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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国家范文10篇

时间：2023-04-01 11:50:03

西方国家

西方国家范文篇1

一、议会是政党活动的核心场所

政党与议会的这一层关系大体上可以从政党的产生、政党的性质及议会在国家政治体制中的地位等三个方面体现出来，试述如下：

政党是在近代议会民主制度基础上形成的。早在17、18世纪的英国议会、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国民公会和美国费城制宪会议中，因政治主张的不同而出现了议员联盟，如在英国，在讨论旨在取消詹姆士二世的王位继承权的《排斥法案》时，形成被称为“辉格党”的支持派和被称为“托利党”的反对派；在美国，因对联邦与州的关系主张不同，而出现主张加强联邦政府权力的“联邦党”和主张维护州的民主权利的“反联邦党”；在法国大革命时期，更是政治派别众多。它们是西方首批政党的雏形或萌芽。19世纪，随着选举制度的发展，原来主要局限于议会内活动的政治派别，纷纷走出议会，在全国各地建立了选举委员会。当这些选举委员会联合起来建立全国性组织时，就形成了第一批政党，如保守党、自由党、激进党等。此后，资产阶级革命成功的国家里，在议会制的基础上纷纷效仿英、法、美的做法组建政党。由此可见，虽然西方国家的政党具体产生方式有所不同，但是有一点它们是共通的，这些国家的议会民主为政党的形成和政党制度的确立提供了制度空间、创造了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说，政党脱胎于议会，议会是政党的母体，所以政党自其产生的那一刻起，它就是以议会为活动场所的。

政党在西方国家产生之初，其价值和进步因素并没有得到认可，相反，曾遭到普遍的批判，如美国第一任总统、开国元勋乔治·华盛顿在写他那篇著名的《告别词》时所想到的政党一词的含义是这样的：“一个派别对另一个派别的交替统治，由于党派纷争所产生的天然报复心理而使斗争愈演愈烈。在不同的时代和国家中，这种交替统治干下了最令人厌恶的罪行，它本身就是一种可怕的专制主义。”[1]美国的另一位缔造者詹姆斯·麦迪逊也曾表述过类似观点，他在《联邦主义派》一书中写道：“依照我的理解，所谓派别就是由于某些共同感情或利益的推动而彼此结合和行动起来的若干公民（不论占全体公民中的多数或少数），他们的感情或利益，是违背其他公民的权利或社会的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的。”[2]当然，和许多思想家一样，后来麦迪逊对政党的看法有修正。那么，为什么早期的思想家们会对政党持批判的态度呢？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囿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没能正确理解政党的性质，而把政党等同于历史上曾经存在的宗派，类似于我国历史上存在过的朋党。事实上，政党与宗派在性质上是有根本区别的。宗派是以私人的利益以及私人之间的感情关系为基础建立的小团体。它以追求私人利益为目标，因此，其往往把自己的活动凌驾于社会的整体之上，损害公共利益以满足宗派成员的一己私利。而政党虽然也是一部分人组成的团体，但这个部分是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它考虑问题的出发点是整体的利益，它为了整体而行动，诚如18世纪英国著名政治思想家伯克所言：“党派是团结一致的人组成的团体，目的是在一些共同认可的特定原则的指导下，通过共同的努力推动国家利益(nationalinterest)。”[3]从伯克给政党下的这个定义可以看出，政党对宗派的超越是因为它们建立的基础不仅仅是利益和情感，还有共同的政治原则，并且它的奋斗目标是促进国家利益。当然，政党与宗派之间的实际区别有时并不总是那么清晰的，因为有时候很难判断一个团体到底是在为整体利益而行动还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而行动，而且更为糟糕的是，一个为整体利益而行动的政党也很有可能退化为为私人利益而行动的宗派。对于这样一种危险性，作为有着对权力高度警惕和不信任传统的西方民族来说，并不太难预见。当然，西方国家并没有因噎废食，相反，他们不断探索避免或减少这种危险性的方式。目前，西方国家所采用的方式主要有两条：一方面通过宪法，甚至专门的政党法对政党的地位、作用、组织原则和组织活动等问题进行法律规范。如法国宪法第四条规定：“各政党和政治团体协助选举表达意见……它们应该遵守国家主权原则和民主原则。”意大利宪法第四十九条也规定：“为了在确定国家政策方针方面以民主方式进行合作，全体公民有自由地组织政党之权利。”德国《基本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各政党应互相协作以实现国民的政治愿望。它们的建立是自由的。它们的内部组织必须与民主原则相符合。它们的经费来源必须公之于众。”此外，德国专门制定政党法对政党的地位、作用、组织原则和组织活动等问题进行了规定。另一方面通过多党或两党竞争性选举，使政党周期性地接受公民的检验。实践表明，政党为了在竞争性选举中获得多数选民的支持，它就必须不断对人民的要求作出回应、反映民意。这样，就较好地防止了政党堕落成宗派。由此可见，在西方人看来，政党在性质上应当是以整体利益为依归的，同时，为了保证政党不至于沦落为追求私人利益的宗派，定期的竞争性选举是必须的。而我们知道，无论是政党追求整体利益，还是进行竞争性选举都离不开议会这个大舞台。（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当然，我们说在西方国家议会是政党活动的核心场所，这并不意味着它就是惟一场所。事实上，议会对于政党的重要性因国家的政体不同而有所不同。在西方国家中，最典型的政体是议会制和总统制，而所谓融合了总统制和议会制因素的半总统制，“在实际运作中，要么表现为议会制，要么表现为总统制”[4]，所以本文仅分析总统制和议会制中的情形。在实行总统制的国家里，如美国，因总统不是在议会中选举产生，不对议会负责，而且总统拥有很大的行政权力，所以，在这些国家中，各政党首先为争取总统职位而展开激烈的竞争。当然，议会或国会选举并不是不重要，因为毕竟议会也拥有立法权、财政预算批准权、高级行政官员的批准权及弹劾权等重要权力。所以，在总统制国家里，议会仍然是政党活动的重要场所。在实行议会制的国家里，如英国，议会对于政党的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的，因为它除了拥有总统制下议会所享有的权力外，还有组阁权、质询权和倒阁权，而这些权力就意味着政党如果掌握议会，那么，它就同时也控制了行政部门。所以，在实行议会制的国家里，议会当仁不让地成为政党的核心场所。

二、政党是议会开展活动的核心动力

这是政党与议会另一个层面上的关系。近代西方议会的出现和议会制度的确立具有巨大的历史进步意义。它的根本意义在于以资产阶级人权否定封建等级特权，重构了国家权力的社会基础，以议会民主制取代了封建王权专制，从而奠定了国家权力的民主基础。一般认为近现代议会具有代议、利益整合、控制和监督政府等基本功能，而议会每一项基本功能的实现都离不开政党的活动。

第一，关于议会的代议功能。资产阶级革命后，确立了人民主权原则，取代了封建专制下的君主主权原则。那么，作为主权者的广大人民如何实践自己作为主权者的权力呢？每一个人参加国家事务的管理显然是不可能的，因而只能通过选举代表自己意志的议员进入议会的方式间接参加国家事务的管理。当然，议会代议功能的实现有一个前提性问题，即有广泛代表性的议员选举的问题。这一基础问题主要是通过政党活动来完成的。我们知道选举获胜是西方民主中合法执掌国家政权的根据。西方国家政党执掌国家政权的标志主要表现为通过立法选举或总统选举获取议会多数或占据总统职位，诚如美国学者古德诺所言，“政党不仅担负起了挑选在政府体制理论中表达国家意志即立法人员的责任，而且担负起了挑选执行这种意志的人员即执行官员的责任。”[5]因此，西方国家的政党一般将其工作中心和重点首先置于选举活动上。为赢得选举胜利，各政党都全力以赴，决定并提出本党候选人，制定竞选纲领，筹集竞选经费，利用现代传媒大张旗鼓地展开宣传鼓动，进行民意测验，千方百计吸引广大选民的注意和支持，并力图通过控制和操纵以保证本党候选人进入议会和政府。

第二，关于议会的利益整合功能。议会作为民意机关，首要的任务是民意的表达、凝聚和整合问题。在现实政治生活中，由于人们分属不同的阶级、阶层，他们无论作为个体或某个利益群体，都有自己的利益诉求，并希望得到国家权力的承认与保障。但这些利益诉求纷繁复杂，不一而足，如果任由各利益主体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与其他利益主体斗争，并试图沿着自己的偏好改变政府的方向，那么，整个社会将几乎没有共同的价值、目标或意识形态来寻求全国性的支持。而政党作为通过选举来实现控制政府政策的政治组织，必然要对不同的利益进行筛选、协调，整合成共同的利益和要求，将其传达到议会，并按照一定的程序加以采纳和立法，即变成国家的意志，加以贯彻执行。

第三，关于议会的控制和监督政府的功能。西方国家议会控制和监督政府的最有力的手段是财政，即由议会掌握政府的财政收支达到监督政府的目的。这是议会所拥有的一项非常原始的权力。它几乎伴随着议会的产生而同时产生了，因为据学者考证在标志着议会成形的英国1215年“《自由大宪章》中就规定国王在征税前必须召开大会议，以征求全国同意”[6]。实践表明，议会的这项权力的确比较好地发挥了控制政府的功能。此外，随着议会制度的演进，议会还发展出不信任案、质询、国政调查、弹劾、罢免等监督控制政府的方式。当然，议会的这些监督控制方式之所以能发生作用与政党活动密切相关，尤其是反对党更是功不可没。在早期，人们常常把反对党等同于“叛国者”、“里通外国者”，因为在他们看来反对党只是为反对而反对，其责任不在于提出建设性的建议，而是反对一切，处处与执政党作对，以把执政党赶下台为目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政党制度的实践发展，反对党的特殊作用逐渐被人们所认识，如有学者论证道，反对党对国家“履行极为重要的政治职责”，“扮演宪法和法律的保护者和拥护者，大臣行为的检查者，大臣们失职和不端行为的告发者的角色，并作为民族的领导者反对大臣的议案，试图把他们赶出政府。”[7]也有学者从维持民主政治的高度来评价反对党的作用，如认为反对党的存在，是对专制主义的一种抑制[8]。有鉴于此，许多国家从法律上认可反对党的地位，这大大加强了反对党监督控制政府的作用。例如，在英国两党制中，反对党与执政党一样，有严密的组织和严格的纪律，还有一个“影子内阁”，即反对党按照内阁的模式建立一套工作班子，对内阁的运作进行监督，在条件成熟时，便取代执政党上台执政。

结语

总之，在西方国家，一方面，议会为政党实现自己的使命提供了大舞台，促使政党制度得以确立和发展；另一方面，政党为议会活动提供原动力，使得议会各项活动的开展成为可能，反过来，促进了议会民主制度的完善。

注释：

[1][2]【美】哈罗德·F·戈斯纳尔、理查德·G·斯莫尔卡：《美国政党和选举》，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第2、3页。

[3]【美】乔瓦尼·萨托利：《作为部分的政党》，载于中国政府创新网。

[4]刘建飞等著：《英国议会》，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11页。

[5]【美】古德诺：《政治与行政》，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57页。

[6]杨祖功、顾俊礼等著：《西方政治制度比较》，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第76页。

西方国家范文篇2

一、西方国家金融监管的新趋势

（一）西方国家金融监管的宏观趋势。1、金融机构内部控制和行业自律机制不断加强西方金融监管实践证明，不管外部监管力量怎样强大，监管如何谨慎，没有内部控制的金融机构进行合作，这些都不一定有效。事实上，从巴林银行的破产就可以看出，若是银行制订了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且严格实施，纵然是有别的原因引起的金融动荡，也可以得到有效的控制和化解。作为增强金融业安全的重要措施之一的金融机构行业自律机制，也一直受到西方各国的关注。如美国的证券交易所、证券业协会进行现场和非现场监管。2、金融监管的市场导向和信息披露不断加强上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微观经济机制在全球范围内的调整，主要是市场替代性规制。这为金融业的市场机制高效运行提供保障。信息披露是市场约束的基础，市场参与者在进行决策之前，必须掌握关于金融机构准确、及时、有内涵的信息，而它们的决策本身又对金融机构的行为构成市场约束。因此，信息披露、透明度是西方各国监管当局和国际金融监管机构高度重视的。如国际会计标准委员会制定对所有金融机构采取同样的会计和披露标准，以加强对金融机构市场的约束作用。3、金融监管全球化趋势在不断加强随着各国之间的金融风险转移和扩散的趋势日益增多，金融监管全球化也越来越迫切。特别是近年来，环球范围、地区范围以及双边范围内各个层次上的国际银行监管合作都得到了空前发展。如东亚金融危机后，西方各国成立了“金融稳定论坛”在东亚，中、日、韩与东盟每年也开始召开央行行长、财长会议以讨论地区金融问题。所有这些努力，都是加强了各国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的表现。（二）西方国家金融监管的微观趋势。1、金融监管方式的新变化西方国家的金融监管方式从原来的只重视的外部监管转为内外部监管相结合，尤其重视调整和运用金融机构本身的正面作用。从传统监管者的角度看，只要制定好市场游戏规则，确保参与者遵守执行，就可以实现监管目标。可是随着金融业的创新和变革，其缺点也不断暴露，因此，实施全方位的风险监管已成为国际金融监管的一个重要的发展趋势，一是要求金融机构建立综合性的风险管理自控机制，二是要求对信用风险，甚至是对市场风险、利率风险、操作风险等进行全面监管。2、金融监管手段及内容的新变化在监管手段上，随着计算机和网络技术普及，利用计算机和计量模型对监控系统进行收集、处理、评价和预测，成为许多发达国家金融监管部门所采用的方法，不仅提高了金融机构的应变能力，也使监管手段更加现代化。在扩大了监管的范围的同时又提高了监管效率。在金融监管内容方面，各国的金融监管内容也呈现出标准化、统一化的特征，如近年来，巴塞尔委员会己经制定和颁布的一系列文件规定和建议要求，越来越成为许多国家的监管标准和指导原则。3、金融监管范围及监管体制的新变化在监管规模上,各国监管当局都更加看重监管的全方位和多角度，将监管范围扩大到所有经营领域。而在国际范围内，则对跨国金融机构实施并表监管。另外，由于金融混业经营的发展，实行分业监管的国家正在逐步缩小，各国在金融监管体制向一部分是混合监管，甚至完全分业监管模式转型。例如，银行从传统的贷款业务到证券投资，证券、保险等金融公司也开始向特定客户提供贷款。

二、西方国家金融监管新趋势对我国的启示

（一）建立全面审慎的金融体制。建立和深化宏观审慎监管是金融危机以来金融监管改革的共识，这在美国和英国金融监管改革方案中也得到了充分体现。目前，我国已建立“一行三会”的金融监管模式，并积极进行金融监管的协调，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为顺应当前国际金融监管改革的趋势，适应我国混业经营的趋势，我国迫切需要加强宏观审慎监管职能，识别、应对金融系统的整体风险。（二）加强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我国的金融监管体系，更多对宏观层面的金融机构监管进行规制，但并没有成立专门负责消费者保护事务的机构，也缺乏处理消费者投诉和解决纠纷的机制。因此，我国有必要将金融消费者保护列入监管目标，建议在由金融监管部门联合消费者保护协会成立专门的金融消费者保护组织，赋予其监管金融机构行为、调查、处罚违规的权力，并执行与消费者保护相关的监管规则；同时，要建议专门接受金融消费者权益受损投诉建议的机制，逐步完善金融消费者保护法律法规建设。（三）强化系统性风险的控制。现在不断发展壮大的金融混业经营模式，使得金融行业的系统风险更加突出和敏感，任何金融领域的风险都有可能蔓延和扩散到整个金融行业，从而导致系统性风险的发生。因此中国应当更加明确且具体的规定央行的维护金融稳定的权力。其次应当立法赋予央行更多有效的手段和措施管理包括银行、证券、保险、信托等各金融领域与金融稳定有关的事务。再次对于现有的金融监管协调部级联席会议制度应当得到加强。（四）加强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中国的监管框架和市场监管之间的不匹配，加大了监管成本，但更重要的是，导致监管范围的重叠和空白。分业监管更注重个人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缺乏对整个金融行业的风险监管体系，当前中国金融市场缺乏一个涵盖整个金融体系的宏观审慎监管框架。另一方面，中国的金融体系存在结构性失衡问题，这需要一个完善的监管框架才能更好地协调各金融部门之间的行动。

三、我国金融监管制度改革的路径选择

（一）建立现代银行经营管理制度。建立现代银行经营管理制度，是建设现代安全、稳定的金融体系的关键。在新形势下，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应立足科学发展，借鉴国际先进经验，注重改革创新，发展成为资本充足、内部控制严密、操作安全、服务高效的现代金融体系。现代管理方法和技术是我国银行业科学发展的重要手段，建立一个简单、规范、透明、综合的管理体系，是科学决策和有效管理的前提，也是我国银行业引入现代管理技术的重点。（二）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金融监管模式。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和金融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混业经营趋势的监管迟早会对分业经营和监管体制产生冲击和监管，混业经营将成为我国金融业的最后发展方向。金融业混业经营的趋势必然要求我国金融监管逐步由分业监管转向混业监管。我国现行分业经营、分业监管模式受到了挑战，出现了重复规制的现象，因此，我们应该对我国的金融监管模式进行微调。当前，可以根据我国现行的监管体系，建立国家金融监管局实现对银行、证券、保险业务的监管。（三）加强和完善我国金融监管的法制建设。尽管我国金融法制的外部环境在逐步改善，但从已暴露的金融风险来看，法律环境的不完善已经直接威胁到银行业的健康稳定发展。尤其入世后，我国既享受世界贸易组织提供的最惠国待遇，享受贸易自由化的实现，也要履行相应的义务，包括在制定法律法规、遵守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中国的一般性义务和具体承诺中的国际义务。因此，要结合我国的情况，借鉴国外立法经验，特别是金融监管法制的经验丰富的国家，加强和完善我国金融监管的相关立法，并使我国金融监管和法律大胆接受国际法规。同时，要建立独立的金融执法机制和惩戒机制。有关部门对金融监管机构进行定期检查，一旦发现有没有严格执行国家金融监管机构的相关规定，必须给以相应惩罚，保证一切金融活动在公平、公开、公正的环境下进行。（四）建立和完善金融监管的科学协调机制。首先我国银行业仍需要进一步完善内部控制制度，建立新的内部控制制度。如设立对最高权利机关负责的内审机构；建立健全金融机构内部控制审计评价体系；完善内部控制制度、建立有效的财务管理信息系统等。其次建立金融行业自律机制。我国金融业发展很快，而金融监管相对不足，迫切需要建立监管部门发挥行业自律机制作用拾遗补缺。金融监管部门应建议、鼓励、引导和舆论宣传，在自发、自愿的基础上，根据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不同地区建立不同的金融同业会，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全国金融工会连接机制和对产业的保护，金融行业协会行业协调、行业监管、行业合作与交流功能。

参考文献：

[1]严思屏.西方金融监管改革的理念评述[J].重庆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4):53-55,60.

[2]崔鸿雁.建国以来我国金融监管制度思想演进研究[D].上海:复旦大学,2012:37-246.

[3]禹钟华,祁洞之.对全球金融监管的逻辑分析与历史分析[J].国际金融研究,2013(3):41-48.

西方国家范文篇3

合作金融是我国农村金融的主力军，是联系农民的桥梁和纽带。合作金融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已有比较悠久的历史，并日趋规范和完善，研究西方国家合作金融的发展趋势，借鉴其成功的经验，对推进我国合作金融改革，更好地支持和服务于农业、农村和农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农村合作金融的改革与发展不能脱离服务“三农”的方向

我国农村合作金融是否应以追求利润为经营目标？对这个问题不能盲目地照搬西方国家的做法。因为从西方国家的情况看，合作金融业务经营的商业化倾向是在西方国家已经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大幅度下降、农村人口急剧减少的背景下发生的。由于农业和农村对资金的需求减少，农村合作金融吸收的资金超过了农业和农村对资金的需要，因此，它们把满足会员需要后的资金用来从事商业化经营。而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全国近80％的人口在农村，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对资金需求相当庞大。所以，如果盲目仿效西方国家模式走单一化经营的路子，同我国当前的经济状况是不相符的。

实践证明，合作金融是我国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保证农业和农村各项事业发展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所以，农村合作金融必须明确市场发展定位，坚定服务于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宗旨，并以此为依据调整农村合作金融的战略规划、发展目标和业务运作机制，坚决纠正背离“三农”的经营运作，要把服务“三农”的指导思想贯穿到经营管理活动的每个层面和每个员工的具体业务中并坚持下去。

二、政府的政策支持是合作金融发展的重要基础

合作金融是弱小者的自我保护组织，政府不采取优惠扶持政策是难以生存和发展的。西方国家合作金融发展的实践显示，绝大多数国家都对合作金融进行干预和指导，完全脱离国家干预，真正进行“自我管理”的不多。如法国、美国政府出面帮助合作金融机构的创建和管理体系的建立；日本的合作金融也是在政府各种保护制度支持下运营和发展的，主要的支持制度有存款保险制度、相互援助制度、农业灾害补偿制度、农业信用保证保险制度等。很多国家在税收上对合作金融也给予优惠，美国规定对信用社免征各种税赋、建立信用社存款保险、不交存款准备金、信用社可参照市场利率自主决定存贷款利率；日本政府规定免征合作金融机构的营业税、所得税、固定资产税，允许分红进入成本，政府对农协合作组织发放的贷款给予利率补贴，对其存贷款利率、资本充足率实行优惠政策等。

我国合作金融的参加者多是社会中低收入阶层和贫困阶层，是市场竞争中的弱者。如果国家不采取优惠扶持政策，合作金融是难以发展起来的，这也是造成过去农村信用社不得不向商业银行方向发展的一个原因。应当借鉴国外经验，对合作金融给予必要的政策支持。由于合作金融组织主要服务于农村，不以盈利为主要目的的经营原则决定了它具有一定的“公益法人”特点，对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有特殊作用，因此，在金融和财税政策上应有别于商业银行，体现出适当的优惠支持。

三、实行民主管理、外部监管与自身业务管理的有机结合是合作金融发展的重要保证

从西方各国经验来看，合作金融的组织管理体制普遍采取以基层合作组织的民主管理为基础，金融监管当局的金融监管和合作金融体系行业自律管理有机结合的模式。在内部实行民主管理，最高权力机构是社员代表大会，下设理事会作为常设机构。虽然随着合作金融规模的不断扩大，很多国家引进了股份制的做法，在一人一票的基础上对大股社员给予了票数加权，但实行民主管理的基本原则并没有变。在外部监管上，各国都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监管机制。如日本对合作金融实施双重监管：一是设立政府金融监管厅对各种金融机构实施监管；二是全国和地方农林水产部门配合金融监管厅对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实施监管。美国成立了独立于中央银行的全国信用社监管局，专门管理在联邦注册的信用社，管理中央和州资金调剂清算中心等。

内部民主管理、外部监督管理和行业自律管理三者的有机结合，是西方各国合作金融管理的成功经验，其中民主管理是行业自律管理和监督管理赖以生存的基础，而行业自律管理则是理顺合作金融组织之间各种关系的关键。这一管理模式值得我们借鉴。我国合作金融民主管理的关键，是建立健全信用社主要包括“社员代表大会、理事会、监事会”的法人治理结构，为了使法人治理结构真正发挥作用，必须对“三会”的人员组成、活动规则、各自职能、议事程序等作出具体规定，杜绝理事会和监事会形式上共同负责而实际无人负责的现象，形成决策、执行与监督相互制衡的机制。在监督管理上，监管部门应把信用社视同其他金融机构一样来管理，而不具体干预其经营活动，使其真正成为自主经营的独立法人。鉴于农村信用社点多面广、防范风险能力弱的特点，监管部门应从机构设置、人员配备、规章制度的制定等方面加强监管。督促帮助农村信用社完善内部控制制度，对高风险社进行跟踪监控，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

四、加快合作金融的法规建设至关重要

合作金融的发展是市场经济的产物，有其客观需要。但它能否健康发展，还要靠法律的保护。有无专门立法是一个国家合作金融是否走向规范发展道路、从根本上有别于非规范金融活动的重要标志。通过立法建设来推动合作金融发展，能使合作金融的参与者从立法中明确各自的基本权利、义务和风险，形成相互制约和促进的关系，有助于参与者形成稳定的预期和行为，也可较好地避免行政当局决策中容易出现的部门利益或任意性问题。西方大多数国家的合作金融是在相关专门立法通过之后得到蓬勃发展的。美国有《联邦信用社法》及各州颁布的关于信用社的法案。日本有《农业协同组合法》、《农林中央金库法》两部综合性的农村合作金融法律。这些法律保护和指导着合作金融的健康发展。

西方国家范文篇4

1832年通过的第一个选举改革法案，降低了选民的财产资格，城市选民资格扩大为收入10磅以上的房主和年付10磅以上房租的房客；农村选民的资格扩大为收入10磅以上的土地持有者和年收入50磅以上的租地经营者。通过这一改革，增加了约20万选民，比以前增加45％左右。然而即使在实施这一改革法案后，在全部成年人口中，也只有7％的人有选举权。

通过1867年第二次改革和1884年的第三次改革，英国大部分成年男人开始享有选举权。1918年在法律上规定成年男人普及选举权，与此同时，30岁以上的妇女也开始享有选举权。1928年，妇女选举权的范围扩大到年满21岁以上。经过这次改革，在成年人中享有选举权的人达到90％。1969年再一次扩大选举权，选民最低年龄从2l岁降为18岁。

1787年美国联邦宪法文本中没有规定选举资格，它将制定选举法的权力留交各州，因而无权参加州选举的人当然也无权参加联邦的选举。根据当时一般的州法律，拥有选举权者仅限白人、男性、有财产的公民，在有的州的全部成年男人中，享有选举权的仅有10％左右。从19世纪30年代到20世纪60年代的一个多世纪中，选举权的扩展大体经历几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19世纪30年代初安德鲁·杰克逊总统执政时期。选民财产资格的限制大部分被取消，但直到内战前，也仅有40％以下的成年人才有选举权。

第二个阶段是内战结束后，根据1870年的宪法第15条修正案，“合众国公民的选举权，不得因种族、肤色或以前是奴隶而被合众国或任何一州加以否定或剥夺。”但事实上，美国各州和地方政府，在联邦政府的纵容或参加下，在法律上或事实上对黑人的选举资格作了各种严酷的规定，剥夺了绝大部分黑人的选举权。据统计，直到20世纪40年代，南部各州的成年黑人中，登记为选民的仅有5％而已。

各州和地方政府为剥夺广大黑人和穷苦白人选举权而规定的选民资格主要有：交付人头税、具有较长期的住所，进行选举登记和文化测验。到20世纪60年代初，还有五个南部州的法律规定以缴纳人头税作为选民的一项资格。人头税之所以成为剥夺选举权的一项手段，主要还不在于这种捐税的金钱价值（一般仅一二美元），而在于地方当局可用以摆弄黑人。例如根本不向他们收税，从而达到剥夺他们选举权的目的。所谓“选举登记”和“文化测验”的资格也是这种情况。正如美国总统约翰逊1965年在国会两院联席会议上所讲的：“黑人公民可能跑去登记，结果是被人告知，登记日子错了，登记时间过了，或者登记的官员不在……登记员可能要求他背出宪法全文。或解释州法律中最复杂的条款；即使你有大学学位，也不能用来证明你有阅读或写作能力……惟一的办法是证明你是一个白肤色的人。”

第三个阶段是20世纪20年代初。当时美国政府在强大的妇女运动的压力下，于1920年通过了承认妇女享有选举权的第19条宪法修正案，从而较大幅度地扩大了选举权的范围。

第四个阶段是20世纪60、70年代。1964年生效的宪法修正案第24条规定，在联邦总统和议员选举中废除以缴纳人头税作为条件。1965年和1970年的选举法规定，联邦或州选举中暂停使用“文化测验”；参加总统选举的“住所”条件不得超过30天；在一定情况下，由联邦登记员进行选举登记，等等。国会在1971年通过的宪法第26条修正案规定，在联邦和州及地方选举中，选民最低年龄统一为18岁。

目前在美国，有些州还对选举权规定了某些不合理的限制条件，例如，须在本州居住6个月到两年，选举登记，英语或本地语言的阅读能力等；在亚拉巴马州甚至还规定了“反共宣誓”的要求。

在法国，1789年革命后制定的第一个宪法（1791年宪法）中公开规定，仪“积极公民”才享有选举权，仅“积极公民”的条件包括“已缴纳相当于三个工作日价值的直接税”、“不处于被雇佣的奴役地位”、“已登记在其住所的市乡政府的国民军花名册上”等。除1792年一次选举外，1848年以前的所有选举中，都规定有收入、财产与其他条件的资格。1848年以后，21岁以上的男性公民享有选举权。1944年妇女才享有选举权。

西方国家范文篇5

她提出的“反芭蕾”的口号和灵魂肉体高度结合的宣言，是与当时人们内在需求和时代精神相一致的，邓肯对自然的憧憬，是自然情感对社会习惯的胜利，反映了当时的时代精神。如果说邓肯是不自觉、本能地反叛了芭蕾传统，带来了一场舞蹈革命，那么当德国的玛丽．魏格曼、美国的玛莎．格莱姆、多丽丝．韩芙丽出现时，她们就是在自觉地、有意识地创造和建立一种新的秩序。真正意义上的现代舞，不仅仅作为一种身体的复兴运动，而是一种全新的艺术形式与观点，它是以产生新的动作体系和动作理论，并逐渐成熟为标志，以人类精神的观照为初衷，创造一种个性化、时代化的，以身体动作认知世界、表达情感的方式。舞者们穿着日常生活的装束走出了剧场，在湖面、楼顶、街边、美术馆等熟悉的生活景象中创造出“陌生”的视觉环境和听觉氛围,同时也反映了当代舞者放松的心态与人格。后现代舞蹈的冷漠、躁乱，却越来越真实地贴近了生活。德国现代舞不象美国那样舞派繁多，随心所欲，而是保留了内省的特质和思考的习惯。这种表现主义的舞蹈风格汲及到美国，对美国的现代舞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60年代，皮娜．鲍希的“舞蹈剧场”的出现，使德国现代舞内省张力达到一个高峰。“舞蹈剧场”不是一种风格，而是一种精神状态，正如她自己所说“令我感兴趣的不是人们的动作，而是动作的内涵。”不受羁绊的动作语汇冷静地表述了真实的人性，使德国现代舞更具有打动人心的力量，保持了永不落伍的姿态。20世纪是人类身体全面觉醒的世纪。现代舞从反芭蕾的自由的动作，到情感动机中挖掘动作，到纯动作的实践，到生活化动作的大量参与，归还给人民，成为生活的舞蹈，扮演着一个唤醒身体的使者，而当工业文明对人的身体、心灵重新构成了抑制的无形桎梏时，现代舞成为了一种人的内在需要，它高度地宏扬了个体生命，人们可以用自己的身体，完成表现的权力、倾述的愿望，感受自我的存在。

从现代舞的欣赏角度来说，适合采取宽容的心态，这也许是针对所有现、当代艺术的一种欣赏姿态。实验性的离经叛道，严肃主题的沉重费解，会象一次过火的行为艺术和没有标点的小说一样令人难以接受。宽容，可以会容纳一些伪艺术，但是宽容可以让人们尝试去接受和理解一个陌生人、一种新的形式。在现代舞中，观众可以领略新鲜怪异的动作形式的冲击、快感，可以在动作与听觉、视觉环境的关系中发现特殊的意识，可以大声咳嗽、提前退场、现代舞让你愤怒、快乐、感动、恶心，就是不能让你无动于衷。请做出你的反应，你的动作。

这里谈及的现代舞是以欧美两大发源地为主要对象，而现代舞的发展一直是一个世界性的话题。日本的“舞踏”、朝鲜、中国的“新舞蹈”、以色列、澳洲、非洲等独具特色的现代舞在此都无法一一囊括，但有一点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民族和国家的现代舞的存活、发展、壮大最终都是在自己的生活、时代、文化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身体语言和表达方式。目前当代舞的概念正在逐渐代替现代舞，当代舞比现代舞在时间上和舞种上有更大的宽容度，更加平易近人。现代舞已成为一种固有风格，新一代舞者需要叛逆、法”，现代舞者地都发现了“易”中蕴藏的现代舞审美标准之真义，“变”即是“常”，变化是生存之道，是保持新鲜的秘诀，不断地抛弃一些已有的东西，才能实现自我的超越。现代舞在中国有着宽泛的定义和曲折的发展过程。如前所述，吴晓邦、戴爱莲、贾作光等新舞蹈艺术的先驱们在自身的舞蹈启蒙教育中，都曾尊名师学习过地道的西方现代舞。在他（她）们的艺术实践中，葆有与现代舞相通的自由与创新的理念，同时更强烈的追求舞蹈的民族性与时代精神。其中，吴晓邦“和着时代的脉搏跳舞”的至理名言和以《义勇军进行曲》《游击队员之歌》《饥火》等为代表的“20世纪经典”之作，应视为“中国现代舞”的珍贵精神财富。

50年代末～60年代初，吴晓邦创建了《天马舞蹈艺术工作室》，系统的推行他所创建的——源于现代舞——的教学体系，为走出一条“中国现代舞”的路子，进行了多方面的创作实践。这一时期的作品有：从古曲中获得灵感，追求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十面埋伏》《梅花三弄》《平沙落雁》……；也有取材于现实生活的《牧童识字》《足球舞》《花蝴蝶》……等。他的艺术信念依旧，但上述作品的影响却不及他抗战时期的那些舞蹈。后来，随着“天马工作室”的中断，现代舞在中国的探索势渐衰微。

中国现代舞重新崛起于70年代末——80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而日益发展。初期的一批被群众称之为现代舞的作品如：《希望》《无声的歌》《再见吧，妈妈》《刑场上的婚礼》《割不断的琴弦》等。从构思到语言模式的突破方面，都具有明显的创新意识和较大的冲击力。但是除了《希望》之外，大部分作品的表现手法仍未脱离具象化地反映具体事件中的具体人物。显然，这并非严格意义的现代舞。此后，上海胡嘉禄推出自己的系列作品《理想的呼唤》《绳波》《血沉》《对弈随想曲》《彼岸》《独白》……从作品的创意到表现形式——语言栽体，似乎可以感觉到编导正向着他心目中的“现代舞”靠近。

参考文献：

[1]王倩侔.舞蹈基本功训练中的多元因素,四川教育学院学报.[J].2008年z1期2008

[2]张元春等.让身体走出沉默关于现代舞的对话.电影艺术.[J].2001年5期

[3]江春华.舞蹈服饰的特点及运用.艺苑.[J].2010年1期

[4]张帅.专业现代舞形成与发展三性论.魅力中国.[J].2009年33期

[5]马晓飞.浅谈对现代舞的认识.大舞台.[J].2010年6期

西方国家范文篇6

处于世纪之交的时刻，当我们回望即将告别的20世纪时，会识别出主宰了它的历史进程的四股浪潮——工业化浪潮、科技革命浪潮、民族主义浪潮和民主化浪潮。这四股浪潮孕生于西方文化，发端于中世纪末期的大西洋岸边；到19世纪，已经将全世界卷入它们的游涡。百年来，它们汹涌澎湃，鼓荡起波澜壮阔的社会政治景观。正是它们使人类在这一个世纪里经历了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深刻的变革，也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焦虑和危机。在它们的影响下，人类的前途从没像今天这样光明，也从没像今天这样充满着迷悯、困惑和危机。在20世纪即将结束的时候，这几股浪潮似乎仍然有着无限的扩张潜力，未来的世纪似乎仍将受到它们的支配。

这四股浪潮是相互激荡的。不过，与其它三股浪潮相比，民主化浪潮却显得步履艰涩，一波三折。它时而翻涌泛起，时而销声潜迹；时而奔腾向前，时而迟滞洄旋。如当代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所描述的，自19世纪起，民主化浪潮发起了三次冲击，也经历了两次回潮。在西方，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逆流一度使它受到巨大挫折。在非西方地区，它在不同的文化壁垒前受到阻滞，也因各国的低度发展水平而削弱了势头。直到20世纪70年代，民主的前途仍然晦暗不明，人们对民主在各不同文化区域的普适性也怀着深深的疑虑。如美国著名政治学家阿尔蒙德所指出的：在西方文明向其它地区传播过程中，物质产品及其生产方式在传播中的阻力最小，合理的官僚政治模式的传播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容易的；但是，民主政体发挥作用的原则及其公民文化则是更难以捉摸的文化成份，这些成份要进行传播是极其困难的。他问道：开放政体和公民文化作为一整套十分脆弱、复杂和微妙的安排和态度，怎样才能够从它的历史和文化框架中移植出来呢?

但是，就在20世纪临近结束时，第三次民主化浪潮洪波涌起，展示了它巨大的能量。

1974年，第三次民主化浪潮从欧洲南端涌起，葡萄牙、西班牙和希腊这三个资本主义欧洲最后的权威主义政权相继垮台。70年代末，民主化浪潮漫延到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前殖民地拉丁

美洲，一个接一个的军人政权还政于民；到80年代末，这片大陆已基本实现了民主化。80年代中期，民主化浪潮涌入东亚，菲律宾、韩国等权威主义国家实现了向民主的过渡。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它又迅速席卷了前苏联和东欧地区，使这些国家相继走上了西方式的议会民主道路。也是从70年代中后期开始，强烈敌视西方文化的“中东一伊斯兰教”世界也受到了民主化浪潮的强劲冲击，一批国家建立了半民主的政治制度。进入90年代，多党民主风潮登陆黑非洲，一党制政体或军人政权兵败如山倒，仅在数年之间，绝大多数黑非洲国家转向了多党民主。

了由权威主义向民主政体的转变外，原有的一些民主国家进行了深化民主的改革，还有一些权威主义政权实行了自由化的改革，或松动了权威主义的统治。结果是涌现出一批“准民主”、“半民主”的或“软权威主义”的政权。在另一些国家里，强大的民主势力与权威主义政权处于尖锐的对峙中。

在第三次民主化浪潮的20余年中，实现了向民主过渡或进行了民主化改革的国家遍及全球。从地域上，它涉及到亚洲内陆草原的蒙古、高原之邦的尼泊尔，也包括热带非洲国家；从文化类型上，世界各种文化如基督教文化、儒教文化、伊比利亚文化(拉丁美洲)、伊斯兰教文化、黑非洲文化等无一例外；从发展水平上，它囊括了作为超级大国的前苏联，实现了经济腾飞的韩国，也将一批最不发达国家裹挟其中。在这股浪潮中，经济成功带来民主，经济失败和危机也导致民主；和平改革叩开了民主的大门，高压政策也为民主催生；甚至一些偶发事件都成为转向民主的契机。总之，几乎所有的政治变动都指向民主，各种权威主义政体都以民主为归宿。

经过第三次民主化浪潮的冲击，人类的政治生活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世界的政治版图已经大大改观。环顾今日之世界，欧洲、北美、拉丁美洲、大洋洲都已经建立了不同类型的民主政体。在非洲，权威主义政权成了民主化浪潮中的孤岛；在亚洲，它也只剩得残破的半壁河山。就在本书脱稿的时候，统治印尼30多年的政治强人苏哈托在强大的民主运动压力下辞职，新政权作出了民主的允诺。这个长期以来似乎难以摇撼的权威主义大国也展现出了民主的前景。黑非洲权威主义大国尼日利亚一直抵制民主化浪潮，最近由于军人首领的病逝，按“还政于民”的时间表过渡到民主有了新的希望。

“民主胜利了”，这个世纪末的人们可以如是说。因为人们看到了稚嫩的民主幼芽在20世纪的凄风苦雨中幸免于难，看到它在20世纪末伸展了它的枝蔓，开放得繁花锦簇。它在新世纪的进程也许不会太轻松，一些刚刚经历民主化的国家正在品尝着民主化带来的苦涩：政局动荡、政治腐败、社会分裂、经济困境……一些国家也许还会出现反民主化的回潮，但人类民主化进程从总体上毕竟取得了决定性的进展。第三次民主化浪潮的一个经验就是，在那些有过民主经历的国家，再民主化会容易一些，民主制度更稳固一些。经过此次民主化浪潮的扫荡，权威主义政权合法性的基础已丧失殆尽，民主的根基扎得更深了。当我们跨进新世纪的时候，是否可以说，在整个20世纪困扰着人类的关于民主的争论可以告一段落了?因为，历史发展的趋向已经非常清楚，随着人类经济和技术尤其是信息技术不可阻遏的进步，随着社会交往的扩大和教育水平的提高，社会变得越来越平等，人们的独立自主精神和自治能力在不断提升，公民的政治参与意识日益增强。这一切都推动着民主。此次民主化浪潮昭示的一个真理就是：当代社会要求以民主的方式分配政治资源，组织政治权力；如果拒不承认这个真理，就会为此付出难以承受的代价，并终将失败。所以，无论人们是否喜欢民主，也无论民主是好是坏，现代政治必然是某种形式的民主政治。

早在19世纪30年代，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就断言：人类向民主的发展是“事所必至，天意使然”；社会的每项进步都是推动民主的助力，所有的事和人都在帮助它前进。托克维尔讲这番话的时候，表现了他作为思想家的敏锐洞察力和先见之明，而在今天这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和普通人的共识。托克维尔还没有注意到民主价值的跨文化传播问题，这在20世纪曾引起激烈的辩论。今天，第三次民主化浪潮的事实为此作出了结论：民主是超越文化界限的普遍真理。

民主化的进步是值得欢迎的。民主并不是完美无缺的制度，但它是缺陷较少的制度；民主不见得最有效率，但它能够使多数人免于受压迫的命运；民主制度也会犯错误，但它具有较好的内在纠错机制，从而使它不容易犯最严重的错误。历史上民主制度所犯的最大错误就是结束自己的生命，把权力交给少数人或个别人。如一位政治家所说，民主是最糟糕的制度，但还没有比它更好的制度。的确，民主制弊病很多，但是它有一个不容忽视的优点，那就是只有在民主制度下，人们自己管理自己，不屈从于个别人或少数人的意志，才实现了人的尊严。民主也不是灵丹妙药，人类社会的许多问题并不是实行了民主就能解决，但是，民主也许比其它制度更能有效地应付现代社会的种种挑战。总之，民主是人类迄今所发现的最理想的制度设计，凭借它，人类的政治生活才有可能步入理性化和人道化的光明之境。

由权威主义政体过渡到民主政体并不是政治发展的终结。民主是一个无限发展的过程，并没有一个僵化的终极模式。几百年来，冲击世界的民主化浪潮发源于西欧和北美，它由那里泛起并漫延到其它地区。所有非西方国家的现代民主进程最初都是在西方政治文化的冲击下启动的。西方政治文化也是对非西方国家一波波后续冲击的源头。所以，为了把握政治发展的新趋向，为了应付非西方国家今后会遇到的新的政治挑战，我们需要了解在率先实现民主化的西方国家近几十年发生的变化，需要了解它们目前正在发生的事情和初显端倪的新趋向。西方国家的代议制民主已经有数百年的历史。近几十年中，西方民主一方面不断在扩张，另一方面也经历着转型的深刻变化。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为民主生活的深化提供了有效的技术手段。它们使公民更广泛、深入和直接地参与政治，改变着传统的政治结构和政治行为。占人口半数的妇女历来被排斥于政治生活之外，她们在20世纪初才获得了选举权。60年代西方各国发起的声势浩大的女权运动在推动妇女参政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信息社会里新的通讯手段“因特网(Internet)”的出现为民主又提供了新的动力源泉，开创了直接民主和电子民主的新时代……这些变化也许预示着西方政治文化新一轮的冲击波。

二

当代世界民主化浪潮的源头在西方。西方的民主是原生型的，特别是与自由主义相结合的民主，也就是自由民主主义，是西方文化的产物。在西方，民主与国家同时产生，并且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以不同的形式延续下来。国家形成初期有过发达的城邦民主。随后的帝国时代仍然保存着某种共和形式，以及城市和教会的有限民主。到中世纪君主制盛行的时期，君权受到习惯法的限制——早期的贵族会议，后期的等级议会和城市自治，还有教会内部有限的民主形式，都分散和制约着君权，使其难以成为绝对的专制和独裁。即使在17一18世纪专制主义极盛的时代，教会的独立、城市的自治权和等级议会也没有完全消失。至于民主的理论传统，则从来没有完全中断过。所以，民主制度在西方社会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它是在西方社会各种因素综合作用下自然形成的，与其民族性格相契合。

尽管西方传统的民主与现代民主不可同日而语，但是，民主的传统成为西方人构建现代民主的能量源泉。从中世纪盛期到近代初期，西方的每次革命性变革都仿佛是对传统的回归。罗马法复兴，教皇革命，亚里士多德革命，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清教徒革命，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每次回归都包含着对民主传统的吸纳、唤醒和组合重构。直到19世纪，传统的资源似乎耗尽，西方人开始掉转头来朝向未来。

也就是从19世纪开始，西方的民主文化在非西方国家产生了广泛的反响。所有非西方国家的民主都是外塑型的、衍生型的、继发型的。这些国家和地区基本上都没有民主传统，至少民主的传统很微弱。神权政治，绝对君权，家长制以及部落组织，在这些国家的历史上占据绝对统治地位。在西方已经形成的公共权力和抽象权力的观念对这些地区还是非常陌生的，人们只知道神的权力，家族、部落或部族首领的权力，也就是各种私人化的权力。作为民主制度心理基础的公民意识和个人主义精神在这里还不存在，人们不是积极参与公共政治生活，而是以消极、怠惰的态度对待公共事务。个人还没有挣脱社会自然联系的脐带而产生自我意识，形成独立的人格，获得平等的地位。在这里，现代民主不能从传统中得到支持，传统反而构成建设现代民主的文化重负。

西方人的到来，改变了各国的政治发展方向。从15世纪起，西方文明积聚起来的能量开始向外扩张。“古代社会各文明间时断时续的有限碰撞，让位于西方文化对其它文明持续的、不可抗拒的单方向的冲击。”(亨廷顿)到1914年，地球上84％的土地被欧洲人和欧洲的移民国家所控制。到1920年，当奥斯曼帝国被英法意瓜分时，这个比例又进一步提高。只有俄国、日本、埃塞俄比亚和泰国等少数国家保持了自己的政治独立。即使这些在政治上保住了独立的国家，在文化上也受到西方的强劲冲击。西方文化的扩张和非西方国家的回应，构成数百年人类文明关系的主题。就我们这里所谈的民主问题而言，西方政治文化构成非西方国家走上民主化道路的“第一冲击力”或“原始推动力”。从此，这些国家在自己民族文化和历史传统的背景下，开始走上了民主化的轨道。这就使各国的民主化道路干差万别，民主制度也着上了民族的颜色。同时，在各国民主化的进程中，西方政治文化又不断形成“后续冲击波”，一方面，西方的影响在深化，另一方面，西方社会出现的一些新发展新变化，也构成一波波新的冲击力，影响着非西方国家的民主化进程。

各种政治文化的核心是一套政治态度和政治价值体系，它没有高低优劣之分。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是该民族气质性格的自然表现，都是自我圆满的，自给自足的。对他们而言，西方文化并不一定给人类带来更好的生活。的确，西方文化究竟会把人类引向光明的未来还是灾难的深渊，至今仍是令人焦虑的问题。但有一点是不容否认的，那就是，西方文化绝对是一种“高势能”的文化。也就是说，它具有扩张性，在与其它文化相遇时，其它文化成为“弱势文化”，难以抵挡西方文化的冲击力，至少在初期是如此。

西方文化之所以有较强的冲击力，较大的能量，首先是因为它的个人主义精神。非西方国家的文化普遍具有整体主义精神，为了实现社会整体的和谐，它需要压抑个人的欲望和要求，将个人融合于整体之中。而西方文化以个人主义的态度对待个人与整体的关系，当与其它文化相遇时，它侵蚀和毁坏传统社会整体联系的自然纽带，引发个人脱离整体而独立，释放个人独立和自我满足自我实现的欲望和本能。这种个人的欲求一旦释放出来，就呈现出不可遏止的自我膨胀性，数千年为阻止个人的膨胀而精心设计的意识形态、制度建构和生活模式，在遇到外来冲击的时候，显得脆弱和不堪一击。所以我们看到，当西方文化的冲击波遇到其它文化的壁垒时，产生了类似“释放魔鬼”或“拆除堤坝”的效应。

西方文化的强势能还来源于它创造的巨大力量。西方人以其较有效率的社会组织方式和不断创新的思维方式，使其在经济、技术和军事等方面超过了其它民族，这使西方人能够以其国力的强盛而征服世界，将其文化传播和强加给其它民族。其它民族的精英也因西方国家的强盛而服盾其政治价值。所以，许多国家的政治先行者接受民主价值，并不是出于内在的需要，而是由羡慕西方的强大而产生的连带模仿。

非西方国家遇到西方文化冲击后而发生的政治变革，仿佛是一个头足倒置的过程，带来头晕目眩的反应。所谓“现代化的阵痛”在政治领域表现得尤为剧烈。

后发性现代化国家遇到的一个基本问题是，西方文化带给它们的是现代民主的成熟形式。在它们这里，民主没有一个起源积聚的长期过程，而是将西方数百年乃至数干年的进程以压缩的方式完成。在西方，民主的发展经历了由贵族民主到平民民主，由少数人民主到全民民主的过程。中世纪贵族享受的民主和近代少数有产者的民主都创造了一种集体统治形式，排除了个人专制。随着平民地位的上升，他们逐渐获得和扩大了政治权利，民主的基础不断向下层扩张，直到最穷的人、黑奴和妇女都获得政治权利。非西方国家一开始接受的就是完整的民主观念，它们的民主一建立，就只能是全民的民主。结果，在实践中，由于条件不成熟，民主原则难以真正落实。在多数国家，摹仿西方民主的结果是民主制度难以健康运作，或者将民主的理论原则与政治现实相妥协，建立一种民主的折衷形式，或者虚假形式。直到20世纪末，民主的条件在多数非西方国家才趋于成熟。

非西方国家的民主化进程也是西方文化和各民族文化不断冲突、融合，并向各民族文化的中心和深处不断推进的过程。一般说来，非西方国家首先接受西方的物质文化和技术文化，而后才接受其政治文化。在接受西方政治文化影响的过程中，首先是有形的和外在的组织、制度以及政治理论得到认同，而后才会有内在的无形的政治态度、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的变革。随着时间的推移，西方政治文化由表层向深层不断渗透，而非西方国家便经历了民主化的不同阶段。当西方的政治制度和政治原则在理性上被接受后，传统的权威主义政治便失去了合法性，结果是各国传统王(皇)权的垮台。王权的垮台仅仅表明传统的统治形式已经不可能，但民主的条件还不成熟。结果，王冠坠地后，王座并没有被搬倒，各种形式的无冕之王借民主或共和之名延续着王权的统治，现代的权威主义取代了传统的权威主义。这是向民主过渡的必经阶段，没有一个国家的民主是一赋而就的。非西方国家民主化过程中曾普遍出现过一种现象：一些政治精英曾真诚地信奉民主原则，并且为之而奋斗，但当他们自己掌握了权力后，却背叛了民主原则，民主斗士变成了权威主义的统治者。这些人希望国家民主化，但他们自己却没有民主化。只有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当社会经济发展和民众文化达到一定水平的时候，民主精神才内化为大多数人的态度、情感、价值取向，甚至成为民族的气质和性格，民主才获得了坚实的基础。

两方民主文化的传播部分地是通过代际更迭来实现的，非西方国家在近代社会广泛出现的“代沟”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受西方文化影响的程度。一般说来，新一代比老一代更容易接受西方文化的影响，或所受影响更余。但是，如果一个国家经历了一代人之久或更长时间的反民主的回潮后，前一代人学习西方成果被清除和遗忘，后代(有时是隔代)人还要从头开始。

西方政治文化的影响一般沿着由沿海到内地，由城市到农，由少数知识精英到普通民众的方向发展。在这个过程中，由于特殊的政治环境，西方政治文化冲击带来的负作用可能会刺激起内地对沿海、农村对城市和民众对少数精英的反抗，结果可能出现超前激进的知识精英被大众所淹没，城市和沿海地区的影响被农村和内地的影响所压倒的情况。

从长的过程来看，西方政治文化对非西方各国的影响是持续的，但并不是均匀的。国际上大环境的变化和各国内部的变化使西方文化的影响呈现出波浪式的冲击形式。当浪潮扑来时，其势汹涌，仿佛一切都被淹没，浪潮过后，一切似乎又复原如初。但每次冲击都侵蚀了传统政治的根基，在今天的世界上，纯棘的传统政治几乎不存在了。

西方政治文化之所以能够影响非西方国家，从根本上来说，量因为人类的文化有其共性，各种异质文化都有相融性因素。文化归根结底是人的创造，是人作为一个类的表现。人有共同的本性，人类的文化也能够相互融通。西方政治文化中有一些因素是容易被其它民族接受、吸收和消化的因素，也有不易被融合和消化的因素，或者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融合消化的因素。前者如官僚制度的组织形式、卢梭式诉诸情感的激进民主要求等，后者包括对待政治的理性态度、强调宽容和妥协的价值、权利义务观遗、自由主义的民主观念、宪政观念等。直到今天，中国学者中能够真正理解洛克式民主与卢梭式民主区别，认识到卢梭式民主隐含着极权倾向的人，也是不多见的。西方学者强调，代表西方价值特征的是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是自由主义的民主而不是一般的民主。这在民主制度已经在世界各地普遍建立起来的时代更具有突出意义。

西方政治文化的影响不仅决定了现代非西方国家政治发展的方向，也影响着各国政治发展和民主化的道路。在这方面，以下几个因素起着重要作用：

(1)西方文化与各国文化接触的不同方式。

大体上，我们可以归纳出以下几种方式：第一，渗入式(或浸润式)。这种方式基本上是和平的，缓进的，以这种方式接受西方文化的国家相对来说社会震荡较小，对西方文化的拒斥力不强。第二，嵌入式。西方文化作为一种异质文化，被强加到其它社会的机体中，本土文化对其产生了本能的拒斥反应。第三，遮入式。一个国家完全沦为西方的殖民地，西方人以其统治地位，全面系统地实行西化政策，本土文化受到压制并得到重新塑造。特别是殖民地的政治精英，受到西方政治文化的影响尤其深刻。一位前法属非洲的政治家就曾坦率地表示：“我们在相当的程度上是法兰西的儿子。”(桑戈尔)第四，混合式。它包括上述各种形式。一个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受到西方文化不同形式的影响。

(2)各国本土文化与西方民主文化的差距不同，接受西方民主文化的难易程度不同。

从与西方文化关系的角度看，各种非西方文化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独立型，包括中国、印度和阿拉伯国家等，这类文化是在历史上独立形成的，没有或很少受西方文化影响；第二类是混合型，其发展过程中受过西方文化较大的影响，或是由西方文化与其它文化融合而成，这种文化中已经包含着西方文化的某些因素。其中有俄罗斯那样“文化上不知所属”的国家和拉美那样与西方具有亲缘关系的文化。拉美文化可以说属于西方文明中的“次文明”(亨廷顿)。当与西方文化相遇时，后一种类型无疑比前一种类型更易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就同一文化圈而言，一种文化的核心区、发源区或自源区，由于其文化与其民族性格相契合的程度较深，文化积累较为厚重，所以接受西方文化较难；而一个文化圈的边缘区、外缘区，由于其传统文化本身原先也属于外来因素，根基不深，所以对西方文化的拒斥力较弱。此外，世俗文化易受西方文化影响，而宗教文化则会产生对西方文化较强的和持久的拒斥反应。

另外，各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发展是有层次差距的。可以说，西方政治文化与其它国家和地区本土文化的横向关系在一定意义上仿佛有纵向关系性质，各国不同的政治发展水平，仿佛是西方国家历史进化链条上的不同环节。当西北欧进入工业化社会，创立了民族国家和代议制民主时，北非，还有西亚、南亚和东亚，大体上是亚洲大陆的温带与亚热带地区，已经进入古典农业文明时代，它们建立了准民族国家，发展起了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采行家长制或神权政体。它们的发展水平比西方人差一个时代级差。而在这一文明带之外的美洲、黑非洲和大洋洲，大多数民族仍处于前古典文明和前国家阶段，社会生活以部落或部族为中心。他们比西方差两个时代级差。发展水平高的民族抵制西方文化影响的力量较强，但学习西方文化的能力也较强；发展水平低的国家抵制西方文化影响的能力较弱，但学习西方文化的能力也较弱。一些民族由于发展水平过低，无力起而应接西方文化的挑战，结果至今仍是原始政治文明的活化石。

(3)西方政治文化中包含着不同的因素，对非西方国家产生不同影响。

西方文化不是铁板一块：它既有个人主义传统，也有整体主义传统；既是自由主义的摇篮，也是社会主义的大本营。现代世界几乎所有的政治意识形态都起源于西方，包括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社会主义、基督教民主主义、民族主义、无政府主义、法西斯主义等等。非西方国家内部党派和意识形态的对立，以及关于政治发展道路的斗争，往往折射着西方社会内部不同意识形态的对立。

按民主传统的强弱和实现民主的先后，我们可以把西方国家分为三类：第一类主要是英国以及英国的移民国家(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它是近代民主的源头，特别是自由民主主义的摇篮。法国也可以勉强归于这一类。处于第二类的是德国和意大利，第三类是葡萄牙和西班牙。后两类国家民主传统较弱，实现民主较晚，甚至晚于某些非西方国家。它们尤其缺乏自由主义传统。这三类国家分别在三次民主化浪潮中实现了民主化，并且分别是三次民主化浪潮的源头。英美等国率先实现了民主化，其它西方国家部分地是在它们的影响下走上民主道路的。当代西方政治文化在世界范围传播的过程，其实已经在西方范围内预演过一次。

从宗教文化上分，上述三类国家中英美是新教国家，而另两类国家多属于天主教国家。新教比天主教更倾向于民主。直到20世纪60年代以前，实现了民主并积极向外传播民主价值的主要是新教国家。天主教在20世纪60年代的梵蒂冈大公会议以后才转向民主。

一个非西方国家成为哪个西方国家的殖民地或势力范围，或与哪个西方国家地理上较接近，就使它容易受哪个国家影响。印度之所以在独立后走上民主道路，得益于英国的影响。韩国和菲律宾的民主化进程受美国影响较深。日本在19世纪以德国为楷模，结果走上军国主义道路。中国自以后，在政界军界的政治精英中，从日本、俄国和法国回国的留学生成为主体，英美留学生的影响主要在商界和知识界，所以自由主义只在知识界有过一定的影响。在韩国，20世纪50—60年代的政治精英中以日本留学生为主，从70年代起，美国留学生开始占多数，政治精英成分的变化对韩国向民主的转变起到较大作用。

所有这些因素都影响了一个国家的民主化道路。这些因素的影响在实际政治过程中是复杂的，其中一种有利的因素可能被另一种不利的因素所抵消。这些因素的综合影响与各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产生了非西方国家纷繁多样的民主化形式。在非西方国家民主化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民主”形式，如“东亚民主”，“南亚式民主”、“伊斯兰民主”、“非洲民主”，以及“管理民主”、“有指导的民主”等，都是非西方国家对自己民主化道路的探索，也是它们学习和吸收西方文化的特定阶段的产物。这表明，权威主义政权也必须从民主意识形态中寻求合法性基础。在一些多党制国家出现的一党优位制(日本、印度、新加坡、马来西亚、墨西哥等)，亚洲一些代议制民主国家出现的“寡妇政治家”现象，政府、政党和军队等现代组织制度的个人化现象，政治关系中渗进的家族关系、裙带关系等，都是各国以本土政治文化为基础，吸纳西方政治文化过程中出现的食洋不化的表现。随着西方政治文化的不断的渗透，这些现象正在发生着或快或慢的变化。

在第三次民主化浪潮中，各种文化类型的权威主义都被冲垮。在拉美国家是军人政权转向民选的文人政权；在黑非洲是由一党制变为多党制；东亚和南亚是一党独大体制和“君子政治”受到冲击；“斯拉夫一东正教”地区是以计划经济为基础的高度集权体制的解体3在“中东一伊斯兰教”国家是对神权政体、个人专制、一党制、传统的君主制等进行自由化和半民主化改革，同时伴以伊斯兰主义的复兴。伊斯兰的文化背景使这里的民主化不大容易纳入西方自由民主主义的轨道。

尽管各国的民主化进程干差万别，但是，经过第三次民主化浪潮之后，从制度的层面上，西方的民主形式在世界范围内已经被广泛采纳，西方式的政治态度、政治价值取向和政治行为方式等也部分地被接受。那么，西方政治文化的影响至此是否接近达到了一个极限呢?对西方政治形式的摹仿是否仍然是表面风浪?一个民族有史以来，在数十万甚至数百万年中积累起来的特质，难道能够在数百年内被异质文化的影响消除吗?当“西风”漫卷形成的表面上浪涛平静后，人们也许会发现，深层洋流的变化是有限的。

也许，这次民主化浪潮标志着西方政治文化向外扩张能量的耗尽，从此各民族文化将顽强地表现出自己的个性，各民族将会以自己固有的气质和性格运作民主制度。西方人把现代民主传授给了世界，然而政治文化的发展却倾向于本土化而不是普世化，各种民族特色的“民主”将成为未来的主流。这使我们联想起古代希腊和罗马的历史。当古希腊罗马人将他们的文化扩张到极限后，他们便被他们的征服者所征服。罗马人当年将公民权授予帝国内全体自由民，结果是罗马人自己公民权特定内涵的丧失，占总人口少数的罗马公民被淹没和溶解于广大的东方臣民之中。现代西方人是否会重蹈他们先人的覆辙呢?毕竟，西方人只是人类中的一小部分，在全球化的未来，西方文化的强势也许会转化成弱势。如果这样，就应了传统中国哲学的逻辑，即西方文化与其它文化相遇的结果，最终是柔弱克刚强。

三

在中国，1978年底的“三中全会”宣告了一个时代的结束，开始了经济体制的改革，并启动了政治体制改革。在20年的时间里，我国以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为驱动力，以对外开放为催化剂，带来了政治结构与政治文化的重构和变迁。1998年春的“九届人大”又迈出了新的一步，开始改革与计划经济相锅合的政府体制，建立与初步形成的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政府

模式。

从世界的角度看，在这20年里我国发生的政治变革，正是第三次民主化浪潮的一部分。本书的主要任务是向国内读者介绍外部世界发生的政治变革；关于中国民主化进程，是一篇大文章，应另外专门研讨，在此只能略说几句。简而言之，中国的改革开放，适应了当代世界发展的潮流，其取得的伟大成就，也是对人类政治发展的重大贡献。

但是，必须强调指出的是，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并不是其它国家民主化进程的翻版，不是对其它国家民主化经验的照搬和摹仿。在20世纪初期，中国的政治精英曾以极大的热情盲目地移植英国政治模式，20世纪中期，我们又“一边倒”地搬来苏联的所大林模式。经过这两次左右摇摆后，时至20世纪末，我们已经树立起一个成熟的信念，那就是，中国必须走自己的政治发展道路。

中国不能脱离世界民主化的大道，但中国的民主只能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这不仅仅是出于民族自尊心所做出的执拗选择，而是客观的必然。它的基本依据就是中国政治传统的独一性和国情的特殊性。

在人类的各种政治文明当中，中国的文明及其历史发展是独一无二的。它是原创性型的文明，也就是说，它不是摹仿和移植其它文明，在其生成中，甚至也很少受其它文明的影响，它是中华民族的独创。中华文明是在与外界相对隔绝的环境下发展起来的，在其发展过程中，虽然也有过外来文化的影响，但外来影响不是隔断中国文明的发展道路，也没有使其改变方向，而是被其融合吸收，从而形成一个一以贯之的主流传统。因此，中国的政治文化具有鲜明的个性，是中华民族固有性格与特定的历史地理等条件天然混成的有机结构，是自足自得、和谐圆满的文化体系。到近代，中国虽然受到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但中国并没有像印度那样沦为完全的殖民地。中国的文化传统没有经历过被重新塑造的过程。

世界上一些走西化道路的国家和地区，由于传统政治发展水平很低，不能支撑本民族的现代政治发展，也就是说，缺少现代政治得以成长的基础，所以，它们容易直接移植西方政治模式。而中国传统政治发展水平在非西方国家中是比较高的，在政治发展的某些方面甚至是早熟的。类似西方国家到中世纪末才发生的政治现代化过程，部分地在中国很早就已经接近于完成。比如建立民族国家，在民族范围内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通过建立官僚体系和职业军队、建立国家系统的财政税收体系，使国家权力制度化，这些因素和内容中国在秦汉时代即已存在或接近完成。国家的世俗化也是政治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中国本来就没有西方和其它一些地区那样顽强而悠久的神权政治传统。在两干多年中，宗教组织和宗教观念虽然在政治生活中产生过重要影响，但中国古代社会大部分时间里基本上属于世俗政治。所以在政治现代化过程中，有些国家是“移植”西方政治文化，而中国只能是在本土政治文化的主干上“嫁接”西方政治文化。

我们可以发现，当代世界各国在西方政治文化影响下而普遍发生的政治变迁，在中国却有着完全不同的表现。比如，由西方中世纪末形成的民族主义浪潮漫延至世界各地，导致一个又一个多民族帝国纷纷解体。民族主义的潮流首先摧毁了神圣罗马帝国，而后向东漫延，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俄罗斯帝国相继解体；印巴分立，前南斯拉夫的分裂和内战，非洲的部族和种族冲突等等，都是这股民族主义浪潮的表现。但是在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里，各民族相对来说能够和平共处，多民族国家表现出了其它国家不能相比的内聚力和向心性。同样，困扰着各国政府的宗教纷争也没有给中国带来太大的政治麻烦。中国一般有各教派和平共处及其与政府合作的悠久传统。有史以来，纯粹的宗教分歧和冲突没有给中国带来严重的社会和政治分裂。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上许多国家都试图建立有本国特色的民主制度，但在第三次民主化浪潮中，它们大多都被西方式的民主潮流所冲垮。只是在民主制度的实际运作上，以及深层的政治文化上，民族的特色仍然顽强地表现出来。但是在中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民主体制和公民文化的构想却可能成功。无论我们愿意与否，数千年的文化积淀是不可能被连根拔除的。中国的民主建设需要探索出自己的道路，现代公民文化只通过在传统文化的主干上“嫁接”西方公民文化而形成，而不能另起炉灶。

西方国家范文篇7

那么，当代西方国家共产党发生了哪些变化，出现了哪些新特征？我们又该怎样认识这些新变化和新特征呢？

近半个世纪西方国家共产党的深刻变化

第一，关于党的性质:从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政党逐步转变为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者的群众性政党

如何给共产党的性质以科学的定位，是关系到共产党的阶级认同的重大问题。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一直自称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被公认为是工人阶级的政党。但是自20世纪60年代以后，特别是以后，西方国家共产党对其性质的表述又有新的变化。此时除希腊共产党继续坚持党是“工人阶级的先进的、有觉悟的、有组织的部队”这一传统理论观点外，大多数国家的共产党已不再提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如日共自称“日本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党，同时是日本国民的党”；意大利重建共产党自称是一个新型的工人阶级的群众性政治组织；葡萄牙共产党自称“是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者的政党”，等等。由此可见，西方国家共产党虽然还自称是工人阶级的政党，但同时还认为自己是全体劳动阶层的党，甚至是全体国民的党，其阶级基础已经扩大；另外，西方国家共产党强调自己是群众性的政党，而不强调是职业革命家的政党，不再提党是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不再提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这不能不认为是西方国家共产党对党的性质的新表述，也是西方国家共产党性质的一个新变化。

第二，关于党的运行体制:从实行民主集中制转变为强调民主运行体制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是在十月革命以后，按照苏联共产党的模式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在党内形成了高度集中的权力体制。20世纪70年代，奉行“欧洲共产主义”的各国共产党严厉批评了苏共将民主集中制变成了“官僚集中制”，转而着重强调党内民主。以后，在有关党的组织原则问题上，不少西方国家共产党不再遵循传统的民主集中制，而是强调民主、自由和多样性。例如法共现在实行“民主的运转原则”，等等。那些继续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党，如日共、希共和美共等则重点强调其民主的方面，并对民主集中制原则作了新的解释。

第三，关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不固守“资本主义总危机”理论，直面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

大部分西方国家共产党不固守“资本主义总危机”的理论，对现代资本主义的认识比过去更实际，更辩证。由于所在国家发展程度和特点的不同，各国共产党对资本主义的认识也不完全相同，但有些基本认识是相同或相似的:其一，认为现代资本主义与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垄断资本主义初期相比有很大的不同，它已经具有了较强的自我调节、自我更新和自我发展的能力。其二，认为上述能力并没有、也不可能消除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解决这一矛盾的根本途径是用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其三，认为在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其内部的新社会因素也在增长，并为实现社会主义准备了条件。

第四，关于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从主张暴力革命到主张和平民主

二战以后，大多数西方国家共产党在理论上仍然坚持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的观点。20世纪70年代中叶，奉行“欧洲共产主义”的西欧各国共产党都主张摒弃暴力革命，通过议会斗争和群众斗争，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进行长期的民主变革，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以后，只有希腊共产党仍然主张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其他西方国家的共产党都主张通过和平、民主的道路走向社会主义，一般不再提无产阶级革命。例如日共纲领提出，要争取用和平的方式取得革命胜利，但又要时刻保持警惕，以防敌人发动的暴力反击；美共提出，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因国而异，美国社会主义可能通过和平的方式实现，但不承诺在革命的特殊时期放弃使用暴力来捍卫自己的权利。

第五，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从一元社会主义模式到多元社会主义模式

当前西方国家共产党普遍认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模式不是唯一的而是多样的，并有以下主要理论观点:其一，强调建设社会主义必须从本国的具体实际出发，不能照搬别国现成的模式。美共认为，未来美国的社会主义将按美国的传统、历史和文化条件来建立，因此它将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社会。日本共产党提出了“日本式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法共提出了“新共产主义”的发展道路等。其二，主张建立公有制起主导作用的混合经济体制。如法共主张发展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混合经济，反对私有化和国家干涉主义，既不能实行统制经济，也不能屈从于市场法则。美共主张结束国家财富的私人占有，主要产品生产在公有制下进行，公有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起主导作用。其三，越来越多的党承认市场经济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作用，但认为国家的宏观调控是必不可少的。如日本共产党提出了“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理论，葡萄牙共产党主张对国民经济实行有计划的领导，同时又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等等。

从先锋队政党到现代群众性政党转型的新特征

当前西方国家共产党正在或已经从先锋队政党转变为现代群众性政党。在建设现代群众性政党方面，它们并没有固定不变的模式，然而从有关的理论与实践来看，它们既继承了先锋队政党在理论、组织和政治上的优良传统，同时又有自己新的特征。

群众性:首先，群众性体现在党的性质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均宣布自己不仅是工人阶级的政党，同时也是其他劳动阶层的群众性组织，它不仅要维护工人阶级的利益，而且还必须维护广大群众的利益。其次，群众性还体现在党争取群众的工作方针上，西方国家共产党高度重视党的建设与发展工作，认为，建立强大的共产党和赢得社会主义的胜利密切相关，因此把发展党的新成员、壮大党的队伍、扩大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看作是建设群众性政党的首要大事。再次，群众性更要体现在党的行动上，它要求党更加贴近群众，深入群众，把党的宗旨宣传到群众中去，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影响群众。

开放性:实行“开放”的原则，以建设新型的共产党，这是西方国家共产党的又一个显著的变化。法共认为，向社会开放是共产党的一个长久的和首要的问题，而不是一时的权宜之计。开放原则一方面要求共产党的大门向所有人开放。只要承认党纲、党章，不论其民族、种族、性别、信仰、宗教、出身、职业、阶级等，都可以成为共产党员。另一方面，开放原则要求共产党与社会建立多维的关系。这就要求党不仅与工人阶级保持密切联系，代表和维护他们的利益，而且还要与广大劳动者、中间阶级和其他反对垄断资本的阶级保持联系，代表和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同时，共产党要与其他各阶级的政党发展广泛的关系，特别是与包括社会在内的其他左翼政党和工会建立联系与合作关系，与争取民主、和平、社会公正、妇女权利、维护生态平衡等进步社会运动携手并进，共同斗争。

民主性:民主化是西方国家共产党在革新中的又一个基本原则。民主化首先要求强化党内的民主运行机制，采取自下而上的决策方式，党的代表大会文件须经过全体党员的广泛讨论，根据党员的意见起草文件并提交大会讨论修改，以充分发扬党内民主、调动党员的积极性和创新精神。其次是改变过去自上而下的、高度集中的“金字塔式”的政治结构，对党的领导体制进行调整与革新，使党的领导机构年轻化，让青年和妇女在其中占有相当的比例，以有效防止权力的过分集中和独断专行。再次，承认并允许多样性，即党员可以有多样性的思想和观点，但党内不允许有组织的派别活动。

透明性:即要求党改变秘密工作的作风，树立党的公开、透明和负责的社会公众形象。首先是改秘密发展党员为公开发展党员。其次，是改秘密召开党的代表大会为公开召开党的代表大会及各种会议，会议的地点也由过去的偏远小镇转移到大的中心城市，以扩大党的影响。再次，积极参加选举和各项社会运动，广泛利用现代传媒手段宣传党的政策和主张，使人们不仅可以从党的纲领、章程、决议中了解党，还可从党的报纸、杂志、网站、电视以及党的各项公开活动中，特别是从选举活动中了解党。最后，是公布党的财务开支及党的资产等，表明自己与资产阶级政党的金权政治绝缘，树立清正廉洁的政党形象。

独立自主性:西方国家共产党过去与苏共关系密切，党的方针政策的制定受苏共的影响，在人民群众中产生了某些不良的影响，因此，他们特别强调党的独立自主原则。一方面，西方各国共产党都强调独立自主地制定自己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创造性地运用于本国的具体实践，拒绝任何外来的干预；另一方面，强调在建立联盟和全民阵线的过程中，党必须坚持在政治上的独立自主，在组织上独立自主地发展自己的力量，以使党在革命斗争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如何认识西方国家共产党的变革与转型

如何看待西方国家共产党的变革与转型？邓小平同志在评价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欧洲共产主义”时曾经指出:“各国党的国内方针、路线是对还是错，应该由本国党和本国人民去判断。最了解那个国家情况的，毕竟还是本国的同志。”“归根到底由他们的实践作出回答。人家根据自己的情况去进行探索，这不能指责。即使错了，也要由他们自己总结经验，重新探索。”这是完全正确的，应该成为我们认识和研究外国共产党最基本的态度。作为对问题的研究和探讨，笔者有这样几点不成熟的认识，供读者参考:

一是西方国家共产党的变革与转型并不是偶然发生的，而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的。它既是马克思主义工人政党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同时，又是当今世界的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对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的自然回应。概括地说，科学技术革命与生产力革命使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的运行、整个社会的阶级结构、工人阶级的内部结构、劳资矛盾的发展等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就要求马克思主义政党根据新的经济和政治状况，采取新的战略和策略，为此党自身也必须进行自我变革，使党的思想观念、组织结构、主要功能、运行机制、活动方式等适应社会发展之需要，从而使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能够立足于社会，并获得新的发展。

二是西方国家共产党的变革与转型是对传统政党模式的“扬弃”。西方国家共产党的变革与转型，从根本上说是其自身内在矛盾发展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自我发展和完善，它是对传统马克思主义政党发展模式的辩证的否定，辩证的否定是通过事物内在的矛盾运动而进行的自身的否定，并通过自身否定实现“自己的运动”，即自我发展。辩证的否定就是“扬弃”，它是包括着肯定的否定，既有克服又有保留。西方国家绝大多数共产党的变革与转型，只是改变了政党存在和发展的形式，而没有改变政党的本质。

西方国家范文篇8

关键词：西方国家；国债期货交易；国债期货合约；国债期货交易管理体系

我国国债期货交易于1992年推出后，由于缺乏对国际成功经验的研究以及其它多种原因，开市仅两年零六个月就夭折了。在我国加入WTO的新形势下，重推国债期货交易已提到了决策层的议事日程，为此，研究西方国家国债期货交易的成功经验，对于重推我国国债期货交易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西方国家国债期货交易概况

（一）美国的国债期货交易

1.国债期货合约。美国国债现货市场十分发达，交易活跃，国债发行规模大、品种丰富、期限结构和持有者结构合理、流通量大。美国的国债分为短期、中期和长期三种，与此相对应，国债期货合约也分为短期、中期和长期三种。

（1）短期国债期货合约———国库券期货合约。美国的国库券期货合约是一种以91天（13周）期的国库券为标的物的短期国债期货合约，它包括：1）交易单位。每份合约代表100万美元的91天（13周）期的国库券。2）报价方式。以指数方式报出，报价指数=（1-年贴现率）×100.3）最小变动价位。1个百分点的百分之一，即0.01%，或称为一个基本点。4）交割月份为每年的3、6、9、12月。5）交割品。虽然合约以90天国库券为标的物，但合约到期并不限于90天期国库券，而是根据国际货币市场（IMM）的规定，既可以是新发行的3个月期、91天或92天国库券，也可以是有90天剩余期限的原来发行的6个月或1年期国库券，以确保交割的完成。6）交割价的计算。在交割时，空头交割短期国库券，多头支付发票金额，发票金额=面值-年贴现率×面值×到期日数/360天。

（2）长期国债期货合约。它是以一种（虚构的）20年期、息票利率为8%的长期国债为标的物的期货合约，内容包括：1）交易单位。每份长期国债期货合约的数额为10万美元。2）交割月份为每年的3、6、9、12月。3）报价方式。以美元和1/32美元为单位报出，所报价格是面值为100美元的国债价格。4）交割方式。

其交割涉及3天：第一天是期货合约交割月份的第一个营业日前的第二天；第二天，清算所从众多的未平仓的多头之中选择买方，一旦选定，卖方就会对某特定的交割债券开出发票，买方准备支付款项；第三天即实际交割和付款日。5）交割制度。其标的物是期限为20年、息票利率为8%的长期公债券。然而，这种标准化的标的债券在现货市场上很少存在，甚至不存在，因此，美国实行混合交割制度，即卖方可用于交割的债券是剩余期限不少于15年的任何美国长期公债券，这就需要引入转换系数对不同票面利率的国债进行价格折算，使每一种国债都保持8%的息票利率。

（3）中期国债期货合约。它是一种以偿还期在1年以上，不超过10年的国债为标的物的期货合约，除了标的物和混合交割制度中交割对象的剩余期限与长期国债期货合约不同外，其它相同。

由于美国国债期货合约设计合理，因此成为其它国家设计本国国债期货合约的借鉴对象。

2.国债期货交易管理体系。美国国债期货交易的管理体系是政府监管、行业协调组织管理和期货交易所自我监管的三级管理模式。

（1）政府监管。美国政府设立了联邦期货交易委员会作为统一管理全国期货市场的最高权力机构，在政府部门直接领导下拥有独立的决策权，其基本职能是：负责管理、监督和指导各交易所及期货交易行业组织的管理；负责制定与期货交易有关的各项交易法规；负责管理期货市场的各种商业组织、金融机构和个人投资者所进行的全部交易活动；负责各种交易机构的注册、审核和批准；对违反期货交易法规和国家有关法律的机构和个人进行行政处罚或追究民事、刑事责任。

（2）行业协调组织管理。行业协调组织主要以“联合体”或“协会”的方式出现，并以“行业自治、协调和自我管理”的方式行使职权，其特点主要表现为自治性、广泛性和行业性。其职能主要是宣传、传达国家监督机关的有关政策、法规至各交易所，并为国家监管机关提供各交易所的运行和市场交易情况；强化会员的职业道德和行为规范，实施客户保护条例；定期审查专业期货人员的会员资格；审计、监督专业期货人员的资金帐户、财务情况和一般交易法规的执行情况；对期货交易中的纠纷进行仲裁；普及客户和会员的期货交易知识等。

（3）期货交易所自我监管。美国期货交易所自我管理的内容主要有：检查会员资格，监督会员的义务活动；监督场内的期货交易种类、数量、品种及价格水平，保证期货交易在透明、公开竞争条件下进行；制定本交易所的规章制度和业务惯例以及细则；对经纪行会员的资本是否充足进行检查；对违章违法活动的交易会员进行行政处罚及刑事申诉，通过仲裁方式协调解决交易活动中出现的纠纷；维护交易准则的严肃性，监督法规的实际执行情况。为了更有效地进行分项管理，控制风险，美国期货交易所还设立了不同职能的30多个部门。

3.国债期货交易的法律体系。美国对国债期货交易管理的另一个显著特征就是精心制定有关法规条例，使国债期货交易能依法有序地高效运行，并为美国经济政策总目标的实现发挥作用。美国的国债期货交易法规体系由国家期货交易管理法规和期货交易规则（条例）两部分组成，这两部分互为补充，以不同的方式作用于国债期货交易，从而保证交易合理高效地运转。

（二）英国的国债期货交易

英国国债期货于1982年在伦敦国际金融期货交易所问世，在该交易所上市的品种不仅限于本国国债期货合约，还包括美、日、德和意大利等国的国债期货合约。

和美国一样，英国现代期货市场管理也是继承了“三级管理”体系，即政府监管、行业自我监管、交易所自我监管的从上而下、分层次监督管理制度。但两国不同之处在于：美国更加强调政府干预并且通过加强立法来管理期货市场；而英国却以“自我监管”为主，政府对期货市场的干预较少，除了某些必要的国家立法外，英国期货市场的管理完全由期货交易所及行业协会等组织机构以及政府立法领导下制定的一些交易法规、条例来保证期货市场交易的正常运行。英国政府不直接干预市场，只有在市场出现不正常现象时，政府才运用法律手段间接管理市场和调控市场。英国法律体系的健全和稳定为实现期货市场管理的有序性、权威性奠定了基础。

此外，英国的结算公司是独立于期货交易所的，如伦敦结算所同时为伦敦的三家期货交易所进行期货结算，而美国、日本等国期货交易所都设有自己的结算部门。两者的区别主要体现在：独立的结算所在履约担保、控制和承担结算风险方面独立于交易所之外；而交易所内设结算机构则将这些业务全部集中在交易所。独立的结算所一般由银行等金融机构以及交易所共同参股，相对于由交易所独自承担风险而言，其风险比较分散。

（三）日本的国债期货交易

日本的国债期货交易始于1985年，交易品种主要有长期、中期和超长期国债期货合约。日本的国债期货同时被国外的交易所如LIFFE、CBOT、SIMEX、CME上市，但东京证券交易所的交易量最大。日本国债期货交易管理体系也是“三级监管”，即：（1）政府监管。日本的国债期货业务受金融厅统一监管，涉及范围包括交易所的设立、上市品种、交易所制度规则、中介机构资格审核等。金融厅授权证券交易监视委员会对国债期货的违规事件进行调查。证券交易监视委员会得出检查结果后上报金融厅，同时提出处理建议，由金融厅做出最终处理结果。（2）行业自我管理。日本的行业组织多为各类民间组织和民间协会，他们协调各交易所之间的利益，维护交易员权益，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归口管理”下各交易所之间的协调困难，发挥着政府和交易所之间“上令下达，下情上传”的作用。（3）交易所自我管理。日本的交易所全部采用芝加哥商业交易所（CME）1988年开发的保证金管理系统即SPAN系统计算保证金以控制风险，其特点是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降低保证金的要求，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交易所对国债期货交易的监管注重实时监控和事后监控。此外，日本的交易所还十分注重信息披露制度，如东京证券交易所为了实现买卖价格公正、有序及买卖渠道畅通，自1974年开始采用行市导报系统，及时向投资者传递当日成交数量、价格、未平仓合约数量等各方面信息。

（四）法国的国债期货交易

1986年法国财政部和法兰西银行联手建立了法国期货市场，此后推出了国债期货交易。法国的国债期货合约分为短期、中期和长期三种，其中短期国债期货合约是以90天国库券为标的物的合约；中期国债期货合约是以4年期国债为标的物的合约；长期国债期货合约是以7年～10年期的国债为标的物的合约。法国国债期货交易最大的特点在于，其清算系统能最大限度地保证交易和清算的安全性，在交易被自动撮合的同时，风险控制、清算、幕后文件处理等都被自动完成[1].

（五）德国的国债期货交易

德国的国债期货合约是以名义利率为6%的。5年～10年期国债为标的物的合约。德国拥有欧洲最大的电脑交易联网系统，与世界各地交易所进行联网交易。德国清算系统的功能和业务特点在于将交易与清算融为一体，自动化程度高、便捷、快速，成本低且适应性强。德国十分重视对国债期货市场的监管，如加强法制建设，先后通过《交易所法》和《二级金融市场促进法》，成立联邦证券监督办公室作为唯一的国家证券期货监管机构，注意加强国际联合监管，等等[1].

二、西方国家国债期货交易对我国的启示

（一）注重国债现货市场的培育完善

国债期货交易是在西方国家国债现货市场发育成熟的前提下为了规避国债利率风险而产生的，并随着西方国家国债现货市场的不断完善而发展。可见，国债期货不是独立存在的，它是一种国债衍生产品，是建立在国债现货市场的基础之上的，具体表现在：国债现货规模直接制约了国债期货交易的规模，能有效避免“多逼空”；合理的国债品种结构有利于国债期货品种的开发和国债期货的交割；

国债现货市场利率市场化以及由此产生的利率波动风险是国债期货交易存在的基础，同时，国债期货价格是对未来国债现货价格的预期，而这种预期主要是建立在国债现货市场利率走势的基础上的；国债现货市场充分的流动性能使国债期货价格在较为合理的价位上波动，从而抑制国债期货市场的过度投机。中国在发展国债期货交易时应借鉴国外经验，注重国债现货市场的培育和完善，具体包括两方面：一是加快国债现货市场的发展步伐，为重推国债期货交易创造积极有利的条件；在重新推出国债期货交易后也应根据国债期货市场的发展需要进一步完善国债现货市场，从而建立一个发达的国债期货市场。二是发展国债现货市场应从国债规模（发行量和流通量）、国债品种结构、国债期限结构（包括剩余期限结构）、国债发行方式、国债交易方式、国债持有结构、国债管理制度等多方面入手，使之形成合力，促进国债现货市场的全面发展，最终建立一个发达的国债现货市场。

（二）设计科学合理的国债期货合约

国债期货合约是交易所制定的在将来某一特定地点和时间交收以国债为标的物的高度标准化的合同，是国债期货交易的载体和媒介。它对国债期货交易做了最基本的原则规定，使该交易能按合约规定的条款有序进行。因此，重推中国国债期货交易应借鉴西方国家的成功经验，设计科学、合理的国债期货合约：一是根据国债现货、期货市场交易规模及参与者资金实力、合约价格波动性等因素确定交易单位；二是根据国债种类、市场价格波动状况和商业习惯等因素确定最小变动价位；三是短期国债期货合约应以指数方式报价，以符合低价买进、高价卖出的报价习惯；四是短期国债期货合约到期交割时可不限于标的国债，只要剩余期限和标的国债期限相同也可交割；五是中长期国债期货合约应以虚拟国债为标的物，当合约到期时，卖方可用于交割的国债并不限于这一标准化债券，只要该债券在期限上满足一定条件均可用于交割，这就需要利用转换系数进行换算。

（三）加强风险管理

国债期货市场是一个高风险市场，其风险来自客户缺乏风险意识、保证金交付中的风险、期货经纪商和会员在中的风险、赤字结算风险以及市场风险等几个方面。针对上述风险，西方国家一般建立了政府监管、行业自律和交易所三级监管体系。虽然这种监管体系正面临变化，一元二级监管结构将是国债期货市场监管的主流模式，但必须看到这些国家的国债期货交易已经取得了成功，并处于较高的发展水平。中国的国债期货交易正处于起步阶段且有试点失败的经历，因此，其国债期货市场的监管宜采用一般的三级监管模式，其中，政府监管应发挥克服市场失灵、弥补市场缺陷的作用，主要通过加强对国债期货的审核和监督保证期货交易的合法性，防止垄断、操纵、欺诈、内幕交易等违法行为的发生，维护国债期货市场的正常运行；行业协调组织应以“行业自治、协调和自我管理”方式对市场参与者的素质和行为加以规范，以发挥期货市场的功能，建立公平竞争的有效市场；期货交易所应在遵守有关法规条例，自觉接受政府监管的基础上对交易所内的一切交易活动行使监督、管理、实施和保障等职能，成为风险管理中最基本的管理与执行机构。

（四）完善信息披露制度

国债期货市场的信息是指通过各种媒体反映出来的与国债期货交易活动有关的各种消息、信号、数据等的总和，它包括与市场建设有关的信息内容、与交易活动有关的信息内容以及与国债期货交易有关的社会公众信息内容，等等。国债期货交易活动实质上是信息的产生、流通与消化过程，没有及时、准确、完整的信息输入，就没有合理的分析和正确的判断，交易行为的变化就会失去其合理性和说服力，国债期货市场所产生的价格就容易失真，国债期货市场的功能得不到发挥也就失去其存在的价值。只有在重视信息的前提下，通过实行强制信息披露制度，实行规范化的信息传播制度，公开市场各类信息，才能切实保证每个投资者平等享有信息的权利，从而既有利于国债期货市场功能的发挥，促进市场的稳定发展，又有利于各级监管部门对市场操纵行为进行监管，保护中小散户的利益，为落实市场“三公”原则创造条件。因此，重推中国国债期货交易应注重完善信息披露制度，及时向投资者传递当日成交数量、价格、未平仓合约数量等各方面的信息。

（五）大力发展机构投资者

国债期货市场的交易主体按交易目的和动机可分为套期保值者和投机者，按规模结构可分为机构投资者与个人投资者。西方国家十分注重发展国债期货交易主体，尤其是发展机构投资者，因为机构投资者对于国债期货市场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首先，市场容量的大小是衡量一个市场是否成熟的标志之一，由于机构投资者拥有稳定庞大的资金，能影响国债期货市场的规模和资金总额，因此，机构投资者的壮大对于扩大期货市场的容量具有重要作用。其次，国债期货市场是一个专业性强、风险大、收益高的市场，这对于一般中小投资者介入国债期货市场形成障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债期货市场的发展。而发达的机构投资者不仅可以消除中小投资者的入市障碍，还能为中小投资者增加新的投资渠道。再次，机构投资队伍的发展壮大带给市场的不仅是增量资金，更重要的是投资理念的变化。机构投资者客观理性的操作理念一旦主导市场，期货行情趋势的变动将更加贴近和反映现货基本面，从而使期货市场的功能得到进一步发挥。最后，理性的机构投资者在资产组合管理时积极参与国债期货市场，成为套期保值的主体，从而有利于国债期货市场的稳定。因此，重推中国国债期货交易应大力发展机构投资者，使其成为国债期货市场的最主要的交易主体。

（六）注重国债期货市场法律法规的建设

若要维护国债期货市场的健康发展，保证市场的流动性，使市场能够发现价格并分散风险，就必须吸引足够多的各种类型的投资者，增强他们对于期货市场公正性的信心，而信心的建立需要有完善的期货交易法律体系作为后盾。这种法律体系能使国债期货交易依法进行，从而保证期货市场的有序性和高效性。一般来讲，国债期货交易法律体系由国家期货交易管理法规和期货交易规则（条例）两部分组成，它们互为补充，以不同的方式作用于国债期货市场，从而保证了国债期货市场合理高效地运转。中国发展国债期货交易应借鉴国际经验，快速建立起适合于国债期货市场发展的法律体系，以国家期货交易管理法规作为各级期货交易管理机构进行监督和管理的基本依据，发挥监控和指导作用，同时以期货交易规则、条例来对国债期货交易活动微观运转起保证作用。

西方国家范文篇9

一、议会是政党活动的核心场所

政党与议会的这一层关系大体上可以从政党的产生、政党的性质及议会在国家政治体制中的地位等三个方面体现出来，试述如下：

二、政党是议会开展活动的核心动力

结语

注释：

[1][2]【美】哈罗德·F·戈斯纳尔、理查德·G·斯莫尔卡：《美国政党和选举》，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第2、3页。

[3]【美】乔瓦尼·萨托利：《作为部分的政党》，载于中国政府创新网。

[4]刘建飞等著：《英国议会》，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11页。

[5]【美】古德诺：《政治与行政》，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57页。

[6]杨祖功、顾俊礼等著：《西方政治制度比较》，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第76页。

西方国家范文篇10

引言

比较法学传统上主要以私法为研究对象。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行政法的概念和地位在世界范围内得到普遍承认，尤其是得到普通法系国家法学家的承认，曾被国外有的法学家认为不可比较的行政法也就当然成了比较法学的重要研究对象。比较行政法近年来能够取得一些发展，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了解外国的行政法律制度越来越成为解决“行政国”问题的需要。只有通过比较，才能认识各种事物间的联系和区别，才能有所鉴别和启示。“把一座希腊雕像与一座埃及或亚洲雕像对比，就比只观察一百座希腊雕像更能了解希腊人的才华”.近年来我国行政法学者开始注意研究外国行政法律制度，翻译了一批西方行政法原著.但从整体而言，比较行政法的研究成果较少；而从历史演变角度来比较西方国家依法行政的道路和特色，在国内尚属空白。

行政法被视为动态的宪法，是依法行政的法律保障。我国要实现依法治国的法治目标，就必须大力推进依法行政。历史是一面镜子。研究依法行政的历史演变，尤其是法治较完备的国家的历史经验，必将有助于把握当今我国依法行政的发展方向。以法德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国家，承认行政法较早，法国更被誉为行政法的母国，其依法行政历史演变轨迹形成了大陆法系行政法的发展历史和特点；以英美为代表的普通法系国家，承认行政法的存在较晚，其依法行政历史轨迹演变形成了普通法系行政法的发展历史和特点；日本早先深受德法行政法理论影响，二战后又接受英美法治传统和法律制度，其依法行政历史演变轨迹形成了既与大陆法系、英美法系有联系，又与大陆法系、英美法系有区别的混合型特点。上述各国依法行政既有形式的差异性，又有深层次的共性。无论是差异性，还是共性，均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和国情基础。各国依法行政的不同历史发展模式，均符合各国国情，适应各国的法律传统、民族传统、政治体制及社会经济情况。没有最好的模式，只有最适合的模式。对西方各国依法行政的不同发展模式，我们不能厚此薄彼。“自孟德斯鸠《法意》一书出版后，极少有人敢于自称本国的制度是世界上唯一最好的制度。‘最好的制度’一说自被孟德斯鸠否定以来，一般人士就开始用比较的方法来研究不同的国家，从实际出发，探索其不断发展的过程了。”笔者拟研究西方主要国家依法行政的道路和特色，并从中探寻依法行政的法治规律，从而为中国行政法治建设提供某种启示。

一、西方各国依法行政的个性特色

“法治政府的建设从来没有一种划一的模式，各国地方性、知识和经验的差异性构成了制度资源的多样性。……我们不能只偏重某一种制度模式，而忽视其他的可能性。只有通过对各种模式进行深入的分析和比较研究，我们才可能获得符合中国法治建设的多种资源。”③“对于中国的法治建设的制度资源，借鉴英美的经验和欧陆的经验都是同等重要的。”④由于西方各国政治法律制度、历史文化传统等因素的差异，导致其在依法行政的理论观念和制度构架上存在着较大不同。如各国对依法行政的称谓即有较大差异，德国称为“依法行政”，法国称为“行政法治”，英国称为“法治”或“依法行政”，美国将依法行政包括在“法治”原则之内，日本则称为“依据法律行政”或“法治行政”。在制度构架上，法国、德国等大陆法系国家行政权较强大，行政执法权和行政强制权也较大，对行政行为的审查由行政法院进行；而英美法系国家则行政权相对弱小，行政执法权和行政强制权也较弱小，对行政行为的审查由普通法院进行。即使同属大陆法系或英美法系国家，在依法行政的观念和制度上也有一定差别。总之，西方各国依法行政在理论观念和制度体制上各有其特色。依法行政的理论观念和制度体制的多样性，为我国实现行政法治提供了可供借鉴和比较的多种依法行政模式。

（一）法国依法行政的主要特色

法学家公认法国是行政法的母国，其行政法的产生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①概而言之，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为法国行政法的产生提供了政治、经济、思想准备，罗马法公私法划分的传统为法国行政法的产生提供了法理基础，法国大革命时期普通法院的保守促成了行政法院的建立。②行政法院的建立是法国行政法产生的必要条件，它标志两大法系在行政法的产生和发展上形成了截然不同的模式-行政法院模式和普通法院模式。

法国行政法院自创立以来已有二百年的历史，在此期间法国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在思想观念方面，绝对自由个人主义被社会本位主义所置换；在国家观念方面，福利国家（给付国家）代替了夜警国家；在公民权观念方面，由绝对个人权益的保障走向积极维护社会公益，由单个人权主义走向集体人权主义；在行政权观念方面，由消极的不干预走向积极的给付。与此相适应，行政法院的组织和职权也经历了逐步发展和完善的过程。③

法国行政法院于1799年圣诞节成立，但却一直没有独立的审判权。1872年法律才规定行政法院以法国人民的名义独立作出判决，这次改革在最高行政法院发展史上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从此行政法院成为名副其实的最高行政法院。1889年最高行政法院在卡多（Cadot）案件的判决中，否定了部长法官制，从此取得了对案件的普遍管辖权限。由于受理的行政案件太多，积压现象严重，1953年法国对最高行政法院与地方行政法庭的权限划分，作了一次极大的变动。地方行政法院代替最高行政法院，成为行政诉讼的一般权限法院，初审管辖权下移。此后，法国行政法院系统经过1963年和1987年的改革，而日臻完善。对法国行政法院在推进行政法治、稳定法国社会中所起的独特而卓越的作用，美国学者莫里斯。拉朗热作了十分精辟的概括：“行政法院所发挥的卓越作用真正是法国独创的。在这个国家里，政府经常变动，宪法也并不持久而来回更改，行政法院却是主要的稳定因素。它所赖以建立的原则，越过成文的宪法，构成一个真实的不成文的宪法。这个宪法，尽管未被意识到，但为法国人所喜爱。虽然新的观念发展了，但它还维持着一定的传统规则。在这个多次发生革命的国家里，行政法院以渐进的方式发挥作用，它做事既谨慎，又有效，有时也被急风暴雨所颠覆，但很快又达到恢复，就这样保持着国家的永久性和民族的连续性。”

从宏观上整体考察法国的依法行政，笔者以为它主要有以下五点特色：

1.在行政法基本观念方面，法国先后产生公共权力说、公务说、公共利益说、新公共权力说等理论学说

上述理论学说是法国在依法行政的不断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它们的实质是反映依法行政的范围。公共权力学说将行政法的适用范围局限于较小领域，适应了当时自由主义的夜警国家的需要。公务学说扩大了行政法的适用范围，反映了国家公务的增加和行政活动的扩张。此后产生的公共利益学说，新公共权力说等均进一步扩大了行政法的适用范围，使依法行政领域不断扩张。

2.在行政权扩张方面，行政立法越来越发达

随着行政权的扩张，行政立法日益重要，几乎与国会立法不分伯仲。这是法国依法行政的特点之一。1958年宪法34条列举了国会立法的范围，除此以外的事项，条例（即行政立法）都可以涉及。现在在法律与条例的数量比例上，条例是大海，法律则仅是大海中的几个孤岛。“法国行政条例的地位比英国行政机关的行政法规和美国行政机关的行政规章高得多。由于议会法律和政府条例两者所规定的事项范围有明确的划分，而且相互不能逾越，因而在实质上它们几乎处于并列而不是从属的关系。这不能不说是法国行政立法的一大特点。”

3.在司法审查原则方面，法国首创权力滥用理论并发展了均衡原则

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控制一直是依法行政的重大问题。随着行政权的扩张，为了有效地控制行政机关滥用自由裁量权，法国人率先发展了权力滥用理论。“英语国家之所以如此高度评价法国行政法的原因之一就是法国行政法发展了滥用权力的概念，由国家委员会领导的法国行政法院一直复审滥用裁量权的行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法国又发展了均衡原则，这一原则与英国的合理性原则、德国的比例原则、日本的无瑕裁量请求权和裁量零收缩理论同属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有效控制手段，但更体现了法国特色。

4.在行政赔偿方面，法国最先确立国家赔偿原则

最令法国人自豪，但却最令自诩“法治（ruleoflaw）优于”官法（DroitAdministratif）“的英国人汗颜的是在国家赔偿方面。1873年著名的勃朗哥（Blanco）案的判决确立了法国行政赔偿制度，而英美直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才有限地突破国家（国王）主权豁免主义。行政赔偿是依法行政的必然要求和当然内涵。法国在行政赔偿制度方面走在世界前列，成为许多国家的效仿对象，这是法国人对依法行政所做出的重大贡献。

5.在权利救济方面，法国逐步建立起了完备的救济体系

从形式角度来理解，法国没有司法救济，因为法国的行政法院在形式上属于行政系统，最高行政法院院长由国家总理兼任；但从实质角度而言，法国的“司法救济”经过历史的演变，已相当完备，其有效性在笔者看来，已超过英美的司法救济。法国行政法院经过长期的历史演变，已经在实质上完全司法化：其客观公正性得到法国人民的尊重；其行政法官具有专门的行政经验和法律知识-这一点是英美法官所不具备的。在行政法院司法化以前，行政法院的救济即是行政救济。但随着行政法院的独立地位的确立，行政法院所提供的救济在性质上发生了变化-由行政救济变为实质意义上的司法救济。然而，在行政法院救济性质发生变化之后，法国人又创立了新的行政救济形式，即层级救济和善意救济。另外，在瑞典的议会行政专员制度和英国的议会行政监察专员制度的启发下，法国对违法的和不良的行政管理活动设立了一种救济制度，称之为调解专员制度。综上所述，法国行政救济体系经过长期的演变，已趋于完备，有力地监督着行政机关依法行政。

此外，法国在推行依法行政的过程中还创立了行政法判例制度，这为许多大陆法系国家所效仿，尤其被以成文法为传统的国家（如日本）所推行。这种制度有很大优越性。

（二）德国依法行政的主要特色

德国与法国并称为现代大陆法系的两大脊梁。法国在大陆法系中以民法的贡献最大，同时亦被誉为行政法的母国。但在公法学、特别是行政法学领域，后来居上的德国也形成了现代世界行政法体系中一般不可忽视的力量，对各国行政法影响极大。有学者对德国行政法的历史发展作了划分，将其分为封建国家时期、君主专制警察国家时期、资产市民法治国时期、社会福利法治国时期、国际统合法治国时期。

现代德国行政法奠基于19世纪中叶，当时风起云涌的法国大革命和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思想深刻地影响了德国。“故德国在19世纪的公法理念基本上和法国所代表的主流思想无太大差异。”例证之一是，当时德国尽管不像法国那样对普通法院抱着仇视与怀疑的态度，但依然效仿法国，设立了行政法院体制。同时，当时德国有自己特定的历史背景和固有的民族传统，于是形成了许多具有德国特色的行政法理论，如公权理论、反射性利益理论、特别权力关系理论、行政便宜主义、行政行为公定力理论、给付行政概念等。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德国行政法思想深受英美法治理论的影响，基本法确立了国民主权原则，行政权优越被公民权优越代替，依法行政在许多基本观念和制度上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主要表现为：传统的干预行政趋缓，给付行政成为现代德国行政的重心，公权理论进一步发展，公权的范围日趋扩大，公权救济日益完善，行政程序法治化（制定了行政程序法），特别权力关系理论和行政便宜主义趋于衰落，反射性利益理论逐步被法律保护利益理论、事实上利益理论所代替，行政法院救济体制进一步完善，等等。

总之，德国依法行政植根于德国特有的民族传统，决定于特定的历史背景。君主立宪制时期以行政权优位为特色；一战后开始注意公民权保护但旋即被纳粹政权所破坏；二战后接受了历史的教训，借鉴了英美的法治精神，形成了现代德国依法行政的制度。

从宏观上整体考察德国的依法行政，笔者以为主要有以下四点特色：

1.在行政观念方面，干预行政日趋缓和，给付行政逐步兴起

19世纪中叶，德国在政治上实行君主立宪制，经济上实行自由放任主义，依法行政的重心是维护社会秩序，因而实行机械法治主义和严格的法律保留原则。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政体由君主立宪变为共和体制，行政权广泛介入社会日显重要。于是，德国学者Froshoff在1938年首先提出“生存照顾”的概念，确立了“给付行政”理论。二战后，国民主权原则确立，人民对国家的依赖日益加深，给付行政更进一步发展。正如Froshoff所言：“行政，本质上迄被认为是秩序的保障者，当今则应认系给付的承担者”。

2.行政权优位逐渐下降，特别权力关系理论日益衰落

德国依法行政在传统上的特点是行政权优越而对公民权的保护不足。“历来德国公法学者论述行政权，时时流露公法制度上行政权优位之传统观念，并以此为德国行政法学之基础。”表现行政权优位的例子之一是特别权力关系理论曾盛极一时。该理论排除依法行政原理适用于勤务关系、营造物利用关系、公共社团关系和特别监督关系。二战后，德国宪法规定人民的权利遭到公权力侵害时，可向法院提起诉讼；而且行政法院于战后改为概括条款，广开行政诉讼救济大门。在这种背景下，特别权力关系理论受到挑战，理论和司法实务界逐渐缩小特别权力关系的范围，扩大依法行政原则的适用范围，以加强对公民权利的保护，更有学者开始否定这种理论。

3.公权理论发源于德国并随历史发展而日益完善

公权理论在德日行政法上具有重要地位，它反映了行政权与公民权这一行政法核心矛盾的演变历史，对行政法上诸多理论与制度具有重大影响。所谓公权即公法上之权利的简称，它相对于私法上之权利而言。一般认为CarlFriedrichVonGerber于1852年首创公权概念。当时德国尚处于君主统治时代。受历史背景的影响，Gerber的公权理论缺少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该理论认为，个人的公权只有在与全体结合时才存在，且公权仅限于选举权一项，此项公权遭侵犯时不能以行政诉讼作为救济方式。此一阶段称为公权初期理论时期。19世纪末GorgJellinek对Gerber公权理论作了重大突破，当时以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民主主义为基础的自由法治国家公权体系，认为公权包括自由权（妨害排除请求权）、受益权（权利保护请求权）、参政权三项，且当公权受到侵害时，可以行政诉讼作为救济方式。此一阶段称为公权传统理论时期。但此阶段，公权保护对象仅限于国家行为的直接相对人而不及第三人，也没有请求国家积极作为的公权，且在救济形式上缺少课予义务之诉，反射性利益理论在行政诉讼理论中居主导地位。二次大战后，国民主权原则确立，给付行政导致个人对国家的依赖日增。于是传统公权理论又有许多新的发展，认为公权具有宪法地位，可以从宪法中的基本权推导出公权，承认第三人也有公权，认定行政介入请求权亦属公权，在行政诉讼救济中增设了课予义务之诉（日本称为不作为违法确认之诉），并且克服了反射性利益说，实行事实上利益保护说，使得对公权救济更加充分有效。此一阶段称为最新公权理论时期。纵观德国公权理论的演变轨迹，我们可以看出，公权演变史既是公权范围扩大的历史，更是公权救济完善的历史，它反映了公民在行政法上的地位日益突出。

4.在控制行政自由裁量权方面德国发展了别具一格的比例原则

台湾学者陈新民教授认为，比例原则是拘束行政权力违法最有效的原则，其在行政法中的角度如同“诚信原则”在民法中的角色一样，二者均可称为相应部门法中的“帝王条款”。一般认为比例原则是一个具有宪法位阶的法律原则，它滥觞于19世纪警察国家时期，渊源于“法治国家理念及基本人权之本质”，通过联邦宪法法院的判决逐步成为限制行政权的有效手段。它具体包三个子原则：适当性原则、必要性原则及狭义比例原则。质而言之，比例原则要求行政目的与行政手段相适应、成比例，要求行政措施符合行政目的且为侵害最小之行政措施。比例原则是在法治主义由机械走向机动，行政权由消极走向积极的历史背景下逐步发展并完善的，它适应了行政自由裁量权扩张的客观现实，成为现代依法行政的必然要求。德国创立比例原则构成了德国依法行政的特色，正如同英美创立合理性原则构成了英美依法行政的特色一样。

此外，德国在推行依法行政的过程中，逐步完善行政法院救济制度，强化权利保护功能，增加诉讼种类，扩大行政裁判权，使行政裁判司法化；即体现在行政法官司法化。行政法院救济制度是如此方便，以至“行政法院一直是诉讼堆积，未了诉讼的数目不断增加”。与中国法院行政庭门庭冷落相比，德国行政诉讼的经验是值得我们认真研究的。

（三）英国依法行政的主要特色

在英国，依法行政的理念和制度自近代法治建立之后即已确立。但行政法概念被英国人接受却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星座法院等特殊法院的劣迹，使英国人对普通法院之外的任何特殊形式法院怀有戒心；普通法在英国人心目中的崇高威望，使得“官法”（DroitAdministratif）无法容身于英国法制之中；英国著名宪法学家戴雪（A.V.Dicey）对法国行政法的错误理解，使得英国人更加认为行政法是欧洲大陆的“行话”。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19世纪末诸多的社会问题需要行政法加以解决，保守的英国法治观无法适应新的社会现实，于是行政法概念逐步被承认，并在制度上有了较大的发展。行政法概念被承认标志着依法行政观念有了重大突破：从消极行政权由消极走向积极行政权，从敌视行政权走向重视并规范行政权，从夜警国家走向福利国家，从注重保障个人权利走向注意维护公共利益。英国行政法发展的历史背景为个人主义衰落、集体主义兴起、新公务激增。

从英国著名行政法学家威廉。韦德（H.W.Wade）的名著《行政法》（AdminstrativeLaw）中，我们可以看出英国依法行政的下列演变轨迹：

英国在17世纪下半叶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之后，即建立了近代意义上的依法行政制度。18世纪是英国法治的全盛时期，它为普通法院监督政府依法行政奠定了牢固的基础。直到19世纪末，依法行政的发展与国家权力的扩张仍是并驾齐驱的。可是，到了20世纪初叶，依法行政却停滞不前了。法院对履行宪法的监督职能缺乏自信，没有勇气面对新的形势和新的问题（如委任立法），以至没有能力开创新的局面。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及战后，依法行政到了没落的边缘。法院和律师们不敢对政府进行司法控制。“议会控制”、“责任政府”名不副实。人们争辨说：战时扩张行政权是可以理解的，但战后行政权实际上不受法律控制就成为不可理解的了。休厄特法官（LordHewart）认为，在和平时期仍旧存在着这种古往今来一直为公正的人士所深恶痛绝的现象，是“无法无天”，与法治目的完全不相容。只是到了60年代，英国司法界的形势才发生了根本变化。法国行政法经过一代人的努力研究于此时传进了英国，被英国人所认识。从此英国理论界的面目发生了变化，权力滥用必须抵制成为共识。于是在制度上，涌现出来的裁判所、听证会之多，如雨后春笋；法院也开始对行政案件的上诉作出判决，继承了往日的传统，使“自然公正”原则得到了适当的应用，从而为行政程序的法治化开辟了道路。在理论上，自由裁量权不受束缚的概念完全被推倒，取而代之的是“越权无效”学说和合理性原则，两百年前的先例得到了恢复，国家特权堡垒被摧毁，不合理的要求被拒绝，保护公民权利的原则重新获得了生气。不到十年的时间就发生了这样的巨变，对此，我们不防用两名法官的话来作鲜明的对比和映证：1963年一个法官瑞德（LordReid）说：“我们并无发达的行政法”；而1971年另一个法官丹宁（LordDenninng）却说：“我们已经有了发达的行政法。”

从上述英国依法行政发展的粗略轨迹来看，英国经历了严格依法行政（机械法治主义、形式法治主义）到依法行政失控、再到严格依法行政（机动法治主义、实质法治主义）三个阶段。

从宏观上整体考察英国的依法行政，笔者以为主要有以下四点特色：

1.英国率先建立现代文官制度，并为其他国家所效仿

“在资本主义国家，英国的文官制度最为典型，较为完备”。众所周知，科学的文官制度是依法行政的基石，没有现代文官制度就无法推进依法行政。英国在封建时期实行荐举制度（Patronage）。资产阶级革命之后，则形成政党分赃制。分赃制虽有存在的原因，但它降低了行政效率，生产了吏治腐败。1855年英国根据诺思科特-杜维廉委员会的建议，确立了公开考试竞争制度和功绩制原则，初步建立起了现代文官制。职务分类、政治中立、公平竞争、功绩制、职业保障等原则是现代西方文官制度的核心。英国现代文官制度的建立使英国的依法行政有了坚实的基础。

2.自然公正原则构成英国行政程序法的核心，并影响世界各国

英国为普通法系的代表国，在行政程序方面没有统一法典，这与同为普通法系代表国的美国形成鲜明对比。美国的《联邦行政程序法》为行政程序法典化的楷模，受到普遍推崇。英国却以自然公正原则为核心，配以零散的单个法规，但也同样形成了完备的行政程序法制，这是英国依法行政的又一特色。实际上，英国的自然公正原则被公认为是现代行政程序制度的灵魂和渊源。不论是以正当程序为原则制定的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还是法德日等国的行政程序制度，均体现了自然公正原则的精神实质。

3.在控制行政自由裁量权方面，英国发展了合理性原则

台湾学者林惠瑜认为，“该合理原则之演进，不啻代表英国近百年来之行政法发展史中最重要之一页”合理性原则起源甚早，可追溯至1598年的Rook‘s案例和1689年的人权法案（TheBillofRight）以及其他同期有关判决，当时司法审查仅限于程序的瑕疵。1948年通过Wednesbery案例，司法审查扩及实质审查。自该案例以后，法院对于行政行为之审查已如德国的比例原则一样，及于对行政行为实质上是否显著不合理的判断，而与法国行政法的发展异曲同工。1968年Padfield条例又发展出要求行政机关行使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行政介入请求权，1985年G？C？H？Q案更进一步确立了对国王特权可以司法审查。综上观之，英国的合理性原则有效地控制了行政权的滥用，是英国依法行政的有力保障。正如同德国的比例原则、法国的均衡原则、日本的裁量零收缩理论和无瑕疵裁量请求权一样，它是现代行政权扩张后民主宪政的必然要求。

4.在权利救济方面，英国逐步建立了完备的救济体系

权利的实现重于权利的宣告；而权利的救济则是实现权利的根本保障，从这个意义上说，英国依法行政的历史就是救济制度逐步完善的历史。英国先后形成并发展了司法救济、行政救济、议会行政监察专员救济等不同救济形式。这些救济形式互相弥补各自的不足，逐步形成为一个和谐而完备的救济体系。司法救济进一步完善，表现在自然公正原则适用范围和司法审查范围逐步扩大，审查原则更加有效（合理性原则），审查程序趋于合理便利；行政救济建立并日益完善，表现在行政裁判所（Tribunal）纷纷建立并在程序上趋于完善；创立了议会行政监察专员制度，利用法外非正式程序对不良行政提供救济手段。另外，尽管“国王不能为非”原则在英国根深蒂固，但终因保护公民权的潮流兴起和法国行政赔偿制度的影响，导致英国于1947年制定了《王权诉讼法》，使英国依法行政更符合戴雪所说的法律平等原则。

（四）美国依法行政的主要特色

美英同属普通法系，行政法理论和制度有诸多相似之处；尤其是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美英行政法几乎完全一致。但到了十九世纪末，为了解决工业迅速发展而引起的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美国建立了独立管制机构（IndependentRegulationAgency），他集行政权、准立法权和准司法权于一身，独立管制机构它的出现，标志着美国依法行政开始形成自己的特殊模式。第一个独立管制机构是联邦州际商业委员会；此后美国又陆续建立了其他一些独立管制机构。尤其是在罗斯福新政时期，为了摆脱经济危机，不得不设立大量的独立管制机构来推行新政措施。行政权的迅猛扩张，尤其是独立管制机构集三种权力于一体，导致反对呼声越来越强烈。于是，美国于1946年制定了《联邦行政程序法》，从行政程序上和司法程序上对庞大的行政权加以控制，从而使美国行政法得以迅猛发展。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越战失利、总统选举舞弊及种族歧视扩大，公众对行政机关越来越不满，于是依法行政的方式有了一系列改革，其宗旨是实现行政公开。公众认识到过去通过司法审查和行政程序上限制行政权，只能保障个人的权利免受行政机关的侵犯，而不能保证行政权的行使符合公共利益，也不能保证行政机关能有为公众提供更多的福利。因此，行政必须公开，由公众直接参与对行政的监督。1966年美国制定了《情报自由法》，1972制定了《联邦咨询委员会法》，1974年制定了《联邦稳私权法》，1976年制定了《阳光下的政府法》，这些法律的颁布对行政公开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为世界许多国家所效仿。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美国法院在加强对行政监督时表现了一种新的风格，法院的司法审查既没有放弃传统的防止行政权侵犯私权的目的，同时又更积极地扩大公众对行政程序的参与，监督行政机关努力维护公益和提供福利。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美国依法行政经历了从传统普通法院的司法审查模式、到独立管制机构加行政程序模式、再到行政公开模式的发展过程，从而与同为普通法系的英国的依法行政模式形成鲜明对比。

从宏观上整体考察美国的依法行政，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四点特色：

1.独立管制机构的兴起

王名扬教授认为，独立管制机构的成立标志着美国行政法开始形成自己的特色。独立管制机构的建立违背了传统的三权分立原则，但又适应了社会发展的需要。于是美国又从行政程序和司法审查两方面来加强对独立管制机构的控制，以克服其消极面，发挥其积极作用。而在同一时期，英国却采用了另外一种依法行政模式-建立行政裁判所，这是普通法系两大脊梁在依法行政方式上的重大不同。英国的行政裁判所只有准司法职能，明显不同于集三权于一体的美国独立管制机构。独立管制机构在美国行政法上具有重要地位，它直接影响美国其他重要行政法律制度的发展，如行政程序制度和行政法官制度等等。

2.行政程序制度和行政公开制度的发达

由于独立管制机构的普遍建立，美国开始重视从行政程序上来制约行政权滥用，终于在1946年制定了《联邦行政程序法》。这部法典基于“正当法律程序”原则首次规定了听证程序，是确立公正优先原则的典范，它一经制定便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重大影响，带动形成了历史上行政程序立法的第二次高潮。美国行政程序发达，行政公开制度尤为突出。“美国在行政公开方面的立法比其他西方国家早，而且更为完备，在一定程度上对其它西方国家起了示范作用。”《情报自由法》、《阳光下的政府法》、《联邦咨询委员会法》、《隐私权法》构成了美国行政公开制度的骨架。《情报自由法》规定政府文件原则上应公开，除非基于特殊情况，如国家安全、商业秘密等；《阳光下的政府法》规定合议制行政机关的会议原则上应公开，除非基于特殊情况，如国家安全；《隐私权法》规定了政府掌握的个人信息（隐私）原则上必须对该个人公开和限制向第三者公开，除非基于特殊情况，如国家安全。行政公开已成为现代世界行政法发展的一个潮流，美国行政公开制度在这个大潮中无疑扮演了开创性角色。

3.行政法官制度的建立

美国行政法官制度是美国行政程序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美国现代行政法发展的一个缩影。它一方面反映了行政权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扩张的历史趋势-行政司法权日益发达；另一方面它更反映了公众对约束行政权的呼声日益高涨。遵守行政程序和恪守自然公正原则已成为与行政权扩张并驾齐驱的主题。概而言之，美国行政法官制度的建立和发展是为了保证行政法官的地位逐步趋于独立化，以保障行政法官能公正办案，从而有效制约行政权的滥用。行政法官地位的独立化过程，是与其名称演变相伴随的。美国行政法官的称谓先后经历了Examiner[审查官]、HearingExaminer[听证审查官]、AdministrativeLawJudge[行政法官]三个阶段。每一次名称的改变，均标志着行政法官独立性和公正性的增强。

4.司法审查制度的发展

行政程序制度和司法审查制度是美国依法行政的两大保障。在美国依法行政过程中，司法审查虽在特定时期（如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有所放松；但从整体角度而言，司法审查是呈逐步加强趋势的。司法审查的范围逐步扩大，即使立法排除复审，法院也想方设法加以否定.原告资格逐步放宽。“在最近几年中原告资格的栏杆大大降低了。在过去的十年中，过去通行的严格限制原告资格的观念让位了，代之而起的是发展中的观念日益频繁地打开了司法复审行政行为的大门。”过去实行严格的时机成熟性原则，现在则为“时机的成熟性放宽。”法院扩张了宪法中正当法律程序的适用范围，使其不仅仅及于普通法上的权利，而且适用于社会福利补助项目。总之，司法审查的逐步加强，反映了美国社会对行政权扩张进行控制的必然要求。

（五）日本依法行政的主要特色

1968年开始的明治维新使日本开始了近代化。但日本的近代化不是由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开始的近代化，而是在封建制度逐渐解体的过程中，为确立天皇制国家结构而进行的自上而下的近代化，因而具有浓厚的君主专制色彩。日本依法行政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开始的，这与德国依法行政产生的历史背景极为相似。因此，善于移植吸收外来文化的日本选择了适合日本国情的德国依法行政模式作为自己的范本，形成了近代日本行政法。近代日本行政法构建于明治宪法之上，明治宪法的特性决定了日本依法行政的特征。众所周知，明治宪法一方面具有民主主义色彩，在形式上确立了分权原则和议会主权，对公民权利保障有一定规定；另一方面，明治宪法又具有鲜明的君主主义色彩，反映了对以天皇为代表的行政权的维护。因此，融近代立宪主义与君主主义于一体的明治宪法，决定了近代日本的依法行政在具有监督行政权、维护公民权的同时，又更多地体现了对行政权的维护和偏袒，这也是日本接受德国依法行政理论和制度的原因所在。二战后，日本作为战败国被美国占领，明治宪法存在的基础崩溃。在美国的指导和施压下，日本制定了《日本国宪法》，它与明治宪法有着本质的区别，确立了国民主权原则、和平主义和尊重基本人权原则。它标志着日本依法行政由近代走向现代。简而言之，日本依法行政体现了日本的固有民族传统，又体现了两大法系的融合。曾有学者认为，两大法系的行政法差异极大，无法融合，日本现代行政法的发展否定了这种观点。

从宏观上整体考察日本的依法行政道路，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四点特色：

1.传统依法行政理论受到挑战，现代依法行政理论迅速发展

二战以前，日本接受德国依法行政理论，对行政权的保护有余，对公民权的保障不足。特别权力关系理论、行政行为公定力理论、反射性利益理论、行政便宜主义在日本传统行政法中占主导地位。传统公权理论中的公权范围狭小，且救济不完善。二战以后，日本国宪法确立了国民主权原则，公民权利的保护日益被重视。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传统的行政法理论受到挑战。特别权力关系范围被缩小，甚至该理论被否定；行政行为公定力理论有进一步发展，公定力不是绝对的，在“重大且明显”违法的情况下，公民有对抗权；反射性利益理论被冲击，代之而起的是法律权利理论、事实上利益理论；行政便宜原则不再是绝对的，裁量零收缩理论产生；公民有了无瑕疵裁量请求权。总之，现代日本依法行政在传统行政法的基础上注入了新的血液，这使得日本依法行政从传统走向现代，从保守走向进步。

2.行政指导广泛运用

“运用行政指导方式管理国家经济活动，最成功的当数日本。”世人公认日本经济的飞跃当归功于日本国民的勤劳和日本政府科学的行政指导。行政指导是指行政主体用非强制性手段来实现行政目的，它体现了行政权行使过程中强权色彩趋于淡化。日本学者盐野宏指出：“作为表示行为之一的行政指导，有人认为在明治宪法下即已作为行政的行为形式使用过。”当时“没有将其作为法律问题来意识。但是，自昭和30年（1956年）开始，行政指导及其功能，即成为大众媒体及社会关注的问题。”盐野宏认为，行政指导现在“广泛应用于行政的所有领域，”这是由于日本传统观念影响的结果，即“由于行政主体和行政客体双方所认可的温情主义，与正式的行政行为相比，人们更喜欢非正式的这种行为形式。”行政指导固然根植于日本固有的民族传统，但它作为现代依法行政的一种新型方式，在世界上已获得普遍采用。“在法国、德国、英国、美国、奥地利等发达国家，行政指导成为重要的行政管理方法。”无疑，行政指导是对传统依法行政如机械法治主义和干预行政的重要修正，使现代依法行政走向机动法治主义和福利行政，体现了现代行政管理权力手段淡化的新特点。

3.行政诉讼制度逐步完善

二战以前，日本采用行政法院来管辖行政案件，对审查范围采用列举条款，诉讼种类单一，一审终审，表现了对行政权的偏袒和对公民权的忽视。二战后，日本行政诉讼体制接受了英美行政法传统的改造，进行了重大改革。撤销行政法院，改为普通法院管辖行政案件，审查范围改为概括条款，增添了诉讼种类，增加了审级，放宽了原告资格。也许将日本与德国二战后的行政诉讼制度进行对照是有所启迪的。二战后，德国仍采用行政法院体制，且案件堆积如山；而日本改用普通法院体制，行政案件的数量较少。日本行政诉讼案件少是现代日本依法行政特点之一，但这并不说明日本行政诉讼制度不健全，只是表明日本在行政诉讼方面的特点，与其他西方国家形成鲜明对比-其他西方国家多是“行政诉讼过量，法院负担过重。”

4.依法行政救济体系走向健全

在二战后现代依法行政精神的指导下，日本建立了各种救济形式。这些救济形式相互补充，各有特色，形成了一个完备的救济体系。日本的救济形式既包括司法救济，又包括行政救济；既包括正式程序救济，又包括非正式程序救济；还包括国家赔偿制度。司法救济是指行政诉讼制度，行政救济是指行政不服审查制度，司法救济与行政救济统称为正式程序救济；非正式程序救济是指苦情处理制度和行政监察员制度等。救济制度的健全是依法行政的保障，又是依法行政完善的标志。日本依法行政救济体系的健全标志着日本依法行政已步入现代法治的轨道。

二、西方国家依法行政的共同演变趋势

早期西方各国依法行政模式差异极大，个性特色鲜明。从整体上可将其分为大陆法系依法行政模式和英美法系依法行政模式。依法行政的不同模式不仅有实质上的差异，更有形式上的差别。随着西方各国依法行政的发展，现代西方各国依法行政的不同模式在保持各自特色的同时，开始在实质上走向同一，在形式上相互借鉴。“法治的多样性是以某种一致性的共识为前提的，否则，就失去了制度的比较意义。”

“行政法，是人性尊严的具体化。”纵观行政法的发展史，一条核心的线索展现在我们面前：作为动态宪法的行政法，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逐步实现人性尊严的最大化。不论是英美法系的依法行政，还是大陆法系的依法行政，都围绕着人性尊严的实现而展开、变化和发展。人性尊严是一个历史范畴。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个人主义盛行，人性尊严体现为对个人的绝对不干预和放任，对公民个人权利的维护即是对人性尊严的实现。在垄断资本主义时期，集体主义兴起，人性尊严体现为对个人权利的尊重和对社会公益的维护。此时，人性尊严的外延扩大了，传统的对公民个人权利的维护已不能实现对人性尊严的维护，对人性尊严的维护必须注入新的理念和制度；于是社会权利观念和制度应运而生。对公民个人权利的尊重和对社会集体利益的维护构成现代人性尊严外延的两大支架。行政法作为人性尊严的具体化，亦随着人性尊严外延的扩大而面貌一新。行政法质的飞跃，改变了依法行政的基本理念和制度架构：消极的依法行政变为积极的依法行政，夜警国家观变为福利国家观，行政权强制色彩趋于淡化，特别权力关系理论被修正了，公权理论注入了新质，裁量零收缩理论得以发展，自然公正原则复兴，正当程序推广，司法审查范围扩大，国家赔偿制度确立，行政程序法治化和行政行为公开化成为世界性潮流，行政公开了，合理性原则、比例原则、权力滥用理论、均衡原则迅速发展，……总之，西方依法行政围绕人性尊严实现而不断前进。

纵观历史，两大法系依法行政经历了两条不同的轨迹；但横观现实，我们可以看出，这二条曾经相异的依法行政之路如今在本质上呈现逐步靠近并融合的趋势：在依法行政道路上，英美法系逐步改变了对行政法的无理偏见，大陆法系逐步改变了对行政权的特殊偏袒；英美法系接受了对公益维护的思想，大陆法系接受了对公民权保障的制度；英美法系从敌视行政权走向重视行政权，大陆法系从行政权优越走向公民权优越；英美法系从绝对崇尚司法权走向重视行政裁判权，大陆法系从崇尚行政权走向重视司法权。

综观西方依法行政的历史演变，一条清晰的脉络呈现在我们眼前：依法行政演变的历史既是行政权作用不断扩大的历史，又是公民权救济不断加强的历史；既是行政权行使的强权色彩趋于淡化的历史，又是行政权运行的程序法治化的历史；既是国家主权豁免主义趋于消匿的历史，又是公民权救济制度体系逐步完善的历史。依法行政的“依”由消极走向积极，由机械走向机动；依法行政的“法”由单一走向多样，由零散走向统一；依法行政的“行”由被动走向主动，由强制走向平缓；依法行政的“政”由狭窄走向宽泛，由干预走向给付。西方依法行政道路并非是平缓和直线发展的，而是崎岖的和波浪式前进的。它既是民主宪政的产物，又是民主宪政的保障，它与民主宪政互动式前进：民主宪政一方面为其发展铺平了道路，另一方面又要求完善依法行政。

概括起来，西方国家依法行政的共同演变趋势是：

（一）依法行政的范围逐步扩大

法国在行政法的基本观念方面由公共权力理论而至公务理论、公共利益理论、新公共权力理论；德日两国特别权力关系范围逐步缩小，反射性利益理论被事实上利益理论取代；美英司法审查范围逐步扩大等等，这些无一不说明依法行政的范围在日趋扩大。依法行政范围的扩大，一方面说明行政权日趋扩张，另一方面说明加强公民权的保障亦日益受到重视。“加强行政权和加强对行政权的制约是现代西方国家行政法一个车子上的两个轮子。”

（二）依法行政的价值取向趋于权利保护和公益维护并重

在这方面，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恰好从相反的方面走向同一共同点，体现了两大法系的融合。战前，以法德日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尤其是德日两国，强调行政权的优越，突出对“公共利益”的保护，而对公民权的保障有所忽视。而以英美为代表的普通法系深受以戴雪为代表的规范主义影响，强调对行政权的制约，对公民权的保护格外重视，控权论是其行政法的主导理论。二战以后，国民主权原则在德日两国被确立，人权保障思想在世界范围内兴起，社会集体权利亦被充分重视。在这种背景下，德日行政法接受了英美行政法的改造，英美行政法亦深受大陆行政法尤其是法国行政法的影响，开始注重对公共利益的保护，并有“绿灯”理论产生。公益与私权的平衡是西方依法行政的一大趋势。

（三）依法行政的程序逐步走向法治化

面对行政权的不断扩张，为了防止其被滥用，西方各国逐渐认识到以行政程序控制行政权的重要性，并逐步建立了行政程序法律制度。现代行政程序法源渊于英国，发展于美国，传播到世界各国。英美行政法的核心有两个，即司法审查和行政程序。大陆法系受英美的影响，亦开始注重行政程序法治化，德日均已制定行政程序法典，法国亦已制定几个单行的行政程序法。虽然两大法系行政程序制度不尽一致，德国将行政契约、日本将行政指导纳入行政程序法调整范围，而英美则与此不同。但它们毕竟同属行政程序制度，它们均规定了行政行为的法定程序，规定了听证制度，且有相互融合的趋势，注重对行政权的制约和对公民权利的保护。行政程序法治化应是西方依法行政的共同发展趋势。“行政程序法的颁行，是法治国家法治行政的必不可少的基石之一，也是行政领域的重大事项。就世界而言，制定行政程序法的热潮正方兴未艾。”

（四）依法行政的司法控制日益严格

西方依法行政的趋势之一是行政自由裁量权日趋扩大，但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司法控制却日益严格。行政法在形式上的演进趋势之一就是：“行政法趋向概括化原则化。”在实质上演进趋势之一就是：“自由裁量权日趋扩大”。西方国家为了严格依法行政，不得不加强司法审查，创立新的司法审查原则。法国先后发展了权力滥用理论和均衡原则，德日两国发展了比例原则，英美国家发展了合理性原则。毫无疑问，依法行政的必然趋势是必须加强对行政自由裁量的控制司法。依法行政不拒绝广泛和合理的自由裁量权，依法行政却绝不允许自由裁量权失控。

（五）依法行政的手段多样化

传统依法行政手段单一且多以强权作后盾，其模式是“命令—服从”。行政指导、行政契约的兴起，改变了单一的依法行政手段，且行政指导、行政契约等属于非权力行为，不实行强制。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行政指导与行政契约手段均被普遍采用，它体现了现代依法行政的民主精神，体现了对行政相对人的尊重。“现代行政法的发展证明，行政权的强制作用并不总是万能的，它会由于相对一方有形或无形的抵制而大大降低其功效；行政机关也并不总是需要运用行政权来强制实现行政目的，它还可以运用一些权力色彩较弱的行政手段来使相对一方主动参与实现行政目的，或自觉服从行政机关的意志。行政合同和行政指导便是其中最重要的两种手段。”现代依法行政手段不再是单一的而趋于多样。

（六）依法行政的救济体系日趋完备

完备的救济体系是依法行政的根本保障。西方依法行政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依法行政的救济制度逐步完善的历史。现代西方各国无不建立了较完备的依法行政救济体系。法国建立了以行政法院救济为核心，以行政救济（善意救济和层级救济）、调解专员救济等为辅助的救济体系。英国建立了以司法审查为核心，以行政裁判所救济和议会行政监察专员救济等为辅助的救济体系。日本建立了以行政诉讼救济为核心，以行政救济（行政不服审查）和苦情处理制度等为辅助的救济体系。美、德亦如此。总之，救济体系逐步建立和完善是西方各国依法行政的共同演变趋势。

三、西方依法行政对我国依法行政的启示

在中国如何实现法治的基本道路上，我们既反对“全盘西化”的观点，即认为现代法治是西方的产物，中国只有全部照搬和移植西方的法律制度才有可能实现法治；亦反对“全盘本土化”的观点，即以不符合中国国情为由，拒绝借鉴西方数千年的法治成果，要完全闭门造车走自己的法治之路。“西方国家的法治经历了漫长的演化历程，在此期间，许多制度理念和制度模式经过了试验和检验，能够保留下来的思想资源和制度形态是有其一定合理性和科学性的，从中选取可资借鉴的内容，可以使我们少走弯路，节省摸索和试验的成本。”依法行政既是现代法治国家所普遍遵循的原则，也是各国据此原则所建立的一整套行政法律制度。由于各国政治法律制度、历史文化传统等因素的差异，西方各国依法行政形成了各自的特色，导致其在理论观念和制度构架上存在着一定的区别。同时，依法行政也是整个人类社会数千年的共同文明成果，西方各国依法行政在深层上也具有某种共性。各国特有的国情决定了各国依法行政的特色，法治规律的普遍性决定了各国依法行政的深层次共性。依法行政理论观念、制度体制的多样性为我国依法行政提供某种启示，法治理念、法治规律的普遍性为我国依法行政提供某种导向。

笔者曾撰文指出：“综观世界各国的法治历程，大凡法治搞得比较成功的国家，无一不是较好地坚持了法治规律与本国国情的创造性结合。”所谓法治规律，从根本上说，就是世界各国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必须确立法律的最高权威，必须依法管理国家政治事务、经济事务和社会事务。而所谓具体国情，则是指世界各国在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在历史传统和现实情况，在人民的知识水平、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等各个方面的不同状况。所谓将法治规律与具体国情结合起来，说到底，就是如何使法治的普遍性准则为特定国家的人民所理解、接受、信仰和维护。我国是一个人治传统很深、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不高、法治观念淡薄的国家，要实现这一任务，无疑具有更大的难度，需要更长的期限。它既需要对全体人民进行依法治国知识的教育和依法治国观念的培养，更需要推进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以及建立与这一发展要求同步的、符合社会主义法治原则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和社会体制。

依法行政不能构成法治的全部内涵，但依法行政却是法治的重点和难点。“依法行政是现代法治国家政府行使权力时所普遍奉行的基本准则。它反映了社会从人治走向法治转变的历史进程。”“如果依法行政不能取得成效，则依法治国最终也难以实现。”笔者认为，中国的依法行政道路应当坚持依法行政的法治规律与中国的具体国情的创造性结合。虽然西方依法行政的共同趋势不能被简单地称为依法行政的法治规律，但它却可以为我们探索法治规律提供佐证，可以对我国依法行政提供诸多启示。

启示之一：现代行政权管制功能减弱，服务功能加强；行政权宏观上扩张，微观上收缩。

行政权的有效运转，给付行政的兴起，成为社会发展的必需和历史发展的必然。西方国家为了使行政权有效地运转和提供充分的给付，授予行政机关广泛的自由裁量权和准立法权、准司法权。从摇篮到坟墓，行政权无处不在、无孔不入。从形式上看，我国行政机关的行政权与此相似。但从实质上看，随着西方行政权的扩张，行政权的性质由守夜人的维持秩序变为服务者的积极给付，扩张的行政权是为了给民众提供有效的给付，而不是对社会进行事无巨细的管制。从总体上看，西方行政权侧重于从宏观上的调控，政企分离，政事分开，政社分开，中国行政权则侧重于微观管理，政企、政事、政社不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行了行政体制改革，但行政职能转变的任务仍远远没有完成。西方依法行政道路给我们的启示是：庞大的行政权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行政权功能错位、缺位和滥用。因此，我国的依法行政，应减弱行政权的管制功能，加强行政权的服务功能和给付功能。在加强行政权宏观调控功能的同时，更应在微观上收缩行政权，使行政权从企业、事业、社会中撤退，还权于企业、事业和社会，在微观上实行社会自治。

启示之二：行政权的运行规范于行政程序法，行政权的行使依托于公务员法。

现代社会的发展离不开行政权的介入，但行政权的介入必须规范，行政权的行使必须依托于优秀的公务员队伍。西方国家为了规范行政权的行使，普通建立起了以“自然公正”和“正当程序”原则为核心的行政程序制度，以及以素质优良、职业保障、职务分类、严格监督为核心的现代公务员制度，从而使行政行为程序化、公开化，使行政权行使于廉洁高效的公务员之手。我国是一个有着“重实体轻程序”传统的国家，行政程序法治化、公开化的水平较低。1996年《行政处罚法》的颁布虽是我国行政程序法治化的里程碑，但它的适用范围有限，且程序的公正性尚有待提高。我国虽有庞大的公务员队伍，但整体而言，公务员素质尚需继续提高，公务员制度尚需进一步健全。因此，我国在实行依法行政的过程中，应大力推动行政程序的法治化、公开化，保障公民的行政知情权和直接参与权；建立一支廉洁、高效、勤政、务实的公务员队伍，从而为依法行政奠定扎实的根基。

启示之三：自由裁量权的扩大为社会发展所必需，加强对自由裁量权的司法审查则是依法行政的必然。

现代社会问题日益增多，社会关系日趋复杂；为了有效地维护公益，必须赋予行政主体广泛的自由裁量权。英美法系传统上司法权不介入自由裁量权，大陆法系传统上实行行政便宜主义，赋予行政主体广泛的活动空间。但是，不论是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在面对行政自由裁量权日益扩张时都采取了相应的对策：加强司法审查-英美国家发展了合理性原则，大陆国家发展了比例原则、权力滥用理论和均衡原则。我国1989年颁布的行政诉讼法规定对滥用行政自由裁量权人民法院可以判决撤销。“一部行政法的历史，就是围绕强化自由裁量权与控制自由裁量权两种因素此消彼长或互相结合的历史。”扩大自由裁量权是现代依法行政的要求，加强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司法控制更是依法行政的必然趋势。西方依法行政道路给我们的启示是：依法行政不能实行绝对自由的自由裁量权，亦不能实行绝对规则主义的自由裁量权。司法审查与自由裁量虽应各有其合理空间，但司法审查在自由裁量权日趋扩张的情况下必须加强；否则，行政权力就失去控制，危害无穷。我国依法行政的突出问题之一就是司法审查不到位，自由裁量权失控。我们应在理论上研究司法审查与自由裁量权之间的恰当关系，在立法上规定司法审查与自由裁量权之间的合理空间，在司法上推动司法审查与自由裁量权之间的良性运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