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史范文10篇

西方哲学史范文篇1

关键词：康德哲学；西方哲学史上的转折；《纯粹理性批判》；起源背景；重要意义

一、康德哲学起源的时代背景

（一）政治社会背景。《纯粹理性批判》的第一个版本，是在1781年发表的。法国大革命的高潮是在1793年，但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17至18世纪遍及欧洲大陆的启蒙运动所带来的对专制贵族的愤恨，对人性自由的渴望，康德的哲学思想便是其中重要的一环。有人说，康德的哲学是法国革命的德国理论。我认为这个论断是正确的。因为法国专制王朝的革命在德国引起了一场思想的风暴。在《纯粹理性批评》的序言中，康德说道：“我们的时代是真正批判的时代，一切都需要经过批判。”这也就是说，法国革命动摇了真实世界的统治，开辟了历史的新纪元，而康德哲学就如同理论界的“法国大革命”，是一场“洗心革面”式的理论革命。他对法国革命的法则和原则大体是秉承赞扬的态度的，但是在有些方面是有所保留的，他认为他们（法国革命者）太血腥了，但是他们的原则应该加以弘扬，这就是在康德自己的哲学架构里进行弘扬。首先是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弘扬了法国革命的那种批判精神：一切都需要经过批判。（二）科学背景。科学可以划分为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自然科学方面，牛顿的物理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从《纯粹理性批判》中可以看出康德深受牛顿的机械论的影响。当然，他并不局限于牛顿的机械论，他尽量地想摆脱牛顿的影响，但是很多方面又自然而然地受牛顿影响，比如分析论，经验分析的方法，通过分析经验把它分解成一个个部分来加以考察。在人文科学方面，卢梭相当于第二个牛顿。卢梭的关于人的学说和知识也是非常受到康德的推崇的。在罗素的《西方哲学史》中曾经提到，康德曾经读卢梭的《爱弥儿》，打破了自己铁定的作息时间。他通宵读《爱弥儿》，如痴如醉，以至于第二天下午不能出来散步了。他每天下午三点都要出来散步，邻居们都拿它来对表：康德出来散步了，那么现在就是三点了。康德虽然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未提及关于人的问题，但他后来提及了这一点：所有的问题到最后都是关于人的问题。（三）哲学思潮背景。康德所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是理性的危机。当时的哲学就是唯理论和经验论两个派别在争论，却没有任何结论。唯理论和经验论并不简单等同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因为唯理论里面有唯物主义者也有唯心主义者，经验论中也是如此。在当时，特别是到了斯宾诺莎以后，独断论是唯理论走到了尽头时候被提出的；莱布尼茨想把唯理论和经验论调和，但是依旧没有改变独断论的现状。经验论到了休谟的时候，也走到了尽头，他提出了怀疑论，这种思想几乎要使得一切科学被取缔了，一切自然科学都要被动摇了。以笛卡尔为首的唯理论者与以洛克带领的经验论者浩浩荡荡地在各自的理性之路上行进，却不约而同地在路的尽头看到了“此路不通”的牌子。就在这时，康德只身一人，披荆斩棘地开辟了另一条路——批判哲学。

二、康德批判纯粹理性的重要意义

（一）化解怀疑论所带来的哲学危机。有些东西是先天就懂得的知识，但是休谟从怀疑论的角度，对那些先天知识一个个的加以推翻，这使得当时的哲学和科学面临了巨大的挑战。康德对休谟的怀疑论作出有力的回应。他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提出了“先天综合判断”，即“先验”——人能够认识能力范围内的知识，这在当时是哥白尼式的革命。他认为最重要的目的就是研究这种判断是如何成立的，由此引出了“物自体”的概念——超出纯粹理性范围的知识是不可以被认识的。这奠定了康德哲学中二元论的基调。二元论的思想在康德的著作中是十分突出的。科学与宗教、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现象界”与“物自体”等，均可证实这一点。（二）重塑形而上学的使命。在康德之前，理性成为了最高权力，理性也是法国大革命解决一切现实问题的最核心武器。康德所要做的是对理性进行批判，因为他认为这种过度的理性会导致人们忽视了自然和人类之间的关系以及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形而上学有两大使命，第一是为自然界立法，把科学的规律、科学的法规建立起来；第二是为自由立法，这也就是康德所言的道德律令。前者是人与自然的服务关系，后者指的是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只有把科学的基石打牢，形而上学才不会轻而易举的被挑战。的马克思也从康德这里汲取了一定的思想，从人的物质资料生产和实践的角度来全新的阐释了“人化的自然”的思想。（三）其提出的问题具有永恒的思辨性。康德哲学具有一个非常伟大的意义，就是他提出的问题具有永恒的讨论性，让后续的哲学家不断的进行思辨。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提出了三个问题：第一，我能够知道什么？这是认识论的问题。第二，我应当做什么？这就是在引出“物自体”概念后康德发现自己陷入了泥潭中，而后他便将意图在伦理学的“此岸”上来完成认识论的“彼岸”尚未完成的理想。他提出了“道德律令”，要求在遵循“人是目的”的条件下来服从道德约束。第三，我可以得到什么？这是康德对于现世间的不公平的德福之间的解决办法，他将享受幸福寄托到了上帝身上，这归根到了宗教的问题上。后世的人有的觉得康德是矛盾的，我觉得从康德行文看，康德并不矛盾，他的逻辑非常严密，但是表达方式非常繁琐，因此显得很矛盾。

三、小结

西方哲学史范文篇2

西方哲学史是人对于“神”的反复史，是“寻父、认父、杀父、再寻父”的过程。这一过程实际上也是人的理性与人的情感和意志之间压制和反压制的斗争史。所有的这一切可以表达为一个主题：“上帝”的“运命”。

在这一主题之下，“上帝”本身是“本体”，是“唯心”的；试图与“上帝”相沟通是“认识”，是方法。“上帝”死了，“本体”和“认识”一并消亡，哲学让位于科学，是“无神”的、“唯物”的。

“但是，要想观照生命，看到生命的整体，我们不但需要科学，而且需要伦理学、艺术和哲学；我们需要领悟一个神圣的奥秘，我们需要有同神灵一脉相通的感觉，而这就构成宗教的根本基础。”（《科学史》，丹皮尔，商务1997年，P21）

这样，我们又回到了上述主题：“上帝”的“运命”。

一、“上帝”降临西方

1、两种精神：“奥林匹斯”和“奥尔弗斯”

我想引用罗素的一句话作为文章的开头。他说：“虽非所有的希腊人，但有一大部分希腊人是热情的、不幸的、处于自我交战的状态，一方面被理智所驱遣，另一方面被热情所驱遣，既有想象天堂的能力，又有创造地狱的顽强的自我肯定力。”（《西方哲学史》，罗素，商务1996年，P46）

此举之理由有三：

其一，罗素的这句话作为结论，有其根据。据以为，古希腊人的宗教崇拜主要包括两种：“奥林匹斯”崇拜和“奥尔弗斯”崇拜。“奥林匹斯”崇拜代表了“理智和审慎”；“奥尔弗斯”崇拜则代表了“热情和放纵”。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精神同时存在于古希腊人之中，于是就达到了罗素的结论。

其二，西方哲学被认为开始于公元前6世纪的古希腊，上述引文简明地概括了古希腊人的精神状态，可以作为认识西方哲学的起源和方向的背景。

其三，以这句话作为开始，可以免去对更深背景的追索，便捷地切入主题。

2、一种永恒：《荷马史诗》的“运命”

有了以上开门见山的说法，我接下来就可以认为：由于这种不可调和的个人生存状态，古希腊人必须寻求一种解决之道。

为探求这条道路，古希腊人的精神状态贡献了动力和手段，“理智和审慎”压制了“热情和放纵”，并最终成为了探寻的方法。（存疑：两个事件的作用，一是作为有教养的人的“奥林匹斯”崇拜，二是对付野蛮人的入侵。）

而道路的方向便是如在《荷马史诗》中所显示的那样，一种冥冥之中人力无法抗拒的“运命”——一种超越时空的“永恒”。

3、两个问题：“哲学”的诞生

一种“永恒”可视为古希腊人最深沉的信念。那么接下来的两个问题是：

（1）既然“永恒”是存在的，那么它是什么？

（2）如果“永恒”是确定的，那么在时空上都极其有限的个体如何通达“永恒”？

这样，古希腊在经历了“荷马时代”后即拥有了“哲学”：对“‘永恒’是什么”的回答就构成了“哲学”的“本体论”，对“如何通达‘永恒’”的回答就构成了“哲学”的“认识论”。

在“上帝”被最终确定以前，“本体论”是“哲学”的主题：“哲学”上的“荷马们”把“永恒”当成了预设的前提，其目的在于向人们展示“永恒”的图象。

4、一个划分：“上帝”的诞生

经过了“荷马们”的种种努力和争论之后，“永恒”的图像终于在柏拉图那儿清晰地显现了：柏拉图通过对“知识和意见”两个领域的划分，向人们展示了一个永恒的彼岸世界，同时也为圣奥古斯汀的“上帝之城”开辟了道路。

柏拉图对“知识和意见”两个领域的划分论证如下（《西方哲学简史》，赵敦华，北大2000年，P63）：

大前提：不同的认识能力和不同的认识对象相对应。

小前提：意见和知识是不同的认识能力。

结论：意见的对象和知识的对象是不同的。

先不对此进行分析，不妨再列出圣安瑟罗姆关于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同上，P192）：

因为：上帝是一个被设想为无与伦比的东西；

又因为：被设想为无与伦比的东西不仅存在于思想之中，而且也在实际上存在；

所以：上帝实际上存在。

如柏拉图的上述论证，我们不免要问：何以“意见和知识是不同的认识能力”？按柏拉图的说法，“意见”是关于生成变化的“可见世界”的认识能力，而“知识”则是关于真实存在的“可知世界”的认识能力。但何以会有一个“可知世界”？

道理很简单，“可知世界”是一种“永恒”的信念，它“不仅存在于思想之中，而且也在实际上存在”，这也就是以后的“上帝”。

5、一种信仰：“上帝”降临西方

西方在经历了种种曲折之后，“上帝”终于成为了永恒的的彼岸。（存疑：至少还应从两个方面来分析，一是罗马的政治状况，二是“上帝”来自东方。）

但现在的问题是：有限的人如何企及上帝？或者说，在人和上帝之间横亘着一条巨大的鸿沟，有限的人如何跨跃这道天堑？

对于这样一个问题，首先应该提问：人能不能逾越这道鸿沟？答案是明显的，人不可能企及永恒，因为人本身在时空上是有限的。

但也许人在死亡之后，却是一种时空上的无限，一种永恒。但这必须是和上帝同居天国，才是一种幸福的永生。于是，人在现世所为的一切都在“全知全能”上帝的预知之内，并且只有依照上帝的旨意行事，最后才能通过上帝的指引，到达天堂。

这是一个美妙的想法，是有限个体企及“永恒”的法门之一，自古希腊以来的梦想有了一条实现的捷径。这首先是一种信念，其次是一种强化（应有各种需要和途径）的信念，最终合成为不容置疑的“信仰”。

“信仰”在西方确立之日，也就是“上帝”降临西方之时。在“上帝”的“信仰”面前，“哲学”的“本体论”已不再是问题了，在此之前最富活力的“哲学”思考也就随之消失。

二、“上帝”是怎么死的？

1、一种怀疑：人或许能在有生之年企及永恒

“上帝”的“信仰”宣示：依照上帝的旨意行事，人于死后就能企及无限。但对于活着的人来说，这首先是一种“莫须有”，其次甚无生趣。“人或许能在有生之年企及永恒”——人们有理由相信——这是一个合理而又充满热忱的想法。

但对“信仰”来说，这是一种明显的狂妄和无知。更为要命的是，这个想法本身就是对“信仰”的公然侵犯和挑战。于是，在整个中世纪，在“信仰”占据了绝对优势的情况下，这种想法的遭遇也就可想而知了。

但是，抱有这种想法的人是如此地执固，以至于他们干冒各种各样的风险，并最终秉承了“荷马们”所曾拥有的动力和手段，沿着先辈的方向，锲而不舍地寻找可能之途径，以求在有生之年与“永恒”（也许是上帝）相沟通。这种非凡的精神，最后在笛卡尔所提示的“自然”和卢梭所提示的“社会”中绽放出耀眼的光辉，并直接导致了科学的兴盛和社会的变革。

如此之一切成就难以想象地建立在一种“或许”的假设之上。当“荷马们”的后辈以其特有的执着进行了种种努力之后，“蓦然回首”，发现这一切确实只是“信仰者”所斥之的狂妄和无知时，时代已发生了巨变。伟大的辉煌掩盖了巨大的失落和沮丧。而他们却已长眠天国，与上帝同在。

2、一个过程：“上帝”被人折磨至死

“上帝”被人折磨至死的“哲学”历程如下图所示：（说明：不支持表、框格式，只能如此。）

笛卡尔（1596-1650）：精神：普遍怀疑

......................方法：人——“天赋观念”——“实体”（无限）

斯宾诺莎（1632-1677）：几何方法（天赋观念）

莱布尼兹（1646-1716）：“数学本体论”（试比较无窗单子与项、前定的和谐与逻辑关系）

.........................对逻辑的改造

19世纪数理逻辑

20世纪逻辑分析哲学

洛克（1632-1704）：天赋观念是没有必要的假设（人（不需要天赋观念）——无限）

.....................人（白板、经验、知识）——外界事物

休谟（1711-1776）：有限归纳：有限的人——无限的世界

康德（1724-1804）：先天综合判断——物自体：无限的人——无限的世界（主体——客体）

....................二律背反（主、客体的分裂）

....................道德（以人为目的、启蒙精神）

费希特（1762-1814）：无限的“我”（唯心主义）

黑格尔（1770-1831）：主体和客体的“矛盾统一”（无限的人和无限的世界）

马克思（1818-1883）：唯物主义（无限的世界）

20世纪实用主义、系统论：有限的人——无限的世界（有限归纳）

圣奥古斯汀（354-430）：自由意志：有限的人——上帝

（休谟对理性的诘难）

卢梭（1712-1778）：“善感性”：有限的人——无限的“上帝”

（康德的“二律背反”、费希特的“我”）

叔本华（1788-1860）：无限的“我的意志”

尼采（1844-1900）：“上帝死了”（“我”就是“上帝”）

20世纪行动主义

3、两条途径：理性和直觉

在有限的人企图在有生之年企及永恒无限的努力中，西方哲学采用了两种可能之途径：人的理性，以及基于人的情感和意志的直觉。

“理性”在西方有一个强大的传统。如前所述，“奥林匹斯”崇拜即代表了一种理性精神。亚里士多德则成就了一个“公理”系统。此后，尽管在“信仰”的强大压力下，理性的传统仍然不绝如缕，最后在托马斯．阿奎那那里达到了一个高峰。

笛卡尔在“普遍怀疑”的鼓舞下，认为唯有通过无限的理性，人才能通达无限。自此起，经斯宾诺莎、莱布尼兹，最后到达20世纪的“逻辑分析哲学”。这一理性方向实际上是坚持了亚里士多德的“公理”，力求为有限的人认识未知领域提供可靠的手段。这是一种数学的、演绎的理性方法。

但是，洛克指出了这一方向所隐含的狂妄气质，休谟则给予了致命一击。休谟通过对因果关系的探讨，实际上指出，由于人自身的有限性，人不可能达到完全的归纳，所以无限的演绎前提是不存在的。人们通过理性穷及无限的梦想恐怕注定是要破灭的。

康德虽遭到了休谟的当头棒喝，但仍然准备捍卫理性的神圣地位，他接过了休谟“有限的人与无限世界”的难题。沿着这一方向，经费希特、黑格尔、马克思，最后到达20世纪的“实用主义”、“系统论”。这一理性方向实际上是避开了休谟对无限归纳基础上的因果关系的诘难，发展出基于有限归纳基础上的因果关系的有效理性方法。这是一种物理学的、归纳的理性方法。

以上是理性途径的两个方向。但是，西方人追求永恒的信念是如此强烈，以致于当理性看来无法担当重担的时候，一种基于人的情感和意志的直觉便应运而生。

当休谟指出，通过理性穷及无限几乎只是一种不可能的幻想时，卢梭出现了。他接过圣奥古斯汀曾指出的方向，主张用一种“善感性”的直觉来企及永恒。与卢梭出现的机缘相似，当康德陷入“二律背反”的泥潭中时，叔本华出现了。他沿着卢梭的方向，指出“我的意志”本身就是无限。由此更进一步，即达到了尼采的主张：“我”就是“上帝”。

理性和直觉的此起彼伏，亦可视为古希腊一种永恒之下的两种精神的斗争。理性和直觉既代表了理智和放纵，也代表了文明人和野蛮人、南方和北方。

4、两种方法：有过渡和无过渡

如上所述，笛卡尔和卢梭分别为人们指出了通达无限的途径，其具体方法又可分别表示如下：

笛卡尔：有限个体━━天赋观念━━无限

卢梭：有限个体━━无限

如上所示，笛卡尔的方法必须通过“天赋观念”作为过渡，卢梭的方法则没有一种过渡。

这种无过渡的方法相较于有过渡的方法，具有其显著的特征：

（1）更为简捷。可以免去理性的种种烦琐。

（2）必须通过个人体验。这一方面容易导致个人神秘主义，另一方面则必须借助诗性的表达。

（3）人相对于无限的界限更为模糊。这不但容易导致人和“上帝”的混淆，而且容易助长个人主义的狂妄。

5、一个主题：人的复活

在“上帝”的“信仰”面前，人只是微不足道的尘埃。在相对于“上帝”的人的复活的征程中，西方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文艺复兴运动——“放纵”地享受生趣。

这是人遭受长期束缚和压抑的一种反弹，其中虽也包含了许多偶然的因素，但却最终成为了一股潮流。如果说这还只是一首但丁的《神曲》：人只是带罪之身的醉生梦死，“上帝”的惩罚仍然让人心惊胆战；那么随后，人在有生之年企及上帝的想法就足以令人兴奋了。

第二阶段：宗教改革运动——洗刷“原罪”。

人有“原罪”的说法在于说明：人在有生之年只能是有限的人，永远不可能企及“上帝”“完美的善”。更进一步，因为人生来有“罪”，所以要等待“末日的审判”，最后再由“上帝”“选定”，送入“天堂”。

所以，人有“原罪”的说法强化了有限的人追求无限“上帝”的愿望，并保证了有限的人成为“上帝”的谦卑子民。罗马教廷即据此握有了通往“天堂”的“金钥匙”，并最终在现世取得了几乎与“上帝”相匹配的地位和权力。

但是，作为“完美的善”的“上帝”为何要给人以“原罪”呢？难道说这是“上帝”的恶作剧？如果“上帝”能多给人一些无私的恩泽，人就可以在现世少一些罪孽。这种想法是如此之合理而热烈，以致于酿成了一场规模宏大的运动——宗教改革运动。

在这场运动中，罗马教廷的节节败退，保证了人得以逐步地洗刷“原罪”。人有理由从“上帝”那儿转回头来关注现世和人本身，长期以来非常渺小的人逐渐变得高大起来。

第三阶段：启蒙运动——人的全面复活。

人一旦有机会得以审视现世，他们当即发现了无限的自然和社会。这样，探寻自然和改造社会也就占据了原先给予“上帝”的人的热情。

随后，人之于自然和社会的一系列成绩助长了人的自信心和乐观态度。人有理由相信：在人、自然、社会之间，人是当之无愧的主人。

但是，人的所有成就是否仍然在“上帝”的预知之内？“上帝”是否仍然是人的目的？对于这个问题，如康德所说，人才是最重要的目的：如果人需要“道德”，那么人才需要“上帝”。

“上帝”从人的目的转而成为人的手段，这就标志着人相对于“上帝”的全面复活。

6、一个结论：“上帝”死了

人活了，“上帝”也就死了。如果尼采有理由相信，“我”就是“上帝”，那么原先高高在上的“上帝”也就自然而然地消亡了。

换一种说法，“上帝”存在的更深远缘由在于：西方人追求永恒的信念。如果说，笛卡尔的后继者通过否定“天赋观念”的无限性，使沟通有限和无限之间的桥梁中断，从而宣告了到达彼岸的梦想破灭。那么，卢梭的后继者则由于缺少有限和无限之间的过渡，从而采取了一种直接否定无限的方式，同样宣告了到达彼岸的梦想破灭。一句话，人在现世企及永恒的努力落空了。

既然永恒只是一座海市蜃楼，那么“上帝”的消亡也就不可避免。这样，西方自柏拉图以来的努力落空了。那么，怎么办？

三、“上帝”死了怎么办？——现世的幸福？

1、一条死路：在现世成为“上帝”

艾略特说：“如果你不信上帝，你就应当尊敬希特勒或斯大林。”（《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塞缪尔．亨廷顿著，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1998年，转引P93。）

这就是说，既然“上帝”死了，人已经成为现世的完全主人，那么人为什么就不能取代“上帝”所曾拥有过的权势，在现世过一把当“上帝”的瘾呢？

这种现世的“上帝”，按尼采的说法，就是“超人”。如何成为“超人”？那就是要把叔本华加之于全宇宙的“我的意志”加之于世人身上，成为一种“权力意志”。既然通过“权力意志”而成就的“超人”是“上帝”，那么他必定也具有和“上帝”一样的超然品格，只能是“高贵的”，“少数的”，甚而就是一个人，尼采自己。

由于这个疯狂的想法，尼采埋葬了自己。此说的“逻辑”依据是：

因为：上帝死了。

又因为：尼采是上帝。

所以：尼采死了。

说“上帝死了”，是因为尼采秉承了卢梭的敏感；说“尼采是上帝”，是因为尼采还生活在“上帝”的阴影之下，这是自古希腊以来追求永恒的一个宿命；说“尼采死了”，是因为尼采在叛逆和传统、有限和无限的拉扯下精神分裂而死。

尼采用生命代价换来的教训，并没有引起希特勒的重视。如果说，尼采还只是空谈把“我的意志”加之于世人身上，成就“上帝”的权势，那么，希特勒就着手付诸实施。于是，“尼采死了”，“希特勒也死了”。

这样，我们可以说，尼采发疯而死、希特勒自杀身亡，这两个事实都为上述情形敲响了警钟。但由于西方人追求“上帝”的惯性，或者更深远上，由于西方人对一种无限的追求，这种在现世成为“上帝”的梦想必将继续以一种更温和的形式大行其道。霸权主义、种族歧视、殖民主义就是其明证。这与其说是尼采、希特勒的幽灵在作祟，还不如说是“上帝”的幽灵在作祟。

从一定意义上说，美国所奉行的全球利益和霸权主义，即是不自觉地走上这条死路。

2、一种麻醉：忘却“上帝”

如果说人们已经当惯了“上帝”的子民，那么现在，虽然“上帝”死了，人可以成为现世的完全主人，但又该如何消除人们对“上帝”的无限眷恋呢？

柏格森的“行动主义”即为此提供了一条解决之道。柏格森说：“实际上，生物就是行动的中心。一个生物代表进入世界的偶然性的某个总和，也就是说，某个数量的可能行动”。（转引罗素的《西方哲学史》下卷第355页。）

按柏格森的教导：人其实只是“生物”，人活着也只是一种过程。人活着的全部只是所有“行动”的“总和”，即只要你活着，你只需每时每刻都只关注自己的“行动”。

这样，你活着，你每时每刻都只关注自己的“行动”，那么你就无暇去找寻“上帝”，你同时也就忘却了“上帝”的存在，找到了新的幸福所在。

3、一种放纵：纵情今生

人只需每时每刻关注自己的“行动”，这对于那些崇尚“理智和审慎”的人来说，倒也不失为一副忘却和麻醉的解毒剂，但对于那些崇尚“热情和放纵”的人来说，不如说是一个为所欲为的借口。

这样，我们又有机会提及柏格森的另一半理论：“生命的本质在于本能”，这也是人作为“生物”的特征之一。由于柏格森的部分功劳，一种纯粹“唯物”的“本能”最终却也成为了研究和生活的时尚。

由此，柏格森“行动主义”的主张其实颇为简单：“上帝死了”，你可以为所欲为了，这同时你也忘掉了“上帝”，找到了现世的幸福。但柏格森运用了各种喋喋不休的教诲。这其实是柏格森试图割裂传统的“行动”尝试，但他同时又不自觉地谄媚于传统，创造出一整套的“形而上学”。

如果说自柏拉图到黑格尔的“形而上学”是真挚的梦想，那么从柏格森开始的“形而上学”就是不真诚的花言巧语。因为柏格森的哲学是教人遵循的哲学，而不是让人相信的哲学。这也就是说，如果将某种形式的东西统称为“哲学”的话，那么会由于方向和目的的不同，从而决定了“哲学”所采用的方法和表述的不同。这个区别对于“哲学”研究非常重要，以至于我甘冒离题的风险，在这儿强行插上几句。

4、一种不幸：无奈和迷惘

如前所述，遵循柏格森的教导，人就不得不把自己降低到“动物”的水平。如果说，这是一种幸福，那是因为这是“热情和放纵”，又是一种忘却和麻醉。如果说，这不是一种幸福，那是因为这无法满足人们对于一种人之为人的意义的追寻——这是人区别于“生物”的特征之一——进而产生一种无法摆脱的无聊和疲惫。

这种不幸福的滋味不幸让萨特和加缪尝到了。与柏格森人只是“行动”的说法相似，萨特说，人只是“存在”。“存在”的人需要“选择”一个“存在”的意义。但萨特发现：人的“选择”是绝对自由的。于是，萨特绕了一个圈子，又回到了原地：人只是“存在”。因此，萨特断言：人的“存在”只是一个“彷徨”和“无依赖”的过程。

基于此，加缪给出了一个更干脆的说法：“目的是没有的，过程就是一切”，但人的这种状态是“荒谬”的，甚而世界本身就是“荒谬”的。

5、一种危险：“无法无天”的个人

如果说，一种不幸是人们经历了忘却和麻醉之后的一种反思，那么，对于那些为所欲为的个人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的估量，就成为了一种担心。

据马克斯．韦伯研究发现，“资本主义精神”的两大支柱是“宗教的根”和“理性精神”，与“禁欲”和“理性”背道而驰的正是一种为所欲为的“纯粹世俗的情欲”。（参见《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马克斯．韦伯著，于晓、陈维纲等译，三联书店，1992年。）

这样，如果为所欲为的情欲日益膨胀成为事实，那么整个西方的“资本主义精神”也就逐渐崩塌。

或者，干脆如亨廷顿所说：“宗教信仰、宗教体制以及宗教对人类个人和集体行为所起的道德指导作用的消失将导致可怕后果，最终结果将是无政府状态、堕落及文明生活的破坏”，“在西方，比经济和人口远为重要的问题是道德衰落、文化自绝和政治分裂”。（《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塞缪尔．亨廷顿著，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1998年。见第四章和第十二章。）

四、再寻“上帝”

1、一种回归：重回“上帝”？

生也好，死也罢。不幸也好，幸福也罢。所有的这一切都是由于缺少了“上帝”的“预定”和“安排”。如果真如加缪所说，这只是一个“荒谬”的世界，那么，为了摆脱这种“荒谬”状态，对于“上帝”，人们“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这也许就是“信仰”在西方仍占据有重要地位的原因之一：有些人根本就没有感觉到“上帝死了”；有些人已经习惯了“上帝”的预定和安排，虽也听到一些风言风语，但并不愿挪窝；有些人则经过了一番“炼狱”，又重新回归“上帝”。

但加缪本人就反对这种做法，他说：“登上顶峰的斗争本身足以充实人的心灵。应该设想，西绪福斯是幸福的。”（《加缪文集》，加缪著，郭宏安等译，译林出版社，1999年。第709页。）这就是说，西绪福斯既然从死神那儿回到了人间，那他就要尽情地享受人间的欢娱，并不着急、或根本就不愿意重回冥府。既使是重复地搬运巨石，也要落在人间。

或者说，一种“热情和放纵”正是走出“上帝”阴影的喜悦。虽然“热情和放纵”可能“无法无天”，但其在西方却也有顽强的生命力——古希腊的“奥尔弗斯”崇拜即代表了这种精神。一种忘却和麻醉是消除痛苦和排遣无聊的方法，虽不能说这就是幸福，但也不能说这就是不幸福。因此，柏格森还将拥有一批忠实的追随者。

现而今，“上帝”只能被定格为人的手段，再也无力成为人的目的。

2、一种可能：走向印度？

先来考虑叔本华供奉有一尊铜佛的事实。

按叔本华的说法，“我的意志”就是无限的世界。但叔本华似乎预感到这是一条死路，所以他宣称：意志统统是邪恶的，人们越少运用意志就越少受苦。这就是说，人要获得幸福，或者说人的最佳幸福状态，就是没有了“我的意志”、“我的知觉”、“我的身体”。这显然就是一种佛家所主张的状态。

这就是叔本华走向印度的主张。但这种“出世”的主张显然不合西方人的“热情和放纵”的品性。所以，在乐观的气氛中，叔本华的悲观态度虽也弥见珍贵，但却也微不足道。

3、一种精神：坚韧不拔的“西绪福斯精神”

西方的基督教和印度佛教虽然都主张彼岸的“永生”，但与佛学对现世的完全消极态度不同，西方人的“热情和放纵”、“理智和审慎”保证了人在现世的一种坚韧不拔的积极精神。

这种精神或可称为“西绪福斯精神”：

（1）西绪福斯充满了生的热情，他不但享受今生，还与死神进行了毫不畏惧的斗争。

（2）即使只是在山脚和山顶之间徒劳无功地搬运巨石，西绪福斯仍永不放弃。

4、一种斗争：理性和情欲

从相当意义上说，理性和情欲的斗争构成了西方历史的全部历史。或者，按一种曾流行过的说法，西方历史就是理性和情欲的双主题变奏。

柏拉图说，“沉思”和“洞见”是人的幸福所在，于是理性便压倒了情欲。

伯格森说，人只是“动物”，于是情欲压倒了理性。

“上帝”说，情欲是邪恶的，要有理性，于是一场理性压倒情欲的斗争就拉开了帷幕。

5、两种方向：法律与伦理

不管人们愿意不愿意，“上帝”确实是已经死了，人只是现世的人。那么，有没有一种“实用”的人生意义呢？

按伯格森“行动主义”的主张，人只能面对一堆杂乱无章的“行动”。如果这并不能令人满意，那么不妨来听听“实用主义”大师约翰．杜威的主张。

杜威说：“有控制地或有指导地把不确实的事态变换成一个在区别成分及关系成分上十分确实的事态，以致把原事态的各要素转化为一个统一整体。”（罗素的《西方哲学史》，商务1996，转引下卷第382页。）这就是说，杜威主张，对柏格森乱成一团的“行动”进行某种甄别和联系，以使其成为人的“实用”目的的一部分。

这无疑是一种“福音”。但这种基于某种“指导”思想的“转化”颇有弹性，它虽然蕴含了某种现世的可能幸福，但却还不能给出一个直接了当的答案。不过，这种“可能”却也足以成为一种新的探索的起点。

这里要给出两种“可能”的答案。如果把杜威所谓的“不确实的事态”看成“行动”或“无法无天”的个人，那么解决的关键是：确定“一个在区别成分及关系成分上十分确定的”标准。

这种标准的确立可以延续西方理性的传统，不断地签订契约，并使之上升为国家的法律。

或者，按中国儒家的主张，这种标准即是简单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一种所谓“儒家和实用主义”的探讨即是基于这个方向进行的。

结语“公务员之家有”版权所

未尽话题：

1、文中的存疑。

西方哲学史范文篇3

海德格尔试图纠正理解黑格尔与谢林关系的传统形象，说谢林是德国古典哲学的顶峰和终结者，而“这篇独特的论文达到了德国唯心论形而上学的顶峰”，是“稀世罕见之作”，是整个德国哲学最富创造力、最深刻的著作之一。因为，“谢林真正是整个德国哲学一个时代中最有创造性和跨越度最广的思想家。他从德国唯心论的内部推动它，并使它超越它自己的基本立场。”这一评论成为谢林复兴中的一个强音。海德格尔在谢林的自由问题取向上将他引为同道，并把谢林思想的任务称为“追问存在的真义”。早在1795年2月4日给黑格尔的信中，谢林就说：“在神性的自由之外没有别的解释世界的原则。它只有通过自身展示和证明自己”。“整个哲学的起点和终点就是自由。”谢林的自由的体系的任务是思索同一性的根据本身。海德格尔认为，谢林建立了一个相当于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的“恶的形而上学”，通过神智论对神正论的回答，深入到整个西方形而上学最根本的本体论神学的基础之上。

海德格尔的两部解释谢林的著作对谢林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海德格尔对谢林的第一部解释著作《谢林论人类自由的本质》（1971）不象其两部《康德书》那样富有争议。海德格尔认为，“谢林的论文之所以是最深刻的哲学著作之一，恰恰是因为在一个独特的意义上它同时既是本体论的，又是神学的。”海德格尔认为，西方最根本的特征就是哲学与神学一体的结构，相对于西方哲学的本体论神学这一特征而言，非西方的思想都是“非哲学”且“非神学”的。而谢林则是“哲学与神学之间”或者说“调和基督教与哲学”的最明显的代表。这种十九世纪的“调和”或“中介”，与其说是现代的基督教的世俗化，不如说是现代哲学的基督教化。“哲学与神学之间”的蒂利希(1886-1965)受谢林的影响最大，他说过，是谢林决定了他的哲学和神学思想的发展。在第二部对谢林的解释著作《再论谢林》（1991）中，海德格尔完全将谢林置于他的西方形而上学历史命运的视角中进行解释（即形而上学作为本体论神学），尤其是谢林的意志概念。可以说，对谢林的《自由论文》的两部解释是海德格尔讨论本体论神学主题的重要文本。在《我进入现象学之路》（1963年）一文中海德格尔说：“从布莱格那里我第一次听到谢林和黑格尔对于整个根本上不同于经院哲学的教义体系的思辨神学的重要性。就这样，本体论与思辩神学之间的张力作为形而上学的结构便进入了我的研究领域。”这就是海德格尔本体论神学思想的最初的起源。

谢林的《自由论文》是哲学史上的毫无争议的一个经典，赫费（OtfriedHoeffe）于1995年主编了经典解释系列中的《自由论文》的解释。从这篇论文中文可以看到谢林的哲学天才和挥洒自如的文笔。谢林的自由概念不仅是吸取了奥古斯丁、路德、斯宾诺莎、莱布尼茨、康德的自由概念，而且还加入了德国神秘主义和基督教的思想因素。因此可以说，谢林的自由概念是一个哲学与神学的综合性的概念：既有实在论的因素，又有观念论的核心；既有恶的可能性，又有善的原初地位；既有个体的自由，又有神性的必然性。谢林并未将自由概念视为一个不言自明的前提，而是视为人之为人以及哲学之为哲学一直有待追问的问题本身。

谢林的《自由论文》以“对人类自由的本质的哲学探讨”一句开篇，（《谢林全集》标准编号，第一辑第七卷，I/7，336；汉译，页258）直接提出两个任务：第一，从自由的感觉和独特的事实感经过感官之外的理智、在经过意志，最终将其上升为认识、知识、概念；第二，由这一概念开始探讨它与整全的体系的关系，或者说它在整全的体系中的位置。紧接着谢林十分紧凑地指出，自由的概念决不能作为一个从属的概念，而必然是要在这个体系中成为核心。因为，正如谢林在后面所说的那样，谁如果体会到了自由的感觉和独特的事实的话，谁就必然要把这种感觉贯穿到整个世界之中，并且要使自由的概念成为哲学的“一”与“全”（I/7，351；页272）谢林马上又代一般人（尤其是我们时代的哲学）设问：既然自由是与体系是不相容的，那么一种自由体系是如何可能的呢？谢林回答道，自由的体系至少存在于上帝的理智之中。稍后谢林解释道，这是因为圣经本身就证明了自由就是我们信仰地存在和生活于上帝之中。（I/7，340；页261）就这样，谢林仅仅用了不到一页的篇幅就将自己的问题域与问题方式阐述得清清楚楚。

接着，为了论证个体自由存在于上帝之中，谢林就将自己一下子推到了为斯宾诺莎的理性主义的泛神论体系辩护和重新解释的任务之中。海德格尔说：“斯宾诺莎总是重新引起整个德国唯心主义思想的注意，并且同时也把他们置于矛盾之中，因为他使思想从绝对者开始。”上帝作为一切存在的根据的斯宾诺莎泛神论必须被证明，它同时也是每一个个体得到其独立性的体系。也就是说，斯宾诺莎的泛神论并不象通常不假思索地认为的那样，是与莱布尼茨的单子论相对立的，恰恰相反，无限实体只是相对于有限而言，但是它并不排斥特殊性，而恰恰要以承认特殊性为前提的。（I/7，344；页266）谢林以莱布尼茨所理解的“先行与随后”关系的同一性概念打通了斯宾诺莎与莱布尼茨二人的体系。（I/7，342；页264）这样谢林就完成了第一步，确立了这一体系的实在性。

要克服斯宾诺莎冰冷僵硬的决定论体系，关键的步骤是要给他输入费希特的先验唯心论的鲜活温暖的精神气息，将意志和生成的概念引进整个体系之中。（I/7，350，359；页271，279）我们应该指出这两个概念在莱布尼茨的思想中就已经占有了重要的地位。就象在后来的叔本华和尼采的哲学信念中一样，莱布尼茨的“永恒生成”的概念认为，没有存在，只有永恒地生成。然而费希特的独特之处在于将这两个概念视为绝对者的“自我”的本质特征，他以对绝对同一者的意志和生成克服了康德的现象与自在之物之间的分裂，这就是德国唯心论的开端。但是费希特将这一同一者视为精神性的“自我”，并由此建立了他的伦理学体系，在谢林看来，他的伦理世界秩序还不过是一种失去了实在性的单薄的体系。（I/7，337；页259）不过，归根结底，谢林认为费希特的观念论的自由所达到的高度无疑是对斯宾诺莎的片面实在论体系的突破，因此也是他的思想的出发点和他体系区别于斯宾诺莎体系的特征。这就是谢林论文结尾那最后一句话的含义。《自由论文》显然还不是谢林所构思的整个自由体系，而只是它的一个导论而已。

实在性和精神性的贯通是谢林自我担负起来的哲学使命。（I/7，333，350；页255，271）谢林对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的综合在于“生成”、“意志”、“根据”和“启示”等关键概念上的突破——整个体系自身就是生成的，是基于上帝的原初意志的，是基于作为根据的上帝的，是上帝启示自身的级次，因此，自由才可以从自我扩展到整个自然?—上帝之中。在解释完体系的实在性和精神性之后，谢林着手解释自由概念的实在性问题。因为在他看来，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所完成的，恰如康德本人所说的，只是自由的形式的概念。也就是说康德只是一般性地建立了自由的形式的、先验的原理，远远没有触及自由的实在性，当然更不用提费希特了。谢林建立自由的实在的和生动的概念的关键是他建立了恶的实在性概念，并进一步在笛卡尔、斯宾诺莎和康德等人的“善的意志”的观念“自由是致善的能力”之上加上了一个“恶”字，并将恶的可能性建立在人类的自由能力之中，即能善“与”恶（I/7，352；页273）。就此而言，谢林使此前的观念显得仍都是古典的。就象柏拉图和奥古斯丁一样，斯宾诺莎也同样将恶视为善的缺失，因而将二者无差别地置于其理性主义的体系之中。谢林在得到自由的生动的概念之后马上就遇到新的困境，被提高到费希特的唯心论高度的斯宾诺莎体系必须回答最为棘手的莱布尼茨在《神义论》中提出的那个经典的问题：“恶从哪里而来？若是上帝存在，那么怎么能有恶呢？如果没有上帝，那么怎么又可能有善呢？”

为了回答这一问题，谢林首先运用了从康德那里学得的对恶的可能性与现实性的区分。这是只有到了康德那里才能做出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区分。恶的可能性正是基于人类自由的本质之中，而人的自由又基于上帝之中，因此，在上帝之中必然有人致恶的可能性。难道要象有些民族神话和宗教中所说的那样，在上帝之中存在着一种善与恶的二元论或“双重意志论”吗？谢林在此特别救助于波墨的神智论的神秘主义的两个重要的思想来改造斯宾诺莎的上帝的自因概念：一个是艾克哈特和波墨的无根据的、甚至是“无”（的上帝的概念；另一个是波墨的自我分裂的三位一体地启示自身的上帝概念。

“波墨(1575-1624)是第一个德国哲学家。他的哲学思想内容是真正德国气派的。波墨哲学中最值得注意的最优秀的东西就是上述的新教原则，即把神灵世界纳入自己固有的心灵，在自己的自我意识里直观、认识、感觉过去被放在彼岸的一切。事实上，也是由于有了他，德国才出现了具有独特风格的哲学。”这是黑格尔对波墨的评价。德国现代哲学的起源正是德国神秘主义和路德新教神学，它们使得德国哲学家的民族气质和德国哲学特殊的样式。无论谢林，还是黑格尔，他们都是德国神秘主义传统的继承者，也都是新教神学的哲学改造者。黑格尔和谢林都吸取了波墨的神之自我离异并作为恶的来源，以及三位一体启示在一切事物及其性质之中的思想。虽然是巴德尔在德国掀起了“波墨复兴”，但是谢林是被公认受波墨影响最大的哲学家。在《近代哲学史》中谢林对波墨同样推崇倍至。谢林不仅采纳神智论的思想建构自己的同一哲学体系，还采用了许多波墨的用语如无根据以及夜与昼，爱与恨等隐喻。在《自由论文》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善与恶之间，在光明与黑暗之间，在普遍意志和私己意志之间，在存在和存在的根据之间，在人的自由生存与他的本质（上帝）之间充满了波墨式的斗争。

受到波墨的两个概念的启发，谢林在结束了论文的导论（I/7，336-357；页258-277）之后，以区分上帝之中的存在（Existenz）与存在的根据（Grund）开始了正题的讨论。谢林一开始就指出，存在与其根据的区分始于他自己向布鲁诺的自然观念回归的自然哲学，最初见于其《我的哲学体系的解说》之中，稍后见于他和黑格尔一起出版的《思辨物理学杂志》。但是，论到上帝之内而非自然之内的这种区分，主要还是基于斯宾诺莎的思想。根据斯宾诺莎的思想，任何事物都不是独立存在的，它的存在总在别的事物之中具有某个根据的。从这一思想出发，斯宾诺莎定义了上帝与世界或者说自然的区分，即自因的概念。斯宾诺莎认为上帝在其自身之中具有自身独立的根据。但是，斯宾诺莎的体系也同时暗示，自在的上帝是不完满和不可知的上帝。这也就敞开了通往波墨之路——上帝之中具有某种混沌、黑暗和深渊般的东西，具有某种不是上帝本身的东西，因此，也是上帝必须要克服的东西；并且上帝必须通过分裂和出离他自身才能克服这种东西。这就是上帝之内的波墨式的原始斗争：上帝之内的自然与精神，上帝自身与不是上帝但同时又作为上帝根据而与其一起存在的东西。对于谢林来说，这才是真正的活的自然与活的人的人的活的上帝。在上帝之内的这种创世之前的无时间性（传统称为“永恒”）的、必然性（但同时也是自由）的同一性，只有经过善恶的“两极”分化，再经过自然、精神、爱的“级次”地启示出自身，启示为差异的、级次的世界，才能成全上帝自身的神的理智（原理智）与神的意志（原意志），上帝才真正地、永不停息地“生成为”上帝。谢林认为，只有这样的“二元论”和启示概念，才可以说是唯一正确的。如果从谢林的思想来看，蒂利希的上帝作为存在的概念其实并不模糊，上帝作为存在同时既是存在本身，又是存在的根据，又是作为所有存在者的根据的存在。

到了这一步我们可以提前地说，谢林解释人类自由的本质的成功之处与其说是神学的，不如说是首先是从其自然哲学开始的本体论的；与其说是引进了泛神论的体系，不如说是通过唯心论的同一哲学和神智论的神秘主义改造了体系的最高的概念，即上帝的概念。这一思路就解释了谢林为何在论文之中多次讨论了同一性、系词、原初的无时间性和无语词性等问题。这也就是为什么海德格尔要盛赞谢林的思想达到了最高的本体论神学的高度。

在上帝的神性的自由概念上取得了突破之后，谢林接下去要讨论上帝之内的区分在人之中是如何启示出来的。上帝在自身之内包含他自己存在的根据，由于存在与存在的根据是截然不同的，所以就不得不又悖论（或辩证）地说，上帝在自身之内既包含他自身，又包含不是他自身的他自身的根据，而这一根据他自己却“尚未”能认识，他渴望能认识到。因此，在上帝平静的被封闭着的内部，孕育着上帝生成自身、从而认识自身的无限的渴望、冲动和原意志。于是上帝从他的根据之中跃出来，就象光冲破了重力，生物冲破了胚胎或种子。这就是上帝的自我启示，同时也就是上帝的创世（天、地、人、万物的创造）。上帝的创世就是上帝在自然和人之中展开和启示自身。上帝将自身之内的以原初的爱的意志的纽带所连接的自然和精神，以不同的级次启示在自然和人身上，但并不是以截然分裂的方式分别地体现自然与人之中的，因为按照谢林的自然哲学，自然之中也生育着精神，而人也有其自然。也就是说上帝之内的区分同时在自然与人之中，只是级次有所不同。

上帝恰恰通过人的自由展示他自己的理智与意志、自由与必然性，也即人是上帝启示自身的他者，这是人的级次。人的本质因此就是上帝启示自身的中介或载体，用老柏拉图主义者的语言就是“物质”。谢林在此将基督教的三位一体学说人类学化或拟人化了，按照基督教教义，上帝只是在人类的原型耶稣基督身上才唯一地启示自身。上帝在人之中所启示的一方面是人的精神性的不断地超越自身限度的自由，另一方面是人永恒回归于其自然和根据的力量。正是上帝之中的原初的爱的意志的纽带保护人不被这两种力量所撕裂，相反，还促使二者达到各自的极限。谢林说：“在人类中作为黑暗原则的整个的力，同时也正是在人类中作为光的整个的力。在人类中存在最深的深渊和最高的天空，或者说在人类之中有两个中心。人的意志既是隐蔽在永恒的渴望中的、还仅仅是在根据上存在的上帝的种子，也是封闭于深处的上帝的生命闪光。”（I/7，363；页283）这句话正是理解《自由论文》的钥匙。于是我们看到了在人类之中，自由总是要克服吞噬自己的根据的吸引之火，不断地向上上升，越来越成为纯粹的精神。就如同放纵的人身上存在着疾病的可能性一样,正是在这种本己的精神的意志之中存在着恶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存在着精神性的力量统治人的自然的僭越和颠倒。不仅如此，他更可能进一步地要求割裂上帝的爱的原初意志的纽带，成为杀死上帝的最大的恶者，就象尼采的疯人一样。恶的可能性绝不在于物质或感性事物之中，而在于上帝借以启示自身的人的精神性。谢林说，魔王本是堕落的天使长。

在人的自然、人的精神性的自由、上帝的原初的纽带这三个级次，存在着一个根本的秩序，或者说存在着“普遍的、根据的”、“本己的、理智的”和“原初的、爱的”三种意志。这一根本的秩序正是谢林的本体论神学的自由体系得以成立的三个要素。人的自由要从上帝的神性的自由或必然性来思考，要思考到人与自然、人与上帝的原初的归属性或者说互属性。就象一个老柏拉图主义者所持有的那种美妙的信念一样，人的自由并不是最高最广的东西，当然也是不了最深的东西，因为人是神与兽之间的存在物。换句话说，人的精神性并不是最高最广的东西，就象谢林在批判黑格尔时所显示的那样，因为他还需要爱的意志和“宇宙灵魂”；人精神性也不是最深的东西，因为它无法到达自己“黑暗的心脏”，就象后来的叔本华所显示的那样。恶的可能性既在于人的自由对于其根据的反叛，也在于人的自由对于其根据的遗忘。因此，即使不必象古老的基督教传统那样将人视为生而背负原罪的存在物，也应该看到人的生存是在危微精一的恶的生存可能性笼罩之中。谢林晚期正从这一“向恶而生”的阴沉和忧郁的基本调性中发展出他的准生存哲学的。克服这种恶的力量就是神性的爱，这种爱既是赫拉克利特的斗争之爱的意思，也是中世纪的荣耀的圣爱的意思，但决不是人的精神性的浪漫之爱。谢林最后以神圣之爱之力扼住了他所钟情的“普罗米修斯的巨人和英雄的意志”。

谢林以恶的可能性证成了人类自由的实在性的同时，也以上帝的神性的自由保证了人的自由的可能性。人的自由被提升到上帝的自由的根据之中保护起来。尽管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都是一种本体论神学体系，但是人的自由并未处于其核心，这是因为自由还未被提升到先验的、更不用说本体论神学的高度。人的自由仅仅是精神性的，它基于并归于神性的必然。这就意味着自由决不是人的主体性，而是人归属于自由，分享和参与自由，正如海德格尔所以一直强调的。因此，自由意志是一个模棱两可的伪概念。尽管自由仍然是生存之谜本身，但是至少我们清醒地意识到了作为有限者的人的自由是有限的，并且那保障人的自由的神性自由乃是一个作为无根据本身的深渊或无。在谢林这里，人类自由的根据本身恰恰是上帝的无根据性：“黑暗”、“深渊”和“无”，但无论如何这不意味着自然或上帝并不存在的纯虚无。跨出否定本体论神学的自由的消极虚无主义那一步，就只能剩下人的有限性的自由这一积极的放纵的虚无主义了。这一步似乎是继续了被中断的了康德的自由概念。在转入讨论这种自由概念之前，我们先将《自由论文》中所讨论的自由概念作一个全面的检查。

在解释谢林的《自由论文》时，海德格尔为我们细致地清理出七种自由概念。第一种自由概念是作为无需论证的自我开端（Selbstanfangen），从自身出发（Von-sich-aus-k?nnen），这是一个最古老、最原初的、自发性的自由概念；第二种自由概念是摆脱某物（Freiseinvonetwas），这也是一个为亚里士多德所熟悉的否定性的或消极的自由概念；第三种自由概念是对于某物（Freiseinzuetwas），自我自行关联于某物（Sichselbstbindenanetwas），这是一个肯定性的或积极的自由概念；第四种自由概念是理性对激情和欲望、精神对感性的统治，这是被谢林所批判的在近性主义（无论是斯宾诺莎，还是康德）中非常流行的一个非本己的自由概念；第五种自由概念是道德自律的自我持存性（Selbstst?ndigkeit），是自我立法（Selbstgesetzgebung），这就是谢林所批判的康德的形式的自由概念；第六种自由概念是致善与恶的能力，这是谢林自己的自由概念；第七种自由概念是思想史上经院哲学家布里丹提出来的著名的的“既不/也不”的悬而未决的“不确定性自由”（libertasindifferentiae），这是被谢林所批判过了的一个否定性的或消极的自由概念，它是相对于必然性的可选择的自由概念。在七种自由概念中，谢林的自由概念的深刻是显见的。

在谢林对自由的讨论中，我们可以区分出两种路线：一种是所谓的唯心论的自由，也就是从人的有限性论证人的自由，无论是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从人的道德法则出发，还是费希特在《全部知识学的基础》中从人的“自我”的绝对同一性出发；另一种是所谓的实在论的有根据的自由，也就是从上帝的自由和意志论证人的自由。前者是从人的本质或人的自然去思考何谓自由（以至于神性的自由或自由本身）；后者是从神的启示自身的必然性去思考人的可能性。前者是从有限性去思考有限性与无限性的关系，或者说，既非人的自由，也非上帝的自由，而是人的自由与上帝的自由的关系。后者相对于前者的哲学人类学的路线而言，是神智论或神秘主义的路线，或者叫被恰当地理解的泛神论，其中人作为上帝启示自身的中介。这上升和下降的两条路线交织成了谢林的自由体系的结构。这两个相互交织的路线是谢林的平衡的、与众不同的视角，即如蒂利希所说的相互关联（corelative），或者海德格尔所说的互属（Zusammengeh?rigkeit）。谢林将自由视为人的自由与上帝的自由的互属，其中人的自由是上帝的自由启示自身的中介，而上帝的自由同时又是人的自由的根据。这就是谢林的自由概念，它基于对自由的整全的目的性的理解。

谢林的自由概念的独特性不仅在于它的“恶的形而上学”，更在于它在本体论神学上的前提，也就是谢林所说过的从恩培多克勒一直到歌德的古老的认识论原则：同类者认识同类，人通过己内之神认识己外之神。（I/7，337；页259）而与谢林的自由概念截然不同的从有限性出发所理解自由的概念则认为，这种诉诸直接性与中介性的拟人论、或上帝的形象论、或存在的类比、或神秘主义、或自然神学等等，都忽视了一个基本的问题，即在神人之间具有一个无限的质的区别。正如加尔文和克尔凯郭尔所指出的那样，有限者不能认识无限。其结果有两个：一个是象路德和巴特那样，坚持人的自由是一种被束缚的自由；另一种是坚守人的有限性及其有限性的自由，象康德和海德格尔那样。对于海德格尔而言，在“神的暗夜”和“人性贫乏”的时代中，侈谈神性的自由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从谢林的自由概念出发让我们设问：自由是在恰恰以完全自律的原子为系统的纽带的抽象社会中的虚无无根、丧失尺度和目的的自由呢，还是有根据、归属性的和互属性的自由？这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更为根本的问题意识是，要从现代性的自由概念中清醒地意识到自由的脆弱性、易碎性、有限性和风险性——自由从不是自明和理所当然的，正如康德所说，自由依然保持为一个巨大的谜。这个谜也恰恰是人的本质之谜，也同样是哲学的本质之谜。

在解释谢林的本体论神学的自由体系时海德格尔说：“上帝不是被理解为一个白胡子老头，他制作种种事物，而是被理解为生成着的上帝。那不是上帝本身的、非被创造的自然的根据，它属于生成着的上帝的本质。被创造的自然也不是要被理解为如现在所是的、如我们所见的自然，而是要理解为生成着的、创造着的自然，也即一种自身是被创造的创造物，是约翰?司各特?爱留根纳所说的作为被创造的自然的创造的自然（naturanaturansalsnaturanaturata）。人也不是要被理解为那种众所周知的理性的动物，他在地球上忙碌活动，并能分解为自己的组成成分，而是要理解为那种在他自身之中同时是存在的‘最深的深渊’和‘最高的天空’的那种存在者。”我们将简要讨论一下谢林的自然、人和上帝概念的与众不同之处，以更加充分地理解谢林的自由概念。

谢林对布鲁诺非常推崇，当谢林开始在德国唯心论之内建立自己的自然哲学时，重返布鲁诺和波墨的传统是对自笛卡尔以来的意识、理性、精神与自然的分裂以及对它的统治的克服。在《自然哲学观念导论》（1797）中，谢林找到了新的认识之路：自然在我们思维中如何为我们而显现，为什么它能与我们的思想不可分地联在一起，也就是说，思维的主体如何成为主体。谢林认为，有意识的、有目的的思维和实践行为建立在无意识的自然之上。自然的创造性在意识行为之外，又与意识、理性、精神等有着共同的根据。与黑格尔不同，谢林认为，自然而非思维才是思有同一的根据。存在的同一性和绝对性是不能还原为我思和理性的，正如弗兰克所指出的那样。谢林于是以有意识活动和无意识活动之分取代了康德的合目的性与机械性之分，指出如果以自我的视角来看，则必然无法达到合目的性的最终根据。据此，谢林批判了康德在自在之物与现象之间的区分所导致的精神对自然的统治以及其自然目的论的根本困境，也同样批判了费希特将同一建立在绝对自我的理智直观而非自然之上。谢林通过对自然现象本身的思辩（如能量守恒、紫外线的存在、电磁现象、生命有机体与疾病、化学反应、级次进化论等）突破了笛卡尔和牛顿的自然观。谢林的思辨物理学是一种不同于古代的活力论或当代的自组织理论的“自然的解释学”，它建立了理解自然、解释自然作为人类意志的根据的原则，因而使评价自然科学成为可能。谢林的思辩物理学、思辩医学、思辩进化论、思辩生物学等都不同于自然科学的解释学，甚至与约纳斯所说的“进化认识论的虚无主义”是根本对立的。在德国哲学传统中只有谢林堪当捍卫自然生态本体论的优先性地位。谢林总是将自然视为人类生存的本体论的关系。谢林将自然视为根据与整全，他与荷尔德林、海德格尔共同分享一种近乎神性的自然观。在生态问题上，谢林绝对是第一个先知。他的自然哲学对重新建立古老的可以克服自然科学认识论和技术形而上学的自然本体论是不可缺少的。

谢林对人的本质的理解可能是西方哲学中最深刻的理解之一。在《先验唯心论体系》中谢林将人视为上帝在历史中借以启示他自身的“自由的演员”：“如果我们把历史设想为一出戏剧，参与表演的每个演员都十分自由如意地扮演自己的角色，那么这种杂乱的表演中的合理的发展过程便只能这样来设想：有一位大师给一切演员制作诗歌，这位诗人写的章句就是各个演员要演的情节，他预先把整个演出的客观效果与各个演员的自由表演协调起来，使得最后一定会真正出现某个合理结局。但是，假如这位诗人不参与他写出的剧本的演出，我们就只是演唱他已经作出的诗句的演员。如果他不是不参与我们的演出，而是仅仅通过我们的自由表演本身，不断把自己启示和表露出来，以至于连他自己的生命也与这种自由不可分离，那么，我们自己便是参与整个戏剧创作的诗人，是我们所演的特定角色的亲自编造人。”谢林将人视为上帝在世界历史中启示其自身的中介，作为中介者的人是自身的自由生存的自由的演员。人是自己的自由的命运的热爱者。这是谢林的自由生存论的一面。

在另一面，谢林指出人的生存的恶的可能性。恶的可能性来自人的生存中的无意识的、盲目的、意志的、黑暗的、骚动不安的那个核心：自然和根据的引力。谢林还指出这种黑暗的意志类似于生殖的冲动。恶的可能性就象是燃烧着地狱的毁灭的火焰的深渊，人总是时刻处于深渊的边缘。生存中充满了“畏”。这种“畏”不是对于死亡和无的“畏”，而是对生存中的恶的可能性的“畏”。这种恶的可能性使人实际的生存情调弥漫着悲伤和忧郁。在谢林晚期的实定哲学中，这种准悲观主义的生存情态成为未来存在主义的先兆。

在海德格尔所说的相当于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以及黑格尔的否定之否定的谢林的“恶的形而上学”中，恶是理解人的自由和人的本质的关键。谢林17岁时的硕士论文就是《根据〈创世纪〉的第三章对有关人类罪恶起源的古代哲学命题的批判和哲学分析的尝试》。谢林20岁之前就已经将莱布尼兹的《单子论》和《神义论》烂熟于胸。谢林和莱布尼兹一样，从人类自由的本质入手，思考恶的可能性问题，并依据同一性原则，寻求最后的根据，最终归到上帝。在这五个方面二人是相似的。谢林依然保留了传统的理解人的本质的视界，即从善“与”恶来理解人的本质。如果恶是人类本质的不可根除的严峻的可能性，那么，在前善恶的、非善恶的、甚至是超善恶的现象学、生存论、本体论和解释学中，恶的问题的空白与缺失这一症候意味着什么呢？如果自由不再追问善与恶的问题，不再追问自己所归属的根基的问题，那么，自由如何以理性的方式论证自身的至高无上的地位？谢林忠于基督教的传统观点，认为恶是精神性的，是由人的精神性带入世界的。谢林认为：“恶的东西没有通过自身而存在的力量，在恶中存在的东西是善的东西。”（I/7，341；页263）恶如何有力量？那是因为恶的力量来源于善的力量，恶的力量与善的力量同步增长。恶总是借助善的名义和善的方式推行自己的力量。而对于黑格尔而言，恶是一个经验的概念，是反对世界精神和理性的力量，尽管在“理性的狡计”之下看起来好象恶推动着世界历史。维纳?马克斯就谢林观点说：“一，不同于黑格尔，人的本质不可能只是恶，而是恶在人之中显现出来。道德的东西正在于善与恶之争；二，不同于黑格尔，人的精神不可能从恶中解脱出来，人的精神正在于此一整体性的堕落之中；三，恶不仅体现在个体的自由之中，还体现在普遍性之中。这是一种普遍的现实性，也即恶控制着一个民族的绝大部分人；四，恶也是一种生命力，是生命的自我肯定的形态。因此当历史科学着手研究越轨与偏差的现象时，它自有其合理性。”对于谢林而言，恶首先就不是一个道德范畴，恶是现实存在的，恶的可能性对于生命本身是不可缺少的，因为“没有它就会是完全死亡、善的沉睡。哪里没有斗争，哪里就没有生命。”（I/7，400；页317）

由于本体论和神义论的恶的问题，人的本质更加难以理解。谢林的本体论神学是从超出人的事物来看人的本质的。对于谢林来说，人是不同于上帝的一个他者，一个上帝启示自身所中介的存在者。人的本质是分有了神性的本质。谢林的上帝概念是与他的自由概念分不开的。谢林是从对斯宾诺莎的自因上帝的批判中发展出来自我分裂和自我启示的上帝，用谢林自己的话说就是，“两极”和“级次”的上帝。谢林的上帝是在理性和观念体系之外的活生生的意志，谢林的上帝概念就是“启示”。谢林说：“这是一个在上帝中被理解的体系，但上帝不是体系，而是生命。”（I/7，399；页316）上帝不仅启示在民族的历史中，还启示在个人的自由中，并且人通过自己的历史，不断地作出上帝存在的证明，而这种证明只能由无限敞开的全部历史来完成。谢林的启示的上帝概念与作为根据的上帝概念是不可分离的。本体论神学的“根据律”就是上帝的启示，其中最高的争执是斯宾诺莎所说的上帝的自由与必然性，而人的自由归属于上帝的自由之中。谢林认为只有上帝才是同一和根据，并且同时也是整全。人不是单独和特出的主宰性的存在者，人属于存在者的实在和整全，《自由论文》的题目中的“相关对象”就是这个整全的意思。最终，谢林将人的自由奠基于上帝的自由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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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学史范文篇4

作为古典哲学的核心和基础，形而上学在西方哲学史上曾经长期占据着绝对的统治地位，在某种意义上说，从巴门尼德到黑格尔的西方哲学史就是一部形而上学史。不仅如此，即使在自觉地与古典哲学划清界限的现当代西方哲学之中，哲学家们仍旧在研究形而上学问题，当然他们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批判形而上学。然而令我们感到困惑不解的是，20世纪以来不知有多少哲学家宣称形而上学已经被彻底清除了，可是人们直到今天却还是一而再在而三地批判形而上学。这一奇特的历史景观向我们表明，如果不是形而上学本身仍然有其生命力，那就是西方哲学的形而上学传统实在是太沉重了，以至于人们花费了将近一百年的时间还在为清除形而上学的影响煞费苦心，这至少说明哲学还没有彻底卸除它的负担。种种迹象表明，或许我们注定了要与形而上学纠缠不休。

因此不论从哪个角度看，研究形而上学的问题对我们来说仍然是有意义的。无论我们对形而上学持什么样的立场或态度，无论我们反对它还是赞同它，其前提条件是，我们必须弄清楚形而上学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而要弄清楚形而上学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理清形而上学的历史演变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

众所周知，西方哲学史上的形而上学问题是一个十分复杂十分混乱的问题。我们今天称之为“形而上学”的这门“学问”，其实并不是一门严整划一、具有普遍认同性的“学科”，几乎可以说有多少种哲学体系就有多少种形而上学，人们经常是在不同的意义上谈论甚至批判形而上学的。造成这种混乱局面的原因有许多，在这些原因之中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曾经作为古典哲学核心部门的形而上学并非一经确立便固定不变，而是在长期的历史演变之中逐渐形成的，在它的演变过程中，人们关于形而上学的观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如果从比较严格的意义上或者说从狭义上说，形而上学意指亚里士多德的“第一哲学”，而从广义上讲，形而上学乃是古典哲学的核心部门，我们可以把巴门尼德的存在论、苏格拉底－柏拉图的理念论、亚里士多德的第一哲学以及近代本体论等等都称之为形而上学，因为它们虽然形态各异，但是在问题、对象、结构和方法等方面毕竟或多或少具有某些共同的特征。

本文在此主要从广义上使用形而上学这一概念，目的是通过对于形而上学从巴门尼德存在论到近代本体论的历史演变过程的疏理，为研究形而上学问题提供一些基本性的帮助。

一、存在论

从广义上讲，形而上学发端于巴门尼德的存在学说。如果我们把巴门尼德的思想称为“存在论”的话，那么可以说存在论就是形而上学最初也是最基本的形式。

作为西方哲学诞生初期的早期希腊哲学以自然作为思考的对象，通常我们将这个时期称之为自然哲学或宇宙论时期，它的主要问题是“本原（arche）”问题。所谓“本原”，按照亚里士多德的经典规定，亦即万物从那里来，毁灭之后又回到那里去，一切皆变唯它不变并且以“质料”为其主要内容的“始基”，它是宇宙最原始的开端和主宰。[1]当时的哲学家们从朴素、直观和经验的自然主义态度出发，围绕着宇宙自然的本原问题展开了热烈的争论，他们企图以自然来解释自然，用一种自然元素来说明自然万物。于是，有人说本原是水，有人说本原是气，也有人说本原是火……。总之，在本原问题上，哲学家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难以形成普遍的共识，结果离他们要求认识自然的理想越来越远。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巴门尼德对自然哲学的道路进行了反思。

自然哲学所关心的是关于自然的知识问题，这种知识主要建立在感觉经验的基础之上，而且通常表现为某种独断式的论定，巴门尼德对自然哲学的批评也正在于此。在留给我们的著作残篇之中，巴门尼德首先指出了哲学探索的两条道路：一条是以“非存在”为对象的“意见之路”，一条是以“存在”为对象的“真理之路”。在他看来，自然哲学家们的局限就在于他们对本原的探讨建立在观察和经验的基础之上，而经验的对象都是生灭变化、相对而偶然的“非存在”，对此我们只能获得各式各样不同的“意见”而不可能达到普遍必然的知识，因而这条道路是行不通的。真正说来，哲学只有一条路，那就是以“存在”为对象的“真理之路”。按照他的观点，唯存在是存在的，非存在不存在，因为只有存在能够被思想和述说，非存在则既不能被思想也不能被述说。所以，能够被述说和思想的一定是存在的，“作为思想和作为存在是一回事情”。[2]由此，巴门尼德便将“存在”确定为哲学的对象，为后来在西方哲学史上长期占据着统治地位的形而上学奠定了基础。

与追问宇宙自然“在时间上”最古老最原始之开端和主宰的自然哲学道路不同，巴门尼德致力于探讨宇宙自然“在逻辑上”处于第一位的根据或本质，他称之为“存在”。就哲学思考的目的是为了获得真实可靠的知识而言，巴门尼德与自然哲学家是一致的，他们的分歧乃在于究竟“时间在先”的“质料”是知识的对象，还是“逻辑在先”的“形式”是知识的对象，当然，巴门尼德的“存在”还不是纯粹的“形式”。在巴门尼德看来，一切存在物都存在，但是它们总有一天将不再存在，唯有使一切存在物存在的存在本身是永恒不变的真实存在。虽然巴门尼德的存在论并不就是形而上学，但是在他的存在学说之中已经蕴含着构成形而上学的基本要素。

西方哲学从巴门尼德开始以“存在”作为哲学研究的对象显然有其深刻的语言学背景。与汉语不同，印欧语系在长期的演变过程中形成了以系动词为基本联结方式的语句结构。在人类语言的形成史中，最初出现的可能只是很少的一些孤立的音节，然后是一些简单的语句。这些原始的语汇还没有明确区分为动词与名词，它们主要与人类日常的生活劳动密切相关，因而带有十分浓重的感性色彩。随着人类交往和实践活动的逐渐密切和复杂化，语言也进一步得到了进化，人们需要将对于事物的表达联结为语句，以便来表述事物与其属性等各种关系，于是在印欧语系中就逐渐形成了其特有的系词结构，即以一个系动词来联结主词与宾词，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S是P”的语句结构。在希腊语中，这个系动词的一般形式是eimi，我们通常可以译作“是”、“有”或“在”。据海德格尔考证，希腊语中的这个系动词在印欧语系中有两个词根，一是es，与此相应的希腊语是eimi和einai，在梵文中则是asus，拉丁语是esum和esse，原本的含义是生活、生者、由其自身来立于自身中又走又停者：本真常住者。一是bhu、bheu，希腊语中与之对应的是phuo，其本义是起来，起作用，由其自身来站立并停留。前者后来演变为系动词，后者则变成了phusis亦即“自然”。[3]由此可见，“是”、“有”或“在”这个语词在没有成为系动词之前与其他动词一样也是一个实义动词，只是后来当人们用它来表示不同概念之间的某种联结关系时，它才变成了具有普遍意义的非实义性系动词。但是随着动词的不定式和名词化例如动名词、分词的出现，这个系动词亦有了不定式和分词形式，如einai和toon等。作为无界说的、不确定的不定式，这个系动词在语言中起着普遍的联结作用而其自身是没有什么实际含义的，但是作为动名词或分词，它又像名词一样具有特定的含义。这样一来，人们就有可能像追问其他名词的意义一样来追问这个系词的确定含义，而它的名词化就使它具有了不同寻常的最广泛最普遍的抽象意义。

我们经常说：花是红的，水是绿的，苏格拉底是人，这是一棵树，如此等等。在这些语句中，主词与宾词都可以是变化不定的，唯有其中的系词“是”不变。当早期希腊哲学家们企图在变动不居的自然之中发现某种永恒不变的“质料”的时候，巴门尼德却发现真正不变的乃是这个抽象普遍的“是”或“存在”，它是使事物是什么的“是”，使存在者存在的“存在”，因而哲学的首要任务就在于追问这个“是”或“在”“是什么”，它类似于我们所说的宇宙万物最普遍的“本质”。于是通过巴门尼德及其后继者们的努力，追问宇宙自然之时间上在先的原始开端即“本原”的宇宙论，便让位于追问宇宙自然之逻辑上在先的“存在”即本质的形而上学，并且从此蔚然大观，主宰西方哲学长达2000多年之久。

自从康德提出“存在不是宾词”的思想以来，尤其是在现代哲学的分析哲学之中，“存在”这个形而上学的对象备受诟病，人们认为形而上学的形成实际上乃是基于语言之误用所产生的结果。不错，“存在”这个概念的确是由语句之中联结概念的系词演变而来的，但是我们似乎不能由此就判定它仅只属于语言学的问题，因为人们完全有可能用它来表达另外的问题。后来海德格尔要求重提存在问题，自有他的道理。

巴门尼德对哲学的主要贡献在于，他在现象与本质之间作出了区分，将存在确定为哲学的对象，从此哲学不再追问自然的本原或构成元素，而是探索宇宙统一的、最普遍的本质，这就为形而上学奠定了基础。不仅如此，他亦以“思想与存在的同一性”为哲学之思辨思维提供了一个最基本的“公式”：通过感觉经验不可能达到与认识对象的同一性，唯有在思想或理性认识中才能获得真理。因此，无论巴门尼德的存在论与后来的形而上学有多么不同，实际上他已经为苏格拉底－柏拉图的理念论、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范畴学说乃至黑格尔的逻辑学开辟了道路，这就是通过概念、范畴的方式认识和把握存在的科学思维方式。一部西方哲学史通常都是从米利都学派的泰勒斯讲起的，我们也无意否定他的哲学始祖的地位，然而如果考虑到形而上学乃是西方古典哲学的主旋律并且至今余音未绝，我们不妨将巴门尼德看作是西方哲学的真正奠基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的逻辑学以巴门尼德的存在作为开端。

二、形而上学

众所周知，虽然亚里士多德有一部哲学著作名为《形而上学》，而且人们公认他是形而上学的创始人或奠基者，但是事实上亚里士多德本人并没有使用过“形而上学”这一概念。相应于后人所说的“形而上学”，亚里士多德通常称之为“第一哲学”。据说公元一世纪时罗得岛的安德罗尼柯着手编辑整理亚里士多德的手稿和学生们听课的笔记，他在编辑好了亚里士多德关于自然哲学或物理学（phusika）的手稿之后，开始编辑有关第一哲学的手稿，由于无以名之，只好称之为tametataphusika－－“自然哲学（物理学）之后诸卷”。十分巧合的是，meta－这个前缀既有“在…之后”的含义，亦有“超越”、“元”等含义，因而metaphusika也可以理解为“超越自然哲学”、“元自然哲学”或“自然哲学的基础”等等，而这恰恰与亚里士多德关于“第一哲学”的设想相吻合。于是metaphusika就不仅仅是后人为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著作所拟的书名，而且成了西方古典哲学的核心部门或学科。

在巴门尼德的存在论到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的演变过程中，苏格拉底－柏拉图的理念论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希腊哲学以知识为哲学之第一要义，崇尚知识崇尚科学构成了西方哲学的基本特征，自然哲学研究自然的原因如是，巴门尼德扭转哲学方向的目的亦然，两者都是为了知识。巴门尼德之后，苏格拉底和柏拉图进一步开拓和发展了他所开创的这条哲学道路，把哲学研究的重心集中在探索事物“是什么”的问题之上，他们孜孜以求的也是知识。苏格拉底终其一生都在追问“是什么”的问题：美是什么？勇敢是什么？正义是什么？善是什么？他所追问的乃是一事物就其自身而言决定它是这一事物的定义或概念，因而后人亦称苏格拉底的哲学思想为“概念论”，柏拉图正是在其基础上建立了他的理念论。在柏拉图看来，可感事物变动不居因而只是意见的对象，事物的普遍共相亦即我们所说的本质才是知识的对象。相对于由可感事物所构成的“可感世界”，存在着一个“理念世界”：每一类事物都有它们的类本质即“理念”（共相），所有事物的“理念”就构成了一个“理念世界”亦即我们所说的“本质世界”，正如可感世界以太阳为其主宰，理念世界由善的理念所统治。于是，柏拉图将世界划分为“现象世界”与“本质世界”这样两个世界，哲学主要以这个“本质世界”作为它的研究对象。后来柏拉图虽然苦于无法解决这两个世界的关系问题，但是他认为就知识而言我们绝不能放弃理念论的立场，因而他更关注的是理念之间的关系问题，试图以此来说明事物的复合性并且进一步确立理念世界的统一性。从巴门尼德的“意见之路”与“真理之路”到柏拉图的“可感世界”与“理念世界”，奠定了形而上学的一个基本前提，这就是现象与本质的区别。尽管形而上学追求的是关于宇宙之统一整体的知识，所以一般说来形而上学以一元论为其理论的基本形式，然而由于哲学家们认为只有在宇宙之最普遍最抽象的共相之中才能获得这种知识，因此现象与本质的区别就成了形而上学发端、繁荣乃至衰落的根源所在。

正是在苏格拉底－柏拉图的理念论的基础之上，亚里士多德形成了他的第一哲学或形而上学。

亚里士多德虽然在柏拉图学园中学习工作长达20年之久，但是他并不同意柏拉图关于具体事物与其理念“分离”的观点，然而出于追求知识的同样目标，在根本上他与巴门尼德、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又是一脉相承的。由于古代哲学家在思考哲学问题的时候并不着意建立某种理论体系，而且亚里士多德留给我们的也不是精心写成的哲学著作而只是一些无法确定时间和秩序的讲课笔记和手稿，因此我们很难说在他那里有一个系统完整的形而上学体系。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对他的有关思想作一番疏理，不过有必要说明的是，这很可能只是我们所理解的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亚里士多德认为一般的科学所研究的是存在的某一属性或某一方面，至于这些属性或方面由之而存在的存在本身它们是不过问的，因而一定有一门学问专门研究“存在本身”（他有时也称之为“作为存在的存在”），这门学问就是“第一哲学”。[4]正如存在的属性与方面皆以存在为其基础和前提，第一哲学亦是一切科学的基础和前提。如果我们追问“存在本身”或“作为存在的存在”究竟是什么，亚里士多德进一步的回答是，“存在不是种”，作为最高的普遍性，存在不可能通过形式逻辑“属加种差”的方式来下定义，因而我们无法直接规定存在是什么，更何况“存在有多种意义”[5]。于是，亚里士多德以存在的“意义”来回答存在问题，他将存在的本然意义亦即存在的存在方式称作“范畴（ketagoria）”,认为“就自身而言的存在的意义如范畴表所表示的那样，范畴表表示多少种，存在就有多少种意义”，[6]从而提出了ousia（实体）、数量、性质、关系、何地、何时、所处、所有、动作和承受等十个范畴，以这十个范畴囊括了存在的全部存在方式。由此，巴门尼德以“存在”为对象的存在论就演变成了亚里士多德以存在的意义或存在方式亦即“范畴”为研究对象的形而上学。

当亚里士多德以诸范畴的体系来解决存在问题的时候，他实际上所建构的乃是“存在之网”亦即世界的逻辑结构，因而区别于柏拉图理念论之等级制的理论秩序，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是一个以ousia为中心的网状结构。在这十个范畴中，ousia亦即“是什么（tiesti）”或“是其所是（totieneinai）”居于中心地位，因为我们只有认识了事物“是什么”才能获得真正的知识，这个ousia就是后人所说的“实体”。最初亚里士多德主张具体的个别事物是第一实体，但是随着“质料”的发现，[7]“形式”作为事物的“是什么”或“是其所是”逐渐取得了第一实体的地位。为了解决质料与形式的关系问题，亚里士多德提出了潜能与现实的学说，从而把运动和生成的因素融入了形而上学之中。

与西方哲学中的许多概念一样，ousia这个概念历经演变，特别是在被翻译成拉丁语substantia之后，已经失去了亚里士多德本来的含义。黑格尔曾经批评“粗野的”拉丁文不适合用来表达哲学的概念，海德格尔则认为希腊哲学概念被翻译成拉丁语后对哲学造成了十分有害的影响，看来他们的观点并非没有道理。[8]在亚里士多德那里，ousia作为范畴体系的中心并非就是“存在本身”，而且就其是“形式”而言通常与“质料”亦是不可分割的。哲学史研究中有一句俗语，叫做“在者不实，实者不在”。在这个意义上不很恰当地说，“质料”是“在”而“形式”为“实”，“质料”以“形式”为根据，“形式”以“质料”为载体，因而ousia是“实”而非“体”。但当后人用substance（实体）－－站在下面的东西－－翻译亚里士多德的ousia的时候，这个ousia似乎成了有“实”有“体”的实在存在的东西，而且变成了形而上学最高的甚至是唯一的对象，从而超越于其他范畴之上取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由此，形而上学便开始了向本体论的转变。

如果说巴门尼德是广义的形而上学的开创者，那么可以说亚里士多德乃是形而上学的真正奠基人，他对西方哲学的影响至今无法估量。就形而上学而言，亚里士多德的主要贡献是，他把巴门尼德研究存在的存在论转化成了研究存在的存在方式亦即范畴的形而上学，因而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形而上学是一个由诸范畴所组成的“存在之网”，或者说是世界的“逻辑结构”。与此同时，他以潜能和现实来解释和说明质料与形式之间的关系，这就为解决现实世界（现象）与世界的逻辑结构（本质）之间的关系问题提供了一种自我说明的途径。如此种种，便为后来黑格尔完成形而上学准备了基本思路和雏形。

v三、本体论

在西方哲学中，“本体论”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基本概念，人们通常以“本体论”作为形而上学的同义语或代名词，但是实际上“本体论”这一概念却是直到17世纪时才出现的。据说本体论（ontologia）一词是由17世纪德国经院哲学家郭克兰钮（R·Gocleneus，1547－1628）在《哲学辞典》（Lexiconphilosoph，1613，第16页）中最早使用的，[9]他创造了这个概念作为形而上学的同义语。当时人们既用这个概念来表示“关于存在的科学”，亦用这个概念来表示“关于诸存在物的科学”，是以中文译作“本体论”，也曾译作“万有论”。然而由于这个概念具有极其复杂的含义，因此很难有十分恰当的翻译。

从广义上说，人们通常不很严格地将本体论看作是形而上学的同义语，但是从狭义上看，或者从直接的字面意义看，本体论乃是“关于存在（toon）的理论或学说（logos）”,故译作“存在论”可能更为恰当，因而将ontologia译作“本体论”通常为哲学史研究者们所不取，加之本体论亦并非就是“关于本体的学说”。在西方哲学中“本体（noumena）”与“现象（phenomena）”是一对概念，虽然在某种意义上“本体”的确也是本体论的对象，但是它不仅不能涵盖本体论的全部对象，而且这个概念实际上是从康德开始才广泛使用于哲学之中的，而康德使用这个概念自有他的特殊用意。[10]所以，如果从严格准确的字面意义上看，ontologia应该译作“存在论”。但是,无论人们是否有意或无意从这个意义来理解本体论，实际上本体论这个概念自出现以来就从来没有完全或充分地在“存在论”的意义上使用，因为近代哲学的本体论或近代哲学意义上的形而上学既不是以存在为其对象亦不是以范畴为其对象，而主要以实体为其对象。如前所述，存在论与形而上学并非就是一回事，以后我们将看到，本体论与存在论、形而上学也是有所不同的。有鉴于此，我们仍然约定俗成地使用“本体论”这一概念，不过当我们这样使用“本体论”时所意指的既不是存在论也不是形而上学，而主要指的是近代哲学中的本体论。

中世纪经院哲学是柏拉图主义和亚里士多德主义的混合物。一般说来，柏拉图的理念论其理论结构具有等级性的特征，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则是以实体为中心的范畴体系，前者严格按照地位的高低排列理念的秩序，后者则类似某种网状的系统。经院哲学一方面致力于通过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方法来论证上帝的存在，另一方面为了体现上帝的超越地位又将形而上学范畴体系中的实体提高为哲学的最高对象，而近代哲学则在希腊哲学和基督教哲学的双重影响之下，形成了富于近代特色的形而上学或本体论。

如果说古代哲学主要关心的问题是“存在是什么”，那么可以说近代哲学更关心的是“我们能够认识什么”或知识的根据问题，这就是所谓“认识论的转向”。当然，在存在论与形而上学之中并不是不存在认识论的问题，只是由于古代哲学的朴素性和直观性使哲学家们相信“作为思维和作为存在是一回事”、存在的存在方式就是范畴，所以认识论问题在古代哲学中似乎是隐而不显的。随着人类认识活动的逐步深入，人们终于意识到在我们对事物的认识与事物本身之间存在着差异，于是近代哲学家们便致力于通过认识论的研究来解决两者之间的同一性问题，因此认识论问题就成了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甚至构成了哲学的前提和出发点。在近代哲学的奠基者笛卡尔那里，不是“存在”而是“我思”构成了形而上学的“第一原理”或基本出发点，这不仅开创了近代哲学的主体性原则，而且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近代本体论的主要对象，即上帝、我思和物体。从此之后，一切哲学问题都必须经过认识论的证明，不过也正是由于认识论上的难题，最终使近代本体论陷入了困境之中。

在自然科学尤其是物理学的影响之下，近代哲学形成了一种机械论的自然观，从而使近代本体论自一开始就蕴含着深刻的内在矛盾。当时的科学家哲学家在自然科学伟大成就的鼓舞之下不止一次地发出“给我物质，我就能创造出宇宙来！”的豪言壮语，因为在他们看来，科学已经发现了宇宙自然之统一的规律或法则，这就是事物之间相互作用的自然因果律。然而，事物之间因果性的机械运动虽然可以用来解释自然现象，但却无法用来解释使自然成其为自然的最高原因亦即实体，因而这个机械运动着的自然还需要一个超自然的原因，一个第一推动者，一个造物主，或曰上帝。但是本体论一方面造成了自然与实体这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之间的分离与对立，而另一方面却又难以将它们协调一致。不仅如此，由于近代哲学将亚里士多德的实体从形而上学的范畴体系中独立了出来而看作本体论的最高的甚至是唯一的对象，如何认识和把握这个超验的存在亦成了哲学的根本难题。我们的认识能力或许能够认识自然－－实际上这种观念后来经过经验论和唯理论之间的争论也被证明是成问题的，但是在实体问题上却失去了效用。如果我们不能从认识论上证明实体的存在，那么本体论归根到底就无法完成从哲学上解释宇宙的任务。结果，近代本体论最终陷入了困境之中。

正是在这样的理论背景下，在德国古典哲学之中出现了复兴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的趋向，这或可看作是本体论向形而上学的复归。当然，这种复归并不是简单的重复，因为德国古典哲学毕竟是在近代哲学之主体性原则的基础上重建形而上学的。

如前所述，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存在有多种意义，存在是什么的问题必须通过存在的意义或存在方式来回答，而存在的存在方式就是范畴，具体说就是实体（ousia）、数量、性质、关系、何地、何时、所处、所有、动作和承受等十个范畴，一切事物的存在性质都可以由此而得到解释和说明，因而形而上学乃是一个范畴的体系。在近代哲学中，康德深入研究了亚里士多德的范畴学说，首次将他的十个范畴改造为量、质、关系、样式四组十二个知性范畴，建立了“先验逻辑”。康德主张我们只能认识由一切可能经验的总和构成的现象界，不可能认识物自体或本体界，而知性范畴作为主体的先天认识形式对于作为现象界的自然具有立法作用，从而以“内在化”的方式有条件地实现了亚里士多德关于范畴是世界的逻辑结构的设想。此后，黑格尔向形而上学希图成为科学的最高理想发起了又一次或许也是最后一次冲击，他在批判地继承康德的范畴学说的基础上融合了古代哲学客观性立场与近代哲学主体性立场，在此基础上全面恢复了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理念。

就形而上学的历史演变而言，亚里士多德与黑格尔是两座遥相呼应的历史丰碑，我们可以称亚里士多德为古代哲学中的黑格尔，而把黑格尔称为近代哲学中的亚里士多德，用黑格尔的术语说，两者就好像一个从潜在展开为现实的“圆圈”。亚里士多德关于形而上学的许多思想，例如形而上学是一个范畴的体系、潜能与现实之间的运动和生成的辩证关系等等，在黑格尔哲学中被发挥得淋漓尽致，当然这一切都是在近代哲学之主体性原则的基础之上实现的。在黑格尔看来，“实体即主体”，宇宙之最高的根本实在－－他称之为“绝对”－－自身就是能动的，它与宇宙本为一体：绝对是潜在的宇宙，而宇宙则是现实的绝对。不仅如此，绝对从潜在到现实的发展过程最终是通过人类精神的认识活动实现的，换言之，人类精神的认识活动并不是发生在绝对之外的事情，实际上人类精神乃是绝对精神的实际存在（Dasein），因而人类精神认识绝对的过程就是绝对自我认识、自我完成、自我实现的过程。如果我们把人类精神认识绝对的历史亦即哲学史加以纯化，就得到了一个由诸范畴所组成的形而上学体系，任何一个范畴即使是“存在”或者“实体”都不过是其中的一个阶段或环节，唯有全体才是真理。于是，黑格尔便以历史与逻辑一致的原则和形而上学、认识论、辩证法、逻辑学同一的方式，建构了一个以存在为开端的庞大恢宏的范畴体系。至此，形而上学的基本结构亦即诸范畴的统一的有机的理论体系在辩证的客观唯心主义的基础上便获得了充分的建构和论证。

我们通常说黑格尔哲学既标志着形而上学的完成亦标志着形而上学的终结，其实这一论断并不十分确切。在黑格尔哲学那里，古典哲学形态的形而上学或许终结了，然而构成了西方哲学之深厚基础的形而上学毕竟源远流长，实际上至今仍然没有完全退出历史舞台。20世纪以来，尽管与古典哲学相比，现代西方哲学已经面目全非，焕然一新，但是人们用了将近一百年的时间依旧尚未彻底消除形而上学的影响，它的顽强生命力由此可见一斑。

四、形而上学的历史演变

以上我们从巴门尼德的存在论、亚里士多德的第一哲学、近代的本体论和黑格尔哲学等几个方面简单回顾了形而上学历史演变的大致过程。显然，当我们把形而上学看作是一个历史演变的过程的时候，这意味着形而上学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历史阶段上其表现形式是有所不同的，而当我们把这些不同的形态一同纳入形而上学的历史演变的时候，又意味着它们都可以归于形而上学的名下，因而对此还需要作一些说明。

首先，无论是巴门尼德的存在论、亚里士多德的第一哲学还是近代的本体论和黑格尔哲学，它们相互之间的确存在着十分明显的差别，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它们亦有着某些一脉相承的共同特征。仅就对象而论，巴门尼德的存在论所研究的对象是存在而且是“一个”整体性统一性的存在；亚里士多德的第一哲学所研究的是存在的存在方式或范畴，它是一个由诸范畴组成的范畴体系；而近代哲学的本体论则主要以“实体”为对象。然而就它们之间的关系而论，这些看似不同的对象实际上都可以归属于一个共同的“对象域”或“问题域”。一般说来，无论是存在、范畴还是实体，它们所表征的都是在逻辑上使存在者成其为存在者、使事物成其为事物、使宇宙自然成其为宇宙自然的最根本最普遍的本质共相，而且人们通常都称它们为形而上学。因此，我们可以将它们都纳入广义的形而上学之中。

不仅如此，从巴门尼德的存在到亚里士多德的存在的存在方式亦即范畴，从亚里士多德的范畴体系到近代哲学本体论的实体，其间传承和演变的关系是十分明显的。

如前所述，亚里士多德与巴门尼德一样将哲学所研究的对象规定为“存在本身”或“作为存在的存在”，但是经过苏格拉底－柏拉图理念论的“洗礼”，他所理解的“存在”已经不再是巴门尼德的“存在”了。经过深入的分析和研究亚里士多德发现，存在不是“种”，存在是不可定义的，而且存在有许多种意义。所以亚里士多德比较成熟的观念－－当然这是我们从逻辑上的推测，应该是从研究存在的意义或存在方式来着手解决存在问题，由此便形成了他的形而上学范畴体系，而另一方面“实体”在他的范畴体系中亦的确具有独特的地位，它是范畴体系的“中心”，这就为日后实体成为本体论的主要对象埋下了伏笔。由于中世纪经院哲学的神学背景，亚里士多德主义与柏拉图主义相混合，确立了一种关于宇宙的等级秩序，形而上学范畴体系中的实体逐渐与其他范畴分离开来，具有了特殊的地位，而且在诸实体中一定有一个最高的实体，唯当如此才能与上帝之至高无上的地位相称。在此之后，近代哲学机械论的自然观进一步使实体与自然分离开来，这就使实体独立地成为本体论的对象。由此可见，从存在到范畴，从范畴到实体，的确有某种传承和演变的关系。当然，我们说形而上学有一个“演变”的过程，这并不意味着它的“演变”过程就是“进步”的过程。不仅从亚里士多德的范畴体系到近代本体论的实体不一定就是“进步”－－黑格尔哲学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从近代本体论向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的“复归”，而且从巴门尼德的存在论到亚里士多德的范畴体系也不一定就是“进步”－－海德格尔就主张重提存在问题。

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促使形而上学发生了这样的历史演变呢？

毫无疑问，促使形而上学发生历史演变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例如社会、历史、文化、认识、语言等方面的原因。不过其中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构成了西方哲学之基础的科学思维方式。

我们曾经指出，西方哲学自希腊哲学开始就以追求知识为其最高的理想目标，从而确立了一种科学思维方式。所谓“科学思维方式”也可以称作“科学主义”或“理性主义”，其基本特征就是将理性通过概念范畴的方式来把握事物的本质、法则和规律的认识能力看作是人类把握宇宙自然的根本手段，其目的是形成具有普遍必然性的知识。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求知是人类的本性。自然哲学家们追问宇宙自然的本原是为了知识，他们的认识活动促成了希腊哲学的诞生，而巴门尼德也正是因为知识的缘故而扭转了哲学的方向，摒弃了自然哲学的道路，提出了他的存在学说。柏拉图在无法解决可感世界与理念世界之间的关系问题时仍然顽固坚持理念论的立场是为了知识，亚里士多德建立形而上学，以范畴体系作为世界的逻辑结构也是为了知识，而近代哲学本体论企图认识和把握实体同样是为了知识。由此可见，哲学家们苦心孤诣孜孜以求希图实现的最高理想就是使哲学成为普遍必然的知识，成为科学乃至“科学之科学”，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这几乎构成了西方哲学最根本的甚至是唯一的目的。从这个角度看，形而上学的对象从存在、范畴到实体的演变，与西方哲学认识论思想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如果就知识而论，当巴门尼德确定存在作为哲学的对象的时候，仅仅笼统地说思想与存在是一回事显然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我们一定会进一步追问“存在是什么”的问题。亚里士多德正是因为存在不是种而且存在有多种意义而把存在问题具体化为存在的存在方式即范畴的问题。对近代哲学来说，由于在这个范畴的体系中“实体”居于中心地位，而其他范畴大多在自然哲学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于是实体终于从诸范畴中脱颖而出独立出来，构成了本体论的认识对象。

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西方哲学的科学思维方式乃是形而上学赖以产生和繁荣的重要原因，不仅如此，它同样也是形而上学最终衰落的根源。对此，我们可以通过科学、宗教和形而上学三者之间的关系作一些简要的说明。

在科学、宗教和形而上学这三类不同的意识形态之中，科学亦即自然科学其功用和目的在于认识自然，宗教所关心的乃是以信仰的方式满足人类的某种“终极关怀”，而形而上学则处于两者之间，它一方面源于人类理性的“终极关怀”因而其对象具有超验的特征，但另一方面它所使用的方法却又与科学相同，那就是科学思维方式。作为一种有限的理性存在，人类生命有限但却向往永恒。有限与无限、暂时与永恒、现实与理想、此岸与彼岸之间的巨大矛盾永远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难题，形而上学的产生亦可看作是人类理性企图以科学思维方式解决这个难题的一次伟大而悲壮的尝试。众所周知，西方哲学所形成的科学思维方式的确取得了伟大辉煌的成就，不过这一成就主要不是体现在哲学领域而是体现在自然科学领域。因为无论这种科学思维方式具有多么强大的力量，它毕竟有相应的适用范围，换言之，科学思维方式自有它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就在于它是在认识主体与认识客体之间存在着差别的基础上来谋求两者的统一，这就形成了主客二分式的认识论框架或格局。科学思维方式或许在对于自然的认识方面是有效的，这有自然科学为证。但是由于我们的认识毕竟有来自各个方面的限制，因而在对于自然本身、存在本身或实体本身的认识上就出现了问题，形而上学自始至终无法像自然科学知识那样形成普遍必然的知识而总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就是最好的证明。当哲学家们试图通过理性认识来把握超验的对象时，他们就使科学思维方式超出了它的适用范围。实际上无论是在古典哲学之中还是在现代哲学之中，人们对形而上学的批判其焦点就在于此。因而从形而上学诞生之日起，就已经注定了它必然衰落的命运。

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形而上学虽然衰落了，但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直到今天它仍然以各种方式发挥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和影响。以逻辑经验主义和存在哲学为例－－虽然在现代西方哲学中它们都已经“过时”了，但是就它们对待形而上学的态度而论，我们可以视之为具有代表性的“典型”。尽管两者对形而上学都采取了批判的态度，而且都主张形而上学不是科学，不过前者批判形而上学的立场极为激进，它要求彻底抛弃形而上学，而后者在批判形而上学的同时却试图重提存在问题。这其中的分歧就在于，逻辑经验主义以科学知识作为评判形而上学是否可能的标准，因而认为形而上学没有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而存在哲学例如海德格尔批判形而上学的目的则恰恰要维护的是形而上学问题的非科学性，他认为正是由于形而上学企图成为科学注定了其必然失败的命运。显然，前者努力维护哲学的科学性实际上是继承了形而上学之科学思维方式的基本精神，后者强调哲学的非科学性却是为了维护形而上学对象或问题的意义与价值。不恰当地说，一个继承了形而上学的科学方法，而另一个则继承了形而上学的问题。

我们以为，形而上学之所以直到今天仍然尚未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其根本原因是因为人类理性不可能不关注所谓“终极关怀”的问题，而这正是产生形而上学的根源所在。换言之，即使以往的形而上学走错了路，形而上学的问题却依然可能是有意义的。在这个问题上，康德的态度也许更合理。在《未来形而上学导论》一书中他指出：以往的形而上学虽然是虚假的，但是形而上学作为人类理性的一种自然倾向却是实在的。就此而论，“人类精神一劳永逸地放弃形而上学研究，这是一种因噎废食的办法，这种办法是不能采取的”，因为世界上无论什么时候都要有形而上学，每个人尤其是善于思考的人都需要形而上学。[11]

形而上学历经演变，终于在主宰西方哲学2000多年之后衰落了。然而无论合理还是不合理，它都有可能变换各种各样的形式继续存在下去，因此研究形而上学仍然是哲学的重要任务。

[1]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983b8－14（《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七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33－34页）。

[2]巴门尼德：残篇2。苗力田主编《古希腊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92页。

[3]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商务印书馆1996年中译本，第71页。

[4]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1003a20－33（《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七卷，第84页）。

[5]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1060b34（《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七卷，第245页）。

[6]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1017a25－26（《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七卷，第121页）。

[7]参见汪子嵩：《亚里士多德关于本体的学说》，三联书店1982年，第101页。

[8]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三卷，商务印书馆1959年中译本，第277页；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中译本，第15页。

[9]R.艾斯勒：《哲学概念辞典》，柏林1929年第2卷，第344页。Eisler，Rudolf.W?rterbuchderphilosophischenBegriffe,Berlin1929.zweiterBand,S344.

西方哲学史范文篇5

时间：2003-2-21作者：醒回梦境

目录

引言：寂寞的自沉与壮丽的新生

一、人生一大梦，俯仰多悲悸---王国维“悲观主义”的人生哲学与叔本华、尼采

二、以悲观作不悲观，以无可为作可为---鲁迅“反抗绝望”的人生哲学与叔本华、尼采

三、一花两叶，同途殊归---王国维、鲁迅悲观主义人生哲学的差异与叔本华、尼采

四、结语：“悲”的人生哲学

引言：寂寞的自沉与壮丽的新生

王国维和鲁迅都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引人注目的大人物。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对他们各自学术思想和心路历程的研究一直都是学术界孜孜不倦、乐此不疲的显学。不过有一个现象我一直感到很奇怪，就是尽管郭沫若早在六十年代就说：“我时常这样想，假如能够有人细心地把这两位大师作比较研究，考核他们精神发展的路径和成就上的异同，那应该不会是无益的工作”，学术界却绝少有人把将两者联系起来加以比较研究，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缺撼。

事实上，王国维和鲁迅之间有着很强的可比性。以经历而言，他们一个生于1877年，一个生于1881年，年龄只相差五岁。他们同样经历了苦闷而黑暗的少年时代，同在1898年离开他们的浙江故乡，一个前往上海，一个奔赴南京，又相继在1901和1902年东渡日本，先学自然科学，转而弃理从文，更同在赴日前后，接受了西方文化思潮的洗礼。他们的经历和境遇如此相似，而相似的经历和境遇却没有培育出相似的思想和灵魂。就在王国维自沉于昆明湖的1927年，鲁迅却完成了自己世界观的伟大转变，坦然地高唱着“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于是并且无可朽腐”，仿佛是火中的凤凰，在壮烈的自焚中获得了鲜美光华的新生。思考王国维寂寞的自沉和鲁迅壮丽的新生所构筑的惊心动魄的对比，对于从一个崭新的视角观察中国近代思想史是必要而有益的。

本文的研究目的是通过比较王国维、鲁迅人生哲学中“悲观主义”的一面，考察他们在“悲观主义”的“同一性”下所蕴涵的内在重大差别，以及在这种差别的诸多因素中，叔本华、尼采哲学所起的作用。我无意填补什么学术空白，也无法了解学术界在此领域的研究达到了何种程度，只是觉得最近读书论坛高手如云、佳作迭出，许多话题越来越深，以至我时常有无从插嘴的感觉，可是又实在不甘心自绝于论坛和网友，加之此文又早对绿茶作过承诺，因此还是斗胆写它一写，权作无休无止的日常工作之外的自我娱乐也。为了不让水手兄感到头痛，我决定汲取《范宽》一文的教训，一概不加注释。是为引言。

这部分比较枯燥。

一、人生一大梦，俯仰多悲悸---王国维“悲观主义”的人生哲学与叔本华、尼采

在英语文献中，“悲观主义”（Pessimism）一词最早出现在英国哲学家暨诗人和评论家柯尔雪基(S.T.Coleridge)1795年的一封信中。而“悲观主义”作为哲学概念被广泛使用是19世纪才出现的事。在此之前，所谓“悲观”和“乐观”更多的只是单纯个体的体验和态度。与“悲观主义”相比，“悲观主义的”态度和理论的历史要源远流长得多，它甚至可以一直上溯至世界上最古老的宗教。（参见PessimismandOptimism,TheEncyclopediaofphylosophy,NewYork,1972,P114----121）

（一）王国维“悲观主义”的人生哲学与叔本华

毫无疑问，在悲观主义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叔本华是最为重要的哲学家之一。正是由于叔本华，“悲观主义”作为一种哲学的地位才最终得以确立。而我之所以把要研究的王国维的人生哲学称为“悲观主义”，就是因为王国维为寻求人生意义所求助、欣赏并付诸其人生理论与实践的是一种悲观主义哲学，即主要是叔本华哲学。王国维由“体素羸弱，性复忧郁，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吾前”到成为中国近代较为系统地宣扬悲观主义人生哲学的代表，这一切都是和他有选择性地接受了叔本华唯意志论以及建立在这种哲学之上的人生哲学分不开的。

1、“情”投“意”合

早在1903年，还在青春期的王国维就在《游通州湖心亭》和《来日二首》中写道：“人生苦局促，俯仰多悲悸”、“人生一大梦，未审觉何时”，流露出了浓重的忧郁气质。这一气质的形成，往上可以追溯至其童年生活的不幸、少年时期家庭社会地位的低微、“家贫不能以资供游学”和其父王乃誉抑郁苦闷的人生观给他的影响。王国维26岁时（我是20岁时，嘿嘿）即“读叔本华之书而大好之------于其人生哲学，观其观察之精锐与议论之犀利，亦未尝不心怡神释”，这同他“体素羸弱，性复忧郁”，喜欢追索人生终级的形而上学问题以及自小深受东方文化（尤其是满楼兄关注的佛教）浸润的精神气质、知识背景与叔本华本人的精神气质、知识结构暗合有关。（叔本华多次强调说给予他一生以最强烈印象的，第一是眼前这个直观的世界，第二是康德哲学、印度教的神圣典籍《奥义书》和柏拉图哲学。关于叔氏的三种精神，参见陈家琪《叔本华：浪漫的有罪意识》，《德国哲学》第4辑。）在《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叔本华与尼采》等文章中，王国维全面系统地介绍了叔本华的唯意志论哲学，他称赞叔本华以“意志”为本体对形而上学的重建，指出了叔本华哲学强调只管的非理性主义特征（“叔氏之出发点在?惫邸醇粗酢刀辉诟拍?-----叔氏谓直观者乃一切真理之根本”），进而他指出叔本华把认识论的结论延伸到伦理学和美学，得出理性对道德的不生发原则并认为艺术领域的知识纯粹是直观的知识而不夹杂概念，由此他得出结论，说叔本华哲学的方法“无往而非直观主义也”。-----这都是为学术界所熟知的。

（一）王国维“悲观主义”的人生哲学与叔本华

1、“情”投“意”合

2、“命”、“性”、“理”的幻影

王国维最初同其他近代思想家一样，是站在反对儒家道德宿名论的立场上接受西方唯意志论的。在编入《静庵文集》的《论性》、〈释理〉和编入〈静庵文集续编〉的〈原命〉、〈人间嗜好之研究〉等文章中，王国维通过考察中国传统哲学的“命”、“性”、“理”等范畴，表明了自己反对儒家天命论的立场，同时也为他接受叔本华悲观主义人生哲学打下了理论基础。

王国维分析传统的“命”有两层含义：一是“言祸福寿夭之有命者谓之定命论Fatalism”，二是“言善恶贤不有之有命而一切动作皆有前定谓之定业论Determinism”（《原命》）。他对正统儒家“死生由命，富贵在天”那套粗俗的宿命论持不屑一顾的态度。经过科学和西方唯意志论洗礼的王国维十分自觉地突出了伦理学中“自由意志”和“定业论”（决定论）的矛盾。他说：

“此二论之争论而不决者盖有由矣。盖从定业论之说，则吾人对自己之行为无丝毫之责任，善人不足敬而恶人有辞矣，从意志自由之说，则最普遍最必然之因果律为之破灭，此又爱真理者之所不任受也。”

王国维不同意康德以二元论来解决自由与必然矛盾的做法。康德认为，在现象世界中，一切事物必有他事物为其原因，所以在我们的经验中，到处受因果律决定，因而是必然的而不是自由的。但在经验所不能到达的本体世界，空间、时间、因果律都不能适用，那里是自由的而不是必然的。人作为感性存在者，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受自然规律和自身欲望的支配，没有意志自由；作为理性的东西，人属于“自在之物”，可以超越现象界，不受自然律和欲望支配而达到意志自律。所以我们必须假设有有一个摆脱感性世界而依理性世界法则决定自己意志的能力，即所谓自由。王国维赞同叔本华认为因果律在自然界与人的意志中同样存在的说法，认为意志进入经验界就无处不受动机支配，意志的本体有没有自由我们无法知道，但在经验的世界中，自由不过是一个空虚的概念，没有实在内容，人的行为总是受因果律支配。王国维在《原命》中宣扬了叔本华的因果律，为生命受幻影支配的悲观主义奠定了哲学基础。

王国维认为意志自由“不过一空虚的概念”，并不等于他赞同儒家道德宿命论。自从孟子讲性善，一直到朱熹讲“性者，人之所得于天之理也”，“性即天理，未有不善者也”，儒家都把人说成先验的具备善性，并把儒家伦理形而上学化，结果导致了道德宿命论。王国维认为抽象地谈论人性的本质或普遍的本性是不可能的，因为人性是什么，关系到知识的内容，普遍必然的知识只能是形式的知识，而经验得来的人性知识，又必定杂以人性以外的因素，也不是原来意义上的“性”。“性”之为物，“超乎吾人之知识外”。（《论性》）王国维认为超出经验范围论性都是空论，都表现自我矛盾，所以人们不得不从经验界来谈性。他列举中国哲学史上的诸主要派别，证明不管是性善说还是性恶说，都必然变成性善恶二元论。王国维以此否定了儒家的性善理论，而且已经猜测到抽象地谈论人性是没有意义的，因而蕴涵着否定先验人性论的倾向。

但是，王国维并没有向否定先验人性论的方向去发挥他的理论。而是得出一个极为悲观的结论：人性不过是善与恶永恒的战场。“政治与道德、宗教与哲学，孰非由此而起乎？-----历史之所纪述，诗人之所悲歌，又孰非此善恶二性之争斗乎？”（《论性》）而且善恶是绝对对立的，无法相互转移。实际上，王国维认为人类本质上就是极端自私自利的。按照叔本华的唯意志论，人本质上不过是盲目的求生意志，所以人对人是狼。在《人间嗜好之研究》中，王国维说，在博弈之战中，“吾人竞争之本能遂于此以无嫌疑无忌惮之态度发表之，于是得窥人类之极端之利己主义”。总之，王国维从经验界，从人的行为来推断人性，认定人都是服从动机律的，无所谓意志自由；人在本质上是利己的，是追求自身幸福的，人生就是善与恶的永恒争执。

2、“命”、“性”、“理”的幻影（续）

王国维对人生的这种悲观态度，由于他的非理性主义而更为加深。

鉴于儒家道德宿命论同理性专制主义的内在联系，王国维的非理性主义同时也具有反儒家道德宿命论的意义。他写了《释理》来研究“理”的概念，认为从语源学说，“理”可以有广义的“理由”和狭义的“理性”

两重含义。王国维运用叔本华《充足理由律的四重根》中的观点来解释它们：

“理之意义，以理由而言为吾人知识之普遍之形式，以理性而言则为吾人构造及定概念之关系之作用而知力之一种也。故理之为物，但有主观的意义而无客观意义。易言以明之，即但有心理学上之意义而无形而上学之意义。”（《释理》）王国维把批判的笔触伸向朱熹等客观唯心主义，他们先从具体事物中抽象出一个普遍概念（理），然后割断它与具体事物的联系，把它当作独立的实在，结果“皆预想一客观的理存在于生天生地生人之前，而吾心之理不过其一部分而已。”（同上）随之又按照理一分殊的理论，万物都从它派生出来，万物之理都从一理（太极）出，人性也就是天理。这里继戴震以后真正从哲学的高度来批判程朱理学的道德宿命论和形而上学的“理一分殊”说。

但是，王国维批评客观唯心主义的理论武器是唯意志论这一主观唯心主义理论。他从“理”的客观的假定和主观的性质来解析理，所以他认定：“理者，主观上之物也。”拒绝“理”有客观法则的一面。

对于王国维来说，“理”，无论从广义上解释还是狭义上解释，从客观的假定到主观的意义，从理性的意义或从理由的意义来解释，都只是主观的东西，没有客观的性质。“理”“不存在于直观之世界，而惟寄生于广莫暗昧之概念中。易言以明之，不过一幻影而已矣。”（同上）“理”是幻影，这就是王国维释理所得的结论。

王国维无论是在论“性”、是在释“理”、还是在原“命”，都没有离开叔本华的充足理由律，没有离开叔本华的“直观”。理不外于吾心，吾心是理、性和动机意志所从出，吾心即是宇宙、宇宙即是吾心，存在于吾心中，最后不过是一幻影，所以宇宙是幻影，人生也是幻影。他反对儒家的道德宿命论，但又贬低理性的意义，认为道德教育无非依赖于个体的直观。然而叔本华的直观，归根结蒂是人体悟意志的荒谬与世界的虚无之手段，是解脱生存痛苦之道德，王国维于此又有所怀疑。于是，在王国维面前便呈现出一幅悲惨的图景：人生是善与恶的永恒苦斗，理性不能改善而只能加剧这场战争，解脱之道又是如此虚无飘渺，那么人类的希望在哪里、生命的意义又在哪里呢？王国维一时彷徨不已，只得在诗歌中吟唱他的痛苦、惶惑的心境，在诗歌创作中倾注他的所爱与理想，抒写他悲慨的人生感叹。王国维悲观主义的人生观不仅在理论著述中，也在诗歌、评论中大量表现出来。他常常在诗歌中描写盲目的带悲剧意味的人生。以一首《蚕》为例：

“余家浙水滨，栽桑径百里。年年三四月，春蚕盈筐筐。

蠕蠕食复息，蠢蠢眠又起。口腹虽累人，操作终自己。丝尽口卒屠，织就鸳鸯被。一朝毛羽成，委之如敞屣。喘喘索其偶，如马遭鞭箠。呴呴濡祝其卵，怡然即泥滓。明年二三月，蠡蠡长孙子。茫茫千万载，辗转周复始。嗟汝竟何为？草草同生死。岂伊悦此生，抑由天所畀？畀者固不仁，悦者长已矣。劝君歌少息，人生亦如此！”

这首诗对受生存意志驱使而盲目地生生息息的人生作了悲悯而无可奈何的描述，很可以代表王国维的人生态度。王国维相当自觉地把唯意志论与诗歌结合起来，通过完整的意象和妥贴的比喻表达人生哲学，使诗和哲学融为一体，而能够在具体鲜明的文学形象中融进普遍而深沉的人生哲学，表明唯意志论及其人生哲学已经内在于王国维的思想血脉，而不再是单纯外在的理论了（参见高瑞泉《天命的没落》一书）。

3、“欲与生活与痛苦三者一而已矣”

王国维真正将文学和哲学结合起来，全面系统地阐发了其唯意志论思想和悲观主义人生哲学的作品还是《红楼梦评论》。

我们知道，王国维的人生哲学主要来自叔本华建立于生命意志学说上的悲观主义。王国维一而再、再而三地说《红楼梦》是“绝大著作”、“宇宙的大著述”，是我国美术史上的“唯一大著述”，把这一著作看成是首屈一指的艺术作品，其意义并不专指它的艺术价值，而是在于他的意识深处认为没有一本小说或一首诗能如此反映唯意志论思想，能如此反映人生的究竟。

王国维从分析生活的本质开始评论《红楼梦》。他曾说：“夫吾人本质既为意志矣，而意志之所以为意志，有一大特质焉，曰生活之欲。”在他看来，无论是个人还是种族都是为了延续生命，生活的本质就是“欲”。“欲”具有普遍意义，也是促使政治、科学、文化发展的动力。他说：“故吾人之知识遂无往而不与生活之欲相关系，即与吾人之利害相关系”。科学文化的发展又使人们的生活之欲增进无穷：“故科学上之成功，虽若层楼杰观，高严巨丽，然基址则筑乎生活之欲之上与政治上之系统立于生活之欲之上无以异。”同时，人生于有限的世界，而要求满足无穷的欲望，就必然产生竞争。这样，在王国维眼中，世界的本质除了生命之欲外，还有势力之欲，驱策其智力和体力的活动，不仅在物质上要求满足自己欲望，而且在精神上也要胜过他人。但王国维又认为人类在生存斗争中，弱者、愚者、失败者当然陷于痛苦之中，即便强者、智者、胜利者也不可能获得永久的快乐。

因为一是欲之性无厌，永无满足之日，越是强者、智者欲望就越多越高；二是即使某一欲望得到满足，但另一欲望没有发生之时，就会感到空虚、无聊，这也是一种他之为“消极的痛苦”，而在求得欲望满足的奋斗过程中，用智慧、耗精力则是一种“积极的痛苦”。所以天才是世界上最痛苦的人。

总之，在现实生活中，由生活之欲而来的快乐也罢，由势力之欲而来的“势力之快乐”也罢，“既偿一欲，则此欲以终。然欲者被偿者一，而不偿者什百；一欲既终，他欲随之。故究竟之慰藉终不可得也。即使吾人之欲悉偿，而更无所欲之对象，厌倦之情即起而乘之，于吾人自己之生活若负之而不胜其重。”所以人生正如叔本华所说的钟摆，往复于痛苦无聊之间，如环无端，而不知其所终。王国维由此对宇宙人生的本质下了结论：“欲与生活与苦痛三者一而已矣。”

王国维分析了《红楼梦》第一百十七回中贾宝玉还玉给和尚的一段对话，认为不幸的生活是由自己之所欲，而拒绝、出世也不得不由自己。所谓玉者，欲也，还玉即意味着抛弃生活之欲。由此，《红楼梦》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它不仅提出了人的生活之欲的大问题，而且看到痛苦产生于意志，终究也要由意志来解决。《红楼梦》的精神就在于“以生活为炉，苦痛为炭，而铸其解脱之鼎”，从而体现了人生的究竟，宇宙的究竟。“生活”、“苦痛”、“解脱”，这是全部人生的三要素，除此之外，没有人生，也没有世界。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尽管王国维在接受叔本华唯意志论哲学的过程中，曾指出叔本华的伦理学有宿命论与唯意志论的矛盾、天才说与意志同一说的矛盾并进而在《红楼梦评论》及《叔本华与尼采》中对叔本华遁入涅磐的解脱之道有所怀疑，因此，王国维对叔本华哲学是有所批判的。但问题的关键在于，这种怀疑所怀疑的只是解脱的方式而不是解脱本身，因而并没有妨碍王国维在大致反映了叔本华哲学原貌的基础上对其唯意志论哲学——进而是由之产生的悲观主义人生哲学——加以接受。

王国维认为，我们在知识和实践两方面，无往而不与生活之欲相关系，即与痛苦相关系。有一个东西能使我们超然于利害之外而忘物我的关系，这个东西就是美术，他认为科学越发达，物质财富越丰富，人的欲望就越高，痛苦就越深，所以发展物质财富来满足人的欲望就无异于饮鸩止渴，而哲学和艺术是探求精神上永久的真理，人生哲学就在于揭示人生即痛苦这一真理及解脱之道。

他之所以盛赞《红楼梦》是悲剧中之悲剧，是一部伟大的著作，就在于“以其示人生之真相，又示解脱之不可已”，“凡此书中之人有与生活之欲相关者，无不与痛苦相终始。”他认为，《红楼梦》第十五回的〈晚韶华〉词揭示了人生真义，即自罹罪、自惩罚。而悲剧之伟大就在于感发人之情诸、洗涤人之精神，哲学与艺术的价值是相同的，区别只在于前者表之理论，后者示以形象，但都是揭示宇宙人生的真理。

由于世界上千百年才出现一两个像柏拉图、康德、叔本华这样的哲学家且“可爱而不可信”，真正哲学家之难求可想而知。因此与叔本华相比，他更强调艺术对人的感化作用，他认为艺术是超乎利害之外，使人忘物我之关系，“吾人之心中无丝毫生活之欲”（优美）或“使吾人生活之意志为之破裂”（壮美），由于“优美与壮美皆使吾人离生活之欲而入于纯粹之知识者”，所以艺术具有使人超然物外，忘记利害关系，获得精神上的慰藉，求得暂时解脱的功效。一切文学、美术的任务就在于描写人生的痛苦与其解脱之道，一切文学、美术的目的就在于使我们离开生活之欲的争斗，得到暂时的平和。

王国维始终没有走出悲观主义“生活---苦痛---解脱”的思维方式，他怀疑叔本华的解脱之道只是因为按照叔本华的意志同一说，则人人都是天才，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只要意志同一说在，个人解脱的可能性就十分可疑。

但他并不怀疑叔本华的天才说，所以他认为叔本华的解脱之道是天才的解脱，天才的痛苦只有天才能解脱，而天才是罕见的，对于众人来说，美术之解脱是最为现实可行的解脱方式（实际上即便常人也应该象天才那样拒斥生命意志：“法斯特〈即浮士德〉之苦痛，天才之苦痛。宝玉之苦痛，人人所有之苦痛也”，而宝玉是拒绝了生活之欲的）。

王国维由于“可信”与“可爱”的矛盾而对于叔本华的解脱之道有所怀疑，终究使他抛弃哲学而到文学中求“直接之慰藉”，但因为从本质上说“究竟之慰藉终不可得”，使他终于陷入悲观中的悲观，绝望中的绝望。

（二）、王国维“悲观主义”人生哲学与尼采

在前面的论述中，我们有意识地没有讨论王国维同尼采哲学的关系，这主要是因为与叔本华对王国维所起的决定性作用相比较，尼采哲学对王国维人生哲学形成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有人曾经认为，王国维在“人类之于生活，既竞争而得胜矣，于是此根本大欲复变而为势力之欲”的表述中以“势力之欲”替代了“生活之欲”，表明他的立场已从叔本华转到了尼采。这一论点是站不住脚的。我们姑且不说王国维所称一切“文学美术”的心理根源均“不外势力之欲之发表”这一说法中的“势力之欲”概念并非来自尼采，而主要是来自席勒“游戏冲动说”中那种“剩余之势力”即满足生存必需后剩下的多余力量，即使就王氏“人类之于生活……..”一句而言，后面尚有“此势力之欲可谓之生活之欲之苗裔，无不可也”，表明“势力之欲”是以“生活之欲”为基础。“嗜好”是势力之欲的产物，为的是“医空虚的苦痛”，“若谓其与生活之欲无关系，则甚不然者也。”王国维很清楚地指出了没有生活之欲就没有势力之欲，没有势力之欲就没有空虚的苦痛，而没有空虚的苦痛就没有嗜好和游戏，也没有高尚的嗜好如文学、美术。更为重要的是，王国维固然认为“意志之寂灭之可能与否，一不可能之疑问也”，“使其物质上与精神上之生活超于他人之生活之上”的“势力之快乐”听起来也好象很有尼采“权力意志”的味道，但实际上正如我们在论述王国维人生哲学时已经讨论过的那样，“势力之欲”于王国维，仍是一种对伴随着生活之欲而来的苦痛的解脱，仍是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所说的“即尝一欲，则此欲以终…….一欲既终，他欲随之”这一“生存——苦痛——解脱”的人生回环中的一环，王国维不仅固守着“究竟之慰藉终不可得”、人生的本质是“欲与生活与苦痛三者一”的叔本华式的悲观主义信条，没有转向尼采，更以他对“势力之欲”及两种解脱方式的论证，对叔本华思想作了进一步的发挥。

王国维对叔本华、尼采哲学的这种不同态度，在他1904年所作的《叔本华与尼采》中表述得十分清楚。王国维指出，叔本华和尼采都“以意志为人性之根本”、“然一则意志之灭绝，为其伦理学上之理想，一则反是；一则由意志同一之假说，而唱绝对之博爱主义，一则唱绝对之个人主义”，所以“世人多以尼采暮年之说与叔本华相反对”。但他经过比较，发现尼采后期和叔本华的显著对立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在他看来，“尼采之学说全本于叔氏”，尼采不仅在早年艺术时期全盘接受了叔本华的思想，他的后期哲学也没有背离他的老师；“尼采之说，乃彻头彻尾发展其美学上之见解，而后用于伦理学”，叔本华与尼采“一专以知力言，一推而论之于意志，然其为贵族主义则一也”、“一则攻击其乐天主义，一同并其厌世主义而亦攻之，然其为无神论则一也”、“叔本华说涅磐，尼采则说转灭。一则欲一灭而不复生，一则以灭为生超人之手段，其说之所归虽不同，然其欲破坏旧文化而创造新文化则一也”。所以，“吾人之视尼采与其视为叔氏之反对者，宁视为叔氏之后继者也”，他们两人的关系，就象树根和树叶一样，“其所趋虽殊，其性质则一”。王国维毫不掩饰地表露了在他心目中叔本华哲学对尼采的压倒性优势，使至关重要的差异性在他对共同性的强调中被淹没了。

二、以悲观作不悲观，以无可为作可为------鲁迅“反抗绝望”的人生哲学与叔本华尼采

描述鲁迅的人生哲学是困难的。对于我们所要研究的王国维鲁迅人生哲学的差异与叔本华尼采的关系的课题来说，这一困难不仅表现在鲁迅思想的复杂性以及他几乎从未在自己的文字中完整系统地直接谈论人生哲学，而且也表现在叔本华尼采思想从未以人生哲学的形式进入鲁迅的作品。这是与王国维有着很大不同的。由此，我们试图首先通过分析在鲁迅的《野草》、《彷徨》、《呐喊》等作品中曾反复出现的“希望”与“绝望”这一对范畴，从而对鲁迅的人生哲学有所把握；其次在这种分析的基础上，通过比较鲁迅与叔本华尼采的人生哲学，从而对叔本华尼采哲学对鲁迅人生哲学形成中的作用有所了解。与对王国维的研究相比，这一比较是外在的。

（一）“反抗绝望”的人生哲学

探讨鲁迅的人生哲学当然离不开《野草》。就人生哲学而言，《野草》最为集中，也最为鲜明地表达了鲁迅人生哲学的结构和意象，表达了鲁迅“以悲观作不悲观，以无可为作可为”（《两地书.五》）的“反抗绝望”的人生哲学。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需要分析鲁迅在《野草》的《希望》中所反复吟诵的“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的思想。

“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是匈牙利诗人裴多菲1847年7月17日在给友人的信中所写的一句话。很显然，这句话蕴涵了两个不同层面的意思：（1）希望是不实有的，是虚妄的；（2）绝望也是不真实的，是虚妄的。鲁迅“反抗绝望”的人生哲学正是由对“希望”和“绝望”的双重否定引申出来的。

1925年3月18日，鲁迅在致许广平的信中说：“我的作品，太黑暗了，因为我常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却偏要向这些作绝望的抗战，所以很多着偏激的声音。其实这或者是年龄和经历的关系，也许未必一定的确的，因为我终于不能证实，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在这一段话里，鲁迅提出了一种“黑暗”的意象。

的确，这种“黑暗”所构成的沉重压力，使鲁迅终其一生都在与其相抗衡。祖父下狱，家道中衰；寄居舅家，遭人白眼；父亲重病，来往于当铺与药店之间，这一切使鲁迅从小就深味人生的苦痛：“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其结果是形成少年鲁迅的某种思维定势，造成周作人所说的“一种只有苦痛与黑暗的人生观”，而这种对传统世界的绝望，使青年鲁迅决心“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

他到南京学开矿，到日本学医，遂而弃医从文，试图改变愚弱国民的精神。《新生》的夭折，却又使他感到“未尝经验的无聊”和寂寞；婚姻的不幸，辛亥革命特别是二次革命失败后的黑暗现实，极大地打击了鲁迅早年“我以我血荐轩辕”的热情。

从1909年到1918年是鲁迅沉默的十年，在这期间，他一度在绍兴会馆看佛经，抄古碑，“用了种种法，来麻醉自己的灵魂。”鲁迅告诉许广平只有“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是他对自己痛苦的人生经历的总结和体认，表明“黑暗”和“虚无”确实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但鲁迅马上又接着说他自己虽明知如此，却偏要向这些作“绝望的抗战”。他终于又认为“黑暗”与“虚无”并不一定是“实有”，因为他不能“证实”。鲁迅感到自己对于历史过程的人生经验是有限的，因而在个人经验范围内的“绝望”并不能证明整个世界的“绝望”。那么，这是否就是证明了“希望”的真实呢？

让我们在鲁迅的其他作品中寻求一些启示：

1、“我想到希望，忽然害怕起来了。闰土要香炉和烛台的时候，我还暗里地笑他，以为他总是崇拜偶像，什么时候都不忘却。现在我所谓希望，也不是我自己手制的偶像么？只是他的愿望切近，我的愿望茫远罢了。

我在朦胧中，眼前展开一片海边碧绿的沙地来，上面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我想：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故乡》，1921年1月作）

2、“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呐喊.自序》，1922年12月3日）

3、“.......据卢南（E.Renan）说，年纪一大，性情就会苛刻起来。我愿意竭力防止这弱点，因为我又明明白白知道，世界决不和我同死，希望是在于将来的。”（《鲁迅译著书目》，1932年4月29日）

鲁迅所谓“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是暗指“希望是从无到有”，所以他后来在《呐喊.自序》里表明他以希望为“必无”，但又不能以“无”证“可有”，于是他同意希望不可说“无”，而是“在于将来”。这种“希望在于将来”的体认，他在1932年还再度加以引述。在鲁迅心中，是将“希望”与“路”等同起来。换言之，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人间（或世界）本没有希望，怀抱希望的人多了，也便成了希望。

“希望”的辩证性在这里显示了出来，世界上并没有虚无的希望，希望是在实际行动过程中。就前者而言，鲁迅否认了希望的实有；就后者而言，希望的意义被转换成了反抗“黑暗与虚无”的人生行动。从“黑暗与虚无”的实有状态到“终于不能证实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这一变化的完成靠的正是作为“绝望的抗战”的“希望”。因此，真正真实的只有“绝望的抗战”，而从“黑暗与虚无”的实有状态到“绝望的抗战”再到“终于不能证实”，这一过程蕴含的正是“反抗绝望”的人生哲学内容，表达了鲁迅面对现实人生的态度。

以《野草》为例。在《野草》的众多作品中，作者首先表达了一种深刻的焦虑和不安：“我”告别了一切天堂、地狱、黄金世界，却处于一种无家可归的惶惑之中；“我”要反抗，却陷于“无物之阵”；“我”要追求，却不过是走向死亡；“我”渴望理解，却置身于冷漠与“纸糊的假冠”之中；“我”憎恶这个罪恶的世界，却又不得不承认自己与这个世界的联系......但恰恰是这种无可挽回的“绝望”处境唤起了“我”对生命意义的再认识：生命的意义就在于对这种“绝望”的反抗之中。

鲁迅在1925年4月11日致赵其文的信中说：“《过客》的意思不过如来信中所说的那样，即是虽然明知前路是坟而偏要走，就是反抗绝望，因为我以为绝望而反抗者，比因希望而战斗者更勇猛，更悲壮。”鲁迅在这里明确提出了“反抗绝望”，即“明知前路是坟而偏要走”，从而与“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的精神遥相呼应，在某种意义上，真还有点儿“向死而在”的味道。

“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鲁迅否定了希望，也反抗着绝望，而超然于这两种主观感觉之上的则是一种真实的生命形式：“走”。“走”所表达的是实践人生的方式，是面对现实的执着态度。（顺便指出，我之所以对“行走文学”的叫法不以为然，就是觉得与鲁迅相比，行走文学家们这种“走”的感觉不够、味道不足、程度不深，故寄望于巴剑兄，呵呵）。

鲁迅在他对希望与绝望的双重否定中引申出了“过客”的反抗形象与“走”的人生原则，使他“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的“反抗绝望”的人生哲学超越了那种在“乐观----悲观”、“希望----绝望”、“虚无----实有”之间执其一端的人生态度而达到更为深刻的层次，理解了这一点，我们也就明了了“以悲观作不悲观，以无可为作可为”这句话的意义：“我”虽然总是“宛然目睹了‘死’的袭来，但同时也深切地感着‘生’的存在”（《一觉》），所以“野草”与“乔木”同归于尽之际，正是“地火”喷出之时（《题辞》）；“我”被大石车碾死之际，也就是大石车翻入冰谷，“火”得以复燃之时①（《死火》）；“影”沉没于黑暗，而“人”却从此走向光明（《影的告别》）；“战士”虽然在战斗中“老衰、寿终”，“无物之物则是胜者”，但战士仍然“举起了投枪”（《这样的战士》）；《墓碣文》的归宿是向“死尸”诀别；《秋夜》虽然说着“春后还是秋”，但毕竟使“天空”想逃跑，“使月亮窘得发白”......这，就是《野草》中的“以悲观作不悲观”，即反抗悲观、反抗绝望。

当我们从《野草》中走出来，把视野转向鲁迅作品的其他领域时，我们发现《野草》这种“反抗绝望”、“以悲观作不悲观”即反抗悲观的人生哲学同样也深深浸透在其小说---尤其是《呐喊》和《彷徨》----之中。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呐喊》与《彷徨》的产生就是鲁迅“反抗绝望”人生哲学的一种象征或表达。

在这完全不同于象征性的《野草》的现实性世界里，“我”在魏连殳死后的冷笑中又一次体会到觉醒者的命定孤独和寂寞的死亡，但终于经历内心的挣扎而“轻松起来，坦然地在潮湿的石路上走，月光底下”（《彷徨.孤独者》）------“轻松”与“走”都不是来自对“希望”的信念和追求，实际上，在“孤独者”的世界里从未显露任何真正属于“未来”的有力因素。耐人寻味的东西在于，“我”是通过内心难以平息的痛苦挣扎，通过对孤独者命运的深切体验与反省，才获得这种“轻松”与“走”的生命形态的，因此，这种“轻松”与“走”恰恰是经过心灵的紧张思辩而产生的对于世界与自我的“双重绝望”的挑战姿态，是意识到了无可挽回的悲观结局后的反抗与抉择，是深刻领会了“过去”、“未来”与“现在”的有机性而采取的现实性的人生态度-----这就正如“过客”一样，“走”的生命形式是对自我的肯定，是对“绝望”的抗战；世界的乖谬、死亡的威胁、内心的无所依托、虚妄的真实存在、自我与环境的悲剧性对立，由此而来的焦虑、恐惧、失望、不安......不仅没有使“我”陷入无边无际的颓唐，恰恰相反，却使“我”在紧张的心灵挣扎和思辩中摆脱了随遇而安的态度，坦然地“得到苦的涤除，而上了苏生的路”-----尽管从客观情势看，这月下的小路的尽头依然是孤独的坟墓。

鲁迅在其叙述中步步深入地揭示着“希望”的消逝与幻灭，显示出“绝望”与“虚无”的真实存在和绝对权威，但一种独特的心灵辩证法又使鲁迅作品中的主人公以这种“绝望与虚无”的感受为起点，挣扎着去寻找和创造生命的意义，并充满痛苦地坚守着创造中国人及其社会的历史责任。由此，《呐喊》、《彷徨》在精神境界上也彻底超越了对“希望--绝望”、“乐观--悲观”各执一端的片面，既不极度悲观，也不轻率乐观（鲁迅甚至对那种廉价的乐观和无谓的“希望”极为憎恶）。鲁迅通过对“希望”与“绝望”的相互否定所引申出的类似“过客”的反抗和“走”的人生原则，实际上也成为《呐喊》、《彷徨》的内在精神结构的重要原则之一，这正标示着“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的人生哲学和“以悲观作不悲观，以无可为作可为”的人生态度与《呐喊》、《彷徨》的现实描写取得了一种“隐秘的融合”。

总结上述，我们看到，尽管在《野草》、《呐喊》、《彷徨》中充满了生与死、希望与绝望、沉默与开口、一切与无所有、向往故乡的游子与回到故乡的客子、回忆与空虚、吃人与被吃......的对立，但在这种对立中却有一种精神始终如一地贯穿其中，这就是“明知前路是坟而偏要走”、“以悲观作不悲观”的反抗绝望、反抗悲观的人生态度。

那么，这种人生态度与尼采叔本华有何关系呢？

（二）“反抗绝望”的人生哲学与尼采、叔本华

同王国维对尼采哲学一笔带过的轻漫态度相比，鲁迅是中国近代最早从思想上真正接受尼采的人，虽然鲁迅的接受尼采远较王活维的单纯接受叔本华复杂并对其有深刻批判。从总体上说，鲁迅对尼采的赞赏之处在于：打倒一切偶像，重新评估一切价值；反对宗教，从进化论出发确信人类未来会产生理想的新人；对末人庸众的蔑视与批判；颂扬自由意志和强大的“心力”，赞扬独立不依的人格力量和坚守不贰的操守，以及揭露与抨击虚伪与奴才道德等。其中最主要的又是尼采对个人意志及其精神力量的尊崇和追求。

在集中反映其早期哲学思想的《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破恶声论》等文章中，鲁迅就非常敏感地察觉到，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畸形发展的工业文明和都市文明带来了人的物质享受和精神生活的分裂，理性与情感的分裂，他认为这是西方文化的“偏至”：“时乃有新神思宗徒起，或崇奉主观，或张皇意力，匡救流俗，厉如电霆，使天下群伦，如闻声而摇荡......主观与意力主义之兴，功有伟于洪水之有方舟者焉”。所谓的新神思宗，即斯蒂纳、叔本华、基尔凯戈尔和尼采等人。鲁迅看到了尼采等人“以改革而胎，反抗为本”的非理性主义和意志主义哲学体系的意义，他赞同尼采对近代西方文明的攻击，指斥“唯物极端，且杀精神生活”、“使独创之力，归于槁枯”，认为只有唯意志论可以振奋压抑于工业文明下的主观精神，恢复个人的尊严感、独立性及创造性。鲁迅把尼采对主观意志的强调，看作是对黑暗现实的不绝反抗，对坚强个性的执着追求，他相信“内部之生活强，则人生之意义亦愈邃，个人尊严之旨趣亦愈明，二十世纪之新精神，殆将立狂风怒浪之内，恃意力以辟生路者也。”未来中国的出路不在办洋务搞维新而在“立人”，在于有独立见解，坚强意志的个性的产生，其“道术”就是“尊个性而强精神”，由此，他呼唤有“绝大意力”的“精神界战士”的出现。

鲁迅接受尼采思想的深刻影响，在《野草》、《呐喊》、《彷徨》这些作品中直接间接地都有所表露，前人也已多有论述。如果说从上述论述中我们只看到了尼采哲学对鲁迅的一般性影响，其对鲁迅人生哲学的影响尚不明显的话，那么，如果我们把鲁迅的人生哲学同尼采的人生哲学联系起来加以考察，这种“一般性”的影响作为一种理论前提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就十分明显了。

尼采可以说是一个人生哲学家。他把自己的人生哲学叫做“悲剧主义”。所谓“悲剧主义”，从尼采在其自传《瞧，这个人》中自称是“第一个‘悲观哲学家’----与悲观哲学家正相敌对”来看，是同“悲观主义”相对立的概念。尼采早年曾受叔本华影响，叔本华认为，世界是盲目的意志，人生是这意志的表象，二者均无意义。他得出了否定世界和人生的结论。尼采承认世界和人生本无意义，他认为我们所生活于其中的现实世界是唯一真实的世界，而这个世界对人类来说又是残酷而无意义的，所以悲观主义是真理。但是，真理并不是最高的价值标准，“艺术比真实更有价值”。为了生存，我们需要用艺术的“谎言”去掩盖某些“可怕的真理”：“真理是丑的。我们有了艺术，依靠它我们就不致于毁于真理”。尼采正是在艺术尤其是希腊悲剧中找到了肯定世界和人生的力量。

尼采指出，希腊悲剧中有两种精神：日神和酒神精神。日神精神让人沉缅于外观的幻觉，反对追究本体、追究世界和人生的真相。酒神精神却是要破除外观的幻觉，与本体沟通融合。前者用美的面纱遮盖人生的悲剧面目，后者揭开面纱，直视人生悲剧；前者教人不放弃人生的欢乐，后者教人不回避人生的痛苦；前者执着人生，后者超脱人生；前者迷恋瞬时，后者向往永恒。与日神精神相比，酒神精神具有浓郁的形而上学性质和悲剧色彩。外观的幻觉一旦破除，世界和人生露出了可怕的真理，如何再肯定人生呢？这正是尼采的酒神精神所要解决的问题。

尼采从分析悲剧艺术入手：悲剧把个体的痛苦和毁灭演给人看，却使人生出快感，这种快感是从何而来的呢？叔本华认为，悲剧快感是认识到生命意志的虚幻性而产生的听天由命感，尼采则提出“形而上的慰籍”来解释：“悲剧用一种形而上的慰籍来解脱我们，不管现象如何变化，事物基础中的生命仍是坚不可摧的和充满欢乐的”，看悲剧时，“一种形而上的慰籍使我们暂时逃脱世态变迁的纷扰。我们在短促的瞬间真的成为原始生灵本身，感觉到它的不可遏止的生存欲望和生存欢乐。”也就是说，通过个体的毁灭，我们反而感觉到世界生命意志的丰盈和不可毁灭，于是生出快感。尼采认为，如此达到的对人生的肯定是最高的肯定。悲剧则是“肯定人生的最高艺术”。肯定生命必须肯定死亡和生命的痛苦，而为了肯定生命的痛苦，一个人必须有健全的生命力和坚强的意志，面对痛苦、险境和未知事物，精神愈加欢欣鼓舞，做一个强者----这就是尼采由悲剧艺术引申出来的悲剧世界观，也正是酒神精神即悲剧精神的要义所在。

至此，鲁迅“以悲观作不悲观，以无可为作可为”的人生哲学同尼采人生哲学的内在联系已经昭然若揭。前面我们说过，鲁迅人生哲学的特点是反抗绝望和反抗悲观。鲁迅承认绝望与死亡、黑暗与虚无的存在，但这种承认为的是“借此知道它曾经存活”、“借此知道它还并非空虚”，鲁寻是肯定生命和希望的，他以自己特有的“以悲观作不悲观，以无可为作可为”的“反抗绝望”的呼声表明了这一点。因此，就“肯定生命必须肯定死亡和生命的痛苦，而为了肯定生命的痛苦，一个人必须有健全的生命力和坚强的意志”、反抗绝望与悲观而言，鲁迅与尼采在精神上是相通的。

西方哲学史范文篇6

关键词：实践哲学，希腊哲学，制作图式，柏拉图，亚里士多德

古代希腊人发明了哲学，教会了我们用哲学的方式看世界，世界于是就成了哲学所看到的样子。可是，希腊人如此这般模样的哲学思维又是从哪里来的呢？为什么不是所有的民族都像希腊人那样考虑问题呢？这恐怕又得回到他们的生活世界去寻找答案。在读希腊哲学家的作品，特别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作品的过程中，我觉察并揣摩到，他们在想问题的时候脑子里面往往有一个制作图式，即想象着匠人制造物品的样子，然后用这个图式的结构去比附他们要理解的对象，包括整个世界。这一制作图式最典型的形态有两个：一是柏拉图的“原型—摹本”图式，一是亚里士多德的“形式—质料”图式。于是，柏拉图所看到的世界就是原型和摹本外在分立的两重天地，亚里士多德所看到的事物就是形式和质料内在复合的完整个体。当然，注视匠人制造物品，不必然注意到活动所具有的这一特定方面的结构特征，也必定是观察者心有所专，才看出了这一特征来。生活世界和思维图式似乎确实是循环解释的。这一点暂且不表。不管怎样，古代以色列人就不是这样看世界的，读读《圣经》就会发现，他们的图式是“牧人—羔羊”图式，这显然跟他们的畜牧生活经验有关。（当然，柏拉图偶尔也以畜牧比喻政治。[1]）我们中国人的祖先是种庄稼的，天地化育，四季兴替，生生不息，这是我们理解世界的图式。

理解世界，这属于认识的问题；制作物品，这属于实践的问题。希腊人把认识提炼得纯而又纯，以至于飞升到形而上的云端，成了哲学。在希腊人的观念中，哲学思辨是最高贵的，道德和政治实践是其次有意义的，生产制作活动则是最低贱的。哲学无所依赖于实践，如果需要，它可以指导和超拔实践。可是，谁曾料想在最高贵的哲学思维中所植入的竟是最低贱的生产制作的图式，哲学的高贵思考是按照低贱的制作图式进行的，这可能是连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自己也未曾意识到的。不管怎样，这种图式本身的局限（当然不是指它的低贱性）必将带来这种哲学思维的局限，进而带来由这种哲学思维所指导的实践活动的局限。因此之故，对实践的哲学研究就不得不将哲学和制作这两种价值上相隔天渊的东西放到一起来考察。

本文不拟追究希腊人的生活世界究竟如何造就了他们哲学思维的制作图式，而只拟考察该图式的哲学内涵及其主要问题。本文的工作是我探察西方实践哲学源头之计划的一部分。

一、制作、技艺与摹仿

关于制作，在流传下来的希腊哲学文献中几乎没见专篇讨论的，唯一的例外可能就是亚里士多德的《诗学》（PeriPoietikes，本义为“关于诗的艺术”）。亚里士多德是希腊哲学（学术）思想的集大成者，也是希腊学术分类体系的编制者，《诗学》一般编在其学术著作的末尾，这也符合他的学科分类顺序，即：理论之学，实践之学和制作之学。按理，制作之学中，生产劳动中的制作应占有重要位置，但亚里士多德却只给艺术活动中的制作问题以专篇讨论的待遇。这就意味着，在亚里士多德的学术体系内部，《诗学》是唯一一篇反映他的制作观点的专题著作。在此意义上，我们不妨将其看作亚里士多德乃至整个希腊哲学之制作图式的一张底牌。所以，解读希腊哲学思维的制作图式，应当采取一种从后阅读的方式。

动词“制作”的希腊词是poiein.其衍生的词语有：poietike，制作艺术，等于poietiketekhne（技艺）；poietes，制作者，诗人；poiema，制成品，作品，具体的诗作；poiesis，对poietike的实施，制作，制作科学。又据考证，自公元前五世纪起，人们开始用poiesis指诗。[2]这里也能看到英文的poem（具体的诗作）和poet（诗人）的词源。罗斯在翻译《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区分poiesis和praxis的话时，将前者译作making，将后者译作acting，廖申白汉译为“制作”和“实践”。[3]可见，在希腊人的观念中，诗不是“写”出来的，而是“制作”出来的。“制作”诗跟“制作”鞋是一个道理，都要生产出一件“作品”摆在外面，这跟“实践”（或“行为”）的结果就在于其本身的良善完全不同。[4]

制作活动所凭借的才能叫做“技艺”，希腊词为tekhne，其复数为tekhnai.最早考证这个词的人可能是柏拉图对话中的苏格拉底。《克拉底鲁篇》中，苏格拉底说：这个词“表示心灵的拥有”。[5]陈中梅在其译注的《诗学》的附录中对该词有专门讨论，这里撮要采纳。希腊词tekhne来自印欧语词干tekhn-，后者表示“木制品”或“木工”。可比较梵语词taksan（“木工”、“建造者”），赫梯语词takkss-“联合”、“建造”），拉丁语词texere（“编织”、“制造”）。希腊人把生成（genesis）的事物分成两类，自然的生成叫“生长”，人工的生成叫“制作”，“制作”的力量就是“技艺”。“技艺”既包括生产实用物品的技术，也包括文艺创作的艺术。雕塑家、诗人和建筑师、木匠的才艺都叫tekhne.[6]其实，“技艺”作为学术概念的确切所指是由亚里士多德划定的。相应于理论、实践和制作活动，人的才具或德性也分为三个方面，即：第一方面包括“知识”（episteme）、“直觉理性”（nous）以及二者的统一“智慧”（sophia）；第二方面为“实践智慧”（phronesis）；第三方面就是“技艺”。[7]在亚里士多德之前，“技艺”的用法较之它的本义要宽泛得多，并且跟“智慧”的用法也没有明确的区别。即使在柏拉图的对话中情况也是如此。亚里士多德对“技艺”的用法算是还了该词的本来面目。后世维柯所讲的sapienzapoetica（poeticwisdom，通常译为“诗性智慧”，此译引出了许多误解）实际上就是这种“制作技艺”的泛化，其宗旨是“真的即制作出来的”（thetrueisthemade）。[8]

“技艺”的根本特征是什么呢？哲学家们和研究者们已经描述了它的很多特点，但我觉得其根本特征是“摹仿”。这也就是整篇《诗学》的主题。亚里士多德说：“史诗的编制，悲剧、喜剧、狄苏朗勃斯的编写以及绝大部分供阿洛斯和竖琴演奏的音乐，这一切总的说来都是摹仿。它们的差别有三点，即摹仿中采用不同的媒介，取用不同的对象，使用不同的、而不是相同的方式。……上文提及的艺术都凭借节奏、话语和音调进行摹仿——或用其中的一种，或用一种以上的混合。”又说：“悲剧是对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praxis）的摹仿，它的媒介是经过‘装饰’的语言，以不同的形式分别被用于剧的不同部分，它的摹仿方式是借助人物的行动，而不是叙述，通过引发怜悯和恐惧使这些情感得到疏泄。”[9]全部《诗学》所讨论的就是这种“摹仿”的技艺。

《诗学》中“摹仿”的希腊词是mimesis.陈中梅对该词也有详细考证，这里也摘要引用。Mimesis是mimos（表演）从西西里地区的用语进入到伊俄尼亚和阿提开方言后的派生名词之一，另一派生名词是mimema，其动词形态为mimeisthai，后者曾为柏拉图大量使用。Mimeisthai和mimesis的原义可能指表演式摹仿，mimema一般指人物的摹拟像或器物的复制品。[10]可见，“摹仿”的这几个词已经覆盖了“制作”和“技艺”的两个领域：艺术的领域和生产的领域。据我的体会，尽管艺术领域的摹仿从词源上更本原，但真正充实了希腊人关于摹仿的心理意象的还是生产领域的摹仿，特别是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是如此，亦即没有被专题研究的摹仿更具始源意义。我在后面的分析中会举出事例来表明这一点。不管是艺术的摹仿还是生产的摹仿，其所表达的是一种双重性质的概念：其一是实践性概念，即须有摹仿行为及其主体；其二是关系性概念，即须有原型和摹本。如是，摹仿活动就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结构：“原型”—“摹仿行为及其主体”—“摹本”。正是这种结构规定了“技艺”的本质：一种让摹本尽可能与原型相符合的能力，或者一种按原型的要求去制作摹本的能力。从而“制作”也就获得了规定，即：用摹本摹仿原型的活动。

有意思的不在于希腊人把制作看成用摹本摹仿原型的活动，而在于他们把这种摹仿关系到处套用，以至于从自然到人事的解释都由制作来包揽。于是，制作就变成了思维的“图式”。

二、制作图式的两种类型

制作作为一种思维图式是逐步形成的。大医学家希波克拉底较为系统地提出了技艺摹仿自然（phusis）的思想，如宇宙在运转中产生万物，陶工通过旋盘的转动制作成品。[11]据亚里士多德讲，“毕泰戈拉学派说事物是由‘摹仿’数而存在的”。[12]不过，制作图式似乎更多地还是雅典人的专利，不论苏格拉底、柏拉图还是亚里士多德都如此之多地使用这一图式，以致堪称一种思维景观。不知道这是否跟这三代哲人中的开山祖师苏格拉底系雕匠出身有关。制作图式在柏拉图那里和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表现形态不同，在前者主要是一种外在摹仿图式，在后者主要是一种内在摹仿图式，从前者到后者还有一种演变关系。

柏拉图学说的核心无疑是他的“相”论（即通常所谓理念论）。根据该理论，存在着一个感性个别事物所组成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之外还有一个“相”（idea，eidos，也译为“理念”、“理式”、“型”或“理型”等）的世界，后者是真实的存在，前者通过分有后者而存在。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柏拉图提出“分有”（metecho），相比毕泰戈拉学派的“摹仿”来说，只是换了个名词而已。[13]事实也是如此，不管讲分有还是讲摹仿，相是原型，具体事物是摹本，二者处于外在分立的状态，这在柏拉图那里是确定无疑的，并且这一思维架构被他普遍运用。比如，他说，名称是对事物的摹仿，[14]六种实际的政治体制是对第七种真正的政治体制的摹仿。[15]当然，最具典型性的恐怕还是他的三种床的说法。在《理想国》第十卷中，柏拉图指出，有三种床：一是自然的床，即床的相，这是神制作的；二是生活中具体的床，这是木匠摹仿床的相而制作的；三是画家画的床，这是对具体的床的摹仿，即摹仿的摹仿。[16]关于柏拉图的制作图式的机制，可以他的梭子之喻为例。木匠在制作梭子时是看着什么东西来做的？如果他正在做的梭子破了，他是看着破梭子再做一个呢，还是看着梭子的“型”（即eidos）来做呢？显然应以“型”为准。换个角度说，做梭子的实质就在于将梭子的“型”放入一块特定的木头中。[17]柏拉图的制作图式最终定型在其晚年的《蒂迈欧篇》中，在那里，他设想了一个上帝一样的创造者（Demirge，原义是“努力工作者”），他用几何图形及其复杂组合作模型，用水火土气作材料，按照一定的工序和分工，造出了天地神人、世间万有。[18]

亚里士多德的学说显然是接着而不是对着柏拉图讲的，他对其老师的制作图式实际上只作了一个调整，那就是：“型”并不存在于具体事物之外，而是存在于具体事物之中，任何事物都是“形式”（eidos，即“型”）和“质料”（hule，原义为木材）的统一体，制作的过程也就是将形式加诸质料或给质料赋予形式的过程。亚里士多德老举的例子如：“物质是青铜，形状是模型，两者组合是雕象，那完整的整体。”[19]还有房屋、铜球之类。这样一来，亚里士多德的制作图式就变成了一种内在摹仿模式，即制作者在制作一件物品时所摹仿的不是一种能独立存在的“型”，而只是制作者为该事物主观设计的“型”，这个“型”只有通过跟质料结合成一体之后，才能作为事物的内在本质跟事物一起存在。跟他的老师一样，亚里士多德也将自己的制作图式到处使用。他明明是医家出身，却宁愿用木匠的思维去理解医术和生命现象，把治病看成用健康的形式加诸有病的身体的制作活动，[20]把男女之间的生育行为看成男性将形式加到女性的质料上的制作活动。[21]

由此可以看出，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思维中，制作图式十分清晰而且具有一种巨大的定式作用。看他们二人的争论，有时会让人觉得这简直就是一对木匠师徒在传授和切磋技艺。我们完全可以设想，要是同样这些话题由孔子或耶稣跟自己的弟子来讨论，一定是完全不同的景况。有趣的是，耶稣出身木匠家庭却到处像医生那样治病救人，而亚里士多德出身医生家庭却处处像木匠那样考虑问题。

究竟男女交合生子是不是形式加诸质料的关系？究竟天地万物是不是摹仿永恒原型的结果？世界之为原型与摹本或形式与质料究竟真是那样还是被看成那样的？这一切都是问题。

三、制作图式在希腊哲学思维中的本体论化

如果事情仅仅在于把自然人事照制作图式去设想，也许就不值得我们费这么多笔墨了。希腊人最终把制作图式变成了影响整个人类的思维方式，这才是问题的重要性所在。他们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至关重要的原因在于这个图式被哲学化了，或者更确切地说被本体论化了，亦即变成了思维方式，变成了可以安装进人脑的操作系统，一句话，获得了思维的生命。

将制作图式哲学化的原初力量来自巴门尼德，尽管巴门尼德将真理和意见断然二分的模式并不蕴涵摹仿的主张。黑格尔说：“真正的哲学思想从巴门尼德起始了，在这里面可以看见哲学被提高到思想的领域。”[22]他所指的是巴门尼德将思维的矛头转向思维自身，追问运用语言所进行的思维如何才能切中真理。巴门尼德提出“思想”（noein，“思想”一词的不定式，相当于tothink）和“是”（einai，“是”的不定式，或译为“存在”、“有”等，相当于tobe）是“同一的”（touauto，相当于thesamething），第一次将哲学跟对einai的思考紧紧地捆绑在一起，认为只有这条“路”（hodos，途径、道路、方法）通向“真理”（aletheia，原义为“去掉遮蔽”），是可靠的“逻各斯”（logos，此处有“话语”、“说明”、“论证”等义），而方法意义上的hodos和logos的结合则最终导出了logic（逻辑），使哲学的思考变成了必须遵从逻辑规则的理性论证。[23]这种以einai为对象的思考就是后世所谓ontology（关于ont的学问，译作“本体论”、“存在论”、“存有论”或“是论”等，on、ont、einai都是希腊词“是”的不同词形）。巴门尼德的工作使得他以后的哲学家都不能再安于对外部世界作哲学的想象，而必须将思想观点从本体论上、从语言逻辑上加以落实。这就意味着，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制作图式要站住脚的话，也必须诉诸对einai的思考，必须本体论化、语言逻辑化。

对柏拉图的制作图式来说，最根本的工作就是将“相”“是”化，即把“相”变成语言逻辑可以把握和表达的东西。这是哲学的“相”不同于木匠、雕匠的“相”的关键所在。做不到这一点，“相”论就不过是一种哲理性的比喻而已，而非真正的哲学。对此，柏拉图自己是心中有数的。在《斐德罗篇》中，柏拉图借苏格拉底的口说：“所有伟大的技艺都需要有一种补充，这就是对事物本性的研究。”“辩证法家会寻找一个正确类型的灵魂，把自己建立在知识基础上的话语种到灵魂中”，“必须知道你在谈论或写作的那个主题的真相，也就是说，你必须能够给它下一个定义，然后你要懂得如何对它进行划分，直到无法再分为止。”[24]实际上，在此之前，早期对话中所反映的苏格拉底思想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通过对话辩驳的方式探讨普遍性事物的定义。中期对话中建构“相”论，靠的也是辩证法的定义方法。后期对话则系统探讨了“相”作为概念之间的逻辑联系问题。《泰阿泰德篇》结尾处的logos已经有了“定义”的意思，并且是一种寻求差异的“定义”。[25]从《巴门尼德篇》到《智者篇》，讨论的关键词不知不觉中从eidos（“相”、“型”）变成了genos（“类”、“种”），已经是在作范畴分析了。至此，一种对“原型—摹本”关系的想象就变成了语言逻辑的探讨，“相”论的本体论化就算完成了。当然，柏拉图并不满足，在《蒂迈欧篇》中，他还进一步将“相”几何化、数量化，希望用人类的语言把世界的原型准确无误地刻画出来。这样做所收获的果实也就是西方人酷爱的“知识”（episteme），据“苏格拉底”考证，知识就是“灵魂在事物面前止步而不是灵魂围绕事物转”。[26]

在柏拉图的基础上，亚里士多德完成了整个人类哲学思维的程序编制工作，他自己的制作图式也获得了完全的本体论内涵和语言逻辑内涵。亚里士多德把人们通过说“什么是什么或是怎样”（简化为“S是P”）去陈述对象的情况分为十种“类别”（categoria，兼有“指谓”、“表述”、“分类”的意思，通常译为“范畴”）。[27]其中，第一种回答事物的“是什么”（tiesti），其他的可视为回答的“是怎样”。相比之下，回答“是什么”最根本，这类范畴就叫“实体”（ousia，也是希腊词“是”的一个词形，或译为“本体”）。“实体”又分为三种：个别事物（atoma，如张三）；属（eidos，如人；跟“相”、“形式”为同一个词）；[28]种（genos，如动物）。说出个别事物，是对“是什么”的最到位的回答，但这种回答不能以定义的方式给出，所以不具有知识的确定性，而能定义的“是什么”只能是“属”，“种”也要变成“属”才能定义，定义的方式为“种加属差”，定义所回答的“是什么”就是事物的“本质”（totieneinai）。如果考虑到eidos既是“相”又是“形式”还是“属”，我们就会发现在这个词身上，制作图式的内涵、本体论的内涵和语言逻辑的内涵得到了统一：一个可以摹仿的原型就是事物的根本，同时又是唯一可以定义的对象。所以，对亚里士多德来说，寻找事物的形式、原型、本质、种类、定义甚至原因就成了一回事，[29]而这一切所围绕的核心就是那个einai或on.

制作图式的本体论化使该图式获得了一种强大的程序性力量，可以普适于对一切事物的分析。亚里士多德百科全书式的研究就是试图分门别类地去寻找不同种属的本质的尽可能确定的认识，尽管其间确定性程度高低不同。这种思维方式以其无与伦比的认识成效征服了欧洲人的心，并进而影响了全人类。

还有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在柏拉图及其以前，技艺跟智慧没有严格的区分，技艺是一种智慧，智慧也是一种技艺，制作图式因此得以在理论思维中塑造成型。当然，柏拉图到后期已经意识到了，“一个用语词表达的定义对一个生灵作出的描述比一幅绘画或任何模型更好。”[30]经过逐步本体论化之后，到亚里士多德，制作图式所反映的已是一种确定性程度很高的语言逻辑的智慧，它跟实际制作活动中的那种技艺已显著区别开来。制作图式也正因为脱离了制作活动和技艺本身，变成了纯粹的理论思维图式，才使哲学思维的一个真相得以长久地隐瞒。

四、制作图式从理论向实践的外推

希腊哲学思维中的制作图式是一种理论思维的图式，是一种逻辑推导的图式，是用来解释世界的。但是，它的意义又决不仅仅是理论的。柏拉图的“相”大多是道德之“相”、政治之“相”，亦即实践之“相”，是要付诸实行的。亚里士多德的“形式”尽管是纯粹理论的而不直接承担实践的责任，实践和制作活动也不必按照某种固定不变的“形式”来操作，但关于这种“形式”的理智知识近代以来却爆发出了惊人的实践力量。可见，制作图式有一种隐秘的、本能的实践性，它是要改变世界的，这也许是因为它本来就来源于制作活动，一种最下贱但又最切实的创造性实践活动。

柏拉图用心最多的“相”就是城邦之“相”，他毕生最大的心愿就是要为普天之下的政治共同体设计出一个理想的模型，好让众邦列国去效仿。他盛年时写《理想国》（本名《国家篇》），用辩证法设计了一个由所谓“哲人王”来统治，社会各阶层分工合作、各得其所的国家。在这个国家中，领导阶层要符合“智慧”这个“相”，保卫阶层要符合“勇敢”这个“相”，生产阶层则要符合“节制”这个“相”，整个国家的秩序要符合“正义”这个“相”，所有因素配合一致，最终符合“善”的“相”。柏拉图在晚年意识到实现理想“人治”的困难，退而求其次设计了一个法治国家的模型。他这样做的理由是：“在讨论将要实施的计划时展示一个完善的、可供模仿的模型是最公平的，不能视之为毫无优点和真理，而对那些根本不包含这种完善性的计划，人们应当拒绝加以实施。”又指出，“法律的真正卫士需要关于它们的真正知识，一定要能够用语言说明这种知识，并在实践中加以运用”。[31]柏拉图的意思是：既然不能亲自替我们制作出理想城邦的成品来，那就先制作一个理论模型以待后世吧。

亚里士多德哲学思维的制作图式本身没有实践的旨趣，这跟他老师的大不相同。当亚里士多德讲伦理、政治活动这种狭义的实践时，他并不采用“形式—质料”二分的制作图式，他强调的是实践活动中的个别性、差异性，反对用普遍的模型去规范这些活动，他倡导的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实践智慧”。在讲制作时，正如《诗学》中所表明的那样，他主要讲摹仿，也没有把他在《工具论》和《形而上学》中所系统阐述的语言逻辑法则和本体论原则贯彻到制作领域。也就是说，亚里士多德的制作图式虽取自制作性实践活动，但只限于在理论领域中使用，只求以制作图式解释世界，不求以这种图式改变世界。尽管如此，这种图式本身的实践潜能是极其明显的。如果事物的形式是可以逻辑地把握的，质料又能够企及，那么以二者合一来改变世界有什么不可以呢？所以哲学后来就变成了科学，科学就变成了技术，技术就变成了工程，物质的世界就此天翻地覆，人文和社会的世界也变得面目全非。

实践中的制作活动转化成理论思维的制作模式，这种模式又回过头来指导制作实践，这倒应了的“实践—认识—实践”的公式。马克思主义就是想凭借一种理论的设计来制作出一个全新的世界，便要亲自把这个世界帮我们制作出来。这就是希腊哲学思维的制作图式向实践外推所得到的最重大的结果之一，也是跟原本不按制作图式想问题的中国人最有关系、也最难消化的一个结果。

今天看来，在这个问题上，也许柏拉图的对手更有道理。柏拉图在晚年引述过他所反对的一种观点，即：“一切伟大而又美好的事物显然都是自然和命运的产物，只有技艺的产物是微不足道的。技艺从自然的手中取来已经创造出来的伟大的原始作品，然后对之进行一些微不足道的塑造，就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称这些作品是人造的。”[32]这种观点的可贵在于看出了技艺和制作图式的限度。

五、制作图式的问题和限度

希腊哲学思维的制作图式的确是一种卓有成效的思维方式，但无论如何它只能是无数可能的思维方式中的一种，因此我们必须意识到它的问题和限度。从纯粹学理上讲，有两个问题是这种思维模式所无法解决的：一是理论原型和个别事物的关系问题，二是质料的“冤屈”问题。

柏拉图在提出“相”论后，遇到一个棘手的问题：在个别事物身上往往同时具有相反的性质，如一个事物作为整体是一，它由许多部分构成因而又是多，一和多结合在一起；那么，“一”的“相”和“多”的“相”是否也是结合在一起的呢？若是的话，岂不一既是一又是多，多既是多又是一？这是很荒唐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柏拉图着手探究“相”之间的联系，最后得出每个“相”都是其自身但又跟其他“相”关联在一起的结论，这样一来，每个“相”都是一个集合体，个别事物也是“相”的集合体，由此似乎就化解了上述矛盾。[33]但这种解决有一个前提未明：是否个别事物身上所杂有的各种性质之间归根到底具有逻辑推论的关系？如果有，则通过“相”之间的逻辑联系的澄清就能实质性地说明个别事物与其复杂属性间的相互关系；如果没有，“相”之间的逻辑联系再清楚也不足以真正说明个别事物的具体情况。

亚里士多德的范畴理论显示了问题的症结所在：对每一个别事物的陈述至少可以分为十类，即十个范畴，它们之间不具有逻辑推论关系，或者说不可通约。比如从“张三是人”推导不出“张三是白的”，从“张三是白的”也推不出“张三是70公斤重的”。这就是“异质性”（heterogeneity，或“异类性”）问题。在《后分析篇》中，亚里士多德明确提出了“本原”（arche）不可通约的观点。[34]任何遵守语言逻辑的理论推导都只能是“同质性”（homogeneity，或“同类性”）的操作。因此，定义只能针对普遍而不能针对个别，理论知识只能解决普遍性问题而不能解决个别性问题，普遍与个别之间存在着不可跨越的逻辑鸿沟。[35]亚里士多德处理这个难局的办法就是在理论领域讲普遍性而在实践和创制领域讲特殊性，或者说对普遍性用逻辑的方式讲而对特殊性则就事论事地讲。不难看出，这种处置实际上只是回避了问题，而没有真正解决问题。

如果理论只能规定和描画普遍模型，而实践所制作的都是个别摹本，那么用制作图式去改变世界就显然大有问题，因为摹本的个别性在理论设计中得不到应有的照料，在实际操作中就会成为运筹的盲区，进而成为罪错的渊薮。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质料的。亚里士多德区分形式和质料，把凡是可以理论规定的因素都放到形式之中，剩余的东西则归到质料的名下。形式是可以定义的，合逻辑的，事物是什么是由它来规定的；质料只是充当形式的载体，将形式体现出来，事物是什么跟它没有关系。当然，亚里士多德有时也很犹豫，也曾考虑把质料看成种，把形式看成属差，二者合成定义。如：房屋是可以荫蔽人和器具的砖石。其中，“砖石”是种、质料，“可以荫蔽人和器具”是属差、形式，二者都提供对房屋的规定性。[36]尽管如此，质料所贡献的规定性一定是合乎形式的需要并且跟形式保持逻辑一致的。也就是说，不论质料是否为事物提供规定性，质料都得被形式所宰制。一片森林在建筑商看来可能就是建筑材料，可是这片森林自身的所是仅止于此吗？一旦被纳入制作器物楼宇的“形式—质料”图式，它的无限的丰富性就被抹杀掉了。一国的人民自身的所是也是无限丰富的，可一旦被纳入制作理想国家的“形式—质料”图式，他们就顷刻变成了任人裁制的质料，召之即来，挥之则去。如今，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星球也正在被纳入人类发展的制作图式之中，难道为了跟人类理性所逻辑建构的世界形式相适应，这颗星球也要整个充当单纯的质料吗？可见，任何存在物只要被某种强势的形式当成了质料，它就失去了葆有自己存在意义的权利，甚至连自我辩护的可能都没有。这就是我所说的质料的“冤屈”，而这种冤屈就是由“形式—质料”的制作图式所造成的。

综上所述，希腊哲学思维的制作图式是特定生活世界的产物，我们不能将其视作人类唯一可能的思维方式。认真解读这种图式，反省其问题，对于我们更好地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更好地生存于这个世界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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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著：《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1997，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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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力田主编：《亚里士多德全集》第1-10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1997，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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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著：《诗学》，陈中梅译注，商务印书馆，2003，北京。

维柯著：《新科学》，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97，北京。

黑格尔著：《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95，北京。

汪子嵩等著：《希腊哲学史》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93-1997，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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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见柏拉图著：《政治家篇》267D，《柏拉图全集》第三卷，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2003，第103页。

[2]参见陈中梅译注：亚里士多德《诗学》，商务印书馆，2003，北京，第28、29、66、3、278页。

[3]参见亚里士多德著：《尼各马可伦理学》1140a2，ThebasicworksofAristotle，TheModernLibrary，2001，NewYork，p.1025；廖申白译注本，商务印书馆，2003，北京，第171、366页。

[4]参见亚里士多德著：《尼各马可伦理学》1094a5，ThebasicworksofAristotle，TheModernLibrary，2001，NewYork，p.935；廖申白译注本，商务印书馆，2003，北京，第4页。

[5]柏拉图著：《克拉底鲁篇》414C，《柏拉图全集》第二卷，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2003，北京，第100页。

[6]参见陈中梅译注：亚里士多德《诗学》，商务印书馆，2003，北京，第234-245页。

[7]《尼各马可伦理学》中讨论到这五种“德性”（1139b15），《后分析篇》中还多一种，即“理智”（dianoia）（89b8-9），对这六者之间的关系，历来争议很大。这里仅从陈康之说，参见汪子嵩等著：《希腊哲学史》第三卷下，人民出版社，2003，北京，第1001-1002页。至于“知识”、“直觉理性”和“智慧”的关系，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和《大理论学》中都有明确论述，即：智慧是前二者的结合。参见1441b3和1197a25，廖申白译注本，商务印书馆，2003，北京，第176页；苗力田主编：《亚里士多德全集》第八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北京，第289页。

[8]参见维柯著：《新科学》，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97，北京，第175页；TheCambridgeDictionaryofPhilosophy（secondedition），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9，p.955.

[9]亚里士多德著：《诗学》1447a5-12、1449b3-6，陈中梅译注，商务印书馆，2003，北京，第27、63页。

[10]参见陈中梅译注：亚里士多德《诗学》，商务印书馆，2003，北京，第206页。

[11]参见陈中梅译注：亚里士多德《诗学》，商务印书馆，2003，北京，第208页。

[12]亚里士多德著：《形而上学》987b10，汉译采用汪子嵩等著：《希腊哲学史》第一卷中的译文，人民出版社，1997，北京，第308页。

[13]参见亚里士多德著：《形而上学》987b10-14；汪子嵩等著：《希腊哲学史》第一卷中的译文，人民出版社，1997，北京，第308页。

[14]参见柏拉图著：《克拉底鲁篇》430B，《柏拉图全集》第二卷，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2003，北京，第120页。

[15]参见柏拉图著：《政治家篇》302C-D，《柏拉图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3，北京，第158-159页。

[16]参见柏拉图著：《理想国》597，郭斌和、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1997，北京，第390-391页。

[17]参见柏拉图著：《克拉底鲁篇》389A-C，《柏拉图全集》第二卷，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2003，北京，第65-66页。

[18]参见柏拉图著：《蒂迈欧篇》，谢文郁译注，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上海。

[19]亚里士多德著：《形而上学》1029a4-5，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91，北京，第127页。

[20]参见亚里士多德著：《形而上学》1032b2-14，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91，北京，第136页。

[21]参见亚里士多德著：《论动物生成》739a5-20，崔延强译，苗力田主编：《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五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北京，第269页。

[22]黑格尔著：《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267页。

[23]参见汪子嵩等著：《希腊哲学史》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7，北京，第637、663、642、667页。

[24]柏拉图著：《斐德罗篇》270A、276E-277A、277B，《柏拉图全集》第二卷，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2003，北京，第190、200、201页。

[25]参见柏拉图著：《泰阿泰德篇》209A，《柏拉图全集》第二卷，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2003，北京，第750页；汪子嵩等著：《希腊哲学史》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北京，第952-953页。

[26]参见柏拉图著：《克拉底鲁篇》437A，《柏拉图全集》第二卷，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2003，北京，第128页。

[27]参见汪子嵩等著：《希腊哲学史》第三卷上册，人民出版社，2003，北京，第151页。

[28]对eidos复杂含义的区分，可参见布宁、余纪元编著：《西方哲学英汉对照辞典》，人民出版社，2001，北京，第385页。

[29]典型的说法可参见亚里士多德著：《物理学》194b25-29，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2004，北京，第50页。

[30]柏拉图著：《政治家篇》277C，《柏拉图全集》第三卷，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2003，北京，第118页。

[31]柏拉图著：《法篇》746B-C、966B，《柏拉图全集》第三卷，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2003，北京，第504、733页。

[32]柏拉图著：《法篇》889A，《柏拉图全集》第三卷，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2003，北京，第650页。

[33]参见陈康译注：柏拉图著《巴曼尼德斯篇》，商务印书馆，1997，北京；以及陈康著：《陈康：论希腊哲学》，商务印书馆，1995，北京。

[34]参见亚里士多德著：《后分析篇》88a19-88b-29，余纪元译，苗力田主编：《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一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北京，第306-308页。

西方哲学史范文篇7

相对主义的批判矛头指向启蒙时代以来的西方哲学传统，这种哲学传统将客观主义当作梦寐以求的理想。启蒙哲学追求知识的客观确定性，力图为迅速增加的各门科学知识提供一个牢固的基础，它的基本任务就是解决康德所谓“知识何以可能”的问题。

客观主义心目中的理想知识是日臻完善的自然科学，以牛顿力学为代表的经典物理学被视为知识的典范。启蒙哲学家们相信，全部人类知识都应该而且能够像物理学那样客观和精确，都应该而且能够具有物理学所具有的那种普遍性和必然性，都应该而且能够被数学化为某种完善的公式或方程。完善的知识应像2×2＝4那样为所有人理解和赞同，而达到这种知识的唯一途径就是理性。客观主义相信人类知识具有统一的基础，并且坚信理性能够发现这种知识的基础。这种从笛卡尔、洛克到胡塞尔、罗素的客观主义也被称为“本质主义”和“基础主义”。

（2）主张知识具有统一的基础而且确信哲学能够给所有知识以合理的证明，这对所有启蒙哲学家们来说是共同的。但是，一旦涉及这种“合理证明”的内容，这些客观主义哲学家们之间的争论就出现了，而且他们的观点是互不相容的。例如，在认识论方面，洛克认为知识的基础是经验，康德则主张它是先验理性；在道德哲学方面，边沁和密尔主张“功利主义”，康德则坚持“义务论”；在政治哲学方面，罗尔斯认为正义意味着平等，诺奇克主张正义在于捍卫个人权利。这样便出现了一个支配西方近现代哲学演变的基本矛盾：哲学家们对“合理证明意味着什么”具有一致的观点，但他们提出的“合理证明”却是不同的和互不相容的，而且不存在一个更高的合理性标准来裁决这些哲学争论。

启蒙时代的客观主义理想是给全部知识以合理的证明：认识论给科学知识以合理的证明，政治哲学给国家制度以合理的证明，道德哲学给伦理法则以合理的证明。但是，它们都没有能够提供出它们所曾承诺的那种证明。在这种意义上，启蒙的理想失败了，全部西方近现代哲学的历史演变揭示了这种失败，当代西方哲学中永无终结的争论在继续证实着这种失败，而相对主义的盛行正是这种启蒙理想失败的时代反映。

（3）客观主义植根于自然科学的肥沃土壤，但希望在所有知识的土地上都开花结果。另一方面，半是出于诱惑，半是来自压力，人文社会科学长期以来也一直向自然科学看齐，千方百计地为历史寻找某种公式，为社会生活开列某种方程，将自己改造为像物理学那样的“精确而客观的科学”。但是，人们能够一致同意的历史公式和社会方程是无论如何也找不到的。即使有人杜撰了某些公式或方程，它们对社会历史也毫无效用。在物理学中可以形成整个科学家集团都一致同意的“范式”（paradigm），但在人文社会科学中根本办不到。人们逐渐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差别。自然科学的存在以消除主观性为前提。相反，主观性在人文社会科学中不仅是不可消除的，而且它本身就是人文社会科学得以形成的根基。

以物理学为知识模式的客观主义在人文社会科学中的失败导致人们承认人文社会科学应有不同于自然科学的合理性和知识标准。但事情不止于此。当代哲学家们感兴趣的东西不是论证在人文社会科学中主观性是不可避免的，而是声称在人文社会科学中客观性是不存在的。“追求差异”成了所有后现代主义者都紧紧跟随的共同旗帜。启蒙哲学家们曾为主观性和差异性而痛苦不堪，当代哲学家则以宣扬主观性和差异性为时髦。知识模式以及哲学家关于知识的观念都变化了。客观主义的衰落和相对主义的兴起是同一个哲学演化过程的两面，而相对主义流行的主要领域是人文社会科学。

在客观主义与相对主义之间的挣扎是现代哲学无法摆脱的梦魇。如果说代表启蒙理想的客观主义对客观性的要求太高了，它根本无法实现，那么现在流行的相对主义的问题则在于它完全放弃了对客观性的追求。

（4）“相对主义”是一顶令人不安的哲学帽子。即使像罗蒂（RichardRorty）这种典型的后现代主义者也不愿背负“相对主义”的恶名，而将自己的观点称为“种族中心主义”。问题在于，换个名称不等于摆脱了相对主义。我认为，真正克服相对主义的关键是在人文社会科学中建立起客观性。

我们应该首先澄清“客观性”的涵义。我们必须承认，在人文社会科学中没有脱离人的纯粹客观的经验和真理，在社会历史领域中也无法将事实的因素与价值的因素截然分开，因此，我们所说的“客观性”就不是指那种超越的自在真理和自在之物。归根结底，哲学关心的基本问题是“基础”或“始源”问题，它追问知识得以形成的决定性原因。既然人文社会科学中存在着对“本文”的众多不同解释，而且这些不同解释源自于人的不同主观性和价值观念，那么要在人文社会科学中建立起客观性，就必须回答人的主观性和价值观念为什么东西所决定。

（5）我把这种超越了“相对主义”（relativism）并在人文社会科学中寻求客观性的观点称为“相关主义”（relationism）。这种相关主义以马克思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为原则，以意识形态批判为方法，以知识社会学为基本理论。

所谓“相关主义”意味着知识与人的社会处境相关。传统哲学研究知识与客体的关系，用知识符合对象（客体）来证明知识的合理性。康德的“哥白尼革命”将认识关系倒转过来，用主体性去规定对象，将知识看作主客体相互作用的产物。马克思在历史上首次探索了知识与人的社会存在之间的关系。马克思提出，在社会历史领域，人们表达的思想是他们存在的功能，人们的意识、观念和知识为他们的社会生存处境所决定。马克思揭示了人文社会科学的历史真理：知识不是符合它所指向的对象，而是符合将它表述出来的人们的社会处境；知识的深层动力不是来自对象的真理，而是来自人们的生存活动。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人文社会科学脱离不开价值因素，避免不了为利益所支配。从这种意义上说，人文社会科学都属于意识形态。如果人文社会科学是意识形态的，那么对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基础的哲学追问就变成了一种意识形态批判，即揭示人们的社会存在如何并在什么程度上影响了人的认识。通过这种意识形态批判，可以发现，人们的认识动力不是学理的，而是生存的。认知的迫切性不是产生于对知识的热爱，而是产生于应付生存环境的需要。知识的根本性质是工具性的，它为人生服务。所以，处于不同生存处境中的人们有着不同的问题，或者对同样的问题有着不同的解答。这种意识形态批判提供了一种独特而有效的方法，它的主要贡献在于揭示出决定人文社会知识的东西不仅有理论的因素，而且还有“超理论的因素”。

西方哲学史范文篇8

关键词:狂欢;笑话;话语;异构同质;本真

西方的笑文化传统源于古老的“文化狂欢节”,巴赫金的“狂欢”理论即脱迹于此,通过对狂欢节活动的经典分析,升华了其笑文化意义,找到了文学发展与“狂欢——笑”文化的内在联系。中国没有狂欢节传统,也没有幽默的传统,唯一可称得上笑的传统的,便是鲁迅所讽刺的“说笑话”和“讨便宜”的传统。[1](p43)但中国明代笑话集大成者冯梦龙对古代笑话的文化内涵进行了深入挖掘,从哲学前提到笑话功能、文本编纂与解读,构成了一个雏型的笑学体系,其某些方面甚至可以和巴赫金的“狂欢”理论相媲美。虽然巴赫金与冯梦龙处在东西方不同的文化时空中,但由于两人的笑学理论(“狂欢”与“笑话”)都源于民间笑文化,两人都站在平民大众立场对笑文化进行形上思考,思维指向于文化意义,因而两人的理论间有许多异构同质之处

一

巴赫金和冯梦龙的笑学理论中都存在两个世界。巴赫金“狂欢”理论的理论前提是第一世界与第二世界的划分。第一世界又称第一生活、官方世界,是人们日常生活的时空,由官方(教会和封建国家)统治,是严肃和等级森严的秩序世界。在第一世界中,统治阶级拥有无限的话语权力,而作为被统治阶级的平民大众则处于被话语统治的地位,感受到的是来自官方的羁绊和重压。第二世界,又称第二生活、狂欢世界,是与第一世界对峙的“狂欢节”的时空。在“狂欢节”期间(包括其他狂欢性质的节日),整个世界,无论是广场、街道,还是官方、教会,都呈现出狂欢态。这时各种等级身份的人们,打破了平常的等级界限,不顾一切官方限制和宗教禁忌,化妆游行,滑稽表演,吃喝玩乐,尽兴狂欢。狂欢态的第二世界,一切都和第一世界相反,甚至“国王”可以被打翻在地,小丑可以加冕成“王”。正像巴赫金所言:“民间文化的第二种生活、第二个世界是作为对日常生活,即非狂欢节生活的戏仿,是作为‘颠倒的世界’而建立的。”[2](p13)更确切地说,这个第二世界是平民大众的世界。这个世界里,平民大众的情绪、意志是主导的情绪、意志,没有贵族、官僚、教士,有的只是一律平等的平民大众,素日高高在上的官方角色,如面具一般成为人们戏弄的对象。这个世界里,和谐、融洽、欢乐的氛围是属于社会底层的平民大众的氛围,是平民大众心底真诚友善等美好情愫的直接迸发。往昔生活在异己世界的平民大众,只有在狂欢节日里创造出来的第二世界中,才真正地成为自我世界的主人。而一切非平民阶层要想在第二世界生活,只有放弃在第一世界的一切权力、身份、地位,借助于面具的遮掩,扮作平民,才能够为第二世界所容纳。同样,冯梦龙“笑话”理论的理论前提也是两个世界的划分,只不过一个是虚假世界,一个是本真世界。在笑话的世界里,不存在赞美讴歌的肯定式笑话,笑话的生命在讽刺,笑的前提是世界的虚假,笑话嘲笑的便是虚假悖谬。但在冯梦龙的“笑话”理论中,出于讽世的需要,将笑话的前提“世界的虚假”引申为“虚假的世界”,扩大了笑话的针砭范围,也延伸了笑话的文化深度,“虚假世界”亦成为其笑学体系的支点。唯此,冯梦龙否定“真”,否定“世界”,他说的“非谓认真不如取笑,古今原来无真可认也”[3](p3),“古今世界一大笑府,我与若皆在其中”[4](p498),都是这种思想的间接阐释。虽然冯梦龙的“笑话”理论承认虚假世界,但并不否认本真世界的存在。冯梦龙的“笑话”理论服从其整体的文学追求,其文学思想的核心,可形而上地概括为:通过“证伪”寻求世界的“本真”。冯梦龙认为当下世界的功名富贵道德礼教皆为毒害人们的“虚假”,受“虚假”毒害的人成为“假人”。这些“假人”组成了当下“虚假世界”(官方世界)。虽然当下世界是虚假的,但在人们心底的真性情、真心并未消失,只不过为“虚假”所遮蔽。只要打破“虚假”,便可使“假人”回归为“真人”,从而世界也由“虚假世界”回归为“本真世界”。冯梦龙在《叙山歌》中所说的“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5](p859),即是这种文学追求的反映。而笑话这一文学样式,由于其否定性婉讽的需要,其存在前提必须是世界的虚假,其否定世界虚假的内在理由必然是本真的存在。这一点契合了冯梦龙的文学追求。虽然冯梦龙在笑话评论中否定了“真”、否定了“世界”,但这一愤世嫉俗的言论是针对虚假世界和虚假世界中的假真(以假为真)而言的,其目的是为了再现本真世界和本真世界中的本真。

二

两个世界对立状态的加剧必然导致最终的冲突。但在居于统治地位的第一世界的力量过于强大、第二世界没有力量与之正面冲突时,正如希腊神话“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6](p113)一样,平民大众也借助于笑文化,在情境的话语虚拟中征服对方。这种征服的虚拟策略,在巴赫金的理论中体现为“狂欢”,在冯梦龙的理论中体现为“笑话”。“狂欢”与“笑话”这两个概念自身便蕴含着话语虚拟征服这一核心内涵。“狂欢”是一种独特的笑文化,是狂态的欢快。所谓“狂”,在巴赫金看来即是“无所畏惧”[2](p553),是狂欢的本质核心;“狂欢”的话语内涵可以诠释为“无所畏惧的欢快”[2](p553)。巴赫金认为:“‘欢快的无所畏惧’在一定程度上是同义反复,因为完全的无所畏惧,不可能不是欢快的(恐惧是严肃的基本要素),而真正的欢乐与恐惧是互不相容的。”[2](p553)同时“欢”(欢快)的意义也在于消解严肃性(包括恐惧)。[7](p60)所以,“狂欢”的涵义既可称“无所畏惧的欢快”,又可称“完全/真正的欢乐”,而且还暗含另一层涵义:否定一切严肃(包括恐惧)的欢乐。“狂欢”的本质意义正在于此。严肃性和官方世界的统治有着本质的必然联系,通过严肃的氛围,官方能够威慑大众,造成其恐惧心理,使第一世界的统治神圣化、合法化和固定化。严肃性是第一世界处于统治状态的外在表征。而“狂欢”遵循“翻了个”[8](p175)的逻辑,创造了一个“颠倒的世界”,通过对第一世界的戏仿,使生活由严肃的现实状态转入游戏状态的虚拟之中,游戏的非功利,使人们暂时忘记阶级、等级和身份,实现了虚拟中的无阶级与平等,人们通过亲昵的交往、欢快的游戏,创造了一种笑的氛围,打破了第一世界的严肃性,在欢快的虚拟中,把第一世界戏仿性地解构,从而实现了第二世界在话语虚拟中对第一世界的征服。与“狂欢”的虚拟征服相似,冯梦龙的“笑话”理论没有直接否定虚假世界,而是认为虚假话语是虚假世界的表征,通过笑话话语打破虚假话语系统,来象征性地否定虚假世界,从而虚拟•01•地再现本真世界。冯梦龙认为人们对世界的认识来自虚假的官方话语系统,所谓“两仪之混沌开辟,列圣之揖让征诛,见者其谁耶?夫亦话之而已耳”[4](p542)。其原因在于话语表征世界,话语也统治世界,由于虚假世界的存在,作为其表象的话语也必然会在虚假世界成为表征性的世界统治(官方话语)。这也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统治阶级的思想在任何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受统治阶级支配的。”[9](p52)虚假世界凭借强大的统治地位,把虚假话语当作真理灌输给平民大众,将其改造成“假人”。因而冯梦龙的“笑话”理论要打破的正是这种以误为真的局面,笑话嘲笑的正是这种话语的虚假悖谬。所以对虚假话语的否定便有了否定虚假世界的意义。正由于这一认识,冯梦龙说:“古今来莫非话也,话莫非笑也。”[4](p498)也由此,可以把冯梦龙所说的“笑话”内涵概括为:笑———话(虚假话语系统)。这里的“话”是对象、是中心、是虚假世界的表征,笑是打破对象、打破中心,象征性地破坏虚假世界的手段。如果把冯梦龙的“笑话”和巴赫金的“狂欢”相比较,可以看出,“笑话”的“笑”与“狂欢”一样具有消解严肃性的意味,“笑话”的“话”也同样具有“狂欢”所要颠覆的官方话语的涵义。“笑话”与“狂欢”同样都为反抗霸权独断提供了一种虚拟话语。

三

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几千年来,严肃文化(官方文化)一直在压抑、消解着笑文化(大众文化),笑文化也始终在抗争、解构着严肃文化的一统天下。透过话语对抗的表面,凸现的是阶层间权力争夺的实质。但与第一世界或虚假世界的统治性征服不同,第二世界或本真世界虚拟征服的目的不是为了统治、压迫异己,而是为了建立一个平等自由的平民大众世界。“狂欢”、“笑话”都只是这一平民理想演绎出的文化策略。在第二世界中,平民大众以狂欢的方式嘲弄和颠覆第一世界的等级、秩序,粉碎其统治的严肃性和神圣性,摆脱了在日常生活中来自官方的纠缠,呼吸到了平等自由的空气,真正成为第二世界的主人。但第二世界在另一意义上,又是一个一、二世界融合的、广义上的第二世界。这个世界是全民的世界,所有人都参与,人人快乐,个个自由,在面具的遮掩下,没有官方与平民之别,都平等而亲昵地交往、对话与游戏。这种广场狂欢的空前状态,也正是巴赫金所无限向往的。在巴赫金的“狂欢”理论中,消解不是目的,打破第一世界的霸权独语,建立两个世界的对等关系,最终使两个世界和解以至交融互渗为一个平等自由的大众世界,这才是巴赫金“狂欢”理论的乌托邦理想。正如巴赫金所述:“一切有文化之人莫不有一种向往:接近人群,打入人群,与之结合,融合于其间;不单是同人们,是同民众人群,同广场上的人群进入特别的亲昵交往之中,不要有任何距离、等级和规范,这是进入巨大的躯体。”[7](p5)应该看到,巴赫金这个广义的第二世界是理想与现实杂糅的结果。一方面是事实上的对峙,一、二世界间壁垒森严,第二世界被迫反抗第一世界的专断独语;另一方面,由于调和的理想,又臆想第一世界会主动放弃独语,融合于第二世界,成为其中一部分。这样,使第二世界成为同时具有矛盾因素的混合体,既是平民大众胜利的世界,又是一定程度上妥协的世界。巴赫金的“狂欢”理论表现出被迫反抗霸权独语而又不甚彻底的倾向。相对于巴赫金的以消解求和解,冯梦龙表现得更为理性化,其“笑话”理论的消解否定也更为彻底,其消解的矛头直指中国几千年的儒释道话语传统。他嘲笑佛道“干惹得那些道士们去打云锣,和尚们去打木鱼,弄儿穷活计”[4](p542),嘲笑儒家“平白地把好些活人都弄死”[4](p542),其理论指向是通过消解虚假世界,建立或回归本真世界。他不像巴赫金那样创造一个和解世界的幻象。他认为本真世界原来就存在,只是为虚假所遮蔽,只要打破虚假,便可回归本真。冯梦龙认为,虚假世界的虚假话语已深深毒害了人们,使其变为虚假的人,原因在于“人但知天下事不认真做不得”[3](p3),正由于对虚假话语认真地接受,才丧失了评判真伪的能力,形成“经书子史,鬼话也,而争传焉;诗赋文章,淡话也,而争工焉……”[4](p498)的局面。而要成为本真的人,只有通过笑话来“疗腐”,“一笑而富贵假,……一笑而功名假,……一笑而道德•11•假,……”[3](p3),从而“眼孔小者,吾将笑之使大;心孔塞者,吾将笑之使达”[3](p2),使虚假的人返归本真的人。同时,通过笑话使人心对虚假不再认真,看透世间一切利益追求的虚假本质,恍悟认真的荒唐,使“尧舜无所用其让,汤武无所用其争”[3](p3),从而“虽亿万世泰阶欹可矣”[3](p3),使虚假世界返归本真世界。可见冯梦龙的本真世界,即是非虚假的本来世界,这个世界人人不慕功名富贵,真诚淳朴,心胸豁达,不伪善,同时又人人心明眼亮,明辨是非,这样一种由本真人构成的本真世界。“狂欢”与“笑话”两种理论在本质上,从理论前提到理论核心、理论归宿,具有同质性,都是源于平民大众反抗话语的形上升华。巴赫金的“狂欢”理论,继承了平民大众反抗官方统治的“大无畏话语”,为第二世界反抗第一世界的独语提供了话语虚拟征服的解说,但由于巴赫金强烈的和解愿望,使虚拟征服带上了妥协的色彩,使其理论归宿指向了一个广义上的第二世界乌托邦。冯梦龙的“笑话”理论,为打破虚假世界的遮蔽、再现本真世界的文化追求提供了话语虚拟的游戏场。和巴赫金相比,冯梦龙的“笑———话(虚假话语系统)”理论象征性地完成了对霸权独语的消解,某种程度上,创造了本真世界的虚拟幻境。尽管两种反抗话语都停留在虚拟层面上,但由于深深植根于民间文化的土壤,作为一种平民大众呼唤自由平等、反抗专断独语的文化策略,“狂欢”与“笑话”都有着不朽的生命力量,即便处在不同的文化体系内,依然能够唤起反响与共鸣。

参考文献:

[1]鲁迅鲁迅全集:第5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2]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6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3]陈维礼中国历代笑话集成:第2卷[M]济南:时代文艺出版社,1996

[4]陈维礼中国历代笑话集成:第1卷[M]济南:时代文艺出版社,1996

[5]王运熙中国文学批评通史:第5卷[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7]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4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西方哲学史范文篇9

近年来，关于人的行为的片面功能的自觉，对自然界向人类发起报复的忧虑，对改革开放中出现的“短期效应”、经济发展与文化发展的不同步等等一系列问题的认识，开始把人们的视线引向哲学的总体性范畴。因而，介绍卢卡奇的总体观念的文章不断增多，但这种介绍总是试图按照某种哲学模式对卢卡奇进行剪裁，使人很难搞清楚卢卡奇究竟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还是一个反马克思主义者。本文对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的总体思想作以客观叙述，笔者力求摒除自己已有的哲学知识的干扰，目的在于以这种形式引出真正对卢卡奇的总体思想作出认真研究的文章，并能够从中获得一些对于思考“全球问题”、“人类的困境”和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问题都有启发意义的因素。

一.总体范畴的提出

历史研究是指向未来的，人们希望通过研究历史去找到解决那些人们将要遇到的问题的方法。然而，研究历史有两条途径：一条是透过历史的表层抓住其本质，然后，基于对这种本质的认识，展开对社会历史总体的把握；另一条是经验主义的或实证主义的对历史表象的热恋。卢卡奇主张走第一条道路，他说，马克思的名言：“每一个社会中的生产关系都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是历史地了解社会关系的方法论的出发点和钥匙。

在卢卡奇看来，从整体出发，还是从单独孤立的部分出发，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不同的出发点完全可以形成不同的、甚至对立的结论。从单独的孤立的部分出发，其结论必然是抽象的；而从整体出发才是认识具体性的保证。

一切以追求真理为宗旨的科学，都必须清楚地和准确地掌握对象的实际存在同它们的内部核心之间、它们的表象和关于它们的概念之间的区别。这种区别是科学研究的前提，因为只有认识到了这种区别才能去把握其联系。但是，资产阶级科学，特别是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并不知道这种区别，他们把现象和本质混同了起来，误以为那些实际上只是对象的表象的现象就是对象的本质。其实，这些现象只是一些假象，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中产生出来的假象。而资产阶级科学却恰恰是建立在这些假象的基础上的，所以，资产阶级科学的真理性是非常值得怀疑的。

科学的这种状况有自身的原因，即局限于现象的范围，以获得对现象的认识而沾沾自喜；但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本质与现象的分离，用社会的繁荣掩盖了深存于内部的矛盾和危机。生产者同生产总过程的资本主义分离，劳动过程被肢解为不考虑工人的人的特性的一部分，社会被分裂为无计划和无联系盲目生产的个人等等，这一切也必定深刻地影响资本主义的思想、科学和哲学。”[1]所以，科学被表面现象所迷惑，看不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的、暂时的性质。

总之，资本主义社会在两个方面决定了资产阶级科学的抽象性：一方面，资本主义社会的分工和专门化，使资产阶级科学把对一些特定科学和方法上是必要的、有用的抽象概念作为本原。进而，又把资本主义社会中现存的各种关系，或者对这些关系的规范，看作是来源于这些抽象概念的；另一方面，资本主义把人变成了抽象的、孤立的个人，而资产阶级科学又恰恰是从个人的观点出发来考察社会现象。

资本主义社会把全部人与人的关系都变成了物的关系，物化遍及了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成了整个社会唯一的表现形式。资产阶级的政治、法律和官僚机构都成了物化的合理保障，即使在人的精神世界和伦理领域中，“占有”和“出卖”也表现为一种普遍现象。总之，整个社会都服从于一种“永恒的”、“铁的”规律，其它一切都成了偶然的、不合理的假象。所以，资本主义社会中一切本质的方面都被物化的形式所遮蔽，片面性就成了这个社会最明显的特征。

卢卡奇通过对资产阶级科学的抽象性和资本主义社会片面性的批判，提出了总体范畴，期望在总体范畴的基础上获得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理解，建立起无产阶级意识，从而超越资产阶级科学和资本主义物化。

二.总体范畴是辩证法的支柱

卢卡奇把总体的观点看作是马克思主义与资产阶级科学之间决定性的区别所在。他认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本质是具体的总体范畴，“总体范畴，整体对各个部分的全面的、决定性的统治地位，是马克思取自黑格尔并独创性地改造成为一门科学的基础的方法的本质。”[2]

在黑格尔那里，总体范畴是绝对精神的别称，绝对精神是普遍的、统一的、完整的总体，世界统一于绝对精神，绝对精神既是世界万物的本质，又是其本质的表现，绝对精神之外无物存在，它就是世界的总体本身。因而总体就是实体，是作为万事万物本质的精神实体。卢卡奇认为，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总体观作了“独创性地改造”。也就是说，马克思接受了黑格尔的总体观，但不是把总体理解为精神实体。马克思的总体范畴是根源于经济分析的对人与人关系的总体把握。就把历史看作统一的辩证过程这一点而言，马克思和黑格尔是一致的。再进一步，人们就会发现，马克思从经济范畴出发去把握人与人的关系的总体，这是完全不同于黑格尔独断论的绝对精神总体的。所以，马克思主义的总体观抛弃了黑格尔关于历史发展的神秘主义成分，正确地指出了，历史无非是人与人的关系发展的历史，社会发展的根源都只有到人的实践中去寻找，一切社会关系都象麻布、亚麻一样，是人们生产出来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要对人类的社会生活进行整体的全面的理解，这种理解应根据人与人的关系，把主体和客体的全部社会运动作为历史的基础，突出人的物质存在活动的实践性、社会性。如果我们需要理解某一特别的历史事件或过程，我们就必须把它看作一个具体的整体的一个方面。比如，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都是人的关系的具体体现，它们都可以归结到人的关系的总体中。作为总体的环节和不同要素，它们之间的不同是统一体内部的差别，而这种差别又是它们之间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基础。

卢卡奇认为，辩证的总体观揭示了社会历史的真实状况，在认识社会历史的现实中赋予总体观以现实性。他说唯物辩证法是最现实的科学，它所反映的是：事实及其相互联系的内部结构的真正本质。马克思的辩证总体观是能够在思维中再现和把握现实的唯一方法。比如，在对资本主义的认识中，马克思的辩证总体观不停留在表面的批判，而是深入到这个社会的深层，揭示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内在对抗性，并在此基础上把握资本主义社会总体的矛盾性质。马克思的辩证总体观所追求的是对世界的完整的把握，即通过总体范畴赋予一切各别的认识以现实性。

辩证总体观的现实性也表现在自身的理论总体上。辩证法的一切概念都不可能被明确严格地界定，任何对辩证法的概念作出界定的努力都将失败。因为，辩证法的本质就在于扬弃，辩证法的一切概念都只有作为在总体中被扬弃的环节才有意义。所以，必须从总体上来理解辩证法，任何一个单独的概念都不可能成为直接走向理解辩证法的通路，它只有在总体中，作为在总体中被扬弃的环节才能成为理解辩证法的工具。

辩证的总体观是具体的。也就是说，总体是这样一种东西，它为许多所共有，为一切所共有，是最丰富的具体。卢卡奇特别强调总体的具体性，有时干脆把总体范畴规定为“具体的总体范畴”。卢卡奇认为，在马克思主义中，总体范畴就是要对人类的社会生活进行整体性的全面的理解，即在全部的社会历史运动的基础上来把握人的物质存在的实践性、社会性。总体的具体性还表现在，“孤立的事实”必须在总体中才能得到理解，如果我们要把握某一个别的历史事件或某一特定阶段的历史过程，就必须把它看作是具体的总体的一个方面或一个环节。只有总体观才是具体地把握各种社会现实的科学方法。

从一般的意义上看，辩证的总体范畴的具体性是由社会现象变动不居的性质决定的。卢卡奇说：“一切社会现象的对象性形式在它们不断的辩证的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始终在变。”这就决定了对作为对象性的社会现象进行抽象的、孤立的研究是不可能的，因为离开总体也就等于使这些社会现象离开了它赖以变化的坐标系，而不在这个坐标系中，作为对象的社会现象的变化状况以及它的性质就根本无从把握。所以，卢卡奇说：“客体的可知性随着我们对客体在其所属总体中的作用的掌握而逐渐增加。这就是为什么只有辩证的总体观能够使我们把现实理解为社会过程的原因。”[3]

卢卡奇认为：“具体的总体决不是思维的直接素材”，辩证认识也必须从简单的、纯粹的、直接的、自发的规定出发。但是，它通过综合“前进到对具体的总体的认识，也就是前进到在观念中再现现实。”[4]因此，辩证的认识正是关于现实整体的思维反映，是完整的总体。在思维的行程中，一切抽象的规定都经过综合的过程而成为总体的环节和部分，都在具体的总体中扬弃其抽象性。

从简单的规定出发并不等于在前提中放弃总体观。辩证的总体观作为“能够在思维中再现和把握现实的唯一方法”[5]，是在认识的开始阶段就已经把所谓“孤立的事实”看作总体的构成部分和历史发展的环节，即把“孤立的事实”归结到总体中，从总的联系的运动发展中去认识它们的。历史被理解为一个统一的过程，历史中的此一事件和彼一事件都只有在总的有机统一中才具有确切的位置和展示出自己的性质和作用。所以，卢卡奇指出：“如果摈弃或者抹杀辩证法，历史就变得无法了解。这并不是说没有辩证法的帮助，就无法对特定的人或时代做出比较确切的说明。但是，这的确使得不可能把历史了解为一个统一的过程。”[6]

三.根据总体范畴来把握历史

卢卡奇这部著作的名称叫《历史与阶级意识》，“历史”无疑是该书的一个重要主题。但是打开这本书，我们看到通篇都是对“总体”问题的强调，可见卢卡奇是用总体的观点来研究和理解历史的。同时，在对总体的规定中，历史又是最基本的方面。历史范畴与总体范畴是互为规定的，历史是具有总体性的历史，总体也是历史性的总体。

历史辩证法的主旨是理解统一的历史过程。历史是由无数个历史事件构成的，然而在流动的历史长河中，历史事件只不过是浮在表面的泡沫，主流隐伏在这些历史事件之下。历史研究如果仅仅看到这些历史事件，就不可能把握历史的真实本质。相反，如果没有对历史本质的揭示，也就不可能对历史事件有正确的理解。辩证法把整个历史过程理解为一个总体，它在研究历史事件时，是为了通过这些历史事件达到对历史的本质的把握。同样，它又把历史事件看作历史总体的一部分，运用总体的观点对其加以探究，以求把握历史事件的本质。

卢卡奇认为，人与人的关系及其发生、发展的总过程，是理解历史的真正基础和全部根据。然而，资产阶级人本主义历来都是从人出发来理解历史的，但为什么他们陷入人与历史事件的直接性而失去对历史本质的把握呢？卢卡奇认为，关键在于资产阶级思想家们对人自身的理解与马克思不同，由于资产阶级思想把一切有意义、有目标的东西从历史过程中排除出去；人们就不得不停留在历史时期的及其社会的和人的载体的纯粹“个别性”上。

历史的总体是不可能建立在人的个别性或个别的人的基础上的，根据人的个别性或个别的人是无法把握历史总体的。因为根据人的个别性来理解历史，历史就会“表现为不变的、永恒的自然规律的对象。历史被按照形式主义僵化了，这种形式主义不可能按照社会历史结构的真正本质把它们理解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被推离了历史理解的真正起源，并用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被隔绝起来了。”[7]卢卡奇认为，把握历史总体的第一步就应当是把握人的总体或总体的人，正是人与人的关系的总体才构成了历史运动的发展根源，使历史表现为一个总的、流动着的统一过程。

人与人的关系、人的意志和思想等作为历史总体的现实要素必然体现为人的活动。“历史一方面主要是人自身活动的产物(当然迄今为止还是不自觉的)，另一方面是一连串的过程，人的活动形式，人对自我的关系就在这一串过程中发生着彻底的变化。”[8]马克思认为，人既是历史的剧作者又是历史的剧中人，人创造自己的历史，人的全部现实都是历史的，反过来说全部历史都是人的活动，我们考察历史，那怕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历史事件，都离不开人的活动。对于人的活动来说，总体性是一个无需证明的问题。人的一切活动，无论是以一个阶级和集团的形式而进行的大规模社会变革的活动，还是以一个个体的身份进行的日常活动都具有不可怀疑的总体性。人作为剧作者和剧中人的统一，其一切活动都是具体历史环境中的活动，人的活动赖以发展的物质资料和作为人的自觉活动的思想因素都是来自于社会历史的总体和作为这个总体的一部分而出现的，人的活动本身就在创造着历史的总体。同时，人的活动在对人自身和人与人的关系的改变中又使人的总体性质愈益加强。

历史总体既不是一个已经实现了的总体，也不是一个在社会运动中日益趋近的目标。也就是说，历史总体并不固定在某一社会整体的形式上，人类社会以往的发展打破了对总体的形式化理解，而人类社会的未来任何形态也不可能是总体最终完成了的形式。历史总体永远都是历史本质的总体化，是历史地生成着的。它一方面是人的活动的目标和结果，另一方面又是人的活动的前提和基础。

历史总体是贯穿于一切社会之中的人的本质联系的总和，每一社会都会以特定的方式或媒体来表现这种联系、利用这种联系或压抑这种联系。私有制社会就明显地使这种联系物化和异化了。但另一方面，人的本质联系也随着社会的发展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具体和越来越展现出一切社会假象都无法掩盖的总体性质，一些原先看来不具有总体性质的领域也具有了总体的性质。历史总体是社会历史的内在统一体。透过社会历史支离破碎的形式，我们可以发现事物和事物之间包含着具体的、物质的必然性。

四.总体范畴与无产阶级意识

卢卡奇说：“作为总体的历史(一般历史)既不只是个别历史事件的机械总和，也不是一个对立于个别历史事件的先验的观察原则”。历史总体性问题是一个方法论问题，把握任何历史事件在历史过程中的真正作用，都离不开历史的总体性问题，“这个问题在对极短的一段历史的描述，或对历史片断的描述时，都是必然要出现的。”[9]

之所以研究个别历史事件时离不开总体问题，是因为历史总体蕴含于历史事件之中，而又不断地冲破个别的历史事件。因此，历史总体是对历史事件的扬弃，一切蕴含着总体的个别事件都是历史总体借以实现自己的中介。每一历史事件都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找到自己作为历史总体的特定环节的位置，但这些环节却不会叠加组成历史的总体，也就是说个别历史事件不能够被理解成历史总体的机械的部件。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总体观。

虽然历史的总体性存在于人类社会历史的始终，但“只是随着无产阶级的出现才完成了对社会现实的认识。”“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为看到社会的整体提供了有用的出发点。”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和阶级本性决定它认识历史总体就是阶级的自我意识，即无产阶级的觉醒。“因为对无产阶级说来彻底认识它的阶级地位是生死攸关的问题；因为只有认识整个社会，才能认识它的阶级地位；因为这种认识是它的行动的必要前提，在历史唯物主义中才同时产生了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学说和把现实理解为社会进化的总过程的学说。”[10]

无产阶级的自我认识是和对总体的认识一致的。因此，对历史总体的认识并形成总体范畴也是历史的产物。也就是说，一方面，由于历史的发展把历史的总体性呈现于人们的面前了；另一方面，历史的发展创造出了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又提出了建立本阶级的认识和实践的方法，这种方法正是辩证的总体范畴。卢卡奇说：“历史唯物主义来自无产阶级的‘直接的、自然的’生活原则，对现实的总体认识来自无产阶级立场。”不过，卢卡奇接着指出：“这决不是说这种认识或方法论观点是无产阶级作为阶级所天然固有的”[11]。总体范畴的产生，也需要从无产阶级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来理解。当无产阶级还是一个自在的阶级时，尽管它有着冲破资产阶级罗网的愿望，但却无法成为现实，即使在这个阶段中会产生出某些思想体系，也只能是在方法论上依然属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空想主义。只有当无产阶级在阶级斗争中成长为一个自觉的阶级，即成为“认识社会总体现实的自觉主体”时，才能够提出科学的历史总体范畴。

历史总体范畴的提出，打破了概念僵硬的自我封闭性。历史的总体范畴在概念的历史生成中来理解概念，认为造成概念独立性的一切因素都在历史生成中被消除了，任何概念的结构都由于建立在具体内容上而不断获得新的性质，从而迫使概念的结构不得不时常通过变化来适应内容，达致与内容的统一。

卢卡奇认为，无产阶级是总体的主观方面。

无产阶级作为“认识社会总体现实的自觉主体”与一切个人主义的立场格格不入。个人主义往往立足于个人的观点来看待周围的世界和社会环境，因此，个人是站在这个世界的对立面的，而这个世界则是肆意凌虐个人的无情的命运。也就是说，这个世界在本质上是一种相异于人的、难以捉摸的和完全不受人的行为能力影响的人的环境，对于它，人们在理论上往往称作“规律”，即看作是不可理解的合理性存在；而在现实中则是以宿命论的方式接受了它。这样一来，就把人变成了历史过程中的一种完全消极的存在物。

西方哲学史范文篇10

一、正义理论

1971年罗尔斯的《正义论》的出版是20世纪西方哲学最重大的事件之一。这基于两个不同但又相互支持的理由。首先，《正义论》的发表引起了一场关于正义问题的持续讨论，从而形成一大批产生深远影响的政治哲学文献。这批文献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不仅可与辉煌的启蒙时期相媲美，而且还将政治哲学推到西方哲学的前台，大有取代语言哲学成为哲学主流之势。其次，与传统的自由主义不同，罗尔斯在《正义论》中讨论的核心概念是平等，他试图从理论上解决自由民主主义制度中存在的不平等问题。这意味着西方政治哲学主题从“自由”到“平等”的具有重大意义的变换。

虽然近代以来的西方政治哲学派别林立，但其主流一直是自由主义。由洛克、康德和约翰·密尔奠定的自由主义传统阐明了西方基本的政治观念和政治价值，为目前通行于西方的自由民主主义政治制度确立了基本框架。启蒙时代的主要政治哲学问题是自由。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自由价值，特别是思想自由和良心自由；另一方面是自由制度，即由“多数决定”原则支配的民主代议制度。约翰·密尔的《论自由》（1859）和《代议制政府》（1860）出版之后，从观念上来说，自由的价值问题和制度问题都已经解决了，剩下的只是去付诸实施。因此，此后的一百多年中西方政治哲学死气沉沉，了无建树。

罗尔斯的《正义论》打破了政治哲学一个多世纪的沉寂，现在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是平等了。罗尔斯主张，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而正义总意味着平等。他提出了关于正义的一般观念：“所有的社会基本善——自由和机会、收入和财富及自尊的基础——都应被平等地分配，除非对一些或所有社会基本善的一种不平等的分配有利于最不利者。”（注：罗尔斯：《正义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292页。）罗尔斯将平等分为两个层面：在政治层面，平等表现为平等的自由权利和民主政治；在经济层面，平等涉及到分配的正义。在他看来，政治层面的平等比较容易解决而且基本上已经解决了，所以，平等的核心问题就是经济领域中的分配正义。

尽管当代西方各国都建立了发达的民主社会，但普遍存在的经济不平等则是一个明显的事实。产生不平等的原因主要有两种：一是社会文化的，人们在出身、环境、教育等方面有很大的差别，一些人比其他人更为“幸运”；一是自然的，人们生来就具有不同的天赋，而天赋较高的人处于更有利的地位。一般认为，通过建立适当的社会制度，前者是可以消除的，而后者则是根本不可能解决的。罗尔斯认为，对于一个正义的社会，两者都应该得到克服。克服不平等的正义原则是“差别原则”。按照罗尔斯的观点，所有的财富和收入都应该平等地分配，但完全的平等是不可能的，这样社会经济制度就必须按照“差别原则”来安排，即任何不平等的安排都必须适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虽然“差别原则”的实际运用存在着许多困难，但“最少受惠者”这种理论构思非常巧妙，为解决不平等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参照点。

主题从“自由”到“平等”的变换需要相应的理论来支持。如果正义原则为建立解决不平等的社会基本制度提供了价值标准，那么这些“正义原则”从何而来？这就涉及到罗尔斯对西方政治哲学的另外一个主要贡献——新契约论。

古典自由主义与契约论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这种契约论以自然法为基础。启蒙时代的思想家们坚信自然法为个人道德生活和社会政治生活提供了充分而明确的法则，理性将这些法则以普遍的形成昭示于所有人的心中。自然法理论完美地表达了理性的启蒙精神；政治哲学既不需要上求天启真理，也不必向下诉诸生活经验。但到了19世纪，持续两个世纪对理性的高扬变得类似于陈词滥调了，人们需要某些能打动人心的新鲜东西。新鲜东西是随着实证科学迅速发展而正在兴起的实证精神，实证精神将价值标准建立在经验之上，从而功利主义取代了自然法理论。罗尔斯既不赞成功利主义，也不愿意接受形而上学的自然法。在他看来，起源于形而上学的法则是武断的，起源于经验主义的规则是偶然的。罗尔斯试图在形而上学与经验主义之间发现一个适当的位置，这就是“原初状态”（originalposition）。

“原初状态”是一种纯粹的理论假设。与传统契约论中的“自然状态”相类似。但它是一种理想的假设，一种“不受偶然因素或社会力量的相对平衡所决定的状态”。（注：罗尔斯：《正义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115页。）罗尔斯为“原初状态”规定了三重条件。第一，原初状态的人们处于“中等程度的匮乏”之中，（注：罗尔斯：《正义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121页。）这是它的客观自然条件。自然条件太丰裕，生存非常容易，人们就不会产生合作的意愿；相反，自然条件太艰难，也会使合作归于失败。第二，原初状态的人们“相互冷淡”，即每个人对他人的利益不感兴趣，（注：罗尔斯：《正义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122页。）这是它的主观心理条件。心理条件应该尽可能弱化，因为它太强就会产生利已主义和利他主义：强利已主义使人只追求个人私利，无法与他人达成互惠的契约；强利他主义会导致由“仁爱”支配的社会，从而使“正义”失去意义。第三，原初状态的人们位于“无知之幕”后面，即每个人对他本人和社会的特殊知识信息都一无所知，（注：罗尔斯：《正义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131页。）这是它的先验条件。“无知之幕”确保过滤掉所有经验事实，而在罗尔斯看来，正是这些偶然的、任意的经验事实有碍于人们达成公平的正义契约。在这三重条件的原初状态建立之后，罗尔斯论证，人们必然选择正义原则，达成契约。

罗尔斯的“新契约论”的精神实质是理性的选择。“原初状态”设立了一个假设但理想的环境，以至于人们在其间选择的任何原则都是正义的。契约论经久不衰的魅力就在于它包含了选择的观念。人们在任何政治秩序中都必须服从某些规则，当这些必须加以服从的规则是人们自然的选择的时候，对规则的服从就变成了“自律”。罗尔斯强调选择，但又不同于存在主义。存在主义的选择是任意的，罗尔斯则认为选择基于人性，我们选择什么充分表现了“我们是什么和我们能成为什么的愿望”（注：罗尔斯：《正义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247页。）。存在主义的选择也没有标准，罗尔斯则主张选择应服从一个更高的原则——“人是目的”，而任何将人当作手段的东西都毫无价值。可以看出，“自律”和“人是目的”是罗尔斯政治哲学所遵循的两个原则，而这两者正是康德道德哲学的两根支柱。

契约论的选择观念表达了一种自律理想：契约的道德性来自于当事人的意志行为。当我出于自愿选择达成契约的时候，我应该接受它的约束，无论它是什么。但是，问题在于罗尔斯的“原初状态”是以正义原则为标准设计的。这样，虽然人们原则上能够选择他们想望的任何正义原则，但其处境的设计保证了人们只想望选择罗尔斯的正义原则。也就是说，“原初状态”的整个设计（中等匮乏、相互冷淡和无知之幕）确保了“选择”的结果。从更深的层次看，正义理论的逻辑似乎是“原初状态”先于正义原则，人们在“原初状态”中选择了正义原则，但实质上完全相反，正义原则先于“原初状态”，即只有按照正义原则先在地设立了“原初状态”，人们才可能在这种状态中选择正义原则。契约论的全部力量出自于自律理想的选择，但罗尔斯的契约论不容有真正的选择。

二、权力理论

罗尔斯的正义理论赢得了广泛的赞扬，也引起了热烈的争论。反对者中最响亮的声音来自罗尔斯在哈佛大学的同事诺奇克。

诺奇克的权利理论与罗尔斯的正义理论是正相反对的。罗尔斯赋予“正义”以首要性，试图从根本上解决社会现实中的不平等问题。诺奇克强调“权利”的首要性，坚持权利是不可侵犯的。罗尔斯认为不平等产生于人们在自然天赋和社会文化方面的差异，这些差异是偶然的和任意的，从道德观点看是不应得的，所以应该通过再分配的方式消除这些不平等。诺奇克承认不平等是一种不幸，但认为，第一，不平等是不可解决的，第二，不平等并不意味着不公正，第三，对不平等的纠正不能得到合理的证明。诺奇克与罗尔斯之争的关键是权利对平等。罗尔斯主张，正义总是意味着平等，不平等是应该而且能够加以克服的。诺奇克则认为，正义与平等无关，正义在于捍卫个人的权利，而“个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注：诺奇克：《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美国纽约基本丛书公司，1974年，第31页。）

罗尔斯与诺奇克的分歧存在于政治哲学的各个方面，但主要集中于经济领域。关于经济上的财产和收入问题，罗尔斯关心东西如何分配，诺奇克强调东西从何而来，罗尔斯重视导致平等的结果，而诺奇克更注意产生权利的过程。这样，诺奇克就将罗尔斯的“分配的正义”变成了“持有的正义”。诺奇克的“持有的正义”表现为三个论点：第一，持有的最初获得，或对无主物的获取；第二，持有从一个人到另一个人的转让；第三，对最初持有和转让中的不正义的矫正。由此形成了持有正义的“获取原则”、“转让原则”和“矫正原则”。如果一个人对其持有符合上述三个正义原则，那么他对其持有是有权利的。这样就形成了持有正义的一般纲领：“如果一个人对其持有是有权利的，那么他的持有就是正义的；如果每个人的持有都是正义的，那么持有的总体（分配）就是正义的。（注：诺奇克：《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美国纽约基本丛书公司，1974年，第31页。）

在罗尔斯看来，解决不平等的唯一途径就是通过税收进行收入的再分配，这意味着平等要求一种具有更多职能的国家。在诺奇克看来，任何再分配都代表着对个人权利的侵犯，最好的国家应是管事最少的国家。国家是政治哲学的基本问题之一。包括罗尔斯正义论在内的西方政治哲学的所有国家理论都建立在契约论之上，诺奇克则提出了非契约论的国家起源假说。这是诺奇克最新奇最重要的观点之一。

契约论和非契约论的出发点都是“自然状态”。在“自然状态”中，人们按照“自然法”行事，个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不受侵犯。如果有人侵犯了这些权利，受害者完全有权进行惩罚和索取赔偿。尽管这种自然状态可以像洛克描述的那样是一种完善的自由状态，但所有的政治哲学都承认它有种种不便之处：由受害者个人来执行惩罚的权利容易产生各种问题，例如惩罚过度或者无力惩罚。正是在这里产生出建立国家的要求。从霍布斯到卢梭，从康德到罗尔斯，西方的自由主义者都坚信契约论，并通过契约论导出国家。

诺奇克认为“契约论”这种虚构在事实上是不存在的，在理论上是不必要的。他另辟蹊径，采取了一种“看不见手的解释”，以一种自然而然的方式来追溯国家的起源。诺奇克提出，在“自然状态”中，一个人可能自己保护自己，也可能吁请亲朋和他人相助。作为交换，他以后也会响应请求而帮助他们。这样就自发地形成了一些简单的“保护性社团”。随着这种情况的发展，某些专业性保护机构便应运而生了，它们出售保护服务，为委托人索取赔偿和进行惩罚。在一个地区之内，可能存在着许多这样的专业保护机构，但由于竞争，最终一个地区会出现一个击败其他机构的“支配的保护性社团”，它承担此地区内全部保护服务。（注：诺奇克：《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美国纽约基本丛书公司，1974年，第12—17页。）

那么这种“支配的保护性社团”是一个国家吗？还不是。诺奇克所设想的理想国家是古典自由主义的守夜人式的国家，“其功能仅限于保护它的所有公民免遭暴力、偷窃和欺骗之害，并强制履行契约等。”（注：诺奇克：《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美国纽约基本丛书公司，1974年，第26页。）这种国家应具备两个必要条件：第一，国家具有对使用强力的垄断权，禁止任何个人或机构私自进行惩罚和索取赔偿；第二，它保护所有公民，而不仅仅为付费的委托人服务。因此，诺奇克认为由“支配的保护性社团”发展为“守夜人式的国家”需要分为两个步骤。首先，“支配的保护性社团”禁止个人对侵犯自己权利的行为进行惩罚和索取赔偿，坚持一种对所有强力使用的垄断权。但是它只为那些出钱购买了保护的人们提供服务。诺奇克将这种社会安排称为“超弱意义的国家”（ultraminimalstate）。然后，由此再前进一步，国家为所有公民（包括不出钱购买保护服务的人们）提供保护。诺奇克称这种国家为“最弱意义的国家”（minimalstate）。（注：诺奇克：《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美国纽约基本丛书公司，1974年，第26页。）诺奇克认为，这种国家的产生是自然而然的，没有计划，没有契约，没有统一的目的，没有侵犯个人权利，从而“最弱意义的国家”是唯一拥有道德根据的国家。

诺奇克的非契约论国家起源假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古典契约论的代表霍布斯认为，契约订立之后，个人的所有权利都转让给了国家，个人不再拥有任何权利。洛克对霍布斯的观点深为忧虑，主张个人的某些权利（生命、自由和财产）是不可让渡的，但他无法说明人们在一致同意订立契约之后这些权利如何能够保留下来。诺奇克抛弃了契约论，认为国家产生于自然的“看不见手”的过程，这里没有权利的转让，没有契约的订立，从而个人仍然保有不可侵犯的权利。这就是权利的首要性，它为国家的行为划定了不可逾越的界限，超出此一步，就侵犯了个人权利。更重要的还在于，诺奇克提出了一种新国家观，即这种从“自然状态”中自然产生出来的“最弱意义的国家”是一种“自然国家”，或者更准确地说，“自然状态”（stateofnature）与“自然国家”（stateofnature）是一回事。“契约论”一直是西方政治哲学的正统理论，它的主要问题在于首先假设了一个与国家截然不同的“自然状态”，然后又虚构出“契约”以便造就国家。现在“契约论”被抛弃之后，“自然状态”与国家的根本区别就消失了。对于诺奇克，“自然状态”是一种没有政府的国家（如某些原始部落），而国家只是一种有政府的“自然状态”（最弱意义的国家）。

但是，这种只具有保护功能的“最弱意义的国家”是不是太枯燥乏味了？人类能够从远古的蛮荒中走向繁荣的今天不正是在于他们始终对未来怀有一种理想的憧憬吗？人们不是需要一种更能激动人心的国家吗？不是更需要体现了最高理想和善的乌托邦吗？

在西方政治哲学传统中，国家与乌托邦是对立的两极。国家作为现实是不完满的，而乌托邦则代表着最高的理想和善，预示了一个光明美好的未来。诺奇克认为，那些描绘了一种最高理想和善的乌托邦理论都是错误的。第一，人是有差别的。诺奇克举例，对于维特根斯坦、毕加索、摩西、爱因斯坦、苏格拉底、甘地、佛陀、哥伦布、弗洛伊德、克鲁泡特金等人，不可能只有一种最好的生活，不可能只有一种理想的乌托邦。第二，如果存在着适合于不同人的不同乌托邦，那么就必须承认它们所有都是平等的。如果苏格拉底的善与佛陀的善没有孰高孰低之分，那么就必须允许它们具有同等的实现机会。（注：诺奇克：《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美国纽约基本丛书公司，1974年，第312页。）

如果善、理想和乌托邦是多元的且平等的，而国家只有一个，那么这些不同并且平等的善、理想和乌托邦如何能够在一个国家内实现出来呢？西方现代民主制度在最好的情况下也仅仅是实现了“多数人”的理想，那么“少数人”的理想就必然被剥夺吗？这也许是政治哲学家面临的最大难题。诺奇克对这一问题的解决不仅构思巧妙，而且意味深长。

在诺奇克看来，个人位于政治体系的一极，另一极是国家，在个人与国家之间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共同体。个人是终极的实在，每个人都与他人不同，具有不同的价值信仰并从事着对不同善的追求。国家无法满足所有人的价值要求，也没有办法将人们不同的善和理想统一起来，所以，国家不是实现价值、善和理想的合适地方，也与它们根本无关。国家的基本功能是保护整个社会的安全、稳定和秩序。国家只有一个，但共同体的数目却可以是无限的。诺奇克提出，在国家中找不到安身立命之处的善和价值可以栖息于各种各样的共同体之中，理想的翅膀可以在“人以群分”的多元天空中自由翱翔。共同体由一些具有大体上相同理想的人们自愿组成，他们可以从事各种生活的实验和冒险，而善、价值和乌托邦就实现于这些各种各样的共同体之中。

诺奇克认为，“最弱意义的国家”就是乌托邦，但它“是一种元乌托邦（metautopia）”。（注：诺奇克：《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美国纽约基本丛书公司，1974年，第312页。）它不是一种理想，而是一个试图将各种理想都包容于其中的框架。它是一个不具有价值内容的形式，所有价值内容都存在于各种共同体（乌托邦）之中。一方面，诺奇克以有力的方式将国家与乌托邦这对立的两极同一起来，“我们描述的这种乌托邦框架就等于是最弱意义的国家。”（注：诺奇克：《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美国纽约基本丛书公司，1974年，第333页。）另一方面，他又为这种“最弱意义的国家”提供了辩护：它既是没有侵犯个人权利从而成为唯一道德上合法的国家，同时也是能够最好实现乌托邦渴望的国家。

但是，诺奇克的这种国家与乌托邦的同一是对理论和现实的双重辩护：问题不仅在于这种同一在许多地方是难以自圆其说的，而且在于理想与现实的界限在这种同一中变得模糊不清了，理想被整合进入现实之中。

三、历史处境和效率约束

政治哲学的实质是所谓“合理证明”的问题，即对所信奉的政治观念和政治制度给予理性的辩护。那么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和诺奇克的权利理论是否得到了使人信服的“合理证明”？

罗尔斯主张，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自由民主主义的政治制度应该建立在正义原则之上。他遵从康德的义务论，认为正义原则出自于道德主体的自愿选择。不仅正义原则是我们选择出来的，而且我们选择了什么，什么就是正义原则。这种义务论要求一种先于目的、先于任何特殊经验的先验主体。出于对形而上学的反感，罗尔斯拒绝了康德的先验主体观念，而将人们置于一种经验处境（原初状态）之中。但是，原初状态的“无知之幕”是不透明的，人在经验中，但没有任何经验知识和经验信息，以致于人们无法做出真正的选择。所以，罗尔斯的正义理论诉诸于义务论的自律理想，但又没有义务论所必需的先验道德主体；他声称正义原则是人们的选择，但处于“无知之幕”后面的人们没有任何选择。

诺奇克也如此。他的所有理论围绕着一个硬核：权利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诺奇克的个人权利是多种多样的，但基本的权利就是启蒙思想家们提出的“天赋人权”，即个人拥有不受干涉地追求生命、自由和财产的权利。问题在于，第一，这些权利从何而来？启蒙时代的古典由主义认为，天赋人权是自明的真理；20世纪的新自由主义主张，权利来自于直觉。但是，没有什么真理是自明的，而权利的存在也不能由直觉得到辩护。正如麦金太尔所说，“自然权利或人权是一种虚构”，“不存在这样的权利，相信它们存在就如同相信巫婆和独角兽的存在。”（注：麦金太尔：《德性之后》，美国鹿特丹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二版，第69—70页。）第二，权利在任何条件下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吗？诺奇克的回答是肯定的。但是，人们的权利往往是相互冲突的，在某些场合，这些冲突是无法调和的，从而某些人的权利必需放弃。只有在无政府的条件下，个人权利才是不可侵犯的，也就是说，坚持在任何条件下权利都是不可侵犯的将导致无政府主义。

诺奇克的权利理论与罗尔斯的正义理论看起来是正相反对的，然而实质上它们是新自由主义的两种版本，它们共同证明着同一种政治制度。这种新自由主义试图证明自由民主主义作为“历史模式”是普遍必然的，对全世界不同文化的所有社会都有效；它相信自己能够超越自己历史、文化和地域的局限性，而达到所有人类社会的终极真理。这种新自由主义刻意将自己打扮成一种政治的科学，但它实际上只不过是一种意识形态，即一套相对于某种历史处境并代表某些群体的政治价值体系。意识形态需要意识形态批判，这种批判将揭示，新自由主义与历史处境紧密相关。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20多年里，西方各国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从而导致“福利国家”的普遍建立和“福利经济学”的广泛流行。罗尔斯的正义理论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并是这种历史处境的哲学表达。但是从70年代开始，特别是里根政府上台之后，另一种版本的自由主义逐渐占上风。美国社会中这种呼声越来越强：减少政府职能，减少行政干预，减少福利开支……，以至于在1996年大选中，共和党人讥讽克林顿的政府在执行共和党的保守政策。诺奇克的权利理论与这一历史趋向是对应的。

1996年美国人口普查局的一份报告显示，从1947年到1968年，美国家庭的贫富差距在逐步缩小，也就是变得更为平等，而自1968年以后至今，贫富差距便逐渐扩大，收入的不平等加剧了。以60年代末为转折点，战后历史的两个阶段分别印证了罗尔斯正义理论和诺奇克权利理论的历史相关性，说明它们决非普遍必然的终极真理。然而，70年代以来的美国社会变化趋向似乎更符合诺奇克的理论。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变化？这种变化是否证明诺奇克的理论比罗尔斯的理论更为正确？我认为，这不是证明了诺奇克的正确或罗尔斯的错误，而是证明了存在着一种对诺奇克和罗尔斯都有效的“效率约束”。我所说的“效率约束”是指：当某种理论坚持某种价值的优先性（如罗尔斯的正义和诺奇克的权利）并将其体现为某种社会制度的时候，效率对这种价值的优先性构成了一种限制，即效率的降低是不可接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