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学论文范文10篇

西方文学论文范文篇1

一、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学界从哲学、社会学、病理学等方面对疯癫都作过深刻的论述。柏拉图的诗学理论早已提到迷狂在诗歌创作中的作用，黑格尔《精神哲学》将精神疾病分为三类:痴呆、真正的傻、癫狂或精神病。此后经过叔本华、尼采、海德格尔和萨特等的阐释形成了一整套关于理性与非理性的哲学理论。福柯的《古典时代疯癫史》对疯癫研究起到指导性作用。他分析了文艺复兴时期、古典时期和19世纪的疯癫形象，发现了从理性堕落到非理性，最后变为恶魔和病人这样一个疯癫演变史，其中的权力观念、考古学研究方法，以及二元对立结构理论改写了传统的疯癫史和学者对疯癫研究的视角和立场。［1］但文学并不是福柯的研究重点。他曾说:“对我来说，文学是我观察的东西，不是我分析的对象或是借助用来分析的工具。在这方面……我努力地寻找某一特定时期产生的所有非文学的话语。”［2］对疯癫研究的影响在病理学方面首推精神分析学派，弗洛伊德、荣格、阿德勒等传统精神分析学从生物学角度分析神经病症的构成和发生;新精神分析学理论家如霍尼、弗洛姆、沙利文等则侧重于从社会的精神文化角度研究个体的神经症。精神分析学理论对文学中疯癫的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疯癫研究的指导性理论。针对福柯和精神分析学的精神病理论，吉尔•德勒兹和菲力克斯•迦塔利从哲学和社会学角度在“Anti-Oedipus:CapitalismandSchizophrenia”［3］中提出了精神分裂分析学说，严厉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存在两种不同的心理人格或主体性———“精神分裂”和“偏执狂”。它们是人满足自身欲望的两种方式:前者倾向于固守并绝对化某种特殊的观念或信仰，具有维持现状的功能;后者则否定任何绝对的权威、超越任何固定的边界，拒斥任何普遍的价值，具有颠覆和反叛功能。

此外，一些文论家对疯癫在文学中的地位也作了零散的阐释。巴赫金在《小说理论》［4］中提到骗子、疯子和傻子等边缘人物在文本中的作用和功能。特里林在《诚与真:诺顿演讲集(1969－1970年)》［5］中谈到文学中真诚与复杂的自我观念，认为真诚是公开表示的感情和实际感情之间的一致性，是一种道德要素。相反，分裂的混乱自我就是精神分裂。20世纪以来，西方国家的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高度发展，带动了文学批评理论的革新，形成了各专业领域的特色。学者运用各种理论对文学中的疯癫现象作了不同的阐释。国外PQDD网站和亚马逊网站收集相关论著百余种，具有如下特色和优势。首先，性别疯癫研究、男性疯癫研究渐渐取代女性疯癫研究。女性疯癫依然是研究的重要议题之一。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桑•古芭的“TheMadwomanintheAttic:TheWomanWriterandtheNineteenth-CenturyLiteraryImagination”［6］是女权主义研究的经典著作。该书分析了19世纪女性作家的作品，批判了父权制文化对妇女和女性文学的歧视，认为在父权社会里女性作家被压抑，疯癫成为被压抑的叛逆的女性作家身份的隐喻。该书对后来的研究影响极其显著，对女性主义运动也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其不足之处在于，作者选择研究文本时并没有真正走出男权主义的立场。“GenderandMadnessintheNovelsofCharlesDickens”［7］通过对狄更斯小说中疯癫女性的研究，阐释了社会对女性精神错乱的界定及精神错乱的原因和表现，得出了疯癫具有性别属性的结论。在对待女性精神异常方面，狄更斯的思想超越了那个时代。作者利用福柯的权力观点研究狄更斯的作品，为读者解读作品中那些被传统误读的人物形象提供了新的观点。维多利亚时代的男性疯癫被忽视，但佩德拉•瓦罗瑞重点研究了维多利亚时代作品中的男性疯癫，认为当今时代男性疯癫都是作家对社会伦理道德衰退和精神堕落表现出恐慌的隐喻，［8］并批判了男性精神表现较女性精神状态稳定的神话。20世纪文学中男性疯癫的原因主要是男性气质的丧失，帕拉迪斯•戈登对此作过详细论述。［9］此外疯癫女性作家的创作也是一个重要议题。瑞贝卡研究了泽尔达•菲兹杰拉德、普拉斯、苏桑娜•凯森、凯特米丽特、劳伦•斯莱特等女性作家的作品和她们的传记，发现了女性疯癫的两种形式:一是具有天赋的女性受精神疾病的摧残，二是因为蔑视社会习俗而被贴上了疯癫的标签。［10］其次，研究具有深度，多种理论被运用，整体研究成果丰富。除了常用的福柯的权力哲学，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符号学和隐喻理论研究外，学者还利用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解读文本。如菲尔蒙•索莎娜通过对巴尔扎克、奈瓦尔、福楼拜、詹姆斯、拉康、福柯和德里达等学者的研究，探讨了文学、哲学和精神分析学之间的关系，以寻求文化之外文学“疯癫”的独特性。［11］其关注的问题是作者为什么以及怎样去讲述疯癫的话语，话语如何揭示文学与权力、文学与知识之间的关系。伯格斯托姆•卡尔运用福柯、巴赫金、德勒兹和迦塔利等理论分析了从让－马丁•沙可到玛格丽特•杜拉斯的作品，揭示了作者运用疯癫美学阐释现实和人类生存处境的方式方法。［12］国外学界对各断代文学史中的疯癫现象都进行过整体研究，包括古希腊、浪漫主义时期、文艺复兴时期、18世纪、19世纪和现当代文学中的疯癫现象。“MadnessintheContemporaryAmericanNovel”认为，20世纪美国小说将疯癫隐喻为“荒原”，目的是要逃离“荒原”世界。［13］作者过多地将疯癫的起因归为外在环境的影响，忽视了主体自身的决定性作用。利廉•福德在“MadnessinLiterature”中将整个西方文学纳入研究范围，对疯癫作了明确的文学界定，即“一种无意识压倒意识，并控制了个人的观念以及对外部世界的感受和体验的状态，而根据当时的逻辑思维和相应的情感，这些感受和体验都是混乱的、不合时宜的”。

该著作系统地理顺了从古希腊至20世纪文学中的疯癫在各思潮中的作用，认为疯癫是对时代的医学、文化、政治、宗教以及心理学观念的反映和质疑。作者对众多作品进行了具体的分析，是一部不可多得的疯癫文学史。黑人等少数族裔群体的疯癫形象及叙事研究是美国文学的特色。吉尔若•鲍尔结合人类学、医学和精神病学理论，研究了20世纪美国黑人作家的作品，认为黑人疯癫与美国民主有着密切的联系，疯癫是美国民主的隐喻，“哪里有平等哪里就有理性”。［15］国外疯癫研究主题多元化，可与爱情、复仇、谋杀、战争、犯罪等主题结缘。“Love’sMadness:Medicine，theNovel，andFemaleInsanity(1800－1865)”以简•奥斯丁、瓦尔特•司各特、夏洛蒂•勃兰特等作家作品中为爱痴狂的女性为研究对象，阐释了19世纪英国的医学作家和小说家对疯癫、女性气质和叙述传统的看法。［16］此外，“SensationNovelsofthe1860s:MurderandMadnessEverywhere和butRevolutionRepressed”等分别论述了小说中复仇、道德、谋杀、战争与疯癫之间的内在联系。［17］疯癫研究的文本对象包括戏剧、小说和诗歌。戏剧方面的研究成果最多，其次是诗歌研究。莎士比亚的戏剧成为重点研究的对象，强调疯癫在情节发展上的道具功能，以及演员对于疯癫表情的演绎。诗歌中的疯癫研究则更多地强调诗歌语言的非理性和诗人创作时感受到的迷狂和灵感。近年来出现大量疯癫主题诗集，揭示诗人进入疯癫的历程，以及诗人如何利用疯癫来表述自己的情感世界。在小说研究方面，科博•罗伯特研究了内省小说中的疯癫形象，认为它们为批判社会提供了舞台，因为疯癫能够从异常视角提出关于社会现实的另类“真理”，人物的内省是对当代社会传统的逃避和抛弃。［18］但作者将内省活动看成是疯癫者唯一的心理活动指向，忽视了文化的意义和作用。除英美等国的作家作品被研究外，加拿大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蒂莫西•芬德利以及非裔作家贝西•赫德等的作品也被学界广泛关注。汤普森在“UnderstandingRussia:TheHolyFoolinRussianCulture”中通过俄国特有的圣愚形象，从文化角度阐释了俄国的宗教样态、社会行为模式、民族性人格、政治心态以及知识分子的特征。

二、国内研究现状及趋势

国内学界对西方文学中疯癫现象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期刊论文和少量的硕士学位论文，暂未出现相关博士论文和专著，尤其没有对西方文学某个断代史文学的疯癫形象进行系统研究。从哲学层面看，学者对疯癫的关注起因于福柯的《疯癫与文明》，①尤其是刘本战的译本，曾引发了国内对福柯以及疯癫思想的研究热潮，福柯成为疯癫的代名词。此后《福柯思想肖像》、［20］《福柯的界线》、［21］《后现代性的文本阐释:福柯与德里达》［22］等著作都介绍了福柯的疯癫思想以及他与德里达之间围绕着《疯癫与文明》长达十数年的争论，即理性话语能否说出非理性的沉默史、笛卡尔思想是否排除了非理性等问题。近年来相关著作和译著多不胜数，但多止于对福柯的疯癫理论的介绍和阐释，缺少具有原创性的理论专著。疾病与艺术之间联系紧密。在希腊时期，艺术家就是病人，诗人就是疯子，他们从迷狂中获得灵感进行创作。浪漫主义时期抑郁症给诗人们以灵性和敏感力。20世纪艺术和精神病之间的关系成为心理学的重要内容，躁狂症、抑郁症为作家和诗人的创作及思想带来深度，有民谣说“在天才和疯子之间存在一条细细的红线”。20世纪以来疯癫与天才的关系更受学界的关注。普鲁斯特说:“一切伟大的文学和宗教作品都出自精神病患者之手。”据CNKI上搜到的信息，国内成果最早见于《叔本华论疯癫与艺术创作》。［23］《文艺理论研究》转发了杰弗里•梅耶斯的《疾病与艺术》，详述了各种疾病在不同时期对艺术家的影响，包括肺结核、癌症、忧郁症、躁狂症、梅毒和癫痫等，它们既是人类的大敌，又是人类的益友，迫使人不断前进。［24］自《疯癫与文明》之后，国内出现了大批相关著作。余凤高、郭海平等学者都讨论过天才与疯子之间的关系。国内也译介了不少作品，如《躁狂抑郁多才俊》、《疯癫天才———躁狂抑郁症与艺术气质》等从文化或病理学角度阐释了艺术与疯癫之间的联系。疯癫成为20世纪的流行病。从文学层面看，疯癫研究同样以《疯癫与文明》的译入为起点并渐成热点。在CNKI中，1979－2010年题名含有“疯癫”的论文共193篇，1979－1999年间只有3篇与文学有关;2000－2005年间相关论文37篇，而2006－2010年间相关论文就有100余篇。10年来的研究成果显示出以下几个特点。女性疯癫成为研究重点。男权、父权制度是女性疯癫的主要原因，女性作家将疯癫作为反击男权的符码和自我表达的方式。刘风山认为，女性利用疯癫及疯癫叙事来反抗父权文化中的男性思维与话语对女性的统治和压迫，疯癫是现当代美国女性反抗父权文化压迫的武器。［25］该论文揭示了不同时期的女性在表现疯癫、反抗父权以及结局上的不同，为女性疯癫的演绎提供一个更清晰的图景。疯癫是女性作家追求女性自我主体意识演变的结果，是女性自我表达和反叛的最极端的形式之一。疯癫女性作家是学术研究的重点。《优美与疯癫:弗吉尼亚•沃尔夫传》［26］记叙了作者疯癫的一生，《“卡尔萨•卡桑德拉”的疯癫诗学》认为，埃尔萨•冯•弗雷塔格－洛林霍温的诗歌艺术与她本人的语言观和强烈的女性气质之间存在本质的联系，达达派女诗人通过语言、身体行为批判了社会。［27］疯癫与隐喻之间的关系研究成为新的焦点。范瑞平认为，从哲学的角度来看，疾病不仅是一些不合意的生命现象，它还含有文化因素，是否定性价值判断的表象，在文学中成为修辞手段和叙事方式，表述作者的观点。［28］苏珊•桑塔格的“IllnessasMetaphorandAidsandItsMetaphors”于2003年被译入国内，作者以批判的态度揭示了疾病隐喻的发生和表现，认为疾病是对社会制度和病态文化的隐喻，精神病是排斥异见者的手段，她反对将疾病工具化、政治化。［29］此书引发了对疾病隐喻的热议。近三年来各刊物发表了多篇相关文章。《论当代西方电影中的疯癫隐喻》分析了包括《飞越疯人院》在内的几部影片，认为疯癫是反派先锋、欲望化身、信念呼唤和天才的隐喻。［30］理论阐释疯癫形象成果虽多，但理论运用滞后，研究深度不够，研究文本缺乏创新。国内学界善用拿来主义，利用西方各文学理论研究西方文学疯癫形象。在《从狂欢理论视角看疯癫形象》中，作者从文学狂欢化的角度分析，认为疯癫具有或隐或显的狂欢化色彩，并从反面说明狂欢化并非仪式－演出和广场语言的表现，其本质是突出边缘视角而感受一切相对化的世界。［31］这种观点在一定程度上补充和发展了巴赫金的狂欢理论。《疯癫在小说〈牛奶与蜂蜜〉中的文化符号意义》［32］等论文的标题即已揭示其所运用的西方文学理论。虽然夏光、陆扬较早引进了精神分裂分析学，批判资本主义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33－34］但目前仅见陈靓、方成等学者的成果。［35－36］研究文本过于集中在被译介过来的经典文学作品，如莎士比亚的戏剧、《厄舍古屋的倒塌》、《黄色墙纸》、《最蓝的眼睛》、《飞越疯人院》、《钟形罩》等被多次重复阐释，国外较次要作家作品受到忽视，例如美国罗伯特•库弗，以及弗雷德里克•埃里克斯等作家的作品。疯癫叙事等文本内部研究和疯癫主题研究与文学史整体研究尚嫌不足。国内研究成果多为被重复阐释的个案研究，散见于各种文学史书和杂志中，未出现相关专著或博士论文。网络上仅有《从愚人到疯癫的嬗变》，该文认为15世纪以来德国的“愚人文学”在经历了现代化的资本主义社会而进入后工业时代之后，演变为“疯癫文学”。作者跳过现代资本主义阶段中两种文学的演化而直接论及后工业时代的疯癫文学，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两者的关系;其次愚人与疯癫的概念以及关系也有待进一步清晰。［37］美国评论家麦克葛莱瑞的《德国浪漫主义文学中的疯癫》认为，浪漫主义时代疯癫是人性的外在表现，是爱情和欲望的混合;［38］彭予2003至2006年发表了系列论文阐释自白派诗人与创作之间的关系，如《美国自白诗的疯癫主题》辩证地讨论了诗与“疯”之间的关系，诗人必然具备超乎常理的“疯”性，但疯并不必然等于诗，诗是在理性控制之下的“疯”，因而作者纠正了“疯”就等于诗的传统看法。［39］从比较文学的角度看，鲁迅和果戈里的同名小说《狂人日记》是常被研究的议题，《中西古典文学中的疯癫形象》比较研究了中西文学中疯癫在表现程式、意义、审美情感等各方面的巨大差异。

三、结语

西方文学论文范文篇2

关键词：现代性易卜生主义易卜生化世纪末美学转向接受

作为现代主义文学运动的先驱者，易卜生为20世纪的戏剧艺术的发展作出的贡献是无与伦比的，他的艺术家形象早已在西方的语境下得到了肯定。尽管在当今这个全球化的时代，精英文化及其代表性产品---文学---越来越受到大众文化的挑战和冲击，但一个使人难以理解的现象则是，易卜生仍然在东西方文化语境下不断地为学者和艺术家们讨论和研究，各种形式的国际性研讨会仍然频繁地在一些东西方国家举行。(1)这一点确实使那些为精英文化和文学的命运而担忧的人们感到欣慰。但是，同样令人担忧的是，在中国的语境下，易卜生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作为一位艺术家而为人们所接受，他的作用和角色曾一度被不恰当地误构为仅仅是一位具有革命精神和先锋意识的思想家和社会批判者，这在很大程度上确实由于他所塑造出的一个个令人难忘的具有叛逆精神的女性想象所致，如娜拉和海达·高布勒等，因为这些人物给中国的观众和戏剧研究者们留下的印象实在是太深刻了，以致于他们几乎忘记了一个事实，即易卜生首先应该是一位艺术家，或者更确切地说，一位戏剧艺术家，或现代戏剧之父。他对于中国文化现代性的形成所具有的意义自然应当受到重视，但是作为一位艺术家的易卜生则不仅对20?兰椭泄熬绲尼绕鹱鞒隽酥匾墓毕祝匾氖牵褂跋炝艘淮笈褚獯葱碌闹泄执缱骷摇U庋蠢矗岩晃灰韵肪绱醋魑饕删偷囊帐跫业弊魉枷爰依囱芯恐辽僭谀持殖潭壬掀鹆宋蟮甲饔茫乇鹗窃诘苯袷贝比嗣歉嗟靥致勰岵伞⒏ヂ逡恋隆⒏？隆⒌吕锎铩⒌吕兆取⒗滤任鞣剿枷爰沂保撞飞谖鞣剿枷虢缢挠跋毂愫苌俦蝗颂峒啊＞」芩肥刀晕幕执院拖执饕逦难У男纬勺鞒龉匾毕祝一垢ヂ逡恋乱恍┪难Я楦校肷鲜瞿切┧枷爰蚁啾龋撞飞淖饔貌唤嘈渭R蛭肷鲜黾肝淮笫ο啾龋撞飞灾泄斗肿拥挠跋熘饕峭ü湎肪缫帐醮醋鞫摹R蚨?quot;返回"作为艺术家的"真正的"易卜生将使我们能够准确地、恰如其分地评价易卜生之于中国现代戏剧的美学意义。本文的写作就从质疑易卜生形象的"误构"开始，主要从戏剧艺术本身来讨论易卜生的成就。

易卜生与中国的现代性之反思

毫无疑问，在中国和西方的现代性进程中，易卜生及其剧作都起到了重要的甚至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一点尤其体现在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全盛时期和中国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高涨时期。这时易卜生主要被当作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和有着天才的创新意识和预见性的作家来接受的，他的剧作极大地影响了西方和中国的现代性进程。确实，在西方学术界，不同的学派和有着不同的批评倾向的学者和批评家都对他的艺术成就或社会影响作出了不同的评价。有些学者认为他是"莎士比亚以来世界上最伟大的戏剧艺术家"，或者说"现代戏剧之父"，因为他的作品以现实主义的方法反映了当时的时代精神，因而有着典型的现实主义意义。毫无疑问，易卜生在自己的剧作中对社会显示予以了强有力的批判，这一点与他所生活的时代以及他那与当时的社会习俗格格不入的个人性格有关。这也许正是易卜生为什么一开始就被当作一位批判现实主义大师介绍到中国来的原因之一。由于他的剧作与当时的中国社会现实密切相关，同时也由于当时的文化土壤和接受语境所使然，因而毫不奇怪，他被划入19世纪的欧洲现实主义传统之列，但根据当代西方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易卜生倒是更多地被当作一位现代主义艺术大师来讨论的，因为他在19世纪的出现实际上预示了西方文学中的现代主义的崛起，而且他的不少富有预见性的洞见实际上为西方文化和思想的现代性进程铺平了道路。我正是在这些已有的研究成果的启发下，试图从文化和审美现代性的角度出发对易卜生及其剧作作一新的探索。我认为，易卜生首先应被当作一位文学大师，或更为确切地说是一位戏剧艺术大师，来研究，把他当作一位思想家来研究实际上遮蔽了他那显赫的艺术成就，尽管他确实激发了中国的知识分子去反抗当时的社会现实和保守的意识形态。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和作家首先正是为娜拉、海达·高布乐、斯多克芒医生和昂各斯特郎德这些主人公的刻画所打动的，因而他们的创作和批评实践不得不深受其影响。为了对易卜生对中国戏剧的贡献作出较为中肯的评价，我首先花费些篇幅来回顾一下西方学术界近十多年来对易卜生的研究，并将之与其在中国的接受相关联。(2)

诚然，从现代主义的理论视角来讨论易卜生及其剧作在西方学术界早已不再新鲜了，即使我本人也曾作过这样的尝试。我在先前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曾指出，易卜生为什么如此受到观众青睐和学者们研讨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其剧作中所蕴涵的多重代码。也就是说，"除了现实主义的代码外，还有着另一些具有批评价值的代码"。(3)我通过仔细的考察，可以肯定地认为，易剧中除了现实主义等文化代码外，现代主义或现代性完全可能成为其最重要的代码之一，这一点使得易剧至今仍与当前关于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理论争鸣密切相关。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Jameson)受到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接受之事实的启发，最近结合其与后现代性的关系，对现代性的概念作出了全新的解释。(4)在他看来，现代性若不与后现代性相关联是不能在当代产生新的意义的。确实，易卜生在生前与他同时代的批评界格格不入，其部分原因就在于他那很难为同时代人所容的超前意识，另一部分原因则在于其剧中所隐匿的富有预见性的思想观念。他的一些至今仍为我们所热烈讨论的剧作在当时并不为观众和批评界所接受，其中包括《群鬼》和《人民公敌》。当他的《群鬼》发表时，他受到了同时代批评家的猛烈批评。面对这些恶意中伤式的"批评"，易卜生毫不退让，反而十分自豪地宣称，"所有这些抨击我的剧作的小人和骗子们总有一天会在未来的文学史上受到毁灭性的审判….我的著作属于未来。"(5)他的为未来而写作的思想无疑是正确的，这已被今天的文学史编写者的实践所证明。也就是说，易卜生的艺术不是短命的，而是向未来时代的不同解释开放的、并具有永恒魅力的艺术。与那些生前并不为同时代的人们所重视而嗣后却又被后来的学者和批评家"重新发现"的所有中外文学大师一样，易卜生的剧作虽不乏深受当时观众欢迎之作，但更主要的却是面向未来的读者和观众。因此他的断言是不可能为他同时代的人所证实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不难发现，他在一个多世纪前所描述的东西在当今这个后现代社会依然存在。现代性虽已受到那些鼓吹后现代性的人们的有力挑战，但在很多人看来它依然是一个未完成的计划。因此事实已经证明，易卜生的一些戏剧作品在当今时代仍然不断地上演，并且深受西方和中国观众的喜爱。(6)

我们从现代性的角度来讨论易卜生时，首先应当承认，现代性在其广义和多元取向之意义上说来，不仅应当包括其文化和政治的含义，同时也应包括其审美的含义。也就是说，它既应当被在其最广泛的艺术意义上被看作是一种文学艺术精神，同时又应当在其最广泛的文化和知识层面上被看作是一个文化启蒙大计。与此相同的是，在文学艺术领域，不同的学者自然可以对现代主义作出不同的定义，但不少人几乎都将其视为一种欧洲的文化和文学思潮和运动。(7)约翰·弗莱彻(JohnFletcher)和詹姆斯·麦克法兰(JamesMcFarlane)等在讨论易卜生与现代主义文学运动之关系时就中肯地指出，有两条线索可据以追踪现代主义文学运动的起源，"----其一是实质性的和主题性的渊源，另一条则是形式和语言层面的渊源---这二者可以帮助我们指明欧洲现代主义戏剧的源头。一方面，是18、19世纪所赋予我们不得不注意的或然性和当代性，另一方面则是对作为一种戏剧载体的散文之资源的不间断的探索。这二者都殊途同归地返回到了易卜生那里。"(8)毫无疑问，前一种定义难免不带有欧洲中心主义之色彩，而由弗雷德伯里和麦克法兰作出的后一种定义则更为?矸海负醮心持?quot;无边的现代主义"之特征，对80年代中国的现代主义理论争鸣曾产生过某种导向性作用。但从他们的清晰描述中，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易卜生确实给过不少现代主义大师以创作的灵感，这其中至少可以包括20世纪公认的大师级作家詹姆斯·乔伊斯和塞缪尔·贝克特，一个至今令人难忘的例子就是当年乔伊斯为了能更为直接和有效地阅读易卜生的作品，甚至花费了很多时间去学习挪威语。因此毫不奇怪，易卜生被当作一位更带有艺术创新性而非意识形态批判性的现代主义文学的先驱。显然，弗雷德伯里和麦克法兰通过细读易卜生的戏剧文本，注意到了其中所蕴涵的某种不同于传统现实主义的东西以及他对其他现代主义作家的影响，因而他们正确地将所有这些创作灵感统统追溯到易卜生那里。我认为，易卜生在西方的现代性进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不仅在于文化知识启蒙领域里，更在于文学革新领域里：他对女性人物的生动刻画预示了20世纪60年代妇女解放运动的崛起，而他与传统的戏剧成规的分道扬镳则大大地推进了现代话剧的成熟，使之对广大当代观众有着永久不衰的魅力。这也许正是为什么不少易卜生的同时代人早已被人们遗忘而易卜生却依然高踞于自己的时代之上的原因所在。我们甚至应当说，在易卜生可能具有的多重身份中，他首先应被视为一位戏剧艺术家，因为正是他的剧作影响和启迪了广大观众和作家，所以某种流行的意识形态可以转瞬之间变得不流行，而美学和艺术精神则可以具有永久的魅力。

诚然，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在这个时代，现代主义的不少成规受到了后现代主义的强有力挑战。但为什么易卜生的戏剧仍不时地在世界各地上演，为什么仍有不少学者在从不同的理论视角对他的剧作进行讨论呢？当从事后现代主义研究的学者重新审视他的作品时，他们一眼就可从其对荒诞派剧作的影响见出一些后现代文化代码：他的作品只是提出问题，而从不试图回答这些问题，因而留给读者-观众巨大的想象和阐释空间，由他们在阅读或观赏过程中一一将这些空白填补，这一点尤其体现在《野鸭》和一些后期作品中。(9)他的剧作从来就不可穷尽其意义，而总是给读者-阐释者开放，使他们得以从不同的理论角度进行阐释和分析，最终建构出新的意义。他的修辞的含混性，象征的多重所指以及主题的不确定性等，都在某种程度上与后现代精神相契合。(10)毫无疑问，如果一位作家想使自己的作品被不同时代的读者发掘出新的意义，他就不应当使自己的主题局限于特定的时代，他应当在自己的作品中探讨人类面临的一些基本问题。可以说，易卜生就是这样做的。

著名的易卜生研究学者艾纳·豪根(EinarHaugen)在谈到易剧作为一个同时具有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特征的整体时十分中肯地指出，"....易卜生的每一部戏都是一个具有隐含意义的文本，这是作者或多或少有意识编织进密码的。读者只有对这些文本进行细致入微的阅读和研究才能’打开密码’"。(11)所以，易卜生不仅被当作一位批判现实主义的大师来考察，而且在更多的时候，特别是在现代主义运动处于高涨期时，被当作现代主义文学的主要源头之一。豪根从罗曼·雅各布森(RomanJacobson)的语言交往理论入手，把易卜生的剧作形象地描绘为"为所有的季节"(forallseasons)而写的。在他看来，"随着世界的变化，新的问题不断地涌现出来引起政治学界、文化界以及戏剧界的注意。但是人们不断地发现易卜生所说的东西与这些问题密切相关，因而便使得他或在戏剧舞台上或在新的翻译和改编过程中不断地获得新生。"(12)实际上,易卜生的作品在中国的翻译和改编帮助中国读者在能动性理解和创造性建构之基础上创造出新的"易卜生"或"易卜生主义"。

布赖恩·约翰斯通(BrianJohnston)从一个与众不同的视角提出了他本人对易剧的整体理解和阐释。他一方面承认，现实主义的代码主导了作为单一的现实主义循环的易卜生后期的十二部剧作，这其中蕴涵了深刻的诗学意图；另一方面，他又试图表明，"易卜生的现实主义循环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平台，在这里现实的种种不恰当的概念形式---或曰不恰当的世界---在与绝对精神的抗争中统统败北。"(13)实际上，他所说的现实主义隐含了多种代码，因此易卜生就不仅仅被解释为是一位现实主义的作家。在约翰斯通看来，易剧中所体现出的易卜生式"策略"显然被认为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它表明了易剧中隐含着的对19世纪现实的辨证意义的颠覆，另一方面，它则以一种类似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式的步骤展现了对过去原型的强制性恢复，因此他的剧作实际上编织了三种文本的代码：一种基于作品本身的语言结构的普通文本，一种为作者不断地参照借鉴的具有文化意义的"超文本"，以及更为重要的一种展现在读者面前使他们得以以一种解构方式来阅读和分析的潜文本。(14)对于当代读者来说，很容易发现，易剧通?R藕眉钢窒嗷ッ芎偷株醯某煞郑何谋拘?textuality)，超文本性(supertextuality)，互文本性(intertextuality)和潜文本性(subtextuality)。这些相互矛盾的成分彼此间的互动和解构形成了易剧的多重代码、不确定因素和互文性，这些特征尤其体现在他的后期剧作中，如《野鸭》、《罗斯莫庄》、《海上夫人》以及《咱们死人醒来时》，虽然西方学者经常讨论和引证这些作品，但在中国的语境下，这些作品却很少被人提及。在我看来，上述所有这些因素正是我们应当描述为"后现代"的代码，它们的存在恰恰证实了利奥塔的断言，即后出现的并不一定是后现代的，而先出现的，如蒙田的小品文，倒完全有可能具有后现代的特征。(15)这正是一种后现代式的悖论。甚至在未来，学者们也同样会进一步从新的视角来探讨他的剧作，易卜生本人也仍将不断地本人们从审美的或文化的角度来讨论和阐释，而在这些讨论和阐释的过程中，新的意义便建构出来了。我想，一位作家如果有这样一种结局应当是十分理想的。

易卜生与中国的文学现代性之反思

与西方学术界在易卜生研究领域内取得的显赫成就相比，中国的易卜生研究长期以来一直依循着一个十分不同的取向：他始终在中国的语境下被当作一位现实主义者来接受，或者更确切地说，由于他的剧作所反映的社会问题被不恰当地夸大，因而易卜生常常被人认为是一位批判现实主义者，而至于他剧中的象征主义成分则几乎被全然忽视了。这无疑是导致中国的易卜生研究长期以来被排斥在国际易学界之外的一个重要原因。由于最近二十年里，关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讨论如火如荼，现实主义不再像以往那样大受到重视了，易卜生也就不那么经常地为人们谈论了，易卜生的剧作仍不时地被一些具有先锋意识和创新精神的年轻导演改编并上演，但这种改编已经带有了编导们的个人理解和能动性阐释，因此出现在中国观众面前的便是一种"易卜生主义"的中国变体或当代变体。尽管他后期剧作中的神秘主义和象征主义因素有时也被粗略地提及，但由于缺乏理论深度和细致分析而未产生什么影响。这在很大程度上与易卜生首先于五四前后被介绍进中国时的文化和知识氛围密切相关。

在返回作为艺术家的易卜生之前，我觉得有必要简略地描述一下中国语境下的文化现代性的形成及其特征，因为这一未完成的大计与易卜生在中国的接受密切相关。众所周知，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知识分子向来以"拿来主义"而闻名。也就是说，为了反对封建社会和传统的习俗，他们宁愿从国外，主要是从西方，"拿来"或"挪用"一些现成的理论概念，将其创造性地转化为中国本土的东西，应用于中国本土文化产品的创造和批评。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思潮和各种批评理论在中国的接受就体现了这种极具功利性的实用态度，因此建构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性便成为他们知识生涯中的重要任务。毫无疑问，中国的文学艺术家和理论批评家对这一至今仍有争议的话题均作出了不同的反应甚至争论，因为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对五四所导致的中国文学传统的剧烈变化持一种敌视的态度，认为这正是现代中国的文化"殖民化"的开始，所以他们试图把五四这个案子翻过来。但是历史是在前进的，倒退显然是没有出路的。正是在五四的年代里中国文学才开始了走向世界的进程，并得以跻身世界文学主流进而成为世界文学的一部分。与此同时，中国文学通过对各种西方文学潮流和大师的翻译介绍，开始逐步走出封闭的领地，接受各种西方文化学术潮流和批评理论的影响。因而毫不奇怪，今天的文学研究者往往将翻译文学也当作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16)在所有翻译过来的西方文学大师中，易卜生无疑是其中的极少数同时对中国文学思想和创作技巧都产生了巨大影响者之一，这一点完全可以从的主将胡适为《新青年》编辑的："易卜生专号"中见出。(17)也许正是在很大程度上由于易卜生本人的巨大和持久性影响所致，易卜生才一度被当作一位预示了中国当代妇女解放运动的崛起的革命思想家的。同样，也正是由于鲁迅、胡适等新文学运动的主将们的努力，一种带有鲜明本土特色的"易卜生主义"便在中国的文化土壤中诞生了。如果我们并不否认翻译文学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的话，那么我们也应该承认，这种"易卜生主义"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个翻译过来的或人为建构的产物，主要是用来抨击中国的黑暗社会现实以及封建的社会和文化习俗。因此在我看来，探讨易卜生之于中国文化现代性的意义是十分必要的，但是仅仅将他视为一位革命的思想家而忽视了他的艺术成就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他首先是一位具有强烈的先锋意识的艺术家，?唤鑫贝亩琳吖壑诙醋鳎币参蠢吹亩琳吖壑诙醋鳌U庖残碚俏颐俏裁匆诮裉斓闹泄幕锞诚绿致垡撞飞脑蛩凇K唤鲇胫泄奈幕执源蠹泼芮邢喙兀匾氖牵股羁痰丶し⒉⒂跋炝酥泄奈难Ъ液拖肪缫帐跫业拇醋魉枷牒鸵帐跫记桑俳酥泄执熬绲牡?BR>就中国的现代性而言，我在此不妨花费一些篇幅来讨论它与西方的现代性的差别。既然我们并不否认中国知识分子擅长于拿来主义，也即将国外一切适合我们国请并为我所用的东西统统拿来，这在时期尤为突出，几乎当时所有在西方风行的文化思潮和文学思想统统被引进中国，并滋生出某种形式的变体，因此从比较文学的接受-影响之角度来探讨中国现代文学便成为重写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一个重要任务。(18)首先，我们应承认,，即使存在这样一种中国的现代性的话，那它也依然是从西方语境中引入的一个舶来品，尽管它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国文化和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因此，也如同其它地区的现代性一样，作为全球现代性大计之一部分的中国的现代性也具有了自己的整体特征和排他性。它在某种程度上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密切相关，所以也就有着鲜明的功能性和启蒙因素。这样看来，中国的知识分子自然会很容易地将易卜生当作自己的精神领袖和先驱，因为他的戏剧对人类和社会的种种邪恶都予以了尖锐的批判和抨击。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应忘记，文学启蒙所产生的效果首先应体现在审美方面，然后才体现在思想观念方面。人们只有通过阅读或观赏文艺作品才能获得思想上的启迪和审美快感。因此在这方面，我们应当对易卜生对中国现代话剧的诞生和发展所作出的重要贡献给予高度的评价，因为这一新兴的戏剧艺术形式在中国语境下的诞生恰恰是中西文化交流和互动的必然产物，它打破了所谓中国文化"本真性"的神话，为某种不中不西但却同时兼有二者所长的"混杂的"戏剧体裁的诞生铺平了道路，而这正是中国的戏剧得以与世界戏剧艺术进行平等交流对话的一个基点。随着当代中西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和全球化步伐的日益加快，易卜生之于中国现代戏剧艺术的意义将越来越显示出来。在易卜生及其戏剧艺术的影响和启迪下，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文学史上出现了一批兼通中西文学艺术的戏剧艺术大师：曹禺、洪深、欧阳玉倩等，他们创作出一批具有易卜生精神特征的优秀戏剧作品，在这些作品中他们精心刻画出一批令人难忘的易卜生式的人物。因此，易卜生的形象在中国的文化土壤里实际上发生了某种形式的"变形"，它超越其"本真的"(authentic))特征，而是成了一个"建构"(constructed)的形象。既然易卜生已经成为向所有当论建构和阐释开放的一个西方经典，既然不同的文化语境中的易卜生学者建构出了不同的"易卜生"，那么我们中国的易卜生研究者为什么就不能结合易卜生的戏剧在中国的接受和创造性转化重新建构一个中国语境下的易卜生呢？对于这一点我将在本文最后一部分予以阐发。

建构一种"易卜生化"的美学原则

在本文的最后一部分，我将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莎士比亚化(Shakespeareanization)的美学原则的建构的启发下，结合易卜生的艺术成就以及其对现代戏剧艺术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和产生的广泛影响提出我自己的美学建构：易卜生化(Ibsenization)。我认为，当今的国际易卜生研究界正经历着一个从意识形态批评到审美阐释的转折，也即具体地说，从思想层面来评价"易卜生主义"到从审美理论层面来阐发"易卜生化"的转折过程，而在这个转折过程，我们中国的易卜生研究者需要从中国的文化知识立场和审美视角出发作出自己的理论创新和建构，以便迅速地使中国的易卜生研究乃至整个外国文学研究达到和国际学术界平等对话的境界。当然，在当今这个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时代，理论的建构与理论的旅行是密不可分的。在这里我首先想到的是赛义德在80年代初出版的论文集《世界、文本和批评家》(TheWorld,heTextandtheCritic,1983)中收入的一篇著名论文，也就是那篇广为人们引证的《旅行中的理论》(TravelingTheory)，在那篇文章中，赛义德通过卢卡契的"?锘?quot;(reification)理论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地区的流传以及由此而引来的种种不同的理解和阐释，旨在说明这样一个道理：理论有时可以"旅行"到另一个时代和场景中，而在这一旅行的过程中，它们往往会失去某些原有的力量和反叛性。这种情况的出现多半受制于那种理论在被彼时彼地的人们接受时所作出的修正、篡改甚至归化，因此理论的变形是完全有可能发生的。毫无疑问，用这一概念来解释包括易卜生的创作在内的西方现代文学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以及所导致的误读和误构状况是十分恰当的，用来解释易卜生对中国现代话剧的影响也是十分恰当的。对这一论点所产生的世界性影响赛义德虽然十分明白，但他总认为有必要作进一步的反思和阐述。在他于2000年出版的一部专题研究文集《流亡的反思及其他论文》(ReflectionsonExileandOtherEssays)中，收入了他写于1994年的一篇论文《理论的旅行重新思考》(TravelingTheoryReconsidered)，在这篇论文中，他强调了卢卡契的理论对阿多诺的启迪后又接着指出了它与后殖民批评理论的关系，这个中介就是当代后殖民批评的先驱弗朗兹·法农。这无疑是卢卡契的理论旅行到另一些地方的一个例证。在追溯了法农的后殖民批评思想与卢卡契理论的关联之后，赛义德总结道，"在这里，一方面在法农与较为激进的卢卡契（也许只是暂时的）之间，另一方面在卢卡契与阿多诺之间存在着某种接合点。它们所隐含着的理论、批评、非神秘化和非中心化事业从来就未完成。因此理论的观点便始终在旅行，它超越了自身的局限，向外扩展，并在某种意义上处于一种流亡的状态中。"(19)这就在某种程度上重复了解构主义的阐释原则：理论的内涵是不可穷尽的，因而对意义的阐释也是没有终结的。而理论的旅行所到之处必然会和彼时彼地的接受土壤和环境相作用而且产生新的意义。可以说，赛义德本人的以东方主义文化批判为核心的后殖民批评理论在第三世界产生的共鸣和反响就证明了他的这种"旅行中的理论"说的有效性。而我们以此来描述易卜生的戏剧在不断的旅行中所产生出的新的意义也是十分恰当的。但是与赛义德的理论旅行所不同的是，易卜生的创作的理念和戏剧艺术程式的旅行也和阿多诺、卢卡契以及法农等大师的理论旅行一样，在很大程度上得取决于翻译的中介和另一民族话语转述。我想这一点尤其对我们的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和中国文学作品在整个世界不断地旅行有着最重要的启示。

正如我们所知道的，易卜生及其作品长期以来一直受到东西方文学家和理论批评家的不断阐释和建构，其中从意识形态角度建构的一个重要概念就是易卜生主义，在西方的语境中以肖伯纳的建构最为有名，在中国的语境中则以胡适的建构最有影响力。显然，我并不想否认他们这些有着重要意义的理论建构及其对中国的政治和文化现代性的巨大影响，但我在此却要呼吁在中国的易卜生研究界出现一种"美学的转向"。如果我们承认莎士比亚剧作的巨大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在于把握了文艺复兴时期的时代精神之脉搏、并达到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完美结合之境地的话，那么我将继续提出这一结论：易卜生的剧作，尤其是他的后期作品，同样准确地把握了19世纪末的世纪末精神之脉搏，达到了现代主义和先锋主义完美结合的境地。在这方面，我认为，在探讨作为艺术家的易卜生及其剧作方面，我们仍有着漫长的路要走，但至少在目前，将他作为一位艺术家来研究将大大有益于将其视为一位思想家或批判现实主义者来研究。

Notes

(1)这里仅列举近几年的几次影响较大的关于易卜生研究方面的国际研讨会：易卜生与现代性：易卜生与中国国际研讨会（1999年6月26-28日，北京），第九届国际易卜生国际学术研讨会（2000年6月5-10日，贝尔根），易卜生与艺术：绘画，雕塑和建筑国际研讨会（2001年10月24-27日，罗马），易卜生与中国：走向一种美学建构国际研讨会（2002年9月12-16日，上海），国际易卜生研讨会和戏剧节：《玩偶之家》的翻译与改编（2002年11月8-14日，达卡）等。

(2)关于易卜生在20世纪中国的接受，我认为下列专著值得一读：何成洲的博士论文《易卜生与中国现代戏剧》(HenrikIbsenandChineseModernDrama),Oslo:UnipubForlag,2002；谭国根(Kwo-kanTam)的《易卜生在中国：1908-1997》(IbseninChina:1908-1997)，HongKong:TheChineseUniversityPress,2001；以及王忠祥的《易卜生》，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上述这三部著作都是在对易卜生的原著（或借助于英文译本）进行细读和研究之基础上写出的，代表了中国学者的研究水平。

(3)Cf.WangNing,"MultipleCodesinIbsen’sDrama",inMengShengdeet.al.eds.,IbsenResearchPapers,Beijing:ChineseLiteraturePress,271.

(4)詹姆逊于2002年7月31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公开演讲中对现代性问题作出了全新的阐释，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他自己以往的观点。

(5)关于易卜生于1882年3月16日给他的出版商的信件，参阅EinarHaugen,Ibsen’sDrama:AuthortoAudience,Minneapolis:Univ.ofMinnesotaPress,1979,3.

(6)我这里尤其应当欣慰地指出，在易卜生的剧作艺术想象力的影响和启迪下，一些具有鲜明的先锋意识的中国戏剧导演，如吴晓江和孙惠柱等，通过重新翻译和理解易卜生的一些剧作，如《玩偶之家》、《海达·高布勒》、《群鬼》和《培尔·金特》等，已经将他们重新搬上中国的戏剧舞台，从而使得这些老的经典作品在当代中国重新产生了新的意义。

(7)Cf.DouweFokkema&ElrudIbsch,ModernistConjectures:AMainstreaminEuropeanLiterature1910-1940,London:Hurst&Company,1987,1-47.

(8)MalcomBradbury&JamesMcFarlane,eds.,Modernism:1890-1930,PenguinBooks,1976,499.

(9)有关从后现代主义的视角对易卜生的剧作的研究，参阅下列论文：CharlesR.Lyons,"Ibsen’sRealismandthePredicatesofPostmodernism",inContemporaryApproachestoIbsen,Vol.8(1994),185-204;WangNing,"PostmodernizingIbsen:TowardaNewInterpretationoftheFin-de-Siecle",inMariaDeppermannet.al.eds.,IbsenimeuropaischenSpannungsfeldzwischenNaturalismusundSymbolismus,FrankfurtamMain:PeterLang,1998,295-307.

(10)Cf.WangNing,"PostmodernizingIbsen:TowardaNewInterpretationoftheFin-de-Siecle",inMariaDeppermannet.al.eds.,IbsenimeuropaischenSpannungsfeldzwischenNaturalismusundSymbolismus,FrankfurtamMain:PeterLang,1998,295-307.

(11)Haugen,Ibsen’sDrama:AuthortoAudience,74.

(12)Ibid.,3-4.

(13)Cf.BrianJohnston,TextandSupertextinIbsen’sDrama,UniversityPark&London:ThePennsylvaniaStateUniversityPress,1989,7.

(14)Ibid.,9-27.

(15)Cf.Jean-FrancoisLyotard,ThePostmodernCondition:AReportonKnowledge,tr.GeoffBenningtonandBrianMassumi,Minneapolis:UniversityofMinnesotaPress,1984,81.

(16)参阅王宁，《现代性、翻译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经典重构》，载《文艺研究》，2002年第6期。

(17)在这本专辑，胡适的长篇论文《易卜生主义》尤其值得一读，见《新青年》，第四卷，第6期（1918）：第489-507页。

(18)关于西方文艺思潮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影响和启迪，参阅乐黛云、王宁主编，《西方文艺思潮与20世纪中国文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19)Cf.EdwardSaid,ReflectionsonExileandOtherEssays,Cambridge,Mass:HarvardUniversityPress,2000,451.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外语系邮编100084)“公务员之家有”版权所

IbsenasanArtist:ReflectionsonIbsenandChina

Abstract:Basedonitsauthor’spreviousresearch,thepresentessayobservesChina’sIbsenstudiesinabroadcontextofmodernityandEast-Westcross-culturalcommunicationandinteraction.Totheauthor,theearlyreceptionofIbseninChinaindeedpromotedtheprocessofChina’sculturalmodernity,butitshouldalsoberesponsibleforthemisunderstandingandmisconstructionoftheimageofIbsenasarevolutionarythinkerratherthananartist.IncurrentinternationalIbsenscholarship,"returntoIbsenasanartist"representstheforefrontresearchofIbsenandhisdramaticworks.UndertherevelationofMarxianaestheticconstructionofShakespeareanizationandSaid’sconceptionof"travelingtheory",theauthorforthefirsttimecreativelyputsforwardhistheoreticalconstructionof"Ibsenization",onthebasisofwhichheiscarryingonequaldialoguewithinternationalIbsenscholarship.

西方文学论文范文篇3

[论文摘要]依据知识社会学的立场，我们可以将文学理论知识区分为形式化与语境化两种类型。西方文论由于追求形式规则的普遍有效性而采取了逻辑性陈述，中国古代文论由于追求语境中个别经验的有效性而坚持诗性言说，两者互不兼容。形式化规则构成了现代性的学术话语，成为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所追求的坐标系统。中国古代文论在知识类型和言说方式上都难以转换为形式化规则，其现代转换存在理论与实践的诸多障碍，具有自身不可解决的困难。因此，所谓“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只能是一个伪命题，是中国学术现代性进程中难以实现的良好愿望。

20世纪末以来，“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这一学术命题在中国文学理论界悄然出场，并引发了持续不断的争论。对于如何评价古代文论知识的转型问题，学术界没有达成共识，本文将以知识社会学的立场来切人思考。

一、两种知识类型:形式化与语境化

知识社会学是一门“探讨每一知性立场对其背后的分化了的社会群体实在的功能性依赖的学科，它通过分析知识类型的构成方式来考察知识与社会的关系，从而证明知识生产受制于社会境况。

依据知识社会学的方法，卡尔?曼海姆(KarlMannheim)确立了两种知识类型，分别是形式化知识与语境化知识。所谓形式化知识是指能够超越历史语境中的具体经验而以形式化符号存在的知识，语境化知识是指不能超越具体经验而只能在历史语境中存在的知识。依此分类，我们也能将文学理论知识区分为形式化与语境化两种类型。虽然中西文论各自都包含了形式化与语境化两种知识类型，但是两者在追求知识有效性的主导倾向上是不同的，其中西方文论较多地体现了形式化特点，而中国古代文论则具有鲜明的语境化特点。

历时地看，西方文论知识的有效性逐步走向了形式化原则。在古典时代，人们尚把文学附属于他物，从外在世界或者内在心灵来定义文学，强调历史语境的参照作用，重视文学经验的整体价值，文学理论获得历史语境的庇护而与存在保持了一定联系。但是，西方文论并不仅仅追求语境中个别经验的简单累积，而是追求文学背后的总体化意义，它预先设置文学的终极本质来规定个别经验的意义，试图一劳永逸地运用形式规则来建立具有普遍有效性的理论体系。知识生产被纳人形式化轨道，西方文论时刻存在着超越语境来寻求有效性的冲动。从古希腊的“摹仿说”到文艺复兴时期的“镜子说”，西方文论开始从具体的文艺经验中提炼出普适性知识。比如柏拉图把文艺看作“理式”的摹仿;亚里斯多德认为诗比历史更具普遍性，指出“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这个定义把具体的戏剧内容与欣赏经验抽离成形式规则;尽管贺拉斯强调阅读的经验效果，但他将其总结为“寓教于乐”式原则。到法国古典主义时期，戏剧理论抽象出不受具体戏剧演出影响的“三一律”，以精确的数理形式来对所有戏剧作出有效的判断。进而康德认为作为判断力的美只关涉形式;黑格尔把美定义为“理念”的感性显现。启蒙主义倡导文艺的理性原则;浪漫主义用天才、想象、情感三要素来总结文艺经验;批判现实主义提出了塑造典型的写作原则。于是，西方文论的主导倾向是逐渐把形式规则作为知识的有效性要求，视个别经验为普遍规则的例证;同时，这也导致知识超越语境而存在，造成形式大于内容、理论高于经验的虚无主义困境，只是由于文学还依附于他物而具有意义，这一困境尚不严峻。泰纳、圣伯夫等人的实证主义文论重视文艺经验，发掘文学中确实的、实证的事实，其目的却是试图建立实证知识的普遍有效性，也未能摆脱形式化趋向。进入20世纪后，西方文论寻求到文学独立自足的存在依据，形式化也由于适应了这一现代性进程而推进了文学学科的发展。在此进程中，西方文论采用科学量化的分析方法，在语言符号的秩序中建构学科知识。俄国形式主义认为“文学性”源自陌生化的能指游戏;结构主义利用深层结构抽离了个别经验;“新批评”引人了“语境’，来考察语义，却斩断语义与经验的联系;它们都把超越具体言语的形式规则作为知识的依据。形式主义颠覆了传统文论而走向了能指游戏，通过形式符号的策略建立起文学理论的普遍有效规则，但是形式化逼迫个别经验脱离语境中的原初存在而丧失了历史感，走向了虚无主义，这遭到了历史主义的挑战。神话原型把文学拉回到民族神话中，现象学把文学归于“意向性”活动中，阐释学把文学请人“问答逻辑”中，文化诗学把文学置于历史叙述中。虽然语境中的个别经验再度彰显，但是总体化思想直接指称了文学的意义;知识不是由语境来导演，而是由思想规则来制作，它仍然漂浮于语境之上。

不同于西方文论的形式化倾向，中国古代文论主要追求历史语境中个别经验的有效性。虽然古代文论也存在利用先验的总体化思想来定义文学的现象，“诗言志”一直被视为对诗歌本质的抽象概括，原道、征圣、宗经长期成为文艺活动的思想基础;但是古代文论并未利用这种总体化思想限制对具体文艺经验的阐释，并未把纯粹形式化的文学定义贯彻到文艺批评中，仅仅将其用于寻求文艺合法性的目的，而将语境中的具体经验作为知识有效的依据。从先秦时期开始，中国古代文论逐渐建构出语境化的知识形态。在批评实践中，古代文论不是追求知识形式上的普遍有效性，而是直接呈现具体语境中的欣赏经验，强调个别经验的独特性，这形成了古代文论知识的生产过程与语境紧密相联的状况。虽然“兴观群怨”教化意味极浓，但描绘了读诗的经验;老庄推重虚静，指出了语言所无法穷尽的审美现象。“大象无形”、“立象以尽意”开启了后世用客观意象来隐喻的知识传统。两汉作家在诗教的氛围中，描述了种种创作经验与阅读效果。魏晋六朝出现文论专著，也不刻意对文学作总体化论证，不奢望建立形式化的普遍规则，而充分利用物象的形态特征来展示对个别经验的直观感悟。曹丕说“诗赋欲丽”，陆机道“诗缘情而绮靡”，均未设置诗的形式标准;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大量运用形神、风骨、气韵等隐喻物象表达了生活世界的直接经验，把知识隐含地置于语境的行为中;钟嵘《诗品》味诗，促使诗学知识在欣赏每一首诗的具体语境中产生，知识总结与诗歌欣赏在同一个过程中发生。到唐宋时期，“意境说”充分体现了个别经验在阐释诗歌意蕴中的作用;《二十四诗品》列举的雄浑、冲淡、高雅、飘逸等范畴不可能被归纳成形式化的普遍规则，只能在对二十四首诗的欣赏、品评中加以感悟才能得到理解，如果离开具体的读诗过程就很难领会到其丰富内涵;严羽“以禅喻诗”更是将形式规则排除在诗学活动之外。明清小说评点记录下阅读过程中的即兴感触，延续了诗话注重个体独特经验的传统。中国古典文艺蕴涵的丰富神韵不能被抽象为形式规则，只有在阅读的个别经验中才能理解文学的存在。因此，中国古代文论只有与语境相联系才能被理解，一旦离开语境就会失去有效性。

综上所述，西方文论追求形式化的知识而超越文学本身存在，中国古代文论不能超越具体语境而存在，两者在追求知识有效性的主导倾向上不同，形成了两种不同的知识类型。

二、两种言说方式:逻辑性陈述与诗性言说

受到知识有效性主导倾向的影响，西方文论与中国古代文论在表述方式上也呈现出不同的特征。西方文论由于追求形式法则的普适性而采用了逻辑性陈述，中国古代文论则出于恢复语境中诗性存在的目的而坚持诗性言说。

西方文论的言说具有极强的逻辑性，它将普遍有效规则贯彻到语言表达式中，略过文学特征与个别经验而呈现终极本质。虽然西方文论不乏对诗性的追求，例如古代的布瓦洛采用极富文学性的韵文来书写《诗的艺术》，现代的罗兰?巴尔特构想《恋人絮语》来隐喻文学活动，海德格尔抒发了“诗意栖居”的愿望;但是此类诗性言说为数甚少，并且与言说背后的形而上学存在着逻辑对应关系，逻辑性陈述由此占据了多数席位。逻辑性陈述将言说过程置于逻辑的控制下，具有体系的严密性。它首先利用形而上学的概念来规定文艺属性，然后明确作出价值判断，再在形式化推理过程中把个别经验总结成抽象的形式符号，得出的文艺结论在逻辑上符合形而上学的先验设定。柏拉图坚信“理式”才是真实存在，在理式一现实一文艺的等级秩序下，文艺被合乎逻辑地视为地位低下。亚里斯多德认为文艺乃是对现实世界的摹仿，悲剧自然地被赋予“净化”的有益效果。康德依据美是“无目的的合目的性”的前提，推理出“关于美的判断只要混杂有丝毫的利害在内，就会是很有偏心的，而不是纯粹的鉴赏判断了”，排除了具体的鉴赏经验，而在形式上确认了美的存在。黑格尔站在“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的立场上，运用理念与形象的三种关系推理出象征型、古典型、浪漫型三种艺术的演化规律，用审美经验证明了正、反、合的规则。这些逻辑性陈述遵循形式规则而赋予知识以确定性，充分展示了原理的普遍有效性。逻辑性陈述还使知识表述活动超越于语境，文学理论通过语言表达式本身传达出来而无须再借助于语境中的个别经验。西方文论经常运用的一些概念，诸如崇高、优美、典型、异化、话语、文学性等，都是先于语境而存在的形式符号，它们的语意准确性不在于语境而源自逻辑设置，能够将个别经验整合为形式规则。

“新批评”擅长于分析单篇诗作的微妙语义，却是借助于“反讽”、“悖论”等修辞术语的概括功能。现代叙事学建立了一套叙事模式来剖析小说，把故事情节简化为公式运算。西方文论的语言表达式没有局限于记录具体经验，而是直接指称逻辑推理的准确性，具体经验经过逻辑过滤而被转化成意义确定的形式符号。这种言说方式也为不同学科方法进人文学理论提供了便利，比如女权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等批评方法，无论它们能否复原文艺经验，它们都能利用自身逻辑对文本作出合理的阐释。西方文论的逻辑性陈述具有追求原理的普遍有效性、论证程序的逻辑性、语言表意的准确性等特点，不受语境变化的制约，这顺应了现代学术体制化的要求，成为学科知识的正规表述方式，其典型形态就是学位论文。但是，逻辑性陈述运用充满逻辑性的语言表达式来概括具体的文艺经验，必然会舍弃具体经验，逼迫经验服从逻辑，从而割裂文艺经验的完整性，丧失对于文艺现象的鲜活经验。

在中国古代，也有少量的文论著作体现了一定程度的逻辑性，例如汉代文论依经立论、《文心雕龙》也具有“体大思精”的逻辑结构，但是这类逻辑性没有限制具体的文艺阐释而不构成古代文论的主要言说方式。与逻辑性相反，古代文论不管是在文体样式、话语风格、范畴构成上，还是在言说内容的具象性、直觉性、整体性等方面，都有具体的诗性特征。诗性言说不是抽象的诗意表达，而是指置身语境中的话语活动。古代文论在言说过程中排除了普遍规则的干扰，清退逻辑论证的归纳作用，明智地把理论知识放进感悟文艺作品的语境中，在具体阐释过程中呈现诗的存在，对个别经验的独特性的重视程度高于对体系严密性的追求。古代文论的大多数表述不强求逻辑归纳，直接反映文艺活动的真实状况。比如，大量的诗话、小说评点是欣赏者的即时体味，虽然是只言片语，却把特定文本的欣赏经验传达出来了。再如“意境”，也非逻辑上的判断，只有通过读诗才能理解其内涵。古代文论把人重新引回诗的语境中，重视语境不仅意味着表述过程的诗性，也对表述媒介提出了同样的诗性要求。这种诗性言说是通过语言符号的隐喻功能来实现的，只有隐喻才能把诗性呈现出来。隐喻功能是利用语言符号来描摹物象，通过不同物象之间的相似性来构成联想的表意方式。隐喻功能使古代文论的语言表达方式摆脱了形式逻辑的管制而指涉物象的独特形态，通过在相似的物象形态之间展开联想活动来感悟诗的存在，不仅彰显了个别经验，也充分恢复了古典文艺的生动性和多义性。例如，“诗赋欲丽”、“诗缘情而绮靡”都是用物象的具体图案色彩来辨析文体特征。而刘舞用熟悉的物象塑造了“体性”、“风骨”、“隐秀”等审美范畴。钟嵘把诗歌的“滋味”比喻为感官味觉，促使品味成为诗话批评的惯常手段。司空图追求“象外之象”，用“韵味”来描绘诗的丰富意蕴，提出“近而不浮，远而不尽，然后可以言韵外之致耳”“韵味”与“韵外之致”是无法用逻辑来限定、不是从语境中抽离出来的形式规则，只能在欣赏诗歌时，在对物象形态的联想中加以感悟。严羽在“妙悟”中寻求诗所蕴涵的“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的空灵境界，虽然没有概念表达的确定性，却传达出读诗时的复杂经验，透视了诗歌朦胧的美感。隐喻式表述突出了古代文论话语形态的文学性，例如《文赋》、《文心雕龙》用骄文写成，诗话、论诗本身就是诗歌，古代文论以文学文体表述知识也就同时言说了诗的存在。在诗性言说中，古代文论疏远逻辑而让语言符号指涉物象的独特性，在语境中恢复了个别经验的诗性。但是，诗性言说也由于依附语境而限制了语言符号表意的普适性与准确性，例如“意境”能够言说诗歌的韵味却难以有效分析小说情节，古代文论范畴术语的意义受到语境的牵制而只能适用于一定范围。

三、障碍重重的“现代转换”

自1996年“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学术研讨会召开以来，国内学术界对此问题的争论逐步深人，已从对中西文化冲突的忧虑深化为对当前中国文学理论的现代性反思，但也一直未能消除对此问题的质疑。

纵观十多年的研究现状，对于古代文论知识的转型问题主要存在三种态度第一种态度以曹顺庆、张少康、蔡钟翔等人为代表，他们明确肯定古代文论现代转换，提出重建文论话语的主张。这种态度注意到文学理论的“西化”倾向，指出中国文论引进西方话语建构知识体系，导致古代文论成为引证西方理论的实例而丧失民族特色，造成“文论失语症”的恶果，“我们根本没有一套自己特有的表达、沟通、解读的学术规则。我们一旦离开了西方文论话语，就几乎没办法说话”。因此，这部分学者主张以古代文论为基础来重建文论话语，利用古代文论话语进行批评活动，从而实现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这种态度强调吸收古代文论精华，有助于矫正当代文论忽视古代遗产的倾向，获得了巨大学术影响。第二种态度构成比较复杂，以钱中文、陈洪、罗宗强、童庆炳等人为代表，他们虽然也主张将古代文论转化为现代形态，但并不完全认同“文论失语”的论断，而淡化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情绪化冲动。他们立足于现有文论传统，提倡融合中西文化，在具体研究中积极阐释古代文论的原有内涵，从中发掘出能适用于现实的知识话语，通过现代阐释实现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第三种态度是质疑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其中朱立元认为现当代文论的传统对于中国文论建设更为重要，而无法以古代文论为本根。蒋寅、郭英德等人否认“文论失语”，明确指出古代文论现代转换内涵不清，是漠视传统、出于文化殖民心态的虚假命题。陶东风则断言重建中国文论话语涉及到现代性与民族性的矛盾紧张，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只能是在传统整体框架内部的零星变化，它不可能适应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这些质疑观点各异，对于评价古代文论与现代文论的关系具有启发意义，但是还没有深人地论证。这三种态度只是大体界定了争论格局，并不能将所有观点涵括在内;更多的学者在研究中不刻意标明“现代转换”的口号，而是切实地利用现代思维方法来研究古代文论。经过长期讨论，古代文论的知识体系、思维方法、话语方式等得到重新评价，一些理论观点、审美范畴、批评话语都按照现代学科体制表述成现代知识形态，古代文论的研究成果丰富起来。但是，学术成果的累积并不等于古代文论实现了现代转换，古代文论也不是只有“现代转换”这唯一出路。坚持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观点，没有辨析古代文论与现代文论在知识类型与言说方式上的差别，没有澄清中西文论的关系，没有充分思考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合理性，也就不能消除质疑。

提倡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往往由于使用维护民族文化特色、抵制西方文化霸权的旗号而很具号召力。实际上，这种现代转换并没有摆脱西方文论的影响。因为坚持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是以现代性话语为坐标系统的追求，而西方文论追求知识普遍有效性的形式化规则构成了现代文论话语系统，所以古代文论现代转换又不自觉地以西方文论作为坐标系统。这种转换其实是利用西方文论的形式化规则来重新改造中国古代文论，它在知识类型与言说方式上存在难以解决的障碍。

首先，古代文论在知识类型上难以转换。西方文论主要是一种形式化知识，追求知识的普遍有效性。古代文论是一种语境化知识，它以语境中的个别经验作为知识有效的依据，呈现为零散的、经验式的、随感式的、直觉式的形态特征，不能被归纳为形式规则而超越语境。坚持古代文论现代转换，就是利用形式规则的普遍有效性来改造古代文论的知识类型，试图将古代文论上升为对普遍规律的探讨，把语境化知识提升为具有普适性的知识，这不可避免地会遮蔽古代文论的真实面貌。古代文论只有在语境中才能保持个别经验的有效性、呈现文艺活动的鲜活经验;一旦从语境中抽离出普遍有效的形式后，古代文论就难以阐释古典文艺所蕴涵的无穷韵味，也就丧失了知识的有效性。由于形式化知识与语境化知识互不兼容，古代文论就难以转向形式化、难以实现现代转换。例如神韵、风骨、意境等审美范畴不能被赋予形式化的普遍定义，它们也各有适用的语境范围。古代文论是在欣赏诗歌的经验中来理解神韵、风骨、意境的，保持了中国古典文化以含蓄为美、追求言外之意的效果。但是，依据形式化原则来作总体化规定，就完全消除了语境化的魅力，导致虚无主义。将神韵定义成一种蕴藉、含蓄的风格就疏远了诗性体验，将风骨解释为内容与形式就腰斩了诗歌的整体性，将意境归纳为“情景交融”、“虚实相生”式的数字图景就打碎了传统文化的无穷内涵。并且神韵、风骨、意境只能被有效地运用于诗词批评中，特别是写有自然山水的诗词，却不能很有效地阐释小说。西方文论的一些概念，比如风格，具有普遍有效性，既能够用来批评不同类别的诗歌，又能用来评论小说，还能用来分析作家特色。由此可见，利用形式化原则来改造古代文论，难以保证古代文论的本来特色。尽管古代文论的观点、范畴等能够以现代形态出现，但已经不是语境化的古代文论了。公务员之家

其次，古代文论的诗性言说难以被取代。诗性言说是与语境化倾向相适应的表述方式，它以描摹物象的方式突出了语言的隐喻功能，传神地将读诗时丰富的个性化经验传达出来。逻辑性陈述则与形式化相适应，它强调语言符号的准确意义，通过逻辑手段传达出普适性的知识。诗性言说促使古代文论大量采用诗歌等文学文体，而逻辑性陈述强调学位论文式的规范格式。隐喻性的诗性话语与规范性的逻辑话语是两种无法兼容的表述方式，诗性言说不可能被转换为逻辑性陈述。提倡古代文论现代转换，就是以形式化原则为要求，采用逻辑性陈述来概括知识，必然会抛弃语境而丧失诗性。那些对古代文论加以现代阐释的作法，是一方面在逻辑上辨明古代文论的思想内核，而另一方面却放弃其言说方式。虽然在思想倾向上认同诗性言说，但其实是在语境之外做总体化、形式化的归纳，赋予零散的、经验式的、随感式的、直觉式的知识以逻辑性秩序。尽管能够运用逻辑手段在古代文论中归纳出“潜体系”，却不再是诗性话语的直观感悟了。只有运用诗性话语，才能保证古代文论语境化的诗性特征。

西方文学论文范文篇4

一、对“学衡派”的误读

由于受主流价值意识形态“激进———保守”二元对立思维观的影响，对于“学衡派”的历史价值作出了与其不相符的评价。学衡派一直被视为开历史倒车的“复古派”。而实际上，学衡派与林纾等守旧人物有着重要的不同。李怡就指出“要在‘学衡派’和二十世纪初出现的其他几大新文学‘逆流’之间划出界线其实并不困难。”“首先，与康有为、林纾、章炳麟不同，‘学衡派’中的主要成员都接受过最具有时代特征的新学教育……其次，与孔教会和“甲寅派”相比，“学衡派”显然缺少那种令人窒息的政治欲望和政治色彩……第三，全面审视《学衡》言论之后我们就会发现，‘学衡派’诸人对于五四新文学的态度其实要比我们想象的复杂。”最后提出“‘学衡派’与其说是同各类国粹主义、同‘甲寅派’沆瀣一气，还不如说与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倡导者们有更多的对话的可能。”“学衡派”从1922年《学衡》创刊起，一直被视为新文化运动与马克思主义的敌人，直到80年代末才得以“平反”，并日益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在“学衡派”的反对者中以鲁迅的《估<学衡>》影响最大，由于鲁迅在建国后的巨大影响，所以在后来的文学史编写中都延续了这条思想评判，“《中国新文学大系》作为对五四新文学的经典性总结，对以后影响很大。郑振铎在导言中把学衡派和林纾、章世钊并称为复古派,以胡先骕、梅光迪为代表。以后的文学史几乎都延续了这些观点,而且研究者们多以《大系》收入的几篇论文作为原始资料,根本不屑于看《学衡》的原文,因此在观点上也就难有突破。”从“”期间到80年代初的文学史都强化学衡派的“反动”政治立场，认为他们“集中力量攻击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是“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在文化上的代言人”，这种批评的态度在左倾的大背景下更加被强化，当然这也与中国近代以来的文化激进主义分不开，所以“学衡派”的历史价值一直被忽视，直到80年代，它才又随着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复兴”而重新被我们认识，“学衡派之所以在80年代末开始受到关注，既与近年来兴起的保守主义思潮有关，又是当代研究者反思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结果。学衡派对文化改革的稳健态度、对世界文化共通性的思考和坚持都得到肯定。”

二“、学衡派”的文化观以及文学观

我们可以看出“学衡派”的文化观是以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为思想理论体系的主要来源，以“打通中西、融贯古今”的态度来建构自己的文化观和文学观，并进而对于新文化主义者的激烈反传统提出不同的声音。“学衡派坚持以文化为体，以文学为用的基本立场，它并非纯文学团体，其文学观是作为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有机组成部分呈现的。”但是其与激进主义并不是完全彼此不相容的，在思想深处，仍有共通的地方。正如余英时指出的“相对于任何文化传统而言，在比较正常的状态下，‘保守’和‘激进’都是在紧张之中保持一种动态的平衡。”胡适等人宣称“白话文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比用之利器。”并且试图借助政治力量来达到学术目的的做法,易峻批评胡适“学术上运动之不足,更是假政治权力来实行专制。”针对性文化倡导者的文学新旧对立观念，吴芳吉认为“真正之文学乃存在于新旧之外，以新旧之见论文学者，非妄即讹也”。其实“学衡派”是不赞成新文学倡导者的语言革新主张，但是他们并不是反对白话文，梅光迪曾经提出“文学革命四大纲”：“一曰摈去通用陈言腐语……二曰复用古字以增加字数……三曰添入新名词……四曰选择白话中有来源有意义有美术之价值之一部分以加入文学。”其实“学衡派”的很多对于语言文字观点也值得思考，“文学之体制，乃由多年之习惯，全国人之行用，逐渐积累发达而成。文字之变迁，率由自然……文章之格调可变且易变，然文字之体制不可变，亦不能强变也。”其次是对中西文化的价值取向，学衡派不赞同新文学倡导者将文学以“新”和“旧”区别对待。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展之初，新文学倡导者以“重新估量一切价值”作为自己的行动口号，由此，新文学倡导者提出了“弃旧图新”、“破旧立新”的文化主张，试图以“新文学”来代替“旧文学”，并以西方现代文明标准来改革中国传统文化。吴宓认为东西文化并“无东西之界限，但别真伪”。学衡派诸人认为无论是东方文化还是西方文化，无论是新兴文化还是旧有文化，只要它是能够“篇时救弊”的真文化，就可以大胆地引进，并且为我国所用。

总而言之，学衡派诸人在坚持发扬传统文化的同时并不反对新文学倡导者引进西方新学的做法，只是在引进西方文化时，学衡派的态度是非常谨慎的，梅光迪在《现今西洋人文主义》中认为介绍西洋文化必须要符合下几个标准:

(一)所介绍者，必其本体有正当之价值。

(二)中国也有自己的“历史民性”，所以他认为在引进西方文化时必须考虑到“与吾国固有文化之精神，不相背驰”，“当以适用于吾国为断”。也只有符合以上两条标准的西方文化，才能够“超越东西界限，而含有普遍永久之性质。”其实如果我们仔细分析“学衡派”的思想主张，不要放大其与新文化运动者的差异性，我们可以发现学衡派并不反对新文化运动的，他们所希望的是“真正新文化之得以发生”。学衡派与新文学运动倡导者们在文化倾向上是相近的，即双方都在思考着中国传统文学和文化未来的发展方向，他们都认为只有寻求建立“新文化”。

三“、学衡派”的历史地位及影响

西方文学论文范文篇5

论文关键词：文学批评理论；荚美文学；改革

1开设文学课的目的和教学中存在的文论缺失问题

英美文学课是我国高校英语专业教学中重要的专业知识课程。根据2000年颁布的《高等学校英语专业教学大纲》“文学课程的目的在于培养学生阅读、欣赏、理解英语文学原著的能力、掌握文学批评的基本知识和方法，通过阅读和分析英美文学作品，促进学生语言基本功和人文素质的提高，增强学生对西方文学及文化的了解”…《大纲》明确指出了开设文学课的主体、目的和实现目标的途径，即：以学生为教学主体，通过“文学批评的基本知识和方法”(文论)达到“促进学生语言基本功和人文素质的提高，增强学生对西方文学及文化的了解”。而历来英语专业开设的英美文学课要么是文学史课，要么是文学作品欣赏课，又或者是文学史与文学作品选读结合在一起，无论是哪一类型的课都忽略了文论教学。这可从历年来英语专业所采用的英美文学教材窥其一斑，如下表：

由上表可见，现有的文学教材普遍忽视文论的介绍。而英美文学课的目的之一就是教授学生阅读分析作品的方法，文论就是为读者提供适当的切入点和批判作品价值的尺度。介绍一些文论，对于开拓学生视野，培养其敏锐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很有帮助。

20世纪西方文论的发展为文学教学提供新的理念

20世纪文论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为文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极大地推动了文学自身的发展。20世纪西方文论在研究重点上发生了两次转移：“第一次是从研究作家转移到研究文本，其标志是二三十年代俄国形式主义和英美新批评的崛起。第二次是从研究文本转移到研究读者和接受，标志是现象学、存在主义文论和结构主义文论的兴起，特别是六七十年代的阐释学，接受理论和读者反应批评的崛起，把这次移逐步推向高峰。”文学研究以作者为中心过渡到以作品为中心，发展为以读者为中心，突出强调读者的地位和作用。然而，以作者为中心的阅读模式一直潜存于广大教师的头脑中，直到现在，英美文学教学仍然是围绕着作者展开的。这无疑将作品置于次要地位，同时也是剥夺了学生作为阅读主体发挥其创造力的权利。而文论的运用为读者理解文学作品提供了不同的认知方式，读者可以利用如读者接受理论、女性主义等当代文论解读作品。对文论的了解和掌握既可以开拓我们的思维空间，使我们对文学的掌握和讲授获得更多的张力，同时也拓宽了学生的眼界。因此，教师通过借鉴不同的文论，为学生提供了不同的阅读视角，培养新的思维。

3打破传统的教学模式。运用多媒体技术将文论引入课堂

传统教学主导是老师，在授课过程中，教师要兼顾板书、进度、内容等方方面面，使得很多知识因为时间所限不能讲解，因此传统教学被冠以“填鸭式”。由于本科阶段没有“文论”教材，如果以传统的教学模式给学生灌输”文论”的知识，学生会更加糊涂，觉得文学课内容枯燥、深奥。这样就抑制了学生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不能有效地指导学生欣赏和思考，从而文学作品中固有的智慧、感情、经验、想象力、生命思想以及审美意识都在这刻板、僵化的教学模式中渐渐丧失，学生的自主性受到严重的压抑和损害。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在教学中运用多媒体技术已成为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运用多媒体技术把“文论介绍”部分制作成课件，可以在有限的课时内条理性地将某部文学作品所牵涉到的文论介绍给学生。这样不仅解决了“文论”的教材问题，而且将枯燥、空洞的介绍文论的语言变得具体形象起来，使学生在短时间内就接触到了大量新的知识和信息，提高了教学的容量和密度。

西方文学论文范文篇6

论文摘要：文章通过对新时期以来西方文论影响下的中国当代文论现状的考察，指出未完成状态下的当代文论建设所面临的困境，着力探讨传统文论现代性转化的可能途径，并对当代文论的健康发展作出了积极思考。

中国当代文论是一个颇为复杂的构成：从时问之维审视，它是传统与现代的结合；从地域区分而言，它同时包含西方理论和本土话语；而从理论结构来看，立场各异的观点更是比比皆是……这种杂语化现象不同程度地存在于当代不少文论读本中，包括由童庆炳先生主编、影响广泛的《文学理论教程》。细加考量，会发现这一现状产生的原因来自于文论书写传统，因为可供当代文论书写者选用的理论传统本身就具有多重性：既有中国古代文论①传统，又有“五四”新文化运动后的文论传统(以苏俄文论为主要理论资源)，加之西方文论传统，共有三种理论渊源。以三种理论资源为不同的坐标参照系，可以衍生出大量互相交织、形态纷呈的文论作品。虽然当代文论资源丰富，理论著作亦浩如烟海，但总体而言，中国当代文论建设仍处在进行时中，尚未形成严整有序的理论形态。对当代文论的全面梳理并非本文可以胜任的，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仅在于，为何在中国文论的当代话语系统中随处都不难发现对西方文论资源的借用，而中国传统文论资源的丰富内涵却未得到足够体现?因此，本文力图探究的是：在全球化语境下，中国当代文论如何在他者的强大影响下获得本土特质，从而实现价值重建与风范再铸。

1当代文论建设面临的困境

新时期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革，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社会形态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化社会和后工业社会转型，由此带来的人民群众生活方式和生活内容的深刻变化，反映在文学作品中也不同于以往的时代。有学者在论及当代文艺的切身处境时曾意味深长地指出，“在文学走向杂语和杂体的过程中，中心意识形态话语失去了权威性，民族语言失去了神圣性，审美话语不再雄踞于其他语言之上，艺术也不再有固定的法则，等级制语言关系在走向解体，生活与艺术既有的联结和界限在断裂。一切都在由中心走向边缘。”处身于此种文化背景中的当代文艺理论，亦不可避免地发生一系列转向：研究主体开始由意识形态变为形式结构进而到观念解构，研究对象从单纯的文学性、审美性演进到(大)文化性、社会性。哲学、美学、文化学、社会学、文学批评、文学理论等不同学科的互融互渗，使得当前的文论写作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言说品格一那种非独断的、非个体中心化的特征极为鲜明。

以上情势，与中国当代文艺理论身处的全球化语境息息相关。新时期以来，大量西方文艺作品、文艺论著被源源不断地输入国内，从作家创作到文论建设，可以说都处于西方思想(潮)的深刻影响之下。当代作家余华曾坦言，“我们这一代作家开始写作时，受影响最大的应该是翻译小说，古典文学影响不大，现代文学则更小。”推及至文论领域，荫蔽之风更甚。因而有偏激者称，中国没有文艺理论，通行的概念和范畴，没有几个不是洋化了的，2O世纪的文艺理论不过是西方文论罢了。

诚然，20世纪西方学者在文论领域成就卓越，委实不可小觑，学界也曾公认上个世纪为西方文论的世纪。因此，在过去的20多年里，即从上世纪8O年代开始，西方文论主潮便轮番进人中国当代文论的书写中。在作家、作品、读者与社会四个维度上，法国传记批评、精神分析与后精神分析、原型批评、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现象学文论、解释学文论、接受美学、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后现代、后殖民、新历史、女权主义、文化研究、文化人类学、文化生态学等等都在文论界占据一席之地，学界不仅有多种译著出版，同时也产生了相当规模的研究著作和论文。

先哲有言“过犹不及”，因理论缺失而导致的异域理论直线乃至长线输入，造成了一个颇令学人尴尬的局面：长久以来，在中国当代文论界，处于学术前沿的往往不是本土原创性理论，而是西方新近盛行起何种主张，便译介何种理论，举凡弗洛伊德、荣格、拉康、什克洛夫斯基、韦勒克、沃伦、罗兰·巴特、巴赫金、德里达、胡塞尔、伽达默尔、姚斯、马尔库塞、福柯、杰姆逊、哈贝马斯、赛义德等等西方学者的身影随处可见，充塞于各种译著与专论之中，几乎湮灭了传统文论原本就极微细的声音。

当然，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频频引进西方文论资源一方面表明了中国文论界革新与超越的愿望，但在另一方面也暴露出中国当代文论书写者自身的文化弱势心态与言说焦虑。上世纪8O年代初，国门大开，随着经济改革的风生水起，文化专制的坚冰开始裂破——学界引发了第二次大规模外国作品译介热(第一次是“五四”时期)。当时，不少文学理论工作者在反思同时，深感我国文学理论的落后，“文学理论落后于文学创造，这在各国的文学史上，都不少见，但像我国近半个世纪来的落后状态，实属罕见。”。因此，在又一次的西学东渐之进程中，学者们面对大量西方文论典范，欣喜若狂，继而不假思索的统统“拿来”，丝毫未考虑到可能产生的消极因素和负面影响。可以说，是自身的匮乏导致了资源引进时的盲目和之后的“消化不良”。因为2O世纪文学理论复杂多样，学派纷呈，分立于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二条主线之列，并由此形成迥然不同的文学理论。更为关键的是，中西方文化背景的差异是一道永远也无法填满的鸿沟，再新颖再坚实的西方文论体系都不可能成为解读中国文学的万能钥匙。忽略了本土文化问题，避而不谈全球化与本土文化的内在冲突，一味追“新”逐“后”，理论跟风，话语模仿，在看似热闹的众声喧哗里遮蔽了自身亟待解决的问题，无疑是不明智的。

是故，我们认为，只有在承认差异的前提下，发现差异价值，才能导向正途。因此，首先理应破除心理上的误区，耐下性子总结本土经验而不是一概“拿来”。种文化只有回归到民族本位，才不至于患上“失语症”。由此而论，当代文论建设者至少要有勇气面对双重压力：一方面维系起本土文化命脉，传承传统文化精粹；另一方面重新接受一整套西化知识体系，在迥异的思维方法、叙述习惯之间找到合乎当代品格的言说风范。正视当代文论所经历的种种曲折，坚持本土文化立场，在吸纳他方文化先进成分的过程中发挥本土资源优势，使中国文论改变单纯受动方的位置，增强本土的、当前的问题意识，增添理论的原创度，在民族意识和全球视野中构建与西方文论的平等对话关系，才不失为长远之计。虽然现有的庞大文论体系和纷繁的各派学说已经建构起一个漫无际涯的公共知识场，然而并没有哪种权威话语能够独占唯一的合法地位。既有理论框架无法阐释并穷尽纷杂的文学现象，文论写作主体也不再可能寻求到唯一的“真知”，而是力图创造从多种角度认识世界的可能性。在各方碰撞和交往中不断吐故纳新，实现传统文论的现代性转化实为当务之急。

2中国传统文论的现代转化问题

“当代文论建设到底如何进行?在我看来，我们还得在原有的文化、文学理论传统的基础上进行。”意识到全球化语境下中国文论的民族文化身份诉求之后，当代文论的书写势必转向传统文论领域寻找再生资源。当然，我们首先要了然于心的是，中国古代文论的价值与意义是否还依然熠熠生辉?那些蕴含着无数情思的妙悟是否仍具有理论的合法性?令人欣慰的是，答案是肯定的。中国传统文论中那种开朗宽阔的包容心态、有无相生的辨证思维和流转如意的审美境界都是当代文论建设不可多得的宝贵品质。然而，对比当下，我们看到的却是传统文论的边缘化处境：一方面它是当代文论创生的资源之一，亟待开发；另一方面它在当代文论书写中只是被零星引用，尚未内化为有机的组成。作个不恰切的比喻，宛若一个纨绔子弟拥有祖上广漠田产，却不思经营终日求乞般讨生活。这样的情形着实令人哑然，发人深思。

因而，如何有效地实现传统文论的现代性转化成了学界无法绕开的一个问题。那种试图仅仅依靠传统文论的既有概念和范畴来构建当代文论框架的想法已不切实际了，在全球化语境下，只有秉持双向的开放心态，向中国传统和西方新知同时敞开，才不致失于偏颇。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古代文论与西方文论恰恰呈现互补的状态，那么为何不融会东方智者的禅心妙悟与西方哲士的新锐视角，在古老的概念范畴中注人现代新义，汲取异域有效理论内涵，扬弃艰涩的语言外壳，实现中西合璧、优势互补?在这一点上，曾有学者提出通过中西互补来把“评点妙悟”式的古典形态转换成“理论批评”的现代形态，也有学者提出诗学模式转换，即“由传统认识论诗学向语言论诗学转换”。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然而，只有在对古代文论范畴进行原意阐释、语义澄清之后，才能为其注入新意，所以原典校勘、版本考证的工作是必不可少的一环。对文论典籍的创造性诠释是传统文论转换的重要步骤和基础性工作。在现代诠释的文本新解中，至为重要的是用现代眼光筛选与现代知识的阐释。即在现代意识的统摄下重新估定古文论中有价值部分，加以现代化阐释，达到与当代文论的沟通互证。在传统的训诂、考证的实证性研究之外，避免平行比较的牵强比附，既不固守中国传统文论的本位，也不把西方新学说当作理论出发点。不惟古，不惟洋，在经由现代眼光打量之后，发掘二者的相通之处，以期实现平等的对话和交流。在对话、交流中，显示双方各自理论品格的高低上下，继而确定各自在总体理论格局中所处的层次与地位。

勿需赘言，我们要做的不仅是让中国传统文论资源成为新的知识积累，让其在获得现代阐释之后介入当代文论的书写背景，更重要的是要使古代文论成为有效的精神资源，浸染文论写作者的精神气质。钱中文先生就认为，文学理论的创新，应该面向人的精神建设。中国传统文论中所体现出的生命热情、智性表述和知性体验理应在当代文论书写中被激活和苏生。依照奥地利著名心理学家荣格的理论，每个民族的文化深层结构里，都蕴藏着一种集体无意识，这种集体无意识是来自个人经验以外的，通过遗传、继承，以原型的方式成为第二精神系统的部分。可以断定的是，某些独特的文化记忆，只能是属于一个民族的。

张少康先生指出，“在中国古代文论中贯穿始终的最突出思想就是：建立在‘仁政’和‘民本’思想上的、追求实现先进社会理想的奋斗精神，在受压抑而理想得不到实现时的抗争精神，也就是‘为民请命’，‘怨愤著书’和‘不平则鸣’的精神，它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坚毅不屈、顽强斗争的性格和先进分子的高风亮节、铮铮铁骨。”——所有这些都是西方文论所不能提供的，它们是我们伟大民族的精神瑰宝，构成了我们这个民族区别于他者的标识符和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的深厚基石。

另外，中国古文论话语系统属于文人修辞，清丽晓畅，不仅具有理论思维层面上的意义，本身也蕴含丰富的言外之意，味外之旨。一些代表性著作如《诗品》、《沧浪诗话》、《人间词话》等在艺术性和审美价值上，几可等同于文论作品本身，鱼跃鸢飞，羚羊挂角，诗意禅心，可意会而不可言传。

将传统文论进行现代转换的另一种重要表现形式是将之作为完整自足的体系呈现出来。在古代文论的整体构成中，除了少量文论专著有着相对完整谨严的逻辑性架构之外，绝大部分都散落在诗话、词话、序跋、信札、书论评点当中，如脱线的珠玉，散落各处。事实上，中国文学理论在干余年发展中形成了一个具有民族传统的、代表东方美学特色又与西方极不相同的潜在的理论体系，只可惜在“五四”以来的八十多年里被中断了。当然，传统文论的体系化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任务，需要当代文论书写者展开积极思考和反复论证，限于主题和篇幅，这里不作展开讨论。

西方文学论文范文篇7

关键词:外国文学教学;素质教育;文学课

一、历史上外国文学教育与人文素质培养的关系

党的十七大提出了坚持和贯彻科学发展观和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号召,英语专业外国文学教学也可以围绕这个中心,提高学生的科学文化素质。科学文化素质中的文化素质就是人文素质,这种素质是通过文化修养获取的。文化修养主要是指人掌握的各种知识,对社会和人生的理解,对生活的感悟,对社会各种规则的自觉遵守,以及高度的道德境界。[1]而这诸多方面都以模拟的形式出现在文学作品里,因此文学教育是进行文化素质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发展,中国不仅成为国际大家庭的一员,而且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正在与国际社会完全接轨,中国不可避免地要与西方文化进行交融、渗透。因此学习了解西方文化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必须的,也正因为如此,我们的文学教育一定要包括外国文学教育职称论文。

外国文学教育在我国有很长的历史。最早的外国文学教育应该从1862年洋务派在北京开办的京师同文馆算起,同文馆主要的学习科目是外语。二十世纪初,清政府推出了“新政”,颁布了《钦定学堂章程》,外语进入了中国的课堂。上世纪四十年代国民时期颁布了《修订高级中学英语课程标准》,在这个标准中提出了“从语文中认识英语国家之大概”,[1]这强调的就是一种文化素质教育。改革开放以来外国文学在教育中的地位也越来越高,《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明确规定:“文学课程的目的在于培养学生阅读、欣赏、理解英语文学原著的能力,掌握文学批评的基本知识和方法。通过阅读和分析英美文学作品,促进学生语言基本功和人文素质的提高,增强学生对西方文学和文化的了解”。

在西方,文学教育是整个教育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是一个倍受尊敬的教育传统,因此,文学在外语教学中的地位也是不容质疑的。伴随着这样一种教学观念,他们在外语教学中采用的是语法翻译的教学方法,这种教学方法主要是为了给学生打好阅读外国文学作品的基础。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这种学究式的教学方法一直都被认为是一种理想的教学方法。

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了一个教育工作者称之为“综合性的教学方法”(Kulturekunde)[2]的运动,它把德语的语言教育与德国的文学教育,历史教育和地理教育融合为一体,使之成为一个教育实践的核心。这种综合性的教学方法在德国也被用于了外语教学:外语教学把语言教学与文学、历史、地理的教学结合起来,从而拓宽了外语教育的范围;还有些外语教育者把外语教学与外国的文化史结合起来,这样,学文学就成了通过作家、作品来了解作家、作品所处的那个社会以及它的文化思想。

在英国,莎士比亚、弥尔顿、济慈的作品是文学的典范,是民族精神的表达,是文化、美学、宗教和政治价值观的体现。英国的外语教学也体现了相似的教学观念:他们开设的希腊语课、拉丁语课显然不是为了培养学生的交际能力,而是为了让学生学习古典文化,他们采用的语法翻译的教学方法也是适合文化学习的;一旦学生掌握了基本的语言技能后,就阅读古典原文。这种方法也被用到现代外语教学中,并且学生能否阅读外语原文是评价学生等级的重要标准。

与此同时,在美国和其它一些欧洲国家,在英属的一些殖民地国家,外语教学都强调文化的教育,强调具有历史意义的风俗习惯,强调所学外语代表的文明对人类文明的贡献。[3]

但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出现了一种不同的教学观念,人们开始改变外语教学的原则和方法。培养学生的交际能力和语言应用能力成为了外语教学最重要的目标,语法翻译的教学方法被屏弃,文学也被认为没有一点实用价值,甚至还被某些人认为会障碍培养学生的语言交际能力,因为文学语言为了取得一些特别效果常常不同于标准语言。威德逊(Widdowson)[4]说,一种普通的观点认为“文学、特别是诗歌语言常常被认为是不规范的语言,因此会起到误导的作用”。这样,文学作品就被那些具有交际语言功能的语言结构所代替(这段时期语言实践室和磁带录象机在外语教学中的应用也促进了这种教学观点的应用)。

在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外语教学也受到其影响。外语教学强调句型、模式。这种方法把语言变成了一种公式,强调语法的“正确”。通过对句型做反复、机械的练习后,学生就可以在相似的情况下得以应用。这种方法强调的是语言的实用性,而不是它的文化价值,更谈不上美学价值。如果要根据典型的句型提问,我们只能提一些很低级的问题:他说了什么?他做了什么?很显然这种方法是不适合文学教学的。再看看华兹华斯(Wordsworth)的一行诗“我像一片游云……”(Iwanderedlonelyasacloud),根据这行诗我们就可以问:谁是“我”?为什么他把自己比喻成“游云”?这种问题就可以引导学生思考,从课文中得到一些感受。

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交际教学法的缺陷,很多学者都站起来反对这种实用主义的教学原则。这样文学课又重新回到了课堂,重新受到了重视。语言教材中又出现了现代和古典的诗歌和散文,还包括引导学生理解和欣赏这些诗歌和散文的练习。在这个学术圈里,卡特、李特尔伍德、威德逊、布鲁姆菲、郎(Carter,Littlewood,Widdowson,Brumfit,Long)等都是积极的文学教育倡导者,他们写有大量论文和著作探讨文学教学的途径。

从历史上看文学和外国文学教育一贯都是以提高学生的文化素质为目的的,文学是语言最高的表达形式。

二、文学教育的作用

在中国,利用文学作品进行外语教学一般有两个目的:语言教育和文化教育。从文学的性质上看,利用文学进行文化素质教育的价值要远远超过语言教育的价值。

文学能培养学生的情感。读文学作品比其它任何活动更能激发学生的情感,并给他们的情感释放开辟了一条道路。文学作品能把学生带到遥远的地方,使他们感受大自然的美丽、和谐、神秘和伟大。文学作品能使学生感受他们在生活中还没遇到过的各种人生经历:他们与作品里的主人公一起去冒险、一起去爱、一起去恨、一起去分享胜利、一起去分担失败。结果,他们对人生的洞察力会更敏锐、更深刻。

文学作品还能培养学生与他人的认同感(而与他人的认同感是人类必须具备的品质)。罗森布莱特(Rosenblatt)认为与他人的认同感可以通过阅读文学作品来培养。通过了解他人的生活经历,学生会体会到人的复杂性,多面性的本质;文学给他们提供的“生活,不是所谓的知识能够提供的:[5]历史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甚至科学家他们提供的是一些不具人情味的信息、事实,而没有提供对这些信息、事实的人性的了解;而文学也能转播这些信息,并且还能提供对这些信息人性的了解。这在今天国际化的社会里尤其重要:学生的生活环境对他们有很大的影响,很容易导致他们相信只有一种生活方式,而文学能使他们接触到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文化所代表的生活态度、信仰、思维方式,使他们认识到社会多样性和各种生活方式共存的必要性,这样他们就不会陷入偏狭的心态。

文学能向学生展示人与人之间需要包容的必要性,培养他们的同情心、包容心。长期阅读文学作品能使学生接触到不同文化、不同性格、不同类型的人,这样他们就常常把自己放入他人的位置,为他人着想,理解他人,并且在日常生活中会注意自己的言行对他人的影响。学生缺乏对社会的包容心是很危险的,因为他们生活在一个竞争激烈,讲究实际的社会里,这很容易导致他们对别人的感觉和需求漠不关心,而文学能改变这种状况,给学生的世界观带来积极的影响。

三、以素质教育为中心的文学课

卡特和郎在他们《文学课》这本书里提出了文学教学的三种模式。[6]文化模式:通过文学学文化;文学是“智慧的积累,是一种文化的精髓”。[6]语言模式:通过文学学语言;文学能帮助学生掌握更多的词汇,提高学生对语言结构的理解,还能帮助学生了解如何创造性地应用语言,如比喻、象征等。个人成长模式:阅读文学作品可以帮助学生了解人的本质,探讨人生;阅读是读者和作者的对话,能帮助学生的个人成长。很显然第一和第三个模式都与培养学生的文化素质有关。老师可以通过选择不同主题和题材来帮助学生了解西方重要的文化思潮,文学流派,哲学思想和宗教思想等。还可以在教学过程中鼓励学生把自己的文化经历与作品所表达的文化经历联系起来,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鉴别能力,从而提高学生的欣赏和判断能力。

李尔伍斯给文学做了个透视,找出了文学在外语教学中的五个功能:[7]语言功能、内容功能、主题思想功能和社会发展及文学史功能。不难看出几乎所有的功能都与素质教育有关,特别是第四个作用,它要求学生探讨文学作品里人物和事件的含义,探讨作者的世界观,对事物的看法。学生通过了解那些对世界文化有影响的思想和文化思潮,他们的生活视野会拓宽,他们对生活的选择会更广泛。并且他们还能学会站在不同的角度观察事物,提高他们对生活的洞察力。

布鲁菲特在他的论文“阅读能力和外国文学学习”[8]这篇论文里提出了一种提高学生文学能力(也就是文化能力)的文学教学理论。他的理论既直观又全面系统地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以素质教育为中心的文学教学方法。他认为阅读文学作品的能力并不是普通阅读能力的延伸,你也许阅读能力很强,你也许认识文学作品里的每个字、每个短语,但如果你不了解产生这一文学作品的文化习俗,你就无法了解它所要表达的思想。因此,文学教学需要采取一种不同的教学途径。他认为对文学作品的理解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学生的阅读经历,二是学生的生活经历。学生的阅读经历与学生是否了解所读文学作品所产生的文化习俗背景有关,如果不了解,就无法把那些“字和短语”构建成意思。这个能力的培养需要老师有意识地将某类作品联系起来进行比较,把作品联系起来的方法有很多:内容的联系,形式和结构的相似,风俗习惯及传统的比较,主题的表达等。学生的生活经历包括学生是否有足够的生活阅历来理解文学作品所要表达的思想,这需要学生把作品与作品以外的世界连接起来。阅读是读者与作者的对话,如果学生无法与作者对话,对作品没有感觉,是无法理解文学作品的。这与卡多拉斯和哈里斯(Cadorath,Harris)[9]的理论很相似,“书本身是没有意思的,它只给读者提供一条路线,读者要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来构建意思。”因此,文学作品是在学生理解了原文,并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构建了意思之后才有意义的。从教学上来说,教师要帮助学生构建意思必须要采取循序渐进的教学原则;开始可以让学生读寓言类的作品,这样学生较容易把作品和他们的亲身经历联系起来,逐渐地再过度到探讨人生观的文学作品。

文学教学不是一条直线的教学,它需要培养学生同时从多方面感受文学的能力:学生必须通过文化习俗来理解文学作品,还必须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来构建意思。布鲁菲特的“文学能力”理论。公务员之家

培养学生的文学能力必须要与以上的模式一致,但是根据学生的文学经历在程度上(难易度上)可以根据情况而变。学生的文学理解力不等于他们的语言能力,所以在选作品时既要考虑语言因素,也要考虑文化因素。(1)语言因素:语言可以用词汇和句子结构来测量,但语言简单并不代表学生就能理解其意思;布莱克(Blake)的诗歌,海明威(Heminway)的“老人与海”语言都很简单,但学生要真正理解它们的含义却有相当大的困难。(2)文化因素:不同的作品引起不同读者的共鸣;对于不太成熟的读者来说十九世纪的文学作品比现代文学作品更适合;对于中国学生来说浪漫主义的文学创作思想更能引起他们的共鸣。

以上是几位学者有关文学与外语教学的理论,这些理论给以素质为中心的外国文学教育很多启示,但在具体的教学中,教师要根据作品的内容和学生的水平不断地进行调整、选择。教学从来没有固定的方法和模式,“教什么决定怎么教”永远是教学最基本的原则。

四、结语

伴随着世界经济的一体化,文化也正在走向一体化。文化因素将在二十一世纪的世界发展进程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现在各个人文学科的学者都在从不同的角度参入了西方文化的研究,这说明了研究文化的重要性。中国要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对西方文化的研究也是一个重要部分。学校是培养现代化人才的地方,而我们的外国文学课是研究西方文化的一块重要阵地,因此如何更好地利用这块阵地培养学生的人文素质将会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

参考文献:

[1]聂珍钊.论科学文化素质与外国文学教育[M].中国重要会议论文全文数据库,2004.

[2]Stern,H.H.FundamentalConceptsofLanguageTeaching[M].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1983.

[3]Kachru,B.“Non-nativeLiteraturesinEnglishasaResourceforLanguageTeaching”.InC.BrumfitandR.Carter(eds.),LiteratureandLanguageTeaching[M].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1986.

[4]Widdowson,H.ExplorationinAppliedLinguistics[M].OxfordUniversityPress,1984.

[5]Rosenblatt,L.LiteratureasExploration[M].NewYork:TheModernLanguageAssociationofAmerica,1995.

[6]Carter,R,andLong.M.TeachingLiterature[M].Longman,1991.

[7]Littlewood,WilliamT.“LiteratureintheSchoolForeignLanguageCourse.”InC.J.BrumfitandR.ACarter(eds.),LiteratureandLanguageTeaching,(pp.177-183)[M].Shanghai:ShanghaiForeignLanguageEducationPress,2001.

西方文学论文范文篇8

关键词:外国文学教学;素质教育;文学课

一、历史上外国文学教育与人文素质培养的关系

党的十七大提出了坚持和贯彻科学发展观和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号召，英语专业外国文学教学也可以围绕这个中心，提高学生的科学文化素质。科学文化素质中的文化素质就是人文素质，这种素质是通过文化修养获取的。文化修养主要是指人掌握的各种知识，对社会和人生的理解，对生活的感悟，对社会各种规则的自觉遵守，以及高度的道德境界。[1]而这诸多方面都以模拟的形式出现在文学作品里，因此文学教育是进行文化素质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发展，中国不仅成为国际大家庭的一员，而且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正在与国际社会完全接轨，中国不可避免地要与西方文化进行交融、渗透。因此学习了解西方文化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必须的，也正因为如此，我们的文学教育一定要包括外国文学教育。

外国文学教育在我国有很长的历史。最早的外国文学教育应该从1862年洋务派在北京开办的京师同文馆算起，同文馆主要的学习科目是外语。二十世纪初，清政府推出了“新政”，颁布了《钦定学堂章程》，外语进入了中国的课堂。上世纪四十年代国民时期颁布了《修订高级中学英语课程标准》，在这个标准中提出了“从语文中认识英语国家之大概”，[1]这强调的就是一种文化素质教育。改革开放以来外国文学在教育中的地位也越来越高，《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明确规定:“文学课程的目的在于培养学生阅读、欣赏、理解英语文学原著的能力，掌握文学批评的基本知识和方法。通过阅读和分析英美文学作品，促进学生语言基本功和人文素质的提高，增强学生对西方文学和文化的了解”。

在西方，文学教育是整个教育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是一个倍受尊敬的教育传统，因此，文学在外语教学中的地位也是不容质疑的。伴随着这样一种教学观念，他们在外语教学中采用的是语法翻译的教学方法，这种教学方法主要是为了给学生打好阅读外国文学作品的基础。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这种学究式的教学方法一直都被认为是一种理想的教学方法。

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了一个教育工作者称之为“综合性的教学方法”(Kulturekunde)[2]的运动，它把德语的语言教育与德国的文学教育，历史教育和地理教育融合为一体，使之成为一个教育实践的核心。这种综合性的教学方法在德国也被用于了外语教学:外语教学把语言教学与文学、历史、地理的教学结合起来，从而拓宽了外语教育的范围;还有些外语教育者把外语教学与外国的文化史结合起来，这样，学文学就成了通过作家、作品来了解作家、作品所处的那个社会以及它的文化思想。

在英国，莎士比亚、弥尔顿、济慈的作品是文学的典范，是民族精神的表达，是文化、美学、宗教和政治价值观的体现。英国的外语教学也体现了相似的教学观念:他们开设的希腊语课、拉丁语课显然不是为了培养学生的交际能力，而是为了让学生学习古典文化，他们采用的语法翻译的教学方法也是适合文化学习的;一旦学生掌握了基本的语言技能后，就阅读古典原文。这种方法也被用到现代外语教学中，并且学生能否阅读外语原文是评价学生等级的重要标准。

与此同时，在美国和其它一些欧洲国家，在英属的一些殖民地国家，外语教学都强调文化的教育，强调具有历史意义的风俗习惯，强调所学外语代表的文明对人类文明的贡献。[3]

但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出现了一种不同的教学观念，人们开始改变外语教学的原则和方法。培养学生的交际能力和语言应用能力成为了外语教学最重要的目标，语法翻译的教学方法被屏弃，文学也被认为没有一点实用价值，甚至还被某些人认为会障碍培养学生的语言交际能力，因为文学语言为了取得一些特别效果常常不同于标准语言。威德逊(Widdowson)[4]说，一种普通的观点认为“文学、特别是诗歌语言常常被认为是不规范的语言，因此会起到误导的作用”。这样，文学作品就被那些具有交际语言功能的语言结构所代替(这段时期语言实践室和磁带录象机在外语教学中的应用也促进了这种教学观点的应用)。

在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外语教学也受到其影响。外语教学强调句型、模式。这种方法把语言变成了一种公式，强调语法的“正确”。通过对句型做反复、机械的练习后，学生就可以在相似的情况下得以应用。这种方法强调的是语言的实用性，而不是它的文化价值，更谈不上美学价值。如果要根据典型的句型提问，我们只能提一些很低级的问题:他说了什么?他做了什么?很显然这种方法是不适合文学教学的。再看看华兹华斯(Wordsworth)的一行诗“我像一片游云……”(Iwanderedlonelyasacloud)，根据这行诗我们就可以问:谁是“我”?为什么他把自己比喻成“游云”?这种问题就可以引导学生思考，从课文中得到一些感受。

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交际教学法的缺陷，很多学者都站起来反对这种实用主义的教学原则。这样文学课又重新回到了课堂，重新受到了重视。语言教材中又出现了现代和古典的诗歌和散文，还包括引导学生理解和欣赏这些诗歌和散文的练习。在这个学术圈里，卡特、李特尔伍德、威德逊、布鲁姆菲、郎(Carter，Littlewood，Widdowson，Brumfit，Long)等都是积极的文学教育倡导者，他们写有大量论文和著作探讨文学教学的途径。

从历史上看文学和外国文学教育一贯都是以提高学生的文化素质为目的的，文学是语言最高的表达形式。

二、文学教育的作用

在中国，利用文学作品进行外语教学一般有两个目的:语言教育和文化教育。从文学的性质上看，利用文学进行文化素质教育的价值要远远超过语言教育的价值。

文学能培养学生的情感。读文学作品比其它任何活动更能激发学生的情感，并给他们的情感释放开辟了一条道路。文学作品能把学生带到遥远的地方，使他们感受大自然的美丽、和谐、神秘和伟大。文学作品能使学生感受他们在生活中还没遇到过的各种人生经历:他们与作品里的主人公一起去冒险、一起去爱、一起去恨、一起去分享胜利、一起去分担失败。结果，他们对人生的洞察力会更敏锐、更深刻。文学作品还能培养学生与他人的认同感(而与他人的认同感是人类必须具备的品质)。罗森布莱特(Rosenblatt)认为与他人的认同感可以通过阅读文学作品来培养。通过了解他人的生活经历，学生会体会到人的复杂性，多面性的本质;文学给他们提供的“生活，不是所谓的知识能够提供的:[5]历史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甚至科学家他们提供的是一些不具人情味的信息、事实，而没有提供对这些信息、事实的人性的了解;而文学也能转播这些信息，并且还能提供对这些信息人性的了解。这在今天国际化的社会里尤其重要:学生的生活环境对他们有很大的影响，很容易导致他们相信只有一种生活方式，而文学能使他们接触到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文化所代表的生活态度、信仰、思维方式，使他们认识到社会多样性和各种生活方式共存的必要性，这样他们就不会陷入偏狭的心态。

文学能向学生展示人与人之间需要包容的必要性，培养他们的同情心、包容心。长期阅读文学作品能使学生接触到不同文化、不同性格、不同类型的人，这样他们就常常把自己放入他人的位置，为他人着想，理解他人，并且在日常生活中会注意自己的言行对他人的影响。学生缺乏对社会的包容心是很危险的，因为他们生活在一个竞争激烈，讲究实际的社会里，这很容易导致他们对别人的感觉和需求漠不关心，而文学能改变这种状况，给学生的世界观带来积极的影响。

三、以素质教育为中心的文学课

卡特和郎在他们《文学课》这本书里提出了文学教学的三种模式。[6]文化模式:通过文学学文化;文学是“智慧的积累，是一种文化的精髓”。[6]语言模式:通过文学学语言;文学能帮助学生掌握更多的词汇，提高学生对语言结构的理解，还能帮助学生了解如何创造性地应用语言，如比喻、象征等。个人成长模式:阅读文学作品可以帮助学生了解人的本质，探讨人生;阅读是读者和作者的对话，能帮助学生的个人成长。很显然第一和第三个模式都与培养学生的文化素质有关。老师可以通过选择不同主题和题材来帮助学生了解西方重要的文化思潮，文学流派，哲学思想和宗教思想等。还可以在教学过程中鼓励学生把自己的文化经历与作品所表达的文化经历联系起来，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鉴别能力，从而提高学生的欣赏和判断能力。公务员之家

李尔伍斯给文学做了个透视，找出了文学在外语教学中的五个功能:[7]语言功能、内容功能、主题思想功能和社会发展及文学史功能。不难看出几乎所有的功能都与素质教育有关，特别是第四个作用，它要求学生探讨文学作品里人物和事件的含义，探讨作者的世界观，对事物的看法。学生通过了解那些对世界文化有影响的思想和文化思潮，他们的生活视野会拓宽，他们对生活的选择会更广泛。并且他们还能学会站在不同的角度观察事物，提高他们对生活的洞察力。

布鲁菲特在他的论文“阅读能力和外国文学学习”[8]这篇论文里提出了一种提高学生文学能力(也就是文化能力)的文学教学理论。他的理论既直观又全面系统地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以素质教育为中心的文学教学方法。他认为阅读文学作品的能力并不是普通阅读能力的延伸，你也许阅读能力很强，你也许认识文学作品里的每个字、每个短语，但如果你不了解产生这一文学作品的文化习俗，你就无法了解它所要表达的思想。因此，文学教学需要采取一种不同的教学途径。他认为对文学作品的理解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学生的阅读经历，二是学生的生活经历。学生的阅读经历与学生是否了解所读文学作品所产生的文化习俗背景有关，如果不了解，就无法把那些“字和短语”构建成意思。这个能力的培养需要老师有意识地将某类作品联系起来进行比较，把作品联系起来的方法有很多:内容的联系，形式和结构的相似，风俗习惯及传统的比较，主题的表达等。学生的生活经历包括学生是否有足够的生活阅历来理解文学作品所要表达的思想，这需要学生把作品与作品以外的世界连接起来。阅读是读者与作者的对话，如果学生无法与作者对话，对作品没有感觉，是无法理解文学作品的。这与卡多拉斯和哈里斯(Cadorath，Harris)[9]的理论很相似，“书本身是没有意思的，它只给读者提供一条路线，读者要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来构建意思。”因此，文学作品是在学生理解了原文，并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构建了意思之后才有意义的。从教学上来说，教师要帮助学生构建意思必须要采取循序渐进的教学原则;开始可以让学生读寓言类的作品，这样学生较容易把作品和他们的亲身经历联系起来，逐渐地再过度到探讨人生观的文学作品。

文学教学不是一条直线的教学，它需要培养学生同时从多方面感受文学的能力:学生必须通过文化习俗来理解文学作品，还必须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来构建意思。布鲁菲特的“文学能力”理论。

培养学生的文学能力必须要与以上的模式一致，但是根据学生的文学经历在程度上(难易度上)可以根据情况而变。学生的文学理解力不等于他们的语言能力，所以在选作品时既要考虑语言因素，也要考虑文化因素。(1)语言因素:语言可以用词汇和句子结构来测量，但语言简单并不代表学生就能理解其意思;布莱克(Blake)的诗歌，海明威(Heminway)的“老人与海”语言都很简单，但学生要真正理解它们的含义却有相当大的困难。(2)文化因素:不同的作品引起不同读者的共鸣;对于不太成熟的读者来说十九世纪的文学作品比现代文学作品更适合;对于中国学生来说浪漫主义的文学创作思想更能引起他们的共鸣。

以上是几位学者有关文学与外语教学的理论，这些理论给以素质为中心的外国文学教育很多启示，但在具体的教学中，教师要根据作品的内容和学生的水平不断地进行调整、选择。教学从来没有固定的方法和模式，“教什么决定怎么教”永远是教学最基本的原则。

四、结语

伴随着世界经济的一体化，文化也正在走向一体化。文化因素将在二十一世纪的世界发展进程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现在各个人文学科的学者都在从不同的角度参入了西方文化的研究，这说明了研究文化的重要性。中国要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对西方文化的研究也是一个重要部分。学校是培养现代化人才的地方，而我们的外国文学课是研究西方文化的一块重要阵地，因此如何更好地利用这块阵地培养学生的人文素质将会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

参考文献:

[1]聂珍钊.论科学文化素质与外国文学教育[M].中国重要会议论文全文数据库，2004.[2]Stern，H.H.FundamentalConceptsofLanguageTeaching[M].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1983.

[3]Kachru，B.“Non-nativeLiteraturesinEnglishasaResourceforLanguageTeaching”.InC.BrumfitandR.Carter(eds.)，LiteratureandLanguageTeaching[M].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1986.

[4]Widdowson，H.ExplorationinAppliedLinguistics[M].OxfordUniversityPress，1984.

[5]Rosenblatt，L.LiteratureasExploration[M].NewYork:TheModernLanguageAssociationofAmerica，1995.

[6]Carter，R，andLong.M.TeachingLiterature[M].Longman，1991.

[7]Littlewood，WilliamT.“LiteratureintheSchoolForeignLanguageCourse.”InC.J.BrumfitandR.ACarter(eds.)，LiteratureandLanguageTeaching，(pp.177-183)[M].Shanghai:ShanghaiForeignLanguageEducationPress，2001.

西方文学论文范文篇9

关键词：现代性易卜生主义易卜生化世纪末美学转向接受

作为现代主义文学运动的先驱者，易卜生为20世纪的戏剧艺术的发展作出的贡献是无与伦比的，他的艺术家形象早已在西方的语境下得到了肯定。尽管在当今这个全球化的时代，精英文化及其代表性产品---文学---越来越受到大众文化的挑战和冲击，但一个使人难以理解的现象则是，易卜生仍然在东西方文化语境下不断地为学者和艺术家们讨论和研究，各种形式的国际性研讨会仍然频繁地在一些东西方国家举行。(1)这一点确实使那些为精英文化和文学的命运而担忧的人们感到欣慰。但是，同样令人担忧的是，在中国的语境下，易卜生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作为一位艺术家而为人们所接受，他的作用和角色曾一度被不恰当地误构为仅仅是一位具有革命精神和先锋意识的思想家和社会批判者，这在很大程度上确实由于他所塑造出的一个个令人难忘的具有叛逆精神的女性想象所致，如娜拉和海达·高布勒等，因为这些人物给中国的观众和戏剧研究者们留下的印象实在是太深刻了，以致于他们几乎忘记了一个事实，即易卜生首先应该是一位艺术家，或者更确切地说，一位戏剧艺术家，或现代戏剧之父。他对于中国文化现代性的形成所具有的意义自然应当受到重视，但是作为一位艺术家的易卜生则不仅对20?兰椭泄熬绲尼绕鹱鞒隽酥匾墓毕祝匾氖牵褂跋炝艘淮笈褚獯葱碌闹泄执缱骷摇U庋蠢矗岩晃灰韵肪绱醋魑饕删偷囊帐跫业弊魉枷爰依囱芯恐辽僭谀持殖潭壬掀鹆宋蟮甲饔茫乇鹗窃诘苯袷贝比嗣歉嗟靥致勰岵伞⒏ヂ逡恋隆⒏？隆⒌吕锎铩⒌吕兆取⒗滤任鞣剿枷爰沂保撞飞谖鞣剿枷虢缢挠跋毂愫苌俦蝗颂峒啊＞」芩肥刀晕幕执院拖执饕逦难У男纬勺鞒龉匾毕祝一垢ヂ逡恋乱恍┪难Я楦校肷鲜瞿切┧枷爰蚁啾龋撞飞淖饔貌唤嘈渭R蛭肷鲜黾肝淮笫ο啾龋撞飞灾泄斗肿拥挠跋熘饕峭ü湎肪缫帐醮醋鞫摹R蚨?quot;返回"作为艺术家的"真正的"易卜生将使我们能够准确地、恰如其分地评价易卜生之于中国现代戏剧的美学意义。本文的写作就从质疑易卜生形象的"误构"开始，主要从戏剧艺术本身来讨论易卜生的成就。

易卜生与中国的现代性之反思

毫无疑问，在中国和西方的现代性进程中，易卜生及其剧作都起到了重要的甚至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一点尤其体现在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全盛时期和中国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高涨时期。这时易卜生主要被当作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和有着天才的创新意识和预见性的作家来接受的，他的剧作极大地影响了西方和中国的现代性进程。确实，在西方学术界，不同的学派和有着不同的批评倾向的学者和批评家都对他的艺术成就或社会影响作出了不同的评价。有些学者认为他是"莎士比亚以来世界上最伟大的戏剧艺术家"，或者说"现代戏剧之父"，因为他的作品以现实主义的方法反映了当时的时代精神，因而有着典型的现实主义意义。毫无疑问，易卜生在自己的剧作中对社会显示予以了强有力的批判，这一点与他所生活的时代以及他那与当时的社会习俗格格不入的个人性格有关。这也许正是易卜生为什么一开始就被当作一位批判现实主义大师介绍到中国来的原因之一。由于他的剧作与当时的中国社会现实密切相关，同时也由于当时的文化土壤和接受语境所使然，因而毫不奇怪，他被划入19世纪的欧洲现实主义传统之列，但根据当代西方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易卜生倒是更多地被当作一位现代主义艺术大师来讨论的，因为他在19世纪的出现实际上预示了西方文学中的现代主义的崛起，而且他的不少富有预见性的洞见实际上为西方文化和思想的现代性进程铺平了道路。我正是在这些已有的研究成果的启发下，试图从文化和审美现代性的角度出发对易卜生及其剧作作一新的探索。我认为，易卜生首先应被当作一位文学大师，或更为确切地说是一位戏剧艺术大师，来研究，把他当作一位思想家来研究实际上遮蔽了他那显赫的艺术成就，尽管他确实激发了中国的知识分子去反抗当时的社会现实和保守的意识形态。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和作家首先正是为娜拉、海达·高布乐、斯多克芒医生和昂各斯特郎德这些主人公的刻画所打动的，因而他们的创作和批评实践不得不深受其影响。为了对易卜生对中国戏剧的贡献作出较为中肯的评价，我首先花费些篇幅来回顾一下西方学术界近十多年来对易卜生的研究，并将之与其在中国的接受相关联。(2)

诚然，从现代主义的理论视角来讨论易卜生及其剧作在西方学术界早已不再新鲜了，即使我本人也曾作过这样的尝试。我在先前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曾指出，易卜生为什么如此受到观众青睐和学者们研讨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其剧作中所蕴涵的多重代码。也就是说，"除了现实主义的代码外，还有着另一些具有批评价值的代码"。(3)我通过仔细的考察，可以肯定地认为，易剧中除了现实主义等文化代码外，现代主义或现代性完全可能成为其最重要的代码之一，这一点使得易剧至今仍与当前关于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理论争鸣密切相关。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Jameson)受到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接受之事实的启发，最近结合其与后现代性的关系，对现代性的概念作出了全新的解释。(4)在他看来，现代性若不与后现代性相关联是不能在当代产生新的意义的。确实，易卜生在生前与他同时代的批评界格格不入，其部分原因就在于他那很难为同时代人所容的超前意识，另一部分原因则在于其剧中所隐匿的富有预见性的思想观念。他的一些至今仍为我们所热烈讨论的剧作在当时并不为观众和批评界所接受，其中包括《群鬼》和《人民公敌》。当他的《群鬼》发表时，他受到了同时代批评家的猛烈批评。面对这些恶意中伤式的"批评"，易卜生毫不退让，反而十分自豪地宣称，"所有这些抨击我的剧作的小人和骗子们总有一天会在未来的文学史上受到毁灭性的审判….我的著作属于未来。"(5)他的为未来而写作的思想无疑是正确的，这已被今天的文学史编写者的实践所证明。也就是说，易卜生的艺术不是短命的，而是向未来时代的不同解释开放的、并具有永恒魅力的艺术。与那些生前并不为同时代的人们所重视而嗣后却又被后来的学者和批评家"重新发现"的所有中外文学大师一样，易卜生的剧作虽不乏深受当时观众欢迎之作，但更主要的却是面向未来的读者和观众。因此他的断言是不可能为他同时代的人所证实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不难发现，他在一个多世纪前所描述的东西在当今这个后现代社会依然存在。现代性虽已受到那些鼓吹后现代性的人们的有力挑战，但在很多人看来它依然是一个未完成的计划。因此事实已经证明，易卜生的一些戏剧作品在当今时代仍然不断地上演，并且深受西方和中国观众的喜爱。(6)

我们从现代性的角度来讨论易卜生时，首先应当承认，现代性在其广义和多元取向之意义上说来，不仅应当包括其文化和政治的含义，同时也应包括其审美的含义。也就是说，它既应当被在其最广泛的艺术意义上被看作是一种文学艺术精神，同时又应当在其最广泛的文化和知识层面上被看作是一个文化启蒙大计。与此相同的是，在文学艺术领域，不同的学者自然可以对现代主义作出不同的定义，但不少人几乎都将其视为一种欧洲的文化和文学思潮和运动。(7)约翰·弗莱彻(JohnFletcher)和詹姆斯·麦克法兰(JamesMcFarlane)等在讨论易卜生与现代主义文学运动之关系时就中肯地指出，有两条线索可据以追踪现代主义文学运动的起源，"----其一是实质性的和主题性的渊源，另一条则是形式和语言层面的渊源---这二者可以帮助我们指明欧洲现代主义戏剧的源头。一方面，是18、19世纪所赋予我们不得不注意的或然性和当代性，另一方面则是对作为一种戏剧载体的散文之资源的不间断的探索。这二者都殊途同归地返回到了易卜生那里。"(8)毫无疑问，前一种定义难免不带有欧洲中心主义之色彩，而由弗雷德伯里和麦克法兰作出的后一种定义则更为?矸海负醮心持?quot;无边的现代主义"之特征，对80年代中国的现代主义理论争鸣曾产生过某种导向性作用。但从他们的清晰描述中，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易卜生确实给过不少现代主义大师以创作的灵感，这其中至少可以包括20世纪公认的大师级作家詹姆斯·乔伊斯和塞缪尔·贝克特，一个至今令人难忘的例子就是当年乔伊斯为了能更为直接和有效地阅读易卜生的作品，甚至花费了很多时间去学习挪威语。因此毫不奇怪，易卜生被当作一位更带有艺术创新性而非意识形态批判性的现代主义文学的先驱。显然，弗雷德伯里和麦克法兰通过细读易卜生的戏剧文本，注意到了其中所蕴涵的某种不同于传统现实主义的东西以及他对其他现代主义作家的影响，因而他们正确地将所有这些创作灵感统统追溯到易卜生那里。我认为，易卜生在西方的现代性进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不仅在于文化知识启蒙领域里，更在于文学革新领域里：他对女性人物的生动刻画预示了20世纪60年代妇女解放运动的崛起，而他与传统的戏剧成规的分道扬镳则大大地推进了现代话剧的成熟，使之对广大当代观众有着永久不衰的魅力。这也许正是为什么不少易卜生的同时代人早已被人们遗忘而易卜生却依然高踞于自己的时代之上的原因所在。我们甚至应当说，在易卜生可能具有的多重身份中，他首先应被视为一位戏剧艺术家，因为正是他的剧作影响和启迪了广大观众和作家，所以某种流行的意识形态可以转瞬之间变得不流行，而美学和艺术精神则可以具有永久的魅力。

诚然，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在这个时代，现代主义的不少成规受到了后现代主义的强有力挑战。但为什么易卜生的戏剧仍不时地在世界各地上演，为什么仍有不少学者在从不同的理论视角对他的剧作进行讨论呢？当从事后现代主义研究的学者重新审视他的作品时，他们一眼就可从其对荒诞派剧作的影响见出一些后现代文化代码：他的作品只是提出问题，而从不试图回答这些问题，因而留给读者-观众巨大的想象和阐释空间，由他们在阅读或观赏过程中一一将这些空白填补，这一点尤其体现在《野鸭》和一些后期作品中。(9)他的剧作从来就不可穷尽其意义，而总是给读者-阐释者开放，使他们得以从不同的理论角度进行阐释和分析，最终建构出新的意义。他的修辞的含混性，象征的多重所指以及主题的不确定性等，都在某种程度上与后现代精神相契合。(10)毫无疑问，如果一位作家想使自己的作品被不同时代的读者发掘出新的意义，他就不应当使自己的主题局限于特定的时代，他应当在自己的作品中探讨人类面临的一些基本问题。可以说，易卜生就是这样做的。

著名的易卜生研究学者艾纳·豪根(EinarHaugen)在谈到易剧作为一个同时具有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特征的整体时十分中肯地指出，"....易卜生的每一部戏都是一个具有隐含意义的文本，这是作者或多或少有意识编织进密码的。读者只有对这些文本进行细致入微的阅读和研究才能’打开密码’"。(11)所以，易卜生不仅被当作一位批判现实主义的大师来考察，而且在更多的时候，特别是在现代主义运动处于高涨期时，被当作现代主义文学的主要源头之一。豪根从罗曼·雅各布森(RomanJacobson)的语言交往理论入手，把易卜生的剧作形象地描绘为"为所有的季节"(forallseasons)而写的。在他看来，"随着世界的变化，新的问题不断地涌现出来引起政治学界、文化界以及戏剧界的注意。但是人们不断地发现易卜生所说的东西与这些问题密切相关，因而便使得他或在戏剧舞台上或在新的翻译和改编过程中不断地获得新生。"(12)实际上,易卜生的作品在中国的翻译和改编帮助中国读者在能动性理解和创造性建构之基础上创造出新的"易卜生"或"易卜生主义"。

布赖恩·约翰斯通(BrianJohnston)从一个与众不同的视角提出了他本人对易剧的整体理解和阐释。他一方面承认，现实主义的代码主导了作为单一的现实主义循环的易卜生后期的十二部剧作，这其中蕴涵了深刻的诗学意图；另一方面，他又试图表明，"易卜生的现实主义循环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平台，在这里现实的种种不恰当的概念形式---或曰不恰当的世界---在与绝对精神的抗争中统统败北。"(13)实际上，他所说的现实主义隐含了多种代码，因此易卜生就不仅仅被解释为是一位现实主义的作家。在约翰斯通看来，易剧中所体现出的易卜生式"策略"显然被认为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它表明了易剧中隐含着的对19世纪现实的辨证意义的颠覆，另一方面，它则以一种类似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式的步骤展现了对过去原型的强制性恢复，因此他的剧作实际上编织了三种文本的代码：一种基于作品本身的语言结构的普通文本，一种为作者不断地参照借鉴的具有文化意义的"超文本"，以及更为重要的一种展现在读者面前使他们得以以一种解构方式来阅读和分析的潜文本。(14)对于当代读者来说，很容易发现，易剧通?R藕眉钢窒嗷ッ芎偷株醯某煞郑何谋拘?textuality)，超文本性(supertextuality)，互文本性(intertextuality)和潜文本性(subtextuality)。这些相互矛盾的成分彼此间的互动和解构形成了易剧的多重代码、不确定因素和互文性，这些特征尤其体现在他的后期剧作中，如《野鸭》、《罗斯莫庄》、《海上夫人》以及《咱们死人醒来时》，虽然西方学者经常讨论和引证这些作品，但在中国的语境下，这些作品却很少被人提及。在我看来，上述所有这些因素正是我们应当描述为"后现代"的代码，它们的存在恰恰证实了利奥塔的断言，即后出现的并不一定是后现代的，而先出现的，如蒙田的小品文，倒完全有可能具有后现代的特征。(15)这正是一种后现代式的悖论。甚至在未来，学者们也同样会进一步从新的视角来探讨他的剧作，易卜生本人也仍将不断地本人们从审美的或文化的角度来讨论和阐释，而在这些讨论和阐释的过程中，新的意义便建构出来了。我想，一位作家如果有这样一种结局应当是十分理想的。

易卜生与中国的文学现代性之反思

与西方学术界在易卜生研究领域内取得的显赫成就相比，中国的易卜生研究长期以来一直依循着一个十分不同的取向：他始终在中国的语境下被当作一位现实主义者来接受，或者更确切地说，由于他的剧作所反映的社会问题被不恰当地夸大，因而易卜生常常被人认为是一位批判现实主义者，而至于他剧中的象征主义成分则几乎被全然忽视了。这无疑是导致中国的易卜生研究长期以来被排斥在国际易学界之外的一个重要原因。由于最近二十年里，关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讨论如火如荼，现实主义不再像以往那样大受到重视了，易卜生也就不那么经常地为人们谈论了，易卜生的剧作仍不时地被一些具有先锋意识和创新精神的年轻导演改编并上演，但这种改编已经带有了编导们的个人理解和能动性阐释，因此出现在中国观众面前的便是一种"易卜生主义"的中国变体或当代变体。尽管他后期剧作中的神秘主义和象征主义因素有时也被粗略地提及，但由于缺乏理论深度和细致分析而未产生什么影响。这在很大程度上与易卜生首先于五四前后被介绍进中国时的文化和知识氛围密切相关。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在返回作为艺术家的易卜生之前，我觉得有必要简略地描述一下中国语境下的文化现代性的形成及其特征，因为这一未完成的大计与易卜生在中国的接受密切相关。众所周知，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知识分子向来以"拿来主义"而闻名。也就是说，为了反对封建社会和传统的习俗，他们宁愿从国外，主要是从西方，"拿来"或"挪用"一些现成的理论概念，将其创造性地转化为中国本土的东西，应用于中国本土文化产品的创造和批评。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思潮和各种批评理论在中国的接受就体现了这种极具功利性的实用态度，因此建构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性便成为他们知识生涯中的重要任务。毫无疑问，中国的文学艺术家和理论批评家对这一至今仍有争议的话题均作出了不同的反应甚至争论，因为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对五四所导致的中国文学传统的剧烈变化持一种敌视的态度，认为这正是现代中国的文化"殖民化"的开始，所以他们试图把五四这个案子翻过来。但是历史是在前进的，倒退显然是没有出路的。正是在五四的年代里中国文学才开始了走向世界的进程，并得以跻身世界文学主流进而成为世界文学的一部分。与此同时，中国文学通过对各种西方文学潮流和大师的翻译介绍，开始逐步走出封闭的领地，接受各种西方文化学术潮流和批评理论的影响。因而毫不奇怪，今天的文学研究者往往将翻译文学也当作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16)在所有翻译过来的西方文学大师中，易卜生无疑是其中的极少数同时对中国文学思想和创作技巧都产生了巨大影响者之一，这一点完全可以从的主将胡适为《新青年》编辑的："易卜生专号"中见出。(17)也许正是在很大程度上由于易卜生本人的巨大和持久性影响所致，易卜生才一度被当作一位预示了中国当代妇女解放运动的崛起的革命思想家的。同样，也正是由于鲁迅、胡适等新文学运动的主将们的努力，一种带有鲜明本土特色的"易卜生主义"便在中国的文化土壤中诞生了。如果我们并不否认翻译文学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的话，那么我们也应该承认，这种"易卜生主义"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个翻译过来的或人为建构的产物，主要是用来抨击中国的黑暗社会现实以及封建的社会和文化习俗。因此在我看来，探讨易卜生之于中国文化现代性的意义是十分必要的，但是仅仅将他视为一位革命的思想家而忽视了他的艺术成就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他首先是一位具有强烈的先锋意识的艺术家，?唤鑫贝亩琳吖壑诙醋鳎币参蠢吹亩琳吖壑诙醋鳌U庖残碚俏颐俏裁匆诮裉斓闹泄幕锞诚绿致垡撞飞脑蛩凇K唤鲇胫泄奈幕执源蠹泼芮邢喙兀匾氖牵股羁痰丶し⒉⒂跋炝酥泄奈难Ъ液拖肪缫帐跫业拇醋魉枷牒鸵帐跫记桑俳酥泄执熬绲牡?BR>就中国的现代性而言，我在此不妨花费一些篇幅来讨论它与西方的现代性的差别。既然我们并不否认中国知识分子擅长于拿来主义，也即将国外一切适合我们国请并为我所用的东西统统拿来，这在时期尤为突出，几乎当时所有在西方风行的文化思潮和文学思想统统被引进中国，并滋生出某种形式的变体，因此从比较文学的接受-影响之角度来探讨中国现代文学便成为重写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一个重要任务。(18)首先，我们应承认,，即使存在这样一种中国的现代性的话，那它也依然是从西方语境中引入的一个舶来品，尽管它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国文化和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因此，也如同其它地区的现代性一样，作为全球现代性大计之一部分的中国的现代性也具有了自己的整体特征和排他性。它在某种程度上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密切相关，所以也就有着鲜明的功能性和启蒙因素。这样看来，中国的知识分子自然会很容易地将易卜生当作自己的精神领袖和先驱，因为他的戏剧对人类和社会的种种邪恶都予以了尖锐的批判和抨击。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应忘记，文学启蒙所产生的效果首先应体现在审美方面，然后才体现在思想观念方面。人们只有通过阅读或观赏文艺作品才能获得思想上的启迪和审美快感。因此在这方面，我们应当对易卜生对中国现代话剧的诞生和发展所作出的重要贡献给予高度的评价，因为这一新兴的戏剧艺术形式在中国语境下的诞生恰恰是中西文化交流和互动的必然产物，它打破了所谓中国文化"本真性"的神话，为某种不中不西但却同时兼有二者所长的"混杂的"戏剧体裁的诞生铺平了道路，而这正是中国的戏剧得以与世界戏剧艺术进行平等交流对话的一个基点。随着当代中西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和全球化步伐的日益加快，易卜生之于中国现代戏剧艺术的意义将越来越显示出来。在易卜生及其戏剧艺术的影响和启迪下，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文学史上出现了一批兼通中西文学艺术的戏剧艺术大师：曹禺、洪深、欧阳玉倩等，他们创作出一批具有易卜生精神特征的优秀戏剧作品，在这些作品中他们精心刻画出一批令人难忘的易卜生式的人物。因此，易卜生的形象在中国的文化土壤里实际上发生了某种形式的"变形"，它超越其"本真的"(authentic))特征，而是成了一个"建构"(constructed)的形象。既然易卜生已经成为向所有当论建构和阐释开放的一个西方经典，既然不同的文化语境中的易卜生学者建构出了不同的"易卜生"，那么我们中国的易卜生研究者为什么就不能结合易卜生的戏剧在中国的接受和创造性转化重新建构一个中国语境下的易卜生呢？对于这一点我将在本文最后一部分予以阐发。

建构一种"易卜生化"的美学原则

在本文的最后一部分，我将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莎士比亚化(Shakespeareanization)的美学原则的建构的启发下，结合易卜生的艺术成就以及其对现代戏剧艺术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和产生的广泛影响提出我自己的美学建构：易卜生化(Ibsenization)。我认为，当今的国际易卜生研究界正经历着一个从意识形态批评到审美阐释的转折，也即具体地说，从思想层面来评价"易卜生主义"到从审美理论层面来阐发"易卜生化"的转折过程，而在这个转折过程，我们中国的易卜生研究者需要从中国的文化知识立场和审美视角出发作出自己的理论创新和建构，以便迅速地使中国的易卜生研究乃至整个外国文学研究达到和国际学术界平等对话的境界。当然，在当今这个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时代，理论的建构与理论的旅行是密不可分的。在这里我首先想到的是赛义德在80年代初出版的论文集《世界、文本和批评家》(TheWorld,heTextandtheCritic,1983)中收入的一篇著名论文，也就是那篇广为人们引证的《旅行中的理论》(TravelingTheory)，在那篇文章中，赛义德通过卢卡契的"?锘?quot;(reification)理论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地区的流传以及由此而引来的种种不同的理解和阐释，旨在说明这样一个道理：理论有时可以"旅行"到另一个时代和场景中，而在这一旅行的过程中，它们往往会失去某些原有的力量和反叛性。这种情况的出现多半受制于那种理论在被彼时彼地的人们接受时所作出的修正、篡改甚至归化，因此理论的变形是完全有可能发生的。毫无疑问，用这一概念来解释包括易卜生的创作在内的西方现代文学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以及所导致的误读和误构状况是十分恰当的，用来解释易卜生对中国现代话剧的影响也是十分恰当的。对这一论点所产生的世界性影响赛义德虽然十分明白，但他总认为有必要作进一步的反思和阐述。在他于2000年出版的一部专题研究文集《流亡的反思及其他论文》(ReflectionsonExileandOtherEssays)中，收入了他写于1994年的一篇论文《理论的旅行重新思考》(TravelingTheoryReconsidered)，在这篇论文中，他强调了卢卡契的理论对阿多诺的启迪后又接着指出了它与后殖民批评理论的关系，这个中介就是当代后殖民批评的先驱弗朗兹·法农。这无疑是卢卡契的理论旅行到另一些地方的一个例证。在追溯了法农的后殖民批评思想与卢卡契理论的关联之后，赛义德总结道，"在这里，一方面在法农与较为激进的卢卡契（也许只是暂时的）之间，另一方面在卢卡契与阿多诺之间存在着某种接合点。它们所隐含着的理论、批评、非神秘化和非中心化事业从来就未完成。因此理论的观点便始终在旅行，它超越了自身的局限，向外扩展，并在某种意义上处于一种流亡的状态中。"(19)这就在某种程度上重复了解构主义的阐释原则：理论的内涵是不可穷尽的，因而对意义的阐释也是没有终结的。而理论的旅行所到之处必然会和彼时彼地的接受土壤和环境相作用而且产生新的意义。可以说，赛义德本人的以东方主义文化批判为核心的后殖民批评理论在第三世界产生的共鸣和反响就证明了他的这种"旅行中的理论"说的有效性。而我们以此来描述易卜生的戏剧在不断的旅行中所产生出的新的意义也是十分恰当的。但是与赛义德的理论旅行所不同的是，易卜生的创作的理念和戏剧艺术程式的旅行也和阿多诺、卢卡契以及法农等大师的理论旅行一样，在很大程度上得取决于翻译的中介和另一民族话语转述。我想这一点尤其对我们的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和中国文学作品在整个世界不断地旅行有着最重要的启示。

正如我们所知道的，易卜生及其作品长期以来一直受到东西方文学家和理论批评家的不断阐释和建构，其中从意识形态角度建构的一个重要概念就是易卜生主义，在西方的语境中以肖伯纳的建构最为有名，在中国的语境中则以胡适的建构最有影响力。显然，我并不想否认他们这些有着重要意义的理论建构及其对中国的政治和文化现代性的巨大影响，但我在此却要呼吁在中国的易卜生研究界出现一种"美学的转向"。如果我们承认莎士比亚剧作的巨大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在于把握了文艺复兴时期的时代精神之脉搏、并达到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完美结合之境地的话，那么我将继续提出这一结论：易卜生的剧作，尤其是他的后期作品，同样准确地把握了19世纪末的世纪末精神之脉搏，达到了现代主义和先锋主义完美结合的境地。在这方面，我认为，在探讨作为艺术家的易卜生及其剧作方面，我们仍有着漫长的路要走，但至少在目前，将他作为一位艺术家来研究将大大有益于将其视为一位思想家或批判现实主义者来研究。

Notes

(1)这里仅列举近几年的几次影响较大的关于易卜生研究方面的国际研讨会：易卜生与现代性：易卜生与中国国际研讨会（1999年6月26-28日，北京），第九届国际易卜生国际学术研讨会（2000年6月5-10日，贝尔根），易卜生与艺术：绘画，雕塑和建筑国际研讨会（2001年10月24-27日，罗马），易卜生与中国：走向一种美学建构国际研讨会（2002年9月12-16日，上海），国际易卜生研讨会和戏剧节：《玩偶之家》的翻译与改编（2002年11月8-14日，达卡）等。

(2)关于易卜生在20世纪中国的接受，我认为下列专著值得一读：何成洲的博士论文《易卜生与中国现代戏剧》(HenrikIbsenandChineseModernDrama),Oslo:UnipubForlag,2002；谭国根(Kwo-kanTam)的《易卜生在中国：1908-1997》(IbseninChina:1908-1997)，HongKong:TheChineseUniversityPress,2001；以及王忠祥的《易卜生》，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上述这三部著作都是在对易卜生的原著（或借助于英文译本）进行细读和研究之基础上写出的，代表了中国学者的研究水平。

(3)Cf.WangNing,"MultipleCodesinIbsen’sDrama",inMengShengdeet.al.eds.,IbsenResearchPapers,Beijing:ChineseLiteraturePress,271.

(4)詹姆逊于2002年7月31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公开演讲中对现代性问题作出了全新的阐释，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他自己以往的观点。

(5)关于易卜生于1882年3月16日给他的出版商的信件，参阅EinarHaugen,Ibsen’sDrama:AuthortoAudience,Minneapolis:Univ.ofMinnesotaPress,1979,3.

(6)我这里尤其应当欣慰地指出，在易卜生的剧作艺术想象力的影响和启迪下，一些具有鲜明的先锋意识的中国戏剧导演，如吴晓江和孙惠柱等，通过重新翻译和理解易卜生的一些剧作，如《玩偶之家》、《海达·高布勒》、《群鬼》和《培尔·金特》等，已经将他们重新搬上中国的戏剧舞台，从而使得这些老的经典作品在当代中国重新产生了新的意义。

(7)Cf.DouweFokkema&ElrudIbsch,ModernistConjectures:AMainstreaminEuropeanLiterature1910-1940,London:Hurst&Company,1987,1-47.

(8)MalcomBradbury&JamesMcFarlane,eds.,Modernism:1890-1930,PenguinBooks,1976,499.

(9)有关从后现代主义的视角对易卜生的剧作的研究，参阅下列论文：CharlesR.Lyons,"Ibsen’sRealismandthePredicatesofPostmodernism",inContemporaryApproachestoIbsen,Vol.8(1994),185-204;WangNing,"PostmodernizingIbsen:TowardaNewInterpretationoftheFin-de-Siecle",inMariaDeppermannet.al.eds.,IbsenimeuropaischenSpannungsfeldzwischenNaturalismusundSymbolismus,FrankfurtamMain:PeterLang,1998,295-307.

(10)Cf.WangNing,"PostmodernizingIbsen:TowardaNewInterpretationoftheFin-de-Siecle",inMariaDeppermannet.al.eds.,IbsenimeuropaischenSpannungsfeldzwischenNaturalismusundSymbolismus,FrankfurtamMain:PeterLang,1998,295-307.

(11)Haugen,Ibsen’sDrama:AuthortoAudience,74.

(12)Ibid.,3-4.

(13)Cf.BrianJohnston,TextandSupertextinIbsen’sDrama,UniversityPark&London:ThePennsylvaniaStateUniversityPress,1989,7.

(14)Ibid.,9-27.

(15)Cf.Jean-FrancoisLyotard,ThePostmodernCondition:AReportonKnowledge,tr.GeoffBenningtonandBrianMassumi,Minneapolis:UniversityofMinnesotaPress,1984,81.

(16)参阅王宁，《现代性、翻译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经典重构》，载《文艺研究》，2002年第6期。

(17)在这本专辑，胡适的长篇论文《易卜生主义》尤其值得一读，见《新青年》，第四卷，第6期（1918）：第489-507页。

西方文学论文范文篇10

论文关键词：精神分析法文学批评弗洛伊德西方文学思潮新视角

20世纪人类在政治、文化、经济、科学、技术等方面取得了空前的成就，这在一定程度促进了西方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与繁荣。尼采、康德等哲学家从各自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出发，对文学创作阐述了不同的观点与主张，成为西方文学思潮的重要思想源泉；l9世纪末、20世纪初，各种以非理性主义为主要特征的文学思潮在欧美国家粉墨登场，形形色色的批评流派精彩纷呈，形式主义、新批评理论、结构主义、现代主义、女性主义、解构论等风起云涌，潮起潮落，来去匆匆，它们以各自的方式影响着西方文坛。

在这股声势浩大的西方文学思潮中，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批评以其独特而深刻的理论体系对西方文坛产生了长远的影响，在分析、解读文学作品中发挥出十分独特的作用。由于历史的局限性，虽然该理论存在一些诸如泛性主义等不足之处，但总的束说，它对西方文学批评所做出的巨大贡献是毋庸置疑的。

1精神分析法的主要理论建树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为文学与心理学架起了桥梁，人们可以从一个崭新的角度去解读文学作品。它对文学批评的贡献是多方面的，概括起来主要有五点：(1)赋予文学意象更多的象征意义；(2)心理学概念恋父情结与恋母情结的借用与引入，开拓了文学批评家的研究视野；(3)弗洛伊德关于心理“类型模式”与“心理过程结构模式”的思想为文学批评家对作品人物进行精神分析提供了理论依据；(4)他的有关生死本能论有助于分析作品中的死亡主题；(5)他提出的人本研究方法，突破了以往剖析作家传记的传统思路框架。

20世纪西方文学思潮是白启蒙思想运动以来最大的人文解放，综观该历史时期的文艺批评，我们可以发现，精神分析法尽管面对像结构主义、现象学与原批评论等众多文艺思潮的不断冲击，它依然蓬勃发展，影响众多义学大家的创作，除了精神分析法本身的理论魅力之外，还得益于丁弗洛伊德的许多弟子，他们批判地继承与发展了导师的学|兑，并为精神分析法注入了新的活力。

2精神分析法对文学批评的贡献

精神分析法为文学批评开辟了全新的研究维度，为长期困绕文学研究的许多难题提供了耳目一新且令人信服的解释。它对文学批评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20世纪西方文论虽然流派纷呈，但是大体上有一个共同点：注重文本解读。根据弗洛伊德解读法，文学作品里存存着普遍的象征意义，其中许多象征还与性有关。譬如，精神分析者大多把作品中凹陷、圆形的事物比作子宫。更有甚者，他们倾向干把一座空房予比作是女性生殖器，躲在空房子里的人则象征着试图寻求母性保护；同时，精神分析者通常还把作品里出现的像树干、塔、蛇、高山等意象看作是男性生殖器的象征，剧烈的运动，诸如骑马与飞翔，都被看作是性快乐的体现。

20世纪西方的主要作家在创作中或多或少无不受到弗洛伊德理论的影响，这是不争的事实。文学批评家们借助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可以更好地挖掘出作品里的象征物及其内涵，有助于透彻地理解作品。

例如，象征主义大师、美国作家欧内斯特-海明威也深受弗洛伊德理论的影响，他的小说别了，武器》(AFarewelltoArms)就是借用象征手法创作的杰作。他富有象征意义的书名中的arms一词，不仅表示“武器”，而且象征着“拥抱、搂抱”，也就是“爱情”。此外，小说还自始至终交织地表现了两种主题：一方面揭露战争的残酷、主人公的厌战情绪，另一方面描写爱不断遭遇的挫折经历。

但是，弗洛伊德式的解读法并非无懈可击，其中的对文学美学功能的忽略及其语言媒质的缺省是两大软肋，为此，该理论常常受到一些批评家的责难。西尼曾说过，文学是给人“教育与娱乐”的媒体。

搴缪尔主张，写作的目的是教育，诗歌的目的是寓教于乐。由此可见，文学的美学功能是通过语言来实现的，因为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而且，语言在文学作品中还起到组织结构的作用。

批评者从“自恋”(self—eroticism，即表示儿童对自己身体的欲望)以及“阉割情结”(castrationcomplex)等表示原始的生物需求等概念中找到更多的象征意义。

其实，弗洛伊德式的很多象征意义往往太随意、太主观，因而经不起深入推敲，有时难以置信。

第二，弗洛伊德关于“恋父情结”与“恋母情结”的独到论述，对于评论者剖析作家牛平与作品母题之间的关系大有陴益。根据弗洛伊德思想，其情结理论揭示了人类精神领域一个重要的渐变阶段，即自我、超我的出现，人格的发展，从家庭(自然)走向更广阔的背景(文化)。而且，弗洛伊德认为，外在的权威意识与内在的道德感将影响人的一生。由此可以推断，弗洛伊德理论并；限于个体的存在，它还指向更深远的外部世界。

弗洛伊德最早在他的巨著梦的解析》里提到了“恋父情结”这个概念，他对此进行了全方位的论释，称它为“想实现某种愿望的掩饰性表达”。梦的解析》是一本对“两方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产生了巨大影响”的著作。

弗洛伊德通过对索佛克劳斯的俄底浦斯国王》与莎土比亚剧作哈姆莱特》进行独具慧眼的研究分析，创立了“恋父情结”理论。国内学者王宁(2ooo年)认为，“恋父情结”在文学批评中的运用是弗洛伊德对精神分析法做出的最杰出的贡献，也是20世纪莎士比亚研究的一大突破。在弗洛伊德之前，评论家们对哈姆莱特迟迟不肯实施复仇计划，对他优柔寡断的性格众说纷纭。他们禁不住要问：哈姆莱特真的疯了吗?他是不是装疯卖傻?著名英国精神分析学者厄内斯特·琼斯是第一位运用弗洛伊德理论分析莎土比亚作品的研究者。他在题为论运用恋父情结解释哈姆莱特之谜(19l0年)的论文中做出如下的惊人结论：正是凶手克劳迪休斯使哈姆莱特痛下决心报了弑父之仇，解除了童年时代的郁闷情结。为此，琼斯还列举了许多事实，力图证明哈姆莱特在实施报复计划的关键时刻犹豫不决、亢满矛盾与迟疑的心理状态。虽然哈姆莱特最终报仇雪恨，但他还是一个悲剧性人物。

另一为名叫诺曼·霍兰的学者运用“恋父情结”论从其他的角度来分析哈姆莱特。霍兰认为，根据精神分析治疗的临床病例，每个儿童的潜意识里都有“恋父情结”，即使在其成长过程中，这种情形也依然存在。根据这个理论，哈姆莱特之所以迟迟下不了复仇计划，是因为他无法解开自童年时代就郁结的那个情结，其次是为他不能释放自己潜意识里聚积起来的欲望能量。所有这一切都为评论家们试图解释哈姆莱特优柔寡断的性格设置了许多障碍。简而言之，用弗洛伊德(1899年)的话来说，恋父情结所描绘的是一幅经放大、夸张了的儿童画版本。

琼斯与霍兰都着重从精神分析的角度研究哈姆莱特的心理过程，过分强调恋父情结，所以就不可避免地削弱了剧中反映的深刻的社会意义与美学价值。其实，如果脱离特定的社会背景，单纯地去研读文本，那么，文学作品就会沦为一堆心理分析的材料，势必缺乏一定的深度与广度。

第三，弗洛伊德认为，意识有三个层次，即前意识、意识与潜意识。三者相互作用，互有重叠，可以转换。后来，他又提出“心理过程的结构模式”。他用“本我”，“自我”与“超我”等术语来表达“本我心理学”与“自我心理学理论。

批评家卡佛尔·考林斯在深入研究了美国作家福克纳的名著《喧嚣与愤怒后指出，福克纳在这部小说中有三大段描写细微、视角新颖的内心独白，就是受到了弗洛伊德理论影响的证明。作品中的本杰明的一段自言自语可以看作是源自“本我”的翻版，昆汀的独白反映了他的“自我”意识，加森的自白则是“超我”的表现。由此可见，如果把这三个人物的表白加在一起，就可以对应弗洛伊德有关人格的三个层次理论。虽然文学创作中内心独白的技巧先干弗洛伊德，但是他的潜意识理论无疑为作家充分利用前意识与潜意识而进行文学创作开辟了崭新的道路。

卡尔·荣格是弗洛伊德的得意门生，他批判地继承了老师的精神分析思想，提出了“体现干原型中”的“集体无意识”理论。荣格发展并重新诠释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体系，这在很大程度上开拓了文学批评家的研究视野。如果说弗洛伊德理论有助干文论家探索人物的个体心理，那么荣格的集体无意识论(后来，他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原型批评论)使得文论家可以后退一步、全景式地解读文学作品，这样，从客观上讲，可以排除作品与读者之间的许多障碍，展现作品所隐藏的原型。

借助荣格的理论，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无意识的语言结构。在荣格看来，“法乐士”(phallus)就是一种指代，而不仅仅是生物意义上的男性生殖器，但是弗洛伊德的不足之处在于他过分强调了“法乐士中心”批评。

第四，弗洛伊德主张操纵“本我”的能量来自推动满足人类欲望的“本能”。而且，他进一步指出，死亡与爱情是人的本能的两种基本形式，因为死亡促使“恢复万物的早期状态”，即回到生命的起始地点，而爱情表明“保存能量”的另一方面，即“力比多”(1ibido性欲)。

弗洛伊德称“力比多”为“取自情感论的一种表达”，因此，把它“看作是爱情的量化尺度”。用精神分析论的术语说，“这些爱的本能就是性本能”。可是，大多数“受过教育”的人们不能容忍这种含有“侮辱性”的称谓，他们批评运用弗洛伊德理论分析文学作品时简直是“泛性主义”大行其道。弗洛伊德认为，“本能由历史决定”。

为此，他举例证明自己的主张。他说，有些鱼在产卵期宁可历经千辛万苦，也要把卵播撒在离平时生活区很远的特定水域，自然界的这种奇特现象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认为，概括地说有三种途径可以释放或者满足“力比多”：(1)直接投射到异性身上；(2)和心理医生交谈有助干减轻性压抑；(3)事业上的成就和精神升华可以一时满足或者平息性欲的冲动。

《著名诗人艾略特的长篇诗作荒原》表达了人类的永恒主题一一爱情。作品开头描写了这样一个场景：生活在荒原上的人们在极度的空虚与绝望中挣扎，尽管如此，他们还是不顾一切地去追求爱与性。

艾略特借助大量的独白、对话、描写与隐喻，诗意地向读者展现现代的人们如何渴求满足本能一一性欲。所以，根据弗洛伊德理论，如果“力比多”压抑时间过长，就会产生“阉割情结”(castrationcomplex)。

最后一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对研究作家传记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尽管传统的文学评论家很看重作家生平与创作背景，但是他们往往忽略了对作品的艺术分析，为此，他们常常遭到形式主义批评家的严厉批评。然而，精神分析法可以为文学批评开拓崭新的视角：批评家不必置大量生动的人物心理描写干不顾而沉溺干烦琐肤浅的细枝末节。

运用精神分析法研究一些著名的作家传记，可以得出颇为新颖的结论，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譬如说，有些批评家认为杰克·伦敦只是擅长干写作动物题材的作家而已，于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他都倍受批评界的冷落。但是，1977年出版的《杰克·伦敦传记》为杰克“平反正名”带来了契机。批评家们通过细读这本传记，并借助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惊喜地发现，他的小说里蕴藏着恋父情结。从杰克的传记得知，他的童年颠沛流离，历经r许多生活坎坷，他患过精神紊乱症，达对他以后的性格、情感与创作等方面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于是，批评家们通过解读杰克的传记，重新确立了他在美国文学史上应有的地位：他既是赫赫有名的小说家，同时又是有广泛影响的社会活动家。当然，运用精神分析法研究作家的传记并非是万能的，不过，只要使用得当，就可能在文论研究里取得新的成果。

3结语

总而言之，当我们从全方位考察精神分析批评时，就会得出以下的结论：弗洛伊德理论因其独树一帜的研究视角，对西方文艺批评确实起到了不可估量的影响，特别是他创造性地从心理学引进的“恋父情结”、“恋母情结”等概念极大地丰富了文学阐释的内容与手段，有助干研究者独辟蹊径，努力揭示被长期蒙蔽的隐含意义，从跟以往不同的角度去评价文学作品，去重新审视文学价值，从而不断挖掘作品的深层内涵(connotation)，甚至可以改变某些作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