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文化与老舍文学创作

在中国现代史上，文学与大学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在相当大的意义上，可以说中国新文学诞生于大学。在现代文学史和现代大学史上，一个很值得重视的现象，是很多大学里的著名学者同时又是著名的创作家。大学既是学术研究的大本营又是文学创作的大本营，大学教师和学生既从事学术研究又致力于文学创作，这对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都有着重大的影响。大学成为文学创作的大本营，也使得大学校园具有更浓郁的文化气息，使得大学校园更富有诗意。老舍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独特存在。1934年，老舍从齐鲁大学来到国立山东大学。在齐鲁大学时老舍就已经有了“疏远油滑”的愿望，等写完《铁牛和病鸭》、《黑白李》等小说后，老舍的心态和风格明显变了：“既不想再闹着玩，当然就得好好干了。”所以国立山东大学的老舍陆续写出了《月牙》、《断魂枪》、《新时代的旧悲剧》等代表性的“严肃”作品，到1936年《骆驼祥子》的完成，标志着他已经真正“走出油滑”，成为了“带着含泪的笑”的“严肃作家”。大学文化对老舍创作有着重要的意义和影响。

一、国立青岛/山东大学的文化氛围———一个自由的文学港湾

20世纪30年代的青岛，显现出独有的城市特点，即其特殊的历史氛围和文化环境。青岛从未成为过现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自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政治重心南移，青岛也越来越边缘化。青岛作为殖民地城市，弥漫着浓厚的殖民地气息。在这种气息的笼罩之下，这里的新文学发展就迟缓得多。而1930年国立青岛大学的成立，不仅树立了良好的学风，更主要的是从国内外吸引了著名的教授专家，这些社会的精英知识分子们不仅致力于校园文化的建设，而且还为青岛文化氛围的确立做出了独特的贡献。他们除了进行文学创作与研究之外，还通过一系列文学活动，支持国立青岛大学乃至整个青岛的新文学事业。国立青岛/山东大学变成了一个自由的文学港湾。国立青岛/山东大学的“教授作家”，不是一个文学创作的群体、社团或流派，没有统一的创作宗旨以及文学主张，也没有前后延续的、固定的发表成果的刊物。他们是先后来到这所大学，彼此之间是各自独立的个体存在，他们在这段时期的文学行动对其一生意义重大。老舍就是为调整创作心态而来。边缘的青岛使国立青岛/山东大学远离政治、文化中心，这种边缘的地理位置和适宜的气候条件是吸引老舍的环境因素，因为在这里他可以专心于文学创作，他是为追求一种相对自由自在、不受约束的生存环境和创作环境而选择来此。另外，两任“作家校长”开明自由的治学理念，吸引了思想处于边缘状态的“教授作家”的加盟；学校自由理性的文学观念与文学氛围为自由文学的滋生准备了适宜的土壤，因此吸引了“新月派”等自由人士到来。他们在此可以不受某些流行文学元素的影响而自由创作。他们追求文学自由的精神与这所大学的文化精神相契合并互为依托，共同为20世纪30年代中国纯文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新月”式的自由与学校自由人文精神的契合进一步巩固了自由的文学精神。

二、老舍创作心态的转变———从“疏远油滑”到“走出油滑”

青岛三年是老舍创作的繁盛期，经过几年的创作摸索，老舍已经能够更加娴熟地运用手中的笔，理解和表达底层市民的心声。“走出油滑”后的老舍对世态人情的描绘中浸润着忧虑与思考，作品总蕴含有一股悲天悯人的力量。而他的忧虑和思考却往往含而不露、措辞委婉，正契合了他温和宽厚的性情，形成他独树一帜的风格。1932年8月《猫城记》被连载出来，作者以幻想形式描写了“猫人”怎样因麻木、愚昧、自残、苟且偷安而被“矮人”灭绝的故事，它是一部政治寓言体小说。而老舍自己却认为这是个失败的作品，没有可取之处，悲观情绪过重，有点概念化、脸谱化，也不幽默、少含蓄。老舍在《猫城记》里“禁止幽默”的尝试是失败的。但是老舍并没有灰心。在“疏远油滑”的努力过程中，老舍又写了另一个自己比较满意的长篇《离婚》。《离婚》成于1933年，这部作品解剖了典型市民的庸碌性格，保住作者原有的一切长处，而避免了前些作品的油滑等不足。这部再现了现实社会的全部丑恶和无可救药的讽刺剧，将妥协、敷衍、折中、怯懦等这些中国人骨子里的固有的性格特征揭露得体无完UIWENXUE肤。所以“它是含泪的笑”，并且《离婚》“比较好点”，“我明白了怎样控制自己”。《离婚》中的幽默，已经避免了先前作品中油滑、追求笑料的缺点，虽然讽刺尖锐但却没有流于“戏笑”，所以在这部长篇小说里，老舍的努力获得了初步的成功，是老舍的“第一本完美的作品”。使老舍步入中国现代小说大师殿堂的，还是开始写作于1936年夏天的《骆驼祥子》。这部小说是老舍辞去山东大学职位后所写的第一部小说，也是他自己创作生涯的里程碑，被誉为现代中国小说中“正统”写实主义的一座高峰。老舍有力地控诉了社会的不公，同时对下层人民追求幸福时的希望和绝望表达了深切同情。这部作品的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都很深刻，从中我们不难体会出老舍创作心态的转变和创作方法的成熟。与老舍早期的作品相比，《骆驼祥子》在文体上呈现了突出的变化，我们在其中既不见一系列滑稽的人物，也不见插科打诨的闹剧行为。相反，我们见证了人类在不可抗拒的环境中，所作的徒劳斗争。老舍对现实的悲观犬儒态度及宿命信念，在这部小说中呼之欲出。然而，在这部小说的叹息及眼泪背后，我们似乎也听到一种捉摸不定的、暧昧的笑声潜伏左右。用老舍本人的话来说：“生命是闹着玩的，事事显出如此；从前我这么想过，现在我懂得了。”可见，沉浸在对严肃社会命题思考中的老舍已经从那些过分看重创作技巧方法、追求笑料，所以难免失之油滑的作品中走了出来。况且，这绝不是刻意而为，而是其创作走向严肃与成熟的标志。

三、文化启蒙与国民性批判的双重变奏

老舍是一个热情的人，他对祖国、对人民、对文学的热情都是同时代作家所罕见的。他被授予“人民艺术家”的称号，可谓实至名归。老舍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贡献是无法抹杀的。作为一个全才作家，他在小说、戏剧、散文、诗歌以及通俗文艺方面均有不俗的建树，他的文学道路和他的人生道路一样都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产。总的说来，老舍的创作对现代文学发展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下述几个方面：其一，对文化批判视野和思想启蒙主题的开拓和发展。老舍一直坚定不移地以文化目光关注下层市民社会的生活，以现性意识对传统文化糟粕和国民劣根性进行长期的揭露和批判，表现出了鲜明的思想启蒙和文化启蒙的倾向。《老张的哲学》嘲讽了老张“钱本位三位一体”的哲学，《离婚》剖析了国民性格在传统文化负面影响下的蜕变历程，《骆驼祥子》批判城市畸形文明对人性的扭曲和侵蚀。

在这些作品中，老舍对文化积习和国民劣根性的挖掘与批判可谓不遗余力，虽然，他最终并未找到一条新的文化建设的道路，但他所坚持的这条文化批判与文化启蒙的道路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意义却是无可替代的。其次，对市民阶层、市民社会、市民文化世界的独特建构与深刻批判。老舍有着丰厚的生活阅历和人生体验，有着对市民社会百科全书式的生活知识，这使他能够以独特的艺术视野为中国现代文学建构一幅市民社会的全景图。在老舍所贡献的这个市民王国里，可谓三教九流、五行八作，随处可见。从文化内涵和精神内涵上看，可以分为老派市民、洋派市民、理想市民和底层市民等几大系列。老舍通过对老派市民的形象刻画集中批判了传统文化的巨大惰性和负面效应。理想市民的塑造则寄托了老舍的某种人格理想，他们是钱默吟、李景纯、曹先生等。洋派市民是外来文化与传统文化冲撞时产生的病态人物，如赵子曰、张天真等，这些人物虽然有些漫画化与类型化，但老舍的文化思考仍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除了对市民人物的刻画外，对北平风俗文化以及世态人情的成功展示也是老舍对中国文学的一大贡献。他笔下人物都笼罩在北平特殊的世态风俗中，这使得老舍的艺术世界具有了浓郁的“京味”。老舍笔下的“京味”既有着亲切的温情，同时又更凝结着北京市民社会特殊的精神特征和社会心理，以及作家对其中丑陋愚昧一面的深刻批判。再次，幽默俗白的美学风格的独特创造。老舍的艺术世界中充满了“含泪的笑”，充满了雍容诙谐的幽默。这是他贡献给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独特的美学范式。一登上文坛的老舍可以说就是幽默而笑哈哈的。《老张的哲学》、《赵子曰》等小说就以笑中带刺的方式给人耳目一新之感。虽然，就早期的小说来说，他的幽默还有堆积笑料的“油滑”特征，但随着他创作经验的积累，到了《离婚》、《骆驼祥子》等小说中，他的幽默就日显成熟，而呈现出一种婉而多讽、谑而不虐、悲中有喜、喜中有悲的喜剧风格，其艺术魅力和审美品格均令人难忘。另一方面，老舍又是一个语言大师，他对原汁原味的北京口语的运用，使他的小说语言俗白中透着精致，既鲜活饱满，又雅趣横生，有极强的表现力。这种语言能有效地将他小说中的幽默和叙述、抒情融为一体，从而给读者以特殊的艺术享受与艺术美感。