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政党交流

在西方国家竞争性的选举环境中，如何有效地与公众沟通以最大程度获取其选举支持，一直是西方政党极其重要的一项任务。目前，西方政党与公众的沟通表现出以下特点：

一、大众传媒成为最重要的沟通渠道。由于大众传媒在二战后的迅速发展及其巨大的影响力，西方政党已将其作为沟通民众最重要的工具。一方面，政党重视透过媒体向公众传递信息。另一方面，鉴于媒体是反映公众舆论的重要平台，政党重视从媒体收集公众信息，以便及时应对民意舆论。目前，西方政党一般有一套媒体应对机制，如英国工党有专门应对危机的新闻危机协调制度，并有24小时监控小组探察媒体动态，以便第一时间对事态做出反应。

二、传统的人力沟通仍然存在，但重要性已降低。人力沟通包括政党利用党员或志愿者与民众直接交流，政党领袖召开集会发表演讲并回答问题等形式。人力沟通是二战前西方政党政治沟通的主要形式，但因接触的受众有限，在战后媒体迅速发展的挤压下其生存空间已经缩小。

三、政党以流动选民为重点沟通对象。伴随公民受教育程度的提高、社会流动性的增加以及跨越传统社会分野的性别、多元文化等问题的出现，选民的忠诚出现交叉，如在经济领域支持左翼政党而在政治领域支持右翼政党，左与右、自由与保守等传统分野已不如以往清晰，选民的流动性与选举易变性增加。对此，西方政党普遍的做法是在维持原有支持基础之外，将流动选民尤其势均力敌选区的流动选民作为沟通重点，政党也由此出现向心竞争等趋势。

四、政党沟通战略导向发生变化。为尽可能多地吸引分散化、流动性的选民支持，西方政党在与公众的双向沟通中越来越关注民意与媒体舆论。很多政党开始迎合公众舆论，一种“政治营销式”的沟通模式逐渐出现。

西方政党在与公众沟通中表现出的上述特点，是它对社会变迁做出的反应，这种反应对政党、社会乃至国家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

首先，政党的财政压力加大。政党在以传媒作为沟通主渠道时需要资金支持，比如购买电视时段做广告，购买报刊版面做宣传都需要资金，财力是否雄厚已成为政党成败的关键。如****年美国大选总统候选人克里因资金不足在选前的8月份暂停大部分的媒体宣传，相形之下，资金充足的小布什阵营仅在选前最后两星期的广告宣传支出就高达15**万美元。“金钱政治”成为西方政治的一大特点，这不仅使政党竭力筹集资金，利益集团因此渗透政治，导致政党执政后运用政策或官职进行回报，权钱交易、黑金丑闻频生，而且政党间竞争也因财力差异存在事实上的不平等。

其次，政党权力结构发生变化。为适应媒体运作逻辑，很多政党选择有较强媒体应对能力的人物做领袖，以领袖个人魅力提升政党整体形象；同时运用各类政治咨询公司、竞选民调和策略研究公司，广泛雇佣深谙传媒规律的公关专家、民调分析家等，以争取在与对手的媒体战中占据优势。这些发展导致领袖个人作用日渐突出，政治个人化发展趋势明显，媒体专家的地位上升，权力出现上移和外移现象；同时，基层党组织的作用日渐下降，党员参与党内活动的热情降低，党组织从整体上受到削弱，党的纲领政策也往往按照传媒规律以最佳方式进行传播为准则进行删减与增加，这无疑会影响政党原有的党派特色。

再次，“政治营销式”的沟通模式对政治发展产生复杂的影响。一方面，政党对民意舆论的日渐关注一定程度反映了公民地位的上升及力量的壮大，这一力量使政党不可忽视，政党在决策中会反映公民某些利益要求，在实践中政党高层言行则会表现出某种亲民作风。当然，政党所做这些改变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自身执政前途。

另一方面，西方政党对公众舆论的迎合甚至以舆论为基础设计政纲，从短期效应看确实有助于赢得广泛支持，但从长远看，无论对西方政治的发展还是对政党发展都有不少消极影响。作为有着特定党性传统的政治组织，政党对公众舆论的迎合不仅会淡化自身的政治特性与意识形态色彩，使各党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使选民在面对各党时因面目的相似难以做出选择，从而使西方多党民主竞争的意义大打折扣，民主的作用难以发挥；而且，民众并非都是理性的，其观点看法不乏简单、偏颇甚至极端的成分，若不加以甄别而紧随之，势必会反映其中非理性的内容，若政党处于执政地位，则会出现内政外交极端化与简单化的危险。目前，这种政治的非理性化、“反智主义”倾向在某些国家已经出现，如西欧的极右翼政党迎合民众的反移民主义等极端情绪崛起。这不仅会对国内民主政治造成威胁，而且会影响国际政治的和平稳定。

因此，西方政党在与民众的沟通中，其日渐加强的实用主义倾向虽然增加了执政机会，但在强烈的执政冲动下，在对媒体逻辑及民众情绪的迎合下，政党的党派意识不断减弱，其独立思考、独立行动的能力，其对社会应承担的批判、引导和塑造功能不断弱化。从长远看，这不仅关系政党自身的生存发展，而且影响社会和国家能否理性、健康地向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