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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发达国家范文10篇

时间：2023-04-05 12:15:17

西方发达国家

西方发达国家范文篇1

西方发达国家税收制度的最新发展状况，概括起来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各国宏观税负出现下降趋势。发达国家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的税制改革的主旋律是减税，然而减税减的只是所得税的名义税率或边际税率。税改开始阶段，各国在降低税率的同时，将所得税的税基却相应拓宽了。这样，发达国家初期税改的减税，实际上并没有影响税收收入的规模。相反，各国税收收入的水平还普遍出现不降反升的现象。从上世纪90年代末到本世纪初开始，随着西方各国财政状况的逐步好转，一些国家在税制改革中相应加大了对税收优惠措施的运用，不再一味追求“宽税基”的原则，这自然造成了税收收入规模的下降。统计数字表明，2003年，美国的宏观税率已经由3年前的29.9％下降到了25.4％；同期其他一些国家也出现了类似的现象，荷兰从41.2％下降到38.8％，英国从37.4％下降到35.3％，瑞典从53.8％下降到50.8％。

第二，资本的税收负担开始减轻。一般情况下，政府课税的税基主要包括劳动力、资本和消费，而政府无论对哪种税基课税，都会给经济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正如大卫·李嘉图所指出的，各种税收都是流弊和流弊之间的选择。例如，如果一国对劳动力课征较重的税收，那么，其就业形势很可能会恶化：一方面，雇主会因劳动力成本提高而“用机器手替代人手”；另一方面，工人会因缴税过多而自愿失业。因此，各国税制改革的任务之一，就是要结合本国的实际情况，调整税收的总体负担在各种税基之间的分布。发达国家长期以来劳动力的税负是比较重的，表现在劳动力的有效税率（即税额与应税税基之比）一般都高于资本和消费的有效税率。由于劳动力的税负已经很高，加之对消费的课税具有累退性，以及人们担心提高对消费的课税会引发通货膨胀，很多西方国家过去进行税制改革时往往把保证税收收入的着眼点放在增加资本的税负上。例如，1995年～2000年，欧盟国家资本的有效税率就从24％提高到了31％。特别是劳动力税负较高的国家，更是把增税的重点放在了资本这个税基之上。然而，资本的税负高并不利于增加储蓄和投资，特别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如果一国对资本和经营所得课征高税，就会导致或加剧本国资本以及所得税税基的外流。因此，近几年越来越多的西方国家开始重视降低资本的税负。例如，2000年～2005年，欧盟原有的15个成员国中，有11个国家降低了公司所得税税率。到2005年，很多发达国家的公司税税率（含中央和地方政府）都低于30％，如芬兰为29％，瑞典、丹麦和挪威为28％等。

第三，税制结构的变化日益显著。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起，发达国家出于经济效率的考虑，纷纷对税制结构进行调整，出现了所得税（尤其是个人所得税）比重下降，社会保险税（缴费）和一般商品税（主要是增值税）比重上升的趋势。进入21世纪以后，税制结构的这种变化在一些国家呈加快趋势。例如，德国在1990年～2000年，所得税在税收收入中的占比平均每年下降0.7％，但在2000年～2003年，所得税的占比平均每年下降3.1％；社会保险税的占比在前10年中平均每年只增长0.4％，而2000年～2003年平均每年增长1.5％；商品税在税收收入中的占比前10年平均每年只增长0.52％，而后3年平均每年提高14％。目前，在许多西方发达国家，间接税在税制中所占的比重已经达到或超过了30％。

目前发达国家在控制传统税收增长的同时，越来越重视环境税的调节和筹资作用，并开征与环境相关的税收。这样做一方面可以抑制经济发展对环境的破坏，另一方面还可以为政府筹集一定的财政资金。特别是在所得税、财产税等传统税种难以加税的情况下，加大环境税的课征力度是一种一举两得的做法。例如，瑞典从2001年开始实施了一项称为“环境税转换战略”的10年计划，目的是限制人们对能源的消耗，与此同时，用该计划所筹集到的税款来填补因降低个人所得税和雇主的社会保险缴费而造成的税收收入损失。

西方国家的税制改革给我们的启示总结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点：

第一，要注意税负的合理分摊。宏观税负过高一直是发达国家很棘手的问题，相比之下，我国的宏观税负还比较低，今后还应有一定的上升空间。例如，2004年我国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为15.37％。如果把社会保险缴费也算作税收，当年宏观税负也仅为18％。但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政府在宏观税负上涨的过程中必须合理地控制税负在各种税基之间的分布，否则税收就会对经济产生较大的影响。从我国目前的税负分摊情况看，劳动力的有效税率已不低，接近30％。与劳动力相比，我国目前资本的税负并不算很高。我国对资本的课税主要表现为企业所得税。有资料显示，我国内资企业的平均税负为22％，外资企业为11％。由于平均税率一般要高于有效税率，推算起来，我国企业的有效税率应当低于20％。另外，我国企业所得税的宏观税率（企业所得税收入占GDP的比重）与发达国家相比也属于居中水平。例如，2003年我国内资和外资企业所得税收入占GDP的比重为2.1％，而当年意大利和荷兰分别为2.82％和2.95％，美国和德国分别为1.98％和1.27％。此外，我国消费的税负水平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也不算很高。2004年，我国四大流转税收入为18766.74亿元，约占当年GDP消费部分的25％，而丹麦、瑞典、卢森堡等国消费的有效税率都在30％左右。可见，我国未来宏观税负的增长点可放在资本和消费这两大税基之上，特别是对消费的课税更应作为今后增税的重点。

第二，要进一步完善流转税，以提高税制的公平性。我国的税收制度与发达国家的一个重要差别是流转税在税制中占主导地位，2004年四大流转税占到了税收收入的76％。过去一些人认为我国应当学习发达国家建立以所得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但从发达国家近些年来税制结构“重返间接税”的趋势看，我国在未来一个时期内保持以流转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可能更为有利。不过，这种税制结构最大的缺陷是公平性有所欠缺，但我们可以通过完善流转税来缓解这个矛盾。特别是一些发达国家用“高流转税、高社会保障”的制度搭配来解决公平性的问题，很值得我们借鉴。

完善我国的流转税可以考虑采取以下两个措施。1.调整增值税的税率结构。目前我国的增值税设有两档税率，标准税率为17％，对部分生活必需品和农业投入品课征13％的低税率。但与发达国家对大量的基本生活必需品实行零税率或10％以下的低税率相比，我国增值税的低档税率设置偏高，而且适用的范围过窄。从社会公平的角度考虑，我国应降低增值税的低档税率，并将其适用范围扩大至包括食品、儿童服装、药品等基本生活必需品。为了弥补相应的收入损失，国家可以考虑提高增值税的基本税率。目前欧洲许多国家增值税的标准税率都在20％或20％以上，与这些国家相比，我国增值税的标准税率应当有一定的上调空间。2.扩大消费税的征税范围和加大征收力度。对特定奢侈品（服务）课征的消费税是流转税制中累进性最强的税种，其在发达国家的税收收入中一般都占10％以上，而且消费税的收入占GDP的比重一般也都在3％以上。如2003年加拿大为3.22％，荷兰为3.53％，德国和意大利为3.8％。相比之下，当年我国消费税收入仅占全部税收收入的6％，占CDP的0.84％。我国可以仿照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做法，将高档娱乐业也纳入消费税的课征范围。另外，出于环保的考虑，我国还应提高汽油、柴油以及大排量轿车的消费税税率。

第三，企业所得税应有利于促进企业的国际竞争和技术创新。我国下一步税制改革面临企业所得税的“两法”合并，新的企业所得税税率如何设计，直接关系到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也关系到资本和利润是否会发生人为外流的问题。考虑到许多发达国家目前还在酝酿进一步削减公司所得税的税率，以及我国大量的内外资企业目前尚按优惠税率纳税。因此，“两法”合并后，企业所得税的税率水平必须有一个较大幅度的下调。在降低税率的同时，我们还须按照“低税率、宽税基”的思路，通过清理不必要的税收优惠等手段，适当扩大企业所得税的税基，特别是要在条件成熟之后取消对外商投资企业不必要的税收照顾，使其税负提高到与内资企业相同的水平。

西方发达国家范文篇2

1.1美国电子政务的发展状况

政府电子网络构建做的比较好的，是美国、新加坡，还有欧洲一些国家，如英国，法国等。其中美国是目前世界上公认做的比较好的，也最具代表性。美国构建电子网络政府是1993年，由副总统戈尔提出一个国家资讯规划，国会通过了方案，提出到2003年10月，政府机构要逐步消除市场化办公，并且能够在一定范围内实现电子化的在线交易。为了推动政府信息化，美国在推动构建电子网络政府时，甚至通过总统命令这样一种形式来规范电子政务网络建设，比如1997年12月，克林顿了一条命令，要求政府的信息不是根据机构进行组织，而是根据用户可能寻找的服务，或者是信息的类型来组织，即政府要帮助公民一站式地访问现有的政府信息和服务。

在应用领域方面，美国作为一个发达国家，在构建电子网络政府开始时，也不是全面出击，而是重点突出应用。但是这些应用是有选择的，在推动电子政务应用时，更多关注的是政府对社会、对企业的服务，对公众的信息服务。美国确认了重点应用：建立国际性的贸易资料系统。建立政府部门的电子邮寄系统。这是美国在推动政府信息化，构建电子网络政府时，最初确立的一些重点应用领域。

1.2欧盟各国电子政务的发展状况

欧盟15个成员国目前绝大多数都是世界上比较发达的国家，他们电子网络政府的构建对世界的影响也是比较大的。按照欧盟提出的目标，这15个国家在构建电子网络政府方面是统一步调的。他们提出在15个欧盟国家内部，重点或者部分推动20项几乎全部是面向社会的具体应用。具体来讲，有12项是面向社会成员个人的，有8项是面对企业的。而且要求在2000年底以前，欧盟15个成员国大体都要能实现这20项应用，也就是说这20项具体应用都能在网上办理。通过对发达国家电子政务发展概况的了解，我们可以看到，世界各国都在不断加大政府信息化的力度，推动电子网络政府的建设，说到底他们的本意是要提高本国政府在国际社会中的竞争能力。

2当前我国发展电子政务存在的困难

从政府管理体系和机制方面看，存在的问题集中表现在三个方面。①电子政务应用体系的构建受制于庞大复杂的行政管理体系。或者说，行政管理体系的复杂性决定了电子政务应用体系构建的复杂性。电子政务应用系统的构建，绝不能过于简单，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系统。这是因为政务管理本身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每一级政府都设了很多部门，这些部门各有各的分工，各有各的职权，各自行使独立的权力，但是他们又绝不是孤立的一个系统，它要左右配合、上下连动，这是政务管理，政务信息化和电子商务企业运作的重大差别。在美国，大体是自由市场经济，这个自由市场经济政府管理的模式总体是管理的比较间接，很少直接管理，而且各个政府部门的设置也比较粗放，不像我们机构设置的那么多，那么细化。美国是一种比较粗放的机构设置，我国相对的是一种细化的机构设置，在这样一个大布置的行政管理体系下构建电子政务应用系统，将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②如何改变传统政府的政务管理流程和程序。我国的行政管理的工作流程已经经过了几千年的历史，现在要通过信息化手段改变这套传统政务流程是相当难的，而这个流程不改变，在某种意义上讲，它不适合、不符合信息化的要求，所以政务信息化一个重要的要求是要对传统的政务流程进行重新构建，这是比较复杂，也是比较难的一个问题。③如何改变公务人员的管理行为。公务人员在长期的传统政务管理过程中已经形成了比较固定的一种观念、一种理念、一种价值观，要在电子网络政府状态下，按照信息化的手段使他们的行为、观念能够适应电子网络政府要求，两者之间应该说存在比较大的差距。如何改变公务人员的行为，使他们的行为能够适应电子网络政府管理要求，重要的在于公务人员管理理念的转变，只在管理观念转变了，管理行为才会随之改变。

3西方电子政务发展得到的启发

吸取发达国家建设电子政务的成功经验，结合我国政府信息化建设，构建电子网络政府的实际情况，我们可以得到三点启示：①要关注应用，首先在重点应用领域进行突破；②要立足服务，面向全社会提高服务水平和覆盖面；③要循序渐进，政府及各部门在实施“电子政府”的过程中要有计划、分阶段地进行建设。

（1）国家要制定统一的规划和技术标准。在推动政府信息化的过程中，首先重视的问题应是制定统一的发展规划和相关的技术标准，以此来规范和指导电子政务的发展。国家应建立相应的领导机构，加强对电子政务的研究、规划和组织协调，并根据我国的国情，制定切实可行的阶段性目标，努力贯彻落实。规划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电子政务作为政务活动和信息技术的结合点，其发展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而且还涉及到党政部门的工作程序、组织结构、人事制度的调整和协调。这就必须有一个统一的发展规划，从而能够对全国的电子政务建设进行统一的部署和安排。强调技术标准的统一性以及在一定的整体规划下进行，并不意味着要简单地追求硬件设施的先进性，而是强调未来的可连接性和整体布局、应用的合理性，否则就可能使电子政务的发展偏离了方向，给国家造成巨大的浪费。

（2）建立功能完善的政府信息网络信息库。政府信息化实施的基本条件，是建立标准统一、功能完善、安全可靠的政务信息网络平台。随着信息技术的高度发展，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加速，整个社会所需要决策的数量越来越多，政府决策的负担越来越重。在信息社会中，政府更开放，公众的参与性更强，决策更趋科学合理，对政府行为的监督检查更具体直接。电子网络政府的构建:①要求政府机构的设置必须与经济结构、信息系统及社会文明的其他特征相适应；②建一条能将所有部门连在一起并让它们协同工作的安全的政府内部网和中央数据库；③提供满足公民特殊需要的服务，公民能够从网上方便、安全地得到这些服务。

当电子网络政府逐步构建完成之后，政府的网上应用会越来越多，如此便会产生出更多的各种各样的数据库。在建立电子政府的初期，应对数据库的建立有一个统一的规划，要加强政府各部门及地方政府之间的协调，从而既能建立起相对独立的数据库应用系统，又能互相连接避免重复投资，重复建设。

（3）建立和维护功能强大的应用系统。应用系统的建立关系到实际的应用，是发挥整个电子政府的功能的一个具体表现，在电子网络政府建设过程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一般应与数据库的建立同步或更早一点，但它也必须在信息数据库系统建立得比较完整之后才能发挥其作用。应用系统的范围较之数据库系统更为广泛，使部门与部门之间，上级与下级之间的工作协调和内部办事效率大大提高，从而使政府对城市和社会的管理工作水平真正上一个台阶。

电子网络政府未来的发展趋势和走向，可能会影响整个政府存在的形态，这对于传统政务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过去政务人员、行政管理人员实际更多是一种管理职责，那么未来在电子网络政府状态下，公务人员逐步要成为一种知识管理的提供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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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守谋.电子政务:我们还缺点啥?［J］.科技信息,2002,(06).

［3］刘鑫.对我国电子政务建设的思考［J］.河南科技,2006,(04).

西方发达国家范文篇3

为使各种力量都能参与到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来，西方发达国家首先是从法律上加以强制和保障。如法国1989年颁布了《教育指导法案》，对学校、社会团体、家庭在青少年公民教育中的地位、作用、权利和义务作了全面而具体的规定。美国政府认为，凡是一切具有道德教育职能的组织或部门，如国会、州府、政党、教会、传媒、学校、企业、社区、家庭以及学生管理、心理咨询、服务机构等，都与学校一样，负有道德教育的职能。1990年颁布的《美国2000年教育目标法》，不但对学校提出了要求，而且还要求全社会都关心青少年的成长，比如社区，该法就要求其把校长、教师、学生、企业界、官员、新闻界、医务界与社会服务机构、公民与宗教团体、执法机关、成年监护人和友好邻居组织起来，为青少年的成长创造良好条件。

除了制定社会各种力量参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总体上的法律以外，还针对每种类型的社会组织制定了具体的运作法规。如为了督促家长更好地担负起教育子女的责任，西方国家大都通过了相关的法律。美国早在1994年制定的《目标2000年教育法案》中就将家庭参与学校教育列为8项国家教育目标之一；同年修订公布的《改革美国中小学教育法案》明确规定，接受联邦Title补助的贫穷学校所在的学区必须推行家庭参与教育伙伴计划，鼓励有关学校与家庭拟订学校家长公约。与此同时，各州也制定了相关法律及行政措施，规定家长若未能协助学校管教自己的孩子，将会触犯法律而被移送法庭，遭到高额罚金的严厉处罚。再如，为了发挥宗教组织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特殊作用，西方发达国家一般是通过立法，使宗教教育获得在教育体系中合法宣传教义的制度性地位。这方面比较典型的是德国。德国对宗教教育的法律保障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一个是联邦层面的《基本法》，一个是各州的州宪法及其具体的教育法规。前者规定的是德国保障宗教教育权利的宪法原则，后者则主要依据各州的实际情况，制订成文法律来具体落实。如：德国基本法第141条规定，“教会为军队、医院、刑罚场所和其他公共机构提供礼拜和其他牧灵服务，宗教组织可自由履行宗教职责。”为了保障青年学生参加志愿者团体，美国20世纪80年代就通过了“国家社区信托服务法”，有的州专门通过法案支持甚至强行规定学生必须参加这类活动才能毕业，不参加志愿者活动的中学生不但不能毕业，而且难以进入著名高等学府。欧洲青年事务部长会议1993年维也纳会议也作出决定，在促进青年的志愿服务时，“要明确青年志愿服务工作的相应法律地位”，等等。

二、利用财政支持与税收等社会政策引导各种力量参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从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社会力量，由于其工作性质的限制，其经费对外界支持的依赖性相当大，因而财政支持，就成为政府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有力手段，政府通过有选择的、针对性比较强的具有倾向性的财力支持，对各种社会组织进行调控，使其在不同领域、从不同角度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比如美国，教育的分权体制使思想政治教育的课程设置、教材编写都是学校自主，政府不加以直接干涉。但是，美国联邦政府并没有对其放任自流，而是通过财政投入资助比较有权威性的专业协会进行大量研究工作，并根据研究成果，经常公布对学校课程设置、教材编写的建议或者样本。由于建议和样本具有较高的价值而多数都能被采纳，从而使美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基本上保持了一致，充分地体现了国家意志。财政支持的积极引导作用，使西方发达国家对这一手段的运用越来越重视，近年来政府不断加大财政投入力度。以法国政府向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投入为例，1996年，科研中心人文与社会科学部的科研经费为9.5026亿法郎；1999年提高到12.1089亿法郎，增幅为27.4％；2000年又提高到16.636亿法郎，比1996年增加了75.07％。在德国，马普学会是德国的四大科研组织之一，在社会科学人文的研究方面居全国之首，学会科研经费主要来自联邦政府和州政府拨款。在西方发达国家中，德国政府对非营利部门的资助比例最高，在非营利部门的总收入中政府投入高达70％。除了财政支持这一经济手段以外，西方发达国家政府还通过一系列的政策进行鼓励和引导，其中，比较明显的是免税政策，主要是企业或个人向非营利性组织捐款或捐物，经核准可以抵扣交税税基；非营利性组织开展有偿服务所得的收入不需上税，该组织从事社区服务时所购买的商品，也不需交价外的消费税。此外，还有其他方面的具体政策，如西方国家志愿者服务团体是社团中影响较大的一个，参与这个项目的青年人可以得到各种政策方面的优惠。在美国，志愿者服务期间，会得到一定的生活补助；之后上大学期间，会得到政府的资助完成学业；在税收方面，还可以用志愿服务的时间来抵税。

三、建立社会合作机制，主导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趋势

为了保证家庭、学校和社会团体等各种教育力量的协调一致，防止互相抵触，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建立了合作机制来加以保证。

首先是政府成立了专门的组织机构，负责对各种教育力量的指导与协调。如法国在1989年颁布了《教育指导法案》后，根据这一法案成立了“教育高级委员会”，协调青少年的公民教育工作，统一领导社会力量对公民教育的参与。德国在联邦内政部成立了专门的机构——德国联邦政治教育中心，在各州设有分支机构，指导和协调各个机构的政治教育工作。除了建立全国性的思想政治教育的领导和协调机构以外，还针对思想政治教育某一具体组织或具体活动建立了协调机构，如在美国，为了加强对社区服务志愿者活动的指导和协调，建立一些大学或跨地区的全国联盟以指导、协调本校或全国的社会服务活动。

其次，是建立一系列的制度对社会力量的合作加以保证。西方发达国家政府近年进行教改的重要举措是实施家长、社区参与学校教育的机制，创建学校、社区与家庭伙伴关系模式。在西方国家中，美国是较早提出建立这种模式的国家，在政府的法律规定和政策支持下，经过学校和家长的共同努力，已在实践中形成了六种学校协助家庭和社区参与关怀学生的途径与框架模式：一是加强亲职教育。学校支持和帮助家庭了解儿童和青少年的发展、帮助布置家庭环境。家庭帮助学校了解学生的家庭背景、文化和对孩子的期望。二是拓展沟通渠道。通过各种有效的方式，就学校的课程计划及学生的学业进展情况与家长进行沟通。三是组织家长自愿服务。改善学校培训与活动计划，吸收更多家庭作为志愿者或观众参与到学校或其他地方的活动，还包括为学校教育及其组织活动筹集资金，提供道义方面的支持。四是协助家庭辅导。学校为家长提供在家里参与孩子学习活动的信息建议，以帮助家长更好地辅导学生完成家庭作业或组织其他与学业有关的活动。五是参

与学校决策。通过各种学校委员会和家长教师组织等，使家长作为参与者关心学校的决定、管理和倡导各种活动。六是加强与社区的合作。协调社区内的各种企业、机构、文化的和民间组织、高等院校以及其他社区群体，为家庭、学生和学校提供各种服务和资源，让学生、家长与教师能够为他们所生活的社区作出贡献。

四、发挥政府的监管职能，加强对各种教育力量的管理和监督

西方发达国家范文篇4

高等教育体制是高等教育机构与相应规范的结合体或统一体。它由高等学校这个实施机构与相应规范相结合而形成的高等学校教育体制，由高等教育行政机构与相应规范相结合而形成的高等教育行政体制，由高等学校内部的管理机构与相应规范相结合而形成的高等学校管理体制三个子体制系统所组成。

高等学校教育体制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处理好各级各类高等学校之间的关系，高等教育行政体制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处理好中央办高等教育与地方办高等教育、政府与高等学校、高等学校与高等学校之间的关系，高等学校管理体制涉及的是高等学校内部领导体制、执行体制、咨询体制和监督反馈体制的问题。

本文写作框架

本文考察西方发达国家高等教育体制对中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借鉴意义，首先从高等教育体制的两个要素，即高等教育机构与相应的规范来考察，其次从由不同的高等教育机构与相应的规范所组成的高等教育体制所包含的三个子体制来考察。

中国高校：政府？企业？社会？西方高校：关注学术品味

本部分从高等教育体制的两个要素的角度来谈，即是什么样的机构，遵从何种规范。

我国有些高校在行政权力的控制下，在市场经济的冲击和社会各种因素的影响下，办得倒有些像政府、企业和小社会，不太像学校。

所谓像政府是指，大学官本位现象严重，大学按行政级别分等，教师的学术职称也要和行政级别对应。大学按行政的模式运行，学术权力的地位较低，教授的作用在大学发挥不够。

所谓像企业是指，由于中国教师的收入除了来自政府的基本工资以外，还有学校和各院、系的创收及教师自己所挣的外快。因此，中国大学从学校到各院系，直到教师个人，都在想方设法弄钱。

所谓像社会是指，一所大学什么都有，大学校长什么都要管。一位大学校长在接见外宾时幽默地说：“中国的大学什么都有，大学校长什么都要管，当然除了火葬场以外。不过，作为大学校长，火葬场也是要经常光顾的。”这种情况即使在大学后勤社会化以后，也没有很大改观。

西方发达国家的大学，同样面临着市场化的冲击、政府行政权力的渗透和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但他们的大学一般是不分行政级别的，大学教师的学术职称也不和行政级别对应。教师，特别是教授，在大学的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西方大学也有赚钱的压力，但这种压力仅仅在学校，大学校长的主要精力放在谋求学校的学术发展和教学质量的提高上。

大学的最基本的性质是学术性，如何坚守大学的学术品位，保持大学独立的学术本性，是当前中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所必须注意的一个重要问题。

中国高校：层次类型尚待明确西方高校：鼓励办出特色

本部分从高等学校教育体制的角度来谈，即高校的实施机构如何，遵从何种规范。

1.专科、本科、研究生教育要形成层次结构

从各级高等学校之间的关系来看，要处理各级高等学校之间的关系，就是要处理好专科教育、本科教育与研究生教育之间的关系。西方发达国家这三个层次各就其位，各具特色。

就专科教育而言，美国的社区学院、日本的短期大学、法国的大学技术学院和德国的高等专科学校等办得很有特色，这些专科学校长期以来恪守培养专科人才的宗旨。

就本科教育而言，西方发达国家既有文、理、工科结合的综合性大学，也有多科性和单科性的专业学院，其中有些大学也可以授予博士学位。这些学校一般不与以研究生教育为主的综合型、研究型大学攀比。

就研究生教育而言，西方发达国家也有以培养研究生为主的综合型、研究型大学，如美国的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英国的牛津大学、剑桥大学，日本的东京大学等。这些大学在研究生培养的质量和科学研究的成果方面声誉卓著。

有些西方发达国家的一流大学是在同层次、同类型的大学平等竞争中产生的。如美国，就鼓励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大学能各就其位，办出特色，争当一流。

认清西方发达国家各级高等教育所表现出的特色，有助于我国的各级高等教育形成层次清楚、格局稳定、特色鲜明的体制。

2.私立高等教育的尴尬

大多数西方发达国家比较重视私立高等教育，私立高等教育总的特点是：历史长、比例大、质量高。西方最著名的大学几乎都是私立大学。我国私立高等教育的发展与西方比起来有比较大的差距。

“橘生淮南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如果说西方发达国家发展私立高等教育是“淮南之橘”，那么，我国的私立高等教育则是“淮北之枳”。我国的私立高等教育如果从孔子办私学算起，虽然有很长的历史，但私立高等教育的真正复苏还是20世纪80年代末以后的事情。

截至2003年年底，我国民办高等学校共175所，其中普通民办高校173所，成人民办高校仅两所。而且大多数民办高校的教育质量都比不上公立高校。

要缩小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私立高等教育之间的差距，就要真正采取切实有效的政策，支持我国私立高等教育的发展。

中国高校：应处理好各级行政关系西方高校：顺应规律，寻求大学发展

本部分从高等教育行政体制的角度来谈，即高校的行政机构如何，遵从何种规范。

1.高校由中央办，还是由地方办？

西方发达国家中央一般不直接管理高等学校，美国的公立高等学校一般由各州管理，日本文部省也只管东京大学等几所国立大学，一般公立大学则由都、道、府、县政府管理。法国的国民教育部虽然可以直接管理大学，但主要通过大学区总长代表教育部长在本辖区内行使管理大学的权力。我国前段时间推行的“211”工程，其要义之一是在管理权限上减少中央办的大学，加大地方办大学的份量。这个思路与西方发达国家在中央办高等教育与地方办高等教育权限的处理办法上比较贴近。

2.政府与高校应是什么关系？

西方发达国家虽然时有集权的趋势，但总的特点是政校分开，学校自治。

美国联邦教育部没有直接管理高等教育的机构，一般通过立法、资助等方式对大学实行间接管理。美国各州虽有管理高校的权力，但一般也只有高校设置审批权、董事会成员任命权和经费预算权等。另外，各州还对人才需求进行预测，为高校提供信息服务，对高校内部的事务一般不予干预。法国早在1968年的《高等教育方向指导法中》就规定了大学在行政、财政和教育方面所享有的自治权。德国联邦教育科学部也不直接管理高校，它的职责主要是掌握联邦政府的高校拨款，规划国家高等教育的发展战略，协调各州的教育事宜，以及制定高等教育的一般原则。管理大学的职责虽然在各州，但各州除了在财权和人事权上行使一定的控制和监督权外，对大学内部的事务也不加以干预。

在以前的高校改革中，我国中央及地方政府也给各自管理的高校放了些权，高校总感到松绑不够。看来，进一步理顺政府与高校的关系，使政府在高校的管理上更多地发挥监督、服务和指导的职能，使我国的高校真正成为独立的法人实体，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仍然是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

3.高校与高校如何共同成长？

西方发达国家高校之间总的特点是竞争合作的关系。虽然有些著名的大学开始成立时是单科性的学院，但现在大多数都已是综合性大学。这些大学是按照大学的发展规律成长起来的。中国高校之间的合并，在改变大学地区布局、扩大办学规模和提高办学效益、合理利用资源和加强“通识”教育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也带来了一些问题。

中国高校：理顺管理体制西方高校：内部体制明确有序

本部分从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角度来谈，即高校的管理机构如何，遵从何种规范。

1.此委员会非彼委员会

从领导体制来看，西方发达国家高校校级的领导体制一般是委员会制。委员会名称不一，美国称董事会，英国、德国为校务委员会，法国为校理事会等。校长一般由其他专门的委员会遴选出来后，成为大学各种委员会的当然成员，有的校长还兼任这些委员会的主席。校长是全校行政和业务管理的总负责人，有较高的行政权威和学术权威。在院系这一级则实行院长和系主任负责制。

我国大学在校部实行的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而在院系，实行的实际上是院长或系主任负责制。因而，我国高校的领导体制改革，要处理好书记与校长的关系，即处理好学校政治权力、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之间的关系，使校长能像国外大学校长那样有职、有权、有责地管好大学。

2.照搬咨询方案，还是有所选择？

从咨询体制来看，西方发达国家为保证大学决策的科学性，往往在决策委员会下面设立各种分委员会作为咨询机构。如德国和日本的大学就有科研委员会、教学委员会和基建财政委员会等咨询机构，这些咨询委员会提出的方案由决策委员会来讨论定案。我国的大学咨询体制的运行有这样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一般把一些专门性咨询机构提出的方案当成了决策方案。像学术、教学、职称、分房等事项分别由这些专门性的委员会说了算，校长没有多大的决策余地。二是不少方案由相关的职能部门提出，由分管的校长在校长办公会上讨论一下就实施，有的甚至不经过校长办公会通过，只需分管校长拍板。

3.以院为基础，还是以校为基础？

从执行体制来看，西方发达国家实行的是校、院两级，以院为基础的体制。院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教育实体。院部的机构比较系统，基本上与校部对口，整个学校的运行有序而高效。我国现行的高校的执行体制是以校部为基础的体制，院这一级没有用人权、财政权和业务指挥权，所有这些权力都集中在学校及其职能部门。校部的职能部门变成了领导部门和指挥部门。大多数大学的院这一级的机构，就像过去没有成立院以前的系级的机构一样，就是一个办公室，形成了“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院长成了“大秘书”的局面。校院两级的关系应该加以理顺。

4.要不要大学“宪法”？

西方发达国家范文篇5

[关键词]西方政府；内部管理改革；绩效化取向

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英国、新西兰，逐渐扩展到其他国家的行政改革运动一直持续了1/4个世纪，至今方兴未艾。根据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依莲。修拉。卡马克的统计，世界上超过340万人口的国家和地区的123个国家中，99个国家开展了行政改革运动，其中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都包括在内。

当代西方行政改革有两条主线，即市场化与绩效化。政府做什么以及如何做，体现的是市场化的主线，其背后的理论是公共选择理论。政府内部管理改革体现的是绩效化的主线，新公共管理理论是其指导理论。与中国行政改革侧重机构调整不同，发达国家政府内部管理改革侧重管理层次，其总的改革导向是绩效化。

一、西方发达国家政府内部管理改革的动因

1、财政、信任和管理危机是改革的直接动因。

20世纪70年代末，由于经济“滞涨”导致的一些带有共性的问题包括：政府开支过大，造成经济停滞、财政危机严重、福利制度走入困境、政府部门工作效率低下、公众对政府的不满越来越强烈等。1979年撒切尔首相上台时，英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出现负增长，通货膨胀率达10%，政府的花费占国内生产总值44%.20世纪70年代，美国GNP增长2.9%，通货膨胀率却达7.4%.1965年美国联邦政府财政赤字14亿美元，1975年高达532亿美元，1982年更飚升到2000亿美元。因此，战后美国大规模的行政改革始于1982年的里根政府。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到1992年，其累计联邦财政赤字已达2.9万亿美元，所以才有克林顿政府持续8年的“重塑政府运动”。[1]人们以抗税等实际行动来表示对大政府的怀疑与否定。20世纪80年代行将结束的时候，美国《时代》周刊在其封面上提出了一个严重的问题：“政府死亡了吗？”对政府的信任一再降到创记录的最低点。据盖普洛调查显示，认为政府不能秉公办事的美国成年人从1958的23%上升到1980年的73%，认为官员浪费者从43%上升到78%.撒切尔夫人上台时政府满意率35%，不满意率54%.

2、经济全球化的影响是改革的外部动力。从WTO的23个协议，492页的文本看，仅有两项条款涉及企业。政府的行政行为不再仅仅受制于本国政治系统内部的诸因素，受外界的影响越来越深。各国为了吸引国际商业与国际投资，必须通过政府改革来创造更好的投资和商业环境，为企业提高竞争力提供条件。比如，提高政府行政效率，压缩福利，减轻税收，降低生产成本，放松保护性经济规制，使企业有竞争压力，促使其成长。这一点日本的改革很典型。日本政府在金融、通讯、能源、农产品等方面放松规制后，效果显著，金融业逐步自立和成熟，通讯业得到了实质性的发展。

3、信息技术推动及经济社会变动是改革的深层原因。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技术革新迅速，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正在深刻地改变着人类社会，出现了微型化市场、马赛克社会。公众的价值观念多元化、需求多样化；民众素质提高，民主意识、参与意识增强。社会公共事务极度复杂化，且变化迅速，时限性增强。政府必须更加灵活，更加高效，具有较强的应变力、创造力和响应力，更多地使公众参与管理。但与工业社会相适应的科层官僚制政府弹性不足，不能及时回应，比较僵化、迟钝，而且使行政机构规模和公共预算总额产生最大化倾向，易于导致高成本、低效率，显然难以满足这些要求，难以适应新时代的需要。

4、企业管理创新的示范作用是改革的市场引力。80年代初，欧美银行业和航空业的缓和管制迫使各公司为赢得顾客而展开激烈的价格和服务竞争，进行了管理机制、管理技术和管理方法上持续的制度创新，提高了服务质量，改善了组织绩效，赢得了公众和顾客的一致好评。这对公共部门产生了两方面影响。根据福林和斯特里尔的看法，“第一，它提高了公众对高水准服务的认识和期待。既然银行能够减少排队等候的时间，征税员有什么理由让我们在那里耐心等候？既然我们能够通过电脑终端随时买到机票，为什么领取退休金需要那么多的复杂手续和函件往来？第二，它向公众表明，提供服务可以有更佳的方法，没有必要依赖官僚们根据他们自己的意愿和便利行事。”[2]因此，私营企业的革新精神及改革成果无疑对政府等公共部门构成了现实而又巨大的改革压力。

5、理论上的支持和推动是改革的指导力量。新公共管理理论认为，政府以税收为来源，以垄断的方式和等级制的程序规则来供给公共服务；她既没有追求利润的终极目标，又没有竞争造成的压力；既缺乏评价绩效高低的评价指标，更缺乏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的内在动力。私营部门的管理水平比公共部门要先进、优越得多，最有可能符合公共利益。借用私营部门的管理理论、管理模式、管理原则、管理方法和技术，包括录用私营部门的管理人员来“重塑政府”，是提高政府工作效率和管理水平的根本途径。

二、西方发达国家政府内部管理改革的主要内容

政府的组织设计不是以官僚组织为基础，不是以特殊利益集团的需要为基础，不是以政治家控制官僚的方便为基础，而必须以社会的需求、公民的导向为基础。这是西方发达国家政府内部管理绩效化改革的理念基础。为了取得纳税人关心的绩效，按以下6条思路作了相应调整。

1、决策与执行分离，设立独立的执行机构

1988年，英国政府开始推行“改进政府管理：下一步行动方案”。方案的核心是决策与执行分离，主要形式是政府核心部门制定政策，在部门内部设立独立的执行机构，承担具体政策执行和服务提供职能。执行局的首席执行官只对政府首脑或部长负责，在机构编制、人员录用标准和程序、工资级别和待遇、内部组织结构、财务管理等方面，拥有充分的自主权，并对后果负有较大责任。首席执行官实行经理负责制，级别通常为副次官，3级公务员，竞争产生，四年一任。2002年英国的执行机构为127个，占全部公务员的78%，承担了75%的公共服务。这一改革被称为英国政府全面转换管理和责任机制的重大努力，标志着英国“公共服务改革的一个转折点”。它减轻了部长的工作负荷，使之集中精力于重大的政策问题，主要是确立目标并对绩效进行有效控制，只关注预算总额和最终的结果。执行机构实践中所体现的新原则可概括如下：工作目标从规则为本到结果为本的转变；上下级部门从隶属关系到契约关系的转变；控制机制从投入、过程控制到结果控制的转变；权力运作从层级节制的传统集权模式到分权制度化的转变。由于英国执行局的成功运作，德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13个国家纷纷效法。

2、放松政府内部规制，推行弹性化管理

西方国家十分重视通过规范化的操作程序对权力进行约束，因而管理统一性、标准化的程序手续方面的法律规章很多。它们包括人事、酬薪、预算、采购等方面的规制。但由于程序越讲越严，预前控制的内部规制越来越多，严重地束缚了人们积极性的发挥，导致政府无效率。1993年《戈尔报告》指出：一个将要溺死的人不再要求哪怕是一滴水了，然而我们却已经向身陷规制沼泽的官僚施加了更多的繁文缛节。例如，美国《联邦人事法》850页，推行此法条例1300页，联邦人事手册1万页。《联邦采购条例》1600页，外加必遵条例2900页。联邦政府1/3职员的工作是为另外2/3人员制定规则。[3]

因而，近年来，放松规制，建立弹性化的管理制度，成为公务员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很多国家都废除了过多、过严的人事管理法律规章，赋予基层组织和每个公务员更多的自主权，变恶性的监督为良性的鞭策，以调动他们的主观能动性。最为典型的是美国，1993年9月11日，克林顿签署了12861号总统令，要求取消联邦政府内部规制1/2.取消了多达10000页的“联邦人事手册”，取消统一申请表格，简化分类体制和公务员管理的程序及手续。通过放松规制，节约投资成本40-60亿，常规成本20亿，公文汇报1180万工时，削减83%，行政简化每年为民众与企业节省280亿。[4]

3、公民宪章运动

质量和顾客满意是21世纪公共管理的主题。然而，传统的公共制度是“机构驱使的政府”，旨在便利管理人员和服务提供者而非顾客，且服务水平低劣。1993年美国戈尔报告在其第二章“顾客至上”中，提出的第一个建议就是“倾听顾客的声音———让顾客做出选择”。1993年9月11日，美国克林顿总统签署了《设立顾客服务标准》的第12862号行政令，要求联邦政府部门制定顾客服务标准。1992年的梅杰政府发起“公民宪章”运动，用宪章的形式把公共部门服务的内容、标准、程序、违诺责任等公之于众，接受公众的监督，以提高服务水平和质量。此外，大力推行“一站商店”服务，力争公民在一个站点能办完需办的事情。到1996年，的全国性公民宪章达42个。英国政府把公民宪章作为“整个90年代政府政策的核心”。

公民宪章运动体现了以公民为中心，以公民满意为目标，依靠公民评价和公民监督提高公共服务质量的理念。据统计，1996年全世界共有美国、比利时、法国、葡萄牙等15个国家推行了与英国公民宪章运动类似的制度。1999年美国密西根大学商学院国家质量研究中心调查表明，公民对美国联邦政府部门提供的公共服务打68.6分，对私营部门提供的商业服务打71.9分，大大提高了公民对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满意度。[5]

4、绩效管理

组织绩效是当代政府管理的核心价值。政府管理改革的绩效化取向，推动了以结果为基础的责任机制的探索。1993年美国颁布《政府绩效与结果法案》，以国家立法形式推动政府绩效管理。1999年的布莱尔政府出台的《政府现代化白皮书》提出确保公共服务提供的高效率与高质量。2003年英国中央政府开始实施“全面绩效评估”。2004年9月在荷兰鹿特丹召开公共服务质量大会，预示着欧洲已经开始从过分强调公共服务的效率，转向强调公共服务的质量。

英国、美国、新西兰等国开始出现以绩效为基础的合同管理。绩效合同明确管理目标，绩效评估确定奖惩依据。因此，各国都在探索有效的评估机制来评估价组织的绩效。英国的雷纳评审、财务管理新方案和走向未来计划，强调以群体（小组或集体）为单位进行评估和奖惩，这样既可以提高整体行政质量和效率，又可增强团体协作意识。新西兰与美国一些州与地方政府探索绩效预算，对某些行政行为实行投入与产出挂钩的政策。传统等级工资制正在被绩效工资制所取代，如英国、韩国、丹麦、芬兰、荷兰、葡萄牙等国都建立了业绩工资制和灵活的工资结构。到90年代中期，美国有39个州实施了公共服务质量计划，29个州开展了政府部门绩效测评，28个州就公共服务向作为顾客的公众征求反馈意见。[6]

5、淡化职业化，强调专业化

政府机构的常设性和公务员的常任制是政府僵化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政府内部管理改革主张在组织上建立临时性机构，在人事上搞短期的或临时的雇（聘）佣制，任务完成后即解雇（聘）。淡化职业化，强调专业化，寻求专业化与灵活性的统一。英国除核心司的部分高级官员还沿用委任外，其他公务员都实行契约聘用。美国常任制公务员由20世纪30年代的87.9%下降为目前的55.5%.1985年，美国新增临时雇员7000人，增加22.4%，总数达到42118人。1993年临时雇员达到15.7万人，占联邦全部雇员6%.丹麦聘任制雇员占雇员总数为80%，德国为70%，比利时为10%，韩国3%.就连一贯强调终身制的日本，也提出要在部分人员中实行聘任制设想。[7]目前，实行聘任制已成为西方文官制度改革的重要趋势。

6、行政管理向信息化发展

20世纪80-90年代日趋成熟的信息技术环境，既向西方政府提出了改革其政府管理模式的要求，又为其改革政府管理模式提供了物质条件。政府信息化增强了政府采购作业的透明度；通过电子支付、电子文件交流，咨询、信息服务等方式，便于民众获得政府服务；通过政府网站，政府的目标、计划、意图可以让公众明了和理解，还可获得公众的反馈信息，以改进政府的工作，这就等于是让民众参与了政府的决策过程。美国政府近年来着力推行“电子政府”的政策，关闭了近2000处办公室，减少了24万工作人员，联邦政府的开支则减少了1180亿美元。

三、对我国政府内部管理改革的启示

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发展阶段不同，行政法治化程度不同，但都处于信息技术的时代（尽管成熟程度不同），行政管理的发展有其一般的规律，权力的运作遵循着普遍适用的规则，官僚组织的弊病有着类似的根源。所以，既不能生搬硬套，又不能对发达国家迈向行政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其对策选择视而不见。

1、正确认识当代西方政府内部管理绩效化改革的利弊得失

多数国家行政改革后，“花费更少，工作更好”，这一良好的社会愿望比较好地得以实现。但是，正如世界银行《1997年世界发展报告———变革世界中的政府》指出，对改革得以成功的环境的理解和对改革障碍的领会是同样重要的。以下两个问题是亟待人们思考和解决的：

（1）注入了重新评价和认识政府的新观念。民主的政府不仅要体现人民的意志，更主要的是要更好地、更经济地为公众提供服务，既强调质量又强调效率。公民不仅要求制约政治家，也要制约行政官僚。在它看来，公民不仅是作为纳税人而存在，公民也是消费者。公民既可以凭借其纳税人的义务而享有公民的权利，又可以作为消费者通过其选择权来使自己和公众的利益得以实现。这样，就在公共服务领域赋予公众以消费者主权，即给予公众以“用脚投票”的权利。当然，也存在公民的作用和地位问题。把公民当作市场上的普通顾客来看待，强调的重点是公民的经济角色、经济权利，不再是政治意义上的要素，因而公民个人的权利和法律地位大大降低。

（2）正确处理管理主义与政治责任感的关系。当代西方政府组织内部体制改革推崇管理主义理论，并给行政管理者较大的灵活性和决策权，官僚的决策作用明显被强化了，而政治家的决策作用被大大降低，这对于过去把决策视为政治领导特权的传统观念是一次极大的冲击。但在具体的运作过程中，政府官员又不愿放弃政治控制，仍希望公务员增强政治责任感，保持对政策的高度响应性和坚决执行。如果政治统治者抱着既想“吃蛋糕”又不想承受打破“鸡蛋”的痛苦，必定会很快在改革的道路上陷入两难选择的境地。

放松规制，建立弹性化的管理制度，成为改革的重要内容。但是，人们也不无担忧地认为如果没有公务员的觉悟和高尚的道德信念作基础，一些公共组织和个人在没有规制或放松规制的情况下，就有可能像一匹匹脱缰的野马恣意而为，并给组织效能带来严重危害。在中国，规制领域仍是容易滋生腐败的领域，所以在削减规制和简化程序的同时，更要加强规制程序的严密性以及对服务提供者权力的监督。扩大聘任制公务员的范围也会产生一些负面影响，临时雇员可能会因为“临时”而缺乏献身精神，甚至会丧失道德准则和职业感，产生行政管理的短期行为。

2、积极推进我国政府组织效能建设

（1）探索建立法定机构。国外成立法定机构的做法对我们的政府组织体制改革选择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根据国务院的批准，我国已有一些城市试点“综合执法”，逐步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相适应的统一、规范、高效的行政执法体制。在我国探索成立法定机构是转变政府职能的需要；是克服部门职能利益化的需要；是综合执法与理顺执法体制的需要；是管理性事业单位改革的一条现实选择；是实现“小政府、大社会”的一种现实选择。决策与执行适当分开，有助于政府突出功能优势，集中精力制定政策以及研究起草相关法律法规，从而实现政令的统一与决策的公平，有利于解决法出多门的难题提高执行效率，有助于实现政府的精简、统一和效能，也有助于决策部门相对超脱地监督行政执行。

（2）既依法行政又适度规制缓和。我国目前远未达到西方国家法律、法规多如牛毛“合法不合情”的地步，还不是完备的法治社会，公民的规制意识也不强。因此，必须加快法治建设步伐，严格执法，依法行政。但是，机械照搬法律规定和红头文件，僵化教条、不思进取的消极行为和官僚主义作风都是共同存在的。作为行政管制基本形式的审批、许可在我国不仅范围过宽，而且审批、许可程序繁琐、随意性很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放松政府对企业特别是非国有制企业和市场以及个人生活方式不适当、不必要的事前管制，乃是我国行政改革的任务之一。

3、试行政府雇员制

西方这种淡化职业化，强调专业化的公务员改革方向值得我们注意。现阶段我国也需要增加对公务员的弹性管理、增强公务员队伍活力、吸引专门人才。因此，保持行政职位和行政岗位的公共性、开放性和流动性，留出一定比例的高级职位实行聘用合同制，定期聘任专家学者或者企业经理任职，是有现实意义的。政府雇员不具有行政职务，不行使行政权力，不占用政府行政编制，仅服务于政府某项工作或某一政府工作部门。吉林省政府已于2002年6月颁布了《吉林省人民政府雇员管理试行办法》，率先在全国建立并实行政府雇员制度。长沙市今年将探索试行政府雇员制。2004年6月23日深圳市政府首次面向海外招聘政府雇员！通过改革，创造充满活力的用人机制，有利于提高人民对干部队伍的满意程度，从而提高公共管理的效率性和效能性。

4、加快推进电子政务建设

推行电子政务是适应信息化时代政府管理活动的需要。电子政务是政府管理方式的革命，其对政府管理的影响首先表现为具有生产力性质的政府管理工具的创新，政府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和网络环境可以提高办公室工作效率和生产力，精简机构和人员，降低管理成本。其次，将不断改变政府管理结构和方式，重塑政府业务流程。

5、强化政府绩效管理

绩效评估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它不仅涉及工作量，而且涉及产出结果的质及其实际影响。目前为了避免质的争议绩效评估多应用于公务员的管理职能领域，而非强调质的政策职能领域。对于我国，当务之急是借鉴先进国家的经验和做法，通过完善政策和立法使我国政府绩效评估走上制度化、规范化和经常化的道路。要建立多重评估体制，形成人民监督和上级监督相结合的绩效推动机制，从而建立让老百姓高兴和满意的服务型政府。

政府绩效不单纯是一个政绩层面的概念，还包括政府成本、政府效率、政治稳定、社会进步、发展预期的含义在内。十五计划23项数字指标中20项为社会发展指标。要建立科学的评估指标体系，不能片面地将经济业绩等同于政绩，将经济指标等同于政府绩效的评估指标，GDP成了“一俊遮百丑”的硬指标。另外，效能建设一定要抓长效的监管机制，用制度来管理和规范办事程序。要普遍实施岗位责任制、服务承诺制、首问负责制、一次性告知制度、限时办结制等一系列的规章制度，最终形成一个依法行政、廉洁勤政、高效行政、寓管理于服务之中的效能政府。

[参考文献]

[1][4]宋世明。美国行政改革研究[M].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1999.

[2][美]盖。彼得斯。政府管理与公共服务的新思维[A].国家行政学院国际合作交流部。西方国家行政改革述评[C].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1998.

[3][美]戴维。奥斯本、特德。盖布勒。改革政府———企业精神如何改革着公营部门[M].上海市政协编译组、东方编译所编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

[5]毛寿龙，李梅，陈幽泓。西方政府的治道变革[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西方发达国家范文篇6

〔中图分类号〕D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00)06-0004-06

西方马克思主义产生于本世纪20年代，是指由西方共产党和西方进步的知识分子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西方社会，力图寻找一条适合西方社会主义革命道路和西方人民解放道路而形成的一股哲学和政治理论思潮。认真地分析和总结他们对西方发达国家社会主义革命道路探索的经验教训，是我们反思20世纪社会主义成败得失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有利于我们正确认识西方社会的现实，促进社会主义运动的复兴。

（一）

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西方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探索经历了如下几个比较大的阶段：

第一阶段是十月革命取得胜利后，苏共在1919年成立的共产国际中推行教条主义，要求西方共产党以苏共为中心，听从苏共的指挥，严格按照苏联革命模式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使得西方共产党丧失了组织、政治和思想上的独立性。然而，按照苏联革命模式进行的西方革命却相继失败。苏共这一做法首先引起了西方共产党内先进的理论家，如卢卡奇、葛兰西、科尔施等人的反对。在他们看来，当时革命的客观条件完全成熟，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工人阶级缺乏必要的主观精神准备，导致了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的匮乏。由此他们分析了西方社会的特点，提出了不同于俄国的“总体革命”模式。在这个探索过程中，葛兰西的思想显得尤其重要。

在葛兰西看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结构、统治方式和俄国相比，具有明显的不同。葛兰西首先把国家分为“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两部分。政治社会主要是指国家的暴力专政机关，包括军队、警察、监狱等国家权力机构；市民社会则主要是指民间的社会组织机构，它通过民间社会组织，如政党、学校、教会、学术文化团体等，向人们传播本阶级的价值观体系，以获得群众的认同和忠诚。他指出，俄国由于资本主义发展落后，缺乏民主传统，其阶级统治主要是通过政治社会的强制性领导来实现的，因而只要打碎了旧的国家机器，革命就取得了胜利。但是，西方国家市民社会较发达，资产阶级不仅通过国家机器从政治上压迫工人，在经济上剥削工人，而且更多地是通过意识形态的作用使工人阶级认同资本主义统治的文化秩序，从而使工人阶级同意接受资产阶级的统治，其统治是总体统治。对于西方革命来说，革命的前提条件是首先夺取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唤醒工人阶级的革命意识，然后再进行经济革命和政治革命，其革命模式应是包括文化心理革命、经济革命、政治革命在内的总体革命。

葛兰西从上述观点出发，提出了“阵地战”的革命策略，即革命的直接进攻对象不是“政治社会”，而应该是“市民社会”，应该对资本主义统治采取各个击破办法，夺取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建立一切进步阶级的统一战线，西方革命才有可能取得成功。葛兰西的“阵地战”的革命战略主要是基于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西方资产阶级对危机的发生有较强的抵御能力的实际情况，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而得出的积极成果，对于后来西方共产党逐渐摆脱教条主义、独立自主地探寻本国革命的道路起了巨大推动作用。

第二阶段是“二战”后至70年代，新的科技革命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和工作条件有较大的提高，出现了蓝领和白领工人之分，再加上西方国家战后的社会再分配和福利职能的发展，西方社会的普遍贫困化的趋势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由白领工人组成的中产阶级，他们的经济收入、社会地位、文化教育水平比蓝领工人要高得多，价值观念和价值追求也存在着较大差异，他们把关注的目标更多集中在如何提高生活质量上，如生态问题，女权问题等。“革命”和“专政”对他们无法产生吸引力。与此同时，资产阶级通过制造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让工人阶级把幸福建立在对商品的追逐与消费中，使工人阶级政治意识和革命意识不断弱化、淡化，成为丧失了对现存社会的批判、否定能力的“单向度的人”。因此，工人阶级革命意识的培养、革命主体的寻求、革命力量的分化组合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关注的焦点，他们结合西方社会历史条件和文化传统，批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对人的压抑，寻找革命新人，重新设计革命的道路和方式，这在西方进步学者那里表现得较为突出。他们针对西方社会的这种变化，提出了以“大拒绝”为宗旨的西方革命战略。他们认为，由于西方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通过各种途径，如学校、家庭、工会、文化等来影响工人阶级，使之革命意识淡化，因此，为了免受资产阶级价值观念的影响，最好是对资产阶级的一切采取“大拒绝”的态度。他们的这一理论为西方20世纪60年代的青年学生造反运动提供了理论基础，马尔库塞、萨特等人也被西方青年学生尊奉为精神领袖。为了唤醒工人阶级的革命意识，他们相当重视艺术在革命中的重要作用，形成了一种“艺术审美救世主义”的革命策略。在他们看来，由于艺术表达着人们的美好理想、对幸福的向往，而这种向往和现实生活状况作比较，就可以揭露人的本质和存在的差距，最终唤醒人们内心深处的批判和否定向度。这种艺术审美救世主义的革命战略既表达了西方进步学者对当代西方社会异化的反抗和对自由、解放的孜孜追求，也表现了他们在革命问题上的个人主义、浪漫主义和乌托邦的缺陷。

现实社会主义实践在发展进程中出现了各种问题和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如个人崇拜、高度集权、马克思主义理论教条化等、波兹南事件、匈牙利事件、中苏论战等，特别是苏共“二十”大，使西方共产党开始逐渐摆脱教条主义的束缚，开始了独立自主地探索西方革命的道路的历程。陶里亚蒂在1956年意共“八大”上提出的“多中心论”和以“结构改革论”为中心的意大利式的走向社会主义的革命道路，主张各国应当独立自主地探索本国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他反对那种在国际共运史中存在所谓一个指挥中心和一个领导党的做法，要求平等地处理党与党之间的关系，指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应该是多样的。法共也明确提出“争取民主斗争是工人阶级争取社会主义斗争的组成部分”，这些思想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中引起了较大反响。

通过探索，西方共产党逐渐形成了三种理论潮流。其一是以葡共、希共、美共、德共为代表。他们坚持以马列主义为党的指导思想，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也不反对用和平手段夺取政权，拥护苏联在国际共运中的主导地位。其二是从原来共产党中分化出来的自称为马列的“左派”。他们主张走暴力革命的道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他们的主张由于脱离了西方的实际，在西方影响不大。其三是以意共、法共、西共、英共等为代表的“欧洲共产主义”，他们既反对社会的改良主义，也反对在西方实行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模式，主张尊重西方民主传统，主张通过议会斗争走西方式的社会主义道路。他们在当代西方力量最大，影响最广。欧洲共产主义是西方发达国家共产党对本国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新探索，其突出贡献是突破了马克思主义阵营中的教条主义束缚，要求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各国具体历史文化传统结合起来，而不是照抄照搬现成的革命模式或马克思主义词句。

第三阶段是70年代后，科学技术的巨大发展和运用，既给人类带来了物质财富和物质享受，但也使人们在物质享受中迷失了自我。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纵欲主义等现象迅速弥漫；同时科学技术也带来了诸如人口爆炸、环境污染、能源危机等全球性的生态问题，严重地制约着人类的发展和生存的基础，科学技术的负面效应日益突出。以本·阿格尔、威廉·莱易斯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力图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生态问题的产生及其解决办法，形成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潮和生态社会主义思潮。他们把生态问题产生的原因直接归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并认为这是资本主义危机的新表现形式。此外，资本主义社会享乐主义的价值观以及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所制造出的消费主义生活方式必然带来的“异化消费”，工人阶级为了逃避在劳动过程中的异化而在商品消费中体验幸福的消费，又会进一步强化生态危机，它必然会导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崩溃。因为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就是靠向工人阶级许诺提供越来越多的商品来维护其统治的。但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也必须受生态系统的限制，导致人们对资本主义社会可以源源不断提供商品的能力的期望的破裂，使人重新认识自我及社会，他们称之为“期望破灭的辩证法”，正是它造成了资本主义统治的危机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引发了生态社会主义思潮。他们主张实行零增长的稳态经济，反对极权主义、官僚主义的管理模式，主张分散化和非官僚化的民主管理；反对异化消费，主张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进入80年代后，由于社会民主主义的冲击，现实社会主义的形象对西方工人阶级的影响，以及西方资产阶级力量的强大，西方各派政治力量重新分化组合，特别是给西方共产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它给西方共产党造成了严重的思想混乱，也使共产党在西方的生存环境急剧恶化，共产党的力量迅速削弱。为了走出困境，西方共产党重新调整了政策，对西方革命重新进行了新的探索。他们一致认为，苏东事件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一次重大挫折，但不能由此认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破灭了，它否定的只是一种社会主义模式，因此，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仍然是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他们还提出，在如何走向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应该从实际出发，尊重本国的具体历史条件和文化传统。从目前的状况来看，西方共产党已渡过了最困难的时期，但要真正走出困境，还尚需时日。这既取决于西方共产党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根据时代条件的变化，摆脱教条主义，也取决于西方资产阶级控制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的程度。一句话，工人阶级的精神发展和两种意识形态的斗争决定了西方社会主义的成败得失。

（二）

以上论述可以看出，西方共产党内的理论家、西方进步学者注重对西方意识形态、文化的批判，强调西方革命应是一场包括文化、政治、经济革命在内的总体革命。西方共产党在逐渐摆脱教条主义的斗争中，则强调西方长期民主传统对西方社会主义革命的重要意义，强调西方应走不同于俄国革命模式的民主革命道路。如果联系西方的历史文化条件，我们就可以看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探索是完全合理的，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重要一环。这是因为：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一战”后，以葛兰西等人提出的总体革命模式和“阵地战”的革命策略是在反思西方革命失败的基础上，根据西方社会结构不同于俄国的现实而提出的。体现了他们把马克思主义同西方社会结合起来的努力。而“二战”后，由于科技革命对生产力的巨大推动作用，工人阶级和劳动者分化成日益复杂的阶层和利益集团。如何引导由白领工人组成的中产阶级走向社会主义是西方共产党的首要问题。而资本主义通过宣传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从中输出其意识形态，使人们盲目追求物质生活消费，工人阶级的政治意识呈现出淡化、弱化的趋势，可以说，西方社会对人的统治是全面、总体的统治，其中，意识形态的作用越来越强，它使得资产阶级的道德价值观念对工人阶级有较大的影响。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的生活方式和对自然的过度开采，给资本主义社会带来了严重的生态问题和精神问题。可以说，西方人不是生活得越来越幸福，而是越来越空虚，越来越被异化，人过着的是非人的生活。它突出地表现为社会生产整体化、一体化趋势和个人个性自由发展要求之间的矛盾，人在这个总体统治的社会，变得越来越不自由了。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当代西方反理性主义、非理性主义慢慢产生、发展起来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正是在这个大的历史文化背景下思考革命问题，由此他们把理论关注的焦点转到意识革命上，其中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文化的批判，更是其理论关注的中心，它同时也说明西方革命要取得成功，工人阶级的精神发展至关重要。对此，恩格斯晚年也曾指出，社会主义革命的进展一方面取决于工人阶级的壮大，但在物质条件相对成熟的情况下，工人阶级的精神发展就成为决定因素。他指出：“实行突然袭击的时代，由自觉的少数人带领着不自觉的群众实现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凡是问题在于要把社会制度完全改造的地方，群众自己就应该参加进去，自己就应该明白为什么进行斗争，他们为什么流血牺牲。最近五十年的历史，已经使我们领会了这一点。”[1]

与西方党内理论家、西方进步学者不同，西方共产党、特别是以意共、法共、西共为代表的“欧洲共产主义”，比较强调建立以工人阶级为主导、全体劳动阶级组成的统一战线，通过和平的民主斗争方式，分阶段地夺取领导权。在他们看来，由于西方有长期的民主传统，资本主义的统治方式、社会结构也发生了变化，由白领工人组成的中产阶级更多地关注如何提高生活质量等具体问题以及人的精神问题，再加上由于现实社会主义的弊端，“革命”、“专政”对他们丧失吸引力。使传统的暴力革命在西方不可能实现。只有首先夺取意识形态的领导权，通过议会民主斗争的方式，争取劳动群众的支持，然后在时机成熟的条件下，最终实现社会主义的经济纲领和政治纲领。他们同社会民主主义的显著不同在于，他们仅把民主、议会斗争作为夺取政权的手段，最终实现社会主义是其目的。

西方共产党的这种走向社会主义的民主道路，恩格斯晚年也曾有过论述。恩格斯晚年既重视暴力革命，也肯定存在和平过渡的可能性。他针对德国社会内有人只强调暴力革命，否认存在和平过渡的可能性时明确指出：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由于生产力水平高，武器先进，统治机构健全，工人阶级很难用暴力取得胜利。而靠工人阶级的精神发展，通过议会斗争取得大多数人的支持，以和平的方式取得成功是可能的。因为在社会化的生产力面前，“资本家不得不部分地承认生产力的社会性。大规模的生产机构起初由股份公司占有，后来由托拉斯占有，然后又由国家占有，资产阶级证明自己是多余的阶级；它的全部社会职能现在由雇佣的职员来执行了”[2]。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在生产领域占有优势可以先成为生产过程的主人，进而通过议会斗争取得政权。可以说，西方共产党要求通过议会斗争，争取群众，建立民主的统一战线，分阶段逐步夺取资产阶级的阵地，建立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最后再夺取整个政权，这种革命模式不仅更符合西方的现实，而且也和晚年恩格斯的设想是一致的，是值得肯定的。

（三）

西方马克思主义所探索的西方革命为什么至今尚未取得成功，原因是多方面的，也是我们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我们认为，大致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考察西方革命失败的原因：

第一，由于科学技术革命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物质财富迅速增加，工人阶级的工作环境和条件有较大改善，使工人阶级的劳动方式从体力型向智力型方式转换，也使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有了较大提高。同时，生产自动化和专业化的生产体制要求吸收工人参加生产管理，再加上资本主义社会福利制度的不断完善，工人阶级的普遍贫困化趋势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客观上缓和了阶级矛盾。垄断资本使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剧，现存世界政治经济秩序有利于资产阶级向发展中国家转嫁其危机，资本主义应付危机的能力进一步增强。高、新、尖端武器的出现，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西方革命发生的可能性。

第二，西方产业结构的调整使传统的产业部门迅速衰落，以服务业、金融业、信息业为主导的第三产业迅速壮大，传统的工人阶级发生了分化，出现了蓝领工人和白领工人之分，以白领工人组成的中产阶级，他们的价值观念和传统的产业工人存在着较大差异，既加深了工人阶级不同行业的隔阂，削弱了工人阶级的战斗力，也使西方社会的利益结构更加复杂。同时由于传统产业工人的衰落，不仅直接导致工人运动陷入低潮，而且甚至工人阶级为了生存而举行的罢工也得不到社会的同情和支持（如90年代英国煤矿工人的罢工），这种状况也决定了西方革命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

第三，全球性生态问题、粮食问题、人口问题的出现，转移了人们的视线，似乎人类的共同利益高于国家、民族、阶级、个人利益。而要解决这些全球性问题，最终取决于科学发展的程度。由此，科学问题、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似乎高于一切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而围绕社会本身目标产生的阶级斗争成为次要的东西。

第四，西方共产党长期受教条主义指导思想的束缚，加上强调苏联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中的中心领导地位，使得他们长期照抄照搬俄国革命的模式，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同本国的具体国情联系起来，导致其路线、方针、政策同本国的工人运动不能有机地联系起来，因而，不可能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正确地贯穿于西方的革命实践。同时，西方共产党除了要和资产阶级政党作斗争外，还面临社会所宣传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挑战。社会民主主义的思想渊源实际上是伯恩斯坦、考茨基的修正主义，他们只顾追求眼前利益，放弃社会主义革命的目标，其指导思想是改良主义和实用主义，他们在选举中随时改变政策，以取得不同阶层的支持。而他们在改善工人的生产、生活条件、政治地位方面，又作出了较大成绩，团结了相当的群众，在西方社会具有广泛的影响（如风靡欧洲的“第三条道路”）。但他们放弃了社会主义革命思想，和西方资产阶级政党没有本质的区别，是西方社会主义革命的障碍之一。再加上现实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严重损害了共产党、社会主义在西方群众中的形象。致使西方群众既难以把西方共产党同西方社会党相区别，又容易把它同现实社会主义混为一团，这种状况当然会影响西方革命的进程。

上述情况说明，西方革命要取得胜利，西方共产党必须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加强党内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密切联系本国的实际，把群众的局部利益、眼前利益和整体利益、长远利益有机结合起来，利用已有的民主制度，把群众引导到社会主义方向。这就要求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批判战斗功能，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展开斗争，使广大群众明了社会主义革命在当代西方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从而最终摆脱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束缚，使西方社会的政治力量重新分化组合，最大限度地争取劳动群众。同时，还必须通过文化领导权的斗争，引导和改变群众的消费需求，使工人阶级从消费异化以及消费主义的生存方式中摆脱出来，去追寻真正的自由、合理、公正的社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

西方发达国家范文篇7

【关键词】西方发达国家;新一轮;贸易保护主义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受到较大冲击。在此背景下，贸易保护主义思潮开始在西方发达国家泛滥。在全球经济与贸易进入低增长的时期，发达国家国内就业压力越来越大，贸易保护主义加剧，且表现出对传统贸易保护框架的突破，覆盖和渗透到经济的各个领域，呈现出许多新的动向、新的特点，严重制约着全球经济增长和国际贸易开展。加强对西方发达国家新一轮贸易保护主义的研判，坚决抵制贸易保护主义，维护开放包容的国际贸易秩序，不仅对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对世界经济早日走出复苏乏力的困境也至关重要。

一、西方发达国家新一轮贸易保护措施的表现

（一）新型贸易保护措施。西方发达国家新一轮贸易保护主义首先体现在多种新型贸易保护措施上，这些措施突破了传统的贸易保护范畴，手段更新、覆盖范围更广，对国际贸易的伤害更大。一是围绕知识产权展开的贸易保护。西方发达国家拥有技术上的优势，往往利用其自身在专利等方面的垄断地位，将一些不合理的壁垒强加给其他国家。以美国的337调查为例，近年来频繁使用，成为美国打击贸易竞争对手的重要手段。2010年、2011年，美国政府发起的337调查分别达到58件和69件，为2012年前最多的2个年份，2012年～2018年也保持在36件～59件（如表1所示），其中超过1/3是针对中国出口美国的产品发起的，已成为其打击中国出口美国技术密集型产品的主要手段。二是以低碳名义实施的贸易保护措施。低碳发展是近年来全球经济的一个重要走向，影响低碳发展的重要因素如资源、温室气体排放和环境等已经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发起贸易摩擦的主要借口。[1]相对而言，西方发达国家在低碳经济领域的研发更早、投入更多，其相关技术占据了垄断地位。据此，西方发达国家开始将低碳排放纳入到国际贸易规则体系中，包括其发起的“碳标签”“碳足迹”认证等，给发展中国家产品进入其市场设置了高门槛。近年来，美国一直致力于推行其在环境问题上的主张，并将达成绿色产品贸易协定作为其参与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行动的先决条件之一。这样的条件对于刚刚进入工业化阶段的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是极不公平的，造成了事实上的贸易保护。三是以社会责任标准方式出现的贸易壁垒。其中，关于企业社会责任方面的标准和规范主要有欧洲BSCD、SA8000等，体现的是西方发达国家在劳工问题上的主张。近年来西方发达国家不断强调要将劳工标准纳入到国际贸易规则中来，包括TPP和TTIP的谈判内容中都包括了劳工标准，目的就是要使其成为区域贸易协定的范本，甚至成为国际多边规则的范本。从现实情况看，虽然西方发达国家在此问题上打着保护劳动者的旗号，但其真实作用是限制发展中国家对其出口，是实实在在的贸易保护措施。（二）技术性贸易壁垒。WTO框架下的贸易技术壁垒协议（TBT）和动植物卫生检疫措施协议（SPS），是可利用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属于合理手段。西方发达国家在技术领域具有极强的主导能力，在新一轮贸易保护中使用技术性贸易壁垒自然驾轻就熟。当前，西方发达国家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具有数量增加、覆盖面扩大、扩散效应加剧的趋势，实施技术性贸易壁垒的重点领域包括环境、安全、卫生等方面，多以保护本国国民身体健康、保护环境为由，通过制定品种、数量众多的严法规、高标准和检测手段，采取检验检疫措施来限制其他国家向其出口。[2]考虑到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在技术掌握、技术检测手段等方面具有明显劣势，技术性贸易壁垒明显制约了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产品出口。据WTO报告统计数据，2014年以来WTO成员国每年提交的SPS通报超过1600件，每年提交的TBT特别贸易关注事项在70件以上，而欧盟、美国、日本和加拿大等西方发达国家和地区正是SPS通报和TBT关注的主要来源地，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西方发达国家利用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强度正在提升，给全球贸易制造的障碍可想而知。（三）国际服务贸易摩擦。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服务贸易发展十分迅速，年均增长率达到13%，高于同期的全球经济增速和货物贸易增速，服务贸易额在全球贸易总额中的占比不断上升。全球服务贸易在高速增长的同时，发展不平衡问题日益凸显。受到各国经济实力、经济结构、服务业基础差异的影响，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服务贸易结构、规模及竞争力方面的差距越来越大，西方发达国家趁机借助国际服务贸易摩擦来巩固自己的市场主导地位。统计数据显示，通过WTO争端解决机制解决的国际服务贸易摩擦主要集中在金融服务、通用服务和分销服务等领域，当事国主要是中国、中南美洲国家等发展中国家和欧盟、美国和加拿大等西方发达国家。[3]当然，后者是起诉方，前者是被诉方，其中美国是发起诉讼频率最多的国家，而中国是被诉讼最高的国家，这样的结果反映出中国在服务贸易领域的弱势。西方发达国家针对发展中国家发起的服务贸易摩擦，实际上是发达国家限制发展中国家服务贸易发展的一种手段，针对的就是后者服务贸易相对滞后、服务业法律法规不健全、相关制度性缺陷明显。以服务贸易自由化为例，西方发达国家通过制定较高的技术壁垒来阻止发展中国家进入某些服务贸易领域，并通过制定相关规则打开发展中国家市场，以方便西方发达国家金融、咨询、信息等高端服务业的进入。发达国家频频挑起服务贸易摩擦，给全球服务贸易发展带来了极大的阻碍。（四）多样化的歧视进口产品政策。近些年来，西方发达国家出于保护本国产业发展及就业的需要，实施了各种各样的歧视进口产品政策或措施。限制贸易措施包括关税措施、国家援助措施、贸易救济措施、政府采购等，其中政府援助与贸易救济由于隐蔽性和杀伤性强大得到大量使用。2017年5月～2018年10月，发达国家共实施了52项新的一般性经济支持措施，其中大部分措施是为本国农业和制造业提供支持，相当于提升了其本国相关产品的竞争力。[4]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发达国家不断完善其贸易救济机制，同时强化对贸易救济调查的执法。如欧盟加快了贸易保护措施改革，一方面放松贸易立案标准，另一方面强化双反调查，并进一步收紧贸易调查裁决。美国商务部为了提升贸易保护措施的有效性，直接从贸易规则和政府执法两个方面为本国企业保驾护航。澳大利亚对贸易救济措施进行大规模改革，其针对发展中国家进口产品的指向性更加明显。

二、西方发达国家新一轮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对中国的影响

（一）外贸摩擦频繁出现。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在国际贸易竞争中可谓是无所不用其极，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否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近年来更是以此为借口频繁发起针对中国的双反调查。2017年、2018年中国遭受的双反调查分别为64项和59项。在双反调查次数不断增加的同时，其涉及范围也日益扩大。2017年无缝钢管、晶体光伏电池等产品被纳入双反调查范围，2018年橡皮圈、塑料装饰缎带、大口径焊管等产品被纳入双反调查范围。值得警惕的是，西方发达国家针对中国产品发起的双反调查范围已经从以前的货物领域向知识产权领域、服务领域延伸，从以前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鞋帽、纺织品、家电等劳动密集型产品向新兴通讯设备、汽车、钢铁等行业转变，特别是中国现代高端制造业等2025战略范围内的产品更是成为了美国等发达国家重点围堵的对象。[5]（二）出口环境进一步恶化。当前，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出口产品依然是鞋帽、纺织品、服装等劳动密集型产品以及消费电子品、机电产品等附加值较低的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产品。据此，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至少在两个方面恶化了中国出口环境。一是技术性壁垒对中国低端产品进入发达国家市场产生极大限制。发达国家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频繁使用绿色壁垒、蓝色壁垒等技术性壁垒，对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诸多产品进行了双反调查，惩罚力度越来越大，给中国出口企业造成了巨大损失，一些出口企业甚至彻底退出了发达国家市场。二是发达国家利用其处于价值链高端的技术优势，在现代制造业等行业设置了较高的技术性壁垒，对中国相关产业形成打压。事实上，近年来中国加强了在中高端领域的研发投入力度，以提高中国出口贸易产品的比较优势，这势必会与发达国家企业产生直接竞争。这些技术性壁垒直接给中国出口企业设置了竞争障碍，非常不利于中国高端制造业和高科技企业成长。[6]（三）影响中国外贸结构转型升级。当前中国不断提升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比重，努力降低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产品出口比重，以实现外贸结构转型升级。2018年中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为7579.4亿美元，在外贸出口总额中的占比约为30.7%，但这些高新技术产品很多属于代工生产产品，相关企业并没有形成独立的自主知识产权。在中国尚未形成以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为主导的情况下，发达国家打着节能减排的旗帜，通过设置碳关税、碳认证、碳标签给中国出口产品人为制造阻碍。如法国政府从2010年起向进口商品按照每吨二氧化碳排放17欧元的标准收取碳关税，并在之后逐步提升标准。对中国出口企业而言，原本就面临着资金、技术和人才等方面的巨大压力，一旦出口市场得不到保障，企业转型升级将变得更加困难。[7]类似的情况还表现在农产品出口方面。日本一直是中国农产品出口的重要国家，但近年来日本在农产品进口中设置的标准越来越高、越来越复杂，如农药残留标准超过4万项，远高于2014年中国《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规定的3650项限量指标，其中很多检测内容中国还没有相关技术，需要委托日本方面进行检测，这会增加农产品出口检验检疫时间和检验检疫成本，进而削弱中国农产品竞争力，甚至一些以日本为主要出口市场的农产品出口企业直接被拒之门外。（四）影响中国国际经贸合作的开展。目前，在发达国家主导的区域贸易协定中（如TPP、TTIP），总是有意无意将中国排除在外，严重影响了中国开展国际经贸合作。一方面，这种针对中国的做法会带来非常不好的示范效应，对于其他有意与中国开展经贸合作或加入中国主导的区域贸易谈判的国家而言，会因此而对美国有所顾忌，从而增加这些区域贸易谈判达成的难度。[8]另一方面，美国等发达国家主导的区域贸易协定及其建立的贸易规则，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或新兴经济体具有明显的针对性，提高了后者进入其市场的准入门槛，同时又要求后者以“开放市场”来换取“入群”的机会，极大程度影响了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或新兴经济体的贸易发展。

三、应对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的对策建议

（一）积极参与国际贸易规则重构，提升中国的话语权。一是用好WTO争端解决机制。在新的、为全球所接受的国际贸易规则出现之前，WTO争端解决机制依然是国际上最具权威性的规则。中国应用活用好WTO争端解决机制，切实维护中国出口企业合法权益。二是积极参与国际贸易规则重构。中国要在国际贸易规则重构中发出自己的声音，尽可能地为发展中国家争取更多权益。积极参与区域经济合作，加强与经济大国的沟通。积极开展自由贸易谈判，这既是为中国赢得更多国外市场的有效途径，也是将中国在国际经贸合作上的要求传递出去的机会。通过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可以为中国产品走出国门赢得更多机会。三是加强“一带一路”建设，加大与沿线国家经贸合作力度。“一带一路”建设不仅有利于中国对外贸易市场多元化，还有利于建立起由中国主导的全球生产链和价值链，进而联合众多发展中国家一起抗衡发达国家的单边贸易保护措施。（二）加快出口行业转型升级，提升中国产品国际市场竞争力。长期以来，中国出口市场过于集中，其中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在中国出口市场中的占比接近50%，加之中国出口产品多为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产品，一直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这些产品在进入发达国家市场时，一直以价格低廉为“武器”，其结果就是很容易受到发达国家的双反调查。发达国家只要提高技术标准，就可以轻易将这些出口产品排挤出市场。因此，中国必须加快出口行业转型升级，努力提高中国出口产品国际市场竞争力。一是要加大技术研发投入力度。中国出口企业应专心“修炼内功”，努力生产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不断提高出口产品的附加值。[9]二是要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加强行业与企业的合作。发达国家新一轮贸易保护主义针对的往往是整个行业，所以，一旦发生贸易摩擦，行业协会必须和企业紧密联合起来，积极应对贸易摩擦，切实保障中国出口企业合法权益。（三）建立健全相关应急机制。从发展趋势看，发达国家新一轮贸易保护主义将会持续较长一段时间。在发达国家经济走出困境之前，逆全球化市场会更大，贸易保护主义将会继续存在。中国应尽快建立健全相关应急机制，提升应对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的能力。一是建立专业研究机构，及时跟踪了解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最新动态。研究机构应聚集政府、行业、企业等力量，重点盯住发达国家绿色壁垒、社会责任等规则和标准变化，及时修订国内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制度。二是建立专业组织协调机构。及时了解遭遇贸易摩擦出口企业困境，协调专业力量为其提供帮助。如对遭遇双反调查出口企业提供法律顾问援助，与行业协会一起组织相关企业共同应对双反调查，积极与出口目的地国家相关行业协会进行沟通交流，降低贸易保护措施冲击力度，尽可能将企业损失降至最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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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郝洁.美国从倡导自由贸易转向贸易保护主义的内在逻辑———上世纪美日贸易摩擦对我国的启示[J].中国发展观察，2018(10)：59-61.

[5]刘向丽，黄旭.特朗普政府贸易保护主义的原因分析———基于双层次博弈理论的视角[J].日本研究，2018(2)：2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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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发达国家范文篇8

经济发展问题是一个古老的话题，因为人类的生存离不开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被马克思称作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创立者的亚当·斯密在他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中就讨论了经济（国民财富）增长的源泉问题，生活在18世纪的斯密把一个国家经济增长快慢的原因归结为分工的发展程度和资本积累的多寡。古典经济学家都力图寻找经济增长的根源，分析经济变革的长期过程。西方经济学家对经济发展问题的兴趣一直持续到约翰·穆勒。此后，19世纪70年代的“边际革命”把边际分析引入了经济学，经济学家们的兴趣转向了资源配置问题和交换理论，静态经济学支配着西方主流经济思想。20世纪20年代的英国长期慢性萧条和30年代世界性经济大萧条，引发了凯恩斯对资本主义经济短期波动和长期停滞可能性的分析。从1848年约翰·穆勒出版《政治经济学原理》到20世纪40年代中期，经济发展问题在西方主流经济学中差不多被冷落了100年。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经济增长和发展问题才重新成为西方经济学讨论的主题。

当然，古典经济学家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的西方经济学家对经济发展的对象、动机和目的的关注是不同的。古典经济学家关注的是当时资本主义经济的增长和发展问题。因为18世纪的资本主义经济是一种年轻的正在成长的经济，是一种“发展中的”经济，古典经济学家力图找到国家经济增长的源泉和一条促进经济增长的途径，通过加快经济增长来确立和巩固资本主义制度，在经济上彻底战胜封建主义。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西方经济学家关注的是摆脱了殖民统治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和发展问题。简单地说，古典经济学家当时关注的是其本国的经济增长和发展问题，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西方经济学家关注的是他国的经济增长和发展问题。

为什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西方经济学家热中于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他们是为了帮助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走向发展和富裕之路吗？

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首先来考察发展经济学兴起的背景和动机。

第二次世界大战原本是帝国主义列强为争夺势力范围和重新瓜分殖民地而发动的战争，但是，与帝国主义列强的愿望相反，这场战争却敲响了殖民主义的丧钟，殖民制度随着战争的结束而土崩瓦解，广大亚非拉国家纷纷获得民族独立。在国家独立以后，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和政治家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摆脱贫困和落后，如何进行改革和发展。要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制定一系列政策。那么，需要制定什么样的政策呢？这就需要从经济理论上做出回答，需要经济学家参与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发展道路、发展模式的选择。但是，当时在这些国家盛行的是殖民经济学。这种经济学是一种为殖民制度辩护和服务的理论，它力图开脱殖民体系对不发达经济所承担的责任，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落后和贫困归咎于热带气候条件、人口压力、资源匮乏或劳动者懒惰。显然，这种殖民经济学不符合发展中国家的需要。

从当时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来看，广大亚非拉国家的独立大大缩小了帝国主义的地盘和势力范围，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投资场所、产品销售市场和原料供应地大大萎缩了；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一些新独立的国家追随苏联走上了共产主义道路，反资本主义的阵营正在扩大。因此，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从自身利益考虑，需要把这些新独立国家的经济发展纳入自己的“规划”。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了大规模的发达国家援助发展中国家的财政计划和投资项目，而发展经济学则是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一种经济理论“援助”。

从表面上看，发展经济学是反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中国家的要求和发达国家的需要的一种混合产物。但问题是，这种发展经济学最初是由发达国家“输出”到发展中国家的，因此，这就使人们有理由怀疑发展经济学的产生带有发达国家的某种目的，寄托着发达国家政治家和经济学家的某种愿望。

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家杰拉尔德·M·迈耶(GeraldM.Meier)在回顾发展经济学兴起的原因时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发展经济学的先驱人物之所以受到激励去分析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有的是因为他们先前的学术兴趣，有的是因为有过在过去相关决策活动中的经历，有的是发自理想主义，有的是因为有基本的好奇心”。[2]（序言，P24）我们认为，如果说这种说法还可以用来描述单个发展经济学家的研究动机的话，那么这种说法则不能用来说明发展经济学产生的动机和目的。事实上，迈耶的另一个说法倒是透露了发展经济学产生的真实动机和目的。他认为：20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看来，昔日的殖民地如果没有一点社会进步，就可能陷入共产主义统治的危险，从而投资机会和进入市场与原料来源地的机会将消失。还有，战后的宣传强化了平均主义与人道主义的趋势。由于这些，50年代初期出现了从富国得到大规模财政和技术援助的政治基础。欧洲和北美的许多经济学家开始改变分析‘不发展’问题的工具。所以，发展经济学的家谱读起来就是‘出自政治权术的殖民经济学’”。[2](P6)

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瑞典著名经济学家冈纳·缪尔达尔(GunnarMyrdal)是发展经济学的主要先驱人物之一，他从1957年开始对亚洲一些国家（主要是南亚国家）的贫困和不发达问题进行了长达10年的研究，这项研究的最终成果是他于1968年出版的3卷本的《亚洲的戏剧：南亚国家贫困问题研究》（1971年出版了1卷本的缩写本）。根据缪尔达尔的研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对欠发达国家进行研究的主要是来自西方富国的文化人类学家，他们是用静态的语言来描述尔发达国家的人民赖以生活、工作和生存的制度结构和观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对欠发达国家进行研究的主角让位给了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这些经济学家研究欠发达、发展和制定发展计划的各种动态问题。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西方学者研究工作的转向呢？缪尔达尔认为，这不是社会科学自动和自发发展的结果，而是巨大的政治变化的结果。具体说来，缪尔达尔把发展经济学的兴起归结为三个方面的原因：“随着殖民制度结构的迅速瓦解而来的是欠发达国家本身渴望发展……那些出于自身利益进行思考和行动的人们渴望发展……在冷战中达到白热化程度的国际对抗关系已经使得欠发达国家的命运成为发达国家对外政策所关注的问题。”[3](P3-4)缪尔达尔进一步认为，其中第三个原因是发展经济学产生的主要原因。他指出：“就有关西方国家、它们的学者和学术机构来说，显然上面所说的第三个原因是引起他们对欠发达国家问题感兴趣的最重要的原因。”[3](P4)

缪尔达尔认为，西方学者之所以把研究重点转向欠发达国家的贫困和发展问题，是由于世界政治形势发生了变化。这些变化主要是：殖民制度的崩溃，独立的国家取代了殖民地；这些新独立的国家要求通过发展来摆脱贫困和停滞；苏联政权日益强大；共产党政权控制下的领土和人口规模急剧扩大，尤其是社会主义中国的出现以及接踵而来的冷战。因此，在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一方、苏联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为另一方的国际对抗关系中，争取到欠发达国家或至少让这些国家保持中立，对西方国家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政治意义。这些欠发达国家“改革的效果、速度甚至改革的方向对彼此对立的霸权集团来说都具有政治上的重要性”。[3](P5)正是在这种重大利害关系的驱使下，西方各国政府、组织和资助研究的机构以及社会舆论都迫切要求研究欠发达国家的问题，发展经济学的产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因为对西方国家来说，这些问题具有越来越大的政治重要性，所以，吵吵闹闹地要求研究这些问题是完全有道理的。”[3](P6)这就使得对欠发达国家的研究含有明确的政治目的。“现在对欠发达国家的问题所进行的研究，经常是出于一个国家或一个集团的一时的和狭隘的政治利益或战略利益，而不是为了普遍和永恒的价值……各种各样的研究现在都按照这些研究对美国或西方国家的‘安全’做出的贡献来进行评判。”[3](P6)由于这个原因，西方经济学家就需要戴上有色眼镜或过滤镜来看待和研究欠发达国家的贫困问题，他们的研究方法和结论就难免带有某种偏向。缪尔达尔客观地指出：“在对穷国进行经济研究方面存在偏向的主要根源是多数研究力图按照西方的政治和军事利益的观点——把穷国从共产主义中拯救出来，来看待穷国的内部问题。”[3](P6)

二、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

20世纪50年代兴起的发展经济学使用的理论和研究方法主要来源于凯恩斯理论和新古典经济学。这是因为，一方面，当时在发展中国家没有适合自己国情的成熟的经济学。客观的情况是，经济落后的国家不可能产生出发达的经济学。另一方面，那些对不发达国家进行经济分析的人大多是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这些经济学家通过引进概念、推导原理和提出发展模式创建了发展经济学。而他们所使用的概念、原理和研究方法不是来自凯恩斯经济学，就是来自新古典经济学。

虽然在发展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中，新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也发表了一些关于经济发展问题的观点，加中心—论、依附理论、强调刚性结构的非均衡论等，但从整体上看，主宰发展经济学的则是西方主流经济学。“一般认为，发展经济学家不过是运用贸易工具分析发展中国家问题的主流经济学家而已。”[1](P2)

发展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中期为第一阶段，70年代和80年代为第二阶段，90年代以来为第三阶段。

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中期，主导发展经济学的有三种理论：唯资本理论、唯工业化理论和唯计划化理论。唯资本理论强调启动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关键是增加资本积累，唯工业化理论主张发展中国家走进口替代工业化的发展道路，唯计划化理论倡导通过政府实施大规模的发展计划来战胜贫困。这三种理论的典型代表有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纳克斯的贫困的恶性循环理论和刘易斯的经济计划化原理等。除了唯计划化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当时苏联计划化经验的影响以外，这三种理论都来源于当时已经成为正统西方经济学的凯恩斯主义。

凯恩斯经济学是针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英美等发达国家的长期大量失业和经济停滞而提出来的。虽然战后新独立的欠发达国家也存在大量的失业，但这种失业主要是这些国家长期遭受殖民统治、经济严重不发达的结果，这与英美等国由于总需求不足造成的失业在性质上是不同的。尽管如此，20世纪50年代的发展经济学还是用凯恩斯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正如迈耶在20世纪80年代对发展经济学的发展进行反思时所指出的：“虽然凯恩斯式的失业被否定了，但是50年代经济发展研究的其他主题，如强调资本职累、工业化和计划工作，都可以追溯出凯恩斯主义的背景。”[2](P15)

由于照搬凯恩斯理论和发达国家的经验，这些经济发展理论在实践中必然是纷纷碰壁。于是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发展经济学又回归到新古典主义的传统上：批评计划化，重新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主张消除价格扭曲，实行经济自由化；主张国有企业私有化；重视国际贸易对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正如迈耶指出的：“发展经济学内容最大的变革是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生的——这20年的特点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复活。”在这个阶段，发展经济学家们的主流观点是，“一个穷国之所以穷，现在被认为是起因于政策不适当，好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对发展中国家是好的”。[4]

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以科斯、诺斯等人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和以布坎南、塔洛克等人为代表的公共选择理论在西方经济学中有了越来越大的声势，成为新的、影响较大的学术思潮。发展经济学家们似乎从这些经济学思潮中找到了新的分析工具。于是，90年代以来的发展经济学文献中有了制度分析、交易费用分析、产权理论、寻租理论、国家理论等内容。

我们看到，发展经济学从它一开始产生就是以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来观察和研究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的。用西方经济学的工具来研究贫困和发展问题可以说是发展经济学的一种研究传统。发展经济学家们之所以长期坚持这种研究传统，实际上是认为西方经济学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其分析工具和一般命题同样适用于发展中国家。正如缪尔达尔在他的名著《亚洲的戏剧》一书中所指出的：“（西方）经济学家长期以来一直更倾向于得出一般性的命题，然后假定这些命题对任何时间、任何地方、任何文明都有效。”[3](P8)

由上面的分析可以发现，发展经济学之所以会失败，是因为它从一开始就带有发达国家的利益偏向，从维护发达国家的利益出发，并且是用根据发达国家的国情和经验得出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由于这些原因，发展经济学家们在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时，在为发展中国家设计发展战略和发展模式时，在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政策建议时，很难从发展中国家的立场出发，很难考虑到发展中国家广大人民的利益要求，很难看到发展中国家的特殊性，因而很难看到发展中国家贫困的症结所在。研究者的立场错位，再加上把在发达国家产生、而在发达国家也不见得完全有效的经济学应用到经济条件、制度背景、历史文化和意识形态差异很大的发展中国家，失败自然就不可避免了。有些有远见的发展经济学家在发展经济学发展的早期就预见到了这个结局。缪尔达尔在20世纪60年代就曾经指出：“只要这些理论（西方经济理论——引者）的使用限制在西方世界，这种假定为普遍适用的理论可能就没有什么危害。但是，用这些理论来研究南亚欠发达国家——这些理论并不适用于这些国家，后果就严重了。”[3](P8-9)缪尔达尔甚至还进一步认为，西方经济学的许多基本概念也不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因为发展中国家基本的社会和经济结构与发达的西方国家有着根本上的不同，不顾这种差别，盲目套用西方经济学的名词概念是有害的。他写到：“市场与价格、就业与失业、消费与储蓄、投资与产出这些‘经济学’术语是从西方世界的生活方式、生活水平、态度、制度和文化中抽象出来的，它们用于分析西方世界可能有意义，并可以得出正确的结论；但是在欠发达国家这样做显然不会得出正确的结论。在欠发达国家，人们不能进行这种抽象；实际的分析必须讨论态度和制度关系方面的问题，必须考虑非常低的生活水平和文化水平的发展后果。”[3](P9)

说发展中国家面临的经济问题和发达国家面临的经济问题毫无共同之处，说西方经济学对发展中国家完全无用，这种看法显然有些极端。我们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不可能从一套完全不同的、全新的分析工具开始，不可能（也不能）抛开人类已经积累起来的包括西方经济学在内的有用的知识成果。问题的关键是，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首先必须从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立场出发，必须从发展中国家的特有国情出发，找出阻碍发展的主要因素；然后运用不同的假设，建立不同的制度关系和变量关系；最后对症下药，提出适合一个国家的发展思路和政策建议。我们认为，这种发展经济学主要应靠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来创立，这些经济学家必须既精通西方经济学和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又熟悉本国的国情和现实，更为重要的是，这些经济学家研究发展问题的动机要和发展中国家的广大人民的利益要求相一致。

【参考文献】

[1]V.N.巴拉舒伯拉曼雅姆，桑加亚·拉尔主编.发展经济学前沿问题[C].北京：中国税务出版社，2000.

[2]杰拉尔德·迈耶，达德利·西尔斯编.发展经济学的先驱[C].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88.

西方发达国家范文篇9

【正文】

［中图分类号］A8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441X（2001）03—0010—04

全球化的浪潮正在席卷世界各地。主权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正面临全球化的挑战，如何处理全球化与国家主权成为摆在主权国家面前的一大难题。为此，许多学者试图以不同理论来研究全球化与国家主权的关系，但是真正能解决这一看似存在悖论关系问题的学者凤毛麟角。实践证明，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历史辩证法来研究全球化与国家主权的关系，才能给主权国家的发展指引正确的发展方向。

一、马克思主义的主权观念及其历史实践

主权作为一种观念是在让·博丹《六国论》中首次出现的。此后，洛克、卢梭、黑格尔等思想家又将主权的观念加以引申，形成各种主权理论如“议会主权”、“人民主权”等。这里的“议会主权”、“人民主权”都是资产阶级反封建的需要，是为了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19世纪下半期至今，许多西方资产阶级学者又提出了“有限主权论”、“主权过时论”等观点，主张限制或否定国家主权。由于这是资本主义主权国家已经有了足够发展，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为了获取原料和销售市场，需要进行侵略扩张，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却十分落后，国力薄弱，因此资产阶级学者为了利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拓殖，提出了限制和否定主权的理论。从赞同国家主权到限制以致否认国家主权的转变，说明了资产阶级是以自己的阶级利益作为标准的。赞同主权是由于资产阶级反封建专政建立资产阶级国家的需要；主张限制或否定主权是便于资产阶级在世界范围内侵略扩张的需要。可见，资产阶级国家主权理论的流变完全是以本阶级利益需要为标准的。因此我们说资产阶级的主权理论是非正义的。

马克思主义认为，应该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待主权问题。马克思主义认为，主权具有两种根本属性：历史性和阶级性。马克思虽然没有明确解释过主权的含义，但是运用阿尔都塞的“症候阅读法”，我们可以透过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发现主权作为一种历史性的和阶级的观念及意识是隐藏在其著作中的。首先，马克思主义认为主权具有历史性。主权的历史性表现为：主权是民族国家的根本属性，是随着民族国家的产生而产生，随着民族国家的灭亡而灭亡的。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了共产主义的历史运动过程就是民族国家消亡和共产主义实现的过程。可见，民族国家的历史性，决定了国家主权也必然是历史的产物。其次，马克思主义认为主权具有阶级性。因为“国家总的说来还只是以集中的形式反映了支配着生产的阶级的经济需要”［1］，所以作为国家根本属性的主权必然也具有阶级性。在《法兰西内战》和《哥达纲领批判》等著作中，马克思也提出了以无产阶级专政取代资产阶级“议会主权”的思想，换句话说，也就是马克思提倡真正的人民主权的无产阶级革命实践。这种主权观是符合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是代表最广大劳动人民根本利益的，是最革命性、科学性，因而是正义的。

在马克思以后，列宁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主权学说。列宁创造性地提出可以在帝国主义最薄弱的环节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建立无产阶级政权的思想。而十月革命的胜利，建立的苏维埃政权即无产阶级的人民主权证明了列宁的想法是正确的。在马克思主义国家主权学说和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世界各地争取民族解放和建立主权国家的运动蓬勃开展。在中国，在本土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下，中国人民通过艰苦卓绝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东欧各国也纷纷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民主权的社会主义国家。此外，亚、非、拉的反帝、反殖的独立解放运动也在蓬勃开展。它们虽然没有都建立社会主义主权国家，但是毕竟建成了符合本国国情的独立自主的主权国家，根据马克思主义国家主权学说，这也是历史的进步，是正义的。自从苏东巨变以后，社会主义运动遇到重大挫折，社会主义主权国家力量被削弱，与其他后发主权国家都同属于发展中国家。故此我们把当今世界看作为西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两大主权国家阵营对立并存的格局。

由主权观的演变及其历史实践，我们可以发现只有马克思主义主权观是具有科学性和革命性的。因此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主权观为指导，研究和分析当代国家主权的新问题。而在全球化时代，阶级依然存在，民族国家依然是国际社会的基本政治单位，因此主权作为国家的根本属性也是不可忽略的。国家主权仍然是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维护自身安全和发展的重要武器，但是要把握好主权正义的尺度并不是很容易的。

二、全球化时代主权正义的标准

在全球化进程中，国家主权的重要地位被凸现出来。但是，国家主权存在的内在目的是国家利益，它是主权国家政治行为的逻辑起点和最终归宿。如美国学者汉斯·摩根索所说，国家利益是国家对外行为的主要动机，他认为：只要世界在政治上还是由国家构成的，那么国际政治中实际上最后的语言就只能是国家利益。可见，国家利益是国家主权最终目的。但是，每个国家追求的国家利益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马克思主义认为，主权正义的标准是：有利于维护主权国家的符合历史进步潮流的根本利益。据此标准，我们可以看到全球化时代，发达国家主权与跨国垄断资本勾结在一起，到处侵略扩张且气焰嚣张，并且美其名曰为了“全人类共同利益”，可见西方发达国家主权已经失去了其历史正义性；而作为国家利益根本保障的发展中国家的主权是具有历史进步性的，虽然其在运作过程中有时也许会出现某种失误，但其本质上是正义的。

一方面，马克思主义认为，全球化时代，发展中国家主权正义行为表现为：发展中国家合理地运用主权来发展自己。当前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最大难题就是如何更快更高质量地发展。围绕这个中心问题，国家主权作出适当的妥协是正义的。发展中国家之所以积极参与西方发达国家和跨国垄断资本推行的全球化，其根本原因是可以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虽然全球化会要求发展中国家要作出某些主权方面的让步。在经济上，发展中国家可以获得更先进技术和更多资金。在全球化进程中，跨国公司直接投资往往会给发展中国家带来先进技术和资金；国际金融市场上大量资金也以间接投资流入发展中国家，给其带来巨额发展基金。社会主义的中国为了发展自身就是通过对外开放、引进外资和技术而不断发展壮大的。在政治上，发展中国家可以更多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民主模式和政治体制。西方国家在政治体制上具有几百年的历史，其政治管理模式比较完善，很多公共管理经验都是值得发展中国家学习的。中国政府目前推行公务员制度就是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西方高效的文官制度。在文化上，发展中国家可以吸收外来的先进文化艺术。因特网、跨国公司、快餐式饮食和流行服饰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更多的文化信息和文化价值观念。可见，全球化虽为发展中国家带来很多发展的机遇，但有时是需要发展中国家在主权上作出妥协的。因此，主权正义需要一个基本前提：发展中国家让渡国家主权要有利于国家根本的和长远的利益为标准。如果超出了这个限度，国家主权是非正义的。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认为，在全球化进程中，发展中国家如果不处理好开放程度，使主权让渡过度，也会使国家利益蒙受巨大损失。这就是主权行为呈现出的某种非正义倾向。其主要表现为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没有很好地把握好主权让渡的分寸，使国家利益遭受巨大损失。首先，在经济上由于主权的过度让渡使发展中国家遭受经济掠夺，如东南亚金融危机，完全是发展中国家不适当地实行金融自由化、对金融主权放弃过多，给国际投机基金造成有机可乘造成的后果。其次，在政治上由于主权的非正义性使发展中国家遭受西方国家和跨国垄断资本的操纵和控制。由于西方发达国家在给发展中国家援助和贷款时，往往有附加的政治条件，如：所谓“人权”条款、“民主政治”等，迫使发展中国家过分地让渡政治主权，以致沦为西方发达国家的附庸。第三，在文化上发展中国家也遭受西方的奴役。西方“意识形态”的文化通过各种途径传入发展中国家，如通过国际互联网、进口商品和各种传媒等。使发展中国家民族特质文化完全被“西方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文化同质化。这都与发展中国家的主权过分让渡有关，使发展中国家根本利益蒙受了巨大损失，表现出发展中国家的非正义性。

一方面，西方发达国家推行的全球化给发展中国家主权带来了“灾难”，企图使发展中国家永远处于“边缘”化的境遇之中，具体说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全球化企图消解发展中国家的政治主权，企图使发展中国家在政治上屈从、依附于西方发达国家。西方发达国家通过各种手段向发展中国家施加政治压力，干涉其内政外交，以达到控制的目的。其次，全球化危害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主权，使其在经济上越来越依赖于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全球化使得许多发展中国家感到手足无措，无计可施，在全球化的驱使下，只有盲目地开放国门，没有做好足够的防范措施，导致财富外流、失业率增高，经济危机加剧。第三，全球化严重侵蚀了许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文化主权。全球化使发展中国家在文化上丧失了个性。发展中国家一般都具有悠久的历史和宝贵的文化，但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全球化进攻下，有被抛弃的危险。面对全球化进程中日益强大的文化同化力量，如何保持个性，避免被文化霸权吞噬，已经是一个关系到民族国家生存的重大问题。西方发达国家通过各种途径进行文化渗透，使发展中国家的民族文化受到威胁。另一方面，全球化凸现了西方发达国家主权的非正义性，加速了西方发达主权国家灭亡的进程。主要表现为全球化欺骗了西方发达国家内部的人民群众，使其状况在不断地相对恶化。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人阶级一直被排斥在控制国家主权的“主人”范围之外，而全球化只不过使工人阶级的这种“非人”境遇更加恶化了。换句话说，西方发达国家阶级矛盾更加尖锐了，跨国垄断资本“主权者”的地位进一步动摇了。首先，在经济上，西方“福利主权国家”制度受到全球化的严重冲击，因为资本能在全球自由流动，可以在发展中国家寻求最廉价的劳动力，从而实现其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目的，因此，导致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人失业率逐步升高的处境不断恶化，所以在西方发达国家中，几乎每个国家的工人税收负担都在增加，同时资本的税收负担则在锐减。美国这个“世界上生产率最高和最富有的国家变成了世界经济中最大的低工资国家”。“半数以上的居民在强制的竞争中陷入一场新的美国式的噩梦：处境不断下降，望不到尽头。”［3］（P.161）可见，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和财富的增长只是使贫富分化更大，工人阶级处境虽然比以往有所改善，但实际上陷入了相对贫困的境地。其次，在政治上，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人阶级同样处于恶劣状况之中。政治实际上成为有钱人的游戏，工人阶级实际上永远也没有选举权。正如爱德华·S·赫尔曼所言，“商界还发动强大的攻势通过夺取或限制政府为普通公民服务的能力，去支配政府。……因此政党在选举中起决定性影响的是商界的金钱。”［4］（P.58）所以，政治也完全被资产阶级所控制。总之，发达主权国家推行的全球化是非正义的：其一具有同一性，有消解发展中民族国家主权的趋势；其二具有欺骗性，进一步恶化了工人阶级的处境。

三、全球化时代实现主权正义的途径

对于全球化增加发达国家主权非正义的行为，首先应当通过发达国家内部工人运动和发展中国家的联合加以抵制。同时，在发达国家内部应鼓励各种进步思潮和运动，迫使跨国垄断资本对无产阶级的利益给以充分的重视。其次，对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的危害，发展中国家应通过共同让渡一部分主权的形式，组成发展中国家的主权正义联盟的形式，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维护发展中国家人民的共同利益，抵制发达国家的侵略扩张行径。通过这样的合作与斗争，必然使全球化的危害限制在最小范围内，以实现无产阶级掌握世界各国主权，成为全球化的“主导者”。

一方面，西方发达主权国家的工人阶级应警惕全球化，不要为资产阶级“议会主权”和“人民主权”虚假的阴谋所欺骗，要敢于为争取先进阶级利益而斗争，也要遏止资本主义主权国家和跨国垄断资本的全球扩张。在西方发达国家实现主权正义的惟一途径是：工人阶级通过斗争推翻资产阶级专政。在全球化时代，西方发达主权国家与跨国垄断资本勾结起来，对发展中主权国家进行侵略扩张，对本国的工人阶级进行剥削压迫。因此，对于发达国家主权的非正义行为，工人阶级应当联合起来，通过各种斗争，推翻主权者的非正义统治。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工人没有祖国”，工人阶级必须联合起来。因此，全球化进程中的资本主义主权国家本性注定了其必然要被社会主义国家人民主权所代替。美国学者莱斯特·瑟罗指出：当代世界资本主义的三大支柱——美国、日本、西欧，现在都有危及自身和世界政治与经济稳定的结构性弱点。尽管资本主义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效益和技术，但由于只有贪得无厌而无其他指导思想，这些优势可能会成为这种制度毁灭的根源。它在经济失衡日益严重的环境下运转着，而且往往也是日益严重的经济失衡的诱因。这种制度缺少的是一整套能够把公民凝聚起来的共同目标和价值观，结果是：我们慢慢地陷入一个新的黑暗时代［5］。由于全球化所倡导的全球资本主义的内在固有的矛盾，所以它注定要灭亡的。因此，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工人阶级要敢于拿起批判的武器——马克思主义国家主权正义学说，主动向代表落后生产力的、腐朽和虚假的观念体系——跨国垄断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发起进攻，为早日推翻资产阶级专政、成为国家“主权者”而斗争。

另一方面，在全球化进程中，发展中国家要利用自己主权力量维护其人民的根本利益。虽然在全球化时代，发展中国家必须对外开放，才能寻求发展的出路。但是，在对外交往中，发展中国家虽然可以让渡部分主权，但是一定要把握好一个“度”——就是必须以不损坏本国人民根本利益为标准。因此，发展中国家实现主权正义的途径是：其一，要联合起来，抵制跨国垄断资本和西方发达主权国家的不义行为。由于西方发达主权国家与跨国垄断资本勾结在一起对广大发展中国家进行侵略，因此对付西方发达国家和垄断资本必须联合起来。其二，在全球化时代，对于有利于国家根本利益的行为，发展中国家主权可以适当妥协的。但主要是国家的主权和主权衍生物，可以适当地让渡，而作为核心主权部分是不能退让的。发展中国家必须面对“全球化”的现实，但是绝不能被全球化所控制。现代马克思主义国家主权学说仍具有生命力，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的分析在全球化时代的今天仍然具有普遍意义，连资产阶级的学者R·L·海尔布隆纳都说：马克思主义这个从简单商品开始的对资本主义的分析，是我们所见过的最值得注意和最发人深思的敏锐思维之一；只要资本主义存在着，我就不相信我们能在任何时候宣布他关于资本主义内在本性的分析有任何错误。因此，资本主义全球化时代的今天，我们仍需坚持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坚信马克思主义的国家主权正义理想是可以实现的。治理全球化还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国家主权学说的民族化、具体化和实践化。发展中主权国家的应对策略就是要使马克思主义国家主权学说与本民族国家的具体情况相结合，创造出符合本民族发展特色的“主权正义”的指导思想，给全体人民以共同的、坚定的信念，以此击破西方发达国家资产阶级主权企图统治剥削的阴谋，实现政治独立、经济繁荣、文化丰富、综合国力不断提高的目标。具体来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的、科学的国家主权正义理论。马克思主义国家主权学说作为一种革命的、实践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是有其科学性的：它是历史规律的总结，是唯物辩证的思维方式。马克思主义国家主权学说民族化的意义在于它与各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更具有针对性，有利于指导具体的革命实践活动。实践证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国两制”的邓小平主权观“可能对世界上的社会主义事业和不发达国家的发展提供某种经验。”［2］（P.135）不仅如此，“更重要的是向人类表明，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2］（P.225）其次，在政治上，要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特别要强调独立自主原则。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彼此尊重，互利合作是发展中国家实现主权正义的惟一选择。许多发展中主权国家是二战后才独立的，底子薄、比较落后是其特点，所以往往被西方发达国家所左右，在国际舞台上没有地位，不敢发出自己的声音，屈从于西方发达国家。邓小平指出：“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对这一点我们比过去更清楚了。”［2］（P.348）发展中国家的出路在于独立自主，不要畏惧西方发达国家，要敢于和善于维护国家主权，坚持国家利益，保持自己的国格。但是，对于有利于国家长远利益的、且需要主权暂时妥协或让渡一部分主权衍生物时，发展中国家还是需要辩证对待的，主权可以暂时退让。第三，在经济上，既要勇于参与经济全球化，又要善于保持经济主权的独立，而不是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原材料的产地和商品的倾销地，要寻求民族经济振兴的捷径。正如总书记在1998年8月28日在我国外交部第9次使节会议上所指出的：“当前，在国际经济领域中，一个引起人们普遍关注的趋势，就是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作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任何国家也回避不了。”所以，发展中国家参与经济全球化是必然的，因为经济实力是最根本的基础。但是，同时也要保持民族国家经济主权的独立自主，这样才能有利于民族经济的发展。第四，在文化主权方面，既要坚持文化主权，又要使民族文化与西方文化辩证统一起来。既要接受西方文化中的积极因素，例如竞争观念、公平思想与效率意识，也要坚决拒绝西方文化中的腐朽思想，如拜金主义、商品拜物教以及极端个人主义思潮等。对于西方文化价值观念，应坚持鲁迅先生提出“拿来主义”——即吸取精华，剔除糟粕。要谨防“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霸权观念。要坚持发扬优秀的民族文化和光荣传统，如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需要大力提倡。总之，发展中国家要坚持国家主权的正义性，从根本上抵制全球化，就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国家主权理论的民族化、本土化，也就是说要使马克思主义国家主权正义理论与发展中国家主权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样才能使马克思主义主权正义理论充满生命力——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指导思想。中国的邓小平国家主权理论——“一国两制”就是典范，它是马克思主义国家主权理论与中国国家主权当代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有效地指导了主权中国进行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使社会主义的正义主权国家——中国在风云变幻的世界中巍然屹立于东方，它能够使社会主义的中国抵制西方发达国家的全球化。我们讲抵制全球化，并不是不要参与全球化，而是要正确面对全球化，要树立主权正义的指导思想，不要堕入西方发达国家全球化的陷阱。

［收稿日期］2000—04—13

【参考文献】

［1］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A］．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第21卷［C］．

［2］邓小平文选（第3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3］汉斯·彼德·马丁，哈拉尔特·舒曼．全球化陷阱——对民主与福利的进攻［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西方发达国家范文篇10

【关键词】发展中国家/西方发达国家/全球化/主权/正义

【正文】

一、马克思主义的主权观念及其历史实践

二、全球化时代主权正义的标准

三、全球化时代实现主权正义的途径

总之，发展中国家要坚持国家主权的正义性，从根本上抵制全球化，就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国家主权理论的民族化、本土化，也就是说要使马克思主义国家主权正义理论与发展中国家主权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样才能使马克思主义主权正义理论充满生命力——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指导思想。中国的邓小平国家主权理论——“一国两制”就是典范，它是马克思主义国家主权理论与中国国家主权当代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有效地指导了主权中国进行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使社会主义的正义主权国家——中国在风云变幻的世界中巍然屹立于东方，它能够使社会主义的中国抵制西方发达国家的全球化。我们讲抵制全球化，并不是不要参与全球化，而是要正确面对全球化，要树立主权正义的指导思想，不要堕入西方发达国家全球化的陷阱。

【参考文献】

［1］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A］．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第21卷［C］．

［2］邓小平文选（第3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3］汉斯·彼德·马丁，哈拉尔特·舒曼．全球化陷阱——对民主与福利的进攻［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4］爱德华·S·赫尔曼．全球化的威胁［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