯提出的语境论及辛克莱提出的意义共享机制都汲取了维特根斯坦的意义观。日常语言学派的思想和语言用法论一脉相承，都强调语言的应用功能，认为语言的意义与功能存在于真实的语言使用之中。这一观点对后来的语言哲学研究产生了深刻影响。语境论者认为应从语言使用的语境出发分析句子意义，其研究取向滥觞于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思想。他们继承并发展了语言使用论的核心思想，超越语言的言有所述而重视语言的言有所为，创立了语用学的重要奠基理论。语境论从语境因素及其联系之中分析语句的意义，而不将意义囿于真值的确定性，极大地丰富了对语言意义的研究。语言意义总是受到来自各种语境层面的影响，语言学家弗斯提出语境论，认为意义体现于它在语言中的使用，词语意义受到出现于同一语境相邻词语的影响[11]。我们在语言交际中使用的词语，大多具有多义性和不确定性，它们实现的意义要通过上下文来体现。以英语中的万能动词为例（如have、make、do等），它们的意义因词语搭配不同而异。即使一些普通词语，其包含的意义也会随语境而变。语言意义的发展趋势正在从强调意义的确定性转向不确定性，语言意义理论的变化对许多领域，包括翻译研究范式都产生很大影响[12]。孤立的词语常常具有歧义，要通过语境才能确定其具体意义。对语境的关注已逐渐成为语用学研究范畴的一个核心内容。在探讨语言意义时，哲学家格莱斯提出“会话含义理论”，对语言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格莱斯提出语言交际中的会话合作原则，“在参与交谈时，要使你说的话符合你所参与交谈的公认目的或方向”。合作原则具体包括四个准则：量的准则、质的准则、关系准则和方式准则[13]。根据合作原则，人们在交际中一般会遵守会话基本原则，互相配合以便实现会话目的。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违反合作原则的话语也屡见不鲜。有些对话看似互不关联，实际上说话者可能意欲表达某种特殊含义，即隐含的会话含义，这时候需要透过话语的字面意义去推导言外之意，根据语境对话语进行推理。格莱斯区分了“自然意义”和“非自然意义”，认为非自然意义传递说话人意图，应成为语言研究的焦点。自然意义一般表示客观实际情况，不传达交际者的意图，如满天乌云意味着将要下雨。非自然意义常常和言语行为相关，如天冷的时候客人可以通过表达感受来提示服务员关窗。格莱斯认为非自然意义应该符合以下条件，当讲话者产出的言语意在对听者产生某种效果时，听者领会到讲话者的目的并实现它。在语言交际过程中，如果交际双方对讲话者的意图达成共识，交流就能够顺畅进行。自然意义和非自然意义的区分表明，在日常会话中有些句子的意义并不等于真值条件，和逻辑语言中的运算功能符号也并非完全对等。格莱斯的哲学理论跳出了传统的语义学研究模式，解释了人们在会话中产生的违背合作原则的现象，使意义研究由语义转向语用，为意义研究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格莱斯的会话含义理论基础上，塞尔提出了较为系统的心理意向理论。塞尔认为，人们的心理状态通常都与某种事态或对象相关，这种心理状态的关于性或指向性被称为“意向性”[14]。塞尔声称语用话语不仅是语言符号的使用，它展示了说话者的心声。人们说话时把意向性转移到本身并无意义的符号中，因此意向性是言语行为的一个重要特征。近年，认知科学家借助人工智能来模拟人类的认知能力。塞尔通过分析认知主义探讨了心智本质特征，将人工智能区分为弱人工智能和强人工智能[15]。弱人工智能认为，计算机有助于人类研究心理现象，使研究者能够深入考察人类的认知能力。强人工智能则认为，计算机不仅是研究工具，如果配备合适的程序就可以拥有与人类意义相同的心智。塞尔反对强人工智能观，认为人的心理不同于计算机思维的本质特征。因为意识具有语义属性，而计算机思维只有句法和形式方面的特征，进行人工智能模拟的计算机并不具有语义特性。我们用抽象的符号来表述计算机运行过程，这些符号并不具有语义内容。塞尔的理论强调了语言的意义和人心的意向性，关注说话者的心理状态对意义产生的影响，克服了单纯研究语言形式的局限性。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和统计技术的发展，语料库语言学家在追寻意义的过程中提出了新的研究范畴，辛克莱在对意义的阐释过程中提出了“意义单位”这一重要概念[16]。他根据语料库提供的海量数据，详尽分析了和意义研究密切相关的搭配、短语等概念，认为语言中的固定和半固定短语是能够表达较为完整意义的最小单位。由于短语提供了词语出现的典型语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意义的模糊性。辛克莱在阐述意义单位时认为意义的探讨和语境密不可分，意义单位涵盖了说话人的交际意图，将意义和功能集合于一体。由于词语的意义往往由体现了一定语境的短语来实现，辛克莱主张语言的本质是短语化的。这些观点有力推进了语言学的发展，为意义的探求开辟了新的思路。语料库语言学研究基于真实使用的数据，根据自然发生的文本考察语言意义，构建的理论体系较好地反映了语言的特点。辛克莱在考察大量语料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意义共享机制，认为词语不仅分享共文中其他词语的意义，又在特定的语境中对搭配词贡献意义。意义共享机制关注词语在一定语境中的意义实现特征，可以较好地解释人们在语言交际中的话语期待现象。这些观点不仅为语言研究提供了和以往不同的研究范式，也为外语教学中的意义解释提供了很好的借鉴。我们在解读词语意义时不仅要了解词语的语义信息，还要知道词语的使用环境、典型搭配、语用功能等各种信息。此外，我们应根据社会文化等语境因素，比如说话者的社会背景、话语情景等非语言因素，动态地解读词语的意义，这些因素可以从语料库标注的信息中获得。语料库为意义阐释提供源源不断的数据，基于语料库的实证研究方法客观地揭示了语言发展趋势。

五、结语

综观西方语言哲学对意义的探讨可以发现，研究者对意义的解读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由单一化向多元化、确定性向不确定性发展。语言意义不是封闭自足的，对意义的研究无法忽视语境，词语的意义会传染给语境内的相邻伙伴。语言使用论认为意义即用法，在对语言意义的阐释中重视语境因素，关注意义的多样性和模糊性。语境论认为孤立的词语没有确定的意义，重视语言情景对意义的调节功能，对语义学、语用学和其他研究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随着会话含义理论、意向性理论等研究的发展，说话者的动机、目的、意向等因素成为语言哲学家关注的焦点。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语料库语言学在对意义的研究中汲取了语言使用论的思想，提出意义单位和意义共享机制，认为词语在特定语境中和搭配词共享意义，这些观点和语言使用论有深刻的哲学渊源。综上所述，西方语言哲学思潮的发展不仅为意义研究带来了新的思路，而且丰富了语言哲学演变的内涵。在未来的语言研究中，我们要依据真实语言数据，结合词语的语境考察语言意义，从意向性、语用功能等多个维度进行意义解读。

作者:孙海燕 单位:河南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